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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报道）说起"谁是新中国"，许多朋友都会记得有一首歌, 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辛灏年先生把他的这本书命名为《谁是新中国》, 难道他对"谁是新中国 。"这个问题有什么独到见解吗?《谁是新中国》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内容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访问了辛灏年先生?
辛灏年: 其实《谁是新中国》就是一本《中国现代史》,但是要准确的说,它是一本中国现代史辨, "辨析"的"辨"。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很多种的《中国现代史》, 他们基本上站在一党的立场上，来叙述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的，而且是一个胜利者用谎言编织了这样无数本的《中国现代史》，所以正是针对这样一个对象，这本书采取“辨析”的办法，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真真实实的一些东西，把它提拎出来，然后进行思想剖析，所以我称它为“辨析”，但说到底，也就是一本《中国现代史》，一本来自 于中国大陆民间知识分子们，自己对历史反思的一个成果。
记者: 郑义先生为《谁是新中国》写的序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 这本书的出现，将是对中国的精神和现实造成震撼。您能不能大概的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一些东西是与中共的教科书不一致的地方呢。
辛灏年: 其实我只是写了一本历史书，只不过想用自己仅有的一点知识，老老实实的写一本老老实实的历史，我无非如此，但为什么有许多读者有这种感觉呢?当然我也不用假谦虚，确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五十多年来，在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讲话的条件下，让一个胜利者讲他的谎言，讲了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根深蒂固,化血为肉，已经将谎言成了真理，这个时候我们忽然揭开了谎言，把基本的事实亮出来了，让人们感到五十多年来，这个胜利者所说的这些话，不实在, 是虚假的, 他所鞭挞的恰恰是应该我们肯定的, 他所肯定的恰恰应该是我们否定的, 那对 于一个在共产专制统治下生活了多年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来说, 这种震撼是可怕的。 就像我自己在书里所讲的: 当你有一天突然醒悟过来, 将你从儿时起就已经相信的事实和真理, 从自己的身上把它剥开来, 因为它们是谎言, 那种疼痛和痛苦是可以想象的, 我想所谓"震撼"就是从这里而来 。 那么具体的讲, 有哪些问题会使人感到"震撼"呢。 因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采取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阶级斗争的方针, 把中华民国, 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的革命, 蒋介石的作为当做他的批判的对象和靶子, 整整批了五十多年了。
那么在这五十多年过程当中, 他拿哪些东西使人们觉得已经完全入身入耳入心呢。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 推翻满清王朝, 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 他对 于整个几千年的落后的旧中国,它确确实实是一次革命, 特别是制度上的革命。毛泽东先生称辛亥革命就是国民党的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称他自己的共产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 可是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在1949年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它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上推倒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将辛亥革命已经开始向民主进步的历史过程中，拉了倒车，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就是,它已经复辟了被辛亥革命所推翻的专制制度，并且将这个专制制度推展到了极端发展, 也就是极权统治的阶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制度变更的意义来说，共产党的革命真的就是一场专制复辟，而中国国民党，特别是中国同盟会的那场革命，当然是一场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革命。
比如说，北伐是谁打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共产党是反对北伐的，破坏北伐的，背叛北伐的，可是他在他的教科书里面却说，北伐是他打的，是他领导打赢的。 比如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什 么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就是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了要造反的一些共产党的工人领袖，他就称作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那 么，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反思历史的时候发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反革命究竟是谁的问题。 我们要讲清楚。 因为在共产党的教科书里,这个反革命就是国民党, 而今天在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反革命不是国民党, 因为那个时候的反革命只有一个人是军阀, 北伐打倒军阀, 就是在打这个反革命, 在打这个打反革命的过程当中, 第一, 全国人民都是非常赞成和支持的 。 第二, 凡是打这个反革命军阀的,那他就是革命的, 凡是不打这个军阀的,制造混乱的，那他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那么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正在打这一伙军阀，你怎 么能说他是反革命的呢。而恰恰在打军阀的过程当中,在史达林亲自命令之下一次又一次的破坏北伐,甚至于要用武装暴动的办法提出“南伐”, 要打回广东去, 以阻止中国国民党打垮北洋军阀, 统一全中国, 你想到底谁是在逆革命而动呢 。 到底是谁在做着有利于北洋军阀的事情呢。那是共产党。 所以谁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敌人。 这个问题一提出来, 人们当然会感到非常震惊。
比如说西安事变到底是谁干的。 西安事变为什么共产党员要搞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是因为蒋介石不抵抗才搞西安事变的吗。 共产党在幕后策划西安事变用意究竟何在 。 为什么中国的一场西安事变, 它的最高决策者却是史达林。 史达林说杀蒋介石, 共产党就杀, 史达林说不给杀, 共产党就不敢杀, 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政治事件, 需要一个外国的领袖来做他最高领导者, 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历史, 这样的事实, 一旦公布开来, 你想他不能”震撼”吗。
比如说"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看《毛泽东选集》就明白了, 可是我们过去把毛主席的话, 把共产党的话,把他的历史教科书每一句都当作真理, 我们不知道那些每一句都向我们显示了"真理"的所谓"真理", 实际上是虚假的, 一旦我们把"皖南事变"的真相揭开以后, 人们才知道真正冤枉的不是被打掉的项英的那个新四军, 恰恰是被新四军打了多少年的抗日英雄, 台儿庄大捷的主力部队, 国民革命军韩德勤部。
所以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如果把它都清理出来, 根据基本事实把他讲清楚, 把1945年以后反对内战的是谁。要打内战的是谁。 要宪政的谁。 反对宪政的是谁。 都给他明明白白地讲清楚之后, 你想一个经受了共产党五十年教育的人, 共产党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在我们身上化血为肉的读者来说, 他能不有点”震撼”吗 。 不用说他了, 我在研究这个历史时候所偿受的痛苦, 我想不会差于任何一个这本书的读者。
记者: 听说您这本书是在海外完成的，那我想知道，您的资料来源，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您又是怎么去选择您需要的资料，它的真实性又如何呢?
辛灏年: 从一九八三, 一九八四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同时为了写小说, 开始研究历史, 一九八五年正好碰上历史反思运动, 我就开始特别注意收集历史资料的工作, 这个工作一直到一九九四年才最后完成 。 所以, 我带出来是两万张从大陆做好的卡片, 还有我许多的思想提纲, 我把它写在四本大书的天头地脚字里行间, 以便过关的时候不被发现这是“反动文章”, 我是把这些东西都带到美国以后,我实际上是要寻找一个自由的和安全的写作环境 。比如说这本书的《导论》,我基本上就是在国内写好的,而不是在海外写的,而其它的都是在海外写的,可是根据的资料都是国内带来的,并且这些资料它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文件; 第二个方面:是一九四九年前的历史资料; 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大陆无数像我这样, 比我了不起的多的许多历史学者们,他们在历史反思过程当中, 一步一步的, 小心翼翼的捅出来的真实的历史资料 。 我即便在我的资料里面引用了很少的台湾出现的资料, 这些资料一定在中国大陆已经出版的历史书里面, 研究著作里面已经出现过, 所以我是"转引"而不是"直引"。 我知道只有这样做, 哪怕困难一点, 我的读者们, 我的大陆读者们, 就会更加相信我, 相信我不是说假话 。 当然, 我这本在写完之后我做了一个工作, 那就是把《毛泽东选集》四大卷重新认真地学习了一遍。 因为我的许多的思想, 事实和来由都是从《毛泽东选集》里面选出来的, 只不过我们以前把《毛泽东选集》当天书, 认为它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 。 今天, 当我们把自己的立场放在国家人民和民族的立场的时候, 而不站在任何党派的立场上, 就有了新的理解。 我想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有所承认,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毛泽东在晚年一再说:我一生只干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打倒蒋介石; 第二件搞文化大革命 。他怎么就没有讲他领导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呢。 因为他没有领导过, 他没有抗过战,
记者: 您这本书的观点与中共出的教科书有很多的观点是不一致的，那您的读者,他们能接受您这观点吗?
辛灏年: 这本书光在美国就卖了将近五千本,许多华侨买我的书都是几十本甚至于上百本买的, 他们买过以后寄给朋友,带到大陆，送到台湾，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我采取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先把我自己多年来思考的结果或部份历史事实写成文章发表;。第二步在我写作的过程当中, 我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 我都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和侨界讲演过 。 讲演的过程当中, 我有两个感觉: 一个感觉振聋发聩, 大家非常震撼, 原来是这样的。大多数人很兴奋很激动。 还有一些人总觉得, 你怎 么讲国民党好呢, 你怎么讲中华民国才是新中国呢。 他的身上有一种跟共产党搞不清的感情, 这个感情不是他要来的, 是几十年的社会生活无形当中滋润给他的, 那 么我就和这批人进行辩论, 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留学生, 三十多岁快四十岁, 他就问我:那你说共产党一点优点都没有了吗。 如果共产党像你所说的, 在八年抗战当中他也去抗日, 那个时候他才两万多军队, 他不就打完了吗 。 他不就不存在了吗。 那我就对他看看, 我就笑, 我说那反过来如果蒋介石也这样想, 阎锡山也这样想, 李宗仁这样想, 四川云南军阀都这样想, 大家都不想因为抗日把自己打完了, 中国的抗日不就完了吗 。 还要这个民族和国家干什么呢。 我去年在哈佛大学讲演的时候, 掌声简直的让我没办法从台上走下来,五百多大陆留学生,没有一个人问我奇里古怪的问题, 没有一个人要和我辩论, 都认为我讲的是对的, 后来我跟他们谈心, 我才了解到两条 。 第一, 他们的脑袋里已经没有像我们这样对于共产党天生的爱,对于国民党天生的恨。 他们的脑海?只是对当前中国社会腐败政治的不满 。 国民党,那个台湾现在的国民党,还有个1949前国民党离他们已经太远了, 他那份仇恨的感情已经不存在了。 第二, 他们都是孩子, 在1985年以后, 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一拨又一拨的潮流当中, 发现了那 么多的历史书, 这些历史书非常谨慎小心, 但是它们捅出来的巨大的历史真实,已经局部的,部分的或者是偶然的震撼了他们的心灵, 今天当我系统的把这部历史讲清楚的时候,当然他们和我就一拍即合产生共鸣,这就是我自己信心所在 。 如果没有这个信念的话,在海外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叫我坚持这么多年,来讲这个,写这个, 并且从来没有动摇过, 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辛灏年先生曾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九九一年被评为一级作家。 那么他是如何从一名文学家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呢。 在下次《透视中国》的《奇书共赏》栏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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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反馈选登
汪国智 | 中国南京 | 2005-10-26
的确是不错
wei | | 2005-10-16
Hi, Jerry, 我有电子版的《谁是新中国》。如果你想要我可以发给你。******(制片人:在《黄花岗》杂志可以下载网路版的《谁是新中国》全文。huanghuagang。org/newchina/newchina。zip
Jerry | Shanghai | 2005-10-01
是否可以得到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谢谢!
李未 | 北京 | 2005-08-25
我是XX(制片人:因安全问题省略)大学的一名学生，新唐人和很多海外中文媒体让我从共产噩梦中醒来，感谢你们！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小葱拌豆腐 | 内地 | 2003-12-30
版主您好：前几天还能下载！在我下载了一集之后再不能下载了？请问是何原因？
满磊 | 日本国 | 2003-07-12
一次偶尔的情况，我发现了这个新唐人电视台的网页。??悸漱渔e深深的吸引了我。使我一夜未睡来看??悸尔`目录影。每一个报导，每一个采访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可以说是我活了20年第一次有这样的震撼。我此刻不知道说什 么好。真的！太激动了。真的没想到。
以后我会极度关注这个电视台。并把它介绍给我所有认识的同学，朋友。（不知道贵台的网站，在中国登录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麻烦？）
我是一名在日本的留学生，我太渴望读辛灏年老先生的《谁的新中国》一书了。在日本有卖的吗？
最后，希望你们能作出更好的节目！！！
民主万岁，言论自由万岁！！！
辛灏年和他的《谁是新中国》(第二集)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报道） 辛灏年先生原名高尔品, 他曾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的专业作家。 自1977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问世以来, 已陆续发表了十多部中, 长篇小说和理论著作 。 他的作品曾被翻译成英文和日文在海外出版, 并被美国国会及大学图书馆收藏。 那么他是如何从一名文学家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辛灏年先生的故事。
辛灏年: 我从小爱好文学,十三岁在大家都讨论将来做什么的时候,我的很多的同学都在说: 将来炸油条, 将来做馒头, 将来做甜饼子。 因为那是一九六零年,是我们饿的最厉害的时候,所以我那些初中同学们都想做作饭的师傅 。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说: 我三十五岁要是不能成为作家,我就投长江自杀。 其实那是一个孩子糊里糊涂的狂话, 当然这句话一直在共产党的我的档案袋里面保留到四十二岁这一年, 它就说明我确实是想当作家的 。 命运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是一九七九年《伤痕文学》的尾声的时候，我突然写了两篇小说，一篇小说叫《律师之家》，一篇小说叫《我的妈妈》，第一篇在《广州作品》发表，第二篇在《北京文学》发表，我一下就成了作家，并且第二年就被招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去学习, 这样我就走上了作家的道路。
但我有一点，也许天生的毛病吧，要我在描写社会，甚至描写苦难的过程当中，把不应有的或不存在的幸福和光明也加上一点，我从来不加，那么这就造成了我在创作上一定的困难。甚至 于我写的很好的小说，最后已经到了要发表都很困难的地步。甚至于我们文坛上的非常了不起的那些领导人，都曾经把我喊到北京跟我谈过，要我做一个听话的作家。 他们跟我说：你的作品只能存在，不能提倡，你应该写一个能提倡的作品来，我们就给你奖。 我当时仗着年轻回了他们一句：你们提倡的都不是好东西，我的作品能存在就算我幸运了。 我一直遵循了这个原则，可是我觉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觉得写并不困难，发表已经越来越困难。那怎 么解决这个矛盾。 我就采取一个逃避的方式，我不写现实体裁的小说了，我干脆就写历史吧。写历史不就是可以逃离现实了吗。 可是我对远古的历史又不感兴趣, 我恰恰对孙中山前后辛亥革命以后这段历史感兴趣，所以我就开始决心要以中国近现代史作为大的历史背景，写几个家族的兴衰, 来表现这一段历史过程。 这个决心一下的时候，也正巧我看了一本孙中山先生的书，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易劳逸教授所写的《中国革命的起源-孙中山》和《法国革命史》。《中国革命的起源-孙中山》这本书，他使我了解了辛亥革命是怎 么起源的，怎么个过程和它的结果。米涅的《法国革命史》这本世界名著，告诉我任何一个专制政权的改革，最后都必然导致革命的爆发。 这两本书对我来讲可以说是“提壶灌顶”，我下决心先把历史搞清楚了再说，我不能写一个错误的历史小说 。 一九八五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了对台湾的新一轮统战，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由民政部宣布:八十五位国民党将军为抗日烈士, 因为这八十五位国民党将军是活生生地战死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的, 这个宣布那实在使我心魂一惊 。 紧接着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抗日战场上的国民党殉国将领》，将一百一十五位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封为烈士，为他们树碑立传 。 紧接着,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血战台儿庄》，让我们中国大陆的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到了国民党也抗战，而且打的如此壮烈。 这些东西无形中在我心里形成巨大的震撼，看来在我学的《中国现代史》这些教科书里面有些东西不真实 。 比如说，中国大学里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最权威的一本是北京师?大学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在讲到中共中央红军长征的时候有一段话，这段话是这 么说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八点钟，中共中央红军抵抗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失败，突围南下”，我说过撒谎是撒不全的。 到了翻过来又有这 么一段话， “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八点钟，中共中央红军宣布长征北上抗日”。 那我就在想了，同一天晚上同一个时间，一个是”突围南下”，一个是“北上抗日”，这南辕北辙吗，不可能是统一的，这里面一定有真有假，那 么我就开始拿住这个问题来查，中共中央红军究竟是怎么走的路线，我就一本书一本书的查，一本一本资料的查，最后我发现所谓 “长征北上抗日”，全然是假话一句 。 就这样的问题，我至少经过我自己的手查资料，我查到一百多条谎话。
由于八五年承认国民党抗战，由于八六年《血战台儿庄》，造成中国大陆史学界以抗战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作为出发点，来?察五十年前那场保卫了我们伟大民族和人民的民族战争，究竟是谁打的, 究竟是谁领导打的 。 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军事学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以及全国许多的记者,专家,作者和历史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把抗战的基本状况，已经通过他们的著作，在不改变共产党所必须的观点的情况下，将基本事实已经完全捅出来了 。 这对于我一个要写现代史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的作者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也就是我所要称的中国大陆民间的 “历史反思运动”。 当然这个反思以国民党抗战为突破口，它自然就会延伸到，向前面，十年内战，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国共内战的性质，更要推向前面，辛亥革命的性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道路，蒋介石先生究竟是一个什 么样的人?是魔鬼还是英雄?向后就要推到，一九四五年的内战究竟是谁发动的。 共产党为什么打赢了这场内战?至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这几代人感同身受，已经不需要花那 么多时间去研究了。 整个一个大的现代史的框架，在我心中已经形成了基本的一个概念。 我们了解了这个大的环境了以后, 我自然更容易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他革命, 我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他革命的大体的情况以后，我自然就能够了解到中国现代史中的那种章章节节里面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和那些完全彻底的谎言究竟从何而来 。 而这些问题在我心目当中，就形成了两条: 一条, 搞清楚事实，基本事实，不钻牛角尖?第二，形成一个思想理论。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胸有成竹。
但是你要知道写这样一本书是不容易的,它不仅需要有思想, 要下功夫,甚至也需要一点才华, 这些都不重要,它需要勇气,它需要那个用五十年的谎言所垒成的大坝,跟这个大坝进行抗争, 用一条自己的经验,自己认识的小船,向这个谎言所砌的大坝冲过去,那是需要胆量和魄力的,而这个胆量和魄力对 于我这样一个普通文化人来讲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尽管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我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它们表现在我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出版的长篇小说里面，那已经完整的，我用对话的方式，表达了我刚才所讲的我的认识 。 但是我还不敢写这本书。 可是一九八九年”六。四”这件事,它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我的肩膀后面狠狠的推怂了一下,它使我感觉到,这里不是胆量的问题,是责任高 于胆量的问题,责任能不能够高过胆量的问题。 所以”六。四”之后我才下决心一篇小说不写了,我全部精力进入对历史的研究或进一步的剖析当中,进入实际的操作, 做卡片,做笔记和开始整理写这本书的提纲 。直到一九九三, 一九九四年,我觉得确实成熟了,我才下决心抛掉了一切,也抛掉了自己在国内那 么多年奋斗所得到所谓”地位荣誉”,来到海外住在一个BASEMENT(地下室) 里,开始了我这本书的写作。
记者: 在中国大陆写一本跟中国教科书完全不同观点的这样一本书, 我想您所承受的压力和风险是非常大的。那我想知道, 您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遇到什么压力。 您到海外后这种压力还存在吗。
辛灏年: 我当时的状况是什么状况,是每一天写一张纸,写完就锁在抽屉里,不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我的家人,我以免引发他们的恐慌,毁掉我的稿子。 紧接着写的多了, 比如说《导论》的草稿初稿写完了,我就把它烧掉,全部烧掉 。 可是我不能不烧, 因为我的家里门庭若市,天天有人来,万一哪一天我不谨慎给人发现了,那将是很大的灾难。 我大概写了撕和烧,不下五,六次,最后它几乎全部背在我心里了,这就是所谓在国内的压力 。 可是到了海外,我真的没想到压力比国内还大。 如果你今天在海外只想为我们自己祖国的人民,我们自己这个可爱的祖国,我们历史悠久的民族尽一份心,你只想为中国大陆十几亿没有讲话权力的人民讲几句话,那就会”四面楚歌”。 第一个楚歌就是, 像我这样国民党嫌我,我讨他嫌了,他不想讲中国的历史,也不想讲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对中华民国的历史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他也没有兴趣,所以你讲这个等 于干扰了他 “独台”和 “暗独”的那样一个基本路线。 第二个,不用说了共产党恨我,因为我用基本的事实和基本的道理,否定了他的革命和他所建的这个所谓的”共和国”。 第三个,民进党厌我,因为在我的理论里,在我的立场里,在我对事实的剖析里面,我是把连同台湾在内称作我自己祖国的,我是把台湾当做我自己祖国的一部份的,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统一者,而且我坚定地追求民主统一,反对专制一统,所以”台独”的势力们对我当然就看不惯,也看不上眼 。 还有那些被称为 “民运人士”,实际上是中共专制统治体制内出来的一些朋友,不是全部,他们当中一些人看不惯我。 当然困难还不只所谓 “四面楚歌”,比如说, 一九九九年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持有者,我被香港大学和其它大学请去讲课,联合讲演, 却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理由是我对这个国家有颠覆作用,会造成国家不安全 。 可妙在妙在半年以后,当我的书出版几个月以后,国内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共的人物, 却派人在纽约找到我,要我回去参加政治特区的的改革工作,并且明确的告诉我:必须反对法轮功 。 不要再讲过去了嘛,眼睛向前看。 被我干脆回绝, 为什么。 我说了一句话: 你们不真改,你们如果真改,就是让我回去坐牢我也回去。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都希望了解我们祖国真实的历史。 但面对各家之言, 我们又如何去分辨什么是真实的历史呢。 在下次《透视中国》的《奇书共赏》栏目中 。 辛灏年先生将继续与我们探讨。 好, 观众朋友们谢谢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反馈选登
呷饱未 | 台湾 | 2003-07-07
高先生并不寂寞，中国国民党所误失而行的独台、台独路线，己由于李登辉主席的党藉的被注销（实应开除），将渐被淡化，重新回归为为中国改造的理想路线；或许先生不这么看法，但从每次的选举结果中皆显示，中国国民党必须在选举中取得人民承认的正统政权，才能具有改造中国的坚定资格，并且，当前中国国民党连战主席己明确宣示过，国民党是中国的国民党，并非是一个台湾的地方政党，再经由选举的验证，中国国民党的立论一直被人民所确认着；
本人认为，先生并不寂寞，中国国民党并非只有党主席，所有的是更多的中国国民党的忠贞党员，对中国的理想，一直不变；
愿先生的努力，能被所有广大的中国人民所见。
祝安
中华民国国民敬上
【透视中国】辛灏年和他的《谁是新中国》(第三集)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报道） 在上两次《透视中国》的《奇书共赏》栏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辛灏年先生和他的著作《谁是新中国》。《谁是新中国》这部书中的许多观点以及引用的史料与我们从中国教科书中所了解到的史实有很大不同。 那 么，面对各家之言，作为一名读者或观众，我们又如何分辨什么是真实的历史呢。 好，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辛灏年先生的是怎么说的。
辛灏年：这个问题是两方面。一个方面呢，你必定要对历史上的一些大的基本事实有所了解，如果你对基本的大的历史事实一点都不知道，那别人和你谈起问题来就很困难。所以我是希望今天我们祖国的许许多多的读者包括海外华侨都能够多少学一点历史，大致看一点这方面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你就有了思考的馀地，也有了鉴别的能力，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以为世上的事情，没那 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常情常理而已。我考虑共产党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考虑过的。为什么一个政党，一个革命的政党，一个号称着实现共产主义为全体人民谋幸福的政党，在他一旦拿到政权以后，就杀字当头。起码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变革当中，任何一个开国的皇帝在上台以后，都是大赦天下，绝不是大杀天下。可是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权以后，镇压反革命，肃匪反霸，土地改革杀地主，就这三笔帐就是一千万人头。为什 么。 这不是一个在四九年前，从来没有做过坏事的人所能够做的出来的，这不是一个在革命的时候有着纯洁的理念和做法，革命成功以后马上就变的不纯洁，甚至 于残酷，这不可能。那我就怀着这样的念头，我来追溯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在我追溯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他完全是一个在思想、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那个老沙皇俄国和新沙皇俄国一手建立、提拔、培养、命令、指挥过来的。只不过打着革命的旗号，包藏着沙皇俄国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野心而已。这个问题一旦认识清楚以后，那我就觉得，中国共产党对 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实在是有罪的。当然我这个话并不是说所有的共产党员，举一个例子，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许多年轻人包括读书人投笔从戎。 他们认为共产党宣传抗日的，他们都去抗日了，他们当然是要抗日的，他们是真心投共产党去抗日的。当然只有共产党的中央才决定了实际上不抗日的方针，他们又哪里知道呢？比如说，共产党在教科书??掩‘L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八年抗战，抗战是共产党打的，国民党只不过是把大好山河拱手相让。可是你如果愿意想一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有三百多万军队，共产党只有两万人，并且在陕北，这两万人能够领导全国中国人民抗战吗？八 。一三松沪抗战，日本投入的兵力是五十万，中华民国政府投入的兵力七十万，这个常情常理告诉我们两万人军队的共产党，在当时是没有能力来领导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的。
记者：您对蒋介石的评价跟中共的教科书，跟我们以前学的教科书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您称蒋介石为民族英雄，但是我们所了解的蒋介石，特别从中共教科书上了解的蒋介石呢，是被描述成一个民族的罪人，那您根据什 么把蒋介石评价成民族英雄？
辛灏年：根据事实，蒋介石有没有没抗战？蒋介石不仅抗战了，而且坚持领导了八年抗战。在一九九一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传》这本书??情A它已经在不得不承认中共某些论点是表面正确的情况下，把蒋介石怎样领导抗日，怎样坚持抗日，怎样身先士卒，怎样在几次大战当中，差一点被日本人打死的种种情况，描述的十分清楚，因此从事实本身来说，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学者非常小心的所挖掘出来的历史事实来说，他当然是抗战的。到了一九三七年七 。七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他的庐山讲话，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庐山讲话，那就是以抱着寸土不失的心态，不分南北，不分老少，大家都要来为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奋斗到底。他的话在当时的中国所起到的影响是巨大的。
蒋介石作为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这个国家，这个遭遇侵略的国家，不但没有失败，不但没有在这场战争中被日本侵略者彻底亡国，而且打赢了这场旷古未有的持久抗战，并且因为这场持久抗战对 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而使得全世界的国家，把中国认为是反法西斯的五个轴心国之一，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领袖国之一。难道这样的人不是民族英雄，倒是民族狗熊了吗 。 如果我们朋友都喜欢自己动脑袋思考一下，而不是像共产党这么多年，把我们变成了机器人，他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想，我想很多问题就一点就破。
再举个常情常理的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在宣扬自己的英雄的时候，搞样板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那从战争的角度的来说，解放战争有董存瑞，抗美援朝的时候有黄继光、邱少云。你能告诉我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的英雄是谁吗？所以我总不能想，电影上的那个小兵张嘎才是英雄吧？那毕竟是电影上面的，还是个小兵张嘎，日本帝国主义大概不是小兵张嘎打败的，这也是常情常理。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如果有历史的基本常识，如果有了常情常理的分析能力。然后就是我说的，再有两个标准，我们就能够把对历史的基本问题能看清楚。
我在我的这部书的《导论》里面提出了两个标准，这两个标准是根据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提出来的。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有两件大事，一件大事， 我们不断地遭受到着外族的侵略欺?，甚至 于长时期的侵略战争，特别是日本和俄国。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百多年遭受欺?侵略的过程当中，应该提出一个标准，它就是爱国的标准和卖国的标准。凡是在任何一场外族欺负侵?的情况下，能够挺身而出为保卫自己的祖国,民族和人民者，都是爱国的。不愿意去为自己的人民或国家付出鲜血代价，甚至 于卖国，那就是卖国者。这就是我讲的爱国的标准和卖国的标准。我们拿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一百多年来的任何一支政治力量，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个人士，我们就能公正的说清楚，谁才是爱国的？谁是卖国的？这样我们就完全逃脱了，站在任何一个党派立场上，只有我是好的，你一定是坏的。这样的东西就不科学，别人就不接受了，而我想的这个标准人们会接受的。
我讲的第二的标准：那就是这辛亥以来的九十来年，应该说就是民主艰难进步的九十来年，反过来他也是许多力量企图把这个民主进步变成历史倒退的九十多年。所以辛亥之后中国的民主进取和专制倒退，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标准，那就是进步和倒退的标准。用我的话来讲那就是辛亥之后，不论任何党，任何政府，任何个人，任何集团，只要它把中国推向前进了一步，民主了一点，它就是进步的，它就是值得肯定的。只要它把中国向前走的历史往后拉了，哪怕拉了一小步，那它都是倒退的。因此，这九十多年来，衡量中国究竟是怎 么一个社会状况的一个标准，那就是进步和倒退的标准。
我们有了爱国和卖国的标准，来衡量这一百年中华民族的命运，我们有了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标准，来衡量究竟谁才是民主力量，谁才是专制倒退的力量，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拿着这两个标准去衡量一切党派和个人，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在我们既具有基本的历史常识，又能够以常情常理来看待历史，同时又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为大家所乐意接受的标准来衡量这所有的人和事实，我想了解这部历史就不是很难的了，它更不是我们这些所谓专家学者知识份子所独有的了。
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海外华人，他们虽然对共产党有些意见，但他们出国以后，就特别听不得别人对共产党的批评。如果他们听到了这些批评，特别是我想他们看到了您的书，他们就会觉得您不爱国，或者说您就是反共。
辛灏年：在海外这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面，有人认为我们是不爱国，他们把我们对共产党的意见、批评、批判和否定，当成了对我们自己祖国的批评、批判和否定，这个本身是很笑话的，也很不科学的。为什 么呢？很简单，中共就是中共，中国就是中国，这两个是不能够混成相等的概念的，中共是中国的一个党，而中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祖宗留给我们的国家，我们首先要把这两个问题分清楚。所以我们批评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并不是就能够等 于我们不要中国，反对中国，把这两个问题混淆一起，正是共产党自己的伎俩所在。我希望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的看清楚，首先不要在自己心??V淆了它。我们海外有个特点，我们远离了自己的祖国，常常就把这个当家人，看成是这个家，我不能说你全不对，但你起码是在大方面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家不是由一个党组成的，如果是民主制度下，它该有多少个党，这个家不是一个人组成的，它有十三亿人，十三亿人里面至少还有十几亿人不是这个党的人，如果你真的爱这个国，爱这个国家的人民，你就不能以爱这个党来取代爱这个国和人民。任何一个政治力量，任何一个社会力量，在抱着希望自己的祖国真正兴旺发达，真正民主、繁荣、自由的前提下，来批评这个执政的党的时候，何错之有？
记者：那现在这本书，我想很多大陆的读者，目前吧，还是看不到的，那您对这些大陆的读者有没有一些什么话要对他们讲呢？
辛灏年：其实我这本书，由于华侨们带回去，留学生们带回去，还有共产党也买了一部分回去，所以在中国大陆不算是很陌生的。而且出版不久，我就知道了有盗版，因为要盗版者曾经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钱，我说不要钱，你们想怎 么印怎么印，我一分钱都不要，所以我知道这个情况。但毕竟大多数人不会看到。我的想法就是，这毕竟是一家之言，希望他们能够从我这个抛砖引玉的书??控o到一个启发，在我们澄清历史的过程当中，眼睛确实要向前看，就像开车的人在向前开，可是不断他要回头向后看一样。因为赫尔琴俄国的思想家，说过一句话：向后看就是为了向前进。有一个著名的报人写过一句话：要想拥有正确的未来，必须先了解过去的历史，因为历史是可以借鉴的。我想我也只有这 么一点想法，希望大家，特别是大陆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脉搏，修正我的错误，端正我们自己应有的航向。
观众朋友们， 《透视中国》节目将于近期推出《反思现代史》系列节目。 专家学者们通过对二十世纪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辨析， 帮助您了解历史， 分辨真伪， 以史为鉴。
观众反馈选登
紫河车 | 广西 | 2004-04-25
《谁是新中国》网路版打不开 望贵站说一些更清楚更实在的东西
王永 | | 2003-12-13
佩服，佩服！
瘟疫与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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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报道）今年以来中国大陆灾难不断发生, 最令人“谈虎色变”的莫过于萨斯的爆发和蔓延。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在广东佛山发现了第一例感染者, 到二零零三年七月, 全世界共有八千三百四十七人被感染, 八百一十二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大陆和香港。 在经受了如常此巨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社会恐慌之后。我们应从这场灾难中反思些什么呢？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热门话题》栏目中, 我们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 请他们谈谈他们的看法。
曹长青：萨斯天灾在广东出现以后, 长达近五个月中国政府没有重视。不仅没有重视, 而且有意的隐瞒这场天灾的发生。我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拿不到数位, 问中国的情况中国不提供, 最后世界卫生组织自己派些人, 扮演成小分队, 扮演成中国人的样子, 潜伏进广州的医院, 想法从萨斯病死亡的人身上拿到有关的组织体, 拿回化验到底是什么病毒。你想一个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属下的一个主要的, 全世界最著名的公共卫生的组织, 还用这种方法来获得资讯, 你可想中国政府控制到什么地步。天灾当然是全世界哪里都有, 不仅是中国哪里都有, 但问题就一个政府怎么面对天灾, 怎么处理天灾, 这个政策体现出你这个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 什么性质的政府。
记者：那您认为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隐瞒这疫情呢？
胡平：因为共产党有两个口号很重要嘛, 一个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发展是一个硬道理”。 所以他们官员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呢, 他首先着眼这两点。他想如果他一旦公布疫情, 让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有这么严重, 恐怕会人心惶惶, 也恐怕会对外资、外来旅游的人都会造成些影响。
曹长青：当然这个理由也不是完全不能立的, 它为了经济发展。因为你中国要这个形象, 要稳定的、健康的一个形象, 是不可能大家投资者愿意去萨斯这个地方去投资。但问题是中共当局说的这个我为了经济发展, 为了老百姓, 真的是吗？我是质疑这个说法的。为什么隐瞒？这就和中国政治制度有关。这个制度是个一党专制制度, 一个党执政的, 没有选举的。这一个党执政, 他知道人民是不满的, 全世界的其它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跟它不一样的, 他是恐惧的。 那么他提出一个口号来维持这个制度, 什么口号？“稳定压倒一切”要求整个社会稳定, 各个阶层稳定, 要求媒体要宣传这个稳定的这个价值。 所谓“稳定”, 就是稳定住我共产党一直执政的权利, 稳定住我一党永远掌握权利代表你们, 用江泽民的话说“三个代表”, 永远代表你们的权利。你们被我代表了, 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稳定的价值由于这么变成一个中心的核心的整个社会的价值, 那么不论是基层的医院, 还是基层的宣传部门, 还是媒体都把这个稳定作为头一号的, 来自中央的、来自中国政府的主要的指示和精神。那这样碰到一个疫情了, 这个疫情出现, 它认为如果一公开, 如果一报道, 如果让人民知道, 让世界知道, 影响我这个稳定嘛。老百姓会惊慌啊, 这一惊慌的话会导致我们中国好像共产党统治不是那么铁板一块, 不是那么稳定啊, 会影响这个党的形象。
过去的五十年其实共产党的核心价值都是强调稳定, 这个“稳定”稳定党的权利, 他用这个思想, 这个想法, 这样一种理论来指导来控制这个社会。 这是表层的原因。 深层的原因, 这个政府这个党它不关心真正老百姓的生命, 如果关心就不会是这样制度。 这个制度本身的最大特征就是不把人命当人命, 不把个人价值当个人价值, 它是把国家的价值, 把整个他的党存在的价值, 党的利益所谓国家利益, 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利益作为最大的利益。 而不是你个人, 每个个体生命,个人价值当成利益。 所以它这个社会是这样一个制度建立起来的, 所以不论你碰个萨斯、萨萨斯, 它还是以这样一个价值来统治的, 所以它怎么可能不隐瞒呢？这个隐瞒不是个临时的,个人的品质造成一个政策的错误, 而这个制度本身的一个制度性的结构性错误, 今天发生今后还会发生, 如果这个制度的结构不改变的话。
记者：如果给老百姓这个知情权是不是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呢？
凌峰：我想能够给老百姓知情权的话, 不稳定的是那个统治集团。比如说如果老百姓知道了那些官员, 从江泽民家族到李鹏家族, 到各省各市那些地方官都在那儿贪污的话, 这个知情权知道的话, 当然共产党统治就不稳定了, 一定要把你推翻不可, 是吗。 但是我们如果讲的稳定是社会的稳定的话, 就是老百姓可以过着这个安居乐业的日子的话, 当然是老百姓要有这个知情权。他有知情权他就可以监督这些官员应该怎么做, 可以选出好的官员而罢免坏的官员, 那么这个社会长期下来就可以真正的稳定。
胡平：那么过去五十多年来给我们很多的经验, 历次那么多运动, 大跃进那种瞎折腾, 一直到文化革命, 恰恰证明了人民没有知情权, 没有新闻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会给整个社会造成多么大的动荡。而且这五十年又没有外敌入侵, 也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那这些折腾, 这些动乱共产党现在自己也承认文化革命是一个动荡, 是个浩劫。 那么这些完全是共产党自己造成的。 而当时这么做那它的理由和现在的理由是一样的啊。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就说得很清楚嘛, 就是为了这个筑固无产阶级专政。 那么有了言论自由, 有了新闻自由, 人们有了知情权, 事实一再证明有了这些东西它会使社会本身是更稳定。如果说它对什么不稳定会造成一种威胁的话, 那它是对专制政权会造成一种威胁。
记者：有消息说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通知, 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萨斯颠覆中国。您是怎么看这一传闻的？
曹长青：只要对中国政治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 这是这个共产党国家经常惯用的手法, 而且不仅中国用其它共产党国家都在用。为什么用这种手法？因为只有这种手法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来转移国内老百姓对这个政府, 这个政权的政策的不满。而把这种不满转移到西方身上, 嫁祸到西方身上。可是我们今天看在文革的时候, 毛泽东时代时候,人民日报每天都是这样的语言,“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什么“希望寄托到中国第三、第四代”, 整个就是用这个来制造民主矛盾, 国与国的矛盾。本来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矛盾, 是两种意识形态, 两种想法的矛盾, 换句话说是西方文明和共产党那种专制制度, 专制想法, 那个意识形态这两者之间分别, 他把改变成国家与国家, 用这个来继续愚昧洗脑中国人, 让你相信中国的一切罪过都是西方,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带来的。 煽动这个国与国, 民族与民族矛盾结果, 核心还是要维持它这个党的统治, 这个独裁者的统治。
胡平：所谓国情专家胡安钢写一篇文章也谈到, 所谓要反击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在萨斯问题上攻击中国。那是什么反华势力呢？无非就是说别人在萨斯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政府有批评, 对它隐瞒疫情有所批评, 无非就是这么回事情。 但是胡安钢这种观点呢实际上代表官方很多人的一种看法。它不去跟你说海外媒体, 别的国家批评, 人家说的是不是事实, 他不跟你说事实问题, 他就说你是反华, 你的立场不对, 你的态度不对。照这么一讲呢原来他们共产党撒谎那我们还为大家好啊, 你虽然说的是真话那你是反对我们, 你是反华啊, 你唯恐天下不乱啊。 所以你即便说的是真话你还是坏的, 我虽然原来撒了谎我还是好人。那过去大跃进也是这个样子的, 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啊。那不是后来毛泽东不也就反帝反修, 说什么帝修反右反华大合唱, 就是那几年也唱这个调子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事情。 每当中共犯下特别大的过错引起国际社会这种一致批评的时候, 它一定要回过头来批评反过来骂人家反华大合唱。而这种观点之所以还些人也会在一定程度也多多少少也会有点信啊, 那就是他们都是一个共同的思想方法, 就是他看一个东西首先不是看它是真是假, 首先看你立场怎么样啊, 你是为我们好还是为我们坏啊, 那你既然在说我们坏话, 那恐怕你的动机是不好的, 你的立场是不好的。 那这么一来呢它也替撒谎做了辩护。虽然它撒谎它是为了我们大家好的。那现在也一直, 对过去毛泽东的过错, 对很多的错都在这么解释嘛。动机倒是好的, 人家要纠正的倒是错的, 倒是有问题的了。
记者：经过这个历次政治运动, 中国老百姓也对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隐瞒事实或者是撒谎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还是相信政府的宣传呢？
曹长青：中国老百姓从各种渠道尤其近二十年开放改革各种渠道, 这个传真机的出现, 电子网路的出现, 直拔电话的出现导致人们资讯空前的沟通流畅, 知道了到很多资讯。但这个资讯知道了, 人们产生一定的对这个政府原来它撒很多谎, 包括反右啊、包括文革啊、包括这个六一年所谓“自然灾害”等等都有很多疑问。但是问题是当你这个国家整个的媒体还控制在政府手里的话, 它这个巨大的这种宣传力量还是压过你对真实的那种渴望和你对谎言的警惕的。因为我们可以看看从西方大众传播学家研究来看, 如果在环境把人密封起来长期的灌输一种知识不接受其它情况, 慢慢慢慢的潜移默化就接受这个东西。这就为什么在共产国家的人大部分全被愚昧住, 真的相信那皇帝的衣服是存在的。他每天打开电视是谎言, 打开报纸是谎言, 打开电台是谎言, 在这种情况下包围情况下, 你让中国老百姓突然产生了像林丹、像曹长青这样突然能够对很多事情明白了, 是很困难的, 这要求很难达到的。在这种情况下, 但是中国老百姓从其它地方知道一些, 如很明显的一些谎言, 比如说“六.四根本广场没死人, 天安门没杀人”, 最后人家知道了。 谁最知道？那个死儿子的父母知道, 我们孩子死了怎么没死人, 那我们家的孩子不是人啊。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在知道事实, 在传播事实, 但我就是说这个力量和它那个政权统治力量, 它动用一切财权、人权、物权, 包括中国的人才都集中在他党的宣传部门, 集中到他的媒体中, 你怎么跟他对抗？所以这个制度不改变这种情况还是很困难的
记者：有报道说, 这次萨斯在中国被隐瞒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集体隐瞒, 并认为这种谎言或者撒谎已经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您是怎样看这个问题？
曹长青：当一个社会整个真实不允许存在的情况下, 而且每一场的运动其实都是要求人撒谎的。 因为什么？都要你政治表态, 你同不同意你必须按照党和政府和中国主导中国舆论的《人民日报》的口径来表态, 你不这样表态, 用中国这个政治术语就不可以过关, 就不可以被通过。 所以导致中国人已经都学聪明了, 用中国政治术语来说学乖了。你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你还没让我说我抢先按照《人民日报》来表态, 一个比一个表态得要强烈、要积极、要符合党的要求。但是任何一个关心中国的人都会为这个国家前途担扰, 这么十三亿人这么传播。今天一个萨斯病毒是一个自然的病毒, 某一天可能会控制住的, 中国政府也在控制, 老百姓也控一控。 可是这个谎言的病毒, 这个道德沦丧的病毒, 政府是鼓励的某种意义。 因为你只有这样, 因为我这个政府就是最大的谎言政府, 最大的萨斯病毒政府, 我怎么还能管你的萨斯。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他的谎言机制已经开始受到挑战, 毕竟国内有一批人现在出来要挑战你这个真实, 在指出了“皇帝你没穿衣服”。 这就索尔仁尼琴说的, 每个人都想办法自己从谎言中脱离出来不参与说谎。 所以他说得很详细：作家不给那谎言报纸写稿, 不买那张报纸, 当共产主义游行的时候不举那个旗帜, 听到唱国际歌退出会场, 每个人可以举出很具体的事情不参与这谎言。 包括你看六.四屠杀以后, 那些工人我就不写那份检查。 如果成百万人都不写, 他进行不下去的。 只有这么千百人能够一点点做起来, 这个谎言被打破了, 这个工作在做了, 最后有一天才可能让那谎言汽球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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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反馈选登
张 | 陕西 | 2004-01-28
很好，说的非常的好~~我喜欢~~
海外游子 | | 2003-09-28
我觉得曹长青的观点很幼稚，像个职业的民运人士。谁是新中国的作者很有深度，他真正了解中国，令人敬重。
回归后的香港-专访吴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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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报道） 七月一日是香港回归的日子，二零零三年的这一天超过五十万的香港市民走上了街头， 然而我们听到的并不是欢快的庆祝声，而是他们对香港现状况不满的呐喊声。 从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到二零零三年这短短六年的间，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热门话题》栏目中我们请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吴国光先生谈谈他的看法。
吴国光：大体上六年来的变化可能可以概扩为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的方面，其实现在香港从政府也好到老百姓也好，最关心的就是经济不断的下滑，整个民生是一片凋敝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么，过去香港是非常有名的新兴工业化的地区，它的发展经验是全球引为成功的。那么在短短六年里，现在失业率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八点几，在九七以前连百分之一都不到的。
过去我们喜欢去的饭馆，商店这几年就纷纷都倒了，再去就没有了，然后再没有新开的店，这种情况在香港生活的话感觉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更严重的就是说，香港很多人一辈子就是要给地产商打工，买一个楼，然后一辈子供楼，那么他们在九七前后买的楼呢，现在就变成了所谓「负资产」，它就是说，等于你买了楼房也要背债，你不买楼的话你还不至于背债，过去几年颇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个就跳楼自杀了。
那么再一个方面的变化就是民生，那么经济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经常是有钱买不来生活素质的。但是香港呢，过去的生活质素有一些方面是不错，比如说香港的治安是很好的，那么如果在中国大陆生活的话，那看香港的武打片呀、这个匪警片呀看的，认为香港满街都是凶杀，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我是回国内的时候，经常有人会讲你们在香港生活是不是不安全呀？我说，非常安全呀，哪怕晚上两点锺走在街上我也不会担心甚么，但是最近几年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最近几年就是经常有人在街头就被枪杀了。
当然还有生活质素的下降就是卫生，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回归以前香港人也是从大陆进口这个鸡呀、鸭呀，但是没有听说发生禽流感。那么九七年以来几乎隔一年就要发生一次严重的禽流感。吓得大家连鸡肉都不敢吃。还有当然最严重的就是最近的这个萨斯危机。香港是最严重的灾区之一。以前香港到公立医院去看病，你是香港人当然没有问题，不用交钱。你即使是到香港来旅游，只要是合法进入香港，哪怕是五天来旅游的，你在这期间生了病，你到公立医院去看急诊，不要钱。那么这个福利是全世界没有的。那么现在呢，本地人看病也要交急诊费，交个七、八十块钱。那么这个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月收入只有几千块钱的人，那么供楼就要供个上万块钱的人，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福利上的损失。
还有就是教育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对下一代是非常的重视，香港的教育本来确实也不太成功，那么最近呢经过所谓特区政府的这样一个教育改革，是改哪里哪里出现问题。它改了小学，然后大家就纷纷把自己的小孩送到国外去读书。所以去年夏天我记得有一个报道说，到八月底九月初，你到飞机场去看呀，很多十来岁的不超过十五岁的小孩子在那里拉着个行李，父母在那送他们到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到英国去读书。那么显然是这个地方的教育体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还有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环境、空气。那么我是九六年出来到香港，那时我在中文大学，每天在我的窗户里都可以看见对面的马鞍山的山头清清楚楚。现在呢，我都不知道这个空气污染怎么会因为九七变的严重，我都不理解这个原因在哪里，连老天爷也欺负特区政府啊。现在要想看到这个清清楚楚的马鞍山的山头，那么只有连下三天暴雨以后有一上午可以看见，到了下午都看不见了。这是个非常严重问题。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政府管制能力的下降。特区政府背了严重的债，就是所谓鉅额赤字。这个其实已经成为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大的困难之一了。那么年年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对香港的经济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那么有人不了解情况，说这是英国人留下来得烂摊子，那么其实呢？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底英国政府撤走的时候，香港政府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赤字的政府，而且它的财政盈馀是非常多的。在九七以前中国的中央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吵架，吵香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建现在的这样一个大飞机场，那么为甚么要吵架呢？就是因为中国担心香港建飞机场，英国就会利用这各机会把这个钱全都花掉了，留给中国一个没有很多的财政盈馀的香港。结果呢？这个飞机场建成了，那么花掉的钱只是当时财政盈馀的一个零头。我想当时的盈馀至少是几千万至少是几千万。那么在短短的两三年里特区政府就有能力把它变成赤字，那么他们在这几年里既不搞社会福利，也没有甚么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基本建设，大家还都不断的减工资，大学教授以前说是最稳定的那么现在已经连续减工资，那么现在而且每个人都签了信说你要不同意随时给你减工资的话，那你马上就走人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么居然财政赤字在不断上升那钱都上哪去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奇怪的。
那么政府的管制的能力下降当然不仅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就是香港的公务员体系在全球都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因为我九七以前来到香港给公务员讲课，讲到大陆的这样一个公务员的改革，我就会讲说：我们八十年代在中国希望改革大陆的公务员制度时候就是要像香港学习，那么当然香港公务员听了很高兴，那么到了九八年我又去讲课，回归才一年，我又讲这个话，马上就有人举手说：吴教授你是不是讽刺我们？刚刚一年他们就已经觉着我们这个公务员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一塌糊涂的。一个就是说，特首不信任他们。那你就是给政府干活的，政府的首长都不信任你，当然你会觉着你非常的丧气。那么再一个就是说出现了几次危机，包括失火呀、包括这个禽流感啊，包扩近海的污染的红潮的出现。那么这些事情出现了以后呢，公务员的应对表现的不是太好。那我们知道公务员是按步就班做事情的，那么这个应对这个危机处理是要上面的领导人说你要怎么办，我才怎么办。公务员并不知道怎么办， 香港人过去是依赖公务员，现在也会批评公务员。我觉着这个公务员的体系的士气的这样一个的低落，内部的纪律逐渐的在涣散，这可能是香港一个长期的负资产。因为人的这样一个因素一旦也破坏掉了以后，这可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你经济危机有几个利好的因素可能就能走出来，但是这个因素可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因素。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廉洁。过去香港的公务员廉洁自从其成立廉正公署以来也是全球有名的。中国的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头疼的问题，也是经常要借鉴香港廉正公署的经验。那么现在我想公务员也不敢以此为自豪了。
第四大变化呢，我想就是政治上的变化政治上的变化。我们知道香港的基本的政治支柱是法制和自由。不错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当中香港都没有民主，但是你会看到呢？因为它的宗主国也就是英国有民主，那么在这里即使没有民主那么法制的权威是受到尊重的。那么自由是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的。这个就使得香港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使得香港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进出口贸易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在世界数一数二的转口港。金融中心不是说光有钱就可以了，最近中国银行在香港的第一把手刘金宝出了腐败案件，那么香港人就要置疑这个问题，你中银内部这么多钱，不知道要借给谁，用腐败的方式借给这个给你送钱的人，这个银行在香港上市，这样是不可以的。你要把这个资料告诉买你股票的人，要不然你就是金融诈骗。所以金融中心的第一位的一定是自由的资讯和这样一个权威的法制才能保证的。没有这两个东西所谓金融就一定变成诈骗。
法制和自由对香港来说绝对不是一个抽像的概念，而是每个人生活中，每个人的经济生活直接相联系的。回归六年以来法制方面开始受到基础性的破坏。比如说：一个就是胡仙案，就是香港的一个大财团的负责人过去胡文虎的他的女儿，她在一个报纸的广告这个数位的虚假报案当中，那个总编辑，那个社长都被抓起来去问了，但是律政司司长，也就是香港最高的法律首长说：胡仙，我认为不应该起诉她，也不应该找她来问话，结果就把她赦免了。当时引起了很多的批评的声音。当然这个老板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个财主，她和中国政府关系非常好，她是一九八零年代后期，一九九零年代初期，第一个批准外资可以进入中国，和中国的资本合办杂志的一个人。那么当然公众就置疑这背后是不是有政治的因素这就使得香港的这样一个过去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受到动摇。
那么当然现在最严重的就是二十三条立法了。那么二十三条立法有多么严重呢？我想这个应该以一个就是负责二十三条立法的最高的首长的话来说才能说的明白，就是香港律政司司长。那么她对公众说:她是坚决主张二十三条立法的，而且二十三条立法之所以这么匆忙，据说就是因为她任期要到了，她希望在她任期内把这个事情完成。她很坦白的讲说：二十三条立法就是悬在香港人头上的一把刀。当然她有第二句话她说：虽然悬在你头上我不会砍下来的。但是你不需要砍下来呀，谁希望头上悬着一把刀还用砍下来吗，那么自由的方面，最重要的自由就是谘询的自由。刚刚网上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在香港现在的七份号称独立的报纸当中，还不讲甚么《大公报》、《文汇报》这些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机关报，号称独立的报纸当中，关于七月一号这样一个反二十三条立法的大游行的报道，他们做了一个分析，结果发现可能只有一份报纸还没有被亲中势力控制，那么其它的报纸都或多或少已经被政府的所操纵的力量渗透，既然报纸都被某种资本所掌握的话，当然这个自由的程度就大打折扣。那么今天还让你讲话，明天就可以不让你讲话了。
第五个大变化，其实就是上述变化归结起来就是香港地位的变化。过去香港是世界的一颗明珠，东方的一颗明珠，那其实这个它不仅是降级了，那它是不是明珠也成问题了。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你可以看见它即使是明珠也是人老珠黄了，失去光芒了。那么过去香港是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兴工业化的典?。那么现在是泰国这样一些相当落后的国家都已经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开始复苏了，但香港还在继续往下走都没有复苏。过去邓小平是说，我们要利用香港的优势开发特区。深圳靠甚么？香港在二十五年里从一片农田变成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靠的就是靠近香港，沾香港的光，沾香港的仙气。那么现在香港是说，我的经济怎么办呀？深圳你帮助我吧。那深圳还不愿意帮它。过去邓小平说，中国要发展的好，就要在中国再造几个香港那么现在我刚才讲了，香港连深圳都不如，香港是需要来自中央政府的帮助。从这个地位上来讲就像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了。上海有讲过我要中央的帮助吗？这个广州有讲过我要中央的帮助吗？要中央帮助的是青海、新疆、陕西、宁夏中西部地区，那香港当然它的物质条件还不至于像中西部地区那么惨了，但是它的地位在这六年里就变化成这个样子。六年的变化大体就是这样一个脉络。
主持人：据「香港大学民意网站」的最新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创历史新低。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为百分之五十三。 观众朋友们也许会问，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香港在回归后短短的六年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失去信心呢？「一国两制」到底是不是一个可行的制度？香港的出路何在呢？在下次的《透视中国》节目中，就您关心的这些问题我们请吴国光先生继续与我们探讨，请您注意收看。好，观众朋友们，又到了与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主持人林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林丹。
七月一日是香港回归的日子，二零零三年的这一天超过五十万的香港市民走上了街头， 然而我们听到的并不是欢快的庆祝声， 而是他们对香港现状况不满的呐喊声。 从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到二零零三年这短短六年的间，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热门话题》栏目中我们请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吴国光先生谈谈他的看法。
吴国光：大体上六年来的变化可能可以概扩为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的方面，其实现在香港从政府也好到老百姓也好，最关心的就是经济不断的下滑，整个民生是一片凋敝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么，过去香港是非常有名的新兴工业化的地区，它的发展经验是全球引为成功的。那么在短短六年里，现在失业率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八点几，在九七以前连百分之一都不到的。
过去我们喜欢去的饭馆，商店这几年就纷纷都倒了，再去就没有了，然后再没有新开的店，这种情况在香港生活的话感觉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更严重的就是说，香港很多人一辈子就是要给地产商打工，买一个楼，然后一辈子供楼，那么他们在九七前后买的楼呢，现在就变成了所谓「负资产」，它就是说，等于你买了楼房也要背债，你不买楼的话你还不至于背债，过去几年颇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个就跳楼自杀了。
那么再一个方面的变化就是民生，那么经济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经常是有钱买不来生活素质的。但是香港呢，过去的生活质素有一些方面是不错，比如说香港的治安是很好的，那么如果在中国大陆生活的话，那看香港的武打片呀、这个匪警片呀看的，认为香港满街都是凶杀，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我是回国内的时候，经常有人会讲你们在香港生活是不是不安全呀？我说，非常安全呀，哪怕晚上两点锺走在街上我也不会担心甚么，但是最近几年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最近几年就是经常有人在街头就被枪杀了。
当然还有生活质素的下降就是卫生，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回归以前香港人也是从大陆进口这个鸡呀、鸭呀，但是没有听说发生禽流感。那么九七年以来几乎隔一年就要发生一次严重的禽流感。吓得大家连鸡肉都不敢吃。还有当然最严重的就是最近的这个萨斯危机。香港是最严重的灾区之一。以前香港到公立医院去看病，你是香港人当然没有问题，不用交钱。你即使是到香港来旅游，只要是合法进入香港，哪怕是五天来旅游的，你在这期间生了病，你到公立医院去看急诊，不要钱。那么这个福利是全世界没有的。那么现在呢，本地人看病也要交急诊费，交个七、八十块钱。那么这个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月收入只有几千块钱的人，那么供楼就要供个上万块钱的人，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福利上的损失。
还有就是教育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对下一代是非常的重视，香港的教育本来确实也不太成功，那么最近呢经过所谓特区政府的这样一个教育改革，是改哪里哪里出现问题。它改了小学，然后大家就纷纷把自己的小孩送到国外去读书。所以去年夏天我记得有一个报道说，到八月底九月初，你到飞机场去看呀，很多十来岁的不超过十五岁的小孩子在那里拉着个行李，父母在那送他们到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到英国去读书。那么显然是这个地方的教育体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还有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环境、空气。那么我是九六年出来到香港，那时我在中文大学，每天在我的窗户里都可以看见对面的马鞍山的山头清清楚楚。现在呢，我都不知道这个空气污染怎么会因为九七变的严重，我都不理解这个原因在哪里，连老天爷也欺负特区政府啊。现在要想看到这个清清楚楚的马鞍山的山头，那么只有连下三天暴雨以后有一上午可以看见，到了下午都看不见了。这是个非常严重问题。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政府管制能力的下降。特区政府背了严重的债，就是所谓鉅额赤字。这个其实已经成为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大的困难之一了。那么年年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对香港的经济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那么有人不了解情况，说这是英国人留下来得烂摊子，那么其实呢？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底英国政府撤走的时候，香港政府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赤字的政府，而且它的财政盈馀是非常多的。在九七以前中国的中央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吵架，吵香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建现在的这样一个大飞机场，那么为甚么要吵架呢？就是因为中国担心香港建飞机场，英国就会利用这各机会把这个钱全都花掉了，留给中国一个没有很多的财政盈馀的香港。结果呢？这个飞机场建成了，那么花掉的钱只是当时财政盈馀的一个零头。我想当时的盈馀至少是几千万至少是几千万。那么在短短的两三年里特区政府就有能力把它变成赤字，那么他们在这几年里既不搞社会福利，也没有甚么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基本建设，大家还都不断的减工资，大学教授以前说是最稳定的那么现在已经连续减工资，那么现在而且每个人都签了信说你要不同意随时给你减工资的话，那你马上就走人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么居然财政赤字在不断上升那钱都上哪去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奇怪的。
那么政府的管制的能力下降当然不仅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就是香港的公务员体系在全球都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因为我九七以前来到香港给公务员讲课，讲到大陆的这样一个公务员的改革，我就会讲说：我们八十年代在中国希望改革大陆的公务员制度时候就是要像香港学习，那么当然香港公务员听了很高兴，那么到了九八年我又去讲课，回归才一年，我又讲这个话，马上就有人举手说：吴教授你是不是讽刺我们？刚刚一年他们就已经觉着我们这个公务员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一塌糊涂的。一个就是说，特首不信任他们。那你就是给政府干活的，政府的首长都不信任你，当然你会觉着你非常的丧气。那么再一个就是说出现了几次危机，包括失火呀、包括这个禽流感啊，包扩近海的污染的红潮的出现。那么这些事情出现了以后呢，公务员的应对表现的不是太好。那我们知道公务员是按步就班做事情的，那么这个应对这个危机处理是要上面的领导人说你要怎么办，我才怎么办。公务员并不知道怎么办， 香港人过去是依赖公务员，现在也会批评公务员。我觉着这个公务员的体系的士气的这样一个的低落，内部的纪律逐渐的在涣散，这可能是香港一个长期的负资产。因为人的这样一个因素一旦也破坏掉了以后，这可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你经济危机有几个利好的因素可能就能走出来，但是这个因素可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因素。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廉洁。过去香港的公务员廉洁自从其成立廉正公署以来也是全球有名的。中国的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头疼的问题，也是经常要借鉴香港廉正公署的经验。那么现在我想公务员也不敢以此为自豪了。
第四大变化呢，我想就是政治上的变化政治上的变化。我们知道香港的基本的政治支柱是法制和自由。不错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当中香港都没有民主，但是你会看到呢？因为它的宗主国也就是英国有民主，那么在这里即使没有民主那么法制的权威是受到尊重的。那么自由是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的。这个就使得香港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使得香港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进出口贸易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在世界数一数二的转口港。金融中心不是说光有钱就可以了，最近中国银行在香港的第一把手刘金宝出了腐败案件，那么香港人就要置疑这个问题，你中银内部这么多钱，不知道要借给谁，用腐败的方式借给这个给你送钱的人，这个银行在香港上市，这样是不可以的。你要把这个资料告诉买你股票的人，要不然你就是金融诈骗。所以金融中心的第一位的一定是自由的资讯和这样一个权威的法制才能保证的。没有这两个东西所谓金融就一定变成诈骗。
法制和自由对香港来说绝对不是一个抽像的概念，而是每个人生活中，每个人的经济生活直接相联系的。回归六年以来法制方面开始受到基础性的破坏。比如说：一个就是胡仙案，就是香港的一个大财团的负责人过去胡文虎的他的女儿，她在一个报纸的广告这个数位的虚假报案当中，那个总编辑，那个社长都被抓起来去问了，但是律政司司长，也就是香港最高的法律首长说：胡仙，我认为不应该起诉她，也不应该找她来问话，结果就把她赦免了。当时引起了很多的批评的声音。当然这个老板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个财主，她和中国政府关系非常好，她是一九八零年代后期，一九九零年代初期，第一个批准外资可以进入中国，和中国的资本合办杂志的一个人。那么当然公众就置疑这背后是不是有政治的因素这就使得香港的这样一个过去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受到动摇。
那么当然现在最严重的就是二十三条立法了。那么二十三条立法有多么严重呢？我想这个应该以一个就是负责二十三条立法的最高的首长的话来说才能说的明白，就是香港律政司司长。那么她对公众说:她是坚决主张二十三条立法的，而且二十三条立法之所以这么匆忙，据说就是因为她任期要到了，她希望在她任期内把这个事情完成。她很坦白的讲说：二十三条立法就是悬在香港人头上的一把刀。当然她有第二句话她说：虽然悬在你头上我不会砍下来的。但是你不需要砍下来呀，谁希望头上悬着一把刀还用砍下来吗，那么自由的方面，最重要的自由就是谘询的自由。刚刚网上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在香港现在的七份号称独立的报纸当中，还不讲甚么《大公报》、《文汇报》这些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机关报，号称独立的报纸当中，关于七月一号这样一个反二十三条立法的大游行的报道，他们做了一个分析，结果发现可能只有一份报纸还没有被亲中势力控制，那么其它的报纸都或多或少已经被政府的所操纵的力量渗透，既然报纸都被某种资本所掌握的话，当然这个自由的程度就大打折扣。那么今天还让你讲话，明天就可以不让你讲话了。
第五个大变化，其实就是上述变化归结起来就是香港地位的变化。过去香港是世界的一颗明珠，东方的一颗明珠，那其实这个它不仅是降级了，那它是不是明珠也成问题了。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你可以看见它即使是明珠也是人老珠黄了，失去光芒了。那么过去香港是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兴工业化的典?。那么现在是泰国这样一些相当落后的国家都已经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开始复苏了，但香港还在继续往下走都没有复苏。过去邓小平是说，我们要利用香港的优势开发特区。深圳靠甚么？香港在二十五年里从一片农田变成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靠的就是靠近香港，沾香港的光，沾香港的仙气。那么现在香港是说，我的经济怎么办呀？深圳你帮助我吧。那深圳还不愿意帮它。过去邓小平说，中国要发展的好，就要在中国再造几个香港那么现在我刚才讲了，香港连深圳都不如，香港是需要来自中央政府的帮助。从这个地位上来讲就像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了。上海有讲过我要中央的帮助吗？这个广州有讲过我要中央的帮助吗？要中央帮助的是青海、新疆、陕西、宁夏中西部地区，那香港当然它的物质条件还不至于像中西部地区那么惨了，但是它的地位在这六年里就变化成这个样子。六年的变化大体就是这样一个脉络。
主持人：据「香港大学民意网站」的最新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创历史新低。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为百分之五十三。 观众朋友们也许会问，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香港在回归后短短的六年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失去信心呢？「一国两制」到底是不是一个可行的制度？香港的出路何在呢？在下次的《透视中国》节目中，就您关心的这些问题我们请吴国光先生继续与我们探讨，请您注意收看。好，观众朋友们，又到了与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主持人林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回归后的香港-专访吴国光（下）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报道）在上次《透视中国》的《热门话题》栏目中，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吴国光先生谈了他对香港回归六年来变化的看法。在这次节目中吴国光先生将继续与我们探讨为什么香港会发生这些变化？
吴国光：其实香港的舆论也有各种各样探讨，那么一般比较挺董的人士，他们就说：这个不能怨董建华，这个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 。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正好亚洲也发生了金融危机 ，那么这个冲击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想这个也不是完全可以否认，就是说不存在这个因素，就是说外围的这样一个经济因素的冲击一定是起作用。但是第一呢，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被冲垮，挺住了。朱熔基来也表扬香港，温家宝来也表扬香港，这个是公认的。当时没有冲垮，那么说明虽然有影响，但是不是最严重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很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很重的这样一个影响,像泰国，像印度尼西亚，像东南亚这些国家最近几年也开始在复苏，但是香港是完全看不到复苏的苗头，还在继续下降。再一个就是说，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中国的经济是相当强劲，特别是香港的经济腹地就是广东这一带，珠江三角洲，这是中国经济最好的一块地区。过去香港在九七以前是依赖外国因素。因为香港自己又没有资源，又没有东西，完全是靠周围的这个因素，香港善于利用发达起来了。那现在这些因素都很好，那香港在干什么呢？香港为什么还是这样一个劲往下掉呢在经济上？所以我想这个经济因素只能说是其中一个不主要的因素。那再有就是说一般的来说认为香港问题的原因在于经济的，他们都是所谓“左派”，要支持二十三条立法。那我就要问他们:既然是经济问题，你为什么要搞二十三条立法呢？二十三条立法能解决经济问题吗？所以我想这个经济的问题只是一个逃避的借口。
那么再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英国人留下了烂摊子。那我刚才提到，英国人留的不是一个烂摊子。英国人留的是一个法制完备的、廉洁的、有效率的、有基本自由的，也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这样一个香港。
再一个就是说是董建华了。香港的特首是怎么来的？董建华在香港的报纸上有一个外号叫作“江握手”。因为江泽民众里寻他千百度给他握了一下手，香港的那些去参加会见江泽民的政治经济精英们马上就说：噢，这是江主席看中的人，我们就选他了。那么现任特首非常的刚愎自用而又无能，我想这个说法得到了大多数香港人的认同。你看七月一号上街游行很多人也是既反二十三条，也要倒董。但是这个说法呢，我想这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的看法更悲观，就是说你把董建华换下去，也不见得会好。为什么呢？ 那我第一就是问说董建华这么无能，他把香港搞的很糟糕，如果是九七年他当选，无论是大圈子，还是小圈子都可以有理由，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无能嘛，也没有人知道他会把香港搞的这么糟。那为什么到了二零零二年，他五年任期届满的时候，他五年前还有三个竞争对手出来和他选，到了五年以后根本没有人出来和他竞争，他就是老天爷的独生子，完全的真命天子，这不是很奇怪嘛。那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董建华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还可以连任特首？ 使的香港要陷入很多香港人讲的十年浩劫还不是五年。 我想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所以我想董建华当然是过去六年香港急剧衰落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原因，但是董建华又是其它原因的一个结果。
我自己是研究政治学的，当然我是从政治这个角度来分析。董建华当然也是一个政治因素，那么我刚才讲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不是这样一个个体的这样一个层面的因素，那么我想还是一个制度层面的因素。香港的制度的特点叫作“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十二个字。那么我对这十二个字一直是赞成的，如果没有“一国两制”这样一个设计，我想在一九八零年代的中期，当香港回归中国的这个问题提上日程的话，那时候可能香港就要出乱子了。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要提一个“一国两制”来接收香港呢？很简单香港人也好，国际社会也好，不接受中国的那套制度。 邓小平心里应该也会觉着说香港的制度有它的优点。这我刚才讲到为什么邓小平要在香港临近的地方搞深圳呀？ 这些东西他都是看到了香港制度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这种“一国两制”这两制，这两个制比较起来，总有一个是优势的，总有一个是劣势的，总有一个是先进的，总有一个是落后的。那么显然呢，如果中国的那套制度是先进的，是有优势的，我想邓小平不会搞什么“一国两制”。 邓小平会说，你回来吧。你暂时不理解没有关系，你闹一闹也没有关系，我把你压住了，然后过几年你会发现还是我是老总。最后你不是全世界都要实现共产主义，为什么香港不首先也溶入到共产主义的中国去呢？那我相信他是承认香港的制度比大陆的制度好。那么这就带来第二个问题，既然香港的制度比大陆的制度好，你还搞什么“一国两制”呢？你把大陆的制度也改成香港制度不就好了吗？难道你不想让我们中国人也过好日子吗？所以我觉着一国两制这个东西我是不太能理解其实。当然过去它是一个权宜之计，就是说你香港的制度虽然好，但是我大陆也不是一天能够像你那样，你要给我时间，这个时间是五十年，所以邓小平讲说五十年不变。 香港人当时问他说：那五十年以后呢？邓小平的回答是说：五十年以后也就不需要变了。那么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五十年以后你香港的制度那时候要变成和我大陆一样，因为那时候你可以接受了，而是说你不需要变了。这话里有话，这有深意呀，这个话是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里可以查到。那么我想邓小平的意思就是说，五十年以后我也和你一样了，你还变什么呢？我也“一国一制”了。那么如果邓小平这个后一个意思是对的，那我就要讲回归六年来，无论是香港特区政府也好，还是北京中央政府也好，没有执行邓小平路线。那你现在还要在香港搞“二十三条”立法这不就更明显了吗？你没有让香港的制度生存下去，保持下去，然后让大陆的制度向香港靠近，你现在是把香港的制度给它弄的这一制变得越来越靠近大陆那一制，那当然是违背邓小平的原意。
第二句话就是“港人治港”。我刚才其实讲到了，如果北京没有干涉，那么港人治港就是彻底失败， 说明香港人没有能力治理好香港。 但是当然这句话是需要解释的，因为北京所讲的“港人治港”是有问题的。什么叫“港人治港”？难道说一个具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当选特首这就叫“港人治港”？ 那如果这样的话，现在回归已经六年了，香港的法律是，你在香港连续居住满七年就可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也就是说你就有资格当特首，那你当了特首也就是“港人治港”。如果北京在一九九六年往香港派一批官员，那么明年他们都可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了。 然后再过四年到下一届特首的时候他出来当了特首，那你也说那也是“港人治港“啦？ 这个“港人治港”还有什么意思，那和北京派人有什么区别？那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说北京派的这个人有没有在香港住满七年。 所以我觉着这样来定义“港人治港”是没有办法定义的。这又不像在美国要美国出生的人才能当总统。那么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港人治港”是每一个香港人都来参加治港，这个叫“港人治港”。不是说治理香港的那个人必须是香港人，这个完全是两个含义。那么我相信“港人治港”的本意是，所有的香港人共同来治理香港，而不是说当选特首的人是香港人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香港就要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就要实行直接选举，就要实行全民普选。 现在有人讲说，“二十三条”怎么能不立法呢？因为这是基本法规定的。那我就要问你，基本法也规定了要实行选举，你为什么不搞呢？你显然就是违犯基本法吗。所以我觉着呢，就是说“一国两制”这个制度设计有问题，但是也不是不可以拯救，那么“港人治港”他们完全走偏了。其实呢，如果真的实现了“港人治港”都不需要搞“一国两制” 了，就是港人自己选择要搞什么制度就搞什么制度。对不对，全体香港人通过民主参与决定说我们要搞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搞共产主义制度吧。我们要搞现在中国大陆那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那就干嘛。你根本就不需要搞什么“一国两制”，因为自主权在香港人手里，香港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不就落实了吗。
然后当然还有第三句叫做“高度自治”。其实我就讲两个字就够了，就是自治。也不用什么高度，也不用什么低度。真正的“港人治港”就是自治。由香港人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实行民主参与。选举议员也好，选举特首也好,制定法律也好，这样来治理香港，这就是自治了。只要把“港人治港”这一条落实了，是真正的“港人治港”了，因此也就是真正的自治了。那么也不需要“一国两制”，也不需要担心北京干涉，也不需要担心选一个无能的特首，那都没关系的。选一个无能的特首五年大家就换了，大家觉得五年太长，全体港人公决从五年改成四年 ，从四年改成三年都可以的。当这一制和那一制遇到矛盾的时候怎么办？那是由“港人治港”高度自主的原则来解决呢？还是由一国，北京主权为大这个原则来解决？
在政治学当中我们都知道自由，法制和民主是共生的。香港是一个历史上很特殊的例子，过去的香港的法制和自由虽然香港没有民主，但是英国作为宗主国的民主制度保证了香港的法制和自由可以正常的运作。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的法制和自由还在，但是由于香港的宗主国中国没有民主，因此香港的法制和自由受到了那些要秉承北京意志的香港的那些官员，还有资本家，还有各种各样人的不断的想方设法的这样一个侵蚀，所以它的基石就破坏了。
温家宝也讲的很好，要保持香港的原有的优势，那么香港的原有优势是什么？香港的原有的优势既不是香港的地理位置，也不是香港的气候条件，也不是香港的人口组成，也不是香港的经济基础。香港的原有的优势就是法制，就是自由，就是独立高效廉洁的公务员体系，是那样一套制度的层面。这也是“一国两制”原意所在。那你现在不仅没有按着这个方向做，一边讲需要保持香港的优势，一方面实际做的事情都在消弱香港的优势，在取消香港的优势，而且把它变成负面的东西。你看那个七月一号，几十万人上街他们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啦，就是“还政于民”。香港人对民主其实过去不是太积极的，大家都忙着挣钱谁有工夫去投票。那么现在发现没有那个东西难以保证挣钱的环境，自由的环境，法制的环境。所以我觉着呢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让老百姓把他们意见表达出来。那么因此就要回到政治学的基本面，没有民主是不可能保障香港的法制和自由的，要回到这个基本面，那么回到这个基本面我想香港的问题才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二零零三年九月五日，香港特首董建华宣布撤回《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即“二十三条立法草案”，重新检讨有关立法工作，承诺要向香港社会各界作充分谘询，并表示目前没有立法时间表。董建华强调：特区政府、各阶层市民和工商界把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增加就业。香港社会各界纷纷表示欢迎。在经历了立法风暴的洗礼后，我们期待着香港这颗曾经灿烂夺目的东方之珠，重新放射出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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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反馈选登
香港必须自治 | 台北 | 2004-11-15
香港人无法自治，皆由中国[共产党]在搞鬼。他们根本不是救中国的料子。凡事一经他处理，就面目全非。人民也就坠入地狱，而他还不承认：或者在装糊涂，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只是故意地装作一无所知，反而令你想到他的无知，而同情他??正所谓憨脸刁心。这正是中国历史的吊诡之处。
sdgdfgdf | dgdfgdfg | 2004-01-23
有道理
詹逊 | 香港 | 2004-01-23
吴教授的谈话言简意赅,点到了香港问题的?结。民主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处方。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