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4日星期日

墓碑(十一之二)

四、“免疫力”难抗反右倾
毛泽东在《一个教训》中说:“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了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的确,在毛泽东这个批示以后,省委头脑开始有所冷静。毛泽东的批示下达以后,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进行了20多天的整风。经过讨论,省委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11月30日,发布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在前一个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劳逸节奏,保证农民必要的休息;除了办好公共食堂以外,每个社员家庭要有一套小锅灶,以便社员热饭、炒菜、取暖等。后一个文件宣布:“永远保护社员个人原来的和分得的生活资料所有权。”私人存款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属于私人所有,别人不得提取;私人住房不得收归公有;允许私人培养猪和家禽;等。
1959年1月,又召开了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对1958年的高指标进行了调整,降低了钢、铁、铜、粮、棉的指标。除了继续扩建昆明钢铁厂以外,各地兴建的小高炉陆续下马。“大战钢铁铜”时抽调的农村劳动力,陆续回到农村。与此同时,省委果断决定,边疆地区停办人民公社,一般不办公共食堂,已搭起公社架子的地方,仍办成初级社和高级社;有不愿入社的单干户,也应当允许;在一部分“直接过渡地区”,仍从互助组办起。但提出边疆在条件成熟后要向人民公社过渡。对内地的人民公社也进行了整顿,实行了三级所有、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了公社规模,将原来的800多个公社划为1281个。公社实行“三包”(包工,包产量,包成本),小组和个人实行“四定”(定工、定量、定时、定质),使得管理混乱局面略有好转。
所有这些调整,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没有根本扭转“一高二快”、“一大二公的”问题,部分调整后的指标仍然是难以实现的高指标,但是,这些调整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刹车作用,使共产风、浮夸风有所收敛。边疆外逃的老百姓开始大批回归。
但是,到了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在“免疫力”的作用下略有清醒的云南,也卷入了反右倾的激流中,“大跃进”的势头又陡然升起。
9月中旬,在省级机关中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从9月20日到10月28日,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982人,占机关参加运动总人数16304人的6%。有些运动进展较快、斗争更为深入的单位,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达到8%左右。在这些人当中,厅局长或相当于厅局级的干部有11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7%;17级以上的科处级干部有222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12.4%;一般干部749人,占这类干部总人数的5.2%。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医学院院长、长征干部颜义泉等名列其中。地县机关也开展了相应的运动,批判和斗争的对象比省级机关更多。
农村整风整社的风向也随之转变,由原来纠正“五风”变为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大批讲真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受到批判斗争。一度暂时刹车的“五风”重新抬头。
在反右倾斗争的强大冲击下,1958年底和1959年上半年推行的一些旨在纠正错误的政策,有的停止执行,有的受到批判。省委提出1960年要完成粮食产量200亿斤(1957年为116亿斤,1958年为108亿斤,),钢25万吨(比1959年增长40%),铁45万吨(比1959年增长21%),铜1.64万吨(相当于1959年产量的3.4倍)。在高指标的压力下,“苦战”、“火烧中游”等口号又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省委还组织“改造落后工作队”,到一些县进行检查督促。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农村高举三面红旗、实施持续跃进的突出内容。边疆地区一度停办的公共食堂有的又恢复起来。这些使得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有所猖獗。
于是,饥饿、浮肿、死人的情况又继续出现。
7月底,省委办公厅综合报告::“全省肿病继续有发展,6月底统计为18000人,7月底发展到28189人。玉溪、楚雄、昭通、7月份都有很大的发展……仅据玉溪、红河、丽江、临沧、昭通不完全统计,自今年1月份起到7月底止,死亡人数787人,其中文山专区390人,玉溪专区223人。”
1959年8月19日,玉溪地委报告说,今年春耕期间肿病1200人左右,6月份增加到3000人,7月份增加到5000人。从3月到现在,共发生肿病16208人,死亡532 人。
7月份以来,楚雄地区肿病、干病发展很快,据初步普查的结果,已上升到15000多人。其中,大姚县上升到7667人,楚雄上升到3073人。大姚县弥兴公社7月1日到25日就死亡313人。弥兴公社有些管理区食堂领不到粮食,一二百人的食堂一顿饭只给一二十斤粮食。这个公社大苴区小春以后,公粮和余粮没入库就吃掉了,上面还紧催公粮任务,管理区就把剩下的57000斤种子全部作为公粮入了库。从7月17日起,管理区就不能给食堂发粮了。小苴管理区是全地区的先进管理区,1955年以来公余粮从40多万斤增加到87万斤。公粮一交,就要吃供应粮。
思茅地委1960年9月3日报告说,从2月开始,就出现了零星死人。7月,病情和死亡急剧上升。据现在调查情况,病人已不下15000多人,死亡4541人,其中非正常3000多人。据省委指示,集中180多个点进治疗。到8月,全县还有病人13165人,8月就死亡1358人,平均每天30多人。
据砚山县县委1960年统计,1959年秋收分配的结果,平均每人每天口粮3两以下的61个队、8127人;3-4两的有343个队、50092人;5-6两的有357个队、40890人。平均口粮4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35%,6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65%。这还不包括寅吃卯粮的数字在内。明德公社绿采大队去年分配每天口粮2.3两,今年5月缺粮。县委书记县长到那里搞安排生活的试点,反复搞了三次,时间持续三个月,都没有正式供应粮食。直到饿死9个人,才按5两口粮供应,继续死亡多人。生活困难的地区普遍出现卖衣服、家具、被子、手饰等物品换点巴蕉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出工不积极,也有人弃农经商。县委就通过开展一场群众性的对敌斗争来解决问题,在短时间内,斗争了500多人。对敌斗争更影响了生产,截至6月5日,砚山全县16万亩稻田只栽了6万亩。
由于“五风”重新抬头,品质差的干部为非作歹,农民继续遭受迫害。楚雄县苍岭公社党委副书记余某在春天插秧时公开在支部书记会上讲:“五十岁以上的社员干病、肿病不给治疗。凡是有病的人一律按半劳动力发口粮。”有些干瘦病、肿病人因此活活饿死。余亲自动手打了46人,其中打死4人,打残9人。朝阳寺生产队社员张发良,在大拐子犁田,牛吃了几口秧,余看到后用牛担击张胸部,张当场吐血。张受伤不能劳动,余又将张的粮食标准降低。张在大山咀犁田时,因饿得没有力气,抬不动犁,被余看见后又打了一次。5月16日,张在大沟边犁田,饿得不行就拿了一点喂牛的豆子吃,被余看见,就将牛解掉一条,让张代替牛拉犁。张拉不动,余就用牛棍乱打,用脚乱踢。张被打得皮破血流,跪在地上求饶,余继续毒打,直把张被活活打死。余经常用扣口粮的办法来惩罚社员,致使六七十人生病和饿死。桃园生产队社员汪兆富兄弟二人,由于六天没给口粮,到山上找野菜,饿死在山上。汪兆富的妻子也饿死在家里。陈家坝生产队12天没有口粮,全队76人只好吃菜根。86岁的社员程树生咬不动菜根活活饿死。他家还有4个月的小孩子没有奶,求余批点米给小孩度命。余把申请米的条子撕掉,还骂了一吨。过几天小孩也饿死了。桃园管理区共有1692人,干瘦病、肿病205人,死98人。71岁的社员郑关氏饿得上吊自杀,她儿子从田里回来料理丧事,余对郑明理拳打脚踢,不准往外抬,直到尸体腐烂才让抬出去。余某对社员如此残忍,自己却大搞特殊化。他家1960年吃了猪肉162斤,牛肉260斤,鸡46只、鱼173斤。他家养三条狗,每月供应口粮90斤。一母狗下了6只小狗,还供应了大米62斤。群众说:“余文明对社员不如狗。”余文明在1958年就打社员,1959年春天有所收敛。1959年秋天反右倾后更加嚣张。这样一个坏干部,在1960年的群英会上却获得了铜质奖章,又评上了“四好干部”,并由桃园管理区支部书记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在权力没有制衡的制度下,出现余文明这样的干部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余文明的问题暴露后,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却认为余解放前当过兵,是漏划地主,是封建势力复辟。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解决问题。
饥饿一直持续到1961年。1961年6月26日,《文山地区马关、西畴闹粮问题的两个汇报》中说,马关县城关公社第三大队有6个小队,23日晚饭后,来自几个小队的70-80名农民到县委会去请求解决粮食问题。粮食由公社掌握,前几天是六七天领一次粮,现在是吃一顿,领一顿,而且要写报告。23日没有领到粮食,没有饭吃。农民找队长,队长让找大队,大队说找公社,最后一直找到县委。西畴、王栗坡每天只供应3两粮食。
五、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农民大量外逃。
1954年4月14日《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对今春以来外逃外迁问题的指示》中说,“自年初以来,边疆外逃外迁事件不断继续发生。与往年比,其主要特点是,面更广,规模更大。截至3月底,共外逃644户,2433人。4月以来,不但没有停止,并有新的发展。”
1958年4月16日,思茅边防司令部给军区的电报有如下叙述:
1958年以来,我区外逃严重,已达3000多人。其中澜沧1600人,孟连998人,猛混70人,猛腊166人,江城10人。形势仍在发展。外逃的特点是:1,普遍性。但澜沧、孟连两区最为严重;2,由二线以内继续向纵深发展。开始是孟连、糯福区,现在深入到澜沧、孟连内地;3,外逃人员65%是我基本群众,并有骨干积极分子、党团员和政府干部带领,逃跑的地主富农只占少数;4,整户、整寨携枪结队,公开对抗,不听劝阻。
思茅边防司令部提供的外逃数字并不多,另一资料所批露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大跃进开始以后,外逃人员大量增加。仅西双版纳自自州所属景洪县,1958年9月到1959年初,全县山坝区外流外迁就有7000多人,其中,勐龙区就有6900多人。1959年春,贯彻中央的一些松动政策以后,外逃人员大部分回来了。1959年秋天反右倾,重新实行左的政策以后,边民又大量外逃。扣除回流人员不计,从1958年9月到1960年11月,全县8个坝区总计外逃人员3411人。
劝阻边民外逃有时还会发生武装冲突。丽江地委和军分区1958年4月16日22时《对碧江武装部电话请示要派部队帮助劝阻边民外逃的批示》中透露了以下情况:
1958年4月15日晚,碧江县一区联合乡发现外逃35人。该县得悉后,于16日晨组织工作队前往该村劝阻,但因路途太远没有追上。在返回中,又遇外逃者18人。工作组当即喊话劝阻。对方不听,一直朝工作队方向走来。民兵当即朝天打了两枪。外逃者向民兵射毒箭,伤民兵1人。上午9时发生冲突,至下午4时冲突结束。我消耗子弹200多发,打伤对方7人,我牺牲1人,伤1人。
1958年12月6日,中共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
从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14%。其中傣族和平土改区27626人,景颇族直接过渡区24886人。外逃者中,有国家供给干部189人,工作干部62人,小学教员46人,乡干部75人,州直机干部3人,中央民族语言调查组3人。农村党员外逃181人,占党员总数的16.1%。
据瑞丽县材料看,今年外逃有两个高峰,一是4月,共外逃6529人,占外逃总人数21765人的30%;二是9月末到10月初,外逃3065人,占外逃总人数的14.08%。第一个高峰是大办水利的时候;第二个高峰是大办钢铁的时候。
1960年4月26日,《史怀壁同志电话汇报澜沧等地粮食和人员外逃情况记录》中说:“今年以来,澜沧共外逃1886人,主要是糯福、酒井、东回三个区。”他将外逃原因归结为缺粮、大办食堂和干部作风。
六、骚乱和暴动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中记载:“1957年6月5日,中共迪庆工委就平息叛乱、准备改革问题向省委汇报。藏族聚居的三个县自去年以来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叛乱。德钦1956年6月叛乱,经过一年来的打击,现只剩下少数残余。中甸今年3月叛乱,现尚有部分继续顽抗。维西六区也发生过局部小暴乱。”
云南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都有枪支武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
现将有记录的骚乱和暴动的历史资料抄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丽江小凉山暴乱
昆明军区1956年4月12日报告:
丽江地区叛乱情况:永胜、宁蒗、华坪共有叛叛乱武装3500多人,主要几股如下:棉花地(华坪东北)400多人;毛牛坪300多人;华荣庄300多人;跑马坪地区(宁蒗东南)1000多人;辣子沟(跑马坪北)700多人。
叛匪活动情况:一,羊坪、哨坪等地叛匪200多人,4月6日开始暴乱,抢去大米3000斤,豆子200余斤,菜900斤。我方护送武装(民警7人,公安4人)及马帮20多、马50多匹,除逃出4个马帮外,其余无下落。同时,哨坪、莫尔坪地区将我工作队包围,打死打伤我10人,抢走长短枪4支、物资全部。当晚200多人又包围了我羊场办事处,杀死我送信干部2人。二,华坪以西的水坪、毛牛坪地区有匪300多人、枪200多支。于4月8日时,包围我通达地区政府,9日拂晓,我华坪民警及民兵两个战斗队向该敌进攻,毙、伤其50余人。三,新营村(宁蒗南)有匪600多人,于4月8日开始暴乱,抡走粮食3000斤和贸易组的全部物资。4月7日敌1000多人,将我跑马坪的一个连包围,我当即向宁蒗出动四个排进击,至4月8日增援部队到达解围。
昆明军区4月28日报告:
1956年4月6日以来,小凉山的永胜、宁蒗、华坪地区举行叛乱的武装曾陆续达到4000多人,为平息这次叛乱,我们先后动用了13个连的兵力及民警、民兵2000多人。从4月6日到4月27日,大小战斗36次,歼灭敌人1230余人(敌亡363人,伤397人,俘470人)。
云南省公安厅4月28日报告:
自4月6日起,发生暴乱的小凉山羊坪关、跑马坪地区及华坪县四五两区共参加暴乱的人数约2500人。在宁蒗县境,部分上层集中3000多人,除围攻金棉、西营两地区外,并准备全面围攻我县区政府。
富宁县瑶族骚乱。
中共云南省委1956年9月25日《关于富宁县瑶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几年来,我省苗、瑶民族不断地发生搬家骚乱事件,肯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挑起和操纵的。但问题是,为什么经过我们多年工作,反革命分子仍能进行这样大的破坏活动、群众仍听信反革命的煽动…….这就不能不从我们主观工作中检查。
文山地委1956年10月7日的《关于富宁县民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富宁县兰靛瑶族闹退社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开始缓和下来。但是,山瑶和黑瑶闹事又有新的发展。由闹退社到斗争村干部、到抢夺枪支、组织武装骚乱。地主张尚杰(黑瑶,已批捕外逃)持枪率领地富惯匪、以及社员群众40多人,攻打我敬龙乡政府,抢走铜炮枪五支、党支部公章一枚、文件一捆、人民币40元以及衣物,并追杀我乡文书。被乡文书开枪打伤1人后退去。事后敬龙乡弄登社8个寨子86的男子全部跑光。另外,龙绍、龙万两个乡的山瑶族也闹退社并斗争土族社长,抢走土族民兵铜炮枪5支。山瑶族男子大部分日夜上山开会并积极修理枪支、倒砂子、冲火药。民族闹退社骚乱事件与土匪武装暴动有所不同。尽管有敌人策划煽动,但它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参加骚乱的大多是被骗的基本群众。事件发生后,我们加派了干部力量,部队也进驻控制,坚持以民族形式和平解决的方针,使多数群众平息。但是,敬龙乡还有10多名外逃分子没回来。楷绍乡还持枪拒绝我干部进去工作。群众怕捕、怕关,不敢下山,食盐断绝,地里的谷子成熟了没有人收。
维西县伏击事件
1956年12月13日丽江公安处电话报告:
12月8日,维西县民警11人护送粮食6驮及慰问品支援凉山前线,中途遭80人伏击,民警牺牲5人,重伤2人,物资全被抢走。
归化寺问题
1956年12月在四村若依母战斗中,我方击毙叛匪7人,将尸体陈列在小街子(喇嘛寺附近),动员叛属认领。到场叛属200多人,发生武装冲突。当场牺牲工作人员1名。我亦击毙喇嘛1人。部队闻枪声立即赶到,他们也向部队射击。归化寺是迪庆自治州最大的一个寺院。
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昭通地委关于昭鲁二县结合部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说:
昭鲁结合部4个区、20个乡,46名土匪暴乱。1958年11月25日晚,46名土匪杀害乡营业所干部1人、服务员2人。26日凌晨,先后杀害干部10人,打伤7人。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我方组织力量即时围歼,历时5天,共捕获匪180多人,其中公开出面暴乱的50多名。打死12人。此外,大理与永胜交界处,在国庆节前发生暴乱,口号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苦战”。打死叛匪几人,还有7人外逃,大部分被争取过来。
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暴乱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

1958年12月27日晚8点30分,元阳县毛草坡、金平县崇岗公社铁匠寨、芭蕉河、铁良寨、河头寨等四个村子43个人为骨干及部分群众共70多人,持火枪15支暴乱。他们攻打老街乡人民委员会,抢走布匹、衣服、胶鞋及零星百货,还抢走现款1300多元。打死粮食局干部1人、售货员1人。攻下老街后就煮饭吃。闹了五六个小时,43个人上了山。
宣威事件
1960年11月30日《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1960年12月24日晚,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这一带是云贵两省结合部,周围驻有铁道兵两个团和3万民工。有的叛匪就在军队驻扎的村里活动。暴乱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及财贸人员、小学教员138人,占暴乱地区干部总数的9%。其中有公社党委委员2人、支部书记7人,党员47人,团员45人。在暴乱中,被杀干部13人、群众1人,抢走短枪11支。25日我部队到达后匪众即鸟兽散。26口叛乱基本平息。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今年7月28日开始酝酿的。叛匪番号叫作‘中建中央司令部云南分部’,号称4个团。暴乱起来的是一个‘团’。其余在宣威的宝山、双河等6个公社,及铁道兵五师24团所属的民工中建立的三个‘团’,共2000多名匪徒。在暴乱前夕被我一网打尽。到11月25日止,主要匪首除徐汝俊1人被毙以外,全部捕获。经过审查,在39名‘营职’以上的叛匪骨干中,地富反坏占54%。
在这次暴乱中,反革命分子针对三面红旗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一些政治口号欺骗群众。如,‘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暴乱来以后,又提出‘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口号。
根据我们的调查,暴乱地区的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有意见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1,粮食统管。群众说:“口粮三百二,墙上一行字。”群众的口粮自己看不到,摸不着,只是挂在墙上的一行字。2,食堂办得不好。管理不民主,不公布账目,吃饭不公平。山区居住极分散,有的住家离食堂二三里,最远的二十里,还不准代老人打饭回家去吃。3,共产风,搞“万头养猪场”平调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猪,收回了社员开的小片荒地。4,生产指挥上要求“规格化”、“一字平”,该锄草时公社让搞积肥突击运动;该收庄稼时公社让割茅草。5,干部作风不好,脱离群众。
1960年12月2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说:“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经过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和公安部队工作组协同地、县委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工作,案情已基本查清。今年以来,西南三省发生大小暴乱12起,其中四川5起,贵州5起,云南2起。”
七、退回去就有生路
1958年以来的过激的政策把农民推向了死亡之路。如何重新寻找生存之路?退回去。
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这实际是从激进政策中大步倒退的政策。中共云南省委于1960年11月中旬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的“十二条”。在这次会上,中共云南省会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承担了责任:“在云南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很复杂的情况下,对于如何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政策,是比较忽略的。因而对山区、坝区以及不同民族的特点、差别注意不够,特别是内地高山分散地区更为忽视。在处理生产关系、组织生产、生活等方面都抹杀了这些差别,成为助长’五风’的一个根源。”明眼人一看便知,云南省委这认识并没有说出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全局问题当作局部问题加以分析。这是为中央领导人开脱。在出现全局错误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中央承担责任,这是拍马屁的最好机会和方式。这时你帮助中央领导人下了台阶,中央领导人就会让你的职务上一个台阶。
为了使倒退政策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61年初,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普洱、景谷、漾濞、弥渡等县进行调查以后,在5月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社员分配、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等五个问题提出了退回去的看法。毛泽东于5月16日作了批示:“阎红彦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云南省的倒退的政策是全面的:1,退赔共产风刮走的财产,对1958年以来的错批错斗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2,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和农村经济政策;3,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4,调整商业政策,边疆地区不实行统购统销;5,恢复手工业;6,继续对边疆少数民采取特殊政策。
以上政策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1961年基本没有因饥饿而死亡,1962年浮肿病基本消除。1964年云南省粮食总产量达121.34亿斤,超过历史最高年1956年的120.27亿斤。猪肉从1964年9月起就可以平价敞开供应。除粮食、棉布外,其余数十种凭票商品完全敞开。1965年春节,昆明市场上的日用工业品比1964年增加了1800多个品种。

墓碑(十一之一)

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

2002年12月,为了调查云南省在大饥荒中的情况,我乘波音737从北京飞到云南省会昆明,整整飞行了3个半小时。在1958年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从昆明到边疆一些县还得有10天到半月的行程。可见云南离中央政治中心多么遥远!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意志,也施加到云南这样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的每一个角落。边疆少数民族也不能幸免“三面红旗”的灾难,也不能逃脱饥饿和死亡。表10-1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及前两年云南省的人口变动。表中的总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取自《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一书。这些数据是云南省官方提供的。

表10-1  大饥荒期间云南人口变动(单位: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一)

195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总计
年末总人口 1841.63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 2021.68
出生率 34.75 23.61 20.94 24.19 19.40 39.71 43.15
死亡率 15.22 21.62 17.96 26.26 11.85 10.85 14.14
非正常死亡 15.12 8.28 24.04 47.44
少出生人口 28.53 33.96 27.60 36.50 126.59

根据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计算方法见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一章)大饥荒期间,云南省人口变动情况,即非正常死亡近50万人,少出生人口近130万人。表10-1中最下面两行就是本书作者计算的结果。当然,这是用官方数据计算的,实际情况要比这个数据要严重得多。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的结果是,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云南非正常死亡80万,死亡率为4.2%。他没有考虑云南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
一、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
由于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新政权接管云南以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采用内地那种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和平协商土改”。和平协商土改的政策原则是:“在保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基本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地主从政治上、经济上作了适当让步。”“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剥削,不分其它财产,并保留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改革中不打,不杀,除现行犯以外不捕,并一般不剥夺政治权利等”。边疆地区土地改革到1955年底才基本完成。
说是和平协商,实际上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和平协商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待政策、发动群众,组成农民队伍;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这一阶段要向地主阶级进行“有控制的、有领导的面对面的说理说法斗争,全面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第三阶段是没收征收土地;第四阶段是分配土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以后,地主富农不敢请工,也不敢拿粮食到市场上去卖。农村借贷关系也停止。坝区(云南称山间盆地里的小平原为“坝子”)和内地历年有大量粮食流入边疆和山区,1956年,因坝区和内地土地改革,流入边疆的粮食大量减少。再加上沿边一线边防工作加强,1956年3月以来部队向边沿一带推进以后,边民出国帮工和购粮也大为减少,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农具和牲口。所以,1956年以来,边疆地区粮食问题十分紧张。思茅地区1956年5月粮荒开始露头,六、七月份更为严重。各地均发生农民到区政府和驻军部队要粮食的情况。由于粮荒,澜沧东回区磨界寨“坏分子企图煽动群众抢劫区政府”,后因及时发觉而制止。酒井区大卡竜乡群众私自开仓分了粮食10多担。募乃粮库从4月下旬到7月8日,发生偷粮抢粮事件22次。澜沧东河区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为此,思茅地委在半个月间连续两次发出解决粮食问题的紧急指示。
在1958年大跃进以前,由于农村政策挫伤了农了的积极性,加上征了过头粮,云南农村就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云南省纪委1955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说,1952年思茅县龙潭、坝溜两区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206人(其中龙潭105人,坝溜101人)。这个事件一直拖到1955年才作处理。临沧地委在1957年7月22日的报告说,临沧县在1956年3月到9月的6个月时间内,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在三个区26个乡的范围内,因饥饿而致死的有110人。原来属余粮户和自足户,因国家多征购了粮,又没有及时供应而饿死的占死者总数的占49.9%;原属于缺粮户,虽有粮票而无钱购粮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72%;因生理缺陷或劳动力极差而无人关心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8.18%;原是自足户因吃粮计划不周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9%;因基层干部贪污了粮票和救济金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6.36%;吃野菜中毒和因缺粮被家庭虐待而死的占死亡总数的4.54%。因此,群众普遍产生不满情绪。有的说:“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四区斗角乡饿死人丢在河里。家属说::“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拿去堵河坝。”
临沧地委上述报告说,在这一时期内,因缺粮使偷盗事件普遍发生。据14个乡调查,被发现有偷盗行为的有188人。因偷盗被吊打、斗争、游街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63起。另一方面,外逃、求乞、出卖农具、家具,甚至卖儿卖女的也不少。斗角乡贫农谢廷楷以两元钱出卖了独生子(后又赎回)。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8%,四、五两个区插秧被推迟两个节令。
报告说,出现饿死人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分配粮食征购任务上存在“偏差”。死人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四、五两个区。第四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975000斤,相当于1954年实绩3672408斤的1.35倍。第五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075000斤,相当于1955年征购实绩2930081斤的1.39倍。征购任务太重,不得不对采取强制手段,层层施加压力。因而出现了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五区平村乡工队干部半夜三更背着枪,点着火把,带着运粮队伍到群众家中搜查,贫农交不出粮的打欠条,富农交不出粮就现场斗争。富农王中富被打断三根肋骨,他的儿子被打成残废。
  临沧县1956年饿死人的事件一直拖到1957年才处理。这个情况一直被压在地委以下,没有向中央汇报。
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土地改革比内地晚了几年,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还沿用刻木记事、结绳丢豆记数,不会算账,完全不具备办社条件,但是,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不久,政府就不顾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到1957年底,云南省有初级社3015个,高级社18557个,共计21572个,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8.9%。到了1958年初,又开始并社、扩社。到公社化前,农业合作社并为18943个。经过9、10两个月的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就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833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为30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2.4%。有的地方上午刚挂上农业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换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边疆民族地区变换得更快,一些民族自治州1958年初才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土改结束后才创办起来的互助组,很快就被初级社、高级社所取代,紧接着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当时称这种现象为“一年内实现两次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说这是“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高潮,双管齐下,一箭三雕,三步并做一步走。”。就连原来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一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全省公社的规模一般在3000-5000户,最大的公社有3万多户。在公社化过程中,原来合作社的财产一律转为公社所有。农民私有的牛、猪以及其它大小家畜、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一律折价入社。说是折价,实际只算原价的50%,而且大部分没有付款,完全是无偿剥夺。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历来把牛当作财富的象征,公社化强行将其牛入社,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
随着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也办了起来。到10月14日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建立了98572个公共食堂,参加人数达1220多万人。大办公共食堂并不是完全自愿的,有的地方强制取消一家一户的伙食,有些地方还没收农户的小农具,甚至将农户的铁锅砸碎,集体、私人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很多地方以管理区(大队)为单位合办公共食堂,有粮食的生产队和没有粮的生产队在一起吃大锅饭,宣布“吃饭不要钱”。在居住分散的地区,社员每吃一顿饭要翻山越岭,少则走四五里路,多则走十多里路。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五风”猖獗,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据云南省委统计,从1958年到1961年,全省无偿调动的劳动力不下5亿个工作日。无偿占用和调用的土地约有245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平调的牛、马、骡、驴大牲畜约60万头,拆除农民住房100万间以上,另外还无偿占用农民住房100万间。与此同时,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盛行。在高寒山区,不让种适合这里气候的荞麦,改为不适合生长的玉米,称为“革荞子的命”。对西南边疆地区,不准在旱田旱地里种适合这里气候的旱谷,改为不适宜当地的杂粮,称为“革旱谷的命”。为了推广三轮三铧犁,强行火烧老式木犁。为了争先进、抢进度,动辄命令群众割掉没有成熟的作物,或者拔掉不合“规格”的幼苗,进行改种或重种。对不执行或没有按基层干部意志办事的扣工分、扣口粮、打骂,甚至动用各种刑罚。
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农业集体化和粮统购统销是在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进行的。说“阶级斗争是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强大动力”,实际是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推进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
1957年,在全省农村进行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于1957年8月在云南内地108个县(市)展开。8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斗争了9153人,捕了1342人。这场斗争“生动有效地批判了农村中的右倾思想。”斗争的结果,“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省委准备在这次斗争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10%,逮捕1%(2000人),个别判处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数之内。
也是在1957年,在城市开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1957年6月22日开始,云南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运动。1958年4月起,全省又开展了“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共划出右派分子1073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8%,其中,党内右派分子1795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3.6%,共青团内右派1616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数的3.72%。在右派分子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58人。在1795名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1418人,占78.55%,地下党干部1221人,占67.97%。国民党起义将领导龙云、副省长龚自知、省人民委会委员安思溥、杨克诚、谢崇文、宋一痕、秦淑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给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和行政处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一部分人被判处徒刑。此外,还对上万名被认为有“右派观点”或“站在右派立场”的干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也长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视。
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在全省开展了肃清“地方主义”的运动,严厉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划出了一批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云南省,批判地方主义这不是第一次。1954年就批判过郑伯克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在人事上,主张干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强调地方情况特殊化。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不仅在云南省,在山东省、广东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开展过。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
1958年4月16-22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揭批所谓“郑敦、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21日,会议通过了“开除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郑敦是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们的罪状是:“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修改党的全部组织原则,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形势‘漆黑一团’,说当前存在‘十大紧张’、‘十大矛盾’;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地、富、反、坏、右大联合,虽他们的阶级基础”。现在看来,他们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等领导人不仅在干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们对1957年以来的形势持不同看法。在各专区和县,也相继揪出一批“郑王反党集团”在当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们的“钉子”和“爪子”,株连了一大批干部。1979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损失不可挽回。
1958年大跃进高潮以前的一系列阶级斗争,多数是人为制造的。残酷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再也不敢讲真话,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再也不敢批评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为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扫清了障碍。也形成了对上盲目服从、对下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大跃进中的“五风”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农业、工业齐跃进
1957年冬,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云南省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到1958年1月上旬,全省兴修水利的出工人数达200万人左右(1957年末全省总人口为1896.78万人,其中男女劳动力总共约750万人)。原来没有积肥习惯的一些少数民族,也移风易俗,修厕所,盖猪厩,大搞积肥。1958年群众性的修筑公路也形成了高潮。当年全省兴建公路7000多公里,虽然等级很低,但也算改变了许多地方交通闭塞的情况。这些通过政治动员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将农村劳动力的精锐部分调离农业生产第一线,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使农民处于劳动强度极大的苦役之中。
1957年,云南省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受到批判“马鞍形”的影响,在干部中存在急躁冒进的情绪。虽然当时云南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冷静,如粮食产量,原计划“二五”时期末要达到200亿斤,省委确定的原则是,算账可以算200亿斤,争取完成可能是190亿斤,按180亿斤往上报。实际上180亿斤也偏高(1956年粮食产量最高,为120.27亿斤)。接着是全国反右倾保守,使“大干快上”的温度急速上升。
1958年1月1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革命干劲大些,大些,再大些!》的元旦社论,提出“跃进,再跃进”。省报的社论是代表省委的声音,更是代表省委第一书记的声音。
1月13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向云南各地、市委传达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提出的农业大跃进指标:一,原来提的10年实现的水利化计划3年完成;二、这3年要为80亿到100亿方水奋斗;三、3年内基本消灭平坝区和半山区旱田、旱地、荒地;四、改山区坡地为梯地1000万亩。195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上半月各省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计划的实现情况,云南省仅实现计划数的217万亩的12%,在全国倒数第一。中共云南省委受到很大的震动,于1月17日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鼓起干劲,反对保守思想,提高水利计划指标。到1月下旬,各地报省的水利计划从原来的540万亩提高到1025万亩。全省投入水利的劳动力由每天的200万人提高到263万人,占全省劳动力的35%。在工地上的农民,每天都劳动10小时以上,通常都干14-15小时。省委还提出“春节不下工地”的口号,民工只好不回家过年,在工地上连续苦战。
1958年2月4日,《云南日》发表《在生产大跃进进中,要做彻底革命派》的社论,说:“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在新的革命浪潮里,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改良派、妥协派、现状维持派呢?是做促进派呢,还是做促退派呢?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这里把对“大跃进的态度提到政治高度。
2月15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坚决地干,大胆地干,彻底地干》的社论。社论说:“大跃进的形势,就像奔腾在铁轨上的火车一样,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农业、地方工业的高速度增产的可能性也像‘赤壁鏖兵’的前夜一样,万事俱备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取得胜利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把彻底革命派、促进派与保守派、促退派的分野表现得最显然不过了……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处在高潮当中,必须经常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这已经具有规律性了。”社论尖锐地批评了一些人对形势的观望、怀疑态度。这个社论,对当时本来已经过热的形势,起了推波澜的作用。
  像全国各地一样,云南的大跃进不仅表现在水利建设中,也表现在其它方方面面。在6月的大春栽插期间,发动了以盲目追求过度密植为中心的“大面积高产运动”。不管各地区是否适宜,都要求达到每亩比往年多栽5000-10000丛秧。凡被认为保守的就“插白旗”,被认为是跃进的就“插红旗”。
1958年春,全省开展了积肥运动。在春耕积肥中,许多歙和社大量拆民房,用拆下来的老墙土做肥料。晋宁县拆除了农民住房的20%。每个合作社都取消了一两个小村,合并为大村。上蒜社就拆除了三个村子。不少社员住房拆除后没有地方住。
1958年6月18日至10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根据省委指示,先后四次向地、县两级发出创高产的通知,鼓励人们“敢想敢干,创造大面积的丰产记录和单产的最高记录。”(6月18日通知)“省委强调必须放出一些卫星来稻谷能否放出亩产2万斤的卫星”(7月22日通知)。“据了解,各地的卫星都是用移苗并栽的办法,如果时间来不及,你们搞几亩或十几亩3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8月16日通知)....
省委有要求,下面就行动。1958年9、10月间,云南也掀起了“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的高潮。9月6日,《云南日报》报道亩产稻谷33492斤,此后,各地“卫星”频频“上天”。亩产6万斤水稻,3万斤包谷,30万斤薯类,1000斤棉花,5000斤烤烟等,相继在报纸上出现。这些“卫星”,大大超过了人们常识所能接受的程度,事后证明都是假话。
7月21日到8月4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谢富治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三年改变全省面貌;三年工业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建成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农产品要大大有余,牲畜要大量出口。他提出1958年的任务:粮食产量翻一番,基本达到每人1000斤到1300斤;生产铁70万吨,钢10万吨。
在农业大跃进中,云南省的边远地区,和中原省份一样,也开展了以滚珠轴承为中心的农具改革的群众运动。丽江地委接到省委的指示以后,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首的技术革新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一名副县长专管,区乡也由第一书记挂帅。边看,边学,边做,边改进,工效由原来的4-5个工生产一套滚珠轴承,提高到一个工生产两套滚珠轴承。四华乡一个铁匠带10个徒弟,采用流水作业,平均每人每天生产三、四套滚珠轴承。以县农具厂为骨干建立了一个滚珠轴承厂,29个大乡中每乡都有分厂,遍地开花。大理地委在1958年10月3日的《关于当前工具改革的情况报告》中说,截至9月21日统计,全州已完成铁质、木质的各种滚珠轴承共计329825套,占计划的16.4%,各种秋收秋种农具480597件。占计划数的48%。其中收割机775件,脱粒机12000件……滚珠轴承竟有木质的,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大理这个边远地方,竟然制造出大批收割机、脱粒机。这显然是神话。这些滚珠轴承和农业机械是怎样造出来的呢?这个报告说:“反对单纯依靠铁匠、木匠来改革工具和制造滚珠轴承的作法,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形成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人人当木匠、铁匠,户户造滚珠轴承”。“白云乡原来只靠30多个铁匠、木匠,结果时间拖长,任务完不成,后来把工具改革变成群众运动,仅3天就造出各种畜力车1500多部,同时全乡都实现了转动工具轴承化和运输车子化。”“据大理、台庆、漾濞等县反映,制造滚珠轴承没有材料,群众就自动将自己的锄头、耙、钉耙把、赶面棒、拿出来做滚珠轴承。把棺材板、大门板、吃饭桌等都拿出来制造畜力车。床板、楼板都拿出来做打谷机。漾濞县麦地乡由于大部分利用竹、木制造滚珠轴承,仅3天时间就造出滚珠轴承11260套。”
工业大跃进也出现了奇迹。在省委的号召下,全省的工矿企业数由1957年的3866个猛增为1958年的23110个。半年就增长5倍。有的地区报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建成了一个厂矿;有一个县的钢厂报称“仅花两块钱就办起来了”;连刀耕火种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报称办起了3600多个厂矿。大办工业使全省约有100万个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仅全民所有制职工就由1957年的64.3万人增加到1958年的154.1万人。
和全国一样,云南大办工业也是以钢铁为中心的。由于云南出铜,所以云南的提法是“大战钢铁铜”。 7月底投入的人力有17.7万人,8月下旬增加到25.7万人,建成小土炉1万多座,小高炉2000多座;10月下旬,集中的人力已达370多万,全省一切工作都以钢铁铜为中心。全省中小学生全被动员起来回收废钢铁,房屋的铁门把和下水道铁盖也被拆下来化成了铁锭交任务。
在“人人炼钢铁,钢铁炼人人”的口号下,全省调动了370多万劳动力参加钢铁铜会战。晋宁县幸福公社动员了1万多人去炼铁,老太婆、娃娃,背着铺盖,像逃荒一样,走了两天才走到工地。工地什么也没有,只好临时砍树搭棚子住。离开钢铁铜工地的社员不给饭吃,对有不同看法的人就辩论、斗争。有5个小伙子和妇女唱山歌,这本是云南的风俗,工地上的干部却说他们调戏妇女把他们捆了起来。炼铁的土高炉需要用人力推拉的大风箱。做风箱需要大量的木板和鸡毛。为了得到鸡毛,干部们把农民的鸡杀了。为了得到木板,征来了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炉子建了很多,但有半数没有开起来。师宗县的火箭、富乐两个公社建炉512个,投产的只有234个,出铁的只有84个。据省委派往富源县核算成本的工作组反映,每吨生铁成本高达2700元到3300元,而每吨生铁才值160元。
工、农业“大跃进”造成了大损失、大跃退。云南省的粮产量从1958年到1960年连年减产,1960年的粮产量低于1957年,只比1953年多一些。1961年和1957年相比,大牲畜减少了14.3%,生猪减少了15.8%。城乡居民消费水平1958年后逐年下降,1958年人均为72元,比1957年下降了4元,1959年为71元,1960年为70元。由于大办钢铁铜和大办公共食堂,大量森林被砍伐,森林复盖率由五十年代初的30%以上,下降到60年代初期的22.6%。由于大面积开荒种粮,放牧草场(山)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产6.7%,却不敢讲真话,虚报粮食产量,这一年粮食征购数却比1958年增加了8000多万斤。1959年粮食产量又比1958年减产6.8%,而征购数又比1958年多7.3亿斤。农民的口粮交了征购任务,造成了大规模的饥饿和死亡。表10-1中是1962年粮食部的数字,和《当代中国的云南》一书所载略有差别,但趋势是一样的。

表10-2  1957-1961年云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21.60 110.80 102.40 97.23 100.33
贸易 105.74 96.34 89.04 84.55 87.24
征购 20.15 22.22 26.80 19.56 20.04
销售 17.85 24.82 24.20 19.79 16.22
净拥有 103.43 98.94 86.44 84.78 83.42
总人口(万人) 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人均净拥有(斤) 553.22 516.84 452.13 447.48 441.14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云南》。

表10-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为516.84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61.79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三、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件
陆良县属云南省曲靖地区,位于省会昆明市东,距昆明不足200公里。著名的石林风景区当时就属陆良县(现划归昆明市)。“陆良事件”以后,接任县委书记的孔祥柱在1958年11月14日向省委作了一次汇报。孔祥柱汇报时说:
从1958年2月初就发生肿病,开始出现死亡。3月中旬蔓延到36个乡。小春后有了吃的,肿病开始下降。小春收获很快吃完,6月20日肿病大量发生。7月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达17000多人,死亡1700多人。从2月到9月,全县发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肿病死亡5203人,占发病人数的15.6%,占总人口的2.04%
肿病的症状是:发病前疲倦无力,头晕眼花,耳鸣夜盲,四肢发麻;继则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随后下肢浮肿,浮肿部分皮肤发亮,神经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苍白;进而肚子发胀,并有腹水,肿胀及于手脸;多数病人开始腹泻。这时病人心跳减少,血压、基础代谢及体温都下降,身体消瘦,体重锐减,妇女月经停止,小孩哭不出声;此时如不及时抢救,数日即死亡。
肿病大量发生,明明是饥饿所致,但地委还是责成卫生部门去了解发病原因。4月上旬,地委卫生局派医生曹钟朴和专区医院院长到了肿病严重的西冲和独木水库工地,曹钟朴认定肿病是过度营养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议。由于曹钟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县委否定了他的结论,还批评了专区医院院长。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曹钟朴的结论。党政干部和医务人员的不同意见,在全省其它地方也有发生,因此对肿病原因长期得不出结论,延缓了救援。当然,即使县里听取了曹钟朴的意见,也没有能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因为粮食掌握在上级手里。直到7月份省里承认疾病和死亡是饥饿所致,才开始采取救援工作。
孔祥柱在汇报中说,距县城3公里的茶花乡最为严重,肿病死亡943人,其它病死亡371人,共死亡1314人占总人口的11.9%。距县城35公里的大挤乡共死亡759人,占总人口的8%,召跨乡死亡551人,占总人口的10%。马街乡死亡965人,占总人口的6.08%。省委检查组1958年11月20日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报告》中说,陆良县茶花乡原有2513户,因病、饿、打而家破人亡和死绝的有63户,现有2437户。原有人口11204人,现有人口9724人。今年1-8月全乡死亡161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4.37%。其中被打死的47人,扣粮饿死的79人,无粮而饿死的43人,被迫自杀的4人,肿病死亡的639人,痢疾死亡的225人,因伤寒、流感、百日咳等疾病死亡的有267人。其它死亡306人。死人当中贫农占61.8%,中农占23.6%,地主占6.64%,其它成份占3.62%。余家村共有58户,死亡71人,其中当场打死或打而致死共10人。
1957年,陆良粮食不足,是农民闹粮最凶的一个县,县委被迫放了一些粮食。事后省委把这次闹粮当成“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的反扑”,认为县委放粮是严重右倾。在1957年的四级干部会上,省委严厉批评了陆良县委,并撤换了县委第一书记张志。1958年初肿病发生时,新任县委第一书记陈盛年接受前任教训,不敢说粮食不够,眼看着农民饿死也不敢要粮,更不敢放粮救人。他还在6月19日的电话会议上紧跟政治形势说,农村有一股叫喊粮食的妖风。
陆良县除去公粮以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子、饲料379斤,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200多斤。而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据医务人员分析,一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卡,劳动最紧张时需要3000卡到5000卡。过去农民每天劳动六七个小时,大跃进中,增加到12个小时,有时达16个小时。云南省大米每斤含热量只有1700卡。没有油,没有肉,菜也很少。每天不到半斤粮食几乎是全部热量的来源。也就是说,农民每天从食物中得到的热量不到1000卡,而热量支出达3000卡到5000卡。这是造成肿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
  发病和死亡人数中,男多于女,老弱多于青壮。一般是男女死亡比例为三比一,老少衰弱者占三分之二。因为男人干重活劳动强度大,容易发病。而青壮年大多参加会战队,集体吃饭,优先得到粮食供应,抵抗力又强,所以发病较少,死亡较少。
省委农村工作部1958年8月22日给省委的《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中说,茶花乡现有2434户,9510人。从1958年1月到8月16日止,发病4081人,占全乡原有人口11104人的36.8%,其中肿病2946人。死亡1594人,占全乡原有人口的14.3%,占现有人口的16.7%。较严重的第四社,共有273户、1089人,死亡272人,死亡率为25%。有的人患肿病后一泻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肿反复两三次死亡,有的肿后皮肤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肿却干瘦而死。社员史正富没有肿,十分瘦,在拣小白菜时倒地即死。30岁的社员王德民因肿病插秧时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员史老秋肿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开始死人时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好埋葬,后来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后来没有人抬,用牛车拉,一牛车拉三四具尸体,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丢。县委书记孔祥柱还看到一个塘里有9个死人,一条沟里有几个。省委检查组11月20日的报告说,茶花乡共有土地18817.14亩,1957年产粮526.4796万斤,1958年产粮381.099万斤,比上年减少了145.3799万斤。减产27.61%。1957年人均口粮336斤,还要扣除吃掉的罗卜(10斤萝卜折1斤粮)和已超前吃掉的国家供应指标,到1958年春天,农民能吃的口粮已经很少了。
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2月到8月20日,累计发病人数为139451人,死亡18843人。究竟死了多少还弄不清。陆良原统计3067人,后改为5167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12912人。在病情严重时,个别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由于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儿,仅泸西五区就有孤儿150多人。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陆良、泸西对反映粮食问题的干部进行过斗争和处理。
死亡人数仅次于陆良的是泸西县。当时泸西县也属曲靖地区(1985年划归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省监委泸西检查组向省监委报告:1957年,泸西县上报粮食产量10363万斤,以15万人口计算,每人应有粮食600斤以上。每人应分口粮400斤以上。这是一个浮夸的数字。实际上每人只分得口粮245-300斤。(可见浮夸风不是自1958年开始,这是在极权制度下,迎合上级、讨好上级的必然现象。-本书作者注)部分群众1958年2月间就没有粮食吃,3月份开始发生浮肿病,5月份出现肿病死人。6月死人增多,7月死人最多。8月死人数开始降。据各公社上报数字,到1958年12月底,共发生肿病33203人,肿病死人5123人,其它死亡3295人,无病饿死3336人,共计11775人。占全县人口的7.34%。全马公社共死亡4424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中枢公社死亡2177人,占公社总人口的8%。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0%。有的饿得没办法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饿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杀死本人投案。
路南、罗平、富源、师宗等县也发生了严重的肿病和死人情况。省委检查组提供的报告说,罗平全县有22.8万人口,据县委统计,1月到8月27日共发生肿病884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8%,死亡934人。其中圭山乡1月到8月28日统计,肿病2267人,占总人口的22%,死亡443人,占总人口的4.2%。“地委书记会议资料之二”中记载,富源县3月到9月6日,发生肿病8371人,死亡867人。曲靖县1-9月共发病12032人,占总人口的3.36%,死亡1965人,其中劳动力800多人。马龙县3月到9月10日,共发病8608人,死亡1784人。
农民除了饥饿而死以外,还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而迫害致死。干部们怕说自己右倾,宁左勿右,在执行上级任务时强迫命令,打骂农民。陆良县茶花乡有129名干部打过人,占全乡干部总数的62.9%。全乡57个生产队长,只有6个队长没打过人。20个管理区的50名干部全都打过人。全乡挨过打的农民有726人,其中贫农313人,中农264人,地主富农94人,打人时干部打人并不讲“阶级路线”。20管理区生产队长邵安柱所在的生产队,200多名社员中只有5个人没有挨过打。一些坏干部把农民打成残疾或活活打死。扣口粮把人饿死也是常用的手段。茶花乡打人最严重的19名干部(处理陆良事件时这19人被捕)共打过536人。被他们当场打死2人,打伤后致死45人,一二天后死亡的8人,15天后死亡的5人。打残16人,扣口粮而饿死的79人。打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捆绑、吊打、用木头塞咀,等。打人的工具有皮鞭、剌条、棍棒、扁担、锄头、钉耙等。打人事件多发生在五六月份紧张的抗旱插秧期间。
泸西县全马公社647个干部中,打过人的干部占40%以上。管理区干部胡某,指使民兵吊打农民,经他指使吊打而死的就有4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49人,打死2人,打残6人,强奸妇女1人,逼奸2人。富源县在春耕生产中,很多干部任意吊打群众,还规定不参加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不给饭吃。这个县的黄泥河乡4个乡干部都吊打过人,社队干部有20多人吊打过人,占社队干部总数的39%。被吊打的农民有98人,其中,致残6人,病中被吊打死亡10人,吊打后死亡11人,逼死2人,关死1人。贫农李小梅饿得偷吃了几个洋芋和红薯,被社主任李某等3人吊起来毒打4小时,成了残废不能劳动,将1岁小孩推入河中淹死。一个小女孩因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掉一个手指。乡党支部书记郭某每次开会都说“不打人的是右倾”。社员饿得不能出工,郭说:“没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里。中国有6亿人,死几个没关系。”社员悲哀地说:“人的性命不如一只小鸡。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没有人抬了。”曲靖县除松韶、松林两个乡外,其它9个区都有乡干部吊打群众、造成死亡、残废的情况。麦地社党支部书记刘某亲自打过11人,打死3人。有一富农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刘用棍子毒打,当场打死在水车旁。一青年因到食堂吃饭去早了些,刘说:“你干活不行,吃饭倒很积极。”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党总支委员张某亲自打了100多人,一个农民偷吃了几个洋芋,张用火油将这个农民的手指头烧掉了一个。联合社66个党员打过人的有52个,其余14个没打过人的有10个在水库工地上。社主任周某亲自打了31人,死亡2人。
云南省的问题如此严重,中共云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7月27日的报告中说:“据了解,现在8个专区(州)50多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万多人,已死亡2万多人。而又集中在泸西、陆良、马龙、曲靖几个县,发病共8万多人,死亡1万多人。仅泸西就发病1万多人,死亡3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另外,丽江、大理还有痢疾发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数百人。”这个报告还不敢讲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中共云南省委11月18日向中央的《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称,到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38000多人,死亡39712人。以曲靖为最严重,共死19072人。而曲靖地区最为严重的是陆良、沪西、曲靖等县。陆良共死亡12912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
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他原来还兼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57年9月27日秦绩伟将军接替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谢富治专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对于各地大量发生肿病死人的情况,谢富治感到害怕。就在一年以前,邻省广西饿死的人数比云南这次饿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被撤职。现在自己面临的情况很严峻,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主动承认错误,求得中央宽大。1958年11月18日,他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云南发生的情况并作了深刻的检查,并重点汇报了省委所做的善后工作及其效果。随同这个报告,谢富治还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并中央:云南省肿病死人问题,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开始作了一些沉痛的检讨,已另有报告送上。在这一事件中,省委的其他同志是做了工作的。由于我个人缺乏完整的群众观点,存在片面思想,把领导生产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把保护干部积极性与纠正错误倾向对立起来,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在肿病的发展过程中,我虽然听到一些零碎的情况,但长期未作认真的了解和研究,也未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以致措施无力,造成这一不可挽救的损失。因此,省委所负的责任,主要决定于我个人;应得处分,也应由我负责。
这封信中最后一句话,是谢富治专门写了一个条子让省委秘书长梁治加上去的。这个用红铅笔写的条子至今还保存在云南省档案馆里。也许是他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得到了毛泽东的宽恕。11月25日,毛泽东以《一个教训》为题,对云南省委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
这是一篇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谢富治不仅顺利过关,还官运亨通。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以后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谢富治走后,阎红彦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喜欢重用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向他表示忠心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最听话,最好控制。
事实上,云南省委的检查还是避重就轻。在云南省所留的资料中,情况比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的要严重得多。在1958年11月的地委书记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可能更接近真实。17日的发言者说,大理发病22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文山发病8700多人,死亡1675人。红河发病36700人,死亡2975人。弥勒发病25800人,死亡867人。新兴水库工地打死20多人,打残500多人,自杀7人。21日发言的马继孔说;“曲靖松林乡事件死了几万人,没有人敢反映,云南日报记者的报道中只说这里工效高,不说死人。”“松林乡事件还是铁道部队一个连队反映的,死了几万人。”欧根发言说:“肿病大理特重,其次是丽江、德宏。据11月上旬统计,大理发病23380人,死亡3000多人。现在还有1080人在集中治疗。丽江死亡948人,德宏1000多人。”发言中还谈到各地组织“学好队”(实际是劳改队),大量捕人。刘卓甫发言说:“今年已捕反革命分子53000多人,比历年都多。”从这些发言中可以看出,肿病死人不仅限于曲靖一个专区,其它地区也很严重。还有一个死了几万人的松林乡事件,没有向中央提及。松林乡事件只散见于档案的只言片语中,没有看到全面的记述。毛泽东可能不知道更严重的情况,也许知道而故意装糊涂。他手中有了这些更重要的情况而不拿出来,这对谢富治是更有威慑的王牌,可以更好的控制谢富治,使谢不得不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

墓碑(十)

第九章 浙江之折

有一条江横穿浙江省,上游称为新安江,中游称为富春江,下游称为钱塘江。这三条江首尾相连,却弯成一个“之”字,所以称为浙江。浙江省是一个沿海省份,海岸线长,岛屿众多,气候温湿,自然条件好,加上这里的人民勤劳而富有韧性,有很强的奋斗精神,有经商的习惯和头脑。因此,这里是中国的富煦之地。但是,在1958年以后的三年间,这里的农民也饱受饥饿的折磨,经历了历史上一次重大曲折。
一、从农民口中夺粮
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均耕面积不到一亩。新中国成立以前,浙江是个缺粮省,据国民党有关记载的材料,每年要从外省调进2亿到5亿斤粮食。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实行土地改革,粮食比建国前多了一些,但是,不仅没有粮食调入,还承受了沉重的粮食征购任务。1954年到1955年度征购了51.24亿斤粮食,1955年春出现了“人人谈粮食,户户等统销”、“人叫,猪叫,牛叫”的紧张局面。1956年到1957粮食年度,又因征购过多,使得1957年春天,余姚、上虞、慈溪、桐乡、金华、仙居等县发生了闹粮事件,垮掉了一部分合作社。
到了大跃进年代,征过头粮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也与浮夸风有关。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为320亿斤(实际产量为142.1亿斤),1958-1959粮食年度,开始省里向中央认购58亿斤,后落实征购任务为48亿斤,到1959年4月20日,实际征购57亿零6百万斤(其中本省销售37.6亿斤,纯上调10亿斤)。尽管大幅度超额完成了任务,但中央20日给浙江电报称,“为了支援上海和出口粮食,浙江除完成58年上调粮食10亿斤外,现又增加1.4亿斤”。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向中央表示:“省委研究坚决支持这一措施,同意分别在五、六月份调出。”
粮食部的数字和江华说的数字略有差异,但明确地反映,大跃进以来,浙江粮食连年减产,1961年的产量只有1957年的86%。详见表9-1。
表9-1 1957-1961年浙江省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45.00 157.00 155.00 129.00 125.00
贸易粮 126.09 136.52 134.78 112.17 108.70
征购 42.41 47.69 53.26 32.99 32.97
销售 34.48 42.23 43.81 31.66 26.90
净拥有 118.16 131.06 125.33 110.84 102.63
总人口(万人) 2503.3 2563.5 2598.3 2616.9 2663.2
人均净拥有(斤) 472.02 511.25 482.35 423.55 385.36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浙江》。
表9-1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其中,口粮大约占三分之二。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511.25斤,其中口粮大约为340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粮以后,农民平均有300斤就不错了。再经过一层一层地尅扣,吃到农民嘴里的远远低于300斤了。
1959年春天,全省各地出现了粮荒。据安吉等11个县调查,每天口粮不到12两的(即0.75斤)占用膳人口的50%以上,其中安吉县占80%以上,兰溪、桐庐占70-80%,建德、吴兴、义乌、龙游、占60-70%,诸暨、天台、浦江、桐乡占50-60%。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224个食堂有168个停伙,病人大量增加。天井生产队社员孙本根、受荣生产队社员汪明发,因断粮,病势加剧而死。省粮食厅反映,有些地区粮食紧张,表现在:1,食堂断粮停伙,吃麸皮、糠饼、草子、野菜等;2,摘青吃青情况严重;3,排队抢购副食品。安吉县5月1日到7日,全县193个生产队中,有87个生产队的食堂断粮停伙。农民上山下地掘笋、拔野菜、吃青蚕豆的情况相当普遍。群众因吃代食品过多因而引起脸脚浮肿、泻肚子、中毒等现象。据5月上旬10天的统计,已死亡50多人。上于县东关公社从5月16日开始有6个大队62个食堂断粮停伙。
1959到1960年度,粮食征购任务为58.12亿斤,统销指标为40.12亿斤,扣除本省统销数,纯上调粮食任务为18亿斤。这个任务比上一年度增加了80%,比上一年实际增加了58%。任务一下达,各级干部态度坚决,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从1959年10月1日到12月7日,只用67天时间,全省就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破了历年征购工作一定要跨年度的常规。到1960年2月10日,共征购入库粮食59亿零2百万斤(最后统计实绩为60.2亿斤)。与此相对应的是,省内销售量到1960年2月10日止只有24.82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66亿斤(最后统计数为47亿斤)。为什么能完成得这么好呢?“在粮食登场后大搞群众运动,实行“四快、四边”,这里说的“四快”是指收、打、晒、运四个环节要快,“四边”是指边收,边打,边晒,边运,及时入库。更为重要的是,“用阶级斗争的武器去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批判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揭穿和打击退地主富农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行为……插红旗,立标兵,掀起学、赶、超、帮的群众运动,组织粮食入库高潮,一鼓作气,短期内把粮食起来。”从这一段话不难看出,其所以能完成任务,采取了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了持不同看法的人,还批评、处分了一批干部。为什么销售粮食比上一年度减少呢?“减少的主要办法是对产粮缺粮队实行增产抵消”,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征了过头粮,过去要靠“返销”来解决,现在不“返销”,靠生产队自己增产来解决。
1961年春天,更严重的粮荒又来了。温岭、黄岩、平湖、嘉兴、兰溪、余姚、新登等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这些情况下面再作介绍。
  1960-1961年度,严重的饥荒使省里不得不总结前两年“估产偏高,任务过大”的教训。当时算了一笔帐:1955-1957年度上调粮食23.98亿斤,而1958-1960年度上调了33.59亿斤。浙江省粮食征购任务占总产量30%左右比较适当,1958年这个比重为40.9%,1959年达43.2%。23个重点产粮县1957年每亩平均负担为220斤,1958年达260斤,1959年达290斤。结果,“得虚名落实祸”。因此,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50亿斤,统销36亿斤,纯上交14亿斤。但口粮还是很紧张,如果把农村口粮恢复到1955年的水平,全省不仅不能完成中央的上调任务,还要调入11.31亿斤,如果口粮水平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全省要调入1.08亿斤,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1961-1962年度,征购任务为45.8亿斤,统销指标为34.5亿斤,纯调出11.3亿斤。同时动员30万吃供应粮的城镇人口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一年浙江灾害严重,征购任务调整43.7亿斤。扣除本省销售外,这一年上调中央9.6亿斤,计划外支援四川省2100万斤。在这一年中,虽然城乡供应是紧张的,部分农村曾发生逃荒、破产渡荒的现象,但情况经上一年好一些。
  这里引用的浙江省粮食部门的数字和表9-1中国家粮食部的数字略有差异。可能是原粮和贸易粮换算的误差,也可能是生产年度的粮食年度的误差。我把两种数字都列在这里,供今后专家研究。  
从表9-1中粮食部的征购和销售数字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每年都是征购数大于销售数,即每年向省外净调出粮食,而且净调出粮食数年年增加1961年,浙江省委办公厅对嘉兴、海宁、嘉善等17个重点粮食县进行了调查,写出了17份调查报告。本书作者将17个县的数字综合于表9-2中。从表中可以看出,除温州每年调进粮食、绍兴部分年度调进粮食、衢县、海宁县个别年份少量调进粮食以外,其余各县在这些年间都是大量调出粮食,而且调出粮食不断增加。因此,这些鱼米之乡不仅“低标准,瓜菜代”,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民外出逃荒,浮肿病、青紫病等营养不良性疾病大量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也有出现。温岭县1959年是个平常年景,但在“入库高速度,队队满堂红”的口号下,征购入库强调“先下手为强”,征购数占总产量的47.4%,把农民推入了饥饿的困境。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外流人口2800多人,浮肿病人达8698人。其它县也有类似温岭的情况。

表9-2  浙江省主要产粮县调出粮食数       单位:万斤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嘉兴 13593 19574 15055 16943 14135 19764
海宁 -206 3686 3855 5487 6794 6370
嘉善 6477 11823 9107 14145 11131 6976
宁波 5662 10310 9387 7334 13033 7132
余姚 10910 10298 9214 9854 7284 5546
上虞 6373 3795 2514 4606 3866 3231
绍兴 -489 742 -1076 -604 -2748 2709
诸暨 7678 13818 9832 8815 11754 11329
奉化 5219 2318 4947 6848 6575 4749
衢县 2422 1140 -415 1577 -183 4154
兰溪 180 697 2103 1850 3130 2325
温州 -8071 -9125 -11611 -8744 -7894 -6791
瑞安 4476 1611 4163 7246 6738 6658
温岭 8554 7407 6047 13206 13820 9035
黄岩 1771 6907 6800 8079 8120 6729
临海 7319 2558 6102 6143 6538 5028
金华 2435 2459 3056 3812 2869 3212
资料来源:《重点粮产县粮食情况调查》(之一到之十七)
一般说来,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大面积的、持久的饥荒。浙江省是一个有商业传统的地方。在刚刚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这里还有着活跃的农村集市。当时,浙江省农村市场集中于大、中、小三种集镇。大集镇(包括县城),人口1万左右或1万以上,这里大都有国营商业,私人工商业在三百家以上,这是农村的经济中心,这样的集镇全省有70多个。如杭县的临平、塘溪,萧山的临浦,余姚的周行。中集镇私人工商业有一二百户,如杭县的乔司、三墩、瓶窑,余姚的天元。小集镇有数十户私营商业户,分布在广大农村。那时合作社(供销社的前身)兴办不久,在大集镇还不能与私营商业竞争。1953年,大集镇上合作社所占的比重很低(临平占33.2%,临浦占24.48%,路桥占20.54%),中集镇占50%左右,小集镇占70%左右。农村商业集市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私人商业所占有。在大集镇,私人商业的资金数倍于合作社。详见表9-3。

表9-3 1954年初浙江私营商业和合作社的资金状况  单位:亿元


     大集镇    中集镇   小集镇
 临平  临浦  路桥  天元  桥司  戴村  亭趾
私商 46.8 28.1 25.2 5.4 6.6 2.2 1.9
合作社 14.4 4.4 2.8 4.5 5.0 2.6

资资资料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农村市场基本情况调查》,1954年3月18日。
这份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调查报告,实际上是省合作社组织撰写的。他们搞这个调的目的是为了和私商进行斗争,为了用公有商业取代私有商业。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私商大幅度减少。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私商基本消灭,再经过1958年大跃进,不仅没有私商,连商品经济也没有了。本来十分活跃的浙江农村经济也变成了一潭死水。农民完全被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再没有其它生路。
二、江华紧跟毛泽东
“共产风”不是群众中自发地刮起来的,而是来自上面。像全国其它各地一样,1958年中共浙江省委也吹响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对毛泽东的思想是跟得非常紧、非常快的。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反对这个估计,但事隔不到一年,在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不经讨论,就一人断然推翻了这个估计,独自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7年12月9日,江华代表浙江省委,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12月17日看到了这个报告,于凌晨2时给秘书叶子龙写了一封信:

请于今日上午8、9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7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1时以前看完。其它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事后,他又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报告,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编者按强调“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江华的报告为什么引起毛泽如此高度重视呢?主要是这一段话:“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独自一人推翻中共“八大”决议以后,第一个响应、并较系统阐述的封疆大吏就是江华。
在向共产主义进军中,浙江也不落后,这一伟大的进军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与收缩的较量中开始的。1955年,浙江省农业集体化过急过快,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引发了农民的抵抗,“仙居事件”影响最大。1955年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合作化发展太快了,对浙江省的合作社采取了“坚决收缩”的方针,从53000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个。毛泽东对此十分震怒,说这是“胜利吓昏了头脑”、“犯出右的错误”。据说浙江省委当时就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作法。毛泽东表扬“中央认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是正确的”。195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发文向浙江作检讨,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
这说明,在合作化一场较量中,浙江省委的立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这无疑会加强浙江省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信心和决心。
浙江省委不仅在1958年大讲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在“大跃进”失败后的1960年,在农民处于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浙江省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还吹得很响。
1960年3月3日下午,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以《高速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灵魂》为题,向全省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作报告。他以俯瞰全球、高屋建瓴的口气,向听众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个世界、两个体系存在。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客观事实,连瞎子也会看到。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一切都要贯穿着共产主义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来建设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因此,要不断地进行改造,用不断革命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一种是停止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巩固一个时期是可以的,长期巩固或永久巩固是不行的,那是违背马列主义辨证法的。社会主义建成了,还要不断前进。第二种是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不满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前进,把共产主义建成为止。第三种是把社会主义开倒车。在这三种思想中,我赞成第二种,要不断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1953年,毛泽东在北京批评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过渡。1960年,江华在杭州批评了“巩固社会主义”新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这大概是对毛泽东的“紧跟”和“活学活用”吧。就在江华高呼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前后,各地饥饿的报告频频送向浙江省委。
1960年3月21日,在大华新大厅,江华在向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中说:
人民公社一定要过渡,不过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国家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这两种经济基础长期并存下去是不可想像的。斯大林说过,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存。必须把这两种所有制向单一所有制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怎么过渡?江华说:“第一步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第二步由基本公社所有制变成公社全民所有制,第三步由公社全民所有制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像工厂一样。”鉴于“共产风”带来的灾难,江华要求县委书记们不能急于过渡,为此,他要求大家努力创造过渡条件,并且开出了过渡的时间表:“第一步过渡需要三、五年左右时间,第二步要八到十年。”江华在这次讲话中再三强调,要搞好向共产主义过渡,面临着“谁战胜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我们的目标,不战胜资本主义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在这场斗争中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下中农包括新的、老的),团结经过改造的富裕中农。现在地主、富农在大多数地方搞臭了,现在就是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包括老的新的),他们中的一部分对我们有抵触情绪。我们要团结中农里面大多数经过改造的部分……孤立那些不愿意改造的少数中农,特别是上中农”。他要求县委书记:“你们回去查一查,每个生产队,是不是贫农占优势?是贫雇农当家还是富裕中农当家?”他还要求县委书记们要敢于改造自然,他举例说:“四川有一种茅草和麦子交配,一个麦穗长1500粒。牛和猪交配,生下猪来就是几十斤。”
省委领导人旗帜鲜明的讲话,党报党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宣传,使浙江省的“共产风”连年不断。自1958年以来,浙江省较大的“共产风”刮了三次。第一次是公社化初期到到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以前。当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热衷于全民所有制和按需分配,出现了大量的“一平二调”。郑州会议以后,根据中央精神,批判了“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但长期灌输造成的共产主义情结很深,1959年下半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又刮起了第二次“共产风”,以办水利工程、大办畜牧场、大办社队工业的名义,再次大搞“一平二调”。1960年,为了“加快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这种行为可以从上面引用的江华讲话中找到理论根据),大力发展公社经济,提高公社的经济实力,又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粮食、现金和物资。据1961年3月统计,公社化以来,全省一平二调的总金额共达20184.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被无偿“调去”36元多。平调的有土地、劳动力、耕牛、房屋、家具、炊具、现金等。当时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平均不过几十元,36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调去”的不仅是当年农民的收入,还把农民过去的家底也调走了。这里说的“调”实际就是掠夺。这种掠夺,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破坏了生产力。
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吃饭不要钱”。浙江省“吃饭不要钱”是靠“大辩论”推动的。建德县大洋公社卫星生产队地处山区,只有154户、695人。1958年,“由于粮食大丰收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以后,广大群众思想觉悟大提高,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纷纷要求实行吃饭不要钱。但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存在着右倾保守情绪,他们对粮食估产过低,认为吃饭不要钱没有条件。”生产队党支部根据公社党委指示,及时引导群众开展辩论。“在辩论中极大部分社员拥护吃饭不要钱,但也遇到少数社员(主要是富裕农民)的反对。通过辩论,驳倒了富裕农民反对吃饭不要钱的种种论调,不仅在两天内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一致拥护吃饭不要钱。经过公社党委的批准,立即宣布吃饭不要钱。”
  共产主义强调有计划的生产,而“周密的计划”必须指挥权高度集中。生产上的瞎指挥是生产指挥权高度集中的必然产物。像全国各地一样,自1958年以来,生产上的瞎指挥在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浙江省农村干部打骂农民,扣饭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地方农民和处境十分悲惨。平湖县新埭公社黎明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自称“小皇帝”,他和生产队长、副支书三人随意吊打、捆绑农民、不给饭吃、任意扣罚、抄家。据不完全统计,仅1959年被他们处以打、吊、跪、关、冻、扣、罚、改造、没收、抄家,不给饭吃的有91起,有的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1959年夏季社员没有口粮,他们却向上级谎报有粮食,还挨户搜查,把能吃的东西全部没收。因而饿死30多人。
温州地区永强公社1959年11月3日至10日,在群众大会上重点批判了63人。其中,被戴高帽游街的2 人,罚跪的14人,被捆打的9人,被吊的12人。该社永新大队总支书记韩某,将买卖500斤蕃薯的一个妇女戴上四顶高帽,帽上写着“套购蕃薯500斤在轮船码头上挂了牌,叫她自己敲锣,叫她女儿在一旁喊:“我母亲套购蕃薯500斤,大家不要学她样。”金化地区兰溪县游埠公社万善大队确定了24个批判对象,其中7个是富裕中农,其余是贫下中农。遂昌县西屏公社水南大队,1959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共开了11次斗争会,被斗争的20人当中,罚跪的16人,被打的4人,受伤的3人。这个大队10月13日在清路召开了四个生产队的斗争大会,将12个斗争对象排列跪在两条长凳上,举起双手,从开始一直跪到结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遥枪托打手臂,从凳上跌下来民兵就用枪托打屁股。南山生产队毛岩林(中农),因年纪大,从凳上跌下四五次,被打后罚跪7个小时,身受重伤。这个大队干部卢某、蔡某指使生产队干部对13小队的24户社员逐户搜查,翻箱倒柜,共搜走粮食1800多斤。
浙江省的反右倾斗争也是很积极的,曾经揪出了“沙、杨、彭”反党集团。沙即沙文汉,杨即杨思一,彭即彭瑞林,都是省里的负责干部。
三、鱼米之乡的饿殍
 “共产风”破坏了生产力,高征购拿走了农民的粮食。上级农民留下的口粮已经不多了,到了公社,还要层层尅扣。安吉县南湖公社,在安排口粮时,公社从11个生产队的供应数中扣留了35459斤,到余庄生产队,又扣了4800斤。
从1959年春天开始,全省各地的饥荒报告频频送到省委。1959年5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转发了两个材料:
《安吉等县口粮情况的调查》称: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224个食堂,已有168个停伙,占75%。全社生病的1042人,已死亡35人。建德县农村食堂吃饭人数263000多人,据5月10日统计,每人每天用粮食12两(16进位,12两即0.75斤)以下的占55%;8两(即0.5斤)以下的占11%。大同公社上马大队5月9日到11日,断粮3天。龙游县在农村食堂吃饭的共有20万零6千人。平均每人每天用粮12两以下的占70.7%,8两以下的占2.8%;海宁县澉浦公社从春耕生产开始平均每人每天只能吃到4两稀饭,许多食堂停伙,有的食堂已经散伙。
《有些地区粮食很紧张》说,省粮食厅反映:长兴县虹溪公社28个生产队有27个因断粮停伙,社员以麸皮、草籽、野菜充饥。平湖县100多个食堂每天只有大米6两(即0.375斤),91个食堂无法开饭。余姚县的横河、郎下、低塘、四明、环城五个公社口粮很紧,全县吃青3300亩。部分社员上山挖葛藤根吃。安吉县5月1日到7日全县193个生产队中,有87个生产队食堂断粮停伙。据5月上旬10天的统计,全县已死亡50多人。据南湖、安城、递铺三个公社的统计,患病者有3047人,占总人数的4.2%。嘉兴县部分生产队断粮,陶庄公社南王、火星生产队断粮。上虞县东关公社5月16日开始有6个大队62个食堂断粮。历海公社5月17日有26个生产队断粮。
在浙江省档案馆存有各地向省委的求救报告:
1959年5月25日,金华专员公署报告,据兰溪、浦江、义乌、金华、桐庐五个县统计,发生大量浮肿病人,仅兰溪县4月分就发生41135人。
1959年6月7日,嘉兴专区安吉县南湖浮肿病报告,5月10日最高发病人数为1126人,占总人口的4.86%。病情为脚部麻木,全身疲乏无力,以后发展到足背浮肿,二、三天后逐渐肿至膝部,严重的肿至大腿及腹部,甚至产生腹水。
1959年7月26日,金华专署卫生科报告,建德县浮肿病人大量发生。
1959年8月4日,景县卫生科报告,据对四个重点村调查了338人,其中有176人有浮肿病,有病者占调查人总数的52.07%。
1959年8月9日24时,瑞安县人民委员会电报称:我县南田、学口、大学、珊溪、黄坦王壶等公社,浮肿病大量发生。仅据南田、学口、大学、珊溪四个公社不完全统计,已有4800例。
1959年8月18日,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称,近来,瑞安、景宁、平阳等县发生大量浮肿病,其中瑞安县8月24日统计,就有10985人。
1960年3月30日,黄岩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人2263人,死亡4人。主要发生在新桥、三甲、全清天个公社13个生产队。
1960年5月20日,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浮肿病的通报》称,从4月上旬以来,我县开始发现浮肿病人,据6个公社上报数统计,共有1072名病人。
1960年6月4日嘉兴县卫生局《浮肿病防治工作总结》中说,据1-5月份统计,浮肿病发生人数为11873人。
 除浮肿病以外,浙江省农村还发生了大量的“肠原性青紫病”。病人口唇等粘膜及四肢末端有青紫状,卫生单位认为,这是由于大量以青菜代食,引起亚硝酸盐中毒,使正常的血红蛋白变成了高铁血红蛋白。1958年到1959年均有发生,1960年突然升高。1960年3月1日以来,全省27个县市的188个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发病人数有11762人,死亡365人。其中金华地区最为严重,发病的有11个县79个公社,病人6809人,死亡233人。这个专区的兰溪县8个公社中就有7个公社发病3869人,死亡131人。发病和死亡的多是15岁以下儿童。另据兰溪县游埠公社调查,全社76个生产队有68个生产队发现病人,从3月2日到24日,18天当中,共发现1120例(不包括再发病人),死亡多人。
  没有粮食,各级政府号召农民吃代食品。组织农民上山、下海,大搞代食品。安吉县青山公社大里生产队1960年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又多卖了3万多斤粮食。就“书记动手,干部带头,老农为师,大搞群众运动,十天挖掘代食品原料92000多斤”。葛藤、郎鸡根、野荢麻根、金刚剌都成了很好的食品。1961年12月,江山县搞了番薯藤叶、橡子等代食品二万二千五百多担。
 1960年5月10日,林乎加在黄岩召开的“全省改造落后队现场会”上讲到,落后队有几个特征,这就是;病、饿、流、荒、坏、官。病:根据系统29个县的极不完全统计,从3月1日到4月底,生浮肿病的有72600多人,死亡270多人。流:是指人口外流逃荒。荒:是指土地荒芜。坏:是指坏干部当道。官:是指官僚主义。所谓落后队,并不是个别的,据路桥镇调查,占生产大队总数35.5%。林乎加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反动势力复辟”,归罪于“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统治势力还没有摧毁”。他的这一看法和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看法相似。不过,林乎加这种法比毛泽东早了半年多。
虽然有饥荒,但浙江省还算比较轻的省份,饿死有的不算太多。浙江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我们还是用浙江省的人口统计资料作些研究。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1959-1961年的三年中,历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3.85万、6.68万和1.37万,合计为11.9万。另外,根据同书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进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约为113.14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的数据,用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的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0.77万人,少出生105.17万人。大饥荒对浙江人口的影响为二者之和,即116万人。
四、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
浙江省衢县石梁公社炉头生产大队原来是万田乡的一个自然村,距离县城只有几公里,人均耕地1.4亩,高于平均水平。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一个富煦丰足之地。1953年这里有两个互助组,1954年,两个互助组发展为两个初级农业社。1955年,这两个初级社在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平均每人口粮650斤,每个劳动日分红1.2元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红和家庭副业收入)。
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地方,从1956年以后,很快进入贫困,进入饥荒,而且出现了饿死人的悲剧。
问题是从1956年成立高级社开始的。当时,这两个初级社和万田乡的其它12个初级社合并为1116户的高级社(一乡一社),称为胜利高级社。开始,炉头的农民认为自己的收水平较高,与其它初级社合并要吃亏,不愿意合并。但上级领导认为“合作社愈大愈优越”,逼炉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们在炉头河滩上筑了一道防洪坝,故意在炉头方向留了一个缺口,威胁炉头:“不参加大社,管叫炉头村变成炉头滩!”炉头被迫参加大社以后,就来了一个土地大调整,上百亩好的水田被调出。在年终分配时搞“穷富拉平”,炉头农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农民说:“泥鳅黄鳝一样长,多产不多吃,多做不多分,还有什么劲头搞生产!”
面对社员生产积极因素不断下降情况,高级社的领导人不分析原因,不纠正平均主义的错误,却期望用高压的手段来提高生产积极性。1957年整风之后,他们制定了《胜利高级社劳动纪律》,规定多大年龄的人必须做多少工分,只能超过,不能短少。要服从领导,听众指挥,农活不合干部标准的一律返工。不经组长或队长批准,不得外出。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分配的要罚款或扣除口粮。从此,干部不仅掌握了社员的劳动权,还控制了社员的吃饭权。
1958年8月,县委又在这里重点试办“共产主义公社”,又把周围的5个高级社合并了进来,组成了一个1639户,长12里、宽7里的大核算单位。10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梁人民公社,原来的“共产主义公社”成了石梁公社的万田生产大队。这一年自留地归公了,社员家庭饲养的猪、蜜蜂等都归公了,做饭的锅收去大炼钢铁了,灶拆去做了肥料。劳动力大调动,土地大调动,农具大调动,房屋大调动,社员说,这一年是真正的“共产年”。主要劳动力都调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当时还大搞“吃饭不要钱”,其它生产队来吃,小学生来吃,中学生来吃,过路人来吃,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整整吃了五个月。
1959年上半年,传达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听说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养猪了,社员很高兴,有的真的养了猪。可是到了12月,管理区(在公社和大队间的一个管理层次)大搞千头养猪场,把社员新养的50多头猪全收走了。群众说:“共产党是上半年骗,下半年变”。
为了达到公社下达的出勤率指标,大队干部把社员都赶下田,让食堂把粥桶抬到田头,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头吃饭。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头才能吃到饭。在田间的人必须通宵达旦地干,下雨也不能回家。干部守在路上,见谁回家就打,连喂奶的妇女也不准回家,孩子在家里哭,妈妈在田头哭。对于不听话的社员轻则骂、扣饭,重则吊打,每次开会,迟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罚跪。管理区私设的监狱,先后关押了200多人。
  1960年,管理区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为气温低,不是谷种烂了就是秧苗烂了,烂了补,补了烂,一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还是荒了100多亩田。仅这一项炉头就损失稻谷两万多斤。原来炉头的100多亩番薯是种在村西的桥头山上,那里的土质适宜番薯生长,管理区为了成片种植,硬让炉头把番薯种在东面的白塔山上,结果没有收成,损失了三万多斤番薯。管理区要求密植,还规定株距为5×2,社员觉得太密,就改成6×2,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发现社员没听他的话,就一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员的头发,狠狠地将他按在水田里,命令大家把秧拔起来重插。如果上级干部来检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欢迎,还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干净。1960年双季稻收割时,公社书记来检查,管理区就从炉头抽180个劳动力去蒋家滩二里长的大路上拔草,误了收割,损失粮食15000多斤。
共产风,瞎指挥,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大队上报的产量数却是连年上升。1959年,炉头大队产量实有34万斤,比“三包”产量53万斤少了40%,大队上报的“核实产量”却是72万斤。年终分配时,为了掩盖谎言,让会计专门做了一个“超产粮”分配方案,把虚报的数字分配到每户的帐上,作为社员口粮。1959年,全大队需要口粮265800斤,种子33700斤,只能卖粮51300斤,由于浮夸,一下子卖出了127675斤,还上交储备粮5700多斤,支援其它大队数千斤。到了1960年2月开始,连续三个月断粮。7月夏收后,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库,大队集中全部劳动力,连夜收割,脱粒,连夜挑送粮库,社员得不到粮食,以致秋收后又断粮20多天。在断粮期间,只有下田的劳动力每天4两米(相当于0.25斤),其余的人粒米不给。只能以树皮、野草、树叶充饥。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不少人活活饿死。贫农邵根福的妻子临死时还挣扎着用筷子刮着空碗,说:“给我吃点饭呀!”贫农邵双土27岁的妻子因为把萝卜省给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肿病死了。贫农邵石侬饿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肿病,一个4岁的孩子得了干瘦病,双脚瘫痪了。邵石侬饿死时,有人告诉大队长周某,周却说:“人多了要吃饭,多死几个就好了。”贫农邵渭才,原来是初级社社长,夫妻二人1958年和1960年先后死亡,只留下4个孤儿。
经过几年的折腾,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全大队产量361363斤,1960年只有298317斤。社员的平均口粮由1955年的650斤,降到1960年的数57斤。
五、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2001年10月底,中国改革研究会在台州召开年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工厂和商场。在飞跃缝纫机厂,参观者啧啧称赞这里的设备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车间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尘不染。我做了20多年的工业记者,到过的工厂少说也有上千家,像这样先进的工厂是很少见的。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继宝创建的飞跃集团的一部分。2000年飞跃集团销售额达15.13亿元,飞跃牌缝纫机60%外销,出口到国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16个国家设有17个销售公司。我们还参观了星星电器集团,这家公司2000年销售额达13.1亿元。在路桥小商品市场,市场的规模和商品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参观完了以后,我们在路桥大街边等车,看到宽阔的街道和繁华的商业,大家对这里的富裕和发达赞叹不已。
谁也不会想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曾是饿殍遍地。可见制度稍有松动,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同一个地方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路桥镇公社共辖31个大队。据1961年省委工作组调查其中,洪洋、张李、方林、杨家、应家、李家、上马、古岙等11个大队是落后队,占大队总数的35.5%。有章杨、永跃、龙头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个大队是先进队,占大队总数的29%。剩下11个是一般队,占大队总数的35.5%。这11个队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风、洋洪、洋叶、洋张、竞争、肖谢、肖王、洋官。
落后队的特点是,生产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饿、病、逃、死、荒的情况非常严重。一般队的生产下降幅度比前一种小一些,社员生活没有前一种困难,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况。如戴家大队,1960年和1958年比较,粮食产量下降15.3%,总收入下降了8.5%,发生了22人非正常死亡。有30多名社员被大队长吊打过,22名社员被扣过饭。先进生产队粮食产量下降10%以下。其中全镇最好的尖子大队是章杨大队,虽然也吃不饱,但用粮有计划,瓜菜多,全队只有6个浮肿病人和8个妇女闭经。没有发现非正常死亡。先进队不是没有问题。章杨大队自1959年以来,集体的粮食和钱款大量被盗,一直没有查出,群众认为大队干部、食堂主任、会计、粮管人员嫌疑最大。
落后队社员的生活十分悲惨。如方林大队,1960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14.9元,口粮只有255斤。倒挂户(即劳动了一年还欠集体的钱)占总户数的96%,平均每户倒挂76元。两年来,全大队只出生了12个小孩,死亡人数却有60多人。仅1960年就死了46人,其中31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肿病死亡17人,干瘦病死亡14人)。社员变卖财产相当普遍。卖得少量的钱到路桥镇上买菜维持全家生命。两年来,社员卖掉20间房屋全部拆了,有9间房屋拆了一半,有96间房屋拆了一部分,还出卖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家具。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生产队的饥荒严重程度不一样呢?调查者将路桥镇最好的队章杨大队,和落后队利丰大队进行了比较。这两个大队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区,自然条件和原来的基础差不多。为什么在饥荒程度上出现了差别呢?
“共产风”刮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1958年刮了一阵“共产风”,1959年在传达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对“一平二调”拿走的东西还进行了部分退赔,以后再没刮“共产风”。利丰大队从1958年开始,“共产风”一直刮到1960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劳动力,社员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两个大队在1958年都实行了“供给制”(实际只在粮食方面),但1959年以后,章杨大队,减少了供给制的比例,而利丰大队供给制的比重一直比较大,自从办公社以后就取消了评工记分制度。
生产小队的稳定程度不一样。自1958年以来,章杨大队对其所属的生产队没有进行调整,生产队的人员、组织和生产资料比较稳定。而利丰大队对其生产小队两年变动六次。每次变动,都把土地、耕牛、农具、劳动力打乱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农具损失很大。
生产上瞎指挥的严重程度不同。路桥公社对这两个大队都有瞎指挥。但章杨大队的社员采取了一些变相抵制的手段。大队干部对于社员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利丰大队的干部执行公社指挥很坚决,社员无法抵制,因而损失很大。
浮夸风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上报生产进度、劳动力出勤率、施肥数量、估计产量方面也搞浮夸,但在上报分配粮食产量、接受粮食征购任务时,尽可能讨价还价,浮夸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丰大队浮夸严重。1957年粮食减产8%,却上报增产10%,1958年亩产810斤,上报1440斤,1959年亩产650斤,上报1019斤。1959年粮食减产7万多斤,征购任务却增加了16万多斤。
这两个大队的干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
由于以上种种不同,这两个在队的社员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杨大队虽然也有饥饿,但只有少数的患浮肿等营养不良的疾病,没有饿死人。利丰大队的社员就很悲惨。
1960年和1956年相比,利丰大队粮食亩产量下降下32%,总产量下降了31%。社员每户收入下降了68%,社员口粮标准下降了31%。据1960年4月调查,有189人患病,占总人口的26%,其中患浮肿病的50人,干瘦病的28人,青壮年妇女闭经的32人,子宫下垂的36人,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的13人。两年内死亡88人,占总人口的12.5%,其中非正常死亡的75人。两年内出生的只有24人。由于无法生活,有夫之妇带着孩子改嫁的12户(不办离婚手续),把子女送人的8户,结婚的只有一户(大队保管员,有贪污行为)。
1958年以后的两年内,被干部吊打的社员有28人,被拧耳朵的有175人,罚工分、扣饭票的有192户。1960年1月,社员陈开林看到干部大吃大喝,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王某带几个人半夜敲开陈开林的门,把陈拉出去,让他脱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跃进灰”(用稻草烧泥块作灰肥),陈不去。就拉到大队办公室,说要送管理区,陈开林的妻子坚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干部没有办法,骂了一顿才罢休。1960年7月,13岁的男孩林应彩钓了两斤黄鳝,大队长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应彩到黄岩城里讨饭,被王碰见,说是“给利丰大队丢面子”,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并把林带回来,用伞柄打了一路。带回后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绑在椅子上两个小时。1960年10月,社员陈小友偷吃了几块番薯,全家被扣了17天口粮,陈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外出讨饭,下落不明。
这个大队从1949年到1958年,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后,特别是1959年和1960年两年,由于粮食减产、收入减少、征购任务增加,农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普遍出现吃草、吃糠、饿、病、逃,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员说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卖家具多、送儿送女多、妇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讨饭的多、偷窃多。从社员蔡庙寿的变化可见一般。蔡家公社化以前12口人,三个劳动力,家里生活比较殷实,大小家具齐全。1959年春,口粮不足,为了买番薯丝吃,出卖家具五件共得13元:席床二件,4元;织布机一部,4元;铜火炉一个,3元;铜盆一个,2元。1959年9月11日,大儿子蔡小玉因浮肿病死亡,留下老婆和两个小孩(一个8岁,一个4岁)。二儿子蔡小头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到了1960年春,全家11口人,没有吃的,为了到路桥买一角二分钱一斤的菜叶,一角五分钱一斤的番薯藤,再卖家具:共卖出26件,得117.6元。到此家具基本全部卖光。1960年3月,大媳妇带两个小孩改嫁,全家12口人只剩下8人。
从1959年到1961年,为了买吃的,利丰大队有190户(占总户数的87%)变卖了家具、农具、衣服,有51户(占总户数的23%)拆房子卖砖、木料。

中国地产业存在大崩盘的风险吗?

最近,经常看到一些所谓“经济学家”们谈论中国的房地产事务,我注意到他们大多一定会预测中国的地产市场一定不会出现大崩盘的现象,理由是中国人对房地产的“刚性需求”非常大。有“刚性需求”就意味着有市场前景,有市场前景就意味着无论地产价格如何疯狂地上涨,都会有人接盘,有人接盘就一不存在大崩盘的问题。

事实果真如此吗?待博主慢慢道来。首先我们谈谈什么是刚性需求,所谓刚性其实很简单,就是指不太受其他因素变化而变化的因素。人最刚性的需求是什么?空气、水和食物。这三样你一天都少不得,除非你不想活了。你有家财万贯需要这三样东西,你一贫如洗同样缺不得,品质可以有好有坏,需求是绝对不变的,这就是所谓刚性需求了。

房子也是这样吗?好象不是吧?不买房子我们可以选择租房,农民可以选择不进城,我们甚至还可以选择露宿,当然是万不得以的时候。房子五千块一平方的时候,我们当然买,基本上这就是真实价值了。八千的时候咬咬牙还行,都三万块了还买?我们是傻子啊?还别说,都三万了还有傻子拼命买,是谁?是炒楼的,投机的。去年房子卖得太好了,报纸说只要是能卖的,垃圾都卖出去了。是真实的用家买的吗?一部分是,大部分肯定不是。

广州人的大实话:买棵菜你还挑三拣四呢,何况是房子?这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支出了,垃圾还买?那么为什么卖出去了呢?很简单,是炒楼的买的,他们是“接盘”的,不是住房的。投资或者投机都有一个信条,就是买高不买低,越高越买。因为房子涨价才有钱赚,要是降价,就没钱赚了,再便宜也不买。因为动机就不是为了要房子住的,而是买来卖的,所以垃圾也无所谓,照买。股票是如此,房子同样如此。

所以对房产的刚性需求有多刚性呢?价格绝对是可以抑制需求的,而且是最基本的因素。我们回到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元素: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很清楚,价格上升供应增加需求减少,市场会自动回复基本的均衡状态。其实最简单地描述对房屋的刚性 需求的语言就是两句:“人傻”,“钱多”。一旦人不傻了,钱不多了,还有多少刚性需求存在?到最后你根本卖不起了,需求也就绝对不存在了。

再回到大崩盘的可能性这个问题。首先五年内房价至少升了五倍,这就是大崩盘的先决条件:价格悬河,势能积聚。什么是悬河?黄河就是一条悬河。我们都知道,黄河是自古以来水害最严重的一条河。因为含沙量太大,沉积严重,于是年年河床提升,于是年年修坝。河床愈高而河坝愈高,黄河成了一条悬河,高出其他的地方。于是势能就积聚了,一旦决堤,湮灭的就不仅仅是附近的地方,可能是十万八万平方公里。房产价格也是这个道理,它高出了经济基本面,而且高出了很多,也就积聚了势能。势能积聚太大,也就产生了大崩盘的风险。

大崩盘有多危险?看看美国就知道。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我没有读过任何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的地产价格有问题的。也就可以假定在此之前美国的房产价格基本上是合理的,次贷只是将贷款发放给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而这些钱都拿去买房产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金融范畴的问题,而非地产业本身的问题。但是美国整体经济仍然受到非常大的危害,若不是美国政府扔下去几千亿美金的刺激,恐怕到今天仍然是一片萧条。而美国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十倍以上,其经济的抵抗力也比中国强若干倍,其法制基础、公权架构的合理性更加是中国不可比拟的。那么可能远远大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打击降临中国会怎么样?难以想象。

那么这条价格“悬河”是怎么产生的?这是一曲官商勾结大合唱。政府用推高地价、收取重税、默许地产商拖欠地价从而囤积土地,为房价建筑了前几十米大坝。地产商用囤积土地、囤积捂盘、炒高土地价格为房价建筑了中间几十米大坝。地产炒家用囤积楼盘、推高房价建筑了最后几十米大坝。悬河已经构成,塌陷无可避免。即便真的有刚性需求,地产的价格已经不受控制了,到最后没人买得起的时候,难道还能阻止大崩盘的发生吗?

某政协委员说:房子从两万涨到三万跟国民没有多大关系,因为都是买不起,这话说得非常愚蠢。当大崩盘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其外。因为经济垮了,你干活的公司可以都倒闭,你就失业了。而且你还根本找不到新工作,因为失业的人太多了。如果你是农民工,你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吃饭还行。你要不是呢?或者你的土地已经被流转了呢?你能逃脱打击吗?

到了大崩盘的时候,中国也就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了。花十亿建起来的大厦,可能一千万就能买下,这叫做抄底。李嘉诚的身家就是这么来的,不然他去哪里赚那一千多亿?但是,普通国民呢?那就哀鸿遍野了,他们还会听共产党的吗?唯一能够挽救中国经济的,就是必须将房价保持在相对合理的区间,否则一切都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