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庐山之变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7月2日到8月16日，一共开了46天。8月2日以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按照1959年上半年纠偏的势头，1959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1958年造成的大混乱，饥荒就可能止于1959年。如果是这样，饿死人数只有已经发生的人数的30%，即可以减少70%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如果没有庐山会议，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665万人， 可以少饿死1467万人（见本书“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庐山会议，不仅使1959年春天的一切纠错措施刹车，还使1958年的那种错误政策更加严重泛滥，从而使大饥荒加剧并延长到三四年之久。
庐山会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不仅维护了极权制度，而且强化了极权制度。
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乱。为了挽回危局，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按照这一段时间的政策逻辑，庐山会议应当是在这些纠偏政策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跃进的高温已经下降，领导人们也冷静下来了。他们需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安排今、明两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当然，这些任务和工作安排是狂热过后较为冷静的安排。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们认为，庐山会议的初衷应当是纠左的。
不过，这些纠左措施，是在一个重要的前题下进行的，即不仅不能伤及“三面红旗”，还要在维护和高举“三面红旗”。在纠正错误时必须坚持一个总体估计：如果1958年以来的工作是十个指头，其成绩则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另外，在安排任务时虽然要比上一年冷静，但也不能泄气。“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是毛泽东当时常说的话。
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认为1958年打了败仗，应纠正错误，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丢分，甚至失去领导地位。他最怕被人说成路线错误。因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只要是路线错误，就得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路线错误头子是不可能改正错误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错误路线的头子，都没有好下场。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后尘。而这些倒霉的人，是他经常用来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员。他的支持者也极力维护毛泽东这个最敏感的部分，谁的发言略有涉及路线、政治等内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鞑伐。
过去经济工作由陈云主管。1958年，毛泽东和谭震林、田家英一起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毛泽东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泽东走到前台直接管经济，结果碰了大钉子，捅了大漏子。1959年他对吴冷西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的心情直到5月后才开始好转”。 此外，在1959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发出的一些纠错政策，毛泽东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从心里是不愉快的，认为是右倾的。 可见，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不只是沉重，应当还有酸楚、焦虑、不满。处在极权顶点的毛泽东，有这种复杂的心态，对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作出来，就会伤人。
1959年6月12－13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检讨了1958年的错误。他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他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第三天才找到起义的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他还说：“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看来，毛泽东是认了错，是准备“转弯”的。但是，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是很肤浅的，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他说：“去年（1958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6月29日，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在赴庐山的船上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这19个问题除了国际问题是周恩来建议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泽东一人。这19个问题是：1，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下册，县级读《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势；3，今年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8，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即下放了的人权、工权、财权、商权要收回，由中央、省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14，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19，国际问题。
在这19个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对形势估计和对1958年的评价。对这个核心问题，毛泽东已经定了调子：“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在当时那种制度下，毛泽东的意志是不能违背的。既然毛泽东给纠正1958年的错误定了调子，划了范围。谁不按这个调了说话，谁超越了他划定的范围，谁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毛泽东不乏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周围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泽东权力在地方的两个支柱。他们两人不仅是封疆大吏，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地方官员中仅有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坚决肯定“三面红旗”、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在南宁会议上因马鞍形问题受到批评的周恩来，这次也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出于维护团结，也可能是出于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员都是采取自保而随风倒的态度。另外，军队的高级干部由于来自不同的“山头”，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又结下了旧怨，如果有新的政治斗争，也是报复旧怨的好机会。还有一些政治投机者、政治阴谋者，也总是依仗毛的权势，在整人中求得晋升的机会。
6月23日，毛泽东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时得出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结论。还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28日赴武汉，29日乘船到达庐山。登山后他赋诗一首：
登庐山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的心境总是那样豪迈、广阔而俯视一切。他为什么想起了陶渊明？是想到自己万一政治斗争失败，走退隐归田之路，还是想把政治对手推向远离权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泽东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当时可以说是民怨沸腾。专制制度下的官员们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但当时毛泽东却收到了不少批评“三面红旗”的材料，这些材料已收集起来作为庐山会议的参阅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委一级干部在“鸣放”中，把“三面红旗”说得一无是处。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反映，一些军队干部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央：“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学习中对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了怀疑和指责。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更为尖锐。这些是选送到会上的材料还是经过处理的，下面干部反对“三面红旗”的呼声比这些材料要强烈得多。
就是在毛泽东周围的人，相当多的人并不承认“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认为1958年的问题很严重。6月27日到7月1日，到庐山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从北京乘专车到武汉，然后乘船到九江。在这列专车上的高级干部们自由交谈，1958年的大跃进中的问题是重要谈话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坐在一起。陆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来之命调查过大炼钢铁的问题。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弄虚作假的现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办法炼铁是极大的浪费，大批壮劳动力去炼铁了，地里的庄稼没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怀谈了这些情况，彭德怀十分关心这些事。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月，通过《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后，下山各司其职。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是反左的，2003年4月本书作者同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锐交谈时说：“连柯庆施带上山来的材料也是反左的，会议转向以后他不得不再让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是不是这么想的？看来不是那么简单，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自己所处的危机，有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质疑。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大问题。” 看来，毛泽东是想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但不“三面红旗”的问题，不容许有批评意见。
头几天，会议的开法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们称为“神仙会”。与会者讲了不少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批评的声音较强。有些天真的人真想“畅所欲言”。毛泽东真愿意让大家“畅所欲言”吗？真愿意硬着头皮听批评吗？不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就很明确表示反对批评的态度：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假如办10件事，9 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既然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批评1958年，为什么还要开“神仙会”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办法1956年用了一次，结果大获全胜，把五六十万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1959年三四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还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让彭向海瑞学习。就是在这次上海会议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彭德怀，他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一个人这样，跟其它同志也是这样，” 这不仅仅是引蛇出洞，还暗藏杀机。在毛泽东心中，彭德怀是一个不听话的人。黄克诚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黄克诚说，可惜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引诱彭德怀“犯我”，然后再将“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怀。
在会议的最初几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发言中承认河南共产风、浮夸风很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了湖北的一些实际情况，心情显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认为总的形势不能太乐观。有些人也对大跃进提出了种种批评。但在批评的同时，有些人维护大跃进，经常打断批评者的发言。这使得一些想批评者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能畅所欲言。打断发言的人除了保卫自己工作成绩的“诸候”以外，还有罗瑞卿大将、谭震林副总理等人。
在会议参阅文件中，有几份否定“三面红旗”的资料。如《李云仲仲同志的意见书》，江西省委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的报告，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等。毛泽东都不加表态地批给与会者参阅。 有些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所发的这些文件，强化了“庐山会议要反左”的看法。其实，这些文件也是为了“引蛇出洞”。毛泽东在7月10日和16日还两次召见他的几位“右派朋友”谈话，他们是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等，谈话是轻松愉快的。讲了很多“私房话”、“知心话”。书生李锐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登楼再度群言堂”，“都觉畅怀言已尽”。实际这两次谈话是火力侦察，看一看反对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一下反对者的动静。毛泽东多次说他有几个右派朋友，其实，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熟读中国古籍，对君王之术烂熟于心。经过江西肃AB团、延安整风、高饶事件、反右斗争等一系列实践，毛泽东整反对派的技术已经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说是半个月的会，已经开到超过了半个月，也没有散会的意思。除了毛泽东以外，谁也不知道会如何继续开下去。会议进程和内容全在毛泽东一人心中。毛泽东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图，都是临时发表讲话，引导会议走向。而他的讲话事先没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袭击。这就是中国当时政治制度的特点。
二、彭德怀为民请命
彭德怀是毛泽东在井岗山时期的战友，那时两人关系很密切，彭要找毛泽东谈事推门就进，直呼“老毛”，如果毛泽东在睡觉，就揭开被子和他说话。1949年以后毛泽东已位处九鼎之尊，彭德怀还没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欢叫“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不习惯称“主席”，还是称“老毛”。这在中国皇权制度中已经犯下大忌。
在“大跃进”的时候，彭德怀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
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在讨论公布1958年粮棉数字时，有的人说粮食产量在1万亿斤以上。彭说粮没有那么多。谭震林对他客气地提出了批评：“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后来毛泽东说公布7500亿斤，彭同意了，但心中还有怀疑。 武昌会议闭幕后，彭德怀到湖南考察，他觉得粮食产量没有公布的那么多。在平江县他还发现了数字造假的情况。他认为按公布的粮食产量确定的1200亿斤的征购任务太重。在株洲，他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说不能征购1200亿斤粮食，只能征购900亿斤。在湖南考察时发现农民挨饿的情况，连“幸福院”的老人一天也只能吃二三两米。有一位红军时期的伤残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农民悲惨的生活，干部们的胡作非为，是他在湖南老家亲眼目睹的。上庐山以后，他怎能昧着良心不“鼓咙胡”？他在湖南考察是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的。后来这成了周小舟的一条罪状：为彭德怀提供“炮弹”。
1959年5月，彭德怀到东欧国家访问，6月中旬回到北京。在匈牙利访问时，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肃反扩大化和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所致。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接见他时，彭德怀感慨地说：“敌人并不可怕，最怕的是党的路线不正确和党的作风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最深刻的体会。”在罗马尼亚时，他给总参谋长黄克诚打电话，专门询问了国内的经济情况。
6月13日，彭德怀出国回京，他对国内问题十分关注，认真看了内部参考，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很多。6月底彭德怀收到了到庐山开会的通知，他不想去，让黄克诚去，黄克诚说：“中央通知你，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他后来还是开会去了。
北京到庐山开会的高级干部们先从北京乘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乘船到九江上庐山。6月27日到7月1日，在北京赴武汉的火车上，彭德怀、张闻天、贺龙、康生等同乘一节车箱，车上交谈很随便。彭德怀都谈到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来的。 后来，他的这些话都被认为是重要的政治错误，而严加批判。
在“神仙会”期间，彭德怀在西北组连续作了七次发言，坦率地讲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是关系到毛泽东的内容。如：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禽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公社只增产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件事。我看他是谈过。”（7月3日上午）“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高。．．．．．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事，如砸锅，在一定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因为党在群众中威信高。”“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7月4日上午）“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7月6日上午）“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7月7日上午）“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7月8日上午）“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扩大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7月9日上午）“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的威信，只建立个人的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7月8日上午）等等。柯庆施把彭的这些尖锐发言，送给了毛泽东。这些话，在原来的西北组《简报》中删去了，后来批判彭德怀时，又整理出来，当作批判的材料。
据彭德怀说，在“神仙会”阶段，周小舟到彭的住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话是周向彭谈了湖南的工业情况。还谈了水利建设的成就。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说去年粮食数字造了假。还谈到公共食堂的问题。彭对周说，这些问题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 李锐在日记中记载这两次谈话的时间和内容， 第一次是7月5日，周介绍了湖南的一些情况。彭德怀除了向周小舟重复他在西北小组的发言以外（周小舟在中南组，没有听到他的发言），还谈到，今年1月毛泽东找几个人讨论钢铁指标，陈云认为2000万吨指标不可能完成。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还说他从欧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谈到铁托左右几十个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这时毛泽东脸色顿然发红。还对周说在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地开展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彭对周说，有些意见想找毛主席谈，又怕讲错，引起不满，由于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当国防部长。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是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谈话之后。他们三人都感到毛是能听不同意见的。周对彭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也找主席谈一谈。彭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组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小舟赞成写信。
7月12日下午彭德怀又觉得写信不易，还不如当面谈一次。他下午到毛泽东住处去了一次，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又想到会议几天内要结束，于是下决心写信。
13日中午，彭德怀手持拟好的提纲，向随从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记录整理以后，他亲自修改两遍，参谋誊了两次，于14日下午送给毛泽东。也许彭德怀自己不会想到，这封信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他接着谈到“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
彭德怀还肯定：“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解决”
彭德怀还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大跃进：“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谈到“全民炼钢铁”，彭德怀说：“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这里，彭德怀说“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接着，彭德怀谈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接着，彭德怀指出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他认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可以说，彭德怀这封信既没有锋芒毕露，也没有直抒胸臆，在讲缺点以前先讲成绩，讲缺点留有余地，并且一再肯定“三面红旗”。像德怀这样敢说话的人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之压抑，“神仙会”大概也“神”不起来。没想到这样平和的信，毛泽东却不能容忍。他收到彭的信以后，7月16日，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彭德怀没有想到这封本来是给毛泽东个人参考的信成了公开发表的“意见书”。7月18日，在小组会上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 ，覆水难收。善于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见书下发的当天，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字条：“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 信发下去以后，与会者多数人基本上是同意这封信的，但其中不少人认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对第二部分意见较多，认为讲得过于严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对的则是个别人。胡乔木、周小舟、李锐很支持彭德怀的信。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21日在第四组发言时都积极地肯定了彭德怀的信。陶鲁笳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种精神，信中某些内容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贾拓夫在第三组发言中也表示，彭总的意见书总的是好的，总的是同意的，这会推动大会的讨论。军队干部万毅全面肯定了彭德怀的信。 后来，有这类发言的人都受到批评和追究。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应召于7月17日上山（毛泽东7月16日让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信让调来的，同时调上山的还有林彪、彭真、陈毅、宋任穷、安子文等）。把黄克诚召上山来，是毛泽东向彭德怀发起攻击的一步棋。如果在庐山上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在北京掌握军队，毛泽东感到不安全。把黄召上山来，不仅解了北京之忧，还可以一网打尽。黄克诚上山的当晚，彭告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给黄看。黄克诚看后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写得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剌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18日，周小舟、周惠、李锐去看望黄克诚，他们三人都谈到在会上有一种压力，不能多说缺点。黄克诚说：“在书记处会上我也说过，我黄克诚总算是一个敢讲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了”。在这期间，黄克诚和大跃进的激进派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黄说“反兵”的本意是和谭震林的意见相反，后来受批判时说成是“畜意谋反”。
在毛泽东发起反击以前，与会者的发言中批评彭德怀信的人不是很多，只有陈正人、程子华、贺龙等人。陈正人有这样的态度除了他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受柯庆施的影响，在会议期间，他与柯庆施住一栋房子。在毛发起反击以前，柯庆施和李井泉却没有在会上对彭的信发表意见。7月21日贺龙在小组全上发言说：“目前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头脑发热和虚报。”他批评彭德怀的信说：“我们的缺点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中有一点缺点、错误，这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接着贺龙揭发了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过火了。”
贺龙把火车上的私下闲谈拿到政治斗争的桌面上了，这个揭发非常要害。23日毛泽东讲话中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这句很重的话就是针对这个揭发的。
彭德怀和毛泽东这里说的“红军”是指中国工农红军，意思是重新搞革命。而邓力群在1998年4月16日的谈话中 ，谈到庐山会议时，却在红军前面加上了“苏联”二字，硬说彭德怀要请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问题。看来，邓力群先生直到40年以后，还坚持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罪名。
贺龙给彭德怀这么重重的一击，大概是出于俩人的关系原因。8月16日，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五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哪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山头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也整过刘伯承、肖克等高级将领。我还记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会议期间，我与同事陈大斌、姬乃甫三人一起采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肖克上将，肖克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谈到大跃进饿死人的情况。我接他的话荐说：对大跃进，彭德怀还是讲了些实话。没想到肖克说：“别提彭德怀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说彭德怀和林彪一起整刘伯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批评彭德怀的，还是在80年代，彭德怀已经平反、在社会上备受称赞的时候。高级将领来自不同的“山头”，他们之间有种种矛盾和成见。高级将领之间不团结，对毛泽东的地位来说是最安全的。毛泽东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7月17日，彭德怀的信交上去两天以后，下午5时到10时，毛泽东还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胡乔木、田家英5人去谈了5个小时。他们在一起吃饭，喝茅台酒，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当时给李锐的感觉是“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更没有立意发起一场反击”。 从7月16日到7月22日，毛泽东没有流露出反击彭德怀的意思。但当时会议的形势，犹如庐山气象：密云不雨，气压很低，云雾缭绕，山上的人都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一切都深藏在毛泽东心中。
事有凑巧，彭德怀回国不久的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兰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发表讲话中谈到，苏联在内战刚结束时就搞了公社，但公社既不具备经济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所以这些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我们就不搞了，就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认为，赫鲁晓夫7月18日的讲话让毛泽东占了理，这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原因。 麦克法夸尔的说法是不对的。苏联《真理报》7月21日才发表赫鲁晓夫讲话的全文，只有这个全文中才有批评人民公社的话。新华社7月27日在《内部参考》2831期以《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为题刊出，胡乔木7月28日才将这期《内部参考》送给毛泽东，毛泽东7月29日就批给与会人员参阅。也就是说，毛泽东知道赫鲁晓夫7月18日的讲话是在7月23日讲话以后。毛泽东7月16日就把彭德怀的信当作“意见书”批给大会，而且对会议作了两个新的部署：一是重新编组；二是调援兵上山，这些显示毛此时已露杀机，这时赫鲁晓夫还没有发表讲话。中国作家权延赤也写过与麦克法夸尔类似的文字，他说，在苏联批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以后，在毛看来，“‘意见书’本身的内容已不是问题的焦点，对全局事业而言，他的威信，共产党的领导权，以及党的凝聚力，变成了问题的焦点，这些是远比彭德怀命运更为重要的大事。” 言外之意，毛泽东整彭德怀是出于大局。40年以后的1998年，邓力群也持这一看法，他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的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大同小异。因此，引起怀疑：里外互相呼应。” 根据我上面列出的时间顺序，权延赤和邓力群的说法也是与事实相悖的。
三、毛泽东翻脸倒乾坤
李锐的书中只讲了他们这些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人的一些活动，没有讲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动。这些人的活动李锐是不知道的。7月21日，这时距毛泽东的反击只有两天，由于左派的活动，对彭德怀信的指责的声音已经逐步升高，左派说这封信主要是“针对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动和言论对毛泽东有多大影响，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人已经闻到了某种气味。张闻天准备这天在第二组(通称华东组，组长柯庆施)发言，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早晨打电话给张闻天，提醒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问题。 张闻天不顾这些，却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在发言过程中，组长柯庆施和其他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意见。张闻天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一直把话讲完。
张闻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学美国。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1931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长征到达遵义时，他支持毛泽东，参与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随后，他代替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的总书记职务一直担任到1943年，不过，后几年由于毛泽东专权，他的总书记只是名义而已。在延安期间，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麦克法夸尔认为，张闻天是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三面红旗”的主要策划者，而彭是配角。 就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庐山会议的参加者李锐（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和姚力文（时任刘少奇的秘书），他们都认为麦克法夸尔这个说法只是他个人猜想，与事实不符。
张闻天对“三面红旗”有一整套看法，他是一位有深厚理论功底的革命家，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在3个小时的发言中，张闻天讲了13个问题：1，大跃进的成绩；2，缺点；3，缺点的后果；4，对缺点的估计；5，产生缺点的原因；6，主观主义和片面性，7，政治和经济；8，三种所有制关系；9，民主和集中；10，缺点讲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问题；12，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13，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作了系统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锐，针对性强，几乎毫无顾忌。他强调，对产生问题的原因“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当从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领导经济“光靠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规律办事”。他认为1958年以来出现的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他说：“主席常说，要敢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便于下面敢于发表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自由的局面。”发言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他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评最多之处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就是支持彭这封信的人，也认为这句话不妥当。张闻天却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么样，可以考虑。但是，‘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张闻天发言当天晚饭后，他见到彭德怀说，我今天讲了三个钟头，支持了你。彭德怀把张闻天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后告张“你讲得很全面。”
在批判张闻天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这个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有人对他的这个发言作了精心统计：全文9000多字，讲成绩的只270多个字。用了39个“但”字，只有一个好“但”，其余都是坏“但”。
张闻天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是6月30日离京赴庐山参加会议的。乘同一车厢的有彭德怀、贺龙、康生等。上庐山后，住东谷河东路177号，同彭德怀住的河东路176号是近邻。7月2日到16日，张闻天被编在华北组。他在小组发言说：大跃进给外交部门的工作造成被动，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会议初期，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他对身边的秘书说：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能破坏等看法。还说，现在是骄傲了，就像当年斯大林说的胜利冲昏头脑。7月12日，他同彭德怀交谈时说：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我们西北组也是这样。张说：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7月上、中旬，彭、张二人在饭前饭后还有若干交谈。其中曾讲，政治局会议很少讨论，一般只做个大报告，实际是空的。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的信送出。此前张散步到彭处，得悉彭将写信，对彭所说的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彭要张看信，张不看。彭念给张听，张没听完就走了。
7月17－8月1日，张闻天被编入第二组（华东组）。7月18日，张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7月19日，张闻天出席小组会议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时相遇的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李锐。交谈中大家都感到有压力，认为应当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讲。胡乔木说：主席也是主张讲一讲缺点的。同日，在田家英处吃饭后，邀周小舟到住处交谈。
7月下旬某一天，张闻天约戎子和到住处闲谈。得知国家给土铁生产补贴了40亿元时说：问题主要还不在于这40亿，而在于9000万人上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7月20日前后在准备发言过程中，张闻天接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张闻天对秘书说：“不去管他！”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后来又接胡乔木电话，说毛要向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上对彭批评的气氛不合，担心会挨批评。但张不顾一切要讲。
李锐认为，“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的一副催化剂。”
1959年3月30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报告中谈到：“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的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反动言论的人占10%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毛注：“牢骚也吧，反动言论也吧，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到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现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
在上海会议上，4月5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抱怨他的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提倡海瑞精神。他说：
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
彭德怀的这封信和海瑞给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气得多了。劝彭德怀学海瑞的毛泽东，是怎对待彭德怀这封信的呢？怎样对待张闻天等人的批评呢？
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同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早晨，通知大家开会，听主席讲话。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事前没有跟常委讨论，常委们也和大家一样，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讲话什么。
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头就说他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次会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这大概是指紧跟他的京官和省委书记。“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他讲的另一种倾向是：“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集中表现在江西省委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塌糊涂。”他说：“越讲得一塌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下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
会上发给与会者的江西党校、广东军区等材料，以及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等人的言论上，本来没有加按语，有人还以为是批“左”的材料，毛泽东现在明确列为反面教材。接着，他针对彭德怀的信中说干部脱离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批评说：“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点，不那么多。”“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讲到共产风、讲到一平调，他说：“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
他为颳共产风的干部和自己开脱，并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的态度，他说：“他们（指括共产风的干部－作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批评大跃进的意见）“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
接着，毛泽东指出：“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
讲到反冒进，他话锋直指彭德怀，说：“虽然彭德怀“不讲反冒进， 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他告诫那些批评大跃进的人说：“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接着，他为食堂和大办钢铁辩护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在办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他正话反说：“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楂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这篇讲话态度鲜明，对左派只是安抚，让他们“硬着头皮听”；说批评“三面红旗”的人 “离右派只有30公里”；把中间派说成“动摇分子”。他在讲话中批驳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的说法。讲话中也讲了大跃进中一些问题的责任，说自己是“始作俑者，应该绝子灭孙”，但这些话明显带有赌气的情调绪，不是诚心自我批评，不是“罪己诏”。毛泽东曾说过，他是不下“罪己诏”的。
散会后，万毅将军走出小礼堂时，亲眼看到这样一幕：彭德怀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他立即迎上去，贴近毛泽东，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 7月23日听毛泽东讲话回来后，彭德怀和黄克诚都吃不下饭，沉默不语，他们虽然同住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 在这以后彭德怀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7月24日（或25日）张闻天遇到彭德怀，交谈时张说：不能讲缺点了，不能批评，批评有危险。我们没有错，毛泽东讲话是压，是扣帽子。 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李锐听了讲话犹如晴天霹雳，闷头一棍。他们四人沿着山边信步走去，心中沉甸甸的，没有一个人说话。田家英拾起一根烧焦的松枝，在石头上写了一首有名的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7月23日晚，彭德怀怎么睡不着，直到天亮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呢？
四、大臣们机变求自保
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只要毛泽东拿定了主意，在领导集团中，绝大多数人就会积极响应，很快形成具有压倒优势的主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发表和主流意见不同的看法，谁就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就会遭到集体的围攻。所以，在这个领导集体中，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很难有人为他说半句公道话。只有若干年后，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主流意见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的错案才能得到纠正。
西方国家是议会政治，当时的中国是“会议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后者虽然只是颠倒了一个字，就变成了专制制度了。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开会来贯彻最高领导人的意图，通过开会来围攻与最高领导人不一致的看法。“会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么多人跟着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所以，皇帝想惩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别人还可以为之说情。在“会议政治”条件下，连说情的可能也没有了。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大会集中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逼他们作违心的检查。毛泽东身边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加入反右倾的大合唱。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也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当然，他们这样做有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维护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个人利害关系。在战争年代，他们多是孤身一个，没有家庭包袱，他们认定斗争的对象是邪恶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牺牲了就是烈士。当了高官以后，有妻子儿女，有荣华富贵。更为重要的是，惩治他们的是被戴上种种理想光环的政权，是被所有的宣传工具天天歌颂的“英明领袖”。这使他们感到，杀了头不仅殃及子女，还要遗臭万年。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奴才。中国的高官历来有一个追求：文死谏，武死战。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武死战的层出不穷，文死谏的寥若晨星。这也是制度使然。
在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康生、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像一条条凶猛的鹰犬对彭德怀劲头十足地批判，无根无据地加罪，这是意料之中的。这些人在文革以后也没有多少人为他们说好话。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以后受到报刊舆论备加称赞的高官中，在庐山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令人深思的。
由于庐山会议档案还没有公开，我无法引证更多的资料研究7月23日前后高官们态度的变化。目前唯一公开的信史就是李锐根据他参加庐山会议的记录整理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庐山会议实录》中是按时间顺序写的，高官们的态度变化淹没在复杂的事件和冗长的过程之中。我重新整理《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中每一个人的资料，按人头把每一位高官的言行集中起来。这样就可以清晰看出每一个人在7月23日前后态度的变化。请读者原谅，在这一节中我只能大量用李锐这本书的资料。我尽可能再引用其它当事人的材料，尽可能地避免李锐一个人的孤证。
刘少奇
1959年4月，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国家行政的第一把手。说是当选，实际是毛泽东指定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当时毛泽东不愿意当国家主席，这把交椅就让给了刘少奇。但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最有实权的职务。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是第一把手。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刘少奇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时中央领导人的地位排序是：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和邓小平因生病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如果刘少奇是真正的第二把手，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名义上刘是二把手，实际上刘是毛的臣下。刘的命运还是由毛主宰。所以，刘还得看毛的脸色行事。
7月4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时发了言。他说，1958年的跃进，吃了1957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年。他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去年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忽视。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不犯长期性、全国性的错误。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正确领导，欲速不达，不要责备下面。他谈到教训深刻的一面，但仍以革命的名义为失误辩护。
7月16日刘少奇讲话，提出“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作为会议的开法。 对于认为反左是主要矛盾的人来说，这12个字中，“缺点讲透”4个字是核心内容。
李锐认为，刘少奇是主张反左的，在会议发言中没有明讲，但从许多言外之意看得出来。他曾找胡乔木长谈过反左问题，胡乔木没有敢向毛反映。 刘少奇是毛泽东下面的第二把手，他的想法不能直接向毛泽东谈，还得通过地位比他低很多的胡乔木向毛反映，这正如皇权时代丞相的意见还得通过皇帝的近臣转达一样。胡乔木虽然地位远低于刘、周、朱、陈、林、邓，但他是毛泽东的近臣。在武昌会议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陈云也向胡乔木表示，不同意公布7500亿斤粮食产量，胡乔木也没敢及时向毛反映。王光美和刘源也说“庐山会议前后，刘少奇是反‘左’的”。
7月23日早晨，毛泽东通知要开大会，他要讲话。刘少奇头天晚上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突然接到开会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性还没有过去，警卫员扶着他晃晃悠悠走进会场。刘听了毛批彭讲话以后，约胡乔木到他的住处谈话，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文件。要胡乔木起草这个文件。胡乔木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胡乔木让彭真找刘少奇谈，才决定不写。
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集体围攻中，看法本来与彭德怀接近的刘少奇，不仅没说一句公道话，在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刘少奇还抓住机会插话、帮腔，当别人追逼彭德怀交待什么问题时，刘少奇也积极参与追问。8月1日，刘少奇发言说彭德怀“脑子里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刘少奇还揭发了一件事：“会理会议 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从那以后，我觉得此人不简单。”刘少奇的这个揭发引起了毛泽东和林彪尖锐的插话。 刘少奇还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彭认为中国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了。刘少奇的发言中把八大党中没有写上毛泽东思想这一条的责任推给了彭德怀。 刘少奇这个揭发不仅打击了彭德怀，还讨好了毛泽东。
黄克诚回忆说，有人说我是彭德怀的走狗，我气得要命，说：你砍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第253页可知，这位两次找黄克诚谈话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
8月17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开了一个中央工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了主要发言。他一开头就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接着又为大跃进中的错误辩护说：“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乱子。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个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接着，刘少奇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先说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是最正确的领导”，接着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对‘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和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进行拍马比赛，8月1日，在常委会上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8月17日，刘少奇又超过了林彪。
其实，刘少奇并不是不知道“三面红旗”的危害。庐山会议后不到一个月，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庆观礼时，他和邓子恢一同上厕所。在厕所里刘少奇对邓子恢说：“想不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破坏这么严重！”当时邓子恢的秘书在场。事后，邓的秘书将此事告诉了刘的秘书姚力文。40年后，姚力文将此事告诉本书的作者。可见，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心底里的看法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但他还是参与围攻了彭德怀。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乃父亲生前有两个错误：一是没有阻止大跃进，二是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书中说：“对大跃进，刘少奇的态度是被动消极的，他的观点即使在‘文革’中，对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隐约可见；但他曾力图紧跟，积极去理解，对人民群众中迸发出巨大的积极性，倍感兴奋，为取得惊人‘奇迹’所感动，并由衷高兴。正如他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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