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历史转折的检讨 18.2 蒋介石错失历史复兴良机
因此假如蒋介石让东北军集结调训，给予平等合理的待遇，激以抗日爱国的训示，那么对这支重情义、无退路的东北军而言，岂有不全军对日死战、誓死支持蒋介石的道理？蒋介石真错过了一张天赐的抗日王牌，而当时以中央军与红军的军力对比看来，也根本不必需东北军参加剿共作战。因此说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逼反了东北军，也许并不完全为过。
即使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仍然有创造历史全新格局的机会，蒋可以清楚知道，张学良绝对的忠诚，与他抗日的钢铁意志[4]，假如蒋介石能够宽赦张学良，让他继续的统帅东北军，进驻陇海线以南，给予精训，单纯的托以抗日重则大任，这样张学良与东北军，绝对会成为抗日战争的决死部队。一旦华北爆发战争，日军必然会遭到东北军拼死命的打击，也必能为中国抗日史留下更为辉煌的一页。
蒋介石与东北军之间的关系，更可延续到抗日胜利后，在苏联侵占东北、引进八路军的历史变局上，产生重大的关键影响力。因为蒋介石若是以张少帅领头对东北进行政治号召，更可以让中共无法在东北取得发展的先机了[5]。当然这一线历史的发展，是在当时是难以预见的。
另外的说法是，张学良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遵照中共的设计，大胆的实施兵谏与扣蒋行动，这是绝对错误的说法。事实上，张学良早在东北当权之时，就是激烈反对共产主义的地方领袖，在一九二九年的中东铁路事件中，张学良与苏联红军与早期的共军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在东北进行过激战，张学良曾经对于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的联苏容共，也有极大的反感与猜疑。
张学良在第一次下野游欧返国后，更醉心德、意两国的右翼法西斯救国方略，所谓“加入共产党一起抗日”，只是口头上对于国民政府牺牲东北军，一再地延后抗日不满的表达而已，张学良此语的重点是在团结抗日，而不是成为共产党党员。而张学良个人独断决定，发动西安事变与扣押蒋介石，中共方面绝对是事前毫不知情的，苏联更是对于张学良鲁莽的行动，给予非常强烈的批判（苏联共产党自始至终对于张学良都给与极低的评价，因为张学良是率先反苏的中国政治人物）。
虽然目前中共官方一再认为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对于中共转危为安的发展，有功同再造的历史功劳。其实中共自己应该非常的明白，共军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的根本关键，在于日军的侵华，加上苏联支持的战略布局。蒋介石决心要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也只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张学良的西安事变行动，只是戏剧化的提前落实这个历史变化而已。事实上，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协商，与大赦所有的政治犯，中共根本就对“恩人”张学良的长期遭扣押没有具体的行动。目前张学良宁可旅居异国的夏威夷，也不肯回家乡探望一下，就可知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了。
而对比之下，毛泽东就比蒋介石更具有城府了，他明知采取要叫共产党采取“拥蒋抗日”的政策，等于否定共产党过去十年的牺牲奋斗，对国民党提出四大保证，更是等于向国民政府投降，接受国民党的“根绝赤祸”决议，更是让中国共产党的尊严无存。但是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中共只有这样忍人所不能忍，中共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红军从长征之中，已经学到更多绝处逢生的本领，只要能够得到喘息的机会，共产党与红军党绝对可以发展壮大。蒋介石只以为不杀张学良是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但若能因势利导、从此重用东北军，他会有更大的历史空间可以发展，甚至不至最后失去大陆而于台湾结束一生了。
第十八章、历史转折的检讨 18.3 容共在于引进苏联的支持而非中共的力量
蒋介石之所以会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准备抗日。本质上，蒋介石既无接纳共产主义的想法，也没有对苏联有任何的好感[6]，西安事变并没有改变国民政府追剿红军的实力，事实上蒋也不会在乎是否遵守他在被扣押之时，所作的任何直接、间接的承诺。所以事实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之所以在西安事变之后，放弃追剿红军的策略，进一步的与苏联联合修好，完全都是为了准备抗日。
因为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弱国，若是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根本无法在短期之内，完成国家复兴的建设。若中国在没有准备下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这可能就是她的亡国之战了。既然苏联有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必须支持中国对抗日本，那么蒋为了中国能够抗日，也别无选择，只好“联苏”了。当时中国在面对日本那种穷凶极恶的侵略之下，又四顾无援，为了抗日，何止是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恐怕连魔鬼都要打交道了。
在国民政府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之后，自然使得中共所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一个可以借力使力的机会。不过至少从西安事变后，到七七事变之间，中共可以参加抗日的力量，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当时两百万的中国军队中，红军不过三万人而已。蒋介石容共的目的，是在于引进苏联参与抗日，单以作战兵力而言，当时共军能够在抗日所发挥的作用极少。但是由于中共的文宣、组织与战力，都有国际共产党所支持的完整体系在运作，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旦有机会发展，其阶级斗争、土改运动到人民战争的策略，都是具有非常爆炸性发展的潜力。在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之后，中共早已全力发展成为可以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军事、政治团体了。
第十八章、历史转折的检讨 18.4 历史转折的深思
总之，西安事变可以说是非常戏剧化的历史事件，它为中国暂时停止内战的历史，写下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它成为蒋介石到达历史巅峰的开始，也成为毛泽东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张学良从此走出历史，中国也从此进入准备全面抗日的倒数计时。从此蒋介石更可以将心力放在如何准备抗日的工作上了。但是这个全面准备的时间才刚刚经过半年，就正式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但是就深一层的分析，西安事变的本身，好象又不具备如此重大巨变的历史意义，因为无论有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都将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战略，日本也会继续侵略中国，这样中共也有重新出发的机会，只是张学良少帅与东北军的命运会有很大的不同吧！追究到此处，张学良究竟是不是改变中共历史命运的“千古功臣”，实在是难以下达定论了。中共能够通过劫难与失败的考验，成为历史斗争的胜利者，主要还是来自日军的侵略与劫掠中国，及苏联的背后协助的关系吧！好象张学良只不过顺势触发这个历史转折点的改变而已。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若是持续其分裂、内战频仍的状况，日本当然可以逐步蚕食、继续侵略中国。但是当中国开始统一与团结之时，日本就必须要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因为中国一旦统一之后，可以集中全力，理财练兵与建设图强，很快的中国就会追上，日本就不再有作战的优势了。
其实中日战争只要晚三年爆发，整个战争就会有极大不同的发展，至少中国会拥有八十万的德式装备部队、一支有战力的空军已经成军，及在西南有更为稳定的国防建设基础[7]。
所以当时的历史处在非常矛盾的状况，中国若是处于分裂，日本会继续地侵略她；中国若是迈向统一，日本也会加速的侵略她，看来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如何选择，到头来还是必须面对日本的侵略。果然，西安事变的半年之后，在卢沟桥事变点燃的星星之火，就成为中日历史大决战的起点，其真正的起因在于日本不能坐视中国的团结与复兴，以及国民政府与苏联发展合作的关系。
附注：
[7]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八万德式装备的陆军，空军还在组训阶段。七七事变之后，当时学人胡适就曾经设法努力，希望国民政府无论如何都能设法忍辱负重，再给中国十年建设的时间，到时候日本恐怕就连与中国作战的勇气都没有了。
第十九章、事出意外的卢沟桥事变
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战斗正式爆发的时间，是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之后，开始算起，因此七七事变的成因与发展，就成为中日战争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
不过如同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卢沟桥事变在开始的时候，本来并不是一个事前经过设计的冲突事件，但是由于酝酿一场历史巨变的各种主客观因素，早已存在与滋生之中，一旦出现了这个事出突然的摩擦，在一系列失控因素的影响下，就成为可以引爆全局的导火线。
第十九章、事出意外的卢沟桥事变 19.1 中、日、苏之间的三角战略关系
根据当时英国外交官对卢沟桥事变的描述，整个中日全面战争的历史，其起源竟然只是在华北永定河上，一座历史悠久的桥上发生的小事件而已。若仅以历史事件本身而论，这种说法不完全不对，但却忽略了在整个“微小事件”的背后，长达六年以上战争危机酝酿的背景。假如不是中国对于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当时的中国朝野，绝对没有狂热与固执到，只为了小小的卢沟桥冲突，就要扩大事端与日本进行一场民族之间的历史决战。
而更正确的看法应是，卢沟桥事变的本身，虽然只是中日之间多次冲突的一个小火花而已，但最后却点燃了中日全面历史决战的燎原大火，这其中一定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因素存在。
其实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半年中，中、日之间冲突的危机，早已经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在中国方面，经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绥远百灵庙之战，以及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全国所有政治势力所达成的共识是，不能再对日方任何的侵略，进行有损国格的退让。因为在一九三六年年底的百灵庙之战，华军重创了由日军背后支持的伪蒙古军队，等于间接打了幕后的主子一记耳光，使得全中国的民气、舆论，及长时期在日本欺压下所积蓄的怒火，又因此沸腾，认为中国的军力已经足以对抗日本[1]，因此民意强烈的表示，政府不能再对日本退让了。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在形式上终于停止内战，所有的军政派系都开始团结起来，准备共同合作以对抗日本，因此国民政府不能再以安内作为准备抗日的借口。蒋介石很清楚了解到，他只有摆出不能退让的抗日姿态，才能成为全国上下所拥护的最高领袖。虽然蒋知道，在当时，抗日的基本结构，在中国内部才刚刚开始成形，要想真正能够有实力与日本进行全面作战，至少还要有三到五年的准备时间，但是蒋介石却无法违逆不肯再对日本做出任何退让的民意了。
就当时的局势而言，日本与苏联才是注定非要一战不可的世仇，双方从日俄战争的历史上冲突，到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势不两立，都是导至日苏必然决战的因素，这都是蒋介石所非常清楚的。事实上，当时日本所有的国防与战略政策，都是把防俄当成日本国家安全规划的重点，就连侵略中国的东北与内蒙，都是为了争取防俄之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的构想。苏联更是把消灭日本的军阀与财阀的共同体，当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历史任务，因此日苏大战的危机，一直在酝酿之中。
反而是，只要日本放弃侵略中国，中、日之间并没有一定要决战的理由，假如中日爆发全面性的战争，从历史的观点而言，无论是谁赢谁输，最大的获利者必然是苏联。苏联可以用最低的代价，同时侵略中国兼制伏日本。所以蒋介石原本希望，中国能够尽量地对日本采取克制政策，让日本与苏联的冲突能够提前爆发，这样日苏的第二次战争，绝对是世纪性大战，到日苏两败俱伤的时候，中国就可以拥有足够的筹码，同时向苏联与日本讨回中国应有的公道，要知道苏联对中国侵略的程度，绝对不下于日本。
而在日本方面，对于是否要继续侵略中国，而造成中国的反抗，也有着极大的争论。日本一些政坛元老，都对中国的历史有较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主张对中国的压力，一定要适可而止。这种意见，在日本的军部中，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不扩大派”，则是居于少数[2]。石原认为日本真正的世仇大敌是苏联，而中国在西安事变之后，已真正停止了内战，国家开始有了全面的进步，同时抗日的民族共识已经形成，日本实在不易再刺激中国，而引爆中日的历史全面战争，最后让苏联坐享现成的利益。而当前日本应该好好地利用所占领的东北与内蒙，开发资源，建立对苏作战的准备。假如日本真的还不能“知足”，见好就收，一定要继续扩大侵华，终于会引起中国全面的反抗。那么中、日之战将成为一个无法脱身的战略泥沼，会使得日本的国力耗竭，苏联刚好可以捡到个大便宜，而日本几十年的防俄努力，就等于白费了。
但是在军部中，居多数的是主张再给中国致命一击的“扩大派”，首脑为杉山元大将[3]，特别获得日本海外驻军将、校的支持，其基本的观点也是站在防俄的前提之下。扩大派认为，当时苏联红军受到斯大林全面的整肃之后，在相当一段的时间之内并无对日作战的能力，而中国才刚刚开始团结建设，实力还没有凝聚好，因此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先给中国强烈的一击，完全控制中国的华北，然后再回过头来，以更大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来对付苏联。这派观点最为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完全低估了中国反抗日本的决心，是远远超过他在形式上作战之实力。在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对于日本的任何侵略，是绝对不会再作任何让步了。而且中国一旦开始抵抗，就不会轻易停战，因此日本要想再多占领个华北，以增加抗苏筹码的策略，就成为日本陷入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的错误所在了。
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夕，日本军政的领导人，面对这两派的争论，一直无法达成政策的共识，因此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初，的确是暂时减缓了对中国的侵略速度，直到四月，才通过对华北分离自治继续施加压力的政策，但也仍是旧调重弹而已。但是驻在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以及华北的日军将校，则是觉得假如再不对中国动手，将会失去立功与发展的机会，因此开始鼓噪不安地出现了“求战”情绪。
而由于日本的经济，受到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民生不安，特别是中国人民对于日货的抵制（中国是日本产品最大的消费市场），日本政府也束手无策。因此当时日本舆论的倾向是，再增加对中国的压力，一方面扩大对于华北资源的掠夺，一方面强迫中国政府取缔民间对于日本经贸的抵制。
而苏联的斯大林，则是非常稳健掌握住中、日、苏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对于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几乎施尽全力；接着在一九三七年四月，莫斯科正式向南京提议，将提供国民政府五千万美元的信用借款，以供应中国所需的军火，这种直接把军火交给反共的蒋介石，以增加其中央军作战能力的做法，也只有斯大林才会做得出来。中国与苏联也在加紧谈判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中苏的结盟与亲近，是蒋介石为了抗日而做出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当时的中国，无力单独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国际社会中，又没有国家敢过问中日之间的战争危机。蒋介石认为，既然日苏的矛盾已经接近战争边缘，那么中国可以冒险的接受苏联“魔鬼”（应是当之无愧）的援助，在必要时甚至可以拉苏联下水。
第十九章、事出意外的卢沟桥事变 19.2 剑拔弩张的华北局势
在日本而言，中苏之间的关系改善，已经开始威胁到日本“反共抗苏”的基本对外国策了。于是日本少壮派的军官团体，开始要求日本政府立刻与明确的理清对华政策，必要时动用武力来取得中国的华北，军人出身的首相林铣十郎，既无法解决经济萧条的问题，又不能协调军方对中国政策的争辨，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请辞，由充满忠君爱国思想的近卫文末公爵出任首相，但近卫对于军人的驾驭能力极低。
正当日本政府的高层在争论，如何对付出现与苏联团结的中国政府之时，日本的关东军、朝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将校们，却早已经等待不耐烦了，他们干脆决定，由自己先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的准备，必要时自己动手。关东军将机械化的部队调往长城关口，并且经常进行以铁路紧急运送部队与重装备的演习，日本的朝鲜军也在进行调动日军部队，进行如何能够越过鸭绿江与渤海，以进入中国作战的演习。
而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自从调升其地位与台湾军平等地位之后，增加了一个混成旅团的部队，驻军总人数比辛丑和约所允许的兵力增加了三倍，而且在一九三五年的丰台事件中，日军硬抢占了北平南郊的交通战略要地丰台，设立军营（这些都是违反辛丑和约的做法）。这样日军在华北，早已完成了对北平的三面包围，北平对外的联络交通线，只剩下西南的宛平与卢沟桥一线了，就这样，日本在丰台的驻军，还不断的演习如何发动攻击，以一举截断北平对外最后的交通线。
早在两年多前，蒋介石就把华北的冀、察两省，交给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等人，全权的运作，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设立缓冲区而与以日本周旋；而逐渐地，宋哲元对于南京是采取“七分合作、三分不合作”的立场。宋哲元在冀、察的运作，一方面设法敷衍日本人的压力，对日本做出不少的让步，让日军随时可以在河北公然演习，日本商社开始到处投资发展，汉奸团体也就日益增加的发展之中。
宋哲元一方面也为二十九军的自己人扩大势力，到了最后，冀察平津所有的地方首长职务，已经完全地落在二十九军的手里，这种军政不分的结果，是二十九军的作战能力开始降低了。宋哲元明知以日本人节节进逼的做法，至少在华北双方最后难免一战，但是他却没有利用充裕的时间与资源，充实与精训军队，反而让二十九军的上层领导人分心，花更多的时间与精神去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最为不幸的是，宋哲元更没有预先拟定与日军决战的全面战略部署计划。
到了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一致接受的领导人，南京准备抗日的决心与行动，是越来越清楚，宋哲元也知道，自己担任中日之间“白手套”的时日恐怕不多了。在一九三七年年初，日本进一步施压时，宋哲元干脆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国民政府，而把日本人的各种压力，全部推给南京来负责，又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自己决定回到山东老家修养，而把应付日本人的责任交给副手秦德纯担纲。
这时候，虽然东京方面还在考虑如何对中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但是驻在东北、朝鲜与华北的日军，早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觉得搞华北特殊化，竟然耗费如此多的时日，最后也只弄到一个若即若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而南京国民政府又搞联苏容共的政策，中国军力与国力正在迅速的发展之中，假如日本不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给中国狠狠一击，那么蒋介石可能真的会建立出可以对抗日军的力量，那么日本就要错过控制华北的机会了。
何况目前宋哲元长期不在河北，正是日军一个可以生事的机会，因此关东军、朝鲜军与驻屯军的将校，大家都有了互相支持的军事行动默契。日本驻屯军在河北的演习，就更为的活跃了，特别是在丰台的日军，更是针对攻击宛平与卢沟桥，进行实战演习。并且还要求二十九军，同意日军的演习，可以穿过宛平城。宋哲元不在，秦德纯也只有接受了，这时的平津一带，究竟是日本的领土，还是中国境内，已经是分不清楚，人民每天看到的是，日本兵举着日本旗、用着日本的枪、炮在那儿认真的训练着。
而此时，蒋介石则在庐山进行暑期的国事讲习，以团结整个中国的社会力量，同时也与中共的代表进行团结合作计划的细节协商。蒋介石最为关心的是，抗日的国防腹地大西南军政力量整合的问题，因此他特派何应钦前往四川，与当地各路军政领袖，进行军事整编的会议。因为四川才在年初，一度为了军事整编，闹出很严重的动乱，全靠南京强力的介入，才能勉强稳住了局势。蒋介石曾经准备与德国进行可以装备三十万军队的整批武器交易，但是受到日本与意大利的干预，没有成功。
原本局势最为紧张的河北，在七月初，意外出现了和缓的迹象，因为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突然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日本正在考虑更换指挥官；而中国方面，因为宋哲元长期的请假离职，副手不便有所坚持与担当。因此中日之间的历史冲突大事，好象不至于在双方前线主帅都不能作主之时爆发，但是却因一个意外而引爆了中日全面的历史决战。
第十九章、事出意外的卢沟桥事变 19.3 小意外演成全面的冲突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平津一带的天候不佳，间歇的阵雨下个不停，这天是河北省举行国大代表选举的投票日，选民相当的踊跃，这象征着河北仍然与南京保持着主权的关系。而日军从六月开始，就在在北平到山海关一带，不分昼夜地进行军事演习。七月初，日本驻屯军的司令官田代皖一郎重病在床，由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代理职务，使得驻屯军的各级指挥官拥有了更大的决定权。
当时驻屯军中，握有最大部队指挥权的，是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在七月七日的当天，他赶往山海关附近，督导驻屯军与关东军的协同演习。因此当天日军的演习重点，是放在离北平、天津较远的山海关地区，所以日本驻屯军并无立刻要在北平近郊进行挑衅的预谋。
不过，在北平南方交通枢纽的丰台，日军当天也举行一个配合性的小部队演习，当时丰台日军最高指挥官是由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担任，他在七日黄昏时，回到北平接洽公务，演习只由清水节郎中队长率领一中队（一个连的兵力）的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夜间实弹演习。演习的假想目标，就是攻占卢沟桥，其实这种.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在当天的确只是一个小型的训练演习，而没有事先设计的预谋。
而在城内的守军是华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吉星文团的金振中营[4]，营中官兵对于日军这种耀武扬威，在中国领土上，任意的演习开枪，早已是恨之入骨。从六月中旬，日军开始在丰台进行密集的实弹演习起，南京军委会已传达给二十九军“加强戒备”的命令，因为整个北平的对外通路，就只剩下这座桥还掌握在中国军队的手中了。
日军在宛平城外的演习，一直持续到晚间十时半，这时候其所派遣的“假想敌”，在黑夜中射击诱敌的空包弹，而据当时的日军报道，突然听到间歇性的实弹射击枪声5，日军指挥官清水中队长立刻宣布，保持警戒与停止演习，清点全队人数，搜寻“敌方”开枪地点。
不料在清点人数时，突然发现少了一位负责传令的新兵志村菊次郎，因此清水决定摆出作战阵式，并且向上级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报告，一木清直则向在北平东交民巷的联队长牟田口大佐报告。当时牟田口要求现场的日军，务必进行强硬的交涉，并要求大队长一木清直立刻调派部队增援现场，他则与日军驻屯军的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朗，立刻赶往宛平的现场。日军当时交涉目标是，要找到失踪的士兵，同时当然也要抓到敢在“中国”的领土（不是日本的领土！）“非法”向皇军（日本丰台驻军是依法无据的）演习开枪的“大胆之徒”（其实有无真的射击枪声，也无法证实）。
不料中日双方正在进行交涉之时，日本所谓失踪的士兵已经找到了，但是日军仍然坚持，非要连夜进入宛平城搜查不可。而中国的守军认为夜深雨大，双方军队的情绪又紧张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实在不便让日军进城，以免爆发意外，何况失踪士兵已经归队，枪声问题又查不出个所以然，不如等到天明之后再加以处理。但是这时日军的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已在山海关得到消息，立刻下令联队长牟田口，要给中国军队一些“教训”，要叫中国军队知道，不能在中国的领土，对演习的日军“开枪”（只有日军可以在中国的领土开枪、炮轰任何他们要想攻击的目标）。既然一木清直的部队已经调出，牟田口大佐就有教训中国部队的打算。
中日双方交涉到七月八日凌晨四时左右，日本人实在也吵不出个结果，眼看天亮后大家就可以平静的解决歧见，但是日军部队已经在野外淋雨受冻了等候了半夜，假如就这样回到兵营，实在“下不了台”，因此日军的联队长牟田口就借口日军又遭到华军射击，下令一木清直的部队，向宛平城的中国驻军所在地进行射击泄愤，中国守军当然加以还击，虽然这只是双方没有作战目标的交火，但是却是在卢沟桥事变中，真正的互相射击“事件”，双方正确的枪战时间，是发生在七月八日的清晨五时左右。这时华军没有被吓倒，沉着地还击，日军的射击更完全没有讨到任何的便宜。
由于局势早已高度的紧绷，因此在卢沟桥附近的军事冲突一发，双方立刻都以加急电报分别向东京、南京报告请示。日本军部接到电报之后，立刻下令驻屯军司令部指挥丰台驻军，要日军在下列的基础下，就地解决此次的中、日军事冲突，一、日军务必控制永定河左岸阵地，二、设法解除中国军队在永定河左岸的武装。三、驻屯军可以调派部队增援卢沟桥前线。而这个指令正好和旅团长河边的意见相同，于是他立刻调动军队，赶往丰台支持牟田口联队，准备夺下卢沟桥、“踏平”宛平城，以教训中国人的无理。而日本的媒体，则把这个新闻，炒的火药味十足，认为事关日军威望与国体尊严，非要追究到底，给中国军队一个教训不可。
但是日军的确低估了守军的战斗意志，牟田口大佐以为只要日军全面动手，华军必败无疑，结果他没有等驻屯军的援兵到达，就在八日下午，率领丰台日军再攻宛平与附近阵地，但是遭到华军强烈抵抗，华军甚至出兵迂回攻击，造成日军伤亡惨重。日本根本没有办法拿下卢沟桥，当然也没有办法踏平宛平城。事情演变至此，当然造成旅团长河边的震怒，日本方面只有先和中国方面进行谈判，在七月八日的晚上，由张自忠与松井太久朗签订停火协议：一、中国军队撤出宛平。二、日本军队退回丰台。三、宛平改由中国的保安队（石友三部）接防。既然达成协议，整个事件看起来应该可以告一段落。
虽然交火的第一线已达成和解的协定，但是日本的军方却出现了强烈的求战期待，特别是关东军与朝鲜军的少壮派军官，已经演习入关支持作战很多次了，因此早就有意要展现自己的兵力，他们立刻自行发表公开声明，表明日本军队必须要好好地教训华军，并且誓为华北驻屯军的后盾，同时将请战与求战的强烈主张，回报东京。东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同样也是兴奋异常，自动停止休假下班，昼夜进行草拟日军在华北军事行动的计划。
而早已期待日本应该以果断的力量，打开华北僵局的日本舆论，在报导卢沟桥事变时，都以极其夸张的手法，报道中国军队竟然敢在“中国”的领土，骚扰日本皇军的“非法”演习，因此要求日本政府，必须要给中国狠狠的教训一番，叫中国懂得尊重日本。日本内阁立刻煞有介事地对这个事件，进行讨论，不过由于政府与军部内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意见仍然无法妥协，接着又传出驻屯军与二十九军达成解决协议，因此只有暂时作罢。日本内阁在九日宣布“不扩大”方针，只要求华军必须从卢沟桥撤退，不过参谋本部却开始研拟日军对华北的作战计划，以备军情变化的需要。
卢沟桥军事冲突的消息传到庐山，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交火的冲突，倒是相当严肃看待。虽然以目前的各种情报判断，这只是日军演习所产生的意外事件而已，背后应该没有特别的策划与预谋，但是他仍然认为，要特别小心局势的发展，因为他绝对不能再因判断错误，让北平重演九一八事变沈阳沦陷的悲剧了。
第十九章、事出意外的卢沟桥事变 19.4 中国全体军民决心绝不退让
而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已经留下中日双方可能就此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不祥预感。隔天，虽然传来中日双方已在前线达成和解的协议，但是蒋介石却更为不放心，八日蒋拍发电报给在四川的何应钦，就他立刻设法完成四川整编工作，兼程赶回南京，准备调兵遣将的事宜。接着蒋介石又下令在庐山开会的西北军将领孙连仲，立刻下山，率领四个师的部队，进驻河北保定，以作宋哲元的后应。
蒋介石亲自拍电报给宋哲元指出：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日方将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用全力抗日，宁为玉碎，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以免遭敌各个击破，兄可将司令部移防保定，以免受到日军的包围。”
不过这次宋哲元根本不把蒋介石的指示，当成一回事办理。
同日在延安的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也立刻发出电报，支持南京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并且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南京，共商抗日的大计。这时中国各地的舆论，也是一片不能退让的抗日情绪。七月十日，蒋介石更进一步的对军令部下达指令，进行各种可能发展的参谋作业准备，以备局势急转直下，迎战日军。蒋介石同时也对各路的军政领袖们，发出“中央决心抗日，希望大家前往南京，准备共商抗日大计”的电文。而这个电文所得到“各路诸侯”的反应，是出奇的热烈。两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这样展现团结一致的对外作战立场。
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接到东京不扩大的交涉方针指示，双方最大的困难是，华军不能同意从卢沟桥撤退。七月九日，河边旅团的部队在卢沟桥附近集结完毕，完全不顾刚刚达成的停火协议，立刻对卢沟桥等阵地发动攻击，日军原希望能够展现一下皇军无敌的军威，但却仍然一样地遭到华军强力的反击，卢沟桥还是没有攻下，日军反而遭到华军的包抄攻击，损失了不少人马。
日本驻屯军只有改用谈判的方式，于七月十一日，中日双方又在会商解决办法，结果中国同意：一、对于事件表示遗憾，并且约束部下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卢沟桥附近阵地改由保安队接防。三、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在中日达成协议之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中将已经进入弥留，日本军部急派香月清司中将接任驻屯军司令官，当天启程赴任。同时在山东休假的宋哲元，在接到部署十万火急的电报催促之后，也才在同一天，离开山东老家，准备回北平处理对日本的交涉。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