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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宣判的当天,郝鹏俊在法庭上称:“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事出有因。蒲县县委书记问我要5000万,时间是9月18日中午,在……”主审法官郑蒲隆即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打断
武汉市第79中学的《班主任管理细则》规定：学生参与打架、吸烟、酗酒，对班主任扣钱10元/次;学生乱丢乱扔、乱涂乱画，对班主任扣钱5元/次。
“学校升学率高，会吸引更多学生，也因此而产生择校之风，甚至炒高了周边的房地产……”在第三届著名大学中学校长峰会上，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王路江表示，在应试教育体制之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群体。
隶属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南昌印钞厂，在今年建厂40周年之际，追加投资13亿元人民币，着力建造亚洲最大的印钞企业。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8057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9％，比上年同期加快5.7个百分点。 今日财政部网站发布《2010年1－3月份全国税收收入完情况分析》，分析中显示2010年1－3月份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7702.55亿元 17702.55/
重庆还不是一样的，首先就得从建委的人开刀，真的可以去查下，什么这样房那样房的都有他们几爷子的份。
买房的是傻子，卖房的是骗子。
金沙洲某新盘“五一”正式开盘,打折后均价在10000元— 11000元/平方米,且带1800元/平方米的装修。对比此前同区域13000—15000 元/平方米左右的房价,此次该盘开盘价之低可谓出乎意料。负责人直言,开盘价格的确定,多多少少受到了新政的影响。荔湾区一楼盘更将折扣调整为
我哭了！！！我加班加点辛苦工作总算有机会个人所得税交了！！！
我老婆下了岗，上有老下有小，还有房贷在还，每个月被迫交2000的税，压力好大，每天好累，拼命的赚钱，去年找有关部门办我儿子的户口，腿都跑断，口水讲干，脸色看了不少，拼命的赚钱养了这些没用的人，我好累
税收的增幅远高于GDP的增幅，这意味着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消费能力在不断下降，因此再好听的口号都是忽悠人的。
要让每一个劳动者有尊严的纳税，呕也
恩不错嘛，这么多钱，叫上同事带上老婆二奶去欧洲学习学习。下个月再加几个税种上去。争取下季度能250%增长。 啊！你不知道加什么税？ 你傻啊，不是在喊节能减碳么。中国这么多人平均每人每天放个屁那要排多少碳啊！ 收税！名字就叫放屁税。
经济危机的时候都能税收增加，不愧是牛逼啊！!!!!!!我天朝上国没有危机一说!!!!!!江西有亚洲最大的印钞企业，多印就是了!!!!!!!
国家是增收了,可我们小规模纳税人却被逼死了!强烈要求将小规模转换一般纳税人的年销售额由80万再转回以前的180万!!!!!!!!!!!!!!!你们那还80万,我们这里规定的是50万,惨!!!!!!!我们西双版纳这是60万!!!!!!
税收每年在增长,我的工资每年在下降, 税收接着又增长了,我的福利接着也没了, 后来,我下岗了........没办法,局长的二奶要进来顶-----我没关系! 收入一分也没了.咋办涅.... 再后来,想明白了:国富民贫,官福民穷. 苛捐杂税啊 .....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是同资历企业人员的２－５倍 公务员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是同资历企业人员的３－５倍 企业人员－－出点错被炒鱿鱼，公务员－－蹲了局子还可以回去 企业人员－－平均一天工作１０小时以上，基本没有节假日，公务员－－上班打游戏买东西，双休日节假日旅游
公务员即不生产也不创造，却分走了我们的房子，食品，医疗养老的费用，为什么现在菜价这么贵，因为他们开支太高，人数又太庞大。
湖南财政厅的公务员在开福区青竹湖的特价别墅何时查处？
有的公務員都不需要買，直接賣指標都可以賺錢。
我知道在东坝附近的皮村，中铁十六局最近分了800套房子，每平米才 4500元。中铁十六局是国企，他妈B的，国家的财产都被这些孙些分了。
多新鲜，这事也报道？ 全国哪不是这样的？那要是某个地区，大部分普通百姓住上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那才是真正的新闻！！！
任志强:这种矛盾的对立程度—北京2005至2009年政府公布的商品房住宅建设用地计划供给指标为7130公顷，政府工作报告中100% 完成了土地供应量，实际上商品房住宅用地(招拍挂)完成2394公顷，其余4736公顷则是享受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用地，由特定单位使用，面积大约是公开出售
“也就是网上先曝出了朝阳新城和农业部的消息，你查查看北京的两限房项目里哪个不是大范围的出售给公职人员，朝阳新城算是卖得少的。”该不愿透露姓名的办公人员对记者说，“政府形象工程西三旗两限房项目有一半的房子是卖给公职人员的。”
作为稀缺资源的限价商品房，向来都需要摇号产生幸运的购买者，而在大量人员申请的背景下，政府公职人员为何如此集中地出现在同一限价房的项目当中，缘由何来？这其中虽有技术操作之虞，但制度之因亦难以忽视。
北京某处限价房近半房源被公务员瓜分!!!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限价房的项目，他指称，在这个限价房项目中，有超过一半的房源，被政府及其下属事业单位的人员购买，而西三旗限价房的总规划套数，为4000多套。
近日，陕西铜川市沉陷区的住户们都忙着在居委会指定的地方购买涂料，统一对自家的房屋进行内外粉刷。花费的是国家下拨维修款，对此居民认为是浪费。房管办主任表示，这是沉陷区治理统一要求的，不刷就不发放余下的钱。
4月27日，湖南永州一镇党委书记因小事争吵被情妇挥刀砍杀，抢救无效身亡。凶案发生后，其亲属称其是一个“有操守的书记”，向镇政府要求赔偿六十万。目前嫌犯已经被警方控制，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
深圳市国土房产部门5月1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深圳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20567元，比上年同期上涨66.79％，环比基本持平。4月份，深圳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29.12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60.95％，环比增长11.44％。
公安部:对校园行凶者可采取一切措施! 建议：措施一，女孩子须配女保镖陪读！防少数色狼教师猥亵，强奸女孩子。措施二，开办女子学校！措施三，严打学校校头校霸强收保护费！措施四，每位学生带一只狼狗入校，警戒！措施五，禁止有遮阳膜的车辆停靠校门口外！防止犯罪嫌疑人躲在车内伺机作案！
可以这样说 郑民生 会不停的冒出 这是社会问题 不是治安问题 对于一个想死的人来说 你严惩就严惩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有用吗？ 全中国那么多学校 又怎么能做到 滴水不漏的防范了
校园行凶者 杀害 孩子本身就不想活了 你严惩 怎么个严惩法 就算把校园行凶的人 千刀万剐 还是会有人杀小孩子 公安部的意思 难道是说 还可以从轻 处罚校园行凶的人吗？ 你来一句 严惩 是什么意思！ 杀害小孩子 无论什么理由 都应该枪毙 但是 为什么一个又一个的郑民生 冒出来
日前，公安部紧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坚决严厉打击侵害师生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对发生的现行案件快侦快破，对正在行凶的犯罪分子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果断制止；对近年来发生的侵害师生案件，挂牌督办，限期侦破。评：这是保安问题吗？这是社会问题！！负个责任都不敢，什么鸟ZF，什么东西。
新加坡南洋大学理工大学已为中国培训9200余名中高级领导干部。该校中国事务处副主任戴世岩说，在9000余名学员中，约二成为厅局级干部，七成为县处级干部。不少学员在学习期间或毕业不久即被提拔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所以媒体也称其为‘市长班’或‘高官班’。评：花了多少？十亿？还不如花到玉
针对近日发生的几起中小学幼儿园安全事件,教育部日前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严格落实外来人员准入登记制度,防止来历不明人员进入校内。评：校园惨案的根本原因是保安问题吗？愚蠢至极。
4月16日，林洪楠代理的福州严晓玲诽谤案中的三位网民获刑，5天后，林洪楠身为主任的律师事务所被责令解散。这位前司法局干部感慨，“我管律师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律师，其次是教育，而不是惩戒当头。现在我是被管的对象，我的做法人家也不会听了。”
4月29日晚9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下令，共出动警力8229 人，拉开全市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的序幕。截至30日上午，已抓获涉嫌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人员174人，打掉涉嫌卖淫嫖娼团伙14个。目前，对相关涉案人员的依法审查工作仍在进行中。评：扫黄？做戏吧！！！
寓富于民，国家才能强盛。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阶级，内需被挤压。
有那么多的猪需要百姓供养，好吃好喝养着，但不干人事。
文王问子牙怎治世：子曰：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国家富。
胡说八道，我国的税收一半以上是给公务员发工资了，哪来的国富？把国字改掉！改成“官”。
我真是贱人，每个月交500元的税养着帮乌龟儿子，但是龟儿子却老不给我颜色看！每天都在欺负着我这个养父！龟头每天都在乱花我的钱，从来不认为那个钱是我给他的！但我每月还是必须给钱给他。
全年收入才 2万多，7月-12月 缴税就交了 1500，全年税3000多！我TMD的 纯粹的社会最底层，还交这么多税。
MLGB，全是私企个企交纳的，国企交的那么少，我是郑州科技市场的，金水区税务局重复征收个体户私营企业税务，真想抗税啊，万一其他公司不抗，就倒霉了，只能交了。被逼的。。。，生意这么难做税还那么高。。。其他地方的也跟上。
你这个算撒子,没你交费就算好了的,什么垃圾组织费,城建费,教育附加费,还有路政的所谓搭路费,占用予留道路费,等等
税费太重，不让人活了！！ 不仅仅是个税！ 实在是不顾民生了，我强烈要求当农民去！！！你以为农民就跟你在网上一样种种菜偷偷菜啊！别的什么鸟事没有啊！农民可没有你这么有空还在这里发发牢骚，傻不拉鸡!!!农民你以为好当啊，隔三差五收你这个那个费啊，为啥农民老往城里跑，在农村根本就赚不了
个人所得税完成1488.12亿元，同比增长21.3%。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8.4%。 在外打工，一点钱给了税收了
深圳以2000元起征太低低了，我以前的房租和个税差不多了，除去房租和个税社保只剩下70%都不到，加上吃饭，座车等基本开销，能乘下40-50%就不错了，摸摸口袋，看看高高的房价，无语，努力赚钱呀，深圳应该从 6000元起征
避孕套前几天不是还对着全中国的人说我们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让老百姓活的更有尊严吗。滚你妈的黑比!!!向英雄的智慧的中国网友致敬！哥佩服你!!!
我厂几个人在一个重庆火锅店吃饭，其中一老板亲信请了本地的村官，这村官是负责工业区各工厂的水电，垃圾，治安，牌照等等事务的，村官说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收费秘密，应该是大家所说的“潜规则”，如果与本工业合作愉快，或者叫作“识做”，那是有优惠的，如果不“识做”会有不少的麻烦
国富民穷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这可是传下来的制国法宝——你穷得快死了才有创造力。哪件国宝什么兽头、人蛹不是这么创造的!!这可是传下来的制国法宝 ——你穷得快死了才有创造力。哪件国宝什么兽头、人蛹不是这么创造的!!錯。不要被鵡貓洗腦了。從來沒國富民窮這個事情，我看到的是國窮，民窮，
我们学会计的同学说：私企很少有不偷税的!!! 很多小企业，不偷税漏税，活得下去吗？？？？？？？ 别谈什么偷税 没有人偷 每个企业都订在十字架上 随时宰杀!!!
我支持你乍了他麻了个比，2000就交税再加上房租吃喝，还不如马上的乞丐，人家最起码还有存款，麻了个比，最近青岛这边租房子他麻了比竟然也要交税
办个小厂，一般纳税，三月份销售发票开出了，去税务局核算抵税发票，税务局的电脑锁死了，不能低税，让我们多交2万元的税。是这样增长了
中国税务负担全球排名第二，社会福利排名第几？？？ 排倒数第二!!! 福利还不如埃塞俄比亚，排名第几自己去想吧！!!!
国富民穷，还不敢承认！ “和谐社会”，多么美好的愿望啊！!藏富于民才是真正的富国，这是什么富国啊、老百姓这么穷。我每月1800，还要交税。
中国税务负担全球排名第二，社会福利排名第几？？？是第一，很多年都是蝉联第一，什么时候成第二了呢？
我开一个小店，月营业额在5000-6000元间，前年交工商要 260，地税190，国税210，地税是和那个收税的人吵了，2009年就只加到了 204，国税2009年是270，心想啊多交几十元就算了，可竟然调到了360，交的时候才知道调上来了，当时那个气啊，真想弄个炸弹来。看看国税部
官方媒体30日证实，因“用战斗机堵路”事件被中国网民指责迷信风水的河北高邑县委书记崔欣元已被免职，并被终止石家庄人大代表资格。有网帖称，被堵死的丁字路口是该县县委书记崔欣元迷信风水的结果，飞机寓意升官发财。
财政部昨天公布数据，今年1－3月份，全国税收同比增长35.9%。其中，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21.3%。评：为什么连续这么多年税收增长远超GDP增长？这就叫做横征暴敛。
冤有头，债有主。前行几步市政府。（建议学校、幼儿园悬挂此标语）
30日7点40分左右，王永来（男，45岁）骑摩托车携带铁锤、汽油，不顾尚庄小学值班老师的阻拦，从学校侧门强行闯入学校院内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并抱住2名学生点燃，学校老师奋力将学生抢出。王永来被当场烧死。5名受伤学生被迅速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伤情稳定，均
新华社报道，4月30日上午，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尚庄村村民王永来强行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点燃汽油自焚。王永来被当场烧死，5名受伤学生目前无生命危险。
今天山东又一起，令人崩溃啊！今天上午7:40，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尚庄村村民王永来（男， 45岁），骑摩托车携带铁锤、汽油，从学校侧门强行闯入校内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并抱住2名学生点燃，王被当场烧死。5名受伤学生被迅速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伤情稳定，均无生
3月23日，福建南平男子郑民生杀死8名小学生。4月12日，广西合浦学校门前发生凶杀事件，2名死者中一名为8岁小学生。4月28日，广东雷州发生行凶事件，16名学生受伤。4月29日，江苏泰兴发生砍杀幼儿事件，32 人伤。全国35天连发4起校园血案，各地急补安全漏洞。评：建议世博会开幕式
河南郏县动用交警、防暴警、协警、武警及城管强行拆迁一条500米长的小街，引上千群众围观。多名不同意拆迁的居民纷纷“骑”上屋顶。居民代表称，此次强拆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补偿的标准过低。二是补偿不公开透明，所以引起民众抗议。
中国驻美外交官无牌驾驶 美警察闯领馆抓人。当地时间24日晚间，中国驻休斯顿副总领事郁伯仁在总领馆附近遭到休斯顿警察围捕，期间美国警察手法粗暴，郁伯仁受伤被送往医院。此事已经掀起一场外交风波，中国政府已就此事向美国发出抗议。
日前，广西防城执法队伍清拆违章建筑，约20余名村民推倒两个大型广告牌作为路障。警方出动时遭到20余名违法搭建者手持棍棒和石头等物件袭击，执法车辆及盾牌被砸烂，4名警员被打伤，于是警方使用催泪弹和特种防暴枪发射橡皮弹清退村民。
调查显示，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并认为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分别为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组织部长、建委主任、安监局长、市委书记、国企老总、房管局长。
江苏警方透露说：持刀砍伤31人的行凶者叫徐玉元，1963年生，今年47岁，为泰兴本地一名无业人员。他原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于2001年被单位辞退。此前曾从事过违法传销活动。
2010年4月29日上午9时40分,江苏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一起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冲入校园,砍伤31人,包括28名幼儿、2名教师、1名保安,其中5人伤势较重,有生命危险。 希望不会再有孩子受到伤害了。。。。。。
2010年3月23日，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持刀行凶导致8名学童死亡。2010年12日16时30分左右,广西合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门前约400米处发生一起凶杀事件。造成2死5伤，其中包括多名小学生。2010年 4月28日28日15时左右，一名30多岁中年男子冲进广东湛江雷州市雷城第
民众都纷纷喊他英雄，可惜，他听不见。 现在是十一点四十九分，我听到的消息是四个学生确定死了，2个老师和一个门卫都受伤了，其他孩子还在医院抢救，死者和伤者合计24人。
下面是老顾听到的消息，警察来了也束手无策，一个送酒为生的退伍兵也许是听到消息赶过来，或许是正巧经过，他要进去，警察不肯，他拿出退伍证，警察才让他进去，是他制服了歹徒，老顾来到现场的时候，他还呆在送货车里，很老实的样子，一点也不像英雄。他拒绝接受当地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此时，血还在流淌着。门外围着家长和路人，连没有孩子在学校上学的路人也痛哭起来，焦急万分。这时候，救护车来了，老师把孩子一个个送上车，大概至少有 10个，后来听说送到医院有18个学生。 救护车来的时候，警车也来了，警察也跟着拿着警棍进去了 。感谢女士告诉老顾。
里面的凶手还在残杀，外面的人着急无奈的隔着墙和凶手企图做斗争。然后就看到几个小孩子从教室里走出来，有一个衣服上全都是血淋淋的，头部脸部没有事；一个左额有个拇指大的窟窿，血流了整个左脸；还有一个头顶受伤，满脸流血。他们几个人自己没有表情走出来的，不哭也不闹，估计是被吓傻了
因为她有亲戚小孩在该幼儿园上学，她立即打电话通知亲戚并向学校走去。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她走到学校门口的视乎，看到一个老师和一个小孩躺在学校大门里面的地上。不知道是身亡还是等救护车。她进去的时候，学校教室已经封闭，不让人出入。随即看见南边一楼，有几个人在教室外面拿着棒之类的工具。
临近学校的靖江肉脯店某女士告诉顾志坚，九点四十分，她听到幼儿园方向传来不一般的杂吵恐慌的尖叫声，她看到两个女老师各抱着一个头上捂着纱布，头上还在渗血的孩子，还有老师牵着一个孩子的手，经过她的门面去医院方向。
另据消息，警方称，凶手已经擒获，目前已有4名小孩身亡，其余受伤儿童已全部送往医院抢救。 百度贴吧有网友发帖称：砍伤28个，已经死了8个，凶手还不止一个。 也有网友称事件中被杀的是小班,全班28人,有24人被杀,还有教师被杀,消息称已死亡四人。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29日下午在北京闭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家赔偿法。在赔偿范围、赔偿标准上取得重大进步，完善了赔偿程序，并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作了明确规定。
4月29日上午9时40分,江苏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一起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冲入校园,砍伤31人,包括28名幼儿、2名教师、1名保安,其中 5人伤势较重,有生命危险。评：中国开始批量生产变态杀人狂？
武汉一所中学颁布实施了一项《班主任管理细则》：学生参与打架、吸烟、酗酒，对班主任扣钱10元/次；学生乱丢乱扔、乱涂乱画，对班主任扣钱5元/次。教师表示不满，副校长称介绍这是绩效工资内容一部分。
感谢领导，没拿纳税人的钱开房，应当提拔!!好同志，没拿公款去开房。镇长夫人，要注意影响，顾全大局，要突出主旋律。虽然你和镇长房事不河蟹，但也要注意全社会河蟹啊。
4月26日，河北安国市一副镇长在家中和情人相会时被妻子撞见。偷情女子抓着布条从四楼窗户向下逃走时不慎摔伤。小区居民称，副镇长可能怕妻子带人来曝光丑事或向有关部门举报，遂要求情人顺窗户逃走。
学校为博升学率禁差生中考 150人仅25人赴考.广州一中学为了升学率，让初中毕业生不要中考。部分学生已打算提前告别初中生活，有的逃学沉溺于网吧玩游戏。当地教育局表示，将对该校进行调查，严肃处理。
倡议：咱们政要行动起来，每天少挥霍一顿饭，节省3万元，可补贴玉树 3000人生活问题。否则惨不忍睹！！！！！???!!!
98洪水，我们家没了，国家赔偿，村民去签字，发给我们家的是 266，签字的本子上写的是600+,镇书记说，你们可以不签的。。。大家都一半不到，第二年，造价百万的镇政府大楼成了我们镇的标志性建筑，其实当官的就希望年年天灾，国家一救济，就有油水捞
“你看新闻联播了？” “不，是是看毛片呢！”
不是总共捐了80几个亿？单单上次那个捐款晚会就20几个亿了！
千万不要忘了 上面还有拨款下来的呢 捐款出来的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的全进某些畜生的口袋了 又可以买车盖房炒股包二奶了!!赈灾赈灾。能让你免费活上几个月就行了，以后靠自己。别说22亿。就是2万亿。公务员也能花完。这个就不要操心了!!他们一年卖地就几万亿的，谁捐谁SB!!
（别人准备20万也不敢吱声了一看是她家的人在竟标）！收获期过后，收割机被弄的全坏了，焊的不像个样子！ 4、地址：黑龙江省富裕县龙安桥镇富欣村(新农村示范村)！（希望各位网友顶起来）
2、她家有点势力就建了个小奶站，收农民奶先不给钱，卖完后再挣差价，给奶农开奶资，（圈钱啊）！都上大学有啥用，有权多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如有个好爹给你“铺条路”） 3、去年国家给村子发了一台“联合收割机”（价值30万左右），打着竟标的旗号包给农民，她儿子去了，最后以8万获使用权
我家那儿有个村支书任了五六年，她的恶行我说一下！ 据我所知： 1、有一年当地社会买本村的大树，被她吃了不少回扣！几百万的木材，村子只收了20多万！回扣有多少大家自己算吧！现在人家调到镇里当官了！（家里有两台小轿车，她一台，她儿子一台，一个村官一年能有1W多块工资吧，怎么买的）
2楼分析的透彻呀，原来城市建设是需要大家捐款的？！那我们纳的税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账不是这么算的。民间捐款70多亿，不能说把70亿均分给玉树百姓就可以了。基础设施怎么办？学校、桥梁、道路、城市配套设施……这些东西怎么办？如果这些都没有，光是每个人分一堆钱，那不相当于大家都拿着钱却住在荒漠里一样么？ 不要为黑而黑！想问题理智点儿。
发给灾民的没那么多，只是给无房可住、无生产资料、无收入来源的重灾民，通过自救可以自己恢复生产的轻灾民不在此列。发给灾民还得符合条件，不是每个人都发。
有一年华南火灾，我家淹得不见了屋顶，上面确实下来了不少钱，村支书给了我们家五十元，说是给的最多的，我爸做了一个土制的炸药包放在村支书的门口，又给了五十元。第二年，村支书花了几十万元起了一幢很漂亮的房子，再过了两年，他的儿子从楼顶摔下来，一命乌呼
玉树总人口28.3万 困难总人口28万 每人每天10元*92天*28万=2.576亿 截止到4月22日总筹集到了救灾款22亿 剩下的19亿多善款大家看怎么分合适。
台“立法院”三读通过“个人资料保护法”，在修正后，人肉搜索变为合法，让警方未来通过人肉搜索有了法律依据。这也意味“全民警察”的时代即将来临，数以百万计的网友帮助警方高效找人，警方戏称“这下子线民也越来越难混了”。
郑州多个小区经适房闲置 28户闲置近两年。评：为什么呢？很简单，这是第二套房，否则他睡大街上？经适房是第二套？资格审查有问题吧？没有才是新闻。
近日，湖南株洲出台规定，交警纠察交通违章和个人奖金挂钩，多查多得。调查显示，83%的网友反对下达具体指标任务并与奖金挂钩的考核管理方式，认为会诱导交警滥用自由裁量权。湖南省公安厅已要求株洲市公安局纠正错误做法。
这也能上新闻？工程质量好才是新鲜事!!
武汉白沙洲大桥整治大修后通车才3个月，引桥上又露出"大坑小洞"。引桥总面积7万平方米，坑洞面积累计达300平方米。大桥施工方证实，坑洼是由于施工质量所致。
4月初,南京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各部门副局长职数一般有5位,市住建委副主任多达14位。不少原先的正职和副职都退了,担任巡视员或副巡视员。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即将隆重开幕，中国馆也倍受瞩目；但是，与此前的山寨鸟巢不同的是，江苏贫困县阜宁县政府拨款350万建设了个山寨版中国馆，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中国体操年龄造假被确认 奥运会女团铜牌遭剥夺. 这枚铜牌将授予当时获得第四名的美国队。国际奥委会已经要求中国奥委会尽快交回相关的奖牌和证书。
湖北竹山县42岁的无业妇女陈少红新开的餐馆因被认定违规装修，且逾期未缴纳罚款，被法院裁定执行总计14万元罚款。经过一周的求情、上访无望后，陈少红当着县装修办主任的面喝下农药，至27日，她仍在医院抢救和观察。
据知情者介绍，陈康炳事发前被洪富小学要求停课病休，怀疑其因此对学校存有仇恨心理。昨天下午2点40分左右，有路人看到陈康炳曾来到雷城第三小学校门前，并试图进入学校，后被门口保安挡下询问而离开，十几分钟后凶案就在数百米远的第一小学内发生。
4月19日到25日，在监测的35个城市中，21个城市成交量环比下跌。在调控政策影响下，一线城市市场观望气氛日益浓厚，而部分二线城市的交易仍然保持活跃。杭州跌幅最大，环比下跌72.55%。
安徽六安市舒城县城区的多所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上万名学生在4月 26、27日两天放假。放假的原因仅仅是这两天县城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昨日，舒城县政府副县长余靖向记者表示，给学生“调课”是为了避免开会期间出现交通拥堵。
"28日下午3时许，广东雷州一名正在病休中的中年男教师潜入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内，先后冲到该校教学楼5楼和6楼，用水果刀砍杀16名学生和1名教师。案发后约一小时，疑凶即被当地警方抓获。"
行凶者叫陈康炳，系雷州市纪家镇人，男，31岁，在雷州市白沙镇安富小学当教师，目前正在病休中。凶手被抓后，一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况，其行凶动机尚未清楚。事发时，学生正准备上课，凶手先砍伤五(3)班的几个学生后，又到五(4)班、四(1)班继续行凶，连续砍伤11名男学生和5名女学生
28日下午3时许，广东雷州一名正在病休中的中年男教师潜入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内，先后冲到该校教学楼5楼和6楼，用水果刀砍杀16名学生和1名教师。案发后约一小时，疑凶即被当地警方抓获。
28日15时左右，一名30多岁中年男子冲进广东湛江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持刀砍伤16名学生和1名男性美术教师。疑凶是雷州市白沙镇一名乡村老师。逃到另外一栋教学校楼顶企图跳楼自杀未遂被捉。评：又一个砍小学生的，现在讨论学校保安的问题还有意义吗？是该其反省产生原因和杜绝未来的时候了
中国社科院星期一（4月26日）发布《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对中国294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做出排名。 香港蝉联中国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城市，深圳和上海分列亚、季军。 北京和台北分别是第四和第五名。第六至第十名的是广州、天津、高雄、大连和青岛。
因使用中国制造的皮沙发而致病的1600多名英国消费者将获赔偿。英国最高法院周一（4月26日）就“毒沙发”集体诉讼案举行听证。根据原告和被告达成的协议，出售经过富马酸二甲酯（DMF）防霉处理的皮沙发的零售商要向受害客户赔偿总共2000万英镑。
中国3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7%，创下了中国政府2005年7月份发布此类数据以来的最大涨幅。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价的飞升已经使得大部分市民无力购房，人们对此怨声载道。
中 国房地产开发商正排着队向国际投资者出售债券。对于那些希望看到中国发展成可靠的固定收益投资目的地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可喜的进展。
受 投资者对苹果公司(Apple Inc.)本周发布的强劲业绩报告的积极反应提振，苹果公司周四取代了软件巨头微软公司(Microsoft Corp.)，成为标准普尔500指数市值排名第二的成份股公司。
研 究公司易观国际(Analysys International)表示，谷歌(Google Inc.)第一季度中国市场占有率下滑，显示该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冲突引发的担忧情绪令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公司(Baidu.com Inc.)受益。
4月27日，江西全县新任科级领导干部进行财产公示，这19名新任科级领导干部年收入大多为2万～3万元，有10人各拥有2套房产，只有2人拥有私家车。存款多数为6万元以下，最高的10万元，多数人有房贷压力。
随着用户的增多，苹果系统的后门和漏洞开始被黑客们关注，反病毒厂商 BitDefender的专家Sabina Datcu在自己的博客中描述，iPad并不是那么安全，他很可能受到的外部威胁，严重时可导致黑客非法进入。
广州百脑汇四楼一位专营软件的经销商告诉记者：“销售方面，虽然正版 Windows 7较上一代操作系统Vista好卖，但每天的店面零售加同行出货，总出货量也不足十套，作为专营软件的代理商，这样的业绩显然不尽人意。”
蒙牛于香港公布2009年业绩。去年，蒙牛主营收入257.1亿元，净利11.16亿元。至此乳业上市公司业绩揭晓，企业营业收入增幅从7%至68%不等，除三元在整合三鹿过程中至小幅亏损外，伊利、蒙牛、光明均扭亏为盈。
湖南邵阳县一名镇干部因耕牛导致的邻里纠纷将同村一名男子打死，其领导表示“书读得多，但社会经验很不足”，打伤人后，其不知道如何拨打120。据悉其学历为研究社，因家庭条件不好长期压抑，成为公务员后产生心理发差致行为失常。
中行一季报发布，一季度盈利262.3亿元，同比增长 41.25%，银行净利息收入明显增长。另外中行今日发布的高管薪酬补充材料显示，22位高管时隔一个月后，薪酬收入增加接近六成。业内人士表示楼市新政可能抑制银行的贷款总量，不过对银行总体业绩影响应该在5%之内。
北京东四环外约1500米处,是北京著名的经济适用房小区百子湾家园。传言小区的业主私家车多，且身份多为公务员，记者在随后的调查中也验证了这个说法，同时还发现，该小区经适房在申请和购置中存在大量漏洞。
27号，中国人民银行披露数据显示，2009年人民银行反洗钱报案达到了654起，涉及金额折合人民币达到3711亿元。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日前发布公告，宣布解除和注销天河绢麻厂“地王”、鸿荣源金沙洲“地王”等3幅闲置地的土地出让合同。
广东电白县设立计生巡回法庭，庭长陈小玲透露:“正常情况下,我们最高可以判他3年有期徒刑。”今年1—4月,电白县征收社会抚养费高达430多万元,去年同期只收到80多万元。“我们今年的目标是3000万元。”.评：超生要判刑？刑法里面有这一条吗？电白自己立法了？这法官是法盲啊！！
“发廊、网吧经济”让岗美村小组组长卢兴贵非常羡慕。 现在是笑贫不笑娼的社会！
人民币75万余元、美金1万元,仙居县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12年，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人民币。判得那么重，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呀？
好官啊，做了几年局长，就贪了这么一点，并且还是一个作家，难得的人才，现在随便招一个局长出来贪污受贿肯定是百万以上。这个就贪了这么一点，应该算是清官了，建议放出来给他个市长做。
广东电白县设立计生巡回法庭，庭长陈小玲透露:“正常情况下,我们最高可以判他3年有期徒刑。”今年1—4月,电白县征收社会抚养费高达430多万元,去年同期只收到80多万元。“我们今年的目标是3000万元。”
4月27日，备受关注的著名“作家局长”、原台州市国土局局长刘长春，被仙居县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人民币。法院认定刘长春和房产商“权钱交易”人民币75万余元、美金1万元。
广东三峡移民村中，从事色情服务的小姐数目已经超过村民数目的一半。三峡移民因语言习惯不通，不容易融入当地生活，来到广东9年没有房产证也没有土地使用证，部分村民靠开色情发廊和黑网吧致富。多数村民表示无奈，寄希望与已经融入当地的下一代。
我是阜宁的P民。我哥们是城西村的他们那的土地被卖了几千万 可老百姓一分钱都没拿到 上访无门 可知道啊那的老百姓都是靠帮人家卸货做苦力挣钱的啊。 那上任书记胡加勉 可是我们阜宁牛比人物。谁也搞不动他的，现在那村的土地都基本都是他们家族的个人卖的啊
“阜宁”这个地方我也呆过两年也有所了解，的确当地政府很腐败，政府机关办公大楼一个比一个豪华。比如阜宁开发区大楼，一个只有二十多人的部门，却有着造价3000多万的大楼（06年建造）仅一天的景观灯和照明灯开启就要 3000多元每天的电费，这浪费如此之大，让人不得想政府的腐败
现在阜宁又花上千万在329省道和204国道交叉处造一个世博会山寨版！大家说这个造了有什么用呢？钱花的不是地方啊！阜宁的道路，质量一塌糊涂也能验收过关，这个是为什么呢？新建道路才半年不到就开始维修。这个算谁的呢？中央领导可以来阜宁看看，都是事实在眼前的。
再穷不能穷领导，再苦不能苦干部！
还隐瞒 我们这P民 早就知道了 是他们自己叫人砸的 说成危房 真牛比 上骗国家 下骗百姓 贫困县里净出贪官 黑社会 到处都是 小姐满街乱跑 JC和黑SH 勾结 那东风派出所的叫那个什么来着的 牛人啊 我们这没一个流氓不认识的没一个流氓不和他有关系的 名字不敢说 怕打击报复
怎么能这样？ 我们这些主人对我们的仆人，太没有感情了，太不人道了。 看到他们这么辛苦为我们，还要住在危楼里。太不像话了
4月26日有网友发帖称，江苏贫困县阜宁县造价3000万，仅使用了 10年的政府大楼成为“危楼”，大楼墙面，地面出现多处裂缝。网友称耗资至少一亿的新政府大楼已经在建，但遭到官方否认。
私有制怎么啦，这个世界90%都是私有制，问题是政府的态度，就比尔.盖茨吧，他为什么把钱分给全世界，那是给美国政府逼的，跟据老美的遗产法，他死以后 80%的钱将属于国家，政府又拿这些钱补给穷人。私营的老板，他挣了钱，我心里平衡。如果我努力挣一辈子的钱也不如贪官的一个红包，那我不平衡
我是河南豫北县级的一名中学教师。2000年月收入四百多，那时候一元钱可以买三斤豇豆，每月生活费不会超过280，结余100多元，花费只占三分之二。 2010年我的月收入一千四，现在豇豆已经涨到四块一斤。每个月一千二左右也是只剩下一二百元。现在本地房价已经涨到每平米1800元，
英国做过一个实验，几个人分“粥”，在承认人有私心的前提下，探索什么样方按使粥分的公平。先是轮流分粥，尽管轮流比一人掌勺好，但轮到每个掌勺时都会给自己多，显然轮流还不是最公平。试了几种方法，采取掌勺的最后取粥，分的就平均了。 如果掌管权利的人最后享受成果，他就会使分配公平。
中国收入分配进入深层次调整期。春节前后,中国多位领导人频繁在公开场合表态,强调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温家宝27日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分好“蛋糕”关系到公平正义。评：光说不练？否则为什么没有具体的实施计划？怪不得叫影帝。
我是中石油加油站的，干了十几年了，一个月就750元，（不及正式工的五分之 一）为什么？因为我是社聘工。一个月工作250小时有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抱怨时间长，工资低。领导就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你干就干，不干就走”悲哀呀！！！单位的正式员工就更是看不起我们了
一个契约,人民给你权利，安排你做公务员，你必须尽到义务，履行公务员职责。目前，假疫苗，毒奶粉，地沟油，石灰面粉等关系民生的重大事件，公民养活的公务人员，无任何人，任何部门负责，这样的公务员们请集体下岗，没有履行职责，单方面撕毁了合同，凭啥给你权力？
我大学的同学在某处当办公室主任,某日,我去看他,一上二楼, 第一个屋:叫地主, 第二个屋:抢地主, 第三个屋:2分, 第四个屋:3分, 第五个屋:不抢... ... 我问他:工作期间这麽多人玩游戏,你是主任,应该管一管吧? 他说:管?我敢管谁?谁的根都比我硬!
解决办法是设更多部门，招更多G务员，提高公务员收入，是基本本国策,就可以拉动内需了，大家知道一个机关退休职工拿多少工资吗？你知道，那些机关里上班，一天几小时吗，都在干嘛吗？
人民日报记者多地调查显示，中国城乡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一楼P娃是什么狗屁逻辑。公务员都是什么货色。哥也是公务员，哥还是经济学博士，但哥自进入第一天起，哥就知道俺失去了许多东西，俺没脸再抬高自己。哥就是想这个不干啥事就拿高薪高稳定的位子，不要这样没皮没脸的说话。
我一陕西税务系统的同学就是这样的，刚毕业自己买了一套，然后工作了两年多，单位分了一套88平的福利房，这两年又在西安曲江（那里现在1万/平方）集资建房，200平的，60万就可以拿到。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数据显示，北京市2005年到2009年公开的土地供应量，70%以上的土地用于建经济适用住房和其他政策性住房。然而，这期间面向社会供应的经济适用房的全部数量，加起来只有7%左右。“另外63%以上的土地去了哪里，大家心知肚明。”任志强表示。
还有大量公务员的福利性住房所占土地并非商业用地，而是机关的“自留地”。比如北京东三环的和谐雅园，西三环益丰苑小区，西直门某铁路住宅小区等。这些楼盘无一例外都有规划证和开工证，但是很难查到土地审批。建设部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坦言，这些项目所用土地主要是划拨土地，或者是部委自用土地
农业部近期拟团购定向低价房被媒体曝光，引发对高房价背景下公务员群体福利房的热议。记者调查发现，福利分房虽被明令禁止，但公务员系统内的变相福利分房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已经自成体系。
两个原因：1，车流量过大；2，超载超限的车辆过多。就不说主要原因：偷工减料！
京港澳高速株洲西连接线的互通立交桥近日出现开裂，专家鉴定桥梁已经达到二级危桥的程度。湖南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昨天表示，将在近期对桥梁进行封闭施工。据悉，其中一条裂缝从桥身一直达到了桥墩部位，有的裂缝长度甚至长达几米。
如果有人不服气，那就打你。打到你老实为止，打到你心服口服，这时候没有人敢大声说话了，于是，一切基本明白了。于是，打你也成了感化。
贵州瓮安发生"6.28"打砸抢烧事件后,目前,绝大多数涉案青少年在政府、社会、学校的帮教下逐步走上人生正轨,其中9人考上了大学。评：他们是中国的希望，是自由的种子，会有开花的一天。
2009年12月7日晚,湖南省湘潭市一私立学校发生惨重校园踩踏事件，8名学生遇难。4月27日，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育才中学原校长犯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其他相关人士获刑1 年。法院称判刑考虑到三被告人事发后的积极抢救表现。
晨钟暮鼓敲不醒世间名利客 经声佛号换不回苦海迷路人
有什么想不开的？不会因财务问题吧？要都因财务问题不都死光了。
现在很多地方都立牌警告：此处不准跳楼
为了钱，命都搭上了，图的什么呢？
跳海感觉更好，死了还能喂鱼， 不浪费资源呀！！
难道是新的歇后語：脱裤子跳樓——多此一“举”
古龙说过：只有死人不会开口讲话!!金庸说过：只有死人不会开口讲话!!狄仁杰说过:只有死人不会开口讲话!!包拯说过：只有死人不会开口讲话 顺便鄙视下四楼!!文强也说过：死了，事就了了…
不要动不动就跳楼嘛。事件需要调查，你一死，就断啦
最近领导干部有问题都喜欢跳楼解决问题！
广州市环市东路的广东电视台大院发生一起跳楼身亡事件。死者系广东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徐伟光，曾任公共台总监。死者临死时还穿着广东电视台的台服。据悉，徐的自杀有可能涉及到某些财务问题。但这一说法未获确认。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8时51分报道，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又查出11户保障房违规家庭，将收回他们的房屋，同时取消保障资格。
4月15日，江苏邳州干部大会召开，会上宣布免去李连玉邳州市委书记职务，大会上还同时宣布孟铁林不再担任邳州市市长职务。对于书记市长同时被免职，邳州坊间普遍认为与年初发生的“征地血案”有关。
达瓦才仁表示，地震后藏人主要的救援来自寺院和周边的商人。和官员、干部不熟悉的底层灾民几乎得不到官方的救援物资，仍有露宿的藏民。 有灾民说，还有一些偏远的村落还没有救难队过去，目前无法了解情况。
达瓦才仁：「他们主要救政府机关而不是救百姓。也许是累了或者怎么作不动，他们最后主要的努力还是去作样子，还不是真正去救人。第3天、4天来了很多内地的志工，他们虽然有很强的热心，但是因为高山反应，他们都作不了很多事情。」
玉树灾区传出，中共当局正在聚集军队并赶走救灾的喇嘛和僧人。灾民向本台记者证实，从20号起，喇嘛和僧侣开始减少，但他们才是灾民主要的救援者。据了解，官方的救援队，有些不是只救政府机关，就是摆摆样子。
抓错人就应该国家赔偿,毕竟给公民带来了恐惧,影响了无辜公民的精神,工作,学习.这些都是有成本的.一般公民都是要养家糊口的,怎么可以不赔偿呢?当然公民自己提出不要赔偿那是另外一会儿事. 按照微积分的理论,如果公民每天都背抓错,实际上他就等于蹲一辈子监狱.看来法律专家,数学普遍有问题
4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国家赔偿法修改草案进行审议，针对此前"错拘"是否应予国家赔偿引发的争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认为依法刑拘后放人不应给予赔偿。
成都华润翡翠城去年是5700到6300左右一个平方，今年是 15000左右一个平方，一年时间左右涨了多少？大家很清楚，谁说跌了，放他妈的B，现在老天就看不下去了。
房价都还没有怎么跌，怎么就说“合理回落”啊？？？ 是不是地产股打压的差不多了，就认为房价也在回落吗？？？ 现在稍微跌的都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象成都这样的二线城市都还没有动静的，就说房价“合理回落”。晕哦！！！
1.涨幅的回落吧，去年涨两倍，今年只涨一倍。 2.涨到10W/平米，然后跌落到90K跌幅10%哦 好厉害的数字游戏哦。
26日，住建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经适房管理。据悉，已享受经适房的家庭，再购买其他住房须办理退出手续或补交价款取得完全产权；买卖、出租经适房须供住房保障部门出具的书面意见；违规出售、出租、闲置、出借经适房，按照规定收回，并取消5年内再次申购资格。
汶川地震已经大约过去两年，玉树地震又发生了。玉树州红十字会的会长 14日说：玉树70%的学校发生了垮塌。15日晚，玉树州教育局副局长肖玉平表示：现在玉树的学校50%的楼房倒塌，100%的平房倒塌。
据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的披露，2005-2009年北京供应的土地中有34%左右安排为商品房建设用地，而66%被安排为经济适用房用地。据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估计，其中只面对“特定对象”售出的经济适用房占比相当高。
中国政府2007年已经严令各级国家机关不得搞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任何单位不得新征用土地或新购买土地搞集资建房，只有距离城区较远的独立工矿企业和住房困难户较多的企业才可以经过审批搞集资建房。
美国参议院批评国际评级公司穆迪和标普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前帮助金融机构掩盖投资风险。 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说，穆迪和标普助长了市场对高风险证券的盲目信心。
湖南郴州市政府新闻办在四月中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即儿童医院）医用氧问题调查处理结果，一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七人分别受到党内警告、严重警告和行政撤职等处分；责成两个单位写出深刻检讨，郴州市工业气体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陈和平因涉嫌违法，已被移送司法机关立案调查
诶，这有什么呢？都说日本衰退20年，拉美金融危机爆发多严重，其实说白了就是当地的权贵不愿意开放他们所属的市场，看看中国现在那些行业还开放吗？不开放了，你民营经济的钱能做什么呢？资本是逐利的，但是利润率也是下降的，最后只能炒楼拉。
北京高校教授赖伟民从2009年开始，他实地走访了全国60多个城市的150多个楼盘。“炒房已经成为击鼓传花的游戏，只是谁也不信自己会接到‘最后一棒’。”赖伟民说。
据报道称物业税在京沪深渝4城市试点已获国务院批准，税务总局发言人称尚未听到相关消息。社科院专家表示这一新税项应有三个特征：居民所有、住宅、持有期间(征税)。我国房产税早就存在，若是涉及上述三个条件的新房产税，只需对原有房产税暂行条例进行修改就行。
该死的无能jc 他们的现在的jc办案就跟猪没什么区别 我在江苏苏州唯亭镇丢了一部电动车 然后报警 唯亭派出所有一个傻逼工作人员说他自己哥哥的电动车都丢了三部了让我以后自己小心点 就这样几句话就把案件给解决了 我都无语了
现在的中国 他拿着枪，你买把水果刀就算凶器；他日夜宣淫，你下载个黄片就算流氓；他大发横财，你摆个摊就算违法；他住高楼别墅，你搭个窝棚还要被强拆；我在想，他这么牛逼，为什么还如此恐惧、、、、、、、
房产税拟从第3套征收 税率初定为成交价0.5%
农民上访被关精神病院 8年首度返家！！25日，大刘镇政府拟将因上访而被送精神病院的农民徐林东送往郑州做精神病鉴定。家属前往漯河市精神病院交涉。大刘镇党委书记在医院与家属面谈，家属签字同意承担徐林东的监护责任后，徐林东终于跨出这道令他失去自由的精神病院大门。
近日网络出现了“美国宇航局、美国国家地震台网预测三水要发生大地震”的谣言。前夜，佛山市地震局在当地BBS上紧急声明澄清。此谣言为简单抄袭近日网上出现的另外一条地震谣言内容，原谣言散播者是两名学生,已被依法行政拘留。评：地震局不是说地震不可预测吗？那他们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造谣？
国资委官员日前证实，军工企业从2011年开始将上缴红利。具体上缴比例尚未确定。对于一直在试行5%-10%征收比例的其他央企，也将在明年“被”提高红利的征收比例。
快请功去吧，高官厚禄等着你呢！死几百个学生算什么啊!!我还是那句话，让没有良心的人辞职！太没有脸皮了!!我们的学生啊，都是祖国的希望啊，死一个都是可惜，竟然说死忙率低，太搞笑了，校舍质量好，宣传好，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太不要脸了吧！！！
你是西宁人，你眼睛瞎了吗？看看你那里政府大楼和学校能比吗？说你什么好哪？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人，知道了不，我听说国外的地方政府办公地点都很寒酸，我也只是听说，估计你连听说都没有过
为什么教育局不给孩子建设好的房子哪？孩子是未来是民族的希望。难道还有比孩子的教养更加重要的吗？你不让大家指责教育局，那我们还敢指责谁？一片砖瓦、一根钢筋都要从800多公里外的西宁运来，价格要至少翻一番，建筑成本很高。这么高的成本你建那么好的政府机构不是劳民伤财是什么？
州委州政府、县委县政府、税务局、广电局、最好的宾馆....都有坍塌损毁.楼房的学校没有倒塌。倒塌的都是土坯房或砖混房学校是吧。你说的都特别明显，根据你所说教育部门这些年办教育是下了大功夫，那为什么政府县委县政府、税务局、广电局、都是大楼，学校还有许多土坯房？？
4月22日，青海省教育厅副厅长才让太首次发布学生伤亡情况，称经初步统计地震中死亡207名学生。才让太表示，校舍质量较好，地震宣传和师生互助是学生死亡率较小的三大原因。评：你是不是说死得太少了？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截止4月25日下午17时，玉树地震已造成 2220人遇难，失踪70人。
24日7时45分许，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发生一起枪击致死案件。一名运钞车押运员在新兴区西正阳街上的龙江银行门前开枪将一男子打死。
河南新乡市一民事案件中出现了两个版本的判决书，且都盖有真公章，并且判决互相矛盾。法院回应称一份判决书未经过签发，一法官称法院内多人遭调查。
小李啊，让那妞闭嘴否则扒了警戴花翎，另外让我的车被套牌~!!!贫道淡定！纯属这小交警不识大体！不识车！也不看车牌！车没错，车牌没错，开车的人没错！错就错在小交警出现在了自己不该出现的地方！吃一堑长一智吧！这是社会生存法则！早日康复，早日和贫道一样淡定!!!
近日，黑龙江媒体报道农民耕地被强占挖土取砂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记者采访时，穆棱市国土资源局李局长在电话中说：“不要相信小报的报道，不准确。”
24日，西安市26岁的女交警被一辆奔驰越野车拖出约20米，奔驰车从她胳膊上辗过后逃逸，女交警右胳膊骨折。交警大队调查发现车牌号系华阴市委政法委书记，但该车号对应的是一辆别克车，并非奔驰越野车，至于该车是否套牌车，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4月25日，著名作家郑渊洁发出博文，宣布退出中国作协。郑渊洁在文章中称，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难以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曹文轩在玉树地震发生后对灾区人民表现的令人失望，自己不能与如此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为伍。
中国特色的地震逃生指南：说什么地震逃生方法都是白瞎，听我的：地震了，往挂有国徽的建筑里跑，保证你死不了。--
国家地震局专家告戒大家:今晚到明天,不震就不震,震了就震了,震多少级震后才知道,震多少次,震后会告诉大家,请大家放心。害怕的就出去睡,不害怕的就在家里睡,并保持正常生活秩序,不要没事瞎传谣言,搞得我们也好恐怖。尽快把多余的房子卖掉,地震来了才知道,不动产原来也会动的,而且要人命。
这次给玉树捐款总共多少？一场中央台赈灾晚会就20多个亿。算算玉树人民每人平均多少钱？活着的人可以脱贫了！这是希望！事实是这些钱流落到哪里就没有人知道了！!玉树捐款总额是多少？玉树人民可以脱贫了！每人（不分大小）一套70平米的房子绝对足够！有8个孩子的可以分700平米！!
4月23日10时,搜救部队首次覆盖所有受灾乡村； 4月24日， 以搜救生命为主的第一阶段救灾工作结束。
青海玉树地震已经过去整整10天，以搜救生命为主的第一阶段救灾工作结束。记者从青海玉树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截至4月24日17时,玉树地震已导致 2203人遇难,失踪73人。
24日，辽宁庄河市长孙明因对4月13日海洋等社区居民到市政府集体上访事件处置失当，被大连市委市政府责令辞职。
预计未来几天玉树地区多雨雪天气，气温将有所下降，可能达震后最低点。另外，救灾沿途多雨雪，救灾人员须多注意。
厨师小柴说，最最恶心的油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收集洗锅水机器排放的废水，还有我们每天工作结束，清洁厨房的扫地水。”所有的地沟油会提炼成行话中的 “棕油”，“因为是棕色的，连我们自己厨师都觉得恶心的，我就曾经用这种地沟油炒过菜。
换汤不换药,七千元工资是明的灰色的七万月工资是暗的,总共才七万七.....太少了,不好意思晒....执法员，也就是打手。大部分变成了打手。职级最低的见习执法员起薪7000元。TNND，见习员，当个打手，什么都不懂，就拿7000元的工资!!实话说，大多数公务员对社会的贡献还不及农民
此次公务员改革，深圳近七成公务员被划分为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今后，他们要追求的不是科级、处级等行政级别，而是从七级执法员到一级执法员的专业职级。应聘者说：“职级最低的见习执法员起薪7000元”。
北京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定向向某部出售E4#楼、E5#楼和E6#楼约 300套限价房。一位房地产协会人士指出，可能与都属于农业口有关。公务员福利分房屡禁不止 学者称可能致阶层对立
近日，有媒体报道，财税部门拟将第三套房及三套以上住房定性为经营性住房，开征房产税。广州不少开发商直言，政策严过头。地产巨头纷纷沉默，按兵不动。
4月23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色须寺将原本用于建殿的共计 1100万元人民币及价值120万元的生活物资捐给玉树灾区，地震以来，该寺900多名僧侣赴玉树救出700余名幸存者。评：军队总共救了多少？
孤儿甲：局长，听说国家补助我们每月1000块，到哪儿领啊？ 局长：补助的1000谁说给现金到你们的手了?你们吃饭、衣服、住宿不用钱啊?工作人员不用钱呢？日常的行政费用不用钱啊？至于到手最后剩多少就是多少了。
是补助三个月，一个月补助1000，他大爷的，捐的那么多钱怎么花的啊，汶川捐款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审计结果。都不知道那几百亿怎么花的！！！丰田越野车, 纪念馆！！
我认为1000元中，孤儿能领到500元就不错了！！！50！！！5 元！！为了避免孤儿乱花钱，这5块钱也由相关人员先“保管”！！为了帮孤儿保管钱，需要从财政部拿取部分保管费！！ZF的信誉竟然贱到了如此程度，何等悲剧呀。胡总能看见我们的留言么？？是啊~~他如果制止别人贪污，他自己怎么活
是啊,当年我们那里火灾,上级跟我们说的数字与我们在乡里领到的数字简直是相差十倍,后来我们到地区民政询问,处于内部考虑,地区民政也只有哑巴吃黄连说地区没有发放地区级的款项,呵呵,两年过后县官乡关换了,每户又莫名其妙地得到一笔两千元,后来内部打听才知道是追查出了之前卡掉我们的救灾款
这些人迹罕至的乡村估计被XX遗忘了吧？？意思是说，不是任务区的就不要救了，死就死吧！！好啊， 以后都别在农村待着了，万一有什么事情，等救你的时候早玩完了！！农村人的命是很贱的，比不上城里人的尸体！！农民的生命就不珍贵吗？为什么开始搜救农村？！怎么救人还搞城乡差别？？？
民政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央和青海省已经作出决定，为地震致孤儿童每人每月发放1000元临时生活补贴，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时间从地震之日起，为期3个月。评：为什么只有三个月？他们是孤儿啊！！难道三个月以后就不管了？让他们饿死？nnd，zf那么有钱都不管？良心让狗吃光了？
都十天了还去干什么!!!古人云:兵贵神速 这么多天后, 真不知该夸还是找骂??话题：搜救部队首次覆盖所有受灾乡村 明天的标题是，抗震指挥部否认搜救部队首次覆盖所有受灾乡村!!失望!!!!!!!是去农村救援还是找尸体啊？这么多天估计半个活的都找不出来了，农民兄弟的命真“贱”啊…
十天了才全部覆盖，真快真及时！当然是救自己人先，然后再救有钱的人，最后才救不该救的人！！记住首次啊。我看了想笑。然后又想哭！！解放军应该做的事情！不是高尚！！都现在了 才说首次 真是快 还不要外国佬帮忙 是不是哪里有核弹 怕给你看见 是把！！
23日10时,兰州军区抗震救灾部队进村入户、拉网式搜救取得重要进展,搜救兵力已覆盖任务区内所有受灾乡村。。这才首次？！好心寒啊！“搜救部队首次覆盖所有受灾乡村”！！请问今天是几号？地震发生的时候又是几号？？他们相信被地震压在下面的老百姓吃压在身上的砖头也能挺过来的，何况还能减压呢 2:50 AM Apr 24th via web
4月24日上午,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新疆自治区领导干部大会上宣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王乐泉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不再兼任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任新疆党委书记。习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2:50 AM Apr 24th via web
记者从青海玉树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截至4月23日17时,玉树地震已导致2192人死亡,失踪78人。
2010年5月3日星期一
zt-税负全球排名第二高的中国福利全世界最差！
一、中国国人税负全球第二
美国财经双周刊《福布斯》今日发布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是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球第二个税负最轻的地方；中国内地则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地方，居于法国之后，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中国专家称，经济高速发展，“税务负担指数”高是必须经历的阶段。
中国税负全球排名第二高
《福布斯》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调查，度量世界52个国家及地区雇主及雇员的综合税务负担，所用指标有5个，即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富税、雇主及雇员社会保障金及销售税。
该调查显示，中国在上述5个指标中，除了“雇员社保金”高于首位的法国外，其余指数均低于法国，总指数为160，全球列第二位。接下来的分别是比利时、瑞典和意大利等，中国台湾地区列49位，中国香港地区列55位，即倒数第二位，税务负担仅重于阿联酋。
二、工薪阶层：纳税主力军
近些年来不断地在报上看到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消息，有许多感慨。三年前新华社发出一条消息：《个人所得税主要由工薪阶层缴纳正常吗？》，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0年全国共征收个人所得税660亿元，其中工薪阶层缴纳的就有283亿元，占了42.86%，高居各个应税项目之首。2001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共收入464亿元，工薪阶层所占比例依然最大。富人逃税、漏税，而普通工薪阶层、中低收入者负担了本来具有调节财富分配功能的个人所得税，这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时隔一年以后，我又在报上看到《朱熔基质疑富豪不缴个税？国家将加大对富裕阶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力度》的消息。在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中不少人还是政协委员，他让税务部门一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富豪统统没有 交个人所得税。他对此大为不满？“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都不交税，国家哪里有钱，怎么办事业呢？”“我看个人所得税还是应该交，我的工资 超过800元的都交了，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
中国有些人太荒唐了，大学生勤工俭学也要缴税！那他一年的总收入是多少？他一年总收入能否养活他自己？
三、高税收是否让老百姓得到了高福利？
1、九亿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
农民有“三怕”一怕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发展没底数；二怕老，老了没人管； 三怕得病，缺医少药看病难。不少农民最后都死在家里。为什么？看不起病。小病扛、大病拖，实在不行就往家里拖，是许多农民的真实状况。现在医院的条件越来越好，收费也越来越高，一天的药费就是半年的庄稼钱。许多农村医保几乎空白，得了绝症只好在家等死，生和死都不用出门。农民真的很想问问，看病为什么就这样贵，医保何时保到我们？
2、下岗职工：可有可无的失业保险
按照官方的估算，失业人数大约为550—600万人左右。而众多学者在研究失业问题时实际上往往还有另外三种口径：其一，是在政府发布的失业率上加上企业下岗职工，即再加上 650万人左右；其二，是在第二种口径的基础上再加上现有企业的冗员，目前各方面对企业冗员的估计在1500—3000万人左右；其三，是再加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每年3000万人左右。按照1999年条例规定，建立失业保险基金，用人单位按照工资额2%缴费，个人按照工资的1%缴费。失业金按照缴费时间计发，贡献多者标准高些，享受待遇时间长些。但是，在失业保障的力度方面，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我们对失业提供的保障还过小，制度承受力不够。
3、社会福利严重落后
用GDP衡量经济发展有缺陷的，比如经济发展的同时，伴随著贫富差距的扩大、政府的迅速腐败，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等等，所以发展经济学后来就慢慢的衰落了。早在90年代中期，已经有人意识到用GDP不能衡量社会发展。在中国用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至少带来很多问题。比如GDP不能衡量社会福利的增长。社会福利以养老金来说，现在全国很多退休工人领不到养老金，全国总工会早在1996年就做过一个调查，除了一般退休工人的生活状态之外，那个调查中还提到一个特殊现象，很多历届的全国劳模退休后的生活都非常困难。这个报告是想说明：这些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全国劳模退休后生活都如此困难，一般工人就更不用说了。
四、中国人缴纳的高税收，哪里去了？
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让我们先看一下国家统计局 2004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国家财政收支总额：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为21715.25亿元，财政支出为24649.95亿元，收支差额-2934.70 亿元。国家财政按功能性质分类的支出：2003年，经济建设费7410.87亿元，社会文教费6469.37亿元，国防费1907.87亿元，行政管理费4691.26亿元，其他支出4170.58亿元。据报道，目前，国民经济GDP的实际税负已经高达32.55%。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18-25% 的税负相比，已经是太高。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村民的负担已经很沉重。而高达37960亿的国家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项目。而其他的财政支出呢？
1、公款吃喝一年2000亿。据报载，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人们不禁要问：有多少公款经得起吃喝？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这样一种怪现象：越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招待越是丰盛；越是穷的地方，吃喝风越是厉害，干部也越是讲排场。更不用说一些人借职务消费之名，混水摸鱼，明目张胆地捞取个人好处。即使一些看起来正当的职务消费，也讲排场、比阔气，大肆铺张浪费，“一桌酒饭一头牛，一部小车一栋楼”。
2、公车支出一年3000亿。一个惊人的数字：每年公车消费3000亿人民币，占财政收入的13%，全国13亿人年均负担230多元。公车改革旷日持久，举步维艰。“两会”上代表、委员对此事各抒己见。全国政协委员孙继业说：“目前公车制度存在的弊端有目共睹，影响改革的进程和步伐，主要原因在于公车改革影响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是领导阶层，因此公车改革的阻力也特别大。”公车改革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的领导阶层，这个原因找得准，但更令人担忧。
3、公费出国考察一年2000亿。2004年党政干部出国支出应该是2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与某媒体“去年大陆官方出国考察共花费了2000亿元人民币”的报道是一致的。用于公费出国培训、学习、考察，甚至游玩、娱乐一年花去2000亿元人民币，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相当于每位公民为出国干部负担 160元费用(按13亿人口计算)。这2000亿元人民币在出国之前要兑换成外汇。
4、决策失误，看不清的无底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说：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估计，“七五” 到“九五”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曾身居电信行业要职的杨贤足委员就一种现象提请国家高度重视：“电信网络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其浪费数额相当于建几个三峡了。”
五、高税收、高福利、高生活质量的现实典范！
欧洲国家普遍是高福利国家，税收高，但并不成为百姓的负担，相反老百姓能从这种“高税收高福利”的体制中获益，因此去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旅游的人，对当地人的灿烂笑容一定影响深刻，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欢愉。因为有良好的福利政策作为保证，北欧的公民才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
1、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
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瑞典之所以平均，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1995年，该国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
2、丹麦的高福利
公立学校是不用交学费的，而且对丹麦学生来说，政府每月都有补助，补助足以支付每月的开支。学生的成绩是13分制，6分就及格，11分以上就很不错了。而且电脑上网是免费的，这是北欧的福利制度，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享受得到的。每个学生都可以得到一个免费上网帐号，而且还能免费打印500张纸(每学期)。AOF是免费学习丹麦语的地方，不光是免学费，而且提供书本、铅笔，甚至免费的饮料，不可想像吧！这都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好处。在丹麦你绝对可以自由地学习，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一切都是自己做主。
3、新西兰福利税收
新西兰的社会福利制度由来以久，早在一八九八年为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就已引入了养老金制度。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同，新西兰收入资助的资金来源于税收收入。在新西兰没有一个特别的基金会需要工薪族缴纳任何款项。对那些符合资助标准的人来说，接受现金救济是他们应有的权利。这些救济包括抚养补贴，例如用于维持家庭生活的补贴，以及给予孤儿、丧偶者和无人抚养的儿童的补助。病残抚恤的内容包括对病人和残疾人的补贴，甚至还向残疾人提供贷款，用于搬家、修理房屋和购买汽车。在新西兰，60岁以上可以领取养老金(到2001年将改为65岁)。与工作相关的救济包括培训和失业救济，以及在寻找工作期间给予的补贴。其他的补贴方式有：儿童抚养补贴、葬礼津贴和康复补助。新西兰六岁至十六岁的小孩必须接受强制教育，但是大部分的小孩从五岁开始上小学，免费的强制教育最多可延长至十九岁。
4、印度人看病不用花钱
印度宪法规定，所有国民都享有免费医疗。为此，印度在全国建立了2.2万个初级医疗中心，1.1万个医院，2.7万个诊疗所和2000多个社区医疗中心，形成了一个覆盖面比较广的医疗网络。这些政府医院对所有病人敞开大门，从挂号、手术到药品各项服务一律免费。病人看病不花钱，自然会经常光顾医院，这就导致了一系列弊端。首先是政府财政不堪重负，资金无法及时到位。医院财政紧张，医疗条件自然就难以跟上，稍微好点的药品经常缺货，使得病人被迫拿着医生处方到药店里自费抓药。虽说政府医院看病免费，但是有钱人肯定无法忍受这里脏乱差的条件，因此，设备先进、干净整洁但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就成为他们看病的首选地。在印度，私立医院约有1300多家，主要面向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
六、中美个人所得税率和百姓生活质量大对比！！！
中国的每月3500元人民币的税率相当于在美国5万美元年薪的税率，可生活质量差别巨大。美国5万美元一年已经可以养家，中国大城市里，3500/月永远都买不起房子，税一扣，每月交通和房租一交，给父母300，吃饭500，连自己都养不活。
1、美国
A、个税含义。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扣除很多东西，年底有一次总的算法，如果你多交的会退回给你，有很多的利益，老来退休的时候国家每个月会给你很多钱养老，这钱可能比你交的税要多很多。
B、税率单位。美国的税率是按照家庭来算税的，如果你的收入要养老婆，就按照两个人来算，还有孩子就按几个依赖你的人来算税。这时候，你的税率是非常之低，低至没有的地步！甚至孩子多了的时候国家还补贴钱给你。如果你的老婆有收入，家庭的收入加起来一起算税比分开算税的税率要低一些。
C、失业。美国如果失业，可以拿到每个月大约1000多美元的失业金，这钱足够租房和吃饭费用。
D、买房。美国买房退税。
E、买车。美国退税。
F、生活质量。美国人买的房子都是别墅，中国买别墅的房子一点都不比加州便宜，中国的别墅一个月什么管理费都要一万多呢，而美国呢？
美国交了税后，享受到了该享受的所有好处，上高速公路免费，汽车年费为不到几十美元，考驾驶执照12美元。没有养路费的说法。子女上大学之前免费。
2、中国
A、个税含义。在中国，如果你在这个月有收入，就缴税，下个月没有收入了，也不会退税，年底没有，退休也没有，永远都没有退税。
B、税率单位。中国的税从来都不考虑你的明天和你的小孩，决不考虑家庭因素。中国没有养老，年轻人可能要养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中国把养老这个问题丢给了社会和个人，国家和政府基本卸掉了全部责任，要求单位负责为个人交养老保险。你交的税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养老和任何好处，给社会上的企业和单位带来负担。
C、失业。在中国现在我个人和单位每个月交了300多元失业保险，如果失业，每个月如果跑断腿，找各种部门和机关，可能可以拿到400元人民币/每月。
D、买房。中国买房交契税，1.5%到3%。
E、买车。中国缴税。
F、生活质量。上海、北京等中国的大城市的房子已经是80万到100万的价格了，够工作的人奋斗一辈子，子女的学费，养老，失业等一大堆问题。国家政府和制定政策的人有稳定的收入，从来不知道老百姓的苦楚和生活质量在稳步下降。
G、子女上幼儿园：国内大城市大多一万到两万一年，也有便宜的。子女上初中，高中：国内大城市大多一万到两万一年，也有便宜的。子女上大学：中国的学费已经可以和英国相提并论了
七、警钟贯耳：税负轻重标准在于百姓福利！！！
有些专家争论诸如《福布斯》的统计方法有问题、中国的税收总额要扣除社会保障费或者什么个税起征点如何啦，都是隔靴搔痒，没有打到靶子上。比如有一种比较典型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税收负担没有那么高，为此辩护的理由是欧洲还有更高的税。可是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税收了多少，而是收这些税百姓有没有怨言。收了税之后，用在哪里了，怎么用的，老百姓满不满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1、税收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通常而言，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其使用应用于“公共目的”，而什么是“公共目的”，当然就是“代表最广大人们的根本利益”的目的，按照现有的法律，每一项大型的财政支出，应该交全国人大讨论是否属于公共目的。也就是说，老百姓不满意的那就不能用。美国人固然穷兵黩武，拿着公民的钱去搞军事，但那也是国会表决同意的。所以对公共财政的使用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督，比讨论税收统计方式来得重要。
2、必须检讨自己的税收政策
我们必须检讨自己的税收政策，采取措施将中国的税负降下来。就像在农村实现农业税减免一样，也必须对我国城市现行的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从整体上将税负下调。税负过重的根本原因，是行政开支过大。庞大的政府机构系统，加之形形色色的其它“吃皇粮”的队伍，几乎将每年国民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吃掉。治理税负的源头工程，必须是行政体制的改革，必须是裁减“吃皇粮”队伍。没有行政开支的大幅度减少，税负的降低是不可能的，表面上降下来，必然“按下葫芦起了瓢”，会在另外的地方补上去。
3、税负公平与税金使用比总量更重要
不公平的税负分配让公众觉得自己负担过重。亚当。斯密指出公平是政府税收的首要原则：“每一个国家的国民应当尽可能地按照各自能力的大小，即是说按他在国家保护下所获得的收入的比例”交税。通俗地说，税负应该与收入成正比。但是，现行的税收制度让公众嗅到了“劫贫济富”的味道。与其说公众心理税负沉重起源于实际税负总量大，还不如说是因为税负公平的稀缺。税负的分配与使用如果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即使实际税负并未在全球名列前茅，人们依然会觉得不堪重负，结果将严重影响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与认同度——从这一意义上说，税负公平比税负总量更值得决策者们警惕。
4、期待税负“痛苦”转为百姓福利
我们的财政收支对弱势群体的关心还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促进“五个统筹”发展的有效机制、加强薄弱环节做好“五个重视”的要求，为财政工作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也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心声。问题的关键是各级政府应该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真正将中央的精神落实到位。要把当前的税负“痛苦”转化为百姓福利，就必须进行税制改革。政府及税务部门的宣传口号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税收必须为扶助弱势群体、共建和谐社会提供更多帮助。事实上，政府部门已经在思考相关的问题，国税总局对弱势群体税负较高的认可，对即将进行的税制改革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5、1500元的个税起征点还应该提高
1500元的扣除标准显然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正如很多人抱怨的，在上海、深圳等城市，月薪1500元都很难过日子了，难道还要交税吗？如果这些地区将1500元定为免征额，就势必侵犯人民的基本生活费用。由于起征点太低，大部分税赋落到收入较低的工薪阶层身上，个人所得税本应起到的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作用，如今却形成了“劫贫济富”的后果，与法律出台时的目的相悖。广州、深圳等地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是合乎实情也合乎民意的务实之举。
6、税制改革已是必然
“简化税制，扩大税基，降低税率，提高效率”是当前世界税制改革的总趋势，目前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率为15%和24%.因此，税制改革已是必然。或许《福布斯》编制的税负指数更大的警示意义在于督促政府加快税收体制改革和税费改革，切实把降低国民负担水平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我们与其闻福布斯的“报告”心里“犯酸”，不如抓紧补齐改制的“短板”。
八、结语
尽管老百姓没有说过痛苦，别人也不能随意为群众代言痛苦，但各级政府决策者不能不触及到这种痛苦，察民忧而解民难。不妨把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当成一种另类坐标，以草根人物的角度研究并排除其中的“痛苦隐患”，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以税务杠杆更有力地撬动国家社会发展和民生幸福，善莫大焉。
美国财经双周刊《福布斯》今日发布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是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球第二个税负最轻的地方；中国内地则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地方，居于法国之后，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中国专家称，经济高速发展，“税务负担指数”高是必须经历的阶段。
中国税负全球排名第二高
《福布斯》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调查，度量世界52个国家及地区雇主及雇员的综合税务负担，所用指标有5个，即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富税、雇主及雇员社会保障金及销售税。
该调查显示，中国在上述5个指标中，除了“雇员社保金”高于首位的法国外，其余指数均低于法国，总指数为160，全球列第二位。接下来的分别是比利时、瑞典和意大利等，中国台湾地区列49位，中国香港地区列55位，即倒数第二位，税务负担仅重于阿联酋。
二、工薪阶层：纳税主力军
近些年来不断地在报上看到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消息，有许多感慨。三年前新华社发出一条消息：《个人所得税主要由工薪阶层缴纳正常吗？》，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0年全国共征收个人所得税660亿元，其中工薪阶层缴纳的就有283亿元，占了42.86%，高居各个应税项目之首。2001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共收入464亿元，工薪阶层所占比例依然最大。富人逃税、漏税，而普通工薪阶层、中低收入者负担了本来具有调节财富分配功能的个人所得税，这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时隔一年以后，我又在报上看到《朱熔基质疑富豪不缴个税？国家将加大对富裕阶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力度》的消息。在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中不少人还是政协委员，他让税务部门一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富豪统统没有 交个人所得税。他对此大为不满？“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都不交税，国家哪里有钱，怎么办事业呢？”“我看个人所得税还是应该交，我的工资 超过800元的都交了，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
中国有些人太荒唐了，大学生勤工俭学也要缴税！那他一年的总收入是多少？他一年总收入能否养活他自己？
三、高税收是否让老百姓得到了高福利？
1、九亿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
农民有“三怕”一怕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发展没底数；二怕老，老了没人管； 三怕得病，缺医少药看病难。不少农民最后都死在家里。为什么？看不起病。小病扛、大病拖，实在不行就往家里拖，是许多农民的真实状况。现在医院的条件越来越好，收费也越来越高，一天的药费就是半年的庄稼钱。许多农村医保几乎空白，得了绝症只好在家等死，生和死都不用出门。农民真的很想问问，看病为什么就这样贵，医保何时保到我们？
2、下岗职工：可有可无的失业保险
按照官方的估算，失业人数大约为550—600万人左右。而众多学者在研究失业问题时实际上往往还有另外三种口径：其一，是在政府发布的失业率上加上企业下岗职工，即再加上 650万人左右；其二，是在第二种口径的基础上再加上现有企业的冗员，目前各方面对企业冗员的估计在1500—3000万人左右；其三，是再加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每年3000万人左右。按照1999年条例规定，建立失业保险基金，用人单位按照工资额2%缴费，个人按照工资的1%缴费。失业金按照缴费时间计发，贡献多者标准高些，享受待遇时间长些。但是，在失业保障的力度方面，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我们对失业提供的保障还过小，制度承受力不够。
3、社会福利严重落后
用GDP衡量经济发展有缺陷的，比如经济发展的同时，伴随著贫富差距的扩大、政府的迅速腐败，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等等，所以发展经济学后来就慢慢的衰落了。早在90年代中期，已经有人意识到用GDP不能衡量社会发展。在中国用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至少带来很多问题。比如GDP不能衡量社会福利的增长。社会福利以养老金来说，现在全国很多退休工人领不到养老金，全国总工会早在1996年就做过一个调查，除了一般退休工人的生活状态之外，那个调查中还提到一个特殊现象，很多历届的全国劳模退休后的生活都非常困难。这个报告是想说明：这些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全国劳模退休后生活都如此困难，一般工人就更不用说了。
四、中国人缴纳的高税收，哪里去了？
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让我们先看一下国家统计局 2004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国家财政收支总额：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为21715.25亿元，财政支出为24649.95亿元，收支差额-2934.70 亿元。国家财政按功能性质分类的支出：2003年，经济建设费7410.87亿元，社会文教费6469.37亿元，国防费1907.87亿元，行政管理费4691.26亿元，其他支出4170.58亿元。据报道，目前，国民经济GDP的实际税负已经高达32.55%。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18-25% 的税负相比，已经是太高。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村民的负担已经很沉重。而高达37960亿的国家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项目。而其他的财政支出呢？
1、公款吃喝一年2000亿。据报载，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人们不禁要问：有多少公款经得起吃喝？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这样一种怪现象：越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招待越是丰盛；越是穷的地方，吃喝风越是厉害，干部也越是讲排场。更不用说一些人借职务消费之名，混水摸鱼，明目张胆地捞取个人好处。即使一些看起来正当的职务消费，也讲排场、比阔气，大肆铺张浪费，“一桌酒饭一头牛，一部小车一栋楼”。
2、公车支出一年3000亿。一个惊人的数字：每年公车消费3000亿人民币，占财政收入的13%，全国13亿人年均负担230多元。公车改革旷日持久，举步维艰。“两会”上代表、委员对此事各抒己见。全国政协委员孙继业说：“目前公车制度存在的弊端有目共睹，影响改革的进程和步伐，主要原因在于公车改革影响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是领导阶层，因此公车改革的阻力也特别大。”公车改革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的领导阶层，这个原因找得准，但更令人担忧。
3、公费出国考察一年2000亿。2004年党政干部出国支出应该是2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与某媒体“去年大陆官方出国考察共花费了2000亿元人民币”的报道是一致的。用于公费出国培训、学习、考察，甚至游玩、娱乐一年花去2000亿元人民币，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相当于每位公民为出国干部负担 160元费用(按13亿人口计算)。这2000亿元人民币在出国之前要兑换成外汇。
4、决策失误，看不清的无底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说：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估计，“七五” 到“九五”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曾身居电信行业要职的杨贤足委员就一种现象提请国家高度重视：“电信网络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其浪费数额相当于建几个三峡了。”
五、高税收、高福利、高生活质量的现实典范！
欧洲国家普遍是高福利国家，税收高，但并不成为百姓的负担，相反老百姓能从这种“高税收高福利”的体制中获益，因此去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旅游的人，对当地人的灿烂笑容一定影响深刻，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欢愉。因为有良好的福利政策作为保证，北欧的公民才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
1、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
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瑞典之所以平均，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1995年，该国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
2、丹麦的高福利
公立学校是不用交学费的，而且对丹麦学生来说，政府每月都有补助，补助足以支付每月的开支。学生的成绩是13分制，6分就及格，11分以上就很不错了。而且电脑上网是免费的，这是北欧的福利制度，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享受得到的。每个学生都可以得到一个免费上网帐号，而且还能免费打印500张纸(每学期)。AOF是免费学习丹麦语的地方，不光是免学费，而且提供书本、铅笔，甚至免费的饮料，不可想像吧！这都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好处。在丹麦你绝对可以自由地学习，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一切都是自己做主。
3、新西兰福利税收
新西兰的社会福利制度由来以久，早在一八九八年为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就已引入了养老金制度。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同，新西兰收入资助的资金来源于税收收入。在新西兰没有一个特别的基金会需要工薪族缴纳任何款项。对那些符合资助标准的人来说，接受现金救济是他们应有的权利。这些救济包括抚养补贴，例如用于维持家庭生活的补贴，以及给予孤儿、丧偶者和无人抚养的儿童的补助。病残抚恤的内容包括对病人和残疾人的补贴，甚至还向残疾人提供贷款，用于搬家、修理房屋和购买汽车。在新西兰，60岁以上可以领取养老金(到2001年将改为65岁)。与工作相关的救济包括培训和失业救济，以及在寻找工作期间给予的补贴。其他的补贴方式有：儿童抚养补贴、葬礼津贴和康复补助。新西兰六岁至十六岁的小孩必须接受强制教育，但是大部分的小孩从五岁开始上小学，免费的强制教育最多可延长至十九岁。
4、印度人看病不用花钱
印度宪法规定，所有国民都享有免费医疗。为此，印度在全国建立了2.2万个初级医疗中心，1.1万个医院，2.7万个诊疗所和2000多个社区医疗中心，形成了一个覆盖面比较广的医疗网络。这些政府医院对所有病人敞开大门，从挂号、手术到药品各项服务一律免费。病人看病不花钱，自然会经常光顾医院，这就导致了一系列弊端。首先是政府财政不堪重负，资金无法及时到位。医院财政紧张，医疗条件自然就难以跟上，稍微好点的药品经常缺货，使得病人被迫拿着医生处方到药店里自费抓药。虽说政府医院看病免费，但是有钱人肯定无法忍受这里脏乱差的条件，因此，设备先进、干净整洁但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就成为他们看病的首选地。在印度，私立医院约有1300多家，主要面向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
六、中美个人所得税率和百姓生活质量大对比！！！
中国的每月3500元人民币的税率相当于在美国5万美元年薪的税率，可生活质量差别巨大。美国5万美元一年已经可以养家，中国大城市里，3500/月永远都买不起房子，税一扣，每月交通和房租一交，给父母300，吃饭500，连自己都养不活。
1、美国
A、个税含义。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扣除很多东西，年底有一次总的算法，如果你多交的会退回给你，有很多的利益，老来退休的时候国家每个月会给你很多钱养老，这钱可能比你交的税要多很多。
B、税率单位。美国的税率是按照家庭来算税的，如果你的收入要养老婆，就按照两个人来算，还有孩子就按几个依赖你的人来算税。这时候，你的税率是非常之低，低至没有的地步！甚至孩子多了的时候国家还补贴钱给你。如果你的老婆有收入，家庭的收入加起来一起算税比分开算税的税率要低一些。
C、失业。美国如果失业，可以拿到每个月大约1000多美元的失业金，这钱足够租房和吃饭费用。
D、买房。美国买房退税。
E、买车。美国退税。
F、生活质量。美国人买的房子都是别墅，中国买别墅的房子一点都不比加州便宜，中国的别墅一个月什么管理费都要一万多呢，而美国呢？
美国交了税后，享受到了该享受的所有好处，上高速公路免费，汽车年费为不到几十美元，考驾驶执照12美元。没有养路费的说法。子女上大学之前免费。
2、中国
A、个税含义。在中国，如果你在这个月有收入，就缴税，下个月没有收入了，也不会退税，年底没有，退休也没有，永远都没有退税。
B、税率单位。中国的税从来都不考虑你的明天和你的小孩，决不考虑家庭因素。中国没有养老，年轻人可能要养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中国把养老这个问题丢给了社会和个人，国家和政府基本卸掉了全部责任，要求单位负责为个人交养老保险。你交的税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养老和任何好处，给社会上的企业和单位带来负担。
C、失业。在中国现在我个人和单位每个月交了300多元失业保险，如果失业，每个月如果跑断腿，找各种部门和机关，可能可以拿到400元人民币/每月。
D、买房。中国买房交契税，1.5%到3%。
E、买车。中国缴税。
F、生活质量。上海、北京等中国的大城市的房子已经是80万到100万的价格了，够工作的人奋斗一辈子，子女的学费，养老，失业等一大堆问题。国家政府和制定政策的人有稳定的收入，从来不知道老百姓的苦楚和生活质量在稳步下降。
G、子女上幼儿园：国内大城市大多一万到两万一年，也有便宜的。子女上初中，高中：国内大城市大多一万到两万一年，也有便宜的。子女上大学：中国的学费已经可以和英国相提并论了
七、警钟贯耳：税负轻重标准在于百姓福利！！！
有些专家争论诸如《福布斯》的统计方法有问题、中国的税收总额要扣除社会保障费或者什么个税起征点如何啦，都是隔靴搔痒，没有打到靶子上。比如有一种比较典型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税收负担没有那么高，为此辩护的理由是欧洲还有更高的税。可是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税收了多少，而是收这些税百姓有没有怨言。收了税之后，用在哪里了，怎么用的，老百姓满不满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1、税收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通常而言，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其使用应用于“公共目的”，而什么是“公共目的”，当然就是“代表最广大人们的根本利益”的目的，按照现有的法律，每一项大型的财政支出，应该交全国人大讨论是否属于公共目的。也就是说，老百姓不满意的那就不能用。美国人固然穷兵黩武，拿着公民的钱去搞军事，但那也是国会表决同意的。所以对公共财政的使用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督，比讨论税收统计方式来得重要。
2、必须检讨自己的税收政策
我们必须检讨自己的税收政策，采取措施将中国的税负降下来。就像在农村实现农业税减免一样，也必须对我国城市现行的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从整体上将税负下调。税负过重的根本原因，是行政开支过大。庞大的政府机构系统，加之形形色色的其它“吃皇粮”的队伍，几乎将每年国民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吃掉。治理税负的源头工程，必须是行政体制的改革，必须是裁减“吃皇粮”队伍。没有行政开支的大幅度减少，税负的降低是不可能的，表面上降下来，必然“按下葫芦起了瓢”，会在另外的地方补上去。
3、税负公平与税金使用比总量更重要
不公平的税负分配让公众觉得自己负担过重。亚当。斯密指出公平是政府税收的首要原则：“每一个国家的国民应当尽可能地按照各自能力的大小，即是说按他在国家保护下所获得的收入的比例”交税。通俗地说，税负应该与收入成正比。但是，现行的税收制度让公众嗅到了“劫贫济富”的味道。与其说公众心理税负沉重起源于实际税负总量大，还不如说是因为税负公平的稀缺。税负的分配与使用如果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即使实际税负并未在全球名列前茅，人们依然会觉得不堪重负，结果将严重影响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与认同度——从这一意义上说，税负公平比税负总量更值得决策者们警惕。
4、期待税负“痛苦”转为百姓福利
我们的财政收支对弱势群体的关心还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促进“五个统筹”发展的有效机制、加强薄弱环节做好“五个重视”的要求，为财政工作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也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心声。问题的关键是各级政府应该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真正将中央的精神落实到位。要把当前的税负“痛苦”转化为百姓福利，就必须进行税制改革。政府及税务部门的宣传口号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税收必须为扶助弱势群体、共建和谐社会提供更多帮助。事实上，政府部门已经在思考相关的问题，国税总局对弱势群体税负较高的认可，对即将进行的税制改革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5、1500元的个税起征点还应该提高
1500元的扣除标准显然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正如很多人抱怨的，在上海、深圳等城市，月薪1500元都很难过日子了，难道还要交税吗？如果这些地区将1500元定为免征额，就势必侵犯人民的基本生活费用。由于起征点太低，大部分税赋落到收入较低的工薪阶层身上，个人所得税本应起到的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作用，如今却形成了“劫贫济富”的后果，与法律出台时的目的相悖。广州、深圳等地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是合乎实情也合乎民意的务实之举。
6、税制改革已是必然
“简化税制，扩大税基，降低税率，提高效率”是当前世界税制改革的总趋势，目前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率为15%和24%.因此，税制改革已是必然。或许《福布斯》编制的税负指数更大的警示意义在于督促政府加快税收体制改革和税费改革，切实把降低国民负担水平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我们与其闻福布斯的“报告”心里“犯酸”，不如抓紧补齐改制的“短板”。
八、结语
尽管老百姓没有说过痛苦，别人也不能随意为群众代言痛苦，但各级政府决策者不能不触及到这种痛苦，察民忧而解民难。不妨把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当成一种另类坐标，以草根人物的角度研究并排除其中的“痛苦隐患”，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以税务杠杆更有力地撬动国家社会发展和民生幸福，善莫大焉。
中国35天连发5起校园血案 社会问题极度严重
3月23日，福建南平男子郑民生杀死8名小学生。4月12日，广西合浦学校门前发生凶杀事件，2名死者中一名为8岁小学生。4月28日，广东雷州发生行凶事件，16名学生受伤。4月29日，江苏泰兴发生砍杀幼儿事件，32人伤。4月30日上午，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尚庄村村民王永来强行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点燃汽油自焚。王永来被当场烧死，5名受伤学生目前无生命危险。全国35天连发5起校园血案，各地急补安全漏洞。
连续三十五天，发生五起校园杀人案件，鲜血淋漓的案件，令人不寒而栗。这个国家怎么了？这个社会怎么了？也许这五个人，身负天大的冤屈，但确实无法让人同情，因为他们把钢刀和火把挥向最无辜、最弱小的群体-学生。杨佳是不同的，杨佳是值得同情的，甚至是令人景仰的。因为对比共产党政府、面对上海警察局，杨佳是鸡蛋，政府和警察局是石头。按照大众道德观念，当鸡蛋与石头发生碰撞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鸡蛋的一边。这五个人面对政府的时候也许算是鸡蛋，但是当他们面对更加 弱小的孩子的时候，他们自己却变成了石头。
很多人呼吁加强学校的保安，建议安装监控镜头的、建议增加警察巡逻的、建议老师护送的，什么的都有。但是，没有人建议政府反思的，几乎完全没有。为什么？呼吁加强学校保安的，肯定有帮助政府转移视线的嫌疑，为什么？因为如果仅仅发生一起事故，这样的呼吁是正确的，甚至发生两起的时候仍然是。但是连续发生了五起的时候呢？连续三天发生的时候呢？那就绝对不是校园保安问题能够解释的了。而是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了，而应该为此负责的，首当其冲当然是政府，是执政党。
执政党叫嚷关怀弱势群体叫了多少年？很多年了，我记得从胡锦涛、温家宝这一任“国家领导人”上台以后就开始了。六年多了，做了什么？完整的社会保障建立了吗？弱势群体心理问题解决了吗？社会公平有进步吗？没有，反而大幅度倒退了。这些社会问题不是说“领导”们愿意解决就解决，不愿意解决就可以不解决的，因为他必然影响到社会安定的。整天叫嚷“维稳：，却不去根本性地解决社会问题，难道靠删帖子、靠高压、靠把访民关进精神病院，就算解决了？这是执政党在自我欺骗，是自欺欺人，把所有问题掩盖起来，就和谐社会了？胡温同志弱智得很啊。
我看到的是特权阶层肆意掠夺国民财产、公务员权力寻租甚至权力直接变现、官商勾结、垄断经营、收入分配绝对不公平化、贫富阶层对立、两极分化、治安严重恶化、环境污染严重。而对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本届政府表现的是十足的无能，甚至是助纣为虐。只要有GDP增长，执政党就任何事情都不管了，哪怕是鲜血淋漓的GDP，他们依然愿意接受。这是非常愚蠢短视的，这个社会病了，而且是最严重的疾病，病入膏肓了，光靠经济成长是无法解决的。
而政府对此毫无办法，他们的办法就是演戏、欺骗、放空炮。温家宝上台以后就开始大讲“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法制”、“人民的尊严”等等等等，但是对照他的作为呢？四川豆腐渣学校问题解决了吗？结石宝宝问题解决了吗？我只看到潭立人先生被抓了，刘晓波先生被抓了，还有黄绮、赵连海，这是在解决社会问题吗？
最为可笑的是胡锦涛居然也学会了温家宝的绝招-讲空话、大话。前两天居然说要提高国民工资，让国民有“尊严”地工作。我一看就笑了，再看看五毛同志们的吹捧就更笑了。这话一听就知道是狗屁，你以为当了国家主席、总书记就可以让这个国家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了？胡先生顶多能管管公务员的工资罢了，私营企业的工资胡能管到吗？外资企业的工资胡能管得到吗？凭什么管？只要比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高，私营、外资企业老板爱给多少就给多少，这是政府能管的吗？胡锦涛是国家主席总书记，不是皇帝。这不是空话、大话吗？居然还有那么多人为之欢欣鼓舞？你们二啊？
要解决目前严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分享政府的权力，并初步实现还政于民。实现相对的社会公平，遏止官员贪污腐化。否则，社会问题会继续恶化，直到无法挽回的一天。而那一天，看起来绝对不是遥遥无期的。
连续三十五天，发生五起校园杀人案件，鲜血淋漓的案件，令人不寒而栗。这个国家怎么了？这个社会怎么了？也许这五个人，身负天大的冤屈，但确实无法让人同情，因为他们把钢刀和火把挥向最无辜、最弱小的群体-学生。杨佳是不同的，杨佳是值得同情的，甚至是令人景仰的。因为对比共产党政府、面对上海警察局，杨佳是鸡蛋，政府和警察局是石头。按照大众道德观念，当鸡蛋与石头发生碰撞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鸡蛋的一边。这五个人面对政府的时候也许算是鸡蛋，但是当他们面对更加 弱小的孩子的时候，他们自己却变成了石头。
很多人呼吁加强学校的保安，建议安装监控镜头的、建议增加警察巡逻的、建议老师护送的，什么的都有。但是，没有人建议政府反思的，几乎完全没有。为什么？呼吁加强学校保安的，肯定有帮助政府转移视线的嫌疑，为什么？因为如果仅仅发生一起事故，这样的呼吁是正确的，甚至发生两起的时候仍然是。但是连续发生了五起的时候呢？连续三天发生的时候呢？那就绝对不是校园保安问题能够解释的了。而是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了，而应该为此负责的，首当其冲当然是政府，是执政党。
执政党叫嚷关怀弱势群体叫了多少年？很多年了，我记得从胡锦涛、温家宝这一任“国家领导人”上台以后就开始了。六年多了，做了什么？完整的社会保障建立了吗？弱势群体心理问题解决了吗？社会公平有进步吗？没有，反而大幅度倒退了。这些社会问题不是说“领导”们愿意解决就解决，不愿意解决就可以不解决的，因为他必然影响到社会安定的。整天叫嚷“维稳：，却不去根本性地解决社会问题，难道靠删帖子、靠高压、靠把访民关进精神病院，就算解决了？这是执政党在自我欺骗，是自欺欺人，把所有问题掩盖起来，就和谐社会了？胡温同志弱智得很啊。
我看到的是特权阶层肆意掠夺国民财产、公务员权力寻租甚至权力直接变现、官商勾结、垄断经营、收入分配绝对不公平化、贫富阶层对立、两极分化、治安严重恶化、环境污染严重。而对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本届政府表现的是十足的无能，甚至是助纣为虐。只要有GDP增长，执政党就任何事情都不管了，哪怕是鲜血淋漓的GDP，他们依然愿意接受。这是非常愚蠢短视的，这个社会病了，而且是最严重的疾病，病入膏肓了，光靠经济成长是无法解决的。
而政府对此毫无办法，他们的办法就是演戏、欺骗、放空炮。温家宝上台以后就开始大讲“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法制”、“人民的尊严”等等等等，但是对照他的作为呢？四川豆腐渣学校问题解决了吗？结石宝宝问题解决了吗？我只看到潭立人先生被抓了，刘晓波先生被抓了，还有黄绮、赵连海，这是在解决社会问题吗？
最为可笑的是胡锦涛居然也学会了温家宝的绝招-讲空话、大话。前两天居然说要提高国民工资，让国民有“尊严”地工作。我一看就笑了，再看看五毛同志们的吹捧就更笑了。这话一听就知道是狗屁，你以为当了国家主席、总书记就可以让这个国家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了？胡先生顶多能管管公务员的工资罢了，私营企业的工资胡能管到吗？外资企业的工资胡能管得到吗？凭什么管？只要比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高，私营、外资企业老板爱给多少就给多少，这是政府能管的吗？胡锦涛是国家主席总书记，不是皇帝。这不是空话、大话吗？居然还有那么多人为之欢欣鼓舞？你们二啊？
要解决目前严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分享政府的权力，并初步实现还政于民。实现相对的社会公平，遏止官员贪污腐化。否则，社会问题会继续恶化，直到无法挽回的一天。而那一天，看起来绝对不是遥遥无期的。
中共开始批量生产变态杀人狂？连续两天屠杀幼童
广东雷州一教师酿校园血案 17名师生受伤
中新社湛江4月28日报道 28日下午3时许，广东雷州一名正在病休中的中年男教师潜入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内， 先后冲到该校教学楼5楼和6楼，用水果刀砍杀16名学生和1名教师。案发后约一小时，疑凶即被当地警方抓获。
事发后，当地警方称，行凶者叫陈康炳，系雷州市纪家镇人，男，31岁，在雷州市白沙镇安富小学当教师，目前正在病休中。凶手被抓后，一 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况，其行凶动机尚未清楚。
据了解，事发时，学生正准备上课，凶手先砍伤五(3)班的几个学生后，又到五(4)班、四(1)班继续行凶，连续砍伤11名男学生和5名女学生。该 校美术教师符堪章看到凶手行凶时，奋起保护学生而被砍伤头、手等部位。
凶手作案后，跑到另外一栋教学楼4楼，企图跳楼自杀未遂，在与警方僵持一个多小时后被制服。
血案发生后，中共湛江市委常委、雷州市委书记李昌梧迅即带队赶到医院，安抚伤者和家属，随后即召开现场会议，布置善后处理措施。
江苏泰兴429中心幼儿园凶杀案
今天早上9点40左右，江苏泰兴市中心幼儿园发生凶杀案，行凶者据说是泰兴镇南郊人，今年四十七岁，因为拆迁问题迁怒社会，以杀害小孩报复社会。
临 近学校的靖江肉脯店某女士告诉顾志坚，九点四十分，她听到幼儿园方向传来不一般的杂吵恐慌的尖叫声，她看到两个女老师各抱着一个头上捂着纱布，头上还在渗 血的孩子，还有老师牵着一个孩子的手，经过她的门面去医院方向。
因为她有亲戚小孩在该幼儿园上学，她立即打电话通知亲戚并向学校走去。当时，知道 的人并不多。她走到学校门口的视乎，看到一个老师和一个小孩躺在学校大门里面的地上。不知道是身亡还是等救护车。她进去的时候，学校教室已经封闭，不让人 出入。随即看见南边一楼，有几个人在教室外面拿着棒之类的工具。里面的凶手还在残杀，外面的人着急无奈的隔着墙和凶手企图做斗争。然后就看到几个小孩子从 教室里走出来，有一个衣服上全都是血淋淋的，头部脸部没有事；一个左额有个拇指大的窟窿，血流了整个左脸；还有一个头顶受伤，满脸流血。他们几个人自己没 有表情走出来的，不哭也不闹，估计是被吓傻了，此时，血还在流淌着。门外围着家长和路人，连没有孩子在学校上学的路人也痛哭起来，焦急万分。这时候，救护 车来了，老师把孩子一个个送上车，大概至少有10个，后来听说送到医院有18个学生。
救护车来的时候，警车也来了，警察也跟着拿着警棍进去了 。感谢女士告诉老顾。下面是老顾听到的消息，警察来了也束手无策，一个送酒为生的退伍兵也许是听到消息赶过来，或许是正巧经过，他要进去，警察不肯，他拿 出退伍证，警察才让他进去，是他制服了歹徒，老顾来到现场的时候，他还呆在送货车里，很老实的样子，一点也不像英雄。他拒绝接受当地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民 众都纷纷喊他英雄，可惜，他听不见。
现在是十一点四十九分，我听到的消息是四个学生确定死了，2个老师和一个门卫都受伤了，其他孩子还在医院抢 救，死者和伤者合计24人。
新华网南京4月29日电 29日上午9时40分,江苏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一起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冲 入校园,砍伤31人,包括28名幼儿、2名教师、1名保安,其中5人伤势较重,有生命危险。目前受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抢救。持刀男子被当场制服。
据江苏省公安厅提供的消息,29日上午9时40分在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持刀砍伤31人的行凶者身份已经确认。他叫徐玉元,1963年生, 今年47岁,为泰兴本地一名无业人员。他原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于2001年被单位辞退。此前曾从事过违法传销活动。
中新社湛江4月28日报道 28日下午3时许，广东雷州一名正在病休中的中年男教师潜入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内， 先后冲到该校教学楼5楼和6楼，用水果刀砍杀16名学生和1名教师。案发后约一小时，疑凶即被当地警方抓获。
事发后，当地警方称，行凶者叫陈康炳，系雷州市纪家镇人，男，31岁，在雷州市白沙镇安富小学当教师，目前正在病休中。凶手被抓后，一 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况，其行凶动机尚未清楚。
据了解，事发时，学生正准备上课，凶手先砍伤五(3)班的几个学生后，又到五(4)班、四(1)班继续行凶，连续砍伤11名男学生和5名女学生。该 校美术教师符堪章看到凶手行凶时，奋起保护学生而被砍伤头、手等部位。
凶手作案后，跑到另外一栋教学楼4楼，企图跳楼自杀未遂，在与警方僵持一个多小时后被制服。
血案发生后，中共湛江市委常委、雷州市委书记李昌梧迅即带队赶到医院，安抚伤者和家属，随后即召开现场会议，布置善后处理措施。
江苏泰兴429中心幼儿园凶杀案
今天早上9点40左右，江苏泰兴市中心幼儿园发生凶杀案，行凶者据说是泰兴镇南郊人，今年四十七岁，因为拆迁问题迁怒社会，以杀害小孩报复社会。
临 近学校的靖江肉脯店某女士告诉顾志坚，九点四十分，她听到幼儿园方向传来不一般的杂吵恐慌的尖叫声，她看到两个女老师各抱着一个头上捂着纱布，头上还在渗 血的孩子，还有老师牵着一个孩子的手，经过她的门面去医院方向。
因为她有亲戚小孩在该幼儿园上学，她立即打电话通知亲戚并向学校走去。当时，知道 的人并不多。她走到学校门口的视乎，看到一个老师和一个小孩躺在学校大门里面的地上。不知道是身亡还是等救护车。她进去的时候，学校教室已经封闭，不让人 出入。随即看见南边一楼，有几个人在教室外面拿着棒之类的工具。里面的凶手还在残杀，外面的人着急无奈的隔着墙和凶手企图做斗争。然后就看到几个小孩子从 教室里走出来，有一个衣服上全都是血淋淋的，头部脸部没有事；一个左额有个拇指大的窟窿，血流了整个左脸；还有一个头顶受伤，满脸流血。他们几个人自己没 有表情走出来的，不哭也不闹，估计是被吓傻了，此时，血还在流淌着。门外围着家长和路人，连没有孩子在学校上学的路人也痛哭起来，焦急万分。这时候，救护 车来了，老师把孩子一个个送上车，大概至少有10个，后来听说送到医院有18个学生。
救护车来的时候，警车也来了，警察也跟着拿着警棍进去了 。感谢女士告诉老顾。下面是老顾听到的消息，警察来了也束手无策，一个送酒为生的退伍兵也许是听到消息赶过来，或许是正巧经过，他要进去，警察不肯，他拿 出退伍证，警察才让他进去，是他制服了歹徒，老顾来到现场的时候，他还呆在送货车里，很老实的样子，一点也不像英雄。他拒绝接受当地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民 众都纷纷喊他英雄，可惜，他听不见。
现在是十一点四十九分，我听到的消息是四个学生确定死了，2个老师和一个门卫都受伤了，其他孩子还在医院抢 救，死者和伤者合计24人。
新华网南京4月29日电 29日上午9时40分,江苏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一起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冲 入校园,砍伤31人,包括28名幼儿、2名教师、1名保安,其中5人伤势较重,有生命危险。目前受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抢救。持刀男子被当场制服。
据江苏省公安厅提供的消息,29日上午9时40分在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持刀砍伤31人的行凶者身份已经确认。他叫徐玉元,1963年生, 今年47岁,为泰兴本地一名无业人员。他原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于2001年被单位辞退。此前曾从事过违法传销活动。
墓碑（二十一之3）
六、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庐山会议还没有结束，中共中央就下达文件，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个月，坚决反对右倾思想”。
庐山会议毛泽东大获全胜，他已经狂热到变态的程度。这种变态在他给《诗刊》主编、副主编臧克家、徐迟的信中充分反映出来。1959年9月1日，毛泽东将他上山前和刚上山时写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寄给臧克家、徐迟，同时在附信中写道：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认为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只不过是几片“鸡毛蒜皮”，骂为农民说话的人是“王八蛋”。这种思想由各级党组织贯彻下去，为反右倾的运动添柴加火，也为1958年以来的错误作法推波助澜。一时，全国所有的报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会议，都围绕批判右倾思想这个中心。各种报刊保卫“三面红旗”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斗争。被批判斗争的人，有的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定为“严重右倾”。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经中共中央转发，成为全国的统一标准：1，公开散布系统性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2，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3，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缺点，反党反中央的；4，对党中央规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业务方针拒不执行，同党闹独立性，或者采取其它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手段，以阻挠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5，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1958年以来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6，在革命斗争中，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以来，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以后，仍然保持错误贯观点，不主动检讨的。
上述6条，只要有其中一条，又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军队系统，中共中央批准了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条标准：一是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二是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是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攻的；四是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作深刻检讨的。凡是犯有上列情况之一的，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军队的反右倾标准定在地方干部之前。地方标准是在军队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
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为全国做出榜样。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从1959年8月中旬到1960年1月中旬，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共有1900人，占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3%（其中司局级以上有287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9．3%）；被列为重点帮助对象的共有2714人，占这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4．4%。重点批判和重点帮助的共占党员总数的7．5%。经过揭发和批判，这两个党委给224人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其中司局级干部61人。此外，在这次运动中，还揭发出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其它坏分子90多人。
9月初，各地反右倾的战况汇报到中共中央。1959年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一些省市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材料，以推动运动时一步深入。9月初的情况如下。
甘肃。揪出了省委书记霍维德、省委委员贺健山（农业厅长）、省委委员雷恩钧（省监委书记）。霍维德主要问题是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说省委在粮食问题上犯了错误。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后两人的罪名是在反对“三面红旗”方面的看法与霍维德完全一致，他们所发表的“露骨的反党言论”还受到霍维德的赞扬和支持。
青海。揪出了省委书记张国声、省委宣传部长聂景德、省委委员副省长张毅忱、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陈光远。说张国声攻击省委第一书记，否定1958年的伟大成就。张毅忱的罪状是“攻击”省委在1958年中的做法，“认为去年省委订的粮食产量过高”“夸大了农村缺粮问题”。陈光远的罪行是写了一篇题为《要注意加强州、县、公社党委的集体领导》（内参），批评了党委第一把手的不民主作风，还写了《革命胆略与实事求是》（发表于7月10日的《青海日报》）的文章，“夸大了1958年的阴暗面”。
新疆。揭发批判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辛兰亭。“对大办钢铁泼冷水”、“对去年大跃进成绩有怀疑”、“对自治区党委领导不尊重”。
贵州。1958年8月就揭发批判了省委书记常颂，到庐山会议后，常颂已死，但还要“清算”，又揭发批判和常颂看法相同的省委组织部长夏德义。
湖南。揭发批判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麟。“他与周小舟的社会观、政治主张是一样的，并和周小舟一起进行宗派活动”。
安徽。揭发批判省委书记张恺帆，候补书记、宣传部长陆学斌。张恺帆“下令强迫解散食堂”，“最近又揭发出他包庇反革命分子、代表地主富农到处叫喊等严重问题。”陆学斌“认为大办钢铁是劳民伤财，大跃进是一笔糊涂帐，人民公社是一大二空，中国农民太老实了。”“诬蔑毛主席给公社小队长写信是不相信中间这一层干部。”
黑龙江。揭发批判了省委委员、黑龙江大学校长兼东北农学院院长刘成栋，哈尔滨市委委员、哈尔滨电机厂党委书记邢子陶，鸡西市委委员、鸡西矿务局长李奎生。刘成栋说大跃进的“缺点是一个大拇指”。
河南。“揭发批判了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和洛阳轴承厂厂长闫济民等人的严重的右倾言行。”
陕西。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了西安市委书记程元方、西安市委宣传部长丛一平、省经委副主任陈平、省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岳邦珣等人反对大跃进、公社化、大办钢铁的一系列反动论点。
吉林。全省党员干部正在批判通化地委书记李晨反对农业八字宪法，反对供给制等右倾言行。
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揭露批判了海南区党委委员、琼崖县县委第一书记王荫轩等24名右倾思想、言论突出的重点对象的错误论点。
江西。揭发了省地质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承恩等人说大跃进“得不偿失”、今年再跃进“绝不可能”等右倾言论。同时还揭露了1956年省党代表大会期间，原赣南区党委工业部长等人，对省委领导和三反、五反、镇反、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毒攻击。
中共中央在这个材料的按语中写道：
现将一些省市自治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简报发给你们。右倾分子的人数虽然不多，在高级干部中所占比例虽然很小，但是在适合他们的气候下，却可以兴风作浪、煽起一股逆流，如果不及时加以揭发和批判，就会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跃进，给工作以很大危害。请你们加以注意。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倾的“靶子”。有些省将揭发出来的省级干部定为“反党集团”。如青海省定为“以张国声国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撤销张国声省委书记、常委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撤销聂景德的宣传部长等一切职务；撤销程光远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的职务。
在工矿企业，按照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对职工进行分类排队，对问题严重的进行重点批判。为了推动各地的反右倾运动的深入，中共中央接二连三地批转各地反右倾的经验：
195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上的批示中强调：“对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要像对待病菌那样，从一切角落里把他们的思想影响扫除。”批示全文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是：
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这实际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庐山会议以来，在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斗争中，已开始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地揭露出来，请你们认真注意，彻底加以批判。
这个文件不仅把1959年春夏的一些纠偏措施全部否定，还说成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倾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共中央还多次批示、转发各地的斗争经验，说“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线路也是不可能的。”
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都说成是“右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绵阳地委的一篇报告中说：“绵竹县兴隆公社是全县土地最肥沃、水利条件最好的米麦之乡，但是在以党委书记丁仁发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害下，粮食竟减产30．8％，生猪减少51％，耕牛死亡12％，社员出勤率只有50％。又如青川县苏河公社，因为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田地荒芜，连年减产，疾病流行．．．．”报告说，反右倾运动就是要“给铁打的人民公社再包一层钢，给大跃进的车子再加足油！”这样以左反左，后果越来越严重。
在这场斗争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 显然，这个数字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全部。
1962年5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甄别平反时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40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总有几千万。”
反右倾斗争使几千万人受到影响。1957年反右派斗争，封住了知识分子的嘴；庐山会议封住了高级干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国只有一声音，就是毛泽东的声音。不管他说什么，都是“最高指示”。对他说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发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倾斗争是和保卫“三面红旗”结合在一起的，因1959年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这更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因此，1959年继续饿死人，1960年出现了饿死人的高峰，1961年饥饿死亡的情况还在继续。这时毛泽东才说：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纪要、上海会议十八条的精神，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要搞到连队，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有一点悔过之意，但他对错误的认识多么肤浅！
庐山会议还没有结束，中共中央就下达文件，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个月，坚决反对右倾思想”。
庐山会议毛泽东大获全胜，他已经狂热到变态的程度。这种变态在他给《诗刊》主编、副主编臧克家、徐迟的信中充分反映出来。1959年9月1日，毛泽东将他上山前和刚上山时写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寄给臧克家、徐迟，同时在附信中写道：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认为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只不过是几片“鸡毛蒜皮”，骂为农民说话的人是“王八蛋”。这种思想由各级党组织贯彻下去，为反右倾的运动添柴加火，也为1958年以来的错误作法推波助澜。一时，全国所有的报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会议，都围绕批判右倾思想这个中心。各种报刊保卫“三面红旗”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斗争。被批判斗争的人，有的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定为“严重右倾”。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经中共中央转发，成为全国的统一标准：1，公开散布系统性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2，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3，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缺点，反党反中央的；4，对党中央规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业务方针拒不执行，同党闹独立性，或者采取其它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手段，以阻挠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5，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1958年以来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6，在革命斗争中，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以来，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以后，仍然保持错误贯观点，不主动检讨的。
上述6条，只要有其中一条，又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军队系统，中共中央批准了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条标准：一是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二是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是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攻的；四是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作深刻检讨的。凡是犯有上列情况之一的，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军队的反右倾标准定在地方干部之前。地方标准是在军队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
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为全国做出榜样。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从1959年8月中旬到1960年1月中旬，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共有1900人，占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3%（其中司局级以上有287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9．3%）；被列为重点帮助对象的共有2714人，占这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4．4%。重点批判和重点帮助的共占党员总数的7．5%。经过揭发和批判，这两个党委给224人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其中司局级干部61人。此外，在这次运动中，还揭发出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其它坏分子90多人。
9月初，各地反右倾的战况汇报到中共中央。1959年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一些省市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材料，以推动运动时一步深入。9月初的情况如下。
甘肃。揪出了省委书记霍维德、省委委员贺健山（农业厅长）、省委委员雷恩钧（省监委书记）。霍维德主要问题是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说省委在粮食问题上犯了错误。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后两人的罪名是在反对“三面红旗”方面的看法与霍维德完全一致，他们所发表的“露骨的反党言论”还受到霍维德的赞扬和支持。
青海。揪出了省委书记张国声、省委宣传部长聂景德、省委委员副省长张毅忱、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陈光远。说张国声攻击省委第一书记，否定1958年的伟大成就。张毅忱的罪状是“攻击”省委在1958年中的做法，“认为去年省委订的粮食产量过高”“夸大了农村缺粮问题”。陈光远的罪行是写了一篇题为《要注意加强州、县、公社党委的集体领导》（内参），批评了党委第一把手的不民主作风，还写了《革命胆略与实事求是》（发表于7月10日的《青海日报》）的文章，“夸大了1958年的阴暗面”。
新疆。揭发批判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辛兰亭。“对大办钢铁泼冷水”、“对去年大跃进成绩有怀疑”、“对自治区党委领导不尊重”。
贵州。1958年8月就揭发批判了省委书记常颂，到庐山会议后，常颂已死，但还要“清算”，又揭发批判和常颂看法相同的省委组织部长夏德义。
湖南。揭发批判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麟。“他与周小舟的社会观、政治主张是一样的，并和周小舟一起进行宗派活动”。
安徽。揭发批判省委书记张恺帆，候补书记、宣传部长陆学斌。张恺帆“下令强迫解散食堂”，“最近又揭发出他包庇反革命分子、代表地主富农到处叫喊等严重问题。”陆学斌“认为大办钢铁是劳民伤财，大跃进是一笔糊涂帐，人民公社是一大二空，中国农民太老实了。”“诬蔑毛主席给公社小队长写信是不相信中间这一层干部。”
黑龙江。揭发批判了省委委员、黑龙江大学校长兼东北农学院院长刘成栋，哈尔滨市委委员、哈尔滨电机厂党委书记邢子陶，鸡西市委委员、鸡西矿务局长李奎生。刘成栋说大跃进的“缺点是一个大拇指”。
河南。“揭发批判了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和洛阳轴承厂厂长闫济民等人的严重的右倾言行。”
陕西。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了西安市委书记程元方、西安市委宣传部长丛一平、省经委副主任陈平、省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岳邦珣等人反对大跃进、公社化、大办钢铁的一系列反动论点。
吉林。全省党员干部正在批判通化地委书记李晨反对农业八字宪法，反对供给制等右倾言行。
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揭露批判了海南区党委委员、琼崖县县委第一书记王荫轩等24名右倾思想、言论突出的重点对象的错误论点。
江西。揭发了省地质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承恩等人说大跃进“得不偿失”、今年再跃进“绝不可能”等右倾言论。同时还揭露了1956年省党代表大会期间，原赣南区党委工业部长等人，对省委领导和三反、五反、镇反、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毒攻击。
中共中央在这个材料的按语中写道：
现将一些省市自治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简报发给你们。右倾分子的人数虽然不多，在高级干部中所占比例虽然很小，但是在适合他们的气候下，却可以兴风作浪、煽起一股逆流，如果不及时加以揭发和批判，就会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跃进，给工作以很大危害。请你们加以注意。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倾的“靶子”。有些省将揭发出来的省级干部定为“反党集团”。如青海省定为“以张国声国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撤销张国声省委书记、常委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撤销聂景德的宣传部长等一切职务；撤销程光远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的职务。
在工矿企业，按照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对职工进行分类排队，对问题严重的进行重点批判。为了推动各地的反右倾运动的深入，中共中央接二连三地批转各地反右倾的经验：
195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上的批示中强调：“对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要像对待病菌那样，从一切角落里把他们的思想影响扫除。”批示全文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是：
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这实际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庐山会议以来，在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斗争中，已开始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地揭露出来，请你们认真注意，彻底加以批判。
这个文件不仅把1959年春夏的一些纠偏措施全部否定，还说成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倾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共中央还多次批示、转发各地的斗争经验，说“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线路也是不可能的。”
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都说成是“右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绵阳地委的一篇报告中说：“绵竹县兴隆公社是全县土地最肥沃、水利条件最好的米麦之乡，但是在以党委书记丁仁发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害下，粮食竟减产30．8％，生猪减少51％，耕牛死亡12％，社员出勤率只有50％。又如青川县苏河公社，因为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田地荒芜，连年减产，疾病流行．．．．”报告说，反右倾运动就是要“给铁打的人民公社再包一层钢，给大跃进的车子再加足油！”这样以左反左，后果越来越严重。
在这场斗争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 显然，这个数字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全部。
1962年5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甄别平反时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40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总有几千万。”
反右倾斗争使几千万人受到影响。1957年反右派斗争，封住了知识分子的嘴；庐山会议封住了高级干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国只有一声音，就是毛泽东的声音。不管他说什么，都是“最高指示”。对他说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发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倾斗争是和保卫“三面红旗”结合在一起的，因1959年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这更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因此，1959年继续饿死人，1960年出现了饿死人的高峰，1961年饥饿死亡的情况还在继续。这时毛泽东才说：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纪要、上海会议十八条的精神，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要搞到连队，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有一点悔过之意，但他对错误的认识多么肤浅！
墓碑（二十一之2）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乃父亲生前有两个错误：一是没有阻止大跃进，二是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书中说：“对大跃进，刘少奇的态度是被动消极的，他的观点即使在‘文革’中，对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隐约可见；但他曾力图紧跟，积极去理解，对人民群众中迸发出巨大的积极性，倍感兴奋，为取得惊人‘奇迹’所感动，并由衷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如果能够快，当然好，谁愿意慢呢？’不久，发现了严重问题。庐山会议前后，他坚决要反‘左’，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尽力去纠正‘五风’，反对高指标。”
“刘少奇虽不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他毕竟没能制止这场灾难。作为党的第二号领袖、国家主席，他参与、赞同了‘大跃进’，支持了反右。发现问题后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错误，责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批判。”
刘源说乃父没有制止大饥荒的灾难，这是苛求。他没有想到，乃父名义上是党的第二号领袖，但在当时的制度下，实际是毛泽东的臣下。不过，刘源这一句话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人们自然归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
周恩来
在过去漫长的革命岁月，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毛泽东。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是“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实际上，周恩来将军事实际指挥权交给了毛泽东。1935年3月的“打鼓新场风波”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并以辞职相要胁，最终得到了周、张的同意，毛泽东从此取得了独自指挥军队的权力。 建国以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毛泽东以君臣关系相处。1956年，周恩来和陈云根据在第一线抓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反冒进”，后来在南宁会议以及其它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痛斥。周恩来一度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大跃进”就是针对“反冒进”而提出来的。周恩来从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议“大跃进”了，紧跟毛泽东搞“大跃进”。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6月24日，毛泽东在赴长沙的火车上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竟说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那样耐人寻味的话。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等人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会议的第二天，周恩来受留在北京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之托，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国家经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送到会各同志参考。这份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着重强调: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也是严重的，低估这方面也是危险的。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些调整、巩固的措施。
周恩来是7月1日上山的，2日，他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了毛泽东出的19个题目，关于国际问题是他建议加上去的。以后，他先后参加东北小组、华南小组、华北小组、西北小组等小组会以及各协作区主任会议，都明确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党在领导工农业方面的一系列缺点、错误: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周恩来是一个聪明人，他深知，对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或纠正可以，但伤及“三面红旗”是绝对不行的。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认为；“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形势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看法，但没有采取和彭德怀相同的做法。”
既要维护“三面红旗”，又要解决“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周恩来的内心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讲了一番话。这番讲话主要是为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辩护。第二天传达时，当传达到“一年来有好的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光说有坏的错误的经验”时，周恩来插话说，1958年邀请来中国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国后谈在中国的观感，说中国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错误缺点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中国“大跃进”这个词好。其实，扎夏季科对中国有批评性意见。周恩来只转达人家的好话，把人家批评的话隐瞒了。周恩来为了用苏联人的话为毛泽东帮腔，竟片面地转述人家的意见。
7月12日到22日，周恩来四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12日周有一个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他认为去年是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 他用大量的时间讲业务问题，这是国务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回避政治斗争的锋芒。
7月16日，关于大炼钢铁问题，周恩来讲话中算了一笔账：虽然财政补贴了40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账要算，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盈亏的账，也要算将来盈亏的账。 当时不少人认为，周恩来这么算账，对于维护“大跃进”，很有说服力。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发表讲话批评彭德怀，却表扬了周恩来。在讲话中间，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一边表扬，一边又说：“他们重复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这句话虽然是指批评大跃进的那些人，但钩起周恩来南宁会议的旧痛。毛泽东又拉又打，使周恩来更加小心。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散会以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恩来和彭德怀有一段对话颇有意味，不妨抄录如下：
周：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钢，是一个革命。2700万－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和泄气分开。
彭：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冷得比较早，10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呢？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要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7天的储备。6月底的存粮只有310亿斤。去年增加了2010万人。按“一五”经验，1元货币比9．6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年1比8．8就紧张了。
彭：这个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就跑到二中全会上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汲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是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两个方面都说了的。
周彭对话中，彭很直率地批评周恩来“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彭德怀学海瑞，周恩来没有学，彭德怀学了。现在周恩来主动了，可以批评彭德怀了。
7月26日，毛泽东提出“对事，也要对人”以后，批斗升级。彭德怀写信成了“右倾活动”，成了“猖狂进攻”。这一天下午，周恩来向北京来的各部委的来参加会议的干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坚持两点：一点是政治上维护总路线，另一点是实事求是地抓工作。说：“这两点一个是政治方向，一个是工作态度”。他强调：“政治主向是第一位的问题，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线性的问题，工作态度是第二位的问题。”他不仅认为彭德怀的信属于政治方向的问题，还说国家计委李云仲的信 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错误。” 他苦口婆心地对他的部下关照。让大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要站错队，要保卫总路线，不要动摇；同时要抓好经济工作，渡过经济难关。
8月1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其他人也不时插话，追问。周恩来也有不少插话和追问。彭德怀在谈到一些历史情况时，周恩来问，访问苏联时，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送彭德怀出门时，斯大林跟彭德怀说过什么话。这是在追查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周还插话说，彭德怀的信“方向是向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是指向总路线”。“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当林彪说彭德怀“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看风使舵”、“马列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的时候，周恩来插话：“相反，很骄傲，犯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周恩来说彭批评毛泽东是“犯上”，这显然是皇权时代的思维。当刘少奇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时，周恩来插话说：“这是感情问题。”当毛泽东说彭德怀过去和他七分合作时，周恩来急忙补充说：“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8月1日，批判彭德怀的大批“援军”上山，他们是来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这批“援军”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会议中有一种苗头，就是多讲缺点，夸大缺点，以彭德怀国志为代表。他在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7月7日在主席那里汇报时，他也谈了这个看法，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接着，周恩来把常委会上强加给彭德怀的各种罪名，传达给“援军”。如：“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 “张闻天讲了三个钟头，‘文武合壁，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的。”“彭信一出来，问题性质变了……是纠左之后，右倾机会主义露头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彭德怀同志是这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所以，这次全会毛主席提出来，全会的任务，就是要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内分裂斗争。问题本质是这么一回事。”
8月19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集中力量批判毛泽东强加给彭德怀等人的“军事俱乐部”。8月24日，周恩来在这个会上作《善于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的报告》，不仅传达了庐山会议上加给彭德怀的种种罪名，还按照毛泽东的口径，清算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的错误。
在彭德怀受到围攻的时候，周恩来没有说一句公道话，反而落井下石。在7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还担任了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賊”。刘少奇这个定案材料，经周恩来签字，传达到全国每一个党支部。
朱德
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面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朱毛”，朱在毛的前面。建国以后，毛泽东给朱德一个委员长的职务，名义上很好听，蒋介石也不过是个委员长嘛！实际没有实权。朱德也落得个清闲，不争权，学明朝初年的徐达对朱元璋，和毛泽东保持君臣之礼。朱德有较深的国学根底，知道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必然“狡兔死，走狗煮；飞鸟尽，良弓藏”；知道此时再不能像战争年代那样不讲“名份”。在这一点上彭德怀不如朱德有“文化”。
1958年10月9日，朱德题词支持甘肃荒唐的引洮上山工程：“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如果这是不了解实情的话，那么，1959年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视察，是看到了一些真实情况的。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发言，很客观、很明白。他说：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么愿意共产吗？食堂说是自负盈亏，实际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家庭制度应当巩固起来。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
7月23日下午，朱德参加第一组，他第一个发言。他为1958年过热辩护，说：“大跃进是靠热出来的，热是革命的基础。”他的调子开始向支持大跃进变化。不过，他还是坚持说一些真话：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断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7月25日下午，朱德参加第四组，作了较长的发言才谈到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他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符合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重。李锐就这段话评论说：“朱德同彭德怀是30来年的战友，相知很深。看得出来，这时他非说这番话不可。 “非说这番话不可”说明，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连朱德这样高地位的人，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26日，彭德怀违心地作了检查以后，朱宽慰地说：“彭总发言态度是好的，我想他是畅快的。彭总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它当作包袱背起来了。” 朱德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
8月1日常委会，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当然没有“击中要害”。他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
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晚来庐山的人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在林彪作了长篇发言之后，朱德讲了约10分钟。他说，自己原来估计不合适，认为彭德怀同志写这封信是临时想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他最后说：“现在毛主席还在，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让位，我看谁也不赞成的。德怀同志对总路线动摇，最基本的问题是不认识群众，不认识党。他的最大错误就在这里。”
朱德和彭德怀是老战友，对待“三面红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朱德虽然批判的调子比别人低，也没有为彭德怀说一句公道话。朱德也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尽管如此，在毛泽东的眼中，朱德是“老右派”。他曾同他的英文秘书林克私下说过：“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
在“会议政治”制度下，参加会议的人，必须就最高领导人的看法，人人表态。通过表态来“划线”、“站队”。这像每个人必须脱光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领导人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说话是不行的。不说话就意味意站到反对派一边了。但是，要说话，只能跟随主流意见。说不同的意见，就要遭到围攻。朱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在话下。
林彪
新中国的建立，论战功，没人在林彪之上。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他身败名裂之后，也没有人否认这一点。1954年的高岗事件，林彪受到牵连，在政治上丢了不少分。从此林彪以养病为名，韬光养晦，等待时机。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们分析这中间有毛泽东的授意。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期间，还看望了在上海养病的林彪。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相信，有了这样的政治投资，在关键时刻，林彪还是一员用得着的猛将。也许毛泽东对彭德怀早就不满意，把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放在彭德怀之上，就有让林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安排。
林彪本来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以后，就调林彪作为“援军”上山。在军事建设上本来林彪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他们两人一起批评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工于心计的林彪，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洞若观火，他知道毛泽东此时处境相当困难。他盘算，此时支持毛泽东，一定是收效最大的政治投资。
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和其他人经过了“神仙会”阶段不同，他一上山，就以坚决的态度反右。他对彭德怀的批判上纲最高，火力最为猛烈。
7月31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说话，他批彭的过程中别人插话帮腔。当毛泽东说到1958年的问题是在群众运动中发生的，气可鼓而不可泄。彭德怀说，我对此俯不深。林彪急忙插话说，气难鼓易泄，泄了便难鼓。 他的态度和彭德怀成了鲜明对比，他说的话也符合毛泽东的思路。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期间，平型关大捷广为中国人称道的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资本。彭德怀搞百团大战 使在日本铁蹄下的中国人振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百团大战虽然对抗日战争有好处，但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因为它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军这边来了。因此，毛泽东不仅不肯定百团大战，反而当作彭德怀的一个历史错误。为了迎合毛泽东，林彪在批判彭德怀时，把自己指挥的平型关大战也否定了。他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泽东接着林彪的话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就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我，日，三国志”。 在毛泽东的心中，共产党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爱党胜于爱国。如果在抗日战争中全国人民知道了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中国共产党就会受到中国人的唾骂。所以，百团大战结束时毛泽东公开向彭发了贺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这个贺电并不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
7月14日的信，本来是彭德怀给毛个人的，毛不经彭本人同意就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发给与会者。彭对此有意见，一再要求收回。毛在7月31日却违背事实地说：“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林彪立即帮腔：“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8月1日常委会上，紧接着朱德“隔靴搔痒”的发言之后，林彪的发言直击要害，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定了调子。他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冯玉祥。说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在刘少奇的发言后，林彪又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否定：“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字，就是野心，派头、气势。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滑，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插话：不好敞开谈）……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利用坦率形式迷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滑的本质。（毛泽东插话：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表面上好意，实际要抓辫子……表面似好意，实际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的单独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的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8月4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传达两天常委会开会的情况，第一个是林彪讲话，他讲了一个半小时，不用“彭德怀同志”。林彪说：“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援兵。”彭德怀的信“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的，反对大跃进的，反对人民公社的。”“他虽然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对毛主席。”“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我的直接印象，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毛主席无论在天资方面，学问方面，事业的成就，工作能力，马列主义水准方面，更何况思想意识，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
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不是始于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始于1964年，而是始于毛泽东最困难的1959年。这对毛泽东是雪中送炭。
在8月1日的会上，彭德怀曾提出换一个人管军队，毛泽东很明确地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但就在8月17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彭德怀被罢了官。经毛泽东提议，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工作，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帮助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亲自主持，对彭德怀、黄克诚、邓华（接替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洪学智（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长）、万毅（国防科委副主任）、钟伟（北京军区参谋长）等进行了残酷的批判和斗争。
陶铸
陶铸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重要的封疆大吏。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毛泽东派他到广东大反地方主义，打击和压制了一批广东籍干部。1959年反瞒产私分是广东最先搞起来的。
7月2日，从武汉到九江的江新轮上，陶铸遇到从北京来开会的人。他请大家吃荔枝。谈到广东因闹水灾，更增加形势的严峻。不过，他是乐观的。
7月3日，陶铸在中南组发言谈广东的情况。说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将丝一下子搅成团，“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农民不养猪了，副食伤得太厉害。不过，他虽然讲广东形势严峻，但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7月3日，刚上山的晚饭后，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年的高指标，没有遵守客观规律，计划工作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谈到高指标计委顶不住的问题，都认为计委有责任。陶铸还从王明路线的历史情况，谈到富春是顶不住的。冶金部的负责人，当然更有责任。
7月22日下午，陶铸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谈问题的基调同会议初期有了不同。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用不着怀疑。去年粮食和工业增长幅度古今中外都没有过。谈到彭德怀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来看，对缺点的看法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把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所取得伟大胜利是否可靠。从我党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而难以纠正的错误，也决不是如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屡次指出的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这样，就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不是一个指头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现在并未纠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左。这就会把事情搞坏。” 请注意，在毛7月23日讲话以前，这样上纲上线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铸。
陶铸三次找黄克诚劝降。第一次没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黄谈话，说：“不管你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黄克诚反驳：“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认？”第二次失败，陶铸第三次批黄克诚谈话，让黄“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尽早承认错误 。8月5日，陶铸写信给黄克诚，说：“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站出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处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 陶铸用专制社会妇女的“贞节”解释“对党的忠诚”（实际是对领袖的忠诚），把对领袖个人的忠诚，当作一个人立身的“操守”。不顾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谁手里，只对最高掌权者个人忠诚，正是专制制度中官员的行事原则。
8月6日，陶铸在第三组发言。说他对彭德怀“总的印象是，他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很不服”。“30多年来党的历史证明，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没有今天革命的胜利。可是彭德怀同志对毛泽东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怀说党中央没有民主，那是胡说……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党的生活原则，党内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证”。“彭德怀同志之所以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不满，其用意不是别的，是企图改变党中央的领导，由他来干。他总希望中国出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时他就可以充当纳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乱，搞乱了，他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实现个人野心。”陶铸把彭德怀比作纳吉，这是这次会上批彭上纲最高的说法。陶还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全面否定，说“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功则归己，过则归人，是彭德怀同志的一贯作风……彭德怀同志的为人就是这样：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艰苦朴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开来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8月8日，陶铸在小组会上又揭批张闻天，对张闻天的检讨提出三点意见。说张闻天与“军事俱乐部”的关系“完全是自觉的、有意识伯，并有实际行动的”。逼问张21日发言的目的。还说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根本没有改造好。又声色俱厉地逼问周小舟在“军事俱乐部”里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会”期间，陶铸写了《七律·登庐山》：
庐山真面谁能识？尽在云烟变幻奇。
偶见晴空飘白练，忽惊树杪涌清漪。
朱陈往事增惆怅，白李遗诗添彩姿。
最是劲松绝壁立，崇高风格不须疑。
陶铸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判断这次庐山会议一定会风云变幻，他随风向变化而自保，但心头还是若有所失。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树的风格啊？但是，在专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树那种傲然挺立呢？这是陶铸的悲剧，也是共产党多数高官的悲剧。
谭震林
谭震林是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他在庐山会议上站在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立场是很自然的事。
还是在武昌会议时，讨论粮食公布数字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有的说可以公布1万亿斤，有的说可以9000亿斤。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谭震林立即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7月20日，在周恩来处开会，批评周惠时，黄克诚同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说请黄克诚上山是作为批彭德怀的“救兵”，黄回答说，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说的“反兵”本来是从谭的“救兵”而来的，后来批判黄时，谭震林把这句话说成为“蓄意反党”罪证。
26日，在黄克诚检讨之后，谭在第五组发言。他首先检查了自己在1958年的错误，认为他要负主要责任，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在检讨自己时，还为毛开脱，说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作出了伟大贡献。说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批评了左的错误，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然后说到彭德怀的信，说：“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彭德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我决不因为这封信，就不承认他的过去。他的为人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将来再作出的贡献。”
过了两天，有人批评谭对彭人格和历史功劳的肯定，谭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对彭德怀的肯定方面。还说：“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 在《三国演义》中，张飞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却是有“反骨”的。
陈伯达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陈伯达提出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主张，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奚落。后来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实际情况，开始转向反左。
刚上庐山时，他和几个秀才一起发表议论，批评1958年的失误。他在7月18日、19日在第三组曾经两次发言，认为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产品，要对事不对人。他说：“我和陈正人同志开了一次火”，中央农村工作部应当检讨。因为陈正人认为农业并没有多大问题，粮食只是小部分地区紧张。陈伯达还说到他受骗、“吃苦药”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东范县所看到、所听到的一些东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是下面干部预先布置的。最近《红旗》杂志的同志到那两个县，把一些情况查清楚了。我把反映这些情况的信，给舒同和吴芝圃同志看了。他们两位都很难过。”庐山会议前陈伯达到福建作过调查，因为他是福建人，听到一些真实情况，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问题。
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前，陈伯达和田家英、吴冷西、李锐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23日讲话以后，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样，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离右派30公里”的人中的一个。
23日以后，陈伯达在小组会上自然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之一。
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陈伯达一方面修改自己的发言稿（《简报》刊出时删掉一些），一方面又长篇大论地批判彭德怀的信。他以理论家的姿态，引经据典地为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帮腔。把大跃进和巴黎公社并提。还说：“我完全同意主席讲话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县，又到广东、福建，是被广大群众那种冲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动的，所吸引住的。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我是没有怀疑的，虽然我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陈伯达认为彭德怀的信“一个对形势的估计，一个对倾向的估计，都是错误的。”
由于他在郑州会议上挨过毛泽东的批评，不管他怎样表态，怎样洗刷自己，别人对他还是不留情面，还是不放过他。在8月初最紧张、斗争最尖锐的时候，陈伯达就生病，不参加会议。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陈伯达埋头写文章。10月9日，他将写就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给毛泽东。此文正中毛泽东下怀，但还嫌火力不足。10月11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更好。”陈伯达按毛泽东的意见，征求了康生、胡乔木的意见并加以修改以后，将题目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后，发表在《红旗》1959年22期上。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
由于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陈伯达走出了郑州会议挨批的阴影，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
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是毛泽东的近臣。
在去庐山开会的列车上，李锐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1958年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胡还认为“以钢为纲”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
7月3日，刚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年的高指标。胡乔木除了再次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以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他说，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记了。
7月6日晚，在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李锐、胡乔木、陈伯达五人闲谈，胡再一次谈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认为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因而才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又认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说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年一反常规，毛泽东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头脑发热之程度。武昌会议公布粮食产量7500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但胡没有敢向毛汇报。为此，上海会议胡乔木挨了毛的批评，毛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胡乔木介绍，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对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王不敢去向毛汇报，刘向毛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胡乔木说，王应该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还谈到，自南宁会议以后，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之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了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登峰造极了。
大概是7月18日，在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李锐五人对彭德怀的信都很感兴趣，觉得信内容好，观点跟我们一致。不过，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可能从王任重那里得知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满的消息。
7月18日，胡乔木在第二组作了较长的发言，为《记录》（草稿）起草者辩护。因为《记录》（草稿）中关于形势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对1958年成绩讲得不够，问题讲得太重。胡乔木回答这些批评，认为1958年问题还是应该说透。在发言中，胡乔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他实际上是支持这封信的。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之后，胡乔木一度沉默，几天以后态度180度大转弯，急忙紧跟。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他本是参加第二组的），作了长篇“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长篇发言。 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接着从六个方面将斯大林晚年和毛泽东作了比较，借此对毛泽东进行吹捧。
由于胡乔木、陈伯达等“秀才”的善变，8月11日毛泽东讲话中说：“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样，虽然会议初期，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也说了一些真话，但没有受到批判。
为了进一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一下庐山，胡乔木就送上了《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的长文，对彭德怀的信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强加了种种政治帽子。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印发给全国，成为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重武器。
说完了原乔木，还得顺便提一提吴冷西。他身兼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长之职。上庐山以前和庐山会议初期，吴冷西对大跃进的形势持批评态度。他还给分社下达指令，让分社收集大跃进以来的材料。所以，当时分社发来的内参稿件讲了一些真话。彭德怀回国以后看了很多“内部参考”、并对他产生影响的，就是新华社提供的。庐山会议转向以后，吴冷西不仅态度很快转变，他还立即给北京新华社总社打电话，让把分社收集的批评大跃进的材料送上庐山，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根据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长尤淇、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云南分社社长陈涌进、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福建分社社长孙权等7位，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杜导正对本书作者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是总社的意见，广东的陶铸是想保他的。
贺龙及其他几位高级将领
贺龙元帅是一个有胆量的人。1916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巴茅溪盐税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济贫的队伍。在南昌起义时，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先是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后调北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处在高位的贺龙，在毛泽东面前，已经没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胆量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是毛泽东的一个得力打手。
从7月18日到21日，在第三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批评态度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少数几个人。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发表7．23讲话，他们却态度鲜明，坚决维护“三面红旗”。贺龙还揭发彭德怀说的“请红军来”的话。
7月24日，贺龙在发言中进一步揭发彭德怀，他提到洛川会议，说对毛主席的抗战战略方针，有人不坚决执行。 毛在7月17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谈话时，谈到洛川会议旧事。说彭德怀主持的华北军委分发的小册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为主的方针。这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说明彭历史上就跟他不一致。 但这五人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毛谈话的内容。贺龙这个揭发和毛泽东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贺龙发言更为尖锐。8月3日，他在第三组发言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军队干部中，罗瑞卿、苏振华、黄永胜、萧华等对彭德怀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锐。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罗瑞卿的态度。
7月8日，还是在“神仙会”阶段的早几天，李锐发言批评“以钢为纲”和指出国民经济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时，罗瑞卿就打断李的发言，极力维护“大跃进”。（同上，第31页）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以后，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人由于想不通，在周惠住处发泄情绪。周小舟怀疑毛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认为按照讲话的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他们三人就去找黄克诚谈谈，后来，彭德怀也进来了。他们出来时，被罗瑞卿碰上了。 当然罗瑞卿不知道他们谈论了什么，但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这几个人相聚，引起了罗瑞卿的高度警惕。经罗瑞卿揭发后成了“23晚事件”。在会议后期的批判中，这个事件成了追查和围攻的重点。
8月3日，罗瑞卿在第五组发言说，彭德怀生活上学冯玉祥（指艰苦朴素）是“伪君子”，“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有人插话：‘换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党性有亏，私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说生活，为人很多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生活朴素有什么用处？”罗不仅在小组会上发言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在会下见面时还当面质问彭德怀。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组里发言。但罗瑞卿十分活跃，不仅在自己组里发言，还到其它几个组里发言。8月10日，罗瑞卿强行带着着李锐到黄克诚那个小组去，就“23日晚事件”和所谓“斯大林晚年”问题和黄克诚对质。批斗会形成了一个新高潮。像爆发了一棵炸弹，全组立时哗然。罗发言时疾言厉色，说彭德怀、黄克诚的住处成了反党司令部，成了搞阴谋活动的地方。他厉声质问黄克诚：“你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了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罗瑞卿由公安部长升任为总参谋长，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军委工作。据说这是林彪建议的。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政治高压下，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摔断了腿。叶剑英元帅为此赋诗一首，其中有“将军一跳身名裂”之句。“彭陆罗杨”中的彭真，在庐山会议上也是一位批判彭德怀的得力干将。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上，彭真多次发言、插话和质问。
萧华对彭德怀也是落井下石。由于他和彭德怀一起出访东欧，他的揭发是很要害的。8月9日第四组继续开会，有人又追查彭德怀出国的事。萧华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有人接着念了彭德怀在出访东欧几国时的谈话记录。萧华说：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
在彭德怀蒙受冤案时，其他几位元帅没有人为他说过半句公道话，没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泽东去劝降，要彭早点认罪。7月30日上午（彭德怀说是7月24日，李锐的日记中记的是30日），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劝说彭德怀作检查。彭德怀的记下了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
他们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它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了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了我准备写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谈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
8月3日，聂荣臻在小组会上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形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主席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话时，都激动得掉泪了。”陈毅元帅是外交部长，8月24日，外事系统召开批斗张闻天大会，大会小会反复进行揭发、批判。集中火力追查“里通外国”的问题，一盆盆污水泼到张闻天头上，对一切问题都要当场交待清楚。张闻天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回到家里，同亲人相对默坐，禁不住潸然泪下。 主持批斗张闻天的，就是陈毅元师。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来都是支持彭德怀的，周惠因讲了不少真话在会上受到不少批评。毛泽东对原来持彭德怀看法的人极力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为了“挖彭德怀的墙脚”，找周惠到美庐（毛泽东的住处）单独谈话。周惠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列入反党集团。毛泽东也曾想把周小舟拉过来，8月1日，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并且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告诉周，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周小舟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临下山时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并请他帮自己照顾妻室儿女。 周小舟没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围攻，但他还是坚持到底，1962年对右倾主义分子甄别时，中央规定对周小舟不甄别。
周惠的归顺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40年以后，作家权延赤合写了一本书，书中把右倾反党集团写成“彭黄张周周”，把本来不是反党集团的周惠加了进去，还对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实的粉饰。据知情人说，这是周惠的子女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况。 这一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乡――《新湖南报》即《湖南日报》的前身的编辑记者们，他们自费出了一本书，书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庐山会议结束以后，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态，回湖南和张平化一起，不仅穷追狠斗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还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株连二万多名干部落马。这本书还揭露，1957年，周惠制造了一个“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将54人打成了右派（全报社共有编辑记者145人）。当年《新湖南报》的社长朱九思还在这本书的前面写道：“谁是真金，谁是粪土，包括当年那位不可一世现在仍不知羞耻的人物，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在中国政治制度下的官员们，要保住地位，是很难成为“真金”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谁没整过人，谁没挨过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内蒙古任书记时，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亲有一个光辉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过于粉饰，反而损害长辈的形象。顺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一些高官的亲属、子女、部下，写了一批歌颂他们父辈的书和文章，其中，不少有类似《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的问题。
五、常委们昧心陷忠良
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泽东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亲自主持，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人。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 这两天会议，为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了调，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帐。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不可能公布于世，幸亏李锐在场，而且做了笔记。所以，这一段，我还是不得不多引用一些《庐山会议实录》中的内容。
7月31日，由毛泽东一人主讲，由他定调，其他人插话帮腔。8月1日，也是毛泽东讲话最多，其他人逼问和围攻。其中林彪上纲最高，发言最尖锐。会上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全都是一边倒。
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既定的前题，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在过去的革命历程中，凡是和毛泽东有过不同意见，都是历史问题，都是政治上的污点。以后再和毛泽东不一致时候，都要清算过去这些问题。
在两天的常委会上，毛泽东亲自清算彭德怀，说过去31年年的共事过程中，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把两人过去工作中的分歧重新上纲上线，重新清查在过去的路线斗争中彭德怀的站队情况，抗日战争期间的“百团大战”也是彭德怀的重要罪过。
毛泽东在清算历史旧帐以后，又说“同在北京城，10年9次电话，1年不到1次”，说彭德怀和他疏远，请示回报太少。 对7月14日的信，毛泽东说：“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 “是准备发表了，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没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 “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
参加常委会的其它人除了追问彭德怀的政治问题以外，还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并乘机吹捧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彭真等都揭露批判彭德怀反对搞“个人崇拜”的言论，肯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常委会本来应当是一个领导集体，毛泽东应当仅是这个集体的召集人。实际上，毛泽东高踞常委之上，成了太上皇。集体领导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为毛泽东“抬轿子”、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人难道就没有责任？
这两天常委会为彭德怀等定了调子，冤案已经构成，无中生有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的铁帽子已经戴在他们的头上。第二天（8月2日下午），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为这个冤案盖上合法的图章，并动员全党开展批右倾运动。
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讲话不长，但十分鲜明而坚决地动员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说：“我们的路线到底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初上庐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不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踟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我们反了9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的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也是在全会开幕的这一天，毛泽东写了《给张闻天的信》，并立即印发给全会。这封信虽然只有500多字，却大量引经据典，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信中为他们五人罗织了“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还说这个“军事俱乐部”的成员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自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成三个大组，李井泉大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大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大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批评质问的方法，十分尖锐。 在这些批判会上，进一步围剿“军事俱乐部”和追查周小舟说过的“斯大林晚年”问题。围剿之烈，追逼之严，气氛之紧张，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会。在接连不断地追逼下，彭德怀说：“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可我不能那么讲。”有人指责他态度不好，彭德怀说：“我没有辩护律师，你们像法庭审判。”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作批示，也同时印发给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
为了给批判彭德怀等提供理论武器，并不是理论家、也不从事理论工作的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动组织人编写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马、恩、列、斯、毛语录，毛泽东收到后如获至宝，8月15日和8月16日，接连写了两个长篇批示。15日的批示说：“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经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断横行’，不给你们‘自由’、‘民主’，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16日的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不仅使得八届八中全会上对所谓“右倾反党集团”的批判斗争一步步升级，还为会后的全国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错误的指导思想。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等文件。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持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说，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特别指出他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威胁，这就是要害所在。《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决议》中还有这样一段彭、高反党异同论：“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你看他，连伪装都不要了，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只能说彭德怀比高岗更加疯狂，所以叫做猖狂进攻，不过也还是有伪装的：“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决议》向全党提出了“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的任务。
为了揭露，《决议》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老帐：“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他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发难，猖狂进攻呢？《决议》对此作出了分析，这些分析今天看来特别值得回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是因为毛泽东决策重大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而是总路线等等的胜利使面临灭亡威胁的剥削者蠢动的。
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成员，除了“彭黄张周”以外，还有李锐。因为李锐不是中央委员，级别不够，所以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对他的处分很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下放劳动。
庐山会议加剧了1958年以来的错误政策，把已经深陷困难的中国推向更深的灾难。同时，还更加强化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强化了他个人独裁。为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六、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庐�
“刘少奇虽不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他毕竟没能制止这场灾难。作为党的第二号领袖、国家主席，他参与、赞同了‘大跃进’，支持了反右。发现问题后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错误，责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批判。”
刘源说乃父没有制止大饥荒的灾难，这是苛求。他没有想到，乃父名义上是党的第二号领袖，但在当时的制度下，实际是毛泽东的臣下。不过，刘源这一句话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人们自然归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
周恩来
在过去漫长的革命岁月，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毛泽东。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是“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实际上，周恩来将军事实际指挥权交给了毛泽东。1935年3月的“打鼓新场风波”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并以辞职相要胁，最终得到了周、张的同意，毛泽东从此取得了独自指挥军队的权力。 建国以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毛泽东以君臣关系相处。1956年，周恩来和陈云根据在第一线抓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反冒进”，后来在南宁会议以及其它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痛斥。周恩来一度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大跃进”就是针对“反冒进”而提出来的。周恩来从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议“大跃进”了，紧跟毛泽东搞“大跃进”。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6月24日，毛泽东在赴长沙的火车上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竟说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那样耐人寻味的话。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等人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会议的第二天，周恩来受留在北京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之托，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国家经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送到会各同志参考。这份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着重强调: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也是严重的，低估这方面也是危险的。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些调整、巩固的措施。
周恩来是7月1日上山的，2日，他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了毛泽东出的19个题目，关于国际问题是他建议加上去的。以后，他先后参加东北小组、华南小组、华北小组、西北小组等小组会以及各协作区主任会议，都明确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党在领导工农业方面的一系列缺点、错误: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周恩来是一个聪明人，他深知，对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或纠正可以，但伤及“三面红旗”是绝对不行的。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认为；“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形势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看法，但没有采取和彭德怀相同的做法。”
既要维护“三面红旗”，又要解决“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周恩来的内心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讲了一番话。这番讲话主要是为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辩护。第二天传达时，当传达到“一年来有好的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光说有坏的错误的经验”时，周恩来插话说，1958年邀请来中国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国后谈在中国的观感，说中国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错误缺点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中国“大跃进”这个词好。其实，扎夏季科对中国有批评性意见。周恩来只转达人家的好话，把人家批评的话隐瞒了。周恩来为了用苏联人的话为毛泽东帮腔，竟片面地转述人家的意见。
7月12日到22日，周恩来四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12日周有一个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他认为去年是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 他用大量的时间讲业务问题，这是国务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回避政治斗争的锋芒。
7月16日，关于大炼钢铁问题，周恩来讲话中算了一笔账：虽然财政补贴了40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账要算，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盈亏的账，也要算将来盈亏的账。 当时不少人认为，周恩来这么算账，对于维护“大跃进”，很有说服力。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发表讲话批评彭德怀，却表扬了周恩来。在讲话中间，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一边表扬，一边又说：“他们重复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这句话虽然是指批评大跃进的那些人，但钩起周恩来南宁会议的旧痛。毛泽东又拉又打，使周恩来更加小心。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散会以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恩来和彭德怀有一段对话颇有意味，不妨抄录如下：
周：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钢，是一个革命。2700万－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和泄气分开。
彭：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冷得比较早，10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呢？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要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7天的储备。6月底的存粮只有310亿斤。去年增加了2010万人。按“一五”经验，1元货币比9．6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年1比8．8就紧张了。
彭：这个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就跑到二中全会上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汲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是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两个方面都说了的。
周彭对话中，彭很直率地批评周恩来“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彭德怀学海瑞，周恩来没有学，彭德怀学了。现在周恩来主动了，可以批评彭德怀了。
7月26日，毛泽东提出“对事，也要对人”以后，批斗升级。彭德怀写信成了“右倾活动”，成了“猖狂进攻”。这一天下午，周恩来向北京来的各部委的来参加会议的干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坚持两点：一点是政治上维护总路线，另一点是实事求是地抓工作。说：“这两点一个是政治方向，一个是工作态度”。他强调：“政治主向是第一位的问题，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线性的问题，工作态度是第二位的问题。”他不仅认为彭德怀的信属于政治方向的问题，还说国家计委李云仲的信 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错误。” 他苦口婆心地对他的部下关照。让大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要站错队，要保卫总路线，不要动摇；同时要抓好经济工作，渡过经济难关。
8月1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其他人也不时插话，追问。周恩来也有不少插话和追问。彭德怀在谈到一些历史情况时，周恩来问，访问苏联时，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送彭德怀出门时，斯大林跟彭德怀说过什么话。这是在追查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周还插话说，彭德怀的信“方向是向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是指向总路线”。“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当林彪说彭德怀“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看风使舵”、“马列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的时候，周恩来插话：“相反，很骄傲，犯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周恩来说彭批评毛泽东是“犯上”，这显然是皇权时代的思维。当刘少奇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时，周恩来插话说：“这是感情问题。”当毛泽东说彭德怀过去和他七分合作时，周恩来急忙补充说：“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8月1日，批判彭德怀的大批“援军”上山，他们是来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这批“援军”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会议中有一种苗头，就是多讲缺点，夸大缺点，以彭德怀国志为代表。他在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7月7日在主席那里汇报时，他也谈了这个看法，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接着，周恩来把常委会上强加给彭德怀的各种罪名，传达给“援军”。如：“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 “张闻天讲了三个钟头，‘文武合壁，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的。”“彭信一出来，问题性质变了……是纠左之后，右倾机会主义露头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彭德怀同志是这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所以，这次全会毛主席提出来，全会的任务，就是要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内分裂斗争。问题本质是这么一回事。”
8月19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集中力量批判毛泽东强加给彭德怀等人的“军事俱乐部”。8月24日，周恩来在这个会上作《善于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的报告》，不仅传达了庐山会议上加给彭德怀的种种罪名，还按照毛泽东的口径，清算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的错误。
在彭德怀受到围攻的时候，周恩来没有说一句公道话，反而落井下石。在7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还担任了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賊”。刘少奇这个定案材料，经周恩来签字，传达到全国每一个党支部。
朱德
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面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朱毛”，朱在毛的前面。建国以后，毛泽东给朱德一个委员长的职务，名义上很好听，蒋介石也不过是个委员长嘛！实际没有实权。朱德也落得个清闲，不争权，学明朝初年的徐达对朱元璋，和毛泽东保持君臣之礼。朱德有较深的国学根底，知道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必然“狡兔死，走狗煮；飞鸟尽，良弓藏”；知道此时再不能像战争年代那样不讲“名份”。在这一点上彭德怀不如朱德有“文化”。
1958年10月9日，朱德题词支持甘肃荒唐的引洮上山工程：“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如果这是不了解实情的话，那么，1959年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视察，是看到了一些真实情况的。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发言，很客观、很明白。他说：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么愿意共产吗？食堂说是自负盈亏，实际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家庭制度应当巩固起来。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
7月23日下午，朱德参加第一组，他第一个发言。他为1958年过热辩护，说：“大跃进是靠热出来的，热是革命的基础。”他的调子开始向支持大跃进变化。不过，他还是坚持说一些真话：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断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7月25日下午，朱德参加第四组，作了较长的发言才谈到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他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符合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重。李锐就这段话评论说：“朱德同彭德怀是30来年的战友，相知很深。看得出来，这时他非说这番话不可。 “非说这番话不可”说明，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连朱德这样高地位的人，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26日，彭德怀违心地作了检查以后，朱宽慰地说：“彭总发言态度是好的，我想他是畅快的。彭总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它当作包袱背起来了。” 朱德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
8月1日常委会，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当然没有“击中要害”。他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
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晚来庐山的人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在林彪作了长篇发言之后，朱德讲了约10分钟。他说，自己原来估计不合适，认为彭德怀同志写这封信是临时想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他最后说：“现在毛主席还在，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让位，我看谁也不赞成的。德怀同志对总路线动摇，最基本的问题是不认识群众，不认识党。他的最大错误就在这里。”
朱德和彭德怀是老战友，对待“三面红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朱德虽然批判的调子比别人低，也没有为彭德怀说一句公道话。朱德也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尽管如此，在毛泽东的眼中，朱德是“老右派”。他曾同他的英文秘书林克私下说过：“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
在“会议政治”制度下，参加会议的人，必须就最高领导人的看法，人人表态。通过表态来“划线”、“站队”。这像每个人必须脱光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领导人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说话是不行的。不说话就意味意站到反对派一边了。但是，要说话，只能跟随主流意见。说不同的意见，就要遭到围攻。朱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在话下。
林彪
新中国的建立，论战功，没人在林彪之上。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他身败名裂之后，也没有人否认这一点。1954年的高岗事件，林彪受到牵连，在政治上丢了不少分。从此林彪以养病为名，韬光养晦，等待时机。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们分析这中间有毛泽东的授意。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期间，还看望了在上海养病的林彪。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相信，有了这样的政治投资，在关键时刻，林彪还是一员用得着的猛将。也许毛泽东对彭德怀早就不满意，把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放在彭德怀之上，就有让林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安排。
林彪本来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以后，就调林彪作为“援军”上山。在军事建设上本来林彪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他们两人一起批评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工于心计的林彪，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洞若观火，他知道毛泽东此时处境相当困难。他盘算，此时支持毛泽东，一定是收效最大的政治投资。
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和其他人经过了“神仙会”阶段不同，他一上山，就以坚决的态度反右。他对彭德怀的批判上纲最高，火力最为猛烈。
7月31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说话，他批彭的过程中别人插话帮腔。当毛泽东说到1958年的问题是在群众运动中发生的，气可鼓而不可泄。彭德怀说，我对此俯不深。林彪急忙插话说，气难鼓易泄，泄了便难鼓。 他的态度和彭德怀成了鲜明对比，他说的话也符合毛泽东的思路。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期间，平型关大捷广为中国人称道的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资本。彭德怀搞百团大战 使在日本铁蹄下的中国人振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百团大战虽然对抗日战争有好处，但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因为它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军这边来了。因此，毛泽东不仅不肯定百团大战，反而当作彭德怀的一个历史错误。为了迎合毛泽东，林彪在批判彭德怀时，把自己指挥的平型关大战也否定了。他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泽东接着林彪的话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就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我，日，三国志”。 在毛泽东的心中，共产党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爱党胜于爱国。如果在抗日战争中全国人民知道了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中国共产党就会受到中国人的唾骂。所以，百团大战结束时毛泽东公开向彭发了贺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这个贺电并不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
7月14日的信，本来是彭德怀给毛个人的，毛不经彭本人同意就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发给与会者。彭对此有意见，一再要求收回。毛在7月31日却违背事实地说：“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林彪立即帮腔：“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8月1日常委会上，紧接着朱德“隔靴搔痒”的发言之后，林彪的发言直击要害，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定了调子。他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冯玉祥。说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在刘少奇的发言后，林彪又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否定：“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字，就是野心，派头、气势。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滑，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插话：不好敞开谈）……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利用坦率形式迷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滑的本质。（毛泽东插话：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表面上好意，实际要抓辫子……表面似好意，实际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的单独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的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8月4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传达两天常委会开会的情况，第一个是林彪讲话，他讲了一个半小时，不用“彭德怀同志”。林彪说：“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援兵。”彭德怀的信“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的，反对大跃进的，反对人民公社的。”“他虽然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对毛主席。”“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我的直接印象，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毛主席无论在天资方面，学问方面，事业的成就，工作能力，马列主义水准方面，更何况思想意识，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
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不是始于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始于1964年，而是始于毛泽东最困难的1959年。这对毛泽东是雪中送炭。
在8月1日的会上，彭德怀曾提出换一个人管军队，毛泽东很明确地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但就在8月17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彭德怀被罢了官。经毛泽东提议，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工作，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帮助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亲自主持，对彭德怀、黄克诚、邓华（接替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洪学智（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长）、万毅（国防科委副主任）、钟伟（北京军区参谋长）等进行了残酷的批判和斗争。
陶铸
陶铸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重要的封疆大吏。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毛泽东派他到广东大反地方主义，打击和压制了一批广东籍干部。1959年反瞒产私分是广东最先搞起来的。
7月2日，从武汉到九江的江新轮上，陶铸遇到从北京来开会的人。他请大家吃荔枝。谈到广东因闹水灾，更增加形势的严峻。不过，他是乐观的。
7月3日，陶铸在中南组发言谈广东的情况。说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将丝一下子搅成团，“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农民不养猪了，副食伤得太厉害。不过，他虽然讲广东形势严峻，但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7月3日，刚上山的晚饭后，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年的高指标，没有遵守客观规律，计划工作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谈到高指标计委顶不住的问题，都认为计委有责任。陶铸还从王明路线的历史情况，谈到富春是顶不住的。冶金部的负责人，当然更有责任。
7月22日下午，陶铸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谈问题的基调同会议初期有了不同。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用不着怀疑。去年粮食和工业增长幅度古今中外都没有过。谈到彭德怀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来看，对缺点的看法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把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所取得伟大胜利是否可靠。从我党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而难以纠正的错误，也决不是如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屡次指出的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这样，就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不是一个指头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现在并未纠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左。这就会把事情搞坏。” 请注意，在毛7月23日讲话以前，这样上纲上线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铸。
陶铸三次找黄克诚劝降。第一次没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黄谈话，说：“不管你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黄克诚反驳：“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认？”第二次失败，陶铸第三次批黄克诚谈话，让黄“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尽早承认错误 。8月5日，陶铸写信给黄克诚，说：“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站出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处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 陶铸用专制社会妇女的“贞节”解释“对党的忠诚”（实际是对领袖的忠诚），把对领袖个人的忠诚，当作一个人立身的“操守”。不顾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谁手里，只对最高掌权者个人忠诚，正是专制制度中官员的行事原则。
8月6日，陶铸在第三组发言。说他对彭德怀“总的印象是，他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很不服”。“30多年来党的历史证明，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没有今天革命的胜利。可是彭德怀同志对毛泽东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怀说党中央没有民主，那是胡说……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党的生活原则，党内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证”。“彭德怀同志之所以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不满，其用意不是别的，是企图改变党中央的领导，由他来干。他总希望中国出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时他就可以充当纳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乱，搞乱了，他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实现个人野心。”陶铸把彭德怀比作纳吉，这是这次会上批彭上纲最高的说法。陶还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全面否定，说“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功则归己，过则归人，是彭德怀同志的一贯作风……彭德怀同志的为人就是这样：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艰苦朴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开来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8月8日，陶铸在小组会上又揭批张闻天，对张闻天的检讨提出三点意见。说张闻天与“军事俱乐部”的关系“完全是自觉的、有意识伯，并有实际行动的”。逼问张21日发言的目的。还说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根本没有改造好。又声色俱厉地逼问周小舟在“军事俱乐部”里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会”期间，陶铸写了《七律·登庐山》：
庐山真面谁能识？尽在云烟变幻奇。
偶见晴空飘白练，忽惊树杪涌清漪。
朱陈往事增惆怅，白李遗诗添彩姿。
最是劲松绝壁立，崇高风格不须疑。
陶铸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判断这次庐山会议一定会风云变幻，他随风向变化而自保，但心头还是若有所失。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树的风格啊？但是，在专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树那种傲然挺立呢？这是陶铸的悲剧，也是共产党多数高官的悲剧。
谭震林
谭震林是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他在庐山会议上站在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立场是很自然的事。
还是在武昌会议时，讨论粮食公布数字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有的说可以公布1万亿斤，有的说可以9000亿斤。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谭震林立即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7月20日，在周恩来处开会，批评周惠时，黄克诚同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说请黄克诚上山是作为批彭德怀的“救兵”，黄回答说，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说的“反兵”本来是从谭的“救兵”而来的，后来批判黄时，谭震林把这句话说成为“蓄意反党”罪证。
26日，在黄克诚检讨之后，谭在第五组发言。他首先检查了自己在1958年的错误，认为他要负主要责任，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在检讨自己时，还为毛开脱，说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作出了伟大贡献。说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批评了左的错误，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然后说到彭德怀的信，说：“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彭德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我决不因为这封信，就不承认他的过去。他的为人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将来再作出的贡献。”
过了两天，有人批评谭对彭人格和历史功劳的肯定，谭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对彭德怀的肯定方面。还说：“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 在《三国演义》中，张飞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却是有“反骨”的。
陈伯达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陈伯达提出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主张，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奚落。后来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实际情况，开始转向反左。
刚上庐山时，他和几个秀才一起发表议论，批评1958年的失误。他在7月18日、19日在第三组曾经两次发言，认为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产品，要对事不对人。他说：“我和陈正人同志开了一次火”，中央农村工作部应当检讨。因为陈正人认为农业并没有多大问题，粮食只是小部分地区紧张。陈伯达还说到他受骗、“吃苦药”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东范县所看到、所听到的一些东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是下面干部预先布置的。最近《红旗》杂志的同志到那两个县，把一些情况查清楚了。我把反映这些情况的信，给舒同和吴芝圃同志看了。他们两位都很难过。”庐山会议前陈伯达到福建作过调查，因为他是福建人，听到一些真实情况，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问题。
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前，陈伯达和田家英、吴冷西、李锐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23日讲话以后，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样，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离右派30公里”的人中的一个。
23日以后，陈伯达在小组会上自然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之一。
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陈伯达一方面修改自己的发言稿（《简报》刊出时删掉一些），一方面又长篇大论地批判彭德怀的信。他以理论家的姿态，引经据典地为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帮腔。把大跃进和巴黎公社并提。还说：“我完全同意主席讲话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县，又到广东、福建，是被广大群众那种冲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动的，所吸引住的。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我是没有怀疑的，虽然我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陈伯达认为彭德怀的信“一个对形势的估计，一个对倾向的估计，都是错误的。”
由于他在郑州会议上挨过毛泽东的批评，不管他怎样表态，怎样洗刷自己，别人对他还是不留情面，还是不放过他。在8月初最紧张、斗争最尖锐的时候，陈伯达就生病，不参加会议。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陈伯达埋头写文章。10月9日，他将写就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给毛泽东。此文正中毛泽东下怀，但还嫌火力不足。10月11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更好。”陈伯达按毛泽东的意见，征求了康生、胡乔木的意见并加以修改以后，将题目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后，发表在《红旗》1959年22期上。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
由于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陈伯达走出了郑州会议挨批的阴影，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
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是毛泽东的近臣。
在去庐山开会的列车上，李锐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1958年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胡还认为“以钢为纲”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
7月3日，刚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年的高指标。胡乔木除了再次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以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他说，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记了。
7月6日晚，在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李锐、胡乔木、陈伯达五人闲谈，胡再一次谈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认为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因而才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又认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说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年一反常规，毛泽东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头脑发热之程度。武昌会议公布粮食产量7500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但胡没有敢向毛汇报。为此，上海会议胡乔木挨了毛的批评，毛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胡乔木介绍，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对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王不敢去向毛汇报，刘向毛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胡乔木说，王应该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还谈到，自南宁会议以后，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之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了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登峰造极了。
大概是7月18日，在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李锐五人对彭德怀的信都很感兴趣，觉得信内容好，观点跟我们一致。不过，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可能从王任重那里得知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满的消息。
7月18日，胡乔木在第二组作了较长的发言，为《记录》（草稿）起草者辩护。因为《记录》（草稿）中关于形势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对1958年成绩讲得不够，问题讲得太重。胡乔木回答这些批评，认为1958年问题还是应该说透。在发言中，胡乔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他实际上是支持这封信的。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之后，胡乔木一度沉默，几天以后态度180度大转弯，急忙紧跟。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他本是参加第二组的），作了长篇“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长篇发言。 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接着从六个方面将斯大林晚年和毛泽东作了比较，借此对毛泽东进行吹捧。
由于胡乔木、陈伯达等“秀才”的善变，8月11日毛泽东讲话中说：“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样，虽然会议初期，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也说了一些真话，但没有受到批判。
为了进一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一下庐山，胡乔木就送上了《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的长文，对彭德怀的信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强加了种种政治帽子。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印发给全国，成为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重武器。
说完了原乔木，还得顺便提一提吴冷西。他身兼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长之职。上庐山以前和庐山会议初期，吴冷西对大跃进的形势持批评态度。他还给分社下达指令，让分社收集大跃进以来的材料。所以，当时分社发来的内参稿件讲了一些真话。彭德怀回国以后看了很多“内部参考”、并对他产生影响的，就是新华社提供的。庐山会议转向以后，吴冷西不仅态度很快转变，他还立即给北京新华社总社打电话，让把分社收集的批评大跃进的材料送上庐山，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根据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长尤淇、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云南分社社长陈涌进、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福建分社社长孙权等7位，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杜导正对本书作者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是总社的意见，广东的陶铸是想保他的。
贺龙及其他几位高级将领
贺龙元帅是一个有胆量的人。1916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巴茅溪盐税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济贫的队伍。在南昌起义时，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先是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后调北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处在高位的贺龙，在毛泽东面前，已经没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胆量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是毛泽东的一个得力打手。
从7月18日到21日，在第三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批评态度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少数几个人。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发表7．23讲话，他们却态度鲜明，坚决维护“三面红旗”。贺龙还揭发彭德怀说的“请红军来”的话。
7月24日，贺龙在发言中进一步揭发彭德怀，他提到洛川会议，说对毛主席的抗战战略方针，有人不坚决执行。 毛在7月17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谈话时，谈到洛川会议旧事。说彭德怀主持的华北军委分发的小册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为主的方针。这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说明彭历史上就跟他不一致。 但这五人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毛谈话的内容。贺龙这个揭发和毛泽东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贺龙发言更为尖锐。8月3日，他在第三组发言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军队干部中，罗瑞卿、苏振华、黄永胜、萧华等对彭德怀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锐。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罗瑞卿的态度。
7月8日，还是在“神仙会”阶段的早几天，李锐发言批评“以钢为纲”和指出国民经济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时，罗瑞卿就打断李的发言，极力维护“大跃进”。（同上，第31页）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以后，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人由于想不通，在周惠住处发泄情绪。周小舟怀疑毛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认为按照讲话的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他们三人就去找黄克诚谈谈，后来，彭德怀也进来了。他们出来时，被罗瑞卿碰上了。 当然罗瑞卿不知道他们谈论了什么，但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这几个人相聚，引起了罗瑞卿的高度警惕。经罗瑞卿揭发后成了“23晚事件”。在会议后期的批判中，这个事件成了追查和围攻的重点。
8月3日，罗瑞卿在第五组发言说，彭德怀生活上学冯玉祥（指艰苦朴素）是“伪君子”，“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有人插话：‘换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党性有亏，私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说生活，为人很多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生活朴素有什么用处？”罗不仅在小组会上发言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在会下见面时还当面质问彭德怀。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组里发言。但罗瑞卿十分活跃，不仅在自己组里发言，还到其它几个组里发言。8月10日，罗瑞卿强行带着着李锐到黄克诚那个小组去，就“23日晚事件”和所谓“斯大林晚年”问题和黄克诚对质。批斗会形成了一个新高潮。像爆发了一棵炸弹，全组立时哗然。罗发言时疾言厉色，说彭德怀、黄克诚的住处成了反党司令部，成了搞阴谋活动的地方。他厉声质问黄克诚：“你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了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罗瑞卿由公安部长升任为总参谋长，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军委工作。据说这是林彪建议的。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政治高压下，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摔断了腿。叶剑英元帅为此赋诗一首，其中有“将军一跳身名裂”之句。“彭陆罗杨”中的彭真，在庐山会议上也是一位批判彭德怀的得力干将。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上，彭真多次发言、插话和质问。
萧华对彭德怀也是落井下石。由于他和彭德怀一起出访东欧，他的揭发是很要害的。8月9日第四组继续开会，有人又追查彭德怀出国的事。萧华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有人接着念了彭德怀在出访东欧几国时的谈话记录。萧华说：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
在彭德怀蒙受冤案时，其他几位元帅没有人为他说过半句公道话，没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泽东去劝降，要彭早点认罪。7月30日上午（彭德怀说是7月24日，李锐的日记中记的是30日），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劝说彭德怀作检查。彭德怀的记下了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
他们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它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了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了我准备写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谈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
8月3日，聂荣臻在小组会上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形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主席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话时，都激动得掉泪了。”陈毅元帅是外交部长，8月24日，外事系统召开批斗张闻天大会，大会小会反复进行揭发、批判。集中火力追查“里通外国”的问题，一盆盆污水泼到张闻天头上，对一切问题都要当场交待清楚。张闻天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回到家里，同亲人相对默坐，禁不住潸然泪下。 主持批斗张闻天的，就是陈毅元师。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来都是支持彭德怀的，周惠因讲了不少真话在会上受到不少批评。毛泽东对原来持彭德怀看法的人极力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为了“挖彭德怀的墙脚”，找周惠到美庐（毛泽东的住处）单独谈话。周惠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列入反党集团。毛泽东也曾想把周小舟拉过来，8月1日，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并且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告诉周，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周小舟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临下山时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并请他帮自己照顾妻室儿女。 周小舟没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围攻，但他还是坚持到底，1962年对右倾主义分子甄别时，中央规定对周小舟不甄别。
周惠的归顺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40年以后，作家权延赤合写了一本书，书中把右倾反党集团写成“彭黄张周周”，把本来不是反党集团的周惠加了进去，还对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实的粉饰。据知情人说，这是周惠的子女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况。 这一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乡――《新湖南报》即《湖南日报》的前身的编辑记者们，他们自费出了一本书，书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庐山会议结束以后，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态，回湖南和张平化一起，不仅穷追狠斗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还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株连二万多名干部落马。这本书还揭露，1957年，周惠制造了一个“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将54人打成了右派（全报社共有编辑记者145人）。当年《新湖南报》的社长朱九思还在这本书的前面写道：“谁是真金，谁是粪土，包括当年那位不可一世现在仍不知羞耻的人物，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在中国政治制度下的官员们，要保住地位，是很难成为“真金”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谁没整过人，谁没挨过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内蒙古任书记时，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亲有一个光辉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过于粉饰，反而损害长辈的形象。顺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一些高官的亲属、子女、部下，写了一批歌颂他们父辈的书和文章，其中，不少有类似《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的问题。
五、常委们昧心陷忠良
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泽东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亲自主持，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人。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 这两天会议，为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了调，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帐。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不可能公布于世，幸亏李锐在场，而且做了笔记。所以，这一段，我还是不得不多引用一些《庐山会议实录》中的内容。
7月31日，由毛泽东一人主讲，由他定调，其他人插话帮腔。8月1日，也是毛泽东讲话最多，其他人逼问和围攻。其中林彪上纲最高，发言最尖锐。会上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全都是一边倒。
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既定的前题，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在过去的革命历程中，凡是和毛泽东有过不同意见，都是历史问题，都是政治上的污点。以后再和毛泽东不一致时候，都要清算过去这些问题。
在两天的常委会上，毛泽东亲自清算彭德怀，说过去31年年的共事过程中，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把两人过去工作中的分歧重新上纲上线，重新清查在过去的路线斗争中彭德怀的站队情况，抗日战争期间的“百团大战”也是彭德怀的重要罪过。
毛泽东在清算历史旧帐以后，又说“同在北京城，10年9次电话，1年不到1次”，说彭德怀和他疏远，请示回报太少。 对7月14日的信，毛泽东说：“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 “是准备发表了，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没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 “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
参加常委会的其它人除了追问彭德怀的政治问题以外，还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并乘机吹捧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彭真等都揭露批判彭德怀反对搞“个人崇拜”的言论，肯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常委会本来应当是一个领导集体，毛泽东应当仅是这个集体的召集人。实际上，毛泽东高踞常委之上，成了太上皇。集体领导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为毛泽东“抬轿子”、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人难道就没有责任？
这两天常委会为彭德怀等定了调子，冤案已经构成，无中生有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的铁帽子已经戴在他们的头上。第二天（8月2日下午），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为这个冤案盖上合法的图章，并动员全党开展批右倾运动。
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讲话不长，但十分鲜明而坚决地动员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说：“我们的路线到底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初上庐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不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踟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我们反了9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的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也是在全会开幕的这一天，毛泽东写了《给张闻天的信》，并立即印发给全会。这封信虽然只有500多字，却大量引经据典，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信中为他们五人罗织了“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还说这个“军事俱乐部”的成员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自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成三个大组，李井泉大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大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大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批评质问的方法，十分尖锐。 在这些批判会上，进一步围剿“军事俱乐部”和追查周小舟说过的“斯大林晚年”问题。围剿之烈，追逼之严，气氛之紧张，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会。在接连不断地追逼下，彭德怀说：“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可我不能那么讲。”有人指责他态度不好，彭德怀说：“我没有辩护律师，你们像法庭审判。”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作批示，也同时印发给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
为了给批判彭德怀等提供理论武器，并不是理论家、也不从事理论工作的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动组织人编写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马、恩、列、斯、毛语录，毛泽东收到后如获至宝，8月15日和8月16日，接连写了两个长篇批示。15日的批示说：“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经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断横行’，不给你们‘自由’、‘民主’，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16日的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不仅使得八届八中全会上对所谓“右倾反党集团”的批判斗争一步步升级，还为会后的全国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错误的指导思想。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等文件。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持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说，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特别指出他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威胁，这就是要害所在。《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决议》中还有这样一段彭、高反党异同论：“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你看他，连伪装都不要了，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只能说彭德怀比高岗更加疯狂，所以叫做猖狂进攻，不过也还是有伪装的：“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决议》向全党提出了“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的任务。
为了揭露，《决议》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老帐：“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他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发难，猖狂进攻呢？《决议》对此作出了分析，这些分析今天看来特别值得回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是因为毛泽东决策重大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而是总路线等等的胜利使面临灭亡威胁的剥削者蠢动的。
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成员，除了“彭黄张周”以外，还有李锐。因为李锐不是中央委员，级别不够，所以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对他的处分很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下放劳动。
庐山会议加剧了1958年以来的错误政策，把已经深陷困难的中国推向更深的灾难。同时，还更加强化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强化了他个人独裁。为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六、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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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二十一之1）
第二十章 庐山之变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7月2日到8月16日，一共开了46天。8月2日以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按照1959年上半年纠偏的势头，1959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1958年造成的大混乱，饥荒就可能止于1959年。如果是这样，饿死人数只有已经发生的人数的30%，即可以减少70%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如果没有庐山会议，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665万人， 可以少饿死1467万人（见本书“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庐山会议，不仅使1959年春天的一切纠错措施刹车，还使1958年的那种错误政策更加严重泛滥，从而使大饥荒加剧并延长到三四年之久。
庐山会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不仅维护了极权制度，而且强化了极权制度。
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乱。为了挽回危局，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按照这一段时间的政策逻辑，庐山会议应当是在这些纠偏政策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跃进的高温已经下降，领导人们也冷静下来了。他们需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安排今、明两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当然，这些任务和工作安排是狂热过后较为冷静的安排。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们认为，庐山会议的初衷应当是纠左的。
不过，这些纠左措施，是在一个重要的前题下进行的，即不仅不能伤及“三面红旗”，还要在维护和高举“三面红旗”。在纠正错误时必须坚持一个总体估计：如果1958年以来的工作是十个指头，其成绩则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另外，在安排任务时虽然要比上一年冷静，但也不能泄气。“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是毛泽东当时常说的话。
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认为1958年打了败仗，应纠正错误，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丢分，甚至失去领导地位。他最怕被人说成路线错误。因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只要是路线错误，就得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路线错误头子是不可能改正错误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错误路线的头子，都没有好下场。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后尘。而这些倒霉的人，是他经常用来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员。他的支持者也极力维护毛泽东这个最敏感的部分，谁的发言略有涉及路线、政治等内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鞑伐。
过去经济工作由陈云主管。1958年，毛泽东和谭震林、田家英一起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毛泽东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泽东走到前台直接管经济，结果碰了大钉子，捅了大漏子。1959年他对吴冷西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的心情直到5月后才开始好转”。 此外，在1959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发出的一些纠错政策，毛泽东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从心里是不愉快的，认为是右倾的。 可见，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不只是沉重，应当还有酸楚、焦虑、不满。处在极权顶点的毛泽东，有这种复杂的心态，对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作出来，就会伤人。
1959年6月12－13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检讨了1958年的错误。他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他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第三天才找到起义的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他还说：“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看来，毛泽东是认了错，是准备“转弯”的。但是，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是很肤浅的，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他说：“去年（1958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6月29日，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在赴庐山的船上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这19个问题除了国际问题是周恩来建议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泽东一人。这19个问题是：1，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下册，县级读《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势；3，今年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8，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即下放了的人权、工权、财权、商权要收回，由中央、省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14，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19，国际问题。
在这19个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对形势估计和对1958年的评价。对这个核心问题，毛泽东已经定了调子：“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在当时那种制度下，毛泽东的意志是不能违背的。既然毛泽东给纠正1958年的错误定了调子，划了范围。谁不按这个调了说话，谁超越了他划定的范围，谁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毛泽东不乏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周围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泽东权力在地方的两个支柱。他们两人不仅是封疆大吏，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地方官员中仅有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坚决肯定“三面红旗”、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在南宁会议上因马鞍形问题受到批评的周恩来，这次也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出于维护团结，也可能是出于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员都是采取自保而随风倒的态度。另外，军队的高级干部由于来自不同的“山头”，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又结下了旧怨，如果有新的政治斗争，也是报复旧怨的好机会。还有一些政治投机者、政治阴谋者，也总是依仗毛的权势，在整人中求得晋升的机会。
6月23日，毛泽东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时得出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结论。还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28日赴武汉，29日乘船到达庐山。登山后他赋诗一首：
登庐山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的心境总是那样豪迈、广阔而俯视一切。他为什么想起了陶渊明？是想到自己万一政治斗争失败，走退隐归田之路，还是想把政治对手推向远离权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泽东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当时可以说是民怨沸腾。专制制度下的官员们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但当时毛泽东却收到了不少批评“三面红旗”的材料，这些材料已收集起来作为庐山会议的参阅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委一级干部在“鸣放”中，把“三面红旗”说得一无是处。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反映，一些军队干部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央：“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学习中对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了怀疑和指责。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更为尖锐。这些是选送到会上的材料还是经过处理的，下面干部反对“三面红旗”的呼声比这些材料要强烈得多。
就是在毛泽东周围的人，相当多的人并不承认“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认为1958年的问题很严重。6月27日到7月1日，到庐山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从北京乘专车到武汉，然后乘船到九江。在这列专车上的高级干部们自由交谈，1958年的大跃进中的问题是重要谈话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坐在一起。陆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来之命调查过大炼钢铁的问题。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弄虚作假的现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办法炼铁是极大的浪费，大批壮劳动力去炼铁了，地里的庄稼没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怀谈了这些情况，彭德怀十分关心这些事。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月，通过《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后，下山各司其职。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是反左的，2003年4月本书作者同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锐交谈时说：“连柯庆施带上山来的材料也是反左的，会议转向以后他不得不再让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是不是这么想的？看来不是那么简单，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自己所处的危机，有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质疑。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大问题。” 看来，毛泽东是想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但不“三面红旗”的问题，不容许有批评意见。
头几天，会议的开法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们称为“神仙会”。与会者讲了不少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批评的声音较强。有些天真的人真想“畅所欲言”。毛泽东真愿意让大家“畅所欲言”吗？真愿意硬着头皮听批评吗？不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就很明确表示反对批评的态度：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假如办10件事，9 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既然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批评1958年，为什么还要开“神仙会”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办法1956年用了一次，结果大获全胜，把五六十万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1959年三四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还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让彭向海瑞学习。就是在这次上海会议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彭德怀，他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一个人这样，跟其它同志也是这样，” 这不仅仅是引蛇出洞，还暗藏杀机。在毛泽东心中，彭德怀是一个不听话的人。黄克诚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黄克诚说，可惜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引诱彭德怀“犯我”，然后再将“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怀。
在会议的最初几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发言中承认河南共产风、浮夸风很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了湖北的一些实际情况，心情显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认为总的形势不能太乐观。有些人也对大跃进提出了种种批评。但在批评的同时，有些人维护大跃进，经常打断批评者的发言。这使得一些想批评者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能畅所欲言。打断发言的人除了保卫自己工作成绩的“诸候”以外，还有罗瑞卿大将、谭震林副总理等人。
在会议参阅文件中，有几份否定“三面红旗”的资料。如《李云仲仲同志的意见书》，江西省委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的报告，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等。毛泽东都不加表态地批给与会者参阅。 有些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所发的这些文件，强化了“庐山会议要反左”的看法。其实，这些文件也是为了“引蛇出洞”。毛泽东在7月10日和16日还两次召见他的几位“右派朋友”谈话，他们是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等，谈话是轻松愉快的。讲了很多“私房话”、“知心话”。书生李锐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登楼再度群言堂”，“都觉畅怀言已尽”。实际这两次谈话是火力侦察，看一看反对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一下反对者的动静。毛泽东多次说他有几个右派朋友，其实，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熟读中国古籍，对君王之术烂熟于心。经过江西肃AB团、延安整风、高饶事件、反右斗争等一系列实践，毛泽东整反对派的技术已经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说是半个月的会，已经开到超过了半个月，也没有散会的意思。除了毛泽东以外，谁也不知道会如何继续开下去。会议进程和内容全在毛泽东一人心中。毛泽东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图，都是临时发表讲话，引导会议走向。而他的讲话事先没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袭击。这就是中国当时政治制度的特点。
二、彭德怀为民请命
彭德怀是毛泽东在井岗山时期的战友，那时两人关系很密切，彭要找毛泽东谈事推门就进，直呼“老毛”，如果毛泽东在睡觉，就揭开被子和他说话。1949年以后毛泽东已位处九鼎之尊，彭德怀还没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欢叫“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不习惯称“主席”，还是称“老毛”。这在中国皇权制度中已经犯下大忌。
在“大跃进”的时候，彭德怀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
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在讨论公布1958年粮棉数字时，有的人说粮食产量在1万亿斤以上。彭说粮没有那么多。谭震林对他客气地提出了批评：“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后来毛泽东说公布7500亿斤，彭同意了，但心中还有怀疑。 武昌会议闭幕后，彭德怀到湖南考察，他觉得粮食产量没有公布的那么多。在平江县他还发现了数字造假的情况。他认为按公布的粮食产量确定的1200亿斤的征购任务太重。在株洲，他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说不能征购1200亿斤粮食，只能征购900亿斤。在湖南考察时发现农民挨饿的情况，连“幸福院”的老人一天也只能吃二三两米。有一位红军时期的伤残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农民悲惨的生活，干部们的胡作非为，是他在湖南老家亲眼目睹的。上庐山以后，他怎能昧着良心不“鼓咙胡”？他在湖南考察是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的。后来这成了周小舟的一条罪状：为彭德怀提供“炮弹”。
1959年5月，彭德怀到东欧国家访问，6月中旬回到北京。在匈牙利访问时，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肃反扩大化和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所致。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接见他时，彭德怀感慨地说：“敌人并不可怕，最怕的是党的路线不正确和党的作风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最深刻的体会。”在罗马尼亚时，他给总参谋长黄克诚打电话，专门询问了国内的经济情况。
6月13日，彭德怀出国回京，他对国内问题十分关注，认真看了内部参考，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很多。6月底彭德怀收到了到庐山开会的通知，他不想去，让黄克诚去，黄克诚说：“中央通知你，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他后来还是开会去了。
北京到庐山开会的高级干部们先从北京乘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乘船到九江上庐山。6月27日到7月1日，在北京赴武汉的火车上，彭德怀、张闻天、贺龙、康生等同乘一节车箱，车上交谈很随便。彭德怀都谈到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来的。 后来，他的这些话都被认为是重要的政治错误，而严加批判。
在“神仙会”期间，彭德怀在西北组连续作了七次发言，坦率地讲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是关系到毛泽东的内容。如：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禽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公社只增产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件事。我看他是谈过。”（7月3日上午）“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高。．．．．．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事，如砸锅，在一定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因为党在群众中威信高。”“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7月4日上午）“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7月6日上午）“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7月7日上午）“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7月8日上午）“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扩大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7月9日上午）“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的威信，只建立个人的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7月8日上午）等等。柯庆施把彭的这些尖锐发言，送给了毛泽东。这些话，在原来的西北组《简报》中删去了，后来批判彭德怀时，又整理出来，当作批判的材料。
据彭德怀说，在“神仙会”阶段，周小舟到彭的住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话是周向彭谈了湖南的工业情况。还谈了水利建设的成就。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说去年粮食数字造了假。还谈到公共食堂的问题。彭对周说，这些问题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 李锐在日记中记载这两次谈话的时间和内容， 第一次是7月5日，周介绍了湖南的一些情况。彭德怀除了向周小舟重复他在西北小组的发言以外（周小舟在中南组，没有听到他的发言），还谈到，今年1月毛泽东找几个人讨论钢铁指标，陈云认为2000万吨指标不可能完成。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还说他从欧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谈到铁托左右几十个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这时毛泽东脸色顿然发红。还对周说在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地开展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彭对周说，有些意见想找毛主席谈，又怕讲错，引起不满，由于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当国防部长。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是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谈话之后。他们三人都感到毛是能听不同意见的。周对彭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也找主席谈一谈。彭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组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小舟赞成写信。
7月12日下午彭德怀又觉得写信不易，还不如当面谈一次。他下午到毛泽东住处去了一次，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又想到会议几天内要结束，于是下决心写信。
13日中午，彭德怀手持拟好的提纲，向随从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记录整理以后，他亲自修改两遍，参谋誊了两次，于14日下午送给毛泽东。也许彭德怀自己不会想到，这封信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他接着谈到“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
彭德怀还肯定：“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解决”
彭德怀还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大跃进：“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谈到“全民炼钢铁”，彭德怀说：“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这里，彭德怀说“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接着，彭德怀谈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接着，彭德怀指出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他认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可以说，彭德怀这封信既没有锋芒毕露，也没有直抒胸臆，在讲缺点以前先讲成绩，讲缺点留有余地，并且一再肯定“三面红旗”。像德怀这样敢说话的人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之压抑，“神仙会”大概也“神”不起来。没想到这样平和的信，毛泽东却不能容忍。他收到彭的信以后，7月16日，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彭德怀没有想到这封本来是给毛泽东个人参考的信成了公开发表的“意见书”。7月18日，在小组会上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 ，覆水难收。善于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见书下发的当天，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字条：“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 信发下去以后，与会者多数人基本上是同意这封信的，但其中不少人认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对第二部分意见较多，认为讲得过于严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对的则是个别人。胡乔木、周小舟、李锐很支持彭德怀的信。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21日在第四组发言时都积极地肯定了彭德怀的信。陶鲁笳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种精神，信中某些内容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贾拓夫在第三组发言中也表示，彭总的意见书总的是好的，总的是同意的，这会推动大会的讨论。军队干部万毅全面肯定了彭德怀的信。 后来，有这类发言的人都受到批评和追究。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应召于7月17日上山（毛泽东7月16日让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信让调来的，同时调上山的还有林彪、彭真、陈毅、宋任穷、安子文等）。把黄克诚召上山来，是毛泽东向彭德怀发起攻击的一步棋。如果在庐山上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在北京掌握军队，毛泽东感到不安全。把黄召上山来，不仅解了北京之忧，还可以一网打尽。黄克诚上山的当晚，彭告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给黄看。黄克诚看后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写得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剌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18日，周小舟、周惠、李锐去看望黄克诚，他们三人都谈到在会上有一种压力，不能多说缺点。黄克诚说：“在书记处会上我也说过，我黄克诚总算是一个敢讲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了”。在这期间，黄克诚和大跃进的激进派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黄说“反兵”的本意是和谭震林的意见相反，后来受批判时说成是“畜意谋反”。
在毛泽东发起反击以前，与会者的发言中批评彭德怀信的人不是很多，只有陈正人、程子华、贺龙等人。陈正人有这样的态度除了他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受柯庆施的影响，在会议期间，他与柯庆施住一栋房子。在毛发起反击以前，柯庆施和李井泉却没有在会上对彭的信发表意见。7月21日贺龙在小组全上发言说：“目前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头脑发热和虚报。”他批评彭德怀的信说：“我们的缺点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中有一点缺点、错误，这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接着贺龙揭发了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过火了。”
贺龙把火车上的私下闲谈拿到政治斗争的桌面上了，这个揭发非常要害。23日毛泽东讲话中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这句很重的话就是针对这个揭发的。
彭德怀和毛泽东这里说的“红军”是指中国工农红军，意思是重新搞革命。而邓力群在1998年4月16日的谈话中 ，谈到庐山会议时，却在红军前面加上了“苏联”二字，硬说彭德怀要请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问题。看来，邓力群先生直到40年以后，还坚持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罪名。
贺龙给彭德怀这么重重的一击，大概是出于俩人的关系原因。8月16日，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五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哪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山头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也整过刘伯承、肖克等高级将领。我还记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会议期间，我与同事陈大斌、姬乃甫三人一起采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肖克上将，肖克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谈到大跃进饿死人的情况。我接他的话荐说：对大跃进，彭德怀还是讲了些实话。没想到肖克说：“别提彭德怀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说彭德怀和林彪一起整刘伯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批评彭德怀的，还是在80年代，彭德怀已经平反、在社会上备受称赞的时候。高级将领来自不同的“山头”，他们之间有种种矛盾和成见。高级将领之间不团结，对毛泽东的地位来说是最安全的。毛泽东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7月17日，彭德怀的信交上去两天以后，下午5时到10时，毛泽东还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胡乔木、田家英5人去谈了5个小时。他们在一起吃饭，喝茅台酒，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当时给李锐的感觉是“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更没有立意发起一场反击”。 从7月16日到7月22日，毛泽东没有流露出反击彭德怀的意思。但当时会议的形势，犹如庐山气象：密云不雨，气压很低，云雾缭绕，山上的人都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一切都深藏在毛泽东心中。
事有凑巧，彭德怀回国不久的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兰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发表讲话中谈到，苏联在内战刚结束时就搞了公社，但公社既不具备经济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所以这些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我们就不搞了，就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认为，赫鲁晓夫7月18日的讲话让毛泽东占了理，这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原因。 麦克法夸尔的说法是不对的。苏联《真理报》7月21日才发表赫鲁晓夫讲话的全文，只有这个全文中才有批评人民公社的话。新华社7月27日在《内部参考》2831期以《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为题刊出，胡乔木7月28日才将这期《内部参考》送给毛泽东，毛泽东7月29日就批给与会人员参阅。也就是说，毛泽东知道赫鲁晓夫7月18日的讲话是在7月23日讲话以后。毛泽东7月16日就把彭德怀的信当作“意见书”批给大会，而且对会议作了两个新的部署：一是重新编组；二是调援兵上山，这些显示毛此时已露杀机，这时赫鲁晓夫还没有发表讲话。中国作家权延赤也写过与麦克法夸尔类似的文字，他说，在苏联批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以后，在毛看来，“‘意见书’本身的内容已不是问题的焦点，对全局事业而言，他的威信，共产党的领导权，以及党的凝聚力，变成了问题的焦点，这些是远比彭德怀命运更为重要的大事。” 言外之意，毛泽东整彭德怀是出于大局。40年以后的1998年，邓力群也持这一看法，他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的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大同小异。因此，引起怀疑：里外互相呼应。” 根据我上面列出的时间顺序，权延赤和邓力群的说法也是与事实相悖的。
三、毛泽东翻脸倒乾坤
李锐的书中只讲了他们这些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人的一些活动，没有讲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动。这些人的活动李锐是不知道的。7月21日，这时距毛泽东的反击只有两天，由于左派的活动，对彭德怀信的指责的声音已经逐步升高，左派说这封信主要是“针对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动和言论对毛泽东有多大影响，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人已经闻到了某种气味。张闻天准备这天在第二组(通称华东组，组长柯庆施)发言，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早晨打电话给张闻天，提醒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问题。 张闻天不顾这些，却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在发言过程中，组长柯庆施和其他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意见。张闻天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一直把话讲完。
张闻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学美国。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1931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长征到达遵义时，他支持毛泽东，参与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随后，他代替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的总书记职务一直担任到1943年，不过，后几年由于毛泽东专权，他的总书记只是名义而已。在延安期间，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麦克法夸尔认为，张闻天是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三面红旗”的主要策划者，而彭是配角。 就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庐山会议的参加者李锐（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和姚力文（时任刘少奇的秘书），他们都认为麦克法夸尔这个说法只是他个人猜想，与事实不符。
张闻天对“三面红旗”有一整套看法，他是一位有深厚理论功底的革命家，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在3个小时的发言中，张闻天讲了13个问题：1，大跃进的成绩；2，缺点；3，缺点的后果；4，对缺点的估计；5，产生缺点的原因；6，主观主义和片面性，7，政治和经济；8，三种所有制关系；9，民主和集中；10，缺点讲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问题；12，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13，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作了系统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锐，针对性强，几乎毫无顾忌。他强调，对产生问题的原因“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当从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领导经济“光靠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规律办事”。他认为1958年以来出现的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他说：“主席常说，要敢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便于下面敢于发表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自由的局面。”发言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他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评最多之处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就是支持彭这封信的人，也认为这句话不妥当。张闻天却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么样，可以考虑。但是，‘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张闻天发言当天晚饭后，他见到彭德怀说，我今天讲了三个钟头，支持了你。彭德怀把张闻天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后告张“你讲得很全面。”
在批判张闻天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这个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有人对他的这个发言作了精心统计：全文9000多字，讲成绩的只270多个字。用了39个“但”字，只有一个好“但”，其余都是坏“但”。
张闻天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是6月30日离京赴庐山参加会议的。乘同一车厢的有彭德怀、贺龙、康生等。上庐山后，住东谷河东路177号，同彭德怀住的河东路176号是近邻。7月2日到16日，张闻天被编在华北组。他在小组发言说：大跃进给外交部门的工作造成被动，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会议初期，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他对身边的秘书说：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能破坏等看法。还说，现在是骄傲了，就像当年斯大林说的胜利冲昏头脑。7月12日，他同彭德怀交谈时说：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我们西北组也是这样。张说：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7月上、中旬，彭、张二人在饭前饭后还有若干交谈。其中曾讲，政治局会议很少讨论，一般只做个大报告，实际是空的。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的信送出。此前张散步到彭处，得悉彭将写信，对彭所说的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彭要张看信，张不看。彭念给张听，张没听完就走了。
7月17－8月1日，张闻天被编入第二组（华东组）。7月18日，张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7月19日，张闻天出席小组会议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时相遇的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李锐。交谈中大家都感到有压力，认为应当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讲。胡乔木说：主席也是主张讲一讲缺点的。同日，在田家英处吃饭后，邀周小舟到住处交谈。
7月下旬某一天，张闻天约戎子和到住处闲谈。得知国家给土铁生产补贴了40亿元时说：问题主要还不在于这40亿，而在于9000万人上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7月20日前后在准备发言过程中，张闻天接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张闻天对秘书说：“不去管他！”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后来又接胡乔木电话，说毛要向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上对彭批评的气氛不合，担心会挨批评。但张不顾一切要讲。
李锐认为，“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的一副催化剂。”
1959年3月30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报告中谈到：“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的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反动言论的人占10%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毛注：“牢骚也吧，反动言论也吧，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到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现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
在上海会议上，4月5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抱怨他的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提倡海瑞精神。他说：
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
彭德怀的这封信和海瑞给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气得多了。劝彭德怀学海瑞的毛泽东，是怎对待彭德怀这封信的呢？怎样对待张闻天等人的批评呢？
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同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早晨，通知大家开会，听主席讲话。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事前没有跟常委讨论，常委们也和大家一样，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讲话什么。
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头就说他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次会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这大概是指紧跟他的京官和省委书记。“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他讲的另一种倾向是：“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集中表现在江西省委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塌糊涂。”他说：“越讲得一塌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下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
会上发给与会者的江西党校、广东军区等材料，以及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等人的言论上，本来没有加按语，有人还以为是批“左”的材料，毛泽东现在明确列为反面教材。接着，他针对彭德怀的信中说干部脱离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批评说：“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点，不那么多。”“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讲到共产风、讲到一平调，他说：“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
他为颳共产风的干部和自己开脱，并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的态度，他说：“他们（指括共产风的干部－作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批评大跃进的意见）“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
接着，毛泽东指出：“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
讲到反冒进，他话锋直指彭德怀，说：“虽然彭德怀“不讲反冒进， 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他告诫那些批评大跃进的人说：“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接着，他为食堂和大办钢铁辩护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在办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他正话反说：“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楂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这篇讲话态度鲜明，对左派只是安抚，让他们“硬着头皮听”；说批评“三面红旗”的人 “离右派只有30公里”；把中间派说成“动摇分子”。他在讲话中批驳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的说法。讲话中也讲了大跃进中一些问题的责任，说自己是“始作俑者，应该绝子灭孙”，但这些话明显带有赌气的情调绪，不是诚心自我批评，不是“罪己诏”。毛泽东曾说过，他是不下“罪己诏”的。
散会后，万毅将军走出小礼堂时，亲眼看到这样一幕：彭德怀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他立即迎上去，贴近毛泽东，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 7月23日听毛泽东讲话回来后，彭德怀和黄克诚都吃不下饭，沉默不语，他们虽然同住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 在这以后彭德怀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7月24日（或25日）张闻天遇到彭德怀，交谈时张说：不能讲缺点了，不能批评，批评有危险。我们没有错，毛泽东讲话是压，是扣帽子。 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李锐听了讲话犹如晴天霹雳，闷头一棍。他们四人沿着山边信步走去，心中沉甸甸的，没有一个人说话。田家英拾起一根烧焦的松枝，在石头上写了一首有名的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7月23日晚，彭德怀怎么睡不着，直到天亮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呢？
四、大臣们机变求自保
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只要毛泽东拿定了主意，在领导集团中，绝大多数人就会积极响应，很快形成具有压倒优势的主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发表和主流意见不同的看法，谁就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就会遭到集体的围攻。所以，在这个领导集体中，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很难有人为他说半句公道话。只有若干年后，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主流意见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的错案才能得到纠正。
西方国家是议会政治，当时的中国是“会议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后者虽然只是颠倒了一个字，就变成了专制制度了。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开会来贯彻最高领导人的意图，通过开会来围攻与最高领导人不一致的看法。“会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么多人跟着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所以，皇帝想惩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别人还可以为之说情。在“会议政治”条件下，连说情的可能也没有了。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大会集中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逼他们作违心的检查。毛泽东身边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加入反右倾的大合唱。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也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当然，他们这样做有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维护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个人利害关系。在战争年代，他们多是孤身一个，没有家庭包袱，他们认定斗争的对象是邪恶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牺牲了就是烈士。当了高官以后，有妻子儿女，有荣华富贵。更为重要的是，惩治他们的是被戴上种种理想光环的政权，是被所有的宣传工具天天歌颂的“英明领袖”。这使他们感到，杀了头不仅殃及子女，还要遗臭万年。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奴才。中国的高官历来有一个追求：文死谏，武死战。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武死战的层出不穷，文死谏的寥若晨星。这也是制度使然。
在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康生、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像一条条凶猛的鹰犬对彭德怀劲头十足地批判，无根无据地加罪，这是意料之中的。这些人在文革以后也没有多少人为他们说好话。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以后受到报刊舆论备加称赞的高官中，在庐山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令人深思的。
由于庐山会议档案还没有公开，我无法引证更多的资料研究7月23日前后高官们态度的变化。目前唯一公开的信史就是李锐根据他参加庐山会议的记录整理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庐山会议实录》中是按时间顺序写的，高官们的态度变化淹没在复杂的事件和冗长的过程之中。我重新整理《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中每一个人的资料，按人头把每一位高官的言行集中起来。这样就可以清晰看出每一个人在7月23日前后态度的变化。请读者原谅，在这一节中我只能大量用李锐这本书的资料。我尽可能再引用其它当事人的材料，尽可能地避免李锐一个人的孤证。
刘少奇
1959年4月，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国家行政的第一把手。说是当选，实际是毛泽东指定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当时毛泽东不愿意当国家主席，这把交椅就让给了刘少奇。但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最有实权的职务。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是第一把手。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刘少奇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时中央领导人的地位排序是：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和邓小平因生病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如果刘少奇是真正的第二把手，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名义上刘是二把手，实际上刘是毛的臣下。刘的命运还是由毛主宰。所以，刘还得看毛的脸色行事。
7月4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时发了言。他说，1958年的跃进，吃了1957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年。他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去年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忽视。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不犯长期性、全国性的错误。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正确领导，欲速不达，不要责备下面。他谈到教训深刻的一面，但仍以革命的名义为失误辩护。
7月16日刘少奇讲话，提出“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作为会议的开法。 对于认为反左是主要矛盾的人来说，这12个字中，“缺点讲透”4个字是核心内容。
李锐认为，刘少奇是主张反左的，在会议发言中没有明讲，但从许多言外之意看得出来。他曾找胡乔木长谈过反左问题，胡乔木没有敢向毛反映。 刘少奇是毛泽东下面的第二把手，他的想法不能直接向毛泽东谈，还得通过地位比他低很多的胡乔木向毛反映，这正如皇权时代丞相的意见还得通过皇帝的近臣转达一样。胡乔木虽然地位远低于刘、周、朱、陈、林、邓，但他是毛泽东的近臣。在武昌会议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陈云也向胡乔木表示，不同意公布7500亿斤粮食产量，胡乔木也没敢及时向毛反映。王光美和刘源也说“庐山会议前后，刘少奇是反‘左’的”。
7月23日早晨，毛泽东通知要开大会，他要讲话。刘少奇头天晚上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突然接到开会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性还没有过去，警卫员扶着他晃晃悠悠走进会场。刘听了毛批彭讲话以后，约胡乔木到他的住处谈话，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文件。要胡乔木起草这个文件。胡乔木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胡乔木让彭真找刘少奇谈，才决定不写。
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集体围攻中，看法本来与彭德怀接近的刘少奇，不仅没说一句公道话，在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刘少奇还抓住机会插话、帮腔，当别人追逼彭德怀交待什么问题时，刘少奇也积极参与追问。8月1日，刘少奇发言说彭德怀“脑子里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刘少奇还揭发了一件事：“会理会议 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从那以后，我觉得此人不简单。”刘少奇的这个揭发引起了毛泽东和林彪尖锐的插话。 刘少奇还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彭认为中国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了。刘少奇的发言中把八大党中没有写上毛泽东思想这一条的责任推给了彭德怀。 刘少奇这个揭发不仅打击了彭德怀，还讨好了毛泽东。
黄克诚回忆说，有人说我是彭德怀的走狗，我气得要命，说：你砍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第253页可知，这位两次找黄克诚谈话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
8月17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开了一个中央工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了主要发言。他一开头就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接着又为大跃进中的错误辩护说：“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乱子。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个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接着，刘少奇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先说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是最正确的领导”，接着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对‘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和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进行拍马比赛，8月1日，在常委会上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8月17日，刘少奇又超过了林彪。
其实，刘少奇并不是不知道“三面红旗”的危害。庐山会议后不到一个月，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庆观礼时，他和邓子恢一同上厕所。在厕所里刘少奇对邓子恢说：“想不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破坏这么严重！”当时邓子恢的秘书在场。事后，邓的秘书将此事告诉了刘的秘书姚力文。40年后，姚力文将此事告诉本书的作者。可见，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心底里的看法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但他还是参与围攻了彭德怀。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乃父亲生前有两个错误：一是没有阻止大跃进，二是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书中说：“对大跃进，刘少奇的态度是被动消极的，他的观点即使在‘文革’中，对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隐约可见；但他曾力图紧跟，积极去理解，对人民群众中迸发出巨大的积极性，倍感兴奋，为取得惊人‘奇迹’所感动，并由衷高兴。正如他后来说��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7月2日到8月16日，一共开了46天。8月2日以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按照1959年上半年纠偏的势头，1959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1958年造成的大混乱，饥荒就可能止于1959年。如果是这样，饿死人数只有已经发生的人数的30%，即可以减少70%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如果没有庐山会议，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665万人， 可以少饿死1467万人（见本书“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庐山会议，不仅使1959年春天的一切纠错措施刹车，还使1958年的那种错误政策更加严重泛滥，从而使大饥荒加剧并延长到三四年之久。
庐山会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不仅维护了极权制度，而且强化了极权制度。
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乱。为了挽回危局，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按照这一段时间的政策逻辑，庐山会议应当是在这些纠偏政策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跃进的高温已经下降，领导人们也冷静下来了。他们需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安排今、明两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当然，这些任务和工作安排是狂热过后较为冷静的安排。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们认为，庐山会议的初衷应当是纠左的。
不过，这些纠左措施，是在一个重要的前题下进行的，即不仅不能伤及“三面红旗”，还要在维护和高举“三面红旗”。在纠正错误时必须坚持一个总体估计：如果1958年以来的工作是十个指头，其成绩则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另外，在安排任务时虽然要比上一年冷静，但也不能泄气。“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是毛泽东当时常说的话。
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认为1958年打了败仗，应纠正错误，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丢分，甚至失去领导地位。他最怕被人说成路线错误。因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只要是路线错误，就得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路线错误头子是不可能改正错误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错误路线的头子，都没有好下场。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后尘。而这些倒霉的人，是他经常用来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员。他的支持者也极力维护毛泽东这个最敏感的部分，谁的发言略有涉及路线、政治等内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鞑伐。
过去经济工作由陈云主管。1958年，毛泽东和谭震林、田家英一起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毛泽东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泽东走到前台直接管经济，结果碰了大钉子，捅了大漏子。1959年他对吴冷西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的心情直到5月后才开始好转”。 此外，在1959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发出的一些纠错政策，毛泽东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从心里是不愉快的，认为是右倾的。 可见，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不只是沉重，应当还有酸楚、焦虑、不满。处在极权顶点的毛泽东，有这种复杂的心态，对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作出来，就会伤人。
1959年6月12－13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检讨了1958年的错误。他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他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第三天才找到起义的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他还说：“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看来，毛泽东是认了错，是准备“转弯”的。但是，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是很肤浅的，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他说：“去年（1958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6月29日，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在赴庐山的船上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这19个问题除了国际问题是周恩来建议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泽东一人。这19个问题是：1，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下册，县级读《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势；3，今年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8，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即下放了的人权、工权、财权、商权要收回，由中央、省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14，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19，国际问题。
在这19个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对形势估计和对1958年的评价。对这个核心问题，毛泽东已经定了调子：“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在当时那种制度下，毛泽东的意志是不能违背的。既然毛泽东给纠正1958年的错误定了调子，划了范围。谁不按这个调了说话，谁超越了他划定的范围，谁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毛泽东不乏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周围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泽东权力在地方的两个支柱。他们两人不仅是封疆大吏，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地方官员中仅有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坚决肯定“三面红旗”、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在南宁会议上因马鞍形问题受到批评的周恩来，这次也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出于维护团结，也可能是出于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员都是采取自保而随风倒的态度。另外，军队的高级干部由于来自不同的“山头”，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又结下了旧怨，如果有新的政治斗争，也是报复旧怨的好机会。还有一些政治投机者、政治阴谋者，也总是依仗毛的权势，在整人中求得晋升的机会。
6月23日，毛泽东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时得出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结论。还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28日赴武汉，29日乘船到达庐山。登山后他赋诗一首：
登庐山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的心境总是那样豪迈、广阔而俯视一切。他为什么想起了陶渊明？是想到自己万一政治斗争失败，走退隐归田之路，还是想把政治对手推向远离权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泽东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当时可以说是民怨沸腾。专制制度下的官员们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但当时毛泽东却收到了不少批评“三面红旗”的材料，这些材料已收集起来作为庐山会议的参阅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委一级干部在“鸣放”中，把“三面红旗”说得一无是处。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反映，一些军队干部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央：“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学习中对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了怀疑和指责。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更为尖锐。这些是选送到会上的材料还是经过处理的，下面干部反对“三面红旗”的呼声比这些材料要强烈得多。
就是在毛泽东周围的人，相当多的人并不承认“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认为1958年的问题很严重。6月27日到7月1日，到庐山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从北京乘专车到武汉，然后乘船到九江。在这列专车上的高级干部们自由交谈，1958年的大跃进中的问题是重要谈话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坐在一起。陆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来之命调查过大炼钢铁的问题。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弄虚作假的现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办法炼铁是极大的浪费，大批壮劳动力去炼铁了，地里的庄稼没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怀谈了这些情况，彭德怀十分关心这些事。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月，通过《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后，下山各司其职。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是反左的，2003年4月本书作者同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锐交谈时说：“连柯庆施带上山来的材料也是反左的，会议转向以后他不得不再让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是不是这么想的？看来不是那么简单，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自己所处的危机，有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质疑。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大问题。” 看来，毛泽东是想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但不“三面红旗”的问题，不容许有批评意见。
头几天，会议的开法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们称为“神仙会”。与会者讲了不少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批评的声音较强。有些天真的人真想“畅所欲言”。毛泽东真愿意让大家“畅所欲言”吗？真愿意硬着头皮听批评吗？不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就很明确表示反对批评的态度：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假如办10件事，9 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既然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批评1958年，为什么还要开“神仙会”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办法1956年用了一次，结果大获全胜，把五六十万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1959年三四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还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让彭向海瑞学习。就是在这次上海会议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彭德怀，他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一个人这样，跟其它同志也是这样，” 这不仅仅是引蛇出洞，还暗藏杀机。在毛泽东心中，彭德怀是一个不听话的人。黄克诚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黄克诚说，可惜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引诱彭德怀“犯我”，然后再将“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怀。
在会议的最初几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发言中承认河南共产风、浮夸风很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了湖北的一些实际情况，心情显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认为总的形势不能太乐观。有些人也对大跃进提出了种种批评。但在批评的同时，有些人维护大跃进，经常打断批评者的发言。这使得一些想批评者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能畅所欲言。打断发言的人除了保卫自己工作成绩的“诸候”以外，还有罗瑞卿大将、谭震林副总理等人。
在会议参阅文件中，有几份否定“三面红旗”的资料。如《李云仲仲同志的意见书》，江西省委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的报告，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等。毛泽东都不加表态地批给与会者参阅。 有些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所发的这些文件，强化了“庐山会议要反左”的看法。其实，这些文件也是为了“引蛇出洞”。毛泽东在7月10日和16日还两次召见他的几位“右派朋友”谈话，他们是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等，谈话是轻松愉快的。讲了很多“私房话”、“知心话”。书生李锐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登楼再度群言堂”，“都觉畅怀言已尽”。实际这两次谈话是火力侦察，看一看反对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一下反对者的动静。毛泽东多次说他有几个右派朋友，其实，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熟读中国古籍，对君王之术烂熟于心。经过江西肃AB团、延安整风、高饶事件、反右斗争等一系列实践，毛泽东整反对派的技术已经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说是半个月的会，已经开到超过了半个月，也没有散会的意思。除了毛泽东以外，谁也不知道会如何继续开下去。会议进程和内容全在毛泽东一人心中。毛泽东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图，都是临时发表讲话，引导会议走向。而他的讲话事先没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袭击。这就是中国当时政治制度的特点。
二、彭德怀为民请命
彭德怀是毛泽东在井岗山时期的战友，那时两人关系很密切，彭要找毛泽东谈事推门就进，直呼“老毛”，如果毛泽东在睡觉，就揭开被子和他说话。1949年以后毛泽东已位处九鼎之尊，彭德怀还没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欢叫“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不习惯称“主席”，还是称“老毛”。这在中国皇权制度中已经犯下大忌。
在“大跃进”的时候，彭德怀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
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在讨论公布1958年粮棉数字时，有的人说粮食产量在1万亿斤以上。彭说粮没有那么多。谭震林对他客气地提出了批评：“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后来毛泽东说公布7500亿斤，彭同意了，但心中还有怀疑。 武昌会议闭幕后，彭德怀到湖南考察，他觉得粮食产量没有公布的那么多。在平江县他还发现了数字造假的情况。他认为按公布的粮食产量确定的1200亿斤的征购任务太重。在株洲，他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说不能征购1200亿斤粮食，只能征购900亿斤。在湖南考察时发现农民挨饿的情况，连“幸福院”的老人一天也只能吃二三两米。有一位红军时期的伤残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农民悲惨的生活，干部们的胡作非为，是他在湖南老家亲眼目睹的。上庐山以后，他怎能昧着良心不“鼓咙胡”？他在湖南考察是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的。后来这成了周小舟的一条罪状：为彭德怀提供“炮弹”。
1959年5月，彭德怀到东欧国家访问，6月中旬回到北京。在匈牙利访问时，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肃反扩大化和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所致。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接见他时，彭德怀感慨地说：“敌人并不可怕，最怕的是党的路线不正确和党的作风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最深刻的体会。”在罗马尼亚时，他给总参谋长黄克诚打电话，专门询问了国内的经济情况。
6月13日，彭德怀出国回京，他对国内问题十分关注，认真看了内部参考，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很多。6月底彭德怀收到了到庐山开会的通知，他不想去，让黄克诚去，黄克诚说：“中央通知你，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他后来还是开会去了。
北京到庐山开会的高级干部们先从北京乘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乘船到九江上庐山。6月27日到7月1日，在北京赴武汉的火车上，彭德怀、张闻天、贺龙、康生等同乘一节车箱，车上交谈很随便。彭德怀都谈到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来的。 后来，他的这些话都被认为是重要的政治错误，而严加批判。
在“神仙会”期间，彭德怀在西北组连续作了七次发言，坦率地讲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是关系到毛泽东的内容。如：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禽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公社只增产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件事。我看他是谈过。”（7月3日上午）“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高。．．．．．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事，如砸锅，在一定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因为党在群众中威信高。”“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7月4日上午）“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7月6日上午）“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7月7日上午）“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7月8日上午）“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扩大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7月9日上午）“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的威信，只建立个人的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7月8日上午）等等。柯庆施把彭的这些尖锐发言，送给了毛泽东。这些话，在原来的西北组《简报》中删去了，后来批判彭德怀时，又整理出来，当作批判的材料。
据彭德怀说，在“神仙会”阶段，周小舟到彭的住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话是周向彭谈了湖南的工业情况。还谈了水利建设的成就。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说去年粮食数字造了假。还谈到公共食堂的问题。彭对周说，这些问题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 李锐在日记中记载这两次谈话的时间和内容， 第一次是7月5日，周介绍了湖南的一些情况。彭德怀除了向周小舟重复他在西北小组的发言以外（周小舟在中南组，没有听到他的发言），还谈到，今年1月毛泽东找几个人讨论钢铁指标，陈云认为2000万吨指标不可能完成。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还说他从欧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谈到铁托左右几十个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这时毛泽东脸色顿然发红。还对周说在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地开展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彭对周说，有些意见想找毛主席谈，又怕讲错，引起不满，由于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当国防部长。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是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谈话之后。他们三人都感到毛是能听不同意见的。周对彭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也找主席谈一谈。彭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组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小舟赞成写信。
7月12日下午彭德怀又觉得写信不易，还不如当面谈一次。他下午到毛泽东住处去了一次，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又想到会议几天内要结束，于是下决心写信。
13日中午，彭德怀手持拟好的提纲，向随从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记录整理以后，他亲自修改两遍，参谋誊了两次，于14日下午送给毛泽东。也许彭德怀自己不会想到，这封信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他接着谈到“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
彭德怀还肯定：“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解决”
彭德怀还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大跃进：“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谈到“全民炼钢铁”，彭德怀说：“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这里，彭德怀说“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接着，彭德怀谈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接着，彭德怀指出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他认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可以说，彭德怀这封信既没有锋芒毕露，也没有直抒胸臆，在讲缺点以前先讲成绩，讲缺点留有余地，并且一再肯定“三面红旗”。像德怀这样敢说话的人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之压抑，“神仙会”大概也“神”不起来。没想到这样平和的信，毛泽东却不能容忍。他收到彭的信以后，7月16日，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彭德怀没有想到这封本来是给毛泽东个人参考的信成了公开发表的“意见书”。7月18日，在小组会上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 ，覆水难收。善于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见书下发的当天，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字条：“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 信发下去以后，与会者多数人基本上是同意这封信的，但其中不少人认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对第二部分意见较多，认为讲得过于严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对的则是个别人。胡乔木、周小舟、李锐很支持彭德怀的信。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21日在第四组发言时都积极地肯定了彭德怀的信。陶鲁笳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种精神，信中某些内容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贾拓夫在第三组发言中也表示，彭总的意见书总的是好的，总的是同意的，这会推动大会的讨论。军队干部万毅全面肯定了彭德怀的信。 后来，有这类发言的人都受到批评和追究。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应召于7月17日上山（毛泽东7月16日让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信让调来的，同时调上山的还有林彪、彭真、陈毅、宋任穷、安子文等）。把黄克诚召上山来，是毛泽东向彭德怀发起攻击的一步棋。如果在庐山上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在北京掌握军队，毛泽东感到不安全。把黄召上山来，不仅解了北京之忧，还可以一网打尽。黄克诚上山的当晚，彭告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给黄看。黄克诚看后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写得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剌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18日，周小舟、周惠、李锐去看望黄克诚，他们三人都谈到在会上有一种压力，不能多说缺点。黄克诚说：“在书记处会上我也说过，我黄克诚总算是一个敢讲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了”。在这期间，黄克诚和大跃进的激进派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黄说“反兵”的本意是和谭震林的意见相反，后来受批判时说成是“畜意谋反”。
在毛泽东发起反击以前，与会者的发言中批评彭德怀信的人不是很多，只有陈正人、程子华、贺龙等人。陈正人有这样的态度除了他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受柯庆施的影响，在会议期间，他与柯庆施住一栋房子。在毛发起反击以前，柯庆施和李井泉却没有在会上对彭的信发表意见。7月21日贺龙在小组全上发言说：“目前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头脑发热和虚报。”他批评彭德怀的信说：“我们的缺点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中有一点缺点、错误，这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接着贺龙揭发了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过火了。”
贺龙把火车上的私下闲谈拿到政治斗争的桌面上了，这个揭发非常要害。23日毛泽东讲话中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这句很重的话就是针对这个揭发的。
彭德怀和毛泽东这里说的“红军”是指中国工农红军，意思是重新搞革命。而邓力群在1998年4月16日的谈话中 ，谈到庐山会议时，却在红军前面加上了“苏联”二字，硬说彭德怀要请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问题。看来，邓力群先生直到40年以后，还坚持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罪名。
贺龙给彭德怀这么重重的一击，大概是出于俩人的关系原因。8月16日，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五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哪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山头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也整过刘伯承、肖克等高级将领。我还记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会议期间，我与同事陈大斌、姬乃甫三人一起采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肖克上将，肖克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谈到大跃进饿死人的情况。我接他的话荐说：对大跃进，彭德怀还是讲了些实话。没想到肖克说：“别提彭德怀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说彭德怀和林彪一起整刘伯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批评彭德怀的，还是在80年代，彭德怀已经平反、在社会上备受称赞的时候。高级将领来自不同的“山头”，他们之间有种种矛盾和成见。高级将领之间不团结，对毛泽东的地位来说是最安全的。毛泽东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7月17日，彭德怀的信交上去两天以后，下午5时到10时，毛泽东还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胡乔木、田家英5人去谈了5个小时。他们在一起吃饭，喝茅台酒，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当时给李锐的感觉是“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更没有立意发起一场反击”。 从7月16日到7月22日，毛泽东没有流露出反击彭德怀的意思。但当时会议的形势，犹如庐山气象：密云不雨，气压很低，云雾缭绕，山上的人都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一切都深藏在毛泽东心中。
事有凑巧，彭德怀回国不久的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兰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发表讲话中谈到，苏联在内战刚结束时就搞了公社，但公社既不具备经济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所以这些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我们就不搞了，就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认为，赫鲁晓夫7月18日的讲话让毛泽东占了理，这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原因。 麦克法夸尔的说法是不对的。苏联《真理报》7月21日才发表赫鲁晓夫讲话的全文，只有这个全文中才有批评人民公社的话。新华社7月27日在《内部参考》2831期以《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为题刊出，胡乔木7月28日才将这期《内部参考》送给毛泽东，毛泽东7月29日就批给与会人员参阅。也就是说，毛泽东知道赫鲁晓夫7月18日的讲话是在7月23日讲话以后。毛泽东7月16日就把彭德怀的信当作“意见书”批给大会，而且对会议作了两个新的部署：一是重新编组；二是调援兵上山，这些显示毛此时已露杀机，这时赫鲁晓夫还没有发表讲话。中国作家权延赤也写过与麦克法夸尔类似的文字，他说，在苏联批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以后，在毛看来，“‘意见书’本身的内容已不是问题的焦点，对全局事业而言，他的威信，共产党的领导权，以及党的凝聚力，变成了问题的焦点，这些是远比彭德怀命运更为重要的大事。” 言外之意，毛泽东整彭德怀是出于大局。40年以后的1998年，邓力群也持这一看法，他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的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大同小异。因此，引起怀疑：里外互相呼应。” 根据我上面列出的时间顺序，权延赤和邓力群的说法也是与事实相悖的。
三、毛泽东翻脸倒乾坤
李锐的书中只讲了他们这些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人的一些活动，没有讲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动。这些人的活动李锐是不知道的。7月21日，这时距毛泽东的反击只有两天，由于左派的活动，对彭德怀信的指责的声音已经逐步升高，左派说这封信主要是“针对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动和言论对毛泽东有多大影响，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人已经闻到了某种气味。张闻天准备这天在第二组(通称华东组，组长柯庆施)发言，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早晨打电话给张闻天，提醒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问题。 张闻天不顾这些，却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在发言过程中，组长柯庆施和其他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意见。张闻天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一直把话讲完。
张闻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学美国。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1931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长征到达遵义时，他支持毛泽东，参与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随后，他代替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的总书记职务一直担任到1943年，不过，后几年由于毛泽东专权，他的总书记只是名义而已。在延安期间，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麦克法夸尔认为，张闻天是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三面红旗”的主要策划者，而彭是配角。 就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庐山会议的参加者李锐（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和姚力文（时任刘少奇的秘书），他们都认为麦克法夸尔这个说法只是他个人猜想，与事实不符。
张闻天对“三面红旗”有一整套看法，他是一位有深厚理论功底的革命家，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在3个小时的发言中，张闻天讲了13个问题：1，大跃进的成绩；2，缺点；3，缺点的后果；4，对缺点的估计；5，产生缺点的原因；6，主观主义和片面性，7，政治和经济；8，三种所有制关系；9，民主和集中；10，缺点讲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问题；12，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13，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作了系统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锐，针对性强，几乎毫无顾忌。他强调，对产生问题的原因“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当从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领导经济“光靠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规律办事”。他认为1958年以来出现的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他说：“主席常说，要敢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便于下面敢于发表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自由的局面。”发言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他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评最多之处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就是支持彭这封信的人，也认为这句话不妥当。张闻天却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么样，可以考虑。但是，‘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张闻天发言当天晚饭后，他见到彭德怀说，我今天讲了三个钟头，支持了你。彭德怀把张闻天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后告张“你讲得很全面。”
在批判张闻天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这个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有人对他的这个发言作了精心统计：全文9000多字，讲成绩的只270多个字。用了39个“但”字，只有一个好“但”，其余都是坏“但”。
张闻天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是6月30日离京赴庐山参加会议的。乘同一车厢的有彭德怀、贺龙、康生等。上庐山后，住东谷河东路177号，同彭德怀住的河东路176号是近邻。7月2日到16日，张闻天被编在华北组。他在小组发言说：大跃进给外交部门的工作造成被动，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会议初期，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他对身边的秘书说：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能破坏等看法。还说，现在是骄傲了，就像当年斯大林说的胜利冲昏头脑。7月12日，他同彭德怀交谈时说：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我们西北组也是这样。张说：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7月上、中旬，彭、张二人在饭前饭后还有若干交谈。其中曾讲，政治局会议很少讨论，一般只做个大报告，实际是空的。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的信送出。此前张散步到彭处，得悉彭将写信，对彭所说的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彭要张看信，张不看。彭念给张听，张没听完就走了。
7月17－8月1日，张闻天被编入第二组（华东组）。7月18日，张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7月19日，张闻天出席小组会议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时相遇的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李锐。交谈中大家都感到有压力，认为应当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讲。胡乔木说：主席也是主张讲一讲缺点的。同日，在田家英处吃饭后，邀周小舟到住处交谈。
7月下旬某一天，张闻天约戎子和到住处闲谈。得知国家给土铁生产补贴了40亿元时说：问题主要还不在于这40亿，而在于9000万人上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7月20日前后在准备发言过程中，张闻天接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张闻天对秘书说：“不去管他！”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后来又接胡乔木电话，说毛要向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上对彭批评的气氛不合，担心会挨批评。但张不顾一切要讲。
李锐认为，“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的一副催化剂。”
1959年3月30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报告中谈到：“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的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反动言论的人占10%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毛注：“牢骚也吧，反动言论也吧，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到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现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
在上海会议上，4月5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抱怨他的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提倡海瑞精神。他说：
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
彭德怀的这封信和海瑞给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气得多了。劝彭德怀学海瑞的毛泽东，是怎对待彭德怀这封信的呢？怎样对待张闻天等人的批评呢？
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同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早晨，通知大家开会，听主席讲话。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事前没有跟常委讨论，常委们也和大家一样，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讲话什么。
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头就说他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次会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这大概是指紧跟他的京官和省委书记。“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他讲的另一种倾向是：“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集中表现在江西省委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塌糊涂。”他说：“越讲得一塌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下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
会上发给与会者的江西党校、广东军区等材料，以及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等人的言论上，本来没有加按语，有人还以为是批“左”的材料，毛泽东现在明确列为反面教材。接着，他针对彭德怀的信中说干部脱离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批评说：“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点，不那么多。”“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讲到共产风、讲到一平调，他说：“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
他为颳共产风的干部和自己开脱，并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的态度，他说：“他们（指括共产风的干部－作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批评大跃进的意见）“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
接着，毛泽东指出：“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
讲到反冒进，他话锋直指彭德怀，说：“虽然彭德怀“不讲反冒进， 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他告诫那些批评大跃进的人说：“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接着，他为食堂和大办钢铁辩护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在办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他正话反说：“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楂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这篇讲话态度鲜明，对左派只是安抚，让他们“硬着头皮听”；说批评“三面红旗”的人 “离右派只有30公里”；把中间派说成“动摇分子”。他在讲话中批驳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的说法。讲话中也讲了大跃进中一些问题的责任，说自己是“始作俑者，应该绝子灭孙”，但这些话明显带有赌气的情调绪，不是诚心自我批评，不是“罪己诏”。毛泽东曾说过，他是不下“罪己诏”的。
散会后，万毅将军走出小礼堂时，亲眼看到这样一幕：彭德怀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他立即迎上去，贴近毛泽东，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 7月23日听毛泽东讲话回来后，彭德怀和黄克诚都吃不下饭，沉默不语，他们虽然同住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 在这以后彭德怀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7月24日（或25日）张闻天遇到彭德怀，交谈时张说：不能讲缺点了，不能批评，批评有危险。我们没有错，毛泽东讲话是压，是扣帽子。 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李锐听了讲话犹如晴天霹雳，闷头一棍。他们四人沿着山边信步走去，心中沉甸甸的，没有一个人说话。田家英拾起一根烧焦的松枝，在石头上写了一首有名的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7月23日晚，彭德怀怎么睡不着，直到天亮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呢？
四、大臣们机变求自保
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只要毛泽东拿定了主意，在领导集团中，绝大多数人就会积极响应，很快形成具有压倒优势的主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发表和主流意见不同的看法，谁就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就会遭到集体的围攻。所以，在这个领导集体中，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很难有人为他说半句公道话。只有若干年后，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主流意见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的错案才能得到纠正。
西方国家是议会政治，当时的中国是“会议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后者虽然只是颠倒了一个字，就变成了专制制度了。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开会来贯彻最高领导人的意图，通过开会来围攻与最高领导人不一致的看法。“会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么多人跟着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所以，皇帝想惩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别人还可以为之说情。在“会议政治”条件下，连说情的可能也没有了。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大会集中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逼他们作违心的检查。毛泽东身边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加入反右倾的大合唱。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也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当然，他们这样做有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维护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个人利害关系。在战争年代，他们多是孤身一个，没有家庭包袱，他们认定斗争的对象是邪恶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牺牲了就是烈士。当了高官以后，有妻子儿女，有荣华富贵。更为重要的是，惩治他们的是被戴上种种理想光环的政权，是被所有的宣传工具天天歌颂的“英明领袖”。这使他们感到，杀了头不仅殃及子女，还要遗臭万年。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奴才。中国的高官历来有一个追求：文死谏，武死战。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武死战的层出不穷，文死谏的寥若晨星。这也是制度使然。
在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康生、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像一条条凶猛的鹰犬对彭德怀劲头十足地批判，无根无据地加罪，这是意料之中的。这些人在文革以后也没有多少人为他们说好话。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以后受到报刊舆论备加称赞的高官中，在庐山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令人深思的。
由于庐山会议档案还没有公开，我无法引证更多的资料研究7月23日前后高官们态度的变化。目前唯一公开的信史就是李锐根据他参加庐山会议的记录整理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庐山会议实录》中是按时间顺序写的，高官们的态度变化淹没在复杂的事件和冗长的过程之中。我重新整理《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中每一个人的资料，按人头把每一位高官的言行集中起来。这样就可以清晰看出每一个人在7月23日前后态度的变化。请读者原谅，在这一节中我只能大量用李锐这本书的资料。我尽可能再引用其它当事人的材料，尽可能地避免李锐一个人的孤证。
刘少奇
1959年4月，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国家行政的第一把手。说是当选，实际是毛泽东指定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当时毛泽东不愿意当国家主席，这把交椅就让给了刘少奇。但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最有实权的职务。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是第一把手。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刘少奇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时中央领导人的地位排序是：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和邓小平因生病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如果刘少奇是真正的第二把手，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名义上刘是二把手，实际上刘是毛的臣下。刘的命运还是由毛主宰。所以，刘还得看毛的脸色行事。
7月4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时发了言。他说，1958年的跃进，吃了1957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年。他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去年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忽视。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不犯长期性、全国性的错误。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正确领导，欲速不达，不要责备下面。他谈到教训深刻的一面，但仍以革命的名义为失误辩护。
7月16日刘少奇讲话，提出“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作为会议的开法。 对于认为反左是主要矛盾的人来说，这12个字中，“缺点讲透”4个字是核心内容。
李锐认为，刘少奇是主张反左的，在会议发言中没有明讲，但从许多言外之意看得出来。他曾找胡乔木长谈过反左问题，胡乔木没有敢向毛反映。 刘少奇是毛泽东下面的第二把手，他的想法不能直接向毛泽东谈，还得通过地位比他低很多的胡乔木向毛反映，这正如皇权时代丞相的意见还得通过皇帝的近臣转达一样。胡乔木虽然地位远低于刘、周、朱、陈、林、邓，但他是毛泽东的近臣。在武昌会议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陈云也向胡乔木表示，不同意公布7500亿斤粮食产量，胡乔木也没敢及时向毛反映。王光美和刘源也说“庐山会议前后，刘少奇是反‘左’的”。
7月23日早晨，毛泽东通知要开大会，他要讲话。刘少奇头天晚上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突然接到开会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性还没有过去，警卫员扶着他晃晃悠悠走进会场。刘听了毛批彭讲话以后，约胡乔木到他的住处谈话，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文件。要胡乔木起草这个文件。胡乔木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胡乔木让彭真找刘少奇谈，才决定不写。
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集体围攻中，看法本来与彭德怀接近的刘少奇，不仅没说一句公道话，在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刘少奇还抓住机会插话、帮腔，当别人追逼彭德怀交待什么问题时，刘少奇也积极参与追问。8月1日，刘少奇发言说彭德怀“脑子里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刘少奇还揭发了一件事：“会理会议 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从那以后，我觉得此人不简单。”刘少奇的这个揭发引起了毛泽东和林彪尖锐的插话。 刘少奇还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彭认为中国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了。刘少奇的发言中把八大党中没有写上毛泽东思想这一条的责任推给了彭德怀。 刘少奇这个揭发不仅打击了彭德怀，还讨好了毛泽东。
黄克诚回忆说，有人说我是彭德怀的走狗，我气得要命，说：你砍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第253页可知，这位两次找黄克诚谈话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
8月17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开了一个中央工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了主要发言。他一开头就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接着又为大跃进中的错误辩护说：“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乱子。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个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接着，刘少奇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先说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是最正确的领导”，接着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对‘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和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进行拍马比赛，8月1日，在常委会上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8月17日，刘少奇又超过了林彪。
其实，刘少奇并不是不知道“三面红旗”的危害。庐山会议后不到一个月，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庆观礼时，他和邓子恢一同上厕所。在厕所里刘少奇对邓子恢说：“想不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破坏这么严重！”当时邓子恢的秘书在场。事后，邓的秘书将此事告诉了刘的秘书姚力文。40年后，姚力文将此事告诉本书的作者。可见，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心底里的看法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但他还是参与围攻了彭德怀。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乃父亲生前有两个错误：一是没有阻止大跃进，二是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书中说：“对大跃进，刘少奇的态度是被动消极的，他的观点即使在‘文革’中，对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隐约可见；但他曾力图紧跟，积极去理解，对人民群众中迸发出巨大的积极性，倍感兴奋，为取得惊人‘奇迹’所感动，并由衷高兴。正如他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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