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热河与长城之战的检讨 11.6 长城作战对日本侵华策略的影响
日军在赢得热河与长城之战的胜利之后，当然成功的截断了中国支持东北义勇军的联结通路，使得义勇军在热河失守之后的短期间之内，因为进一步的失去支持，大部分的部队被日军消灭，一部分则是退到苏联的境内，不过仍然有少部分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以游击战的方式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东北义勇军自动自发的英勇作战精神，是在中国的近代史中，一个唤醒了民族精神的历史事迹。东北义勇军的精神所兴起的一股抗日的共识，开始成为凝聚中国统一与新生的力量，终于成为中国走出几世纪迷失的历史动力。
日军占领热河后，不但完成日本对于拱卫满洲国的战略，同时也为推动“蒙古国”，找到一个理想的桥头堡，这时日本的侵略野心，简直已经到达沸腾的地步。日军既已穿过长城，兵临平津，就进一步的积极制造事端，煽动军阀与汉奸政客，以推动设立“华北国”。日本终极的战略目标，就是分裂中国，然后加以宰割。
不过，中国军队在热河与长城的作战与牺牲，多少让日军觉得，要想再演出类似九一八事变那种近乎无抵抗的占领中国事件，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必须设法策动与扩大中国内部的分裂，然后再加以介入与利用，它才能顺利的“征服”中国。所以日本在热河长城作战后，暂时停止全面的武装侵略，对华开始采用武力压迫之下的政略行动，准备一块块地肢解中国。首先上场的就是“蒙古国”的建立，以及“华北五省的自治”的推动。枪声未息，谈判上的压力就已上阵。
事实上，日本在谈判桌上的强横态度，绝对不减于在战场上的残忍手法，不过中国只有见招拆招，国民政府多数采取息事宁人的退让政策，用尽一切力量与日本周旋，才勉强换到了四年的准备时间（1933-1937）。而当日本发现中国已经开始凝聚抗日的共识，以及有了一些建设与军事的成果之后，就决定提前发动对中国全面的侵略。
第十二章、兵临城下的塘沽协定
由于日军迅速地攻占热河，同时击溃华军的长城防线，日本的大军就直接兵临平、津重镇，日军的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对于中国的华北与内蒙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战略威胁。不过日本政府与日军也开始明白，日军任何进一步的军事侵略，是必然会遭到中国的浴血反抗，中国不会像甲午战争的时代，打了败仗就准备割地赔款。纵使中国军民的血肉长城，一时之间仍然无法阻挡日军的侵略，不过却足以让日军付出可观的代价，日本若是要想以继续动武的方式，来侵略与占领中国，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超过当时日本所能负担的。何况日本还要担心苏联的立场，以及国际强权的反弹，所以日军无意恋战，反而希望先见好就收。
第十二章、兵临城下的塘沽协定 12.1 中、日在战略对抗上的比较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情绪虽然因为侵略中国而上扬，但是还不足以让人民支持全国立刻成为“全民皆兵”的地步，特别是扩大与中国的战争，日本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更非当时经济低迷的日本所能承受。日本极缺作战的重要物资如石油、钢铁、橡胶等资源，所以日本政府认为，它需要时间来培养更为狂热的军国主义，日本也需要时间来消化已占领的中国领土，转化中国的资源成为日本的国力。加上国际社会对于日本不断的侵略中国，准备独占中国的利益，出现相当的不满与压力，所以日本不愿在长城作战之后，全面的乘胜追击，而是希望将最终征服中国的战略，暂时的从战场移到谈判桌上。
当时日本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以和战交替互用的方式，逐步蚕食中国，最终能全面的屈服她的抗日意志，让一个分裂的中国，接受日本的纵与支配，而使中国的资源，成为支持日帝国称霸世界的基础。日本的大陆政策，就是要侵略中国，但它却不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争，认为只有步步进逼，逐渐分割与蚕食她，才是上策。
不过中国在热河长城作战之后，出现另外一波民族主义觉醒的意识，西北军大刀队的搏斗（与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拼斗），虽然能够激发中国人的抵抗热血，却不能真正的打败日军的攻势。同样的，天险长城加血肉长城，也不能阻挡日本军队对于中国的侵略。但是中国人的这些鲜血与牺牲，并没有白白的浪费，一个凝聚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幼苗，正在中国人抗日的血泪的灌溉之下，迅速地成长，曾是老大陈腐、分裂内讧的中国，开始在日本连串的侵略之下，出现了团结与转变。
当时，中国无法战败日本的基本原因，还不只是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足，也不是中国军队不够勇敢拼斗，而是更基本的关键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与分裂的国家。中国没有现代化的社会、人民、政府、工业与军队，因此她在总体的国力上，根本就不足以击败日本的强大优势，军队在战场上抗日的失利，只是中国全盘落后、加上内战、分裂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开始逐渐知道危机的所在了。
中、日战争是一场历史性的民族战争，其胜败的关键在于总体国力的强弱，中国若继续陷在分裂与落后的状况之中，她就根本不可能有力量对抗日本的侵略，中国若是立刻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其结果很可能是亡国。但是当时的中国，与其它成为西方殖民地的古文明民族不同的是，中国不愿接受亡国的欺凌，中国人不肯成为亡国奴！因此中国就必须尽一切的力量争取时间，以完成团结与建设。
任何国家要想现代化，绝对不是一日可以完成的，中国若要复兴与现代化，当然也是如此：她幅员庞大、人口众多，加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因此中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凝聚共识，她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发展。现代化的战争要有现代化的人民、社会、组织、经济与工业，才能组成现代化的军队，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有实力来对抗日本的侵略。
而中国要有这些现代化的社会与经济基础，至少要有几十年的时间培养与发展，才能看到具体的成效。但是在日本疯狂的进逼下，中国被迫即使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也要开始反抗了。所以日本的决策者知道，绝对不能给中国足够的时间来复兴国家与救亡图存，中、日两大民族的历史决战胜负，就决定在时间的竞争上。
第十二章、兵临城下的塘沽协定 12.2 日本企图建立汉奸政权的失败
一九三三年年初，武藤信义率兵进军热河的重点并不只在征服热河而已，而更是直指华北，目的是要给中国人民一个“无法对抗日本”的事实打击[1]。日本特别希望能够击溃国民政府之中央军，以离间华北的各个地方部队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武藤认为让中国遭到前所未有之丧师辱国的惨败、打垮中国的抵抗意志，这样才可以屈服华北，同时进而造成华中与华南的分裂。
因此当武藤信义调动关东军准备进军热河的同时，日本的“中国通”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立刻奉命转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坂垣的计划是，利用中国部队作战失利所引起的社会与人心动乱的当头，来利诱军阀与政客，他曾经企图利用段祺瑞、孙传芳与吴佩孚，但是都不得要领。（这真是大大的出乎板垣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怎么会有官不做？）板垣只有跟张敬尧与孙殿英等“三流”军阀联系，并且透过他们与东北军将领张作相，西北军将领宋哲元都有所接触。板垣希望能够离间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然后在华军的战线崩溃之时，由他们趁乱出兵反蒋，造成“华北独立”政府，届时再运动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渠来响应就更有可能了。但是这次任凭板垣用尽各种手段，都无法真正的策反这些原先与蒋介石有仇的军队，来公然的反叛国民政府。而担任居中联络的汉奸张敬尧，又被爱国志士所刺杀，因此板垣所有的策反计划全都落空，使得关东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失去了政略上的作用。
同时国际社会已经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华北，破坏了各国在华利益的均衡，出现了相当强烈的反弹。日本既不能一口就并吞中国，政略离间以瓦解中国又没有达成，因此只有设法与中国停战，以集中力量消化所占领的东北四省。日本军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向关东军下达“华北应急方案”，要求关东军在六月底之前，要与中国方面达成停战，然后撤军回到长城以北地区。而在国民政府方面，汪精卫在张学良下野之后，重新复职，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因为热河之战输得太惨，自己无法兑现抵抗到底的宣言，只有请假出国，进行广泛的外交联系活动。蒋、汪二人对于当前的局势，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可以有条件的暂时接受屈辱，而尽量设法保全华北，以图国家的建设与抗战的准备。
第十二章、兵临城下的塘沽协定 12.3 黄郛设法收拾残局
不过问题是，国民政府方面当时并不知道日本政府与军部，已经决定在华北停战。国民政府眼见日军突破了长城防线，兵临平、津，而蒋介石却正处在无兵可调与无财可用的窘境。蒋、汪只有设法请出与日本关系良好，也是同盟会时代的革命老同志黄郛，让他设法与日本人谈判折冲。由于黄郛是留日学人，精通日语与了解日本的文化与国情，曾在同盟会时代，热心参与革命，后来在北洋政府任过要职，并且与蒋介石结为金兰，是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主要私人顾问，而他与日本当时的军政方面负责人，也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黄郛虽然已经退出政坛多年，但在国家陷入危亡震撼之际，蒋介石又动之以金兰情，恳请他念在苍生而出山，他只好出面收拾华北的局势。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最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与交涉。因为当时日本的政局，在少壮派军人的主控之下，气焰之狂妄，根本是无理可谈，所谓的中日谈判交涉，只不过是让中国在会议桌上屈膝受辱而已（其实连日本政府官员，也不敢惹这些少壮派军人）。而当时中国的民气又沸腾已极，任何对日本让步的协议，都会被视为“卖国”的罪行，因此官员在议场中所受的内外压力，甚至大于在战场的指挥官。当时黄郛实在是在无可奈何的状况下，勉强同意蒋介石的请托而出面收拾华北残局。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国民政府宣布，由黄郛出任北平政务处理委员会主任，统领华北的军政全局，负责与日本进行交涉。
日本策反华北军阀运动失败之后，如今由于黄郛的复出，日方又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因此日本想先给黄郛几个交涉成功的机会，以巩固他的地位与影响力，然后再以各种威胁利诱的方式，软硬兼施的拉黄郛入伙，使他成为日本分裂华北的汉奸领袖。所以日本就主动透露欢迎与黄郛进行停战交涉的意愿。黄郛是先在上海与日军代表根本博进行接触，得知日军有意在华北停战，他才决定北上，收拾残局。
事实上，国民政府的部队在热河与长城作战的失败，同时动摇了政府脆弱的财政基础，由于银行团担心大局急转直下的全面恶化，因此不肯购买政府债卷，而在宋子文于四月中出国之后，财政危机更为严重，全靠黄郛利用他与银行团的关系，先设法为国民政府先借到两个月的周转金，否则军队与公教人员又领不到粮饷了。银行团是希望天津海关的关税收入，做为政府还款的担保[2]，因此黄郛的任务，不但是收拾华北残局，更是要保存平津，以稳住国民政府的财政信用。
但是谈判就要开始时，日军却决定利用机会，先给黄郛一个下马威，以争取到更为有利的城下之盟，因此日皇裕仁批准了关东军在长城沿线的作战计划，武藤信义立刻把握这个机会，在五月六日，下令原先后撤的日军，再度的越过长城的关口，猛攻在滦东的华军。
华军根本没有料到日军会退而复返，更没有想到在谈判即将开始时，日军会加强攻击，加上华军已经力竭而不堪再战，因此滦东阵地连续失守，日军席卷滦东各个军事重镇。五月二十一日，日军兵锋前缘突破香河，直逼北平外围的通州，炮声响彻北平全城，溃兵与难民接近失控状态，而在北平坐镇指挥军事的何应钦，已经下令将指挥部撤离北平，准备南下良乡与保定。一时之间，平津的沦陷，几乎是迫在眼前的事实了。
第十二章、兵临城下的塘沽协定 12.4 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
黄郛在这种危机关头，冒死匆匆地赶到北平（沿路还有“爱国志士”准备刺杀他），这时北平已经是处在人心惶惶、兵荒马乱的危机状况，黄郛在北平弃城前夕，设法再作最后的努力，与日本军方代表永津佐比重进行私下的接触。其实当时日皇的军令是，不准关东军攻占北平与天津，因此日军兵临城下，只是谈判的手法而已，但是黄郛与国民政府却根本不知道这个状况，只知在日军的包围下，平津已经危在旦夕，为了阻止日军的攻城，必须设法立刻接受日军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否则华北即将沦陷，中国的政局也将面临瓦解的危机。
而当时的日本驻天津武官永津中佐，早已经奉命要在六月底之前，与中国代表达成停战协定，因此他在五月二十二日晚上，突然派人与黄郛进行接触与谈判，日本提出了停战条件，要求黄郛立刻承诺，黄郛在考量挽回大局的情况下，只有急电蒋介石，要求中央决断是否接受。这时蒋介石与汪精卫等人，特别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中大家都认为，只要能够暂时保全平津，必须接受日本的条件，因此立刻致电黄郛，表示除了涉及东北四省的主权之外，其它全都可由黄郛全权作主决定，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蒋、汪二人绝对会为协定的内容，共同负起历史责任（这是黄郛最为关切的重点之一，他不愿意成为所谓“外交卖国”的千古罪人）。
这样黄郛设法与日本少壮派军方代表周旋，用尽人际关系的运作，勉强与日军达成了停战协定纲要，而实际的条约内容，则是于五月三十一日，交由中日双方军队的指定代表，在塘沽签署生效，这就是所谓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要求，将中国领土滦东地区，划为中日停战地区，允许日军掌控长城各个战略关口，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停战区，但是允许日本实际遥控滦东战略地区[3]，与取缔所有的排日组织与行动。为了减少中国舆论的这个地区的位置，就是相当于宋代“燕云十六州”的东南部，日军有效地控制此一地区，中国在黄河以北，几乎就无险可守了。反弹，中日双方并未完全的公布协议内容，以及进一步退让的口头承诺。日军在谈判桌上，即获大胜，对平津的包围与攻击才告停止。
第十二章、兵临城下的塘沽协定 12.5 黄郛力撑大局的困境
在华北局势的兵荒马乱之际，黄郛运用个人关系的运作，与日方谈判而稳住了濒临溃散的华北局势。日本之所以会突然与黄郛达成停战协定，其实是它的两面策略，一方面避免日军全面地陷入中国战场，一方面是设下圈套，先给黄郛交涉成功的机会，然后设法逼他逐渐地接受日本的政治计划而领导华北自治运动。但是黄郛坚决不肯就范，而是尽量与日本周旋，日本则是不断地利用机会，制造事端，给黄郛带来没完没了的压力。
而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渠、阎锡山等军政实力人物，原本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有着旧仇，对于未来也有自己的打算与立场，所以并不是完全的认同与支持国民政府。因此他们在日本的压力与利诱之下，经常有游走中、日之间的政治举动，这对于无兵无财的黄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是在一九三三年年底，福建爆发了闽变，十九路军宣布独立，建立“中华共和国”，华北的局势立刻受到了影响。
当时华北的日军，认为闽变造成了蒋介石南北无法兼顾的窘境，所以日军立刻籍机加强压力，推动华北自治；韩复渠等人更是热中“联省自救”，并且与广州的分裂政府进行接触与唱和，他们强力要求黄郛宣布华北自治，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但是被黄郛巧妙的以政治手腕拖延了下来，同时蒋介石以迅速的军事手段，敉平闽变，因此才没有进一步的造成中国再一次的分裂。
但是黄郛以一个文人，本身没有军队支持，又处在这种内外困难交错的状况之下，其个人的名誉与家人的安全，更是经常地受到所谓“爱国志士”的羞辱、威胁与攻击。他在不堪日本人一再的威逼之下，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因为身心俱疲而完全退出政坛。黄郛成功地靠着个人的外交手腕，先将华北政局稳定下来，再设法与日人周旋，完成沦陷的东北与中国的各种民间之交流协定，更为中国抗日的大战略布局，争取到将近两年宝贵的准备时间。。
这里节录几段当时黄郛与蒋介石之间的电报，从电文中就可以知道，当时处理日本侵略华北局势之艰难，而在谈判桌上的折冲，甚至比战场上的火并，还要惨烈[4]。
五月二十二日，黄郛在北平准备弃守前夕，向蒋介石报告的电文：
“抵平五日，危疑震撼不可言喻，昨晚敬之兄（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已决定在白河线进行最后抵抗。但平津若动摇，则前在沪所商定之六百万，事实上又成空话，（此为黄郛出面，与银行团商借国民政府的紧急周转金），财政如无新途径，以资接济，而维军心，则全部华北情形，将不知纷乱至何程度，应请中央预为注意。郛等进止，尤须请示，北平既入战区范围，政整会自无工作余地，现虽尚未成立，拟至必要时随军事机关转达，或即南旋面陈经过。如何盼复。”
五月二十三日，黄郛在最后关头与日方代表进行私人接触，经过彻夜的谈判，终于日本达成停战草案之后，向蒋介石报告的另一电文：
“时局至昨日极险，军心不固，士气不振，内幕尤不堪闻问。日方决定本晨拂晓大举进攻。故一时不得已，预备军政两机关移驻平汉线，兄（黄郛）思平津一失，中央政局亦必动摇，财政无办法，粮饷之源绝。平汉、平绥、北宁、津浦各线之交通枢纽，尽落敌手，国土变色，地方糜烂，溃军且将波及豫鲁。种种不堪设想之后患，均意中事。且昨日已接精卫电略称：‘只要不涉及承认伪国、割让东四省问题，一切条件均可商定’。故于临出发移驻之前，思为最后之努力，事机迫切，闲不容发。未及事前电商，至为惶恐。好在交涉仅以停战为范围，条文加意审慎，当不致大受指摘。然兄（黄郛）泪内流，兄胆如裂，想吾弟（蒋介石）亦必能想象也。”
就历史而言，签署塘沽协定，是暂时稳住了华北濒于崩溃的局势，使得中央政府有时间进行安内与全面抗日之部署，但这个协定也给与日本公然侵略华北一个法理与地缘的根据。而有心反对蒋介石的各个格局政治势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罪证”。塘沽协定固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有哪个批评者能够站出来，告诉我们，在当时中国有什么实力来拒绝签约？而中国又凭什么能与日本决战？
由于汪精卫当时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更是直接负起与日本交涉退让的责任，因此后来从闽变的爆发，到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刺杀汪精卫事件，都是塘沽协定的后遗症。然而处在当时的局势，谁又能为国家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呢？真真是“恨”中国到了这个地步，许多的政客与军阀还不知奋斗与团结[5]。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