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选民“两肋插刀”，与穷苦老百姓交朋友。再加上热心肠、爱打抱不平、性情耿直、不畏权贵和敢说敢做作为人大代表的姚/立法名气越来越大。渐渐的，人们忘了他的本名，一致称呼他为“姚代表”。
这个“代表”做得十分不易。
在美国，议员的年薪是10万美元，相当于近百万人民币。每一个议员有几百个助理在帮助他们做事、服务，助理人员的工资全部由美国政府承担；在中国，人大代表（议员）没有一分钱工资，没有助手，甚至连一个办公的场所都没有。
之所以差别这么大，因为美国议员是专职的，而中国的人大代表是兼职的，他们都有一份社会工作。
观察家们认为：专职化是中国人大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可以让人大代表“职业”化。但是，仅凭“人大代表”四个字是没有办法养家糊口的。至今，专职代表还只不过是部份新锐学者的纸上谈兵。
自从当选为人大代表，姚立/法把理论家们的“纸上谈兵”付诸实际行动，逐步走上了一条专职代表之路。为此，他不 仅搭上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时间，而且还搭上了自己微薄的收入和安宁的生活。由于缺乏最基本的保障，他这种不计得失、“拼命三郎”的精神，某种程度上，蒙上 了悲壮的色彩。
因为没有办公场所，姚/立法只得把自己的家当成接待选民的办公室。
据邻居说，在姚家门口，无论白天黑夜，经常都能看见拎着大包小包材料的陌生人，“咚咚咚”敲门，问“姚代表在家吗？”
一拨接一拨来访的选民，把一个原本安静舒适的小家庭，变成了编外“信访接待站”。
来访者中，有人哭哭啼啼；有人大喊大叫；有人从乡下深一脚浅一脚的赶来，满脚的泥巴每一个来访者都带着满肚子的话，要详详细细的告诉姚代表，经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有时候，来访者不是一个，而是几个，最多的时候，甚至是十多个。姚家不大，来的人多了，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为了给来访者腾地方，姚妻每天吃完晚饭，只好一个人到街上溜达散步。
每一个来访者的材料，姚立/法都细心的保留起来。
随着材料的增多，姚家的书房成了专门堆放材料的地方，书架则被改装成文件陈列架。陈列架上贴着建议案、议案、回复、待处理、已处理、加急等等纸条，对材料进行分门别类。
姚/立法成为人大代表的第二年，家里的饭桌开始被材料常年占据，吃饭的时候，饭菜只能放在灶台上。再后来，客厅的茶几、沙发，也被各种各样的材料占用。
在学校辛苦上了一天课的姚妻，回到家后，想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姚立/法忙不迭的提醒：小心点，别把我的材料坐坏了。
从来没和丈夫红过脸的姚妻这回急了，负气地把所有的材料全部扔进了书房里，并偷偷的大哭了一场。
哭过之后，姚妻买了一把躺椅，与丈夫约法三章“家里任何地方都可以放材料，这张躺椅不行。”
此后，夫妻俩握手言和，恩爱如初。
我曾经和多个与姚立/法相识的人聊天，他们一致认为，姚立法能把人大代表工作做得这么有声有色，多亏家有贤妻。
忙碌的代表工作，使姚立/法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家里所有的事情全部甩给了妻子；维持生计的液化气生意只好让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帮忙照料；上大学的儿子，一 年也难得打几个电话关心问候一下；每一次调查所产生的车费、饭费，每一份材料的打印和印刷，所有的电话费，这些费用，都得姚立/法自己掏
“自从他当上人大代表后，卖液化气挣的钱，全部倒贴在代表这件事上了。我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工资，我要应付家里所有的花销，还得供儿子念大学。他当代表这么多年，是靠我那么点工资养活。”平时爱唱爱笑、性格开朗的姚妻，说到这儿，哽咽了。
情绪稳定后，姚妻说：“他天生是个劳碌命，官司迷。嫁了个这样的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有时候想想，他不赌不嫖，不抽烟不喝酒，从来不会乱花一分钱，一心一意的干他自己的事业，也就认命了。”
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不打麻将、不唱卡拉OK生活得像个清教徒和苦行僧，姚/立法几乎没有任何普通意义上的爱好；他自己吝啬到牙刷用了几年也不舍得 买把新的，却毫不犹豫地为一个个穷苦百姓、贫困教师倒贴钱鸣不平；当芸芸众生都集中精力养家糊口，并从中获得俗世快乐的时候，他的乐趣却主要来源于自己行 动中获得的正义的激奋。
在儿子姚遥眼里，姚立/法是一个脾气很好的父亲，从不和母亲吵架，也从来没有打骂过他， 就像一个大朋友。因为特别忙，所以，做任何事情都特别快。吃饭的时候，自己还刚刚开始吃，发现父亲已经几碗饭狼吞虎咽下肚，正擦擦嘴巴，准备出去办事了； 偶尔和父亲出去散步，他必须小跑才能跟得上。
“其实，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和楷模。”姚遥说。
或许真的受父亲影响，在北京读大学期间，姚遥成为一名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这是后话。
2000年9月26日，姚立/法成为人大代表两年后，他向潜江市教委递交了一份申请书，申请继续停薪留职。理由是希望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继续做一名专职代表。
市教委、勤办：
我于1995年11月与勤办签订协议，经勤办及市教委分管领导签字生效至今，即将到期。
我担任市第四届人大代表是从1999年元月开始的。近两年来，我几乎是一位专职代表，作了一些本选区选民和全市选民希望和要求我做的一些事情。我虽然没有工资收入，还要向勤办交管理费一类的钱。但是我乐意当好代表，故牺牲个人利益是值得的。
我的人大代表任期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为了实现1998年我竞选代表时发出的誓言，做一名专职代表，我特此申请再停薪留职。
此时，姚立/法在潜江市教委某些领导的眼里，已经是“麻烦”的代名词了。
“危言耸听”地说政府欠教师们一个亿，弄得市领导不好下台；追查救灾款的去向，说他们贪污灾民的救命钱，使教育系统在老百姓中影响极差；人大会上“大放厥词”，标新立异的投反对票；大骂市里的形像工程是害民工程多年来，姚立法的出格举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些事情，无论哪一件，都不是市教委有能力左右和收拾“残局”的。可是，市里领导还是把账算在了教委的头上。
据说，市领导曾经多次和市教委领导严肃谈话，希望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员工严加管束和教育。谈话过程中，市领导曾经暴跳如雷，说潜江从古到今就没出现过一个这样的人大代表，专门找政府的碴儿，捣政府的乱。每个人大代表都这样，那还了得？
“羊放在外面的时间太长了，再不圈养起来，要变成孙猴子大闹天宫了。”某市领导说。
似乎在意料之中，潜江市教委不仅不批准姚立/法的停薪留职申请，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之后，倔强的姚向市人大请求帮助，申请做一名专职代表。
潜江市人大答复说：“只要全国人大、省人大同意你做一个专职代表，我们市人大也没意见。你向他们请示吧。”这个答复可谓滴水不漏，不赞成，不反对，不帮忙，任其自生自灭。
种种迹象表明，继续停薪留职没有任何希望了。
2000年11月，姚立/法回到潜江市教委勤工俭学办公室上班。早晨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如果离开办公室达到二十分钟以上，必须向办公室主任请假批准，否则视为旷工或早退。
此后，潜江市委市政府的某些领导，对潜江市教委的日常管理工作空前重视，经常打电话询问教职员工们的考勤情况。有时候，市领导还亲自到市教委查岗。
也就是从姚立/法恢复上班的时候开始，除了教育选区选民反映的诸多事情需要去做，他开始着手调查农村问题。白天要上班，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深入农民家了解情况，经常要到下半夜才能回到城里的家中。这，我将在后面做详细的介绍。
白天耗人的工作，晚上辛苦的调查，几乎把姚/立法的身体拖垮。有一段时间，从来不生病，身体好得像头牛的姚立/法，竟然高烧不止，痔疮也发作了，疼痛难忍，彻夜难眠。
姚妻说，姚立/法每天吃完晚饭，扔下饭碗拔腿就走，然后深更半夜的回到家。那些日子，她总是做恶梦，梦见丈夫再也回不来了。
一年后，2001年的9月12日，姚立/法吃惊的接到命令。市教委又把他调到市实验小学。在那里，他必须担任两个年级七个班的课程，每个班近80名学生。
如果带七个班的课程，姚立/法每周至少要批改560份学生的作业。这份工作意味着姚立法连休息时间也不可能去做人大代表的工作了。因为白天上课，作业只好在晚上批改。
姚立/法对于这份工作的安排，坚决表示不接受。在给市人大、市政府、市教委、市实验小学的情况反映信中，姚写道：
我19年没有教过书了，一直在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我师范学的专业是化学，之后进修的专业是行政管理，个人爱好是学习和宣传法律，职称是中学一级政治教师。
若当教师，我自身的长处是教初、高中的政治；若不上讲台，学校除财务工作外，其他的我大多能胜任
全市教育单位，数以百计的人多年来该上班却没有上班。而干第二份职业拿第二份工资，财政工资、奖金一分都不少，这其中还有犯有严重错误的原教委负责人等。
我认为，我不是“另类”人大代表的话，就不会有如此“待遇”。但我同时认为，人民代表为人民没有过错，理应得到支持和保护。
眼下，专挑一分我干不好的工作要我做的情况下，我特申请停薪留职，当一名专职人大代表。
“抗议”无效。这实验小学愿意也得去，不愿意也得去。姚立法担心误人子弟，坚决不带课，学校也没再给他安排别的工作。每天，姚立法在办公室无所事事，枯坐、聊天、喝茶、读报、晒太阳、打打盹儿
没事儿归没事儿，但学校纪律──考勤决不含糊。自从上班后，学校给予姚立/法绝无仅有的待遇，安排三个人记他的考勤情况──本办公室的教师、学校教导处主任和校门卫。
2001和2002年，董滩事件进行得轰轰烈烈；全市村民自治的假象被一点点揭开；187个民选村官被乡镇非法撤换的事实浮出水面；假税费改革逼死农民的事件在调查之中；教师被拖欠的工资还在继续讨要这些事情，引起全国媒体对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广泛关注。
姚说，忙得焦头烂额，逼到那个份上了，也就无所顾忌了。考勤要记就记吧，自己该干嘛干嘛。
“为选民服务总比每天喝茶聊天强，给国家作的贡献也更大。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点了点头。
一年后，当一些传媒把姚立/法的事迹公诸于众的时候，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曾经派员来调查姚代表的情况。实验小学拿出考勤表，上面记着姚立法次数惊人的迟到、早退、旷工等等“劣迹”。而这一切足以表明，姚立法是一个多么“不合格”的教职员工。
在艰难中博弈，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误会中谋发展，个中滋味和辛酸，怕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
给选民的第二次书面述职报告中，姚/立法的标题触目惊心《当一名称职的人大代表竟是如此之难》。
在艰难与合格的人大代表之间，姚立/法划上了一个等号，让人百感交集。
述职报告的最后，姚立/法写道：不管前进的道路有多难，我姚立法将始终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始终为正义而呐喊，为法制而呐喊，为人民而呐喊。
(22) 没有门的村庄
这个“代表”做得十分不易。
在美国，议员的年薪是10万美元，相当于近百万人民币。每一个议员有几百个助理在帮助他们做事、服务，助理人员的工资全部由美国政府承担；在中国，人大代表（议员）没有一分钱工资，没有助手，甚至连一个办公的场所都没有。
之所以差别这么大，因为美国议员是专职的，而中国的人大代表是兼职的，他们都有一份社会工作。
观察家们认为：专职化是中国人大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可以让人大代表“职业”化。但是，仅凭“人大代表”四个字是没有办法养家糊口的。至今，专职代表还只不过是部份新锐学者的纸上谈兵。
自从当选为人大代表，姚立/法把理论家们的“纸上谈兵”付诸实际行动，逐步走上了一条专职代表之路。为此，他不 仅搭上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时间，而且还搭上了自己微薄的收入和安宁的生活。由于缺乏最基本的保障，他这种不计得失、“拼命三郎”的精神，某种程度上，蒙上 了悲壮的色彩。
因为没有办公场所，姚/立法只得把自己的家当成接待选民的办公室。
据邻居说，在姚家门口，无论白天黑夜，经常都能看见拎着大包小包材料的陌生人，“咚咚咚”敲门，问“姚代表在家吗？”
一拨接一拨来访的选民，把一个原本安静舒适的小家庭，变成了编外“信访接待站”。
来访者中，有人哭哭啼啼；有人大喊大叫；有人从乡下深一脚浅一脚的赶来，满脚的泥巴每一个来访者都带着满肚子的话，要详详细细的告诉姚代表，经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有时候，来访者不是一个，而是几个，最多的时候，甚至是十多个。姚家不大，来的人多了，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为了给来访者腾地方，姚妻每天吃完晚饭，只好一个人到街上溜达散步。
每一个来访者的材料，姚立/法都细心的保留起来。
随着材料的增多，姚家的书房成了专门堆放材料的地方，书架则被改装成文件陈列架。陈列架上贴着建议案、议案、回复、待处理、已处理、加急等等纸条，对材料进行分门别类。
姚/立法成为人大代表的第二年，家里的饭桌开始被材料常年占据，吃饭的时候，饭菜只能放在灶台上。再后来，客厅的茶几、沙发，也被各种各样的材料占用。
在学校辛苦上了一天课的姚妻，回到家后，想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姚立/法忙不迭的提醒：小心点，别把我的材料坐坏了。
从来没和丈夫红过脸的姚妻这回急了，负气地把所有的材料全部扔进了书房里，并偷偷的大哭了一场。
哭过之后，姚妻买了一把躺椅，与丈夫约法三章“家里任何地方都可以放材料，这张躺椅不行。”
此后，夫妻俩握手言和，恩爱如初。
我曾经和多个与姚立/法相识的人聊天，他们一致认为，姚立法能把人大代表工作做得这么有声有色，多亏家有贤妻。
忙碌的代表工作，使姚立/法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家里所有的事情全部甩给了妻子；维持生计的液化气生意只好让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帮忙照料；上大学的儿子，一 年也难得打几个电话关心问候一下；每一次调查所产生的车费、饭费，每一份材料的打印和印刷，所有的电话费，这些费用，都得姚立/法自己掏
“自从他当上人大代表后，卖液化气挣的钱，全部倒贴在代表这件事上了。我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工资，我要应付家里所有的花销，还得供儿子念大学。他当代表这么多年，是靠我那么点工资养活。”平时爱唱爱笑、性格开朗的姚妻，说到这儿，哽咽了。
情绪稳定后，姚妻说：“他天生是个劳碌命，官司迷。嫁了个这样的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有时候想想，他不赌不嫖，不抽烟不喝酒，从来不会乱花一分钱，一心一意的干他自己的事业，也就认命了。”
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不打麻将、不唱卡拉OK生活得像个清教徒和苦行僧，姚/立法几乎没有任何普通意义上的爱好；他自己吝啬到牙刷用了几年也不舍得 买把新的，却毫不犹豫地为一个个穷苦百姓、贫困教师倒贴钱鸣不平；当芸芸众生都集中精力养家糊口，并从中获得俗世快乐的时候，他的乐趣却主要来源于自己行 动中获得的正义的激奋。
在儿子姚遥眼里，姚立/法是一个脾气很好的父亲，从不和母亲吵架，也从来没有打骂过他， 就像一个大朋友。因为特别忙，所以，做任何事情都特别快。吃饭的时候，自己还刚刚开始吃，发现父亲已经几碗饭狼吞虎咽下肚，正擦擦嘴巴，准备出去办事了； 偶尔和父亲出去散步，他必须小跑才能跟得上。
“其实，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和楷模。”姚遥说。
或许真的受父亲影响，在北京读大学期间，姚遥成为一名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这是后话。
2000年9月26日，姚立/法成为人大代表两年后，他向潜江市教委递交了一份申请书，申请继续停薪留职。理由是希望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继续做一名专职代表。
市教委、勤办：
我于1995年11月与勤办签订协议，经勤办及市教委分管领导签字生效至今，即将到期。
我担任市第四届人大代表是从1999年元月开始的。近两年来，我几乎是一位专职代表，作了一些本选区选民和全市选民希望和要求我做的一些事情。我虽然没有工资收入，还要向勤办交管理费一类的钱。但是我乐意当好代表，故牺牲个人利益是值得的。
我的人大代表任期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为了实现1998年我竞选代表时发出的誓言，做一名专职代表，我特此申请再停薪留职。
此时，姚立/法在潜江市教委某些领导的眼里，已经是“麻烦”的代名词了。
“危言耸听”地说政府欠教师们一个亿，弄得市领导不好下台；追查救灾款的去向，说他们贪污灾民的救命钱，使教育系统在老百姓中影响极差；人大会上“大放厥词”，标新立异的投反对票；大骂市里的形像工程是害民工程多年来，姚立法的出格举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些事情，无论哪一件，都不是市教委有能力左右和收拾“残局”的。可是，市里领导还是把账算在了教委的头上。
据说，市领导曾经多次和市教委领导严肃谈话，希望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员工严加管束和教育。谈话过程中，市领导曾经暴跳如雷，说潜江从古到今就没出现过一个这样的人大代表，专门找政府的碴儿，捣政府的乱。每个人大代表都这样，那还了得？
“羊放在外面的时间太长了，再不圈养起来，要变成孙猴子大闹天宫了。”某市领导说。
似乎在意料之中，潜江市教委不仅不批准姚立/法的停薪留职申请，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之后，倔强的姚向市人大请求帮助，申请做一名专职代表。
潜江市人大答复说：“只要全国人大、省人大同意你做一个专职代表，我们市人大也没意见。你向他们请示吧。”这个答复可谓滴水不漏，不赞成，不反对，不帮忙，任其自生自灭。
种种迹象表明，继续停薪留职没有任何希望了。
2000年11月，姚立/法回到潜江市教委勤工俭学办公室上班。早晨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如果离开办公室达到二十分钟以上，必须向办公室主任请假批准，否则视为旷工或早退。
此后，潜江市委市政府的某些领导，对潜江市教委的日常管理工作空前重视，经常打电话询问教职员工们的考勤情况。有时候，市领导还亲自到市教委查岗。
也就是从姚立/法恢复上班的时候开始，除了教育选区选民反映的诸多事情需要去做，他开始着手调查农村问题。白天要上班，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深入农民家了解情况，经常要到下半夜才能回到城里的家中。这，我将在后面做详细的介绍。
白天耗人的工作，晚上辛苦的调查，几乎把姚/立法的身体拖垮。有一段时间，从来不生病，身体好得像头牛的姚立/法，竟然高烧不止，痔疮也发作了，疼痛难忍，彻夜难眠。
姚妻说，姚立/法每天吃完晚饭，扔下饭碗拔腿就走，然后深更半夜的回到家。那些日子，她总是做恶梦，梦见丈夫再也回不来了。
一年后，2001年的9月12日，姚立/法吃惊的接到命令。市教委又把他调到市实验小学。在那里，他必须担任两个年级七个班的课程，每个班近80名学生。
如果带七个班的课程，姚立/法每周至少要批改560份学生的作业。这份工作意味着姚立法连休息时间也不可能去做人大代表的工作了。因为白天上课，作业只好在晚上批改。
姚立/法对于这份工作的安排，坚决表示不接受。在给市人大、市政府、市教委、市实验小学的情况反映信中，姚写道：
我19年没有教过书了，一直在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我师范学的专业是化学，之后进修的专业是行政管理，个人爱好是学习和宣传法律，职称是中学一级政治教师。
若当教师，我自身的长处是教初、高中的政治；若不上讲台，学校除财务工作外，其他的我大多能胜任
全市教育单位，数以百计的人多年来该上班却没有上班。而干第二份职业拿第二份工资，财政工资、奖金一分都不少，这其中还有犯有严重错误的原教委负责人等。
我认为，我不是“另类”人大代表的话，就不会有如此“待遇”。但我同时认为，人民代表为人民没有过错，理应得到支持和保护。
眼下，专挑一分我干不好的工作要我做的情况下，我特申请停薪留职，当一名专职人大代表。
“抗议”无效。这实验小学愿意也得去，不愿意也得去。姚立法担心误人子弟，坚决不带课，学校也没再给他安排别的工作。每天，姚立法在办公室无所事事，枯坐、聊天、喝茶、读报、晒太阳、打打盹儿
没事儿归没事儿，但学校纪律──考勤决不含糊。自从上班后，学校给予姚立/法绝无仅有的待遇，安排三个人记他的考勤情况──本办公室的教师、学校教导处主任和校门卫。
2001和2002年，董滩事件进行得轰轰烈烈；全市村民自治的假象被一点点揭开；187个民选村官被乡镇非法撤换的事实浮出水面；假税费改革逼死农民的事件在调查之中；教师被拖欠的工资还在继续讨要这些事情，引起全国媒体对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广泛关注。
姚说，忙得焦头烂额，逼到那个份上了，也就无所顾忌了。考勤要记就记吧，自己该干嘛干嘛。
“为选民服务总比每天喝茶聊天强，给国家作的贡献也更大。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点了点头。
一年后，当一些传媒把姚立/法的事迹公诸于众的时候，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曾经派员来调查姚代表的情况。实验小学拿出考勤表，上面记着姚立法次数惊人的迟到、早退、旷工等等“劣迹”。而这一切足以表明，姚立法是一个多么“不合格”的教职员工。
在艰难中博弈，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误会中谋发展，个中滋味和辛酸，怕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
给选民的第二次书面述职报告中，姚/立法的标题触目惊心《当一名称职的人大代表竟是如此之难》。
在艰难与合格的人大代表之间，姚立/法划上了一个等号，让人百感交集。
述职报告的最后，姚立/法写道：不管前进的道路有多难，我姚立法将始终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始终为正义而呐喊，为法制而呐喊，为人民而呐喊。
(22) 没有门的村庄
“为什么董滩村家家户户都没有门呢？ ”我问。
“被镇里的夏征小分队拆掉了。”姚立/法说。
我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对农民交不起农业税的惩罚。”姚说。
拆门的事情发生在2000年五六月份。这一年，董滩村的村民度过了一个战战兢兢的夏天。
战战兢兢，不只是因为门被拆掉了，害怕小偷来偷东西。更令村民们闻风丧胆的，是竹根滩镇政府组建的夏征（夏粮征收）小分队。
看看董滩村村民的遭遇，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害怕，害怕到什么程度。
村民袁书希，因为欠了村里500元钱，夏征小分队的人不由分说，就要把袁捆起来。在追打的过程中，袁的短裤被他们撕破了，逼得没办法只好跳河，差点连命都没了。
村民周绞兰，家里的米、棉絮、门、冰箱全部被“征收”走了，床被掀翻了，桌椅板凳被砸坏了，惨不忍睹。
村里的张帮爽老人被徵税干部打成重伤，家里的口粮全部被抢，最后含恨寻了短见。竹根滩镇政府强迫老人的子女签了一份《安葬协商意见》，补贴死者家属5000元钱。一桩命案，就此草草了事。
后来，只要是听到村里的狗叫，村民们便条件反射的以为夏征小分队来了，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慌忙躲进棉花地里或者芦苇丛中藏身保命。
夏征小分队的人，为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为什么敢于目无邪党纪国法？村民说，他们背后有“靠山”。
“靠山”是一个副镇长，他是夏征小分队的总指挥。副镇长曾经多次通过董滩村的高音喇叭宣布税收的“征收政策”：主动交税的免打；有钱不交的狠狠的打；抗拒不交的往死里打。
在这样公然违法违规的征收“政策”下，董滩村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镇政府称，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因为董滩村的农民拒缴税款。一份镇里的统计资料表明，2000年，董滩村应该缴纳国家农业四税近40万元，可是从5月5日到6月5日开征一个月，全村收款不到9万元。
董滩村的村民说，有些钱镇里本来就不该收。根据潜江市政府当年的一个文件规定，农民负担每亩地不得超过200元。可是董滩村每亩地平均上交将近300元 钱，每亩多收了近百元钱；国家曾经有文件规定，办理结婚证至多只能收取工本费2到10元。可是董滩的农民办个结婚证要交300到600元不等。
村民还说，有增无减的农民负担和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害得大家结不起婚、种不起地，日子简直没法过下去了。
董滩村是个四水环绕的小村庄，被汉南河、通顺河、反修河、联河四条河包围着。村庄通往外界只有唯一的一条通道，八十年代是一条木船，九十年代后则是一座小桥。
过去，这一带流行一句老话“金沙窝，银董滩，有金有银是曹滩。”意思是董滩的土地肥沃，庄稼落地生根，种什么成什么。这里生产著名的皮棉，是远近闻名的棉乡。依仗着肥沃的土地和质量不错的皮棉，历史上的董滩农民，一直过着比较富裕的日子。
六七月份夏征队频繁来徵税的时候，董滩村淹没在绿色海洋里。半人高的棉花长势喜人，一望无际，扁豆、苦瓜和南瓜藤爬满了竹□笆。庄稼地、自留地里开满了各色花朵，黄、粉、白、紫、红 芳香扑鼻，色彩纷呈。农家周围的高大果树，苍翠欲滴，树上的知了不甘寂寞的高声鸣叫。
夏征小分队的到来，使这个充满诗意的田园小村庄，被恐怖气氛笼罩。
据姚/立法说，这一年，董滩村有十九名村民，因为欠交不明不白的税费，被夏征小分队非法的关押和殴打。这些村民不分男女，一起关在潮湿、蚊虫叮咬的小房间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恶臭难闻。这个房间由夏征小分队的人专门看守。
据被关押的村民回忆，看守人折磨人的手法花样翻新。比如，他们规定村民跪在他们划的圈圈里，如果跪的姿势不合他们的规定，立刻拳脚相加；他们命令村民的头、腹部和膝盖同时贴着墙面站着，坚持不到二十分钟，村民便倒下了。
每个被关押的村民都必须交看守费10元钱，每顿饭都由家人送来。送来的饭菜必须经过看守的检查才能吃，如果饭菜不错，看守便不准送去。理由是：把农民抓来，是来受苦不是来享福的。
非人的折磨，使村民的身体留下病根。据说某个村民因为被看守者狠踢私处，从此丧失性生活能力。
在这个没有门的村庄里，绝大多数村民隐忍、愤怒，却又敢怒不敢言。 直到村民曾详均挺身而出，四处告状，这桩野蛮徵税事件才逐渐暴露在公众视野下。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