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狮子的呻吟（82）

乌金贝隆之旅：是寻找还是逃亡？

　　1、传奇故事的梗概

　　一本以99元的定价创下中国“国内最贵”的《西藏人文地理》，由北京某商业集团和西藏某文化单位联合打造，于2004年盛夏闪亮登场。在诸多人文地理类的期刊读物中，因天时、地利与人和，第一次亮相便不同凡响，令人瞩目。其重中之重，当推集图片、文字与DVD三合一的纪实作品《寻找乌金贝隆》，作者为该杂志的执行主编温普林。艺术家出身的他堪称资深“西藏发烧友”，不但有多年浪迹藏地的游历史，还有数部有关西藏的自述文体和纪录片享有声誉。

　　所谓《寻找乌金贝隆》，是以作者重踏西藏近代发生的一场上千人的迁徙之旅来展现的。概括地说，是“上世纪50年代，在藏北那曲地区，一个骑着野山羊的小活佛，宣称自己能引领人们进入莲花生大士所预言的理想国——乌金贝隆。于是在这位被人们尊称为山羊喇嘛的带领下，先后有几个部落穿越了羌塘草原，经过阿里，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直至新疆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这几大部落公推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叫札那仓巴，是声闻阿里的大修行者。一路上依赖他的智慧和神通，多次拯救了陷于绝境的队伍。他们历经艰辛，万里长征之后又发生了许多出人意外的故事。‘文革’时期，山羊喇嘛变成了女人，尔后在80年代初，全体藏族迁民又在一位康巴女人冈措卓玛的带动下，重返西藏。”

　　这段文字是从杂志中仿照西藏传统经书样式制成的折页上摘录的。更有出自专业化的视角所拍摄的近百幅图片和近两小时的影像，记录了作者在一位活佛的引领下，寻访当年人物及其后裔的过程连同沿途绮丽多变的自然美景。而那位名为日桑多吉的年轻活佛，因为是札那仓巴的长孙和冈措卓玛的外孙，无疑为时隔40多年的回溯所得出的结论——“为寻求理想而出走、又为无法排解的乡愁而回归”——赋予了某种权威性。

　　2、「乌托邦」似乎是理由

　　由16世纪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穆尔所创的“乌托邦”，是不能实现的完美社会的代名词，但如今也似乎可以把宗教意义的理想世界，诸如天堂、净土、秘境等等尽揽其中。而这通常是无神论者的一厢情愿，就像《寻找乌金贝隆》的作者将西藏佛教徒心目中的“乌金贝隆”比喻成“乌托邦”。当然，对于西藏之外的人们来说，早已十分熟悉的“乌托邦”要比出自密宗经典的“乌金贝隆”更通俗易懂，虽然那其实是两码事，因为“乌托邦”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但“乌金贝隆”却非虚拟世界，而是存在于现世却隐藏起来的某个地方，如同西藏宗教中独特的“伏藏”之说。

　　于是在《寻找乌金贝隆》这三合一的作品中，“乌托邦”成为当年那场集体迁徙的理由。并为此特设专版，将东西方文化有关“乌托邦”的种种说法罗列其中，以表明人类对理想世界的寻求实乃一种生命的冲动和心灵的需要。然而，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藏北草原上几个部落的藏人离乡出走的理由，还是40多年后来自北京的温普林送给他们的理由呢？即便是那些游牧藏人的理由，又为何早不走，晚不走，偏偏会择选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而不顾一切地出走呢？

　　用“特殊时期”来代指西藏的上世纪50年代实在言轻。事实上，彼时的西藏正经历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动荡。为了“解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西藏同胞”，毛泽东派来了荷枪实弹的“金珠玛米”；为了“推翻万恶的三大领主”，毛泽东派来了发动阶级斗争的“工作组”。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席卷了千年平静的青藏高原，原本属于“山羊喇嘛”和札那仓巴的羌塘草原又如何继续往昔的生活？其实作者在文章中也含蓄地表露过：“在那样动荡的一个时期，可以说各个阶层的人，都突然丧失了以往的目标，都开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出路，这跟历史上其它类似的大规模的家族迁徙，或者远征的动机，都是一样的。要么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要么就是为了躲避大的灾难，如战乱和瘟疫，于是人们便上路了”。

　　往往在危机的时候，宗教会显示出非凡的力量。我相信象征着幸福家园的“乌金贝隆”确曾鼓舞着深陷灾厄的人们，因为那正是一个迫切需要“乌金贝隆”的关键时候。“乌金贝隆”犹如在远方持续显现的美丽信号，似乎人人都看得见也听得到，毕竟人人都有求生的愿望。首先行动的是“一个骑着野山羊的小活佛”，据说他发现了一部记载着前往“乌金贝隆”路线的天书，宣称自己能引领人们进入“乌金贝隆”，而身边的长辈们竟也坚信不移，纷纷随之拔帐而去，并带动了周围几个部落也相继而去，这看似符合西藏民间的底层民众对待宗教的纯朴态度，但从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可推测，彼时事态已到了不得不走的地步，这使得他们的离去更像是逃亡？尽管沿途因天灾人祸导致的死亡非常惨重，却并未中止他们的脚步，难道是有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力量在催逼着他们，迫使他们只能头也不回地一意孤行？

　　我采访过一位在那个特殊时期逃亡的藏人，当时才14岁的他原本是藏地东部一所寺院里潜心修习的活佛，却在由“解放”而引发的剧烈震荡乃至血光之灾中，不得不跟着无数同乡人匆匆地踏上了不归之路。“金珠玛米”将他们统统视为“叛乱分子”，一路围追，格杀勿论，一直追杀到了恰巧是“山羊喇嘛”刚刚离去的家乡。在这片寒冷、荒芜而且无边无际的羌塘草原上，逃亡者们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散的散。而那位藏人在他再也跑不动时，才发现他的身边没有兄弟也没有经师，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他狠狠地大哭一场，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隐姓埋名的惊惶生涯。因此，在如此一种非人道的境遇下，与其说满怀梦想地四处寻找“乌金贝隆”，不如把“乌金贝隆”看作是逃亡者的归宿。

　　然而，对于那些抛弃家园的游牧藏人来说，“乌金贝隆”在哪里呢？是已经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吗（它位于新疆西部，水草丰美，牛羊成群）？如果不是，他们何以最终定居于此，繁衍生息于此，并“很快地融入当地蒙古人的生活之中”？可如果是，他们又何以仍然躲避不了厄运，被卷入肆虐中国各地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或被羞辱，或更加穷困，这并不安宁的异乡哪有一点儿“乌金贝隆”的影子？那么，当他们在二三十年之后拖家带口，重返故里，仅仅出于倦鸟思归的满腹乡愁，还是出于美好幻想的彻底破灭？我不愿意从这个“出走”又“回归”的故事，得出其中暗含的有质疑宗教甚至否定宗教的结论，可如今已是半老妇人的“山羊喇嘛”明确告诉采访她的人们：“乌金贝隆”不可能存在，这是迷信，不值得相信。不过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这句话。我的意思是，或许她想要表达的是：“乌金贝隆”绝无可能出现在已经失却家园的无情现实中。

　　事实上，无论是寻求理想也罢，还是逃离家园也罢，发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那场迁徙之旅，其结果被事实证明是失败的。但多亏“乌金贝隆”闪耀着宗教境界的圣洁光环，使得波及数千人的悲剧反倒有了令人为之敬仰的神圣性。也就是说，如果是寻找，就是神圣的寻找；如果是逃亡，就是神圣的逃亡。“乌金贝隆”这个出自于西藏宗教的不朽意象，化作了唯一能够减少悲剧色彩的精神力量，支撑着饱受苦难的藏人们度过坎坷却不乏慰籍的一生。这样的事例，其实在许多民族的文化中都有类似的表现。

　　我只能把当年口耳相传的“乌金贝隆”看作是彼时鼓舞人心的理由，却不会信服作者为我们展现的如此天真甚至充满浪漫情怀地寻找“乌金贝隆”的传奇故事是真实的历史。这怎能令人信服呢？除非是生活在另一种文化背景和另一个崭新时代的人，而西藏的土著人当中又有谁会由衷地认可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乌金贝隆”确实是一个基于空想的“乌托邦”，但不是那些游牧藏人的“乌托邦”，而是作者本人的“乌托邦”。包括他在寻访过程中，拍摄了不少今天藏人的家中都挂有毛泽东画像的照片，转述了当年出走的藏人们说起毛泽东时的无比感激之情，很容易让人认为“乌金贝隆”就是毛主席解放的“新西藏”，毛主席简直就跟莲花生大士差不多，而这其实也是他建构的“乌托邦”的一部分。在这个“乌托邦”的世界里，毛泽东从未走下神坛，就像现实中，早已成僵尸的他阴魂不散，至今仍笼罩于藏人的头上。

　　3、会有一个「免疫」的西藏吗？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里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文化不可能“免疫于它的尘世关联”。他显然抓住了文化这个宏大的概念中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的症结，同时也为某种评判提供了一个可贵的视角。“免疫”的说法深深地触动了我，使得一直以来在写作时有所意会却尚未明晰的障碍不堪一击。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而这重负恰恰是因为硬生生地将文化与尘世剥离开来的某种主流趋势所施加的。

　　是的，在文化与尘世的关系中，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尘世并非净土，瘟疫处处皆有。因此，当并不美好的现实中夹杂着那么多的病毒：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历史的、日常生活的；经济的、商业市场的等等，那么多的且凶猛的病毒无一日不在侵入我们的空间，无一日不在感染我们的心灵，我们又怎能视而不见或者一味回避呢？怎能有意无意地在文化活动或文化形态中，营造一个被“免疫”的尘世呢？实际上，谁都知道一个“免疫”的尘世是不存在的。今天没有，过去也没有。只有“乌托邦”才是“免疫”的理想世界。那么，西藏是一个“乌托邦”吗？换言之，尘世中的西藏是一个“免疫”的“乌托邦”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是，当尘世中的西藏被营造成一个“免疫”的“乌托邦”时，一个想象中的西藏便诞生了，它与历史上和现实中无以计数的土著人的遭遇和痛苦经验无关，与他们的真实命运无关。一句话，它与西藏人无关。

　　当然在《寻找乌金贝隆》中，作者并未把历史与现实的西藏营造成一个完全“免疫”的“乌托邦”，多少提及了风云变幻的年月里几次重大的动乱给那些游牧藏人带来的灾难。但要嘛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要嘛就是附和多年来口径统一的宣传，如“因为最早的叛乱是从康巴地区开始的，是在一些上层的奴隶主策动之下而引发的一些地区的叛乱。这些避难的人也把一些可怕的传闻带到了藏北草原，致使人心惶惶的了。”又如“作为一个下层统领，他认为解放军救苦救难，跟他没有实际的冲突，自己不是了不起的达官显贵，他从心里对解放军没有恶意，解放军也不会伤害到他。但如果他不组织反抗或抗命不遵的话，他就会受到当地的部族联盟的头领的惩罚。……甲本洛桑对此完全清楚，同时受到山羊喇嘛的鼓舞，他急忙驱赶自己手下百十来户藏民上路了。”倒是“山羊喇嘛”在“文革”中惨遭羞辱的悲惨命运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其实就作者历时两年、行程万里的寻访过程，不可能不知道至少一半的真相和事实。从常识来看，这原本也是可以推测出个大概形貌的。可遗憾的是他并未全部说出，而是做了很多处理和剪切。于是，一些真相被隐瞒了，一些事实被删除了，包含在这些真相和事实中的苦难也就被忽视了。或者顾左右而言他，或者把故事的重心转移到具有神秘和传奇色彩的细节上，从而描绘出一个多少被“免疫”的西藏。而这，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真实的西藏在今天是不被允许揭示的，但因为作者乃知名的“西藏发烧友”，如此避重就轻，如此喧宾夺主，又是多少不能原谅的了。

　　4、对游戏的乐趣

　　翻开烫金印银的《西藏人文地理》，扉页上题写着这么几句话：“西藏有一种千年游戏，叫作‘伏藏’与‘掘藏’。藏即宝藏，伏是埋，掘是挖。……如果你相信缘份，就会相信伏藏和掘藏的故事，就会热爱西藏的游戏”。这就是杂志编者的西藏态度吗？或者说，是温普林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在满世界飘荡时恰好落到了西藏高拔得近乎空中的地面上？作为一位活跃的艺术家，他写过一部为中国一些前卫艺术家立传的《江湖飘》，其演义笔法读来十分有趣。看来除了茫茫艺林，广大的西藏也是一个任其逍遥的江湖，总是给他带来“飞翔的快感”。江湖自有江湖的气象万千，引人入胜；但江湖也有江湖的险恶和悲剧，我们能否知道一点？

　　在他所有关于西藏的文字和影像中，主角多是各种各样的宗教人物（活佛、喇嘛、阿尼和修行者），并且都与他有着亲密的情谊，而他个人也常有捐款建庙的善举。看上去他似乎应是宗教的追随者尽管其实不然，与其并行不悖的倒是他艺术家的身份和性情，这使得他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善于感受美的心，同时也令他兴致盎然，沉醉其中。事实上，对西藏自然景观中变幻无穷的色彩的偏爱，对西藏民间生活中稀奇古怪的细节的着迷，在他飘游于西藏的辽阔大地上时，总是超过了他对宗教本身的兴趣。这倒也无可厚非。

　　在西藏的温普林是快乐的，这可以从他的书中强烈地感受到。我承认，作为读者而言也曾分享过他的洋溢不住的乐趣。一种十分常态的西藏气息扑面而来，比起太多、太多的书写西藏的作品更为真实、亲切。我常常为他的西藏视角而感动，也因此我的期许也就相应地更高。也许过于高了。虽然他经常表白自己“没有义无反顾的使命感，快乐至上乃人生第一原则”，但我还是希望从他的叙述中，不但看到一个快乐的西藏，还能看到一个不可能脱离复杂现实和沉重历史的西藏。这不应该被忽略或者忽视，尤其不应该被康地一位活佛赠名为嘎松泽仁的温普林所忽略或者忽视（需要补充的是，他其实也是一个少数民族，是偌大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早已被汉族同化的满族后裔）。

　　比如在《寻找乌金贝隆》中，对他所叙述的传奇故事的好奇心，很容易让人忘记发生这个传奇故事的时间和背景。但他不一定会忘记的。而那一段上千藏人悲壮迁徙的历史之所以被他转述得如此浪漫主义，究其个中缘由，是不是因为这个无须加载西藏史册的温氏故事，纯属是给西藏之外的人们看的？而且，因为必须首先交给掌握了某种裁决权的有关人士过目，历史就得重写，故事就得改头换面？不过，也可能并非他有意为之。那么，那些给他讲故事的游牧藏人，是不是在面对他和他带来的摄制组时，出于可以理解的早已习惯的戒心，共同向他隐瞒了很多或者本质上的真相和事实？而温本人，也就在这集体创作的故事中，再次获得了他个人的乐趣。

　　而这个人的乐趣也会因多媒体的传播最终转化成大众的乐趣。尤其是一些奇风异俗被渲染，比如那个从小骑在山羊背上的变性人（重要的是，她从小被看作是一位活佛）的奇特身世；一些宗教禁忌被曝光，比如那个褪去了袈裟以密宗修行的姿势全身赤裸的胖男人（据说他也是一位活佛，可直至16岁时才被认证）的大幅照片，虽然肯定能够成为最能吸引眼球的焦点，但如此一个隐藏在重大历史事件当中的人间悲情故事，甚至可以说是史诗式的悲剧，就这么变成了娱乐化的民间大戏，就这么令人惋惜地变味了。

　　有趣的是，温普林曾经批评许多人误读西藏，包括上世纪80年代“跑到西藏的一帮文化人”，虽不同于1960年出品的党的宣传片《农奴》里的那种把西藏妖魔化的误读，却是一种“浪漫的误读，把它说成是人间天堂，没有丑恶，没有罪恶的地方”。但他又说：“误读并非不好，但是在一片误读声中要有纯正的声音。”那么，他在《寻找乌金贝隆》中，有没有发出“纯正的声音”呢？我想我得遗憾地说，有一些，但远远不够，因此他也基本上落入了误读西藏的圈子里。这不止是我的看法，一位藏族老知识分子甚至认为这个故事在某种层面上无异于是反宗教的。

　　5、“重踏寻找乌金贝隆之路”

　　在这本《西藏人文地理》中还夹着一幅折页形式的手绘地图，以“寻找乌金贝隆”为名，展现的是从拉萨通往藏北草原的路线图，有山有湖、色彩缤纷。与之相配的几张照片更是具象化了沿途那苍凉、大气之美。路线图的背面是详细的行程说明，以及“山羊喇嘛”、札那仓巴、冈措卓玛和再度裸露身体的日桑多吉活佛的照片。其意是，当年那些游牧藏人开拓的“寻找乌金贝隆”之旅，将变成由“西藏人文地理俱乐部”推行的“大型穿越活动”，从8月21日至9月10日，每个参与者只要交纳3万元的费用，就可能由活佛领着“重踏寻找乌金贝隆之路”。而如此纯属娱乐化的旅行，据说将使参与者的“精神也会得到提升”。然而，被忘却了的或者说被有意省略不提的当年那些逃亡者的痛苦，又会被哪一个外来的旅游者感同身受呢？不过，这次穿越活动终究未能成行，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参与者并无几多的缘故。

　　改版后的《西藏人文地理》看似确如媒体所誉的，“在众多追捧美国《国家地理》风格的人文地理类杂志和千篇一律的时尚旅游类杂志当中”，彷佛“横空出世”，十分独特。杂志编者也自豪地宣称，“在精神贫乏的年代，人们需要一本具有精神引领性的杂志，更何况是在逐渐持久升温的西藏热的背景下”。可是，仅从上述这个被修改过的故事就会看出：真实的西藏其实是被隐藏的，甚至是被深深埋藏的。因此，这样的读物又如何担当得起“精神引领性”的作用呢？虽然它确实有着很浓郁的西藏气息，可是，诸如“重踏寻找乌金贝隆之路”的策划，分明将西藏的人文地理变成了打着西藏旗号的商业地理。是的，商业取代了人文，或者说，人文也被裹入了商业的算计之中。

　　2004年9月于拉萨

表述西藏的困难

　　1、

　　萨义德在他完成于1977年的学术巨著《东方学》里，在扉页上首先引用了著名的马克思的一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接着引用了一位不算著名的英国作家的一句话：“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

　　2、

　　西藏因其特殊的环境、处境和境遇，使得它似乎与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隔离开来，又因为这种隔离形成了各种特殊的话语，当然不是它自己道出的话语，而是它之外的各方对于它的话语。尽管这些话语彼此矛盾甚至对立，水火不兼容，然而作为西藏本身却无从说起，原因在于它并不在场。它看似在场却不在场，它是缺席的。或者说，它被巧妙地、意味深长地缺席了。而且是被各方有意无意地共同造成了它的缺席。

　　3、

　　“西藏”是一个早已就被界定为如此的概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既然它已经被界定为如此了，它也就只好如此下去了，而作为它自己，又怎么可能为自己辩解或者说表述呢？有谁会倾听？又有谁会相信呢？就像那羊的叫唤，它再叫唤也还是羊的叫唤，细弱，无力，在黑暗的深夜有谁会听见？

　　4、

　　萨义德说：“书写埃及、叙利亚或土耳其，恰如在这些地方旅行一样，其实质是在一个政治意志、政治管理、政治控制的王国之中漫游。”

　　5、

　　在众多的西藏问题专家当中，曾在西藏工作数年而今栖居美国的徐明旭，对西藏问题的表述总是以他“发配”进藏这一悲剧性的开场白，来暗示他的写作立场既客观又准确，从而表明他在西藏问题上持所谓“反潮流”的姿态具有表述西藏的权威性。他如此反复地“妖魔化”他的在藏经历已经成了一个“私人神话”，其目的在于“妖魔化他已十多年不再去过的西藏。事实上他对西藏问题尤其是今天西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只是一种纯属文本的联系，以及在他自己所营造的一个虚拟的西藏空间中的联系，可想而知这里面可能会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换句话说，他的研究以及研究结论只能说明他越发狭窄的想象、越发僵化的总结、越发武断的观点而已，”尽管他们试图使其著作成为宽容客观的学术研究，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几乎成了对其对象的一种恶意诽谤。“

　　而所谓“发配”是被当做罪人才如此。徐明旭认定他是因为真实的写作而遭到迫害，于是断言“因为文字的缘故而流放西藏，有史以来我还是第一人”。且不说这里面有多少他个人臆想或强化的成分，因为在1980年代，从内地涌入西藏的大学生、艺术家很多，其中有的就与徐在同一个单位和部门工作。难道他们都是因为受到迫害而被发配到西藏的吗？如果徐是1950年代“反右”期间或“文革”期间进藏，或许如此，他也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在个人历史上拥有这么颇具悲壮色彩的一笔，可是，真要是在那样的年代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恐怕不是单单“发配”你进藏，而且还把你“发配”到一个实质上在西藏各机关单位中具有一定优越性的文化部门去工作吧，试想一想，在把意识形态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部门，安插上一个遭到“发配”的异己分子，这似乎不是党的一贯作风。所以，他若真的是被迫害、被发配，他去的地方应该是青海那些庞大的、秘密的监狱或像阿里、藏北那些无人区，而不是西藏的首府拉萨，更不是担任一家省级文学刊物的编辑的工作。

　　实际上，徐明旭几乎每一次都要强调这一经历，目的在于以这样的经历来赋予自己所谓“反潮流”的姿态去表述西藏的权威，以告诉那些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们──尤其是研究者们，因为他的这样与众不同的经历，所以他所说的、他所认为的、他所定义的西藏才是最真实的，才是最了解的，才是最深入、最体察、最洞悉，而别人都是或基本上是虚假的。所以为了给自己的说法赋予合理性，他就得反复地、不厌其烦地、祥林嫂似的重复他的被迫害、被发配，以及常年在藏工作的经历，正所谓“妖魔化”自己的在藏经历。

　　6、

　　昨晚看一本书直到天亮。书名是《西藏是我家——一个西藏人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作者是已经72岁的扎西次仁。老人的身世之传奇、苦难，简直是浓缩了西藏当代那复杂难言的50年。他出生于后藏的普通农家，曾经是达赖喇嘛乐队的一位乐手，1957年求学印度，后来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学习，1964年决意放弃在美国的新生活，回到西藏被分在咸阳西藏民院学习，“文革”时候作为红卫兵接受毛泽东的万人接见，接着被当做“间谍”下了大牢，直至1978年才获得自由。以后回到西藏，编撰《英藏汉对照词典》一书，并开始自筹资金办学校，以自己的力量在日喀则一带办了65所学校（包括一所职业学校），资助贫困儿童求学数万人。他对旧西藏的反感和对新西藏的希望一样强烈，一样无奈，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他对西藏的深深的热爱之中。正如他总结的：“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西藏的民族主义者，也是爱国者，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这些名词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定义。我自己的观念也因受历史的无情压力而柔和下来了。我坚决地反对回返到古远的那种像旧式的西藏神权封建社会，但我也不认为改变和现代化的代价必须是失去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显然，扎西次仁用毕生讲述的西藏是我从未见过的西藏，也是我想象不到的西藏，这里面有着身世的不同，阅历的不同，更多的是，在岁月的替换当中，个人的命运浮沉早已注定，无法与更大的力量抗衡。但经历了这么多，即使仍有许多疑虑，老人还是说了这么一句话：“西藏对我来说不只是一种观念或一种抽象的词语；那是一个地方——我的家。”这句话让我泪流满面。真的，我很难过，很心酸，因为我体味到了一种同样的感情。我也希望能够写出这样一本有意义的书，可如果要让我以我的一生或半生去做代价，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7、

　　在经历了与今天西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岁月之后，扎西次仁深情地说：“西藏对我来说不只是一种观念或一种抽象的词语；那是一个地方——我的家。”所以无论如何，关于“西藏”的真实话语应该由西藏人自己来表达。必须要由西藏人自己来表述西藏。问题在于坚持什么样的立场，而这至关重要。并不因为你是西藏人，你就拥有真实和准确地表述西藏的权利。你是一个西藏人，这个身份固然在你表述西藏时有了一种可靠，但你若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品格和怀疑精神的思想者，你所表述的西藏同样是依附于某种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的。那么，你表述还不如不表述！

　　8、

　　比如所谓的藏学中心之类机构的表述，奇怪的是在这些机构中的研究人员身上，尽管他们大多来自于所研究的这个民族本身，然而在他们那里，民族或者民族中的某个群体（比如某个村庄）似乎只是为其所用的工具。有一位宗教学者，已经著述过数本关于宗教研究的著作，但他本人极少去他笔下出现过多次的寺院，更不用说接触僧侣了。

　　9、

　　如何才能如实地表述西藏呢？或者说，如何才能表述自己？

　　10、

　　就像扎西次仁迄今依然挥之不去的疑惑：“……为谁？为什么？现在，我有时会自问：我所想要帮助的是西藏吗？谁代表西藏？达赖喇嘛？那些过着流亡生涯的旧日权贵？当他们讨论重要大事时就让像我这种人等在门后！在西藏的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或是那些流亡到印度、美国，和欧洲去的？西藏是我在德洲奥斯汀遇见的那个藏籍图书馆员吗？他甚至于怕和我交谈，因为他认为我是共产党！西藏是在长武监狱审问我的那个军人吗？他要显得比中国人更中国化！或者是那些在古确的村民？当我要为他们建立学校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怀疑我的意图。要不然，就是那个当我已被判为政治犯时还信任我的那个勇敢的妇人？她就在我急需一个工作的时候，给了我一个职务。我年岁愈大，愈难找到简明的答案。”

　　11、

　　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中指出：“我们不能将自己置身于那些矛盾之中，把那些对立当做互不兼容的独立事物，在它们中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需要超越那些矛盾，站到俯视它们的高度，将它们视为统一体，是同一事物之内的不同侧面，从而对它们进行整体的综观和分析，才能最终找到避免分裂和摇摆的新思路。从这种高度来看，所谓的西藏问题就不再是仅仅属于北京和达兰萨拉的争执与是非。实际上，西藏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的集中反映，是一个合并了各种矛盾的典型‘病灶’。”

　　12、

　　对于我来说，我写下的文字是我内心涌现的文字，我只是我内心的记录者，我听从内心的召唤。当心被打动，被感动，被悸动，被惊动，被震动，被撼动……我知道，记录的时候到了。而在西藏，我的心常常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有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人生也没有人死，也许只是自己没有看见而已，因为在无数瞬间当中一个短短的瞬间里，哪里看得见许多！可是，就在这个瞬间，你却突然看见了那样的光芒！恰恰就是那终日照耀着这块土地的光芒，在这个再平常不过的时刻，让你看见了——那光芒，是格外的、美丽的、催人神伤的光芒！

　　13、

　　那么，在我内心涌现的，也正是在他们的内心涌现的吗？我不知道。尽管我们血脉相连，血缘相系，血统相关，我还是得说我不知道。但我确实听见，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脱口而出的全是一句话，那就是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我。你。他。她。甚至微风中也充满了植物或别的生命的喃喃低语，那正是承诺永远护佑这块土地的观世音菩萨留下的真言。请别说我们众口一词，异口同声，我们有了真言难道还需要喋喋不休的废话吗？

　　14、

　　《天葬——西藏的命运》中有这样一段也是我想说的话：“也许我只能展开一幅西藏的画卷，让你随我一起在西藏令人神往亦令人心碎的历史与现实中遨游。那里的天湛蓝，雪峰耀眼，寺庙金顶辉煌，那里有青稞、牦牛、酥油茶和糌粑，几百万人民与神灵鬼怪共度了千年宁静，现在正被碾轧进那片高原的历史巨轮所震荡。朋友，让我们一起为西藏未来的命运而祈祷。”

　　2001年5月19日于拉萨

后记

　　此书原名《西藏笔记》，事实上，2003年1月，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而这名字似乎过于平实。所以后来我曾思忖，为何当初竟没想一个有诗意的名字呢？是不是，正如在七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所表达的：「我终于明确了今后写作的方向，那就是做一个见证人，看见，发现，揭示，并且传播那秘密——那惊人的、感人的却非个人的秘密」，而那样的秘密，因为不在别处，恰在包括了康和安多、卫藏和其它藏地的雪域西藏，惟有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如实的或者接近「事实」的记录——或许能够实现对自我的某种期许。毕竟，“见证”这个词的份量是很重的，甚至不应该很轻率地随口就说，我所敬重的一些学者、作家用“故事”、“叙事”、“记忆”等看似平常的词语来替代，于是我将个人内心转向之后的写作辑为一集，题名《西藏笔记》。

　　《西藏笔记》出版之后很快再版。我高兴地看到这样的反馈：“西藏离我们最近，我们却对它倍感陌生。因为他者的眼光，统治了人们对于那片高原的认识。所以，一定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在等待着藏人的发言——等待着那些能清醒面对剧烈变动的现实，又始终不放弃信仰的藏人的声音。唯色的声音是微弱的，可毕竟给了我们一个值得我们全身心地聆听，并与之对话的西藏”（人类学学者郭净）；“无论在哈佛广场，还是在北京街头，我们都可以毫不费劲地找到各种描写西藏和讨论西藏的书籍。然而在读唯色的作品时，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和影子。我常对那些想了解西藏的朋友说，如果想近距离地感受今天的西藏，应该看唯色的作品。她笔下的西藏刚看时是如此的迷惘和脆弱，但很快你会发现另一面——清醒的和刚毅的甚至有时显得固执的西藏。这大概也就是今天的西藏故事”（西藏历史研究学者才旦旺秋）。

　　但这本书也引起了当局的不快，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遭到查禁。随后，海外媒体报导“中国查禁了一名藏族作家所写的触及敏感宗教问题的书”的消息。至于我个人的命运，竟也因此发生逆转，被原来所在的体制驱逐，从此成为自由写作者。

　　2004年底，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决定出版《西藏笔记》的海外版。但我提供的海外版与大陆版有所不同。在海外版中，删除了大陆版中原有的几篇文章，又增添了大陆版中没有或者说不敢有的几篇文章，并且对所有的文章重新做了修订，另外在章节安排上也做了一些调整。我的编辑李惠贞女士建议修改书名，几经讨论，最终定名为《名为西藏的诗》。正如惠贞在Email中所言：“我觉得‘诗‘的包容性很广，它是抽象的，有很多思索的空间，可以是美的，可以是哀伤的，也可以是愤怒的。所以，与其用很多诗来描述西藏，我觉得西藏本身就是一首诗。这是我阅读您的书的感觉。”在此，我向她表示感谢。我更要感谢出现在书中的很多朋友，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亲历的故事向我讲述，才使我得以记录下来，形成此书。

　　而在我终于全部整理完毕，正是我父亲的祭日这天。十三年前的12月25日，拉萨大雪纷飞，最爱我的、我最爱的父亲突然离开了人世，从此生死两茫茫。我明白来世我必定还会遇上他，只是我不知道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关系再续前缘，但我希望还做他的女儿。如果他出家为僧，那么我愿是他手中的一串念珠。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泽仁多吉！

　　2004年12月25日于北京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