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最后关头之前的最后努力 16.1 两广的统一
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先后击破红军在华南与长江中游的根据地之后，接着需要着手解决的政治统一问题，就是两广与中央的分裂。虽然蒋介石在政
治上，对于两广的分离政府，采取以和为贵的低姿态，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两广与中央的歧见，在先后召开的国民党四全与五全大会中，不断的妥协，给足两广代表的
面子，但是两广的军政领袖，如胡汉民、邹鲁、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一直对于蒋介石怀有极深的防范与敌意，两广政府仍然整军经武，同时经常派人与华北的军政
势力进行联络，以随时准备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军事对抗。
日本对于介入两广与南京之间的分裂，一直抱着极大的兴趣，希望能够再度引爆中国的分裂与内战，以消弱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因此日本多次派 出与两广高层军政人士有过往的日本军政领袖，如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人，前往两广进行反蒋游说。此举虽然没有达成收买两广政府的目的，但是也建立了一些 可以牵制蒋介石的政治力量。
而广西的李宗仁与白崇禧，甚至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接受日本的军事武器援助，以强化桂军对抗蒋介石德式装备整编军队的能力。当然两广的政府，一直 是以南京政府“不敢抗日”作为反蒋的理由。两广政府领袖痛批蒋介石的政策，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到塘沽协定，无一不是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表 现。虽然两广政府反蒋的情绪极其强烈，但是它还能守住中华的民族大义，不愿成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政府。
到了一九三六年，广东的政局有了很大的变化，五月，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去世，邹鲁又被迫离开广州，广州方面由陈济棠控制大局，而此时南京的国民 政府已经肃清江西、湖南的红军，并且正在积极地修建粤汉铁路，因此中央的力量已经向南发展，而接近两广的势力范围，因此造成其军政领袖的紧张。于是两广的 领袖决定先发制人，以日军在华北增兵、国民政府没有决心与日本决战为理由，联络华北的山头势力，讨伐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两广政府 正式出兵北上，进入湖南与江西南部，宣言假如南京政府不对日宣战，他们将会进攻南京，同时两广政府派员到华北进行游说，希望再组反蒋的军事同盟。
此时华北的军政领袖，由于经常在日军强大的压力之下，深知对日宣战是非同小可的历史决定，他们虽然不见得完全愿意支持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但是他 们却了解，目前中国若是要对抗日本，必须团结合作，争取更多准备的时间，并且绝对不能再开内战。所以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渠都先后宣布，不参加两 广政府的抗日救国军。华北的军政领袖，既然不愿支持两广的军事讨伐行动，两广的抗日救国军也就更为人单势孤了。而此时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但已经将 军政力量扩大到了西南，同时在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都有了中央政府的架势，单凭实力，两广实在很难挑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
由于两广军政领袖师出无名，在广东的空军与陆军先后投向国民政府之后，两广的反蒋势力迅速瓦解。蒋介石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全 的二中全会，会议通过正式撤消两广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组织，两广直接归并中央直接领导。广东的陈济棠在众叛亲离之下，只有离职到香港。九月中旬，蒋介石 再亲自到广州与李宗仁会面。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终于同意出任国民政府委派的职务，从此与南京分裂长达六年的两广，终于重新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中国更 朝向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南京的国民政府，当然更有中央政府的规模与实力，此时蒋介石所剩下唯一的内政统一问题，就是与红军之间的较力了。
此时日本也了解中国的转变：一个由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央政府，正在重建一个统一的政治架构，中国不但在理财练兵上，开始理出头绪，中国甚至在社 会、教育、文化、工业与经贸等方面，都出现了真正的进步。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感到紧张，假如再让中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不出十年的时间，日本将难以招架中国 复兴的强大实力，因此其内部出现了检讨大陆政策发展的新争议。
但是对于日本的少壮派军人而言，侵略中国以及建立军国主义的大政方针，是他们愿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推动下去的，因此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对于政府部 门瞻前顾后的做法，大感不满，终于正式决定，发动流血的军事政变，以建立军人政府。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由少壮派军人所主导的二二六政变，刺杀日本政 府的内阁阁员，并且包围日皇皇宫。虽然整个政变最后还是被效忠日皇的军队平定，但是日本的政治权力，从此完全地落到了军人的手中，日本再也没有一位政治人 物，敢违逆军人的意志。因此日本从此正式的步上军国主义的方向，至于何时与如何全面侵略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第十六章、最后关头之前的最后努力 16.2 中、日的外交互动接触
在这个时候，南京的国民政府，开始与日本进行全面的外交接触。国民政府仍然希望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尽可能的让日本明白，中、日是处在“合则两
利”的历史关键时刻，如果两国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无论是谁获胜，最后都将会给西方帝国主义，以及苏联共产主义，占到便宜。虽然中国这种看法非常具有历史
的眼光，却仍很难让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真正的醒悟。当然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利用外交谈判，拖延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爆发的时间。
因此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与日本的驻华大使，以及中国驻日大使与日本政府，进行双向双线的一系列接触与谈判，特别是中国驻日大使董作宾 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以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之间的会谈，最为深入与全面性，中、日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日本方面一直围绕着 所谓的广田三原则，千方百计想要在谈判桌上，迫使中国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条件，根本就没有任何平等与尊重的立场可言。因此尽管中国方面一再希望日本能够了 解，中、日相争最后的结果，绝对是两败俱伤，而让美国与苏联取得支配亚洲的机会，但日本方面丝毫不为中国的远见所动。因此中日的外交接触，只成为了日本压 迫中国的外交手法而已。
而日本对于国民政府与中共红军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发展，是非常的重视，因为日本与苏联以及共产主义，最终必然要有一场决战，这是日本无法逃避的历 史命运，而当初日本急于侵略中国东北、内蒙与华北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争取抗苏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日本最大的战略恶梦，就是中国全面的赤化，而成 为苏联所支配的附属国，那么日本在华将会陷入被南北夹击的危机之中。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的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国的西南折向西北运动之后，日本对于国民政府的压力立刻大幅的增加。日本政府以及军部，包括 关东军与驻屯军，都一再地发表声明，假如国民政府不能有效的歼灭北上的红军，那么日本只有自己动手来攻击红军了。这就是一九三五年，在华北日军压迫国民政 府的最主要借口，而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现，就是日本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力量北上的先制防御行动之一。之后，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改编，以及对于冀察政 务委员会负责人宋哲元没完没了的压迫，也都是着重在“防共”的战略。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一度表示为了抗日，由陕西进入山西与内蒙古边界，引起了日军极大地警戒，日军借口防共的迫切性，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政 府通过扩编其华北驻屯军的议案，已准备迎击共军北上的挑战。日本在华北驻屯军的司令官职级，提升为日皇亲自任命的中将军官，并且擅自违反了辛丑和约所规定 驻屯军的数量限制，大量的增加在华北的日本驻军。日军公然表示，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华北，日军随时准备在华北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五月一日，日 皇正式任命第一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改组之后的驻屯军司令官，并且增派第五师团中（日本的“钢军”）的一个旅团，驻进天津与北平之间的日军基地。
第十六章、最后关头之前的最后努力 16.3 宋哲元的折冲斡旋
日本在华北采取政治与经济的两手策略，在政治上，是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宋哲元，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威胁利诱，并且直接与华北其它的军政领
袖进行接触，希望华北能够正式的脱离南京的国民政府，而以所谓自治的方式，加入日本与满洲国的政治与军事合作体系之中。宋哲元的确受到日本极大的压力，华
北是否脱离国民政府而自主，几度都在危机边缘徘徊，田代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以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企图胁迫宋哲元接受华北自主的日本要求。
这时候的宋哲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将领，而是拥有冀察两省军政经权力的地方大员，二十九军也从最初的两万多人，扩充到二十多万人的地方性大 军实力（包括各种保安队等武力），而日本对于策划华北的自主，更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试想连黄郛与何应钦两位国民政府的重量级人物，都不堪日本军方在华 北的压力，如何让政军实力有限、与国民政府关系较浅的宋哲元能够招架得住呢？但是宋哲元本人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底线，却仍有不可动摇的信念。
因此宋哲元虽然几次在日本的压力下，走向与国民政府分裂的边缘，但是每次在最后关头都能出现转机，而让日本人要华北分裂自治的的计划落空。宋哲 元有时利用南京的立场作为挡箭牌（这时的南京政府，已经有了中央政府的架构与气势，讲话自然有影响力了），否则干脆以养病请假，让日本找不到交涉的对象。 当然二十九军部属的鼎力支持抗日，以及平津的民意团结坚定认同国家，都增加宋哲元应付日本压力的能耐。
宋哲元在政治的大原则上，能够守住底线，不做日本的傀儡，却不得不在经济与行政上，经常要对日本的勒索与压力让步。日本在河北，透过所谓冀东防 共自治政府，大搞各种走私的活动，以破坏华北最为重要的海关税收，日本甚至公然支持有组织的贩毒活动，以此增加颠覆中国的经费，与控制汉奸活动的手段。日 军在河北平津一带，更是肆无忌惮地经常举行军事演习，公然挑衅二十九军。
单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日军在华北就爆发了两次武装冲突，丰台事件以及大沽事件，对中国在华北的主权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宋哲元采取息事宁人的退 让态度，拱手将战略要地丰台，让给日本驻屯军[1]。宋哲元在日本的压力下，也聘请日本顾问参与行政决策，招纳了恶名昭彰的汉奸政客，成为冀察政务委员会 的官员，一时之间，河北已经有着日本横行的危机了。
宋哲元对于这些侵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只有闭半只眼、避重就轻加以处理，事实上与当初张学良在东北的对日政策，也所差无几。日本除了对华北进行军 事与政治的部署与侵略之外，更是着重经济利益的控制，宋哲元对于日本要求在冀察境内进行各种铁路、港口的建设，以及矿产工业的开发，也做出许多的让步，日 本多家“株式会社”开始出现在华北各地。
日本又公然干涉河北与察哈尔的行政组织与人事任用，宋哲元也只能妥协。日方因而认为，虽然一时之间还不能让华北完全的脱离中国，但是日本的影响 力，已经从各个方向，大幅的提升，华北已经接近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之东北的形势了：日军可以公然的演习、汉奸可以随意在政府中出入任职、日商拥有各种剥 削劫掠的特权。此时华北在政治上虽然没有易手，但整个运作已经由日本在幕后遥控了。
从东京与南京之间全面的外交交涉，以及中、日双方在华北为主权问题的直接交手看来，中、日局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两国距离最后关头的全面摊牌， 事实上已经不远。一九三六年底的百灵庙之战，以及紧接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更清楚地发现，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分裂、内战不息的乌合之众了，中国开始有了 励精图治的中央政府，假如日本还要对她步步进逼，那么中、日双方最后必然要走上决裂的地步。而之后的七七事变所以会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只是反映了日 本决定要与中国提前摊牌的一个借口而已。
第十六章、最后关头之前的最后努力 16.4 百灵庙之战
日本的华北自主方案，是准备把长城以北的地方，划给日本操纵的蒙古国，这个计划是由关东军负责推动。自从蒙古部族的德王，甘愿成为日本所操纵的
傀儡之后，关东军当然是全力支持与装备德王的部署，帮忙他扩大伪蒙的版图，并计划由察哈尔入侵绥远。德王在得到日本的军事援助之后，开始动用兵力，侵入绥
远，目标是先截断平绥铁路，然后指向国民政府在百灵庙所设的内蒙政治中心。一九三六年十月，德王的部队开始进入绥远境内，眼看中国的领土又要进一步受到日
本的侵略与占领了。
由于关东军对于自己所训练的德王部队，信心十足，因此以为只需提供日本空军与后勤支持，德王的部队应该可以非常顺利地攻占绥远。关东军对于德王率部入侵绥远的军事行动，还特别发表日本对于内蒙战事不干涉的立场。
这时候，绥远省政府主席是由晋军的傅作义担任。德王在关东军以飞机、重炮的支持下，进攻绥远地区，引起了支持国民政府的其它蒙古部族之不满，而 南京的国民政府，也已经将中央军调进了山西与绥远一带，因此蒋介石下令傅作义，对于入侵的德王部队，主动给与军事反击，中央军将会支持晋军作战。这是中、 日之间，中国第一次敢率先对日本支持的侵略行动，采取主动的出击。
傅作义的晋军与支持国民政府的内蒙部队，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对于德王的入侵部队，进入大胆地攻击作战，傅作义以兵分三路、远程袭击的 战术，包抄德王深入绥远的部队，虽然日本出动空军支持，对华军进行炸射，但是德王的部队仍然在百灵庙附近惨败。蒋介石下令陈诚指挥中央军的汤恩伯部，与傅 作义的部队配合，乘胜追击，决心要直捣德王在察哈尔的商都以及张北之根据地。
华军在绥远百灵庙的大胜与反守为攻，使得日本关东军大感震惊，关东军认为假如中国的部队若真打垮了德王的部队，那么日本想要经营的蒙古傀儡政 权，也就要烟消云散了，这甚至会影响到满洲国政权的稳定。因此关东军发出严重的警告，假如中国军队威胁到满洲国的安全，日本将绝对不会坐视。
正当中日双方有可能为了内蒙问题，面临军事冲突之时，西安事变却突然爆发，改变了整个中国局势的发展。
第十七章、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
表面上看来，“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挟持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停止剿共战争，以全力准备对日抗战的事件），似乎是一个突发的军事政变行动，它改变了蒋介石多年苦心推动的“先安内再抗日”的大政方针，也使得中共红军在最接近危亡的时刻，获得停战整编的机会。国共团结准备抗日的行动，却也刺激了日本决心提前对华展开全面武力侵略。中共的红军自此东山再起，利用抗战的机会全力发展壮大，最终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国共战争中，获得大胜而统治了中国大陆。而发动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与东北军，却从此淡出中国近代的历史。
但是根据事实的分析整理，西安事变的爆发确是非常的戏剧化，但是却有其相当明显的前兆。促成蒋、张摊牌的直接主因，则是蒋介石不当的战略部署，有意要藉着剿共作战，同时消弱东北军与共军的实力。这点刚好又被张学良识破，造成张学良与东北军，不甘心成为在内战中被利用与牺牲的棋子，而失去抗日雪恨的机会。因此张学良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反抗这种不公平的安排。
第十七章、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 17.1 事变之前的局势
而影响张学良最终采取兵谏行动的构想，不是中国共产党背后的策划，而是另外一个要角，西北军杨虎城的点醒。事实上，在整个西安事变从头到尾，张学良就没有要对蒋的个人安全，采取任何不利的措施，所以和平解决本来是必然的结果，而蒋介石在面对挟持时，也没有签下任何政治协议文件。最后促成张学良开释蒋介石的，一方面是张学良个人的决断，一方面是国内强烈的压力，当然斯大林全力的指示中共要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也发生一些作用。然而从史料看来，纵使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采取联俄容共以抗日的政策都已在进行之中，只是条件与时机也许会有些不同而已。
我们深入分析西安事变的三大要角，在历史中的微妙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及毛泽东的红军，在当时是处在一个非常矛盾与复杂的立场。基本上，三方面都是决心准备抗日的[1]，但是三方面却为如何抗日，以及自己在抗日中所担任的角色，有着极大冲突，因而产生了西安事变。
对于张学良与东北军而言，抗日可以说是绝对的前提，因为他们与日本侵略者有着直接的国仇家恨，而在现实的环境下，他们又不能立刻与日进行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因此他们承担了来自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压力，也几乎每天都要背负“不抵抗将军”与“误国军”等来自舆论的羞辱。当时蒋介石根本自顾不暇，那里能够与愿意为东北军承担与洗刷这些冤屈。因此张学良与东北军，一直希望政府能够早些进行抗日战争，让他们能够以行动证明自己誓死抗日的爱国热血，就算是身死疆场，也并无所憾。（抗日战争期间，作者的先父曾在改编后的东北军中任职，因此非常了解东北军官兵真正的心声。）
但是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剂与战略准备因素的考量，对于日本的一再侵略与欺凌，采取的是忍辱负重的政策，一方面固然是中国需要时间进行生聚教训的准备，一方面也难免有一丝侥幸的心理，认为日本可能会在最后一刻悬崖勒马觉醒过来，或是日、俄与日、美间的冲突提早爆发，这样中日之战的威胁就可以完全改观。因此基于战略准备与国际情势的观点，蒋介石被迫对于日本不断的侵略，采取了一让再让的策略，使得抗日迟迟无法成为行动，国内的民意因而沸腾，这种抗日时间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张学良与东北军在心理上无法承受的压力。
在参与剿共的内战之中，东北军一直无法得到公平的待遇，粮饷只有八折，其它的后勤补给更是七折八扣；到后来，更是到阵亡的战士没有抚恤，建制单位被消灭后又不得补充的地步，但是中央却要他们在剿共的前线上，付出相当重大的牺牲。这些情况导致张学良与东北军担心，自己只是成为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者，最终无法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抵抗日寇的记录。因此张学良与东北军都希望停止内战的牺牲，全国共同抗日，就成为他们决定采取兵谏的共识。
蒋介石曾进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他本人是没有强烈的反日情结，此外他多少也有一些来自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意识，就是希望中、日两国应该可以合作、互助来促进发展，这样两国就可以联手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创以亚西亚为中心的历史光荣。但是日本却不能了解这种历史的眼光，反而对中国展开比西方国家还要凶狠的侵略，非置中国于亡国之境而不罢手，这是深具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蒋介石，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开始，蒋介石就决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大政方针，誓要统一中国，然后与日本进行决战，以扫除国耻，这一点是毫无可疑之处。
但是蒋介石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他必须要有先忍人所不能忍的准备，才能有机会统一国家，建设中国，而终能培养出能与日本决战的国力。中国抗日战争的困难，绝对不只是武器装备落后而已，中国的国民缺乏国家认同的意识，几乎是一盘散沙的混乱状态，农业无法自给自足，工业才在刚开始起步，国家没有现代化的组织与制度，人民大部分是文盲，社会缺乏动员的活力，要想以这样的国家架构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进行全面性总体战争，当然是必输无疑的。蒋介石必须要先将国家统一起来，然后再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工业与国防武力，如此才能与日本一战。但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已经极其高涨，根本很难接受蒋介石“生聚教训”策略，使得蒋介石在领导中国抗日的大政方针上，可以说是受尽了历史上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难堪与批评。
不过，以日本的精明，岂有不知蒋介石的理财练兵策略，志在复兴国家，然后再与日本进行决战？所以日本人再笨，也不会给蒋介石完成统一与建设的机会，日本当然要在中国完成国力凝聚之前，就要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因此蒋介石必须要有提前应战的准备，中国也就必须设法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起支持中国（以保护国际社会利益）的策略，希望以外国之长，补中国现代化尚未完成之短。
虽然蒋介石一直公开以剿共作为安内与抗日的前提，但是蒋介石是否真的有意要完全肃清共军及消灭其领导人，却是一个必须妥协的战略现实问题。因为以蒋介石本人的意识形态而言，根本不能接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另外成立政府与军队，进行武装叛乱与夺权。但是蒋更清楚地知道，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危机，其实是日本与美国、苏联矛盾与决战的一环，以中国当时之弱，当然根本不可能单独完成对日本的战争，最终必须要有美、苏的外源与介入；正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与美苏的对抗，也要有德、意等法西斯势力的支持，这是一场全人类历史上不同阵营与理念的战争，中国只是首当其冲而已。
第十七章、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 17.2 安内攘外与苏联容共的矛盾
当时美国采取孤立主义，因此一直回避对中国拥有的支持，甚至还有舆论建议，不妨以中国的利益喂饱日本，以避免美日爆发决战。所以在国际社会的绥靖主义之下。中国若是真的被迫进行全面的抗日，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国将无法得到西方国家直接的支持。总体战的对抗就是比国力，因此落后的中国是根本没有单独打败先进之日本的机会。由于苏联与日本的冲突一直在酝酿之中，所以联合苏俄成为蒋介石必须认真考虑的抗日战略，然而苏联又与容共是一体的，所以蒋介石在剿共的策略上，是有其苏联抗日战略考虑的难处。
对于领导共军的毛泽东，抗日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参与全球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大业。由当时的国际情势看来，日本的军国主义结合了财阀主义与日皇的封建主义，已形成对共产主义威胁最大的反动势力。更为重要的是，日、俄在历史上，早已建立了世仇与战略对抗的宿命，因此更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与共产国际主义之间，形成了不共戴天的敌对。而日本侵华的战略考虑前提之一，就是要防止中国赤化，同时要利用中国成为抗俄的战略腹地。当时受到苏联指挥与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会把日本当成必须消灭的仇敌。
由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绝对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政党，也是一个阶级利益重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团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是为了要执行无产阶级全球革命的使命，这远比为了中华民族对抗日本大和民族的考量为重要。同时共产党专政的特性是，当他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是整个国家永远与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不可能接受其它政党领导，或是与其它政党一起并存、进行轮流执政的和平竞争（这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多党体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当时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若共产党不是唯一的执政党，他就是地下的革命党，没有第三种可能。
所以一般的舆论认为，蒋介石坚持一定要先剿共才抗日，是勇于内斗、怯于卫国的借口，这在历史上是不公平（也是昧于事实）的看法。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与红军，也是一样要先内斗夺权、再对日作战。中共早就揭示其抗日基本策略前提是“抗日必先反蒋”，也就是说中共要先消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之后，才能领导中国，参与全球无产阶级共同抗日的行列。
这样，中国共产党同样的要先进行国内武装革命，以消灭中国国内的阶级敌人，然后再对外消灭全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势力。所以国共两党都是决定要抗日，但是前提并不一致，彼此也都将消灭对方当成抗日的先决条件。国、共先内战后抗日，并非是蒋介石单方面地坚持，也是毛泽东的立场与看法[2]。
因此在中国面对日本大敌当前的侵略时刻，国共之间爆发内战，并非单方面来自与蒋介石近乎顽固的安内政策，也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质上“专政”的特性，他非要先消灭国民政府不可，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并非在中国境内的一个“政党”而已，他根本就否定中华民国，而另外建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因此每当日本三番几次的侵略中国东北、内蒙与华北之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固然力主抗日，但是红军却从来没有停止利用国民政府军队抽调部队北上抗日的机会，立即尾随调离的中央军，进行攻击，以扩大地盘，中共红军因此成了国民政府抗日最严重的后顾之忧，国民政府的部队因而不敢与日本坚持对抗，就要立刻回师与红军作战。
而中国共产党开始把抗日当成中华民族各党派共同的历史责任，以及愿意接纳其它的政治势力，一同合作抗日，那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后的事。一九三五年七月，在苏联国际共产党的指令下，中国共产党接受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由在莫斯科的王明，擅自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之后，才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其它所有的军政力量合作，共同抗日。然后在共产国际强力指示下，中共中央才非常勉强的愿意放弃先消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才能抗日的前提，而要求所有不同立场的政治力量，共同团结合作的抗日。
此时，而蒋介石虽然已经在国共战争中，居于胜算的优势，但是蒋介石却没有因此决定完全采取军事手段，来歼灭中共的红军。在中共与第三国际的主动与国民党接触之下，蒋介石同意在一九三五年秋季，指令国民党的陈立夫与张冲，负责与中共与国际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及潘汉年，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接触与谈判3，只是蒋介石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不肯松口，并且在军事的追缴上，也不肯放松压力。当然中共中央也是同样不对外承认，他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合作的谈判。因此让外界一直以为，蒋介石是个冥顽不灵的人物，非要完全消灭中共，独揽大权不可，而不肯接受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
在陈立夫、周恩来、潘汉年的国共合作抗日的多次协商中，蒋介石既然拥有绝对的优势，他当然开出强硬的条件，那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三民主义的立国政纲，服从蒋介石的军委会领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行为，取消苏维埃政府的国中之国的政治组织，改变红军的编制，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阵营，这种条件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当然是非常的难以接受的。
因为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国民政府及所有的阶级敌人，以建立自己所主导的专政体制，因此双方谈判的进展，相当的缓慢。不过随着蒋介石在军事上的节节进逼，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在渡河进攻山西失利，而退回陕西之后，兵力只剩三万多人而已，并完全困在陕西的北部。红军粮弹不济的情形非常的严重，迫使中共最后只有准备接受蒋介石的和谈立场，国共在南京的合作谈判，其实在当年十二月大体完成，由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陕北红军基地进行最后的确认。正在此时，却突然爆发了由东北军主导的西安事变。
第十七章、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 17.3 东北军受到不平的待遇
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出了蒋介石自己亲手训练栽培的中央军之外，对于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忠诚度最高的，应该就是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军，张学良有着一种强烈爱国的理想主义思想，以及对日本侵略与压迫的反弹精神，因此才使他在东北易帜、中原大战的历史决定上，完全放弃军阀势力的利益考量，而选择支持蒋介石，因而减少了中国内战的代价。
而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为蒋介石（其实是为全中国）背上“不抵抗”的历史罪名，而在热河之战中，郑学良一句话就放弃全国第二大军政势力的领导位子，以减轻蒋介石政治责任，更是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诚与对大局的顾全。当然蒋介石也为张学良付出不小的政治代价，也就是加深国民党中两广军政势力的误解，反蒋倒张成为一体的两面。
由与东北军的团结力量历久不衰，日本视东北军为威胁满洲国的眼中钉，因此在塘沽协定中，压迫国民政府将东北军调离华北，蒋介石决定调东北军担任追剿红军的任务，在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召张学良回国，出任华中三省剿匪副司令，随后又任命张学良出任武昌行营主任，与陈诚合作，负责进行中国军队的整编工作，者是蒋介石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积极的准备抗日军力，而东北军与中央军成为第一批接受整编的部队，因为东北军拥有全国第一流的骑兵与炮兵部队。
这时候是张学良最为认真维护蒋介石的时期，他以游欧的见闻，倡言中国在政治过渡时间，需要采取意大利的法西斯领袖制度，才能统一国家加强建设，以准备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张学良特别设立了“四维学会”的组织，奉蒋介石为领导人，鼓吹中国需要蒋介石成为法西斯的领袖，中国才能迅速地完成现代化，凝聚力量，准备抗日。
这种蒋张之间的密切关系，却好景不长的发生激变，由于国民党中最大势力的“CC派”（陈果夫、立夫兄弟分别掌控党务与教育系统，建立国民党内最大派系），担心张学良即拥有自己的军队，有组织支持蒋介石的派系力量，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派系的利益。因此对于张学良进行全面的打击与抵制，而蒋介石中央军的黄埔子弟兵，以及军同等特务系统的领导人，也担心张少帅真的会成为蒋的接班人，因此对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设法加以离间。加上一向反张学良的两广派与中央的恢复合作，也让蒋介石必须对张学良疏远一些，以维持势力的平衡。
一九三五年年初，蒋介石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决定调派东北军进入西北追剿红军，接着又免除张学良在武昌行营的职务，调张学良出任西安的剿匪副司令，与西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负责对在陕北的红军，进行追剿的任务。
蒋介石更为错误的做法是，将中央派在东北军中，人和关系极佳的参谋长钱大钧私下调走（甚至没有礼貌的先知会张学良），当时钱大钧与张学良及东北军关系融洽，下情上达容易，因此彼此少有摩擦与误会。钱大钧离开之后，中央派出晏道刚出任参谋长，不管晏的做法是对或错，至少他那种盛气凌人的“监军”态度，就让东北军上下都无法接受，东北军与中央政策起了严重的摩擦，也就逐渐形成难以解开的误会了。于是蒋介石在他自己与东北军之间，筑起了危机的雷区，蒋所听到的都是对东北军负面的报道，东北军所得知的，也全是蒋介石义断情疏的消息。陈立夫更是在这个危机发展上，出尽了所有的手段与力量。
蒋介石的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张学良与东北军而言，都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变化，东北军不能长期忍受“误国军”的诬蔑，因此全心希望能够与日本一决死战。当时蒋介石对于各个地方部队，都是因地制宜地运用，而只有中央军是随任务而进行全国性的派遣。东北军既非中央军，而且决心抗日，因此将东北军派到其它地方军的地盘，不但受到排挤，也会造成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因此假如蒋介石此时真的有领袖的眼光与心胸，就应该好好地培训东北军，以其戍守黄河防线，成为支持华北战场的总预备队，东北军必然可以在抗日战争的北部战线上，发挥极大的战略阻吓效用。这样中央军可以集中兵力，全力防守长江三角洲以及南京上海的地盘。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