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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即使军事干预的危险迫在眉睫，捷共仍然拒绝用旧的官僚主义警察统治来实现政治领导……
当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的攻击跨过国界、扩大到整个东欧和苏联，对改革的围剿才真正开始了。苏共中央机关报《其理报》展开了宣传政势，说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势力”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蔓延；勃列日涅夫和几个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频频展开外交活动，大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重要性；华约部队7月初，在捷境内和邻国的军事演习搞得热火朝天……
1968年7月8日，勃列日涅夫及东欧4国的首领东德的乌布利希、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哥穆尔卡和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分别电告杜布切克，要他7月1日去华沙参加华约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议，讨论（2000字宣言》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
7月9日，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5国首脑的邀请信。
总理切尔尼克提议，在目前的局势下，党的中央主席团不应该参加共和国领土以外的任何会议。
除了保守派比拉克和科尔德，主席团一致决定，拒绝这一命令式的会议邀请。
7月14日，华约条约最高级会谈，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
7月16日，华约会议通过了与会5国给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名信。
这封最后通谍式的联名信，公开表示对捷克内政的干预。
联名信说：
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引起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这已经不仅仅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
反动势力利用了捷共领导的软弱，滥用了“民主化”的口号蛊惑人心，发动一场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忠诚可靠的干部的运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反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势力把黑手伸向报刊、广播和电视中去，把它们变成攻击共产党的讲坛……这正是反动派能够利用《2000字直言》的形式向全国发出号召，公开自己的政治纲领的原因。这个声明直言不讳地号召反对共产党和合法政府，煽动罢工和骚乱。
因此我们相信，坚决击退反共势力的进攻，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你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任务。
到此刻，矛盾的焦点已经很清楚了：当成千上万的捷克人民参与国家大事、参与改革而打破了封闭式的官僚政治的秩序时，应该如何评价这种不安定的政治局势是将其当成民主力量、民主政治的体现而加以珍惜、引导，还是当成反革命动乱而加以讨伐？
这个矛盾当然不是出自认识上的差距，它深刻地体现了两个彼此对立的社会集团在争取各自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所具有的完全相反的原则。
捷共中央立即召开了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拒绝五国联名信，并拟定了反驳这封指责信的复信。
会议坚定地表示，捷共将继续贯彻自己的方针路线，并表示捷共并不认为国内存在着来信中所说的“反革命危险”。
7月18日，杜布切克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反驳了华沙条约五国来信。他以沉着和自信的语气向人民宣告了中央主席团的复信内容，并告诉人民，复信将提交中央委员会通过。
如果没有整个民族的充分信赖和支持，杜布切克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是很难有如此的沉着和决断的。
7月19日，捷共召开中央全会，107名中央委员中的87名出席了全会。全体与会者一致通过了中央主席团的复信，并对杜布切克和中央主席团的不妥协立场表示了支持。
在这次全会上，甚至连反对改革的亲莫斯科分子比拉克、英德拉也与其他委员一样投了支持票；或许，反对派只是慑服于此时在全国爆发出来的民主和民族的威力，而不敢将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
这封语气温和而态度却十分坚定的复信断然拒绝了关于“社会主义受到威胁”和“捷共的政治作用在反动的、反革命势力的压力下趋于衰退”的指责。
捷共中央在复信中自豪地宣称：
我们党新的、民主化的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日益提高，绝大多数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我们认为，这是当前局势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我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赞成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赞成言论自由。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努力证明，它是能够用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声名狼藉的官僚主义警察统治的方法来实现政治领导和管理的。
当捷共和捷克人民用克制和妥协并没有换得对方对捷克内部的改革事业的谅解和尊重后，捷克人民恢复了他们的热情和决心；捷共拿出了更多的勇气和力量。
从复信中摘出的短短几行就可以看出，捷共对于民主政治有了更加直截了当地呼唤，对改革有了比4月《行动纲领》更高的目标；它甚至比某些来自下层的要求民主权力的宣言、声明具有更多的民主意识。
失去了民主自由的人民要求民主权力是正常的，一个在野的政治家或政党高举民主的大旗也不足为奇；而一个仍然执掌着政权的政党，一个正行使着统治权力的官方，能在它的官方文件中如此热诚地呼唤民主，的确是令人激动和尊敬的。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权力，必须将自己的统治权力置于民主力量的监督、制约之下。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她的“布拉格之春”给社会主义事业留下了一个伟大的文件，给社会主义改革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以后几个月的深重危机中，捷共能得到整个民族的巨大支持，其答案就在这里了。
然而另一方面，改革的目标越明确，民主政治显示出来的力量越强大，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便更加强硬。
对于以官僚、警察、军队统治着本国、也控制着东欧的霸权来说，这同样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它必须扼杀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事业。这是决心已定的事。它的时机已不多了，它的手段除了赤裸裸的暴力，也只剩下谈判桌上的威胁了。
苏联向捷共提出邀请，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去莫斯科、基辅或其他城市与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
捷共非常理智而正确地拒绝了这次邀请。
他们熟悉东欧的历史，他们记得1948年铁托正确地拒绝了斯大林的会谈邀请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同时也记得纳吉的几次失败的、悲剧性的谈判。
谁也不相信参加了这样谈判判后，还能带着个人和民族的尊严返回祖国。
最后，谈判地点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小镇切尔纳。它距苏联只有3公里，是一个很难在地图上找到的小镇。
1968年7月29日，一辆专列从苏联开到切尔纳，载来了苏共11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位。克里姆林宫的三驾马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总理柯西金、国家元首波相戈尔内都在其中；同时，另一辆专列从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开来，送来了斯沃傅达总统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全部11名成员。
这时，这个只有一个火车小站和2000人口的小镇突然成了世界瞩目的中心。数百名新闻记者跟踪而来，他们预感到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较量就要开始了。
然而，这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它留下的只是一些戏剧性场面。
十七
一次就象老百姓在生活中吵架一样的会议，就能将专制和民主调和起来吗？
会谈是由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地将一捆剪报扔在谈判桌上开始的。
这捆剪报不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摘录，也不是苏共或捷共的重要文件。剪报是从最近几个月来捷克的报刊上剪下来的，其中当然有刊登了《2000字直言》的报纸。
勃列日涅夫逐一引用这些剪报作为捷共已失去控制、反革命在捷克泛滥的证据。
苏联代表逐个发言，指责捷共领导容忍“背叛社会主义事业”、“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势力泛滥。
杜布切克承担着大部分发言。他温和而耐心地解释，同时也坚定地宣称，捷共在这场改革中的唯一目标是建立真正的、最好的社会主义。
勃列日涅夫却采用了另一种发言方式，他显然是真正动了感情。他以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忿怒地向杜布切克咆哮：“你们的政策居然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他们是帝国主义爪牙，至少也是在干着帝国主义所希望的事！”勃列日涅夫的粗暴激怒了坐在杜布切克身边的斯沃博达总统。这位72岁的老人气得满脸通红。他说，如果苏联以这种方式谈判，他宁愿辞职！他说，他本来就是一介农夫，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挂冠归田。
会谈室的温度稍稍降了一点。苏联提出了非常具休的要求那是一份要求捷共“非撤换不可”的人员名单。
名单上有捷克党政负责干部，甚至还有报刊电台的工作人员。这个名单上有250人。
即使要捷共自己开出这种包括基层人员的的详细名单也是有困难的，可见苏联对捷克内政的关切和熟悉程度；也可见苏联的情报部门的工作效率。
当然，捷方拒绝接受如此具体的国际援助。
第一次会谈进行到晚上10点也没谈出结果。
第二天的会谈又是以勃列日涅夫拿出一张报纸指责捷共领导开始的。
这是一份刚刚出版的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
昨天的会议，苏方批评过这个报纸的编辑部，在250名非撤换不可的名单中，就有这个编辑部里的编辑。
捷方的代表紧张起来，以为这家报纸的社论或重要文章出了问题，说不定又发表了类似《2000字宣言》的文章。
这几天，国内舆论的焦点都在切尔纳会谈上，人民在报刊上以各咱种方式表示对改革和改革派领导人的支持，以加强捷共的谈判地位。对此，政治家们深受感动；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应该谨慎，别让对方抓住把柄才是。
然而事情完全不是捷方所担心的那样。勃列日涅夫愤怒的不是社论、不是重要文章、甚至不是它的报道，而是最末一版下角的一则小小的广告。
那是某个基层单位的捷共党支部征聘党支部书记的广告。它要求的条件只是大学毕业的文化程度。
勃列旧涅大义愤填膺地斥责：“这就是证明捷克整个局势危险的典型事物。从没有被共产党的适当方法进行训练过的普普通通的人中间选用干部，要是搞这种事情，请问，共产主义会搞成哈样子？”勃列日涅夫是正确的，支部书记尽管比总书记小得多，但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权力的象征。怎么能将共产党掌握的权力随便交给一个仅仅是有学历的人呢？
捷方不同意勃列日涅夫的指责，他们用了整整两个小时进行争辩。
捷克共产党人也是对的，如果共产党内是民主的，那么书记仅仅是按党的章程和党员意志工作的办事员而不是掌权者；如果权力在全体党员手里，当然可以象征聘一名会计、一位律师那样去聘用一名能干的党务工作者。
会谈中所争论的问题就是这么琐碎和微小，但其反映出来的矛盾却是那么巨大、深刻和难以调和。
捷克人一点儿也不退让，这使苏方的谈判人员既愤怒又诧异，在他们与东欧的外交往来中，还从来没有过如此针锋相对的先例。
他们开始对捷克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攻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谢列斯特肝火最旺，他攻击捷共搞反革命修正主义，甚至指责捷克人把传单散发到苏联境内，对苏联搞民族分裂。
他的态度完全不象一个大国的领袖人物，倒象一个发脾气的农庄主席在训斥工作中出了差错的农庄庄员。
谢列斯特一坐下，杜布切克马上站起来说：“假如您继续使用那种措词的话，即便继续进行这次会谈也不会有什么意义。”斯姆尔科夫斯基也站起来说：“如果再这样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我将不再参加这种有失尊严的侮辱性会谈。”于是捷方全体代表起来离开了会场。
后来，勃列日涅夫带着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和谢列斯特登上了杜布切克的卧车。
表示了歉意之后，会谈才重新恢复。
然而矛盾无法调和，勃列日涅夫无法稍微长久一点压制他的怒火。他又发脾气了：他象老百姓骂架那样，骂捷克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是“一个肮脏的犹太人！”；又象老百姓在生活中吵完架一样，骂完后，他气冲冲地离开了会谈室。
这一次是杜布切克去看望他。杜布切克离开了勃列日涅夫走后依然吵闹着的会谈室，徒步向苏联的专车走去，并在他的警卫人员惊慌失措地注视下，独自登上了勃列日涅夫的卧车。
这真是一次吵声不断、怒气不息的会谈。原订的宴会和记者招待会都取消了，这就更加深了会谈的神秘性。
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因为这次会谈而引起的紧张心理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十八
人民愿意用民族的脊梁去分担领袖们的重负；领袖们却宁愿自己默默地承受到底。因为这是一副整个民族也难以承担的历史重担。
在切尔纳会谈之前，捷克人民就被危机感和责任感折磨得焦虑不安了。他们深知捷克民族正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他们要求领导人拿出最大的勇气去参加会谈；同时也准备用整个民族脊梁去承受历史的重负。
1968年7月下旬，是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面临着最险恶的危机时刻，也是这个民族显示她的智慧和成熟的伟大时刻。
7月26日，在切尔纳会谈的前3天，《文学通讯》发表了由作家巴维尔·柯霍特执笔的呼吁书。
呼吁书指名道性地写给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几位改革家，将人民的信任交给他们，也委托他们在会谈中将捷克人民的意志宣告出来。
呼吁书写道：
同志们：在你们同苏共会谈的前夕，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正如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少数几个人将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情况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想以表示支持的方式对你们有所帮助……
同志们，你们的历史性使命就是要说服苏共领导人，要他们相信，根据我国的利益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利益，我国的复兴过程必须进行到底……
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可以用4个词来表示：社会主义、同盟、主权、自由。
请你们用无数的实例来说服对方，向他们表明，现在我们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阵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稳固得多，请你们转告对方，我们需要自由、和平……
请你们代表我国人民来说话，在这些日子里人民已不再是一个抽象名词，他们变成了创造历史的力量……
希望你们行动起来，进行解释，但一定要团结一致地捍卫我们已经选择、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坚决走到底的这条道路。我们将每时每刻地关注着你们的工作。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你们的报告。我们时刻想念着你们，希望你也时刻想着我们。
呼吁书发表仅仅几个小时，全国就掀起了一个支持呼吁书的签字运动。在布拉格和其它城市的街头都张贴着这份呼吁书，摆在街头的桌子随处可见，人们排着长队，等候着在呼吁书上签名。
历史上很少有人能用一篇短文将一个民族的意志、忧虑表达得如此准确；也很少有哪一篇短文能获得如此重多人民的响应。
呼吁书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请为我们写下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命运攸关的一页，请谨慎地写！但要鼓起勇气来写！失去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那是我们的不幸，你们的耻辱。我们信赖你们。
几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有的甚至写下了自己的地址。捷克共产党获得了它成立以来最令人激动的拥护。
人民与领袖如此紧密地拥抱在一起，历史上能有这样业绩的政治家并没有几位。
一个县的代表团曾经带着一本厚厚的签名簿专程赶到切尔纳小镇，要求会见杜布切克。他们带来了全县公民对作家柯霍特呼吁书的签名。
签名的有二万零几十人。他们说，这是全县的公民包括重病住院的病人都签了名，一个也不少。
斯姆尔科夫斯基代表杜布切克接见了这个县的代表团，也代表捷共接受了人民在呼吁书中提出的4项原则：社会主义、同盟、主权和自由。
斯姆尔科夫斯基称这4项原则是“人民的纲领”。
领袖们没有无视人民的纲领和委托，他们带着整个民族的嘱托艰难地在切尔纳进行斗争。
然而历史却未能满足捷克人民的愿望。
经过了4天的艰苦会谈，当精疲力竭的领袖们返回布拉格时，己经是夜晚了。
领袖们没有给人民带回希望，却又不能把令人忧虑的前景披露给忐忑不安的人民。他们要求人民镇定，希望大家回家安心睡觉。
然而布拉格人不能入睡，领导人疲惫不堪的神情加深了他们不祥的预感。
人们聚集在国会广场，不愿散去，他们要知道会谈的真实结果。
群众要求杜布切克出来报告会谈情况。
斯姆尔科夫斯基来到现场，他登上一个阳台，对近万名群众说：“我请求你们让杜布切克同志休息一会儿……他一天只睡3个小时，他的脑子要考虑很多问题。他肩上挑多重的担子，这是别人无法想象的。”于是群众还有许多拥到他身过的记者，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
开头，他坦率地回答了：他理解人民的心情，也深知祖国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
到后来，当问题越来越临近那个险恶的事实时，他难于说下去了，只好停下来。
会场一片期待的沉寂、一片庄严的肃穆。许多人流下了眼泪，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斯姆尔科夫斯基懂得这种沉默后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力量。他必须抑制这股力量，必须克制自己的热情，必须把苏联人在会谈中的压力隐藏起来。他懂得反苏情绪如果再有几分增长，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向群众保证，领导人绝不会背叛改革事业，改革必将进行下去。
群众固执地要知道会谈细节，甚至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存在军事干涉的危险？
斯姆尔科夫斯基断然否定了这个问题，并批评说这种假设是危险的、不负责任的！
这一次，他没有说服人。他的话缺少热情。一颗正直的灵魂是很难将热情给予谎言的，而没有热情便难以打动人心、取信于人。
有了更多的问题，有了更嘈杂的喊声。会见继续了两个多小时，人们仍然不愿意离去。
斯姆尔科夫斯基已经精疲力尽，他鼓起最后的力量喊道：“你们所有的问题我都回答了，你们还要求什么？”于是上万人的声音象一个人那样整齐地在广场上升起：“说实话！说实话！”人民要知道有没有武装干涉的危险？要知道捷克的改革是不是面临着匈牙利人12年前经历过的灾难？是呵，只有在这个问题上，他才没说真话，也不能说真话。
现时，斯姆尔科夫斯基一定懂得什么叫历史重担；此时，他被不堪承受的重负压迫着。他无法将这副担子交出来因为他很清楚，有时候甚至整个民族也难以承受一副历史重担。
捷克斯洛伐克的1968年就正是这样的时刻。
捷共的改革家必须将这一历史重负承担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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