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壮大之谜（11）（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2011-08-02 03:23:20

第六卷 二、国中之国
　　中共在“九一八”以后不久在江西所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而消失了。但是借助西安事变而获得的合法机会，利用抗战的形势，以军队 为后盾，在短短的八年期间，迅速在华北、华中，甚至华南，建立了内容基本一样而名称不同的实质上的苏维埃国家──中共一直叫做“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在 中华民国之内的国家。
　　之所以实质是国家，因为其思想指导原则与中华民国完全不同，有完全不受国民政府领导的独立的政权，有独立的财政系统，有独立的军队，其一切宗旨、战略和策略完全是在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一、立国的指导思想根本不同
　　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及建国大纲。其民族主义在推翻满清以后，主张吸收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作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发扬民 族精神，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其核心是仁爱的生活哲学，以便从根本上振兴中华民族；其民权主义，主要是吸收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精华，再根据中国传统政治制 度的优良传统方面而创造出五权分立，并且根据中国老百姓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心理，提出要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和内在要求，以便逐步实现民主，而不是 把西方思想简单地搬过来；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互助 和谐，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是老百姓生存问题，因此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具体改革现行经济制度的政策。不同政党之间有不同的政治主张是正常的形象，但 是这里已经不是不同的政党的主张问题，而是都拥有武装的国家机器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中共的国中之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的两个政权之间完全有不同 的指导思想。只是中共一直声称其信仰三民主义，而实际是利用三民主义来进行统战工作，掩盖其搞苏俄式的共产主义的实质。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态度有三个阶段， 在联俄容共的武汉时期，将中共自己发明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叫做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一切著作中都没有这个所谓“三大政策”的名词；在其所谓“土地革 命时期”，即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七年，用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所说的，那时“把孙中山丢开”了；抗战开始以后才又宣布“信 仰”三民主义，其实是随心所欲地尽情利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是有内外之别的，对外的常常是策略的需要，是为了骗取人民好感以便获得支持。例如在一九四四年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通篇都是要搞三民主义，而不见搞社会主义的影子。然后这个外国记者就回去写访问记，为中共的形象做免费宣传。 毛泽东对他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可是什么是毛泽东的民主主义呢？他仍然是随心所欲地说：“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 主。”（注1）不仅仅如此，抗战初期中共在接受改编时，在正式文件中自己所提出的第一条，就是放弃共产主义而实行三民主义，这也仅仅是为了欺骗中国人的。 不会对中共的政策形成什么约束。何况毛泽东常常随意窜改，把三民主义解释成他所需要的东西，中共的真正指导思想，只有在内部的讲话和实际政策中，才能找 到。例如在整风运动之中，最重要就是统一思想，一方面毛泽东把他作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一切以他为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理论上，统一到毛泽东所需要的马 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面，而绝对没有三民主义的踪影。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所提倡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主要是斯大林主义的专制主义著作，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 争整人哲学，从来没有提倡过学习三民主义。两个政党的根本思想是不一样的，中共根据地和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是泾渭分明的。
　　因为根据地内从来没有立法、司法系统，只是根据毛泽东等的思想意志指导一切，所以这里的立国指导思想差别，又更为重要。
　　二、完全不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领导的、在中华民国内部独立自主的专制政权
　　中共建立的所有政权，从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抗战时期的边区“民主政权”，到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 后建立的所有共产党政权，没有一个不是独裁专制政权，这已经不用浪费笔墨去做任何说明，并且这本身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实行的。共产主义创始人 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的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已经明确地在其经典著作《歌达纲领批判》中主张在夺取政权以后一定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专政的时期相当长，直到 所谓阶级被消灭为止；马克思并且指出，只是承认阶级斗争还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者，才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列宁、斯大林主义的 重点，就是发展马克思的专政思想，为他们的铁腕统治服务。所以，中共的统治思想是被孙中山先生批判过的，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格格不入的，是对民权主义 的倒退。但是，毛泽东知道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知道三民主义的广泛影响，所以毛泽东在他的军事政权还弱小的时候，特别需要利用三民主义来对 专制政权加以掩饰，居然声称根据地内以民权主义来建立政权，提出了中共一再加以宣传的所谓“三三制”。什么是“三三制”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中有作为宣传用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开始就说：“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边区 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完全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原 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政府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坚决执行之……。”关于“三三制”解释道：“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 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 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保持包办。”但是中共中央 在内部对“三三制”指令就与公开的作为宣传用的纲领就不同了：“关于三三制，一方面应注意我党领导权的确立；另方面应吸收党外联共的和不反共的人士多多参 加……”（注2）这是中央书记处的具体指示，第一点就是要确立共产党的领导权，第二点是，参加政权的人必须是“联共的和不反共的人士”，即只能唱歌颂者， 而且这些参政的特定人士只能够由共产党来选择吸收，共产党高高在政权之上，由共产党来指定人士来组成所谓的“民主”三三制参议会。共产党凭借什么权利来指 定“参议员”呢？军队。所有的根据地都是由共产党的军队夺取的，军队的领导者就成为边区政权的实际决策者。这样的政权，就是边区──中华民国中的国中之 国。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一再鼓吹边区的民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三三制”实践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等等。这军事专政政权的遮羞布就是“三三制”， 就像现在中共的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一样，不伦不类。
　　三、建立了独立于中华民国以外的全套财政系统。
　　为什么蒋介石委员长指责中共建立新的封建割据？中共以抗战的名义参战，立即建立了包括军队、政权的议会、政府，以及银行等作为一个国家才能够有 的全套行政、立法、司法系统，而独立于中华民国之外，只是在口头拥护国民政府。这当然和中国历史上的军阀割据一样。以财政来说，中共的边区政权，自己发行 货币，自己建立边区银行，自行收税。现在以最大的晋察冀边区的例子来说明：“边区银行，是边区人民自己的银行，它为边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服务。放款、存款、 汇兑等业务的开展，对于边区经济的活跃、人民生活的调剂与改善上起着极伟大的作用。从二十八年以来，边区银行为救济水灾、开展合作事业，放款达一千八百余 万元。……边区银行是边区的金融中心，五年来，边区发行纸币如下：27年，100；28年，396.34；29年，835.75；30 年，844.53；31年，1,229,95。这样一点数字，在反攻以后，是不足应付市场需要的，因此，今天我们就需要准备反攻阶段以后的工作。边区钞票 靠着边区人民政府作后盾，它会继续壮大，继续在广大人民中树立更高的威信。”（注3）这正是中共在中华民国内部建立小的割据政权的证明。关于边区银行， 《聂荣臻回忆录》说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边区的货币政策也非常重视，一九三八年八月指示我们：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作为扩大军费的主要来 源，以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的斗争，纸币发行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需要的数量……。边区银行成立后，在擅长理财的边区政府主任兼财政处长宋劭文同志的领 导下，很快开展了银行业务，同敌伪在货币上展开了一场‘白刃战’。”（注4）中共自己的金融体系遍布华北、华中，以及华南的根据地，这不是割据政权又是什 么？
【注】：尚有更多钞票图片在《附录·中共1949年以前发行的钞票辑录》中。
　　并且每一个根据地内部都有着中共绝对控制的行政系统，做装饰用的司法系统；至于立法系统则没有，由中共领导人说了算，毛泽东的指示，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已经基本成为中共的法律。“三三制”就是中共建立的一套制度，来掩饰和保护中共领导人制定的政策和策略。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些根据地的基层政权的性质。这些由中共建立的村、乡、县级基层政权，许多都是只为日本和中共服务，而只反对中华民国国民政 府的汉奸政权。过去因为史料缺乏，不足以证明，现在用中共边区首长的内部报告，将历史的真实情况罗列出来。以下主要以中共中央文件来证实之（按：以下凡是 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者，不另外加注）；
　　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城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里《如何组织群众》的第一条是：“经过上层汉奸关系，在日寇允许下，组织汉奸形式的群众团体，或打入敌伪已组织的群众团体中进行耐心的埋头工作，在可能限度内，为群众谋些利益，逐渐取得群众信仰。”
　　一九四一年六月九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第五点是：“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隐蔽自己），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隐蔽形式……。”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原则，《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目前游击区政权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中，对于汉奸政权有详细的规定，共分三点：“（一）抗日 的两面政权，在目前一般是由抗日的一面政权改变而来，本质上是我们的政权，但因军事上是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不能不应付敌伪（在游击根据地）或用伪组织形 式伪装自己（在接敌区及部份的游击根据地）。这种抗日的两面村政权，我之行政村建制与村公所组织必须坚持。……（二）中间的两面政权。在目前一般是豪绅、 地主或者是地痞、流氓把持的政权。在这种地区，我之广大群众发动还很差，敌人的控制力量也不算大（我之工作人员脱离群众或敌之高压政策，也有由抗日的两面 政权或亲日的两面政权转变为中间的两面政权）。这种政权，一般动摇研与敌我之间，可能双方应付都好，取得双方的信赖，也可能双方应付都坏，取得双方的不 满……。（三）亲日的两面政权。……对于这种政权。不可能使它坚持行政村的建制，保留村公所的名义，应该利用种种机会、种种方法打击之，使之由亲日的两面 政权变为中间的两面政权，或直接转变为抗日的两面政权。”
　　中共元帅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道：“另一种是建立‘两面政权’。这是在敌占区或敌我经常拉锯的边沿地带，形成的一种秘密政权形式。这类 政权，表面上是敌伪建立的，为敌人服务，而实际上却被我们挖了墙角，变成了八路军的有效工具。例如，随着我军力量的壮大，声威的提高，我们在鲁南、鲁中、 鲁西、胶东及胶济铁路沿线上，就发展了不少基层‘两面政权’。一个村的村长，名义上是敌军委任的，但被我们争取过来，那就成了八路军的庇护所和情报站。” （注5）
　　以上所谓“抗日”的政权，或者是拥护中共的，或者是为日本侵略军服务的，这正是中共整个根据地政权的缩影。中共的政权明暗勾结日本，就是两面政 权，真正要打倒的对象，就只可能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与潘汉年在上层勾结日本出卖抗战是一样的。潘汉年手下的许多情报人员是汉奸，如上面提到的袁殊、关 露，都只为日本人和中共服务；在抗战胜利以后被国民政府判汉奸罪的胡均鹤，一出狱就到潘汉年处报到，立即获得中共重用，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华东情报部的负责 人，专门对付中华民国，他和潘汉年一样，后来遭到灭口的命运；周佛海的亲信邵式军，胜利以后立即逃到“解放区”，其搜刮的巨大家产被国民政府没收；其他在 潘汉年领导下的汉奸，如中共地下党员吕一峰，利用其兄在国民政府的地位出卖情报给日本，在抗战胜利以后逃到中共根据地，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以后，吕担任 在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统战部长的要职。这种既服务于日本人，又服务于中共的人，唯一的敌人就是中华民国的抗日政府。
　　四、在农村实行变相的苏维埃的土地政策，以收买人心
　　土地是中共的命根子，从中共江西时期起，到抗战时期，到打天下时期，都是千百万农民为之拼命，农民以为只有共产党会给他们的土地，他们为自己的 土地而战。直到中共坐稳定了江山，才通过所谓的互助合作运动，再通过人民公社运动，把一千几百年的土地私有制统统废除，将农民手中的土地收归国有，而 “国”是共产党的，是毛泽东的，农民沦为失去起码自由的社会最底层的农奴。
　　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延续的根基，是中国文化保存的基本所在，历史上无论多少动乱，最后都能够恢复生气并且出现繁荣景象，与中国农村的关系极大。 但是毛泽东从马克思那里得到造反的灵感，看到了贫穷农村的土地问题可以用平均主义来煽动，来从根本上打翻，以便获得其推翻国民政府的力量和建立他自己统制 的专制王朝。
　　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叙述道：“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着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 英国人着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 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注6）（按：以下数段的毛泽东的语录都出自同 一本《毛泽东文集》，一律不另外【注释】）这段话非常重要，就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就只吸取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就是到了毛泽东统治全中国以后，他仍 然相信这是推动历史的动力，所以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而不是以建设国家、富裕百姓为本务，哪怕斗得生灵涂炭，其高潮就是文化大革命。一九二○年代的毛 泽东于是对农村进行所谓阶级分析，写出了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那以后的中共，就始终以农村为根本，即用土地来获得农民的支持，从根本上推翻中 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社会和历史文化。在中共所谓的土地革命时代，就是打家劫舍的“打土豪、分田地”。
　　在抗战接受改编时，中共保证之一是不从事推翻地主的土地革命。以后虽然个别仍然有打倒地主的现象，但很快被制止。由毛泽东亲自书写、以中央书记 处的名义在一九四○年给华中发出指令，就是要纠正主要在土地政策中出现过左的现象。聪明的毛泽东看到：“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 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其中的顽固派就是指国民政府。不久以后，毛泽东又指示道：“土地政策实行部份减租减息以争取农民基 本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经济 原则上不变动。要向党内及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期，避免华北方面曾经发生过的过左错误。”现实争取人心的需要，使得抗战中中共各个根据地的 土地政策，都是减租减息。甚至对大地主也是采取过“一打一拉”政策，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指令：“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 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拉之手段。”这土地政策本身是出自其根据地得人心的 统战需要，所以按照这需要，在抗战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抗战胜利以后才恢复过去的暴力土改。
　　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将农民定为“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但是“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 日要求的”，故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有关的附件中规定：“其租额以减低原租额百分之二十五为原则”，还有关于债务方面的规定，（注7）中共暂时的统战需 要，使华北、华中的地主们多活了几年，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要“打倒蒋介石”了，才被从肉体上消灭掉。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中早就有“平均地权”的思想，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在一九四二年也曾经讨论过实行和平土地改革的政策，但是因为在严酷的战争环 境之中，没有可能去实施。中共为了获取民心，在各方面不受中华民国政府领导，自行制定和实行国民政府来不及实行的土地政策。这完全是无法无天的国中之国！
　　五、中共绝对控制的武装力量
　　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绝对控制的武装力量，党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这是一九二七年中共失败以后在三湾改编红军的时侯，由毛泽东所建立的传统， 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仍然由党，而不是国家控制，支部继续设在连队上。连队有高于指挥员的政治指导员，营一级有教导员，团级、师级、军级都有政治委 员。在抗战的初期，中共曾经同意国民政府要求取消政治委员制度，不到半年就偷偷恢复，忙于战争的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毫无办法。
　　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规定：“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份：（甲）主力军， （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所谓主力军，即八路军、新四军，研究一下中共元帅、将领的回忆录可以发现，这主力军完全 不和日本军队对抗，对付日本军队扫荡的主要是各根据地的地方军，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初已经发展到九十几万，足以和损失惨重的国军抗衡；地方军，即主力军以外 的脱离生产的专业武装人员，如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在一九四三年八月有八万地方军。（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晋察冀分 局的指示》）（注7）。《聂荣臻回忆录》中的数字与此相合；“到边区参政会召开的时候（按：一九四三年一月），晋察冀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大的成 绩。边区政府已经辖有十三个专区，九十八个县，六百五十个区，一万五千三百多个行政村，共约两千万人口。……边区普遍实行了抗日民主政治制度，到一九四二 年底，边区部队已达八万三千多人，民兵有四十多万人。”（注8）；而“人民武装”，更是众多。根据《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组织章程》：“边区抗日 人民凡年在十六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等，均得登记参加为本队队员。”边区的文件规定，人民抗日武装的主要 组织是敌后武工队，核心是民兵组织，边区实行的是全民皆兵。所以中共的各个根据地，完全是一个独立于中国国民政府以外，由中共绝对控制的军事国家，不过这 个抗日时期的军事“国家”，一直蓄积力量准备推翻国民政府。
　　六、从内部分化瓦解国民政府
　　声称抗日的中共，需要保卫的是中国。但是却一刻也不停止地从内部分化瓦解中国抗日政府，这就是中共津津乐道的统一战线工作。如果说军事上，中共 和日本军队偶然还有冲突，但是所谓的统一战线，却百分之百是对付国民政府的，特别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全面分化瓦解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破坏抗战。
　　毛泽东对于统一战线有精辟的“十六字方针”，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一九四四年六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答覆晋察冀边区 当局关于大资产阶级有无所谓革命性问题时，按照毛泽东意见又有概括：“以人民群众（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利用矛盾，争 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份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总不会错。”统一战线的主要领导者是周恩来。周恩来在一九四五年的中共“七大”上以《论统一战线》为题目 向大会做报告。在节录周恩来的有关统一战线报告以前，要节录周恩来对蒋介石的看法。因为在一切公开场合都把蒋介石尊称为“校长”、“委员长”的周，在背地 里却把蒋介石一直骂作法西斯。正是因为中共在内部把蒋介石和国民党都定为法西斯，所以对于这“最反动份子各个击破”，造反有理。
　　早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周恩来就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为题做报告。第一段全文如下：“自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始抗战以 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于蒋介石国民党亦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多缺乏深刻的了解。只有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就指出他的动摇性和破坏性，抗战初 期又指出他的妥协与两面性，到今天更指出他的法西斯性。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启示，而且有其时代意义的。因此，我们现在便来讲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其 演讲分为四个部份：“一、问题的提出和回答”。周恩来在这里指出，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一直就是法西斯主义的。“过去只是因他的发展还没有像这样坏，故 未强调，并不是没有什么法西斯派。”既然这样，为什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几年前对蒋委员长如此尊重？“二、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蒋介石的思想继承了 中国古代的唯心论，其力行哲学和心理建设方面的四维八德、历史观、国家观、战争观、政党观等等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怎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成为了 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周恩来永远回答不出。“三、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即蒋介石的历史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周无法解释，他和中共怎么能够在法西斯的蒋 介石领导下一起北伐打倒北洋军阀，而那时候，连欧洲的法西斯都还没有出炉；“四、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纲和策略”，将国民政府的全部政策归纳为十二条，都是 法西斯主义的。其实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正在同世界上的法西斯德、意、日作殊死战斗；“五、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和活动”，归纳国民政府的统治是“最反 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那么斯大林的苏联呢？对照毛、周过去的内外言论，曾经一再歌颂蒋委员长和中国国民党，究竟什么时候说的是正确的？对于这 样的法西斯政府，当然在推翻之列，所以最后一段说：“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人民有他自己的解放道路，尽管蒋介石国民党将中国引向法西斯道路，但 中国人民一定会懂得和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脱离中国法西斯的影响和圈套，而走上光明的道路。”（注9）蒋介石当时就允许周恩来等在重庆设立办 事处，公开活动，办《新华日报》天天宣扬中共方针，不断造谣和骂国民党，在参议会有席位，庞大的中共党员组成的文学艺术家队伍，一直公开合法活动；就是败 退到台湾，实行和平土改和乡镇基层选举，为后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是“法西斯主义”吗？而毛泽东由周恩来当帮凶在中国大陆整死几千万人，成为中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的暴政，谁是法西斯呢？
　　周恩来将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都戴上法西斯主义帽子，是在中共的羽毛开始丰满，准备夺取政权的时候。夺取政权必须具备正义性，这就必须在全中 国百姓的面前将执政的国民政府和其领袖蒋介石委员长加以丑化，于是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加以充分发挥，然后是铺天盖地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活动，就像抗战 前期始终咬定国民政府是投降派当政一样。这是大敌当前的统一的国家内部所允许的吗？
　　蒋介石国民党既然是如此不可救药，当然应当打倒推翻。除了主要的军事手段以外，就是从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手 段。一九四五年周恩来在中共“七大”的报告分为两个部份，第一部份谈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一贯实行压迫中国人民的消极抗战路线，而共产党则实行人民战争的 坚持抗战路线，使得抗战走向胜利：“从‘九一八’以来的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一般地是停止了大规模的内战，发动了抗战，这是统一战线的成功。我们创造和扩 大了解放区，振奋了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但是，就在抗战之下还是有局部的内战，还是充满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动，这是国民党所实行的。 这个对立斗争现在还在继续着。”从九一八开始的抗战竟然是中共发动的，真是奇闻！以此为基础，编造了中共领导抗战的四个阶段，和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不 抗战的历史。周恩来所编造的历史，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几十年中共大量歪曲抗战历史的基础。
　　周恩来演讲的第二部份是《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其根据是毛泽东提出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革命对象和朋友的理论。关于“敌人”部份，周 说：“有的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在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只注意他们可以联合的一面，忘记了他们的反动性。比如抗战初 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参加了抗战，但还保有他的反动性。右倾的错误是替他擦粉，把他的反动性抹煞了。在一九三八年第二个武汉时期，说蒋介石 集团不是法西斯，不是军阀，这就错了。蒋介石确有反动性，他是军阀，是法西斯，一定时候我们不去强调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替他擦胭脂抹粉就错了。有左倾观 点的同志，在转变的关头看不到变化，只注意这些敌人的反动性，看不到他们可以联合的方面。”周说得很清楚，即蒋介石国民党永远是反动的，只是在一定的时 候，应当加以利用，但是根本上永远是革命的对象。看来，西安事变以后，蒋委员长容纳中共抗日是天大的错误，因为中共始终把他当作法西斯，当作革命的永远敌 人，中共主动请求的投诚式的改编，只是一种利用国民政府的策略。
　　至于不满意蒋介石的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是中共经常联合与交朋友的对象，也是分化瓦解的对象，周怎么在内部说他们呢？“对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不一 致，要分别清楚是哪一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势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 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按：中共经常把反对他们的人称为反民主，中共就成为民主的化身；称别人为投降派，中共就变 成抗战派）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在抗战不彻底上也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左的观点不承认这种矛盾，认为凡是 敌人，在一个时期内都要一律打倒。但是要打倒一切，就一切打不倒。”（注10）并且周恩来还进一步指出，昨天的敌人和朋友，今天往往是朋友和敌人；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按：一般指中国知识份子）都是一样有两面性，“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与他们合作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 他们的反动性，绝不能依靠他们。”周在这里一再例举了冯玉祥在本质上是反动的，而冯玉祥那时候，正在重庆和中共打得火热。从这里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毛泽 东夺取政权以后，在打倒蒋介石时候的盟友大部份都被陆续清算，成为了毛泽东专政的对象，就连唯唯诺诺者虽然逃过了历次运动，几乎没有一个逃过了文化大革 命。因为在中共看来，本质上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蒋介石一样是敌人，短时间利用而已，价值过去以后，再行清算。中共的对待朋友之道，令人 毛骨悚然！
　　最后周恩来讲领导权问题，要寸步不让。那时候中共从来没有掌握过全国的领导权，其意思是不断地、坚定不移地夺取领导权。周说：“所以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这是毛泽东的法宝。
　　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了原则和政策，如何来分化瓦解抗日的中国军队呢？
　　陈毅的统战工作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因为他一直和国民党中非嫡系部队长官交朋友，多次缓和了国军各部队联合对抗新四军的局面，然后先后分批地被 新四军消灭。陈毅性格豪爽，诗文俱佳，又到过法国，属于有教养之辈，正好弥补中共工农干部无知的不足，所以为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服务时，有其特殊的作用。也 正如周恩来的文质彬彬容易引起美国人和国民党有的上层人士的欢心一样。为了集中打击韩德勤，中共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就决定争取苏鲁皖战区正、副指挥李长 江、李明扬的中立。正好在一九三九年，总指挥李明扬希望十万发子弹通过新四军防地，于是，陈毅和二李搭上关系，李明扬甚至把有关反共的机密文件给陈毅看， 互相待如上宾。陈毅则一再挑拨李与中央政府和韩德勤的关系。同时，新四军开始做国军下层军官的争取工作，在一九四○年六月，二李部队和新四军在郭村激战， 由于李部所属两个支队的指挥官已经是中共党员，二李战败。陈毅在七月八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对二李分化瓦解是正确的：“此次战斗证明，历来对上层争取，积 极组织其中、下层的路线是正确的。”（注11）为了孤立韩德勤，陈毅亲自写信并派人到泰州，表示不打泰州，并且释放俘虏。毛泽东、朱德及时在七月十六日致 电陈毅、刘少奇，进一步就分化国军发出指令。并且中共中央军委具体指令“对二李采取缓和方针，对桂系李品仙也采取和缓冲突”，以便打击韩德勤部队。于是， 经过多次谈判，与二李达成口头协议，二李掩护新四军东进，交换条件是将若干防地让给二李，如果新四军与韩德勤作战，二李保持中立。孤立和包围了国军主力韩 德勤部队，于是在黄桥大战中完全将其击败。但是二李因此变得非常孤立，最后李长江投靠汪伪叛国集团，到了一九四一年二月，刘少奇下令讨伐叛军李长江部；李 明扬仅仅剩下一千多人，最后只有土崩瓦解。
　　如何瓦解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山东领导一纵队的徐向前回忆道：“首先要对国民党营垒在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就拿国民党在山东的头子于学忠、沈鸿 烈来说，二者是不同的。于学忠原来是东北军的，西安事变后与我党有过合作关系，在蒋介石那里并不吃香。……沈鸿烈则是典型的顽固派，死心塌地，反共到 底。……东北军是杂牌部队，驻山东两个军，万毅、解方等同志在那里积极进行党的工作，多数官兵愿意抗日，极少同我们摩擦。……石友三部则变了卦，完全听命 于河北张荫梧的指示，成为鲁南和鲁西北制造摩擦的急先锋。鲁南的秦启荣部，有沈鸿烈撑腰打气，更是顽固不可一世。……有了分析，才能区别对待，才能争取一 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注12）在重点打击的原则下，秦启荣部被全部击溃。
　　另外，道貌岸然的周恩来在重庆一再利用国民政府本身存在的问题，从上层分化瓦解，不停地拉拢失意政客，制造矛盾，已经有许多这方面的回忆，此不赘述。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强烈地批评国民政府不民主。实际上，全世界所有实行民主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政党在国家政权以外，以民主的名义像中共一样掌 握着军队；没有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政权组织，以反对和推翻国家为宗旨的小国家。中共既建立了国家政权所有的各种机构，又继续以民主的名义要求得到更多，声 称自己站在民主的一面；国民政府既领导了全民抗战，容许中共的国中之国存在，却一直被声称是抗战阵营中的政党指责为投降派和法西斯。
　　在德国、日本的败局定了以后，这样的国中之国，迅速地扩大力量，准备夺取全国政权。
　　在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报告说：中共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 包括了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多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注13）毛泽东一面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一面派军队进入国民党毫无统治基础的东北。八 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通知山东局、晋冀鲁豫分局、华中局立即组织力量进入东北；九月十一日，命令山东分局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十二万五千人分散进入东北， 他们及时得到了苏联红军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他们将国民政府
　　毛泽东这时发表和宣传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以模糊和动人的词句，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幻觉，以为中共会带给他们西方式的民主社会……。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
　　2、中央挡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集第161页。
　　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上第788-78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89年。
　　4、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第474-475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四年。
　　5、徐向前著：《我的回忆》下册，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七年。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78-379页，人民出版社编，1996年。
　　7、《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上第863页。
　　8、《聂荣臻回忆录》第552页。
　　9、周恩来著：《周恩来政论选集》上册第432-4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联合出版，北京，1993年。
　　10、《周恩来政论选集》第456-491页。
　　11、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第393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
　　12、徐向前著：《我的回忆》下册，第660-662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七年。
　　1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六卷 三、被出卖的民族
　　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之中，被当时只有二十年左右历史的中共出卖，以换取这个党的强大，进而夺取全中国。幸好， 全民团结在以蒋委员长为首的国民政府周围，以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以血肉组成的长城，在国际盟友的配合支援下，克服了内忧外患，打败了世界一流强国。这在 中国的历史上，永远是极为光荣的一页。
　　对于这场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的近代史专家刘大年教授指出：“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主要战场之一，有中国这个主要战场，才有东方反法西斯 的胜利。中国抗击日本兵力量最多。按日本军师团编制计算，‘七七’事变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历年投入到中国关内战场上的陆军，最多的年份占编制总额百分之九 十，最少的一年占百分之三十五，八年中平均占百分之七十六点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陆军主力仍然分布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摧毁的日军有生力量最大。‘九 一八’至‘八一五’期间，日军出国作战共伤病战死二百八十七万四千人，其中八十九万余人死于太平洋战争，多达一百九十八万四千余人是死在中国战场上的。中 国为战胜日本法西斯死亡两千余万人，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中国抗日连续八年，前期苏联援华物资约一亿七千万美元，后期美国援外物资共四百六十亿美元， 援助中国不过六亿三千万美元，不足七十分之一。中国是靠自己的力量作战到底的。国际形势的大框架，总格局，使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来自与同盟国共同对日 作战，这丝毫没有改变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地位。苏联红军是打败希特勒德国的决定的力量，仍然需要有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美军是 太平洋上打败日本的决定性力量，一直攻占了日本的冲绳岛，仍需要有苏联出兵东北，粉碎那里的日本关东军。……中国在打败日本的作战中的地位，正像欧洲战场 上的苏联，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那样。”（注1）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中国人，以血肉白骨的巨大代价，为人类的文明、正义和幸福作出了贡献。
　　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利用迅速壮大的力量不断从军事、政治上和日本一起夹击国民政府，消耗中国许多的抗日力量，这胜利还要辉煌得多。
　　关于中国方面付出的惨重代价，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总结式地写道：“我国自‘七七事变’被迫奋起抗战，以迄日本无条件投降，光荣胜利为止， 历时八年又一月另七天。其间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战斗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官兵死伤：陆军方面，阵亡一百三十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八 人，失踪一十三万零一百二十六人，负伤一百七十六万一千三百三十五人，合计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方面，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负伤一百四十 七人；海军方面人数损失虽然不多，然全部舰艇，都在开展初期得江防封锁与历次作战中，损失殆尽。而人民间接直接损伤者，则在二千万以上，流离失所者达一亿 以上。至于财产损失，资源损失，税收及日伪所发钞票损失，实在无法估计。”（注2）其中还有二百零六位国军将领为国捐躯，五百七十八万七千多位同胞被日军 惨杀。在一九四六年何应钦就出版了《八年抗战之经过》，后来在台湾看见中共一再窜改抗日战争历史的宣传，又目睹日本文部省修改其教科书，所以再召集僚属， 增订内容，更名为《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发表。可见其所例举数字等内容的慎重详实。
　　但是，中共在抗战中不仅仅出卖了中华民族，乘机迅速发展壮大，还在抗战胜利前夕，系统地编造了抗战是中共打的神话。编造了国民政府是不抗战的卖国政府的谎言，隐瞒和歪曲了中国人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艰苦抗战事实。这样如此会颠倒黑白宣传的政党，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
　　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刊印的题目是：《国共抗战成绩比较》，开头就说：“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三十六个师团六十万人的 百分之五十八（三十五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百分之四十二（二十五万人）。”最后一段是：“中华民族之兴亡，究竟系于共产党，还是系于国民党？就和各同盟 国配合上说，究竟是共产党起了配合作用，还是国民党起了大的配合？三岁小孩也是明白的。”
　　同一天《解放日报》的宣传攻势还有长文，题目是《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最后几句话是：“不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按：这是蒋 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的话），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假如没有共产党抗击如此大数目的敌伪军，不但中国亡了，就连国民党也早亡了，这难道还不明白 吗？”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这样说，谁又能去调查真假呢？
　　两天以后，《解放日报》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为题发表社论，在其中引用了三次归纳性的“事实证明”，分别抄录如下：“……事实证明了： 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而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游不击。”“……事实证明了：不是共产党是‘新式封建’和变相军阀，而是国民党反动派是老式封建和 道地军阀。”“……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万万取消不得，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一九四三年“九一八”十二周年，延安《解放日报》社论题目是：《国民党与民族主义》，以一万几千字系统论述共产党爱国和国民党卖国。（注3）在 中国，特别是正在流血的抗日战争之中，爱国与卖国是第一重要的，汪精卫卖国，马上就完蛋了。中共以爱国来粉饰自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东西。
　　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对中外记者参观团发表长篇谈话，这谈话中的谎言，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该谈话正式发表时，根 据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证实，毛泽东亲自加以修改。以下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集，摘录叶剑英谈话的大约四十分之一，让读者看看经过毛泽东修 改的文件，是如何编造历史的：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题为《中共统一战线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他指出：
　　“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为中国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有三 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根据我们 今年三月份的材料，日寇在华兵力共有三十四个半师团，约五十六万人。华北敌后战场的敌军，计有九个师团，八个独立团，两个独立骑兵旅团，合计十四个师团， 约二十二万人。八路军抗击了一一点七五个师团，占华北敌军兵力百分之八十五强；友军仅抗击了二点五个师团，占百分之十六弱。”然后叶剑英用大量的令人搞不 清楚的地名和部队名称，来证明他的数字。关于华中新四军，叶说：“在华中敌军，计十六个师团约二十六万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五十九点五（九点五个师团，友 军抗击百分之四十点五）六点五个师团。……以上三个师团全部为新四军抗击。第三十四师团……全部为友军抗击。”甚至至今仍然没有任何对日作战记录的中共华 南游击队，也在此声称抗击了日军百分之二十二。叶剑英总括说：“我们抗击了敌人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友军抗击了敌人百分之三十五点五。……一九三八年十月至 一九四四年三月，整整五年半时间，日寇对国民党有几次战役性进攻，并无战略性进攻，大体都是早出晚归，在此期间内，国民党的政策则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 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走了，袖手旁观。这个政策，就是今天河南、湖南所以失败的主因。……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份以 前，共产党负担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的一百一十余，即百分之八十四或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担负抗击的仅占百分之十六，即不足六分之一。” 叶剑英还公布了几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其一是，“抗战以来，我军死伤数目，八路军近二十九万，新四军近十一万，两军合计，死和伤近四十万人，其中阵亡团级以 上干部，据不完整的材料统计，八路军四百零九名，新四军一百四十六名。”其二是，八路军毙伤日军总数三十五万一千一百一十三人，另加俘虏日军两千四百零七 人，还有近三十万伪军；新四军更很少打过日军，举不出毙伤日军的战绩，就采取鱼目混珠的办法，和伪军混合，以日伪的名义，列出“日伪军”二十四万一千七百 五十人被消灭。
　　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中共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夸张得更大：“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解放 了广大国土，抗击了大部份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战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 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给他守卫的，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注4）毛泽东的许多撒谎，靠着中共的强有力的宣 传机器，特别是由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倾国家政经之力来神化他，他的谎言就变成了中共的历史纲要。
　　叶剑英的统计数字超出了常识，中共的八路军一共有多少个师？多少个团？以叶所公布的八路军牺牲的团长四百零九人计算，加上新四军牺牲的团长数一 百四十六人，等于五百五十五人，再除七（叶公布数字时是在一九四四年四月，那时只抗战了七年）平均每年要牺牲七十九个团长还多，夸大的不可思义。查北京解 放军出版社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共产党抗战英杰》一书，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些连长、营长，甚至包括去袭击国军而死的干部，一共才死六十二人。真正在抗 战前线打日本鬼子牺牲的团级以上干部，按照此书，只有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和谢家庆、叶成焕、丁思林、郭征、廖海涛五位英烈，不知为什么没有计算东北 抗日联军的杨靖宇将军和赵尚志等两位干部，大概他们和延安没有直接的联系，不属于八路军；而后来的彭雪枫是在抗战中进攻国民政府军队而死。以上解放军出版 社公布的中共团级以上干部的牺牲数字，只有叶剑英公布的六十分之一，多么悬殊！
　　这是中共在欺骗全世界。
　　暂且不论何应钦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存的史料，共有二百零六位国军将领在抗战中捐躯，仅根据中国大陆在一九八七年由河南出版社印行的《国民党抗 战殉国将领》一书，其中有姓名、籍贯、职衔、殉国时间地点和简历者，达到一百一十五位将军，如此多的高级将领牺牲在与日本军队的正面战斗中，就可以推测阻 击日本军队的艰难激烈的程度。
　　毛泽东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蒋介石在峨眉山观战不抗日。但是只要稍微查阅历史资料就可以知道，蒋介石上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发表讲话是 在一九三六年，那时在抗战爆发以前。自从“七七”抗战以后，从来没有再去过峨眉山。中共“七大”的主席台顶上的巨大横幅书写“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 进”，毛泽东作为一党的最高领袖，在神圣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亲自造谣，可见这个党的历史基本上是立足于谎言，可见这个党的领袖是什么 样的人。
　　如果抗日战争中，中共真正地像叶剑英和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抗击了大部份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日本军人死在中共手下的一定会占绝大多数。我们仍然 用中共自己的资料来说明问题。一九九四年，北京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血祭太阳旗》一书，这本书的许多资料都是从日本方面直接翻译，大多数年份的后 面，附有该年日本在中国战死的将领的小传。在全书最后的附录二，是《在华毙命日军将领录》，共有一百二十九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死在与中共的战斗中共 只有三个，一个是阿部规秀中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被八路军击毙，另外两个受伤不治而死。（注5）要知道，日本当时是世界一流军事强国，装备的精良，训 练的有素，远远非中国军队能够相比。但是，竟然有那么多的高级将领战死在国民政府军队手中，可见中国国民政府军队以血肉之躯抵抗之英勇，战斗之惨烈。叶剑 英却说，一九四四年的“国民党军队”在河南和湖南：“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走了，袖手旁观。”但是，根据《血战太阳旗》中翻译过来的日本方面的资料， 正是在一九四四年，如下的日军将领被中国国民政府军队击毙：
　　4月19日，陆军中将下川义忠在湖北被击毙；
　　6月1日，陆军中将横山武彦被击毙；
　　6月10日，日军的木村千代太中将在河南被地雷炸死；
　　在7月21日，和尔隆基少将在长沙会战中，被飞来的炮弹炸死；
　　7月23日，大桥彦四郎少将在湖南作战时被击毙；
　　8月6日，志摩源吉中将战死在衡阳城下；
　　8月20日，大西洋少将在空战中被中美联合空军击毙。当然，这一年不可能有一个将领死在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国军高级将领在抵抗日本的《一号作战》中（正是叶剑英和中共报刊所讽刺的），竟然壮烈地牺牲了九位，他们是李家钰将军、陈绍棠将军、周鼎铭将 军、王剑岳将军、王甲本将军、阚维雍将军、陈济恒将军、史蔚馥将军、吕旃蒙将军，同期在其它地方牺牲的还有卢广伟将军和张景南将军。有的将军虽然没有战 死，但是仍然可歌可泣，例如衡阳保卫战就非常壮烈。在所有援军被日军击退的情形下，方先觉率领的第十军坚守了四十多天，全军绝大部分伤亡，无一退却。在日 军突入衡阳城以后，国军逐街逐屋进行防守时，方先觉给蒋委员长拍发了如下电报：“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军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 堵击。职等誓以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绝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注6）此战役令日本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伤亡达一 万九千多人，几个将军战死，连参加此战役的日本军人都佩服方先觉等中国将士的献身精神。
　　仅仅在这一年，中国军队就有这么多将军殉国，数十万国军伤亡，中共却把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说成是“招架一下”、“袖手旁观”！而八路军、新四 军在此时除了占领土地（日本人消灭了在土地上的中国军队）、扩大根据地，碰过日本军队吗？拿得出任何战果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现在却仍然把叶剑英的谎 言选入，正是要继续欺骗后来者。中共已经靠欺骗获得巨大利益，能不叫谎言继续吗？
　　事实上，自从抗战初期，中共的根据地和日本人在华北的利益冲突，造成中共军事将领进行“百团大战”，日本人损失了好几百个人和不少碉堡、铁路， 导致了日军进行报复扫荡以外，自那以后，八路军和日军之间达成了事实上的默契，八路军不打日军，担负太平洋作战军力深感不足的日军，也就不去打八路军了， 这就是毛泽东的著名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日本人何必去打不犯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呢？而且八路军的第二号人物彭德怀就因为这抗 日行动被批判了几十年，还有谁再敢去攻击日军呢？这些历史事实，只有在几十年以后，由中共中央的文件才能够见到真相，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若有任何叙述事实 的反驳，都会被认为是宣传；其实相反，宣传工作正是共产党的强项，中国共产党靠长期地、系统地宣传，几乎在中国大陆被塑造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
　　关于日军在中国的伤亡人数，各种记载不一致。
　　何应钦在他的《八年抗战》中，记载日军在华的死伤人数是二百四十一万八千零二十八人，其中死亡四十八万三千二百零八人，受伤的是一百九十三万四千八百二十人。何应钦的数字很谨慎。
　　黎东方教授是现在海峡两岸都接受的著名史学家，他所用的日军在华伤亡的数字，没有用国民党的统计，也不用中共的统计，而用日本陆军部的部分统 计，这就避免了政治宣传的夸大缩小的可能。关于日军死伤总数，黎东方说：“伊藤正德在他的《军阀兴亡史》中，列了七十八万九千三百七十人，作为在华日军的 死伤总数。他不曾把桂黔会战和湘鄂赣会战的日军死伤人数包括进去。倘若包括进去，则在华日军死伤人数总数可能超过八十万人。”他根据日本统计的日军伤亡数 字，但是只有几次具体战役，材料不够。
　　中共所能举出的平型关袭击辎重部队之战，并歼灭日军几百人的战绩，应当包括在平型关战役之中，平型关战役则包括在太原保卫战之中；关于百团大战 中消灭日军几百人的战绩，黎东方教授根据日本的统计，有如下的一段说明：“中共军队于民国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发动了对日的攻势，所使用的兵力 有刘伯承第一二九师的七个团与贺龙第一百二十师的两个旅（计四个团），以及国民政府第二战区长官所创立的若干游击队。中共所破坏的是正太铁路、同蒲铁路， 以及一段平汉铁路，这三条铁路上的若干火车站与仓库。他们于九月二十三日于榆塞的一个中学里面杀死四百个日本兵，又在武乡县附近的官家庙击溃日军第三十六 师团的一个大队，使得这个大队丢下了二百八十具尸体。”（注7）这主要两地一共击毙日军六百八十多人。加上其它地方，应当上千人，这是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 的悲壮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由毛泽东宣布抵挡了日军百分之九十，却举不出在何时、何地，更举不出稍微象样一点的战役！
　　北京中央编译局根据日本的数字，在《血祭太阳旗》的最后有《侵华日军伤亡统计表》，从1931年开始，每一年的伤亡数字都有，特抄录如下：
　　时间（年）　伤（人）　　亡（人）
　　━━━━━━━━━━━━━━━━━
　　1931　　　　4,800　　　　3,000
　　1932　　　　1,800　　　　1,500
　　1933　　　　2,400　　　　2,100
　　1934　　　　1,000　　　　800
　　1935　　　　2,700　　　　1,900
　　1936　　　　2,500　　　　2,700
　　1937　　　　170,000　　　160,000
　　1938　　　　240,000　　　250,000
　　1939　　　　88,000　　　 57,000
　　1940　　　　103,000　　　83000
　　1941　　　　113,000　　　68,000
　　1942　　　　76,000　　　 27,000
　　1943　　　　123,000　　　77,000
　　1944　　　　158,000　　　147,000
　　1945　　　　86,000　　　 74,000
　　─────────────────
　　总计　　　　1,172,200　　1,055,000
　　━━━━━━━━━━━━━━━━━
　　将以上伤和亡的数字加起来，就是二百二十二万七千二百人。（注8）
　　显然，何应钦和黎东方的数字比这都太小！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大年教授，他引用的数字是：一百九十八万四千日军死在中国战场。他是利用日本军人出国作战死亡的总数，减去在太平洋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就是在华死亡人数。此数与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公布的数字相差不大，
　　胜利夺取政权以后的毛泽东，在几十年统治中，却一直系统地宣传国民政府是卖国政府，抗战是中国共产党打的，以便获取民心。因为任何出卖民族者，在中国人心目中，是难以饶恕的罪人。
　　为此，对于国民政府领导抗日战争所留下的许多壮烈的遗迹，当然必须销毁。所以从中共执政起，就系统地把牺牲的抗战官兵的各种纪念遗迹，如纪念 碑、铜像等陆续全部拆除。如南京灵谷寺的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军的牌位，如在衡山之麓的为纪念在湖南几次大战中牺牲的官兵，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且供奉 烈士的牌位，都先后一并销毁；如在成都市中心盐市口的王铭章将军、李家钰将军、赵裕斌将军，和抗战中率领川军上前线在武汉去世的刘湘将军的坟墓，都在文化 大革命中被焚尸扬灰；甚至抗战中在重庆去世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坟墓，也被挖掘焚毁；牺牲了那么多的中国士兵，他们个个都应当被永远追念，但是如今已经没 有一个抗日军人的公墓……。
　　一九八○年代，这些坟墓大都恢复了，但是里面却大都是空空的。……为国牺牲的几百万中国官兵的魂魄，只有在地下哭泣，多么悲惨！他们被日本军队 杀死，然后被中国共产党焚骨扬灰，在他们所成功保卫过的中国国土上，他们连一小片葬身之地都没有……。对比美国在各次战争中所牺牲官兵的烈士陵园，都是青 青草地上排列着白色的整齐墓碑，让烈士们安静地躺卧，让蓝天白云陪伴着他们，让轻风抚摸着他们……。再对比日本侵略者的亡魂，都仍然被供奉在靖国神 社……。
　　所有中国人都会为此悲泣！为此愤怒……！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以出卖中华民族来换取了一党的巨大私利，终于夺取了政权。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而言，是大大的有功之臣，但是对有好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是大大的罪人！
　　而战争也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传统社会，破坏了早就千疮百孔的农村，加速了财政的破产；国家的权力本身带来腐化，执政党的内部派系为了利益而不和；以及国际环境都不利于治疗战争的各种破坏，这也给中共带来了方便夺权的机会。
　　后来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利用国家机器，长期而系统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苏俄式价值观，企图使中华民族失去灵魂。但是，毛泽东最 后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从历史宏观角度讲，是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较量的失败，中国人仍然不自觉地选择以家庭为中心的亲情生 活方式。中华民族的灵魂虽然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却仍然依附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躯壳上，以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形象在世界上屹立着；但是伦理本位的观念和民族文 化的精华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也许一、两代人都难以恢复；并且现在公认毛泽东时代整死、饿死的人数在四千万以上，其中包括了大批的知识精英；加之毛泽 东～中共在抗战之中长期对中华民族的出卖，他的功过在何？他难道不应当列入吴三桂、石敬塘、汪精卫一类的出卖民族者的行列吗？其实（毛泽东～共产党）要比 这些历史上的大汉奸超过许多。
　　毛泽东在抗战中损伤民族利益，并不是孤立的。例如统一战线的头号执行者周恩来就是一清二楚的，难道他们也存心卖国吗？因为在那具体历史时期，一 代人都有自己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这信仰中规定了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所以他们忠实地执行──最初忠于苏联，后来忠于即将全面夺取江山的党。所以抗战完 全是中共利用的“工具”，而不是真正要去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个党的方针就是如此，党的领袖们从来没有立足于民族的是非观。
　　历史的真相必须首先揭露，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必须总结，当负的历史责任不容许逃避。毛泽东～中共摧毁中华民族的行为之所以能够连环进行，就因为历 史真相被篡改和遮掩，也就从来没有得到起码的揭露和清算。中国人自会明断是非，天下自有公论──这就是天下的走势──以中国人的人心为转移。
　　从秦汉大统一以后，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风雨，度过了多少危机，总是从黑暗中一再迎来柳暗花明的盛世，抗战中，中华民族虽然外有强敌，内有国贼， 仍然取得了最后胜利；毛泽东执政，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再遭严重摧残，但中华民族仍然挺立在世界，以中国文化精神凝聚的民族，必将在新的时代、新的世界 作出更伟大的贡献。
　　【注释】：
　　1、刘大年著：《中国抗日之中史丛书》总序言，录自《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二页，北京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五年。
　　2、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455页，国防部史政局编印局，台北，中华民国七十四年。
　　3、中央挡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集第542-576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集第610-619页。
　　5、柳风著：《血祭太阳旗》第375-385页，中央编译馆出版社发行，北京，1994年。
　　6、古屋奎二著《蒋总统秘录》，第十三集第134页，中央日报社出版，台北，中华民国六十六年。
　　7、黎东方著：《中华民国史》第321-325页，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台北，中华民国79年。
　　8、《血祭太阳旗》第379页。

拈花一周微2011-08-01 04:21:27

拈花时评1 不明真真相 【中国式碑剧】黑龙江方正县为了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为侵华日军逝者立了个碑，为了GDP和政绩，当地政府竟然贱到这种地步，你TMD怎不建个靖国神社 呢？一周前的温州事故名单调查不清楚，几十年前死掉的人名单调查的清清楚楚；反右、大跃进、文革死掉几千万人没有建碑，给侵华日军建碑。这就…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傅剑锋：另据目击安顺群体性冲突的贵州朋友称，数千武警到现场后，除了如东早《安顺残疾摊贩之死》所称，武警施放爆炸性武器致多人被炸伤外，该友还称，有 人想拿出手机拍摄或打电话者，手机全被抢走摔碎在地几百部。有一小学校长办事路过见路堵就打电话，结果被四名武警误以为是拍照拖入小巷爆打至重伤
拈花时评1 【赞】潘一恒，D301动车司机，两秒钟内，本可以逃生，却全力按下制动手闸，以至手闸把手瞬间穿透胸膛，因此，而挽救了上千人的生命没有＂坠入桥下＂。 而有人却将＂7.23事故＂原因归结为：动车司机疲劳驾驶！TMD，丧尽天良！图为潘一恒七岁的儿子，在爸爸殉职的地方号哭：爸爸，和我一起回家吧…转一 次…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国务院调查组成员粗暴拒绝采访】7.23事故调查组已入驻距温州市区3公里的景山半山腰的四星级“雪山饭店”。中国新闻社记者王全宝联系专家组成员北京 交通大学原交通运输学院院长、教授纪嘉伦，联系采访，纪称：如来采访我立即报警，高检都在这里。记者即即告知；“警察没有管理记者采访的职权”。
拈花时评1 @茗礼堂-红茶味道：广州一编辑昨晚说“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这个国家，无数只恶棍的手， 在羞辱着你。”《新京报》一编辑说“坚持又坚持、妥协又妥协之后，仅存的4个版也被和谐。长歌当哭。没办法，我们要为2000多新京报员工饭碗考虑。”
拈花时评1 @中青报王超：铁道部举全部之力，媚上欺下，经营几十年。有一友，为国家某核心部门小卒，曾追随领导火车出行。所见所闻，令此友目瞪口呆。专列之奢华，服 务之到位，甚至列车服务员，皆为国色天香。为方便地方官觐见，列车每到一大站，停车一小时。对前方普通乘客则广播说，因各种原因晚点。
拈花时评1 刘志军是一个拍马高手，为了接近hjt，把所有的列车都命名为“和谐号”，实在是无耻之极。以前报道过，wjb和xjp联手对付刘志军，就是趁hjt出访的时候，将刘志军抓捕。
拈花时评1 铁道部的腐败已经达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兴建高铁的所有子公司、承包商，几乎都是铁道部的亲戚朋友与亲信，连一个螺丝钉供应商，也是铁道部副部长的弟弟， 更别说什么信号灯等一百多各供应商。铁道部这些年从上到下，已经烂透，转移到海外的资产总数已经超过了对高铁总投入的一半，都做好了潜逃的准备。
拈花时评1 新京报@小才一碟: 未能发出的哀悼：俺的#温州动车追尾#之逝者版再接禁令，因压力，最终被撤。立版存照。
拈花时评1 原定的《新京报》7月30头版，已被和谐…朋友说：觉得做媒体前途渺茫，恶魔就在身边。我说，做媒体，越离近真相，离政治斗争越近，始终挺着腰杆做事，怕 什么？如果我们都退却，还指望谁来过问真相？”虽然，始终离真相有距离，不过，我们有无限逼近的可能。这是个不眠的夜晚，我们哀悼！
拈花时评1 上海《东方早报》也罕见以纯文字、大幅留白、变换字体大小的方式,无导读、无图片,直接印上白底黑字,摘录温家宝答记者问:「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人 的生命安全」,「救人。铁道部是否做到,要实事求是回答」,「关键在于能否让群众得到真相」等,表达报社的立场与价值判断。
拈花时评1 其中最瞩目的是上海《青年报》,该报头版昨近乎开天窗,版中只有温家宝前日在事故现场献花鞠躬图片,以及出事动车D301和D3115两个编号,最下边则 是一行小字: 2011年7月23日20:34,即车祸出事时间。独特的版式胜过千言万语,冲击读者视觉感官。据指该报昨日大受欢迎卖断市。
拈花时评1 CNN发布一份各国“带薪假期”时间长短的排行榜，巴西和立陶宛以41天居首，中国以21天排名最后，其中包括国家法定带薪假日11天以及每年最低带薪年 假10天。部分国内上班族表示，并没有21天带薪假期，法定带薪假日及年假都无法保证。评：报告，中国人全都是驴子，不需要休假。 http://url.ifeng.com/AIfF…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安徽砀山县房产局局长刘某曾被妻儿联名举报贪污嫖娼。一审刘某获刑19年半，庭审时刘某否认全部指控，坚称自己无罪，而其妻儿也已经后悔当初的举报行为。 近日，安徽宿州中院最初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http://url.ifeng.com/AI4H
拈花时评1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安徽铜陵长江公路大桥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施工单位是近来被质疑为“塌桥公司”的湖南路桥集团公司。该桥管理处的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网曝内 容属实。目前，安徽省已对大桥投入6000余万元维修和加固，近期工程即将完工。http://url.ifeng.com/AI3l
拈花时评1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首先发布了青海玉树地震捐赠收支和资助使用的有关情况。目前，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或地方红十字会向玉树灾 区进行捐赠的个人或企业，在该平台还无法查询。评：至于你信不信，我是不信的。弄什么平台都有鬼，彻底失去信任了。 http://url.ifeng.com/AHZE…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河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29日通过决议，接受开封市原市长周以忠辞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此前，经河南省纪委初步查明，周以忠在南 阳、开封任职期间收受巨额贿赂，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犯罪。评：巨额是多少？别弄三两千万来骗人了，哪有那么清廉 的？http://url.ifeng.com/AHW8…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7月30日23时45分，两男子在新疆喀什劫持卡车，杀死司机后驾车冲向人群，两人下车持刀砍杀路边行人，造成6人死亡，28人受伤。一名犯罪嫌疑人死 亡，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伤者正在医院救治，警方称正侦破案件，并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范力度。评：新华社的稿，别说造谣了，不过也难说。 http://url.ifeng.com/AHRZ…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你收的税费一分都没少，税费路费不减还增，你让其他人少赚点血汗钱，甚至赔点，你想这可能吗？？？
拈花时评1 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到北京街道与家庭主妇谈物价上涨的话题，他表示国务院曾发170余道文件调控物价，发改委也曾制止企业涨价。6月，央行公布报告称 68.2%的居民认为物价高得难以接受，物价满意度持续走低。评：光看170多这个数字就知道这个机构已经失去影响力了，同时显现局面已经基本失控 http://url.ifeng.com/AHOs…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贵州安顺事件进入“秋后算帐”阶段。
拈花时评1 王青雷：中国社会到底该怎么办？所有的追问，最后都不了了之；所有的质疑，最后都无果而终。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不能游行示威，不能问责政 府，没有希望改天换日。网路的声讨也只能是民意的互动，而并非行动。一个名义上属于全体公民的国家，而实际上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为什么？凭什么？
拈花时评1 王青雷：没有看《建党伟业》，也永远不会看。回望历史，这个党派已经完全违背了它当年革命的初衷——让人民翻身做主人。政党独裁比枭雄独裁更具有欺骗性，它假借历史和人民的名义统治国家，让更多的既得利益者维护它的合法地位。
拈花时评1 王青雷:作为媒体人，感慨于在日本大地震的报道中NHK显示出的真正的客观、理性、公正的媒体精神和职业操守，它甚至超越了日本政府成为大灾难中日本的品 格。这是一个〝公共电视台〞而非所谓的〝国家电视台〞呈现的风范。他们及时迅速的公布政府信息，但并不代表政府，或者成为代言人。
拈花时评1 酒逝魂醉ABC: 再删再发 草~~终于找到照片了！所有武警及救援人员在等候领导讲话，没有第一时间救人！尽是做秀！！！
拈花时评1 王青雷：看中东世界的变化，设问自己：没有〝花样革命〞是否就无法迎来自由、民主的国家和生活？〝改革向左，开放向右〞—类似这样的〝中国式悖 论〞，在当今中国比比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悖论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悖论时代。因此，我们苦苦求解，却总是无果而终。谁能给中国一条出路？只有提问。
拈花时评1 王青雷：今天一位亲近的同事说,〝目前的困境是暂时的〞，我反对！明明困境是长久的，顺境才是暂时的。我们老是打乱领导的部署，其实这么多年，部署 来部署去还是那个进一步退两步的熊样，真的改变过吗？我总是有些担心的：老是这不让报那不让报，最后换来的会不会是中国民众的〝以暴易暴〞？
拈花时评1 伊能静：〝法国飞机失事，残骸数年没有清理。即使一小片残骸也会查清楚如何断裂、切割面怎么形成，瞬间的撞击力、撞击距离等等细节，并用计算机模 拟还原失事现场，以防止下一次悲剧发生。如果是雷击，雷雨中运行的动车如此频繁，怎么避免下次雷击？前班车停行时，如何通知车辆全体停行，谁能负责回答
拈花时评1 汪明荃：〝温州高铁已极速恢复通车了！—-谁人敢坐？列车相撞事故是人祸？天灾、防雷击能力不足？自动停车系统失灵？有没有尽全力抢救？车厢残骸未经仔细 检查，己被长埋地下，要毁灭证据？黑盒己找到，市政府要清楚交待事件责任,还枉死的同胞一个公道！下台或鞠躬道歉不代表能解决问题！！！
拈花时评1 网络上即传出cctv《24小时》栏目的制片人王青雷因节目中批评了铁道部被停职；白岩松主持的《新闻1+1》遭停播。据称，王青雷因动车追尾报导事件被停职，原因疑为他在新闻播报前表达了一番对国家现状的悲愤，以及不要把车头这么快埋掉的话。
拈花时评1 据路透社报导，高铁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种选部第二天就发出指令，限制对这场灾难的报导。种选部要求媒体以“大灾面前有大爱”为主题报导此事：“不质疑， 不展开，不联想”。种选部还要求媒体不要调查事故原因，并提醒记者报导此事应以官方信息发布为准。引起国内一些媒体反弹抗议。
拈花时评1 一家广州报社的资深编辑说：“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这个国家，无数只恶棍的手，在羞辱着你。”
拈花时评1 一名北京新闻从业者说：“为今晚的扼杀气愤却又无奈，不得不从。在中国，一切媒体都是党报，一切新闻人都是臭不要脸，一切遇难者都是我们自己。”
拈花时评1 《新京报》一名编辑解释被迫撤版的过程：“坚持又坚持、妥协又妥协之后，仅存的4个版也被和谐。长歌当哭。没办法，我们要为2000多新京报员工的饭碗考虑。”
拈花时评1 今夜，百家报纸在无声撤版，数以千计的评论者的稿子被毙稿；头七的夜，万个游魂在无处安放。
拈花时评1 新京报@小才一碟：未能发出的哀悼：俺的#温州动车追尾#之逝者版再接禁令，因压力，最终被撤。立版存照。
拈花时评1 原定的《新京报》7月30头版，已被和谐……朋友说：觉得做媒体前途渺茫，恶魔就在身边。我说，做媒体，越离近真相，离政治斗争越近，始终挺着腰杆做事， 怕什么？如果我们都退却，还指望谁来过问真相？”虽然，始终离真相有距离，不过，我们有无限逼近的可能。这是个不眠的夜晚，我们哀悼！
拈花时评1 还有编辑称：“做媒体，越离近真相，离政治斗争越近，始终挺着腰杆做事，怕什么？如果我们都退却，还指望谁来过问真相？”
拈花时评1 有报社编辑呼吁报社老总鼓起勇气抵制禁令。媒体人阿丁呼吁：“媒体老总们，请在此刻积蓄勇气、唤醒良知、拒绝附逆、干掉猥琐、放行真相；禁令是用来突破的不是用来奴才听令的，绳索是用来挣脱的不是拿来自缚手脚的，这一回，能不能站着把新闻做了？”
拈花时评1 甚至官方新华社的稿件都被禁止。晚间，新华社紧急通知，此前向各报社订户播发的《（中国网事）期待一个负责任的交代——网络热帖〈“7．23”动车事故的五点存疑〉的记者调查》稿，“暂缓使用”。
拈花时评1 《21世纪经济报导》原八个版的动车追尾事故的相关报导，晚间禁令到达后，不得不临时撤版换稿；《中国经营报》有8个相关版面被迫临时换搞。《新京报》撤 下了新京报A15版《逝者》、A16版《目击：我们都是幸存者》等多个版面；《钱江晚报》撤下了两个版的《停下1分钟》；《华商报》撤下了3个版的评论周 刊
拈花时评1 《南方都市报》更以全黑首页，带出16版专题报道，总题为“真相是最好的纪念”，并配以社评，如杜鹃啼血，痛悼遇难者，叩问责任人，呼吁“我们拒绝用死亡 叠加的高速发展，我们相信真相的力量”；《南方日报》也以社论方式，喊出“应把经济发展步伐放慢点，让人民的尊严也能坐上高速列车，与社会同步”。
拈花时评1 上海《东方早报》也罕见以纯文字、大幅留白、变换字体大小的方式，无导读、无图片，直接印上白底黑字，摘录文假包答记者问：“zheng府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救人。铁道部是否做到，要实事求是回答”。
拈花时评1 上海《青年报》头版近乎开天窗，版中只有文假包前日在事故现场献花鞠躬图片，以及出事动车D301和D3115两个编号，最下边则是一行小字：2011年7月23日20:34。独特的版式胜过千言万语，29日大受欢迎卖断市。
拈花时评1 zhong选部的禁令下达之后，国内媒体人在微博上一片抗议，“要开20几个版面天窗”……。有多家报社的编辑在微博上贴出了因禁令被撤下的版面，也有记者在个人微薄上转播再也无法上版的新闻。
拈花时评1 29日晚，种选部即下达严厉封杀令，禁止媒体报导温州动车事故。令媒体从业者震怒。而此前，问加包对温州动车事故处理“公开透明”的指示刚过。29日至少 有近百家都市类报纸，引用文假包“要给群众真相”、“是否救人第一，铁道部要回答”等做头版大题，形成“千夫指向铁道部”舆论倾向。
拈花时评1 另据早前铁道部指D3115列车是遭雷击后失去动力停车，被后车D301追撞，罪魁祸首是雷击，国家电网昨驳斥指事发前后高铁电网并无受雷雨影响，停电说并不可能，而全国雷电防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关像石，他说：“此次事故绝对是人祸!”
拈花时评1 专门研究内地高铁发展的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质疑，铁道部为何容许设计有缺陷的讯号设备进入铁路系统，又指铁路运作不能全靠值班人员观察指挥，因调度人员亦不会知道讯号出问题。赵坚认为，今次事故正是大规模发展高铁的后遗症。
拈花时评1 骆琳在会后向记者指出，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再次暴露现阶段中国快速发展与安全管理两者存在问题与差距，调查组将全面调查包括行车资料记录仪及残骸实物 等资料，同时亦会调查铁路管理与列车控制系统，亦会将传媒及网民的质疑作为线索参考，结果争取在九月中公布。
拈花时评1 安路生分析铁路部门问题时称，讯号故障后，电务值班人员没有意识可能出错、温州南站值班人员未能发现问题、温州南站电务值班人员亦未按有关规定进行故障处 理，反映铁路设备质量、人员质素、现场控制等均出现问题，暴露铁路部门安全基础薄弱，安全管理不到位。
拈花时评1 新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在会上表示，事故是由于温州南站讯号设备设计存在严重缺陷，该讯号设备由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负责设计，○九年九月二十八 日投入使用，讯号设备于惨剧发生当日遭雷击故障，前车在路轨上停驶，讯号灯误将红灯(停车)讯号显示为绿灯(通行)，没有给后车提供正确讯号。
拈花时评1 新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直指温州追尾事故是人祸。他在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会议上承认，惨剧因讯号设备设计出现严重缺陷及人为疏忽引起，另国家电网经检 查后，驳斥铁道部的“雷击肇祸说”，怀疑惨剧起因另有内情，铁道部难辞其咎。调查组组长骆琳称，调查组将争取在九月中旬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拈花时评1 新京報@潘采夫：刚刚才知道我的同事们进行了怎样的抗争，又忍受了多大的屈辱。中字令之外，晚上又连续接到光明顶三次施压，变本加厉，凶相毕露。报道版面从7个，到6个，到5个，4个，到0个，如遭碎刀凌迟。末代统治者失去了最后的自救机会。
拈花时评1 玉珍翡翠：【 清场 】警察驱散对温州撞车事故“头七纪念现场”人群，并将现场点起的祭奠、纪念亡灵的一排排蜡烛扔掉！！！看到此新闻，全国人民的心都凉了！。。。 拈花评：tmd警狗！！！
拈花时评1 遭到撤版的报刊包括北京《中国经营报》和《新京报》、广州《21世纪经济报导》、浙江《钱江晚报》和西安《华商报》，撤版数目达两至八版。此外，新华社也 据传在星期五（29日）晚上发布了紧急撤掉《（中国网事）期待一个负责任的交代——网路热帖〈“7·23”动车事故的五点存疑〉的记者调查》一稿
拈花时评1 傅剑锋：另据目击安顺群体性冲突的贵州朋友称，数千武警到现场后，除了如东早《安顺残疾摊贩之死》所称，武警施放爆炸性武器致多人被炸伤外，该友还称，有 人想拿出手机拍摄或打电话者，手机全被抢走摔碎在地几百部。有一小学校长办事路过见路堵就打电话，结果被四名武警误以为是拍照拖入小巷爆打至重伤
拈花时评1 【猪狗一般的中国人】《拉贝日记》书中只看到一个中国女人闪耀着人性尊严，其余只知道跪地哀嚎，像猪狗一样被人凌辱和屠戮。最让人惊讶的是鲜血未干之际， 安全区中国人居然放鞭炮庆贺春节。连拉贝也惊叹：这些中国人，只要自己不被杀掉就可喜可贺····（转）
拈花时评1 贵州小贩邓启国，七月二十六日死亡，二十九日法医鉴定非机械性死亡。七月二十六日，安顺市西秀区城管大队二中队指导员王胜带队，在西秀南华路开展清理摊贩 占道经营工作中，与在此摆摊的邓启国发生纠纷，后邓启国倒地死亡。非机械性死亡，没有心脏疾病。至于你信不信，我是不信的。
拈花时评1 邢晓瑶: 我爸爸是个铁路工人—-货运员，搞运输铁皮车货物的，刚才我打电话给他，他给我说，这个月，他被扣掉了2000块钱的工资，原因是上海铁路局某领导说，动 车出了那么大的事，赔那么多钱，每一个铁路工人都有责任。难道说赔的钱全部是从工人这里搜刮来的？我很愤怒，请大家帮我转发，我想知道真相
拈花时评1 29日，网传“郭美美于今天上午9点左右、在望京住处被警方带走，纪委带走某副会长协助调查、其办公室已经被封。”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副秘书长李庆一否认有 副会长被带走，但不知道郭美美的情况。评：那个“网传”的帖子我也转发了，还会有下文吗？关注！http://url.ifeng.com/ACvn
拈花时评1 霍倾城: 【声音】人肉此人！请大家关注！铁道部内部官僚口放狂言。。。伟大的铁路干部如是说：“铁路拒绝向社会透露任何信息又能怎样？。。你们又想当biao zi，又想立牌坊！火车就这样，你们爱咋嘀咋滴！你们又能怎样？”
拈花时评1 王勇平，我求你了，我给你一百万，你去死！为什么死亡名单上没有我孩子的名字？到底还有多少人的名字没有登上去？我儿子生前手上戴的小手镯不见了，银色 的，上面有波浪花纹。有看见的请通知我一下。谢谢你们了。希望你们能够体会一个母亲的心，做做好事，看见的通知我一下。求求你们。–帮帮可怜的孩子
拈花时评1 仁寿Daived: 黄丝带今天是温州动车事故罹难同胞的头七，转发此微博，哀悼温州动车遇难同胞，以这样的方式寄托我们的哀思。祝福祝福
拈花时评1 tmd的煞笔奴隶，当初他只要下令严查，下令追究，下令公开，四川的豆腐渣校舍怎么会不了了之？你们还相信他？做奴隶把你们的脑袋做蒙了眼睛蒙了心，白痴！！！谁稀罕他去现场，他该做的事情做了吗？他下令就够了，下了吗？
拈花时评1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个老家伙随便就骗倒了那么多人，因为你们都是奴隶，看到那么高地位的家伙放个屁都本能地拜倒了。可是你们想想，以他的地位，他只要说一 句：“我的命令，公开事故真相。”就什么都有了。他说了吗？什么叫做那里有灾难都有他？我只要求他做该做的事情，演戏不包括在内的！！！
拈花时评1 沐槿儿： 凤凰周刊记者袁凌的连续三条微博，撞车原因已经逐渐清晰。其实只要琢磨原本应该先到的D301为什么会追尾到应该后到的D3115就差不多明白了。。。
拈花时评1 潘敏珠pmz: 火今日台灣蘋果日報，標題觸目驚心，圖片更是震撼我心，溫州高鐵，毀尸滅跡，全球瞠目結舌！冷血官僚，不救人，只顧搶通車。
拈花时评1 郭瑶: 我，不稀罕这50万。如果我给100万，能让王勇平和盛光祖都去死，那我马上把房卖了！
拈花时评1 第N个P民：安顺城管打死人后，“人民警察”对普通民众的所作所为，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拈花时评1 谢作诗经济学者： 【郭美美事件最新消息】传检方已掌握确切证据，郭美美于今天上午9点左右、在望京住处被警方带走，纪委带走某副会长协助调查、其办公室已经被封。事实证明 舆论与民众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铁道部的事没完！要求真相！！ 大家再接再励！！！
拈花时评1 应该是跟我同姓的那一个!
拈花时评1 温粥暖：【铁道部对遇难者家属下最后通牒：7月30日前必须签署赔偿协议 逾期不候】刚刚接到遇难者家属发来的消息，铁道部对家属下达最后通牒，如果在7月30日之前不签署赔偿协议（金额91.6万），铁道部就撤离温州，停止对 该事件的协商。家属表示对此感到很无助，但是绝不妥协，绝不签署！ PS:大家快转，…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草根屁民 ：【 高铁上市公司招待费惊人 一年花数亿】据每日经济新闻调查，在25家铁路产业A股上市公司中，世纪瑞尔、辉煌科技、广电运通等公司去年人均差旅费超过10万元，鼎汉技术等6家公司 去年销售人均招待费都超过了2万元。他们招待了谁？报道说，高铁产品一般只有一个销售对象，那就是铁道部。拈花评…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这些狗东西除了掩盖真相以外，什么都不会做，无能的白痴！！！
拈花时评1 鱼丫头:新闻又说还有失踪人员。丫的，请问是海啸？是地震？是泥石流！还是沉船？现在是车厢追尾了，可还在原地，顶多也就是胳膊个脑袋不在一个地方，还失踪？我看失踪的人是被你们埋了。铁道部你来解释一下这又一奇迹。NND
拈花时评1 “人民警察”真tmd好武功，如果你还相信“人民警察”这个屁词，那你的智商连屁都不如！
拈花时评1 杨峰: 陈委员捐款100万给一一，我想地上的人一定很敬佩，但是我想，如果你用你的身份，如果你用你的100万去让铁道部公布“真正”的生命奇迹，那一定连地下的人都敬佩你。
拈花时评1 抵制铁路，亏死王八蛋！！！//@惟利仕途 团结就是力量，一切为了真相，加油。//@孔乙己 老百姓是明事理的,知道把最安全、最舒适、最快捷的动车让出来，给最辛苦的公务员作公务用车。//@拈花时评1 @醉隐山人 你们有权力为通车藐视生命，我有权力抵制你的通车。
醉隐山人醉隐山人 网友分享的今天四点出发的G19次高铁02车厢的现场实况画面。人民用脚投票了。
拈花时评1 没那么多，才几节。//@zwh0019 假如是16节车厢的话，应该是两个列车长了//@女诗人 #真相碎片 被掩埋的和谐号，出来一个借尸还魂的。这个事情上撒谎，要折寿的。//@拈花时评1 @政右经左 撒谎都满是破绽的混蛋！！
拈花时评1 @tomily 懦弱的国人！！！
tomilytomily @拈花时评1 中国人就是太能忍了，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忍的问题,是人权的问题。
拈花时评1 说真话好难: 马英九：温州重大脱轨事件，中国大陆当局的处理方式让我感到万分的震惊！央视女记者向全世界公布没任何生命体特征时，为什么后来又有一个小女孩获救？为什 么要掩埋列车残羹？呼吁大陆当局要尊重生命的伦理，尊重人权、敬畏生命！妥善处理事件！台湾可以提供技术上的援助！
拈花时评1 溫州列車事故的死難者親屬今日近百人再到溫州市政府外抗議，要求温总理尋找事故真相。他們又指遭受打壓，有人企圖禁錮他們出外示威。家屬在溫州市政府大樓 外靜坐抗議，有市民專程到來向他們下跪致哀。有家屬情緒激動不停呼喚親人名字。他們批評鐵道部堅持今次慘劇由天災引發，並企圖用錢打發家屬。
拈花时评1 温动尾事故前9天，福建省武夷山市创建才11年的公馆大桥垮塌，一辆旅游大巴坠桥，死伤23人。如此严重事故，竟然无人提及，为肇事官员搭建了逃避惩罚的空间。转
拈花时评1 与耶稣谈佛：卖水果铁拐李老头就这样被统一口径了，几百人看到的事，还要尸检的原因在这里呀！
拈花时评1 看中国百态： 这段时间我病了，11天在病床上，今天医生才勉强允许我出院。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事故发生第6天我才来。 —————下图标题《这段时间我病了》
拈花时评1 @草军书 ：出名真的很容易！两个小时前的温总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这个温州日报女记者利用最后一个宝贵提问机会问总理：这次救援体现了温州人民创业精神之外的什么精 神？惨烂的提问瞬间使她走红全国，此刻各种PS图案已经在网络传开，一个女小胖诞生了！做内地记者如果没有正义心挺危险；有正义心也挺危险…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天佑中华A：有人说，他做了好事，免了农业税。恐怕你们不知道，农业税之所以废除是因为征税成本太高，北京地区的征收成本都高达60%，不发达地区就更 高了。不明白吗？就是说，征一百块的税，要花掉六十块的成本。这样的税征收还有意义吗？不收了，你们还感恩戴德？那只是利润太低而已，不划算！
拈花时评1 大大傻逼(dashabi)：【可恶的人肉搜索】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先生你好，您的大女儿王晓英是铁道部财务局主任，大女婿李阁奎是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 二女儿王晓霞是北京市计生局处长，二女婿郭亮是北京市中心医院副院长，小儿子王晓飞是铁道部质检科科长，儿媳张宁是市妇联主任，孙子北京市实验小学副班 长…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404被消失(德国之声)：据7月27日香港TVB电视台根据事故遇难者家属爆料，铁道部对外宣称赔偿每位遇难者50万元人民币，实付只给付家属17.5 万人民币，对此，铁道部负责人向家属解释，这是因为扣除20万丧葬火化费，3万运尸费，2万救援现场饮料费，5千元裹尸塑料袋成本费。
拈花时评1 @醉隐山人 你们有权力为通车藐视生命，我有权力抵制你的通车。
拈花时评1 要不是我们的胆怯、无能和懦弱，他们又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掩埋证据？公然谋杀也许还没死的乘客？假如不是我们的胆怯、无能与懦弱，他们又怎么敢公然拆掉我们的房子，杀死我们的同胞？每当读到这样的新闻，我为身为一个当代中国人深感羞耻！！！
拈花时评1 昨天有朋友在我围脖说：你是MBA呀，也只能跟我们一样在这方寸之地控诉一下？我说：是啊，所以我觉得自己可耻，我觉得全中国的人都可耻。是我们这些可耻的中国人造就了一个可耻的政权，这是我们造的孽。是我们的懦弱、无能、胆怯造就了一个恶魔！！！
拈花时评1 小婦人三世： 宁愿留白！也不献媚！好强大的钱江晚报！顶你！拈花评：有骨气的中国人！！！
拈花时评1 @biaoshan 我也觉得自己可耻！全中国的人都可耻！！！
biaoshanbiaoshan @拈花时评1 ，你MBA，可息你和我一样，只能在手机这块屏幕上发泄…
兲兲向后兲兲向后 @孤松 看王勇平是不是疯狗！
拈花时评1 @李歆照：昨天好几家报纸和网站上有丹琪的照片，今天下午丹琪给我打电话，说央视的记者想采访她，她拒绝了，并向记者表示：我没有能力改变体制，但我可以 选择拒绝和体制合作，我不想被你们拿来做煽情的宣传。那位央视女记者向她表示自己也很无奈，“坏的不让我报”。
拈花时评1 登_孙：王慧原话！！！她失去了孩子和老公，只要真相！！！
拈花时评1 声援 死难者家属在动车站的无声抗议！！！我们不要欺骗！！！！我们要真相！！！！！！！！！！！！
拈花时评1 @朱老枪：来自网易微博：李宇亭，曾是一名军官。称民众是一群无知小儿，叫嚣：一个政党不可能完美无缺。有能耐你们反啊，我重申一次我是一名军人，如果有 人有想法，我会将绝不会手软。谁知当晚车祸将其压死，其妻改嫁上司，其留给父母的房子被强拆，父母含愤而死。
拈花时评1 @L落小姐：2011年7月26日下午13:43分左右，贵州安顺一残疾商贩（一名买水果的老人家）被城管打死（被活活掐死），引起民愤，围欧城管，掀翻城管的车并欲防火烧。围观群众照相被没收被砸，百姓扔石砸警察，警察扔”催泪弹”，伤及无辜百姓。
拈花时评1 铁道部王勇平大女财务局主任王晓英，大女婿市交通局副局长李阁奎，二女计生局处长王晓霞，二女婿市中心医院副院长郭亮，儿子质检科科长王晓飞，儿媳妇联主 任张宁$铁道部安氏家族谱：安立敏：纪委书记。安金黎：铁道部部建设管理司副司长。安路生：原上海局局长。安路勤：原北京局局长,现铁道部副部长
拈花时评1 鲁国平: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部分遇难者家属聚集温州南站表达诉求!7月27日，7.23温州动车事故遇难者家属聚集温州南站表达诉求。遇难者家属代表提出四个诉 求：调查原因说明真相，铁道部大领导与他们见面，解决老人小孩安抚问题，按地方风俗入土归安。 http://url.ifeng.com/A3u7…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马靖昊说会计: 国进民退：国家越来越富，人民越来越穷，有木有……有木有……
拈花时评1 @夜班工人丙：【国家电网反击铁道部“栽赃”？】国家电网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排查分析，在动车温州追尾事故发生前后，电力部门给温州南和永嘉 2个火车站供电的专线均未受雷雨天气影响，运行正常。而之前铁路部门称该事故是因为动车组遭到雷击、失去动力停车造成两车追尾
拈花时评1 @李海鹏：家属们事后上访，多次在火车站被拦截，又先逆行再去北京，火车在夜里停在荒野，警察封锁车厢。家属被要求签字保证决不“非法上访”。多次之后， 化整为零，终于进京，要求我做报道，我说不能做，有禁令。他们不理解什么叫禁令。每个人都死了小孩。
拈花时评1 【狗日的，他们又在向人民开枪了！】7月26日，贵州安顺警方，为了驱散抗议城管杀人的人群，竟然向人民投掷爆炸物，致多人重伤！！！我受不了了！！！！ VIA@貓姐珠珠
拈花时评1 @博飒先生：京沪高铁开通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有些不对，总感觉应该没那么快，终于在网上查到了当年的资料，2008年1月份开工的时候说好是工期5年，也就 是该在2013年才预计完工，可事实竟然提前了整整2年！不早不晚正好赶在90大寿之际！这所包含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效益、仓促上马的质量大家也可想而知 吧。
拈花时评1 还有气的遇难者被送进殡仪馆
拈花时评1 一亲戚是平安保险公司的，刚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公司这次是723事故的最大赔付方，死亡赔付人数超过百人。这几天，他们公司投保或追加意外险的顾客人数猛增。
拈花时评1 高铁追尾，温州26日十点已经死亡259人 温州知情人士26日上午十点透露：死亡259人，伤183人，失踪154人。 另有猜测，温州段时调整，值班员，司机都误认为D301动车在前，D3115动车在后。
拈花时评1 百度网吧有消息指出，温州动车追尾事故24日举行的记者会中，因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发言引起记者的愤怒，铁道部部长盛光祖更因会后从旁门溜走，遭到在场记者的群殴
拈花时评1 长弓握: 中国影帝： 公开被掐死的残疾小贩是一个抗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为国家断了一条腿，退伍后靠自己的双手生活，靠卖水果养活家​里面得两个孩子。他的孩子怎么办？ 事件发生时间地点：7月26日13时43
拈花时评1 “请原谅我，如果我再坚持，我将失去我最后的第六个亲人。”——杨峰在事故中失去了4位亲人：怀孕7个月的妻子、岳母、妻姐和外甥女，他的岳父也在事故中 受伤正在治疗。如果他继续“纠缠”铁道部，他治疗中的岳父将会“被死亡”。王八蛋政权以他最后的亲人的生命来威胁他，他咬牙。中国的天是黑的！
拈花时评1 火眼金惺: 【要真相！】这是“7/23动车灾难”死难者家属，在温州车站打出横幅进行沉默抗议！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爆发！面对冷酷无耻、残酷无情的强权！我们 选择爆发！爆发！爆发！用愤怒和拳头，来表达诉求！用良知和团结，来追查真相！我们要真相！不要谎言！我们要尊严！不要漠视！
拈花时评1 @小崔说新闻：必须公布4节车厢总人数。必须公布受伤人数。必须公布死亡人数。必须公布完好人数。必须公布4节车厢所有人的真实姓名。必须核对还有没有失 踪的。这些就是必须的。死亡人数决不能任你做游戏。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转发，手拉手团结在一起，用微博的力量推动真相的脚步
拈花时评1 卑鄙的王八蛋政权！！！
拈花时评1 帮不上什么忙，尽力而已。朋友节哀//@tmbkw 谢谢您在天涯等的大力支持！//@拈花时评1 @tmbkw 非常同情你，我也有儿子，我也是一个父亲！
tmbkwtmbkw @拈花时评1 再问大同三医院： 什么叫缺德，什么叫无耻？什么叫白衣杀手，什么叫救死扶伤？医生的杀人伎俩被发挥的淋漓尽致。这样的医院还叫医院吗？这样的医生还叫医生吗？谁还敢去看病 呢？万一都像这样“救人”，病人岂不是都踏进了鬼门关？出了问题想方设法逃避推诿，为何敢做不敢当呢？真为你们感到羞…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7月25日 22:52，新华网：据了解，目前鹿城区57个工作小组一对一接待遇难者家属，做好安抚接待工作，稳定遇难者家属情绪。 http://url.ifeng.com/zOL3 “嗯，57个工作组，一对一，接待遇难者家属。遇难者不是39人吗？ ”
拈花时评1 7月25日 22:53，@公民微报：求真相再次发！据报：保险公司收到医院的死亡人数是179个，新闻报道死亡人数不到40人。
拈花时评1 7月25日 22:55，网易微博@龚伟杰：保险公司朋友告诉我，现在核实死亡216人 还没有核实的。
拈花时评1 7月25日 23:50，昨晚11时，中共铁道部在温州水心饭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进行30分钟后结束。记者众多提问尚未得到解答，发言人王勇平匆忙逃离，被到场的两三百位记者围堵，狼狈逃窜，被阻挡的记者发出怒吼：“为什么要阻止我们!”。
拈花时评1 全国雷电防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关像石却说：“我只有两句话好说！第一句，此次事故绝对是人祸！第二句，我对政府的善后工作很失望！”
拈花时评1 7月26日 10:25，这是网上广为流传的一张港报图，直接亮出国骂！老子早就想这么骂了 人家港人看大陆很透彻：在权贵眼里，屁民不是人！这才是真报纸！当前天朝有一个怪现象，官员不管百姓死活，百姓却关注国家发展，倒了个儿，老爷们居庙堂之 高不忧其民，屁民们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奇哉怪哉！
拈花时评1 救灾无能，全国激愤！！！
拈花时评1 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今晚搭机回京；头等舱。为什么不坐今天匆忙恢复通车的动车到上海，再坐他口
拈花时评1 7月26日 14:04，家属围在外围，等待领导出来，他们被激发了，这时候谁看到领导不想要个说法。 7月26日 14:04，家属看到领导来了，非常气愤，起冲突了，砸了水瓶。
拈花时评1 26日 14:21，记者不让他们走，家属和领导发生激烈冲突。“我妹妹还有半个头在里面！”汤先生声斯力捷的喊！所谓专家，报个部门单位有这么难吗？你今天不给 我答覆，你踩着我的身体过去。给我们一个说法，你们要等到什么时候给我答覆，你们对着媒体说！专家一直再推脱需要时间，执法大队开始驱赶群众。
拈花时评1 7月26日14:36，汤先生给专家跪下了，但是他们动用警力把记者强行拉住。汤先生已经哭的不行了，央视的记者大骂铁道部的人是狗！！！
拈花时评1 7月26日 14:44，这就是所谓的专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与他们一同身为人类感到可耻。
拈花时评1 7月26日 14:51，汤先生他的妹妹死于事故，他坐在小巴的出口，他说的很清楚，想走，从我身上碾过去。
拈花时评1 7月26日 15:10，一听到是省内某城市的记者来采访，家属直接拒绝回答，“跟你们说他妈屁用，又不能播”。 7月26日 15:05，又一节车厢被运走了。
拈花时评1 7月26日 15:15，他就想切割车厢自己再找一遍。
拈花时评1 7月26日 15:37，家属不知又被带往何处，刚才有人向他们保证切割前会通知他们，你们信吗？
拈花时评1 7月26日 15:49，那位家属遇难的妹妹还怀有两个月的身孕。守了一天，才吃上一口饭。
拈花时评1 7月26日 16:01，好像是专家答应了写保证书，切割的时候保证家属在场，然后脱身了。专家的车还是开走了。
拈花时评1 最令人心酸的是项妈妈在7月23日19点17分发出的最后一条微博，此时距离事故发生不到一个小时。她写道： 〝人小脾气大，小宝贝，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懂事啊。〞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此之后灾难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妈妈永远也看不到炜伊长大懂事后的样子了。
拈花时评1 维权律师刘巍透露，现在事情越闹越大，已经不可收拾，现场不断响起枪声，催泪瓦斯到处都是。据了解，现场防暴警察施放烟雾弹驱散群众，并开枪，已经造成多名群众受伤甚至死亡，现在，出事的街道已经被警察封锁。 。 。 。清洁车已经在清除路上的血泊。
拈花时评1 7月26日下午13:40，贵州安顺市城管活活掐死一个残疾小贩，引发现场民众的愤怒。民众将肇事城管及车辆团团围住并发起了潮水般围攻。大批jc赶到到 场拉起了人墙。怒火冲天的民众将面包车掀翻。当局增派防暴jc，消防车也开到现场，对现场群众就行喷水。但现场人潮并没有散去，并不时发出打死这帮杂种的 声音
拈花时评1 @调度员L：洛克比空难，碎片散落最大距离超过65公里，400多万片碎片——1000余名调查人员搜集全部碎片，在附近的一处占地5英亩停机库，用3年 时间几乎完全还原了飞机，并查出是人为因素，具体爆炸出自哪个行李箱，并找出了犯罪嫌疑~~~中国!723特大事故，伟大祖国花了几十个人，1天时间，把 车埋了！拆呢！…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我的隔壁是良人_张洲：这个照片很珍贵，得来不易，请转。再请大家判断：一，这个肉饼里能出来几具全尸。二，我查过，这列火车车票几乎告罄，这只是其中一个车厢。还不包括一样的几节和挂在桥上的几节。那么，死亡人数39人的数据能说得过去吗？
拈花时评1 @安徽蒋涛：#温州动车追尾#要想知道遇难人数，除了官方统计遗体，还有就是各失踪和死亡家属自己汇集。新浪微博的寻人名单显示，除遇难者，共有135人 发布信息寻找亲人，找到37人，目前仍有98人未找到，处于失踪状态。这98人去哪儿了？蒸发了？转起来，我们要真 想！！！http://url.ifeng.com/zN5R…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遇见_Sea:啊…啊！！！哭泣揭露”安顺出事了！！”】刚接到一名网友私信的现场消息”下午五点钟左右，安顺市大十街口城管刚用手掐死一名卖水果的残疾 人，多名群众不满这一暴行进行反抗，警察竟…丨接着，又一个网友私信”安顺又出事了 这个世界疯了 快去揭露一下吧”！！！ 更多图片…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玄佛:爱生活爱段子：今天上海38度的天，下午突然大风，在中心地域的人民广场还下了雪。三伏天的雪，意味着什么？大家也都明白了，这里不多说了。马上贴 图，哎~~~~~不多言了啊！手机拍摄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成都路西藏路口。拈花评：老天爷发怒了，天谴！！！
拈花时评1 梁臻:7月26日清晨，一辆大卡车将“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损毁车厢运离事故现场。——干吗这样包裹起来？是裹尸布呢，还是遮羞布呢？？？
拈花时评1 #温州动车追尾坠桥# 据@曹氏现代美术馆网称：今天上午一名声称铁道部宣传部门的人士来电联系，说要订制几张关于事故救援的油画，规格巨大，价格好说，基于对铁道部高铁追尾事件的愤怒，本人断然拒绝了这个业务。
拈花时评1 吴祚来：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贺卫方) 先生就温州铁路事故发出呼吁，要求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第71条规定，组成特别调查委员会就此调查。贺先生说，特别调查是最高权力机关责无旁贷的义务，宪法规 定特别调查委员会制度已历30年，但全国人大从未启动，71条成了“睡美人条款”。请支持这一呼吁的网友转发。
拈花时评1 黄健翔：孩子，你一定要好好活着，活下去。他们差点儿把你埋了，咱记着，将来等着看他们是怎样被埋葬的！
拈花时评1 他是杨峰，他一次过失去了五个亲人，他要开发布会，含泪默默的帮转！
拈花时评1 @邝飚的新闻漫画：新作……我含着悲愤而作……
拈花时评1 【温州动车真相】D301晚点，所以D3115超前，两车为了调序准备让车。D301应该在20.24换轨超过D3115，但是这时D3115车头带了一 节车厢与后面车厢脱轨。车头发现问题欲回去挂接时候，D301依旧在进行超车，于是与D3115脱轨车厢追尾。于是，根本不是雷击，而是动车质量+人为事 故导致车祸。所以事发急埋车头。
拈花时评1 @我们都是好妈妈:【紧急发布】 寻找一个在7.23温州动车追尾特别重大事故中失踪的小男孩金豆豆，目前的伤员名单信息都没有这个孩子的消息，现在无法找到，家人非常着急！孩子名字叫金 豆豆，08年生的。请大家爱心转发寻找！你每转发一次，都有可能带给他一次希望；相信好人有好报！举手之劳！详
拈花时评1 @王姝媛没脾气：寻找妹妹徐沛沛，死亡名单公布有，医院确认死亡，可是来到殡仪馆却不是，请问，尸体哪去了！ 速度转，新浪已删！
拈花时评1 一个残疾人，只有一只脚，生活容易吗，靠卖水果自力更生，艰苦生活，这难道不是一种伟大吗？好手好脚的管，你不帮助别人，也就算了，凭什么还要欺负这苦命 的人，你可以做一个没良心的，但用不着这么狠心吧。为什么要打死他？你们真是禽兽不如啊？#分享视频 安顺城管打死小商贩 引发民愤 公安维持伤及无辜百姓 – 视频 http://url.ifeng.com/zMxa
拈花时评1 说真话好难: 网友爆料：温州动车事故处理小组从中央铁道部厅级干部及随从150余人包机抵达温州，省厅级干部50人入住香格里拉大酒店：一天三餐自助餐近千元，房费 500元。一天就是30万！最初确定事故死亡赔款15万元/人，在强大舆论压力下，现达成首例赔偿50万元。伤员赔2000元/人。官爷一天公费消费堪比 人…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如是我妞: #温州动车脱轨#网友微博寻亲名单最新名单，请不要吝啬你的转发。也许你的1次转发就能让家属早一些找到他们的亲人，@如是我妞 谢谢你！！向您鞠躬了~~~
拈花时评1 cdhua_999: 请大家记住这些图，记住这张脸。先是铁三局说没有掩埋列车，挖坑是为了方便作业。后来这位发言人笑嘻嘻地说，确实掩埋了机车，但那是为了垫脚！MD！你家 这是盖房子挖地基呀！把车体、尸体、个人物品、证件、钱财，还有血都当基桩打下去呀！以为这样你们就稳当了吗？！
拈花时评1 一名温州特警告诉我,脱轨当晚他们和消防等全力搜救时,强行将他们清场的是铁道部的人。“他们牛逼啊,有大领导来,说铁路的事不归我们地方管。我们只有 撤,他们官大啊!”这名特警是当晚9点左右第一批到的现场，他说，要是温州自己救，绝不可能7小时就结束，“地震还72小时呢！国际上没这先例。”——康 少见
袁老板 感谢微博。直到昨天为止在现场已经被掩埋的动车车头，以及动车的三节车厢现在决定全部挖出进行事故原因的调查。据非可靠人士的透露：是微博上的质疑声音强 烈，国务院事故调查领导小组决定重新挖出检查事故原因。这是好的一步，请继续认真调查，给我们一个真实满意的答复。我们微博正在关注
今天之后 @-微波玉米花-：刚上线，据一小时前不确切消息，温州追尾动车现场打起来了，到处都是哭声枪声，请求支援。他们jc领导在说谎，都死300多人了，他们 把尸体藏在两辆重卡车厢里被人发现了。声明我不在现场，也不对上述消息的真实性负责，但既然知道就有义务发出声音，请有关部门尽快查证核实，如上述不实 我…查看全文
今天之后 【我们有理由诘问政府！】@小崔说新闻：铁道部开发布会，却只让cctv与新华社的进，害怕被有良知的媒体逼问，大家盯紧了关于温州7.23动车追尾的这十大疑问，请大家转起来，什么临时工，N年不遇的天灾啊，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别再想转嫁责任了
同城集结 #比惨祸更惨的，是麻木的态度#连日来，由动车事故引发的民愤已经达到了沸点。报刊杂志的言论受限制，人们被迫在微博上交流，微薄的内容也经常被删除；引 起民众极大不满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事故本身，更主要的是来自铁道部对事故的处理措施和对外界媒体的态度。
无愧于心 终于有人公开说出了“天机”，我担心他会遭到暗杀。大家一定要将这个视频转到底，因为很快就会被删除！大家要将真相转到每个人都能看到！转起来，转真相！ 转转转，为死去的人转，为真相转，为真理转！ http://url.ifeng.com/zFNZ

中共壮大之谜（10）（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2011-07-30 07:31:33

第五卷 三、整风统一全党
　　在新四军占领苏北以后，中共的力量扩张基本达到了极限，由扩张转入巩固，特别是加强连接华中与华北的战略要地山东地区；另外，自从德国在一九四 一年六月发动对苏联的进攻以后，迅速逼近莫斯科附近，如果日本在远东再发动进攻，苏联就会更难以支持。所以，莫斯科曾经指令中共延安当局，不要再去进攻国 民政府军队，以便国民政府军队专门抵抗日军，以便减轻苏联的压力。
　　因此，从一九四二年夏天以后，国共之间的局势相对地稳定，于是毛泽东抓紧时机整顿中共内部。《毛泽东年谱》记载毛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八日的中央书 记处会议上说：“皖南事变后半年多，国内是最和平的时期，这是一因为日本的政策，二因为我们的政策。”可见只要中共不去扩张地盘，国共之间就和平。毛泽东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说“其目的都是争取时局好转”。所以乘机整顿内部，加强他个人在党内的地位。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的杰作，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将中国共产党完全统一在他的周围，使得他变成中共绝对的党的领袖。他成功地把自己的“思想”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几乎与马列主义并列；使得中共成为一个组织空前严密、思想相当统一的更强有力的政党。
　　在抗战前期所建立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其核心是将矛盾绝对化的阶级斗争哲学，这与中国传统儒家求和谐的仁的哲学完全相反。作为中国传统思想都核 心，是在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之间求得和谐，即“诚”，“诚”首先是一种人的内心的道德境界，实行起来，与天地万物的规律一致。《中庸》说：“诚者自诚也， 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在这里，和谐的“诚”是绝对的；但是在毛泽东从苏俄抄袭来的斗哲学里，“斗争是绝对的”。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 凭着手中的权力，将斗争哲学在全中国实践，于是，几千万人被整死饿死。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吴虞，只是扮演打倒孔家店的角色；而具体用苏俄的斗争哲学来填补 文化真空的，则是毛泽东；整风运动，就是毛泽东最早全面地在中共党内贯彻斗争哲学。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灵魂的全面摧残。
　　在组织方面，整风运动将列宁的建党学说在中国实践，将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欧洲的中世纪，是被基督教会严密统治的组织社会，随着 文艺复兴对人的关怀和工业社会的兴起，出现了追求人的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但是俄国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其中世纪的统治精神，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和组织中 保存下来。这一套思想和组织方法，恰恰适合满脑子帝王思想的毛泽东的需要。整风运动，通过个人的反省和众人的批判，将共产党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毛氏组织王 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再把全中国变成为一个严密的毛氏组织王国。
　　所以，整风运动不仅仅是毛泽东排除王明等党内的其他领袖，将自己树立为党的绝对领袖的一场激烈的党内权力斗争，其所建立的中共延安“解放区”王国，更是几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世纪王国的雏形。
　　在抗战中，中共破坏抗战，不顾民族利益而发展一党地盘和势力的同时，却伴随以每一天都咒骂“蒋介石国民党卖国”的强力宣传，这体现了毛泽东自称的“痞子运动”天才。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有第二个人有他那样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那样颠倒黑白的技巧和孤注一掷的胆量。
　　在抗战后期，毛泽东走了第二步，就是整顿内部，以便他个人从思想和组织加强对中共，首先是对高级干部的控制。他先确定中共党的历史上重大事件的 是非，然后让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都以这是非来衡量检查自己，使得每一个人经过一番“思想革命”，都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这就是 “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实质。中国的古代是一个重道德的伦理本位的社会，主张自省，即通过人们内在的“思”来唤起自己的善性，来对社会和他人关注。 这方法被毛泽东接过来，将“自省”的内容根本变更，用来检查是否站在毛泽东个人方面；毛泽东以外的党的所有领导者：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 都被定性为党的罪人，再以反宗派为名，建立起毛泽东的绝对宗派，凡是与毛关系好的和拥护他的，都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确立了毛的帮派在中共党内的绝对 地位；更通过在组织方面的“审干”，人人自我检查和互相批判揭发，将恐怖根植于每一个人的心中，然后建立起党的铁的纪律，组织层层控制，人人互相监督，使 得中共成为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强大的政治集体。这就是毛泽东发明的整风运动。
　　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这就是半年以后开展整风运动的前 奏。所谓的主观主义，就是与毛的政见不合者的代名词，主要是指王明；所谓宗派主义，就是毛的派别以外的中共内部所有的派别。王明不服，在十月的中央书记处 工作会议上提出反驳。于是，在十月十三日决定：成立“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
　　为此，必须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清算过去的中共历史，并且编成一部以毛为中心的路线斗争史，最初由毛泽东亲自参与编辑的是《六大以来》，半途参 与其事的毛的秘书胡乔木记述道：“我在毛主席那里工作时，《六大以来》这本文献已经在编。开始我不知道秘书该怎么做。后来我看到毛主席在校对《六大以来》 清样。我对毛主席说：‘我来干这个事吧。’毛主席说：‘你这才找对任务了。’……编《六大以来》是要解决一些历史问题。王明是什么人？从苏联回来是什么背 景？回来干什么？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常识。……王明一回来，大肆宣扬抗战主要是靠国民党领导，共产党不要同国民党争领导权。这是斯大林的思想，他认为只有蒋 介石能抗日，认为张学良、共产党没有作为。……王明搞了几个月，犯了错误。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了他的错误。……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在一九三○年写的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清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 始编《六大以来》。……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 有了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 位。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对党的历史决议起草。《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注1）
　　毛泽东的帝王思想，一般不在他的冠冕堂皇的各种讲话之中，而在他执政以后建立的空前独裁的统治，在今天，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毛在抗战中的政治目 标，是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建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这党外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政府；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是由他做绝对的领袖，这 党内敌人就是王明。王明有苏联的支持，他也有他的理论武器，他在一九三○年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等一系列著作，王明这小册子一九四○年在 延安再版，就是向毛泽东挑战；而且，毛泽东虽然有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等一批中共的著名的领导人拥护，特别拥有八路军、新四军各个将领的支持，但是王明在 党内也有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干的周恩来就是王明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在党内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一批从苏联回来的领导者，如博古、陈云、康生、张闻天等都 与王明的关系深厚。如果共产党打下了江山，怎么能够让其他人来坐呢？心腹之患不得不除。毛泽东怎样来进行党内斗争呢？他的政策和策略，中共党内无人能出其 右。
　　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西部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人数锐减到一万人左右；而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却有十多万人。但毛泽东掌握着 党的中央机关，不仅仅人才比较多，而且可以发号司令。当毛泽东知道陕西境内有红军部队以后，突然不经过中央政治局商讨北上。张国焘因此不服而有另立中央之 举，立即被戴上分裂主义的帽子；本来打通新疆与苏联联系是中共的既定政策，由强大的四方面军担此重任，毛泽东假国民政府“马家军”之手将四方面军主要力量 消灭，还要给张国焘扣上逃跑主义的帽子。四方面军西进出自毛泽东之口，在一九八七年初北京办的《历史研究》杂志上，通过毛泽东的两个电报透露出来。然后毛 泽东逼走了张国焘，将四方面军的人才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和其他人马拉过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当王明兴致勃勃从苏联回来的时候，仰仗斯大林的支持有不 可一世之气势，但与王明关系不和、正在四面楚歌的张国焘暗自判断，王明将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毛泽东还有一个非凡本事，就是把肮脏的任何夺取权力的举动，都要披上各种粉饰的伪装。例如他从参加抗战以来就不听从国民政府命令而扩大权力，这 样的做法被称作“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从抗战开始就把任何敢于抗拒中共的国民党人，就称作“亲日派”、“投降派”、“顽 固派”、“汉奸派”等等。他对于党内的权力之争，也总是披上马列主义的理论外衣，无论早期对张国焘、王明，或者晚期打倒刘少奇都是如此，使得他肮脏的胜利 变的堂皇，而且也便于吸收更多的追随者。打倒王明的整风运动，其主旨叫做“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口口声声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办事，其实到了毛泽东 的晚年，他仍然没有读过多少经典著作，他的所谓的理论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等，都是经过旁人帮助抄自苏联，而且从哲学的角度讲，非常浅薄；他不 懂任何外文，理论底子也薄弱，在战争环境中，也读不到什么书，除了中国的古籍。他的整风的理论口号，是他及时发明和为他发动的党内斗争服务。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吹响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号角。毛说中共中央的路线没有问题，问题在那里呢？ “就是一个思想问题，一个党内外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言语文字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还有些不大正派的作风没有去掉。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 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主观主义。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宗派主义。所谓文 风有些不正，就是说党八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毛说有 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注2）历史已经证明，他要打倒的是王明，在开始进行整风的文件中却不见王明的影子，满口“马列主义”，即用 来确定是非，毛真是高明。
　　对于广大共产党人来说，不管毛泽东如何损伤中华民族，如何破坏抗战，用中共的意识形态语言都有一套解释，尤其中共已经从陕北山沟沟中的三、四万 人，变成了拥有陕北，山西、河北、山东、苏北和鄂豫交界一带的广大地区，拥有几十万武装力量的强大政治力量，这事实本身就容易确定毛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 就使得他有本钱来清算其他人，而毛泽东所碰到的抗战的时机是过去没有过的。过去的失败责任在谁？在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特别是仍然有一定势力的王明。 毛花了相当的功夫来清算王明。
　　从延安整风起以后几十年，中共所有的党内运动都是“三步曲”，即第一学习文件，确立该运动的目的和是非；第二是每一个人以所确立的是非为标准做 自我检查，然后由其他人对检查人进行分析批判，把每一个人批评得体无完肤；第三是组织处理，大部份给予宽大政策。这使得每一个人在运动结束以后都战战兢 兢，随时提醒自己不要犯错误，要对党忠诚，并且感谢党的信任和宽大。这步骤体现在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毛泽东就 延安学习与检查问题的工作发言，指出：一、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对各个机关中的积极份子与落后份子不 要平等看待，要使积极份子起模范作用。二、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份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这次高级学习组学习计划的改变，由研究历史注意 十八个文件的学习，到现在审查干部，是很有益处，很有必要的。现在先研究现实的文件二十二件，研究党的历史的学习计划暂停一个时期。在整风运动中，表现有 老三风不正与新三风不正，现在需要纠正平均主义，极端民主主义等。”（注3）
　　延安整风开始就是学习党的历史，即从整风开始就学习毛亲自参与写作的《六大以来》，连中央书记处的最高级成员也不例外。到四月三日，已经通读了 一遍，延安各机关也如是。毛泽东本人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其亲自作长篇报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即以他自己为中心和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构成中共的所谓历 史。对于中共的所谓路线问题，即在中共的派系斗争中，是站在毛泽东一方，还是站在王明、张国焘一方，是整风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最重要的是统一党的 高级干部的认识。所以，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成立了中央学习组，又称为中央研究组，“目的在于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 义。”然后，毛泽东以召开“七大”（按：“七大”在一九四五年四、五月召开）为名，要求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必须参加整风，毛泽东为了示范，把他自己和陈伯 达、康生三人编在一个小组，而陈伯达是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能手，他正是在整风运动中开始高升的；康生则是从王明阵营投靠毛泽东以后，成为毛泽东排除 异己的最凶横的打手。整风运动一开始（一九四二年五月），他就是地位仅仅次于毛泽东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具体掌握着整人的大权。
　　自古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传统，为防止任何可能的军队高级领导不忠于毛泽东个人的事情发生，八路军、新四军的最主要领导干部，都先后被命令到延安长期住下，以解决路线认识──对毛泽东的忠实问题。
　　聂荣臻在一九四三年九月离开他亲手创立的晋察冀根据地，他在根据地已经六年，他到延安参加整风，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曾经是四方面军的主要 军事指挥员的徐向前，在为山东根据地奠定基础以后，早在一九四○年夏天就奉命到延安，其间，彭德怀曾经致电毛泽东，期望任命徐向前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 毛泽东当然不放心，宁愿长期让山东根据地内部不和，工作极差。直到刘少奇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到达山东以后才加以整顿，就是不让这个善战的指挥员去指挥枪杆 子，而让徐就住在靠近毛泽东窑洞的地方，也是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重新指挥军队；刘伯承是在一九四三年九月秘密返回延安的，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才让他回前 线；陈毅从井冈山起就与毛泽东保持着不错的关系，所以在新四军遭难以后被任命为代军长（军长叶挺在狱），他因为与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饶漱石不和睦，被饶排 挤走，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离开军部，一九四四年三月七日到达延安，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延安；周恩来和林彪在一九四三年七 月回到延安。林彪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毛泽东的爱将，从苏联养伤归来，毛亲自到机场迎接，到达延安以后，又让林彪代表他本人去重庆见蒋介石委员长，自然不属 于被整的范围，但是周恩来就不同了。
　　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长期在毛泽东之上，势力雄厚，在江西曾经和王明集团的人一起排斥毛泽东，王明回忆说，毛泽东命令周恩来从重庆回去是要挨整 的，结果周一转向，很快就过关了。周恩来在七月十六日返回延安时，毛泽东等人亲自迎接；八月二日，又举行欢迎周的晚会，周恩来竟然在欢迎会上当面歌颂毛泽 东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行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 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了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 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注4）虽然周转变的快，可是仍然以回顾中共历史的方式作书面检查，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份，分为《自 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部份，光是书面提纲就有两万多字。然后和王明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博古一起被激烈的批判（以上见胡乔木的回忆录）；因此毛泽东放过 和拉拢了周，只是把王明本人定性为左倾路线的理论创造者和制定者，博古则为执行者和发挥者。周恩来被毛泽东拉入六届七中全会的五人主席团。一打一拉，分别 对待，总是占据多数。
　　回到延安最迟的是彭德怀，彭德怀对中共的事业忠心耿耿，但是对毛泽东的绝对领袖地位并不过分崇拜，有意见照样提出，对王明在抗战中的主张部份同 意，而且发表过几次与毛泽东主张相左的文章，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开始至夏天，竟然对这个八路军的实际全权主持人（朱德长期在延安，不在八路军总部）批判围攻 四十几天。聂荣臻回忆道：“整风过程中，在延安还举行了华北会议，参加华北会议的，除去新四军的同志，各根据地负责人都出席了。华北会议的议题，是总结华 北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到后来，发展成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了，主要是百团大战的问题。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百团大战战果很大，用意也是很好的，只是后来硬 啃敌人弱点，非要攻下来不可，使我军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华北会议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显然是过头了，过火了，搞得彭德怀同志也难过。”（注5）这后台当然 是掌握整风绝对大权的毛泽东，整整半年的时期，毛泽东送来没有加以制止。
　　通过文件的学习和高级干部的思想检查批判，毛泽东的绝对地位得以建立。
　　只是高级干部统一了思想还不够，对社会深有影响的，还有文学艺术。许多不满意国民政府统治现实，或者为了抗战而跑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并不信仰马 列主义，而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毛泽东的个人王国如果要建立，必须要消除这些与他的王国相抵抗的东西，他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对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发表了 三次讲话。即在整风学习阶段，除了高级干部从路线上统一到毛泽东路线以外，毛对于文艺政策亲自制定，发表了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中国大 陆文学家的话来说，这为所有中共统治下的文学艺术家套上了一道“紧箍咒”，长达几十年之久。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文艺是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服 务。因此，文艺就必须为共产党的现实政治服务，毛泽东把文艺称为“文化的军队”，与“手里拿着枪杆子的军队”并列。这就使得表达文艺工作者个人对人生和社 会看法和价值判断失去了自由，文艺工作者从此被套在共产党的车轮上拖着走，违者被碾碎。毛泽东认为首先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问题，他说：“在整顿三风之 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王国最可怕和惨无人道的， 就是禁锢思想，控制思想，改造思想，要在人们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改造的标准就是绝对地成为毛泽东一切杀人、整人政策的歌功颂德者。而知识份子往往眼光 比较开阔，总是有一些个人的独到看法，所以知识份子成为毛泽东历次整人运动的对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革命对象的第九种人，悲惨异常。而首次提出全面 的改造思想，就是整风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讲话。而“转变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为的是“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多么动听！而实际上，就是歌颂毛 泽东、歌颂共产党、歌颂共产党统治下的一切现实，不然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这方针在中共建国以后伴随恐怖政权变本加厉地进行，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使得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为工农兵服务”，除了直接歌颂毛泽东、共产党，其它的任何作品都不能见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思想恐怖专政时 代。这起点就是整风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都纳入毛泽东的王国以后，组织上也必须建立一个专制王国，这就把对中下级干部的政治审查工作提到了日程上，这造成了延安的 一片恐怖。现在的中共为了维持毛泽东的形象，总是把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害死千万的中国人的罪行推到所谓“四人帮”的头上。而整风中的造成延安恐怖的罪行， 则推到康生头上。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会议上制造恐怖说：“延安发现了这样多的侦探、奸细，所有的同志要警惕到，过去的麻 木不仁及反对革命份子的自由主义，对党的为害是何等严重！”于是，“整个延安一夜间变成为私立公堂和人间地狱了。到处是大喊大叫、声色俱厉的逼供。有的单 位，甚至于特务已占了压倒优势，好人倒反而寥寥无几了。……挖出的特务越多，康生的成绩也就越大。‘毫不夸张地说，’康生在一次会议上分析敌情时，以十分 肯定的语调说：‘我说出来，也许会把你们吓一大跳，到延安来的党员也好，干部也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在政治上都是靠不住的，是各式各样的特务、叛徒、 坏人！’他说：‘各单位要按照这个指标去抢救失足者，谁不完成指标，不是麻木不仁，就是他本人有问题。’”康生所造成的恐怖状况触目惊心：“军委三局电讯 学校二百人，抓了一百七十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运动的八十八人，挖出了六十二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 百分之七十三；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是国民党特务；陇东一个县，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挖出了二百多人的‘特务系统’！连中央秘书处，只 有六十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延安和延安地区，成为特务的天下了。挖红了眼，像发疯似的，一个人高兴时像特务，忧愁时也像特务；爱说爱道像特务，沉 默寡言也像特务；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怎么看怎么像特务。”（注6）这是现在中共中央党校的领导干部之一公布的情况。但是现在大陆有关人的著作中都众口一 致地说，这是康生干的，而回避康生的后台毛泽东，毛干的坏事仍然被长期地掩盖起来，证明有三：
　　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二年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要“肃清内奸”，培养“肃奸干部”的指令；他在八月八日中央党校的报告中，强调“审干”是党校六门 课程中的两门主课；他在一九四三年发出的抓特务详细指令没有收入现在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文集》等重要官方出版物当中。根据日本编辑的《毛泽东 补卷》，毛亲自拟订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致延安到处抓特务，造成一片恐怖。该决定第一段充分显现出毛泽东的用心，毛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 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法西斯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 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又积极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 一部分转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故特务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针。”这是指令要大规模抓特务。在中间的一段毛泽东 指令培训特务打手：“培养干部，就是应该从一切参加审查的人员中，培养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学会调查、研究、侦查、询问、审查等一全套的理论与技 术。例如延安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应该培养出四千至八千人善于这一套。”最后一段是“根据各地材料，各地整风须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审查干部可在整风中 掺杂进行。凡是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的地方，就可以动手审查他们。先从一部分重要机关开始，取得经验，并巩固这些机关，然后逐渐推广于其它部门 及其它地方，决不可普遍同时进行。在那些还没有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在领导机关掌握在坏人手里或地方，决不可轻易发动审查干部，这类地方，仍然应该 着重整风或改造领导，准备审查干部的必要条件。”（注7）毛泽东的名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发表时，正是延安抓特务紧张的时候，毛泽东为了强 调抓特务的重要性，特别加上一些有关“抓特务”指令，但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版的单行本的时候，统统删除掉了。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继续传播毛泽东的个人 崇拜的时候，在回忆录中不慎透露：“由于受当时猛烈进行的抢救运动的影响，‘讲话’发表时，加进了一些不适当的言辞。如说在中国除了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 艺、汉奸文艺之外，还有一种‘特务文艺’；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 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这些原来讲话所没有，同全文精神不协调的不实之词， 在建国后把《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完全删除了。”不仅仅这些抓特务的指令是毛泽东亲自下达的，他重用屠夫式的康生，把他一手扶上台，在之后几十年 中一直是毛泽东消灭政治敌手的刽子手。
　　康生本来是中共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的副团长，是王明的得力助手，他在莫斯科受过斯大林大肆杀戮的肃反运动的熏陶，他和王明一同回到延安 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眼见王明失势而投靠毛泽东，而成为政治局委员，并且是书记处书记。他一生最会揣摩毛泽东的内心，然后充当打手。毛泽东在整肃王 明的整风运动中，居然让康生担任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康生当然秉承毛泽东之意行事。如果康生在肃整中下级干部的抢救运动中不是顺应毛泽东的旨意办事，早 就撤销了他。相反，毛泽东还提拔他担任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和情报部的部长，在一九四三年三月的组织调整中，兼任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由于康生的投机和善于 整人，在中共高级干部中的名声也不好，在后来的中共“七大”上，由毛泽东亲自做工作，才让康生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如果康生整人违背了毛泽东之意，毛泽东 只要说一句话，就把这个有民愤的王明分子赶下台了。这一切证明，在延安大抓特务的后台，是毛泽东；当然，在积怨过多的时候，在一九四四年冬天，毛泽东在延 安大礼堂，亲自向整风运动中受冤屈的人鞠躬道歉，还说：“这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那时候毛的整风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他已经是党的绝对领袖，谁敢怨他呢？任何专制政体都离不开恐怖，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毛泽东一生都是制造恐怖统治的 能手，他需要康生这种人来制造恐怖，只是有时候需要对此加以掩盖而已。
　　因为整人太多，毛泽东真正地认错了吗？不！最明显的就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问题。王实味是一个不满现状的知识份子，为了实现理想而来到延安， 担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但是，延安的现实使他失望，他发现中共的官僚们，口说平等，实际连吃饭都分等级，有“小灶、中灶、大灶”之别，为此他写 了文章批评，没有想到因此惹上杀身之祸。他的《矢与的》三篇文章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作为墙报发表，毛泽东在四月初的晚上就亲自用马灯和火把照 明，到中央研究院观看。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看后说：思想斗争有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于是，发动了对王实味的文化围剿，而且亲自给王 实味扣上“托派、日特兼国特”的可怕罪名，王从此失去了自由。十年前才得知，到了一九四七年春天，在山西，王实味被斧头砍死。（注8）《康生外传》的作者 也记述道：“一九四四年底，到平反甄别结束的时候，还有王实味等一百多人，关在延安保安处的窑洞里。这都是康生亲自‘鉴定’的‘特务’、‘汉奸’、‘托 派’。不予审理、平反。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侵占延安时，这一百多个犯人，随着部队撤离延安到黄河边，在康生的命令下秘密处决了。”（注9）
　　在高级干部中确定了以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为中心的是非，在中下级干部的心中根植下恐怖（同时再不断地加以“思想改造、提高认识”），整风运动就走入建设以毛泽东为中心的领导班子阶段。
　　最主要的是，将“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按：以后叫“毛泽东思想”）的制造者刘少奇一下提拔成为党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只有做地下工作的经历，对于 中共赖以壮大的武装斗争没有贡献；只是在一九四○年底才被派遣到新四军，到达之后指挥了新四军最大败绩之一的曹甸战役。如果是旁人，一定会被毛泽东追究； 刘少奇在抗战爆发之初仅仅是作用不大的北方局负责人之一，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毛泽东把他的这个小老乡留在延安，在十月第一次批判王明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刘 少奇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比他地位重要的政治局委员有十一人，而且与王明密切的张闻天仍然是总书记；到了整风进行一年多以后，毛泽东的地位巩固，王明成为 了批判肃整对象，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由毛泽东直接提拔，成为了中共中央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也成为相当于现在政治局常务委员的书记处 三人书记之一，还是军委副主席，其地位仅仅在毛泽东一个人之下；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由毛泽东负责宣传委员会，刘少奇负责组织委员会。毛泽东的小 宗派合法化，成为党的主流派。昔日的总书记张闻天被下放到基层锻练；住在医院的王明因为被注射水银（见王明的回忆录和他当时为此事写的诗歌），被医院的外 国医生发现抢救过来，从此没有出席中共中央的所有会议；博古在会上一再做检查，第二次检查以后，再次被批判清算了两天；周恩来虽然被拉过来，也在会上做了 几次检查，他在八月三十日，九月一日做检查外，在以后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还做了四篇学习检查的长篇笔记。周恩来虽然保住了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一共五 个副主席）的宝座，最高的书记处的三位书记没有他，具体的组织和宣传委员会没有他，他只是与国民政府打交道的重要人物。毛泽东实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的绝对控制。
　　通过整风运动，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毛泽东为中心来解释，使得对文学艺术必需为中共的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特别是在组织上，完全以毛泽东的个人需要而建立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是整风运动的真正结果。
　　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思想，也在这次运动中暴露出来，这是中国文化的精华相对立的。这集中表现在对彭德怀批判的一封信件中。彭德怀一九四三年二月八 日，在向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讲话时，谈到教育问题，该讲话在四月七日发表。彭德怀说：“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由于敌人正在用一 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它的统治工具，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 爱。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迁徙、通信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阶级、民 族、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谓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日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 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是要青年有抗日自 由，妇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民能够自由的发挥他们的智慧，使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经济上能够逐渐削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 担，提倡博爱精神，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些就是民主实质。根据上述精神，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 主制度。民主制度在文化教育上，目前要进行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注10）为此，毛泽东在六月六日（按：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集》第九 集将日期定为五月六日，此按照《彭德怀年谱》和《毛泽东年谱》的日期）致电彭德怀，对该信件加以批判，毛泽东的这封信件，是他的文化专制思想的最早全面的 暴露，全文如下：
　　“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们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 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经 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份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 民不应受任何干涉，其现实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部份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 解释，强调镇压反动份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 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它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 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阶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 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 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并不符合事实等。
　　“你前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注11）
　　毛泽东在他正式发表的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许多重要的基本概念，都用的是模棱两可的词句，使之可以做出相反的解释，而把他自己的真正 意图藏在后面。但是这里批判彭德怀的信件，却是站在专制主义的立场上，赤裸裸对自由平等的概念解释做出反对，这是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的全面专制的思想的最 早全面透露。
　　毛泽东的信件所表露出的问题有三：
　　第一、根据中共扩大根据地的政治需要，完全抛弃这些定义的本来含义，而任意加以武断地解释。中共历来有这方面的传统。早在联俄容共期间，在孙中 山先生去世以后，为适应夺取政权的需要，将“联俄容共”改成“联俄联共”，并且运用至今，虽然从孙中山先生所有著作之中，至今找不到一个“联俄联共”的名 词；而且毛泽东在抗日开始的时候，接受国民政府的整编，第一条就表示放弃共产主义，而实行三民主义，毛泽东却强词夺理地声称“联俄联共”就是新三民主义的 内容，而且在其它演讲和著作中一再重复，把这窜改成为“真理”。如今毛泽东再施故技，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本来意义都去掉，而作为掩饰中共根据地的遮 羞布。毛泽东的本事的确非凡，在中共一九三七年红军接受改编的时候，提出的四条保证，经过几年抗战的实践，证明中共的每一条做法都是背道而驰，一般中共人 员在社会大众的批评面前唯恐躲犹不及，但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居然举出这四条，说中共条条都实行了，没有执行的是国民 政府，毛泽东说道：“所有这四条诺言，我们是完全实践了的，蒋介石先生及任何国民党人也不能举出任何一条我们完全没有实践的。第一，所有陕甘宁边区及敌后 各抗日根据地上共产党所施行的政策都是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策，绝对没有一项政策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在国民党不投降民族敌人，不破坏国共合 作，不发动反共内战的条件之下，我们始终遵守不以暴力政策及赤化运动推翻国民党政权与没收地主土地的诺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准备如此。这就是 说，仅仅在国民党投降敌人，破坏合作，举行内战的条件下，我们才被迫着无法继续自己的诺言，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失去了继续实践诺言的可能性。第 三，苏维埃政权还是抗战第一年就取消了，三三制的民权政治也早已实现了，只是国民党至今没有实践他们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诺言，并且还骂我们做‘封建割据’。 蒋介石及国民党人须知，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这种不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现状，这种你们所谓‘割据’，不是我们愿意的，完全是你们迫得我们这样做的。你 们食言而肥，不承认这个原来答应了的地方，不承认这个民主政治，反而骂我们做‘割据’，请问这是一种什么道理？……第四，‘红军的名义及番号’。早已‘取 消’了，早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了，早已‘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了，这条诺言早已实现了。”（注10）如像这样理直气壮撒弥天大谎的政客，的确难 以找出第二个人。毛泽东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本意篡改，只是他的小事一桩。再如他将刘少奇一手扶上台，在整风运动中，把刘少奇的名着《论共产党员修 养》、《论党内斗争》都作为整风中干部必读的二十二篇文件之一，但当毛泽东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把刘所有的著作都作为大毒草，发动所 垄断的全国的宣传工具“猛批黑‘修养’”声称这是刘少奇背着他写的“资产阶级的大毒草”。总之，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常常是谎言的汇集，他篡改“自由、平 等、博爱”等经典概念，只是他常常任意撒谎的一次而已。
　　第二，毛泽东否定西方思想的精华。民主制度本来就是对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反抗而提出来的，就是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提倡民主，也是遵 循此路。但是毛泽东却强调民主只是为了抗日之用，实际上否定了民主制度本身。毛泽东“用”民主制度的什么呢？用其名，而去其实。中共为了在抗战胜利以后夺 取全国政权的所有的根据地──国中之国，在“根据地”的前面一律冠之以“抗日民主”字眼。用“抗日”两个字，是为了利用整个民族危亡的局面；用“民主”两 个字，是为了批评国民政府不“民主”而分享国家权力。实际上，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社会，民主是远远不完备的；而中共领导下的“民主根据地”，却完全没有民 主。例如，中共能够在抗战临时首都重庆正式发行其机关报《新华日报》，让这报纸天天宣扬中共的意识形态，天天骂国民党；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左翼文化工作 者，几乎一直在各种左翼刊物上发表各种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重庆的剧场主要上演的是郭沫若、曹禺、田汉、吴祖光等的作品，唱的歌曲大多数由中共党员聂耳、 冼星海、贺绿汀、任光等谱曲。但是，在中共的“抗日民主圣地”延安，却容不下一个王实味。连老资格的女共产党员丁玲写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 候”，对根据地稍有批评，也立即成为整风的对象。对共产党员和广大民众的“党性”要求，成为束缚每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工具，不同意见不可能稍有表露。整风就 是把一个欧洲中世纪式的小公国全面的建立起来，所以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精华是恐惧万分的，“自由、平等、博爱”怎么竟然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提出来！毛泽东 之所以将“三民主义”的内容偷偷改成共产专制主义，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偷偷改成不自由、不平等、和仇恨，表示他的政治理念和全世界优秀文化价值 遗产根本相反。“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概念来自西方。因为法国波旁王朝的专制压迫，而有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法国革命就是以追求个人自由为最大特 点；美国在独立以前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殖民地人民必需缴纳大量的税，但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使得美国独立战争以争取平等为首要，以后林肯 总统也为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而领导了公民战争；至于博爱，更是以宗教获得精神超越的西方文化的基石，其相对概念为仇恨、斗争。这些概念在人类短暂历史进程 中，是非常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任何一个只要不是完全为自己私利的当权者，都会仔细研地究和吸取这些人类共同的政治文化遗产，就像孙中山先生在他 著名的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就将自由平等作为他的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份，在理论修养上并不深厚的彭德怀以定义出发，并且结合抗日的具体情况只对此做了非常 浅显的解释，毛泽东居然逐一批判。毛泽东所推行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甚至连早期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点点重视人的价值的异化理论都要篡改，早期的年轻马克思， 曾经写了一本《哲学经济学手稿》，提倡重视人的价值，认为资本主义使得人的本质发生异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继承人自居的毛泽东，竟然禁止此书出版，直到毛 泽东死后的一九七九年，才在中国大陆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整风中规定的二十二个必须学习的文件中，国外的马列主义文件占六个，即：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党 史》结束语六条、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 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这其中有五个文件都是斯大林的著作，只有季米特洛夫的一本不是斯大林的，但是季是斯大林在第三国际的第一号爱将，仍然基 本是斯大林的主张。而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杀了多少人！在肃反运动中杀了多少人！他的主张和思想正是毛泽东所赞同和需要的，正是毛泽东所谓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所以在研究所谓“毛泽东思想”时，只要剥去其种种理论遮羞布，剩下的就只是整人害人的古今中外的文化糟粕。毛泽东领导的所谓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 在本世纪前仆后继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的全面大倒退，倒退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黑暗时期。毛泽东早在这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由、民主、 博爱”的恐惧，就是一个专制主义者的心灵写照，也是专制社会将要降临中国社会的可怕的预兆。鲁迅的得意门生胡风在一九五五年挨整的时候才意识到，他毕生追 求得到了相反的东西，他惊呼“中世纪来临”，但是晚了，他被毛泽东亲自命令逮捕，他的曾经为中共政权拼过命的许多追随者们，都立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 革命份子。
　　第三、毛泽东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文化之所以经历数千年不坠，在于这文化适合中国人生存，在于其文化核心提倡“仁”的哲学。一方面传统 儒家肯定人有善性，比如看见小孩子掉在井里，会自发去救，因此提倡发挥人自身的善性，而且将人对自己的亲人的热爱作为仁的道德境界，使得仁的哲学容易实 行；而且“爱亲人”是仁的起点，就包含了对个人欲望的肯定，甚至仁“起于夫妇之道”。但是要对亲人以外的人也很好就不容易，因此提出了将心比心的公式：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人的欲求加以规范，这就是重视人的社会责任，而且这些做法在理论上又是与人的本性一致的，这 最高的境界就是“诚”，以便求得人自身、求得整个社会、天地的和谐。这就规范了人欲横流的社会，使得在保留了人的欲望的前提下，达到和谐平衡，中华文化之 所以能够不解体的基本秘诀在此。非常可怕的是，毛泽东竟然批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公式。在五四文化运动时期，中共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都以打倒“孔 家店”为己任，但是他们都不敢批判这公式，李大钊甚至辩解他是对着宋明理学来的。因为如果作为一个统治者，公开放纵人的欲望，就只能在整个社会提倡人整 人、人杀人、人吃人。西方文化对个人的欲望虽然肯定，但是有强有力的宗教来节制和调节。毛泽东所要做的，就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精髓，摧毁中 华民族的灵魂，而把中华民族导向灭亡。
　　在这样的哲学指引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这个民族败类的“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实践，不仅仅造成了无数民族瑰宝的毁灭，一亿多人 受到冲击，还在精神价值观上，对民族精神造成极大的损伤。在毛泽东死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毛泽东这方面的明显流露，就是在整风之中给彭 德怀的这封电报。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说，“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部份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所以要“强调镇压反动份子的必要”，而平等，是不能给予“反革 命”的。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论人民内部矛盾》的名着，其中提倡只对人民内部给予“民主”，对敌人给予专政。至于“人民”和“敌人”的区别标准， 则只能够由掌权的党来决定。在这理论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实行了压迫摧残。这样把“民主”只给予一部份人的思想，大概最早也见于给彭德怀 的这封信件。毛泽东在抗战中不仅仅出卖民族，还具体摧毁民族的灵魂。这信件的确是整风运动中一份难得的历史文献，影响极为深远。
　　延安整风以后所建立的毛泽东根据地，就是把社会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通过共产党的不同阶层的党委或支部，对所有的人实行严格的控制；经济上控制 一切资源，控制财经、银行，控制每一个人的收入和社会的消费；控制人的思想，控制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控制人的由生到死的全过程。而恐怖的利剑高悬在 每一个人的头上，不听话的话，利剑就掉下来。就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也由中共中央的社会调查部专门控制和监视，刽子手式的特务头子康生任部长，让高级干部们 常常也不寒而憟。
　　延安整风所建立的根据地，是几年以后建立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
　　【注释】：
　　1、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48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整顿党的作风》，人民出版社，北京，1951年。
　　3、《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75-376页。
　　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1-292页。
　　5、《聂荣臻回忆录》第564-565页。
　　6、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91-92页，晓园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1989年。
　　7、毛泽东著：《毛泽东补卷》第七集125-131页，日本株式会社苍苍社，东京，1985年。
　　8、戴晴著：《毛泽东、党天下、野百合花》，新风出版社，台北，1991年。
　　9、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99页。
　　10、《彭德怀年谱》第280-281页。
　　11、毛泽东著：《毛泽东集》第九集第13-14页，日本株式会社北望社，1971年，东京。
第六卷 一、日本“一号作战”
　　什么时候是中共扩大根据地、壮大军队的最佳时机？是国军和日军酣战、是国军受创最巨的时候。分为两个阶段，即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和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中间是中共克复困难和整顿内部的时期。
　　前面已经讲过。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是中共在山西、河北、山东大发展的一年，在薄一波的领导下，利用“牺盟”、“决死队”等组织，夺取了 山西的大部份地区；在河北，消灭了鹿钟麟、张荫梧领导的许多抗日武装；在山东，消灭了沈鸿烈和秦启荣等部；同时，晋察冀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但是在这时期，国军却继续与日军进行着殊死战斗，即南昌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等。中国军队的牺牲极大。这却是中共扩大势力的背景。
　　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武汉，但是武汉周围仍然受到国军的威胁。南昌则威胁着九江、威胁着日本人控制的长江行道，掩护着重要的浙赣铁路，南昌飞机场 起飞的飞机，时时空袭日本的占领地区。因此，南昌是日本人攻下武汉以后首要的打击目标。南昌保卫战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进行，极为惨烈。由南京大学的教授专家 编写、河南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记载：“南昌保卫战中，中国守军伤亡十分重大，战死一万四千三百五十四名，受伤一万七千零三 十三人，失踪一万零五百六十五人。”（注1）蒋介石命令反攻南昌在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九日进行，主力部队曾经两度占领南昌飞机场，便衣队曾经突入南昌城 内，在战斗中，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宝安殉国，二十六师师长负重伤。国军因为武器装备较差，难以抵挡日军的进攻，最后失去南昌，只能在周围与日军对峙。但 是该战役国军以血肉之躯，给日军以大量消耗，对持久战有利。
　　武汉虽然被日军占领，但是日军的速决战已经失败，而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淖；而且日本以占领武汉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企图也失败，中国人在蒋委员长 的领导之下毫不为之所动，以消耗日军为基本战略。为此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即一方面在战场上损失惨重，而在中国内部，既顾不上汪精卫集团的叛国，也顾不上 中共的扩大势力和地盘。
　　日军为了打通北面的平汉铁路、南面的粤汉铁路，将中国分割为东西两大部，并且为了对付国军第一、三、五、六战区形成对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在南 昌会战以后，日军很快在湖北一带开展进攻，大规模的随枣会战于是开始，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至六月一日，日军出动十二万人大军，包括四个师团，骑兵两个旅 团，以及炮兵、装甲兵、空军等；国军以二十万人应战，包括步兵四十一个师等，仅有弱小的炮兵，完全没有空军支援，以李宗仁为司令的第五战区为主，这就是随 枣会战：“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四月，第五战区在四月攻势中，对平汉铁路南端（武胜关以南）发起攻击。同时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将军部（由湘北转用 于枣阳方面），对武汉日军造成极大威胁。四月下旬，日军第十一军于江北调集三个师团另两个骑兵旅团，进攻随县、枣阳，企图打击国军野战兵力，解除武汉威 胁。同时以一个师团于平汉路南段对大别山方面警戒，掩护其主力侧背。”（注3）战斗在各个战场都非常激烈，国军的许多指挥官大都亲自在第一线指挥，第一一 九师师长李金田就亲自率队出击，在艰难条件下坚守了六天之久；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第一线指挥时，壮烈牺牲，北京至今有“张自忠路”纪念他； 守卫宜昌的第十八军在保卫战中，与日军激战两天，无一退缩。日军虽然强大，但是因为兵力不足，只有中国军队的一半，而又没有加以集中作战，分散在各个战 场，所以没有能够达到歼灭国军野战主力的目的；国军也没有能够消灭日军的主力。历史学家黎东方统计，在该会战中，日军伤亡二万一千四百五十人。
　　日军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国派遣军总部，以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以冈村宁次中将具体贯彻其摧毁中国抗战的企图，而展开了为湘赣作 战，又叫做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企图歼灭国军第九战区主力于湘赣北面。在海空军配合下，日军出动十万多精锐部队，国军以二十四万部队抵抗。湘北的洞庭湖和 密集的河流水网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运动，九月十八日在新墙河一带，日军主力第六师团和奈良支队被国军第五十二军击退，之后连续九天，两军在新墙河、汨 罗江一带激战，双方伤亡惨重；在长沙以北，到九月三十日，国军阻止了日军的攻势，日军在十月一日开始撤退，国军则紧追不舍，至十月十四日，湘北作战结束。 在赣北，从九月十四日起，在会埠、高安、缭河一带，国军与日军周旋，互有胜负。到了十月二日，乘日军在湘北撤退，国军发动攻击，日军在八日开始在赣北全面 退却。并在十月八日，在战略要地幕阜山，日军遭国军侧翼袭击而失败。日军发动一连串进攻湘赣北部山地的中国军队，日军只以四个师团十万人的兵力，在东西二 百余公里，南北一百余公里的土地上，想要包围和歼灭总数超过二十万人的国军，当然不可能。这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动用了大约十一万人，中国军队在薛岳指挥下 使用了十八万六千多人。日军没有能够占领长沙，也没有消灭掉中国军队的主力关麟征部，冈村宁次的这两个战略目的都没有达到。
　　但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半月，日军利用其现代化的海空军优势，乘广西海岸空虚之际在钦州登陆，成功地发动桂南战役，日军以五个师团分三路北 上，迅速在二十四日占领南宁，进而占领战略要地昆仑关，从而截断通往越南的重要交通线。蒋委员长鉴于战略地位之重要，以十四个师的兵力在十二月十八日发动 反攻，经过十几天的激战，在三十一日夺回昆仑关，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的一个旅团，双方伤亡惨重。日军于是在一九四○年一月初，从广东抽调部队在一月底发动进 攻，夺取了昆仑关，但是未能达到歼灭国军主力的目的；国军在二月十四日再次夺回昆仑关，双方对峙。直到五月欧战爆发，日军开赴越南，国军才在十月底收复南 宁等地。桂南会战才结束。
　　在一九四○年九月七日的大战是长沙第二次会战，这次大战的策应作战地区包括湖北、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广大地区。主战场在湖南的第九 战区。国军动员的兵力达到三十七万八千人，主动进攻的日军则有十一万五千人。由于日军在战前成功秘密地抽调河南、江西、湖北的军队，加上原来在湖北南部的 第四十师团，集中了优势兵力到战场；加之破译了第九战区的通讯密码，所以日军在初期进攻取得成功。该会战日军占领了长沙，国军伤亡巨大：“依据战报资料计 算，概为：第七十四军之第五十八师55%，第五十七师40%；第三十七军之第六十师50%、第一四零师30%；第十军之第三师35%、第一零九师28%； 第四军之第一零二师45%；第二十六军之第四十四师24%；其余部队伤亡均在20%以下。”这仅仅是五个军所属几个师的损失，而参战的有三十五个师，还不 包括策应的部队。但是战役的后期，中国军民一起发动反攻，使得日军不得不在十月一日开始撤退出长沙，日军的资料统计，该战役伤亡四万一千五百三十七人。 （注2）
　　日军不甘心失败，由同一个指挥官阿南率领三个师团加一个混成旅团，大约七万多人再次进攻长沙，薛岳指挥十个军约二十六万多人迎击，开始了第三次 长沙会战。长沙的争夺战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开始，日军强攻三天不下，一月四日中国军队开始反攻，并且在日军撤退时伏击，到一月十五日会战结束，日军自己 记载损失六千多人。长沙仍然在中国军队手中，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
　　三次长沙会战都以日军失败告终。
　　中国还派出了远征军到缅甸，这精锐的九个师，帮助了那里的英国军队抵抗日军。
　　中国人完全以爱国的民族精神凝聚成力量，中国军队完全以血肉之躯阻挡日军的进攻。但是在前面抵挡住了日本侵略者时，背后却一刀又一刀地被中共砍伤，华北大部被中共占去──按照俄国文化精神建立了国家。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被中共称为最困难的两年，中共主要巩固已有的势力和地盘，但是在一九四四年，中共的根据地突然大大再次扩展，和国军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为什么？
　　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日本侵略者给予了中国军队很大打击，被称为“一号作战”。日本因为海上与美国的战斗受挫，急于打通陆上通道，以补给东南亚 的必需物资和各种支援。日本从东北的关东军和华北抽调了十个师团进行了这次战争。历史家黎东方教授写道：“正当‘驻印军’部队五个现代化师，与‘远征军’ 部队十四个现代化师，在缅甸及云南西部对日作战时，日本见到中国内地的军力空虚，便给了中国军队以很重的一次打击，称之为‘一号作战’。一号作战于民国三 十三年四月开始，到三十四年二月结束。它包括三次会战与一次重要战斗。三次会战是中原会战、长衡会战与黔桂会战，重要战斗是湘粤赣战斗。中国于这个一号作 战时所受的损失，远超过史迪威在第二次缅甸战役所赢得的收获。中国失掉了洛阳、郑州、衡阳、桂林、柳州、韶关、彬县、赣州、遂川与长沙。以前长沙曾经有三 次未被日军拿去，这一次却被日军攻占。华军的伤亡在十二万以上。其中守衡阳的方先觉守了四十八天，对抗了人数超过第十军五倍的日军。日本这次达到了它的愿 望。它占领了中国所有的铁路线，除了潼关以西的一段以外。它已能实现几年来的梦想，由朝鲜的釜山运兵，经过沈阳北平、武汉、长沙、衡阳、桂林、南宁，直达 越南的河内，或在到了衡阳以后，经由韶关、广州，直达香港。日军于这一号作战时，穿过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省，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到达贵州省的独 山。”（注3）当日本人到达防务空虚的陪都重庆南面几百公里的独山的时候，全国为之震动，幸亏孙元良率部赶到，守住了独山。通过这一战役，其打通陆路对东 南亚的供应线的目的达到了，并且重创了中国军队。
　　蒋介石在一九四四年七月的《抗战建国七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中谈到这次作战：
　　敌人在最近半年来的战略，就是东条所谓《陆主海副分区作战》的战略，这就是敌人要竭尽他的陆军力量来弥补他海空军的缺陷，想以中国陆上的进攻， 补偿其在太平洋上所受的挫失，想以空间换取其〔第76页〕最后挣扎的时间。他这一次大举进犯的目的，显然有三点：第一是要打击我们中国的野战军，减弱我们 反攻的主力；第二是要想破坏我们粤汉与湘桂沿线的空军基地，减少他本土所受空中反攻的威胁；而其最主要的是在第三点，就是要打通粤汉与湘桂两线，为他在缅 甸，在越南，在中南半岛，以及孤悬在南洋海上的各处寇军，辟一条败溃时逃生的退路。（注4）日本军队发动“一号作战”的直接动机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由 中国的江西的基地起飞的B-25轰炸机直接轰炸了日本本土。
　　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对“一号作战”中的三场战役分别有所记述。关于豫中会战记载道：“敌寇以打击我豫西之野战军，并打通平汉路之目的，于三十三 年三月底，将新乡及邙山间铁路及黄河铁桥先后修复，并抽调原驻黄河以北各地敌寇约十余万人集结于新乡、开封一带，于四月十八、十九两日，分别由中牟、邙山 头渡犯，至二十三日敌分别窜占我新乡、密县各县城；我军于二十七日拂晓，全面向占领新乡、密县之敌反攻，近迫城郊，斩获甚多。二十九日敌主力向许昌方面转 移，三十日分三路围攻许昌，我守军与敌血战数夜……。综合豫中战役，我高级将领阵亡者，计有李家钰总司令，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了公良，少将副师长黄永淮、 上校团长杨尚武、李培芹、刘国昌、曹和等，敌亦伤亡严重。”（注5）
　　日寇发动攻击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华北兵力抽调很多，防务自然空虚。豫南战役以后，日军的主力进一步南下去湖南，这正是未受丝毫损失的八路军打击 日本军队的极好时机。如果八路军此时出兵打击日本军队，对全中国和东南亚的战略形势，都会有深刻的影响，可是中共根本不打击日寇，只是乘机扩大地盘。
　　毛泽东在四月二十二日发出指令，该指令仍然没有收入近年北京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只在《毛泽东年谱》中有摘要，这一天《年谱》的文字是：“致 滕代远、邓小平并转杨德志、苏振华、黄敬，指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战役，一部已由中牟渡河，其主力似集结博爱、孟县、济源地区，准备向黄河以南进犯，我军 应乘日军进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工作基础。”（注6）毛泽东关切的只是填补力量空虚，开辟豫西工作，以便建立新的根据 地。好像根本不存在打击日本的任务似的。
　　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有中央书记处发出的指示如下：标题《中央书记处关于敌进攻河南情况下的工作方针指示》：“（一）敌人已大举向河南进 攻，目的在打通平汉线并控制陇南铁路潼关以东一段，……国民党汤恩伯部业已大败，溃散者颇多，河南秩序紊乱，人民抗日武装必然蜂起。（二）国民党在敌人及 各方压力下，最近又对我党表示好感……。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目前决不应向河南推进，以免引起和国民党的摩擦，妨碍大局，此点前已通知各地。（三）然而河 南地方党党员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起来参加与领导河南人民抗战，应该组织抗日游击队及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保卫家乡。……中央决定：在郑州以西地区由北方局负 责；平汉路以东之豫东地区由冀鲁豫分局负责；豫南冀皖北地区由华中局及豫鄂区党委与淮北区党委负责。（四）上述负责党委应即切侦查河南皖北情况，并选择河 南皖北干部党员，秘密派回去进行群众工作及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抗日游击队与人民武装，以便将来能给河南皖北敌后游击队以一般指导。但在目前我们所组织的游击 队，暂时不得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党的关系亦应暂时保密。它们一律以地方人民保卫家乡的游击队名义出现……。”（注7）此文件发自五月十一日，是落实毛 泽东的指示，其策略是中共各级组织不能在此时和国民党军队发生摩擦，但因为这是突然出现的扩展的机会，河南本地的力量已经不够用，必须立即由中共其它的分 局派人来共同完成，但要秘密地发展不打八路军新四军旗号的抗日游击队和根据地。
　　日本军队打击国军，给予中共多好的机会，中共夺取政权的企图，还表现在刘少奇、陈毅给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郑位三的指示中：“张饶李郑：河 南战役现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作局部东进，似乎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一面则积极修复平汉路，图确实占领。但目前敌全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 落，衡州亦将不守，敌由广韶进行夹击，亦指日可待。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 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西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注8）中共在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乘国军战败而大获其 利。
　　另外，在一九九五年北京出版的《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一书中，公开记述中共如何乘日本发动豫南战役而得利：“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发动旨在打 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摧毁中美空军基地的豫、湘、桂战役中，集中九万七千余兵力发动了河南战役，在三十七天的作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失了二十多万人枪，（日本 人）占领了豫中、豫西三十八座县城和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八路军、新四军向河南敌后发展的策略。中央要求北方 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及太行、太岳淮北、豫鄂边区党委派遣干部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一起赴河南新沦陷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豫西抗日根据地经过近一 年的开辟、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时，已成为有二万多平方公里、三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成为沟通陕北、华北和华中解放区的纽带。”（注9）真实的历史是， 由日本人把中华民国军队消灭了，然后是声称为民族而战的中国共产党，不去打日本，乘机建立国中之国。
　　根据延安的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派出强有力的部队到河南西部建立新的根据地。
　　八路军太行军区派遣由一千七百人组成的第一支队，南下豫西的嵩山、箕山地区，很快发展到七千多人，活动地区扩张到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由太岳军区 组成第二支队渡黄河南下至新安、洛宁等地区，并配以中央党校的干部一百多人；直接由延安的官兵组成的第三、第四支队，在王树声（后来是中共十个大将之一） 带领下，在豫西建立了三个政权；并且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建立河南军区。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豫西根据地已经成为有两万平方公里、三百万人口的地区，成为联结 陕北、华北、华中的枢纽。这重要的战略根据地的建立，就是日本人消灭了国军以后开创的。
　　在新四军方面，第四师五个主力团由师长彭雪枫亲自率领，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中旬挺进豫西，有关彭雪枫的传记记载：只有在西进通过平汉铁路时，担心 与日军冲突，新四军乘国军受到日本军队沉重打击的局面，对国军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不是消灭日军，而是消灭国军来建立豫西根据地，第四师的师长彭雪枫就 死在这次战斗之中。第四师在师长彭雪枫率领下，于八月中旬从宿县北部越过津浦路，与日军没有发生战斗，从九月十一日开始，第四师主动攻击国军段海洲部、苗 秀霖部，经过四天激战，毙伤国军四千余人；第四师主力于九月十一日围攻固守在夏邑八里庄圩寨内的国军李光明部，毙伤百余人，俘李光明以下官兵五百多人。在 这次战斗中，彭雪枫师长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中弹身亡，就倒在一九九○年代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身旁。张震回忆彭雪枫时，为我们展现了新四军英勇 打击刚刚受到日军严重挫伤的国军的情形，张写道：“我随着他站在围墙的高处观察，以便指挥部队，他的警卫员刘瑞芳把他拉下来，站在寨墙的散兵坑内，露着半 个身子在外面指挥。这是旭日渐渐东升，我们看见五里外的地方尘土飞扬，银蛇奔舞，原来是我师骑兵团出击了，拿着马刀在砍敌人。骑兵团也是彭雪枫同志的三宝 之一，几乎每个战士他都能叫出名字。部队继承了红军时期猛打猛冲的精神，使敌人和伪军为之胆寒。……不几分钟灰尘消散了，只见成批的俘虏向师长指挥所押送 来了，只剩下零落的枪声，大家都很高兴，雪枫同志正要骑兵团将敌支队长送来，询问敌、伪顽向我进攻计划时，远远地又传来一声冷枪声。雪枫同志突然倒下了， 警卫员马上把我拉下来。我只见到他哼了一声，眼睛向我注视了一下，刹那间，瞳孔的光芒即刻消失了。”（注10）新四军在抗战中死亡的高级干部，有项英、袁 国平、彭雪枫三位，都没有在抗击日本军队时为国牺牲。第四师继续进攻国军，到了十一月下旬，这支专门打击国军的“抗日部队”发展到一万余人，其外围民兵自 卫队发展到二十余万人。迄今为止，在各种抗日战争的有关书籍中，不曾收录国共间的这一场战争。担任进攻的是新四军约五个团和数目不详的八路军，守方是中华 民国的军队。时间是日本军队正在进行“一号作战”，给予中国军队以沉重打击的时候。这场战役以国军的失败告终。如果将这场数万人参加的战争算入抗战，则中 共军队和日本军队的敌人是同一个，不能算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如果不算入抗战，这场战争又发生在抗日战争的正激烈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共军队的 “抗日”的缩影。这些“抗日史迹”，是中共最近自己公布的。
　　另外，在河南与湖北交界地区，由新四军第五师为主组成的豫南游击队。一九四五年一月，豫南根据地已拥有东西七十余公里、南北近一百公里的地区， 在这里建立起七个县的反中华民国政权。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决定乘日军发动豫南鄂北战役之际，把豫鄂和豫中、豫南新区联成一 片。此后，打退了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收复了四望山根据地，将豫中、豫南联成一片。这仍然是在著名的日本“一号作战”时，中共和日军从不同地区进攻国民政 府军队的历史事实。
　　在日本的“一号作战”中，日本军队以优势兵力击溃汤恩伯部以后，于四月二十日占领郑州；日军投入兵力十七万人参加长沙、衡阳战役。国军以第七十 二军、第五十八军、第四十四军、第二十军展开攻势，但是仍然难以抵挡日军的两路前进。第四十四军在浏阳争夺战中喋血奋战九昼夜而失守，第四军也被击溃，日 军于六月十八日占领长沙；从六月二十七日开始了有名的衡阳保卫战。在湘江东岸，国军调遣第二十六军、第二十军、第三十七军、第四十军参战。在湘江西岸方 面，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军、第一百军、第六十二军迎击来犯之敌，后来又调动总预备队第四十六军加入总攻，经过了一个半月的激战，方 先觉率领的第十军伤亡大部份，企图增援的第六十二军也付出很大代价而失败，衡阳在八月七日失守。长沙、衡阳之战，何应钦根据国防部的统计，国军官兵死伤九 万零五百余人，日军也伤亡六万六千多人。何等惨烈！
　　当中国军队和日军在湖南以血肉相拼的时候，中共在做什么？根据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延安《解放日报》登载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 谈话：一九四三年八路军总数已经达到三十三万九千人，新四军总数十二万五千八百九十二人，中共军队总数四十六万四千八百九十二人。中共军队集中在河北、河 南、山东、苏北一带，八路军三大主力一二零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早在一九四○年就集中在冀中、冀南、冀鲁豫平原和山东地区。将近四十万人的八路军本身就 在平汉路两侧，如果就地袭击日报军队，将大大拖住日本人南进的战略进攻。其实坐山观虎斗还不算太坏，而中共竟是乘九万多国军伤亡的时候，在中国军人的血肉 之躯上，去扩大中国共产党一党的地盘。
　　毛泽东没有兵力去填补日军消灭国军以后所留下的湖南长沙、衡阳一带的空虚，但是另有图谋。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中共中央致电李先念等：“（一） 我们赞成你们在半年内以巩固原有地区为主，以发展河南及湘鄂赣工作为辅的方针。（二）关于发展河南工作，应首先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以求得和华北八路军 打通联系……。（三）对于湘鄂赣你们应利用目前去占领若干有利阵地，以便将来有更大发展。亦应组织湘鄂赣工作委员会，有得力干部去领导。（四）中央准备派 一百个高级干部和中级干部到你们地区工作。……”（注11）中共在抗战中是发展、发展，还是发展，一切为了打江山，其它都是次要。
　　几天以后的七月十五日，在国军在湖南被日本打败后的惨痛的日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记载，毛泽东致电李先念和各个中央分局，掩不住他的幸灾乐 祸的情感：“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的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为克服物资困难，发展了广大生产运动，今年天 雨及时，粮食可望丰收。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 缩，在充满着危机；在敌人继续进攻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日本军队打败了中国军队以后，一般都由伪军来占领，毛泽东说的“消灭了许多伪军，夺回 了许多土地”是真话，即日本军队的“一号作战”只需要铁路和沿线的城市及飞机场，广大土地则被中共军队捡便宜占领。迄今为止公布的有关中共文件，没有一件 命令八路军去碰一碰日本军队，日本军队也就只顾南下打中国军队了。这是一次非常好的默契配合。有了这巧妙的配合，就的确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局面：“一个在进 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毛泽东又说，“在敌人继续进攻的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这也说得正确，因为八月七日， 衡阳最后失守，日军立即沿湘桂路继续南下，在九月中旬，展开了桂林柳州战役。
　　桂柳战役，中国军队投入十余万人，日本投入约四万人，历时三个月，日本军队占领了桂林和柳州，打到贵州独山，最后形成对峙局面结束。
　　在桂林危急得时候，中共中央曾经专门给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作疏散的指示，仍然本着乘火打劫的一贯做法，指示在湖南建立武装事宜： “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势必继续，因此布置湘粤两省敌后工作和桂林疏散仍属必要。一、同意派周礼、谢竹峰、张春林秘密转回湖南布置敌后各县人民的武 装斗争，但在敌未到或只经过而无久战意图的地区切勿过早暴露，免为顽方所乘，至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党员，仍应坚守原来隐蔽待机方针不变，周、谢等动身前应 训练一两星期，请若飞亦参加此训练。……四、东江由此间直接电其沿粤汉路向北发展。五、广州湾以北最空虚，该处几无国军，望设法通知该处同志一方谋武装发 展，另方力求与琼崖游击队打通联系。”（注12）这指示的主要精神，仍然是要在日本人消灭或赶走了国军的地方，如指示中的湖南、沿粤汉路、广州湾发展；中 共已经有的武装，如指示中的东江游击队、琼崖游击队，则分别直接去填补粤汉路和广州湾的空虚，在湖南在时机和力量未成熟以前，仍然要秘密隐蔽。中共的指示 中已经习惯称日本人为“敌”，与日本战斗的国军，则称为“顽”，都是敌人。这与中共在西安事变后不久接受改编时候的“诚心诚意”，已经有天壤之别。令人注 意的是，在国军遭受如此巨大损失，甚至陪都重庆都一度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东江和琼崖游击队的任务，仍然只是利用空虚占领地盘，发展势力， 从无从背后袭击日军的指示。
　　从河南、湖南、到两广，任何敌后对日本军队的袭击，都会产生重要的战略价值。日本军队从中国的北方打到南方，在正面战场节节推进，而从无后顾之 忧。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将近五十万人的兵力和二百多万民兵，是可以大大威胁日本军队的后方的。日本人敢于肆无忌惮地南下而没有后顾之忧，在战略上对中 共是充分了解的。八路军、新四军除了在抗战爆发初期，在平型关袭击过日本的辎重部队，在百团大战袭击过敌人的交通线以外，在抗战最艰苦的最后四年，最善于 吹嘘宣传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举得出一次打击日本军队稍俱规模的战役吗？最多在根据地附近烧炮楼而已。
　　在“一号作战”中，日本人在前面消灭国军，中共在后面占据土地；日本人只需要铁路线，中共则需要铁路沿线的地区扩张；中共从不碰撞日本人的铁路线，日本人也不去惹是生非打击中共；有时候，中共和日本军队一起夹攻中华民国军队，互相的呼应极好。
　　顺便要提到的是，毛泽东在党内地地位稳固以后，他的对苏政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即并不再将中国的利益继续出卖给苏联，连老子也不要了，而仅仅为 自己的夺权扩展需要。在后来中苏交恶的一九六○年代末期，苏联汉学家和莫斯科电台，举出了中共背弃苏联事实。例如：“一九四一年七月，苏联通知延安，日本 正在向大陆派遣有充分战斗准备的军队，并且请求采取有效的措施，牵制日本军队，不让他们集中在通向苏联边界的地区，例如，请求破坏铁道交通。但是毛泽东和 过去一样，没有理睬这个请求。一九四一年一月，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一旦日本进犯苏联，中共将采取什么行动呢？毛泽东没有作出直 接的答覆，后来他破坏了一切旨在采取对日敌对行动的努力。”（注13）当苏联在东西方同时受到德、日威胁时，形势非常严峻，斯大林曾经因此着急的睡不着 觉。但是，吃苏联奶水长大的中共毛泽东，却坐视不顾。毛泽东是一个少有的奇人，他既没有什么民族责任感，也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淡薄， 对共产国际的义务从来不热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泽东比生命还看重的事情，其它的信仰和责任，对于他是不存在的。
　　【注释】：
　　1、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168-16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2、蒋纬国编著：《抗日御侮》（七）第31页。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印行，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七年。
　　3、黎东方著：《中华民国简史》第312页，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台北，中华民国七十九年。
　　4、古屋奎二著《蒋总统秘录》，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央日报》社出版，台北，中华民国六十六年。
　　5、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215-216页，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出版，台北，中华民国七十七年。
　　6、中共中央文献编译室：《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09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集(1943-1944)第231-232页，中央挡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8、同【注释】7。
　　9、田酉如著：《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528-529页，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10、《忆彭雪峰同志》中的张震文：《忆我的良师益友彭雪峰同志》，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11、同【注释】7。
　　12、同【注释】7。
　　13、郭华伦著：《中共史论》第四册，中华民国国际研究所编印台北，中华民国六十年。

中共壮大之谜（9）（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2011-07-29 03:55:28

第五卷 一、苏日友好条约
　　在德国法西斯对欧洲若干国家和民族大肆侵略和蹂躏，西方国家和民众刚刚起来抵抗的时候，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突然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这是公开纵容德国侵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以便在西方国家和德国的战争中渔利，而根本不顾欧洲的许多弱小国家被德国法西斯践踏的可悲事实。 这不仅遭遇到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而且连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谅解。当时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差不多五十年以后回忆道：“苏德战争以前，苏联也 是危险的。他们同德国签订和约是不得已。苏联政府的政治信誉因此大受影响，特别是在西欧共产党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尽管苏联反复强调，现在的战争是帝国主 义之间的战争，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不必介入，但仍然不能为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所接受，因为共产党是反法西斯的。”（注1）苏联把正在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解释为 帝国主义之间的大战，以便为纵容法西斯侵略的做法找出根据。作为第三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立即予以附合，毛泽东以一片喝彩回应，为此在九月一日对新华社发 表谈话，称赞该条约；毛泽东亲自给九月七日的《新华日报》撰写社论，也是充份肯定：九月十四日还给延安中共的干部大会演讲，认为整个的战争都是帝国主义之 间的战争，没有所谓正义性问题。由于苏联的姑息，德国对波兰在九月十四日发动进攻。苏联对任何事情总是口口声声以道德、正义出发，但是在具体事实上，从来 都是为其国家民族利益。
　　在远东，那时候日本的真正敌人仍然是苏联，两个国家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利益而紧张地对峙了几十年。苏联为了减轻日本军队的压力而支持中国抗战， 也指令中共抗战，期望用中国人的鲜血来消耗和拖住日本，以便抵挡日本人的威胁。中共虽然为了自己的长远夺取政权的利益，有时候并不完全照办，不顾抗战而从 国民政府的手中夺取政权，但是在根本问题上，（中共）绝对不可能抗拒苏联的任何命令。
　　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和日本竟然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公开出卖中国的抗战，中共竟然又是一片喝彩。但是苏日互相承认对中国土 地占领的这项条约，却震惊了全中国以及全世界，全国发出反对的怒吼，重庆各报纸都大幅刊载。根据四月十五日著名的《大公报》，其条约如下：
　　“第一条：缔约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的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为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之文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日苏的共同宣言全文如下：“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这两国为了争夺中国的领土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宿敌，匆匆重新瓜分中国的北方以后，妥协了。一向比较公允，甚至比较亲近苏联的《大公报》，立即发表 社论：“第一、……日本与中国战争已打到第四年，它又与德、意两国订有军事同盟而迟早须参加欧战；苏联与它缔结中立条约保证不侵犯，并保证在与其他一个或 数个国家发生军事冲突时遵守中立。这在客观上，就等于苏联便利日本对华侵战，便利日本南进在太平洋上与英、美开战。故这条约虽一再出现‘和平’字样，而其 实际却正与‘和平’背道而驰。
　　“第二、……中苏邦交的基础建立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 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之条约及协定。’中国始终守此项誓约，凡损害苏联利益及以苏联为敌的条约及集团，中国均曾拒绝签订拒绝参加。例如日本一再向中国诱胁 的防共协定、防共同盟均为中国所拒绝，这实际是中日开战的基本原因之一。现在苏联与日本订立此约，是便利了中国的敌人，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且共同宣言中 承认‘满洲国’的存在及不可侵，是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且在中日开战之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 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给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 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苏联与日本签订此约，显然是予侵略中国之第三国以协助，并施行不利于受侵略的中国。
　　“第三、尤可遗憾的，是苏日共同宣言的互相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东北四省的领土是中国的领土， 东北四省的人民是中国的人民，日本强要割裂中国的领土，强要奴役中国的人民，中国为此与日本打着生死存亡的大仗；苏联代表亦曾为此在国联席上谴责过日本， 曾接受国联历次否认所谓‘满洲国’决议，尤其在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中有‘不订立有损害中国主权之条约及协议’现在苏联所为，实属违约背信。……”
　　这个背信弃义的条约，立即引起很大的反响：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十四日立即代表中国政府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能承认第三国之间损害中国 领土与行政主权完整的任何协定。”十八日，王外长在国民参议会作专题报告；蒋介石在二十四日向党政军的长官详细分析日苏条约的利与害，并致电美国罗斯福总 统，告知远东的局势必将出现新发展，日本即将南进；重庆的各报纸（中共《新华日报》例外）也纷纷发表文章，谴责苏联的背叛；连一向亲苏亲共的沈君儒、王造 时、张申府等，在十九日联名请苏联驻中国大使转斯大林，对该条约损害中国主权表示遗憾，拥护中国政府的声明。
　　向来以苏联为祖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反应，既令人意外，也并不令人意外。意外者，作为一个中国政党，对于日本和苏联的勾结，对于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又 一次被出卖，毫无任何的民族之情，令人意外；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都是苏联操纵的结果，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有阶级论； 《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表明，民族主义在理论体系中没有地位，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所以在行动中，在全民的抗日战争中， 只顾一党的私利的而损伤中华民族的做法，进而对苏日条约独表赞同，又令人不感到意外。
　　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四月十四日发表社论赞扬该条约，为苏日瓜分内蒙古和满洲辩护：“这次苏日条约中附带的宣言，提到伪满及外蒙古人 民共和国的事，这本是苏日关系上久已存在的事实……现在这个宣言，一方面是结束了过去这个有关满蒙的挑衅，另一方面也便是保证了这两方面今后的安全，这丝 毫不能也没有改变中国的主权。尤其是苏联声明不侵犯满洲国的领土，只是在说明苏联决不以武力侵犯满洲，并不能解释为苏联已正式承认伪满之独立的国家地位， 更不能解释为可以妨碍我们收复东北。”久已存在的事实是，日苏分别以武力占领瓜分了中国的土地，如今两国侵略者互相承认，以便相安无事，这对于侵略者是好 事，对被侵略者自然是坏事，《新华日报》的庆幸，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说话，赞扬他们侵犯中国的主权。
　　延安的《解放》周刊以《苏日条约的伟大意义》为题，登载文章说：“三国同盟方面，极力夸为自己的胜利，谓为苏德协定及三国同盟之逻辑发展。美英 方面则极力缩小该条约的意义，同时亦暴露其一贯挑拨苏日关系，企图使苏联外交政策为其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之阴谋，遭到了严重失败之恐慌情绪，但仍在继续挑拨 苏德关系……但在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方面，则强调此约只于日本有利，于中国不利，散播恐怖情绪，企图引导中国走入投降道路。顽固派方面，则企图利用狭隘的民 族情绪以为反苏反共之活动，客观上为亲日派所利用。”按照这篇文章中的观点，苏日条约的反对者是美、英、国民党（被中共分为顽固派和亲日派）；赞成者是 德、意、日和中共，中共和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人竟然持同一的立场。重庆和延安的中共报纸敢于如此称赞苏日条约，是因为毛泽东等中共最高领导人认为，这是与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是没有是非的，抗日只是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自然已经失去意义，若不是德国在两国多月后进攻苏联， 使中共的立场发生变动，不知道中国共产党还会走多远！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按：以下凡是出于该文件者，一律不再加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以“中国共产党对苏日条约发表意见” 为题，发表了五点意见。开头两条是站在苏联立场上对条约的充分肯定：“（一）……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 全发展。而苏联的这种和平与发展，也即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本来日本军阀为了南下，极需要缓和来自北方的压力，一直要与苏联缔约，但因 为日本在中国的战争已经露出弱点，所以苏联一直拒绝，甚至日本外相松冈三月抵达莫斯科后，仍然受到冷遇。当松冈从西欧返回经过莫斯科时，在苏联的要求下， 突然在四月十三日在克里姆林宫签约，两国以中国的主权做交易材料。中共的正式声明肯定这条约首先有利于苏联，只要有利于苏联，就会有利于中共，所以中共说 有利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可是在逻辑上怎么会有益于被压迫民族，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呢？中华民族正在因此受到宰割！
　　（二）“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提高了，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他的发言权，这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利的，而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 民与被压迫民族则是有利的。”让德国在欧洲横行，让日本在中国肆虐，苏联置身事外，谁都要争取它，地位当然提高了。这纵容侵略，拿中国的领土作为交换，只 会对苏联有益。中共的赞美，完全是站在苏联的立场，是对抗战的又一背叛。
　　（三）“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正义的长期抗战，……我们根据苏联的国策，深信苏联是会继续援助中国的。苏联的外交政策，是独立 自主的外交政策，决不会为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束缚自己援助被压迫民族的正义行动的手足……苏联在这次条约上并没有使中国失望，也永远不会使中国失望。”将外 蒙古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在全世界正式承认日本霸占东北四省，还谈什么援助？中共深信苏联，是因为中共从成立以来都是苏联在中国利益的代理人。将中国人民 正在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霸占一部份，交换给日本一部份，任何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对苏联失望，这从当时重庆各报纸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只有中共不失 望，中共从中华民族的立场超脱出来，也便于中共在抗战中更多的“自由行动”。
　　“（四）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所为满洲国者，早为日本用为扰乱苏联与外蒙边疆的工具，……而日本却屡图侵 犯外蒙，……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使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 些投机家，总是希望日本同苏联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日本占领中国的领土，并利用来侵犯苏联和它的势力 范围，如被苏联霸占的外蒙古，使得中苏在抗战问题上有若干的一致利益。现在苏联承认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占领，以交换日本承认苏联对中国外蒙古的占领，求得 两个强盗的平安无事，只能对两个强盗有利，受损的是中国。对中共可能有利，即利用这种出卖行为来得到苏联的进一步支持。
　　“（五）在苏日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这一条都是宣传用的高调和废话，不值得分析。
　　那时作为中共核心领导人之一的王明，在数十年以后的回忆，对毛泽东等人的作为，作出了历史的见证：“一九四○年十月毛泽东公开主张，在国际推行 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军国主义的日本与苏联联盟的路线，在国内失陷亲日汉奸路线，事实经过是这样的。十月的一个夜间，延安《新中华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 关报，三日刊）要把次日付印的该报稿件送给我审阅（当时我兼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席并直接领导《新中华报》编辑部），我注意到社论的题目是《论德意日苏 同盟》，‘哪里来的这篇文章？’我问这位工作人员，‘这是毛泽东同志送来的’他回答说。‘今天下午他召开了有本报全体编辑和中央宣传部同志参加的座谈会。 他在会上宣布，在国际上要实行德意日苏联盟的路线，在国内实行联日联汪的统一战线。他在会上宣布，他已经写好了一篇《论德意日苏同盟》，作为最近一期《新 中华报》的社论，这样大的问题，难道他事前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吗？’‘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我向这位编辑说。毛泽东承认，他是召开过这个座谈会，他并且 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提出建立英美法苏同盟，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现在事变发展证明这错了，应当实行的不是英美法苏同盟，而是德意日苏同 盟。’……他就用这样半耍赖半恳求的办法，使这篇论文得以在《新中华报》发表。”（注2）充满怨恨的王明，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开罪于苏联有许多的指责和批 评，但其中也仍然有一些真实历史的记载。
　　现在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中，也有一些与这时候相关的文件，例如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 决定》，一开头就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新阶段，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而引起的。战争的性 质，无论是德国或英、法、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在“中央一九四一年四月政治局情报”中，即在苏日条约签订的月份，内部说道：“四月 十三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使英美这种阴谋受到打击。……这个条约是利于苏联，利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而惟独不利于帝国主义阴谋家的。它是苏 联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结果，它保障了苏联的和平建设，提高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使苏联获得使用其力量以保卫其边疆并援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充 分自由。”这也可以与王明的回忆互相证明。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分析国际局势，除了苏联自己，所有的国家都是“资产阶级”的，都是坏的，中共倒向任何一 方，都是合情合理。在该通报中，还两次把中国社会各界对苏日条约的反对称作“狭隘民族情绪”；“顽固派虽然不敢公开反苏，但其利用狭隘民族情绪对苏日条约 进行欺骗宣传之危险，全党必须反复揭破之，必须根据我党四月十六日声明，对各界说明该条约的意义，务使亲日派顽固派之反动宣传不易获逞。”中国人普遍的民 族情绪，是被帝国主义逼出来的，是一个民族长期被欺凌、掠夺和污辱的正常反抗。如果没有这一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早就被瓜分了。中共从成立起的 确就没有这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苏联的任何利益，都宣传成符合任何国家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苏联的利益，当然高于中华民族 的利益。中共虽然一直破坏抗战，只要这破坏没有对苏联造成明显的利益损害，都是合理的。
　　苏日的谅解勾结，加上中共对苏日条约的绝对支持，就使得日本可以抽出力量南下，鼓励了日本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当年的许多报纸和文件，以及何 应钦参谋长等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但是如果这里过多的引用，会有片面之嫌。现在依据北京的出版物，以中共自己的史料，来说明在苏日条约签订前后中共的作 为。
　　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共宣传所谓的国民政府的两次“反共高潮”，即国民政府对中共肆无忌惮的扩展夺权的最初两次反击，不是中共自己打退的，而是日本军队帮忙打退的，出此言者，是毛泽东的内部密电。
　　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是指一九三九年底，当阎锡山对中共的行动反抗时，即“十二月事变”，日军立即从后面扫荡国军，使之半途而废。
　　中共中央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利用日蒋矛盾粉碎顽军进攻”，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有情 报证明淮南路日军撤退全是谣传，蒋、桂对日军仍然是敌对的，据去春晋东经验，我打朱怀冰后，蒋调集大军准备通过晋城、长治县向太行山我军进攻之际，被日军 集中‘扫荡’，将各反共军打得七零八落。同时日军在皖南、鄂西采取攻势，反共高潮因而下降。此种经验，你们很可利用，但不要因此松懈自己准备。”这个电报 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毛泽东竟然将十分严肃的日本侵略中国，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民的抵抗，称为“日蒋矛盾”，中国共产党当然会在“日蒋矛盾”以外 了；二、毛泽东在“日蒋矛盾”感受到什么？即八路军、新四军无论如何对国军发动攻击、中共的根据地一再扩展之时，日军都视而不见。一旦阎锡山在山西开始反 击中共，日军马上就从后面扫荡国军，使得国军不得不退却，“反共高潮因而下降”。日军在这里使得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帮共产党的忙，出自毛泽东之 口。当时的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即中国不亡，中华民族不灭，根本在于国民政府所代表的民族正义力量，在抵抗着日本军队，国民政府当然是日本侵略者的真正 敌手。所以任何打击中国军队的举动，都是对日本军队有利。当时在打击和消灭中国军队的武装力量，就只有日本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这是稍稍有常识者都明白 的事实，所以在山西的八路军有困难的时候，日军帮忙，这是不可争办的事实。这个毛泽东的电报是非常有价值的，是第一次透露出：使得“第一次反共高潮”下降 者，是日本军队。
　　中共把江南新四军皖南事变叫做“第二次反共高潮”，这居然又是日本军队及时挽救新四军。以下仍然以中共发表的史料说明之。
　　日本人看到新四军的军部被歼灭，由汤恩伯、李品仙等率领的国民政府的部份主力军队仍然在皖北、苏南、河南南部，继续形成包围，要强迫新四军转移 到黄河以北。所以在皖南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的时候，在一九四一年的一月下旬，根据《毛泽东年谱》，“日军发起豫南战役”。中共中央如何对待呢？毛泽东覆 电彭德怀，指出：“日蒋矛盾仍然是目前的基本矛盾，我们仍然尽量利用之，使时局再拖几个月的可能性仍然是有的，国共由一月十七日开始破裂到将来某时的全部 破裂有一个过程，此过程可能短，亦可能长，由日蒋矛盾的变化及我们政策来决定，我们方针是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们有利。”这个电报令人注意之处有两点： 其一是：“日蒋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从抗战开始以来，日本侵略中国，中国百姓在国民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领导下反抗，从抗战爆发以来就没有改变过，以毛泽 东只顾自己私利的立场来看，内部承认这“矛盾”是主要的，就承认了抗战是国民政府领导打的，而不是几十年中共一贯宣传的，说是中共领导打的；其二是，毛泽 东在高层内部说要想“仍然尽量利用之”抗战，就承认了中共在抗战之外，就是从世界一流的日军进攻国军的战争中得利。这是中共把自己置之于抗击日本侵略者之 外的又一文字证明。
　　同一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周恩来等，对于日军集中五个以上师团在河南发动进攻，国军前线军事危急，毛指示对国民政府坚决斗争， 以压迫国民政府退让妥协：“日寇乘蒋介石注全力于反共之际，集中五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舟、李品仙诸军约十五万人于平汉路以 东。”“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以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 入。”“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到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们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 恩来同志坚决拒绝。”“蒋在危急之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毛泽东在这里点出的几个军（汤恩 伯、何柱国、李仙舟、李品仙诸军。自由人注）
　　，都是强迫新四军北移而实行包围的主力军，即“皖南事变的主力”，他们竟然在这时候遭到日军的大规模袭击，这完全是公开对中共军队的救援。这个 电报暴露出国民政府的极端困难的处境，即无论中共怎样扩大势力，国民政府不可能施行强制行动，不然日军就要对国军发动攻击，以便对中共实行援助。国民政府 除了妥协之外，不可能对中共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毛泽东所以命令周恩来和国民政府谈判要强硬，“坚持尖锐斗争立场”。几天以后，毛再次致电周恩来声称： “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军事反共事实上已经终结。”所谓“第二次反共高潮”，又被日本军队打退了，日本军队和中共军 队互相支持帮助，已经是毛泽东的电文显示出来的历史事实。
　　日军帮忙新四军，也见于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的《刘少奇年谱》中。政治委员刘少奇、军长陈毅等新四军领导的来往函电：一九四一年二月四日，刘少 奇、陈毅、赖传珠联合致电新四军的师一级领导共三个电报。致彭雪枫、黄克诚说：“敌大举进攻河南，汤部西撤后黄河以西空虚，何柱国受损失最大，我应乘机向 西发展。”“雪枫部应即以两个旅向西活动，以新四军名义相机消灭反共军，发展自己，建立政权，并准备以一个旅配合多数地方干部，于适当时机渡过新黄河，到 达项城、沈丘、新蔡、汝南、息县地区活动，建立根据地。”并要求黄克诚派三个团协助。同一天，陈毅与他的参谋长赖传珠致电新四军第二师的师一级领导的电文 中说：“敌人大举扫荡河南，汤、李受大损失，向我进攻已不可能，华中情势已变，我应乘机大发展。……”致电李先念等说：“敌寇大举向河南进攻，你们应向豫 南发展。……”日军帮助新四军解围，是难以辩解的历史事实。
　　由于日寇向国军进攻，解救了新四军，新四军则乘机大发展，《刘少奇年谱》中有多个电报，以下略举一、二：二月五日，刘少奇．陈毅致电彭雪枫等： “在河南豫西及陕南建立根据地，也是你们及李先念的任务，必要时克诚再加上来，华北亦可增兵来。但你们必须首先到黄河以西去建立一个根据地，为我华中、华 北打开一条西进出路。”二月八日、十日致电张云逸等，在“汤恩伯部已狼狈西撤，损失极大”时，布置一系列具体的扩大根据地的任务。
　　如今公布的文件显示，日本人也的确反对中共军队调动到黄河以北，认为于其不利，所以毛泽东拒绝北移的行动，受到了日本宰相东条英机的赞扬。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的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文中，对日本军队的进攻国军表现得幸灾乐祸：“恩来同志：（一）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 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白何反共计划招来的。（二）汤集团损失不小，三个军已转回豫西，南阳四日失陷。李仙洲尚在淮河西岸，战况亦烈，敌一路由上蔡攻 占项城捣李之背，一路由毫州攻占太和，迫李之前，估计李军战败亦将西撤。……（二）……第一、时间不让他等待。国共冲突固然很好，但你是骗我拖延时间的， 到不如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把你削弱，中国问题就易解决。三十日东条演说有云：‘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抵抗，但日本决不依赖国际纠纷，而是依靠自己 力量解决中国问题。’故南河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第二、日本人不愿我们去华北。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 要驱逐华中共产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一方面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道出了日本不喜欢中共军队到河北，另一方面是蒋介石强行命令中共军队北移，到黄河以北， 最后日军袭击反共军的主力，使得蒋介石的命令的战略决定不能实行。正说明了蒋介石调动命令的正确，而毛泽东坚决不北移，正好符合日本人的需要。中共中央文 件显示，国民政府军队不得不两面作战，以及日军和共军默契配合的历史事实。
　　日军和八路军、新四军联合进攻中国军队的直接结果，给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增加了许多的困难。然而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到底是中国军队，他们做的许 多事情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军事的全面围剿更不可能，所以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致电周恩来说蒋介石“手忙脚乱”：“蒋介石除对我秘密党和办事处 逞凶外，他处绝无办法，苏北方面韩德勤完了，王茂功、冷欣等决不能去，我打李长江有发展。皖西方面，我挺进团已到桐城、潜山。大别山方面，我李先念正向鄂 东发展，桂系已应付不暇。淮北方面，李仙洲亦绝不能深入。皖南方面，我正派曾希圣过江收容，再在芜湖一带创立根据地，项英一部在浙境孝丰活动。……蒋介石 手忙脚乱之时快要到了。”（注4）中共究竟站在抗日方面还是反对抗日方面，即站在日本方面，以上的几个文件已经清楚地做了说明。
　　苏日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更把听从苏联命令的中共，划到了日本的一边，日本就更加放肆对付英美和国民政府。日本军队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向守卫中条山的国军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中共新的立场，将在新的战争中得到考验。
　　苏日条约的发表，使日本人能够从朝鲜、华北和东北抽调五个师团南下，首先的目标在晋南的中条山，那里不仅有国军部队，还驻扎着八路军的主力部 队。据中国军队参谋长何应钦的叙述，国军的四个师团，守卫着豫北、晋南的广约一百七十公里、宽约五十公里的中条山脉，这是背临黄河、前扼山关的战略要地， 尤其对于山西省很重要。敌人以十万余人的优势兵力进攻。经过二十一天的激烈作战，中条山大部被日军占领，国军新编二十七师的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 长陈文祀都壮烈牺牲。何总参谋长记述道：“此次会战，自五月七日起至二十七日止共二十一日，敌因在华北方面交通便利，故易抽转兵力，形成优势，并有空军助 战，兼用毒气，所以最初数日的攻击比较顺利，虽然失去中条山若干山隘及该山以南的几个渡口，但我主力仍在极恶劣情况之下，突破包围，转向敌后攻击，使敌始 终不能完全占领中条山。”（注5）这引起了全国各界的注意。超然于国共两党的重庆《大公报》对此评论道：“尤其离奇的，是对于第八集团军的种种说法： （一）敌方广播：‘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东南部之第十八集团军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主力时，不但始终隔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 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二）上海十六日合众电，敌陆军发言人秋山盛夸日军在晋南之战绩，并称：‘日军共产军素不彼此攻击’。（三）华盛顿十八日同盟电， 《华盛顿明星报》发表社论称：‘中国共产党可以转而帮助汪精卫。’这些说法，可能有部份出自敌人的造谣……我们热忱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反 证。……晋南战役业已经过半月之久，我军苦战，全国关切，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现当晋境敌军求逞之际，近在尺尺的 十八集团军，岂能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岂能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份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中共的立场从来没有像这次 一样暴露在全国各界民众的面前，大众纷纷要求八路军出兵打击日军，支援艰苦战斗中的国军。《毛泽东年谱》记载了毛泽东在此期间的活动情况：中国共产党在日 本军队进攻中条山之后的第二天，即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讲话，认为国共之间类似一九二七年的全面破裂不可能出现，因此，中共的策略是“以 拉对拉，以打对打”，重点是争取中间派，以便瓦解国军，中条山发生的时候，并没有改变中共把对付国军作为首要任务。毛泽东还说，现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 地都已经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候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打日本人是暂时的，夺取政权是根本的，毛泽东的共和 国的样板就是各个根据地。
　　但是在这一天，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对于国民政府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提出了四项先决条件：“（甲）迅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殚， （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五月九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时，要求他们配合国军作战时，要“极力发展统战工作”，这 是要乘机瓦解国军。
　　五月一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重新提出配合中央军作战时必须的先决条件：“新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即皖南新四军的损失问题，继续供应新四 军的粮饷合武器弹药问题，和因为中共在山西、河北、山东、江南扩大和进攻国军，即要国军不能有任何反抗。根据中共的逻辑，反过来，承担正面战场抵抗日本侵 略的国军几年之内受到中共那样大的打击，这损失中共赔偿吗？完全是不抗日，而掀起国共之间战争的军队，还要继续由国民政府供应一切吗？中共如此损伤整个中 国的抗战，不能有任何反对吗？这蛮横要求，不过是国军在中条山被日军围攻的时候，中共不愿意援助而故意提出的行不通的条件。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还透露，周恩来五月十日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了蒋介石通过联络官对周的谈话，即日寇正欲再度进攻中条山，情况紧急，希望中 共出兵援助国军：“委座要我向周先生一谈军事，目前日苏条约后抽出五个师团用在任何一地区，只能消耗敌我兵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现发现有四个师团在调 动，十九师团从朝鲜来，已在中条山发现二十四师团，从热河移动，第二、七师团由其国内开来，似均向华北移动，如果均至中条山，则敌人扫荡黄河以北是肯定了 的，并且还有进攻潼关模样，第十八集团军除了对日妥协必定对日打击。如果能配合，作战前仍阻日于河北，否则敌在华北交通已固，只剩此中条山，一旦失守，华 北完了，西北也必跟着紧急，国际路线也得成问题，据说中共在西北集重兵，如真放弃华北，恐西北亦难保，一切希望十八集团军有所表示，亦即希望配合行 动……。”（注6）这通过周恩来透露出来的请求中共出兵的谈话，反映出苏日条约对中国不利后果，反映出抗战形势的紧急，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受 到的沉重压力下，甚至以华北最后一个据点失守，西北也可能丢失来请求中共出兵援助。可是毛泽东却提出以上的三个先决条件。
　　这场战争非常激烈，日本和西方等通讯都一再报道，中国有三万多人伤亡，日军损失也上万人。
　　在舆论的压力下，似乎中共军队也要打击日本军队，援助国军了。现在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等著作中，的确有了毛泽东命令支援国军的文件。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彭德怀，还发出了配合作战的命令。第一次说：“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 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 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配合。”。第二个电报要求彭德怀“在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
　　五月十六日，彭德怀向八路军各师一级首长正式发出配合国军的作战命令：“为提高与坚定国民党作战决心，兴奋民众，扩大我之政治影响，除由一二九 师及决死纵队各一部兵力在安阳以南之平汉路、洪洞以北之同蒲路各先行破袭外，我华北各兵团（除山东部队外）应立即准备于近期内作较大之行动，配合友军作 战。”以下还对各个师有详细的命令。（注7）毛泽东还把即将配合国军作战的情况通报了周恩来、廖承志等，要他们告诉他们的国际友人，其中包括苏联驻重庆武 官、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朱可夫。
　　在陪都重庆，周恩来亲自致函《大公报》社张季鸾、王芸生，声称八路军在中条山将“有战报、有战果”公布。不管中共动机怎样，这次配合国军作战，既下达了命令，又在陪都造成了舆论，应当真有其事。令人吃惊的是，这配合作战竟然没有下文，不了了之。
　　八路军出动了吗？后来经过报社查证，八路军完全没有参战。查一查五月七日开始的所谓《十四次中条山扫荡战》的有关报道，无论温县、封门口等东 路，绦县、横岭等南路，夏县、台柴村等西路，阳城、冀城等北路，都找不到任何八路军中条山作战的战绩；再翻阅中共元帅将领们的抗日回忆录，也不见任何参战 的踪迹。八路军竟然按兵不动。现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档案錧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也没有任何八路军参战支援国军的记录。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统一的撤 销参战的命令，八路军的各路人马不可能都不去，这内部指令至今没有被选入任何文件集。
　　在苏日合作的大前提下，又期盼日本人尽量多消灭中国军队的中国共产党，不配合国军作战是合情合理的。不仅仅不配合，还乘机发展。《陈毅传》记 载：陈毅在苏北行政公署发表演说以后，“大会刚闭，便收到刘少奇发来的急电，说日军因其侵华战略需要，以五个师团大举向河南进攻，国民党顽固派二十万反共 军进攻的部署已被打乱。望速返盐城，共商大计。”新四军如何从日军在中条山的进攻中得利呢？刚才出版的《刘少奇年谱》中透露出相当的秘密。
　　中共最初表示杀敌请缨几乎是无条件的，却将国中之国从陕北扩大的山西省、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等地，自行立法，收税，发行货币和建立一整套以 军队为中心的人事行政系统；八路军的兵力从二万二千人扩大到一九四○年的四十万人（国民政府和中共协议的规定兵额是四万五千人）新四军由三千人扩大到十万 人（协议的兵额是一万二千人）。由此而产生的国共之间一系列“摩擦”，除了中共在皖南正面对抗命令吃了小亏，其它几乎全胜。日本军队多消灭一个国军，中共 将领夺取政权，就少一个敌人。抗日口号，只是有圆滑的待人接物技巧的周恩来在陪都应付若干人士的手段，和瓦解国民党人的策略，以及进行国际统战的需要。
　　不过，中条山战役刚刚结束才一个月，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在欧洲对苏联发起了猛烈攻击。以苏联利益为首要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立场上立即有一个根 本的、有点滑稽的转变，而且立即又从共产主义的理论加以“解释”。不管怎样，国共之间的关系因为日本的最重要盟国德国进攻苏联而缓和了，当时的情报显示， 日本已经准备配合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因此难以安眠达一个星期，因为苏联将难以抵挡东西两面的夹攻，中共也开始准备对日全面作战。这样，中共大规模向国民 政府夺权，并且和日本军队配合的行动基本终止。引人注意的是，无论日军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中共始终不顾，而一直向抗日的国军进攻；到了苏联受到威胁，中 共才第一次真正准备抗日。
　　在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中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法西斯而斗争，为着 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法西斯奴役。”在国内政策方面，毛泽东变得慎重一些。他在六月二十八日 覆电新四军的师长彭雪枫时说道：“蒋介石还在抗战，蒋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还没有破坏统一战 线。……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对国民党态度上尤须慎重，不可大意。”
　　但是经过日本军队在中条山的打击以后，国共之间力量已经明显消长，国民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再对付中共的胡作非为，因为在山西和皖南两次对中共的扩 张做出反应，都是日本军队从后面袭击国军，给中共解了围，本身在正面战场抵挡日军的国军，难以再做出什么举动；中共基于苏德战争的形势，警惕日本袭击苏 联，暂时停止了扩张，军队也基本停止了对国军的进攻；紧接着，毛泽东为了他个人在中共党内地位的稳固，展开了整风运动，整垮了王明。直到抗战胜利将要到来 之时，才展开了和国民党的正面战争。
　　【注释】：
　　1、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0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
　　2、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何应钦著，国防部史政编印局印，中华民国74年，台北。
　　3、《中共半世纪和叛徒毛泽东》，香港万海语言出版社，1980年。
　　4、毛泽东著：《毛泽东集补卷》第七卷第31页，日本株式会社苍苍社发行，东京，1985年。
　　5、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何应钦著，国防部史政编印局印，中华民国年，台北。
　　6、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250-251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8年。
　　7、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丛书：《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508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第五卷 二、潘汉年的悲剧
　　由于在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给含冤去世已经五年的潘汉年平反，之后出版了一系列的回忆纪念文字，表彰潘汉年的功劳，中国共产党勾结日本侵略者的线索才逐渐呈现出来。
　　在抗战中勾结日本的汉奸大罪，大概是中国人最忌讳的。与日本有秘密勾结行为的主持人或执行者，总是竭尽所能地隐瞒或销毁罪证。所以要将这方面的事情揭露出来，是颇为困难的，有的事情可能已经永远消失了。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王明，被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挫败，并且在中共夺得政权以后，因为不堪忍受毛的压迫而移居苏联，他因此逃过文化大革命一 劫，得以有机会透露出一些中共高层的秘密。他在苏联写的回忆录中，愤慲之气较多，但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索的路径。王明写道：“在国内政策方面，毛泽东 秘密地、不经党中央政治局同意，用中央军委电台发报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要他（饶）派人代表他（毛）同日汪进行反蒋合作谈判，同时停止反对日汪的军事行 动。但是无论日本人，还是汪精卫，那时都不敢相信毛泽东是‘汪精卫第二’。他们怀疑是共产党耍的什么阴谋，想骗他们上当。所以谈判始终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 结果。”
　　“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当时利用毛泽东同日汪勾结的事实作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武器。幸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享有极大的威信，中共又是发起抗日民 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党，所以蒋帮很难使人相信中共领导人中也会出现秦桧、汪精卫式的民族败类。因而他们借此作反共宣传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在反对‘高饶联盟’的藉口下，逮捕和杀害了饶漱石，并且乘机逮捕和杀害了饶漱石奉毛泽东命令去和日汪谈判的代表潘汉年同志 （当时新四军的情报部长），以及日汪方面的谈判代表胡钧鹤（他原是我党叛徒；在上述谈判中潘汉年同志说服了他重新替我党服务），就是为了消灭他（毛泽东） 实行汉奸路线的人证。
　　“由于胡钧鹤是一个一身而三任的谍报人员（他是蒋介石和日汪双方的间谍，又被潘汉年同志争取过来作为新四军在日汪和蒋介石双方进行反间谍活动的 人员），所以他同潘汉年同志谈判内容很快就交给蒋介石特务机关转报给英美在华的谍报机关代表。这样，英美帝国主义认识到：毛泽东既然在日本入侵和全民抗战 的条件下实行亲日路线，愿作亲日汉奸，那么另一种情况，他（毛泽东）无疑可以和他们（日汪）联盟。”（注1）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最底下有如下有关潘汉年的消息：标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上海各界人民，拥护逮捕反革命份子 潘汉年胡风》。关于胡风的“罪行”已经是旧闻。如今突然加上一个在四月份才给上海苏联展览馆剪彩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名字，实在让人吃惊。但是该新闻并未 公布潘汉年的罪状，只是登载了上海市金仲华、农业劳模耿长锁、武汉民盟主任马哲民等的拥护的消息，有点令人莫名其妙，虽然上海报纸早有披露。如今的许多纪 念文章都证实，逮捕潘汉年是由毛泽东亲自下达的命令：一九六三年六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力终生；一九 七二年，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去，仍然未给潘汉年平反；潘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湖南去世；去世五年多以后，给 予正式平反，并且得到高度的评价；“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 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注2）（以下凡出自《潘汉年在上海》不再另外加【注释】，该书的大多数撰写者都是潘汉年从 事情报活动的故旧或中共的有关人员）
　　潘汉年的主要罪名是什么呢？《潘汉年传略》记载稍稍详细：“那是一九四三年，他奉命去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到上海后，潘 汉年了解到，此时李士群正在南京，于是，又马上赶到南京与李士群会面。见到李士群后，没想到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卫想要见潘汉年，对于李士群的要求，反复 衡量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当机立断，决定答应李士群的要求。潘汉年与汪精卫的这次会见，是在李士群的挟持下进行的，会见中潘汉年坚持了党的原则。事后潘汉年 回到淮南根据地时，正值整风运动进入干部审查阶段，潘汉年怕一时讲不清楚情况，便没有向华中局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一九四五年参加党的‘七大’时，他在见 到毛泽东时，曾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此事，又因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与赞扬，咽下了已到嘴边的话语。他不曾想到，这会成为他个人革命生涯的一个重大挫折，造 成终身遗憾和痛苦。四月二日（按：一九五五年），潘汉年向参加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详细汇报了一九四三年会见汪精卫的来龙去脉，并说明了自己长时间未 向组织说清楚的原因，同时将他写的一份有关这件事的经过情况和检讨交给陈毅，请他转报中央。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觉得事关重大，当天便向毛泽东做了汇 报。毛泽东迅速做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四月三日，潘汉年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被捕。”
　　问题在于，中共中央的另一位情报部门负责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上将亲自主持的调查组，在经过一年多的调查以后，发现潘汉年并 没有其它的任何问题，可是毛泽东执意不释放。长期在情报部门工作的重要人物罗青长回忆道：“当时我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我报告潘汉年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 四八年的来往电报都在，许多事实中央都知道。周总理要我告诉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查一下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这个小组 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我任组长。我们三个人检查了一九三九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按年月 日排列，潘汉年怎么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三个月。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何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 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的革命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向中 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七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这几个疑点问题，后来都完全弄清楚了。当时提这几个问题，实际是陪衬，因为既然是 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 殊、胡钧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户根本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五）潘所属的重要 关系，当时还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这对潘汉年的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交给中央以后，却没有下文。但是在一九五五年四月，毛泽 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却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毛泽东以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肯定潘汉年有可杀之罪。在一九六二年的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又点名潘汉年有可杀之罪不杀，并且还无中生有地加上了新的罪名： “秘密投降国民党，是ＣＣ特务”的罪名。现在的史料都肯定，潘汉年的被捕和不顾调查报告再加以重罪，都是毛泽东一手钦定的。毛泽东为什么要给潘汉年加上如 此重罪，迫害致死呢？
　　中共中央通过潘汉年与日本联系主要有两条路线。
　　第一条是与日本战略情报特务直接挂钩。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在上海虹口地区建立了其在华的最高特务机关“梅花堂”，直接接受日本内阁和陆军部领 导，首任机关长是影佐禛昭中将；在上海的日本领事馆内也有一个专门的情报机关，由岩井英一领导。潘汉年通过一个曾经是三十年代左翼文人袁殊和岩井英一建立 了联系。潘汉年把这位左翼文人拉入了情报机关，袁殊先后为中共和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因为袁曾经留学日本，所以和日本特务岩井建立了联系。袁在一九三 五年夏天被国民政府情报部门逮捕以后，变成了戴笠的手下，但是出狱后他又找到了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建立了联系，他成了公开的汉奸机关“兴亚建国运动” 本部的负责人。通过袁殊，潘汉年与岩井英一在虹口的一家日本餐馆见面。这是日本和中共高级情报人员正式合作的开始。
　　那时潘汉年在香港和廖承志一起负责情报工作，每半月向日本特务机关提供一次情报，由潘直接交给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特务小泉清一；日本特务机关每月 提供给潘汉年两千元的情报费用，而且第一次付给一万元。一九四○年以后，袁殊担任了汪精卫的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汪伪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高 级职务，但是他在一九四六年到达中共根据地以后，担任特务机关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共建国后，担任国务院（按：建国初期叫政务院）情报总署副署长， 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等要职。
　　第二条路线是通过汪伪政府的特务头目、汪政权的警政署长、调查统计部长、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李士群早期留学苏联，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利用李士群 为自己当汉奸留后路的心理，潘汉年将李士群处作为一条重要情报管道。此路线分为先后两种。先是通过女作家关露（按：真实姓名胡涛楣），派遣关露的命令经过 叶剑英、廖承志下达。关露除了和李士群公开往来外，还担任日本驻华大使馆与日本海军合办的杂志《女声》的编辑，并曾到日本去参加过“大东亚文学代表大 会”。关露在一九四一年撤退到新四军，于是由潘汉年直接出面，在一九四二年初，由岩井安排，潘汉年和日本在华最高特务头目影佐见面，经过影佐批准，潘直接 和李士群联系，然后潘到上海愚园路李的公馆拜见李士群。
　　本来，在战争中双方搜取敌方的情报为战争服务，是很正常的事情，情报战是战争的一部分，中共为了推翻国民政府统治，其地下党员就长期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搜集各种他们需要的情报，国民政府为了保卫自己政权也如是。
　　抗战中，日本侵略中国，中日双方展开了政治、军事、经济的激烈搏斗，情报战也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中共在一切场合公开参加了抗战，所以中共的情 报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神圣抗战的一部分，为中国抗日军队服务，应当在国民政府情报部门的领导下，与日本情报部门进行战斗。但是，就像八路军、新四军在实际战 争中主要是打击国民政府军队一样，中共的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 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 的汉奸行为。
　　以下共分两点说明之，其一是和日本、汪伪特务机关的关系；其二是彼此交换的情报内容。
　　其一，与日本和汪伪特务机关的关系：
　　潘汉年为首的中共情报活动对国民政府的抗战一方是绝对秘密的；对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是公开的，是协作勾结关系。延安的毛泽东根据地政权仅仅与日本侵略军有某些默契，不可能进一步公开勾结，暗中的勾结是通过潘汉年，潘在日本特务机关的保护下活动。
　　首先，日本特务机关的头目都知道潘汉年的中共情报首脑的真实身份，彼此是公开的交换情报关系，而不是地下的秘密情报关系。（按：以下的引文出自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注3）一书），该书作者在《后记》中说：“一九八九年，在公安部领导的支持和公安大学出版社的帮助下，我用业余时间写成了《潘汉年 传》一书。……为了尽可能真实地反映这位杰出人物的历史全貌，我在写作过程中运用了许多从未公开过的历史档案资料，书稿虽经过有关领导同志亲自审阅和指 正，但为慎重起见，在一九九一年出版时，仍只限在政法系统内发行，印数也很少，只在很小范围内能够见到。……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 处谢建华同志的热心帮助。……”（按：本节凡是出自该书者，一律不另外【注释】）
　　在岩井英一知道胡越明就是潘汉年以后：“岩井英一就约请潘汉年在虹口一家日本餐馆见面。陪同见面的袁殊首先按照潘汉年几天前约定的内容向岩井介 绍了这位‘胡越明’胡先生的简单情况。岩井很客气地表示，欢迎胡先生和袁先生合作，欢迎胡先生做我们的朋友。……又隔了一段时间，岩井就派袁殊到香港和潘 汉年取得联系，正式请求潘汉年和袁殊合作。为‘岩井公馆’搜集情报，并请潘汉年拟订一个工作报告给岩井。看来岩井很重视潘汉年这个情报关系。”经过了一段 时间的接触、试探和商讨，潘汉年通过袁殊和日本情报机关“岩井公馆”及其主持者岩井英一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
　　例如：岩井给潘汉年一个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通行：“上面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证件持有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 这就等于是一张‘护身符’了。岩井还以自己名义在汇中饭店提供了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活动场所。”这哪里是情报战中的对手，是日本与中共高级情报领导人物之 间的合作。
　　再例如：岩井曾经介绍潘汉年和日本在华最高特务影佐禛昭见面。关于影佐禛昭，该书介绍如下：“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者在占领的上海 的虹口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因其办公楼叫‘梅花堂’，日本便称它的这个特务机关为‘梅机关’，‘梅机关’实际是日本侵华的最高特务机关，其成员包 括了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省的代表共三十余人。直接受日本内阁和陆军总部指挥。首任机关长影佐禛昭，是一个臭名昭着的日本特务头子，号称中国通。远在一九 三一年他在日本驻华使馆任职时，就和中国的亲日派人物有过秘密的接触。一九三八年冬天到一九三九年春天，影佐在策划汪精卫叛逃投敌充当汉奸的过程中起了重 要作用，是他直接到越南河内把汪精卫迎接到南京组织伪政权的。汪伪政权正式成立后，他以中将军衔出任汪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团，实际上监视和控制着汪伪政 权的一切重大活动。”影佐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这是日本和中共最高情报官员的会面和联系。
　　另外，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以廖承志为首的中共驻香港的情报人员需要撤退和重新部署，竟然也是由潘汉年找岩井，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派出专人，与 潘派出的人一同到香港，安排了中共情报班子的撤退。潘在提出要求以后几天，岩井约见潘，岩井说：“我们已经接到驻香港领事馆的报告，说小泉先生和陈曼云女 士的联系因战事而中断（按：在香港也是日本和中共的特务机关合作办事，中共方面专门的联系人就是陈曼云女士），希望上海方面派人去帮助恢复和陈曼云的联 系，我想，你可以派人去香港按拟定计划撤退和转移了。”潘派叶文津去，带着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介绍信，并且在上海派出日本特务德田一起去。“由于得到了日 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帮助，潘汉年在香港的一班情报人员撤退和转移的计划很快就顺利落实了：张唯一带领几位干部和叶文津一起转移到了上海，陈曼云等另外几位干 部在一位情报骨干带领下撤退到了内地。不久，撤退到上海的情报班子便开始了新的运作。转移到内地的一拨人也和上海联系上了，通过无线电波，潘汉年系统的情 报网络又运转起了。”这显示中共的情报班底对日本人已经不是秘密，而且是联合办事，日方和中共方的保密和搜集情报的对象，只可能是国民政府的情报部门。可 见日本和中共秘密合作关系的深度。
　　在《潘汉年》一书中，按照中共文化部门负责人之一楼适夷的回忆，反映出潘汉年和日本特务的非同寻常的关系：在袁殊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以后，记载 了被营救的情况；“没一会儿，潘汉年果真来了，听后，便安慰她，‘不要紧的，他马上就会出来，我给你一个电话，你按这个电话去说明一下情况就行了。’他迅 速在纸条上写下了电话号码。袁殊的妻子照他说的办了。果然点到飞灵，电话一挂通，立即就有人──而且是日本人，出面直接上七十六号，把袁殊给接了出来，平 安无恙。潘汉年可谓神通广大，连楼适夷也为之吃惊──他该有怎样广泛复杂的社会关系呀，乍一看不可思议，怎么能指挥起日本人了呢？……电话的去处，正是前 面提到的岩井公馆。而潘汉年的身份，竟是岩井公馆的主人──岩井英一所信任的一名合作者与情报人员，化名胡越明，他身上，还有日伪高级职员的身份证明。” （注4）潘汉年与日本特务机关的合作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了。
　　日本和汪伪特务系统既是统一的，又各有职责，所以潘汉年除了和日本战略情报负责人岩井直接联系以外，还和汪伪的特务头子联系，略举如下：
　　根据《潘汉年生平大事年表》（按：在《潘汉年在上海》一书中），一九三八年九月，潘汉年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一九三九年四月去 上海，在去上海以前，“就争取、分化汉奸李士群等取得一致意见”。潘汉年和李士群之间的情报交换从抗战爆发的第二年就开始，长达六年。而且和日汪特务的接 触不止李士群，相当广泛。另一位老资格的情报负责人刘仁寿回忆道：“抗战期间，潘曾用不同身份、不同方式接近高层次的对象，如陈公博、周佛海、罗君强、李 士群、伪警察局、伪保安司令部、伪宣传部、日使领馆、日方特务机关梅机关、满铁、日方民间团体、重庆对日谋略活动的人物等。潘还化名伪装主和派出入虎穴， 同日本从事谋略活动的人物直接接触。”
　　和李士群的秘密关系从两件事可以看出来：中共江苏省省委书记刘晓等从上海到新四军驻地，是由李的特务系统全程护送：“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的一天 清晨，潘汉年、刘晓、王尧山（江苏省省委组织部长）以及张本、赵先一行五人，穿着考究的衣装，分乘两辆出租汽车悄悄驶往上海火车站，乘坐设备豪华的二等车 厢，离开了上海。当日中午到达镇江。胡均鹤和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徐汉光）早已在车站迎侯……。次日清晨，潘汉年等人乘一条机帆船驶往仪征。刘毅殷勤护 送。下午便到达仪征县城。在仪征又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刘毅找来几名挑夫，为潘汉年等人提着行李，匆匆出城赶路。出城十多里便到了敌我交界的地区。…… 这次撤退顺利的完成，同时为新四军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建立起了一条新的交通线。这是潘汉年对李士群这样上层汉奸特工人物所做的争取工作的一个积极成果，也 是他对胡均鹤、刘毅这样的汪伪汉奸特工人员进行分化瓦解工作的收获。后来，潘汉年的政治交通员何荦以及其他几位根据地的干部都曾利用这条秘密交通线往来于 敌我管辖区之间，也没有发生过安全方面的问题。”新四军军部还从此行得到了电报密码，从此开始了和汪伪政权的直接电报联系。李士群因为早期是中共党员的关 系，又因为战争的前景不明，要为自己留后路，通过潘汉年重新和中共搭上勾，而为日本和中共两个主子服务，他将中共情报人员袁殊安排在岩井公馆；而对于国民 政府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李士群就坚决打击。正因为如此，由国民政府情报部门主要负责人戴笠亲自下命令，由企图戴罪立功的大汉奸周佛海等，将李士群毒死。这 件事也能够看出潘汉年的情报活动的帮凶是日本，敌手是国民政府。
　　另外一件事情是，李士群安排潘汉年直接与汪精卫见面，这超出了一般情报工作的范围。这见面后来潘汉年交代是被挟持所致，据闻，因为此见面没有报 告毛泽东而潘后来蒙受牢狱之灾。根据后来为潘开脱罪责的记述，以潘和汪的对白，看看汪政权和中共之间的关系：“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 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我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潘汉年说：‘共产 党是不会来参加你们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参政 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最 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潘汉年也最后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 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身的机会。’”（注5）
　　当时中国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加上汪伪政权），中共延安政府三方。国民政府一方是后面两方夺取中国所必须打败或消灭的，后面两方事实上是秘密结 合在一起的。汪精卫所期望的，是中共抛弃和国民政府的假联合，由中共和汪政权公开的真联合。汪精卫在接见潘汉年以后期望继续通过李士群联系的一条渠道已经 存在，潘最后的回答也为双方继续在政治上合作留下余地。这对话表明的汪伪政权与中共政权之间在政治上的若干一致，而且潘汉年所做的，已经不是一般的情报工 作。但是，汪精卫提出的合作时机已晚，因为一九四三年，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战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日本对英、美的败局已经明显，中共没有那样傻，恰恰相 反，中共在这样时候调回了联络员兼情报负责人的潘汉年。
　　其二，互相之间交换的情报内容。我们现在知道潘汉年的任何事情，都是在潘汉年被平反以后，其他的当事人为了怀念和表彰潘的功绩，而透露出的一点 点。因此，只能够明确知道潘所得到的有用于中共的情报；对于潘提供给日本人的情报，只能够从叙述中去捕捉。因为，潘不可能提供有关中共的情报给日本，而只 能够提供国民政府和国军军事行动的情报。日本人也最需要在中国正面战场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情报，因为日本已经陷入中国抗战中不能自拔，而导致最后全 面失败。这是所有回忆潘的文章和传记中讳莫如深的。
　　向日本情报部门提供了一些什么呢？分为国际战略情报和有关新四军两个方面。
　　关于国际战略情报，尹骐的著作中分为三点：“一是：揭露远东慕尼黑阴谋。……一九四○年一月，……潘汉年又不断向中央发出有关这方面的重要情 报，包括日本外相和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祺在东京进行秘密谈判，英国对日本做了重大让步；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开始勾搭；日本提出要开放长 江，开放华北，让日本在海南岛驻军；美国则透露，只要能够拆散德、意、日三国同盟，美将对日做出让步。……当时，中共中央还将这些重要情报通知了苏联红军 指挥部。”
　　“二是：对苏德战争的及时警报。……潘汉年从一位留港要人口中获悉美国方面已经做出估计，苏德战争即将爆发。于是当机立断，于六月十三日向延安总部专门发出了一份《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这份提前发出的战略情报，也在六月二十日被及时地转告了苏联方面。”
　　“三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其关于日军究竟南进还是北进的战略情报。……有关部门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表明，从一九四一年七月到十月间，潘汉年向延安 发出的有关这方面的重要情报（按：共有七条）……这些重要信息当时也通报给了苏联，苏联也正是在获得这类重要情报信息的基础上，才敢于下决心从东线防御部 队中抽调兵力来支援西线，参加保卫莫斯科战役。”
　　关于国内方面，潘汉年及时的把日军将要“清乡”扫荡的情报，立即给了新四军军部，“一九四三年春末夏初之际，形势骤然变得有些紧张起来，有消息 说，汪伪军又将有大规模的扫荡根据地的行动，新四军和华中局的领导因为得不到确实可靠的情报，只凭传言是无法做出准确部署的。”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于是派潘 到上海。“李士群回到上海后又邀请潘汉年见一次面。他向潘介绍了日伪军队暂时不会有大规模军事扫荡情况，同时又表示，今后还希望和新四军方面加强联系，交 换情报。……在上海期间，潘汉年还由李士群介绍会见了它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日本方 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冲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 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据铁路交通线和其它重要交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袭击破坏铁路交通 的。”新四军从成立起，就一直打击和消灭江南的国军，如今再通过潘汉年的对日勾结，就完全和日本军队妥协，而一心一意消灭国军了。新四军从成立起到抗战结 束，有任何抗日的功绩吗？潘汉年所做的事情，远远不是情报工作，而是和日军勾结消灭中国军队，出卖中华民族。这些事情，通过对潘汉年的平反昭雪，才第一次 见世面。
　　日本特务机关向潘提供了这样多的情报，对中共情报系统给予了这样多的方便，中共当然回报，这就是交换：“潘汉年通过袁殊和日本情报机构‘岩井公 馆’及其主持者岩井英一之间建立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袁不断从‘岩井公馆’搜集情况给在香港的中共情报机关；潘汉年则以胡明越的名义在香港定期为‘岩井 公馆’提供情报。”潘提供的是什么呢？这是至今为止中共仍然要保持的机密，但是，我们从有关的字里行间，已经可以略略理出潘汉年向日本提供情报的一点点大 致内容。
　　日本人需要什么呢？潘汉年第一次和岩井英一见面的时候：“席间，岩井向潘汉年询问了一些香港和重庆以及整个大后方的情况”。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安部档案写成的书，道出了日本人真正的需要。潘汉年呢？“适度地讲了一些香港和内地的概况，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其他各党派的情况，还讲了一些苏 联、美国和英国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等等。岩井对这些情况显然很感兴趣。”其中的“适度”两字，是表彰潘功绩的写书人所加，日本人需要的，当然不是有关共产 党的，潘也不会提供。在同一页书中写道：“他更重视潘汉年所能为他提供的有关中国内地以及重庆政府和苏美等大国关系的情报。”这决不是从一般电台、报纸得 到的拼凑的情况，这些情况日本人可以自己弄到。只可能是中共以抗日之名义，在重庆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等以合法身份在国民政府高层和在各地的得到 的有关国民政府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日本政府需要这些情报来对付中国的抗战。出卖中国抗战的情报，交换有利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是理所成章 的事情。关于潘汉年提供的情报内容，在同一本书中再一次提到：“岩井英一在运用胡越明（潘汉年）的问题上是颇费一番心思的。他很看重潘汉年的能量，知道潘 汉年有强有力的情报班子，通过潘汉年所得到的有关中国内地以及蒋介石政府和英美等国的关系的情报。”潘汉年是中共情报的首脑之一，潘汉年从一九三九年起， 就是中共中央的社会部的副部长，主持第一线的情报工作；一九四三年华中情报委员会成立，担任情报部长，领导南京、上海等地的情报工作。他直接在周恩来、叶 剑英的手下工作，他提供的情报直接给延安中共中央，他向日本提供的情报来源也应当是中共中央。正因为潘提供的情报有价值，所以和日本情报机关的交换能够长 期维持。请注意前面提到的审查潘汉年小组的组长罗青长所说的：“当时所采取的革命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这透露了潘不只是情报工作，而 是按照中央指示和允许的“两面政策”，就是（共产党）出卖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
　　《潘汉年在上海》一书中，有多篇纪念文章。罗长青是中共情报系统的要员，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国务院担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他是潘汉年专案组的成 员，他的文章指出，潘汉年是直接受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指示行事，除了会见汪精卫这一件事没有向毛汇报，全部与汪伪的接触毛、周都知情，常常直接掌握，每一件 来往电文都保存至今。因为潘对中共的特殊贡献，在一九四五年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受到了毛泽东的直接表扬。若不是华中党内陈毅和其政委饶漱石的内 斗问题，潘汉年在那时就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按：潘汉年站在陈毅一边）。可见潘汉年与日本人的勾结不是他的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正常的 战略策略。
　　从中共的历史，以及中共从来都把中华民国政府作为它的革命的对象看，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正面战场受到的阻击看，从中国军队在战场受到日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夹击看，中共出卖领导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是正常的。
　　除了潘汉年以外，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刘少奇与南京伪政府的联系，也因为他被打倒而曝光。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 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的文件，规定传达到每一个人，几乎家喻户晓，其中有几句话令人注意：“一九四一年，刘少奇派投敌叛变份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 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随着刘少奇的平反，一般都把这理解成污蔑。但是在一九八○年代给周佛海的儿子、中共地下党员周幼海平反，在有关的回忆文章 中就提到了这件事：“第一件是杨宇九的事。杨是刘少奇同志的表外甥女。皖南事变后，刘少奇任新四军军委，曾派杨宇九到南京做过周佛海的工作。杨宇九是幼海 外祖父杨自容最喜欢的女学生，也是幼海外祖母的乾女儿，幼海一直叫她杨阿姨。周佛海是知道杨宇九和刘少奇关系的，固伪政府成立后，即委派杨的弟弟杨叔丹为 财政部警卫队长，借此留条后路。一九四一年春，杨宇九亲自到南京，通过杨叔丹试探后，面见周佛海，传达刘少奇的话，希望周今后保持联系，戴罪立功。后来， 杨宇九还到上海，住在周的家里。”周和杨的具体联系内容，不可能知道。另外：“第二件是冯少白代表共产党和周佛海接触的事。当时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 军，是周的亲信，邵有个亲戚叫冯龙（即冯少白），是专做敌陷区策反工作的新四军重要干部。一九四三年冯少白从苏北来到上海，通过邵式军，在上海湖南路周 家，和周佛海谈话。……后来，冯返苏北，的确和邵式军一直往来。”（注6）
　　在近年北京出版的《周佛海日记》中，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的日记中，提到冯少白：“六时，筱月带冯龙（按：日记中此处原注解如下：‘冯龙，冯少 白，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科长’。筱月，即邵式军，冯龙的姑夫，时冯龙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军长陈毅之命，往上海侦察敌情和采购物资，通过邵式军的关 系，与周佛海等进行了接触。）来见，告以对外和平，对内统一之大义，并分析国际形势……，谈一小时辞去。其用意何在，殊难揣测，当一面与之周旋，一面监视 其发展也。公博对此事亦颇注意，允与冯晤谈。”在同年八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载：“邵式军来，谈冯龙联络问题。”邵式军的名字出现几十处。后来抗战胜利后， 邵式军逃往新四军驻地，其巨大财产被国民政府没收。（注7）周佛海的日记中的为中共服务的情报人员，如李士群、胡均鹤、关露等都经常出现，只是没有记录更 多的内容。
　　杨宇九、冯少白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不同于一般地下秘密工作，去搜集情报，而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代表中共进行工作，双方都必须获利， 所以他们可能交换一定的情报。交换的是什么？已经不可能知道；因为双方的联络层次很高：一方是刘少奇、潘汉年，一方是陈公博、周佛海，他们后面是延安的毛 泽东、周恩来，是汪精卫、日本特工头目。他们是这两股力量求政治联系和妥协的黑暗渠道。
　　如果不是德国进攻苏联，而是苏德、苏日联合亲善，中共与日本的合作不知道要发展到什么地步。
　　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从实际的对日战斗中，感受到了中共与日本勾结，其一是一九四○年四月下旬
　　共军与日军彼此呼应
　　四月二十二日，在晋南地区，日军突然发动攻击。中国政府军于翌日歼灭日军五千余人于晋省东南部的高平，继之又于二十六日击溃日军千余人于中条山，才遏阻住敌人的攻势；而日军之发动此次战事，实则是由于共产党之“诱导”而来。
　　‘中共幸灾乐祸，暗示敌军南攻国军之意甚明。’（四月二十二日日记）同年五月，仍然在山西的南部的战斗以后，蒋介石在日记上记载道：
　　及至五月，日军侵入晋南，使在山西中部政府军通往河北省的路线为之切断。（五月十一日日记）（注8）战争进行的时候，蒋介石从总体的形势发展 上，从指挥中具体地感觉到日军和中共的勾结。蒋介石没有证据，但是我们从现在从表彰潘汉年的回忆录中，可以证实蒋介石在日记中的判断是正确的。后来蒋介石 在台湾写了《苏俄在中国》一书，他已经掌握了中共与日本人勾结的材料了，他记述道：
　　三十二年底，湘西及鄂西之战，三十三年平汉路南端之战，中共将我国国军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透过日军特务机关交给日军。中共企图诱导日军深入 中国抗战大后方之华西，使共军得以乘机突破国军的封锁线，向西北扩张其地盘，并且再进一步，与日军夹击我川黔抗战根据地。所以国际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的全 面宣传攻势，其幕后还有全面军事攻势，着着进行。
　　在中共与日军呼应的时候，苏俄亦与日军侵华战事相呼应。三十三年三月，日军对华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从平汉路蔓延粤汉路。其时陕北共军集中兵力，企图乘此时机，侵入甘肃，打通延安与苏俄的交通路线。苏俄驻迪化的总领事馆也就在这一年内，策动新疆一联串的事变。（注）
　　《潘汉年在上海》和《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两本书所透露的，是中共与日本人勾结的具体行为，有行为而无内容；蒋介石的日记和著作所提到的，是一些 中共勾结日本人的具体内容，而没有材料说明如何勾结。二者加在一起，就可以构成中共出卖民族的具体画面。为了使事实再充分一些，特将何应钦的著作中的有关 内容，列举几条出来，对照现在大陆的有关出版物，事情就更加清楚。
　　何应钦以长期抗战中国军队总参谋长的身份，在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写出初稿，在中华民国七十四年再补充大量史料而成的“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其中破坏国军抗战一章，列举出了许许多多难以辩驳的事实，现随意挑选几段，以便从公开的正面战场的进退，印证中共勾结日本侵略者：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乘日军第二十师团、一零四师团、一零八师团、一零九师团大举进犯，我第二战区正全力迎击时，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忽擅自开放东阳关，纵敌深入，使我临汾附近的国军，陷入日军包围，被迫向同蒲路之西侧山区转进。”
　　“二十七年，第十八集团军已自由开入河北，是年十二月，集中贺龙、赵成全、吕正操等部及东进纵队、青年纵队等，用围攻袭击方法，在博野、小店、 北邑、冀县、北马庄、武靖、安次、赞皇、元氏、赵县、隆平、武安、上焦氏、锁金市等地区，次第解决河北抗日民军张荫梧部及乔明礼、丁树本、张锡九、尚中 叶、杨玉昆、赵天清等部，于是中央所编成在河北之抗日民军，悉被摧残，减轻华北敌军所受之牵制。”
　　“二十八年冬，我军发动冬季攻势之际，在北战场方面，原期一举歼灭晋南三角地带之敌军，然十八集团军竟于此时勾结晋省新军薄一波、韩钧、戍胜伍等叛变，达十余团之众，贺龙部且公开援助叛军加以收编，致北战场之主要攻势计划，完全被其破坏。”
　　“二十九年六、七月间，在河北的第十八集团军又移兵南岸，时彭明治、杨勇、杨尚志、萧华、陈再道、赵金城第及第一一五师主力对孙良诚、高树勋攻 击，激战数旬，孙、高两部不得已又退回黄河以北；该军于占领鲁西之后又逐渐伸张其势力以侵扰豫东、皖北，并与擅自江南渡过江北之新四军互相呼应，向鲁、 苏、皖、豫边区节节前进，致河北之敌得以舒其喘息，在华北方面积极布置军事，发展交通，建设经济，开发资源，其新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于二十九年六月中 旬动工，未受丝毫阻碍，竟于十一月十五日迅速完成，举行通车典礼，是为该军不专心对敌作战，一意袭击友军，破坏抗战的又一明证。共军迫走鹿钟麟、朱怀冰部 后，使敌军在华北从容建设交通，便利军需供输，其发展之情况如下：一、敷设铁路四二五公里……。二、开辟公路四四○九公里……。”关于交通，何应钦是从具 体的结果推断出八路军的行动如何有利于日军。但是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中共中央军委明确指示，不利于中共的交通才破坏，实际让日军以便利的 交通去打国军。这如果没有通过潘汉年去正面勾结，也是一种间接勾结。现在抄录部份中央军委文件如下：“一、道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与我太有害而于敌非 必争者（如插入我根据地内之公路）必须彻底破坏之，凡在敌伪必争，在我无力控制者（如正太路平汉路北）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二、凡我方所需之交 通线通过之道路不可破坏以免敌之注意，而应加紧当地之伪军组织内工作以求交通便利。……”（注9）这里透露出，在日本占领地区的基层，与伪军有广泛的联系 与勾结。
　　还有一些疑问待解开，如中共所谓的两次“反共高潮”，都是国民政府被中共的大规模扩充地盘和不听军令而逼出来的行动，为什么日军却及时准确地从 后面袭击国军？蒋介石、何应钦所列举出的中共与日军配合的实例后面，究竟潘汉年等中共情报人员出卖了一些什么？究竟日本与中共的情报交换造成了抗战多大的 损失？等等，总应该让全体中国人知道真相。这样真相大白的日子还有多远呢？
　　揭示潘汉年的作为，还有一把重要的钥匙，就是弄清当年与潘汉年打交道，并且给以潘汉年以优待保护的影佐禛昭少将的真实面目，以便了解潘不仅仅是特务的另外的重要一面。这一面显示，潘汉年已经不仅仅是情报首脑，而是延安中共中央驻日本方面的联络人。
　　在有关潘汉年所有著作中，都把影佐仅仅作为一般特务头目对待。实际上，影佐是日本政府所谓“和平运动”的领导人。正是影佐，促成了汪精卫汉奸集 团的投敌。汪精卫汉奸集团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离开昆明飞河内，打前站的是高宗武，高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现在日本方面公布的文件证实， 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高宗武和梅思平就与影佐禛昭、今井武夫签订了《上海重光堂秘密协议》，详细规划和安排了汪等的投降事宜。在经过删节的一九八六 年北京出版的《周佛海日记》中，有许多地方说明了影佐其人，周佛海当时是汪精卫集团的第三号人物，行政院副院长。
　　周佛海和影佐，是当时中日双方从事所谓“和平运动”的重要人物。周佛海等人物对抗战前途是极为悲观的，认为抵抗必亡，而他又一心一意追求个人权 利，所以投敌。当了汉奸以后，继续以他的关系和影响对重庆方面进行拉拢，谓之“和平运动”；日本方面也有相当的人士，不以为中国应当是日本的敌手，真正的 敌手应当是苏联和英美，这些国家是在国际上和日本帝国激烈争夺者，所以他们认为日本应当从深陷在中国的泥淖中抽出来，走“和平”道路，影佐就是日本方面专 门从事拉拢上层人物的“和平运动”的主要干将，和周佛海非常密切。和平运动主要因为蒋介石的坚决拒绝而失败。现在以《周佛海日记》为根据，弄清有佐少将是 何许人物，自然就弄清了他和潘汉年的关系实质。
　　以下只摘录周佛海在一九四二年有关影佐的部份日记：二月七日：“影佐来，谈一小时。余谓全面和平必须以蒋为对象，如日本肯实行撤兵，蒋非绝对不 和。影佐谓蒋以三四年后美英必胜，日方又无攻渝之意，故必再坚持三四年，以期最后胜利，必不言和；日本尚有望蒋和平者，实属梦想。滇缅路即使断绝，蒋必不 言和。其言颇有至理。余谓中国人十九均以为英美必胜，余虽不如此，但胜负之数实在未可知之数。盖日占地既多，备多力分，而英、美制造力量又远过日本，故日 本必胜亦无绝对把握。渠亦谓然，但谓日本不致即败。”
　　二月二十六日：“影佐少将自香港返京，报告香港情形，断定重庆决不讲和；日本尚希望重庆和平者，实属梦想。其观察甚正确。”
　　二月二十八日：“在家接见日本名记者神尾茂，老友也。承告东京一般意见，以为日本战胜，驱英、美势力出东亚，重庆必感困难，全面和平可以实现， 咸抱乐观。当告以余所观察适相反，重庆抗战数年，所期待者英美参战也；且重庆以为英、美经济力远胜日本，一时军事失败，不关胜负，最后日本必因经济战而失 败，故军队中有意来归者，最近突变态度。故重庆言和决不可能。渠始恍然大悟。甚矣，日本对华认识不清也！”
　　“八时起，影佐少将电话，望上午见面，以上午均有预约，定为下午五时。……汪公馆来电话，谓主席瞩即往，影佐少将亦在专侯，有要事。因即赴往。 至则公博已先至。汪先生谓：影佐调北满，为炮兵司令。闻讯大惊，数月谣言今果实现矣。和平运动初期之日方友人，均风流云散，今后工作益感困难。惟详细研 究，或无深刻之政治意义。盖国府既不言和，又不能恢复临时及维新局面，除强化国府外，日方实无路可走。当由汪先生电东条首相挽留，恐难如愿。”（注10）
　　影佐的身份既然如此，他为什么给予潘汉年的各种方便和爱护，甚至每月发活动经费的原因就清楚了，当然是与延安保持一种上层的联系的需要。另外前 面曾经引用潘汉年被汪精卫接见时的对白内容，也证明潘不是一个一般的搞情报的人，而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被接见，汪精卫决不会对一个单纯的情报人员讲述他 对于和中共合作的诚意。潘汉年实际是延安驻日本和汪伪政权方面的代表，兼领导中共的情报工作。而非地下秘密式的公开情报工作，主要是用国民政府抗战的情报 和英美的情报，与日本交换中共和苏联有用的情报。
　　如果不是因为给潘汉年平反，并且又出于肯定潘汉年功绩的需要，中共高层与日寇的肮脏交易，恐怕至今还不会透露。
　　做尽了坏事而又冠冕堂皇的毛泽东，当然害怕他的丑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于是决定灭口，亲自决定逮捕潘汉年。甚至在对潘的专案调查结束以后，除 了发现潘汉年对中共的贡献以外，未发现其它任何的不当处，却反而在一九六三年一月，根据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判处潘汉年十五年徒刑；在 一九七二年，改判潘汉年无期徒刑。毛泽东死后仍然不释放，直到潘汉年在湖南劳改农场死去。
　　“口”是灭了，不服的潘汉年的战友，运用中共所保存的秘密档案，以及他们有保留的回忆，在肯定表彰潘汉年的过程中，还是将毛泽东～中共在抗战中出卖中华民族的事实写出来，虽然只透露了一点点。
　　【注释】：
　　1、王明著：《半个世纪和叛徒毛泽东》。
　　2、《潘汉年在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3、尹骐著：《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九六年。
　　4、谭元亨著：《潘汉年》第16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一九九六年。
　　5、尹骐著：《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第160-161页。
　　6、上海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宛》第34-35页，沈立行文：《我所知道的周幼海》，一九九二年。
　　7、周佛海著：《周佛海日记》第822页、906页，蔡德金编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6年。
　　8、《蒋总统秘录》第十二集第九十五页，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编著，中央日报社出版，民国六十三年，台北。
　　9、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何应钦著，国防部史政编印局印，中华民国七十四年，台北。
　　10、周佛海著：《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