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30）2011-09-29 02:46:57

四　　王明的“真统战抗日”路线和毛泽东对王明
“右倾投降路线”的抵制、批判和斗争
　　如果我们已经在事实上和理论上澄清了中共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性质和特殊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还能够将毛泽东和王明围绕着真统战抗日和假统战抗日的党内斗争厘述清楚，则中共所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属真假的问题，就会显得格外地清楚和明白。
第一、王明回国的原因及其坚持的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王明回国的原因
　　前文已经叙述了苏俄是怎样命令中共从“反蒋抗日”走向了“联蒋抗日”的。但是，一向听命于苏俄的毛泽东和中共，却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 对内制定、并推行了一条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路线。显然，这条阴谋统战路线很快就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安。由于莫斯科需要中国的抗战来解除日本对它的 威胁，由于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权，由于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苏的支持，即便不能打败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 大林才会担心毛泽东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阴谋扩张路线会惹怒蒋介石，从而造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内战的爆发和中国抗战的失败，从而陷苏联于两面作 战的境地。多年以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若夫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曾指责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令我担忧……根据我了解的一切，我认为，缩小同外国 占领者斗争规模的方针，以及明显地偏离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方向，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民族战争期间，这样的方针有使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会有害 地造成内战的加剧……”所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使中共不破裂统一战线，为使中共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为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乃决定派遣王明回 国。斯大林在王明归国前还接见了王明一行并指示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67
二、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曾指明，王明回国以后之所以坚持真统战和真抗日之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缘由，其一是为了救国，其二是为了保卫苏俄免受日本的侵略。 他说：“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确是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国民党既已积极抗战，中共便应主动地与之密切合作……如果中国能够充分扩大抗战力量，给日本以 长期的抵抗，这样将使日本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68 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认为“抗战高于一切”。一九三七年三月，王明即在莫斯科发表了“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称：“救中国人民的关键是将中国人民 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是要使国内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实行合作。”一九 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一回国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6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鉴于寇深祸重和对于毛泽东假抗日、不抗日的不满，并且“深怕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 引起蒋介石不满”，王明又写作并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指出：“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而“团结我全民族抗 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案，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称，“要更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必须巩固与扩大我国两大政党 ——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亲密合作”。王明认为，更加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的障碍，在于有一些人“忘记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共同纲领，忘记了以抗日与 否来划分友敌的最主要标准……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王明甚至在该文中真诚地指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 的总汇……国民党中也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国共两党应该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由于王明看出了建立真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是由于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一个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策 略，已经并正在得以贯彻和执行。因此，王明才又纂文指出：“统一战线的核心在于国共两党的一致性，无论政治路线还是军事路线，中国共产党都不应该过多地强 调自己的主张。”70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所制定的阴谋“抗战”策略已经得到强行贯彻，抗战阵营就要面临着公开分裂的危险之时，针对毛泽 东在全会上一再地批评他“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王明要求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仍然 坚持“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强调要“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 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内容上坚持两个统一的理论。也就是“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队”理论。所谓统一的国防政府，就是指以中华民国 政府为统一的抗战政府；所谓统一的国防军队，就是指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的统一的抗日军队。王明说：“全中国统一之国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的 创造，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条件。”71 由是，王明又指出：“关于苏维埃问题，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国民党员的了解是：变苏维埃政权为一般民主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将其活动同意于全中国统一的中央 政府。”“对于红军问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中的爱国志士的了解是：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这种军队在反对外敌的共同斗争中，为执行总的军事计划，应当服 从统一的军事指挥。”72
　　在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四个月之后，王明承认：“中国正在成为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国家。”“在中国，已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家政 权。”“已开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这种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已经有统一的军事行动去反对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基础已经有 了。”73
　　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 队”。而且要进一步建立“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有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由于王明坚持“两个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所以，当他发现毛泽东坚持不听从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总部的指挥，坚决不打大仗、硬仗、运动仗，却 一意要贯彻他的所谓山地游击战时，王明曾一再地要求“必须坚决确定广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而辅以游击战、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74 而当他发现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掩护，实际只是想建立敌后非属于中央政府的中共分裂政权时，王明则明确地指示：“在八路军收复的晋察冀边区三十几个县中， 一切行政系统与人事问题，都要事先征得战区司令长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75 毛泽东和他的中共自然不会听从他。
　　其三、王明承认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努力坚持抗战救国和民主建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王明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 日作战”一文中说：“中国以前是不断的内战，现在是和平统一了……现在中国人民和军队已在五省和上海区域，进行了将近四个月的英勇的全国武装抵抗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曾明确指出：“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人民开始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开始了民主化。”
　　一九三八年三月，同样是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他的先后两次发言中曾一再地指出：“应该承认国民党现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二百万军队是抗战的主力。”76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王明在汉口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德恩时，又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积极抗战的政策表示满意，中国共产党极力帮助和拥护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才能胜利领导全国抗战。”
　　中共党史专家嗣后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批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曾指责王明在自己的发言、报告和文章中，“极力美化蒋介石、国民党、混淆抗日营垒的政 治分野”。77 中共党史专家的指责，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就是要公然地将真正坚持了抗战救国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诬陷为不抗日的政府、政党和领袖。
二、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让步、抵制、批判和斗争
　　当王明带着莫斯科的指示，斯大林的旨意，还有他对苏俄的忠诚和对自己祖国抗战前途的关心，企图改变毛泽东已经制定和中共已在执行的阴谋统战策略，并希 望用真抗日和真统战来矫正毛泽东和中共的阴谋扩张路线时，他的遭遇将可想而知。然而，王明毕竟是斯大林派回来的人物，毕竟带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而归， 毕竟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理念，又毕竟能够与党内一些爱国良知尚未彻底泯灭的党人，尤其是一些有着抗日荣誉心的军事将领，一拍即 合。因此，分歧既不可免，胜负也就难有定算。它无疑将取决于实力，取决于王明和毛泽东个人之间抗争的结果，更取决于中共党人的群体政治、文化素质。
　　其一、分歧的出现和性质。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言，“王明回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严重分歧。因为王明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涉及到共产国际的方针、政 策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必不可免地要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严肃的斗争……因为党内的一批军事干部自洛川会议之后，就对洛川会议 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因为“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有一些军事指挥员和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的这一方针难以理解。他们 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硬仗，来提高抗日军队的士气和振奋全国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恰 好与党内这些同志的愿望相结合，倾向于王明的主张”。78
　　这便是分歧的由来和基础。而最能够说明这一分歧的性质的，莫过于彭德怀在《自述》中所写下来的这一段话：“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话，相同点是抗 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 回去不好传达。”79 显然，彭德怀的话既含蓄，又明确。明确在他指出了王明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含蓄在他指出会议的精神不一致，回去后不好传达，因为毛泽东和王明的讲话 不一样。这便是分歧的根本所在。
　　其二、毛泽东假让步和王明缺少政治斗争经验。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虽然“在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游击战 方针……但在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王明主张的情况下，毛泽东在王明指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的意见方面，也适当做了调整和让步。”然而，毛泽东的让步 是假的，是害怕局面发生急转的一种策略。“吃了不少洋面包的王明不但对于中国的国情了解得太少，对于毛泽东的高超领导艺术也估计得太低”。因为作为“胜利 者的王明不仅没有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做成一个决议……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没有形成决议”。再加上王明两次会后都去了武汉，并在武汉担任长江局领导工 作，坐镇中央的仍然是毛泽东，所以，“在实际上，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也只在局部发生影响，全党执行的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80 由是，毛泽东表面上的让步，却换来了在实际上对王明路线进行抵制的胜利。
　　其三、毛泽东对王明路线开始反击和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策略的贯彻和胜利，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强了毛 泽东在党内说话的资本。有着“高超领导艺术”的毛泽东，终于可以不必再担心王明路线在党内对他的威胁了。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中 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中国革命的发展（按：不是中国抗日的发展），已经决定王明不能在中共‘七大’登上总书记的岗位”。81 由是，毛泽东终于在六中全会上开始了对王明真统战抗日路线的公开批判和反击。毛泽东批判王明“只知道联合国民党，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一面 斗争”。毛泽东总结他和王明的分歧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毛更在对 会议的总结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 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82
　　其四、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真抗日和真统战“罪行”的清算和斗争。四十年代伊始，毛泽东在延安开始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在这一场长达四年半的政治清洗中， 王明终于被毛泽东送上了被批判和被斗争的舞台，终于变成了毛泽东最大的异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路线亦终于被冠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桂冠，王明本 人更被斗争折磨得痛苦不堪。特别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的解散，又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彻底肃清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所以，即便是季米特若夫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他“现在进行的反对王明和周恩来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也已经毫无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 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发出了“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从此将王明宗 派定为反党性质。其四条罪行：一是反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详见下章）；二是迷信国民党；三是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四是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 王明终于为他的真抗日与真统战路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王明的悲剧在于：当他作为一个只认苏俄不认祖国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时，他一整套错误的、甚至是卖国的思想路线，不仅在中共党内占了上风，而且为祖国制 造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也为他的党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而当他于全面抗战开始之际，因苏俄的派遣而回国以后，他虽然既认宗他的“工人阶级祖国”，也认宗他的苦 难的民族，并为了执行苏俄的命令和要真心地抗战救国，而提出了一整套真抗日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然而，他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被指责为一个“右倾投降主义 者”，成为毛泽东和中共清洗的对象，并在历经被批判和被斗争的痛苦后再一次逃往苏联，直至客死在他那个“工人阶级的祖国”，并最终地和他的俄国战友们迎来 了整个共产革命失败的历史命运。
　　王明的悲剧还在于，直到他死后，在他自己的祖国和他自己的党内，都没有人承认他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正确的思想和路线，这就是他在抗战期间所坚持的真抗日 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以至于直到今日，他所曾隶属的那个党的历史学家们，仍然在批判着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诋毁着他一生中曾唯一正确的爱国思想和爱 国事业。这虽为王明一己的悲剧，更为中共全体的政治本质和文化素质所决定。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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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下）
一　　中共对外保证拥蒋抗日、对内决策日蒋火并
　　当我们已经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策略和理论的阴谋本质，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之后，我们就能够将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以及中共乘国难以一意准备夺取政权的事实认识清楚了。
第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对内的两个秘密指示
　　一九三七年五月，刘少奇曾在中共“白区”党的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白区党的群众工作的报告，指出“各地党组织应该在中央帮助下迅速地恢复起来， 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要训练出大批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这是党的中心工作……”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虽然于七月十五日即发表了“国共合作、共 同抗日宣言”，同一天，朱德又发表了“七一五对日进行抗战”讲话，然而，事不过半月，当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对日寇的节节抵抗，已经打得十分地壮烈与残酷，第 二次松沪抗战就要爆发之时，中共中央却对内秘密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这个内部指示的前言，称发出这个指示的目的，是为了“开展统一战线 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这个秘密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政权问题第三条：在邻近游击区域周围的国民党区域，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旧关系打进旧政权中，去充当保甲长或区长及职员等等。
　　（二）土地问题第三条：要利用国民党旧有的组织，如农村复兴会、合作社等等，到里面去工作，在真正为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去取代领导。
　　（三）武装问题：在保证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一、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 合法地位……。二、改变番号与编制后，部队中可成立队长或副队长、政治部主任或总支部书记的党的秘密委员会，领导部队中的一切工作。三、脱离生产的小的地 方性游击队，游击小组，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四、赤卫队取消，有计划有组织地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 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四）群众工作问题：二、在顺利的条件下，如果革命的群众团体还不能公开存在时，党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利用一切合法的组织形式去进行组织群众的 运动。三、党必须及时注意与纠正左倾关门主义与盲动主义以及右倾的尾巴主义与失掉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的错误。四、必须有计划地去开展四周国民党区域的群众 工作。
　　（五）国民革命军工作：二、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下级的官佐和士兵……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按：中共在之后历次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公开宣言 中，均声称绝不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中共的秘密组织）三、顽固的反动的民团与土匪的坚持者与我们作对者，争取不可能时，可以以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消灭之。
　　（六）党的组织：一、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无论是苏区，还是游击区，党的组织必须全部变为秘密的组织，不必公开的干部和党员，不应在群众中以共产党 员的面目出头。对于党员，要注意秘密工作的教育和执行。对于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和左派分子，绝不要他们直接作党和群众的工作，仅能做群众工作的掩护者，只 能在他们的地位上作他们能做的工作……。二、……要真正建立党团工作，一切工作经过党团。三、有组织、有计划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训练党的干部和党员， 了解党的新政策。要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举办党校与训练班。
　　（七）解释工作：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我们仍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01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对内发出了“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
　　这个原则指示的第六条称：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
　　第七条称：在抗战中，应该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众团体。或加入到已有的国民党所控制的机关（如黄 色工会、农会、学生自治会等）中去工作，转变他们为这类的群众团体。利用一切方法动员群众争取民主权利，扩大政府所谓允许民主的范围，一直到言论、集会、 结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第十一条称：同各党各派的政治斗争，是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的。但如何争取抗战顺利的问题，应该成为斗争的中心。应该到处提出党对于保证抗战顺利的具体主张与办法，批评其他党派的不彻底不坚决，以动员全国人民，环绕在我党主张与口号的周围。
　　第十二条称：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但同时应该巩固与扩大党的秘密组织。
　　…………… 02
　　应该说，这两份发出在七七事变刚刚发生之后的内部指示信，不仅是对“四项保证”的立即背叛和彻底背叛，而且已经将中共欲在抗日的名义下，恢复和扩张一 己力量的阴谋谋略，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里，抗日，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幌子。抗战和如何抗战，已经完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而利用抗战的名义，利用抗战的形 势，利用民众的抗战要求，利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利用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合法地位，所干的，或曰一心想要干的，无非是既要扩大中共抗战的虚假名 声，又要诋毁其他真正抗战力量的影响，更要乘机打击正在艰难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这一切都无非是要乘机扩张和准备夺权罢了。二十年代中 期，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以求发展与扩张的手段和经验，又被施展到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日子里。只不过此时的中共，刚刚绝处逢生，“合 法”伊始，力量尚薄，无力张狂。因而不喊抗日，便不能合法和存在；不喊统战，便不能卷土重来。由是，中华民族为保存自己血脉的伟大卫国战争，便在中国共产 党的手里，全然变成了营造和扩张中共一党之私欲的时机、借口和手段。
第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洛川会议的由来及其对外和对内的两面政策
　　国民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平津节节血战日寇的壮烈牺牲景象，不仅震撼了全国人民；第二次上海抗战、即八一三松沪抗战的爆发和惨烈，更是揪住了全国的人心。这就使得“七 七”以来仅仅是对外大言抗日的中共及其军队，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叙述的那样，“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进攻，山西已 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赴前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 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脱，不是说补给尚待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暂缓出发。……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大规模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 前线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全盘政策。”03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南九十公里洛川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举行。参加会议者，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重要军政干部和重要军事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等都参加了会议。
一、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外宣言 —— 阳谋
　　其一、《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版第三六六页注释载：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该宣 言第八条称：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 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
　　其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洛川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虽然该纲领包藏祸心，却宣誓曰：
　　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和妥协。
　　其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除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然而，这都是表面文章。是喊给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听的。
二、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内决策 —— 阴谋
　　其一、决策失败主义的“日蒋火并”。在洛川会议上，张闻天作为当时名义上党的最高负责人，曾在他的开场白中说：“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 （按：国民党的抗战岂是中共推动的），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04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指证说：“他（张闻天）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 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他还说，国 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在中途妥协（按：所以中共才要“推动”国民党抗战）。”05 张国焘继续指证说：“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前此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 是认为就可以打赢，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须。他警告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 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06
　　其二、决策“独立自主”的阴谋“抗日”策略。张国焘指证：“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地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 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一概应用任何藉口， 予以推脱……红军改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里来。中共所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 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里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 达到争取群众的目的。……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 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07
　　张国焘的指证没有不准确的地方。因为，在此之前，中共的内部指示已经是它的证明；在此之后，毛与中共的做法更完全证明了张的诚实（参见下文）。尤其是 毛泽东所提出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和建立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三项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策略，确实成了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的主要阴谋谋略。由 是可知，这个由张闻天和毛泽东所制定的失败主义与日蒋火并的阴谋抗战谋略，就不仅在实际上是对中共“四项保证”的彻底揭穿，而且，更是对他们自己对外高喊 “抗日”的彻底背叛。难怪张国焘说：“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 日烈火也并没有改变这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08
　　其三、洛川会议的内部争论与解决。应该承认的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所提出的阴谋抗战策略，并没有得到所有中共与会人员的赞成。不仅部分有着 爱国情绪的军事将领对此有看法，连周恩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他需要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周旋，需要“要枪、要钱、要编制和要地位的本钱”。而其 他到会者也“或多或少地表示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说到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曲求 全，力争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到八路军将来在前线作战，不能限于只打游击战……”“毛泽东看形势不对，于是提议休会三天…… 实际是停止讨论，仍然按照他自己的主张行事。在休会三天里，毛忙着与军事干部举行各种会议……三天后复会，毛泽东首先报告，谓现在大家的看法大体归于一 致。”09 然后，洛川会议便作出了与会议的实际精神完全悖反的，高喊抗日、却又深藏祸心的两个对外文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 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然而，毛泽东绝不会改变他的阴谋抗战策略。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据他看（指 毛泽东）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按照当前形势看，应让中央政府的军队去冒危险，而自己却要避免对日本进行积极的斗争。 这样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势来。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势力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 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因此，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 军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10
　　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也曾极为肯定地说道：“配合国民党友军作战，是在我党的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11
　　其四、中共洛川会议阴谋决策的贯彻和实行。由于山西的对日抗战已经打得十分激烈，因而毛泽东已经不得不命令部队开赴“前线”。但他不仅命令八路军的三 个主力师开赴“敌后”，不仅对八路军主力部队交代了“主要是作群众工作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指示，而且，当八路军的个别将领在政府军浴血抗战的刺激之下，已 存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态时，毛泽东乃一日数电地命令，指示，甚至是软硬兼施地要求八路军“不得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而只需到敌后去发动群 众，坚持所谓的山地游击“战”和建立由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历史的事实是，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一二零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
　　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 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采取运动战的方针，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 通过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12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曾说：“只想以陈旅（按：即参加过平行关战斗的陈光旅）集中， 相继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13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参见下文）。而也正是这五封不准 抗日的电报，才把毛泽东对内决策的假抗战谋略，强行地予以贯彻和执行了；才将毛泽东命令八路军 —— 这一支由国民政府武装起来的正规军，只能将做群众工作当作中心工作，而不得将抗日作为主要任务的阴谋暴露无遗；更把中共高喊“抗日”的纲领和决议，自我地 揭穿无遗。
第三、中共参加平型关战斗和发动“百团大战”的真相
一、平型关战斗的真相
　　其一、平型关战斗是全面抗战前期发生在长城沿线的一场大型战斗，是华北京汉、津浦、京绥三线诸大型战斗中的一次战斗，也是蒋介石命令在华北实行节节抵 抗方针的一个具体战斗（参见上卷第六章）。这场战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力，消灭了敌阪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主力，对振奋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八路军某部 却是在局部地抵制了毛泽东连续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这一场战斗，而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极不情愿的“配合”作战，伏击 了敌人的辎重、即补给部队而已。
　　其二、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学者就已经在“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第二十一旅团主力”的论文中，论证了八路军伏击的“只是日军预备队一千余人和辎 重”，即一支补给部队。其理由，一是从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来看，所歼之敌非主力编制。二是从缴获敌人的军用物资来看，军用食品无数，单是日本军大衣，就够 中共一一五师每人一件（一一五师当时有一万五千人）。三是从当时敌人主力所处位置来看，敌二十一旅团主力于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平型关、团口即讲堂村一带阵地 进攻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五日占领了该地附近长城正面约两公里的地方。因此，九月二十五日从灵丘方面开出的，不是敌人主力。四是从有关资料来看，九月二十五 日，“第一一五师向蔡家山谷、小寨村攻击之部队，于十二时左右于小寨村将敌兵站守备队约一个大队兵力全部歼灭”。五是日本方面记叙，“第一一五师在通往灵 丘 —— 平型关的小路上伏击日本补给部队，使日军遭受极大损失”。“中国军在平型关阵前进行反攻，同时，共军的一部，伏击第五师团非战斗部队的补给部队，使该部受 到极大损失”。14
　　其三、中共党史专家们指出，“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型关战斗意义很大，但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至于党中央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前文已经道尽，此处无需赘述。
二、百团大战的真相
　　其一、百团大战显然不是一场大型的战役或大型的会战。台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称：潜入敌后的共军，常分股破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号称“百团大战”，广事宣传。15
　　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没有超过敌后防御阶段的限度”，它基本是“游击战中的运动战，防御战中的进攻战。”16
　　八十年代的另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违背了党中央规定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超过了战略防御的限度。”17
　　中共统计的百团大战战果称：在三个月又十五天的战斗中，毙伤日军
　　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据点二千九百三十三个，缴获步马枪五千四百余支，轻重机 枪二百余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余里和桥梁、车站、隧道二百六十余处，破坏煤矿五所……。18
　　上述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共自报的战果，以及它的战线之长、战场之阔大，均足以说明，百团大战决不可能是一场大型战役或大型会战。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 “人类历史上空前范围的大型战役或会战”了。另外，它虽然“战果辉煌”，但至今没有伤亡数字的事实，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战役中，竟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伤亡 的事实，都只能说明它的真实性是需要考虑的。与国民党军队在二十二次大型会战和一千多次大型战斗中所牺牲的二百余位将官相比，诚属不能想象。下文将提到 的，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所指出的，“中共军队夸大战果、以掩盖准备内战”的话，值得深思。
　　其二、盖因毛泽东坚决不准对日寇打大仗、硬仗、运动战，连平型关战斗那样的“大战”毛泽东都不准八路军参战，彭德怀才不敢擅自组织一场真正的战役。因 而，彭德怀只能怀着军人的荣誉心以组织一系列对日寇的小规模袭击，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却遭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一些领导人物以及中共 某些党史学家的一再批评甚至批判。彭为此而具有了历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过一再地批判和斗争，直至含冤而死。因为，至今仍有一些中共党 史专家在指责说：“这样大的战役行动，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的。”19 也有一些党史专家们说：“这样重大的战役，还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就进行，从组织上讲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说根本没有请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20 彭德怀本人在《自述》中说：“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大概比预定时间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的。故未得到军委批准 （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21 显然，在连彭德怀也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叙述的“事实”是否是事实，也仍然需要甄别，就不用说中共的那些党史学们家了。然而，毛泽 东，中共，以及他们的党史学家们、红卫兵们批判甚至斗争彭德怀的根本原因，虽是“反对毛主席”，理由却如中共某些党史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百团大战给我 敌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22 说穿了，无非是因为它暴露了中共已经得以扩张的军事实力，从而给中共带来了继续实行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困难。
　　其三、彭德怀虽然为他的百团大战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漫长痛苦，但是中共却对外将百团大战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中央曾在它一九三九年的文件中趾高 气昂地宣称“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大战’，则给了日寇以沉重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23 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或致电祝贺，或纂文热情鼓吹‘百团大战’的胜利。《新中华报》、《新华日报》（中共在重庆办的机关报）等大量刊登欢庆“百团 大战”胜利的报导和各界群众的贺电，都指出“这一胜利振奋了士气人心，提高了全国人民致力于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庆祝百团大战 胜利的大会”。24 然而，中共党史专家们却一语露尽天机：“国民党蒋介石攻击我军是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百团大战粉碎了这些谣言和攻击，从而提高了根据地与游击战 的地位。”25 也许，这才是中共虽要批判彭德怀、却又要鼓吹百团大战“伟大功绩”的真正原因。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在中国人民长期的艰苦抗战中，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 象样的战斗，并且从不曾出现过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如果有，那就不知道要吹到如何的地步了）。毛泽东在他的《选集》里记载的所有作战指示 和作战方针就全是打内战，而不是打外战，都是打国民党，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没有一个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 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一九三九年就自称已经在敌后发展到五十万大军的中共，其只意在借抗日以招兵买马，只求“打”影响 以争取群众，只为保存实力便游而不击，只为给自己抢粮、抢物资、抢武器而小规模地袭击日伪、主要是伪军，只因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战，虽然拥有“农 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却从不曾包围过日寇所占领之任何城市的等等“抗日”表现，实在将他们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暴露无遗。至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除掉参 加平型关战斗和组织百团“大战”以外，因再也没有打过一场象样的抗战，便只能用电影、小说来表示他们是如何地用“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打败日 本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了。在中共御制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那一句“鬼子来扫荡了，八路军进山了”的著名道白，早已将八路军养在深山不抗日的“真景与真 情”，由他们自己作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对此，彼德·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记》中写道：“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 去，或者渡过了黄河……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 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不去碰 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26
　　彼得·富拉基米若夫还写道：“当然，中共对侵略者也消极应付，并不排除有一些战斗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还击而已，显然同八路军 的实战能力是不相称的。提供给外界的有关八路军和新四军战绩的资料，蓄意夸大了战果，这样，就把准备内战的事实掩盖起来了。”27
　　这便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历史真相。在整个抗战中，如若仅仅将中共与那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曾借口抗日以阴谋自保、扩 张、甚至反叛的地方军阀相比，则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民族大敌当前之时，这些地方军阀们不顾一己的私利，而全身心投入浴血抗战的史诗般英雄行为，无疑只能使 得中国共产党罔顾民族大义，一心只想扩张夺权的阴谋抗战“策略”，为中华民族的永世子孙所不齿。

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29）2011-09-28 02:42:57

二　　中共乘国难以图存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一、苏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由来、性质和转变
一、共产国际反法斯统一战线的由来和性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东西方法西斯的兴起，给世界带来了战争的巨大威胁，亦给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带来了浓重的战争阴影。曾经为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 更为了“自保”，而一心要在别国进行“红色颠覆”的苏俄，终于意识到必须改变其对外战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是，苏俄乃假手共产国际，改变它一贯命令和要 求各国共产党在本国进行造反革命即颠覆的战略，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 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法国共产党书记多列士的文章：“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真理报》还 同时发表了“争取统一战线，反对分裂”等文章，指出“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进行适当的反法西斯联合行动”。24 中共党史专家则称“苏联《真理报》五月二十三日的文章，实际上是共产国际转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信号”。25 紧接着共产国际准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领袖王明参加了筹委会。会议通过五项议程的第二项就是“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 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决定具体讨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斯基已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委会上 建议，统一战线的纲领应该“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纲领”。26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季米特若夫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第二项议程，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统一战线问题提出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便是：“共产党不 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包办的态度，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27
　　由是可知，苏俄在假手共产国际，命令各国共产党在本国谋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初期，其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 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以使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策略及手段。这个指导思想的建立，不仅为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的 谋划奠定了“阳谋”的形式，更为中共后期统一战线的谋略，埋藏下了“阴谋”的方向。
二、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期策略及其形成原因
　　首先，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基于中共代表团就中共国内革命状况的报告。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 向共产国际和各国党报告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力量的状况作了准备。但是，王明、康生所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却远不是实事求是的。周和森（高自立）整理材料，写了一 篇题为《中国苏维埃的武装力量》的文章。根据周和森所说，中国苏区遍布陕西、甘肃、四川、新疆、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 浙江、河南、山西等十六省区的一千三百四十个县，并把全部中共军队分为三个部分：朱德徐向前部（指会合前的一、四方面军）；贺龙萧克部（指二、六军团）； 项英部（指南方各省游击队）。这篇文章夸大了红军的力量，说正规军有四十八点五万人，游击队有九十九点五万人。周和森的文章还附有图表和游击区发展示意 图。共产国际“七大”刚一开会，周和森的文章就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四期上。而“中国红军粉碎蒋介石第 五、第‘六’次围剿后苏维埃和游击队发展示意图”（单引号为引者所加），则由中共代表团精心绘制，置放于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大厅内。28
　　其次，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因为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得知苏俄和共产国际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后，以王明为首的 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曾赶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前，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共产国际“七大”进行中， 中共代表团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曾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若夫审阅，经同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件 注明日期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所以称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 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另一方面 八一宣言又阴险地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积极抗 日和正在积极准备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
　　必须指出的是，一九三五年夏天，中共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不仅早已失败，并且其残部的四处逃亡已历时十个月之久。此时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共产国际 “七大”所作的，完全违背事实与极度作虚弄假的汇报，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所发布的八一宣言，尤其是这个宣言所宣称的，既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颠 覆国民政府；既要抗日，又要瓦解国民革命军；更要坚持抗日与反蒋并重，和蓄谋成立以中共苏维埃政府及中共红军为核心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策略；就在实际 上为苏俄和共产国际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原有阴谋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战略，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事实正是如此。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际，共产国际执委皮克即在他的工作报告中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采用苏 维埃形式的中国革命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只有苏维埃才能使中国保持统一和独立。”为此，当谈到中共在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时，皮克又指出： “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要把苏维埃革命扩展到全中国去。”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季米特若夫在向共产国际“七大”作“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时，又明确指出： “在中国，那里已经在大片的国土上建立了苏维埃区域和强大的红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式的进攻和南京政府的叛变，使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的危险。这样，中国 的苏维埃就强有力地表现出中国民族斗争的反帝力量的统一中心。”然后他便以支持中共统一战线“倡议”的形式（指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问 题。后来他还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中说：“在中共所走过的道路上也有内部困难。它必须征服关门主义者的反抗，他们不了解在当前情况下中国人民 求解放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也必须反对机会主义 —— 投降主义分子，他们想放弃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后来，他的话不仅成为毛泽东以“坚持独立自主”为名，而蓄意推行消极抗战和积极扩张的“合法”借 口，亦成为刘少奇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一再坚持“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又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依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中共领袖王明作了“讨论季米特若夫同志报告的发言”。在这个长篇发言中，他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当发表一项 声明，向一切政党、团体、军队、群众组织和著名政治家说明情况，请他们准备参加进去组成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苏联《真理报》在报导 王明发言时，曾特别地重复王明的话说：“……为挽救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人民同所有的党派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提出为祖国解放和独立而建立 国民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是可知，不论是共国际秉承苏俄的意志，以要求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是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激昂慷慨地宣称了他们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决心，由于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决心，是在一个虚假的辉煌背景上所制造，又浸透着共产国际的阴险谋略，因此，在性质上，第一、它仍然是对于中华民 国颠覆的继续。第二、它将是中共欲在统一战线的掩护下，为图存和扩张所能够找到的一个崭新阴谋策略。其后的历史发展，不仅完全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而 且，由于中共阴谋运筹这一策略的成功，竟使得这一借重“民族大义”所制定的阴谋策略，及其种种阴谋行径，为挽救中共的覆亡，甚至是转而推动中国共产革命的 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苏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前期策略的转变及其原因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对苏联产生了巨大威胁，由于中国的抗日对于苏联具有重大意义，还由于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的叛乱和叛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 击，由于上述原因正在促使苏俄寻求尽快地改善它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所以，由共产国际“七大”所制定的，命令中共既要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又要借助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进一步扩张中国苏维埃运动和加紧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阴谋策略，也就不得不有所改变了。共产国际开始从要求中共执行 “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转变为开始要求中共执行“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地将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 转变成了真心要求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命令。
　　这个转变，在莫斯科自然比较容易为王明和中共代表团所接受。更何况，刚刚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大吹特吹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伟大成就”的中共代表团，又 仅仅是在半个月之后，就知道了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和中共残余红军正在四处逃亡的消息呢。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说，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后，中 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有关长征和游击战争遭受挫折的消息，传到了共产国际……为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才把建立以中共为领袖的“反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变成了建立以“联蒋抗日”，即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诚如王明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所说的 那样：“仅仅靠红军的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从政治趋向的观点来看，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还没有脱离其他政权和其他党派的影响，他们今天 还不拥护苏维埃，而在其他政党中，国民党在当前则是一个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党。”五十年后，王明又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 发表了‘新形势和新政策’一文……第一次表示了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救国的想法。”
第二、莫斯科与中国境内逃亡者们在建立统一战线政策上的政治误区
　　莫斯科和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虽然因为上述原因而改变了共产国际“七大”所制定的阴谋统战策略，将“反蒋抗日”和扩展苏维埃政权及中共军队的 阴谋，迅速地改变成了“联蒋抗日”和建立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七大’期间我党驻国际代表团发表‘八一宣言’ 时，党中央正在长征途中，由于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系的中断，无法掌握全局形势的发展，和及时了解宣言的具体内容，因而不可能对党的策略方针作出根本转变”。 29 所以，时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当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带到陕北中共中央时，所带回的仍 然是共产国际“七大”所作出的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而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所改变了的、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却滞留在莫斯科， 并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没有恢复，而造成了阴错阳差之误。
　　因此，对历经逃亡而刚刚落脚在陕北的中共来说，对在一年多的逃亡中，还从来没有想到要用抗日来作为“救命圈”的中共红军残余来说，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因为“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以至 “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振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因为“这在中共的发展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现在苏维埃走到穷途 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30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林育英回到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便发表了“一一二八”宣言，即“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该宣言宣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是愿意反蒋者，我们 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中共及其红军终于在日本帝国已经侵略我国四年之后，在历经一年多辗转逃亡，只剩下不足二万人马的窘境中，才在苏联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中国共产革命”新阶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布八一宣言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该决议称：“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 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 —— 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论述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 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红军根据地，“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按： 不是向日本侵略者进攻的需要）”。
　　由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经过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没有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联蒋抗日”主张，而是坚持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 立场，主张“反蒋抗日”。莫斯科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改变，显然与中共逃亡者们的主张产生了重大政治误区。然而，这个政治误区却为毛泽东和他的 中共坚持误了下去。因为，诚如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抗日这顶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下，实现自私的勾当”。31
第三、苏俄联蒋抗日的明确化和中共反蒋抗日的阴谋运作与发展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愈加猖狂，由于苏俄不得不重新计较自己的利害和得失，“一九三六年夏天……共产国际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着重点已经明确地转向了团结蒋介石国民党，以便促使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抗战”（按：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抗战绝不是由苏俄来促成的）。32
　　所以，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当中国发生残余军阀打着抗日旗号于两广发动叛变时，六月十日苏联《消息报》就发表了“是烟雾还是挑衅？”的署名文章，谴责中国残余军阀所发动的“两广事变”，说：“事变所打起的抗日旗号，不过是控制国民政府的假面具罢了。”
　　所以，一九三六年七月，王明又在苏联发表了题为《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的文章，指出：“有些人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红军与南京军队建立反日统一 战线，就是他们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与旧敌蒋介石建立任何联系……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和强大的敌人，为什么中共不能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呢？”
　　但是，正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当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已通，苏俄对中共建立“联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已经抵达延安之时，以毛泽东为实际领袖的中共却制定了如下的阴谋策略：
一、打起抗日旗号，对外联蒋抗日，对内反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对外“放弃”了“反蒋抗日”的主张，转为“联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即二十天之后，毛泽东却在致阎锡山的信中称：“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共敌”（按：在毛的话里，这个“公敌”仍然是蒋介石而不是日本）。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提出，要“准备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顺利的条件去反对日本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即在两广“六一事变”发生后数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认为：“两广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 意义……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和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由是可知，中共和毛泽东不仅对两广事变的态度已经与苏俄大相径庭，而且在“反蒋抗日”还是“联蒋 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更已经是内外有别，即对外搞阳谋和对内搞阴谋了。
二、打着抗日旗号对外逼蒋抗日，实际反蒋抗日
　　由于中共不能公然违背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命令，所以，毛泽东的中共就对外表示“联蒋抗日”，对内坚持“逼蒋抗日”，实际上还是“反蒋抗日”。然而，蒋的抗日又何须中共来“逼迫”。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对内发出了“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是错误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写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由潘汉年送至南京。该书称：“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是两党间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33
　　但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也就是在上述“致中国国民党书”发出五天之后，中共中央却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这个指示说：“在放弃反蒋 抗日的方针之后，党的方针是逼蒋抗日”。方针承认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的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 实现这一方针。”
　　这就是说，中共不仅要在抗日的旗号下，实现与地方封建军事势力的联合，而且还要在抗日的名义下，与这些朝附夕叛的残余军阀结成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 “统一战线”。不幸的是，这个对中共来说乃是真正的“统一战线”，竟在他们终于寻找到了一个最为合适的对象 —— 军阀张学良以后，被实现了。
三、打着抗日旗号，实行西进扩张，以惨败为告终
　　因林育英回国时曾带回斯大林的指示，即“莫斯科对中共西进计划的指示”。因该指示“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进新疆的计划已经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 如果中共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须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所以，一九三六年十月，当第四方面军与已经 改编成为第二方面军的红二、红六军团，辗转抵达兰州以西的会宁，与第一方面军会合之后，中共立即决定成立以第四和第二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实行西进计 划，夺取河西走廊，“……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了我们与张学良在政治上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 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于是，张国焘又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就是北上抗 日。”34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西路军的向西北“进军”，乃与日寇所侵占的祖国东北领土背道而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西路军一支约二万二千兵力，由徐向前率领从清远渡黄河向西扩张，因遭遇政府军追剿而彻底败亡，仅存七百人，后由徐带领逃入俄 境，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陆续回到陕北。另一支由张国焘贺龙率领，约一万五千兵力，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夺取了东接陕北的宁夏同心城，因立即遭遇政府军 围剿，基本被歼灭。
　　至此，中共在分途逃亡到川康、陕北之后会合的三大主力，共伍万五千人，仅剩下陕北的不足两万人马了。然而，这两万人马亦在政府军的包围之下，处在朝不 保夕之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联张反蒋”的毛泽东，却率领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等，以“中国工农红军首领”的名 义，致电蒋委员长，要求“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一致抗日”。
四、利用民众抗日情绪，策划抗日救亡运动以图存
　　如前所说，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直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苏俄承命统一战线策略，发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提出抗日，中共既不抗日，也 从来没有为抗日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没有发动过任何“抗日救国或抗日救亡”的运动，没有提出过任何“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如果有，那 也只是中共为在内地农村发动和扩大武装叛乱，旨在“武装保卫苏联”，而由中共城市地下组织借抗日的名义煽动年轻学生，以与之里应外合而已，如一九三一年秋 冬由中共策划和指挥的捣毁《中央日报》、冲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包围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生运动”。但是，一九三五年底，当逃亡陕北的中共中央及其红军残 余，在获悉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指令以后，为了“图存”，不仅迅速地接过了“抗日”的旗号以自榜，而且立即开始策划“抗日救亡运 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企图借抗日以“图存”。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先策划成立了北 平学生联合会，后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35 实际上，则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运动。这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中共乃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又策动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企图利用人民的爱国反日情绪，将救中共之亡的运动推向全国。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则是阴谋制造混乱、动乱和暴乱。
　　一二九运动对中共的历史作用是重大的。用中共史家的话说就是：一二九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有力地宣传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进一步推 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后来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厂、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和革命队伍中去，走上了与工 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力量。”3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乃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策划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十二月十 七日，中共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完全按照中共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明确指出“上海爱国救亡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证据确凿。但是，为中共一手操纵，并 享有新闻、言论、结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竟立即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公开攻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诬蔑”。（按：这在一九四九年后 直至今天的中国大陆，诚为“不敢想象”。）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中共地下党又在上海策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团体，以所谓公正的姿态，借 “成立大会”宣布：“只要抗日，而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却在中华民国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过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 极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混乱甚至是暴乱。后来被证明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所谓上海七君子，实为中共制造这样一 场混乱、动乱与暴乱，直至为中共救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他们在“解放后”不仅早已供认不讳，而且炫耀不已（参见“君子”们的各种回忆文章）。
五、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义下恢复地下组织、再造共产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刘少奇即被派往华北，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恢复与主持中共中央华北局，重建和发展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形 形色色的所谓抗日救国团体，借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对政府和军队，尤其是对担负征剿中共红军的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进行渗透、拉拢和策反。
　　一九三六年四月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刘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上先后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残余 —— 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文章。他说：“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已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与 敌人营垒中可能与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者，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是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在这 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偷换成作为暂时联盟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而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性质，又是为了反对主要的敌人 。而这个主要的敌人，显然不是日寇。
　　刘少奇还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是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我党在策略上的最大转变……但并不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由是可知，这个名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实际上，不过是中共要继续实行共产革命而非进行抗日救国的阴谋策略罢了。
　　他还说：“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同时，一分锺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一分锺也不能放弃用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群众与组 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一分锺也不能放弃为无产阶级本身利益而斗争。”显然，中共究竟要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做些什么，刘少奇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刘少奇甚至说：“在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工作，就是不能免的。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民族统一战线未形 成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危险的；统一战线形成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中国的无产阶级要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指导下，将集中全国所有 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围……”在刘少奇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而不是抗日的问题，更不是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 按：不是抗日力量，或曰仅是打着抗日旗号的革命力量），集中在中共的周围。刘少奇作为中共白区工作模范的历史功绩，正是从这里开始建立；他作为中共领袖的 地位，也正是从这里才开始得到中共全党的认同，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
　　据中共现代史称，在刘少奇赴津恢复中共中央北方局不数月后，已经联系到的脱党者和新发展者，已达五千人。37
　　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民众新闻、言论和集会、结社的很大自由，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发动北平学生与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华北各 界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掀起了华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于华北策划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意在求解放，而非求抗日；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动“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又 在上海策划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学潮遂由此而叠起，中共地下组织亦由此而得以扩展。一场完全是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横行在 国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并由是而制造了极大的和连续的混乱、动乱及暴乱。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间，中共北方局通过各种关系派出干部到宋哲元、阎锡山、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军队中，接洽联系中上层军官，离间他们与中华民国政府及蒋介 石的关系，以所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名义，劝阻他们不要“进攻”红军，直至策反他们以抗日的名义来对抗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一场联张反蒋“抗日”的阴 谋，从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运作；一场罔顾中华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就要被搬上历史舞台。
六、决策联张反蒋“抗日”，策动西安武装政变以图存
　　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初，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 所变化。”38 换句话说就是，“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变成了联张反蒋抗日”。39 虽然张国焘认为，张学良原来在他们的眼中是比蒋介石还要坏的反动派。这是因为刚落脚陕北的毛泽东，看到了张学良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看到了东北军失土恋家的 心态，看到了张学良作为一个不抵抗将军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看到了一位少年军阀的幼稚和野心，更看到了他为了以西北为根据地与蒋介石对抗，虽不重视红军，却 重视中共与苏联的关系。40 当然，中共领袖们更加看到了的，乃是张学良志大、位尊却又才疏学浅、毫无经验的公子哥儿性格（参见上卷第六章兼论）。于是，“与西安的电报往来完全由毛泽 东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和其它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 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4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发，毛泽东立即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学良去打头阵。”42 而“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有的人主张把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 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43 此后，“西安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 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在那里草拟电报，不是独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扭转乾坤’。他的电文在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 ‘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毛说他所草拟的 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毛“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 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说出来”。44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 蒋分裂。”45
　　然而，“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晚间到达了……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 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绝不会为这种 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如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和 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 机与蒋介石做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46 “斯大林电报到后，毛泽东……踱来踱去……曾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 吗？’”47
　　应该说，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确已把中共策动西安事变的真相，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这也是中共联张逼蒋，并终于“逼”出西安事变的第一手证 词。但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张国焘的话，那末，其它的相关文件和资料，特别是在大陆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已有力地佐证了张的话不是谎言。
　　其一、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中央给在华北工作的刘少奇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要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十二月十九日（即 在接到莫斯科指示以后），“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虽然批评张、杨“多少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对立地位”，但总的还是肯 定“西安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48
　　其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长篇社论《中国发生事变》。该文称：“陕西省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据各国通讯社所发自中国的 不完整的消息称，驻陕西省的张学良部队发动了反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兵变并将政府首脑蒋介石将军扣作人质……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 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斯大林显然因为不了解西安事变乃为中共“联张反蒋”的阴谋所策动， 所以，《真理报》才会讲出如此激烈的言词来。
　　其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总书记季米特若夫签署的电报，称：“……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其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报导说：“西安事变发生之初，当时世界报刊均认为，事变正中日本下怀。波兰《信使晨报》甚至指出，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在日本关东军中引起一片欢腾……”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联张反蒋”策略的成功，虽然一手策动了罔顾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但因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指斥，全世界舆论的共同反对，主要是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才在斯大 林的命令下，将自己打扮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调停者”，实际上则是“解铃还得系铃人”，从而由中共一手导演了一出以卖国和“爱国”同为主题的新编现代 历史剧。虽然这出新编现代历史剧在现实中以大团圆的局面收场，导演者不仅掩饰了罪孽，而且变成了和平的使者，但却把它悲惨的结局留给了后来的历史，留给了 它苦难的中国大陆人民。
三　　中共乘国难以“扩张”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不仅为中共的“图存”带来了希望，而且为它乘国难以扩张制造了机遇。而这一切都得力于苏俄为它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毛泽东利用这个统一战线以进行阴谋策化所获得的成功。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暂时妥协”和“积极让步”的总策略
一、暂时的妥协及其手段
　　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在实际上就是虚假的妥协，是为了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实行阴谋扩张所必须作出的让步，藉此以欺骗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一手段，就是在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两次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向国民党五届 三中全会提出的。其内容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 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我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同日，中共还在延安向全国广播称：“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屡次宣言，本党当前的工作是为民族团结一致而奋斗，和实现民族联合阵线以抵抗侵略。 为了这个目的，共产党曾叠次声明停止阶级斗争。而且中国共产党曾自动宣布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一切证明本党为集中力量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现在并不 提倡阶级斗争。”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又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作出了内容完全一样的“四项 保证”，并且宣称：“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国民党的精诚团结， 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现抗日的民族斗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云云。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二手段，则是对外高喊抗日和标榜抗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中共发表上述宣言的同时，朱德在延安发表了“实行对日抗战”的讲 演，称：“红军没有任何地盘的野心，没有任何权利的狂欲。他的职志是抗日救国……他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领导 下无阻碍无隔阂地实现全国上下一致的对日抗战……芦沟桥的炮声响了，红军已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听从着中央政府的命令……无条件地听从这个总指挥部的指 挥……”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三手段，是对外持续高喊建立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就在他对外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 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声称：“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 关键是在国共两党的合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亦公开发表文章称：“两党的领导者……要能够善于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基本原则下，用互相谅解、 互相让步的方法，求得不同意见的合理解决。”49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四手段，是承认并拥护国民党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政府，是全中国人民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领导者。同样是在“反对日本进攻的 方针、办法和前途”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曾“真诚地”并且是“宣誓式地”写道：“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 战……共产党人要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张闻天也公开发表文章称：“关于目前抗日 战争中，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应该向国民党同志声明，我们是竭诚拥护现在蒋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 的……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50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大”上，毛泽东仍在他对外公开的“新阶段”报告中称：“抗日战争的进行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和基干 的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和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同月，中共在对外发表的 “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接任务”第二条中又称：“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 奸傀儡政府。”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五手段，是对外热情歌颂国民党、蒋介石领导和坚持抗战，赞扬国民党的革命历史与民主建国成就，“保证并决心”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其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的前期，中共曾一再地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甚至在它的不抗战、假抗战和真扩张已经被揭露出来，并造成 抗战阵营内部的冲突时，中共仍然因为在力量上尚嫌不足，而继续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所领导的抗战。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仍致函蒋介 石委员长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 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二、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曾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段”报告中赞扬国民党说：“国民党有他光荣的历史，主要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 过‘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 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的爱国的党员。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十五个月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 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 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力，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政策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 的。”由是，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并对外公开的政治决议案乃称：“全国政治制度正在逐步地民主化。”
　　其三、显然，要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就必须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当中共在延安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时，就 公开地通过了“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提纲”，并将之“对外公布”。该提纲称：“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 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一九三七年十二 月，张闻天也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宣称：“我们共产党人不但愿意在抗日问题上，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问题上，同国民党合作，而且愿意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权 主义与民生主义上也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51 中共对外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还宣誓曰：为了“为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愿意再一次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 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毛泽东亦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段”报告中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 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 合作到很长的时间。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二、积极的让步及其手段
　　如果说，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实际上乃是虚假的妥协，那末，毛泽东所谓的积极的让步，便在实际上和本质上对他们所谓的暂时妥协，作了最为贴切的解释。 为了解释“积极的让步”的正确性，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对他的党人作了这样的“科学说明”：“‘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 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 部分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52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真正想说的是，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他们的“革命”而让步，而不是为了抗日而让步。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一手段，便是“既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当全面抗战爆发，中共正在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 这一“斗争”策略。不是针对日本，而是针对正在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又不 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53 对此，张国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的所谓既联合、又斗争，无非是“假联合、真斗争”罢了。54
　　但是，毛泽东却对这一“假联合和真斗争”，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说：“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 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 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 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
　　这是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下的一段话。在这里，毛泽东一是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所谓联合，仍然是斗争，只不过是和平的与不流血的 斗争；二是毫不隐诲地指出，当“被迫”分裂而不能联合，即不能进行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时，中共就要进行武装斗争。而不论是和平的斗争还是武装的斗争，都 不是抗日斗争，而是革命斗争，都不是针对日寇而斗，都是针对资产阶级，即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而斗。应该说，这里岂但连一点点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气味都没有了，甚至连一点抗日的气味也没有了。相反，它使人们闻到的，却已经是内战的火药味。因为，正是在抗战刚刚走向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时， 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将在国难中打内战的理论准备好了。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二手段，是一再地对内强调，要“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首先，早在西安事变还没有发生前，刘少奇在他论述苏俄为中共制 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就已经一再地对内指出过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话（参见上文）。其次，一九三七年五月在中共于延安召开的 “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即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强调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并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 键。”（按：在这里仍然是革命而非抗日）再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当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守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 告时，毛又一次对内坚决地说道：“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呢？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 呢？……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按：毛在这里所提到的投降主义是指投降国民党，不是指投降日本）此后，在抗战的漫长 岁月里，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都一直把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当作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来对待，甚至当作党内的严重路线斗争来处理。难道毛和 他的中共当真就忘记了，他们曾一再地承认过，唯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才是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吗（如果在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这 样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当然没有。但是，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并要争夺这一“领导权”的原因是：
　　其一、对外高喊服从和拥护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领导，不过是中共阴阳两面政策的“阳面”，并且是为了实行“阴面”图存和扩张的需要。
　　其二、显然，抗日并不是用服从、拥护等等大话就能敷衍得过去的。当敌人真的打到山西之后，当中共红军已经接到了被派赴山西前线抗日的命令之后，中共就 立即面临着“服从和拥护国民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领导”究竟是真还是假的大问题，就面临着究竟是真抗战还是假抗战的大问题。彼时，毛泽东就使出了这样一把“刹 手锏”，对内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面还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即“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 服从了国民党的命令开赴前线真抗日，你就是服从了资产阶级，就将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显然，这对于那些也想走上抗日 前线的某些有爱国心的中共将领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紧箍咒”（参见下文）。
　　其三、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对内坚持宣称要夺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才能够既坚持中共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权”（毛泽东 语），才能够在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时，保证在敌后建立的政权，乃是中共独裁政权，具有中华民国分裂政权的性质。这才是问题的真正要害所在， 才是毛泽东所谓革命成败而不是抗日成败的关键所指。一句话，如同中共党史专家所说，“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 键”，55 而不是抗日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三手段，就是坚持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在对内发出的“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中（参见下文），就已经 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内容。嗣后，自洛川会议始，他一直坚持要推行他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仅形成了理论，并且获得了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 在他的“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 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不久，毛泽东又在他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 自主问题”一文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 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后来，当毛泽东在总结他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分歧和斗争的根本要害 时，就曾明确地将“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当成了他的正确路线和王明的错误路线的分水岭（详见下节）。
　　自然，毛泽东的所谓既统一、又独立，如果套用张国焘的话来说，亦无非是“假统一、真独立”罢了。
　　自然，当毛泽东已经能够公开地说出这样的话时，那也是因为他已经能够说得起这样的话了。因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虽然还不是毛泽东敢于“破裂”统一战线之时（因为一旦“破裂”，中共仍有翻船的危险），却已经是毛泽东对内的独立自主策略，在敌后扩张方面颇有斩获之日了。
　　自然，毛泽东又绝不仅仅是只要坚持空泛的“独立自主”的。他还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具体原则。这些具体原则就是：一、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坚持不打大仗、 硬仗和运动战，要把群众工作当作中心任务。二、八路军和新四军只能坚持敌后山地游击“战”（后来则指示八路军、尤其是新四军要发展敌后平原地区的游击 “战”），其主要任务乃是求得在敌后的发展和扩张。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敌后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分裂中华民国的中共农村独 裁政权（详见本卷第四章）。
　　应该说，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不过是毛泽东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阳谋背后的阴谋。然而，正是这个阴谋的确定和推行，才使得中共的所谓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成了一篇彻头彻尾的假话；也正是这个阴谋的成功实现，才使得中共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因不抗日和假抗日，而能真发展和真扩张，从而夺取了地 盘，壮大了力量，并为战后发动那一场内战“打好了重要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总结的那样，“独立自主是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力量的 一个手段。”56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四手段，就是在全中国军队（除中共以外）浴血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将他们在十年武装叛乱叛国中所决心要完成的三大任务 —— 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改名为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就是要借用抗战所给他们带来的大好历史条 件，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幌子下，将他们在十年叛乱叛国中所坚持的目标，改头换面地予以合法化和大发展（详见本卷第四章）。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五手段，就是视其自身力量的变化和扩张的成就，来调整他们积极让步的程度。“七七”之后，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 自主的策略，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苏联归来提 出“要真统战抗日”之前。这个阶段是毛泽东在党内提出并坚持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一些抗日心切的高级将领，在思想上、特别是在行动上能够贯彻执行“独 立自主原则”的时期。由于毛泽东坚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其目的基本达到（详见本卷第四章）。第二阶段是确立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自苏联归来， 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本阶段，虽然因为王明带回了斯大林要求中共真统战抗日的指示，并因为王明的坚持而在党内引起了要不要真统战抗日 和要不要独立自主的争论，但由于“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中共党史专家语），和中共在敌后实行扩张的初步成功，而终于使得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 内实行不抗日、假抗日的独立自主策略，基本上得到了全党的认同。毛泽东更是以此为转折点，将假抗日和假统战的独立自主路线，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确 立和发展起来了。第三阶段，因中共力量的进一步扩张，而使假抗日和真扩张的独立自主策略，逐步从阴谋走向了“阳谋”。中共为了阴谋扩张而终于敢明目张胆地 “专打友军和不打敌军”了，甚至在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觉后，中共已敢反咬一口，并公然宣称要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了。在本阶段，因实力的增强和地盘的 扩大，再加上国民党为对日抗战而无法重开围剿，中共才日渐表现出有恃无恐与“你奈我何”的姿态。毛泽东于此一时期对党内所做的指示，还有他写下的“光辉著 作”，如“共产党员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均表现了与前两个阶段完全不同的 口气和神气，已敢于“言所欲言和为所欲为”：什么抗战，什么救国，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全然不在他的话下，满纸上所写的竟公然是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 命的统一战线，而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统一战线了（参见下文）。
第二、对外高喊抗日统一战线、对内推行革命统一战线以加速赤化运动
　　应该说，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乃是中共对外持续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对内发动和推行“革命统一战线”的真正起点。因为，在中共的六届 六中全会上，巩固了权力的毛泽东已从此放开了他“坚持革命而不是坚持抗日”的胆量。同时，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扩张，至此已不再是毛泽东一人之所为，而是中共 一党之所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阴谋扩张路线使中共党人尝到了甜头。当然，如前所说，这自然为中共集团的整体素质所决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即在政府军艰苦的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终于借谈“抗日战争和战略问题”，而开始大谈起“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来了。毛泽东说：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在 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 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 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57
　　在这里，已经没有一言一语以谈抗日。相反，“抗日”已经被公然地换成了“革命”，“抗日战争”已经被换成了“革命战争”，换成了“武装夺取政权”，换 成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毛泽东笔下的武装斗争所指，已决不是正在屠杀我们同胞的日本侵略者，而是那个正在艰苦抗日的国民党“友军”。至于 毛泽东要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即发动农民战争的方法，就更不是要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是要夺取那个正在艰难抗日的国民党政权了。一年之后，即一九三九年 十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所写的发刊词中，又全面地论述了中共应如何在抗日战争中进行“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问题。 这就是中共党人在后来所说的“革命的三大法宝”。可惜的是，这三大法宝，竟没有一件法宝是用来对付日本侵略者的。
　　同时，为了在党内将“抗统”转变为“革统”，更为了将“革统”从党内“统”到党外，毛泽东乃开宗明义地说道：“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 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而这个工程就是要“建设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 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因为“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 装斗争问题”。58
　　两个月后，毛泽东已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转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他在大谈知识分子的问题时，已经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59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又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党内指示中，将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下，发展中共“革命统一战线”的手段和内 容予以了明确说明。他说：“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 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 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的人民中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地方 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
　　这就是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外壳之下，所要建立的中共“革命统一战线”。其目的，自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革命”，是为了在抗日的旗号下，继续和扩张“赤化”运动。这无疑是对中共两度“四项保证”的公然背叛和彻底背叛。
　　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并不是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发展到相持阶段，才开始在“抗统”的旗号下建立“革统”的。实际上，在中共首次提出 “四项保证”，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再度提出“四项保证”之始，中共就已经阴险地在做着“要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准备了 （详见下章）。
第三、抗统与革统的理论基础 ——“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一致性”理论
一、虚假的抗统和真实的革统需要有理论的支撑
　　毛泽东除掉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始，就已经对内提出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究竟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 “大道理”，以压迫和说服那些想对日寇打大仗和硬仗的中共将领以外，当毛泽东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阴阳两谋”，已经对中共的图存与扩张产生了初步 的效果以后，当国民党、蒋介石所领导的卫国战争在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日本狂图三月亡华的速决论已经破产之际，如果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必须趁抗日这个特殊 的历史时期，以进行更大的“革命”扩张，他就必须拿出理论来说服他的全体党人，以实现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统一”。即 为他在虚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建立中共一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奠定理论基础。
二、“阶级斗争可以调节的理论”与“一致性理论”
　　在对毛泽东来说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了“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理论。他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 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60 这样一来，由于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调节”，因此如何停止和发动阶级斗争，与如何缩小和扩大阶级斗争，就不仅完全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手里，而 且完全可以按照毛泽东和中共的需要，来任意进行“调节”了。
　　由是，毛泽东又说道：“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 了。”61 毛泽东终于找到了建立虚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真实革命统一战线的结合点。因为即便是民族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它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因此，中 共坚持阶级斗争就没有错。同时，阶级斗争的民族斗争这种形式，又表现了阶级斗争双方在民族斗争中的一致性。所以，当中共图存、甚至是扩张的政治经济要求需 要不破裂的阶级合作时，中共便可以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共图存的目的已经达到，甚至是扩张的力量已经足够到不怕阶级合作的破裂时，中共便可 以为了扩张和夺权而连友党也敢反，友军也敢打，直至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也不用喊了。因为，阶级斗争是由中共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进行调节的。
　　历史的事实是，为了充分地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在“抗统”的幌子下建立旨在夺权扩张的“革统”，当中华民国在长期艰苦抗战中已经日见其弱，中共 却因不抗日和假抗日，真扩张和真卖国而日见其强时，毛泽东也就愈来愈张狂地对他的党人说道：“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 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 的”。62 至此，毛泽东终于摊开了他的底牌：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斗争的政策。这就等于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共进行阶级斗争的统一战 线。因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对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阶级斗争罢了。而对这个阶级斗争进行调节的权力，便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 国共产党手中。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和牺牲惨烈的伟大卫国战争，就是这样地被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当成了夺权、扩张和斗争以及再度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时机和条 件。
第四、中共双重统战获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对扩张、夺权、打天下的意义
一、中共双重统战成功的原因
　　就中共一方而言：其一、是打着抗日旗号进行欺骗的成功和打着抗日旗号以进行招兵买马的成功。其二、是打着抗日旗号以发动农民战争和建立农村独裁政权的 成功。其三、是中共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诱引知识分子，主要是一批在战争年代虽失意、失路，却满怀报国热情的小知识分子们参加共产革 命统一战线的成功。其四、是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持续使用“革命两面政策”，因假抗日和不抗日而没有遭遇战争创伤，却反而“不战而创强”的成功。其五、是 中共将正规军的全部力量都用来做“发动群众”工作和建立敌后分裂政权的成功。其六、是中共在“阴面”而非“阳面”，因而能够玩尽阴谋手段所造就的成功。其 七、是中共在一个相当民主的政治条件下，作为一个合法的在野党，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争取不明真相之社会力量和不明真相之国际力量的同情，甚至能够联合和联 络所有反对党派以“乘乱争民主、闹自由”的成功。其八、是中共能够将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渡陈仓为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
　　就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一方而论：其一、是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输诚”的措置不当。具体言之，就是当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后主动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 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时，执政的国民党由于与中共有过所谓合作的经历和教训，因此，一方面应对中共惯用的阴阳两面政策有相当的警惕，不能予以轻信；一方 面则在接受中共“输诚”的政策上，决不应该为他留下一个“独统”的陕甘宁政权和晋察冀政权，更不应该在中共的红军被改编为政府军之后，又在接受最高统帅部 指挥的名义下，由中共和毛泽东享有独立指挥和绝对指挥其军队的权力。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全民抗战之中，为中共留下了一个可以完全不听指挥和绝对独立自主 的条件，从而为中共使用阴阳两谋的策略创造了机遇。
　　其二、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因肩负着抗日的重任和保护人民的责任，于民族大义之下，不得不对中共一再地采取让步的结果。并且，在 让步既不能使中共自省，又不能禁止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扩张时，却不敢“大义灭共”，而只是软弱地采取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予以限制，一则限制不了，二 则只会引起反弹，三则反而授中共统战其他合法党派反对正在领导抗日的执政党以口舌。
　　其三、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没有接受北伐前后中共在苏俄的指使和命令下，对国民党采取“挖心战术”的严重历史教训所致。在中共以高喊团结抗战和运用所谓 四项保证向政府“输诚”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居然重新予共产党在后方大城市、甚至是陪都重庆宣传共产革命、共产思想及共产文化的自由，重新予 共产党办报、办书店和设办事处的自由，重新予共产党借抗日为诱饵以对国民党进行渗透的自由。直至为共产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渡陈仓为共产革命统一战线， 和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抗日的国民党军队里面发展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提供了连共产党也想象不到的“大好政治条件”。却完全没有想到，在延安和中共统治 的所有地方，即所谓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却绝没有宣传三民主义的自由，绝没有中国国民党发展的自由，绝没有中华民国政府行使其权力的自由。相反，在延安长达 四年半的整风运动中，在中共所领导的所谓抗日根据地中，却一直是在长期地和随时随地地“深挖”着国民党特务。仅延安一地就在整风中挖出了数千名所谓国民党 特务，并因此而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直至枉杀了无数条性命。而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招降纳叛、收买挖心和暗结蛛网的种种做法，却在毛泽 东对党内的指示、毛泽东的《选集》和中共的内部文件里随处可见。所以，当抗战胜利结束时，在国民党中，在国民革命军中，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中，共产党的 秘密组织早已结成了一张若大的网络，不仅无所不及，而且无法清除。
　　其四、由于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执政的党，是一个领导抗战的党，又是一个正在抗战中推进民主政治的党，用中共和中共领袖王明的话来说，就是“抗战中的中华 民国人民已经享有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所以，不仅她的一切表现和作为都在明处，而且，既能给人骂，又能给人反。然而，中共在野，延安在暗处，犹如费正清 所言，还是一个“农村独裁政权”，既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所以，你听到的便都是好听的大话和假话，不好听的真话和实话，你根本就听不到。并且，即便是你 要去参观和考察，他也只给你看他要给你看的，而他不愿给你看的，你是永远也看不到。这就在不明真相的人们眼中，造成了所谓国统区有明有暗，而“共统区却是 一片光明”的错觉。这就为抗战的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不抗战的斗争中，带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更为美国等所谓的国内外民主势力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和对国民党产 生恶感，造成了先天的畸形效应。由是，这个执政党，当她在长期的艰苦抗战中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之后，再被那个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的在野党共产党， 以及由它所统战的各合法民主党派所共同骂倒，直至打倒，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今日，将台湾推向了民主和繁荣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和在海外天天被人骂，和五十 年来绝不允许任何人骂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大陆，在海外也鲜有人敢骂的情形，实已将这个道理对比得再清楚不过。
二、中共双重统战对其扩张、夺权和打天下的意义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在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曾一再宣扬他们之所以革命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拥有“革命的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 一战线。而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指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之所以成了中共夺权成功的法宝，是因为：没有统一战线，便没 有中共对外所曾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中共图存的达成，就没有中共扩张的实现，就没有中共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共 在中国大陆夺权的成功。此其一。
　　其二、没有统一战线，中共就失去了实现武装斗争的可能。也就是说没有了统一战线，中共就非但少了一个重要的法宝，而且少了第二个重要的法宝 —— 武装斗争。因为中共如若不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四项保证”，并获得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接受输诚”，其时中共的残余武装力量非但 不能得以扩张，只怕连图存也完全不能。而图存之后，如若不继续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喊抗日，则中共的武装斗争和武装力量的发展，就失去了它的 理由和来源。对此，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明白地说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按：这个敌人是指正在领导抗战的中华国民政 府和中国国民党，而非日寇），统一战线是实现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按：即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实行武装斗争）。”63
　　其三、正因为统一战线为中共在抗日招牌下的武装斗争即武装发展，带来了实现的可能，所以，全面抗战爆发仅只两年多，当大量的国民党官兵牺牲在对日抗战 的战场上时，几乎不曾主动对日寇打过一场象样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仅有二万人马的中共，不仅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对 内宣称“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广大的国土上”，64 而且，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就已经明确地说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的大党”。65 一九四零年三月，他更在“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 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多年之后，当中共党史专家在总结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时，曾激动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使共产党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往狭小的处境，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在抗战中，共产党 依靠这个统一战线，迅速地发展了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猛烈地发展了人民武装和政权，很快地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这就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有利的条件。”66 在此，除掉人人都能读得懂的某些假话、大话以外，其余的话，无非都是中共如何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图存和扩张的最好“代白和代供”。
　　其四、正是中共接受和使用了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法宝，所以，中共才有可能将前此十年中苏联所交代的三大叛乱叛国任务，即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 立苏维埃政权，在“抗日”这个不同的和国难当头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大发展。如前所说，只不过武装暴动被换成了抗日名义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 被换成了抗日旗号下的农民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被换成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罢了。由是，中共在前十年所没有能够获得成功的叛乱和叛国，便终于在全中国 人民艰苦抗战的岁月里得到了成功，或曰为成功做好了大大的准备。这一切实在应该归功于苏俄为他们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归功于日本帝国对我国长期并 且是疯狂的侵略战争，归功于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难当头之日，敢于假抗日和真卖国的“胆略和智慧”。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竟是否存在过的 问题，历史亦终于走到了能够揭开它真相的这一天。

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28）2011-09-27 02:41:13

四　　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共同特征和主要区别
第一、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共同特征
　　一、都拥有一个代表着传统农民最高理想的乌托邦口号。这个口号，就中国传统农民革命而言，便是以“均贫贱、等富贵”为革命目标；就中共农民造反而论，就是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为造反理想，亦即被工农化和普及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和共产主义理想精华。”
　　二、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一样，不是农民造反英雄结合农村小知识分子以造反，就是农村小知识分子结合农民造反英雄以革命。由是，毛泽东不论在本质上，还 是在表现上，都是洪秀全第二。只不过毛泽东从马氏借来的造反理论要比洪氏借来的更现代，更“科学”，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所以他成功的版图才比洪氏更 大，统治的时间亦比洪氏更久，在全面归复和发展中国的专制制度上，比洪氏来得更为彻底、更为残酷和更加富有“创造性”。
　　三、同具有残酷内讧的一致性。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革命，无有不残酷内讧者，亦无有不内讧到底者。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家农民起义成功者，其在成功后为 维护一姓江山而滥杀功臣的行为，其本质仍为“残酷内讧”。中共自江西农村造反起即发展起来的残酷内斗和互相杀戮，61 到毛泽东和张国焘于亡命途中的自相分裂和相互谋夺；从王明为夺取党中最高权力而残酷推行两条路线斗争，到毛泽东为维护农村派小知识分子的绝对领导而发动的 恐怖延安整风；从揪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和彭德怀、黄石诚反党集团，到毛泽东发动文革，揪出和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无数反党集团，直至林彪反党集团和毛 妇江清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次第被打倒；应该说，不论是在夺取政权前，还是在夺取政权后，其残酷内讧的屡兴屡起和愈演愈烈，甚至永无休止，只能说是“前无古人 和后无来者”。尤为特出的是，中共的残酷内讧，不仅迫害了无数的党人，而且次次殃及池鱼，将无数无辜的百姓牵连其中，直至造成“冤狱遍中华”和“屠戮遍国 中”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局面。更以造成八千万无辜者“横死”的“实绩”，证明了中共农民造反及其政权，较之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家农民造反及其政权，在其内讧 的残酷性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都具有“嗜杀”的特征。由于传统农民革命皆具有嗜杀的特征，再加上靠嗜杀成功的苏俄，又直接命令并派人指挥中共执行烧杀政策，从此，在革命的名义 下嗜杀，既成为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实行的主要手段，又成为它在夺取政权后为巩固政权 —— 美其名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所采用的残暴统治方式。一九二七年底中共在苏俄直接指挥下的广州武装叛乱，就已经嗜杀无度；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 四年间中共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更已使嗜杀成为革命的代名词。毛泽东曾下令杀死地主的全家，连几岁的小孩亦不许免；周恩来则亲自带人、并亲手杀害顾顺章 一家老小九口人，以灭其族。在江西苏区及其它苏区，嗜杀既成为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手段，又成为中共制造内讧、清除异己的重要行 径。62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向国民会议递交的“剿灭赤匪报告”中即称：——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惨者——厥惟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残杀者约十八万 六千人，难民之阵亡者，约二百十万人；各县被匪焚毁之民房，约十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六万五千万圆。悖米之损失约三千九百万担……湖南匪祸蔓延……计被匪 残杀者约七万二千人，房屋被毁者约十二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三万万余圆……凡赤匪蹂躏地区……凡是过去在村庄上有体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过保甲长的人，皆连 同亲属被杀害，到处可以看见一个坑里埋着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听从，还有什么办法？”
　　大陆中共党史专家文聿先生所着的《中国左祸）一书亦写道：——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哭深。一群群百姓，无 家可归，骨肉流离散。烧，烧，烧……杀，杀，杀……湖北汉川地区农民暴动的指导者，甚至要烧去整个城市，湖北许多整个儿的村庄被烧尽。江苏省的‘暴动须 知’也说：‘必须挨家挨户告以暴动的口号……不来者以反革命纪律制裁……’中共湖南特委还在‘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精神影响下，提 出‘焦土政策’，实行‘烧杀政策’，为了企图让敌军进入湖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 定……。”63 在三十年代的中共苏区，在以清除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和托陈取消派为由，而制造的清除异己的内讧中，每每虐杀无数而不知其止。其后，毛泽东 在延安为反对王明派而发动的整风运动，其残酷打击，无情斗争，动辄处决，甚至横刀以劈作家王实味的残暴行为，尤令人触目而惊心。在中国的专制历史上唯有农 民造反政权才有所谓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的数十年间，以镇压反革命为名目和以大搞政治运动为手段的嗜杀，包括逼杀，只能使陈胜、吴 广、张角、黄巢、王小波、李顺、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和洪秀全们望洋兴叹，自愧难及。
　　五、全面归复专制的思想和文化。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一样，为号召革命，他们总是要以反对专制的思想文化为号召、为标榜。及至夺取政权之 后，为了维护专制政权，他们又总是要在“革命”的标签之下，全面复归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藉以重建和强化专制的思想文化统治。特别是在它复辟专制的本相已 经暴露之后，或是在它借以统治的西方共产思潮已经破产之际，传统的专制思想和文化，就更会成为他们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以反孔和焚烧孔子典籍起家的洪 秀全，在攻入南京之后，即在寝宫内设立孔子牌位，并依儒学而开科取士的目的，便是意在建立和巩固他的新君主统治。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曾否定并要打倒一切传 统文化的中共，竟授意、支持到处成立孔学会、孔道会、孔研会和孔酒会，并将它们完全掌控在手，其行径无非与历代专制统治者一样，不过是要维系正在走向末路 的专制复辟统治罢了（参见本卷第五、六两章）。
　　六、全面重建严酷的等级制度。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一样，虽然在号召造反时都要大言“平等与共产”思想，但在夺取政权之后便立即要重新划分等级，重建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以归复专制等级，强化专制统治（参见本卷第五章第五节）。
第二、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主要区别
　　中共农民造反虽然在其手段和特征上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共相一致，但中共毕竟是一个披着现代政党外衣的农民造反党，是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 欧洲共产革命的旗号，在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反对中国民主革命、推行共产专制复辟的现代政治集团。因此，它也必然会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传统农民革命造 反有所区别。这些重大区别概括起来便是：
　　一、中共农民造反思想的“现代化与科学化”。中国共产党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接过了一整套“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才将中国传 统农民的革命思想“科学化和现代化”了。由是，才既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迷惑人民，又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统治人民，更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镇压人民。
　　二、中共农民造反更富有欺骗性、严密性和残酷性。中共因具有一个现代政党的外在形式，尤其是在苏俄亲自扶植、阴谋教唆和直接指挥下，又被赋予了狂热的 共产宗教情绪和顽强的政治集团意识，这就使它较之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般农民会党，更具有信仰的疯狂性、组织的严密性和纪律的残酷性。 这就使它增强了战斗力，扩大了欺骗性，从而为它的成功和成功后的巩固权力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三、中共农民造反具有卖国和叛国的特质。由于中共长期以来是一个在外国颠覆势力蓄意扶植和直接指挥下的叛乱叛国集团，这就使它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造反 形成了一个重大的区别。因为农民英雄们大都是乡土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不会甘心做外人之奴才，不会承认“农民阶级没有祖国”，更没有当这个“外国”已经在 侵略自己的祖国时，却要武装起来去保卫这个“外国”。朱元璋无疑是反元的民族英雄。李自成亡明后宁肯自己败亡而决不与满清联手，更不会受满清指挥。洪秀全 虽借助改造西方的宗教而建立了“拜上帝会”，倡天下大同以造反，却从没有服从过任何一家外国势力的命令和指使，更没有成为欧洲天主教廷的“一个支部”。明 末清初的会党亦从未勾结过任何一家外国势力以“反清复明”。义和团起义的口号则是“扶清灭洋”。即便是在现代，孙中山之争取俄援，亦纯粹是为了推动中国的 国民革命，反对本国的专制复辟，前提更是说得明明白白，“绝不同意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因此，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亦唯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一场农 民造反，才是一场为打天下而心甘情愿地卖国和叛国的“革命”。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它对于苏俄种种指令的鞠躬尽瘁，以及它在苏俄的命令和指挥下，为了忠 于苏俄而出卖祖国的一整套理论、口号、行为和实绩，实在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造反者们所没有，亦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所有的叛国者们望洋而兴叹。
　　四、中共农民造反是“反民主进步而非反专制统治”。中国历代农民造反革命，虽然其结果都是专制制度的复辟，但是，其起因，则均为反抗剥削、压迫以及反 对封建专制统治本身。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才具有被同情、甚至被赞扬的一面。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进程中，所发动的 这一场现代农民造反，一是苏俄蓄意颠覆民主中国、再造专制中国的一个恶果，并非中国农民自发的革命；二是它所造反的对象，非但不是历史上的专制王朝、专制 统治和专制制度，却是那个在外患内忧之下，正艰难地推进着民主进步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因此，就世界的专制逆流而论，中共乃是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 一个部分；就国内的民主进步而言，中共的“革命”则是对中国民主过渡进程的反扑与破坏。因而，它才非但不是一个前进的革命，而是一个倒退的“革命”；非但 不是一个反对专制统治的造反，而是一个反对新生民主政权和崭新共和制度的造反。这便是它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的一个最重大和最主要的区别。
　　综上所述，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虽仍为苏俄所支持、所指挥，亦仍然打着共产革命的旗号，标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在本质上，它 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个在境外颠覆势力长期指使下，以共产革命为名义，以现代政党为形式，以传统农民革命方式为手段，以封建会党为本质的农民造反党。
兼 问　　是谁“里通外国”？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共于中国大陆夺取政权后，在毛泽东推行残酷专制统治的二十六年里，特别是在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及其政 权曾以“里通外国”罪，包括制造“苏修特务”罪，迫害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无辜民众，直至它自己的党人。五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只要家中在海外有 人，在台湾有亲，中共即会施以“里通外国”的嫌疑，闲时内部监控，连海外或是台湾来了一封家信，也只能是由单位领导或地方派出所招去看信，看后尚要“存 档”，留下证据。有的自然是连看也不给你看。及至运动一来，则公然打击，公开批斗，明火抄家，强迫交代如何“里通外国”，直至无端逮捕判罪，以至无辜遭受 迫害而致死者，何止成千上万计。文革当中，遭此迫害者，和遭遇“苏修特务”罪迫害者，就更是难以计数。文革后，虽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遍中国大陆已 早成“独尊海外”之景，“独亲台胞”之风，但是，今天，当有人仅仅写了一篇论述民主的文章在海外发表，或仅仅在海外高谈阔论了一番民主，或获得了外国某大 学批准的一点讲学金，亦仍然会被中共政权视为“里通外国和颠覆政府”，直至判为“危害国家”的重罪。遁身海外者，可以一时无忧，却成了颠覆分子，有家难 归；栖身国内者，就要被内控、监视，直至判决劳教、劳改、坐监牢了，其例举不胜举。然而，如文中所证，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八年间，中共在 苏俄命令与指挥下，不仅持续发动武装叛乱，甚至持续发动武装叛国，特别是当祖国的主权遭遇新沙皇俄国的蹂躏，祖国的领土遭遇新沙皇俄国的大规模入侵之时， 中共竟能在新沙皇斯大林的命令下，公然和公开地从反对祖国收回主权，直到决议、决策和决心“武装保卫苏联”，更藉此疯狂地煽动武装叛乱，以与苏俄对自己祖 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如是中共倒反而不是“里通外国”？倒反而不是叛变叛国？倒反而拥有了一部“伟大的和光荣的革命历史”？倒反而成了一个专门骂人 卖国，专门抓人“里通外国”，专门标榜自己才是“爱国主义者”的党了？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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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 借口抗日以扩张（上）
　　一九四九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清楚明白地写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个“历史性的谎言”，既因中共在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制，而使得知情者噤若寒蝉，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厌其烦地对大、中、小学学生 反复地予以强行灌输，方才使得“长在红旗下、泡在苦水里”的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特别是被毛泽东和他的红色秀才们制造，并由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传播， 和中共自己刻意宣传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无限正义和无限爱国的前提，中共“长征”竟成为一曲“革命浪 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再加上御用文人和其他文人必须岁岁年年地“放声歌唱”，小说、戏剧、电影、话剧，故事，包括民间鼓词与杂曲，都一 再被指示要以它为题材进行创作和表演，以对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因此，这个墨泼的谎言就在被重复了一千次一万次以后，而成为 “历史的真实”。然而，这个“历史的真实”却因为中国大陆人民自己对中国现代历史反思的不断深入，而终于迎来了被彻底揭穿真相的这一天。这个“历史的真 实”就是：
一　　中国共产党失败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第一、日本何时侵略我国、中共何时倡言抗日
　　众所周知的是，日本阴谋侵占我国东三省的明确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故，在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那里，才会有十四年抗战之说。所谓八年抗战，其意为“八年全面抗战”，前六年是为“局部”。因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但是，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里，却从来不言十四年抗战，而只称八年抗战。那末，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共在做什么？
　　一、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是在苏俄命令下，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是在“武装保卫苏联”的总方针 下，与苏俄“里应外合”，公然地进行武装叛国，并乘“九一八”之机，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成立俄属“中华苏维埃国”。对此，不仅一九三一至一九三 五年间的所有中共文件，都证明了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而且，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每一本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艺作品，也都尽情地“歌 颂”了这一“历史的真实”。
　　二、一九三零年十月，在残余军阀的一系列大规模叛乱被中华民国政府军相继荡平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因明确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国策，从而开始了 对中共武装叛乱，特别是对中共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这一围剿，历经五次，历时四年。如前所说，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虽因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 和长城抗战而不得不中断。但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却一再地记述了中共如何“欢呼”这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却从来不曾记述他们有一言一 语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语以要求北上东北、长城抗日，或东进上海抗日，却记载着他们如何乘国难当头，而将叛乱叛国的呼声喊得更高，并将武装叛乱叛国的行径 愈演愈烈。
第二、中共失败突围是真、胜利长征是假
　　在中共的许许多多历史教科书里，都写着中共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开始了“胜利长征”。但是，同是在中共的这些教科书里，却又都明明白白 地写着，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共江西中央红军曾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突围。然而，“失败突围”与“胜利长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因 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内，中共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究竟是“失败突围”还是“胜利长征”呢？
　　一、中共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遵义会议”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的失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中共在它对内的正 式文件里承认是“失败退出”，而非“胜利长征”。
　　二、中共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仓促突围。中共《中国现代史》首先称：“一九三四年三月，广昌失守之后，红军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继续实行 所谓短促突击，使红军和中央苏区损失更大。整个战争形势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越来越不利。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可能打破敌人围攻，只剩下长征一条路 了。”01 中共《中国现代史》继之又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 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02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并且，“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从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虽经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 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损失过半，减至三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倾错误导致中央红军以至中国 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03
　　上述引言证明，一是第五次反围剿的连连失败，使中共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仓促决定“撤离中央苏区， 突围转移”。三则明明是失败撤离，却偏要说是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四是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并在“逃跑”中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得 “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如是，中共失败逃亡、而非长征抗日的历史事实，已经无庸质疑。
第三、中共北上长征是假、南下和西上逃亡是真
　　显然，突围和逃亡是不能与进军和长征“相映生辉”的。后来，中共不过是要用“长征”和“进军”这些漂亮的言词，来掩盖它失败后的突围和逃亡罢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自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底，中共的失败和逃亡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共中央红军首先南逃湘西。中共现代史教科书承认“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二、六军团在川湘黔边界展开了强大攻 势，策应中央红军”。04 《中国革命史荟萃》一书亦在吹嘘中证实，湘鄂川黔根据地曾“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05
　　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共中央红军之所以要南逃川湘黔边境，是因为川湘黔边境“地处边陲均距四省省会千里之外。反革命军事力量薄弱……它重峦叠嶂，江河纵 横，进可以截断长江交通，退可以凭借高山峻岭，是土家、苗、白、汉等族杂居的地方……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极不统一，有利于革命的武装割据……有利于根据地 主力回旋……有利于我军在敌人矛盾交错中生存发展，有利于开辟根据地”。06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中共红三军曾乘政府军两次被迫停止和中断围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进入湘鄂边。是年十二月“由湘鄂西中 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提出创造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口号”。07 “一九三四年七月，正式形成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即成为红二、红六军团的武装割据地区。08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是南逃湘西，意欲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图谋于川湘黔边继续实行武装割据。所谓失败突围之日，便是长征北上抗日之时，则只能是后来所“编写”的谎言。
　　第二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逃往西南企图重新建立根据地。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渡过湘江后，如果继续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必须与五、六倍于 己的敌人打硬仗，这对于只剩下三万人的中央红军，显然有覆灭的危险。这时，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单引 号为引者所加），避免钻进敌军布置好的口袋，以在敌兵力薄弱的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于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议放弃 去湘西的计划，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并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根据地。”09 于是“中共中央红军才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10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改向西南逃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新根据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长征，更谈不上是抗日。
　　第三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窜。中共残余红军因敌人力量薄弱而打下遵义城之后，虽然经历了“党在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1 ，但是，原来欲在黔东北建立新根据地的目的，却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不能实现。当是之时，为了不被消灭，为了能够与早已逃往川北、并建立了苏区的张国焘四 方面军会合，12 中共中央红军曾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狼奔豕突，辗转逃窜。一渡赤水，强渡长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义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 旋再返贵州；直至四渡赤水，经会泽越金沙江，由西康东南部的会理北上德昌、越隽，过大渡河，再经天全、金兴，方于六月十六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与张部会 合。
　　历史的事实是，不论是中共中央红军要由西南逃向川西北，还是张国焘早已从鄂豫皖西逃五千里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装割据在川湘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亦于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桑植向川西北突围和逃亡，以及后来他们先后在懋功和甘孜的会合，中共三大红军主力残部都不是长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 与北上抗日完全没有关系，亦从来没有喊过一句北上抗日的口号。
　　第四阶段，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窜，毛部落脚陕北。
　　一、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共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第四方面军于逃亡途中在懋功会合，并召开懋功军事会议。在懋功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 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时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会上，当张国焘提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 示”时，“张闻天起而答复，在我们没有离开瑞金前（按：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红军离开江 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对此，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记述说：“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 宁夏这个富庶的区域，防守在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就不怕外蒙 与宁夏之间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语气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干部，还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 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13
　　张国焘说：“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 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那时我们都 不知道”。“张闻天等都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14
　　在懋功会议上张国焘本人也提出了三个计划，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汉中发展的川甘康计划，二是向陕北发展、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的北进计划，三是 向兰州以西河西走廊发展、以新疆为后方的西进计划。显然这三个计划均与北上抗日无关，纯粹是“求生存”的计划。用张国焘的话来说，“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 是生存和死亡”，而“我们这一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志在寻求生存之道”。15 对此，中共党史专家亦说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未提出去陕北。”16
　　由是可知，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双方既未提出北上陕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泽东提出的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划，是为了打通北逃苏联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时，已经是中共中央红军逃离江西八个月之后了。
　　二、一九三五年八月，即距懋功军事会议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毛尔盖附近沙窝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一是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 势和任务的决议”，并称“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了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已发生的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 经适当地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二是“曾谈到抗日问题，但 没有人说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张国焘坦承说，“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17 三是鉴于“我们再停留下去，敌人更会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张国焘乃提议“红军全部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 或西进”。18 毛尔盖会议既未决定北上，更未决定抗日。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张国焘的话，那末，下文所述的事实可以证明张国焘的话不是谎言。
　　三、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中共红军在毛尔盖西北巴西一带与政府军接战失败，再加上一、四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猜忌和毛、张的内讧，毛泽东乃率领一方面军 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部六千残余，以陕甘游击大队的名义，悄然逃往甘肃西南的西固附近。中共党史专家称，毛的中共中央曾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 开会议，提出“放弃川陕甘方针，决定经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造根据地，休整力量，但没有明确落脚点放在陕北”。直 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党委会议上，才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19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的一方面军残余抵达陕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吴起镇。十月下旬，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第一，在俄界会议上，曾想到 在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第二，榜罗镇会议（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 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按：指徐海东和刘子丹部，后与毛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陕北瓦窑堡会合）。第三，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 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按：不是抗日）。”20
　　毛部在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仍然坚持苏维埃“国号”，并由毛任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秦邦宪为中华苏维埃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犹如张国焘所言，“陕北 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象大海中的一个避风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在逆境的时 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所使然”。21 毛泽东和它的中共中央最后落脚在陕北，虽为偶然，却也是“为传统所决定”。
　　另外，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在毛尔盖与毛的中央红军分裂后，却决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是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22
　　由是可知，分裂后不论是毛还是张，他们都根本没有北上抗日之心，却有继续作乱之想。毛部将逃亡终点定在陕北，是因意外地发现陕北尚存红军；张部南下逃 亡，更与北上抗日南辕北辙。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逃亡整整一年后，中共各路残余红军不仅没有在言词上提出抗日，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抗日。其时，如果有人 打出了诸如“北上抗日先遣队”一类的旗号，则不过是打着抗日的旗号以逃跑罢了。23 而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前者是为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后者自然是弥天大谎。遂足以证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

拈花一周微2011-09-26 05:11:30

拈花时评:
【美国巨贪】两年多前，美国新泽西州两市长和一副市长因涉嫌受贿和洗钱被逮捕。美联社报道，市长收受贿赂25000美元。这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贪污腐 败案件之一。以至州长约恩柯愤怒道，“我们正目睹的这桩腐败案规模简直令人震惊，也是不能被容忍的。” 要是我们也按这个标准抓人，那政府大楼怕要空了
拈花时评:
在7月23日温州高铁追尾惨剧中，38岁的陈立华8根肋骨断裂，肺被刺伤，一个膝盖骨粉碎；他的兄弟因头部受伤罹难。他要求从温州的一家医院转回其家乡福 州一家好一点的医院，铁道部却把他送进了一所老人院，在那里他接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期间他的肺持续出现问题，还有背痛和其它一些受伤症状。
拈花时评:
@作家岳南：河南性奴案囚禁6名女子曾露破绽，案情疑点重重。1、地下室有窗可以呼救，无一呼救；2、6女对一男，却没有任何反抗；3、罪犯带女孩出去卖 淫进出自如，女无反抗；4、网络色情表演，电脑能上网但没有任何呼救？5、女人能在地下室做饭，那就有厨具、刀具之类，完全可以自卫反抗，但却没有
拈花时评:
鲁国平: 北京打工子弟小学拆迁照片：人民子弟兵VS祖国的花朵，这种场景全世界恐怕找不出来第二家来了！
拈花时评:
祥林嫂丈夫: 【200多万人次，抓了60头猪！】CCTV的一档节目报到，“瘦肉精”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四月份至今，农业部等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234.7万人 次，查获5.9吨含“瘦肉精”肉及肉制品。有网友幽了一默：按一头猪200斤算，5.9吨大概不到60头猪，200多万人次，抓了60头猪…
拈花时评:
qinghua116600: 【最牛“小姐” 当官，网友惨遭跨省】 ht赵某，遵义“中国城”夜总会和“鑫满楼”从事坐台小姐职业，夜总会头牌小姐，出场费500元。于2002年底调到县委办工作，摇身变成了一名党的干 部。贵州正安警方已经对发帖者立案调查，为了让“跨省”的悲剧不再重演
拈花时评:
转；【美国，你牛什么？】我国公款吃喝、出国、公车开支的费用，一年19000亿元。美国大选一次平均开支不到30亿美元。即使按30亿美元 算，19000亿元人民币折合成美元，大约可选97.44次。美国大选4年一次，就是说，我国一年“三公”经费可供美国390年大选。——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特约研究员 王锡锌 by
拈花时评:
@丑事报：特大新闻：原铁岭市常务副市长清华才子袁卫亮尸沉沈阳护城河！当地有关部门及个别领导正在全力以赴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组织在各大论坛贴吧博客删 帖，仅此一贴，即创昨日中国删帖经济历史最高，个别管理单笔收入超过10万元，现在关于袁卫亮死讯99%以上都打不开，令死因扑朔迷离。
拈花时评:
求证【刘少奇：党委决定逮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1955年7月，刘少奇对检察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检察院当前的第一条任务，就是要保证把该捕的反革 命分子迅速逮捕起来。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所以检察…要做党的挡箭牌。…要依靠党委。党委决定逮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
拈花时评:
【湖南株州醴陵又现李刚儿】一宝马车撞了一妇女，起争执，司机狠摔妇女几个耳光。妇女的女儿揪住那人。车上又下来一个男的，抓住她女儿就打，还扬言”撞了 你没事都要打得你有事,不就是要钱吗？大不了花几十万”。听说车主是株洲**局副局长的儿子。醴陵有关部门出面处置此事，晓得车主有后台，护送其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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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天天读(@有报天天读)：「内地女官」1981年生，李梅，工作不到6年，临高县副县长
拈花时评:
继鲁: 20日上午糜崇骠在黔灵公园挂出《世界人权宣言》横幅，并向民众讲解内涵，遭到大批员警暴力带走。目前回到家中的糜崇骠说：“全国优秀民警“’刘晓玉”告 诉我，如果派出所没办法收拾我，就叫黑社会的人把我的手脚都打断。昨天还说：你的孩子刚刚结婚，你媳妇肚子里面怀的小孩，一样给你整死！”
拈花时评:
温暖(@wenjun109):禽兽村支书强奸我妈，殴打我爸，敢问天理正义何在，还我幸福的家，愿所有有良知的好心人，声援我的遭遇，为我，为我家，为 社会撑起最后的正义。接受核实，我的电话是：13589844634，地址：烟台市海阳市。信息来源我已经打电话核实完了，http://url.cn /4euqwY
拈花时评:
sirhzhang: 记者闫宁县长家乡采访被困，发微博呼请声援。势力很大呦。很强屎呦。
拈花时评:
县委原书记: 【又一个奇迹发生在中国】陕西网友曝光武功县商贸局纪委书记张凌燕，通过私自改小年龄，摇身一变从一个普通工人当上局领导的问题：“如果按张凌雁1978 年的出生年龄计算，她本人就是在14岁生的儿子，16岁生的女儿。” 点评：是谁帮她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http://url.cn/18BfS7
拈花时评:
【什么能感动中国政府】烟台招远市一个小村庄，有一位89岁的贫穷老人刘盛兰，17年他几乎全靠拾荒过活,他17年几乎未尝肉味，没添过一件新衣，“吝 啬”的连个馒头都舍不得买，可这倔老头，却在贫苦交加的17年里，慷慨地将所有钱财捐给全国各地贫困学子 ，最多时他同时捐助50名寒门学子。这本是国家的责任
拈花时评:
【尤美美】闺名尤异希。其父尤成华，官拜贵州锦屏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她左手提LV，右手挎爱马仕，一套行头，足10万余，合当地农民50年收入。她微博炫 富，称出手奢侈品少则数千，多则上万。唉，锦屏县年财政收入刚破1亿元，农民收入刚破2000，这倒霉女儿，真是老爹的墓志铭…@醒来的大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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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月原创： 【求证！！福建晋江万人 殴打百名警察】晋江初中一男生自杀，遗书称常受到老师打骂，压力过大选择自杀。家人把孩子尸体抱到学校，要求学校处理此事。警察介入，与家人抢孩子尸体， 并殴打孩子爸爸、爷爷，引起群众愤怒，引发上万群众殴打百名警察，推翻警车！
拈花时评:
【神秘的二号病】大饥荒期间挨整的人中有很多是医生，他们的罪行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 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浮肿病同饿饭有关系，连病名在不少地方也不准提，被隐讳地称作“二号病”。
拈花时评:
他误了国家的大事，所以最后那个坝就垮掉了，有六亿立法米的水一冲下来，那就比日本东北部那个大海啸不知道严重多少倍，它那个水头就象一面水墙，十米高， 在大坝垮了之后就一溃千里，推下来，把什么东西都扫荡的，好大的面积，不仅是被淹，像海啸，比海啸还厉害的洪水的潮流，有几个县城都完全被毁掉，
拈花时评:
所以他们就打电话找deng，打到他家里。当然已经是晚上了，说“有这个事情十万火急，紧急得不得了，请deng听电话”，他女儿听的rong，她说“我 爸不在家，你有什么事明天打来”，他们把电话放了，放了之后看了不对，又打，结果rong还是这么回答的。其实他爸根本就没睡觉，他是跑到wanli家打 桥牌。
拈花时评:
他讲当时在抢险的过程中间还是有办法保住那个大坝，使那个大坝不至于垮掉，有一个方法，就是把泄洪的副坝炸掉，让洪水从那个渠道排出去，就可以减轻主坝的 压力，保住大坝不会崩溃。这就很重要。但是要炸那个坝，要动用空军去轰炸，那是非常紧急、千钧一发的时刻，但是调动军队他们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利
拈花时评:
1975年8月8日清晨，河南大型板桥水库在连场暴雨后崩溃，并引发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 坝灾难。专家统计直接或间接导致至少23万人死亡。deng是延误救灾、导致75年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惨案发生后，deng不去灾区视察，还 压制记者报导
拈花时评:
第三，为“确保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应有的独立性，不受任何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那么，法官与检察官则应该不得参与任何政党，不得拥有任何行政级别，否则视为违宪。
拈花时评:
其次，既然行政中立，那么官员则无权参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不得作为议员候选人或为议员候选人从事竞选活动。官员是公仆，自然无须参加股东大会，况且公仆根本无权代表主人，只能接受人大的监督与指导。 。
拈花时评:
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信力建认为:首先要推动行政中立。“不以党x代x政”的基本含义是：中x共党x员不与官x员的身份重合，中x 共不干x预政x府的行x政，因此，党x员必须从政x府部门全部退出，或者全部党xx员身份的官员要逐步退xx党。
拈花时评:
墨儒思说，温家宝提出的”我们必须对党政领导体系进行改革”――对北京而言，这一说法相当惊人，与北京当前的统治现状相距甚远。当权者认为党的执政是面临着挑战，但是绝对没有到要伤筋动骨的地步。
拈花时评:
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几点建议：司法独立、扩大基层直选、推进财产申报制度、改变以党代政。执政党要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要改变以党代政、权 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权过大，都是社会公平缺失、贪腐泛滥成灾、特权横行的祸根，更是人权法治民主的最大障碍
拈花时评:
youtao010: 公务员队伍里真是卧虎藏龙，精英辈出啊，收藏女性阴毛的，写性爱日记的，现在发展到挖地窖囚禁少女了，下一出戏码就是德州电锯杀人狂了。
日光之上: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2) 因为创文，官司改期。这或许是台山第一件医疗纠纷案，将于9月27日下午3点在台山法院开庭。一岁三个月的无病小女孩因为常规体检被注射了超量的青霉素、 维生素、三磷酸腺苷致死。尸检结果是上感导致心脏病发作。DNA检验，尸检中的心脏是一个男性的心脏详情798697592空间
拈花时评: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中国全国发生的包括请愿、示威和罢工等“群体性事件”，已由00年的4万起增加到09年的11万起，增长了近三倍。群体性事件的 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平均增长17%，由00年的163万多人，增加到09年的572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由3200起增 加到8500多起。
拈花时评:
上千人星期三开始上街抗议，有村民遭拘捕后，乌坎村村民周四包围了派出所，要求放人。昨天中午一度“传说事件中有两个孩子被特警打死”。因为这个传言，愤怒的村民开始冲击乌坎派出所，作出过激反应。防暴警持盾牌筑起人墙戒备，民众则投掷石块发泄愤怒。
拈花时评:
中国广东陆丰市连续两天爆发大规模骚乱。该市东海镇乌坎村村民指控村官私吞7亿多元人民币征地赔偿款。上千村民上街抗议，毁坏并推翻警车，爆发警民冲突， 多人受伤。四名示威者被逮捕。广东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村民怀疑官员私卖土地，因此包围市政府、派出所，阻塞交通进行抗议，其间多辆警车被掀翻
拈花时评:
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 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拈花时评:
因为袁卫亮在离开铁岭市之前在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还是铁岭沈阳经济区城际连接带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办公室总指挥，在铁岭 新区建设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也是整个铁岭新区从规划到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知情人，掌握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还未竣工前就被调离，半年后尸沉.
拈花时评:
袁卫亮于当日失踪后，其家属报案，后经有关部门通过技术手段定位了袁卫亮身上的手机电话，才确定其陈尸的下落，三天后在沈阳护城河里找到尸体。由于袁的特 殊身份和社会地位，袁的死讯目前在辽宁及沈阳官场已经成为议论的焦点，尤其是在袁卫亮刚刚离任常务副市长的辽宁铁岭市更是引发种种议论和猜测
拈花时评:
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副理事长，原铁岭市常务副市长袁卫亮在2011年9月18日失踪三天后，尸体于21日上午在被称为沈阳护城河的辽宁浑河捞出，年仅47岁。
拈花时评:
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副理事长，原铁岭市常务副市长袁卫亮在2011年9月18日失踪三天后，尸体于21日上午在被称为沈阳护城河的辽宁浑河捞出，年仅47岁。
拈花时评:
冰融临界: 据香港南华早报论坛消息：梁光烈防长听取了军委法制局相关汇报，提到刑诉法修正案。梁光烈认为，社会主义中国也要保障人权，不赞成搞秘密拘捕和随意监视。 梁光烈委托军委法制局将相关意见转述给全国人大的军队常委和解放军代表，不能对秘密拘捕投票支持。http://url.cn/1Z5u6f
拈花时评:
0为民斗主0: 【也门维稳部队军人纷纷放弃独裁政权高薪，与人民站在一起。图为新倒戈的军人保护人民游行示威，要求独揽大权33年的总统萨利赫立即下台接受审判】
拈花时评:
【北京还有黑道保安公司】河南洛阳市伊川县男子赵志斐进京旅游，却被当做上访群众抓回，遭遇殴打昏迷，遣送回洛阳后，又被抛丢路边。国人愤怒。目前多名官 员遭处分。此乃洛阳市洛龙区信访局委托北京一家保安公司所为。网友追问：为什么不公布这家保安公司，如此残忍，谁来追究保安公司的法律责任？！
拈花时评:
龙龙a1978 ： : 招待费：英国首相卡梅伦，乘火车到达纽约进行访问，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盛情接待。两人见面后，就在火车站外的小食摊前一站，一人买了只热狗吃了起来。这顿热狗 “大餐”由布隆伯格请客，一共两美元，外加给摊贩的小费.
拈花时评:
章诒和(@章诒和) ： 刚看了２０１１年拉斯克颁奖仪式，很激动。因为这是第一个中国人获得世界级医学奖。她叫屠呦呦，名字因特别而好记，这个年过80的中国女药学家，因发现治 疗抗疟病药物青蒿素，而出现在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名单上。我还想说一句：屠呦呦，不是院士。
拈花时评:
温粥暖 ： 资料： 230万解放军，有20万文体兵，20万多余的后勤机关兵，20万战斗超编的军官，10万多余的超编政工人员，还有30万派不上用场的内地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还有10万多余地院校人员，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120万人。
拈花时评:
中国广东省陆丰市一连两天发生骚乱，当地数千村民怀疑因征地纠纷，包围市政府和派出所，引发警民冲突。23日上午，再有村民聚集当地派出所外，促当局交代 征地赔偿，并要求当局释放在过去两天冲突中被捕的村民。据报道，陆丰市乌坎村数千村民不满数年前征地后一直未获赔偿，过去两天聚集派出所外举行示威
拈花时评:
昨天柬埔寨法庭宣布，将逐项审判75-79年前红色高棉极端毛主义4领导人,被控指挥大屠杀造成近2百万人死亡占全国人口20%,分别接受有关其反人类罪 的审判,是纽伦堡审判纳粹以来最复杂的案件。受审人农谢是已故党领袖波尔布特副手；名义元首乔森潘外长英萨利社会部长英蒂利,都自称毛学生受过康生教导。
拈花时评:
陆兰秀，苏州图书馆副馆长，因反对文革入狱。她在狱中撰写大量理论文章，上书毛泽东否定文革，责问毛：“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责任推给下级，但文革是你 亲自领导，是逃避不了的”。后苏州召开四万人大会判其死刑。刑前游街示众，为防止她发声游街前卸掉其下颔骨，口里塞满破布。1978年平反。@叶克飞
拈花时评:
【京城四少】汪小菲—俏江南连锁餐厅执行董事长，其母张兰，董事会主席；汪雨—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的儿子，其叔叔汪洋广东省委书记；王烁—首钢集团副董事长 王青海之子，母亲刘岚，舅舅是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王珂—最小的（27岁），京城大开发商王泽宇的儿子。刘涛的丈夫，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侄子 。
拈花时评:
【疯了】郭飞雄：搭乘798列车2号车厢105座从广州到北京，刚过韶关站，十多个警C上来检查他的车票，我让他们出示警官证，他们就当着几百人的面前往 死里打！然后把我抬下列车用警棍、皮带、铁棍打了我7-8分钟，我记得两人的警号：098522，091485人肉搜索这帮绑匪！（有正义、有良心中国人 转起来！）
拈花时评:
赵丽华 ： 福州市台江区河下路拾荒老太太94岁，老伴去世，儿子伤寒死了，剩两孙子在打工，每天捡垃圾到凌晨2点回家。之前的工厂给她的生活费一天才6元！奶奶的腿上裂开了好多口子都没处理……老无所依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耻辱！请台江区民政部门想法帮助她！
拈花时评:
黑龙江省肇源县公安局拖欠200余万元工程款3年不还。债主梁华上访到大庆市公安局时遭到治安大队干警的强制措施，梁华身上多处受伤。肇源县公安局回应称 梁华一行闯进办公室构成了妨碍公务罪。评：警察局的工程你也敢接？居然还没有足够背景？跟土匪要帐？怎么说你好呢？http://url.cn /4EeJuP
拈花时评:
发改委真tm神经病，喝得起茅台、五粮液的会在乎价钱吗？要就是公费要就是大款或者两样都是，你要他少付他还嫌丢人呢。不是要别人承认你们是市场经济吗？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价格由市场决定，尽量减少政府干预，不懂啊？回炉读书去，孙子！
拈花时评: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经贸司、价监局共同召开白酒价格座谈会，要求企业稳定价格。参加会议的有茅台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苏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评：发改委油价不管肉价不管管酒价，你tm弱智啊？http://url.cn/1hNDvP
禾子华:【居然腐败到靠杀人升官】“干部队伍的腐化相当严重。有些事情是前所未闻的。县长买通杀手去杀县委书记，他好当书记；副县长买通杀手杀县长，他好 当县长。这类案件不是一起，起码有五起之多。我们只听说过跑官、买官的事情，没有听说过有杀人升官的事。居然腐败到这个程度！”——朱镕基
拈花时评:
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资金链断裂失踪，网传胡福林欠款20多亿元。温州市瓯海区政府紧急介入事件的处理。据政府有关负责人透露，仅22日一天，温州 就有9个老板跑路。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报告显示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评：民营企业的秋天？万人失业，维稳难咯。 http://url.cn/3fLN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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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花时评:东方红歌 ： 【 陈君石 】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君石 在世纪大讲堂上信心十足的说：我们的政府对食品监管力度，绝对是全世界第一。后来才知道这狗娘养的王八蛋说的是特供食品！！
拈花时评:
@天佑中华A：上图：中国即将开始援助的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所学校；下图：凉山州昭觉县拉一木乡洛主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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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7–09.12 永年县西阳城乡党委书记 09.12–11.08 邯郸市广府生态文化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拈花时评:
闫宁简历：99.09–02.06 临漳县狄邱乡干部02.06–05.11 临漳县狄邱乡副乡长 05.11–05.12 共青团临漳县委副书记05.12–05.12 共青团临漳县委主任科员、团委副书记05.12–06.09 共青团永年县委副书记(正科)06.09–07.01 永年县洺关镇人大主席07.01–07.07 永年县西阳城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律师江天勇:【滕彪：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你去告吧，去县城告也行，去临沂告也行，打死你也就一万块钱！”——题记 微评：几年间去临沂救助陈光诚的律师、记者和很多网友纷纷被“沂南看守队”劫持、抢劫、殴打，临沂已沦为大陆法治盲区，人性泯灭之地！代致 @pearlher@飞扬刘沙沙 等勇士 http://url.cn/4DQE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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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北枪侠：//@Charles_suen:朋友，2小孩被特警打死是真的！请帮忙转发，因为没有媒体敢接手进入报道！唯有我们自己靠网络把实情散发出去 @_罗万豪：乌坎大事件，警车一辆接一辆的砸，听说两个无辜小孩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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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99：昨天，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就美方对台军售计划提出强烈抗议。骆家辉解释说：经调查，对台军售计划是美国一个公司的个人行为，是一个临时工干的，与美国政府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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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99：昨天，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就美方宣布对台军售计划提出强烈抗议。骆家辉解释说：前几天芮成钢拿我坐经济舱的事儿 奚落我，我感觉很没面子，总统听说后都哭了，说我们一定要向中国学习，再穷也不能穷官员，于是决定卖点武器换点钱，让美国所有官员都坐上头等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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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日凝眸一段愁: 【你敢看吗？？】严少雄 ：【饿死不开仓】在那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发生的时候，仓库里囤满了等待援助亚非拉国家的粮食和其他食品药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当时在北京的波兰学生 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无论如何不准开仓。”—-这是神马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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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希腊导游对我们说，最近一、两年公务团特别多，出来了疯狂购物，言语也很猖狂，他们说这两年得抓紧时间出国。。。我们都猜导游会说，因为马上三公费用公 开，上面抓得紧了，公费出国不容易。没想到导游却说，那些公务员告诉她，赶紧出来玩，估计这个政权可能坚持不到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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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许光(@纪许光)：河南洛阳：入住的酒店内遭质问＂洛阳性奴＂的稿子谁跟我报的料。说我侵犯＂国家机密＂！技监局执法干部李浩2年时间地窖内囚禁、性侵 坐台女；并杀害2人。一个典型的关系到民众知情权的刑案。算哪门子＂国家机密＂？？领导政绩的＂机密＂吧？看架势，稍后恐被带走。请围观、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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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少雄 ：【人民英雄钱明奇永垂不朽！】江西省纪委15日通报，抚州市临川区“5．26”爆炸案16名相关人员的责任，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人，给予组织处理 6人；原区长习东森行政撤职；抚州法院院长何大新党内严重警告。——老钱啊，你用生命告诉世界，有些人不用炸弹他不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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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 ：【广东汕尾发生村民聚集事件】据汕尾党政信息网，21日，陆丰东海镇乌坎村400多村民先后两次到合泰工业园工地反映土地等问题，部分人打砸工地设施， 还有人到当地一些工厂、餐厅打砸，后经劝阻人群散去，无人员伤亡。公安机关已抓获4名疑犯，案件正在审理。http://url.cn/40Hrlp
边缘人:【帮助】这是今天（9.21日）上海东方商厦楼下拍到的乞讨儿童，双脚已被扭断，只能靠脚踝走路，希望他的家人能看见，或是认识他的人能转告他的父母，至少他还活着。（很多黑心的人贩子把小孩偷出来弄残再让其去乞讨）先在这里感谢转发的所有朋友
义薄云天:【太惨了，救救她】含泪跪求大家帮忙转，为西藏僜族没有母亲女孩央姆（春小梅，10岁）跪求医疗资源。多发性纤维瘤，已切掉3个，第4个，第5 个瘤子仍在身上凶猛生长着，昨天西藏那边寄来照片，又已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看到这张照片，眼泪止不住地流，跪求大家帮帮这个6个月没了母亲的孩子，寻求 医疗资源
点此收听_经典语录联播:贵州遵义强拆队围殴白发苍苍老奶奶 把老人都一次次打到在地，真是土匪强盗，对待手无寸铁的群众这样暴力！无耻之极！是人就转播啊！特别声明：凡听众在200人以上的微博转播的，我个人免费 送QQ会员或者黄钻。联系QQ-19546255 手机-18907952799 不要问我是谁，我只是个光荣的中国纳税人。
Utopia:胡鑫: 一网友说：一女生老是在一男生耳边唧唧歪歪，男生一气就说：“你再唧唧歪歪，我就强奸你！” 女生马上回了一句：“我不反抗，就不构成强奸。”另一网友随后答道：“深刻啊，对暴政也是如此，你不反抗，你和这个流氓政权就是通奸… ”
变态辣椒:@叶克飞：丁祖晓，女，湖南人，文革时舍身取义，派发传单批判个人崇拜，随即被捕。经大半年折磨，在最后一次审讯中她仍坚称个人崇拜是奴隶主 义。1970年5月8日，她在宣判大会现场挣脱押解者，冲到话筒前高呼，但只说了“真理”二字就被按倒，头被埋进生石灰，被刺刀撬开嘴塞进棉纱，随即枪 决，年仅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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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媒体告诉骆家辉先生做好大使就好了，不要搞什么新殖民主义，难道我们忘记了美国副总统也是这“德行”的？吃一顿饭才吃了七十多块？我们应该同时警告 拜登，做好你的副总统就可以了，别是七十块的饭。我们给你报销好了，成不？吃几个鲍鱼、大闸蟹什么的又撑不死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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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美国有明文规定公务员乘飞机只能坐经济舱的？原来美国对公务员约束如此严格的？这世界第一强国富国居然不允许公务员挥霍国财的？太出人意料了，我们不是三个呆婊的吗？原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我们是如此不要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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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局如此虚弱，骆家辉不过是是坐了经济舱，吃了家常饭而已，用得着如此大动干戈吗？恐怕因为他们太了解自己了，太了解自己腐朽不堪的实质了，哪怕是 稍微正常一点的言行都害怕互相对比，因为自己太丑陋太恶心了！“骆家辉你不可以这样正常的，你必须糜烂一点令人作呕一点，不然我们怎么活啊？”
来自火星:《对比太强烈，我也无语了》天佑中华A：上图：中国即将开始援助的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所学校；下图：凉山州昭觉县拉一木乡洛主小学。不评论。 [抓狂]
来自火星:《环球屎报》“希望骆家辉好好做美国的驻中国大使，也希望中国的一些媒体，不要把他的身份搞错了。”不要用轻装简从，清廉简朴的方式来——“干预中国舆论，增加中美之间新的误解和怀疑”。评：尼玛，这说的是人话吗？请大家批判。 [偷笑]
自由战士湖医生6:洛阳市严查深喉：“洛阳男子挖地窖囚禁性侵6名歌女，杀死2人”的消息今天上网，洛阳市大怒，正严查谁是内鬼。据传，此案告破时，当地 统一封口，禁止媒体得知和报道。因案件主角是一公务员，当地认为有损河南形象。这等案件，精彩堪比大片《红唇劫》和《沉默的羔羊》——在河南，你真的可以 读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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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听说新疆那边的棉花全都积压，要不了几年就会成为废品，而山东却在走私棉花。于是他跑到山东的官员中去，说他希望山东能够“大踏步地后退”，去购买 新疆的棉花，“我给你补贴打折，你们可怜可怜我吧”。看到山东人不理他，又连连感叹“管不了啊”。面对这个庞大官员队伍的风气他既愤怒又无奈。
法大何兵:刑诉法修订草案中的＂秘密逮捕＂、“秘密侦查”条款，在济南会议上，听了人大陈卫东教授谈几点立法理由和想法。我当场批驳，根本不成立。今天再次重申我的判断：这是盖世太保条款。
政右经左:冒安林(@冒安林)：【史上最大2米”不作为”锦旗，赠送成都公安局】两年前,市民侯建民向公安举报四川通达公司刘海润涉嫌特大偷税漏税,走 私,职务侵占10亿,在公安经侦队展开调查并对嫌疑人取保候审时,因省人大有关领导干涉,此案立而不查，刘不仅脱案，还评上成都十大荣誉市民。现在，成都 公安未作通知干脆撤销了此案
拈花时评:
骆家辉先生，我是中国公民，我对阁下的行为表示万分钦佩。请先生继续下去，宣扬民主社会的价值观，此对中国乃是大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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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孝孙”蒋友柏谈蒋介石的铜像】“我不晓得我的后代，将如何看那尊铜像，看那个在台北市中心占地几千坪的纪念堂，但是我知道是错的，任何国家领 袖在他过世后马上就树铜像盖纪念馆不是什麽光荣的事﹔要做也要等他死后100年，假如100年后的人民还想替你铸铜像盖纪念堂，那才表示你真的伟大。”
玄佛:【世袭】胡德平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中这样发言道：哪有这样子干的，老子干完了儿子干，儿子干完了孙子干，而且还假装搞什么选举，选举完了总是以百分之九十九的选票当选，谁信你们？当21世纪的这些人还是傻冒吗？再这样搞下去，这个国家非被你们搞砸不可！
任我行:【监控：男子冲入法院60秒连砍4人】||Linina ♪ http://url.cn/0j6nUd
变态辣椒:今天最雷人消息：新华网手把手脚把脚的教你如何翻墙！是的你没看错，是新华网哦 《Win7下如何设置VPN服务器》 http://url.cn/24JWaF
拈花时评:
骆家辉的行为彰显的是什么价值？坐经济舱、吃百姓饭、读打工学校书，这是平民主义，这是表达说官员必须要法律约束。骆未必就天生比中国的官员高尚、廉洁， 是法律是制度在制约他的行为，于是他表现得比中国官员更高尚廉洁。美国的社会制度把官员管成了好人，高尚廉洁的人，而中国的恰好相反。
拈花时评:
不明真真相: 【探亲回来，老两口发现房子被拆光】#疯狂年代# “钥匙还在身上，门锁得好好的，房子却没了。”20日上午，站在自家房屋的废墟上，两位老人已是欲哭无泪。两人位于镇江大港新区姚桥镇庄基村12村组的三 间平房和两间厢房，面积有近140平方米。http://url.cn/4Vjnc7
法大何兵:[法律小油灯]主张司法独立的人，有建议取消政法委。他们没想到，陪审制如果落实，不仅政法委无法干预案件，连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都成浮云。本次修订刑诉法，如不沿此方向着力，全是白废力气。不信？等着瞧。
拈花时评:
骆家辉作伪了吗？不错，也许他有意无意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但这个我不管，我只知道他在美国也是这么做的。我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他的最高上司奥巴马都是这 么做的。批他做什么？因为心虚呀。你们丑化了几十年的腐朽政权竟然比你们更廉洁、更有效率，你们心虚了，没脸面了，活该！！！
拈花时评:
注意新殖民主义？这些大报的记者编辑都是大粪脑袋吗？拜托，骆做了什么？坐飞机不坐头等，吃饭一百多一顿，把孩子送到打工仔学校读书？请问光明日报之流， 这些哪一样可以归类到“新殖民主义”？骆还做了什么？你们的逻辑是什么？你们的意思是骆应该包二奶、吃万元餐？那不是殖民主义，是共产主义？
拈花时评:
1941年5月，日军集中10余万精锐，对中条山区国军主力进行攻击，寸性奇第12师陷入重重包围。13日晚，在毛家湾与日军血战中，寸将军左腿被炸断， 他要求团长黄仙谷等突围，“我腿已断，不必管我；我决心殉国，以保全国人格。”言毕，拔剑自杀！在场官兵无不泪如雨下，虽强敌即至，但无一离开。
拈花时评:
网开有面 ： 【地雷战开始了】地雷一鸣惊人，两个月前炸毁两辆铲车。没有人员死，那是因为老田头认为，必竟不是鬼子。他不忍心伤害自己的同胞。倔强的老田头说：日本鬼 子老子都不怕，还怕这帮小流氓。乡领导没有办法，只有请镇领导和公安局出面。并派出扫雷工兵。扫除了所有土雷。
“特供”最早可追溯到建国初期，国有企业有专门的单位自己生产食品然后按需分配。早在上19世纪五十年代，
徐昕:【特供】中国最上等的食品从不做广告，他们不愿意让公众知道。限量生产的优质产品专供中央机关和政府食堂等相关精英阶层。政府不关心老百姓吃得是否 健康，因为他们及亲属都吃特供。洛杉矶时报报道：在中国，吃些什么可是大有来头http://url.cn/12YNSO
拈花时评:
迟夙生(@迟夙生)：请博友关注我的安全！我明天为大鹿岛兴海渔业专业合作社告东港市工商局案件代理开庭，下午又专门到了法院见了法官准备开庭，刚刚被东 港市公安局604295号修喜延警官等三警官定位入室检查身份证，当地警察至今拒不处理11年5月12日对律师的围堵事件，疑警察再次和上次围堵律师人员 限制人身自由
拈花时评:
据外电报道，意大利7名科学家及其他几名地震学家将在20日出庭接受审判。他们因为没能在09年发生在意大利中部地区的一场地震前做出有效预警而面临过失 杀人罪的指控。评：我太赞成了，咱们把地震局的都抓起来起诉一下这些饭桶从来没准确预测过任何一次地震，却花了纳税人那么多 钱！http://url.cn/0R6GDD
拈花时评:
【叶檀：“特供”造就地沟油】有推算称，中国可能五分之一食用油用地沟油充数。腐败的特供机制是封建“御用”思维当下投射。市场经济体制三十年之后，依然 要靠特供保障食品的绿色与安全，是对市场经济的讽刺。最终，必然阻挠公平市场的进程，成为中国市场建设中的最大拦路虎。 http://url.cn/0xgi1e
拈花时评:
前央视主持人方宏进涉嫌诈骗案日前结案，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予起诉。方宏进表示，负责侦办该案的河北隆尧县公安局未退还120万元涉案款，他将向河北省检 察院举报隆尧县公安局和检察院涉嫌违法的行为。20日，方宏进披露邢台市检察院在调查120万涉案款时遇阻。评：估计都花完了。 http://url.cn/33kNTK
拈花时评:
2011年9月17日，长沙市芙蓉区汽车东站附近某村。记者一行两人，从汽车东站沿着一条村级公路往里走，空气中的刺鼻气味渐渐增强，有腐肉的 臭味、变质油的酸味，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味，前面就有地沟油黑作坊。评：各位朋友，原来地沟油作坊这么容易找到的，各位有发现直接举报，他们就无法 生存了！
拈花时评:
【警用车当婚车，网友发帖，网警找麻烦】摄影无忌网友发贴称：前几天出门拍摄，遇车体印“辽宁特警”字样的警用车，车贴“百年好合”，尾随一款婚礼车队前 行。他将照片发表到百度贴吧，次日贴子遭到删除。但有网警大队大队长电话他说：问题很严重，要给无忌网友找麻烦。@穷人郭发财
拈花时评:
2011年9月17日，记者在对长沙地沟油黑加工点暗访时发现，芙蓉区汽车东站附近某村疑似地沟油黑作坊仍然超过20家。知情人士称，地沟油从业者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帮派，一旦有风吹草动，很快所有的加工点都知道了。http://url.cn/3cfviA
拈花时评:
2011年9月17日，记者在对长沙地沟油黑加工点暗访时发现，芙蓉区汽车东站附近某村疑似地沟油黑作坊仍然超过20家。知情人士称，地沟油从业者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帮派，一旦有风吹草动，很快所有的加工点都知道了。http://url.cn/3cfviA
拈花时评:
灵道是喝出来的：喝酒像喝汤，此人上班在工商；喝酒像喝水，朋友肯定在建委；人均一瓶不会剩，这帮兄弟是财政；喝酒不用劝，工作肯定在法院；举杯一口干， 此人必定是公安；一口能干二两五，这人一定是国土；喝掉八两都不醉，这人绝对是国税；一天三顿不喊累，这帮弟兄是地税。
拈花时评:
河北馆陶县29岁青年闫宁出任代县长。记者发现闫宁3年里获4次升迁。政府人员称新县长简历是机密，不便公开，已找不到其任职记录。闫宁父亲曾任永年县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县供电局局长，闫氏近亲属中有两个厅级和三个县级干部。评：简历是机密？不需要公示的吗？朝中有人好做官啊。http://url.cn /4VwkMX
拈花时评:
国务院温州动车事故调查组昨天公布调查进展，初步认定事故既有设备缺陷和故障的原因，又有设备故障后处置不力和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是一起特别重大责任 事故。评：要不是网友孜孜不倦地追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来。我也没期待，你想有真正的揭露和追责吗？天真鸟！http://url.cn/1jGHKq
拈花时评:
河南洛阳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李翔被持刀抢劫捅伤死亡。21日，洛阳市公安局称此案告破，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抓。警方将于近期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案 情。评：至于你信不信，我是不信的。一般抢劫的人主要为求财，不会见人就捅，除非你反抗，反抗也不会捅你十多刀，逃跑要紧啊http://url.cn /3yF0we
FT中文网:【“特供”造就地沟油】有关食品专家推算称，用全国每年食用油使用量减去每年国内食用油产量和进口量，两者差值可能就是地沟油的使用量。在 2009年，这个差值是400万-500万吨，而中国一年食用油的消费总量大约是2250万吨。http://url.cn/1fPx9V
连晓艳:【#南平918#】2011年9月16日，我公公张世抄被南平市延平区检察院便衣以“协助调查”为由带走，2011年9月18日死亡，2011年9月19日家属获得信息，现因取证维权困难，还望有专业人士或有经验人士能够指点，跪谢！！
拈花时评:据农民透露，当地有海军特警部队驻守，他们目睹冲突，看不下去，就派人出来放话：“要是防暴队再敢伤人，他们就会出兵来对付防暴队。” 周先生表示：“当地海军部队制止他们，你们的枪是对准谁的，你们再打的话，就是不尊重我们，我们也要出面。”
禾子华:来自火星:李尚平，湖南益阳南塘中学教师，为人正直仗义执言，为公众呼吁，曾在K12、红辣椒论坛、新华网等发大量反映当地教育腐败帖子。他说： 我不会害怕我会将斗争进行到底！2002-4-26，在离家门400米处被伏击枪杀，此案至今未破。http://url.cn/0OlE41
拈花时评:铁流:李锐（毛秘书）告诉他一件事情，当年《湖南农民考察报告》直接是出于杨开慧之手。李锐说，是在杨开慧老家发现是杨开慧写的，历史里面只公布了大半部分，有一部分没公布。杨开慧对毛泽东评说是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所以杨开慧早就把它看破了。
拈花时评:
@恩无堂主：转.张玉凤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晚年安排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竟然有张玉凤！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日后提拔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在我党历史上是源远流长的。
拈花时评:
为什么人大代表必须是机构提名的才能做候选人？选举法没有这种规定吧？难道执行人可以任意选择执行什么法律不执行什么法律？那还要法律做什么？所以说司法 系统必须与行政系统分离，这个国家就是戴上了一个囊括一切的罩子，没有任何东西或组织是应该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何况这个罩子犯过无数大罪。
拈花时评:
朋友说政治体制改革是禁区，不可以谈论的。可笑了，这不是我的国家吗？可从小老师就教育我说我是国家的主人翁啊，既然是主人翁，怎么没有权力讨论国家事宜 呢？至于某组织会不高兴，他爱高兴不高兴，我写微博又不是为了讨好他们。我吃饱了撑着去看我雇佣的公仆们的脸色？不高兴？一边玩去！
拈花时评:
【“财政收入将破10万亿”下的“税负不高”？】财政部日前宣布，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由此测算，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 19日，美国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榜，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一边自豪地宣布财政收入将破10万亿，一边辟谣说国人的税负并不高，到底谁 在忽悠？】
拈花时评:
qinghua116600: 7月25日，宝鸡市扶风县城关镇牛家村务西组发生了一起村民被活埋的事件。早上9点左右，​开发商雇请了以魏小刚为首的30多个不明身份的人，进入该村强 行施工。因征地未补偿，村民自发前往阻止。当​时村民魏红周挡在挖掘机前面组织其施工，随即被拉走遭活埋。是谁让开发商对法律丧失了敬.
拈花时评:
东方红歌 ： 【 陈君石 】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君石 在世纪大讲堂上信心十足的说：我们的政府对食品监管力度，绝对是全世界第一。后来才知道这狗娘养的王八蛋说的是特供食品！！
拈花时评:
[“院长开公车接我老婆开房”追踪 方鄂生辞去院长职务 黄石市政府9月20日决定：接受方鄂生辞去黄石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今年8月11日，黄石一商人实名举报，方鄂生与其妻有染。方鄂生回应，他与举报人夫 妇系正常朋友，没有与举报人妻过夜，开房是为了谈事情。(来源：新京报）
拈花时评:
斯伟江(@斯伟江)：#酷刑#：上次在北京听陈卫东教授、陈光中教授说，当初刑诉法修改时，他们建议人大，规定具体时间，譬如，24小时内不让睡6个小时的，是刑讯，所得证据非法。公安部的人极力反对。于是作罢！因为不让睡的刑讯，太普遍了。
拈花时评:
假如你主张中国应该尽快实施政治体制改革，你对如何改革有什么设想？有兴趣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如何？
拈花时评:
假如中国要开始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应该如何确定？启始点应该选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应该从人大职业化、直选开始，全国人大代表应该是职业的，同时让所有 官员公务员退出人大。真正让人大实施其功能，而不是让他做橡皮图章。这样对社会的震动最小，又是实实在在的改革。让他负起监督政府行政行为的责任
拈花时评:
qinghua116600 广州大道中，军牌奥迪A6强占305公交车车道，车主出手打司机。 警察赶到现场，制服了这位背景很深的军牌奥迪司机。把这位司机带回派出所，还加上一句：“我知道你老爸谁是，回派出所再讲！” 网传广A39005是广州军区副司令的车，应该是军区某副司令的儿子驾车。
拈花时评:
每日经济新闻(@每日经济新闻)：【天津财大教授@天财李炜光 ：说中国税负低荒唐可笑】今年前8个月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又是百分之三十以上（30.9%），远超GDP，全年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 没有悬念了，典型国富民穷的法家路线。如果还有人非要说“中国税负属国际较低水平”不可的话，只能说是荒唐可笑的
GG:【镜子，照妖镜】蒋介石当上中华民国总统，就在老家扩建产业，左邻右舍纷纷搬走，但是千层饼店的小老板周顺民拒绝。他说：搬可以，让蒋介石自己来通 知我，只要他说出道理来我就搬。有关部门将此事迅速上报，蒋介石叹息道：爱搬不搬，随他去吧……周顺房饼店至今仍存紧抵着蒋宅！
贪腐中国-蒋航频道:急转！强烈围观！！腾讯微博公益维权！！微友们行动起来！腾讯微友-丞救良心(拯救良心(拯救良心 (@qijingyun2528)))http://url.cn/1qJONc 是一位残疾人，自强不息经营的商铺，竟在半夜遭遇辽宁沈阳市城建局误拆！！！断人活路！！事后竟拒不赔偿！！还威胁媒体报道！！活活逼迫气死其两名亲人！ 求大家转出真相来
禾子华:来自火星:李尚平，湖南益阳南塘中学教师，为人正直仗义执言，为公众呼吁，曾在K12、红辣椒论坛、新华网等发大量反映当地教育腐败帖子。他说： 我不会害怕我会将斗争进行到底！2002-4-26，在离家门400米处被伏击枪杀，此案至今未破。http://url.cn/0OlE41
来自火星:《这不是非洲！》@刘植荣：【图说中国：祖国的未来】 昭通巡龙小学学前班的孩子们在等待自带的盒饭加热。因为等着热饭的人太多，这样的过程会从11点半一直持续下午1点半，所有的孩子才能吃完主要是苞谷饭和 土豆的午餐。新华社2011年9月20日。评：年少不知愁滋味，即使被祖国抛弃，他们也不会恨。
拈花时评:
还有就是公众的知情权，有史以来何曾如此满足过？没有微博，你不知道人民公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你不知道文革造成9000亿经济损失，你也不可能知道中 国的税赋痛苦世界第二。你不知道我们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公务员，你不知道八万哥吃公款一餐吃了八万。改变在发生的过程中，你只是没感觉到而已。
拈花时评:
中国有史以来，何曾有过民意能够得到几乎充分地表达过？这是科技进步提供了民意表达的渠道，民众通过微博得到松散的组织并且相互鼓舞，于是民众至少在表达 意见的时候不再战栗了，这就是进步。谈判技巧中有一条叫做“push the limit"，意思是把界限往前推，我们在推动着当局的界限，还可以一路推过去！
拈花时评:
有朋友说微博改变不了中国。难道你没看到中国已经在变了吗？以前火车出个车祸，有那么详尽的报道？能让铁道部下不来台？亲属赔偿这么高？以前郭美美拼命得 瑟，你不是只能生闷气？能弄到红会几乎破产？以前我爸是李刚案件，最后结果一定是李启铭无罪释放，能判六年？你还想怎么样？一夜之间彻底改变？
拈花时评:
【时下的Ｎ个显著标志】1.下个雨就满城海龟2.过个车就大桥坠毁3.打个雷就火车追尾4.生个病就债台高垒5.读个书就全家受累6.当个官就三公消费 7.脱个衣就星光生辉8.傍个款就荣华富贵9.陪个睡就升官上位10.围个脖就殃及红会11.眨个眼就肉价飙飞12.喝个奶就终生后悔13.转个圈就进口 优惠14.挖个煤就有去无回
拈花时评:
毛新宇：“美国的学者不怕我们军队的现代化，就怕我们的军队毛泽东思想化。”网友：“我是既不怕军队现代化，也不怕军队思想化，就怕皇孙讲笑话。”
拈花时评:
据农民透露，当地有海军特警部队驻守，他们目睹冲突，看不下去，就派人出来放话：“要是防暴队再敢伤人，他们就会出兵来对付防暴队。” 周先生表示：“当地海军部队制止他们，你们的枪是对准谁的，你们再打的话，就是不尊重我们，我们也要出面。”
拈花时评:
冲突分为两波，第一波是强行砍果农芒果树引发民愤，村民到开发区指挥所讨说法，由于没有官员出面解决，愤怒的村民将指挥所和警车砸毁。第二波是村民要求释 放被抓村民，遭开枪镇压。村民求助媒体，没记者敢到现场。“我们是果农，要我们搬迁，因为赔偿太低，也没有安置，大家不同意，他们就强制性砍树
拈花时评:
村民周先生：“防暴队下来后，就直接开枪了，用催泪弹、散弹枪，子弹打到人以后就散开了，抓到人就开枪。晚上我们要求放人，他不肯放，又开枪打，，打伤很 多人，打到手、脚、嘴巴、屁股，住院有10人，有人子弹打到手里伤到骨头肿了；有人打到大腿，动手术后又发现里面还有弹头，要重新开刀。”
拈花时评:
近日海南三亚市海棠湾镇南田开发区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当天愤怒的村民将开发区指挥所和警车砸毁。当局派出数百武警镇压护地村民，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武警 向上千村民发射催泪弹，并向手无寸铁的村民开枪，有10个村民中弹受伤住院。冲突从9月13日早8点开始，直到14日凌晨4点，当局放出被抓村民才结束。
拈花时评:
楚紫涵: 【突发】今天汶水路大华路路口的公安局内一社保打死一送煤气的 在公安局内 ！ 现公安局封锁 ~~哎~魔都最近不安定啊！公安局内都发生命案了
揭露地球:【地球都哭了！求救！！！广东艾滋女…深度烧伤4个月…无医院愿收治！正在等死！！】然,艾滋女并不孤独,她有个爱她的丈夫,一名乙肝病毒携带 者。他们因为相同的命运而相怜,相爱,结婚【他们是现实版《最爱》】故事虽动人,却救不了艾滋妻子的命…http://url.cn/0SUeGe ——求救！哪家医院愿帮大家转起来！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2)]
罗勇全:二肥麦：【深圳这个祸二代好猖狂：“派出所就是我家开的”】深圳小学生被高中生扒光全身抹漆。肇事者对着记者镜头竖中指：“派出所就是我家开的， 我们想怎么样就怎样，我认识省、市、区大领导，你们爱报道不报道…”自称家长的男子高声叫喊：“等我发威的时候你们上级……就灭了你们！” 新闻哥(@新闻哥) 程刚(@程刚)
|| 赵国闪电(@lm673247107): 这是哪家领导千金，走后门上的班也不知珍惜
特许连锁李维华:江西修水骂人、打人的“发飙女警”被辞退，警方称系聘用人员，并非在编警察。[哈哈] 怎么这么桥啊，只要一出事，肯定是临时工、非在编人员……真地这么巧合吗？
拈花时评:
铁流表示，中国之所以近年频频灾难，国家民族陷入危机，社会老百姓贫穷，其根源在于mao。他指出，maozedong思想不除，国家没有希望。如果 zonggong领导人还在死抱maozedong思想不放，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国家的犯罪、对自己的犯罪，他们最后会自食其果。
拈花时评:
〝如果中国不批mao，不把mao像从天安门取下，中国永远不可能改变，mao思想一定要肃清，mao思想会让不会偷的会变得偷、不会抢的会变得会抢，不是贪官的变成贪官，不是杀人犯的变成杀人犯，这就是maozedong思想。〞
拈花时评:
铁流:李锐（毛秘书）告诉他一件事情，当年《湖南农民考察报告》直接是出于杨开慧之手。李锐说，是在杨开慧老家发现是杨开慧写的，历史里面只公布了大半部分，有一部分没公布。杨开慧对毛泽东评说是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所以杨开慧早就把它看破了。
拈花时评:
对刘泽华揭露毛泽东抄袭，铁流表示，首长做的报告、首长写的文章都不是出于本人。铁流：〝都不是自己写的，都是秘书写的，但是秘书不能加名，只能打首长的名字，所以毛泽东他的著作现在说75%都不是他本人写的，都是他的秘书写的。〞
拈花时评:
王荔蕻被起诉“寻衅滋事”案一审宣判，法院裁定王荔蕻有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王荔蕻的儿子齐健翔等三名家属星期五早上到北京朝阳区法院温榆河法庭旁 听，法庭外也有十多名支持者声援。56岁的王荔蕻于去年4月16日到福建马尾区法院门外参与“福建三网民案围观”活动，3月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鲁国平:据《华声在线》：两年前，陕西山阳县板岩镇石庄子村初级小学的校舍被当危房拆掉了，因无钱修建新校舍就租民房当教室。学生们只好对着房里存放的一口棺材上课，直到今天。
辽沈晚报:#每日关注#【儿童失踪 急寻】2011年9月17日失踪的6岁男孩赵晓，失踪地点：沈阳市于洪区东湖街4-1号。孩子单眼皮，比较瘦弱，上学前班，记得家里人姓名和电话。当日午 饭后带着跳绳到小区院里玩，3点左右，家人发现孩子失踪。恳请大家转发并提供线索，您的每次转发都会给他的家人带来一丝希望！
于建嵘:八年了！八年了，就是因为行凶者是高官的儿子，没有做出任何处理。沈阳市民崔鸿第和黄美荣两夫妇年近七十，他们的儿子崔巍在2003年12月26 日被人打瞎了眼，但因行凶者的父亲是很大很大的官，只给了十万元的医药费，就把案子压了下来。公安甚至以行凶者家进不去不破案。他们上访还被办学习班。国 法何在？
空房间:我们的教科书，按照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属于“秽史”。你问我这个教科书有里多少东西是真的，低于百分之五，你考完赶紧把书烧了，搁家里一天都脏你屋子，我从来不往家带，扔车里，能不看尽量不看，纯粹都是胡说八道。———袁腾飞
拈花时评:
@刘刚在路上: 业已证实的消息：9月18日1点，原定于国庆结婚的洛阳电视台新闻部记者李翔在单位后门遇害，身中八刀死亡。当地已在洛阳新闻联播后播放悬赏公告。李最后 一条微博发于9月15日，有关地沟油。未婚妻发微博：“把翔子还给我。。还给我。”呼吁知情者给警方提供信息。早日捉拿凶手归案并绳之以法
|| 迦南道(@jianandao): 从央视画面看见的印度火车事故出动的全是吊车，而他们出动的全是挖掘机！
倚天屠龙:回上海了，花了些时间把这几天温州动车脱轨事故的照片整理了一下。按照时间先后把事发后救援工作发生的各种画面拼合在了一起，应该是目前比较完 整的一套现场图片了，希望对有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图比较大，需要点耐心（二） http://url.cn/2chRFQ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2)]
GG:【抵制它们】张维迎“关掉教育部，解放中国教育”的呼吁，是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的心声！中国教育部纯属一个党务机构，多年来就是以党文化扼杀阉割中 华文化优秀传统经典和世界先进文化。而“关掉广电总局，兴旺电视广播”，则是对冯小刚公开批判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深化，代表了全国百姓的心声！ 转
拈花时评:
扯蛋主义 (令狐骚) ：@seeee ：我叫王文广今年75了，西安高新拆了我的房毁了我的屋让我在外漂泊8年多了至今未安置，过渡费仍然未涨一分钱。无处哭诉，只有借助网络的力量了。我的身 份证号码：610103193612120452 我的电话：13072991396

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27）2011-09-23 02:10:11

二　　中共认宗苏俄、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个长达十年的时期内，苏俄命令并指挥下的中共叛乱叛国有三个阶段：即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武装叛乱阶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八月的武装叛国阶段，与一九三四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制定假抗日真图存阴谋策略的阶段。
第一、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中共武装叛乱
　　本阶段中共武装叛乱的特征及手段，是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城乡俄属苏维埃政权。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为转变中国革命，首先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招回了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张 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并不指定新的总书记或临时负责人，所以，在紧急时期里，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继之而来的罗明拉兹，就取得了更高的决策地位。罗明拉兹被授予全权“纠正过去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同时，“共产国际考虑以 瞿秋白代替陈独秀……因为瞿秋白同意按共产国际方针实行中国革命的政策转变”。 26
　　由是，在罗明拉兹的决策和指挥下，中共掀起了武装叛乱的第一个浪潮，即发动“八一南昌暴动”。罗明拉兹和新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 指挥这次武装叛变。是时，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共产党掌握的武装有：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张发奎的叶挺第二十四师，由原叶挺独立团改编的周士第第七十三团， 贺龙的第二十军，卢德铭掌握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部，和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大队，以及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武汉分校部分学员。27 叛乱发起后，乃推出宋庆龄、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人组成主席团，并仍盗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由贺龙任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刘 伯承任参谋长，号称下辖三个军，总兵力三万人。但是，不数日，只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发兵平叛追剿，叛军乃逃出南昌，逃至广东，兵败潮、 汕。嗣后，千余残部乃迂回逃窜，于翌年四月由朱德、陈毅带至井冈山落草，为毛泽东所接纳。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二个浪潮是在八七会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中共八七会议，决策了中共叛乱的三大政策，或曰三大手段、即武装暴动、发动 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于是，该次会议首先批判了前中共中央“不敢发动武装暴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指责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 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武装队”，因此，号召要“造成真正的革命的工农武装队”，以实行武装叛乱。28 其次，因土地革命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给中国革命提出来的路线和任务，所以，本次会议不仅确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针，而且，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自罗 明拉兹来华后，土地革命变得异常激进，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赴各省组织农民暴动，土地革命真正变成了全党的革命行动。”29 八月九日，由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于是，九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决议”。 决议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该成立苏维埃”。同时指出“苏维埃组织应当首先在广州、长沙这些确实取得胜利的关 键地方建立”。嗣后，“只是因为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
　　八七会议决定的另一个大规模武装叛乱行动，便是派毛泽东赴湖南发动秋收暴动，以攻打长沙和武汉。毛在湖南招降纳叛，于九月初建成了四个团的叛乱武装。 第一团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备团部分叛变军人和平江、崇阳、通城农民武装组成，第二团由安源一些工人武装和附近各县的农民武装组成，第三团由浏阳农民自卫 军、平江农民自卫军及部分警卫团叛军组成，第四团由原夏斗寅残部组成。计划分三路进攻平江、萍乡、沣陵，然后共同进攻长沙。九月九日，秋收暴动从破坏铁路 交通起，一团进攻平江，因四团叛变，惨败；九月十日，二团在安源起义，在浏阳遭围歼，损失三分之二；九月十一日，三团进攻东门市遭袭击，亦败亡。九月十九 日各残部败聚文家市，认为“革命已经暂时没有可能在城市取得胜利”，所以“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败走赣粤边界以求存，然后落草井冈山中。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三个浪潮，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动。如前所说，这次仍由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会议，通过了罗明拉兹为中共起 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等。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 攻，坚持城市中心，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要努力使暴动的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30 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二，就是“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阶段，现时革命阶段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并称，“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建立苏维 埃政权的总政策，在党领导的全国各地革命斗争中，都得到了实施。特别在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时，已把这个口号公布于全国”。31 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三，就是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不顾惜的消灭政策，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地杀尽 豪绅反革命派”。 32 中共中央于会议结束后第三天发出了“致两湖省委的信”，明确指示“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分军队败溃时应……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 反动的工头……在汉口长沙如是工人群众的行动，可领导其打外国人。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目前主要口号应当 是：工农兵大暴动起来，消灭新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杀尽土豪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33 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湖南特委代表曾到井冈山批评这里的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阶级，然后再强迫他们革 命”的政策。34 此后，在由中共所发动的武装叛乱中，大都执行了烧杀政策，其情景惨绝人寰（参见本章第四节）。
　　会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布置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布置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 动”，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暴动。武汉暴动计划，因无以执行而被取消；长沙暴动虽有中共湖南省委“夺取全省政权总暴 动”的总动员通知，亦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队，但瞬间败亡。上海及顺直等地区的暴动，非迅速惨败，即无以发动。主要的武装叛乱，乃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 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直接参预，和由张太雷、叶剑英等参加指挥的广州暴动。参加暴动的主力是叶剑英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约一千三百人。另有周文雍 指挥的工人赤卫队，约三千人。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叛乱爆发，当日即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又称“广州公社”，由苏兆征任主席，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 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并发布政纲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收归国有”，“打倒反革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等。暴动竭尽烧 杀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尸”。 35 暴动和暴行延续了两日，迅以惨败为告终。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几于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同时，因苏俄出钱出力，中共亦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 来说，中共“六大”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实际是俄式共产革命在中国失败的教训。中共“六大”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以共产国 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准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36 中共“六大”提出了十项政纲，主要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和银行，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 级的土地”等。大会认为，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到来。但“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无可避免 的”。“党的总路线是先争取群众，要团结无产阶级的群众，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准备武装暴动。”中共“六大”还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 “共产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就要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起义后要坚决、敏锐地成立政权机关；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装起义队伍的基础上，变成常备红 军。党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要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工农革命军……”大会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第三 党是“反革命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奸细”。国民党的各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37
　　中共“六大”以后，中共的武装叛乱几已全部转移到了农村。但各地农民在中共煽动下的暴动和暴乱，却呈现出一种时起时消、瞬间败亡的景象，并且发动不 易。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 动”。38 所谓的新革命高潮非但没有到来，失败的景象却随处可见。
　　据中共现代史教材和中共党史著作称，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暴动，其中大型的暴动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广州暴动外，其 余都是农村暴动。主要有：一九二七年九月至十月的两次海陆丰暴动　曾于十一月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一九二七年十月的广东琼崖暴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的 湖北麻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一月赣东北弋横年关暴动。一九二八年一至二月由逃窜在湘南的朱德、陈毅所发动的年关暴动。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春的洪湖和湘 鄂西暴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湖南平江“扑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的陕西渭华暴动。一九二八年春的闽西龙岩、永定暴动。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平江暴动。 以及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五月红四军的两次入闽和一次入赣。39 这些暴动，除掉一时烧杀无度、血溅山野之外，大多数遭到了惨败。其后，若不是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残余军阀大规模武装叛变，为中共的武装叛乱带来了机会， 则不仅是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无由存在，即便是由苏俄所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国以保卫苏联，都只能是有令难起了。
第二、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中共武装叛国
　　中共武装叛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中东路事发 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第二阶段自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红军逃出江西。第一阶段中共武装叛国的特征，是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并指挥下一边公开 号召“武装保卫苏联”，一边扩大武装叛乱，以与苏联侵略里应外合。第二阶段中共武装叛国的特征，是于国难当头之时，“借重”日本的侵略，继续高喊“武装保 卫苏联”的口号，坚持叛国，扩大叛乱，反扑围剿，直至失败逃亡。
　　中共两阶段叛国的共同手段，都是在苏俄的命令与指挥下，坚持武装叛乱的形式，坚持煽动农村造反，和坚持建立认宗苏俄的苏维埃政权。
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阶段
　　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中东路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四十一号、四十二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苏联。宣言和通告根据共产国际精神提出：
　　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紧急的建设与巩固，更加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日益倾 向革命，所以苏联与帝国主义为生死之敌，特别是帝国主义互相冲突不可终日的时候，更加紧对于苏联的敌视，企图首先消灭苏联。”作者按 —— 中东路事件，在中国政府，是要收回主权；在苏联，是要继续强占沙皇俄国所曾抢占的中国主权。因中国政府要维护主权，反对强占，苏联便发兵侵略中国 —— 这就说明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
　　二、“帝国主义指示中国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已进行两年了”，“收回中东路便是具体的表现”。作者按 —— 事实是，苏联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颠覆北伐成功后的中华民国已经整整两年了。事实是，收回中东路为国家主权所在，为任何国家所不能反对，中共忘记了自己也是 中国人。
　　三、“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事件。”作者按 —— 如果在本国领土上收回国家主权就是进攻苏联的开始，则近百年来全世界只要是宣布过国家独立、收回过国家主权的各殖民地国家，岂非全部变成了侵略者？如果这 一立论“正确”，则今日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岂非成了中共在“进攻英国和葡萄牙”？
　　四、“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作者按—— 此无非是说：只因为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中国就不能收回主权，所以中国若要收回主权，苏联就应该武装侵 略中国，中共就应该武装保卫苏联而不应该保卫自己的祖国。这不是彻底的卖国助敌又是什么？
　　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应是最主要的口号。”40 作者按 —— 如果应该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那么，在苏联侵略我国之时，最主要的口号岂非更应该是“反对中共去做苏俄侵略我们祖国的工具”吗？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在叙述中共这一段武装叛国的历史时，因多少有些为中共“无地自容”之感，因而，在引用资料时，才不得不“做了一些手 脚”。但是，当他们批评起被中共后来的领袖所否定了的前领袖王明时，却说：“王明虽然在这些文章里（按：指王明十二篇论证中共应该“武装保卫苏联”的文 章）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但这些文章主要的还是大肆宣扬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提出的‘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极端口号…… 41 此可谓“一语露尽天机”。由是，他们才如是小心翼翼地批评说：“武装保卫苏联，实际上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了起来，它脱离了当时中国广大群众的实际 要求，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42 他们的话，虽然掩盖了中共叛国的鲜明本质，抹去了当时国民对于中共这一叛乱卖国的愤怒指责（包括除中共以外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所有其他政治派别）。但是，在 中国大陆没有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能如是说，已经难能可贵。
　　如本章第一节所说，中东路事件爆发之际，苏联侵略者不仅对我国大打出手，而且侵略并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只因我国政府受制于国内的残余军阀叛乱 和中共武装叛国，而不能战胜它的侵略，才使它达到了要继续强占我国主权的目的。虽然祖国的失败已经若此，中共却非但不收敛它“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方针， 却在这一叛国的旗号之下，将武装叛乱推向了顶峰阶段。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共江苏省“二大”第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 时，即称： “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据中共史家称，这次会议的决议就是“武装保卫苏联”。43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该通告指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目 前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将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发。”由是，中共党史专家才会坦白地说道：“中共乃由此在 中国安排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制定红军的策略。”44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即“接受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紧接着，中共又发 出了“中央通告七十号”，号召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说“这是目前总的路线”，是“最积极进攻的路 线”，是“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 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大会认为，当前，中国统治阶级在“崩溃”，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要迅速准备武装力量，与 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声称：“在革命的具体发展、伟大革命高潮已经接近的现 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 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对此中共 党史专家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提出了全国武装暴动计划，即城市工人暴动和农村红军进攻相配合的夺取一省几省胜利的计划。”45 同时，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武装暴动计划主要有：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和长沙，红二军团和红一军团 出兵汉阳、汉口，红十军团进攻九江，红七军团挺进柳州，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又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举行总罢 工、总起义，以造成全国革命高潮。”46
　　中共中央所发动的各大城市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计划，均因为行不通而失败。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于七月二十七日突袭长沙，并于七月二十八日建立了以李立 三为主席的长沙苏维埃政府。八月五日失败后，八月三十一日复又攻陷长沙，九月二日再次败退长沙。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红二军团由一万五、六千人减少到 三千人，缩编为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撤往鄂西山中。广西红七军北上后丧失了右江根据地，部队由六千人减少到二千人，最后进入中央根据地。红十军由两万 人减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围退回到赣东北根据地。”47
　　中共第一阶段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计划，虽乘新旧残余军阀的大规模军事叛变而起，但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军平叛的全面胜利，亦以全面失败为告终。
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二阶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后，日本阴谋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东北人民自组义勇军以抗日，中华民国政府曾明有十九路军、暗有第五军血 战淞沪的壮举（参见上卷第六章），政府军在长城沿线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轻易南下和西进。全国人民呼唤抗日救国的悲情壮歌更是波澜国中。当此国 难当头之时，中共非但对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不愿与闻，相反，却乘国难而发难，一意坚持和扩大武装叛国。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乘机扩大武装叛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天，中华民国政府军乃不得不停止围剿，蒋介石本 人亦不得不于第二天离开江西前线。由是，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中共临时中央竟立即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 决议案”，于九月二十日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 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 险的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 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二个任务，则是乘机建立附庸苏俄的“国中之国”，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联的 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即在苏俄发表“中国的 革命斗争”一文，称：“中国正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为当此日本人占领满州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 表大会显示了一个新的革命的中国存在！”48 一九三二年春，即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国政府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赢得了第一次淞沪抗战的胜利时，中共领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 务”一书中，称：“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 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49 中共现代史教材甚至“揭露”说，“一二八”之后，正当我国军民在淞沪抗战前线用血肉捍卫自己的祖国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十九路军抗战也采取了错误的策 略，搞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一战线’，号召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号召‘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 导，把领导权拿到自己手里’”。50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实行武装叛国的第三个任务就是利用日本对我国的侵略，一边扩大武装叛乱，一边反扑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围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 事变发生，中华民国政府军被迫停止了第三次围剿。此后，直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共的武装叛国便获得了一次很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经过三次反围剿 的胜利，赣南、闽西之间的‘白点’完全消失，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人口三百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获得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 河，西迄京汉线，北达寰州、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拥有五个县城，建立了迄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主力部队已达伍 万人。”一九三一年十月，移驻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一九三二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51
　　一九三三年春，正在进行第四次围剿的中华民国政府军，又因长城抗战爆发而被调防长城沿线。中共的武装叛国又得到了一次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 “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地域更加扩大，已经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闽浙赣区的红十军扩大为红七军团，南下归红一方面军指挥。 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这时是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同时，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界，开辟了 川陕苏区。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陕苏区发展到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总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万的 广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五个团，共八万余人……这是川陕苏区的极盛时期。”“在陕北……九一八事变后，在河北阜平起义的红二十 四军转战入陕（按：不是抗日），与谢、刘（谢子长、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在一九三三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达到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52
　　这一切，无非证明，正是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的全盛期。为了在祖国遭受侵略的日子里武装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 苏联，为乘国难当头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并篡立起一个“俄属苏维埃中国”，中共唯以制造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为己任，虽然自称数十万人马，却非但没有派 过一兵一卒以东进上海抗日，以北上长城抗日，以远征东三省抗日，甚至连抗日的口号亦不曾喊过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必定是为了武装 保卫苏联而已。而武装保卫苏联的行动，就是受俄命而在国难当头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中共的叛国本质和叛国行径，也就无须再作其他任何的证明了。
　　最后，仍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十年间，不论是中共所称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还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按照 苏俄的命令与指挥，旨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一心颠覆中华民国和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于他们的内部斗争和互相否定，不过是这个史无 前例的叛乱叛国集团的内斗和内讧，或曰苏俄统治集团内斗和内讧在他们当中的表现罢了。充其量他们也只是在比较谁更忠诚于苏俄，谁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上面 更有成绩，谁的思想和路线更能够达成叛乱和叛国的目标罢了。就象某个盗窃集团的一群首领们，既要在盗窃前为谁的盗窃办法最好而发生争论，又要在盗窃后为偷 盗的失败或分赃的多寡而互相指责一样，不仅没有是非可言，即便有，那也只是这个盗窃集团内部的是和非而已。而当我们只需就这个盗窃集团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 进行揭露、指控和清除，而非对盗窃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分别予以“量刑”时，他们内部的是还是非，又与我们何干呢？
三　　中共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第一、中国共产革命被迫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
一、农民革命与共产革命的关系
　　如导论所说，一是马克思主义原来就是欧洲传统农业社会意识形态的近代化和“科学”化，所以马克思主义非但不排斥农民革命，而且批判那些否定和诋毁农民 革命的思想，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就是明证。53 二是由无产阶级联合并领导农民结成工农联盟的基础，不仅是共产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成份，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所指出 的，巴黎公社造反因没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而招致失败的教训，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就更加证明了马、恩对工农联盟以共同发动共产革命和共同建 设共产国家的重视。三是一九一七年之后，正是俄国农民对于苏俄共产专制政权的长期反抗和顽强反抗，才促使斯大林一方面对本国农民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一 方面则愈来愈明确地要求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和煽动农民造反。斯大林甚至明确地指示中共：“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 是由中共领导的一场农民战争。”（参见本章第一节）显然，这一切，都对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就不用说，中国原来就是一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更不用说，中共建党伊始，党内就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农民革命派”。
二、中共建党时期的组成成份已经决定了这一转变的完全可能性
　　如前所说，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不论它曾如何地标榜自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实际上，它却是由一两个著名知识分子与数十名 小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党（参见上卷第三章）。而在建党初期即成为其主体的小知识分子当中，有的虽然是乡村秀才出身，有的则是农村知识青年，或是失意与失学 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毛泽东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些在漫长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常常会成为农民造反领袖、或能成为为农民造反领袖出谋划策者的农村小知识分 子，或曰小地主阶层的不仕子们，正因为他们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社会，处于中国历史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早期阶段，再加上辛亥之后，土地问题既未能及时 解决，平均地权的革命理想又未能迅速实现，传统农业社会还远未来得及解体，因此，不论是从他们的个人处境出发，还是从他们要变革社会的愿望和理想着眼，也 不论他们是否接受了何等的新思想与新主义，更遑论作为农村小知识分子的他们，对这些新思想和新主义能否真正理解和接受，或仅仅是生吞活剥，他们都不可能不 在相当程度上，既承受着传统农民造反的影响和驱使，又不可能不热切地关心着，包括其自身命运在内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说穿了，即是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 解决。因此，作为中共早期重要组成成份的农村小知识分子们，也就不可能不把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和如何在共产主义革命 的旗帜下，发动当代农民革命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历代农民造反革命的实践，早已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造反传统和丰富的造反经验。这就为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 中共农民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
三、中共党内向来就有一个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
　　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所以，在中共内部向来就存在着一个竭力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一九二二年，地主出身的农村小知识分子彭湃，就已经开始在家乡海丰县从事发动农民运动和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后来并成立了由中共党人所发动和组织的第一个农会，即惠州农民联合会。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已经用“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作为理由，来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 中共不应只看见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说：“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所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 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这样的局面。”54 一九二三年九月，毛泽东在长沙大学补修班上讲国文课时，就曾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55
　　此后，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为中共所把持的情形下，特别是在苏俄和斯大林已经明确指示中共，要在中国国民党北伐进军的后方发动土地革命
　　之后，中共中央因于一九二六年二月提出了“北伐政纲”，要把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转变成为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乡村农民造反政权，毛泽东遂成为 广东和武汉两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持人。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前，广州农讲所已主办六期，每期均有各地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参加。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汉农民运 动讲习所亦加紧开张，为嗣后中共的武装叛乱，培养了一批农村造反人才。一九二六年九月，即在北伐军解放了湖南，对湖北的攻坚战即将开始之时，毛泽东又发表 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与全国人民一心相与的北伐打倒军阀的大方向唱反调。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共在北 伐军刚打下武汉、南昌、福建，就要东进南京、包围上海之际，中共中央又在“农民政纲”中提出，要在国民革命政权刚刚建立的北伐军后方，“没收大地主、军 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武装农民，推翻农村中的劣绅政权，建立农民平民政权。”同月，毛泽东始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十二月，毛泽东参加 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使该次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己武装”等决议。56 据中共史家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已有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激增至二百万人。于是，在中共“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号召下，湖南农民运动开始“阳 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不仅省、县、市、乡各级农民协会形同政权，动辄没收土地财产，而且自结武装，横行乡里，随意处决地主绅士。“有土皆 豪、无绅不劣”的造反口号，既无限扩张了造反杀人的范围；“剪长衫、吃大户”的无理要求，更将湖南农民运动推向了与传统农民造反一般无二的“大同境界”。 他们不仅要“将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且要“冲进地主家里，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滚上一滚”。其批判、批斗、戴高帽游街，无辜打人、关 人、滥施种种刑罚，虽与历代农民造反的暴民行为如出一辙，尤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土改”和中共“文革”一般无二。由是而把传统农民之暴民运动的本相表 演得淋漓尽致。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仅把湖南农民运动吹上了天，妄称“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力 量都阻挡不住……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农民在几 个月内就做到了”。而且，毛泽东还兴奋地赞叹道：“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甚至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没有贫农的参加，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 的任务。”更妄言“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后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57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在毛泽东等人的推动下，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至此，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民造反派别终于形成。
四、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提供了这一转变的历史条件
　　上述种种原因虽然是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的重要原因，但是，恰恰是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才迫使它更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 反。其原因：一是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已使它因大量的叛变、自首、脱党、少数人被捕和极少数公开叛乱首领的被处决，而锐减到不足一万人。由中 共乘北伐之机而组织的工会，亦从其高峰期的三百万会员减少到三万人。曾号称拥有一千万会众的全国各地农民协会，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58 其后，中共虽然在苏俄的命令并指挥下，持续地发动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但是，城市武装叛乱的逐次失败和全部失败，不仅使它的地下组织遭遇 了很大破坏，而且迫使它的地下中央机关和各级机关陆续迁往农村。从此，江西农村便成了他们的中央“苏区”，南中国贫穷、落后的偏远农村遂成了他们武装叛乱 的战场，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就只能为农村的传统式农民造反所代替。
　　二是中国共产革命于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在实际上虽然是苏俄企图诱逼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但是，苏俄非但没有因此而善罢甘休，甚至就此将“诱逼”变为 “直接发动”，干脆命令并指挥中共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农民造反和建立认宗苏俄、出卖祖国的俄属苏维埃政权。因此，中共的农民造反，也就在苏俄的命令下，获 得了它仍然作为中国共产革命性质和内容的正宗性。特别是一九二八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时，由于斯大林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 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因此，中共农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革命，也就不仅在共产革命的理论上得到了认同，而且在组织上得到了国际共产教皇 斯大林的批准和支持。长期以来，中共史家曾指斯大林认为毛泽东的农民革命不是共产革命的说法，不过是要把这个认中共农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功绩， 完全归功于毛泽东一人罢了。
　　三是中共党内向来就存在着一个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而这个派别既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革命失败以前就走“对”了道路，又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革命失败 以后，因坚持发动农民造反而挽救了中国共产革命。同时，更因为中共党内的农民造反派领袖毛泽东，在发动农民造反的革命中能够借鉴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经验， 不仅确定了“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保卫城市”的方针，而且提出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口号，并把二者紧密联系，从而造成了附庸苏俄的“中华苏维埃 国”的建立，为苏俄蓄意颠覆中华民国、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而“功莫大焉”。所以，在中国共产革命已经濒临危局之时，毛泽东所要走的农民造反的道路，不 仅得到了苏俄的支持，而且得到了苏俄的赞扬。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产国际通讯》曾发表米夫的文章：“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该文称：“只有苏维埃才能 救中国，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话……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其后，共产国际还致函中共中央说：“毛泽东同 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指在苏俄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都没有这样美观的书……。”后来，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国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书，该书刊有《毛泽东在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和《毛泽东关于苏维埃中央 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结束语》等内容，并用俄、德、日、英等十几国文字出版。
　　从此，毛泽东不仅将农民当成实现中国共产革命的主力军，而且，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把“人人有饭吃、 个个有衣穿；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与中国农民“均贫贱、等富贵，人人都能大碗喝酒、个个都能大块吃肉”的传统大同思想结合起 来，在中国共产革命于城市遭遇全面失败的危局之下，为中共找到了一面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更为“科学”、更为现代、亦更能打动人心的思想旗帜，使得煽动农 民造反从此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主流和主体，更为其后毛泽东在抗战中为实现他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卖国路线，以准备嗣后那一场抢天下的内战，而一再声称“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由于中国共产革命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中国共产党也就迅速地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
　　一、中共在构成上迅速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有统计表明，一九二六年底，在中共约伍万余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知识分子、主要是小知识分子占百分 之二十二，农民仅占百分之五。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时，中共虽在人数上已达十万之多，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已经是农民。59 中国共产党在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化，无疑已经使它蜕变成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即农民党。
　　二、中共在性质上蜕变为一个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本质的农民造反党。中共虽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但因毛泽东认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 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由是，那些在辛亥前后的乱世中所滋蔓成长起来的农村造反者们，特别是一些绿林好汉、土匪强盗，以及由他 们结党而形成的封建会党，即一再为中共所吹嘘的“被改编和被改造成了革命军人和革命军队者”，才真正地成了中共煽动农村造反的中坚力量。只要翻开中共于大 陆建国之后所出版的种种“革命回忆录”，特别是正宗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系列，60 则对于认识中共农民造反大军的这一“主体构成和中坚构成”，无疑会留下极其鲜明的印象。然而，正是中共的这个构成，才造就了它作为一个农民造反党的性质， 才决定了它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本质的政治特质。此后，在中共的“革命历程”中，甚至直到它夺取政权之后，都无时不表现了它的这一政治特质。以至 于不论是在哪一条“战线”，中共所依靠和重用的，严格地说，都是流氓无产者，或具有流氓无产者某些性格特征的社会成份。甚至在知识分子、直至被称为“人类 灵魂工程师”的作家队伍当中，亦非但不能免，而且大有人在。否则由中共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也就没有可能在各个阶层，各条“战线”，都能造成同样残酷无道 和灭绝人性的景象了。
　　三、中共蜕变为以乡村小知识分子为领袖集团的农民党。由于历代有作为的农民造反领袖，必定有乡村秀才、即地主阶级的不仕子们为其出谋划策，如朱元璋之 重用刘伯温，李自成之重用李岩；由于农民造反领袖本身，亦有可能就是乡村中的小知识分子，即地主阶级的不仕子，如黄巢和洪秀全；由于中共的农民革命，虽具 有传统农民造反的本质，却要扛现代共产革命的旗号，甚至需要“配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因此，象毛泽东、刘少奇等这样一批虽无真正专业知识，却又 绝顶聪明能干，虽失意、失路，却又继承了传统造反精神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们，盖因他们在投身共产革命伊始，就在自学和苏俄的阴谋教导之下，既学到了一星半点 的马列主义，又学会了不择手段的狂热革命精神，因而才在中国共产革命不得不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之后，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中共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直至成为中 共农民造反和再造专制新王朝的当然领袖，即“革命皇帝”。毛泽东便是它最为突出的典型。只需稍稍考察一下中共第一、第二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出身构 成，就能证明这个认知的正确。三十年代后直至一九四九年前，中共领袖集团的这个构成，不仅从此改变了它从建党之初至一九二七年，都是由极少数知识分子作为 其领袖的状况，并且使得党内的极少数真正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打击和排挤的对象，从而保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并由此而 决定了中共农民造反的政治特质。一九四九年后，中共这个以农村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及其各级以乡村小知识分子和城乡无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导层，就 更是出于对真正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和变态心理，而在长期内制定了一条“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方针，以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利用愚昧和落后，更在革命的名义之 下戕害进步和文明。直至造就了整整几代人蔑视文化、践踏知识的恶劣国风。从而迫害了千千万万的优秀知识分子，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接班人”。

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26）2011-09-22 02:50:44

四　　苏俄指使中共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背叛国民革命
　　苏俄显然明白，中国共产党，这个在它的扶植和教唆下，并在国民党怀抱中尚未长大的中国共产政治集团，是无论如何也禁不起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所带来的巨 大冲击的。因为，只要国民党和蒋介石决心抽身北伐，就极有可能将中共这个包藏祸心的“政治寄生儿”甩到一边去。因为在广东，共产党仍因国民党的存在而存 在。因此，只有把中国国民党拖死在广东，以将之逼迫在任其窃夺的境地，或将蒋介石彻底打倒，以从根本上阻断北伐，等到中共羽翼已丰，气候已成，到那时，便 不是国民党要甩掉共产党，而是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了。这才是苏俄与中共要坚决反对北伐，并且反对不成便利用之，利用不成则破坏之，破坏不成就干脆背叛之的 根本原因。
第一、苏俄与中共反对北伐
　　一九二六年元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已正式提出了北伐的建议。蒋的北伐建议，立即遭到了全体苏俄顾问的一致反对。鲍罗廷更以“党的力量 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坚决反对北伐。随后，以季山嘉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团所有成员，立即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竭力鼓吹“北伐必败论”，中共 更于广州市区到处散发传单，广贴标语，公开反对国民党北伐，并散布流言，首指主张北伐的蒋介石为“新军阀”。三个月后，当夺回了相当权力的国民党已经决定 北伐，半年之后，当蒋介石已经领导北伐胜利出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杂志仍然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仅猛烈攻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个 人，而且公开反对北伐，并以所谓“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以暗指由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 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就曾明确指证中共是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
第二、苏俄与中共利用北伐
　　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已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变蒋介石和国民党提出的北伐“难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一方面决心反对北 伐，一方面却要“从各个方面以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并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参见本卷第二章），明确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 干，特别要注意组织农民，以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一九二六年七月，当国民革命军刚刚胜利出师北伐，中共又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认定“农民将成为民 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地进行，就在于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一九二六年九月，鲍罗廷又 根据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一再指示（参见本卷第二章第一节），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演说，再一次强调“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土 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苏俄顾问和中共一再地要在中国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和北伐已经胜利进军的最初日子里，在反对北伐不成而只好顺应北伐之时，一 再地将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层次，其目的，无非一是要将全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军阀”改变为发动工农革命、实际是煽动农民造反，以造 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二是要借用国民革命的名义，并以混淆两种不同的革命为手段，偷换国民革命的内容，以夺取发动共产革命的成功。正是在这样一个阴 谋方针的明确指导下，苏俄和中共才在反对国民党北伐失败之后，变反对北伐为利用北伐。由是，在北伐胜利进军后的湖南，由中共煽动起来的农民运动不仅声震全 国，其“实绩”，便是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把军阀已经打倒的湖南逼进了遍地暴民造反夺权的红色恐怖之中。据北师大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教材称， 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湖南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了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四月十日，由中共操纵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提出农民运动不 是减租减息，也不仅仅是要打倒土豪劣绅，而是解决土地问题。武汉国民党中央遂由毛泽东和国民党极左派邓演达等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颁布“解决土地问题决 议草案”和“处分逆产条例”。规定“凡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财产，皆为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行没收”。这个决议草案，因谭延悖等的反 对而未能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是，盖因中共发动与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 逮捕杀人。中共领袖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亦因农民协会将之游街示众、批判斗争而被整毙，北伐军中许多出 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其惨毒之状，实与四十年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人民横遭荼毒的情景 极为相似。
　　同样，在建立了国民政府的湖北和武汉，工农运动亦闹成了“如火如荼”的局面。据同一本中共《中国现代史》教科书称：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 经成立农民协会三十四个，会员已有二十八万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汉登记的工会组织已有五百多个，会员达八十万之多。武汉工人运动的声势之大，“适 如北伐军取得武汉、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中国、影响于全世界一样”。17 而武汉工人运动给武汉地区和武汉国民政府所带来的破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犹如这部《现代史》所“揭露”的那样，由中共发动的武汉工人运动，“不仅随意罢 工，随意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自组法庭监狱，随便捕人施刑，动辄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随意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的现象，更是随时可见……在北伐军占领武 汉后的两个月中，工人、店员罢工可考者达三十六次之多……频繁的罢工，不仅加剧了劳资纠纷，而且为武汉国民政府带来了重重困难：一是日本和英国关闭了在武 汉的全部企业，二是民族工商业主因工人运动而不能聊生者纷纷抽逃资金，关厂罢业，举家潜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汉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经营者仅剩二十 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汉商人罢市，各家商店全部关门谢业，拒绝售货。三是工人大批失业，至四月底已达三十万人之巨。四是武汉国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仅一百 五十万圆，支出却达一千三百万圆，只能靠大量发行纸币以熬度艰难……”。至此，为北伐军胜利占领并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武汉，几乎被苏俄和中共一手煽动并 操纵的工农运动，闹成了一个死岛。
　　武汉如此，上海亦无例外。如前所说，中共不仅为了夺权而抢在北伐军前面发动了三次武装暴动，以图谋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义下，建立“中国无产阶 级的巴黎公社”，而且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擅自组织工人武装以横行沪上，甚至威胁称：“如军政首长有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18 由是，整个上海祸心包藏，阴谋待发；世面混乱，人心不宁。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叹“自国军临沪以来，我商人乃处于憔悴呻吟之下”。19 北伐军虽然能够打倒军阀，却因为苏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机发动共产革命，煽动暴民运动，推倒国民革命，非但不能给人民带来北伐打倒军阀之后应有的和平安 宁生活，却反而只能陷人民于更大的“混乱、动乱和暴乱”之中。这个后果，实在是将北伐打倒军阀的意义，抵消到了令人思之惘极的地步。对此，如果不是一个在 中共“革命暴政”下生活过来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其时，亲共近俄、并得到了苏俄好处的冯玉祥，正是因此才作出了“远俄送共”的决定。他的名言，即指苏俄与 中共乃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实为此一阶段苏俄与中共所蓄谋制造的“共产革命”景象，提供了明确的证词。
第三、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
　　诚然，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一个手段，就是利用北伐，以发动共产革命。
　　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二个手段，则是阴谋挑起“迁都之争”和决策“拥汪反蒋”。一九二六年十至十一月间，蒋介石曾数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称：“武 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中央及政府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 介石电请迁都武汉，不仅合情，而且合理。当时负责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张静江，在屡接蒋介石电报后，遂决定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 议”，以讨论迁都问题，并使之获得通过。但中共却认为：“召开此次大会用意，据我们观察，乃在蒋欲迁都，转移中央政府。”为不造成“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 东”的局面，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中共遂决议“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决定采取措施，努力使联席会议延期举行”。20 如前所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因广东各级国民党党部仍有三分之一以上为跨党的中共党员所把持，再加上中共的阴谋决定和阴谋运作，因此，参加联席会议 的代表，便以中共身份的国民党人占多数，由是而在联席会议上击败了张静江，否决了迁都案，并形成决议称：“现在国民政府之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 础，而此种首要工作，应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广州。”蒋介石请求广州中央和政府迁都的要求，遂因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反对而失败。一个多 月后，当苏俄和中共已经明确意识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迁都武汉已成为势所必然之时，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又开会决策曰：
　　第一、迎汪速回，以与蒋分权。第二、尽力发展湖北革命力量（按：指共产党力量）。第三、确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一定地位（按：旧军阀出身的唐早有图据两湖之心）。第四、巩固左派在广州省政府的政权。21
　　四个月后，当武汉已经成为工农革命的中心，鲍罗廷已经深信“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时，在“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已经对迁都武汉有了较 为充分的准备”之后，22 为他们所把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又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决定，并在迁都武汉途中坚决反对蒋介石敦促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暂驻南昌，再一次借迁都挑 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为重新夺取国民党领导权做足了舆论准备。蒋介石由是而再一次遭遇了失败，并迅疾迎来了苏俄和中共对他发动政变的厄运。特别是 汪精卫在苏俄和中共“迎汪反蒋”阴谋下回国以后，他非但不听取蒋介石和一批真正国民党人的劝告，不仅大言“我是爱护工农的呀”，而且与中共党魁陈独秀发表 了“联合宣言”，随后便赴武汉“俄国政府”去做第一把手去了。由是，中国国民党的再一次分裂岂但不可免，北伐军的分裂和内战亦终于爆发。若不是蒋介石和一 批真正的国民党人在此关键时刻痛下了“清党”的决心，则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已经指日可待。
　　苏俄和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三个手段是制造南京事件。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即北伐军攻下南京的当天，在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祖涵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 命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有一些共产党身份的士兵，竟以公开杀害外侨为手段，蓄意悖发国际事端，不仅引发美国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造成南京民众死伤甚重，而且 造成列强对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敌意和干涉。事后，李富春和林祖涵逃往江西，以弭其罪。后来，因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查抄了苏俄驻北京大使馆，缴获了共产国际 给苏俄驻华使馆武官的一份训令，乃使罪证确凿。该训令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引起各国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 甚至抢掠和多数残杀……。”这份训令不仅在口气与内容上，与不久前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如出一辙，而且与不久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命令中共执行烧杀政策 完全一致（详见下卷第二章）。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在下院作证时曾明确指出：“计划南京暴动者，似有意使西方强国与蒋介石为难。”虽然这一 场以袭击外国人为手段，意图挑起列强干涉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事件，乃不了了之，然而，苏俄和中共为破坏北伐，已可谓心机用尽，更可谓手段用极。
第四、苏俄与中共公然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苏俄与中共反对、利用和破坏北伐实已发展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亦因此而走到了难以为继的 境地。北伐打倒军阀的成功，崭新国民革命政权的建立，不但没有给北伐胜利后的中国带来新的气象，却反而制造了无穷尽的乱象，将曾经一心向往北伐的无辜民 众，推向了痛苦和迷茫的深渊。
　　但是，正是这一切才最终逼出了国民党“清党”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决心，以将三年来借俄援和容共而诱逼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破坏北伐的苏俄和中 共，清除出中国国民革命的阵营，清除出中国国民党，并由真正的国民党人来建立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取代已经完全被苏俄顾问所操纵的武汉“俄国政府”。但 是，苏俄与中共却以为公开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的时机终于到来：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遂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褫夺他的一切职务；共产国际 代表鲁易则提出了“南伐”，要汉方的北伐军打回广东去；中共领袖周恩来竟坚决要求“东伐”即东进讨蒋，以诱发北伐军的内战；苏俄顾问鲍罗廷因以为“他的箱 子中还有草”，23 仍妄想继续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武汉的国民党亲俄亲共派们，因出于良知未泯而要求继续北伐。因为他们知道，也只有北伐，才能挽回军心 和民心。24 但是，汉方的国民革命军已经严重不稳；夏斗寅的“叛军”已经顺流而东下；25 “马日事变”的枪声更是震撼了武汉的国民党亲俄亲共政权 ；26 曾为鲍罗廷诱惑的新旧两栖军阀唐生智已擅自还兵武汉，虽愿反蒋，却同样要反共拒俄；27 连曾经近俄亲共的冯玉祥也开始驱逐共产党并与苏俄疏远，更在对是非、权力和利益的比较中，由武汉转向了南京 …… 28 斯大林给中共的一纸“训令”，虽然推动了中共最后的背叛，但这一纸“训令”对汪精卫所起的反面效应，却是逼出了汪精卫“分共和驱俄”的决心。恰如汪精卫于 是年十一月五日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时所称：“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 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29 苏俄顾问鲍罗廷终于“希望全绝”而待罪归国；中共却在斯大林亲自派来的又一个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领导下，作出了于八月一日在南昌发动武装叛乱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由此而举起了他们公开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的旗帜，并从此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指挥下，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在南中国落 后、偏远、贫穷的农村，到处煽起了“望岱叛乱”的火星，30 点燃了叛变的烽烟。中国的共产革命亦终于从俄式共产革命走向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相结合的”道路，只不过他们要造反的，已不是中 国的历代封建专制王朝和绵延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是历尽艰难才推翻了专制王朝和专制制度，又历尽艰难才夺取了十七年反复辟胜利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兼 问　　谁是反动派？
　　在中国大陆，可谓无人不知“国民党反动派”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联词。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指责国民党是反动派。
　　中共指国民党是反动派有两层含义，一指国民党就是反动派，二指国民党中有一个反动派。前者固无需解释，后者是指一九二四年后，国民党内曾有过一个不亲俄、不亲共，或曰反俄、反共的“反动派”，即国民党“右派”，有时亦干脆被中共称为“反革命派”。
　　但是，在中国大陆每一本为中共所钦定的历史教科书里，又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当时，全国人民都极其地渴望着、并热切地支持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军阀，而 国民党蒋介石又恰恰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了军阀，初步统一了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非但没有“反动”，而且是“顺动”。因此，中共指国民党是反动派，或指斥国民党中有一个反动派，则意从何来？
　　相反，今天，当我们已经能够明白当年反对、利用、破坏北伐和叛变中国国民革命者，和对全国人民所一心向往的“北伐打倒军阀”的历史愿望施行“反动”者，竟恰恰是苏俄和由苏俄亲自指使的中国共产党时，至于谁才是真正的反动派，还有必要一辩吗？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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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叛乱、叛国并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中共虽因在苏俄直接指挥下，反对、利用、破坏和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而被清除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阵营，但是，盖因苏俄妄图颠覆中华民 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和变中国为苏俄附庸的阴谋，并未改变，所以，中共仍在它的继续指使和指挥下，持续地掀起了叛乱叛国的狂潮。指它叛乱，是指它对 北伐和国民革命的继续叛乱和扩大叛乱。指它叛国，则是指在北伐成功、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因中华民国为维护国家主权而遭遇苏俄对我国发动大规 模侵略战争时，中共竟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无视民族，背叛祖国，不仅公开决策“武装保卫苏联”，而且在全国掀起了更大的武装叛乱高潮，以与苏俄侵略 者“里应外合”。其间，苏俄的斯大林反对派托洛斯基，虽为中共制定了一个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 和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问题”；原中共领袖陈独秀，亦在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间，连续三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中共 无视国家民族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反对中共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叛乱行为，要求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解决国是。但是，前者于苏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 害，后者却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陈取消派”首领，直至开除了党籍。此后，中共继续在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下，不仅因残余军阀的叛变而乘机扩大武装叛 乱，而且随着日本帝国对我国侵略战争的公开爆发和逐步升级，将它的叛国行为发展到了公开分裂祖国、即制造两个中国的“水平”。而苏俄命令中共叛乱、叛国和 中共受命苏俄叛乱、叛国的主要手段，便是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土地革命，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俄属“苏维埃政权”。然而，随着发动城市暴动的彻底失败和 煽动农村造反的日益扩张，中国共产革命既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中国共产党也就迅速地蜕变成了一个农民造反党。从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成了它的一件 迷人外衣，马克思主义亦不过成了它赖以造反的宗教教义，而传统农民革命打天下的旧历史，竟成为毛泽东和中共发动农民造反以抢天下的新现实。只不过，传统农 民造反的对象，乃是昔日的君主专制统治，而中共和毛泽东造反的对象，却是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家，战胜了专制复辟，刚刚获得了和平与统一，正 在实行训政以筹备宪政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一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实行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
第一、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苏俄蓄谋指使中共阴谋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第二阶段为苏俄直接指挥中共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
　　在第一阶段，指苏俄“蓄谋”，是因为苏俄“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和指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此其一。
　　其二、指苏俄蓄谋指使中共利用北伐，就是指苏俄向中共传授十月背叛的经验，要中共利用北伐胜利的条件，在刚刚建立了国民革命新政权的后方，发动土地革 命 ，煽动农民造反，并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权和国民革命新政权并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国民革命新政权。据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罗易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按：北伐出师后四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定了一个新的问题，问题的中心之点是，中国革命从何时开始，将发展为土地革命。” 01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的全会上，布哈林即在第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支持民族革命战线，同时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和农 民问题。”并批评中共“对农民问题注意不够，过分畏惧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占领区（按：即在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北伐军后方）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 —— 这就是错误的主要方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发表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称“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倡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 避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立即满足农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要条件……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 的政权”。后来，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斯大林曾于会前接见部分中共代表，其时，“他身穿军装和皮靴，意味深长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战 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大小，要取决于它在领导这场战争中能够组织多少听它指挥的武装力量。’” 02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罗易起草的“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称：“土地问题已经开始表现为各种尖锐的形式，这是当前形势的中心 问题。哪一个阶级有决心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并能提出彻底的解决办法，那一个阶级就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执行 彻底的土地政策的阶级。”
　　一九二七年五月斯大林对中共的训令（即五月指示），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七条指令，均针对南京国民党已经“清党”和武汉国民党就要“分共”的严峻形势，指示中共“要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
　　显然，如果没有苏俄直接或假手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出了上述种种发动土地革命的指示，就不会有中共要在北伐胜利后方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的“二月政纲”（一九二六年二月，参见本卷第一章），更没有嗣后在两湖高叫“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民运动。
　　其三、苏俄蓄谋指使中共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的手段，就是指示中共要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叛变。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演说中就曾说 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03 显然，斯大林在这里所指的反革命不是军阀，而是正在领导和进行北伐打倒军阀伟业的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下同）。
　　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就已经指示中共说：“目前，我们应该刻不容缓地考虑到下列问题：改编军队，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军队，建立军队同工 人组织及农民组织之间的联系……应特别注意组织完全可靠的革命农工部队，使共产党员和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渗入到部队中，以肃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卫 队。”紧接着斯大林又给中共发来了“五月指示”。如前所说，这个指示曾极其明确地说道：“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必须严惩那些坏蛋”； “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
　　于是，罗易立即写信给正在郑州与汪精卫谈判的冯玉祥，要他站出来“把反革命的大本营根本破坏”，并说“除非把反革命大本营根本破坏，武汉难保不变成他们的第二个擒猎品”。 04 苏俄蓄谋指使中共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
　　然而，恰恰是斯大林指使中共准备武装叛乱的“五月指示”和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准备武装叛乱的种种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汉、上海等地自组工农赤卫队以准备武 装叛乱的行动，才最终地把汪精卫逼上了决心“驱俄分共”的道路。对此，布哈林后来曾批评罗易说：“竟将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真诚地送给汪精卫看，这完全是一 种糊涂、愚笨的做法。”05 他在后来对中共“六大”的报告中，甚至检讨“没有帮助中共武装工农”，并指责鲍罗廷说，“共产国际曾要求中共建立七个工农师，而鲍罗廷不办”。
　　在第二阶段，苏俄的根本用心就是要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及其再生的南京政权，并在中国建立附庸俄国的“红色苏维埃政权”，以达到直接移植共产专制制度 于中国的目的。从此，在中国“发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就不仅成为苏俄一心之所与，而且成为它直接指挥中共公开背叛北伐和公然叛变国民革命的根本目 标。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当苏俄对国民党亲俄派的希望尚未死绝之时，苏联《真理报》已在题为“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的社论中指称：“共产党员应该毫不怀疑地着手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一旦争取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能动员号召群众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斯大林本人在《真理报》上发表“时事问题简评”时，曾评论中共“革命”说：“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苏联第七、第八期《布尔什维克》杂志，还在社论“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退出国民党的号召和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现在举行起义的策略相一致的。”
　　于是，苏俄乃假手共产国际，于八月九日向中共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06 这样，命令中共发动武装叛乱以背叛北伐和叛变国民革命，就和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和目标，完全地结合了起来。为此，中国虽驱逐了鲍罗廷，斯大林却派 来了又一个亲信罗明拉兹，以“纠正过去所有错误，指导中共中央工作”。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召回鲍罗廷和派出罗明拉兹，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中 国政策的革命转变。”。 07 而这个转变，就是要指使中共用武装暴动的手段，来建立认宗苏俄和附庸苏俄的“俄属苏维埃政权”。
　　随着罗明拉兹的到来，由苏俄直接指挥的中共武装叛乱，也就紧密地围绕着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个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根本任务，在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打倒军阀和中国国民革命就要成功、又尚未成功的历史关头，被急切地煽动和发动起来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罗明拉兹在武汉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会议，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并使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告全党党员 书”。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以夺取大城市为主要目标。确立了资产阶级为打倒的对象，认为只有先打倒资产 阶级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和工人领袖在中共党内的领导。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罗明拉兹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由罗提名，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罗明拉兹再一次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旗帜，首次为中共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罗明拉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他的米特凯维奇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罗明拉兹起草的 《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认为，现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时中共革命的任务“是发动工农，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 争，建立农村革命割据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工人斗争，发动城市暴动，使城市暴动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现时中共革命的策略 “是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原则……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 和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罗明拉兹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称：“现在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党（按：指中共）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夺 取政权和组织武装起义。党在苏维埃这个总口号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直接了当地提出政权问题了。”就在罗明拉兹于莫斯科发言的时候，中国广州不仅爆发了由 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乱（即中共广州暴动），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而且苏俄驻广州诸领事及工作人员均参加了这一叛乱。苏俄驻中国广州的领事馆则 是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巢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高度赞扬广州武装叛乱说：“广州起义应当被看作中国工人及其伟 大的英雄主义的范例。” 08 但该决议案却指责指挥广州暴动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发动武装叛乱的行径，可谓不打自招。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言，“一九二七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共苏维埃运动已经开始，那时苏维埃政府是想在一个中心城市建立起来。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 以没有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09 难怪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案》曾称，“共产国际的成就之一就是中国苏维埃的兴起”，并说，“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于苏维 埃与红军的组织”，“中国苏维埃运动进一步发展，正在引起整个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其后，当苏俄直接指挥的中共武装叛乱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运动，已经在中国被发动起来时，一九二八年八月，共产国际又在其“六大”的提纲和决议中指示中 共：“革命斗争将使党（指中共）面临完成武装暴动的任务，准备通过武装暴动这一完成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 —— 国民党政权。”当中共发动的中心城市武装暴动遭遇了巨大失败和连续失败时，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苏俄则在第一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中， 批评中共夸大革命运动失败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倾。当中共在发动农村武装暴动的过程中，出现了未打倒富农的情形时，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苏俄又在《共产国 际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即共产国际第二封指示信中，指责中共“联合富农，这无论是什么条件下都是不允许的。从列宁的公式中，绝对得不出结论说，在 中国党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的联合富农这个口号是正确的。这个结论，对中国来说更是不对。”当中共在苏俄的命令和指挥下，决策了疯狂的暴动计划，发动了残酷 的武装暴动，即被后来的中共称为“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时，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即共产国际的第三 封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宣布：“中国进入了深刻的革命危机的时期” —— 据中共党史专家解读，即是指“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 10 从而向中共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和“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的紧急口号，并指示中共“坚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满州以及朱、 毛区域里，坚决地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战争以及游击战争估计不足，（否则）便是对群众的自动能力和革命能力估计不足”。此时，正值苏俄为维护沙皇俄国在我国的 中东路主权，而对统一后的中华民国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关键时刻。中共在苏俄命令和指挥下的武装叛乱，亦因此而转变成了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叛国。
第二、苏俄命令和指挥中共背叛国家民族以“武装保卫苏联”
　　为了了解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这个武装叛国口号的由来，首先有必要将“中东路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如前所述，十月背叛以后，苏俄为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邀买人心，曾两度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终止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将中东路权无条件 地归还给中国”。第一次，北洋政府没有理睬它。第二次，苏俄已在给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关键条款（参见上卷第三章）。直至一九二四年与北京政府 签订“中俄协定”时，虽明定“中东路由中俄两国共同经营”，但是在实际上，中东路仍由苏俄一方人员任意管理，铁路局长既由俄人担任，人权和财权亦由俄人把 持，从而使沙皇俄国在我国的特权由苏俄继续得以维护。一九二八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苏俄与沙俄一样，为对我国东北的野心所驱使，亦为方 便指挥中共的武装叛乱，竟将它驻哈尔滨领事馆、中东路以及驻我国东北的商业机构，作为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据点，中共亦于此时建立了满州地下组织，并接受其 领导。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报告，认定苏共于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中共地下人员秘密会议，遂派军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获众多中 共人员和苏俄指示中共实行武装叛乱的许多文件，11 东北地方政府遂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领事，逮捕了其他人员三十九人，并命令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及其附属机构，封闭了苏俄于我境内开设的苏联国家远东贸 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业机构，将捕获之重要分子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不允许再进入中国。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出通牒，誓言要保护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它在中东路的利益。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华民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称：中国在中东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维护主权”和“维持中国社会安宁”所不得不采取的适当之处置。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八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并于八月中旬大举向中国东北边境发动了武装侵 略。由于张学良的无能，更由于残余军阀的武装叛变和中共的武装叛乱，使得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增兵东北，于是，苏军很快占领了我国境内的富锦、密山、东宁、汪 清、满洲里、杜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东三省两边国境线上的重要门户，几乎全部被苏俄所侵占。中华民国政府在军事失利后，乃被迫与苏俄在伯 力谈判，并于是年十二月，忍辱与苏俄签订了《中苏协定》，恢复了前沙俄在我国中东路的特权，恢复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因恢复苏俄驻我领事馆的谈判未果，即 已迎来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苏谈判遂以终止。
　　诚然，中东路事件在我国，是为维护主权；在苏俄，则为苏俄对沙俄掠夺我国主权的继续。尤其是为了维护旧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的特权，新沙皇俄国竟能发动 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从而成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公然和公开侵略我国的恶邻。所以，此时此地，再由新沙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发出“武装保卫苏 联”的命令，甚至命令中共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以与苏联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 —— 这在苏俄，就绝不仅仅是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问题，而是欺我民族，侵我祖国，辱我人民和撼我社稷；这在中共，就更不仅仅是武装叛乱的问题，而已经完全成 为对祖国和民族之史无前例的公开出卖和背叛，即武装叛国了。难怪彼时陈独秀曾为了中共的“形象”，而立即站出来公开反对中共这个“无国家、反民族”的口号 和决议，更难怪后来的中共党史专家们对此一口号和决议，亦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但是，这个彻底地出卖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口号、决议和行动，却由于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坚决命令和指挥，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执行和发动，不仅将彼时的中共武装叛乱推向了疯狂地步，而且由于日本对我国侵略战争的爆发而升级， 从此竟成为中共武装叛乱的总口号和最高原则，从而将中共的武装叛乱赋予了武装叛国的根本性质，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绝无和仅有。
　　其实，苏俄公然命令中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既非自中东路始，亦非只命令中共一党而已。据中共党史专家说：“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把 ‘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应‘有义务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用一切方法保卫苏联不受资本列强的侵 犯’。”12 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说：“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 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他还说：“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13
　　但是，在中东路事件上，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者，是企图强行占有和武装占有别国主权者。而由中东路事件所导致的战争，又是苏联侵略中国的战争。由 是，在自己祖国遭受苏联大规模侵略时，苏联命令中共发动武装叛乱以反对祖国和保卫苏联，甚至在日本已经公然侵略我国，占领了我国东北，却并不曾侵略苏联 时，苏联又进一步命令中共不要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却要为保卫苏联而在自己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以趁机推翻本国正在实行抗战的政府 —— 苏俄对一个邻国的无耻野心，实为史所罕见。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叛国亦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
　　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就在这一 天，共产国际执委向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号召对中国军阀的暴行，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来答复，要不畏一切的牺牲，来拥护苏联和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 —— 苏联。”14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当苏联已经对我国东北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时，共产国际又借发出反对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的 信，不仅“从十个方面分析中国已经陷入全民族的危机之中”，并且向中共发出了五条指示，命令中共里应外合，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颠覆中华民国，出卖中 华民族，以保卫苏联。这五条指示是：
　　一、必须竭力利用现已开始的军阀混战，以便进一步发展独立的革命运动。必须最大限度地通过出版物、传单、群众性的口头宣传和呼吁书来揭露国民党各个集 团的反革命作用。党应当推翻统治各地区的一切军阀集团的政权（南方的南京集团、张发奎集团等，北方的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奉系集团等）变军阀战争为国 内阶级战争的口号，以及推翻资产阶级地主联盟政权的口号，应当成为党进行群众宣传的主要的现实的口号。
　　二、因改组派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在中东铁路冲突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诋毁中伤苏联，所以要加紧同改组派的斗争。15
　　三、党应当特别关注工人的罢工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设法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
　　四、党应当更加关注开展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帝运动。蓬勃开展的反帝运动将给予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以巨大革命化影响，使 工人运动活跃起来。由于满州的冲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
　　五、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满州地区，在毛泽东、贺龙活动的地区……要把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工农军队的分散行动协调起来。
　　另外，指示信还要求中共“应当全力兴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应当指出，共产国际推动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组织武装暴动的目的，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也即是为了适应中东路战争的需要。”（黑体为引者所加）即为了适应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需要。此可谓一语卖尽“天机”。16
　　然而，当侵华战争已经因斯大林重新夺取了它在中国的特权而停止以后，苏俄不仅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不能有丝毫改变，甚至更进一步地命令中共要继续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扩大武装叛国。
　　一九三零年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发表了“无产阶级在远东的胜利”一文，该文指出“把中东铁路冲突的顺利解决看成是结尾，看成是终场，那将是极大的错误。这一冲突不是戏的结尾，更象是一场戏的序幕……”
　　为了使中东路战争成为中共继续武装叛国的序幕而非尾声，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马基亚尔又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它说：“中国革命正在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十一次全会，如前所述，其决议称“共产国际成就之一就是中国苏维埃的兴起……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正在引起整个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又在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风暴”一文，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在继续上升……”，要求中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坚决地战斗”。
　　一九三一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开会，作出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指责中共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与剥削分子的联合……放弃和轻视了为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进攻长沙曾一度得手，苏联《真理报》乃立即发表社论，称之为“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就”，并称：“建立苏维埃政府在中国现 在已经成为提上议事日程的任务……武汉、上海和整个中国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应当起来投入战斗。”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立即转载了这篇社论。
　　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四年八月苏俄命令中共提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乘我削平残余军阀叛乱的战争刚刚胜利结束，中共在苏俄指挥下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正甚嚣尘上，乃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地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之后，共产国际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发出的呼吁书中曾称：“侵占满州 —— 这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这是对中国劳苦群众、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也是对我们的战争。”从而进一步号召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由是，中共乃假托日 本侵略我国的目的是为了侵略他们“工人阶级的祖国 —— 苏联”，而加紧了武装叛乱的步伐。此后，中华民国与苏联虽然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间谈判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已经互派了大使，但 是，在此期间和在此之后，苏俄仍然在指挥中共继续叛国，直至指挥中共制造“两个中国”。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国际仍希望中共“通过革命战争 来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全国政权”。17 由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就继续向中共提出了“发展苏区与红军”和“推翻国民党”等六大任务。
　　一九三三年九月，共产国际又派出军事顾问李德抵瑞金，任中共“苏维埃国”军事顾问，控制红军指挥权，与在莫斯科的王明遥相呼应，坚持命令并指挥中共继续武装叛国。
　　此时，虽然日本帝国的侵略日渐扩张，中华民族的危难日趋深入，但据中共党史专家“揭露”说，唯“共产国际认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形势很 好，称这个时期为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共产国际所指的“武装干涉”，自然是中华民国政府军对叛乱和叛国者的围剿，而非日本帝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18
　　于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产国际通讯》发表米夫“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文，称：“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 维埃运动的胜利。”同时用各种文字精装出版毛泽东鼓吹“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和只有煽动农民造反、建立苏维埃政权、坚持武装割据才能颠覆中华民国”的小 册子（参见下文）。苏俄欲假手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愿望，显然一时难收。
第三、苏俄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
　　应该说，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将苏俄的任何指令当作圣旨，即令有想不通之时，最后也都是按照苏俄的命令办，即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 行”。一九二七年之后，已经被国民党清除出了国民革命阵营的中共，就更是以苏俄为依赖，样样以服从俄命为天职，直至不惜以叛国为效忠。诚如中共一位党史专 家所言：“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共六大（一九二八年六月于莫斯科召开）所通过的党章极其强调共产国际集中领导，极其强调对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极其 强调服从共产国际。”19 如前所述，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曾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二处规定了共产国 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以，一旦中共叛乱叛国失败，就一定是中共没有坚决执行苏俄的命令和指挥，罪过只能在中共，绝不允许诿于苏俄或共产国 际。再则，尽管中共对苏俄的命令和指挥已经照办执行，但稍有不足或稍有逾越，或者仅仅是自产自销了一些土政策，苏俄亦绝不容许。其最为典型的表现，便是苏 俄在中共党内“倒李扶王”事件的发生。
　　在中共的党史上有一次著名的路线斗争，即第一次路线斗争，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王明路线同立三路线之间的残酷斗争。但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却说，王明路 线和立三路线都是左倾路线，都来源于苏俄共产国际的理论和路线。他们说：“共产国际理论和路线的重要影响，是立三路线形成的一个直接原因；共产国际第三时 期理论是立三路线制定武装暴动战略总方针的理论根据；把俄国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是形成立三路线城市中心论的主要缘由；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错误 斗争是造成立三路线大反右倾的重要因素。立三路线从整体上来看，来源于共产国际。”20 并且，“无论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还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长期指导下发生的，他们的左倾路线从根本上说也都是来源于共产国际……”。 只不过“王明的特点是洋教条，完全不折不扣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而李立三则搞了不少土政策，别出心裁地制定冒险主义暴动计划，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等 等。……虽然王明在某些左倾冒险做法上有所收敛，但在实质上比立三路线更左。用王明的眼光来看立三路线的错误，自然也就要得出立三路线是右倾的结论”。 21
　　但是，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也过于地轻描淡写了一点。苏俄之所以要掉马换将，打击李立三，扶植王明，其根本原因，一是李立三在一省或几省发动叛乱和叛 国的行动失败了，共产国际必须诿罪于李而不能自张其罪；二是李立三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就擅自通过了他的叛乱和叛国计划，并敢对共产国际称大和闹独立，所以 共产国际才深感权威发生动摇；22 三是李立三为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设计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计划，居然就敢将苏联拖进危险的境地，23 这自然使得一切都必须服从苏联和听命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无法容忍和不敢容忍。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苏俄必须在中共党内扶植一个绝对恭顺的奴才。于是，彼时 “不要祖国和没有祖国”的王明，便扶摇直上了。
　　王明之所以能够被苏俄相中的自身条件，一是他在苏俄时就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弟子和红人，曾参预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对苏共的“大清洗”，甚至利用 大清洗打击和打倒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异己力量；二是在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大举入侵我国时，王明居然能够一口气写出十二篇文章，鼓吹“中共必须武装起来 保卫苏联”，并把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的陈独秀骂得狗血喷头，其忠于苏俄和叛变祖国的积极表现，从此获得了苏俄的欢心；三是卖命反对立三路线，狠批中共六 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24 提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口号，以明确反对“立三路线”，鲜明地拥护“国际路线”，从而既为共产国际命令和指挥中共叛乱、叛国的失败作了辩护，又在推倒了立三路 线之后，能够更加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总此三条，终于促使共产国际派米夫来中国强行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强行扶王明上台，使一个在中共党内名不 见经传的学生娃，竟成为中共一党的领袖，从而保证了中共对苏俄和共产国际命令的绝对执行，保证了中共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将叛乱和 叛国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高潮。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论，“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决议，充分地表达了米夫、王明等人的观点，认为只要举起‘两条路 线’斗争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鞭子，就可以把国际路线贯彻到苏区和红军中去，实行王明左倾错误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25 新沙皇俄国及其工具共产国际，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在要比老沙皇远远地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