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藏地区的民主改革
而在西藏自治区的卫藏地区，中共也紧锣密鼓地推行民主改革，（1956年）一、二月间中共开始往西藏调进干部，三月派出工作组赴四川藏区甘孜学习民主改革经验，准备先在日喀则和拉鲁庄园各搞一个改革试点』。「
13」也就是说，西藏自治区筹备会议还没有召开，中共就已经按计划派出干部前往康区学习民主改革经验。而这时西藏内部的公路网也基本形成「14」。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召开。会议期间发言的人都围绕民主改革发言，虽然达赖喇嘛指出：『最近邻近各省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改革的消息传到了西藏，引起了若干人的疑虑和惧怕，同时有些人别有用心地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西藏就要进行改革，这完全是一种恶意造谣和挑拨』『西藏除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外，别无其它的选择，但是社会主义和西藏现有的具体情况相距甚远，我们必须逐步进行改革。但什么时候改革，如何改革，这还得看工作发展和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同时是要西藏的领导人员和广大人民自己商量去进行，而不是有别人强迫包办，这点毛主席在对历次致敬团、参观团的讲话中均有明确的指示』「15」。班禅喇嘛也强调『西藏的改革问题，是要由我们西藏人民自己来决定，上级人民政府只是领导和帮助我们，绝对不会包办代替』「16」，但事实上恰恰相反，「有些人别有用心地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西藏就要进行改革」并不是「一种恶意造谣和挑拨」，这个时候，当然也没有人把十七条协议中有关达赖喇嘛及其职权不变等规定和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一再强调的「西藏的改革问题，是要由我们西藏人民自己来决定，上级人民政府只是领导和帮助我们，绝对不会包办代替」当成一回事情，相反完全由中共一手操办代劳。正如中文资料的记载：『中央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西藏工委副书记张国华在会上的讲话都谈到改革问题，班禅仁波齐在会上发言，提出在日喀则首先进行民主改革等。这时西藏工委认为改革问题已通过筹委会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会后就在宣传舆论上大造声势，要求各项工作要以准备改革为中心』「17」。
和中共一贯宣传先行一样，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召开的同时，《西藏日报》（藏、中文）正式创刊，并开始大量刊登有关改革的文章。8月4日注销修建党雄飞机场的民工代表要求改革给达赖喇嘛上书，大有立即进行民改之势。
工委于7月1日向中央上报了准备进行民主改革的五年工作规划。《规划》说：『目前西藏的政治形式，已经进入了一个可能进行和必须着手进行民主改革的新阶段』。7月10日，工委在《 1956年第二季度工作综合报告和第三季度工作安排》中说：『西藏的民主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中共积极进行改革前的准备工作，5月21日，拉萨第一批共 221名藏人青年宣誓入团，前一天，第一批少先队员 521举行建队仪式。
5月26日，北京拉萨航线试航成功，机场在当雄，一万名官兵和来自西藏 104个宗和溪卡的6500名藏人用四个月的时间完成。
9月，昌都地区实行人民币与银元混合流通市场。
1950年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一文中指出『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工作』「18」为了进行好民主改革这个群众性的工作，西藏工委于1956年七月一日提出的《关于西藏地区 1956年至 1960年规划的初步意见》中计划『各宗成立公安警察，全区共四千至六千人，另全区再增人民武装、经济警察2400人；吸收和培养四万至六万名当地藏族干部，发展本地藏族党员两万至三万名，团员三至伍万名，从内地增派六千名干部，成立西藏各级工会，发展藏族工人伍万至七万，大力扩大青妇联组织』等。实际上从中国增派的军队和干部人数远远超出上述人员，当时中共已经在西藏自治区集中了近伍万名军队和近五万名汉族干部。「19」此外在西藏自治区有至少五千名藏人送到在陕西的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学院前身）。从1952年到1957年，先后组织了十三批1000多人去中国参观。
同时，西藏各地属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基巧办事处相继成立，其中山南（8月29日）、拉萨（8月31日）、江孜（9月2日）、日喀则（9月15日）、达工（10月5日）、阿里、那曲（10月9日）、昌都（9月17日---解放委员会代行昌都基巧办事处职权）。
中共紧锣密鼓的民主改革引起藏人的抵制，色拉寺、哲蚌寺、嘎登寺的拉基、扎仓联合向西藏政府和中央上书，要求延期进行改革。由中共直接控制的昌都地区发生的武装反抗更是令中共不安，长江以东当时已经是战火纷飞。根据中文资料，『9月1日，藏军第 1、2、 3、 4、 5、 6代本的连营长集体对乃琼神盟誓：誓死保卫西藏固有的各种制度，保卫神圣的宗教，反对在西藏进行任何的改革』「 20」。因此，即使仅仅从各个击破的角度考虑，中共显然也并不希望同时与整个西藏作战。另外，印度方面邀请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诞辰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以及达赖喇嘛借机强烈表达的不满也是一个变数，这个邀请函是 1956年 6月由锡金大君特地赶到拉萨交给达赖喇嘛的，当时西藏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虽然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希望达赖喇嘛前往，但是中国政府当然不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让达赖喇嘛外出，因此，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范明以达赖喇嘛的安全着想以及达赖喇嘛是刚刚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席，工作忙，不便离开，还有邀请单位不过是一个民间组织为理由要求达赖喇嘛不要出席，而是改派一名代表。当达赖喇嘛非常不请愿的地安排好代表之时，印度政府出面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前往印度，这时候，中国政府已经感觉到民主改革在西藏遇到的反抗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此外，一些国际事务也影响了中国政府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心，其中中共的靠山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中国副总理陈毅正在前往西藏参加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途中，中共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陈毅，指示代表团放慢到拉萨的速度，并密切注视西藏方面的动向。陈毅一行57人加上文工团等共八百余人在路上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于 4月 17日才到达拉萨。
在这样的情况下，因此，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给西藏工委，其中提到：『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看来，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一、两年内能够做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要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内去，在西藏民主改革问题上，我们已经等待了好几年，现在还必须等待……如果我们不让步、不等待，因而勉强地进行改革，就必然大大影响西藏民族对我们的信任，甚至发生叛乱，不利于西藏民主改革的进行和改革后的各种工作，这样作不是快了，而是慢了。同时我们处理国内民族问题还必须考虑到对亚洲地区各民族的影响，在对待西藏问题上，尤其必须这样。』「21」
9月20日，张国华在共产党的八大会议上宣布西藏目前不实行改革。十一月，中共允许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诞辰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同时也做好应变准备， 11月17日《中央关于达赖喇嘛、班禅赴印的指示》要求在西藏的中国人『在机关和部队中作好必要的防御设施，储备足够的粮食、饮水、燃料等等，以防万一』。
1956年11、12月，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周总理出国访问期间，连续三次在新德里同达赖喇嘛谈话，传达毛主席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藏不实行民主改革、即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指示。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宣布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从1957年到1962年）。
1957年5月14日中共下发《对「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的批示》，其中更加明确的解释了暂时不能进行民主改革的原因，文件指出：『自从去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西藏各方面人士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和意见说明，现在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条件还没有具备，不但缺少上层领袖人物的真实同意，而且也缺少基本群众的支持，四川省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开始以来，西藏的一部分上层分子借口所谓『江东改革偏差』，或明或暗的支持江东叛乱分子，并且在昌都地区发动和扩大武装叛乱。达赖喇嘛出国访问期间，分离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进行所谓的『西藏独立』活动，在相当一部分贵族和喇嘛上层中间得到或明或暗的同情和附合。……西藏的农奴制和封建统治直到现在还是原封未动，民族旗帜和宗教旗帜还抓在上层分子手里，上层分子还能够利用民族旗帜和宗教旗帜影响人民群众，借以保持这种对西藏民族发展不利的制度和统治。这就是我们面对着的现实。这里不只有上层问题，还有群众问题。……如果我们一定要这样作（指改革 -引者注），就很可能造成一种局势，不仅多数上层会反对我们，分离主义分子阴谋得逞，左派陷于孤立，而相当一部分劳动人民在上层分子的影响下，暂时地反对我们。这样和平改革就成为不可能，如果这种局面出现了，就逼使我们要么停止改革，让自己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的局面，要么进行战争，从战争中再来发动群众，推倒农奴制度。经过战争发动群众，实现改革在少数民族地区是不得已才采用的方法。……在西藏地区至少六年不进行改革，但是在四川和云南藏族地区则必须采取和平改革的方式继续进行和完成民主改革，这都是中央已经确定了的方针』。
根据六年不改革方针，3月19日，西藏工委上报中央《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提出西藏现有的汉藏干部 45000人，保留 3700人，军队现有近伍万人，保留 13000--17000人。地方军事据点，除青藏公路外，只限于拉萨、日喀则、昌都、黑河、阿里、江孜、亚东、丁青、江达、当雄、妥坝、冈拖等据点，（实际上后来保留了扎木、宁静、察隅三个据点，各地建立的分工委也没有撤销）。
4月1日，达赖喇嘛自印度回到拉萨。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召开。会议期间发言的人都围绕民主改革发言，虽然达赖喇嘛指出：『最近邻近各省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改革的消息传到了西藏，引起了若干人的疑虑和惧怕，同时有些人别有用心地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西藏就要进行改革，这完全是一种恶意造谣和挑拨』『西藏除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外，别无其它的选择，但是社会主义和西藏现有的具体情况相距甚远，我们必须逐步进行改革。但什么时候改革，如何改革，这还得看工作发展和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同时是要西藏的领导人员和广大人民自己商量去进行，而不是有别人强迫包办，这点毛主席在对历次致敬团、参观团的讲话中均有明确的指示』「15」。班禅喇嘛也强调『西藏的改革问题，是要由我们西藏人民自己来决定，上级人民政府只是领导和帮助我们，绝对不会包办代替』「16」，但事实上恰恰相反，「有些人别有用心地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西藏就要进行改革」并不是「一种恶意造谣和挑拨」，这个时候，当然也没有人把十七条协议中有关达赖喇嘛及其职权不变等规定和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一再强调的「西藏的改革问题，是要由我们西藏人民自己来决定，上级人民政府只是领导和帮助我们，绝对不会包办代替」当成一回事情，相反完全由中共一手操办代劳。正如中文资料的记载：『中央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西藏工委副书记张国华在会上的讲话都谈到改革问题，班禅仁波齐在会上发言，提出在日喀则首先进行民主改革等。这时西藏工委认为改革问题已通过筹委会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会后就在宣传舆论上大造声势，要求各项工作要以准备改革为中心』「17」。
和中共一贯宣传先行一样，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召开的同时，《西藏日报》（藏、中文）正式创刊，并开始大量刊登有关改革的文章。8月4日注销修建党雄飞机场的民工代表要求改革给达赖喇嘛上书，大有立即进行民改之势。
工委于7月1日向中央上报了准备进行民主改革的五年工作规划。《规划》说：『目前西藏的政治形式，已经进入了一个可能进行和必须着手进行民主改革的新阶段』。7月10日，工委在《 1956年第二季度工作综合报告和第三季度工作安排》中说：『西藏的民主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中共积极进行改革前的准备工作，5月21日，拉萨第一批共 221名藏人青年宣誓入团，前一天，第一批少先队员 521举行建队仪式。
5月26日，北京拉萨航线试航成功，机场在当雄，一万名官兵和来自西藏 104个宗和溪卡的6500名藏人用四个月的时间完成。
9月，昌都地区实行人民币与银元混合流通市场。
1950年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一文中指出『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工作』「18」为了进行好民主改革这个群众性的工作，西藏工委于1956年七月一日提出的《关于西藏地区 1956年至 1960年规划的初步意见》中计划『各宗成立公安警察，全区共四千至六千人，另全区再增人民武装、经济警察2400人；吸收和培养四万至六万名当地藏族干部，发展本地藏族党员两万至三万名，团员三至伍万名，从内地增派六千名干部，成立西藏各级工会，发展藏族工人伍万至七万，大力扩大青妇联组织』等。实际上从中国增派的军队和干部人数远远超出上述人员，当时中共已经在西藏自治区集中了近伍万名军队和近五万名汉族干部。「19」此外在西藏自治区有至少五千名藏人送到在陕西的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学院前身）。从1952年到1957年，先后组织了十三批1000多人去中国参观。
同时，西藏各地属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基巧办事处相继成立，其中山南（8月29日）、拉萨（8月31日）、江孜（9月2日）、日喀则（9月15日）、达工（10月5日）、阿里、那曲（10月9日）、昌都（9月17日---解放委员会代行昌都基巧办事处职权）。
中共紧锣密鼓的民主改革引起藏人的抵制，色拉寺、哲蚌寺、嘎登寺的拉基、扎仓联合向西藏政府和中央上书，要求延期进行改革。由中共直接控制的昌都地区发生的武装反抗更是令中共不安，长江以东当时已经是战火纷飞。根据中文资料，『9月1日，藏军第 1、2、 3、 4、 5、 6代本的连营长集体对乃琼神盟誓：誓死保卫西藏固有的各种制度，保卫神圣的宗教，反对在西藏进行任何的改革』「 20」。因此，即使仅仅从各个击破的角度考虑，中共显然也并不希望同时与整个西藏作战。另外，印度方面邀请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诞辰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以及达赖喇嘛借机强烈表达的不满也是一个变数，这个邀请函是 1956年 6月由锡金大君特地赶到拉萨交给达赖喇嘛的，当时西藏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虽然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希望达赖喇嘛前往，但是中国政府当然不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让达赖喇嘛外出，因此，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范明以达赖喇嘛的安全着想以及达赖喇嘛是刚刚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席，工作忙，不便离开，还有邀请单位不过是一个民间组织为理由要求达赖喇嘛不要出席，而是改派一名代表。当达赖喇嘛非常不请愿的地安排好代表之时，印度政府出面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前往印度，这时候，中国政府已经感觉到民主改革在西藏遇到的反抗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此外，一些国际事务也影响了中国政府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心，其中中共的靠山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中国副总理陈毅正在前往西藏参加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途中，中共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陈毅，指示代表团放慢到拉萨的速度，并密切注视西藏方面的动向。陈毅一行57人加上文工团等共八百余人在路上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于 4月 17日才到达拉萨。
在这样的情况下，因此，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给西藏工委，其中提到：『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看来，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一、两年内能够做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要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内去，在西藏民主改革问题上，我们已经等待了好几年，现在还必须等待……如果我们不让步、不等待，因而勉强地进行改革，就必然大大影响西藏民族对我们的信任，甚至发生叛乱，不利于西藏民主改革的进行和改革后的各种工作，这样作不是快了，而是慢了。同时我们处理国内民族问题还必须考虑到对亚洲地区各民族的影响，在对待西藏问题上，尤其必须这样。』「21」
9月20日，张国华在共产党的八大会议上宣布西藏目前不实行改革。十一月，中共允许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诞辰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同时也做好应变准备， 11月17日《中央关于达赖喇嘛、班禅赴印的指示》要求在西藏的中国人『在机关和部队中作好必要的防御设施，储备足够的粮食、饮水、燃料等等，以防万一』。
1956年11、12月，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周总理出国访问期间，连续三次在新德里同达赖喇嘛谈话，传达毛主席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藏不实行民主改革、即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指示。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宣布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从1957年到1962年）。
1957年5月14日中共下发《对「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的批示》，其中更加明确的解释了暂时不能进行民主改革的原因，文件指出：『自从去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西藏各方面人士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和意见说明，现在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条件还没有具备，不但缺少上层领袖人物的真实同意，而且也缺少基本群众的支持，四川省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开始以来，西藏的一部分上层分子借口所谓『江东改革偏差』，或明或暗的支持江东叛乱分子，并且在昌都地区发动和扩大武装叛乱。达赖喇嘛出国访问期间，分离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进行所谓的『西藏独立』活动，在相当一部分贵族和喇嘛上层中间得到或明或暗的同情和附合。……西藏的农奴制和封建统治直到现在还是原封未动，民族旗帜和宗教旗帜还抓在上层分子手里，上层分子还能够利用民族旗帜和宗教旗帜影响人民群众，借以保持这种对西藏民族发展不利的制度和统治。这就是我们面对着的现实。这里不只有上层问题，还有群众问题。……如果我们一定要这样作（指改革 -引者注），就很可能造成一种局势，不仅多数上层会反对我们，分离主义分子阴谋得逞，左派陷于孤立，而相当一部分劳动人民在上层分子的影响下，暂时地反对我们。这样和平改革就成为不可能，如果这种局面出现了，就逼使我们要么停止改革，让自己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的局面，要么进行战争，从战争中再来发动群众，推倒农奴制度。经过战争发动群众，实现改革在少数民族地区是不得已才采用的方法。……在西藏地区至少六年不进行改革，但是在四川和云南藏族地区则必须采取和平改革的方式继续进行和完成民主改革，这都是中央已经确定了的方针』。
根据六年不改革方针，3月19日，西藏工委上报中央《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提出西藏现有的汉藏干部 45000人，保留 3700人，军队现有近伍万人，保留 13000--17000人。地方军事据点，除青藏公路外，只限于拉萨、日喀则、昌都、黑河、阿里、江孜、亚东、丁青、江达、当雄、妥坝、冈拖等据点，（实际上后来保留了扎木、宁静、察隅三个据点，各地建立的分工委也没有撤销）。
4月1日，达赖喇嘛自印度回到拉萨。
1958年的民主改革
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双方一触即发的情势在表面上得到控制，中国政府暂时停止了对西藏自治区的民主改革，据中共记载，4月，噶厦全体噶伦向工委交来与夏嘎巴订的电报密码本。是在印度期间随行噶伦与『自由同盟』订立的，噶厦表示这是欺骗他们，他们从未使用。噶厦可能是为了表示友好。
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中共也非常明显地放慢了民主改革的步伐，然而这一切只是暂时的，双方都在准备着下一回合的较量。在西藏方面，虽然西藏政府还在寻求与中共的合作和妥协，但是西藏人民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因此反抗运动并没有结束，在康区，大部分地方的武装反抗运动并没有停止，而在拉萨，在雪域英雄安珠贡保扎西的领导下，来自西藏全国各地的以康巴商人为主的人民自发地成立了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第一次开始在较大范围内组织起来，形成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不分地域宗派以及成员以平民为主同时又包含社会各阶层的统一团结的武装力量，使西藏民族的反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而在中国政府方面，面对藏人风气云涌的武装反抗运动，中国政府对于通过宣传和统战等手段达到目的已经几乎完全绝望，和1956年以前中国政府强调以和平的方式达到民主改革的政策口径相反，到1958年，随着中国本土人民公社化的顺利完成，中国政府决定利用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达到它的政治目的，强制推行民主改革-----这时候是成立人民公社。
为了名正言顺地通过暴力方式镇压和摧毁西藏人民的反抗及其社会文化结构，中共党内文件公然指示要『压出叛乱，然后在平叛过程中，彻底解决宗教和民族问题』「22」。毛泽东于1958年6月24日针对青海藏人的武装反抗指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异义』「23」文件被转发到西藏，既然是『乱子越大越好』，中共西藏军区当然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过几个月，战争就已经变的迫在眉睫。在西藏自治区，中国军队在其后的几个月里一直都是积极地进行战斗准备，到11月8日，拉萨机关民兵团正式成立，昌都、日喀则、江孜、泽塘、黑河等机关也相继成立民兵营或民兵连，各机关采取内紧外松，一边修筑工事，进行军事训练，一边照常工作。「24」
在青海，1956年成立合作社时，由于西藏康区从一开始就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反抗，因此中共的民主改革在青海并未强力推行，虽然各地都组织一些穷人成立了极少数可能是作为榜样的合作社，但并没有激起藏人强烈的反抗，然而，到了1958年，中共不再象1956年那样犹豫，他们从一开始就直接以暴力诱捕上层人士（这些人以前都被中共授与不同的官职），收缴枪枝，摧毁寺院，攻击不主动投降的藏人等，如众所期望的那样，西藏人果然以激烈的武装反抗作为回应。
与此同时，原来与中共合作的西藏共产党人在遭到了清算，巴瓦彭措旺杰是著名的西藏共产党创建者，同时也是一个西藏民族主义者，1939年他带头在中国四川建立了『西藏共产主义小组』，并先后同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建立了联系，1943年还在拉萨成立了『所有西藏民族统一解放联盟』，1946年，他们以『西藏东部人民自治联盟』的名义在长江以东中国控制区举行了一次失败的武装暴动。中共入侵西藏时，彭措旺杰做为中共的列席代表参加了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后来成为中共在西藏的领导层中唯一的一名西藏人，也是西藏工作委员会中发挥实际作用的唯一一名藏人，到了1958年中共决定对西藏采取赤裸裸的武装镇压时，彭措旺杰等藏人的利用价值已经消失，1958年三月，彭措旺杰调离西藏，不久就失去了自由，中共指控他的罪名有两条，一是1957年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上，彭措旺杰支持德格代表提出的把德格划并入西藏政府控制区的建议，因为这有违于中共对西藏『分而治之』以防止西藏强大或形成统一民族力量的政策。第二项罪名是，前往西藏时，随身带有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
当时在反对民族主义的旗号下，中国统治下的非汉族人口虽然只占百分之六，但却有十余万名知识份子和地方领导和共产党员等民族精英在『地方民族主义』的罪名下遭到批斗和整肃。同时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四的汉族却没有一个人由于所谓的『大汉族主义』而受到惩罚。「 25」
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中共也非常明显地放慢了民主改革的步伐，然而这一切只是暂时的，双方都在准备着下一回合的较量。在西藏方面，虽然西藏政府还在寻求与中共的合作和妥协，但是西藏人民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因此反抗运动并没有结束，在康区，大部分地方的武装反抗运动并没有停止，而在拉萨，在雪域英雄安珠贡保扎西的领导下，来自西藏全国各地的以康巴商人为主的人民自发地成立了四水六岭护教志愿军，第一次开始在较大范围内组织起来，形成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不分地域宗派以及成员以平民为主同时又包含社会各阶层的统一团结的武装力量，使西藏民族的反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而在中国政府方面，面对藏人风气云涌的武装反抗运动，中国政府对于通过宣传和统战等手段达到目的已经几乎完全绝望，和1956年以前中国政府强调以和平的方式达到民主改革的政策口径相反，到1958年，随着中国本土人民公社化的顺利完成，中国政府决定利用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达到它的政治目的，强制推行民主改革-----这时候是成立人民公社。
为了名正言顺地通过暴力方式镇压和摧毁西藏人民的反抗及其社会文化结构，中共党内文件公然指示要『压出叛乱，然后在平叛过程中，彻底解决宗教和民族问题』「22」。毛泽东于1958年6月24日针对青海藏人的武装反抗指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异义』「23」文件被转发到西藏，既然是『乱子越大越好』，中共西藏军区当然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过几个月，战争就已经变的迫在眉睫。在西藏自治区，中国军队在其后的几个月里一直都是积极地进行战斗准备，到11月8日，拉萨机关民兵团正式成立，昌都、日喀则、江孜、泽塘、黑河等机关也相继成立民兵营或民兵连，各机关采取内紧外松，一边修筑工事，进行军事训练，一边照常工作。「24」
在青海，1956年成立合作社时，由于西藏康区从一开始就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反抗，因此中共的民主改革在青海并未强力推行，虽然各地都组织一些穷人成立了极少数可能是作为榜样的合作社，但并没有激起藏人强烈的反抗，然而，到了1958年，中共不再象1956年那样犹豫，他们从一开始就直接以暴力诱捕上层人士（这些人以前都被中共授与不同的官职），收缴枪枝，摧毁寺院，攻击不主动投降的藏人等，如众所期望的那样，西藏人果然以激烈的武装反抗作为回应。
与此同时，原来与中共合作的西藏共产党人在遭到了清算，巴瓦彭措旺杰是著名的西藏共产党创建者，同时也是一个西藏民族主义者，1939年他带头在中国四川建立了『西藏共产主义小组』，并先后同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建立了联系，1943年还在拉萨成立了『所有西藏民族统一解放联盟』，1946年，他们以『西藏东部人民自治联盟』的名义在长江以东中国控制区举行了一次失败的武装暴动。中共入侵西藏时，彭措旺杰做为中共的列席代表参加了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后来成为中共在西藏的领导层中唯一的一名西藏人，也是西藏工作委员会中发挥实际作用的唯一一名藏人，到了1958年中共决定对西藏采取赤裸裸的武装镇压时，彭措旺杰等藏人的利用价值已经消失，1958年三月，彭措旺杰调离西藏，不久就失去了自由，中共指控他的罪名有两条，一是1957年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上，彭措旺杰支持德格代表提出的把德格划并入西藏政府控制区的建议，因为这有违于中共对西藏『分而治之』以防止西藏强大或形成统一民族力量的政策。第二项罪名是，前往西藏时，随身带有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
当时在反对民族主义的旗号下，中国统治下的非汉族人口虽然只占百分之六，但却有十余万名知识份子和地方领导和共产党员等民族精英在『地方民族主义』的罪名下遭到批斗和整肃。同时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四的汉族却没有一个人由于所谓的『大汉族主义』而受到惩罚。「 25」
什么是民主改革
一九五八年之前，中国政府一直将宣传和统战作为主要的武器，其中宣传主要针对下层，统战则是针对上层「
26」。1951年开始，中国人不断派遣一些由汉人带队并配有藏人翻译的工作队前往各地进行宣传工作，他们反复地向一头雾水的藏人宣讲一个新的世纪已经开始了，在这个新的世纪，人民当家作主，打倒骑在头上的反动派，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等等。
除了这些，在公路未修通以前，他们虽然还需要征调乌拉差役，而且是按照西藏旧例要求藏人支应乌拉差役，但并没有因此停止宣传统战，由于统战或利害考虑，一些藏族部落的酋长积极的为中共效劳，如德格夏格多登等派出上万头驮牛帮助运送战略物资，娘荣的藏人也被派去支应乌拉差役运送物资到德格等地，由于这是超额的，当地藏人虽非常不满，但还是派人前往，这种乌拉差役直到 1952年十八军把公路修到岗拖渡口时才结束（在后来中共的出版物中，这一切无一例外地被描述成人民由于对解放军的敬爱以及为打倒反动派而提供支持）。通车后，中共军方在德格的玛尼哥郭地方召开大会，表彰被支应的德格、甘孜、章果、娘荣等部的差民，会议召开了四天，会上军方官员轮番上台发言，称由于你们的支持而使我们取得了克服一切困难的胜利，因此表示感谢。会上还向支应乌拉差役的藏人颁发了锦旗或奖予绸缎并赔偿了在此期间死亡的牲畜等，这一切都是旧西藏所没有的，而且，中共还安排这些藏人去刚刚修好了甘孜飞机场，观看第一架飞机的降落，那些藏人几乎是第一次见到飞机在很近的地方降落，甚至是第一次在近距离见到飞机，各个都惊叹不已，虽然对于派给超额的乌拉不满，但也对中共产生了敬佩之情。
初期，不管是统战或宣传显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民主改革的性质，中共对民主改革的宣传效果却是完全负面的，这点从我们的采访过程中可见一斑，几乎所有接受采访者对民主改革的印象或解释就是：寺院要铲除，财产要充公。他们大多使用当时的宣传语言说：『民主改革就是要革命，就是寺院和僧人不能当寄生虫，不管贫富，财产要充公』，这几乎是对民主改革有所印象的藏人共同的理解。那么民主改革又是什么呢？
民主改革，顾名思义，仿佛是一种积极的改良，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由于中共在占领西藏初期，致力于站稳脚跟并以高官厚爵收买西藏的上层人士，同时土地等又都掌握在农民的手中，因此无法通过中共最拿手的打土豪、分田地以收买人心，抢夺金银财宝充军需物资的做法。当中共自以为站稳了脚跟并开始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时（ 1956年），中共已经在中国本土展开合作社运动，因此在西藏的所谓民主改革一开始就是合作化运动，至于中共宣传材料上经常出现的1959年西藏山南地区分田地的记载和照片等，完全是为了防止土地抛荒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当时叫谁种谁收，做为权宜之计， 1960年9月中共还在西藏自治区（其它地方已经完成人民公社化）颁发过所谓的土地证，「 27」但与此同时中共西藏工委就已经发出《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通知》，开始进行合作化运动。「 28」由于西藏百姓普遍拥有自己的土地，此合作化运动一直都遭到强力的抵制，因此，为了防止藏人逃亡和被境外反抗运动所利用，后来中共在西藏边境地区放慢了合作化运动，1961年11月20日，中共西藏工委发出停止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紧急通知「29」。而且，那些没有合作化的地方除了分配简单的生产资料---如果有多余的---而外，其它并没有变化，因为土地本来就掌握在农民的手中，只是纳税的对象由原来的西藏政府、贵族或寺院变成中共而已。
当时作为中共极为信任并多次帮助过中共的娘荣人阿丁在其回忆录《我的人生历程》（1987年第二版）中就中共向藏人介绍民主改革的内容以及在中国人看来理所当然而藏人不明所以的情况有较详细的记录，现将有关内容摘译如下：
『1955年6月，我们来到成都民族学院，成都西南民族学院据说有三千余名学生，其中除了藏人和罗罗族（彝族）而外，其它各民族与中国的汉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时藏族学生似乎在千人左右。
学校的纪律严明，作息井然，早晨五点起床，六点到七点早操，八点开始上课，中午十二点吃饭，六点吃晚饭，七点到九点上课，十点熄灯。每周划出一个小时学习中国国歌，伙食标准相当不错，娘荣阿丁属于政治班，还有文化班和会计班，主要是为即将进行的民主改革中产生的合作社准备会计人才。
政治班的课程首先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向学生介绍中共建立以及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情况以及指出美帝国主义怎样被打败等。
第二讲是介绍党的政策和法律，他仍记得老师向他们介绍说宪法有106条，并逐条进行解释，其中有中国是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另一条则是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弄不清楚，因此问老师究竟是工人阶级领导还是共产党的统一领导。老师告诉他们这两个之间没有区别。老师还说，毛主席制定的民主制下的集中，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如轮子的辐条，运转中没有绝对的上下主从问题，因此民主与集中也是没有区别的。他们觉得这个解释有点牵强，因此就发表他们的看法说：民主是针对工人农民等老百姓的，集中是针对共产党的，两者的对象和目的不一样，怎么会没有区别呢？虽然老师竭力解释其中的辩证关系，但他们凭直觉认为这『民主集中制』中，民主自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集中，因为最后拍板做出决定的是集中。
接着是学习党的民族政策，这也是学员们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主讲的是一个叫安主任的人，他指出民族政策有四十多条，并一一做了解释，主要内容是在汉族老大哥的领导下，各民族平等享受自由、幸福，各民族可以自由保持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宗教及民族特点，并要坚信党的民族自治政策等等，于是，一些藏人学员又提出疑问说，既然是汉族老大哥的领导，那么各民族怎么平等？老师解释说：也可以说是各民族互相帮助，一般而言，汉族就象大家庭中的兄长，为什么呢？因为文化发达，例如象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是非常难得的，类似的先进人物还有许多，因此说是汉族领导。藏人学生们还是认为既然是一个领导另一个，再说平等是不通的。老师于是就说：你们不要这样说，民族平等已经在法律上做了规定，对此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主要是要相信政策，这些毛主席和全国人大已经做了明确规定。学员们当时不说，私下议论说：汉族老大哥的领导也是明确规定了的。
老师接着介绍保护民族习俗问题，老师说，风俗习惯的保持虽然是自由的，但民族习惯要区分好、坏和不好不坏三类，其中有益的风俗习惯要保持发扬，无益无害的风俗习惯任其自然，不好的风俗习惯要改革 ,这些不好的风俗习惯与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老师接着举例说：藏人饮食习惯中一人食用的肉和酥油，如果拌于蔬菜，够三个汉人吃，所以说是浪费；藏人的服装宽大，一人的用料足够两套汉装，所以是浪费；藏人的歌曲舞蹈虽然优美，但内容充满对达官贵人的赞美，应予改革；藏人喜欢交游野餐，虽是好习惯，但期间有铺张浪费；藏人婚姻靠父母决定是不好的，婚礼期间开支很大，是浪费；至于生产方式和播种方式应予改革；以金银为装饰和佩戴珠宝为美，这些无助于衣食住行，是浪费；男女蓄发虽谈不上好坏，但藏垢纳污，容易生病，所以不好；虽然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宗教方面大量开支，非常的不好；宗教虽然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毛主席会为此制定政策，在此之前先不予评论；对语言文字，虽然暂时不予变革，但当走上社会主义大道时，政治、经济、文化要走向统一，要根据宪法统一、集中，统一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等等。
学生们问老师：应该怎样认识法律中规定的保持自己风俗习惯的权利，如果这一切都要改革，那么可以保持的风俗习惯有那些？老师说：应该还有一些，但旧社会的方式都要进行改革，我们主要是要看到社会主义大道，主要是走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大道，社会主义的特质是统一，将政治、经济统一后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法律规定的那样，统一走社会主义大道。
大约 1956年 3月，康区发生民主改革和藏人的反抗，当时老师告诉他们： "今年通过民主改革，人民获得解放，获得平等的自由，你们回去时应该是正在建立合作社的时候，要学习合作社的宗旨。
学习期间，他们还被领去参观重庆的钢铁厂、电厂、职布厂、橡胶厂、纸烟厂和煤矿等。
当时，为了实行民主改革，学校来了两千余名中国青年学生，按康区和阿坝的方言进行学习，彝族地区的学生为在合作社成立后的会计需要而进行培训。
老师向他们详细解释合作社的运作状况，指出首先是初级合作社，所谓的初级合作社就是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家畜和耕畜以及农具等全部要放在合作社内，这些都是生产资料，这个被称为［公共积累？］，是属于自己的一份，还要用个人所有的金银、家具、灶具以及纸币等入股作为基金，这些是生活资料。虽然生活资料继续属于个人所有，但要作为基金投入，以后要共同劳动，年底的收入一半以生产资料的投入比例分红，另一半根据劳动好坏予分配，这时的收入仅仅分发粮食就行了，这是初级合作社。其后一年或两年以后要走向高级合作社。初级合作社，只有一半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
在高级合作社，生产资料没有收入，这时要按劳分配，到了高级合作社，就没有任何的私有财产，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质。私有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指这个。这是按劳分配，以纸币支付，拿着纸币可以到粮店去卖粮。按劳分配是根据劳力的强弱，壮劳力每天可以得十个工分，以下类推为八个、六个、四个、两个工分，积累工分后年终总计，根据工分的多少付给纸币可以购买粮食。口粮方面一个壮劳力每个月三十斤粮食，以下类推为 25、 20、 15、 10、 5斤等。购买的粮食比如一个人一年有三百斤粮食，则配以一百斤青稞面，一百斤小麦面，一百斤豌豆面或其它杂粮，每个人持自己的购粮证去平均购买，黄油和青油将视情况定额配给，如此可以人人有序地生活、生产。学生们问：如果一个家庭多老人孩子怎么办？老师回答说：可以各尽所能，如六十五岁以下的可以参加劳动，以上的可以放在田边赶麻雀，如此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他们又问什么样的人可以挣到十个工分？十个工分会得到多少纸币，什么样的人的粮食定额是三十斤，其它是二十八斤等，老师说：每月三十斤是干部和积极分子，二十斤是一般的劳动人民，十斤是五至十五岁的孩子，五斤是五岁以下的孩子，十五斤是老年人。得十个工分的是劳动积极分子，八分是一般劳力，六分是弱劳力，四分是放牧员，两分是守田赶麻雀的人。并说十个工分等于两块钱，一个工分是两毛。每天要工作八个小时，超时的可以得到十五甚至二十个工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些收入足够了，政府方面已经给计算的很清楚，当然如果举办宴会或庆典可能不太够，现在我们促生产、搞节约是毛主席教导的，目前我们的工业很落后，要积累生产成果，发展工业和国家。老师还告诉他们，现在我们工业落后，是个农业国家，不是工业国家，说国民党时期工业产值只有百分之十七，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近百分之四十，并向他们解释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区别。
这些就是当时中共为西藏人描绘的蓝图，中国共产党一般成员当时可能真的相信这些蓝图，开始也可能希望藏人为这样一个蓝图而激发起阶级觉悟，但后来他们显然已经知道藏人反对民主改革，因此即使在平息叛乱的过程中，毛泽东指示中共在西藏的党政军领导，只提平叛，不提改革，但在平叛的过程中充分进行民主改革「30」。其中指出：『中央认为在这次的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我们现在的口号只提平息叛乱，不提实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在平息叛乱的口号下充分进行』。另在1959年5月2日由西藏工委拟定的《关于当前在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谈到：西藏约有牧区60万平方公里， 30万牧民， 600万牲畜，头人的控制还相当强，因此川青边界叛乱猖獗。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平息叛乱建立政权，不实行民主改革。显然，中共非常清楚的知道，提民主改革只会使藏人的反抗更加激烈。
其实，通过民主改革，中共不仅达到了接管政权、消灭西藏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摧毁宗教等目的，而且也掠夺了西藏民族积累几千年的所有财富，中共当局在给西藏工委的指示中详细说明了财物的处理方法，其中包括『在城市中机关、部队需要房屋较多，城市贵族房屋亦多集中，因此，对于没收原西藏地方政府四品官以上和居住在城市中的叛乱大土司、大头人的房屋，已交机关部队使用的，仍可继续留用，不再退出分给群众。……
对于大批的粮食、酥油、茶叶、金银财宝或成批的商品、汽车、汽车材料、建筑器材和手表、收音机、照相机、自行车、海绵垫子等高级消费品，应做国家财政收入处理。对于衣服、被褥、垫子、家具等一般生活用品，无论新旧好坏，均分给群众。凡应分给群众的物资，被机关部队和国家工作人员占用的，可以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1：经过县委或贸易部门作价出售，如初收款加以经商叫做为国家财政收入者，不再退还群众。凡经县委作价售给干部的日常生活用品，价格合理者也不再变动。……
2：……
3：……凡系占用城市中没收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四品官以上的叛乱大贵族和居住在城市中叛乱的大土司、大头人的家具、垫子，可继续留用，如有多余的，可拿出一部分分给群众 4：乡以下基层干部，土改中多占了斗争果实，一般不再追究；如占用过多，群众意见较大者，应教育其尽可能地退出一部分，分给群众』「31」。
从这份清单中，当然已经看不到中共所宣称的杀富济贫，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劫夺，中共甚至公开允许那些被其利用的以地痞流氓为主的所谓「乡以下基层干部」大发国难财。至于西藏被劫掠的财富数量可能永远是个谜，例如，1984年中共发布的一篇消息指出：『1983年5月，总重一百二十吨的西藏铜质文物从甘肃敦煌研究中心运往西藏』文章指出，『西藏有大批铜佛铜器运到柳园火车站，陆续被一些需铜单位运走冶链，因而许多大型佛像已经熔掉』那些被中共紧急通知保留下来的部分『这些铜佛大多铸造于明清（公元十四世纪以后），个别为元代（公元十三世纪）或北魏（公元四世纪）』「32」。
除了这些，在公路未修通以前，他们虽然还需要征调乌拉差役，而且是按照西藏旧例要求藏人支应乌拉差役，但并没有因此停止宣传统战，由于统战或利害考虑，一些藏族部落的酋长积极的为中共效劳，如德格夏格多登等派出上万头驮牛帮助运送战略物资，娘荣的藏人也被派去支应乌拉差役运送物资到德格等地，由于这是超额的，当地藏人虽非常不满，但还是派人前往，这种乌拉差役直到 1952年十八军把公路修到岗拖渡口时才结束（在后来中共的出版物中，这一切无一例外地被描述成人民由于对解放军的敬爱以及为打倒反动派而提供支持）。通车后，中共军方在德格的玛尼哥郭地方召开大会，表彰被支应的德格、甘孜、章果、娘荣等部的差民，会议召开了四天，会上军方官员轮番上台发言，称由于你们的支持而使我们取得了克服一切困难的胜利，因此表示感谢。会上还向支应乌拉差役的藏人颁发了锦旗或奖予绸缎并赔偿了在此期间死亡的牲畜等，这一切都是旧西藏所没有的，而且，中共还安排这些藏人去刚刚修好了甘孜飞机场，观看第一架飞机的降落，那些藏人几乎是第一次见到飞机在很近的地方降落，甚至是第一次在近距离见到飞机，各个都惊叹不已，虽然对于派给超额的乌拉不满，但也对中共产生了敬佩之情。
初期，不管是统战或宣传显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民主改革的性质，中共对民主改革的宣传效果却是完全负面的，这点从我们的采访过程中可见一斑，几乎所有接受采访者对民主改革的印象或解释就是：寺院要铲除，财产要充公。他们大多使用当时的宣传语言说：『民主改革就是要革命，就是寺院和僧人不能当寄生虫，不管贫富，财产要充公』，这几乎是对民主改革有所印象的藏人共同的理解。那么民主改革又是什么呢？
民主改革，顾名思义，仿佛是一种积极的改良，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由于中共在占领西藏初期，致力于站稳脚跟并以高官厚爵收买西藏的上层人士，同时土地等又都掌握在农民的手中，因此无法通过中共最拿手的打土豪、分田地以收买人心，抢夺金银财宝充军需物资的做法。当中共自以为站稳了脚跟并开始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时（ 1956年），中共已经在中国本土展开合作社运动，因此在西藏的所谓民主改革一开始就是合作化运动，至于中共宣传材料上经常出现的1959年西藏山南地区分田地的记载和照片等，完全是为了防止土地抛荒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当时叫谁种谁收，做为权宜之计， 1960年9月中共还在西藏自治区（其它地方已经完成人民公社化）颁发过所谓的土地证，「 27」但与此同时中共西藏工委就已经发出《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通知》，开始进行合作化运动。「 28」由于西藏百姓普遍拥有自己的土地，此合作化运动一直都遭到强力的抵制，因此，为了防止藏人逃亡和被境外反抗运动所利用，后来中共在西藏边境地区放慢了合作化运动，1961年11月20日，中共西藏工委发出停止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紧急通知「29」。而且，那些没有合作化的地方除了分配简单的生产资料---如果有多余的---而外，其它并没有变化，因为土地本来就掌握在农民的手中，只是纳税的对象由原来的西藏政府、贵族或寺院变成中共而已。
当时作为中共极为信任并多次帮助过中共的娘荣人阿丁在其回忆录《我的人生历程》（1987年第二版）中就中共向藏人介绍民主改革的内容以及在中国人看来理所当然而藏人不明所以的情况有较详细的记录，现将有关内容摘译如下：
『1955年6月，我们来到成都民族学院，成都西南民族学院据说有三千余名学生，其中除了藏人和罗罗族（彝族）而外，其它各民族与中国的汉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时藏族学生似乎在千人左右。
学校的纪律严明，作息井然，早晨五点起床，六点到七点早操，八点开始上课，中午十二点吃饭，六点吃晚饭，七点到九点上课，十点熄灯。每周划出一个小时学习中国国歌，伙食标准相当不错，娘荣阿丁属于政治班，还有文化班和会计班，主要是为即将进行的民主改革中产生的合作社准备会计人才。
政治班的课程首先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向学生介绍中共建立以及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情况以及指出美帝国主义怎样被打败等。
第二讲是介绍党的政策和法律，他仍记得老师向他们介绍说宪法有106条，并逐条进行解释，其中有中国是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另一条则是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弄不清楚，因此问老师究竟是工人阶级领导还是共产党的统一领导。老师告诉他们这两个之间没有区别。老师还说，毛主席制定的民主制下的集中，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如轮子的辐条，运转中没有绝对的上下主从问题，因此民主与集中也是没有区别的。他们觉得这个解释有点牵强，因此就发表他们的看法说：民主是针对工人农民等老百姓的，集中是针对共产党的，两者的对象和目的不一样，怎么会没有区别呢？虽然老师竭力解释其中的辩证关系，但他们凭直觉认为这『民主集中制』中，民主自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集中，因为最后拍板做出决定的是集中。
接着是学习党的民族政策，这也是学员们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主讲的是一个叫安主任的人，他指出民族政策有四十多条，并一一做了解释，主要内容是在汉族老大哥的领导下，各民族平等享受自由、幸福，各民族可以自由保持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宗教及民族特点，并要坚信党的民族自治政策等等，于是，一些藏人学员又提出疑问说，既然是汉族老大哥的领导，那么各民族怎么平等？老师解释说：也可以说是各民族互相帮助，一般而言，汉族就象大家庭中的兄长，为什么呢？因为文化发达，例如象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是非常难得的，类似的先进人物还有许多，因此说是汉族领导。藏人学生们还是认为既然是一个领导另一个，再说平等是不通的。老师于是就说：你们不要这样说，民族平等已经在法律上做了规定，对此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主要是要相信政策，这些毛主席和全国人大已经做了明确规定。学员们当时不说，私下议论说：汉族老大哥的领导也是明确规定了的。
老师接着介绍保护民族习俗问题，老师说，风俗习惯的保持虽然是自由的，但民族习惯要区分好、坏和不好不坏三类，其中有益的风俗习惯要保持发扬，无益无害的风俗习惯任其自然，不好的风俗习惯要改革 ,这些不好的风俗习惯与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老师接着举例说：藏人饮食习惯中一人食用的肉和酥油，如果拌于蔬菜，够三个汉人吃，所以说是浪费；藏人的服装宽大，一人的用料足够两套汉装，所以是浪费；藏人的歌曲舞蹈虽然优美，但内容充满对达官贵人的赞美，应予改革；藏人喜欢交游野餐，虽是好习惯，但期间有铺张浪费；藏人婚姻靠父母决定是不好的，婚礼期间开支很大，是浪费；至于生产方式和播种方式应予改革；以金银为装饰和佩戴珠宝为美，这些无助于衣食住行，是浪费；男女蓄发虽谈不上好坏，但藏垢纳污，容易生病，所以不好；虽然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宗教方面大量开支，非常的不好；宗教虽然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毛主席会为此制定政策，在此之前先不予评论；对语言文字，虽然暂时不予变革，但当走上社会主义大道时，政治、经济、文化要走向统一，要根据宪法统一、集中，统一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等等。
学生们问老师：应该怎样认识法律中规定的保持自己风俗习惯的权利，如果这一切都要改革，那么可以保持的风俗习惯有那些？老师说：应该还有一些，但旧社会的方式都要进行改革，我们主要是要看到社会主义大道，主要是走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大道，社会主义的特质是统一，将政治、经济统一后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法律规定的那样，统一走社会主义大道。
大约 1956年 3月，康区发生民主改革和藏人的反抗，当时老师告诉他们： "今年通过民主改革，人民获得解放，获得平等的自由，你们回去时应该是正在建立合作社的时候，要学习合作社的宗旨。
学习期间，他们还被领去参观重庆的钢铁厂、电厂、职布厂、橡胶厂、纸烟厂和煤矿等。
当时，为了实行民主改革，学校来了两千余名中国青年学生，按康区和阿坝的方言进行学习，彝族地区的学生为在合作社成立后的会计需要而进行培训。
老师向他们详细解释合作社的运作状况，指出首先是初级合作社，所谓的初级合作社就是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家畜和耕畜以及农具等全部要放在合作社内，这些都是生产资料，这个被称为［公共积累？］，是属于自己的一份，还要用个人所有的金银、家具、灶具以及纸币等入股作为基金，这些是生活资料。虽然生活资料继续属于个人所有，但要作为基金投入，以后要共同劳动，年底的收入一半以生产资料的投入比例分红，另一半根据劳动好坏予分配，这时的收入仅仅分发粮食就行了，这是初级合作社。其后一年或两年以后要走向高级合作社。初级合作社，只有一半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
在高级合作社，生产资料没有收入，这时要按劳分配，到了高级合作社，就没有任何的私有财产，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质。私有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指这个。这是按劳分配，以纸币支付，拿着纸币可以到粮店去卖粮。按劳分配是根据劳力的强弱，壮劳力每天可以得十个工分，以下类推为八个、六个、四个、两个工分，积累工分后年终总计，根据工分的多少付给纸币可以购买粮食。口粮方面一个壮劳力每个月三十斤粮食，以下类推为 25、 20、 15、 10、 5斤等。购买的粮食比如一个人一年有三百斤粮食，则配以一百斤青稞面，一百斤小麦面，一百斤豌豆面或其它杂粮，每个人持自己的购粮证去平均购买，黄油和青油将视情况定额配给，如此可以人人有序地生活、生产。学生们问：如果一个家庭多老人孩子怎么办？老师回答说：可以各尽所能，如六十五岁以下的可以参加劳动，以上的可以放在田边赶麻雀，如此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他们又问什么样的人可以挣到十个工分？十个工分会得到多少纸币，什么样的人的粮食定额是三十斤，其它是二十八斤等，老师说：每月三十斤是干部和积极分子，二十斤是一般的劳动人民，十斤是五至十五岁的孩子，五斤是五岁以下的孩子，十五斤是老年人。得十个工分的是劳动积极分子，八分是一般劳力，六分是弱劳力，四分是放牧员，两分是守田赶麻雀的人。并说十个工分等于两块钱，一个工分是两毛。每天要工作八个小时，超时的可以得到十五甚至二十个工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些收入足够了，政府方面已经给计算的很清楚，当然如果举办宴会或庆典可能不太够，现在我们促生产、搞节约是毛主席教导的，目前我们的工业很落后，要积累生产成果，发展工业和国家。老师还告诉他们，现在我们工业落后，是个农业国家，不是工业国家，说国民党时期工业产值只有百分之十七，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近百分之四十，并向他们解释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区别。
这些就是当时中共为西藏人描绘的蓝图，中国共产党一般成员当时可能真的相信这些蓝图，开始也可能希望藏人为这样一个蓝图而激发起阶级觉悟，但后来他们显然已经知道藏人反对民主改革，因此即使在平息叛乱的过程中，毛泽东指示中共在西藏的党政军领导，只提平叛，不提改革，但在平叛的过程中充分进行民主改革「30」。其中指出：『中央认为在这次的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我们现在的口号只提平息叛乱，不提实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在平息叛乱的口号下充分进行』。另在1959年5月2日由西藏工委拟定的《关于当前在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谈到：西藏约有牧区60万平方公里， 30万牧民， 600万牲畜，头人的控制还相当强，因此川青边界叛乱猖獗。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平息叛乱建立政权，不实行民主改革。显然，中共非常清楚的知道，提民主改革只会使藏人的反抗更加激烈。
其实，通过民主改革，中共不仅达到了接管政权、消灭西藏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摧毁宗教等目的，而且也掠夺了西藏民族积累几千年的所有财富，中共当局在给西藏工委的指示中详细说明了财物的处理方法，其中包括『在城市中机关、部队需要房屋较多，城市贵族房屋亦多集中，因此，对于没收原西藏地方政府四品官以上和居住在城市中的叛乱大土司、大头人的房屋，已交机关部队使用的，仍可继续留用，不再退出分给群众。……
对于大批的粮食、酥油、茶叶、金银财宝或成批的商品、汽车、汽车材料、建筑器材和手表、收音机、照相机、自行车、海绵垫子等高级消费品，应做国家财政收入处理。对于衣服、被褥、垫子、家具等一般生活用品，无论新旧好坏，均分给群众。凡应分给群众的物资，被机关部队和国家工作人员占用的，可以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1：经过县委或贸易部门作价出售，如初收款加以经商叫做为国家财政收入者，不再退还群众。凡经县委作价售给干部的日常生活用品，价格合理者也不再变动。……
2：……
3：……凡系占用城市中没收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四品官以上的叛乱大贵族和居住在城市中叛乱的大土司、大头人的家具、垫子，可继续留用，如有多余的，可拿出一部分分给群众 4：乡以下基层干部，土改中多占了斗争果实，一般不再追究；如占用过多，群众意见较大者，应教育其尽可能地退出一部分，分给群众』「31」。
从这份清单中，当然已经看不到中共所宣称的杀富济贫，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劫夺，中共甚至公开允许那些被其利用的以地痞流氓为主的所谓「乡以下基层干部」大发国难财。至于西藏被劫掠的财富数量可能永远是个谜，例如，1984年中共发布的一篇消息指出：『1983年5月，总重一百二十吨的西藏铜质文物从甘肃敦煌研究中心运往西藏』文章指出，『西藏有大批铜佛铜器运到柳园火车站，陆续被一些需铜单位运走冶链，因而许多大型佛像已经熔掉』那些被中共紧急通知保留下来的部分『这些铜佛大多铸造于明清（公元十四世纪以后），个别为元代（公元十三世纪）或北魏（公元四世纪）』「32」。
西藏农民抗拒民主改革
中共一直将西藏农牧民描述成为民主改革的受益人，虽然这种说法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西藏农牧民却那样强烈地抗拒中国的民主改革。但还是有人以为西藏农牧民应该是从中受益，这当然是由于中共无孔不入的宣传，但这种宣传在西藏农牧民跟前却并不成功。从占领西藏的那一天起，虽然靠宣传起家的中共费尽口舌，但显然藏人并不理解、也不考虑中共提出的美好未来，他们只知道中共的民主改革就是寺院不能当寄生虫，财产要充公成立合作社，这两条都是藏人无法接受的，在宗教方面，藏人个个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根本就不认为寺院是寄生虫，在过去上千年的历史中，他们建起了六千余座寺院「33」，成为西藏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和基地，而且他们也非常清楚不让当寄生虫在中共的词汇中就意味着要消灭宗教，如班禅喇嘛所说，西藏人将宗教视若生命，有关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因此不再赘述。
有关财产充公---在合作社的名义下进行，但西藏人并不理解中共宣传的政治术语，他们清楚地知道的是以后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因此，被蒙上社会大同等政治包装的合作社对绝大部分藏人而言无异是一种劫夺，因为如前所述，在西藏，土地原则上属于政府所有的，统治者赐于农民一块不能转让的土地，使用土地的农民则有义务缴纳和支应与此相关的税务和差役，农民内部的主要成分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因此西藏的土地以支应差役为条件一般都掌握在农民的手中（《西藏的土地与整体》 P 67）。因此土地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依托。而在西藏牧区，牲畜属于家庭个人的财产，只有牧场是以部落为单位的集体所有，牧民根据牲畜的多少分配草场和赋税，他们都希望减轻差役负担，但却绝不愿意放弃对土地和牲畜的支配或拥有的权利。而且藏人百姓虽然不富裕，但不像大部分中国农民，西藏绝大部分农民和牧民都有属于自己的财产，那些财产是他们祖祖辈辈积累的，他们绝不愿意轻易地将财产交出。
有关藏人拥有的财产，中共除了在宣传时描述的好像一贫如洗而外，在社会历史调查中也只着重生产工具等，而对藏人视为财富象征的金银财宝和枪枝等鲜少有系统的记载，我们在《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辑第五章《档案文件选译及说明》中看到一份原西藏政府没收一户农民之部分财产的登记清单，不妨摘录如下，以奏管中窥豹之效。
噶厦索囊列空（指农业部 ---引者注）没收其属民扎巴的财务清单:
索囊列空属民扎巴，其妻玛桑布，占有劳顿溪卡外差地2培，扎巴死后，差地给其女儿格尼和次乃（另立文据）
索囊列空秘书乌剑。古林拉章扎萨阿旺江林为没收代表没收财务 如下：
青稞500克（一克约等于十四公斤），豌豆 500克，麦子 200克，菜籽200克，放债文契（数张），债银 25，000两（藏银），公马5匹，有全套鞍具的骡子10匹，绵羊 250只，山羊 170只，耕牛 14头，奶牛 12头，犁牛 120头，牛毛帐蓬 2顶，狗 3只，黄牛 33头，毛瑟手枪一枝（子弹 100发），毛瑟长枪一枝（子弹 50发），『齐冈』手枪一枝（子弹 25发），加相手枪一枝（子弹 30发），『日本』长枪一枝（子弹 200发），氆氇垫子 10对，绒毯 5对，农具（略）很多，铁 4包，元宝（马蹄式）银子 8个总计 400两。
这是一家中共称之为农奴的一个较富裕差巴家中的部分财产，西藏的人口主要就是由差巴组成的，虽然有穷富之别，但没有一定的家底是难于支应差役的，因此他们当然地对以共产或社会主义的名义剥夺他们财产的行为进行反抗。
而那些总体比差巴还要贫穷的堆琼，他们多少也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即使囊生，虽然没有财产，但合作社对他们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好处，中共名义上的解放对他们毫无吸引力。
因此，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暴力下进行的，并不存在真正的阶级斗争，即使那些佣人，如果稍微表现出天良未灭，或者拒绝批斗自己的雇主也将遭到同样的灭顶之灾，除非昧着良心，甚至指鹿为马才能成为积极分子。原德格安智部有三十几户人家，民改时全部逃离本土，一路奔逃，途中不断遭到主要由蒙古人组成的中国骑兵部队和其它中国军队的攻击，三十余户人家中有七十余人被杀，剩余的在长江源头一带的曲麻莱被俘，由于没有反抗能力，因此他们被安置在当地的一个合作社内，据当事人秋尼巴松回忆：『当时我们部落的佣人中死了许多，如额吉、帖洛、才吉等是女的，噶洛、诺洛、嘎登是男的，他们都是佣人，但由于他们不愿揭露或批斗部落里的有产者（因为部落首领早已经战死了）而被逮捕，其中只有才吉一人活着回来，其它全部死在监狱中。噶洛是个没有多少财产的老实人，其妻子是党员、积极分子，她编造了许多剥削的故事，噶洛不满意地说：『我们不能昧着良心，我是自己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而去他们家做工，并没有人强制我』。于是就遭到了批斗。之前，我家有一匹马喝『确克』（奶酪水）死了，在揭发活动中却变成了毒死一名叫玛莫日的女农奴，这时候又是噶洛在那里证明没有这回事情，噶洛解释说：『那死掉的不是人，是一匹母马，玛莫日是那匹马的名字』。但他的妻子和兄弟（是干部）已经疯狂了，他们一口咬定就是人，结果噶洛因此被捕并死在监狱中。还有一个叫希楚的，亲戚全是党员、积极分子，但他拒绝编造血泪史，结果多次被批斗，幸好没有被捕，算是活下来了。反正是积极分子想怎么说都是事实，假的也会被弄成和真的一样』
在西藏，虽然民主改革是以合作化运动的形式登场并演化为扩日持久的战争，但如果认为民主改革就是合作化运动，那是把事情看的太简单，中共的所谓民主改革，通俗地讲其实就是通过合作化运动进行社会改造，通过合作化运动，西藏原有的政权系统将被完全消灭或做出彻底的改造；西藏原有的社会结构将被完全改变，整个社会只有人民政府和合作社的存在是合法的。通过合作社，个人将不得拥有私人财产（所有的个人财产，金银财宝要收归国有，牛羊镰刀锄头等生产资料属归合作社所有）；个人的行动自由将会受到合作社的限制。通过合作社，寺院作为传播封建迷信思想的场所而遭到铲除，僧人阶层作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要被消灭，人民的宗教信仰被指责是迷信而遭到禁止，西藏的民族传统被认为是落后或不值得而遭到改造。为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大业，学习中文而排斥藏语文，一切向汉族老大哥看齐等也就顺理成章，也就是说，通过民主改革，用合作社或人民公社代替西藏原有的生产关系，用共产党的政权代替西藏原有的受十七条协议保护的政权体系，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道德代替西藏原有的宗教和伦理道德，用中共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代替西藏的宗教文化，对这种中共所谓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人民却不愿轻易就范地接受，中共由于拥有强大的武力而对藏人的顽固也感到极端的不耐烦，当然也就使出其最拿手的暴力压制手段，而人民由于西藏原有的历史地位和各种权利遭到侵害而不断积聚的不满日趋强烈，双方都已经失去了耐心，于是，西藏全民抗战也就拉开了序幕。
有关财产充公---在合作社的名义下进行，但西藏人并不理解中共宣传的政治术语，他们清楚地知道的是以后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因此，被蒙上社会大同等政治包装的合作社对绝大部分藏人而言无异是一种劫夺，因为如前所述，在西藏，土地原则上属于政府所有的，统治者赐于农民一块不能转让的土地，使用土地的农民则有义务缴纳和支应与此相关的税务和差役，农民内部的主要成分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因此西藏的土地以支应差役为条件一般都掌握在农民的手中（《西藏的土地与整体》 P 67）。因此土地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依托。而在西藏牧区，牲畜属于家庭个人的财产，只有牧场是以部落为单位的集体所有，牧民根据牲畜的多少分配草场和赋税，他们都希望减轻差役负担，但却绝不愿意放弃对土地和牲畜的支配或拥有的权利。而且藏人百姓虽然不富裕，但不像大部分中国农民，西藏绝大部分农民和牧民都有属于自己的财产，那些财产是他们祖祖辈辈积累的，他们绝不愿意轻易地将财产交出。
有关藏人拥有的财产，中共除了在宣传时描述的好像一贫如洗而外，在社会历史调查中也只着重生产工具等，而对藏人视为财富象征的金银财宝和枪枝等鲜少有系统的记载，我们在《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辑第五章《档案文件选译及说明》中看到一份原西藏政府没收一户农民之部分财产的登记清单，不妨摘录如下，以奏管中窥豹之效。
噶厦索囊列空（指农业部 ---引者注）没收其属民扎巴的财务清单:
索囊列空属民扎巴，其妻玛桑布，占有劳顿溪卡外差地2培，扎巴死后，差地给其女儿格尼和次乃（另立文据）
索囊列空秘书乌剑。古林拉章扎萨阿旺江林为没收代表没收财务 如下：
青稞500克（一克约等于十四公斤），豌豆 500克，麦子 200克，菜籽200克，放债文契（数张），债银 25，000两（藏银），公马5匹，有全套鞍具的骡子10匹，绵羊 250只，山羊 170只，耕牛 14头，奶牛 12头，犁牛 120头，牛毛帐蓬 2顶，狗 3只，黄牛 33头，毛瑟手枪一枝（子弹 100发），毛瑟长枪一枝（子弹 50发），『齐冈』手枪一枝（子弹 25发），加相手枪一枝（子弹 30发），『日本』长枪一枝（子弹 200发），氆氇垫子 10对，绒毯 5对，农具（略）很多，铁 4包，元宝（马蹄式）银子 8个总计 400两。
这是一家中共称之为农奴的一个较富裕差巴家中的部分财产，西藏的人口主要就是由差巴组成的，虽然有穷富之别，但没有一定的家底是难于支应差役的，因此他们当然地对以共产或社会主义的名义剥夺他们财产的行为进行反抗。
而那些总体比差巴还要贫穷的堆琼，他们多少也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即使囊生，虽然没有财产，但合作社对他们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好处，中共名义上的解放对他们毫无吸引力。
因此，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暴力下进行的，并不存在真正的阶级斗争，即使那些佣人，如果稍微表现出天良未灭，或者拒绝批斗自己的雇主也将遭到同样的灭顶之灾，除非昧着良心，甚至指鹿为马才能成为积极分子。原德格安智部有三十几户人家，民改时全部逃离本土，一路奔逃，途中不断遭到主要由蒙古人组成的中国骑兵部队和其它中国军队的攻击，三十余户人家中有七十余人被杀，剩余的在长江源头一带的曲麻莱被俘，由于没有反抗能力，因此他们被安置在当地的一个合作社内，据当事人秋尼巴松回忆：『当时我们部落的佣人中死了许多，如额吉、帖洛、才吉等是女的，噶洛、诺洛、嘎登是男的，他们都是佣人，但由于他们不愿揭露或批斗部落里的有产者（因为部落首领早已经战死了）而被逮捕，其中只有才吉一人活着回来，其它全部死在监狱中。噶洛是个没有多少财产的老实人，其妻子是党员、积极分子，她编造了许多剥削的故事，噶洛不满意地说：『我们不能昧着良心，我是自己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而去他们家做工，并没有人强制我』。于是就遭到了批斗。之前，我家有一匹马喝『确克』（奶酪水）死了，在揭发活动中却变成了毒死一名叫玛莫日的女农奴，这时候又是噶洛在那里证明没有这回事情，噶洛解释说：『那死掉的不是人，是一匹母马，玛莫日是那匹马的名字』。但他的妻子和兄弟（是干部）已经疯狂了，他们一口咬定就是人，结果噶洛因此被捕并死在监狱中。还有一个叫希楚的，亲戚全是党员、积极分子，但他拒绝编造血泪史，结果多次被批斗，幸好没有被捕，算是活下来了。反正是积极分子想怎么说都是事实，假的也会被弄成和真的一样』
在西藏，虽然民主改革是以合作化运动的形式登场并演化为扩日持久的战争，但如果认为民主改革就是合作化运动，那是把事情看的太简单，中共的所谓民主改革，通俗地讲其实就是通过合作化运动进行社会改造，通过合作化运动，西藏原有的政权系统将被完全消灭或做出彻底的改造；西藏原有的社会结构将被完全改变，整个社会只有人民政府和合作社的存在是合法的。通过合作社，个人将不得拥有私人财产（所有的个人财产，金银财宝要收归国有，牛羊镰刀锄头等生产资料属归合作社所有）；个人的行动自由将会受到合作社的限制。通过合作社，寺院作为传播封建迷信思想的场所而遭到铲除，僧人阶层作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要被消灭，人民的宗教信仰被指责是迷信而遭到禁止，西藏的民族传统被认为是落后或不值得而遭到改造。为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大业，学习中文而排斥藏语文，一切向汉族老大哥看齐等也就顺理成章，也就是说，通过民主改革，用合作社或人民公社代替西藏原有的生产关系，用共产党的政权代替西藏原有的受十七条协议保护的政权体系，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道德代替西藏原有的宗教和伦理道德，用中共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代替西藏的宗教文化，对这种中共所谓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人民却不愿轻易就范地接受，中共由于拥有强大的武力而对藏人的顽固也感到极端的不耐烦，当然也就使出其最拿手的暴力压制手段，而人民由于西藏原有的历史地位和各种权利遭到侵害而不断积聚的不满日趋强烈，双方都已经失去了耐心，于是，西藏全民抗战也就拉开了序幕。
注释
1.1952年4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的多……我王震部入疆……他们已站稳脚跟……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新疆和关内汽车畅通，在物质福利上给了少数民族很大好处，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见《平息西藏的叛乱》第47页。
2.见《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第一卷》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
3.《人民日报》1952年11月22日，引自《平息西藏的叛乱》第55页。
4.《1949-196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55页。
5.毛泽东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1955年12月27日。
6.见娘荣阿丁《我的人生》.
7.李维汉1956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提出的『关于和平改革八条看法』中谈到『武装叛乱和战争的可能性存在，尤其是武装在手，所以应当有所准备』。《中共现行法律汇编》55页。法务部调查局编，台北，1989年12月。
8. 9.《西藏的民主改革》第9页。
10.中共官员在二十五族向西藏地方官员喇嘛就民主改革发表的讲话内容
11.当时收集人民思想的那些中国人都叫代表，根据十七条协议他们也是中央代表。
12.《西藏的民主改革》 P9
13.见《西藏的民主改革》序言，"西藏自治区 "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14.拉萨-江孜-日喀则的公路于55年10月20日通车，56年3月从那曲到阿里的公路和从江孜到亚东的公路先后通车。
15.《西藏的民主改革》第49页。
16.《西藏的民主改革》第50页。班禅喇嘛还表示愿在其辖区进行民主改革试点。
17.《西藏的民主改革》第8页。
18.《毛泽东论统一战线》第29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陕西省委统战部、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研究室编，北京文史出版社，1988.6。
19.《平息西藏的叛乱》第10页载精简汉族干部92%，军队70%。《西藏的民主改革》第10页具体地指出只留下3700名（等于原有人数的百分之八----引者注）汉族干部，驻藏部队减少3万多人（等于原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引者注）。如果相信中共所谓当时西藏自治区只有一百万人口的说法，则中共干部和军队人数就相当于人口的将近百分之十。
20.《1949-196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62页。
21.《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 -----西藏的民主改革》第56页
22.见班禅喇嘛1987年3月28日在北京人代会西藏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引自《七万言书──班禅喇嘛文论选集》达然萨拉，1998年.
23.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西藏民族问题的部分论述》。此处摘引自《天葬》第176页.
24.《1949-196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25.彭措旺杰等的有关内容见大陆出版的达瓦札西着《果然囊巴彭措旺杰传记》（藏文）中的内容。
26.除了高官厚禄，到中国去参观以显示中国的强大和不可抗拒也是主要的内容之一，仅西藏自治区先后有十三批一千多名藏人被中共组织前往中国。见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西藏的民主改革》第六页。
27.《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 -----西藏的民主改革》第20页。
28.《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 -----西藏的民主改革》第38页。
29.《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 -----西藏的民主改革》第215页。
30.见3月 10日拉萨战役打响以后，张经武在北京转发中央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内容。《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 -----西藏的民主改革》
31.《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 -----西藏的民主改革》第250--252页。
32.见《铜佛返藏》，文载中共藏学月刊《西藏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33.中共汪锋于 1958年 10月 7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西藏（指西藏自治区---引者注）的喇嘛寺庙有三千多座，喇嘛二十伍万…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共有喇嘛寺庙两千三百多座，喇嘛十七万多人』。 (见《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0》下册 780页）。
又见《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31页，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达然萨拉，1993年。该书第七章『宗教与国家的性质』中指出，1959年西藏有六千二百五十九座寺院，僧侣五十九万两千五百五十八人。上述数字中，中共统计整个西藏的寺院数为五千三百余座，僧人四十二万多，较西藏政府的统计数少。
2.见《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第一卷》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
3.《人民日报》1952年11月22日，引自《平息西藏的叛乱》第55页。
4.《1949-196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55页。
5.毛泽东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1955年12月27日。
6.见娘荣阿丁《我的人生》.
7.李维汉1956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提出的『关于和平改革八条看法』中谈到『武装叛乱和战争的可能性存在，尤其是武装在手，所以应当有所准备』。《中共现行法律汇编》55页。法务部调查局编，台北，1989年12月。
8. 9.《西藏的民主改革》第9页。
10.中共官员在二十五族向西藏地方官员喇嘛就民主改革发表的讲话内容
11.当时收集人民思想的那些中国人都叫代表，根据十七条协议他们也是中央代表。
12.《西藏的民主改革》 P9
13.见《西藏的民主改革》序言，"西藏自治区 "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14.拉萨-江孜-日喀则的公路于55年10月20日通车，56年3月从那曲到阿里的公路和从江孜到亚东的公路先后通车。
15.《西藏的民主改革》第49页。
16.《西藏的民主改革》第50页。班禅喇嘛还表示愿在其辖区进行民主改革试点。
17.《西藏的民主改革》第8页。
18.《毛泽东论统一战线》第29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陕西省委统战部、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研究室编，北京文史出版社，1988.6。
19.《平息西藏的叛乱》第10页载精简汉族干部92%，军队70%。《西藏的民主改革》第10页具体地指出只留下3700名（等于原有人数的百分之八----引者注）汉族干部，驻藏部队减少3万多人（等于原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引者注）。如果相信中共所谓当时西藏自治区只有一百万人口的说法，则中共干部和军队人数就相当于人口的将近百分之十。
20.《1949-196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62页。
21.《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 -----西藏的民主改革》第56页
22.见班禅喇嘛1987年3月28日在北京人代会西藏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引自《七万言书──班禅喇嘛文论选集》达然萨拉，1998年.
23.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西藏民族问题的部分论述》。此处摘引自《天葬》第176页.
24.《1949-196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25.彭措旺杰等的有关内容见大陆出版的达瓦札西着《果然囊巴彭措旺杰传记》（藏文）中的内容。
26.除了高官厚禄，到中国去参观以显示中国的强大和不可抗拒也是主要的内容之一，仅西藏自治区先后有十三批一千多名藏人被中共组织前往中国。见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西藏的民主改革》第六页。
27.《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 -----西藏的民主改革》第20页。
28.《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 -----西藏的民主改革》第38页。
29.《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 -----西藏的民主改革》第215页。
30.见3月 10日拉萨战役打响以后，张经武在北京转发中央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内容。《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 -----西藏的民主改革》
31.《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 -----西藏的民主改革》第250--252页。
32.见《铜佛返藏》，文载中共藏学月刊《西藏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33.中共汪锋于 1958年 10月 7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西藏（指西藏自治区---引者注）的喇嘛寺庙有三千多座，喇嘛二十伍万…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共有喇嘛寺庙两千三百多座，喇嘛十七万多人』。 (见《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0》下册 780页）。
又见《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31页，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达然萨拉，1993年。该书第七章『宗教与国家的性质』中指出，1959年西藏有六千二百五十九座寺院，僧侣五十九万两千五百五十八人。上述数字中，中共统计整个西藏的寺院数为五千三百余座，僧人四十二万多，较西藏政府的统计数少。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