民主决定品质
——对话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本刊记者 赵灵敏
民主只是经济增长的变量之一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民主固然是一种崇高的价值理念，但它显然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高效率和政治的稳定和清廉。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实践指向了相反的结果，至今世界上成功的民主国家仍只是少数，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陈志武(以下简称陈)：关于经济增长跟民主的关系，的确有许多误解，也有不少逻辑上的错误。当你说“民主是国家长久持续增长、长治久安的保障”，他们就说，“印度不是有民主，但其经济增长不是远落后于中国吗？”或进一步说，“拉美国家早就搞民主，但其经济不是照样落后吗？”这么说的背后总存在一个假设，那就是“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或者“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把经济看成是民主的单变量函数。否则，怎么会出现只要能举出一个经济失败的民主国家，就能否定民主对长久增长的重要性呢？
我首先要强调没有人会相信“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没有人说“只要有民主，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就无忧无虑了”，难以相信把民主和法治制度搬到毫无人烟的沙漠王国上，那沙漠王国的经济就会自然快速增长了。民主和法治自身不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收入，或者是使同样多的收入只需付出更少的苦力，让社会事半功倍。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是靠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劳而挣出来的，是勤劳战胜制度障碍才有的，来得很辛苦。试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减少，如果每天为对冲制度障碍而需要勤劳的时间能减少几小时，那么，中国人同样多的勤劳所能创造的收入会高多少呢？
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经济产出的至少有以下四个要素：制度架构(或称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自然资源禀赋，如离海岸河流的远近、石油、各种矿产的储藏情况；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土地。这四大要素中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快一些，收入就能多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人们的收入照样可以高。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例如中东国家、俄罗斯等都没有太多制度资本，劳动力也有限，但靠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他们也很富；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则正好相反，没有什么自然资源，能源、矿产都靠进口，甚至连土地都极少，他们致富靠的是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资本；美国几乎在所有四个要素中都突出，所以它的经济最厉害。
中国的情况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众所周知，去年国家财政收入3.9万亿，占GDP的19.5%，虽然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3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公共产品提供，行政开支却占了38%。因此，政府机构庞大，加上各级政府的奢侈办公楼、形象工程，这些浪费无法用在老百姓福利上，制度成本不低。
第二是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各色人等耗费青春，延误发展。
第三是由于对契约权益、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可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要么使许多创业和交易无法做，要么就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间创业倾向。
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它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 1610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时；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或许拉美人的确不如中国人勤劳，但是，由于他们的制度成本较中国低，虽然每天工作的时间比中国短，他们的人均收入照样比中国高。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它国家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民主、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获得增长。但，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须降低制度成本。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