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切断中国对外通路 26.2 日本进攻广东
日军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到六月间的徐州会战扑空之后，日本大本营在惊怒交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匆促决定改变日军对华之速战速决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一反过去日本对华战争中，尽可能将事变控制为局部性作战之战略布局。在六月十五日，日大本营会议断然决定，发动日军的汉口攻略计划，准备深入中国的武汉地区作战。
日军汉口攻略的主要战略目的，是要攻占中国在武汉的作战指挥中心（当时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中心，军委会设在武汉，而当时举国一致的口号是发挥武汉抗日精神），并大量歼灭中国的野战军，以迫使国民政府最后退守西部边区，因而退化成为一个失去战力的地方性政权。日方估计，武汉作战完成之后，一方面国民政府很可能向日本政府乞和，二方面就是日本可以更方便在中国的精华区，另外扶植与操纵傀儡政府，达成日本“以战养战”的新战略。日本政府亦认为，要想迫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完全向日本屈服，至少还要实际上切断中国所有外源输入的信道，特别是截断来自西方国家的军备进口才行。因此日本大本营在决定日军进攻武汉的同时，也计划在适当的时机，攻略华南的广东，以切断中国当时最急需的国外军火与民生必需品之进口。因为在上海沦陷之后，中国最为重要的军火与民生必需品，多数是从香港与广州的港口转运到内地与前线。日军在徐州会战之时，已经发现，中国军队战力复原的速度超过日方预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国际军火市场中，买进了大量的装备。
事实上，日军大本营早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决定进攻南京之时，就有进攻广东、切断中国华南海港对外联络的作战计划。当时日军大本营已经抽调了三个师团的兵力，组成第五军的战斗序列，在台湾集结，准备进攻广东的对外口岸。但是日本也知道，一旦正式进攻广东，切断广东与香港的交通，将会严重影响到英法两国的利益，而会遭到它们强烈的反对，因此日本也有在可能的范围内仍以低姿态来减少国际强权的反弹的考虑。不料在一九三七十二月十二日，日军飞机误袭美国与英国在长江巡航护侨的船舰，因而造成美国与英国政府的联合强烈抗议。日本政府不愿引爆英美集团更为强烈的反对，因此临时撤销第五军战斗序列之广东攻略计划，因而眼睁睁地看着中国从香港与广东，源源运进了几千万元的军事装备。
因此，日军大本营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的御前会议中，由裕仁日皇亲自裁示大本营，再攻掠武汉的同时，应该策划攻掠广东。这对于兵力有限的日军而言，造成了另外一次战略布局的错误。日军为了同时准备进攻广东的兵力，特别设立第二十一军的战斗序列，抽调日军第五、十八、一〇四师团，参加广东作战。因此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少掉了多达三个师团的兵力，使得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几个主要战场上，缺乏更为优势的兵力，而无法进行包围或是歼灭华军的决战。日军最后只是攻克了一座武汉的空城，赔上的却是整个日军在中国战场战略主动的地位。在日军开始集结准备进行广东攻略的时候，蒋介石却低估了日军进军华南的决心，因此当相关的情报显示，日军可能在华南发动攻势的集结之时（这是美英法等国才有些紧张，将日军在华南海域的活动情报，主动地告知国民政府），蒋介石仍误认为，日军当时正在全力进行武汉作战，因此不可能分兵进攻广东。由于华军在武汉会战需要更多的支持部队，蒋甚至还进一步从广东抽调部队，以支持武汉，因此国民政府在广东的防务，只剩下了三个军，可以说是兵力已经不充足；而广东的军政最高负责人余汉谋，也没有设法运用有限的兵力，设计对抗日军入侵的作战策略，所以广东的防务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日本第二十一军战斗序列，由大本营调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出任指挥官，统帅第五师团（安藤利吉）、十八师团（久纳诚一）、一〇四师团（三老俊雄），以及第四飞行团及海军舰队，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从香港附近的大亚湾登陆。日军登陆后几乎没有遭到华军坚强的抵抗，就一路直逼省会广州，余汉谋除了向蒋介石发出告急的电报之外，并没有充分灵活的运用其有限的兵力来御敌。由于余汉谋本人并没有经过真正的大阵仗，作战计划上缺乏了主动的精神，加上粤军的主力，早已多数北调支持华中战场，余汉谋却还将手边有限的兵力做分散与被动的防御部署，使得华军在广东的防线被拉得既长又薄弱，根本无法形成有力的防御态势。可是当时广东民众在抗日的问题上，一向自视极高，粤军在华东与华中的作战也非常出色，因此百姓民气高扬，认为假如日军胆敢进犯，广东人绝对要使日军“死得最为难看”，当年十月在广州举行的保卫广东之十万群众火炬游行，气象真是豪气干云。
但情绪激昂的民意必须有缜密的计划配合方能成事，否则只能集结一群乌合之众。不幸余汉谋根本没有把这些抗日心切的百姓，组成有效的军事力量，反而白费心力去应付各种民众的集会，到处高呼口号，在真正能够发挥抗日力量的重要作战组织上，却是缺兵、缺粮，也没有结实的设立好防御阵地，甚至连与日军进行游击战的规划都没有。广东的防务既是这样的不切实际，如何能在抗日作战中真正有所表现。因此，在广东登陆的日军，以集中的兵力对华军的阵地，进行快速的进攻后，很轻易地就突穿与割裂了华军的防线，几天之内，日军就攻到了广州附近，对它形成了战略的包围。余汉谋眼看大事已不可为，只有不战而退出广州（后来余汉谋为此败笔而受革职留任的处分）。日军于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轻松地攻克了广州，也一并切断了华南主要对外口岸的交通。
日军陷广州之后，就等于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主要对外的交通联络动脉，因此造成了国际社会相当的震惊。各国普遍的认为，广东一失守，中国已经失去进口的直接通路，因此未来很难得到其所需的作战资源了，又因为中国大后方西南地区的工业非常落后，根本无法生产足够的作战资源来支持对日作战，因此中国将会很快的对日屈服。
广东的失陷，对于中国抗日的社会人心，以及国际社会的观点影响也很大，甚至影响到美国考虑暂停协商对华的桐油贷款。这时候，德国与意大利因为与日本结盟反共的关系，已经先后停止出售军事装备给中国，并且承认了满洲国、撤回军事顾问与终止外交关系。因此中国只能从国际军火市场中，设法弄到一些武器与作战、民生必须的医药产品，从越南的河内或是缅甸的仰光，经云南进口到大西南。日本眼见攻占广东之后，中国还能从海南岛、越南等地，以分散作业方式，进口支持其作战的必要物资，因此日决心攻占海南岛，甚至威胁越南。于是日军频仍出现在南中国海，而开始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菲律宾、法国在中南半岛及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利益了。此时这些国家才开始认真考虑，日本侵华战争的扩散已经严重破坏了亚洲的战略结构，以及影响各国在亚洲之利益，所以这些国家开始考虑是否要停止出售战略物资给日本。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军完成武汉攻略与广东攻略之后，中日的全面战争的态势，就从中国采取战略防御的初期，演变成为中、日战略僵持的局面。大体上双方的战线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没有重大的变动，这种对峙的僵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时才被打破。
一九三八年年底，日本全国共有三十四个师团，其中只有近卫师团留守日本本土，一个师团驻守朝鲜半岛，其余的部队，全都在中国战场，其中有（3一九四〇年，日军利用法国在欧战的惨败，乘机进军越南，切断了中国经越南北部的对外通路，这就成为后来美、日两国交涉的重点所在。）八个师团属于关东军，战略任务是防苏，其余的二十四个师团，则在中国的关内进行作战任务，这种兵力极端不平衡的配置，严重消耗了日本的国力与战力。日本将自己陷在泥沼之中，迟迟无法结束中国事变，但又要面对美、苏的压力，这自然迫使日本迟早会设法作出更大的军事冒险。
日本动员了所有可用的兵力，深入中国进行武汉作战，仅勉强地达到了下列的结果：日本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同时也控制了中国主要的大都会与工业地带，但是日军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之中，只能控制点与线，以及少数的带状地区，日军在补给路沿线必须配置之部队（以维持运输线之安全）的总数，甚至接近日军在前线作战兵力的数目。华军最为特别的战略，是在中、日的战线之后，仍然留置了大量的兵力，对日军的补给线以及汉奸政府，都造成重大的威胁。在日军战线后方的游击战，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发展，比国民政府更为灵活且有弹性，日军为了清剿这些华军游击队的活动，经常是劳师动众、颇有伤亡，但是收效却非常的有限。由于中国的海岸线此时已被日本完全封锁，于是打开后方国际通路的努力，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后期的成败关键所在。日本固然是要设法全力切断中国的对外通路，以逼迫中国屈服，但是令人感到寒心的是，英、苏两个盟国一刻也没有放过中国，在打通中国对外通路的计划上，大玩其政略阴谋，使得援助中国的通路，迟迟不通，中国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作战资源，最后甚至连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实力都不存在了。
第二十六章、切断中国对外通路 26.3 英、苏两国的战略阴谋
虽然，在中日战争初期，国际社会中曾经比较公开支持中国抗日的是苏联，它甚至多次传出将与中国并肩作战的讯息，而在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苏联在前后三年内，总共提供中国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军火信用贷款（当然是中国要连本金带利息来偿还的）、售与中国可以装备三十个陆军师的火力以及一千架的战机，都是从新疆经甘肃进口；另外苏联派有军事顾问与飞机志愿大队，到达中国参战，目的是收集日军作战的战术与装备的情报。而当时中国最为希望的，是苏联能够与日本正式作战，以减轻中国所受到的压力，但是苏俄则设法不断拖延与欺哄中国，所谓俄国将对日作战的计划，从头到尾都是空话。
因为斯大林支持中国抗日的战略目标，是绝对不希望全力武装中国以致于打败日本的侵略，苏联只是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让中、日的国力都受到大量的消耗，这样苏联才能轻易地从中日战争中，获得最高的利益，一方面日本的战力被中国严重的消耗，而无力威胁苏联，一方面中国受到日军严重的打击，使得中国民穷财尽、再起内战，苏联可以轻易地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要知道几百年来，对中国最有侵略野心与部署的就是俄国，继承帝俄的苏联怎会让中国发展强大，又怎能放过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斯大林先利用中国抗日以消耗日军的战略，然后再回手介入分裂与弱化中国的手法，真可以算是及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策略精华之大成，更是标准的一石二鸟的谋略。
精明强悍的丘吉尔，他认为自己对英国的历史使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要全力使不列颠仍维持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规模，特别是必须保留它在亚洲的殖民地，并且要继续操控英方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基于这个大政略的前提，实力已大不如前的英国，不但要设法阻止中国在战后的复兴与强大，更要加速中国内部的政治分裂与内战，以防止中国将来成为亚洲各民族国家抗拒西方殖民主义的领袖。邱吉尔当然非常注意苏联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因此他很快地就活学到了斯大林侵略中国的诀窍，并以青出于蓝的手法，加以翻新应用。英国在战争期间一再对美国的罗斯福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只能给与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支持与援助，目标就是让中国还能有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将日军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但却绝对不能给与中国充裕的援助，以免中国能击败日本的主力而于战后得到复兴；在美援华的同时，还要设法制造中国内部的矛盾，并培养中国内部的分裂势力，这样纵使中国可以战胜日本，但是分裂的中国仍然无法成为亚洲的强国。一九四二年初，英国先是轻率地放弃了对其缅甸殖民地的防守，中国的西南对外信道因而被切断。随后这个中国的“盟友”，又想尽所有千奇百怪、反复无常的借口，在盟国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行动计划中一再的玩弄策略，以离间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英国的亚洲战略，就是设法让中国在精疲力竭的边缘中挣扎，而不肯真正出力帮助中国（但却要求中国尽力帮助它来防守缅甸），早日打通滇缅公路。因而中国在抗战最艰苦的关键时段里，一直无法从对外通路中，获得充裕的作战资源供应，中国的国力因而加倍的消耗殆尽，自然就“确定”了战后的中国不可能强大复兴起来，于是英国就可以放心，继续在亚洲维持其殖民主义的利益。因此苏俄与英国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立场，一直是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战略手法，当中国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会给中国一点最低的援助，以防止中国放弃抗日的意志；但是一旦中国要有所振作，他们就会立刻卡住中国的命脉。故此中国当时真正要面对的历史挑战，不只是日本正面的侵略而已，同时在背后，还要面对英苏这两个各怀鬼胎、继续进行侵略中国的“盟友”。
美国的立场则是处在“夹缝”之中，一方面美国是希望每个受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略的国家，都能在国际社会正义的支持下，有力反抗侵略者的迫害。不过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极看重其在亚洲的商业与战略利益。在中国艰苦抗战的初期，美国仍然依照美日通商条约，大量的供应日本生产军备与弹药的原料，以及提供日军飞机、坦克在中国战场上所不可或缺的燃料与石油。结果使得日本的战争机器，能够在中国领土全速运作，当然日本的军国主义最后也把美国当成其攻击的目标。
第二十六章、切断中国对外通路 26.4 苏联切断中国的作战生命线
中国抗日战争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就是以中国人民与国土的损失，换取等待国际社会加入并肩对日作战的时间。这个战略的着眼点，是中国一旦获得世界其它国家参与共同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之后，她就可以结束孤军抗日的不利状况，并可获得盟国的作战资源协助，而将华军战力彻底地提升，以有效地全面打击日军，成为盟国当中的主力部队。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由于中国对外的通路，被日本与苏联所分别切断，盟国又一再地玩弄打通国际通路的策略，迟迟没有将作战资源，运到华军的手上，结果虽然是中国与盟国共同参加反法西斯作战，但是她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盟国所应许要供应的援助，因此中国军队也就无法展现应有的作战能力。
日本虽然切断了中国通往海岸的所有通路，但是由苏联经中国西北进入关中与四川的通路，仍足以输入中国抗日所需的物资，但是此时斯大林已经看出中国民族的坚忍毅力，因此史氏已知道中国绝对会不屈不挠地与日本奋战到底。一九四○年德国在欧洲发动闪电作战成功之后，斯大林估计纳粹德国随时可能会对苏发动攻击，所以开始担心日本是否会利用机会，与德国合作，联手东西夹攻苏联。斯大林于是与日本进行交涉，愿意以停止援助中国抗日为条件，换取日本与苏联签订中立友好条约。一九四一年六月，日、苏两国就以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完全切断了中国西北经苏的外援通路。于是中国能够获得外来石油与军火原料支持的唯一孔道，就只剩下由云南通缅甸的公路而已了。
当然站在苏联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言，它为了避免遭到德国与日本的两面夹攻，以停止援助中国来换取减轻日本的军事威胁，是可以勉强理解的做法。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事实已经没有多余的战力可以对苏联进行作战。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又攻克缅甸北部，完全切断了中国对外的通路，中国战区可以说是面临了弹尽援绝的生死关头。此时的苏联，实际已经没有日本威胁的后顾之忧，但是这个“盟国“，却坐视中国面临作战力量全面耗竭之危机，不但自己不肯援助中国，更不准盟国借道苏联援华，造成中国最后只能靠极其有限的驼峰（theHump）空运，来支持六百万抗日部队的需要，苏联存心要置中国于死地的企图就非常明显了[4]。斯大林的作法很简单，只要中国失去力量，那么就非常方便苏联对华的继续侵略。日本有了苏联这个红色帝国主义的侵略帮凶，当然就可以说是助益太大了。
苏联切断盟国援助中国的主要交通路线，对于中国整个作战能力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日军对华军在所有会战中之打击。因为就算是中国遭到原子弹的轰炸，其历史的结局，也不会比苏联切断中国对外交通路线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更为深远。苏联切断了中国的对外通路，使得中国必须完全依赖盟国反攻缅甸的计划，丘吉尔因而可以上下其手玩弄中国，也引爆了中国与英国甚至美国的摩擦与冲突，因而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战后的历史命运。
而多达六百万的中国军队，就在近乎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足够的作战装备、没有医疗后勤，甚至连基本的衣食供应都常有问题（中国的处境虽）。
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责任，就是同盟国在作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进退，中国在极端的劣势下为整个盟国挡住了日军的兵锋，尤其苏联因此不必双线作战，而蒙受了极大的利益（如果国民政府决定与日和谈或向日屈服，让日本能及早结束中国事变，日军早就会进一步攻击与威胁苏联在西伯利亚东线的战略要地了）。制造战争的理由原本就是日本（或任何侵略者）的专长，若不是日军被中国的侵略泥沼陷住而无力分身，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只不过是张废纸罢了！是这样恶劣，但她仍然继续苦撑了四年，坚决不肯向日本屈服，反把日本拖垮，最后赢得了胜利）。
整个中日战争中，一个胜负关键所在，就是中国是否能及早打通遭到日本以及盟国苏联切断的国际通路。由于盟国反攻缅甸、打通西南对外通路的计划，一再遭到英国反复地拖延，中国始终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以装备华军成为可以在战场上主动攻击日军的劲旅。即使如此，中国仍选择苦撑到底、牺牲一切也不屈服地继续抗战[5]，可是在得到最后胜利的同时，中国也耗尽了国家一切的元气。中国在战后没有足够的实力争取到战胜国应有的权利与光荣，因而遭到最可怕的出卖，都与她在战时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有着直接而且重要的关系。
虽然中国处在这种极其恶劣的危机状况之中，但是国民政府仍然以团结共抗法西斯的战略为重，中国不但在山穷水尽的情形下坚忍到底，拖住了日军百万以上军力，而且还设法冒着自己后方基地遭到日军攻击的危险，将从驼峰空运所得到物资的百分之八十，都用来支持在华的盟国空军，以空中轰炸来重创日本的运输船队，形同截断了日本通南洋的战略物资航路，造成日本总体战力滨临崩溃，但却也为中国惹来了日军最后孤注一掷反扑的沉重打击。中国为世界的反法西斯作战，用尽了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能付出的一切力量，但盟国却几乎没有实质地帮助中国建立起反攻日军的军力，也丝毫没有放过对中国的暗算，这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如何残酷对待中国的历史真相。但蒋介石一直遵守同盟国之间的协定，从来没有单独与日本进行停战的谈判，可是英、苏、美在出卖中国的阴谋上却表现的非常理所当然，事后连一丝的懊悔都没有。
附注：
[1]以战争的观点而言，假如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就立刻终止向日本大量出售石油、钢铁、橡胶等战争原料，日军很快地就会在中国战场失去了战力。日军不但在中国必须付出更大的伤亡代价，恐怕也无法攻占武汉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区域，它更是没有力量发动太平洋战争。
[2]以此时作者的先父正在广东，眼见这种“打高空”的抗日表现，非常之着急与失望，最后断然决定北上延安，报名中共的“抗日军政大学”，参加有组织、训练的抗日作战。
[3]一九四〇年，日军利用法国在欧战的惨败，乘机进军越南，切断了中国经越南北部的对外通路，这就成为后来美、日两国交涉的重点所在。
[4]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责任，就是同盟国在作战上相互支援与共同进退，中国在极端的劣势下为整个盟国挡住了日军的兵锋，尤其苏联因此不必双线作战，而蒙受了极大的利益（如果国民政府决定与日和谈或向日屈服，让日本能及早结束中国事变，日军早就会进一步攻击与威胁苏联在西伯利亚东线的战略要地了）。制造战争的理由原本就是日本（或任何侵略者）的专长，若不是日军被中国的侵略泥沼陷住而无力分身，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只不过是张废纸罢了！
[5]蒋介石并且完全不接受日本屡次向中国提出的停战条件，尤其到了后期，日本事实上给中国之条件是越来越有利。但蒋介石一直遵守同盟国之间的协定，从来没有单独与日本进行停战的谈判，可是英、苏、美在出卖中国的阴谋上却表现的非常理所当然，事后连一丝的懊悔都没有。
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汪精卫在刚开始，所谓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或许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别是汪本人在开始与日本接触时，也无意自愿成为汉奸。但是汪精卫最大的错误，是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崇拜强者与“鄙视”弱者的特殊心理。一旦他要依赖日方的力量来建立政权，那么日本人就会完全把他当成傀儡看待，也就使得汪精卫最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了。在持守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历史的考验是非常严酷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做法，最终断送了汪精卫在中国所有的历史地位。
日本政府眼见无法以速战速决的战略，迫使中国屈服投降，只有改变战略方针，使用“以战养战”的策略，也就是要设法将中国人当成日军作战的炮灰，同时搜刮中国所有的资源，来维持日本侵略的开支。为了达成以战养战的策略，日本就必须设法培养以华制华的汉奸政权。
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27.1 皇民与汉奸
事实上，日本对于侵略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认知前题，那就是日本有一种非常自以为是的“确信”，就是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缺乏团结与共识之待毙的民族，中国人最多的心力，都会摆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讧之中，内斗里非要拚得你死我活不可。同时日本人也认为，当时的中国贫穷又落后，定会有许多的人，禁不起威胁利诱，而会成为与日本进行合作、出卖民族的打手。所以日本的军政领袖均认为，只要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在遭到几场严重的败仗之后，中国人就会放弃团结一致长期抗日的暂时共识，而会争相的投靠日本；中国人最多会有短期激情的反抗，绝对没有长期抗战的能耐。这就是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族劣根性，
“一盘散沙”与“五分钟热度”，所以并不担心中国会以长期抗战，让日本陷入战略泥沼的原因。因为当时日本的“中国通”，的确已找到不少忘却国家民族大义，设法投靠日本权势与利益的汉奸，这些汉奸们在日本的武力、压力与利益的引诱之下，争先恐后的出现，甘心为日本效力并奴役中国。而满洲国、蒙古国与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的成立与汉奸们的投靠，也都是很令日本相信，中国已经是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家了。这个全面落后的中国，又失去了民族主义的共识，哪里还能与先进的日本国，进行历史的决战呢？日本已经建立将中国大分八块的“构想”，以利其操控宰割。一个分裂的中国，正是日本能够强盛的历史机遇。
的确，由于当时的中国，即缺乏自我认同的国家共识，也更无对抗日本侵略的国力，在尚未做好准备之前，中国就要孤独地面对世界级强权的全力打击，其中的困难与考验，实为人类史上一个民族国家所面临之最为严重的难关与考验了。因此这不是每一个的中国人，都能熬过这种比地狱还要艰难的过程，有人撑不下去，有人半路变节，也有人承受不了荣华富贵的引诱，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与民族。因此在无数中国人以鲜血与泪水支持的抗日史实中，也有部分人背弃了国家民族的大义，成为投靠日本的汉奸。
但是日本人还是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低估了中国的民族性。因为一旦中国退到忍无可忍的阶段，那么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就会发出无可想象的历史能量，支持全体的中国人，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来面对历史的危机。这个力量之巨大，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无法抗衡的力量。邱吉尔曾说过：“日本永无止境的侵略中国，终于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这是当时中国人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中国的苏醒，将会改变人类的历史。”
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27.2 汪精卫的背景
在所有变节的中国人之中，其中最令人感到震惊与可惜的，就是国民政府中高层领导人汪精卫的叛国。汪精卫早年是一位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曾经参与刺杀清朝执政官员的行动，被捕下狱1，之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成为孙先生重要的左右手。孙中山先生简洁流畅的政治遗嘱，即是汪所代拟的。后来汪精卫在国民政府之中，几度进出，都是领导级的人物，但是汪精卫却逐渐的表现出极强的权力欲望，以及采取远离原则的政治取向，因此同为粤派领袖的胡汉民，甚至耻于与汪精卫谈话。而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分合，更是当时国民政府运作中，最为主要的政治权力斗争。当然蒋、汪之争，也涉及到国民党宁派与粤派势力的倾轧。汪精卫留学日本，鼓吹中国的革命，也得到一些日本政商界的朋友支持，但是汪精卫在早期，是主张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来对付日本的欺压。从九一八事变到长城口的对日军作战，汪精卫一直以蒋介石、张学良不抗日，作为主要政治斗争的借口。汪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以军事反击的准备，面对日本的步步蚕食中国。
但是华军在长城之战中，遭到日本全面现代化武力与战技的打击，牺牲极为惨烈，汪精卫才真正了解到，中日两国在现代化作战能力的差距太大，从此他转而认为，中国绝对不能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在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中日之战的结果，绝对是中国亡国一途。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汪精卫眼见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外援不济、国家财政枯竭，加上工业地带遭到日军的占领与摧毁，这都使人怀疑“这仗怎么打下去？”（汪精卫本人当时经常使用的评语）。同是汪也认为，中日之战会给苏联带来最高的渔利，中国必然遭到苏联更狠毒的侵略，所以他的心里并不赞成抗战到底的政策主张。
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27.3 坚守立场的和谈是斗争而非投降
事实上，中日之间，所以会因七七事变爆发全面的战争，原先并非是中日最高决策当局，有计划的要打全面战争，而是日本政府在面对各种冲突与意外时，没有作出正确的决断，因而引爆了中日之间历史决战的灾难。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无法战胜日本，日本亦无法打败中国；中日都同时有个共同的最大敌人，苏联，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因有苏联在等着捡便宜，所以战争最后根本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因此在中日双方，各有不同的派系与政治人物，分别希望能够“化解”这场战争，假如双方能够在一些彼此还能接受的条件下，达成结束全面战争的协议，对于中日两国，都会有很大的利益。
由于国民政府知道，当时自己没有能力打败日本，日本政府也没设法结束作战的意图，同时在国际社会，虽然少有人真心帮助中国抗战，但是世界各国都不希望中日战争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也会有目的的介入调停。由于中国政府迫切的需要外援，当然不能一概拒绝外国的调停。
所以国民政府为了国家最高利益，必须同时保有作战与谈判的两手策略，只要和谈结果不会损及国家民族的基本利益，和谈的接触并非错误。日本曾经多次向中国提出和谈条件，但是蒋介石所持守的基本原则是非常的清楚，就是任何和谈条件的底线，都不能让中国从七七事变当时之状况，再做任何的退让。但是日政府却无法做到这点，所以中日双方时常有着接触的管道，但是却始终没有进行任何真正的谈判。
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27.4 高宗武的穿针引线
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就是长期在中日之间，设法进行和平谈判的接触者，蒋介石并不完全反对他的穿梭活动，也经常地从他那里，设法了解日本政府对于结束中日战争的立场与态度。因为当时日本政府人事变化之快，犹如五日京兆的起伏，其中的确是有日本的政治人士，有心结束中日战争，以利日本抽身，来面对更大强权的挑战。但是日军方面的强硬派，眼看中日战争根本无法速战速决，因此决定不妨利用高宗武这个管道，利诱国民政府内部的领导人，建立以华制华战略的傀儡政府。
事实上，日本从战争一开始，就对于建立汉奸政权，有着非常明确的系统计划，日本手上早有非常清楚与广泛的名单，掌握了这些人士的背景与弱点，每当日本在中国攻占一处地方，就会设法建立各种协助日本镇压华人反抗的汉奸政权，虽然在日本的威胁利诱之下，有一些缺乏国家意识的人物（多半是北洋政府的旧官僚，或是失去权力与地盘的军阀），出来与日本合作，谋取一官半职或是眼前的一些利益，其中以梁鸿志与王克敏是日本傀儡政府中的主要台面人物，但是日本却无法真正找到他们所要的人选，即是有全国性知名度及影响力的人士，出来为日本服务，以取代蒋介石的重庆政府。
在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取代了速战速决的战略之后，寻求能够协助日本控制占领区的地方的政治人物，就更为急迫。日本先后看中的政治人物有唐绍仪（出任过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与吴佩孚（曾经是战功显赫的军事强人），虽然唐有合作的意愿，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被爱国志士刺杀身亡；吴佩孚则是一直不愿成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结果死因离奇。
这时候，汪精卫身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号领导人物，也是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国民参政议会议长，同时与粤系和西南的军政人物，交情颇深。汪精卫虽然没有直接领导的实权，但是仍然预闻军政之大政方针，并且可以左右一些决策，也有些党政派系的人物追随他。由于汪精卫长期负责外交决策的指导，因此高宗武与汪精卫关系也就相当的密切。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