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和平解放”
一九五○年秋天，中共解放军在藏东昌都一战消灭了藏军主力，显示了对西藏的绝对优势之后，随之又作出和平姿态。他们对藏军俘虏友好款待，将连排军官八十五人、士兵二千五百六十二人遣散释放，发给俘虏回家路费银元二万多，马匹五百一十匹［1］。这种大刚大柔兼而有之的形象对藏人同时产生了慑服和笼络的效果，使其失去继续抵抗的信心和意志。被遣返的俘虏把中共的好名声带到西藏各地，同时中共又避免了管理关押数千战俘的负担。
昌都战役后中共停止了军事行动，一方面等待西藏高原不宜作战和行军的冬天过去，一方面看昌都战役的教训是否会说服西藏当局进行谈判，接受中共提出的“祖国统一”之要求。这期间，面对国际社会指责解放军“侵略”西藏，中共在其对外公告中表现出的态度极为轻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明确宣布：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藏，其使命是解放西藏人民，捍卫中国的边疆。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2］
这种使国际社会震惊的傲慢口气,清晰地表明新中国渴望洗刷百年卑躬屈膝的耻辱。西藏所指望的国际社会干涉，对以这种口气说话的政权显然不会收到效果。何况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不能给国际干涉提供足够的根据，因而美国和英国在当时都拒绝对西藏提供实质性援助；联合国不愿讨论关于西藏遭到中国侵略的议案；与西藏唇齿相依的印度也只作口头文章；西藏只剩几千残军守卫昌都通向拉萨的要道，强大的解放军随时可能向拉萨进军，抵抗几乎全无希望。孤立和不堪一击的绝望之感笼罩着旧西藏统治者的心灵。拉萨房价猛跌，甚至以几千大洋就可以买下一栋贵族私宅。［3］
噶厦政府决定把刚刚亲政的达赖喇嘛转移到西藏与锡金的边境，以防中国军队再次重演昌都战役的故伎，以迂回包抄的方式切断他们逃往印度的后路。亚东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处海拔较低、山清水秀的地方。达赖喇嘛一行住在亚东的东噶寺。那是一个很小的寺庙，几年前我去拜访时，里面只有几个年长僧人领着一群出家的儿童。寺庙院里有一只拴在铁链上的猴子，见人就龇牙咧嘴地翻跟头。达赖住过的房间仍然保留当年原样。里面有两张床，那时达赖晚上睡觉还需要他的老师陪同，可想不会有太多的决策能力。噶厦政府也从拉萨转移到亚东办公。亚东的地理位置适于同时进行两手准备：一方面与中共开展议和谈判，观看局势发展；另一方面随时可以跨出边境，流亡印度。
现在回头看历史，西藏无论如何不能避免被中国占领，不管是国际社会还是西藏自身，都没有力量阻挡中共军队进藏。虽然如此，西藏被占领的方式却可能不同，而中国以哪一种方式占领西藏，对西藏后来的走向也会有不同影响。中共当时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和平解放”，一是武力攻打。中共高层更希望前者，那意味着“西藏自愿回归祖国大家庭”，既有利于对外的形象，又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能减轻战争负担，所以它极力向“和平解放”的方向引导。
现在，事过境迁，有人却开始对当时的和平结局感到后悔。那时身为中共进藏十八军高级指挥官的李觉将军，四十年后就这样重新设想历史：
如果噶厦不死守金沙江，而是采用游击战来截断我供应线，分割、分散我兵力，拉长我战线，在运动战中集中优势兵力将我各个击破，有可能彻底拖垮入藏部队。如此一来，我们只能......采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蚕食战术，每前进一步，公路交通跟进一步，后勤保障跟进一步，巩固一步。多路进军相配合，最后迫使它的全部力量集结于拉萨，将它一举歼灭。彻底摧毁这个统治集团之后，我们再返回来对平民、对下层僧俗官员讲民族、宗教政策，建立以藏族翻身农奴和共产党领导骨干相结合的政权。这样，虽然时间长一些，或许一年两年，或许三年五年才能真正解放全西藏受压迫的农奴，但是所成立的政权就相当稳固，也许就不存在一九五九年的叛乱，就不存在一九八七年以后的骚乱。［4］
如果没打昌都战役，当年的西藏势态也许会向李觉将军期望的方向发展。然而昌都惨败使噶厦完全失去了继续抵抗的信心。同时，急于促成“和平解放”的中共又把话说得非常动听：
人民解放军入藏之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侣、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西藏全体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一切喇嘛寺庙，帮助西藏人民开展教育和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各级僧侣、官员、头人等照常供职。一切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之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过去亲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之官吏，如经事实证明，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脱离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者，仍可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忠诚执行中央人民政府上述各项政策。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借用家俱均经物主同意，如有损毁，决按市价赔偿。雇用人、畜差役，均付相当代价。不拉夫，不捉牲畜。［5］
比起一九○四年时面对荣赫鹏使团的状况，西藏统治者总算聪明了一些，虽然照例有多次变卦反复，最终还是同意与中共进行谈判。当时阿沛·阿旺晋美作为昌都战役的战俘，已经在共产党控制的昌都住了将近半年，被噶厦任命为与中共当局谈判的首席代表，从昌都直接去北京进行谈判。这个任命似乎有点奇怪，阿沛人在昌都期间，每天受共产党的影响。去北京一路走了近一个月，各处皆予最高规格接待。当时在中共西南局任书记的邓小平亲自到重庆机场迎接；到北京时，周恩来和朱德到火车站迎接。共产党那时的“统战”很能笼络人心，比起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共产党也确实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一番新气象，使人受到吸引和鼓舞。让阿沛去谈判，在感情上难免自觉不自觉地受中共影响。后来达赖喇嘛称谈判最终达成的《十七条协议》 全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是在逼迫下签署的：
协议是作为最后通牒方式提出的，不让我们的代表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或建议。对他们进行了侮辱、谩骂，并威胁要对他们使用暴力，对西藏人民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也不让他们向我和我的政府进一步请示。［6］
这看起来不是中共的做事方式，中共也也没有必要那样。谈判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开始，到五月二十三日正式签署协议，简单粗暴的最后通牒用不了二十五天的时间，肯定经过了多次反复和讨价还价。无疑，谈判肯定是由中共方面主导的，这丝毫不奇怪，胜者在谈判中占有优势，对谁都是这样。
为了一目了然,，这里把《十七条协议》中的每一条用一句话概括如下：
一、西藏属于中国；
二、西藏同意解放军进藏；
三、西藏自治；
四、西藏现行制度、达赖和各级官员的地位不变；
五、六、恢复班禅地位；
七、维护西藏宗教；
八、藏军改编为解放军；
九、发展西藏教育；
十、改善西藏人民生活；
十一、中国不强迫西藏改革；
十二、对西藏官员不究既往；
十三、进藏解放军遵守军纪；
十四、中国掌管西藏外交；
十五、中国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
十六、中国担负其在西藏所需的经费；
十七、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7］
中共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坚持由于过去受到帝国主义控制，所以西藏才对祖国有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西藏代表最初否认西藏存在任何帝国主义势力的活动，但是中共代表提醒说那是因为西藏人还没有识破他们。最后西藏代表不得不说“如果他们在那里，那你们就把他们赶走”。对条款的具体内容，虽然西藏代表不喜欢中国在西藏驻军和由中国掌管西藏外交的条款，但是他们理智地认识到没有别的选择，对此必须同意。他们曾拒绝在谈判中加进有关班禅的条款，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与这个谈判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中共方面认定西藏解放与班禅回归是不可分割的，必须一揽子解决。中共方面把班禅作为牵制达赖的一张牌，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予以安排。这与历史上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采取的政策一脉相承。双方冲突最大的是有关中国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梅·戈德斯坦在他书里这样描写：
当西藏代表问军政委员会的目的是什么时，中共代表答复说，这要视在履行《协议》时西藏的需要而定。西藏代表不赞成中共代表所作的解释，他们说这与《协议》中所规定的中央人民政府不会改变现存制度的内容相矛盾。这种分析激怒了中共代表，他们气愤地回答说：“你们是在说你们打算同中央人民政府作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回去好了，没有必要再呆在这里。我们将派人民解放军进藏。”于是西藏代表力图让中共代表平静下来，便建议休会。在这段时间，西藏代表进行了内部交谈并决定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尽管在《协议》的其它各点都曾产生过分歧，但是这是唯一的一次中共代表表示，如果西藏代表不同意这一点，将派军队进藏进行武力威慑。在中共代表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就允许他们建立自己永久性行政管理机构。［8］
既然中共去西藏是为了确立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主权是由政权直接体现的，它就不可能不打算建立自己的政权体系。中共不愿意明确解释的军政委员会，实际上的目的是一旦形势需要，它就随时可以把西藏政府置于一旁，自行接管西藏政权。
协议的最后一条也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不需要西藏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批准，这项协议就已经可以开始实行。尽管在谈判开始时阿沛表示他不具有签署一项协议的权力，后来他又矛盾地同意在协议上写上他是“全权代表”［9］。而且不知什么理由，西藏谈判代表没有要求先把谈判结果通报西藏政府，待获得批准后再对外公布。结果，达赖喇嘛本人以及西藏地方政府是通过北京的广播得知协议内容的，他们立即致电西藏代表表示反对，阿沛等也因为签署了这样一个协议而被许多藏人视为是对西藏的叛卖。
中共充分利用了协议最后一条赋予的合法性，在达赖和噶厦政府对协议表示正式同意以前就开始向西藏进军。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十七条协议》签字；七月一日，中共进藏大部队就从四川甘孜向西进发；七月二十五日，十八军进藏先遣支队从昌都出发；八月二十八日，进藏主力部队向西藏挺进；九月九日，先遣支队达到拉萨。在此期间，噶厦政府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拖延。一直拖了五个月，直到解放军主力部队也已达到，在拉萨城外安营扎寨，才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向北京发出了正式批准协议的电报。
电报文字用的是典型的中共式语言，与其说是承认协议，不如将其看作是对兵临城下无可奈何的回应：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一九五一年四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已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
公历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藏历铁兔年八月二十四日［10］
毛泽东在两天之后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给达赖覆电表示祝贺。同日中共军队即开进拉萨，并举行了耀武扬威的入城式。不久西北方向进藏的中共军队也到达拉萨，并与在其之前到达的中共十八军比赛威风。全体官兵被命令用羊血代替鞋油擦亮棕色马靴。部队长范明乘坐的吉普车是用 牛驮进西藏的零部件，进城前才装配起来。女兵一律骑马或骆驼。士兵队列行进皆齐步跺脚，高喊行进口号，数里之外都能听到［11］。同时，中共军队陆续开赴日喀则、江孜、亚东等一系列西藏重镇，自此西藏全面落入中国的军事控制。
达赖喇嘛是在一九五九年流亡印度之后才公开宣称《十七条协议》非法，理由是那是一个在武力威胁下被迫签定的协议，是不平等的。然而合法与非法与否，不能以批准协议时心里愿意还是不愿意衡量。藏人后来提出的那些对谈判的指控即使都是真的，在达赖喇嘛正式批准协议时也都已存在。如果当时放弃了对那些指控的追究，后来也就难以把它们重新当作理由。何况人类历史上多少条约都是在强权下签订的。在国际关系史上，作为战争产物的和约，如经典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一六八四年 、《维也纳条约》 一八一五年 、《凡尔赛和约》 一九一九年 等，战败一方都可以说那是在武力威胁下签署的，也都可以被认为它们是不平等的。
退而言之，如果武力威胁下面签署的条约非法，那么在同样的标准下，不但《十七条协议》是非法的，而且一八五六年《西藏与尼泊尔条约》以及一九○四年的《英藏条约》也都是非法的。但是西藏一贯独立论者在描述西藏的历史和法律地位时往往使用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毫不犹豫地指责武力威胁下的《十七条协议》为非法，另一方面却认可同样在武力威胁下的《西藏和尼泊尔条约》和《英藏条约》的合法性，并且堂堂正正地用这两个条约作为西藏有权签署国际条约，从而具有独立的国际人格的重要证据。如果摈弃双重标准，那么结论应该是也只能是：上述三个条约要么都非法要么都合法。但是这对他们也是个两难选择，因为如果它们都非法，那么西藏在历史上就缺少或减少了其独立的重要证据；如果都合法，那么《十七条协议》毫无疑问地意味着这种独立的终结。［12］
冷静和理性地看，《十七条协议》应该是当时西藏所能争取的最好结果。阿沛·阿旺晋美以现实的态度较好地完成了谈判。收到噶厦表示反对的电报时，阿沛向噶厦表示，如果不同意他谈下来的协议，就请派另外一个代表团来接替他。西藏上层内部当时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与中国妥协，主张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另一种则是愿意与中国合作，接受《十七条协议》，但是谁都没有坚持与中国人继续作战到底。有意思的是，西藏的僧侣大都持后一种态度。在他们的一再请求下，达赖喇嘛于一九五○年七月回到拉萨，再经过一再拖延，最终正式表态接受了《十七条协议》。
今天，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认为当年把西藏就那样拱手让给中国人，是西藏上层人士犯下的罪行。伦敦西藏基金会主任平措旺杰这样指责当时的拉萨政府：“在中国刚开始入侵西藏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可以阻止中国军事行动的措施......让他们进入西藏就是把西藏送给中国的第一步。”［13］当记者问到他那时只剩几千藏军，如何抵挡数以十倍计的中共解放军时，他豪迈地回答：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即使藏族人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我相信他们可以作战。我们和你们西洋人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有武器，最低限度，绝大部分的藏民都有武器。很简陋的武器，没错，但是还是武器。何况他们对打斗早就习以为常，有时候甚至是趋近于残酷的斗争。一旦他们决定要干，他们就会干到底，那怕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如果当时的西藏政府说“我们的国家面临着危险，所有的同胞必须起而战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整个民族都会热烈响应参加动员的。［14］
的确，当时的西藏贵族与僧侣宁愿苟且偷安。只要他们自身特权不受威胁，就相信中国人的进入不会给西藏带来坏处。不管是作战还是流亡，都会使他们失去原本舒适的生活，这是他们不愿面对现实的原因之一。然而，战争毕竟不是街头打斗，光靠勇气也不能保证获得胜利。现在在伦敦生活的平措旺杰尽可以想象当年西藏该如何战斗，指责历史是容易的，谁都能做，但实际上可供当年西藏决策者们进行选择的余地，实在已经很小。
无疑，《十七条协议》肯定是中共的胜利。那是西藏第一次明确承认中国的主权，使中国统治西藏有了合法性，同时《十七条协议》也给中共提供了逐步改变西藏地方政府和改造西藏社会的着手之处。它的胜利基础确实在于军事实力，不过，在现代主权秩序中，实力强大的一方获胜，只是一种正常的逻辑。
反而，比较一下当年清朝政府施加给西藏的《二十九条章程》，中共的《十七条协议》至少在文字表面显得宽容得多，态度也友好得多。
《二十九条章程》除了两条单纯谈军队的装备 第七和二十六条 ，一条越俎代庖地超越藏政府下令免差徭和税收欠款 第九条 ，其它全部条款都是施加给西藏的限制性条款，几乎没有任何协商气氛，通篇皆是“不得非议” 第三条 、“即予严惩” 第五条 、“加以惩罚” 第八条 、“都得服从” 第十条 、“不得逾规乱为” 第十一条 、“不准参与政事” 第十二条 、“予以查究” 第十三条 、“必须按照” 第十四条 、“立即革退” 第十六条 ......之措辞，只能感觉到清廷居高临下的权威和权力，命令西藏无条件服从。
《十七条协议》除最后一条说明生效日期外，有实质内容的十六条条款中，北京对西藏地位作出保证和对北京进行约束的有八条，占一半。且通篇宣称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固然，那可以被视为一种玩弄形式的伎俩，北京在协议中是获得实质优势的。但是与北京当时在实力上的优势相比，它在协议中获得的优势还是比较收敛的。拉萨与北京毕竟不是同一水平的对手，刚刚遭到军事上的大败，又受着解放军的三面重围。与制定《二十九条章程》的清朝相比，中共强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直接用军事手段占领西藏，打进拉萨，西藏又有什么能力对抗？所以，从最低的意义来讲，《十七条协议》的签定至少延长了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八年的统治。
昌都战役后中共停止了军事行动，一方面等待西藏高原不宜作战和行军的冬天过去，一方面看昌都战役的教训是否会说服西藏当局进行谈判，接受中共提出的“祖国统一”之要求。这期间，面对国际社会指责解放军“侵略”西藏，中共在其对外公告中表现出的态度极为轻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明确宣布：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藏，其使命是解放西藏人民，捍卫中国的边疆。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2］
这种使国际社会震惊的傲慢口气,清晰地表明新中国渴望洗刷百年卑躬屈膝的耻辱。西藏所指望的国际社会干涉，对以这种口气说话的政权显然不会收到效果。何况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不能给国际干涉提供足够的根据，因而美国和英国在当时都拒绝对西藏提供实质性援助；联合国不愿讨论关于西藏遭到中国侵略的议案；与西藏唇齿相依的印度也只作口头文章；西藏只剩几千残军守卫昌都通向拉萨的要道，强大的解放军随时可能向拉萨进军，抵抗几乎全无希望。孤立和不堪一击的绝望之感笼罩着旧西藏统治者的心灵。拉萨房价猛跌，甚至以几千大洋就可以买下一栋贵族私宅。［3］
噶厦政府决定把刚刚亲政的达赖喇嘛转移到西藏与锡金的边境，以防中国军队再次重演昌都战役的故伎，以迂回包抄的方式切断他们逃往印度的后路。亚东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处海拔较低、山清水秀的地方。达赖喇嘛一行住在亚东的东噶寺。那是一个很小的寺庙，几年前我去拜访时，里面只有几个年长僧人领着一群出家的儿童。寺庙院里有一只拴在铁链上的猴子，见人就龇牙咧嘴地翻跟头。达赖住过的房间仍然保留当年原样。里面有两张床，那时达赖晚上睡觉还需要他的老师陪同，可想不会有太多的决策能力。噶厦政府也从拉萨转移到亚东办公。亚东的地理位置适于同时进行两手准备：一方面与中共开展议和谈判，观看局势发展；另一方面随时可以跨出边境，流亡印度。
现在回头看历史，西藏无论如何不能避免被中国占领，不管是国际社会还是西藏自身，都没有力量阻挡中共军队进藏。虽然如此，西藏被占领的方式却可能不同，而中国以哪一种方式占领西藏，对西藏后来的走向也会有不同影响。中共当时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和平解放”，一是武力攻打。中共高层更希望前者，那意味着“西藏自愿回归祖国大家庭”，既有利于对外的形象，又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能减轻战争负担，所以它极力向“和平解放”的方向引导。
现在，事过境迁，有人却开始对当时的和平结局感到后悔。那时身为中共进藏十八军高级指挥官的李觉将军，四十年后就这样重新设想历史：
如果噶厦不死守金沙江，而是采用游击战来截断我供应线，分割、分散我兵力，拉长我战线，在运动战中集中优势兵力将我各个击破，有可能彻底拖垮入藏部队。如此一来，我们只能......采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蚕食战术，每前进一步，公路交通跟进一步，后勤保障跟进一步，巩固一步。多路进军相配合，最后迫使它的全部力量集结于拉萨，将它一举歼灭。彻底摧毁这个统治集团之后，我们再返回来对平民、对下层僧俗官员讲民族、宗教政策，建立以藏族翻身农奴和共产党领导骨干相结合的政权。这样，虽然时间长一些，或许一年两年，或许三年五年才能真正解放全西藏受压迫的农奴，但是所成立的政权就相当稳固，也许就不存在一九五九年的叛乱，就不存在一九八七年以后的骚乱。［4］
如果没打昌都战役，当年的西藏势态也许会向李觉将军期望的方向发展。然而昌都惨败使噶厦完全失去了继续抵抗的信心。同时，急于促成“和平解放”的中共又把话说得非常动听：
人民解放军入藏之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侣、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西藏全体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一切喇嘛寺庙，帮助西藏人民开展教育和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各级僧侣、官员、头人等照常供职。一切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之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过去亲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之官吏，如经事实证明，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脱离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者，仍可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忠诚执行中央人民政府上述各项政策。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借用家俱均经物主同意，如有损毁，决按市价赔偿。雇用人、畜差役，均付相当代价。不拉夫，不捉牲畜。［5］
比起一九○四年时面对荣赫鹏使团的状况，西藏统治者总算聪明了一些，虽然照例有多次变卦反复，最终还是同意与中共进行谈判。当时阿沛·阿旺晋美作为昌都战役的战俘，已经在共产党控制的昌都住了将近半年，被噶厦任命为与中共当局谈判的首席代表，从昌都直接去北京进行谈判。这个任命似乎有点奇怪，阿沛人在昌都期间，每天受共产党的影响。去北京一路走了近一个月，各处皆予最高规格接待。当时在中共西南局任书记的邓小平亲自到重庆机场迎接；到北京时，周恩来和朱德到火车站迎接。共产党那时的“统战”很能笼络人心，比起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共产党也确实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一番新气象，使人受到吸引和鼓舞。让阿沛去谈判，在感情上难免自觉不自觉地受中共影响。后来达赖喇嘛称谈判最终达成的《十七条协议》 全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是在逼迫下签署的：
协议是作为最后通牒方式提出的，不让我们的代表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或建议。对他们进行了侮辱、谩骂，并威胁要对他们使用暴力，对西藏人民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也不让他们向我和我的政府进一步请示。［6］
这看起来不是中共的做事方式，中共也也没有必要那样。谈判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开始，到五月二十三日正式签署协议，简单粗暴的最后通牒用不了二十五天的时间，肯定经过了多次反复和讨价还价。无疑，谈判肯定是由中共方面主导的，这丝毫不奇怪，胜者在谈判中占有优势，对谁都是这样。
为了一目了然,，这里把《十七条协议》中的每一条用一句话概括如下：
一、西藏属于中国；
二、西藏同意解放军进藏；
三、西藏自治；
四、西藏现行制度、达赖和各级官员的地位不变；
五、六、恢复班禅地位；
七、维护西藏宗教；
八、藏军改编为解放军；
九、发展西藏教育；
十、改善西藏人民生活；
十一、中国不强迫西藏改革；
十二、对西藏官员不究既往；
十三、进藏解放军遵守军纪；
十四、中国掌管西藏外交；
十五、中国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
十六、中国担负其在西藏所需的经费；
十七、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7］
中共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坚持由于过去受到帝国主义控制，所以西藏才对祖国有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西藏代表最初否认西藏存在任何帝国主义势力的活动，但是中共代表提醒说那是因为西藏人还没有识破他们。最后西藏代表不得不说“如果他们在那里，那你们就把他们赶走”。对条款的具体内容，虽然西藏代表不喜欢中国在西藏驻军和由中国掌管西藏外交的条款，但是他们理智地认识到没有别的选择，对此必须同意。他们曾拒绝在谈判中加进有关班禅的条款，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与这个谈判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中共方面认定西藏解放与班禅回归是不可分割的，必须一揽子解决。中共方面把班禅作为牵制达赖的一张牌，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予以安排。这与历史上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采取的政策一脉相承。双方冲突最大的是有关中国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梅·戈德斯坦在他书里这样描写：
当西藏代表问军政委员会的目的是什么时，中共代表答复说，这要视在履行《协议》时西藏的需要而定。西藏代表不赞成中共代表所作的解释，他们说这与《协议》中所规定的中央人民政府不会改变现存制度的内容相矛盾。这种分析激怒了中共代表，他们气愤地回答说：“你们是在说你们打算同中央人民政府作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回去好了，没有必要再呆在这里。我们将派人民解放军进藏。”于是西藏代表力图让中共代表平静下来，便建议休会。在这段时间，西藏代表进行了内部交谈并决定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尽管在《协议》的其它各点都曾产生过分歧，但是这是唯一的一次中共代表表示，如果西藏代表不同意这一点，将派军队进藏进行武力威慑。在中共代表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就允许他们建立自己永久性行政管理机构。［8］
既然中共去西藏是为了确立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主权是由政权直接体现的，它就不可能不打算建立自己的政权体系。中共不愿意明确解释的军政委员会，实际上的目的是一旦形势需要，它就随时可以把西藏政府置于一旁，自行接管西藏政权。
协议的最后一条也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不需要西藏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批准，这项协议就已经可以开始实行。尽管在谈判开始时阿沛表示他不具有签署一项协议的权力，后来他又矛盾地同意在协议上写上他是“全权代表”［9］。而且不知什么理由，西藏谈判代表没有要求先把谈判结果通报西藏政府，待获得批准后再对外公布。结果，达赖喇嘛本人以及西藏地方政府是通过北京的广播得知协议内容的，他们立即致电西藏代表表示反对，阿沛等也因为签署了这样一个协议而被许多藏人视为是对西藏的叛卖。
中共充分利用了协议最后一条赋予的合法性，在达赖和噶厦政府对协议表示正式同意以前就开始向西藏进军。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十七条协议》签字；七月一日，中共进藏大部队就从四川甘孜向西进发；七月二十五日，十八军进藏先遣支队从昌都出发；八月二十八日，进藏主力部队向西藏挺进；九月九日，先遣支队达到拉萨。在此期间，噶厦政府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拖延。一直拖了五个月，直到解放军主力部队也已达到，在拉萨城外安营扎寨，才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向北京发出了正式批准协议的电报。
电报文字用的是典型的中共式语言，与其说是承认协议，不如将其看作是对兵临城下无可奈何的回应：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一九五一年四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已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
公历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藏历铁兔年八月二十四日［10］
毛泽东在两天之后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给达赖覆电表示祝贺。同日中共军队即开进拉萨，并举行了耀武扬威的入城式。不久西北方向进藏的中共军队也到达拉萨，并与在其之前到达的中共十八军比赛威风。全体官兵被命令用羊血代替鞋油擦亮棕色马靴。部队长范明乘坐的吉普车是用 牛驮进西藏的零部件，进城前才装配起来。女兵一律骑马或骆驼。士兵队列行进皆齐步跺脚，高喊行进口号，数里之外都能听到［11］。同时，中共军队陆续开赴日喀则、江孜、亚东等一系列西藏重镇，自此西藏全面落入中国的军事控制。
达赖喇嘛是在一九五九年流亡印度之后才公开宣称《十七条协议》非法，理由是那是一个在武力威胁下被迫签定的协议，是不平等的。然而合法与非法与否，不能以批准协议时心里愿意还是不愿意衡量。藏人后来提出的那些对谈判的指控即使都是真的，在达赖喇嘛正式批准协议时也都已存在。如果当时放弃了对那些指控的追究，后来也就难以把它们重新当作理由。何况人类历史上多少条约都是在强权下签订的。在国际关系史上，作为战争产物的和约，如经典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一六八四年 、《维也纳条约》 一八一五年 、《凡尔赛和约》 一九一九年 等，战败一方都可以说那是在武力威胁下签署的，也都可以被认为它们是不平等的。
退而言之，如果武力威胁下面签署的条约非法，那么在同样的标准下，不但《十七条协议》是非法的，而且一八五六年《西藏与尼泊尔条约》以及一九○四年的《英藏条约》也都是非法的。但是西藏一贯独立论者在描述西藏的历史和法律地位时往往使用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毫不犹豫地指责武力威胁下的《十七条协议》为非法，另一方面却认可同样在武力威胁下的《西藏和尼泊尔条约》和《英藏条约》的合法性，并且堂堂正正地用这两个条约作为西藏有权签署国际条约，从而具有独立的国际人格的重要证据。如果摈弃双重标准，那么结论应该是也只能是：上述三个条约要么都非法要么都合法。但是这对他们也是个两难选择，因为如果它们都非法，那么西藏在历史上就缺少或减少了其独立的重要证据；如果都合法，那么《十七条协议》毫无疑问地意味着这种独立的终结。［12］
冷静和理性地看，《十七条协议》应该是当时西藏所能争取的最好结果。阿沛·阿旺晋美以现实的态度较好地完成了谈判。收到噶厦表示反对的电报时，阿沛向噶厦表示，如果不同意他谈下来的协议，就请派另外一个代表团来接替他。西藏上层内部当时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与中国妥协，主张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另一种则是愿意与中国合作，接受《十七条协议》，但是谁都没有坚持与中国人继续作战到底。有意思的是，西藏的僧侣大都持后一种态度。在他们的一再请求下，达赖喇嘛于一九五○年七月回到拉萨，再经过一再拖延，最终正式表态接受了《十七条协议》。
今天，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认为当年把西藏就那样拱手让给中国人，是西藏上层人士犯下的罪行。伦敦西藏基金会主任平措旺杰这样指责当时的拉萨政府：“在中国刚开始入侵西藏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可以阻止中国军事行动的措施......让他们进入西藏就是把西藏送给中国的第一步。”［13］当记者问到他那时只剩几千藏军，如何抵挡数以十倍计的中共解放军时，他豪迈地回答：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即使藏族人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我相信他们可以作战。我们和你们西洋人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有武器，最低限度，绝大部分的藏民都有武器。很简陋的武器，没错，但是还是武器。何况他们对打斗早就习以为常，有时候甚至是趋近于残酷的斗争。一旦他们决定要干，他们就会干到底，那怕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如果当时的西藏政府说“我们的国家面临着危险，所有的同胞必须起而战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整个民族都会热烈响应参加动员的。［14］
的确，当时的西藏贵族与僧侣宁愿苟且偷安。只要他们自身特权不受威胁，就相信中国人的进入不会给西藏带来坏处。不管是作战还是流亡，都会使他们失去原本舒适的生活，这是他们不愿面对现实的原因之一。然而，战争毕竟不是街头打斗，光靠勇气也不能保证获得胜利。现在在伦敦生活的平措旺杰尽可以想象当年西藏该如何战斗，指责历史是容易的，谁都能做，但实际上可供当年西藏决策者们进行选择的余地，实在已经很小。
无疑，《十七条协议》肯定是中共的胜利。那是西藏第一次明确承认中国的主权，使中国统治西藏有了合法性，同时《十七条协议》也给中共提供了逐步改变西藏地方政府和改造西藏社会的着手之处。它的胜利基础确实在于军事实力，不过，在现代主权秩序中，实力强大的一方获胜，只是一种正常的逻辑。
反而，比较一下当年清朝政府施加给西藏的《二十九条章程》，中共的《十七条协议》至少在文字表面显得宽容得多，态度也友好得多。
《二十九条章程》除了两条单纯谈军队的装备 第七和二十六条 ，一条越俎代庖地超越藏政府下令免差徭和税收欠款 第九条 ，其它全部条款都是施加给西藏的限制性条款，几乎没有任何协商气氛，通篇皆是“不得非议” 第三条 、“即予严惩” 第五条 、“加以惩罚” 第八条 、“都得服从” 第十条 、“不得逾规乱为” 第十一条 、“不准参与政事” 第十二条 、“予以查究” 第十三条 、“必须按照” 第十四条 、“立即革退” 第十六条 ......之措辞，只能感觉到清廷居高临下的权威和权力，命令西藏无条件服从。
《十七条协议》除最后一条说明生效日期外，有实质内容的十六条条款中，北京对西藏地位作出保证和对北京进行约束的有八条，占一半。且通篇宣称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固然，那可以被视为一种玩弄形式的伎俩，北京在协议中是获得实质优势的。但是与北京当时在实力上的优势相比，它在协议中获得的优势还是比较收敛的。拉萨与北京毕竟不是同一水平的对手，刚刚遭到军事上的大败，又受着解放军的三面重围。与制定《二十九条章程》的清朝相比，中共强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直接用军事手段占领西藏，打进拉萨，西藏又有什么能力对抗？所以，从最低的意义来讲，《十七条协议》的签定至少延长了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八年的统治。
2、两难“统战”
“统战” 统一战线 是中共政治术语中一个专有词汇。早在俄国革命时期，列宁就为共产党人制定了这样的策略：“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15］毛泽东把这种实用主义策略发展到极致程度，不但创造出“统战”这样一个政治术语，还在中共内部设立了专门的“统战”机构 称为“统战部” ，并将“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合称为保证中共胜利的“三大法宝”。
我在写这一节时，由于记不得所谓“三大法宝”的其它两“宝”是什么，打了一连串电话询问我认为有可能知道的人。有意思的是，他们大多数都跟我一样，记不住另两“宝”是什么，但是每个人都能立刻说出“统一战线”来。从这个小插曲，可以看出“统战”在中共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力。
中共在五十年代解决西藏问题，除了一开始打了昌都战役，摧毁了西藏的军事力量和抵抗信心之外，后来一直是以“统战”为主要手段的──即以怀柔政策，争取西藏上层的合作，最终达到在西藏确立中国主权的目的。这种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中国古代兵法一直被置于“上上”地位。
中共与阿沛率领的西藏代表团签定了《十七条协议》之后，毛泽东立刻派遣当时的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西藏。张经武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参加过北伐战争，一九三○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二年在瑞金任中共红军军事教导团团长，红军长征时为毛泽东身边的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属中共元老级人物，亦是毛的心腹。张经武当时进藏的首要任务就是“统战”。
在离开北京赴藏之前，据说张经武专门就一个问题向毛泽东做了请示──要不要给达赖磕头？毛泽东的回答是，达赖要他磕他就磕。据说毛还笑着补充说：“不外乎磕个头嘛，这有什么？为了全西藏人民的解放，你就给他磕个头有什么关系？”［16］这段小故事是后来中共西藏军区一位作家在他的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书中透露的。不管是否属实，的确可以表现出毛泽东为达到目的能屈能伸的风格。
一方面，张经武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和礼物，绕道印度奔赴亚东去“统战”达赖，劝说他返回拉萨，接受《十七条协议》；另一方面，向拉萨进军的中共军队以优良的军纪努力解除西藏老百姓的恐惧。以十八军进藏前制定的《进军守则》为例，有关爱民和尊重西藏风俗方面的条例占了绝大部分 在共三十四条中占十九条 。这里摘录下来，可以看出其用心之良苦：
......
十、战斗期间不住民房、不借民物；
......
十二、在康藏地区一律以银圆和藏洋为主要通货，严禁使用人民币；
十三、不论部队机关，一律不准派用“乌拉”；
......
十六、在康藏地区只准按照工委所规定的内容进行宣传，不得宣传土地改革、不得宣传阶级斗争；
......
十八、藏人送礼可收其一：“哈达”或其它轻微礼物，并应回敬“哈达”，或其它适当的礼物；
十九、藏人礼节多以鞠躬伸舌表示卑下敬畏之意，我们可以点头答礼，不得因好奇而嘲笑；
......
二十一、藏人爱在温泉洗澡，男女不分，我军人员决不要参插其中；二十二、藏人请吃东西，要少吃，碗里要剩一点，以示礼貌；
二十三、和藏人接触，不可问哪个是哪个的老婆，更不要打藏人的家狗；
二十四、要切实尊重藏民风俗习惯，做到与藏民融洽无间，必须克服嫌藏民脏、厌恶情绪；
二十五、对土司头人要尊重，既要反对看不惯和厌恶不满情绪，也要防止单纯团结上层，不积极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现象；
二十六、对于民兵、僧民武装，要大力进行政治争取，尽量避免与之作战，争取无效时则坚决歼灭之；
二十七、对俘虏不杀不辱，不没收私人财物，不动其“神诰”和吃肉用的小刀，伤虏要给予安慰治疗，藏兵尸体要动员群众按当地风俗妥为安葬；
二十八、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及一切宗教设施，不得因好奇而乱动，更不得在群众中宣传反迷信、或对宗教不满的言论；二十九、未经同意不住寺庙，不住经堂；
三十、战时严禁借住或参观喇嘛寺庙。平时如欲参观，必须先行接洽，在参观时不得随便迫不及待摸佛像，不得吐痰放屁；
三十一、如有喇嘛要求参军，概不收留，并应妥为劝说，送回寺院；
三十二、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打鹰雕、宰杀牲畜，不得到“神山”砍柴、游逛，更不得随意打枪；
三十三、藏区旧有之行政人员如不反对我军，可继续任职，如已逃亡，则尽量争取回来......［17］
正像后来当了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十八军指挥员阴法唐所说：“虽然那时和西藏老百姓语言不通，但是你给他的水缸里打满了水，把他的院子扫干净，他总会明白你是在给他做好事吧！”进藏中共军队的模范军纪给沿路西藏百姓留下了“仁义之师”的印象，并通过他们广为传播。中共军队到达拉萨后，为了避免扰民，严令只有持警备司令部通行证者才得进城，并且禁止参观布达拉宫和三大寺［18］。
当时中共对西藏的经营主要立足与西藏上层合作，除了西藏政权依然归属噶厦政府，中共在西藏设立的各种机构，也大量吸收西藏上层人士。昌都是中共通过军事胜利占领的地方，但是在具有政权性质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中，九个副主任中的七个由藏人担当，其中只有一个藏人是共产党，另外六个都是当地上层人士；委员会中的三十五名委员基本都是上层人士；下属的十二个“解放委员会”，有汉人官员十四人，藏人官员一百五十四人，所有藏人官员均系上层人士［19］。当年西藏中共工委的统战部长陈竞波还提供了这样的数字：
一九五六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种机构中对上层人士进行了大量安排。当时全区中上层人物 含主要土司头人 约六千余人， 其中四品官二百○五人，五品以下的二千三百人，宗教界二千五百人 已安排了二千一百六十三人，尚有三千四百人未安排，计划在一九六○年全部予以安排。［20］
中共刚进藏的几年被有些研究者视为北京与拉萨的“蜜月”。当美国抵制西藏的羊毛出口时，西藏四百多家羊毛商积压了两年多的羊毛，全部被北京在西藏成立的国营贸易公司以三倍于当时市价收买，总值四百多亿元 旧币 ［21］。汉人干部以其公正、自律、平易待人受到普通藏人的欢迎。中共解放军靠开荒解决自己的粮食副食，平抑通货膨胀，减轻西藏负担。当时的“蜜月”，可以从达赖喇嘛一九五四年在北京为毛泽东写的一首诗中得到反映：
啊！毛主席！您的光辉和业绩像
创世主大梵天和众敬王一样，
只有从无数的善行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位领袖，
他像太阳普照大地。
您的著作像珍珠一样宝贵，
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
远及天涯。［22］
一九五四年，中共邀请达赖与班禅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特地指示“达赖来京，张经武必须同行，妥为照护......保证达赖途中绝对安全”［23］。张经武当时对外保持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对内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 简称“西藏工委” 书记，是中共在西藏的最高领导人。在护送达赖从川藏线进京的路上，张经武和他带领的一批中共干部，行走不离达赖左右，休息不离达赖左右，精心护卫。随十八军进藏的记者赵慎应对当时张经武护送达赖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
一天，大队人马来到接近泥石流地段名叫拉玉的地方。张经武在筑路部队和当地群众中调查天气和泥石流情况，战士和群众说，近日内爆发泥石流可能性不大，但由于山石松动，山坡上拳头大、斗大的石头飞滑下来的危险随时都会有的。
战士们说，对泥石流也绝不敢大意，就在前几天，泥石流突然爆发，筑路部队一个排的战士无一幸免地全部被泥石流吞没了。这几天，战士们又冒着生命危险，前仆后继，赶修公路，公路勉强修好，但仍不能通车。
……
次日，达赖一行出发，到达泊龙泥石流塌方地段，筑路部队在三、四百米长的泥石流区的山坡上，布置了一个连的战士，一步一岗，两步一哨，手持红旗，在泥石流随时都可能爆发的一面山坡上，硬是人挨人地筑成一道人墙，保护达赖喇嘛顺利通过。
当大队人马通过山石不平的泥石流区时，年已半百的老将军、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走在年轻的达赖喇嘛左边靠山一侧，保护着、搀扶着年轻的达赖喇嘛，张经武的副官李天柱，也不停地跑前跑后，忙着帮助搀扶达赖，他们紧张而又小心地一步步走过了乱石隘路。
李天柱后来回忆说，很幸运，那天没有发生意外，但是我们确实是决心以自己的头颅、身躯、生命来保护达赖的。［24］
达赖喇嘛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所写的自传中，也记述了这一段行程：
一路上死了三个人，都是共军，只死了三个人，这实在是侥幸。他们沿着路边站成一列，保护我们免受雪崩之灾，自己却不慎摔下山谷而死。也有一些骡子坠崖摔伤了。
一天傍晚，张经武将军来到我的帐篷，向我报告明天的路况会更坏，我们得下骡步行；他会亲自挽着手，全程护送我走完这一段路。当他说这些话时，我觉得张将军不但会管我的两位总理，他还可以威吓大自然。
第二天，张将军一整天伴随着我。他比我老很多，而且不适合担任这种工作，跟他在一起实在很累。我也担心如果张将军的大限到了，那些不断从上面掉下来的石头分不清谁是谁。
在整个行程中，每一次我们都是往插着红旗的人民解放车的哨站休息。中共的士兵会前来提供我们茶水。有一次我渴极了，不等找到我自己专用的杯子，就接过茶水喝下去。口渴稍减之后我才发现杯子真脏，杯缘有食物碎渣和口水痕迹，真恶心！我想到小时候是怎样被特别呵护，但是现在！以后每当想到这件事，我都忍不住笑出来。［25］
显然，达赖喇嘛对张经武的印象不好。张经武曾逼迫他撤换了噶厦政府的两位首席噶伦，也就是他在上文中提到的两位总理。他把张经武形容为“一位专横、傲慢的人”。无疑，张经武如此细心地保护达赖，肯定也不是出于他个人对达赖喇嘛的热爱，而是达赖的安全对西藏形势太重要了。以张经武的地位，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一点。达赖出任何一点问题，他是无法向毛泽东交代的。当时连邓小平都要亲自去检查达赖和班禅在北京住所的安全保卫情况，并且有些夸张地恫吓西藏工委的联络部长徐淡庐：“达赖、班禅住的这两个地方，如果有一个苍蝇飞进来由你负责。”［26］
中共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对西藏的“统战”至少在开始阶段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达赖和班禅在北京逗留了七个月。在这期间，年轻的达赖几乎迷上了毛的新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他发现这些共产党人主张的平等、正义等，正是佛教精神。他甚至一度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我开始非常热中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配合的可能性；我愈读马克思主义，就愈喜欢。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每一个人平等、公正基础上的系统，它是世上一切病态的万灵丹。就理论上来说，它唯一的缺点是以纯然物化的观点来看人类的生存。这种观点我无法同意。我也关心中共在追求他们的理想时所用的手段。我觉得非常僵化。虽然如此，我还是表达了入党的意愿。我确信，迄至目前仍然确信，有可能综合佛法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真的可以证明那是一种有效的施政方式。［27］
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到，毛泽东给他的最初印象很真诚。
毛表示我能到北京，他很高兴。他继续说中国到西藏的整个目的是要帮助西藏人。“西藏是个伟大的国家。”他说：“你们有辉煌的历史。很早以前你们甚至曾经征服中国许多土地，但是现在你们落后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你们。在二十年之内你们就会领先我们，到时候就轮到你们来帮助我们。”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是他说得那么确定，不像是门面话。［28］
从“统战”出发，为了不招致藏人的反感，当时中共对西藏政府拖延或拒不执行《十七条协议》也以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这样告诉西藏人：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29］
同时，他在共产党内部这样解释：
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么好罢，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
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 团结多数，耐心教育 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30］
事实上一拖就是八年，当初差点导致谈判崩裂的有关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一直拖到达赖流亡也没有实行，而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兑现的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了军服，授了军衔，实质性的改编丝毫未动，而且相当一部分藏军后来成为西藏暴动的参加者。
但是西藏人并没有因此放心，因为有数万人的解放军永久地驻扎进了西藏。这是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清朝虽有过大军进藏，战事一完即撤出，平时留在西藏的常驻军队只有千把人。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因为反对清政府增派三千川军入藏而流亡印度，足见藏人是多么反对中国军队驻扎西藏。而此时汉人军队增加了十数倍，部署在西藏的周边和腹心。那引起的恐惧是中共怎么运用“统战”手法也无法消除的。
除此之外，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和互不信任也是不可避免，时时发生的。包括这样的小事：
......两件事使达赖对毛产生恐惧。一次是藏人在京庆祝新年，毛泽东受邀出席。在庆祝仪式中，毛看到主人向空中抛掷糕点敬献佛祖时，他也抓了两撮，将一撮朝上方扔了，然后狡黠地一笑，将另一撮扔在了地上。
另一件事是，毛曾花了很多时间，向达赖建议该如何管理西藏。谈得兴起时，将头贴在达赖的耳旁低声说：“你人不错，态度很好。但记住，宗教是鸦片。第一，它降低人口，因为和尚尼姑要单身；第二，它忽视物质建设。”年轻的达赖惊恐地低头掩饰慌乱和恐惧，因为他心中在回答：你是在摧毁佛教。［31］
毛泽东也同样不信任达赖。一九五六年，关于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庆祝释迦牟尼涅盘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专门讲了一段话：
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其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32］
那一次，达赖的确产生了留在印度不归的念头，共产主义和他的佛国不可能共处，稍有一点清醒的头脑都不难做出这种判断。但是在犹豫了四个月之后，他最终还是返回了西藏。原因之一是中共许诺六年之内不搞触及西藏传统制度的改革 周恩来甚至对达赖允诺，如果六年后还没有准备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再延长五十年［33］ ，另外也是因为印度总理尼赫鲁不想惹麻烦，不愿意给年轻的达赖提供流亡条件。
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陷入集体性的共产主义狂热。相比之下，实行“一国两制”的西藏反差极大。那时被派进西藏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军人、干部或国家职工，即所谓“革命队伍”的成员。他们被灌输的意识形态使他们对西藏社会处处看不惯。他们把西藏归纳为“三多”──穷人多、压迫多、神灵鬼怪多。在他们眼里，西藏在经济上是封建农奴制，在政治上是神权至上的政教合一制，上层社会骄奢淫逸，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他们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让穷人翻身做主人，也是他们之所以投身革命的理想。但是，中国内地早已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在西藏仍然高高在上，他们作为革命者，却被要求对那些“剥削者”表示尊敬，对此他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抵触。
即使在中共高层，也有对这种“混淆阶级阵线”的“统战”表示不耐烦的。西藏军区作家吉柚权采访当年西藏工委联络部长徐淡庐后，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
一九五五年五月，达赖一行回到四川成都，正值朱德、聂荣臻、郭沫若等川籍中央领导在成都。另外，周恩来和陈毅参加亚非会议回国，也要到成都停留，四川省的接待任务很重，省市委领导都非常繁忙，再加上要接待达赖这一行一百多人，任务就更加繁重。
......李井泉由于接待几位四川籍中央领导的任务重，不愿见达赖，只由四川省省委书记、省长负责接送和设宴招待达赖。
徐淡庐知道这个情况后对负责接待的人一再讲明，达赖在其它省市参观，各省、市都是第一书记出面接待，希望转告省委，请第一书记李井泉为了大局如无特殊情况还是出面接待达赖为妥。但四川省委负责接待的负责人说这是省委的决定，不能更改，不论徐淡庐怎么解释都不答应。
徐淡庐一看对方的态度，知道再说也是徒劳，但考虑达赖知道第一书记李井泉不愿见他而引起矛盾导致不团结，便与该负责人约定，如果达赖问起李井泉时，就说李井泉病了。省委负责接待的人同意统一口径回答达赖。
......第二天正好是列宁诞辰纪念日，中央要求各省市要召开隆重的庆祝大会，并要求省市第一书记必须在纪念会上讲话。李井泉理所当然地参加大会并在会上讲了活。李井泉的讲话第二天由四川日报刊登后，达赖知道李井泉没有病，而是在骗他，心里顿时有一种李井泉看不起人的气愤。
敏锐的徐淡庐从达赖得知李井泉未病时脸上的表情知道事情砸锅了......于是藉四川省委统战部请他吃饭的机会，向统战部几位领导讲了达赖知道李井泉没有生病的反应，建议他们转告四川省委，为了团结达赖，能不能变通一下，请省委第一书记出面给达赖送行，作一次弥补，并解释为达赖设宴接风的当天的确病了，列宁纪念日的讲话是带病参加的。
徐淡庐的这一建议经省委统战部转达给李井泉时，李井泉勃然大怒，下令当天晚上在招待所摆开战场，召开对徐淡庐的批斗会，指责徐淡庐为什么对达赖喇嘛这样一个封建、宗教集于一身的活佛如此捧抬、奉承，陪他们进馆子，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是不是有什么用心？是不是藉这个机会靠近达赖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34］
当时达赖已经在北京参加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中共的官职序列上，已属“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名义上的地位高于一个省委书记。然而在中共的省委书记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代表封建和宗教势力的头子而已。后来这事是由周恩来命令李井泉向达赖道歉得到解决。正好路过成都的周恩来专门把李井泉召到住地，批评他在中共高层尽一切努力“统战”达赖的时候，不识时务地挑起矛盾和制造冲突。
中共上层从治国角度，处理西藏问题时把主权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然而只有少数最高领导人心里明白这一点。中共从整体上已经变成一个日益意识形态化的组织，所以其下级党员干部时刻都有自觉发动革命的倾向。中共的西藏工委在一九五六年全国掀起“社会主义高潮”形势之下，也不安于仅停留在“统战”阶段，急于在西藏开始进行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并做了相应的舆论宣传和“试点”，还为此从中国内地调进西藏二千多名汉族干部［35］。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庆祝释迦牟尼涅盘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时产生流亡不归的念头，正是因为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暴风雨。
面对西藏出现的惶恐和动荡，中共高层制止了西藏工委的“冒进”，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四日电示西藏工委，指示停止进行改革准备工作，电报说：
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实看出，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而且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一、两年内能够作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去。......应该说这是对西藏民族上层分子的一种让步，我们认为这种让步是必要的，正确的。因为西藏民族至今对汉族、对中央也就是说对我们还是不太信任的，而采取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办法，来消除西藏民族的这种不信任的心理，仍是我们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在改革问题上，作了适当的让步和等待，就能够大大的增加西藏民族对我们的信任，有利于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改革后的各项工作。这样慢一些、稳一些，就会好一些，从实际效果上看反而会快一些。如果我们不让步、不等待，或者认为过去让步了，等待了，现在不应该再让步，再等待，因而勉强地去进行改革，就必然大大影响西藏对我们的信任，甚至发生叛乱。［36］
对西藏政策比较稳重的张经武当时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又重被派回西藏稳定局面。中共向西藏宣布了“六年不改”的允诺。允诺似乎是真诚的。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一九五七年三月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上，决定西藏工作大收缩，人员、机构、财政都要大精简，大下马，而且越快越好［37］。随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九个处合并为二个处；已经在西藏六十个宗开设的办事处，除昌都地区以外，一律撤消；驻藏部队从五万人减到一万八千人，在西藏的军事据点也大大削减；工作人员从四万五千人压缩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九十二%。［38］
中共为安抚自己那些急于在西藏发动革命的党员干部，花了不少口舌进行说服。当时中共主管“统战”事务的头头李维汉 中共统战部长兼中央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曾有这样一段论述：
汉族对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给予的发展影响不管多么大，可能给予的帮助不管多么大，却只能通过少数民族内部的矛盾，通过少数民族人民的意志才能发生作用。......就是出于最好愿望的帮助，在没有得到西藏民众和上层乐于接受的时候，也不能发生积极的作用。所以说，就是帮助，也不能强加于人。［39］
可以把李维汉四十年前说的这段话与当今西方人的观点比较一下。下面一段话摘自一个美国人九十年代写给住在西藏的汉人作家马丽华的信：
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在西藏人寻求帮助以达到进步时，也只是在此时，如果你想要并能够帮助，你的帮助才会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受到欢迎。然后你才能成为帮助者，成为身穿铮亮盔甲的骑士，成为救星。而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能力，你希望给予的所有帮助，你所有的良好动机，都会浪费在敌意的环境中。因此帮助必须是他们所寻求的，希望的，已经提出来的。［40］
尽管李维汉的名字被当作中共民族政策的注解1，其实他属于比较宽容与温和的一派。可以看出上面两段话何其相似，除了文风不同，内容几乎一样。
然而，对中共来讲，在西藏搞“统战”，始终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权宜之计，“统战”策略是有效的，但却使中共无法得到可以真正在西藏立足的社会基础。因为不管中共如何妥协怀柔，西藏上层社会也不会相信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并且信奉无神论的中共是真心尊敬和保护他们的。“统战”不过是猫玩老鼠的把戏，老鼠迟早要被吃掉。他们与中共的离心离德是必然的，并且随时都在与中共进行着明争暗斗，千方百计地不让中共在西藏立足。而同时，“统战”又不能给西藏底层社会的人民指出一个明确前景，无法动员群众，获得普通老百姓的支持。“西藏群众与现状紧紧地拴在一起，一点也不知道或一点也没有经历过其它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汉人提出来的新的生活方式迷惑不解，对汉人也很害怕，因为汉人一方面促使农奴从封建主那里『解放』出来，但同时又与他们的主人建立了联盟，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和『解放者』站在一起”［41］。
即使中共真心维护其对西藏的“一国两制”，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和一个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国家也是不可能调和的。共产党进入西藏社会这个事实本身，必然影响到西藏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国”使双方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导致“两制”的边界不时被自觉不自觉地超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囿于传统的西藏社会都有可能产生整体震荡和深远影响。例如中国政府给修路的西藏人发工资，就是对西藏社会延续了几百年的乌拉徭役制的冲击；让西藏儿童免费上学，破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训练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类似的情况无数。
一九五七年，西藏山南的一个贵族殴打了他的农奴，原因是那个农奴没有提供贵族所要求的乌拉差役。在传统社会，乌拉差役是农奴无条件承担的义务，贵族对拒绝乌拉差役的农奴进行惩罚是天经地义的。然而那个被打的农奴恰好已经被中共发展为“积极分子”，还在基层担任不脱产的干部。这使中共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局面，不干涉这件事 即默认贵族对农奴的惩罚 显然更符合“统战”和“一国两制”的方针，但是会因此助长西藏上层的气焰，使其进一步阻止底层群众与中共的合作，同时也会使底层的“积极分子”心寒，疏离共产党的事业；反之，如果处置打人的贵族，无疑是对西藏传统制度的侵犯和破坏，有违“一国两制”的承诺，使西藏上层对原本就使他们疑虑重重的中共更加不信任。这件事虽然不大，却有典型意义，以至于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为中共在西藏最终选择谁为盟友的试金石。
中共最终进行了干预，下令凡是当了它的干部的西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42］。这个决定鼓励了西藏农奴与中共合作，进一步分化了西藏社会，孤立了西藏上层人士。然而这样的决定显然使中共的“统战”成果受到损失，但是它别无选择。它已经逐步认识到，以往的“统战”并没有换取上层的真正效忠，反倒失去了争取群众的可能。共产党从来都靠群众起家，失去群众基础等于是失去最大的“法宝”。与上层联盟，除了一时节约经营西藏的成本，结果却使它无论在上层或下层，都不能获得坚定支持，也不能将西藏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分化开来。而只要西藏社会的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依然保持固有关系，一旦有一天西藏上层与中共反目，西藏下层人民就会自然地跟随，形成全民族一致的反叛。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将因此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保证。
我在写这一节时，由于记不得所谓“三大法宝”的其它两“宝”是什么，打了一连串电话询问我认为有可能知道的人。有意思的是，他们大多数都跟我一样，记不住另两“宝”是什么，但是每个人都能立刻说出“统一战线”来。从这个小插曲，可以看出“统战”在中共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力。
中共在五十年代解决西藏问题，除了一开始打了昌都战役，摧毁了西藏的军事力量和抵抗信心之外，后来一直是以“统战”为主要手段的──即以怀柔政策，争取西藏上层的合作，最终达到在西藏确立中国主权的目的。这种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中国古代兵法一直被置于“上上”地位。
中共与阿沛率领的西藏代表团签定了《十七条协议》之后，毛泽东立刻派遣当时的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西藏。张经武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参加过北伐战争，一九三○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二年在瑞金任中共红军军事教导团团长，红军长征时为毛泽东身边的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属中共元老级人物，亦是毛的心腹。张经武当时进藏的首要任务就是“统战”。
在离开北京赴藏之前，据说张经武专门就一个问题向毛泽东做了请示──要不要给达赖磕头？毛泽东的回答是，达赖要他磕他就磕。据说毛还笑着补充说：“不外乎磕个头嘛，这有什么？为了全西藏人民的解放，你就给他磕个头有什么关系？”［16］这段小故事是后来中共西藏军区一位作家在他的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书中透露的。不管是否属实，的确可以表现出毛泽东为达到目的能屈能伸的风格。
一方面，张经武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和礼物，绕道印度奔赴亚东去“统战”达赖，劝说他返回拉萨，接受《十七条协议》；另一方面，向拉萨进军的中共军队以优良的军纪努力解除西藏老百姓的恐惧。以十八军进藏前制定的《进军守则》为例，有关爱民和尊重西藏风俗方面的条例占了绝大部分 在共三十四条中占十九条 。这里摘录下来，可以看出其用心之良苦：
......
十、战斗期间不住民房、不借民物；
......
十二、在康藏地区一律以银圆和藏洋为主要通货，严禁使用人民币；
十三、不论部队机关，一律不准派用“乌拉”；
......
十六、在康藏地区只准按照工委所规定的内容进行宣传，不得宣传土地改革、不得宣传阶级斗争；
......
十八、藏人送礼可收其一：“哈达”或其它轻微礼物，并应回敬“哈达”，或其它适当的礼物；
十九、藏人礼节多以鞠躬伸舌表示卑下敬畏之意，我们可以点头答礼，不得因好奇而嘲笑；
......
二十一、藏人爱在温泉洗澡，男女不分，我军人员决不要参插其中；二十二、藏人请吃东西，要少吃，碗里要剩一点，以示礼貌；
二十三、和藏人接触，不可问哪个是哪个的老婆，更不要打藏人的家狗；
二十四、要切实尊重藏民风俗习惯，做到与藏民融洽无间，必须克服嫌藏民脏、厌恶情绪；
二十五、对土司头人要尊重，既要反对看不惯和厌恶不满情绪，也要防止单纯团结上层，不积极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现象；
二十六、对于民兵、僧民武装，要大力进行政治争取，尽量避免与之作战，争取无效时则坚决歼灭之；
二十七、对俘虏不杀不辱，不没收私人财物，不动其“神诰”和吃肉用的小刀，伤虏要给予安慰治疗，藏兵尸体要动员群众按当地风俗妥为安葬；
二十八、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及一切宗教设施，不得因好奇而乱动，更不得在群众中宣传反迷信、或对宗教不满的言论；二十九、未经同意不住寺庙，不住经堂；
三十、战时严禁借住或参观喇嘛寺庙。平时如欲参观，必须先行接洽，在参观时不得随便迫不及待摸佛像，不得吐痰放屁；
三十一、如有喇嘛要求参军，概不收留，并应妥为劝说，送回寺院；
三十二、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打鹰雕、宰杀牲畜，不得到“神山”砍柴、游逛，更不得随意打枪；
三十三、藏区旧有之行政人员如不反对我军，可继续任职，如已逃亡，则尽量争取回来......［17］
正像后来当了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十八军指挥员阴法唐所说：“虽然那时和西藏老百姓语言不通，但是你给他的水缸里打满了水，把他的院子扫干净，他总会明白你是在给他做好事吧！”进藏中共军队的模范军纪给沿路西藏百姓留下了“仁义之师”的印象，并通过他们广为传播。中共军队到达拉萨后，为了避免扰民，严令只有持警备司令部通行证者才得进城，并且禁止参观布达拉宫和三大寺［18］。
当时中共对西藏的经营主要立足与西藏上层合作，除了西藏政权依然归属噶厦政府，中共在西藏设立的各种机构，也大量吸收西藏上层人士。昌都是中共通过军事胜利占领的地方，但是在具有政权性质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中，九个副主任中的七个由藏人担当，其中只有一个藏人是共产党，另外六个都是当地上层人士；委员会中的三十五名委员基本都是上层人士；下属的十二个“解放委员会”，有汉人官员十四人，藏人官员一百五十四人，所有藏人官员均系上层人士［19］。当年西藏中共工委的统战部长陈竞波还提供了这样的数字：
一九五六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种机构中对上层人士进行了大量安排。当时全区中上层人物 含主要土司头人 约六千余人， 其中四品官二百○五人，五品以下的二千三百人，宗教界二千五百人 已安排了二千一百六十三人，尚有三千四百人未安排，计划在一九六○年全部予以安排。［20］
中共刚进藏的几年被有些研究者视为北京与拉萨的“蜜月”。当美国抵制西藏的羊毛出口时，西藏四百多家羊毛商积压了两年多的羊毛，全部被北京在西藏成立的国营贸易公司以三倍于当时市价收买，总值四百多亿元 旧币 ［21］。汉人干部以其公正、自律、平易待人受到普通藏人的欢迎。中共解放军靠开荒解决自己的粮食副食，平抑通货膨胀，减轻西藏负担。当时的“蜜月”，可以从达赖喇嘛一九五四年在北京为毛泽东写的一首诗中得到反映：
啊！毛主席！您的光辉和业绩像
创世主大梵天和众敬王一样，
只有从无数的善行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位领袖，
他像太阳普照大地。
您的著作像珍珠一样宝贵，
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
远及天涯。［22］
一九五四年，中共邀请达赖与班禅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特地指示“达赖来京，张经武必须同行，妥为照护......保证达赖途中绝对安全”［23］。张经武当时对外保持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对内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 简称“西藏工委” 书记，是中共在西藏的最高领导人。在护送达赖从川藏线进京的路上，张经武和他带领的一批中共干部，行走不离达赖左右，休息不离达赖左右，精心护卫。随十八军进藏的记者赵慎应对当时张经武护送达赖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
一天，大队人马来到接近泥石流地段名叫拉玉的地方。张经武在筑路部队和当地群众中调查天气和泥石流情况，战士和群众说，近日内爆发泥石流可能性不大，但由于山石松动，山坡上拳头大、斗大的石头飞滑下来的危险随时都会有的。
战士们说，对泥石流也绝不敢大意，就在前几天，泥石流突然爆发，筑路部队一个排的战士无一幸免地全部被泥石流吞没了。这几天，战士们又冒着生命危险，前仆后继，赶修公路，公路勉强修好，但仍不能通车。
……
次日，达赖一行出发，到达泊龙泥石流塌方地段，筑路部队在三、四百米长的泥石流区的山坡上，布置了一个连的战士，一步一岗，两步一哨，手持红旗，在泥石流随时都可能爆发的一面山坡上，硬是人挨人地筑成一道人墙，保护达赖喇嘛顺利通过。
当大队人马通过山石不平的泥石流区时，年已半百的老将军、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走在年轻的达赖喇嘛左边靠山一侧，保护着、搀扶着年轻的达赖喇嘛，张经武的副官李天柱，也不停地跑前跑后，忙着帮助搀扶达赖，他们紧张而又小心地一步步走过了乱石隘路。
李天柱后来回忆说，很幸运，那天没有发生意外，但是我们确实是决心以自己的头颅、身躯、生命来保护达赖的。［24］
达赖喇嘛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所写的自传中，也记述了这一段行程：
一路上死了三个人，都是共军，只死了三个人，这实在是侥幸。他们沿着路边站成一列，保护我们免受雪崩之灾，自己却不慎摔下山谷而死。也有一些骡子坠崖摔伤了。
一天傍晚，张经武将军来到我的帐篷，向我报告明天的路况会更坏，我们得下骡步行；他会亲自挽着手，全程护送我走完这一段路。当他说这些话时，我觉得张将军不但会管我的两位总理，他还可以威吓大自然。
第二天，张将军一整天伴随着我。他比我老很多，而且不适合担任这种工作，跟他在一起实在很累。我也担心如果张将军的大限到了，那些不断从上面掉下来的石头分不清谁是谁。
在整个行程中，每一次我们都是往插着红旗的人民解放车的哨站休息。中共的士兵会前来提供我们茶水。有一次我渴极了，不等找到我自己专用的杯子，就接过茶水喝下去。口渴稍减之后我才发现杯子真脏，杯缘有食物碎渣和口水痕迹，真恶心！我想到小时候是怎样被特别呵护，但是现在！以后每当想到这件事，我都忍不住笑出来。［25］
显然，达赖喇嘛对张经武的印象不好。张经武曾逼迫他撤换了噶厦政府的两位首席噶伦，也就是他在上文中提到的两位总理。他把张经武形容为“一位专横、傲慢的人”。无疑，张经武如此细心地保护达赖，肯定也不是出于他个人对达赖喇嘛的热爱，而是达赖的安全对西藏形势太重要了。以张经武的地位，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一点。达赖出任何一点问题，他是无法向毛泽东交代的。当时连邓小平都要亲自去检查达赖和班禅在北京住所的安全保卫情况，并且有些夸张地恫吓西藏工委的联络部长徐淡庐：“达赖、班禅住的这两个地方，如果有一个苍蝇飞进来由你负责。”［26］
中共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对西藏的“统战”至少在开始阶段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达赖和班禅在北京逗留了七个月。在这期间，年轻的达赖几乎迷上了毛的新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他发现这些共产党人主张的平等、正义等，正是佛教精神。他甚至一度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我开始非常热中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配合的可能性；我愈读马克思主义，就愈喜欢。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每一个人平等、公正基础上的系统，它是世上一切病态的万灵丹。就理论上来说，它唯一的缺点是以纯然物化的观点来看人类的生存。这种观点我无法同意。我也关心中共在追求他们的理想时所用的手段。我觉得非常僵化。虽然如此，我还是表达了入党的意愿。我确信，迄至目前仍然确信，有可能综合佛法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真的可以证明那是一种有效的施政方式。［27］
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到，毛泽东给他的最初印象很真诚。
毛表示我能到北京，他很高兴。他继续说中国到西藏的整个目的是要帮助西藏人。“西藏是个伟大的国家。”他说：“你们有辉煌的历史。很早以前你们甚至曾经征服中国许多土地，但是现在你们落后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你们。在二十年之内你们就会领先我们，到时候就轮到你们来帮助我们。”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是他说得那么确定，不像是门面话。［28］
从“统战”出发，为了不招致藏人的反感，当时中共对西藏政府拖延或拒不执行《十七条协议》也以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这样告诉西藏人：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29］
同时，他在共产党内部这样解释：
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么好罢，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
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 团结多数，耐心教育 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30］
事实上一拖就是八年，当初差点导致谈判崩裂的有关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一直拖到达赖流亡也没有实行，而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兑现的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了军服，授了军衔，实质性的改编丝毫未动，而且相当一部分藏军后来成为西藏暴动的参加者。
但是西藏人并没有因此放心，因为有数万人的解放军永久地驻扎进了西藏。这是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清朝虽有过大军进藏，战事一完即撤出，平时留在西藏的常驻军队只有千把人。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因为反对清政府增派三千川军入藏而流亡印度，足见藏人是多么反对中国军队驻扎西藏。而此时汉人军队增加了十数倍，部署在西藏的周边和腹心。那引起的恐惧是中共怎么运用“统战”手法也无法消除的。
除此之外，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和互不信任也是不可避免，时时发生的。包括这样的小事：
......两件事使达赖对毛产生恐惧。一次是藏人在京庆祝新年，毛泽东受邀出席。在庆祝仪式中，毛看到主人向空中抛掷糕点敬献佛祖时，他也抓了两撮，将一撮朝上方扔了，然后狡黠地一笑，将另一撮扔在了地上。
另一件事是，毛曾花了很多时间，向达赖建议该如何管理西藏。谈得兴起时，将头贴在达赖的耳旁低声说：“你人不错，态度很好。但记住，宗教是鸦片。第一，它降低人口，因为和尚尼姑要单身；第二，它忽视物质建设。”年轻的达赖惊恐地低头掩饰慌乱和恐惧，因为他心中在回答：你是在摧毁佛教。［31］
毛泽东也同样不信任达赖。一九五六年，关于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庆祝释迦牟尼涅盘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专门讲了一段话：
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其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32］
那一次，达赖的确产生了留在印度不归的念头，共产主义和他的佛国不可能共处，稍有一点清醒的头脑都不难做出这种判断。但是在犹豫了四个月之后，他最终还是返回了西藏。原因之一是中共许诺六年之内不搞触及西藏传统制度的改革 周恩来甚至对达赖允诺，如果六年后还没有准备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再延长五十年［33］ ，另外也是因为印度总理尼赫鲁不想惹麻烦，不愿意给年轻的达赖提供流亡条件。
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陷入集体性的共产主义狂热。相比之下，实行“一国两制”的西藏反差极大。那时被派进西藏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军人、干部或国家职工，即所谓“革命队伍”的成员。他们被灌输的意识形态使他们对西藏社会处处看不惯。他们把西藏归纳为“三多”──穷人多、压迫多、神灵鬼怪多。在他们眼里，西藏在经济上是封建农奴制，在政治上是神权至上的政教合一制，上层社会骄奢淫逸，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他们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让穷人翻身做主人，也是他们之所以投身革命的理想。但是，中国内地早已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在西藏仍然高高在上，他们作为革命者，却被要求对那些“剥削者”表示尊敬，对此他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抵触。
即使在中共高层，也有对这种“混淆阶级阵线”的“统战”表示不耐烦的。西藏军区作家吉柚权采访当年西藏工委联络部长徐淡庐后，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
一九五五年五月，达赖一行回到四川成都，正值朱德、聂荣臻、郭沫若等川籍中央领导在成都。另外，周恩来和陈毅参加亚非会议回国，也要到成都停留，四川省的接待任务很重，省市委领导都非常繁忙，再加上要接待达赖这一行一百多人，任务就更加繁重。
......李井泉由于接待几位四川籍中央领导的任务重，不愿见达赖，只由四川省省委书记、省长负责接送和设宴招待达赖。
徐淡庐知道这个情况后对负责接待的人一再讲明，达赖在其它省市参观，各省、市都是第一书记出面接待，希望转告省委，请第一书记李井泉为了大局如无特殊情况还是出面接待达赖为妥。但四川省委负责接待的负责人说这是省委的决定，不能更改，不论徐淡庐怎么解释都不答应。
徐淡庐一看对方的态度，知道再说也是徒劳，但考虑达赖知道第一书记李井泉不愿见他而引起矛盾导致不团结，便与该负责人约定，如果达赖问起李井泉时，就说李井泉病了。省委负责接待的人同意统一口径回答达赖。
......第二天正好是列宁诞辰纪念日，中央要求各省市要召开隆重的庆祝大会，并要求省市第一书记必须在纪念会上讲话。李井泉理所当然地参加大会并在会上讲了活。李井泉的讲话第二天由四川日报刊登后，达赖知道李井泉没有病，而是在骗他，心里顿时有一种李井泉看不起人的气愤。
敏锐的徐淡庐从达赖得知李井泉未病时脸上的表情知道事情砸锅了......于是藉四川省委统战部请他吃饭的机会，向统战部几位领导讲了达赖知道李井泉没有生病的反应，建议他们转告四川省委，为了团结达赖，能不能变通一下，请省委第一书记出面给达赖送行，作一次弥补，并解释为达赖设宴接风的当天的确病了，列宁纪念日的讲话是带病参加的。
徐淡庐的这一建议经省委统战部转达给李井泉时，李井泉勃然大怒，下令当天晚上在招待所摆开战场，召开对徐淡庐的批斗会，指责徐淡庐为什么对达赖喇嘛这样一个封建、宗教集于一身的活佛如此捧抬、奉承，陪他们进馆子，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是不是有什么用心？是不是藉这个机会靠近达赖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34］
当时达赖已经在北京参加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中共的官职序列上，已属“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名义上的地位高于一个省委书记。然而在中共的省委书记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代表封建和宗教势力的头子而已。后来这事是由周恩来命令李井泉向达赖道歉得到解决。正好路过成都的周恩来专门把李井泉召到住地，批评他在中共高层尽一切努力“统战”达赖的时候，不识时务地挑起矛盾和制造冲突。
中共上层从治国角度，处理西藏问题时把主权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然而只有少数最高领导人心里明白这一点。中共从整体上已经变成一个日益意识形态化的组织，所以其下级党员干部时刻都有自觉发动革命的倾向。中共的西藏工委在一九五六年全国掀起“社会主义高潮”形势之下，也不安于仅停留在“统战”阶段，急于在西藏开始进行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并做了相应的舆论宣传和“试点”，还为此从中国内地调进西藏二千多名汉族干部［35］。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庆祝释迦牟尼涅盘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时产生流亡不归的念头，正是因为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暴风雨。
面对西藏出现的惶恐和动荡，中共高层制止了西藏工委的“冒进”，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四日电示西藏工委，指示停止进行改革准备工作，电报说：
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实看出，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而且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一、两年内能够作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去。......应该说这是对西藏民族上层分子的一种让步，我们认为这种让步是必要的，正确的。因为西藏民族至今对汉族、对中央也就是说对我们还是不太信任的，而采取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办法，来消除西藏民族的这种不信任的心理，仍是我们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在改革问题上，作了适当的让步和等待，就能够大大的增加西藏民族对我们的信任，有利于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改革后的各项工作。这样慢一些、稳一些，就会好一些，从实际效果上看反而会快一些。如果我们不让步、不等待，或者认为过去让步了，等待了，现在不应该再让步，再等待，因而勉强地去进行改革，就必然大大影响西藏对我们的信任，甚至发生叛乱。［36］
对西藏政策比较稳重的张经武当时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又重被派回西藏稳定局面。中共向西藏宣布了“六年不改”的允诺。允诺似乎是真诚的。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一九五七年三月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上，决定西藏工作大收缩，人员、机构、财政都要大精简，大下马，而且越快越好［37］。随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九个处合并为二个处；已经在西藏六十个宗开设的办事处，除昌都地区以外，一律撤消；驻藏部队从五万人减到一万八千人，在西藏的军事据点也大大削减；工作人员从四万五千人压缩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九十二%。［38］
中共为安抚自己那些急于在西藏发动革命的党员干部，花了不少口舌进行说服。当时中共主管“统战”事务的头头李维汉 中共统战部长兼中央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曾有这样一段论述：
汉族对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给予的发展影响不管多么大，可能给予的帮助不管多么大，却只能通过少数民族内部的矛盾，通过少数民族人民的意志才能发生作用。......就是出于最好愿望的帮助，在没有得到西藏民众和上层乐于接受的时候，也不能发生积极的作用。所以说，就是帮助，也不能强加于人。［39］
可以把李维汉四十年前说的这段话与当今西方人的观点比较一下。下面一段话摘自一个美国人九十年代写给住在西藏的汉人作家马丽华的信：
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在西藏人寻求帮助以达到进步时，也只是在此时，如果你想要并能够帮助，你的帮助才会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受到欢迎。然后你才能成为帮助者，成为身穿铮亮盔甲的骑士，成为救星。而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能力，你希望给予的所有帮助，你所有的良好动机，都会浪费在敌意的环境中。因此帮助必须是他们所寻求的，希望的，已经提出来的。［40］
尽管李维汉的名字被当作中共民族政策的注解1，其实他属于比较宽容与温和的一派。可以看出上面两段话何其相似，除了文风不同，内容几乎一样。
然而，对中共来讲，在西藏搞“统战”，始终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权宜之计，“统战”策略是有效的，但却使中共无法得到可以真正在西藏立足的社会基础。因为不管中共如何妥协怀柔，西藏上层社会也不会相信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并且信奉无神论的中共是真心尊敬和保护他们的。“统战”不过是猫玩老鼠的把戏，老鼠迟早要被吃掉。他们与中共的离心离德是必然的，并且随时都在与中共进行着明争暗斗，千方百计地不让中共在西藏立足。而同时，“统战”又不能给西藏底层社会的人民指出一个明确前景，无法动员群众，获得普通老百姓的支持。“西藏群众与现状紧紧地拴在一起，一点也不知道或一点也没有经历过其它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汉人提出来的新的生活方式迷惑不解，对汉人也很害怕，因为汉人一方面促使农奴从封建主那里『解放』出来，但同时又与他们的主人建立了联盟，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和『解放者』站在一起”［41］。
即使中共真心维护其对西藏的“一国两制”，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和一个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国家也是不可能调和的。共产党进入西藏社会这个事实本身，必然影响到西藏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国”使双方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导致“两制”的边界不时被自觉不自觉地超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囿于传统的西藏社会都有可能产生整体震荡和深远影响。例如中国政府给修路的西藏人发工资，就是对西藏社会延续了几百年的乌拉徭役制的冲击；让西藏儿童免费上学，破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训练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类似的情况无数。
一九五七年，西藏山南的一个贵族殴打了他的农奴，原因是那个农奴没有提供贵族所要求的乌拉差役。在传统社会，乌拉差役是农奴无条件承担的义务，贵族对拒绝乌拉差役的农奴进行惩罚是天经地义的。然而那个被打的农奴恰好已经被中共发展为“积极分子”，还在基层担任不脱产的干部。这使中共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局面，不干涉这件事 即默认贵族对农奴的惩罚 显然更符合“统战”和“一国两制”的方针，但是会因此助长西藏上层的气焰，使其进一步阻止底层群众与中共的合作，同时也会使底层的“积极分子”心寒，疏离共产党的事业；反之，如果处置打人的贵族，无疑是对西藏传统制度的侵犯和破坏，有违“一国两制”的承诺，使西藏上层对原本就使他们疑虑重重的中共更加不信任。这件事虽然不大，却有典型意义，以至于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为中共在西藏最终选择谁为盟友的试金石。
中共最终进行了干预，下令凡是当了它的干部的西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42］。这个决定鼓励了西藏农奴与中共合作，进一步分化了西藏社会，孤立了西藏上层人士。然而这样的决定显然使中共的“统战”成果受到损失，但是它别无选择。它已经逐步认识到，以往的“统战”并没有换取上层的真正效忠，反倒失去了争取群众的可能。共产党从来都靠群众起家，失去群众基础等于是失去最大的“法宝”。与上层联盟，除了一时节约经营西藏的成本，结果却使它无论在上层或下层，都不能获得坚定支持，也不能将西藏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分化开来。而只要西藏社会的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依然保持固有关系，一旦有一天西藏上层与中共反目，西藏下层人民就会自然地跟随，形成全民族一致的反叛。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将因此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保证。
3、西藏的反抗
《十七条协议》有一个模糊之处──其所规定的“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个西藏，是文明覆盖意义上的大西藏呢，还是当时西藏政府实际管辖的地域 卫藏 。不过在当时情景下，事情也许是不言自明的。作为战败和弱小的一方，西藏能保住自己管辖的区域就已不错，不可能对已经被中共占领的区域提要求。当时康区和安多都在中共控制下。中共在那些藏区的活动，应该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
根据这样的标准，中共认为它很好地遵守了《十七条协议》，西方学者也认为：“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九年中国人搞的一些建设项目和经济改革对西藏社会的某些方面有着明显的影响，但大部分影响是非正式的、间接的，它们只能触及西藏生活的表层，没有渗入到社会传统的深处......共产党中国法律的主体部分从未在西藏实施。”［43］
然而中共对分属于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区，却按照等同于中国内地一样的方式进行统治。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扩展到那些藏区。从法律角度看，中共在其管辖区域有贯彻其法律的权力，不过问题也就出在这，合法不一定合理。那些藏区虽然在行政上不属拉萨管辖，但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信仰、风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一样，血缘密切，来往频繁，却突然有一天，让他们进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社会制度，去过完全不同的生活，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失衡和震荡，可想而知。
典型例子如位于昌都东部的德格地区，以前其境跨金沙江两岸，都归德格土司管辖。后因民国二十一年四川军阀与西藏政府争夺康区，交战的结果暂划金沙江为界休战，自此德格在行政上变成分江而治。尽管如此，两岸的民间社会是千百年形成的，仍然保持一体。签署《十七条协议》后，北京沿袭了民国的行政划分，金沙江以东地区归其管辖，进行与内地相同的改革，执行内地法律，而仅一江之隔，金沙江以西却没有任何变化，完全保留西藏原有的制度。用一位后来随达赖流亡的藏人的话说，西岸的人“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杀了中国人也没有受到惩处。”［44］
与现在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不同，五十年代中共统治的四省藏区与拉萨管辖的西藏有几千公里不设防的接壤地带，地理上无法实现隔绝，“两制”之间时时刻刻地相互渗透和影响，结果必然会导致“两制”的失败，并成为激发藏人进行武装反抗的重要因素。
叛乱起于中共控制的藏区，首先是在康区和云南藏区开始，然后扩大到青海和甘肃藏区。藏人对汉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使得汉人即使是真做好事也往往被认为居心叵测，例如进行人口调查被认为是准备逮捕；为保护牧场消灭地鼠或派医生为藏人清除虱子，会被认为违反佛教的杀生禁令；开山修路或蓄水发电则是亵渎神山圣湖......小事尚如此猜忌，涉及到藏民族千年传统的巨大社会改革，如何可能不让他们疑虑重重呢？
不过将发端于中共控制区的藏人暴动一言以蔽之地说成是“藏族人民”集体起义，似乎也失之简单。事实表明，暴动的发动者和指挥核心主要是上层人士，中共改革威胁到他们的传统特权，使他们铤而走险。同时，毗邻的卫藏不进行改革，在对比之下产生的失衡感显然也是刺激反抗的重要因素。虽然下层藏民本是有可能在改革中得到好处的，他们之所以也大量卷进叛乱，一定程度是由于中共此前政策以“统战”为主，工作重心放在上层，下层社会没有得到动员，与上层的传统关系也没有被分化瓦解。他们世世代代生活于传统，不可能很快地理解和接受汉人给他们指出的新生活，他们肯定也惧怕背叛传统所遭到的“神谴”，尤其是西藏中心地区 西藏的神大都集中在那里 不进行改革，更会使他们对眼前变化更加迷惑不解和不敢信任。
另外，藏族社会既有政教合一的传统，还有相当多的部族成分，寺院和部落都在发挥指挥作用。对于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来讲，以宗教名义向他们发出号召，一般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的。普通农牧民世世代代服从僧侣和头人，很容易听信他们，受到裹挟。当年康区的叛乱首领之一恩珠仓后来承认，他为叛乱捐献了四十六名“雇工”，并且都配备了武器和马匹，再加上一百匹驮物的骡马［45］。在这种并列中，四十六名雇工与武器马匹是同等的，都是属于主人可以支配的财物。另一个叛乱首领顿堆曲英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提到，当时叛军首领曾开会决定在民众中抽兵，每户一丁。［46］
以行政区划搞两种不同的制度，还给在四省进行武装反抗的藏人提供了可进可退的根据地和后方支持，他们随时可以退到没有从事改革的卫藏地区进行休整和获取补充，那也是促使叛乱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并且不断扩大的原因。
有些研究者认为，如果不是以武断的政治边界对待当时在拉萨控制以外的西藏人，西藏叛乱可能就不会发生。我同意以行政界线实行不同政治制度是导致叛乱的主要因素，但是很难设想中共当时有别的办法。把全部藏区都交给拉萨统治，可以避免在藏人社会实行“两制”导致的失衡，然而由于那个区域过于巨大，从主权控制角度是中共不能接受的，那么共产党中国与传统西藏的“两制”还能以什么划分呢？是否能以民族划分──对汉族人实行内地法律，对藏人放任自流呢？其它少数民族怎么办？汉藏杂居的地区怎么办？藏人犯了法怎么办？汉藏发生冲突怎么办？......仔细想下去，结论就是只要是实行“两制”，只能划界区分。而划界的问题就在于，除非所划的界可以确保封闭，杜绝“两制”在民间层面互相渗透，只由“两制”的高层面保持理智往来，否则，“一国两制”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世界对西藏问题瞩目，是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发生拉萨事件、达赖喇嘛及数万西藏难民流亡印度以后，其实在那之前，反抗者的游击战已经持续了好几年2。藏人的反抗以驱逐汉人为目标，军事行动一般都是攻打中共机关和杀死中共干部。一位青海藏区的汉人官员向我回忆，他那时在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为了防备“叛匪”的进攻，男性干部职工全部编成连队，吃住都在一起，女干部凡有孩子可以回内地，没结婚的则留下搞后勤。当时他让妻子带着刚一岁的孩子回了老家上海，他留在藏区打了一年多的仗。他在的县城曾经受到叛乱者包围猛攻，他们死守多天，直到解放军赶到才解了围。
中共派遣大批军队进行“平叛”，逐步在四省藏区肃清藏人反抗者。残酷性不断升级。那位青海官员向我描述他当年的战友被“叛匪”活捉，如何被一条条割下身上的肉，蘸上盐巴强迫他自己吃下去。他们打下那个“叛匪”窝时，绑在柱子上的战友已死，身上多处只剩白骨。战友嘴里塞满了自己的肉。他是一九五三年自愿报名到青海藏区的，“我们一块来青海的人不少都在叛乱时被杀了，有的开膛，有的割球、挖眼，只要被叛匪抓住就没好，所以个个都拼了。”他说的“球”是西北土语，指睾丸及生殖器。
当时进藏的汉人基本全部被武装，只要见到带枪的藏人就打。一位青藏公路上的老司机告诉我，他们有一次打死了解放军的侦察兵，就是因为那个侦察组穿着藏人服装。侦察兵见到给拉萨送物资的车队并不防备，而车队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却专门停车狙击他们所看见的“藏人”。
武器落后的乌合之众不是中共正规军的对手，四省藏区的叛乱藏人在解放军围剿之下纷纷逃进西藏境内，以西藏为基地继续进行反抗。据说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至少有五六万人逃亡西藏，恐慌如同疫病一样在西藏到处蔓延。中共军队追剿“叛匪”，随之把“平叛”扩展到了西藏，进一步刺激了拉萨与中共的对立情绪。
由于缺乏可信材料，现在无法断定当时噶厦政府在藏人的武装反抗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拉萨政府一样强烈地反对中共对西藏的“改革”，在这一点上，它与武装反抗者的立场完全一致，即使有区别，也只在于怎么做更为稳妥的考虑。
中共解放军十八军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发的一份内部情况简报，其中有一件小事可以反映噶厦的心态：
索康卖给我们房子前曾向噶厦及达赖递呈文，内容为“请准予卖给解放军房子”。于批准出卖后才卖的。卖后又递呈文一件，内容“现在我已将房子卖给解放军了，但西藏独立后请准予该房子归还原主”。噶厦批准“准予照办”。［47］
拉萨与北京的蜜月期在四省藏区叛乱开始以后就到了头，到一九五九年的拉萨事件之前，双方虽然没有翻脸，心里都已打起各自的算盘。也许拉萨期望叛乱能对中共施加压力，从而可以使中共更多地让步，中共却因此认识到，要保证西藏彻底稳定，必须把“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按照当时中共内部文件的话说：“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善，归根结底要取决于每个民族内部劳动阶级的彻底解放。”［48］──把这句充满意识形态味道的语言翻译成直截了当的意思，就是只有把西藏改造成共产党的体制，才有可能最终牢固地控制西藏。
距拉萨事件八个多月之前，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就青海藏区叛乱做指示时谈到西藏。毛说：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49］
毛讲这番话两个月之后 八月十八日 ，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遵照同样口径对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副司令员邓少东说：“让他们闹大点，闹得越大，改革越彻底，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拿上去。”［50］由此推测，中共高层当时已经从原来的“统战”路线转变为采取一种玛基雅维里式的策略，即听凭事态扩大并失控，直到最后摊牌，名正言顺地以军事手段一举摧毁西藏地方势力，接管西藏政权，从此彻底抛弃西藏上层社会，由北京对西藏实施直接统治，并按北京的愿望改造西藏。
军事上的准备也早就开始。一位中共解放军炮兵三○八团当年的连长回忆，一九五六年，他所属的部队调进拉萨，目的就是“应付噶厦政府内出现的叛乱征候”。
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不仅建好了营房，而且炮兵阵地的构筑，目标的选择和测地，诸元的准备，目标区域的划分及其弹药、粮秣、药品的储备，均告完成。为了防止叛匪火力封锁时断我水源，我们把交通壕一直挖到了拉萨河边。
为了保证炮兵射击的准确，团首长还多次带我们连以上的干部去拉萨看地形，实地测量。每当这时，我们的驾驶员就在需要侦察的地方停下车来，装作车坏了，下来“修理”我们也乘机下车“休息”察看，这样，凡我射程可达的地方，尤其是叛匪正盘踞的、到过的、可供其隐蔽或逃跑的、打起来可能被其临时利用的拉萨每一个角落、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我们都测量到精确无误的程度了。凡敌人活动的比较频繁的地方，都决定好了诸元。［51］
到一九五八年，西藏境内的武装反抗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由中共方面的记载的较大事件有：
七月二十一日，叛乱武装在拉萨以东仅二十余公里的争莫寺附近伏击解放军运输车。
九月十七日，西藏军区门诊部十六位医护人员乘汽车到日喀则进行体检，行至麻江遭到伏击，十六人全部牺牲，汽车被焚毁。
十二月十八日，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连在营长杜效模带领下护送山南分工委干部和给泽当守备分队运送物资，行至贡嘎遭到伏击，牺牲营长以下官兵三十七人，伤二十二人，毁汽车七辆。
十二月十九日，解放军某部两个排在副团长殷春和带领下到山南地区执勤，在扎囊遭到伏击，牺牲副团长以下官兵五十六人，伤十二人，毁汽车两辆。
自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起，中共山南分工委所在地泽当被叛乱武装围困七十四天。
一九五九年一月份，中共扎木中心县委被叛乱武装围攻十个昼夜。一九五九年一月至四月，中共丁青具委被叛乱武装围困九十四天。［52］
那一段时间，小规模的解放军部队几乎不敢外出，最多一次曾组成六、七百辆汽车的武装车队，才敢到拉萨以外运输物资［53］。拉萨城内也不太平。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越来越多的反抗战士和难民涌进拉萨，城里城外搭满帐篷，到处是携带武器的反抗者，紧张气氛不断上升。对涌进拉萨的成千上万造反战士，噶厦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拉萨的局势迟早要爆炸，只是等待一个引信。
达赖喇嘛当时的心态不得而知。不过即使达赖的内心想与北京继续维持良好关系，他也会在局势面前身不由己，因为他既是西藏的灵魂与象征，有一条底线就是他不可能逾越的──一旦矛盾不可调和，出现决战局面，他就只能坚定地站在西藏一方。
爆炸局面的引信出现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原计划达赖喇嘛那天去中共西藏军区看演出。但是西藏人中间广泛地传开了中共打算乘机绑架达赖喇嘛的消息。十日上午，上万藏人和藏军围住了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尔卡，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事态逐步扩大和失控，激动的群众喊出了废除十七条协议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处死了几名他们认为是叛徒的西藏人。西藏政府官员、藏军和叛乱战士也随之公开联合，并在后来几天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向全体藏人发出起义命令。后来的流亡藏人的政府将每年这一天 三月十日 定为“西藏人民起义日”。
中共是否真要绑架达赖，因为涉及到拉萨暴乱的起因，成了几十年争论的一个公案。我倾向于那是一个谣言。在激动和恐慌的群众中间，产生和传播谣言是不奇怪的。可以比较另一个实例：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一个藏人在拉萨一家回民开的清真餐馆吃面条，发现面条里有一块人手指甲。那本不奇怪，也许是厨师不小心切掉的。可是很快，藏人中便谣传那家清真餐馆用人肉做菜，已经发现了两颗人头等。各种谣言随之出现──“回民不但在自己开的饭馆里卖人肉、人血，还用天葬场烧死人的木炭烤羊肉串。回族这样做的目的是彻底毁灭我们藏族，霸占西藏”、“我们康巴人失踪了一百多人，都被回族杀掉了，用藏人身上的肉给藏人吃”......随后拉萨连续几天发生多起聚众打砸抢回族饭馆和商店的事件，常常造成数千人围观，并与当局派出的公安和武警发生冲突。一九九五年的一小块指甲引起如此骚乱，可想一九五九年“绑架达赖喇嘛”之说会在藏人中造成什么效果。
我相信绑架达赖是谣言，还因为那对中共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好处，找不到中共绑架达赖的理由。不管怎么样，达赖喇嘛那天没有去看演出，无法确定他当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在第二天给中共西藏军区的政委谭冠三的信上对发生的事件表示“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并表示“反动分子正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十二日他的另一封信说：
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尔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
就在他逃亡印度的前一天，第三封给谭冠三的信上还这样写道：
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出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过几天一旦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就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54］
在达赖喇嘛出走后，中共一直以这三封信件为据，争辩达赖是被劫持出境的。直到达赖流亡印度五年半之后，中共方面才正式宣布解除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开始其称为敌人。此前北京并非真地信任达赖，而是出于策略。同样，达赖写这样的信也完全可能只是缓兵之计，或是按下属拟好的稿子照抄的。
关于决定逃亡印度，达赖喇嘛后来在自传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该再怎么办。第二天，我再度请示神谕。令我大吃一惊，神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处于恍惚状态的灵媒蹒跚地走向前，抓起纸笔，相当清楚而明白的绘出我该循什么样的路线离开诺布尔卡宫，直奔印藏边界。他的指示跟一般预期不尽相同。神谕结束后，担任灵媒的名叫罗桑吉美的年轻和尚就颓然倒地，代表金刚扎滇已离开他的身体。就在这时，彷佛要强调神谕的威力似的，两枚炮弹在宝园北门外的沼泽中爆炸开来。
回顾三十一年的往事，我确信金刚扎滇早已知道我必须在十七日离开拉萨，但他怕泄露天机，一直不肯明讲。没有计划就不会走漏消息。
但我并没有立刻准备逃亡。我首先要确定神谕正确无误，因此我又作了一次谟，结果与神谕完全相符......［55］
接到“神谕”的当晚十点，达赖便乔装成普通僧人，在六百余名随员和士兵的护卫下出走，经过十四天的跋涉，最终到达印度，从此走上不归之路。
达赖方面一直指控，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下午四点，中共方面向达赖居住的罗布尔卡首先发射了两发迫击炮弹。这个指控是否属实，是两方多年不断争论的一个焦点。北京一直断然否认，并说那是西藏叛乱者发射的。直到一九九三年，中共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中校干事吉柚权在他写的《西藏平叛纪实》一书中第一次透露，那两发炮弹是中共方面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的经济警察雷惠山用六○迫击炮发射的。当时拉萨运输站连续三次受到叛乱者枪击，雷惠山气愤之下未经请示便自行以两发炮弹回击［56］。这个说法比较可信。吉柚权以其军人身份，受到的保密限制比较少，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内部档案。他的书出版后，他本人因“泄密”而受审查和处分，更可以证明材料属实。可以相信中共不是有意打那两发炮弹，中共一贯重视得到“不打第一枪”的道义优势，只是没有管束住下边的人，尤其雷惠山又不是纪律严明的军人。
达赖出逃印度的途中没有受到中共方面任何拦截，西方和印度的新闻媒体大量渲染西藏出现“神秘的云雾”，保护了达赖的队伍不被中共飞机发现。但是按那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的李觉将军回忆却是这样：“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夜，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藉明月之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萨河南岸渡人......”［57］
吉柚权的书则是这样写：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拉萨暴乱开始以后，北京将情况电告正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说：“果然等到了今天。”三月十二日，毛泽东电报指示中共的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
照此形式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 这种被迫是很好的 早日解决的可能。叛乱集团的策略是：在拉萨搞暴乱，将我军驱走。这一批人实际上已与中央决裂。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以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如果他们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拦阻，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58］
北京设在香港的“新华分社” 实为中共驻香港的最高机构 原社长许家屯“六·四”后出走美国，在其回忆录里谈毛泽东的想法非常人能料时，也举了这个例子：
毛泽东有些想法和考虑，常出乎一般人的意外。举一件我了解的事例。一九五九年，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负责解决“西藏叛乱”，当时达赖被围困在布达拉宫内。··毛泽东发电报给西藏工委和张国华──因为电报抄告各省、市委，我当时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看到了这份电报。毛要张国华部队主动让出一条路，指定这条路由布达拉宫经何处，直到中印边境，让达赖喇嘛撤退到印度去。电报很详尽地规定了张国华如何做，什么时候开始，佯攻什么地方等等，这样，达赖喇嘛果然逃到了印度。这样的指示，出乎我们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识之外。毛泽东这个考虑，是因为达赖在西藏人心中是个活佛，活抓固然不好处理，击毙更不妥。这是毛泽东的考虑过人之处。［59］
只要达赖留在西藏，无论对中共的“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之目标都是障碍。他不仅是凝聚西藏人精神世界的领袖，而且也被传统赋予了世俗权力的无上地位，他可以随时利用至高无上的号召力对北京造成威胁。北京虽然有废黜他的实力，却难服藏人之心，与中共自己的“统战”形象也有矛盾。所以从当时的利弊衡量，最方便的结局就是达赖自行出走。活捉达赖固然不难，但是抓了又该如何处理？把达赖打伤，问题就更大。那不仅将跟整个藏民族结下不解之仇，国际舆论上也无法交代。放走达赖，某些方面与毛泽东后来放走林彪的思路是相同的。二者的不同在于，林彪的飞机人算不如天算地坠毁在蒙古，使毛泽东既免于背上黑锅，又除掉了后患，而达赖却是安然地在印度住了下去，并且在毛泽东死后的二十年，重新成为北京不可忽视的强敌。
不知道毛泽东当时若能预见到这一天，是否还愿意给他的后任留下这样一份遗产？他会怎样做？或者，达赖喇嘛如果当时没走，西藏的局势又会怎样发展？达赖喇嘛的个人命运又将怎样？有时偶然会给历史造成完全不同的结局，不过历史既是不可重复的，这些问题也就只能作为个人的遐想了。
当毛泽东得知达赖出逃，给西藏工委下了这样的指示：
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形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达赖这块招牌还有可能利用之处。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传，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分子挟持达赖，这对于打击敌人利用达赖名义号召群众叛乱可能有好处。对于班禅，如其参叛，不准打死，更不准其出国。［60］
毛还要求住拉萨的解放军部队不要反击，而且要作出难以支持的样子，给叛军以攻克拉萨的信心，不但牢牢吸住拉萨的叛军，还争取将西藏其它地方的叛军统统吸引到拉萨，同时调动三个师又两个团的兵力从三个方向入藏，对拉萨实行包围，争取一举全歼叛军，从而免除将其打散到全藏，分头进行清剿的困难［61］。但是这封电报晚到了几个小时，解放军已经在拉萨开火，并在三十个小时内结束战斗，歼灭藏方五千三百六十人。如毛泽东预料，由于没有完成包围，大部分造反者被打散，流窜到西藏其它地区继续抵抗，全部清剿直到一九六二年才算基本结束。
由于拉萨的布达拉宫和罗布尔卡是藏人的圣地，北京一直否认解放军在拉萨战斗中有过炮轰布达拉宫和罗布尔卡的行为，但是吉柚权的书却透露了相反的事实：
下午两点，攻打罗布尔卡的战斗开始，三○八团全部大炮和一五五团设在烈士陵园炮阵上的六○炮、八二迫击炮、无后坐力炮，一齐向罗布尔卡轰击，采用续进弹幕的打法，即以十五公尺位一个射点逐次成一条线向前推进。这是炮兵最强大的火力。炮弹先从东往西一层层地撒开，遍地开花。叛匪承受不住这猛烈炮火的打击，纷纷从东往西跑。炮弹追着他们往西炸。叛匪跑到西，见炮弹在西炸，又调头往东跑，炮弹仍然追着掉进叛匪群中爆炸。这样从东往西，又从西往东来回地轰击，叛匪支不住，有二百余名骑匪冲出罗布尔卡，逃到拉萨河边向河南逃跑。另有一千余人冲出罗布尔卡经回民林卡向北逃跑。邓少东命令三○八团的炮火对逃跑的敌人实施火力拦阻，不准其逃跑。同时命令步兵一五五团、一五九团现有的部队配合汽车十六团和机械营的部队从东西两面向罗布尔卡进攻。
三○八团的炮火立即对逃向拉萨河中和回民林卡的叛匪实施续进弹幕轰击，将这两股叛匪拦回罗布尔卡，又继续对罗布尔卡实施续进弹幕轰击。［62］
吉柚权的材料来源是西藏军区的档案，所以他能把火力部署、部队番号、战斗过程和时间写得这样精确，这种档案除了参战部队也许有夸大军功之处，其它方面都会比较真实。对炮轰布达拉宫，他这样写：
在解放军攻打市中心时，住守布达拉宫的叛匪火力不停地支持市区......谭冠三要三○八团想法压住布达拉宫叛匪的火力，并给三○八团参谋长苗中琴提出不能损坏布达拉宫的建筑。苗中琴说那只能用无后坐力炮瞄准火力点打。谭冠三说这样打对布达拉宫有没有损伤。苗中琴说不会，它的爆炸力不大，但杀伤力强，于是谭冠三命令一五九团、一五五团、军区警卫营的无后坐力炮全部集中到军区大院，组成无后坐力炮营，由苗中琴指挥。
......以后发现那个窗口有火力射击，苗中琴就朝哪个窗口射击，一炮一个，百发百中，扶廷修 西藏军区副参谋长 不停地叫好，说打得准。［63］
其实，是否炮轰了罗布尔卡和布达拉宫只是细节，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也改变不了事情的性质。拉萨事件带来最直接的后果是中共彻底接管了西藏政权，在中国和西藏的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对西藏实现了完整的主权控制。
根据这样的标准，中共认为它很好地遵守了《十七条协议》，西方学者也认为：“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九年中国人搞的一些建设项目和经济改革对西藏社会的某些方面有着明显的影响，但大部分影响是非正式的、间接的，它们只能触及西藏生活的表层，没有渗入到社会传统的深处......共产党中国法律的主体部分从未在西藏实施。”［43］
然而中共对分属于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区，却按照等同于中国内地一样的方式进行统治。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扩展到那些藏区。从法律角度看，中共在其管辖区域有贯彻其法律的权力，不过问题也就出在这，合法不一定合理。那些藏区虽然在行政上不属拉萨管辖，但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信仰、风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一样，血缘密切，来往频繁，却突然有一天，让他们进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社会制度，去过完全不同的生活，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失衡和震荡，可想而知。
典型例子如位于昌都东部的德格地区，以前其境跨金沙江两岸，都归德格土司管辖。后因民国二十一年四川军阀与西藏政府争夺康区，交战的结果暂划金沙江为界休战，自此德格在行政上变成分江而治。尽管如此，两岸的民间社会是千百年形成的，仍然保持一体。签署《十七条协议》后，北京沿袭了民国的行政划分，金沙江以东地区归其管辖，进行与内地相同的改革，执行内地法律，而仅一江之隔，金沙江以西却没有任何变化，完全保留西藏原有的制度。用一位后来随达赖流亡的藏人的话说，西岸的人“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杀了中国人也没有受到惩处。”［44］
与现在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不同，五十年代中共统治的四省藏区与拉萨管辖的西藏有几千公里不设防的接壤地带，地理上无法实现隔绝，“两制”之间时时刻刻地相互渗透和影响，结果必然会导致“两制”的失败，并成为激发藏人进行武装反抗的重要因素。
叛乱起于中共控制的藏区，首先是在康区和云南藏区开始，然后扩大到青海和甘肃藏区。藏人对汉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使得汉人即使是真做好事也往往被认为居心叵测，例如进行人口调查被认为是准备逮捕；为保护牧场消灭地鼠或派医生为藏人清除虱子，会被认为违反佛教的杀生禁令；开山修路或蓄水发电则是亵渎神山圣湖......小事尚如此猜忌，涉及到藏民族千年传统的巨大社会改革，如何可能不让他们疑虑重重呢？
不过将发端于中共控制区的藏人暴动一言以蔽之地说成是“藏族人民”集体起义，似乎也失之简单。事实表明，暴动的发动者和指挥核心主要是上层人士，中共改革威胁到他们的传统特权，使他们铤而走险。同时，毗邻的卫藏不进行改革，在对比之下产生的失衡感显然也是刺激反抗的重要因素。虽然下层藏民本是有可能在改革中得到好处的，他们之所以也大量卷进叛乱，一定程度是由于中共此前政策以“统战”为主，工作重心放在上层，下层社会没有得到动员，与上层的传统关系也没有被分化瓦解。他们世世代代生活于传统，不可能很快地理解和接受汉人给他们指出的新生活，他们肯定也惧怕背叛传统所遭到的“神谴”，尤其是西藏中心地区 西藏的神大都集中在那里 不进行改革，更会使他们对眼前变化更加迷惑不解和不敢信任。
另外，藏族社会既有政教合一的传统，还有相当多的部族成分，寺院和部落都在发挥指挥作用。对于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来讲，以宗教名义向他们发出号召，一般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的。普通农牧民世世代代服从僧侣和头人，很容易听信他们，受到裹挟。当年康区的叛乱首领之一恩珠仓后来承认，他为叛乱捐献了四十六名“雇工”，并且都配备了武器和马匹，再加上一百匹驮物的骡马［45］。在这种并列中，四十六名雇工与武器马匹是同等的，都是属于主人可以支配的财物。另一个叛乱首领顿堆曲英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提到，当时叛军首领曾开会决定在民众中抽兵，每户一丁。［46］
以行政区划搞两种不同的制度，还给在四省进行武装反抗的藏人提供了可进可退的根据地和后方支持，他们随时可以退到没有从事改革的卫藏地区进行休整和获取补充，那也是促使叛乱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并且不断扩大的原因。
有些研究者认为，如果不是以武断的政治边界对待当时在拉萨控制以外的西藏人，西藏叛乱可能就不会发生。我同意以行政界线实行不同政治制度是导致叛乱的主要因素，但是很难设想中共当时有别的办法。把全部藏区都交给拉萨统治，可以避免在藏人社会实行“两制”导致的失衡，然而由于那个区域过于巨大，从主权控制角度是中共不能接受的，那么共产党中国与传统西藏的“两制”还能以什么划分呢？是否能以民族划分──对汉族人实行内地法律，对藏人放任自流呢？其它少数民族怎么办？汉藏杂居的地区怎么办？藏人犯了法怎么办？汉藏发生冲突怎么办？......仔细想下去，结论就是只要是实行“两制”，只能划界区分。而划界的问题就在于，除非所划的界可以确保封闭，杜绝“两制”在民间层面互相渗透，只由“两制”的高层面保持理智往来，否则，“一国两制”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世界对西藏问题瞩目，是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发生拉萨事件、达赖喇嘛及数万西藏难民流亡印度以后，其实在那之前，反抗者的游击战已经持续了好几年2。藏人的反抗以驱逐汉人为目标，军事行动一般都是攻打中共机关和杀死中共干部。一位青海藏区的汉人官员向我回忆，他那时在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为了防备“叛匪”的进攻，男性干部职工全部编成连队，吃住都在一起，女干部凡有孩子可以回内地，没结婚的则留下搞后勤。当时他让妻子带着刚一岁的孩子回了老家上海，他留在藏区打了一年多的仗。他在的县城曾经受到叛乱者包围猛攻，他们死守多天，直到解放军赶到才解了围。
中共派遣大批军队进行“平叛”，逐步在四省藏区肃清藏人反抗者。残酷性不断升级。那位青海官员向我描述他当年的战友被“叛匪”活捉，如何被一条条割下身上的肉，蘸上盐巴强迫他自己吃下去。他们打下那个“叛匪”窝时，绑在柱子上的战友已死，身上多处只剩白骨。战友嘴里塞满了自己的肉。他是一九五三年自愿报名到青海藏区的，“我们一块来青海的人不少都在叛乱时被杀了，有的开膛，有的割球、挖眼，只要被叛匪抓住就没好，所以个个都拼了。”他说的“球”是西北土语，指睾丸及生殖器。
当时进藏的汉人基本全部被武装，只要见到带枪的藏人就打。一位青藏公路上的老司机告诉我，他们有一次打死了解放军的侦察兵，就是因为那个侦察组穿着藏人服装。侦察兵见到给拉萨送物资的车队并不防备，而车队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却专门停车狙击他们所看见的“藏人”。
武器落后的乌合之众不是中共正规军的对手，四省藏区的叛乱藏人在解放军围剿之下纷纷逃进西藏境内，以西藏为基地继续进行反抗。据说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至少有五六万人逃亡西藏，恐慌如同疫病一样在西藏到处蔓延。中共军队追剿“叛匪”，随之把“平叛”扩展到了西藏，进一步刺激了拉萨与中共的对立情绪。
由于缺乏可信材料，现在无法断定当时噶厦政府在藏人的武装反抗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拉萨政府一样强烈地反对中共对西藏的“改革”，在这一点上，它与武装反抗者的立场完全一致，即使有区别，也只在于怎么做更为稳妥的考虑。
中共解放军十八军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发的一份内部情况简报，其中有一件小事可以反映噶厦的心态：
索康卖给我们房子前曾向噶厦及达赖递呈文，内容为“请准予卖给解放军房子”。于批准出卖后才卖的。卖后又递呈文一件，内容“现在我已将房子卖给解放军了，但西藏独立后请准予该房子归还原主”。噶厦批准“准予照办”。［47］
拉萨与北京的蜜月期在四省藏区叛乱开始以后就到了头，到一九五九年的拉萨事件之前，双方虽然没有翻脸，心里都已打起各自的算盘。也许拉萨期望叛乱能对中共施加压力，从而可以使中共更多地让步，中共却因此认识到，要保证西藏彻底稳定，必须把“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按照当时中共内部文件的话说：“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善，归根结底要取决于每个民族内部劳动阶级的彻底解放。”［48］──把这句充满意识形态味道的语言翻译成直截了当的意思，就是只有把西藏改造成共产党的体制，才有可能最终牢固地控制西藏。
距拉萨事件八个多月之前，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就青海藏区叛乱做指示时谈到西藏。毛说：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49］
毛讲这番话两个月之后 八月十八日 ，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遵照同样口径对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副司令员邓少东说：“让他们闹大点，闹得越大，改革越彻底，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拿上去。”［50］由此推测，中共高层当时已经从原来的“统战”路线转变为采取一种玛基雅维里式的策略，即听凭事态扩大并失控，直到最后摊牌，名正言顺地以军事手段一举摧毁西藏地方势力，接管西藏政权，从此彻底抛弃西藏上层社会，由北京对西藏实施直接统治，并按北京的愿望改造西藏。
军事上的准备也早就开始。一位中共解放军炮兵三○八团当年的连长回忆，一九五六年，他所属的部队调进拉萨，目的就是“应付噶厦政府内出现的叛乱征候”。
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不仅建好了营房，而且炮兵阵地的构筑，目标的选择和测地，诸元的准备，目标区域的划分及其弹药、粮秣、药品的储备，均告完成。为了防止叛匪火力封锁时断我水源，我们把交通壕一直挖到了拉萨河边。
为了保证炮兵射击的准确，团首长还多次带我们连以上的干部去拉萨看地形，实地测量。每当这时，我们的驾驶员就在需要侦察的地方停下车来，装作车坏了，下来“修理”我们也乘机下车“休息”察看，这样，凡我射程可达的地方，尤其是叛匪正盘踞的、到过的、可供其隐蔽或逃跑的、打起来可能被其临时利用的拉萨每一个角落、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我们都测量到精确无误的程度了。凡敌人活动的比较频繁的地方，都决定好了诸元。［51］
到一九五八年，西藏境内的武装反抗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由中共方面的记载的较大事件有：
七月二十一日，叛乱武装在拉萨以东仅二十余公里的争莫寺附近伏击解放军运输车。
九月十七日，西藏军区门诊部十六位医护人员乘汽车到日喀则进行体检，行至麻江遭到伏击，十六人全部牺牲，汽车被焚毁。
十二月十八日，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连在营长杜效模带领下护送山南分工委干部和给泽当守备分队运送物资，行至贡嘎遭到伏击，牺牲营长以下官兵三十七人，伤二十二人，毁汽车七辆。
十二月十九日，解放军某部两个排在副团长殷春和带领下到山南地区执勤，在扎囊遭到伏击，牺牲副团长以下官兵五十六人，伤十二人，毁汽车两辆。
自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起，中共山南分工委所在地泽当被叛乱武装围困七十四天。
一九五九年一月份，中共扎木中心县委被叛乱武装围攻十个昼夜。一九五九年一月至四月，中共丁青具委被叛乱武装围困九十四天。［52］
那一段时间，小规模的解放军部队几乎不敢外出，最多一次曾组成六、七百辆汽车的武装车队，才敢到拉萨以外运输物资［53］。拉萨城内也不太平。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越来越多的反抗战士和难民涌进拉萨，城里城外搭满帐篷，到处是携带武器的反抗者，紧张气氛不断上升。对涌进拉萨的成千上万造反战士，噶厦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拉萨的局势迟早要爆炸，只是等待一个引信。
达赖喇嘛当时的心态不得而知。不过即使达赖的内心想与北京继续维持良好关系，他也会在局势面前身不由己，因为他既是西藏的灵魂与象征，有一条底线就是他不可能逾越的──一旦矛盾不可调和，出现决战局面，他就只能坚定地站在西藏一方。
爆炸局面的引信出现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原计划达赖喇嘛那天去中共西藏军区看演出。但是西藏人中间广泛地传开了中共打算乘机绑架达赖喇嘛的消息。十日上午，上万藏人和藏军围住了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尔卡，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事态逐步扩大和失控，激动的群众喊出了废除十七条协议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处死了几名他们认为是叛徒的西藏人。西藏政府官员、藏军和叛乱战士也随之公开联合，并在后来几天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向全体藏人发出起义命令。后来的流亡藏人的政府将每年这一天 三月十日 定为“西藏人民起义日”。
中共是否真要绑架达赖，因为涉及到拉萨暴乱的起因，成了几十年争论的一个公案。我倾向于那是一个谣言。在激动和恐慌的群众中间，产生和传播谣言是不奇怪的。可以比较另一个实例：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一个藏人在拉萨一家回民开的清真餐馆吃面条，发现面条里有一块人手指甲。那本不奇怪，也许是厨师不小心切掉的。可是很快，藏人中便谣传那家清真餐馆用人肉做菜，已经发现了两颗人头等。各种谣言随之出现──“回民不但在自己开的饭馆里卖人肉、人血，还用天葬场烧死人的木炭烤羊肉串。回族这样做的目的是彻底毁灭我们藏族，霸占西藏”、“我们康巴人失踪了一百多人，都被回族杀掉了，用藏人身上的肉给藏人吃”......随后拉萨连续几天发生多起聚众打砸抢回族饭馆和商店的事件，常常造成数千人围观，并与当局派出的公安和武警发生冲突。一九九五年的一小块指甲引起如此骚乱，可想一九五九年“绑架达赖喇嘛”之说会在藏人中造成什么效果。
我相信绑架达赖是谣言，还因为那对中共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好处，找不到中共绑架达赖的理由。不管怎么样，达赖喇嘛那天没有去看演出，无法确定他当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在第二天给中共西藏军区的政委谭冠三的信上对发生的事件表示“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并表示“反动分子正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十二日他的另一封信说：
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尔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
就在他逃亡印度的前一天，第三封给谭冠三的信上还这样写道：
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出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过几天一旦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就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54］
在达赖喇嘛出走后，中共一直以这三封信件为据，争辩达赖是被劫持出境的。直到达赖流亡印度五年半之后，中共方面才正式宣布解除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开始其称为敌人。此前北京并非真地信任达赖，而是出于策略。同样，达赖写这样的信也完全可能只是缓兵之计，或是按下属拟好的稿子照抄的。
关于决定逃亡印度，达赖喇嘛后来在自传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该再怎么办。第二天，我再度请示神谕。令我大吃一惊，神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处于恍惚状态的灵媒蹒跚地走向前，抓起纸笔，相当清楚而明白的绘出我该循什么样的路线离开诺布尔卡宫，直奔印藏边界。他的指示跟一般预期不尽相同。神谕结束后，担任灵媒的名叫罗桑吉美的年轻和尚就颓然倒地，代表金刚扎滇已离开他的身体。就在这时，彷佛要强调神谕的威力似的，两枚炮弹在宝园北门外的沼泽中爆炸开来。
回顾三十一年的往事，我确信金刚扎滇早已知道我必须在十七日离开拉萨，但他怕泄露天机，一直不肯明讲。没有计划就不会走漏消息。
但我并没有立刻准备逃亡。我首先要确定神谕正确无误，因此我又作了一次谟，结果与神谕完全相符......［55］
接到“神谕”的当晚十点，达赖便乔装成普通僧人，在六百余名随员和士兵的护卫下出走，经过十四天的跋涉，最终到达印度，从此走上不归之路。
达赖方面一直指控，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下午四点，中共方面向达赖居住的罗布尔卡首先发射了两发迫击炮弹。这个指控是否属实，是两方多年不断争论的一个焦点。北京一直断然否认，并说那是西藏叛乱者发射的。直到一九九三年，中共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中校干事吉柚权在他写的《西藏平叛纪实》一书中第一次透露，那两发炮弹是中共方面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的经济警察雷惠山用六○迫击炮发射的。当时拉萨运输站连续三次受到叛乱者枪击，雷惠山气愤之下未经请示便自行以两发炮弹回击［56］。这个说法比较可信。吉柚权以其军人身份，受到的保密限制比较少，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内部档案。他的书出版后，他本人因“泄密”而受审查和处分，更可以证明材料属实。可以相信中共不是有意打那两发炮弹，中共一贯重视得到“不打第一枪”的道义优势，只是没有管束住下边的人，尤其雷惠山又不是纪律严明的军人。
达赖出逃印度的途中没有受到中共方面任何拦截，西方和印度的新闻媒体大量渲染西藏出现“神秘的云雾”，保护了达赖的队伍不被中共飞机发现。但是按那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的李觉将军回忆却是这样：“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夜，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藉明月之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萨河南岸渡人......”［57］
吉柚权的书则是这样写：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拉萨暴乱开始以后，北京将情况电告正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说：“果然等到了今天。”三月十二日，毛泽东电报指示中共的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
照此形式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 这种被迫是很好的 早日解决的可能。叛乱集团的策略是：在拉萨搞暴乱，将我军驱走。这一批人实际上已与中央决裂。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以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如果他们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拦阻，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58］
北京设在香港的“新华分社” 实为中共驻香港的最高机构 原社长许家屯“六·四”后出走美国，在其回忆录里谈毛泽东的想法非常人能料时，也举了这个例子：
毛泽东有些想法和考虑，常出乎一般人的意外。举一件我了解的事例。一九五九年，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负责解决“西藏叛乱”，当时达赖被围困在布达拉宫内。··毛泽东发电报给西藏工委和张国华──因为电报抄告各省、市委，我当时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看到了这份电报。毛要张国华部队主动让出一条路，指定这条路由布达拉宫经何处，直到中印边境，让达赖喇嘛撤退到印度去。电报很详尽地规定了张国华如何做，什么时候开始，佯攻什么地方等等，这样，达赖喇嘛果然逃到了印度。这样的指示，出乎我们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识之外。毛泽东这个考虑，是因为达赖在西藏人心中是个活佛，活抓固然不好处理，击毙更不妥。这是毛泽东的考虑过人之处。［59］
只要达赖留在西藏，无论对中共的“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之目标都是障碍。他不仅是凝聚西藏人精神世界的领袖，而且也被传统赋予了世俗权力的无上地位，他可以随时利用至高无上的号召力对北京造成威胁。北京虽然有废黜他的实力，却难服藏人之心，与中共自己的“统战”形象也有矛盾。所以从当时的利弊衡量，最方便的结局就是达赖自行出走。活捉达赖固然不难，但是抓了又该如何处理？把达赖打伤，问题就更大。那不仅将跟整个藏民族结下不解之仇，国际舆论上也无法交代。放走达赖，某些方面与毛泽东后来放走林彪的思路是相同的。二者的不同在于，林彪的飞机人算不如天算地坠毁在蒙古，使毛泽东既免于背上黑锅，又除掉了后患，而达赖却是安然地在印度住了下去，并且在毛泽东死后的二十年，重新成为北京不可忽视的强敌。
不知道毛泽东当时若能预见到这一天，是否还愿意给他的后任留下这样一份遗产？他会怎样做？或者，达赖喇嘛如果当时没走，西藏的局势又会怎样发展？达赖喇嘛的个人命运又将怎样？有时偶然会给历史造成完全不同的结局，不过历史既是不可重复的，这些问题也就只能作为个人的遐想了。
当毛泽东得知达赖出逃，给西藏工委下了这样的指示：
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形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达赖这块招牌还有可能利用之处。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传，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分子挟持达赖，这对于打击敌人利用达赖名义号召群众叛乱可能有好处。对于班禅，如其参叛，不准打死，更不准其出国。［60］
毛还要求住拉萨的解放军部队不要反击，而且要作出难以支持的样子，给叛军以攻克拉萨的信心，不但牢牢吸住拉萨的叛军，还争取将西藏其它地方的叛军统统吸引到拉萨，同时调动三个师又两个团的兵力从三个方向入藏，对拉萨实行包围，争取一举全歼叛军，从而免除将其打散到全藏，分头进行清剿的困难［61］。但是这封电报晚到了几个小时，解放军已经在拉萨开火，并在三十个小时内结束战斗，歼灭藏方五千三百六十人。如毛泽东预料，由于没有完成包围，大部分造反者被打散，流窜到西藏其它地区继续抵抗，全部清剿直到一九六二年才算基本结束。
由于拉萨的布达拉宫和罗布尔卡是藏人的圣地，北京一直否认解放军在拉萨战斗中有过炮轰布达拉宫和罗布尔卡的行为，但是吉柚权的书却透露了相反的事实：
下午两点，攻打罗布尔卡的战斗开始，三○八团全部大炮和一五五团设在烈士陵园炮阵上的六○炮、八二迫击炮、无后坐力炮，一齐向罗布尔卡轰击，采用续进弹幕的打法，即以十五公尺位一个射点逐次成一条线向前推进。这是炮兵最强大的火力。炮弹先从东往西一层层地撒开，遍地开花。叛匪承受不住这猛烈炮火的打击，纷纷从东往西跑。炮弹追着他们往西炸。叛匪跑到西，见炮弹在西炸，又调头往东跑，炮弹仍然追着掉进叛匪群中爆炸。这样从东往西，又从西往东来回地轰击，叛匪支不住，有二百余名骑匪冲出罗布尔卡，逃到拉萨河边向河南逃跑。另有一千余人冲出罗布尔卡经回民林卡向北逃跑。邓少东命令三○八团的炮火对逃跑的敌人实施火力拦阻，不准其逃跑。同时命令步兵一五五团、一五九团现有的部队配合汽车十六团和机械营的部队从东西两面向罗布尔卡进攻。
三○八团的炮火立即对逃向拉萨河中和回民林卡的叛匪实施续进弹幕轰击，将这两股叛匪拦回罗布尔卡，又继续对罗布尔卡实施续进弹幕轰击。［62］
吉柚权的材料来源是西藏军区的档案，所以他能把火力部署、部队番号、战斗过程和时间写得这样精确，这种档案除了参战部队也许有夸大军功之处，其它方面都会比较真实。对炮轰布达拉宫，他这样写：
在解放军攻打市中心时，住守布达拉宫的叛匪火力不停地支持市区......谭冠三要三○八团想法压住布达拉宫叛匪的火力，并给三○八团参谋长苗中琴提出不能损坏布达拉宫的建筑。苗中琴说那只能用无后坐力炮瞄准火力点打。谭冠三说这样打对布达拉宫有没有损伤。苗中琴说不会，它的爆炸力不大，但杀伤力强，于是谭冠三命令一五九团、一五五团、军区警卫营的无后坐力炮全部集中到军区大院，组成无后坐力炮营，由苗中琴指挥。
......以后发现那个窗口有火力射击，苗中琴就朝哪个窗口射击，一炮一个，百发百中，扶廷修 西藏军区副参谋长 不停地叫好，说打得准。［63］
其实，是否炮轰了罗布尔卡和布达拉宫只是细节，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也改变不了事情的性质。拉萨事件带来最直接的后果是中共彻底接管了西藏政权，在中国和西藏的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对西藏实现了完整的主权控制。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