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博讯网 的主页经常无法正常打开了。今天上去，boxun.com这个主页被连接到博讯博客上去了， peasehall这个网页也无法打开，于是博讯被间接关闭了。
据博讯网自己的报道，他们是长期受到网络攻击的，基本上都是通过DDOS这个手段，实际上就是造出大量的虚假登陆信息，超出服务器能够承受的极限，于是就造成了服务器的瘫痪。于是普通网友就无法登陆页面阅读了。
技术并不是什么很特殊的东西，不过往往能够奏效。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黑客手段，也就是说这是网络犯罪。其实常上去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网站长期遭受同样的攻击，服务器经常受到瘫痪。多维以前也时时受到同样的攻击，还有牛博也曾经是这样。
是谁有动机有技术有资源对这一类的网站进行常态性的攻击呢？大家都很清楚，只有中共及其政府符合，也只有他们符合这样的要求，就是他们做的。这是犯罪行为，尽管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犯罪的是中共，但除了中共，没有任何机构有动机的同时，又拥有技术、资金、人力资源来做这件事情。
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网络犯罪吗？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国内就处理过很多的类似的案子。这样说是不是显得非常精神分裂的样子？在国内，假如有人从事这样的行为，他们会调查、抓捕、判决相关人士。而他们自己却在同样的行为，当他们面对他们不希望为国内人士接触的信息、新闻的时候，他们会使用违法手段处理，也就是说他们在处罚相似的违法行为的同时，自己却在犯同样的罪行。
相当地吊诡，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在犯罪，而且是明目张胆地。他们在国内不断地立法、普法的同时，自己却在不断地从事违法的行为。而实际上，他们在国内的行政行为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违法，无时无刻不在滥权。当他们面对“民主人士”的时候，面对访民的时候，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时时刻刻都在从事违法犯罪行为。这个党、这个政府从来就不惮于从事违法行为。那么他们还反什么黑社会？还打击什么违法犯罪分子？那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2009年10月25日星期日
薄熙来的“真心话”？抑或政治喊话？
引用新闻：
“老百姓积极举报，80%的信是实名举报。”
“现在打黑困难仍然很大，问题很多，但是有群众支持，打黑一定能取得胜利。”
本报重庆讯(特派记者邱瑞贤)“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昨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出席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前，向媒体代表们介绍了重庆打黑的最新情况。
面对来自全世界报业的杰出代表，薄熙来一番力重千钧又饱含感情的话，首次向公众道出了今年以来重庆连串重拳掀起“打黑”风暴的真实初衷。”
经常有“五毛”小犬们这样说：这江山是小共用几千万条性命打下来的，要小共下台，拿几千万条性命来换。小共的灭绝人性，于此可见一斑。但同时好歹这话还是让人觉得，小共还是蛮横的。当然啦，手上有几百万军队，有上千万警察、武警、有核武器、有巡航导弹，有无数高科技武器，谁能不横呢？
可闹了半天，感情小共面对黑社会的时候，竟然有如此“柔情”呢？不让“黑势力”逼得小薄没办法，小薄是不会打黑的？那我们养你们这些玩意是做什么用的？小薄，别忘了你也算正省部级的干部了，你的心理是什么？难道打黑不是你们的职责所在吗？
从实力上说，小共手握百万雄兵，又有千万警力，又有无数武器，我们不是刚在阅兵式上看到了？要论实力，“一小撮”黑社会根本就不是对手啊？那么为什么面对黑社会的时候，就不管用了呢？为什么见一个灭一个呢？为什么要等到被逼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打击呢？这等屁话居然还力重千钧呢？
我们要政府做什么？要执政党做什么？最重要的，不是让他们替我们看家护院吗？不是要他们做我们的看家狗吗？闹了半天，原来这条看家狗还可以选择性地工作的？感情当黑社会去偷去抢去杀人的时候，这条看家狗是不理会的。只有当黑社会抢完杀完以后，还要拿棒子打狗的时候，这条看家狗才会真正地工作起来的？拿我们凭什么一年要交五、六万亿的税费给看家狗呢？
店大欺客，狗大欺主，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原来小薄这条看家狗还真不是一条好狗啊。难道小薄真的是一不小心，把真心话漏出来了？就象另外一条狗一样，一不小心就质问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这句真话出来了？以小薄的水平，似乎不至如此啊。
假如不是无心漏出来的话，那就是别有用心了。就是说，小薄打黑是有政治目的的，他想进政治局常委会，针对的目标是李克强和汪洋。既然目标没有达到，就只有喊喊话，缓和一下矛盾了。
二者必居其一，反正打黑的目的，不是在尽他的职责，这点非常清楚了。
“老百姓积极举报，80%的信是实名举报。”
“现在打黑困难仍然很大，问题很多，但是有群众支持，打黑一定能取得胜利。”
本报重庆讯(特派记者邱瑞贤)“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昨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出席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前，向媒体代表们介绍了重庆打黑的最新情况。
面对来自全世界报业的杰出代表，薄熙来一番力重千钧又饱含感情的话，首次向公众道出了今年以来重庆连串重拳掀起“打黑”风暴的真实初衷。”
经常有“五毛”小犬们这样说：这江山是小共用几千万条性命打下来的，要小共下台，拿几千万条性命来换。小共的灭绝人性，于此可见一斑。但同时好歹这话还是让人觉得，小共还是蛮横的。当然啦，手上有几百万军队，有上千万警察、武警、有核武器、有巡航导弹，有无数高科技武器，谁能不横呢？
可闹了半天，感情小共面对黑社会的时候，竟然有如此“柔情”呢？不让“黑势力”逼得小薄没办法，小薄是不会打黑的？那我们养你们这些玩意是做什么用的？小薄，别忘了你也算正省部级的干部了，你的心理是什么？难道打黑不是你们的职责所在吗？
从实力上说，小共手握百万雄兵，又有千万警力，又有无数武器，我们不是刚在阅兵式上看到了？要论实力，“一小撮”黑社会根本就不是对手啊？那么为什么面对黑社会的时候，就不管用了呢？为什么见一个灭一个呢？为什么要等到被逼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打击呢？这等屁话居然还力重千钧呢？
我们要政府做什么？要执政党做什么？最重要的，不是让他们替我们看家护院吗？不是要他们做我们的看家狗吗？闹了半天，原来这条看家狗还可以选择性地工作的？感情当黑社会去偷去抢去杀人的时候，这条看家狗是不理会的。只有当黑社会抢完杀完以后，还要拿棒子打狗的时候，这条看家狗才会真正地工作起来的？拿我们凭什么一年要交五、六万亿的税费给看家狗呢？
店大欺客，狗大欺主，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原来小薄这条看家狗还真不是一条好狗啊。难道小薄真的是一不小心，把真心话漏出来了？就象另外一条狗一样，一不小心就质问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这句真话出来了？以小薄的水平，似乎不至如此啊。
假如不是无心漏出来的话，那就是别有用心了。就是说，小薄打黑是有政治目的的，他想进政治局常委会，针对的目标是李克强和汪洋。既然目标没有达到，就只有喊喊话，缓和一下矛盾了。
二者必居其一，反正打黑的目的，不是在尽他的职责，这点非常清楚了。
万里高调亮相天津的玄机
引用新闻：
久未露面以及在中国六十周年庆典活动中也没有露面的中共元老万里，日前却坐轮椅到访天津，引发猜测。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郑汉良报道说：万里不久前缺席天安门城楼的六十周年国庆阅兵仪式，但八天后却又高调到天津考察，以九十三高龄之尊坐轮椅访问，引起外界不少猜测，认为万里此举旨在对大事铺张的国庆阅兵表达不满。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新华网和《天津日报》日前都报道了万里在本月9日考察天津的消息，《天津日报》更将万里访津的图片和新闻，放在头版正中央位置。有关的报道还配有万里坐在轮椅上与众官合影的照片，而天津电视台有关报道中，万里也有两三个远距离镜头，有评论猜测他不想被近距离拍下他的身体及精神状况。
作为前人大委员长，万里与前政治局常委乔石两人双双缺席天安门国庆的阅兵仪式，引发外界不解。而且万里更是当年权倾全国的中共“八老”唯一在生的元老，他缺席阅兵仪式却高调视察天津，无疑更引起多番揣测。
报道说，今年国庆前，海外流传一封据称由一名中共元老发表的万言书，内容批评中共大事庆祝60年庆典，包括庆典宣传不讲真话、60年来「瞎折腾」至今未了、民意处理失败、打压不同声音等等。首先在海外发表该封万言书的新世纪网主编张伟国表示，他相信这个元老就是万里
博主评论：万里违反常理地缺席了“国庆滑蛋阅兵式”，反而高调地在天津亮相，引起各方注意，试图对此做出解读的人也很多，几天内我看到了很多相关的文章。可惜的是，我觉得分析的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根据看来，这件事其实是另有玄机在内的。
各位关心政治、时事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那篇“据说是万里”的谈话。另外，也一定读过中共的“相关部门”而且是“相关的好几个部门”出来否认该谈话是出自万里之口。中共如此大肆对该文章进行“消毒”处理，证明了中共中央部门对此文的重视，要知道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在任何国内媒体出现过。从中共对此文的重视程度来看，实际上也从侧面证明了，文章的出处就是万里。
读过诸“中央部门消毒新闻”的朋友，是不是还记得所谓相关部门否认该文章的实际作者是万里的理由。是万里已经有几年身患重病，已经神志不太清楚了，基本上已经丧失了与人沟通的能力了。因此万里绝对没有能力说出如此深刻、尖锐的言论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重新读一下当时的新闻。
我相信，万里的“高调亮相“天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他是不是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事实上，他用自己的行动变相否定了这种说法，也证明了：“中央几个部门”在公然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么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公然撒谎呢？因为文章就是出自万里之口。
相信万里亮相的原因，并不是要证明中共中央道德水平的低下，而是要证明那篇文章就是万里的论点。因为这篇文章是否出自万里、是否“前人大委员长”之口才是最重要的。假如不是的话，那这篇文章无非是一篇写得比较深刻的政论文章，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假如是出自万里之口，那就证明了中共的最上层人物的并不是意见很一致的，而是存在激烈的分歧和争论的，这就大不相同了。
万里的出现，是对中共中央的谎言的一种变相的否认，也是对该文的“著作权”作一个证明。假如文章真的是他的口述，那么他没有出现在国庆庆典上，也有可能是中共中央对他的一种变相“惩罚”。
这位九旬老人，在关键时刻，显示了他的良知，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良心，也许是唯一的良心。
关于国庆“阿里郎”式庆典的讨论
匿名游客的评论
October 6th, 2009 at 9:45 pm
新中國成立60年，其間是犯了不少錯誤，但近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的確是令中國在各方面都有了極大的進步，故藉成立滿60年辦一個較大規模的慶祝活動，這無可厚非。
再說閱兵是檢視軍事力量，中國近代史的不幸多因軍事力量太弱，所以才會飽受欺淩，今日情況不一樣了，故透過閱兵一者表示軍人們有枕戈待旦、隨時可以肩負起捍衛主權的準備和決心，另一方面也所以告知中外，中國不再是弱國，請不要再對中國有不該有的幻想。
再說，錢花在閱兵上是不少，但都是內需，結果仍會是活絡了眼前的經濟。欄主少在這小人之心看今日中國。
博主评论：首先这个所谓“新中国”的称谓，十分之滑稽。你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中华民国为旧中国，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愚蠢而过气的政治宣传。你以为这所谓新中国与所谓旧中国有什么区别吗？假如真的有的话，就是这“新中国”比那“旧中国”更加地政治更黑暗，官员更腐败，社会更糜烂而已。所以，我以为这“新中国”的说法，并不是什么很有脸面的称谓。
其次，“其间犯了不少错误”？仅此而已吗？阁下未免太过轻言了，甚至是妄言。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其间犯了不少弥天大罪”。“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 “文革”等等等等，那一次共产党不害死无数的人？不将中华民族最卑劣的一面勾出来？就说大饥荒吧，几年间能饿死几千万人，这能用“错误”两个字来形容吗？这是弥天大罪，是数千年王朝统治所不曾犯过的大罪。还有六四屠城呢？能说不是犯罪吗？小毛、小邓两个刽子手，终究要被历史唾骂的，尤其是毛泽东这个千古罪魁。
真正的庆祝，不是要糜费巨亿来“做出来”的，应该是民众的自发行为，不需要好花几百亿的。别忘了还有为数巨大的国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下，饥寒交迫的。即便是在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生活在贫困下的人就有无数。“较大规模”？阁下真是说得轻巧啊，几百个亿啊，加上奥运，至少要上千亿了，这是共产党用我们的钱来给自己脸上帖金。
这种行为跟朝鲜那个SB金正日的行为有什么两样？到现在朝鲜有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人在挨饿，前些年还有大量的国民被饿死。哪一年中国不是花费我们的巨额税款来援助、支撑这个独裁政权？他们的油料和食品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靠中国的援助。可就是这个白痴独裁者，居然用十多万人来搞一场叫做阿里郎的文艺表演来标榜自己的“英明领导”。中共的行为跟他只有程度上的区别，本质就是一样的。
搞庆典就一定要花费巨大？一、两亿不可以办吗？至于拉动内需的说法，纯粹是扯淡。现在共产党来不来就说拉动内需，我还听说过讲官员大吃大喝、公款旅游是拉动内需的，还有说给公务员加薪是拉动内需的，实在是无耻谰言。假如中国现在的人均GDP达到万元美金的话，这话说得还不完全是放屁。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将钱拿来救济穷人对经济的拉动是最明显的。比如说给公务员加薪吧，他们本来就工资高福利好，钱根本就花不完，多给他们一点，他们也是放在银行里面，因为他们没有充足的消费意愿。假如钱拿来救济贫困人口，他们怎么也拿来加个餐添件新衣服的，消费意愿高得多，对经济的拉动也大得多。这是经济学的权威理论，所以说搞庆典来拉动内需，纯粹是放屁。何况花了上千亿，里面至少也有上百亿是变成回扣落到官员的口袋了，何来拉动效应？
至于说检阅军力，很无稽的，一帮人拉动出来遛遛就算检阅军事力量了？显摆而已。说到中国近代史的饱受欺凌，那也是过去的事情了，现代国际政治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遭受欺凌的是在殖民时代，那个时代使用武力寻求国际利益是普遍现象，西方诸列强都有无数的海外殖民地。中国数百年积弱，又处在那个年代，遭受欺凌也就难怪了。其实那个时代遭受欺凌的何止中国，现在的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等等，整个亚洲和非洲，除了几个国家外，哪个不是欧、美国家的殖民地？现在呢？你找遍全世界也没有几块殖民地了。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当年的殖民地都纷纷独立了。现代社会是更加人性的时代，是人权、自由、民主的时代，国际政治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
我不相信中国政府的那些智囊们会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所谓阅兵礼，我看到的是对国人的武力炫耀。中国早就有原子弹、中子弹、氢弹了，也拥有巡航导弹和二次核打击力量，凭这些就没有任何国家敢用武力侵犯中国。我们也根本就没有必要大力发展军备，否则要是将来卷入军备竞赛的话，非中国之福，也非世界之福。
每次只要需要的时候，共产党总是挑起国人的民族情绪，不需要的时候，就给予打压。象上次深圳民间搞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其实示威者是站在与政府同样的政治立场的，到最后领头的还不是被判徒刑了？他们不明白，即便政治立场一致，共产党也不会容忍民间的公众行为的，因为他们害怕公众将来会使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国民总是被共产党玩弄，该清醒了。
October 6th, 2009 at 9:45 pm
新中國成立60年，其間是犯了不少錯誤，但近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的確是令中國在各方面都有了極大的進步，故藉成立滿60年辦一個較大規模的慶祝活動，這無可厚非。
再說閱兵是檢視軍事力量，中國近代史的不幸多因軍事力量太弱，所以才會飽受欺淩，今日情況不一樣了，故透過閱兵一者表示軍人們有枕戈待旦、隨時可以肩負起捍衛主權的準備和決心，另一方面也所以告知中外，中國不再是弱國，請不要再對中國有不該有的幻想。
再說，錢花在閱兵上是不少，但都是內需，結果仍會是活絡了眼前的經濟。欄主少在這小人之心看今日中國。
博主评论：首先这个所谓“新中国”的称谓，十分之滑稽。你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中华民国为旧中国，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愚蠢而过气的政治宣传。你以为这所谓新中国与所谓旧中国有什么区别吗？假如真的有的话，就是这“新中国”比那“旧中国”更加地政治更黑暗，官员更腐败，社会更糜烂而已。所以，我以为这“新中国”的说法，并不是什么很有脸面的称谓。
其次，“其间犯了不少错误”？仅此而已吗？阁下未免太过轻言了，甚至是妄言。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其间犯了不少弥天大罪”。“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 “文革”等等等等，那一次共产党不害死无数的人？不将中华民族最卑劣的一面勾出来？就说大饥荒吧，几年间能饿死几千万人，这能用“错误”两个字来形容吗？这是弥天大罪，是数千年王朝统治所不曾犯过的大罪。还有六四屠城呢？能说不是犯罪吗？小毛、小邓两个刽子手，终究要被历史唾骂的，尤其是毛泽东这个千古罪魁。
真正的庆祝，不是要糜费巨亿来“做出来”的，应该是民众的自发行为，不需要好花几百亿的。别忘了还有为数巨大的国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下，饥寒交迫的。即便是在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生活在贫困下的人就有无数。“较大规模”？阁下真是说得轻巧啊，几百个亿啊，加上奥运，至少要上千亿了，这是共产党用我们的钱来给自己脸上帖金。
这种行为跟朝鲜那个SB金正日的行为有什么两样？到现在朝鲜有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人在挨饿，前些年还有大量的国民被饿死。哪一年中国不是花费我们的巨额税款来援助、支撑这个独裁政权？他们的油料和食品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靠中国的援助。可就是这个白痴独裁者，居然用十多万人来搞一场叫做阿里郎的文艺表演来标榜自己的“英明领导”。中共的行为跟他只有程度上的区别，本质就是一样的。
搞庆典就一定要花费巨大？一、两亿不可以办吗？至于拉动内需的说法，纯粹是扯淡。现在共产党来不来就说拉动内需，我还听说过讲官员大吃大喝、公款旅游是拉动内需的，还有说给公务员加薪是拉动内需的，实在是无耻谰言。假如中国现在的人均GDP达到万元美金的话，这话说得还不完全是放屁。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将钱拿来救济穷人对经济的拉动是最明显的。比如说给公务员加薪吧，他们本来就工资高福利好，钱根本就花不完，多给他们一点，他们也是放在银行里面，因为他们没有充足的消费意愿。假如钱拿来救济贫困人口，他们怎么也拿来加个餐添件新衣服的，消费意愿高得多，对经济的拉动也大得多。这是经济学的权威理论，所以说搞庆典来拉动内需，纯粹是放屁。何况花了上千亿，里面至少也有上百亿是变成回扣落到官员的口袋了，何来拉动效应？
至于说检阅军力，很无稽的，一帮人拉动出来遛遛就算检阅军事力量了？显摆而已。说到中国近代史的饱受欺凌，那也是过去的事情了，现代国际政治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遭受欺凌的是在殖民时代，那个时代使用武力寻求国际利益是普遍现象，西方诸列强都有无数的海外殖民地。中国数百年积弱，又处在那个年代，遭受欺凌也就难怪了。其实那个时代遭受欺凌的何止中国，现在的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等等，整个亚洲和非洲，除了几个国家外，哪个不是欧、美国家的殖民地？现在呢？你找遍全世界也没有几块殖民地了。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当年的殖民地都纷纷独立了。现代社会是更加人性的时代，是人权、自由、民主的时代，国际政治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
我不相信中国政府的那些智囊们会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所谓阅兵礼，我看到的是对国人的武力炫耀。中国早就有原子弹、中子弹、氢弹了，也拥有巡航导弹和二次核打击力量，凭这些就没有任何国家敢用武力侵犯中国。我们也根本就没有必要大力发展军备，否则要是将来卷入军备竞赛的话，非中国之福，也非世界之福。
每次只要需要的时候，共产党总是挑起国人的民族情绪，不需要的时候，就给予打压。象上次深圳民间搞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其实示威者是站在与政府同样的政治立场的，到最后领头的还不是被判徒刑了？他们不明白，即便政治立场一致，共产党也不会容忍民间的公众行为的，因为他们害怕公众将来会使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国民总是被共产党玩弄，该清醒了。
国庆阅兵式的另类解读
一开篇，就看到我们的伟大领袖胡进套小胡同志坐着阅兵车上路了。一看有点儿不太对劲，小胡同志怎么是阴沉着一张脸呢？也许他想做出一个庄严肃穆的表情吧？可我看着怎么都是阴沉着的。也对的，政治家嘛，有哪个不同时也是阴谋家的？不是阴谋家，就没有资格做政治家的，但要是把阴谋两个字写在脸上，就很是级别不高了。看来小胡同志还是修炼不足啊，跟他的前几任比，他应该算是最挂脸的人，需要加强虚伪方面的锻炼。要知道，虚伪到了极致，就是连自己都骗了，自己都相信自己了，做戏就驾轻就熟了。
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位坐过阅兵车的人，小毛、小邓、小江、小胡，顶数小胡阅历不够了。小毛时代，中国没本事造出电视机，造出来民众也买不起，所以不予置评了。不过他阅兵顶没有资格，他连让中国人吃饱饭都没有做到，还饿死数千万人，阅兵？小邓阅兵是有电视转播的，有幸的是我家也有钱买电视机了，算是见过。小邓阅兵是一副清淡的样子，如同去花园赏花一样。不奇怪，他带兵带了几十年，抗战一开始已经是师政委了，要知道整个第八集团军只有三个政委，这算几乎最高的级别了。后来是中原野战军政委，徐沣会战的前委书记，带数十万兵带了多年，所以非常轻松的样子。
小江算是一个比较老练的政客，带兵没带过，但是表情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他是一个天生的政客，不同的场合做不同的样子，不能说象小毛、小邓那样轻松自如，也没有小朱的洒脱，但还算比较到位的。笑起来假假的、贱贱的，至少表面上看不出太大瑕疵。小胡又要次之了，一副阴沉的摸样，被人欠了八百吊似的。凡事太往心里去了，才气不足是他的缺点。
“同志们鸟”，“首长鸟”。“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币服务”。口号到位，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转个圈，然后一个个方阵过来。看到坦克了，二十年前的一个黑夜，他们也曾在这里出现过。无数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北京人被他们碾过去，变成一团团血肉。今天他们又上来了，大概兵车比那个时候先进多了，有没有碾坏北京的路？二十年前的六四“余孽们”感想如何？王惟林先生仍在否？如在，在何方？听说已经变成了肉饼了，那他是否在天上遥望？
然后是武警的装甲防暴车，是用轮子的，不是履带。这些车是否在瓮安出现？在石首呢？在乌鲁木齐肯定有，我看过图片，那车跟这车似乎是同一系列的。假如六四发生于今天，出现的是轮子车还是履带车呢？
然后是一大群美女兵团，事先看报导说这些女兵实际上是在北京招募的车模和奥运的礼仪小姐。我觉得这话还是有点靠谱的，军队哪个连队有这么清一色的美女？就说这身高，要做到如此一致，看上去至少都有一米六以上，而且身段美妙、相貌端庄的女孩子，上哪找去？刷刷的飞舞的一色的美腿，真的女兵不该有此等素质吧？
一个个方阵过去，就没什么感觉了。然后就是有组织的狂欢秀了，已经没有兴致再看下去了。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盛大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没有十几二十亿甚至数十亿，万万拿不下来。难怪此等“中央领导”三令五申阻止下面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时候毫无效果，他们自己搞得更大，拿国民的血汗钱当水泼，哪个傻b 能听他们的？他们能拿国库的钱这样乐子，别人还不有样学样？
一个奥运、一个六十滑蛋，这钱花的海去了。至少一两百亿的银子就这么淌了，要花在给结石宝宝们治病，何致那些家长们心如刀绞？要拿来起希望学校，何致数千个花季的孩子冤死？
人在做，天在看。天看了，一定有天的主张。
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位坐过阅兵车的人，小毛、小邓、小江、小胡，顶数小胡阅历不够了。小毛时代，中国没本事造出电视机，造出来民众也买不起，所以不予置评了。不过他阅兵顶没有资格，他连让中国人吃饱饭都没有做到，还饿死数千万人，阅兵？小邓阅兵是有电视转播的，有幸的是我家也有钱买电视机了，算是见过。小邓阅兵是一副清淡的样子，如同去花园赏花一样。不奇怪，他带兵带了几十年，抗战一开始已经是师政委了，要知道整个第八集团军只有三个政委，这算几乎最高的级别了。后来是中原野战军政委，徐沣会战的前委书记，带数十万兵带了多年，所以非常轻松的样子。
小江算是一个比较老练的政客，带兵没带过，但是表情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他是一个天生的政客，不同的场合做不同的样子，不能说象小毛、小邓那样轻松自如，也没有小朱的洒脱，但还算比较到位的。笑起来假假的、贱贱的，至少表面上看不出太大瑕疵。小胡又要次之了，一副阴沉的摸样，被人欠了八百吊似的。凡事太往心里去了，才气不足是他的缺点。
“同志们鸟”，“首长鸟”。“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币服务”。口号到位，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转个圈，然后一个个方阵过来。看到坦克了，二十年前的一个黑夜，他们也曾在这里出现过。无数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北京人被他们碾过去，变成一团团血肉。今天他们又上来了，大概兵车比那个时候先进多了，有没有碾坏北京的路？二十年前的六四“余孽们”感想如何？王惟林先生仍在否？如在，在何方？听说已经变成了肉饼了，那他是否在天上遥望？
然后是武警的装甲防暴车，是用轮子的，不是履带。这些车是否在瓮安出现？在石首呢？在乌鲁木齐肯定有，我看过图片，那车跟这车似乎是同一系列的。假如六四发生于今天，出现的是轮子车还是履带车呢？
然后是一大群美女兵团，事先看报导说这些女兵实际上是在北京招募的车模和奥运的礼仪小姐。我觉得这话还是有点靠谱的，军队哪个连队有这么清一色的美女？就说这身高，要做到如此一致，看上去至少都有一米六以上，而且身段美妙、相貌端庄的女孩子，上哪找去？刷刷的飞舞的一色的美腿，真的女兵不该有此等素质吧？
一个个方阵过去，就没什么感觉了。然后就是有组织的狂欢秀了，已经没有兴致再看下去了。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盛大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没有十几二十亿甚至数十亿，万万拿不下来。难怪此等“中央领导”三令五申阻止下面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时候毫无效果，他们自己搞得更大，拿国民的血汗钱当水泼，哪个傻b 能听他们的？他们能拿国库的钱这样乐子，别人还不有样学样？
一个奥运、一个六十滑蛋，这钱花的海去了。至少一两百亿的银子就这么淌了，要花在给结石宝宝们治病，何致那些家长们心如刀绞？要拿来起希望学校，何致数千个花季的孩子冤死？
人在做，天在看。天看了，一定有天的主张。
国庆阅兵式的另类解读
一开篇，就看到我们的伟大领袖胡进套小胡同志坐着阅兵车上路了。一看有点儿不太对劲，小胡同志怎么是阴沉着一张脸呢？也许他想做出一个庄严肃穆的表情吧？可我看着怎么都是阴沉着的。也对的，政治家嘛，有哪个不同时也是阴谋家的？不是阴谋家，就没有资格做政治家的，但要是把阴谋两个字写在脸上，就很是级别不高了。看来小胡同志还是修炼不足啊，跟他的前几任比，他应该算是最挂脸的人，需要加强虚伪方面的锻炼。要知道，虚伪到了极致，就是连自己都骗了，自己都相信自己了，做戏就驾轻就熟了。
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位坐过阅兵车的人，小毛、小邓、小江、小胡，顶数小胡阅历不够了。小毛时代，中国没本事造出电视机，造出来民众也买不起，所以不予置评了。不过他阅兵顶没有资格，他连让中国人吃饱饭都没有做到，还饿死数千万人，阅兵？小邓阅兵是有电视转播的，有幸的是我家也有钱买电视机了，算是见过。小邓阅兵是一副清淡的样子，如同去花园赏花一样。不奇怪，他带兵带了几十年，抗战一开始已经是师政委了，要知道整个第八集团军只有三个政委，这算几乎最高的级别了。后来是中原野战军政委，徐沣会战的前委书记，带数十万兵带了多年，所以非常轻松的样子。
小江算是一个比较老练的政客，带兵没带过，但是表情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他是一个天生的政客，不同的场合做不同的样子，不能说象小毛、小邓那样轻松自如，也没有小朱的洒脱，但还算比较到位的。笑起来假假的、贱贱的，至少表面上看不出太大瑕疵。小胡又要次之了，一副阴沉的摸样，被人欠了八百吊似的。凡事太往心里去了，才气不足是他的缺点。
“同志们鸟”，“首长鸟”。“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币服务”。口号到位，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转个圈，然后一个个方阵过来。看到坦克了，二十年前的一个黑夜，他们也曾在这里出现过。无数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北京人被他们碾过去，变成一团团血肉。今天他们又上来了，大概兵车比那个时候先进多了，有没有碾坏北京的路？二十年前的六四“余孽们”感想如何？王惟林先生仍在否？如在，在何方？听说已经变成了肉饼了，那他是否在天上遥望？
然后是武警的装甲防暴车，是用轮子的，不是履带。这些车是否在瓮安出现？在石首呢？在乌鲁木齐肯定有，我看过图片，那车跟这车似乎是同一系列的。假如六四发生于今天，出现的是轮子车还是履带车呢？
然后是一大群美女兵团，事先看报导说这些女兵实际上是在北京招募的车模和奥运的礼仪小姐。我觉得这话还是有点靠谱的，军队哪个连队有这么清一色的美女？就说这身高，要做到如此一致，看上去至少都有一米六以上，而且身段美妙、相貌端庄的女孩子，上哪找去？刷刷的飞舞的一色的美腿，真的女兵不该有此等素质吧？
一个个方阵过去，就没什么感觉了。然后就是有组织的狂欢秀了，已经没有兴致再看下去了。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盛大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没有十几二十亿甚至数十亿，万万拿不下来。难怪此等“中央领导”三令五申阻止下面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时候毫无效果，他们自己搞得更大，拿国民的血汗钱当水泼，哪个傻b 能听他们的？他们能拿国库的钱这样乐子，别人还不有样学样？
一个奥运、一个六十滑蛋，这钱花的海去了。至少一两百亿的银子就这么淌了，要花在给结石宝宝们治病，何致那些家长们心如刀绞？要拿来起希望学校，何致数千个花季的孩子冤死？
人在做，天在看。天看了，一定有天的主张。
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位坐过阅兵车的人，小毛、小邓、小江、小胡，顶数小胡阅历不够了。小毛时代，中国没本事造出电视机，造出来民众也买不起，所以不予置评了。不过他阅兵顶没有资格，他连让中国人吃饱饭都没有做到，还饿死数千万人，阅兵？小邓阅兵是有电视转播的，有幸的是我家也有钱买电视机了，算是见过。小邓阅兵是一副清淡的样子，如同去花园赏花一样。不奇怪，他带兵带了几十年，抗战一开始已经是师政委了，要知道整个第八集团军只有三个政委，这算几乎最高的级别了。后来是中原野战军政委，徐沣会战的前委书记，带数十万兵带了多年，所以非常轻松的样子。
小江算是一个比较老练的政客，带兵没带过，但是表情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他是一个天生的政客，不同的场合做不同的样子，不能说象小毛、小邓那样轻松自如，也没有小朱的洒脱，但还算比较到位的。笑起来假假的、贱贱的，至少表面上看不出太大瑕疵。小胡又要次之了，一副阴沉的摸样，被人欠了八百吊似的。凡事太往心里去了，才气不足是他的缺点。
“同志们鸟”，“首长鸟”。“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币服务”。口号到位，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转个圈，然后一个个方阵过来。看到坦克了，二十年前的一个黑夜，他们也曾在这里出现过。无数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北京人被他们碾过去，变成一团团血肉。今天他们又上来了，大概兵车比那个时候先进多了，有没有碾坏北京的路？二十年前的六四“余孽们”感想如何？王惟林先生仍在否？如在，在何方？听说已经变成了肉饼了，那他是否在天上遥望？
然后是武警的装甲防暴车，是用轮子的，不是履带。这些车是否在瓮安出现？在石首呢？在乌鲁木齐肯定有，我看过图片，那车跟这车似乎是同一系列的。假如六四发生于今天，出现的是轮子车还是履带车呢？
然后是一大群美女兵团，事先看报导说这些女兵实际上是在北京招募的车模和奥运的礼仪小姐。我觉得这话还是有点靠谱的，军队哪个连队有这么清一色的美女？就说这身高，要做到如此一致，看上去至少都有一米六以上，而且身段美妙、相貌端庄的女孩子，上哪找去？刷刷的飞舞的一色的美腿，真的女兵不该有此等素质吧？
一个个方阵过去，就没什么感觉了。然后就是有组织的狂欢秀了，已经没有兴致再看下去了。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盛大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没有十几二十亿甚至数十亿，万万拿不下来。难怪此等“中央领导”三令五申阻止下面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时候毫无效果，他们自己搞得更大，拿国民的血汗钱当水泼，哪个傻b 能听他们的？他们能拿国库的钱这样乐子，别人还不有样学样？
一个奥运、一个六十滑蛋，这钱花的海去了。至少一两百亿的银子就这么淌了，要花在给结石宝宝们治病，何致那些家长们心如刀绞？要拿来起希望学校，何致数千个花季的孩子冤死？
人在做，天在看。天看了，一定有天的主张。
也谈小中共六十年功绩
过几天就是小共国的六十年滑蛋了，别的不太能看出差异，最大的差异恐怕是在媒体上。尤其是电视，你打开电视机，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电视台甚至几乎所有的频道，都在借机歌颂小共的“丰功伟绩”。
一部基本上没有任何新意的《建国大业》，居然听说要狂收六亿。其实这个题材已经被小共翻炒了六十年，还能有什么没有发掘过的东西？狂收六亿，大约有四五个亿是团体组织看的吧？自己买票的估计没有几个，我是肯定不看的，请我都不看。可笑的是那一百多个“明星”，果然证明了中国的古话确实精辟，就是“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没办法，一切媒体被垄断的情况下，小共当然是会这机会好好自我表扬一番的。反正也没有人反对，反正反对的人都不敢说出来，反正说出来也没有很大声，不表扬自己白不表扬自己。虽然显得很无耻，但这难道不就是中共的本色吗？
要说小共这六十年的功绩，想高度概括的话，大概可以这样来讲。前三十年，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臭大粪，后三十年证明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管。
前三十年，在小毛的肆虐下，中国经济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按照小毛的理解，大约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哲学。抓好了阶级斗争，就什么都有了，粮食大大地有，钞票大大地有。所以小毛什么都不搞，专搞阶级斗争，与知识分子斗、与自己的同事斗、与自己的下属斗、与美国斗、与苏联斗。
他肯定觉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佳实现了，所以他才会相信抓了阶级斗争，粮食亩产就可以达到十万公斤了。别人不说，小毛这个乡下小子肯定知道一亩地有多大面积的，十万公斤堆下去，比苗还要高。他肯定是真诚地相信的，否则他就不会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了。只不过他相信得越真诚，他就越显得弱智而已。
于是，他们终于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白痴性。他们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可他们自己却拿来当宗教信仰。太讽刺了，小毛兢兢业业三十年，很努力地祸国殃民了一把，将中国经济弄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这应该就是小共和小毛三十年的最大功绩了。
后三十年，小邓、小江、小胡来了。似乎经济如同吃了他们在延安生产的鸦片膏，神经质地拼命增长。但是，细想一下，这种飞快的增长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我的经济学老师说过，这是世界性的难题，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的三十年非常规增长。大概谁能做到，就可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不过如果粗放地解释一下，我觉得就是“不管”两个字。所谓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个放松管制的过程。小共前三十年是什么都管，于是什么都管不好，什么都一团糟。后三十年就是权力放手，越放手越发展得好。小邓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实际上不就是将土地交给农民自己管吗？什么是开放搞活？其本质也不过就是放权而已。
三十年来，哪个行业小共越是不管的，就越是发展最好的。比如说中国的家电行业，九十年代商战打得一塌糊涂的，人人都说不行了，搞不下去了。但是小共不管，结果到现在这个行业几乎是全中国最有竞争力的行业。越是国家垄断的行业，竞争力基本上都是最差的，电讯、石油等等都是这样。
所以，小共做得最好的事业，都是他们不管或者少管的行业。经济有他自己发展的规律，越是人为的成分多，越是发展不好。政府少管，权力放开，也许中国还有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否则前景堪虞。
一部基本上没有任何新意的《建国大业》，居然听说要狂收六亿。其实这个题材已经被小共翻炒了六十年，还能有什么没有发掘过的东西？狂收六亿，大约有四五个亿是团体组织看的吧？自己买票的估计没有几个，我是肯定不看的，请我都不看。可笑的是那一百多个“明星”，果然证明了中国的古话确实精辟，就是“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没办法，一切媒体被垄断的情况下，小共当然是会这机会好好自我表扬一番的。反正也没有人反对，反正反对的人都不敢说出来，反正说出来也没有很大声，不表扬自己白不表扬自己。虽然显得很无耻，但这难道不就是中共的本色吗？
要说小共这六十年的功绩，想高度概括的话，大概可以这样来讲。前三十年，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臭大粪，后三十年证明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管。
前三十年，在小毛的肆虐下，中国经济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按照小毛的理解，大约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哲学。抓好了阶级斗争，就什么都有了，粮食大大地有，钞票大大地有。所以小毛什么都不搞，专搞阶级斗争，与知识分子斗、与自己的同事斗、与自己的下属斗、与美国斗、与苏联斗。
他肯定觉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佳实现了，所以他才会相信抓了阶级斗争，粮食亩产就可以达到十万公斤了。别人不说，小毛这个乡下小子肯定知道一亩地有多大面积的，十万公斤堆下去，比苗还要高。他肯定是真诚地相信的，否则他就不会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了。只不过他相信得越真诚，他就越显得弱智而已。
于是，他们终于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白痴性。他们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可他们自己却拿来当宗教信仰。太讽刺了，小毛兢兢业业三十年，很努力地祸国殃民了一把，将中国经济弄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这应该就是小共和小毛三十年的最大功绩了。
后三十年，小邓、小江、小胡来了。似乎经济如同吃了他们在延安生产的鸦片膏，神经质地拼命增长。但是，细想一下，这种飞快的增长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我的经济学老师说过，这是世界性的难题，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的三十年非常规增长。大概谁能做到，就可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不过如果粗放地解释一下，我觉得就是“不管”两个字。所谓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个放松管制的过程。小共前三十年是什么都管，于是什么都管不好，什么都一团糟。后三十年就是权力放手，越放手越发展得好。小邓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实际上不就是将土地交给农民自己管吗？什么是开放搞活？其本质也不过就是放权而已。
三十年来，哪个行业小共越是不管的，就越是发展最好的。比如说中国的家电行业，九十年代商战打得一塌糊涂的，人人都说不行了，搞不下去了。但是小共不管，结果到现在这个行业几乎是全中国最有竞争力的行业。越是国家垄断的行业，竞争力基本上都是最差的，电讯、石油等等都是这样。
所以，小共做得最好的事业，都是他们不管或者少管的行业。经济有他自己发展的规律，越是人为的成分多，越是发展不好。政府少管，权力放开，也许中国还有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否则前景堪虞。
感谢法轮功
我不是法轮功学员，我想有人看文章标题，肯定要大作文章的，一定指责我是。其实想想看，我要是法轮功学员，一定不可以公开否认的，至少假如我是，我绝对不会否认。所以，我所以说要感谢法轮功，是有我的原因的。
三年前我开始写博客，在国内我写了两百多篇文章，在国内也建立了很多博客。但是，陆续地几乎全部被小共“和谐”掉了，前前后后被删除了一百多个博客。每次当我的博客达到十万左右的点击的时候，就马上消失了。所以，我曾经在搜狐、网易、新浪、百度等等每个网站都有近十个博客，一一地都被小共“消失”了。
很幸运的是，当很少删除帖子的牛博被小共“墙”了的时候，我很不舒服，因为实在不想放弃。于是我开始学翻墙，开始用洋葱头，效果还可以，就是速度很有点慢。于是开始寻求其他的方法，于是我找到了“自由门”和无界，用得实在是爽。速度快得跟墙内差不多了，而且在墙外面，我基本上不担心被小共和谐。
基本上并不是绝对，如万维、贝壳村等都是直接删博客的，虽然我的点击往往都是直奔十万的，有时候一个博客一天就过万点击。但是，也许即便在海外也还是依然受小共的制肘，也许他们根本就是小共的媒体。于是我不去就是了，也没有浪费我太多的时间精力，不象在国内每天做躲猫的老鼠。
于是在被消失了一百多个博客，损失了数百万点击以后，我在墙外的点击陆续过了十完，数十万。我不能不说，我要感谢法轮功，是他们提供的技术手段帮我翻墙，可以自由自在地写文章了，不再需要做老鼠了。
到了这个充满罪孽的国度的六十滑蛋，走狗们使用了最大的力量来封锁我们。有一个多星期，我都不得不在各种翻墙手段中转来转去，才能正常地翻墙，写文章，发文章。应该说，很有一点沮丧的感觉，有时候文章写到一半就断掉了，文思也变得乱七八糟的。
所幸的是，我今天发现了最新的自由门。暴强，体积增加了一倍，连接非常好，又回到了过去的流畅。应该说，我是很感激的，我没有什么好忌讳的，是法轮功提供的技术手段，我又可以自由地翻墙了。
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不可能改信他们的教。但是，我想我应该提醒一下各路的朋友，当你们反复地听到政治宣传，称他们为邪教的时候，你们是否有考虑过：他们有什么行为是反人类的？他们有没有群交？李洪志有没有行骗？有没有窃取不属于他的财产？有没有要求女学员供他享受？没有。
他们有没有饿死数千万中国国民？有没有欺骗年轻国民批斗他们的老师、同学？亲友？有没有一年收取国民数万亿的税收然后将数千亿用于旅游、吃喝？他们有没有将所有中国人的道德水平降低到不可忍受的水平？有没有窃取国民的慈善捐款？有没有养一些如狼似狗的警察、城管来维持他们自己的政权？
没有，反而是做政治宣传的小共，谁都不可以说他们没有反人类的行为。在网上封锁我们仅有的一点点言论自由，就是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反人类的行为。所以，假如你问我哪个是邪教？我会说，共产党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邪教，不是法轮功。
三年前我开始写博客，在国内我写了两百多篇文章，在国内也建立了很多博客。但是，陆续地几乎全部被小共“和谐”掉了，前前后后被删除了一百多个博客。每次当我的博客达到十万左右的点击的时候，就马上消失了。所以，我曾经在搜狐、网易、新浪、百度等等每个网站都有近十个博客，一一地都被小共“消失”了。
很幸运的是，当很少删除帖子的牛博被小共“墙”了的时候，我很不舒服，因为实在不想放弃。于是我开始学翻墙，开始用洋葱头，效果还可以，就是速度很有点慢。于是开始寻求其他的方法，于是我找到了“自由门”和无界，用得实在是爽。速度快得跟墙内差不多了，而且在墙外面，我基本上不担心被小共和谐。
基本上并不是绝对，如万维、贝壳村等都是直接删博客的，虽然我的点击往往都是直奔十万的，有时候一个博客一天就过万点击。但是，也许即便在海外也还是依然受小共的制肘，也许他们根本就是小共的媒体。于是我不去就是了，也没有浪费我太多的时间精力，不象在国内每天做躲猫的老鼠。
于是在被消失了一百多个博客，损失了数百万点击以后，我在墙外的点击陆续过了十完，数十万。我不能不说，我要感谢法轮功，是他们提供的技术手段帮我翻墙，可以自由自在地写文章了，不再需要做老鼠了。
到了这个充满罪孽的国度的六十滑蛋，走狗们使用了最大的力量来封锁我们。有一个多星期，我都不得不在各种翻墙手段中转来转去，才能正常地翻墙，写文章，发文章。应该说，很有一点沮丧的感觉，有时候文章写到一半就断掉了，文思也变得乱七八糟的。
所幸的是，我今天发现了最新的自由门。暴强，体积增加了一倍，连接非常好，又回到了过去的流畅。应该说，我是很感激的，我没有什么好忌讳的，是法轮功提供的技术手段，我又可以自由地翻墙了。
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不可能改信他们的教。但是，我想我应该提醒一下各路的朋友，当你们反复地听到政治宣传，称他们为邪教的时候，你们是否有考虑过：他们有什么行为是反人类的？他们有没有群交？李洪志有没有行骗？有没有窃取不属于他的财产？有没有要求女学员供他享受？没有。
他们有没有饿死数千万中国国民？有没有欺骗年轻国民批斗他们的老师、同学？亲友？有没有一年收取国民数万亿的税收然后将数千亿用于旅游、吃喝？他们有没有将所有中国人的道德水平降低到不可忍受的水平？有没有窃取国民的慈善捐款？有没有养一些如狼似狗的警察、城管来维持他们自己的政权？
没有，反而是做政治宣传的小共，谁都不可以说他们没有反人类的行为。在网上封锁我们仅有的一点点言论自由，就是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反人类的行为。所以，假如你问我哪个是邪教？我会说，共产党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邪教，不是法轮功。
风声鹤唳的六十华诞（华个蛋）
来源：明报
周四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鉴于国内外情况复杂，全国（特别是京畿重地的北京城）为确保「平安国庆」，都提高警戒级别，采取的保安措施，可以理解。不过，北京除了在地铁监控民众，还在的士内装置监听设备，监听乘客的说话，此举大有值得商榷之处，不但侵犯个人私隐，更强化中国「大阿哥」无处不在地监控人民的负面形象。 (博讯 boxun.com)
为确保「平安国庆」
北京铁桶保安可以理解
国庆临近。近年，取态激进的藏独和疆独分子，多会选择一些重要日子制造事端和搞破坏，以吸引国际间的注意，例如去年北京奥运，藏独在国外、疆独在国内都曾搞事，企图破坏京奥的氛围。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国庆保安，警方在全国展示具震慑作用的实力，可以理解。
北京的保安更是空前森严，动用了军队、警察、武警、保安和志愿者五大力量，反恐精锐之师的雪豹突击队、身怀绝技的蓝剑突击队将延续奥运的特殊使命，承担反恐任务。北京警方按照「逢车必检」、「逢人必查」、「逢疑必录」的原则，在200多个进京主要路口和治安检查站，对进京所有车辆实行24小时安检，逐一核查进京人员身分证件，一旦发现疑点立即处理。市内主要街道路口，都有全副武装的武警站岗，北京当局还动员140万名志愿者，组织「群防群治队伍」，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站岗，作为民间的「哨兵」参与治安保障工作。
这样的严密高度警戒，把北京打造成水泼不进的铁桶，对于震慑恐怖分子，犯罪集团，肯定起到作用。但是当局就重要日子的大部署，还有其他目的，就是压抑民众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以创造表面和谐的社会氛围。近年，每逢重要日子，北京所采取维稳手段愈趋高调而强力，致使上访者多被堵在北京城外，地方政府和官员一些胡作非为所导致的大量民怨，无从宣泄。因此，北京的铁桶保安，若为杜防恐怖分了破坏，可以理解和接受，若为压倒对民生事务不满却求助无门的民众，则是使人遗憾了。
此外，近日有人发现北京的士都装置了微型监听设备，与一个全球定位系统（GPS）相连，同时直通北京市公安局情报信息中心，北京市民和旅客在不知情下，私人说话内容可能已经传到有关部门。据知，这个做法在去年奥运期间曾在部分的士实行，国庆期间这措施扩至全市7万辆的士。这些原本用于保护司机人身安全的设施，现在却被用来远监听司机和乘客的谈话，是侵犯了人权。
各国和各地在公众地方装设俗称「天眼」等摄录、监察系统，在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之后已经司空见惯，不过在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即使要装设，民众积极争取和政府需要因应的，仍然是尽量不要侵犯私隐。例如本港旺角闹市，发生多次狂徒从高处泼腐蚀液体事件，舆论都认为要装设「天眼」摄录系统，以尽快逮捕狂徒，不过，当局在装设天眼时，仍然以避免侵犯市民的私隐为虑。北京当局全面在的士装设监听系统，就算有安全考虑，显然未符合尽量保障人权、私隐的要求。
的士车厢应属私人空间
「大阿哥」无处不在？
北京地铁于8月开始装置音频采集器，并监听列车车厢，是为了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警方可以调取资料，边看边听，有助还原现场「原音」，方便即时采取措施应对，而且事态经传媒报道，北京市民对此并无意见。地铁和的士都是公共交通工具，地铁算是涉及大多数人的公共空间，监听还有保障公众利益的理由，但是的士车厢基本上只有司机和最多4名乘客，因此车厢内应属私人空间，监听就有侵犯私隐之嫌了。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透过监控设施所取得的资料会否被滥用，至关重要。在法治不彰的国家和地区，有关资料被挪用作为指控民众的机会较大，这方面内地予人的信心明显不足，的士车厢内的监听设施，就是一种直接威胁，更使人忐忑不安了。
不少人到内地之后，都有开始「被监控」的感觉，不过若要他们讲出被监控的具体情况，大多停留在「感觉」状态，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来。「的士监听系统」是新增的，也是实在的监控设施，它使到中国「大阿哥」无处不在地监控人民的形象有了真实的载体；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极坏的形象。在国庆 60年的喜庆日子，北京市民和旅客却在「大阿哥」的监听下渡过，肯定削减了欢乐的气氛。为免中国的形象进一步受损，北京当局愈早叫停的士监听愈好。
博主评论：你们这些讨厌的民主分子，人权分子，早知道你们要抗议的，要批评的，所以在装这些“侵犯”你们的隐私权的装置的时候，就没打算咨询你们的意见。还有现在在国内一切网站实行实名登陆评论的事情，也不能先咨询你们，甚至不能让你们知道。你们这些屁民们哪里有同意的可能？要事先告诉你们，你们还不跟瓮安事件、玉娇事件、杨佳事件的时候那样，吵个翻天了？
这样多不好啊，北京是“首善”之都啊，这里有很多外国记者、游客的，让家丑外扬多不好啊？咱家里的事情，就不要让外人来批评啦。老话说关门打孩子，你们就是孩子，我们党就是妈妈啦，你们不是成天叫党妈妈党妈妈的？我欺压一下你们，剥夺你们的利益，还侵犯你们的人权，你们就让我欺压一下、剥夺一下、侵犯一下不可以吗？成天口头上叫党妈妈叫得那么亲切，稍微侵犯得狠一点就受不了了？你们看农村里那些农民被我们欺压得几乎饭都没得吃了，还不是乖乖的？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呀。不然我要打屁股的啊，我要关人的啦。你们看刘晓波就被我关了，还有许志永，还有黄绮，还有谭作人。连张鹏那个小孩子我都关起来了，他有慢性肾炎的，我叫小警察狗狗们逼他去搬石头去。大概他连半条命都剩不下了，我叫沈阳的小警狗们逼死他为止。
是啊，这次华诞我又要欺负你们啦，其实华个蛋啊华诞。你们知道我们有多辛苦吗？我们心里苦啊，你们不知道。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还是不想知道啊？你们想啊，华一个蛋蛋，我们有多紧张啊？日夜提防你们闹事，还有热比娅达赖那些人，哪个也不能让我省心啊。你们真不知道我们日夜都在提心吊胆，生怕你们把我们推翻了。要是共产党的江山在我手上倒了，万一我下地狱以后见到老毛，他问我他的江山还稳固不稳固的时候，我能告诉他我送还给中国人民了？那他还不跟我拼命啊？那条老毛很肥的，估计我打不过他。
你们要理解我们，我们很心虚的，身体也几乎糜烂光了，更加虚弱。就是因为虚弱，我们才加倍提防你们啊。就是因为我们腐败糜烂得不象样子，所以我们心里面害怕。所以才搞那么多的窃听、录象头，所以我们误邦国同志才说绝对不搞西方民主和三权分立啊。谁不知道真要搞的话，两年我们就下台了，所以我们心虚呀。心虚也得撑着，你们想想我们多不容易啊。
不过我们也明白，也撑不了太多时间了。说不定这六十华蛋，也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华蛋了。好好风光风光啦，使劲风光风光啦，基本上也就是最后一个了。所以，谁妨碍我们过这最后一个华蛋，那就是跟我们七千万孙子过不去。谁影响我那天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
周四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鉴于国内外情况复杂，全国（特别是京畿重地的北京城）为确保「平安国庆」，都提高警戒级别，采取的保安措施，可以理解。不过，北京除了在地铁监控民众，还在的士内装置监听设备，监听乘客的说话，此举大有值得商榷之处，不但侵犯个人私隐，更强化中国「大阿哥」无处不在地监控人民的负面形象。 (博讯 boxun.com)
为确保「平安国庆」
北京铁桶保安可以理解
国庆临近。近年，取态激进的藏独和疆独分子，多会选择一些重要日子制造事端和搞破坏，以吸引国际间的注意，例如去年北京奥运，藏独在国外、疆独在国内都曾搞事，企图破坏京奥的氛围。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国庆保安，警方在全国展示具震慑作用的实力，可以理解。
北京的保安更是空前森严，动用了军队、警察、武警、保安和志愿者五大力量，反恐精锐之师的雪豹突击队、身怀绝技的蓝剑突击队将延续奥运的特殊使命，承担反恐任务。北京警方按照「逢车必检」、「逢人必查」、「逢疑必录」的原则，在200多个进京主要路口和治安检查站，对进京所有车辆实行24小时安检，逐一核查进京人员身分证件，一旦发现疑点立即处理。市内主要街道路口，都有全副武装的武警站岗，北京当局还动员140万名志愿者，组织「群防群治队伍」，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站岗，作为民间的「哨兵」参与治安保障工作。
这样的严密高度警戒，把北京打造成水泼不进的铁桶，对于震慑恐怖分子，犯罪集团，肯定起到作用。但是当局就重要日子的大部署，还有其他目的，就是压抑民众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以创造表面和谐的社会氛围。近年，每逢重要日子，北京所采取维稳手段愈趋高调而强力，致使上访者多被堵在北京城外，地方政府和官员一些胡作非为所导致的大量民怨，无从宣泄。因此，北京的铁桶保安，若为杜防恐怖分了破坏，可以理解和接受，若为压倒对民生事务不满却求助无门的民众，则是使人遗憾了。
此外，近日有人发现北京的士都装置了微型监听设备，与一个全球定位系统（GPS）相连，同时直通北京市公安局情报信息中心，北京市民和旅客在不知情下，私人说话内容可能已经传到有关部门。据知，这个做法在去年奥运期间曾在部分的士实行，国庆期间这措施扩至全市7万辆的士。这些原本用于保护司机人身安全的设施，现在却被用来远监听司机和乘客的谈话，是侵犯了人权。
各国和各地在公众地方装设俗称「天眼」等摄录、监察系统，在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之后已经司空见惯，不过在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即使要装设，民众积极争取和政府需要因应的，仍然是尽量不要侵犯私隐。例如本港旺角闹市，发生多次狂徒从高处泼腐蚀液体事件，舆论都认为要装设「天眼」摄录系统，以尽快逮捕狂徒，不过，当局在装设天眼时，仍然以避免侵犯市民的私隐为虑。北京当局全面在的士装设监听系统，就算有安全考虑，显然未符合尽量保障人权、私隐的要求。
的士车厢应属私人空间
「大阿哥」无处不在？
北京地铁于8月开始装置音频采集器，并监听列车车厢，是为了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警方可以调取资料，边看边听，有助还原现场「原音」，方便即时采取措施应对，而且事态经传媒报道，北京市民对此并无意见。地铁和的士都是公共交通工具，地铁算是涉及大多数人的公共空间，监听还有保障公众利益的理由，但是的士车厢基本上只有司机和最多4名乘客，因此车厢内应属私人空间，监听就有侵犯私隐之嫌了。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透过监控设施所取得的资料会否被滥用，至关重要。在法治不彰的国家和地区，有关资料被挪用作为指控民众的机会较大，这方面内地予人的信心明显不足，的士车厢内的监听设施，就是一种直接威胁，更使人忐忑不安了。
不少人到内地之后，都有开始「被监控」的感觉，不过若要他们讲出被监控的具体情况，大多停留在「感觉」状态，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来。「的士监听系统」是新增的，也是实在的监控设施，它使到中国「大阿哥」无处不在地监控人民的形象有了真实的载体；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极坏的形象。在国庆 60年的喜庆日子，北京市民和旅客却在「大阿哥」的监听下渡过，肯定削减了欢乐的气氛。为免中国的形象进一步受损，北京当局愈早叫停的士监听愈好。
博主评论：你们这些讨厌的民主分子，人权分子，早知道你们要抗议的，要批评的，所以在装这些“侵犯”你们的隐私权的装置的时候，就没打算咨询你们的意见。还有现在在国内一切网站实行实名登陆评论的事情，也不能先咨询你们，甚至不能让你们知道。你们这些屁民们哪里有同意的可能？要事先告诉你们，你们还不跟瓮安事件、玉娇事件、杨佳事件的时候那样，吵个翻天了？
这样多不好啊，北京是“首善”之都啊，这里有很多外国记者、游客的，让家丑外扬多不好啊？咱家里的事情，就不要让外人来批评啦。老话说关门打孩子，你们就是孩子，我们党就是妈妈啦，你们不是成天叫党妈妈党妈妈的？我欺压一下你们，剥夺你们的利益，还侵犯你们的人权，你们就让我欺压一下、剥夺一下、侵犯一下不可以吗？成天口头上叫党妈妈叫得那么亲切，稍微侵犯得狠一点就受不了了？你们看农村里那些农民被我们欺压得几乎饭都没得吃了，还不是乖乖的？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呀。不然我要打屁股的啊，我要关人的啦。你们看刘晓波就被我关了，还有许志永，还有黄绮，还有谭作人。连张鹏那个小孩子我都关起来了，他有慢性肾炎的，我叫小警察狗狗们逼他去搬石头去。大概他连半条命都剩不下了，我叫沈阳的小警狗们逼死他为止。
是啊，这次华诞我又要欺负你们啦，其实华个蛋啊华诞。你们知道我们有多辛苦吗？我们心里苦啊，你们不知道。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还是不想知道啊？你们想啊，华一个蛋蛋，我们有多紧张啊？日夜提防你们闹事，还有热比娅达赖那些人，哪个也不能让我省心啊。你们真不知道我们日夜都在提心吊胆，生怕你们把我们推翻了。要是共产党的江山在我手上倒了，万一我下地狱以后见到老毛，他问我他的江山还稳固不稳固的时候，我能告诉他我送还给中国人民了？那他还不跟我拼命啊？那条老毛很肥的，估计我打不过他。
你们要理解我们，我们很心虚的，身体也几乎糜烂光了，更加虚弱。就是因为虚弱，我们才加倍提防你们啊。就是因为我们腐败糜烂得不象样子，所以我们心里面害怕。所以才搞那么多的窃听、录象头，所以我们误邦国同志才说绝对不搞西方民主和三权分立啊。谁不知道真要搞的话，两年我们就下台了，所以我们心虚呀。心虚也得撑着，你们想想我们多不容易啊。
不过我们也明白，也撑不了太多时间了。说不定这六十华蛋，也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华蛋了。好好风光风光啦，使劲风光风光啦，基本上也就是最后一个了。所以，谁妨碍我们过这最后一个华蛋，那就是跟我们七千万孙子过不去。谁影响我那天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
文摘并评论：08年央企利润6961.8亿 上交石油暴利税1077亿
据上海证券报消息，国资委昨天公布2008年央企总体运行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央企共计141家拥有国有资产总量55574亿元，比上年增长8.6%，实现利润6961.8亿元，比上年下降30.8%。
据悉，央企中2008年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的有83家。
从经营规模看，截至去年底，央企资产总额176287.6亿元，比上年增长18.1%；净资产总额7328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08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8705.1亿元，比上年增长18.4%。
从经济效益看，去年央企平均总资产报酬率为5.6%，比上年下降3个百分点，总资产报酬率比上年提高的企业有52家；央企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2%，比上年下降5.1个百分点，净资产收益率比上年提高的企业有49家。
报告显示，自2003年以来，央企国有资产总量逐年递增，五年增加2.6万亿元，年均递增13.7%。
数据显示，在央企拥有的国有资产中，国有资本及权益为54343.7亿元，比2008年初增加3022.1亿元，增幅为5.9%。在本年国有资本及权益净增加额中，因国家追加投资、资本溢价、无偿划入等客观因素增加2667.4亿元，因无偿划出、自然灾害损失、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客观因素减少 2679.8亿元。扣除各项客观增减因素后，2008年中央企业平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为105.9%。
去年，央企中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企业有122家，占86.5%。在全部央企中，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超过110%的企业有54家，占38.3%。
此外，2008年央企实际上交税金总额10426亿元(含石油特别收益金1077.9亿元)，比上年增长18.6%，比2003年增加6862.9亿元。2008年实际上交税金总额超过百亿元的央企有22家，比上年增加8家，比2003年增加14家。
博主评论：看到这一则新闻，我看到一种非常荒谬的逻辑。国资办收取了石油特别收益金1077.9元，所谓特别收益金实际上就是标题所言，是“暴利税”。也就是说，政府知道、承认国有石油企业能够在目前政策环境下获取“暴利”。
那么为什么政府要允许石油行业赚取“暴利”呢？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国有企业？非常荒谬的逻辑，只要他们向政府交纳“暴利税”，他们就有权力向国民掠夺“暴利”了？只要有部分的“暴利”流入了政府的“钱包”，他们就可以“合法”赚取暴利了？也就是说，政府是可以合法掠夺国民的？
这1077.9亿元，实际上是石油企业替政府掠夺国民的，实际上就等于税金了，只不过流入了国资办的钱包而不是税务局的，这些钱实际上是国有企业向政府的利益输送。政府的职责不是建立和维护公平的营商环境吗？不是要在市场失灵的时候，进入市场进行纠正吗？
大家其实都很明白，所谓“国有企业”实际上就是官有，哪里有什么国有企业？那些国资办协助掠夺国民的金钱，能有多少流向教育、卫生、救灾等等领域的？绝大多数流向政府的冗员雇佣、出国考察、大吃大喝、修建政绩工程去了。中国有那么多的穷孩子无钱读书、吃糠咽菜的时候，官员们在吃几万块一桌的酒席。
加税不好听吧？税赋过高会被抨击吧？于是委托企业来抢钱？这样比加税还要狠，因为上交了一千多亿税金，企业留存的恐怕有四、五千个亿吧？供企业高管们分完以后，再到底层员工分，然后还要去海外派红利。谁都知道“国有企业”的效率是最低的，却能获取暴利，原因只是政府给予他们的垄断地位和特殊政策。弄一群猪去干也许还要干得好一百倍，至少猪不会上下其手，收取回扣、贿赂。
这是政府伙同企业一起打劫国民，否则为什么不开放市场？为什么不制订合法的价格机制？难道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吗？
据悉，央企中2008年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的有83家。
从经营规模看，截至去年底，央企资产总额176287.6亿元，比上年增长18.1%；净资产总额7328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08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8705.1亿元，比上年增长18.4%。
从经济效益看，去年央企平均总资产报酬率为5.6%，比上年下降3个百分点，总资产报酬率比上年提高的企业有52家；央企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2%，比上年下降5.1个百分点，净资产收益率比上年提高的企业有49家。
报告显示，自2003年以来，央企国有资产总量逐年递增，五年增加2.6万亿元，年均递增13.7%。
数据显示，在央企拥有的国有资产中，国有资本及权益为54343.7亿元，比2008年初增加3022.1亿元，增幅为5.9%。在本年国有资本及权益净增加额中，因国家追加投资、资本溢价、无偿划入等客观因素增加2667.4亿元，因无偿划出、自然灾害损失、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客观因素减少 2679.8亿元。扣除各项客观增减因素后，2008年中央企业平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为105.9%。
去年，央企中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企业有122家，占86.5%。在全部央企中，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超过110%的企业有54家，占38.3%。
此外，2008年央企实际上交税金总额10426亿元(含石油特别收益金1077.9亿元)，比上年增长18.6%，比2003年增加6862.9亿元。2008年实际上交税金总额超过百亿元的央企有22家，比上年增加8家，比2003年增加14家。
博主评论：看到这一则新闻，我看到一种非常荒谬的逻辑。国资办收取了石油特别收益金1077.9元，所谓特别收益金实际上就是标题所言，是“暴利税”。也就是说，政府知道、承认国有石油企业能够在目前政策环境下获取“暴利”。
那么为什么政府要允许石油行业赚取“暴利”呢？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国有企业？非常荒谬的逻辑，只要他们向政府交纳“暴利税”，他们就有权力向国民掠夺“暴利”了？只要有部分的“暴利”流入了政府的“钱包”，他们就可以“合法”赚取暴利了？也就是说，政府是可以合法掠夺国民的？
这1077.9亿元，实际上是石油企业替政府掠夺国民的，实际上就等于税金了，只不过流入了国资办的钱包而不是税务局的，这些钱实际上是国有企业向政府的利益输送。政府的职责不是建立和维护公平的营商环境吗？不是要在市场失灵的时候，进入市场进行纠正吗？
大家其实都很明白，所谓“国有企业”实际上就是官有，哪里有什么国有企业？那些国资办协助掠夺国民的金钱，能有多少流向教育、卫生、救灾等等领域的？绝大多数流向政府的冗员雇佣、出国考察、大吃大喝、修建政绩工程去了。中国有那么多的穷孩子无钱读书、吃糠咽菜的时候，官员们在吃几万块一桌的酒席。
加税不好听吧？税赋过高会被抨击吧？于是委托企业来抢钱？这样比加税还要狠，因为上交了一千多亿税金，企业留存的恐怕有四、五千个亿吧？供企业高管们分完以后，再到底层员工分，然后还要去海外派红利。谁都知道“国有企业”的效率是最低的，却能获取暴利，原因只是政府给予他们的垄断地位和特殊政策。弄一群猪去干也许还要干得好一百倍，至少猪不会上下其手，收取回扣、贿赂。
这是政府伙同企业一起打劫国民，否则为什么不开放市场？为什么不制订合法的价格机制？难道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吗？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最终篇)
邓有了权后干的一件重要的事，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摆上议事日程。文革中，谁提生活水准谁就是搞“修正主义”。在毛统治中国四分之一世纪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对优越的城市里，衣食等必需品都处于严格定量之下。说到“住”，三代同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亿，但盖的新房子寥寥无几，老房维修几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间，整个城市建设的投资，包括水、电、交通、排污等，不到同期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这些年中，对医疗、教育的投资，比中共上台初期本来就小得可怜的比例，还少了一半多。农村更是一贫如洗，大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没有衣服穿只得赤身裸体。“革命圣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产党刚到时还穷。延安城里满是饥饿的乞丐，有外国人来瞻仰圣地时，官方便把他们“收容”起来，遣送回乡。
毛泽东对他的“子民”的境况知道得清清楚楚。从收集下情的管道来的文件，毛每天都读，或是让人念给他听。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对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哪怕越南燃烧了三十年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然而，当邓小平设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时，毛的“四人帮”却说：“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干的另一件事，是使荒芜的文化领域有了点生机。这时上演了几部剧情片。尽管它们无一不是歌颂共产党的，江青仍然对它们横加攻击，用漂亮女演员也成为罪名。
老百姓看不到电影，毛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解放后”的，“解放前”的，香港的，西方的。他特别喜欢坐在家里欣赏戏曲。名角儿们便从流放地被召回，在空荡荡的北京电影厂、电视台摄影棚里，专为毛录音拍戏。没人对他们解释为何来演唱这些早就被禁的“反动黄色”的东西，只有人警告他们不许问问题，不许交谈，不许向任何人提起。录像由电视转播车从毛的住宅外，直接发送给毛独家欣赏。
因为他的政策，邓小平不时同江青发生争执，有时拍桌子骂她，成了除她丈夫外这样对待她的第一人。邓也当面对毛谴责江青，并鼓励电影导演和其他文化人给毛写信告她的状。邓的做法就是否定文革，而毛把文革看作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毛不能让邓得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
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
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 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
周恩来的死成为导火线，点燃了举国上下长期压抑的对文革，乃至对毛的奔腾怒火。头一年，邓在台上时，“谣言满天飞”，把周塑造成一个为老百姓呕心沥血，跟“四人帮”斗争，受“四人帮”迫害的悲剧英雄。人们对他的死表现了真诚的悲伤。媒体受命低调宣传，大家更加愤慨。当周的遗体从医院运到八宝山公墓火化时，北京一百多万人自发肃立几十里长街两侧为周送行，形成了毛政权下从未有过的壮观景象。追悼会那天，就连毛谨慎寡言的秘书张玉凤也问他：“主席你是不是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毛翘了翘他半瘫的腿，说他走不动。可人们把毛不出席看作是他故意贬周。不久后是春节，毛的住宅放了鞭炮，中南海里的人悄悄传说，这是毛在庆祝周的死亡。
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
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后台，可是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与“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着人群对他的拥戴。毛害怕邓同人民结合起来，下令把邓从软禁的家中抓走，关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
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
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
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
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
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
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58 最后的日子 1974～1976年 80～82岁
仇恨、失意、自怜，笼罩着毛泽东最后的日子。这些早就在他的性格里躁动的情绪，在生命临近终结时，由毛赋以特殊的表现方式。他喜欢六世纪庾信的《枯树赋》，为一度繁盛的大树枯萎凋零感怀伤情。按诗人的原意，大树所以没落，是因为在移植中伤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飘零异地的身世。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对注释诗文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大树的遭遇“不是移植问题”，“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以树喻人，毛当然想的是自己。几天前，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刚逼着他屈辱地当众认错，说“我犯了错误”，取消了针对他们的政治运动。用江青的话来说，邓等人是在“欺负主席”。
而毛在一九七六年七月还不得不放邓回家。就在这时，他让秘书把《枯树赋》给他读了两次，然后自己开始背诵，用微弱、吃力不清的声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伤感之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毛一生中所读、所听的最后一首诗词。
在大限将临的岁月里，毛痛恨的不只是邓，周恩来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写过九篇痛骂周恩来等人的文章，语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发表它们。一九七四年六月，毛不得不让周做了第一次手术。他由于自己病重而不敢把周逼狠了，唯一泄愤的方法是重读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个月，又让人把这些心爱之作读给他听，回味宣泄的快感。
毛在“九篇文章”中对当时的盟友刘少奇曾称赞有加。重读时毛把对刘的赞词从文章中全部划掉。
重读这些文章，毛脑子里或许还转着文章攻击的主要对像王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四十年代，毛曾想毒死王明，后来不得不放王明移居苏联。据赫鲁晓夫和王明的儿子王丹之说，毛还下过一次手，结果王明没死而他儿子的爱犬被毒死了。王明对于毛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时做反毛的对华广播，文革中还计划飞返中国，在新疆建立根据地，以图推翻毛。这个计划由于苏联不支持而未实行。
从四十年代中毒以后，王明就不断生活在病重、病危之中，最后几年，生命更似一缕游丝。他的内脏全被腐蚀坏死，到后来什么都不能消化，一点点东西，要嚼三、四个小时，算一顿“饭”。
毛几乎所有从前的同事都已魂归西天，多数的死同他有关。然而，这些死对他都有些“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长莫及的苏联。刘少奇、彭德怀死了，毛不敢公诸于世。周恩来的死激起天安门广场大示威。林彪逃出了国境，差点就安然无恙，而且留下一道摆脱不了的暗杀他的阴影。邓小平呢，还活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毛自我感觉是个失败者。几十年苦苦追求也没能称霸世界。原子弹有了，可是“有弹无枪”，已有的导弹能把它准确地射过边境就不错了。巨额投资的中国军工产品质量差得一塌糊涂，而且浪费奇大，效益奇低。毛一九七五年接见海军负责人时伸出小指头，万般遗憾地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毛会见基辛格时，扳着指头数着说：“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我们落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是倒数第一。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你看看。”福特总统访华时，毛对他说：“我们只能放空炮”，“骂骂人”。
一九七四年，毛生前最后一次努力要争做世界领袖。这次毛仰仗的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中国人民的贫困。他重新划分“三个世界”，把贫困作为“第三世界”的定义，这样一来他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毛的确被恭维为第三世界领袖，但享有此称号的人不少。第三世界并不听命于毛，毛也没起什么领导作用。就像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是与不是有什么两样呢？”
即使毛培植起来的人也拒绝接受他的领导。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一九七五年夺权没有毛的援助是办不到的。导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尔布特掌权后来见毛，毛夸奖他的奴隶营式的统治，说： “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住在中国享福的西哈努克亲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软禁的环境里给红色高棉作招牌。尽管毛给了波尔布特无穷的好处，波尔布特却完全不领情。亲毛的柬埔寨领导人克·米（Keo Meas）被拷打致死，档案上这样写着：“这条可怜虫的死是罪有应得。你这个腐朽的杂种，竟胆敢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毛的影响之下。”
在世界舞台上，毛能抓住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光环。尼克松的女儿朱莉（Julie）来访时戴着一枚毛像章，她后来写道：“他的反应简直像个孩子，兴奋得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我的手。”为了持续保持知名度，毛见外国政要一直见到临死前三个月。可这些会见有损他的领袖形象。泰国领导人说他们进房时毛在“打呼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描绘道：毛说话哼哧嘟哝，头歪倒在沙发背上。从当时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毛脸如蜡像，两腮下坠，口角流涎。一九七六年五月底，毛看到他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照片后，再不见外国人了。
毛因未能实现做世界领袖的雄心而伤感。他的伤感不是为他的国家和人民。为追逐他的梦，为巩固他的权力，他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造成七千万人在和平时期死亡。对此毛没有表示过任何遗憾。他心头只有自己。毛后期很爱哭，任何使他联想到征服中国的辉煌——像看宣传电影中中共军队进北京——和现在的失意，都能教他泪飞顿作倾盆雨。他身边工作人员常见他“激动得泪如泉涌”。自我怜悯，这就是毫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临终前最强烈的情绪。
毛这时喜欢的古典诗词，抒发的都是英雄豪杰“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感情。这份感情使他与全世界的“壮志未酬”的大人物认同。其中最显著的是因水门事件下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毛一而再、再而三对他表示同情。尼克松离开白宫不久，毛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给他带话，问候他，请他来中国。尼克松的女儿和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David Eisenhower）第二年来华受到惊人的热烈欢迎。毛对朱莉说：“马上给你父亲写信，说我想念他。”朱莉回美国后，中国驻美联络人员告诉她说，毛“把你看作一家人”。这样的话，毛一生中大概没有对第二个外国人说过。
一九七六年二月，尼克松再度来访。为了此行，毛派了架波音七○七，载上外交部的礼宾司长，专程到洛杉矶去接他。这个姿态也是闻所未闻的，特别是中国飞机很有可能被扣下，做为中国没收美国在华财产的抵押。与尼克松重逢时，毛以茶代酒，跟尼克松碰杯。尼克松走时，毛步履艰难地陪他到门口，无限惆怅地同他告别。毛就是把尼克松接来道别的，为尼克松上演的文艺节目里，毛特意安排了他心爱的古典诗词演唱，其中有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有萨都刺的《百字令·登石头城》：“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有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里面更叹道：“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对尼克松，这些都是对牛弹琴，他听得枯燥无味，疲倦已极。毛是在为自己抒发感情——尽管他不在场。
毛的伤感情怀还有一个寄托者，他就是被毛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防止蒋卷土重来，毛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死在台湾，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共产党垮台后葬到大陆去。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私下为他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
那天，毛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词里写道：
目尽青天怀今古，
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这两句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谈论儿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蒋介石谈心。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毛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尼克松、蒋介石都是被推翻的，在毛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被推翻。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他只见过短短的一次，没什么交情。可是，皇帝被军事政变赶下台，一九七五年死在监狱里时，毛著实伤心了一番，不断说：“做得好好的一个皇帝，为什么要把别人推翻呢？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呢？”
正是这种担心，驱使他对邓小平等人暗示：别动他，尽可以在他死后清除江青一党。毛只求自己生前不出事，对他死后天塌地陷毫不关心。毛没有指定“接班人”。
毛其实根本就不相信他打的天下会长久。死前他只有一次对为他管事的华国锋等人说了几句关于未来的话。未来在他脑子里是“动荡”，是“血雨腥风”，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遗言——尽管足足有一年，他知道自己死期已近，有充裕的时间预备遗嘱。
毛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在中南海内一所其貌不扬的房子里度过。房子是专为他修的，可以防地震，只有代号，叫“二○二”。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北京被近邻唐山市的一场七·八级特大地震所震撼。毛身边工作人员把他匆匆抬进那里。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数十万，官方说二十四万，非官方估计是六十万。如果中国当局接受国际援助的话，伤亡本可以大为减轻，但毛政权对外国援助一概拒绝。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里，千百万人睡在露天，“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却号召人民“在废墟上批邓”。
九月二日，江青要出北京，来征求毛的许可。毛先说不同意，后来她又要求，毛便答应了。三天后，毛突然丧失神志，江得到通知立即返京。这时毛床边有以华国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昼夜值班，回来后的江也参加，但站在毛的床后，因为毛一清醒看见她，就显得烦躁反感。毛的儿女一个也不在身边。
九月八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周福明把一支笔塞进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了毛要什么，原来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于自民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
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的女友兼护士孟锦云用手托着给毛看。毛看了几分钟，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
不久，毛声音微弱地对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再也没从昏迷中醒过来。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着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
尾声
今天的中国，毛泽东的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停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中共现任领导人自称是毛的继承者，竭力维持着毛的神话。真实的毛，依然鲜为人知。
~完~
毛泽东对他的“子民”的境况知道得清清楚楚。从收集下情的管道来的文件，毛每天都读，或是让人念给他听。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对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哪怕越南燃烧了三十年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然而，当邓小平设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时，毛的“四人帮”却说：“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干的另一件事，是使荒芜的文化领域有了点生机。这时上演了几部剧情片。尽管它们无一不是歌颂共产党的，江青仍然对它们横加攻击，用漂亮女演员也成为罪名。
老百姓看不到电影，毛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解放后”的，“解放前”的，香港的，西方的。他特别喜欢坐在家里欣赏戏曲。名角儿们便从流放地被召回，在空荡荡的北京电影厂、电视台摄影棚里，专为毛录音拍戏。没人对他们解释为何来演唱这些早就被禁的“反动黄色”的东西，只有人警告他们不许问问题，不许交谈，不许向任何人提起。录像由电视转播车从毛的住宅外，直接发送给毛独家欣赏。
因为他的政策，邓小平不时同江青发生争执，有时拍桌子骂她，成了除她丈夫外这样对待她的第一人。邓也当面对毛谴责江青，并鼓励电影导演和其他文化人给毛写信告她的状。邓的做法就是否定文革，而毛把文革看作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毛不能让邓得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
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
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 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
周恩来的死成为导火线，点燃了举国上下长期压抑的对文革，乃至对毛的奔腾怒火。头一年，邓在台上时，“谣言满天飞”，把周塑造成一个为老百姓呕心沥血，跟“四人帮”斗争，受“四人帮”迫害的悲剧英雄。人们对他的死表现了真诚的悲伤。媒体受命低调宣传，大家更加愤慨。当周的遗体从医院运到八宝山公墓火化时，北京一百多万人自发肃立几十里长街两侧为周送行，形成了毛政权下从未有过的壮观景象。追悼会那天，就连毛谨慎寡言的秘书张玉凤也问他：“主席你是不是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毛翘了翘他半瘫的腿，说他走不动。可人们把毛不出席看作是他故意贬周。不久后是春节，毛的住宅放了鞭炮，中南海里的人悄悄传说，这是毛在庆祝周的死亡。
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
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后台，可是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与“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着人群对他的拥戴。毛害怕邓同人民结合起来，下令把邓从软禁的家中抓走，关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
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
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
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
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
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
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58 最后的日子 1974～1976年 80～82岁
仇恨、失意、自怜，笼罩着毛泽东最后的日子。这些早就在他的性格里躁动的情绪，在生命临近终结时，由毛赋以特殊的表现方式。他喜欢六世纪庾信的《枯树赋》，为一度繁盛的大树枯萎凋零感怀伤情。按诗人的原意，大树所以没落，是因为在移植中伤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飘零异地的身世。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对注释诗文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大树的遭遇“不是移植问题”，“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以树喻人，毛当然想的是自己。几天前，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刚逼着他屈辱地当众认错，说“我犯了错误”，取消了针对他们的政治运动。用江青的话来说，邓等人是在“欺负主席”。
而毛在一九七六年七月还不得不放邓回家。就在这时，他让秘书把《枯树赋》给他读了两次，然后自己开始背诵，用微弱、吃力不清的声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伤感之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毛一生中所读、所听的最后一首诗词。
在大限将临的岁月里，毛痛恨的不只是邓，周恩来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写过九篇痛骂周恩来等人的文章，语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发表它们。一九七四年六月，毛不得不让周做了第一次手术。他由于自己病重而不敢把周逼狠了，唯一泄愤的方法是重读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个月，又让人把这些心爱之作读给他听，回味宣泄的快感。
毛在“九篇文章”中对当时的盟友刘少奇曾称赞有加。重读时毛把对刘的赞词从文章中全部划掉。
重读这些文章，毛脑子里或许还转着文章攻击的主要对像王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四十年代，毛曾想毒死王明，后来不得不放王明移居苏联。据赫鲁晓夫和王明的儿子王丹之说，毛还下过一次手，结果王明没死而他儿子的爱犬被毒死了。王明对于毛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时做反毛的对华广播，文革中还计划飞返中国，在新疆建立根据地，以图推翻毛。这个计划由于苏联不支持而未实行。
从四十年代中毒以后，王明就不断生活在病重、病危之中，最后几年，生命更似一缕游丝。他的内脏全被腐蚀坏死，到后来什么都不能消化，一点点东西，要嚼三、四个小时，算一顿“饭”。
毛几乎所有从前的同事都已魂归西天，多数的死同他有关。然而，这些死对他都有些“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长莫及的苏联。刘少奇、彭德怀死了，毛不敢公诸于世。周恩来的死激起天安门广场大示威。林彪逃出了国境，差点就安然无恙，而且留下一道摆脱不了的暗杀他的阴影。邓小平呢，还活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毛自我感觉是个失败者。几十年苦苦追求也没能称霸世界。原子弹有了，可是“有弹无枪”，已有的导弹能把它准确地射过边境就不错了。巨额投资的中国军工产品质量差得一塌糊涂，而且浪费奇大，效益奇低。毛一九七五年接见海军负责人时伸出小指头，万般遗憾地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毛会见基辛格时，扳着指头数着说：“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我们落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是倒数第一。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你看看。”福特总统访华时，毛对他说：“我们只能放空炮”，“骂骂人”。
一九七四年，毛生前最后一次努力要争做世界领袖。这次毛仰仗的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中国人民的贫困。他重新划分“三个世界”，把贫困作为“第三世界”的定义，这样一来他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毛的确被恭维为第三世界领袖，但享有此称号的人不少。第三世界并不听命于毛，毛也没起什么领导作用。就像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是与不是有什么两样呢？”
即使毛培植起来的人也拒绝接受他的领导。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一九七五年夺权没有毛的援助是办不到的。导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尔布特掌权后来见毛，毛夸奖他的奴隶营式的统治，说： “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住在中国享福的西哈努克亲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软禁的环境里给红色高棉作招牌。尽管毛给了波尔布特无穷的好处，波尔布特却完全不领情。亲毛的柬埔寨领导人克·米（Keo Meas）被拷打致死，档案上这样写着：“这条可怜虫的死是罪有应得。你这个腐朽的杂种，竟胆敢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毛的影响之下。”
在世界舞台上，毛能抓住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光环。尼克松的女儿朱莉（Julie）来访时戴着一枚毛像章，她后来写道：“他的反应简直像个孩子，兴奋得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我的手。”为了持续保持知名度，毛见外国政要一直见到临死前三个月。可这些会见有损他的领袖形象。泰国领导人说他们进房时毛在“打呼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描绘道：毛说话哼哧嘟哝，头歪倒在沙发背上。从当时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毛脸如蜡像，两腮下坠，口角流涎。一九七六年五月底，毛看到他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照片后，再不见外国人了。
毛因未能实现做世界领袖的雄心而伤感。他的伤感不是为他的国家和人民。为追逐他的梦，为巩固他的权力，他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造成七千万人在和平时期死亡。对此毛没有表示过任何遗憾。他心头只有自己。毛后期很爱哭，任何使他联想到征服中国的辉煌——像看宣传电影中中共军队进北京——和现在的失意，都能教他泪飞顿作倾盆雨。他身边工作人员常见他“激动得泪如泉涌”。自我怜悯，这就是毫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临终前最强烈的情绪。
毛这时喜欢的古典诗词，抒发的都是英雄豪杰“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感情。这份感情使他与全世界的“壮志未酬”的大人物认同。其中最显著的是因水门事件下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毛一而再、再而三对他表示同情。尼克松离开白宫不久，毛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给他带话，问候他，请他来中国。尼克松的女儿和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David Eisenhower）第二年来华受到惊人的热烈欢迎。毛对朱莉说：“马上给你父亲写信，说我想念他。”朱莉回美国后，中国驻美联络人员告诉她说，毛“把你看作一家人”。这样的话，毛一生中大概没有对第二个外国人说过。
一九七六年二月，尼克松再度来访。为了此行，毛派了架波音七○七，载上外交部的礼宾司长，专程到洛杉矶去接他。这个姿态也是闻所未闻的，特别是中国飞机很有可能被扣下，做为中国没收美国在华财产的抵押。与尼克松重逢时，毛以茶代酒，跟尼克松碰杯。尼克松走时，毛步履艰难地陪他到门口，无限惆怅地同他告别。毛就是把尼克松接来道别的，为尼克松上演的文艺节目里，毛特意安排了他心爱的古典诗词演唱，其中有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有萨都刺的《百字令·登石头城》：“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有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里面更叹道：“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对尼克松，这些都是对牛弹琴，他听得枯燥无味，疲倦已极。毛是在为自己抒发感情——尽管他不在场。
毛的伤感情怀还有一个寄托者，他就是被毛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防止蒋卷土重来，毛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死在台湾，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共产党垮台后葬到大陆去。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私下为他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
那天，毛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词里写道：
目尽青天怀今古，
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这两句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谈论儿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蒋介石谈心。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毛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尼克松、蒋介石都是被推翻的，在毛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被推翻。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他只见过短短的一次，没什么交情。可是，皇帝被军事政变赶下台，一九七五年死在监狱里时，毛著实伤心了一番，不断说：“做得好好的一个皇帝，为什么要把别人推翻呢？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呢？”
正是这种担心，驱使他对邓小平等人暗示：别动他，尽可以在他死后清除江青一党。毛只求自己生前不出事，对他死后天塌地陷毫不关心。毛没有指定“接班人”。
毛其实根本就不相信他打的天下会长久。死前他只有一次对为他管事的华国锋等人说了几句关于未来的话。未来在他脑子里是“动荡”，是“血雨腥风”，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遗言——尽管足足有一年，他知道自己死期已近，有充裕的时间预备遗嘱。
毛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在中南海内一所其貌不扬的房子里度过。房子是专为他修的，可以防地震，只有代号，叫“二○二”。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北京被近邻唐山市的一场七·八级特大地震所震撼。毛身边工作人员把他匆匆抬进那里。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数十万，官方说二十四万，非官方估计是六十万。如果中国当局接受国际援助的话，伤亡本可以大为减轻，但毛政权对外国援助一概拒绝。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里，千百万人睡在露天，“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却号召人民“在废墟上批邓”。
九月二日，江青要出北京，来征求毛的许可。毛先说不同意，后来她又要求，毛便答应了。三天后，毛突然丧失神志，江得到通知立即返京。这时毛床边有以华国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昼夜值班，回来后的江也参加，但站在毛的床后，因为毛一清醒看见她，就显得烦躁反感。毛的儿女一个也不在身边。
九月八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周福明把一支笔塞进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了毛要什么，原来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于自民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
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的女友兼护士孟锦云用手托着给毛看。毛看了几分钟，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
不久，毛声音微弱地对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再也没从昏迷中醒过来。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着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
尾声
今天的中国，毛泽东的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停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中共现任领导人自称是毛的继承者，竭力维持着毛的神话。真实的毛，依然鲜为人知。
~完~
zt-李鵬家族新傳：父女信教，長子昇官
原来信奉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李鹏，近年沉湎佛教。这种巨大的转变原因，到底是因为他近年身体不好而滋生人生无常之念？还是因为对多年参与决策失误导致天怒人怨而惶恐不安的自省？ 80岁了还为儿子李小鹏的级别去找温家宝，说明他并没有真正“看破红尘”
武姬
李鹏为儿子李小鹏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要官未遂。但李小鹏进不了国务院，却成功转战地方，曲线迂回，为将来更上几层楼铺路。 2008年6月4日，山西省人大根据北京中央的意思，正式启动程序讨论49岁的李小鹏到山西的新职任命，并很快宣布李小鹏出任山西省排名第二的副省长。有消息认为，山西省长孟学农不久将接替已在山西工作七年的张宝顺担任省委书记，而李小鹏有可能接棒省长，为将来到中央进入领导层补写封疆大吏不可或缺的一页。而这被认为是年满80岁、身体每况愈下的李鹏荫庇子孙的决定性步骤。
李小鹏弃商从政各方有盘算
6月2日晚，华能国际发布公告，宣布公司董事长李小鹏因工作调动离开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主掌华能国际十年的李小鹏，向董事会提交了辞去董事长的书面报告。
李小鹏于6月2日下午4时左右离开华能集团，据称当时集团内“自发”组织了一个欢送仪式，山西省政府派人接走了李小鹏，一位山西省政府内部人士表示，当天，李小鹏及其秘书的办公电话等已经安置妥当。
3日下午，中组部宣布任命李小鹏为山西省委常委。
一天以后，6月4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决定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于6月12日在太原召开，并通过建议议程：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梁滨辞去山西省副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审议关于提名李小鹏任职的议案。
谁都知道，这些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关于李小鹏的任免、辞职、审议……都早已由中央决策层内定。
山西省省政府办公厅发出副省长李小鹏分工通知：协助省长分管商务、市场监管、外事、旅游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省商务厅、省外事办、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旅游局、省宗教局（省民委）、省侨办、省民航机场管理局（省民航机场集团公司）。
山西省政府网站上“政府领导”也已更新，七位副省长的排名为申联彬、李小鹏、牛仁亮、胡苏平、陈川平、张建民、张平－－张平就是那位写了很多反腐、反黑小说的著名作家。
业外人士，尤其是政界人士，则从更广阔视野解读这次李小鹏弃商从政。有分析家说，从李小鹏刚刚当选下一届董事长就突然调离，合乎逻辑的推理是，调动的决定是在5月中旬以后火速拍板的，不能排除与李鹏的健康状况有直接关系。
早前曾有消息说，李小鹏去山西将主管能源。但是后来公布分工却并非如此。为什么要他去管商务、外事、旅游？有人说，这是给他机会拓宽眼界，熟悉全面情况；也有人说，这是为了斩断他与能源界的关系，有利于中央在组建能源局的过程中减少干扰。这说明，虽然中央迁就李鹏，给了他儿子一个准省部级，但是实际上这也同时就是向电力“李家殿”砍下的第一把斧头。
“分家”过程中得到最大好处
李鹏的长子李小鹏出生于1959年6月，在李鹏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兼华北电业管理局党组书记期间，考不上正规大学，进了华北电业系统的中专改大专的华北电力学校（后改“学院”），主修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
1982年开始，他历任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力系统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副处长、电力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随着李鹏在政坛上节节高升，尤其是在1989 年的政争中获胜，李小鹏到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进修－－不过，这一段经历，官方说明中几乎没有提及，而据笔者所知，当年为了照顾李小鹏，有关部门还安排了李小鹏的妻弟到加拿大当外交官。归来后从1991年起，他先后任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于1999 年起出任华能国际董事长兼党组书记，之后升任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据李鹏在《纪念我们的母亲赵君陶》里讲述，李小鹏的出生还有一段故事：
朱琳自幼丧母，失去了母爱，是她的婆婆赵君陶给了她第二次真正的母爱。朱琳怀上我们第一个孩子，住在北京协和医院。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她遇到早产和难产，母亲终日守护在她的身旁。林巧稚大夫问我的母亲：“你是要大人，还是要孩子？”母亲毅然回答：“大人也要，孩子也要。”她的语气是那样的坚决，那样的诚恳，使林大夫深受感动。在林大夫的精心治疗下，朱琳终于顺利产出我们的第一个男孩。
据称李小鹏“对核电、火电、水电、电网等都懂”。在2000年初华能集团的改组中，李小鹏放弃兼任华能国际总经理一职，只保留董事长职位，但升任华能集团的总经理，在大型国企的编制中，属中央副部级干部，当时李小鹏年41岁。
李小鹏掌控的华能集团东攻西讨、南征北战，五年内，凭借优势，大肆扩张在中国能源市场上的版图，完成一系列并购，占据中国发电业“龙头”位置，有海外媒体因此称李小鹏为“亚洲电王”。还有善于凑趣的记者写道：在电讯业的竞争上，有过“双李之争”，即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和新加坡李光耀的儿子李显扬；在电力工业方面，也有“双李之争”，那是李嘉诚的大儿子李泽巨和李鹏之子李小鹏。
虽然账面上看经济效益尚可，不过不少业内人士并不将之归功于企业家，而是归功于当今之世能源吃香和中国的还没有从根本上撼动的垄断体制。有人说，将一个蠢才放到这个职位上，照样带领企业蒸蒸日上，“公鸡打鸣天破晓，但天亮难道是公鸡的功劳吗？”
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有分析家告诉笔者，李小鹏主掌华能集团，华能与各大煤炭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能获取最为优惠的煤炭资源，即使在 2008年上半年发电行业整体亏损的背景下，华能集团仍然还能微利经营。而李小鹏离职，显然带走了华能集团最独特的背景资源。
李小鹏是“小李鹏”？
华能内部人士透露，李小鹏成长道路上是“一步一个台阶走出来的”他脾气温和、低调，是个有个性的人，与其妹妹李小琳、弟弟李小勇在性格上很有差异。他在掌舵华能的十年间，很少接受媒体专访，他的照片也极为罕见。但据说他在华能集团内部具有很高威信。
李小鹏调职的消息公布之后，民间反响十分强烈，而且，让官方不无尴尬的是，反应基本上是负面的。尽管国内几大门户网站将李小鹏任新职的消息挂在首页重要位置，对网友反馈跟帖严格把关，凡是持负面看法的一律删除，但是互联网天地宽广，总有网管们照看不到的地方。而在海外网站，更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否定声浪。例如，在多维网上，我们就读到成百上千的纷纷议论：
有人深为同情山西同胞：“山西百姓倒霉了”！ “俺们山西成了当官的垃圾桶了，什么鸟人都来了。”有人更有普世情怀：“悲哀，中国人的悲哀，中国的悲哀！”还有人说得比较有戏剧性：“如果这是真的，这就是一个大嘴巴，啪啪两声，扇在了人民公仆的脸上啊！”
很多人的憎恶，是冲着李鹏去的：“老子是庸才，是历届总理中最最笨的。儿子会好点吗？”“屠夫的儿子千万别是屠夫哟！”“六四、远华、三峡、中国电力……真要算起来，这一家子毙十次都不够！”有人将李小鹏的姓名中前两个字颠倒一下，叫他“小李鹏”，褒贬之意不言而喻。还有人看到对李鹏家族的喷泻的怒火，感叹道：“一个家族臭到如此地步也不容易！”
还有很多人，是对中国权力垄断、世袭体制深恶痛绝。有人评论：“李小鹏一上来就爬头，排在副省长第二位，得益于六四屠城，得益于弱智老爸开后门”；有人冷嘲：“在中国只要后台硬，白痴孩子也能做大官－－中国特色嘛！”
也有为李小鹏分辩几句的：“大家来北京华能集团办公地点看看就知道，是所有中央企业里最简朴的（80年代3层旧楼），门口还有很多小摊贩，从来没有被驱赶，李小鹏同志的的确确是个亲民爱民艰苦奋斗清廉勤俭的好领导”。但是很快就被淹没在众多唾骂之中。
网上反应的特点就是感情冲动，直言无忌。只有个别网友稍有分析，认为让他到山西“这是胡总的调虎离山计”；还有人预测，此行是“为成立能源部当部长铺路”。
虽然当局和李小鹏本人对这些网上民意装聋作哑，但是这种压力分明就是一个下马威。
李鹏怕“人走茶凉”
1928年10月出生的李鹏，再有几个月就是八十大寿了。他心脏原来就有毛病，2007年曾住院治疗，十七大之后身体更差。多维月刊披露，2008年元月份他发生脑血栓，及时送医抢救后，病情才稳定了一段。但是李鹏一定感到来日无多，时不我待，担心“人一走茶就凉”，加紧了对子女的安排步伐。
李鹏自己是搞水电出身，在他的鼓励之下，一子一女早就进入电力系统。李小鹏2000年升为副部级，李鹏仍不满意，在父亲眼里，他不是“小鹏”，早已经翅膀硬了，应该鹏程万里。消息人士透露，李鹏向温家宝提出儿子应该升为正部级，被温家宝婉拒。据信李鹏之所以得脑血栓，与在这件事上碰了个软钉子、心里不痛快很有关系。
一个退休的中央二号人物为儿子伸手要官而又没要到，北京政坛人士纷纷摇头：“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么当吗”？但是，这件事对于李鹏实在太重要，可以说是他此生最后的心愿，不实现势难瞑目。终于施展其最后的影响力，安排李小鹏弃商从政。
2008年上半年，李鹏的子女半年之间职务连续变动，一直处于聚光灯下。
2008年1月2日，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晚间公告称，公司原董事长王炳华因工作调动，已于2008年1月1日起辞职。其职务将由公司副董事长李小琳接任。
分析家推测，从李小鹏、李小琳的职务在半年之内变动，很可能是李鹏接近大限了，所以如此迫不及待。
李小琳比李小鹏高调
李鹏的独生女李小琳，1961年出生。她从小就成绩优异，曾担任过班长、大队长、团支部书记等职务，从少年时期就表现出良好的组织和管理能力，13岁就开始当家里的“账房先生”。
与她哥哥的路径正相反，李小琳是在国家机关挣得自己人生资源的第一桶金后，弃政从商。她自2004年3月以来一直担任中国电力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自2004年8月起全面负责该公司投资及风险控制委员会工作。此前曾担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中电国际）董事长、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她还是澳门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主席兼执行董事。
李小琳和哥哥人生哲学不同，不仅不害怕，而且还巴不得成为公众名人，频频出镜，时时发言，也时常舞文弄墨。
中国大陆有名为何奇阳的记者撰文赞誉，李小琳攀爬高峰背后，“有永不言败的人生观”，面对人生低潮与失败，李小琳会以静坐的方法自我反思。 “我每天都静坐，给自己空间想一想，找出一条路，如何从困境中突围，但重要是对着目标永远不要放弃。失败第一次，never give up（决不放弃），第二次never never give up（决不、决不放弃）、第三次要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决不、决不、决不放弃）”。
李小琳何以满嘴英文？大概是数度到美国进修给她留下了语言习惯上的痕迹。
《中国妇女》杂志记者王邵辉也写了一篇《李小琳：心中有道美丽风景》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2004年，中国电力国际在香港挂牌上市庆典上，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小琳一袭红衣装扮，在众多西装革履的人群中，颇为引人注目。李小琳笑言：“红色代表热情，寓意喜庆、成功和吉祥，在那种场合，我自然要穿红色衣服。”
作者说，李小琳总被“高干子弟，大树底下好乘凉”这样的世俗观念所笼罩，对此，她坦然讲述了自己的成长之路，说“我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在企业内部，李小琳因此赢得了“最具人气和最有人情味儿”这个美誉，还被评选为《中华英才》十大财经英才之一。
不讳言是“父亲跟班”
李小琳自称是“父亲的跟班”，说自己“十几岁时，就开始跟随父亲去许多电站考察”。 “小时候，我的理想就是长大后像我父亲那样戴着安全帽下一线，指挥千军万马。”媒体还说，每次李小琳跟着父亲下基层访贫问苦，李鹏常有意带她去当地的特困户家。但是媒体闭口不提：一个官员下基层出差，为何要带子女？子女的差旅食宿费用，是否由纳税人承担？
每每谈及父母、家庭，李小琳总是一连声地感谢和称赞：“我感谢父母、感谢亲人们，尤其是父亲的坚毅、认真，母亲的聪慧善良、慈悲心，二老相敬如宾，相濡以沫”。
据说她与父亲关系亲密，和丈夫、女儿就住在父母家楼上，距离她的办公室不远。
媒体报导，李小琳的丈夫和她是“青梅竹马”，“两家有三代人的交情”。她在家里称老公为“哥哥”，形容他“是个有着钻石心的老公，是我可以依赖一辈子的兄长”。
李小琳居然还向人指教夫妻间相处的智慧，说：“要谙熟'妇唱夫随'的道理，夫妻要懂得爱对方所爱。”
李小琳丈夫刘智源，历任中国新华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北华信电子集团总经理，北华信电子集团董事长，浙江信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笔者查到《上海证券报》2002年4月10日刊登“浙江信联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年度报告”，其中提出：“公司董事刘智源先生因公务繁忙，经常出国在外，致使连续几次未能参加公司董事会会议，对此，公司董事会已通知该董事，该董事承诺今后将不再发生此类情况，若因公不能亲自参加公司董事会，将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和表决。”
在《限期整改通知书》中还指出个别董事已连续几次缺席董事会，按《公司章程》第85条的规定，应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建议股东大会撤换”。
李鹏孙女在国外读书
《中国妇女》杂志文章还说，李小琳作为母亲，一直很称职。她女儿13岁就通过钢琴九级测试，曾在北京景山学校读书，学校每次召开家长会，李小琳多忙都不会缺席。还曾经用了一个晚上手工编织了一件小毛衣，送给第二天过生日的女儿作礼物。
她女儿现在国外念书。她谈到女儿时承认：“我们这一辈人给子女创造的物质环境太优越了”。无忧无虑，好像小公主一样。她担心子女变成纨绔子弟，无法接班，“孩子的成长需要经历一些风浪，孩子更需要学习独立承担自己的命运”，“这是送她出国锻炼的主要想法”。
除了诗词外，李小琳喜欢看电影，尤其是好莱坞大片。她承认，“看电视的时间的确较少，但电影一定会看，好莱坞巨大投资的大片就更加会看”。
据知情人说，李鹏家族总的来说还算“挺低调的，本来李小琳的女儿也要去参加法国的那个社交舞会，但是后来没去，所以只有陈元的孙女去了”。
李小琳还曾对媒体表示，特别让她感到幸福的，莫过于拥有李小鹏这样一位好哥哥，“我们俩兄妹感情很深”。
李小琳很少提到自己的弟弟李小勇。
李小鹏和他妹妹李小琳，名字分别继承了父母李鹏和朱琳名字中各一个字。有人就说：“那他们的的弟弟李小勇的名字，是继承了谁？”
李鹏幼子是新加坡居民
李小鹏和李小琳不管怎么说，没有给为父的丢脸，但是他们的弟弟让父母伤透脑筋。李小勇名列“京城四少”－－其他三个是陈小同（陈希同的儿子，后被判刑），乔石的儿子蒋小明（赛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兴港集团董事）、李瑞环之子之子李振智（瑞士银行亚洲投资总经理）－－是三兄妹中唯一没有进入电力行业的。他出生于1963年，读书读不进，1978年15岁时，被父母送去参军－－高干家庭最没有出息的子弟，一般都送去参军，军队里讲究服从命令，上级一道命令，说提拔谁就提拔谁。他担任过武警安亚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武警水电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有上校军衔。
其妻叶小燕任香港滑冰总会会长，她是解放军创始人之一、北伐和抗战期间威名远扬的叶挺将军的孙女，叶挺有九个儿女，叶小燕的父亲是其次子叶正明。 1992年，李小勇、叶小燕夫妇作为家属，到叶挺故乡惠阳县秋长镇出席纪念叶挺的“将军路”开工典礼。
2002年海外媒体报导李鹏家族“在海外铺后路”，指的就是李小勇夫妇，从1994年起已在香港和新加坡买入豪宅物业，有颇长时间留在新加坡。当时香港《壹周刊》更具体地说，在新加坡期间他以名店“阿一鲍鱼”当饭堂，生活逍遥。
“阿一鲍鱼”在新加坡有两间分店，总店装修富丽，店内挂了一幅李鹏及老板杨贯一（阿一）1995年摄于中山的照片，另一合照则是李鹏夫妇与“阿一”三人。
李鹏的夫人朱琳和李小鹏、李小勇，传多年来牵涉不少贪污丑闻，但都船过水无痕。不过李小勇卷进“新国大”五亿元期货诈骗案，闹得满城风雨。
1998年初，新国大期货经纪公司以超高月息10－30％，吸引了四千多名客户投入资金，同年8月五亿元资金不翼而飞，公司倒闭，被揭发巨额诈骗，最后主谋四人遭处决，但只追回四千万元人民币。
时年39岁的李小勇究竟卷入这件事有多深？官方与当事人都讳莫如深。被诈骗的“新国大”苦主们曾十多次到北京新华门外抗议，大呼“李鹏替儿子还钱”，警卫人员在旁监视，并不阻止，中央也一直未有正式说法。事件败露时，李小勇没在北京抛头露面。这件事不仅对他，而且对李鹏的形象也有影响。
李小勇涉“新国大”诈骗案
据了解，李小勇早于香港回归之前化名“朱峰”，和妻子叶小燕及独女，透过特别渠道取得香港单程证，后来又取得新加坡居留权。有消息人士透露，李小勇夫妇以数百万元人民币先后在香港和新加坡置业，正是“新国大”成立至倒闭期间。
据一名在新加坡从事大陆生意的商人向香港《壹周刊》透露，李小勇移居新加坡后，曾在当地商店Courts添置家具及影音器材。他平日多以商人身分出现，行事十分低调，却不脱大吃大喝本色，出手阔绰。
据“阿一饱鱼”林经理介绍，李小勇是该店的常客，但他从不在员工面前主动透露身分，反而一些和李同来吃饭的朋友主动对经理炫耀“他是李鹏个细仔”（他是李鹏的小儿子）。
据说，李小勇若在新加坡，每个月总会前来四至五次，若贵宾房没有空出，他就与其他食客一样坐在大堂。林经理说，“他最喜欢食我们秘制的鲍鱼、鱼翅和燕窝，另外会蒸条鱼，加几碟小菜，酒不是经常饮。”通常他们夫妇及一些朋友去吃饭，五、六个人埋单最少五千五百港币；“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每到农历新年会每个员工派一封大利是，几多钱不好讲，总之都几重手”。
李小勇夫妇在新加坡以东近郊地区，拥有一套两房一厅住宅，香港媒体记者发扬“狗仔队”精神，甚至查出地址为丹戎禺路（TanjongRhu Road）的海湾园，是以叶小燕名义，于1996年5月以59万新加坡币（港币约280万）购入。当地地产经纪指出，该楼盘坐落豪宅区，拥有私家泳池及网球场，而叶小燕的这个住宅单位更可远眺海景，档次更高。
香港《壹周刊》还调查出，叶小燕在香港的文件中还报住另一新加坡地址：市中心的Valley Park顶楼，但该单位的业主并非叶小燕。
根据香港土地注册处纪录，“朱峰”在1994至1998年间，曾与叶小燕以联名方式及公司名义大量购买豪宅，其中1994年以四千万港元买入的山顶种植道独立屋，1996年蚀让卖出。在1998年至1999间“新国大”成立至倒闭前后，共斥资约3400万港币买入湾仔会景阁及阳明山庄两住宅。
李鹏父女皈依佛门
三兄妹中，数李小琳对中国文学和哲学情有独钟。李小琳透露，她从1994年受命创业到现在，将对人生和企业管理的感悟写入了《静水深流》一书中，“我们现在在中电国际建立一整套核心企业文化。我们提倡”四个合一“，即天人合一、义利合一、知行合一、人企合一。”
2008年1月7日，刚刚升任董事长的李小琳在其新书《静水深流》发布会上现场赋诗：“一抹芳华何所依，骨清格高淡中奇；映雪不羡千枝雪，凝香独向春风里。”
这当然是以花自况，人们听到她居然宣称“何所依”，暗示自己并不靠父母庇荫，不禁啧啧称奇。
但是熟悉李小琳的性格和私人生活的人则认为，其新书书名和这些诗句，确实是她真实心境的流露。她是国学大师南怀瑾的女弟子，而夫妻感情也远不像她对媒体所说的那样“幸福”，二人常有冲突，甚至一度走到感情破裂要离婚的边缘，又因罹患乳房癌，动过切除术，导致她皈依佛教寻求寄托。
李小琳还整理出《唐诗情怀》一书，当记者问到时，她答非所问：“其实我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
知情人透露更具有爆炸性的内幕消息说，李鹏本人虽然早在1945年就加入中共，信奉唯物主义，但现在也居然沉湎佛教。是因为他近年身体不好而滋生人生无常之念？还是对多年参与决策、包括1989年决策导致天怨人怒而陷入精神危机？不得而知。
你所不知的蒋介石(ZT)
蒋介石先生无论对于大陆还是台湾，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他的功绩是丰伟的，是巨大的！在台湾，两蒋时代的经济繁荣自然无需多说，我们说说他在大陆。
从大清国开始，我国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茅坑了，架2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中国，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后，把美国的《宪法》抄过来，其实也就换了一个名字，把衙门上的瓦戳几片下来，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导致了中国十多年的军阀混战，那些年甚至比大清国更糟糕，可以说孙先生的革命，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实质意义。
但是蒋介石，他只用了10年时间，从1927年统一到1937年日本全面对华宣战，他只用1年时间，已经就能单独对抗43年前击败中国的日本国！
在这中间，我们必须要提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放弃东北，历史书上就这个问题对蒋介石大肆批判，这种批判有粪青嫌疑。
要知道，1931年离1927年统一才仅仅4年，蒋介石拿什么去和如日中天的日本对抗？这时候动手，无疑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放弃东北，让日本化时间去经营东北，从而为自己赢得战略空间，这是是明智之举，是很痛苦但却是唯一能扭转局势的断臂之举！
日本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所以蒋统一后的4年，日本便迅速在东北用兵，但是在日本国内，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消灭中国的计划，他们只想切一块算一块，切一块巩固一块，尤其在搞到东北之后，他们被东北肥沃的土地所迷住了，下大力气去开发东北，而不是继续入侵中原，如果这时候他们乘势进入华北，我们是没有抵抗能力的，所以我们这时候不能去刺激日本，而需要抛一个诱饵让他们去吃。
蒋介石用这点时间发展起来了，当时蒋计划组建1个德械师，后来没有完成，日本人看到不对劲，老蒋越来越强大了，于是乎他们又匆匆忙忙在1937年发起全面战争，但是，这时候已经晚了...
日本过于轻视中国的力量，还以为中国是1894年，他们一冲锋我们掉头就跑的年代，这时候已经不是这样了。
蒋介石的"庐山讲话"让国人焦土抗战，日本从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到长沙会战，在战术上，他们每战都打赢了，但是在战略上，他们一步步走向失败，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投入的兵力一步步增加，泥潭也陷的越来越深，最后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失败以后，再也无力西进！
可以说，日本在中国的失败，失败在战略上，这个战略制定团队的领袖，就是蒋介石。
历史书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开始的，他们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开始的！
世界上，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著名的战争动员，有罗斯福的国会演说，有斯大林的红场阅兵，这其中还有蒋介石的庐山讲话："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历史书上说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我看言之过头，那充其量只算是欧洲战场的转折点，亚洲战场的转折点在长沙 。
1941年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被歼5万人，经过这次失败以后，再也无力西进，中国战场处于相持阶段。
年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被歼万人，经过这次失败以后，再也无力西进，中国战场处于相持阶段。
就是这样，这样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不再象1895年那样扔了枪就跑，而是战斗至最后一个人，从淞沪战场的嫡系中央军，到打家劫舍得土匪，在面对民族大义，都勇敢的走上战场，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祖国的领土，他们没有一个人后退，他们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为国家赢得了胜利！
如果说，抗日战争胜利是蒋介石的功绩之一的话，他更大的功绩在外交上。
1945年，中国由一个人见人欺的国家，变成了"反法西斯四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法理上和美苏英平等，超越了法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在对外争取援助上，蒋更是出色，这里做一个对比：
北韩战争，我国帮苏联打仗，武器要付半价；
而二战，我们打日本，美国人的物资全部是无偿援助，蒋先生还经常发牢骚，嫌美国人给的少了~！
打完仗之后，蒋先生为国家赢得了两大荣誉"反法西斯四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新中国在打完北韩之后，却被开除出了联合国，这让人深思。
虽然蒋介石先生在大陆和台湾都两面不是人，但他作为曾经的大陆和台湾的领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
蒋介石，这是一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名字，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名字，一个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收回除香港、澳门之外所有租界的中国人，一个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中国领袖，一个让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让中华民族平等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领袖。
蒋介石一生有三大功业：北伐完成中国统一大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抗日八年，并取得最后胜利；彻底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让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三大功业足以让蒋介石被尊称为一代领袖，千古不朽，万古流芳。蒋先生为中华民族立下了震古烁今，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
（1）他追随国父孙中山推翻满清专制统制，建立中华民国；
（2）他领导北伐军打倒封建军阀割据，统一了中国，恢复了中华民国法统，国统；
（3）抗日战争是我中华自有历史以来最为伟大悲壮的反侵略战争，他领导全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鬼子，并领导军民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
（4）他使中国跻身世界四强美，苏，中，英；
（5）他领导的中华民国是联合国五大创始国，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6）他领导中国人民1943年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租界,领事裁判权!(只有香港没来得及)，使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
（7）继承传播实践三民主义,建设中华民国.和留下今天的民主，自由，均富的台湾。
（8）在老毛大肆摧残和毁灭中华文明的浩劫中，他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保留了一枝血脉。
为什么说蒋介石中正是中华民族比岳飞，文天祥还要更令人景仰的伟大民族英雄？
第一、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两次被亡国：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没有亡国、并且全面战胜了侵略的，便是中华民国。
那么，既然亡国之国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历史称为民族英雄，则领导了中华民族长期守土抗战，并最终赢得了胜利的蒋介石先生，倒反而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吗？
第二、就二次大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国家，在欧洲除掉苏俄，在亚洲除掉中国，没有不亡的。
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遭登陆，故不在此列。
由是，未亡国家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其沦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
被亡国家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相反，非但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竟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
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倒反而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
因为刚刚统一了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赤色帝国苏俄的颠覆；不仅有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而且还有苏俄直接策动，指挥和操控中共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和叛国。
当是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并且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
如是，作为中华民国伟戴维国战争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则谁可夸之？
第四、指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领袖和他拥有领导中华民国抗战的功绩，其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实际原因，就是如同他曾亲自指挥北伐战争一样，他同样是那一场伟戴维国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和参加者。
可以说，他修好、建设西南的国策，和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的思想，尤其是他根据国际国内条件而决策的持久战大战略，和他亲自指挥抗战、亲赴前线、历尽艰险的英勇行为，就更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本色。
一九二七年秋，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岳飞、文天祥，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
而蒋介石先生本人作为一位在伟戴维国战争中保存了中华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他岂但当之无愧，而且功垂千秋，万世景仰。
中华民族自盛唐以来，有谁象蒋介石一样，领导全民族同强敌浴血奋战并取得完胜？
没有！千古民族英雄，没有谁比蒋介石更应该获此称号！
蒋介石的历史功绩，我认为是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领导抗战胜利蒋介石是战时中国最高领导，在"战"和"和"的问题上他完全有选择权。但是蒋介石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领导中国人民率先同法西斯强敌浴血奋战。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发挥到极至。中华民族终于没有象宋亡于元、明亡于清一样做第三次亡国奴。中国，也因为其强于英法、和美苏齐名的反法西斯出色表现，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中国从此从一个积贫极弱的东亚病夫国家，成为世界四大领袖国家。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台湾、东北从新回到祖国怀抱。
没有蒋介石，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2、光大民族精神、宏扬民族文化。
蒋介石领导的新生活运动和倡导的本位文化建设，在世风日下的今天，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对新生活运动的内容，蒋介石的解释是：以礼义廉耻为基本标准，以改造国民衣食住行为实行起点，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为追求目标。 相比蒋介石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国民新生活运动，三个代表、保先、三讲等是多么的幼稚和苍白啊蒋介石对军人的训导同样是成功的。
蒋介石以"智"、"仁"、"勇"三德作为军人的精神支柱，对高级军官进行精神训练，以恢复"国家的灵魂"、"恢复军人的灵魂"。这样的训导结果是，抗战中的绝大多数国军将士，抱着慷慨赴死的报效国家信念，写出了中华民族惊天地、泣鬼神的血肉抗战史。
蒋介石辞世已经三十二年了，那代历史的亲历者也大多大江东去了。但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历史的谎言还在惊人地继续。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伶的，有了英雄却不尊重的民族是可耻的。无耻的中国人（特此声明，不是所有），你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日本人崇拜他们为国捐躯的将士。你们的千古抗战英雄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吗？日本鬼子要是知道蒋介石和他的为国捐躯的将士的遭遇，一定会含笑九泉！
2009年09月14日 作者：吴民
从大清国开始，我国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茅坑了，架2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中国，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后，把美国的《宪法》抄过来，其实也就换了一个名字，把衙门上的瓦戳几片下来，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导致了中国十多年的军阀混战，那些年甚至比大清国更糟糕，可以说孙先生的革命，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实质意义。
但是蒋介石，他只用了10年时间，从1927年统一到1937年日本全面对华宣战，他只用1年时间，已经就能单独对抗43年前击败中国的日本国！
在这中间，我们必须要提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放弃东北，历史书上就这个问题对蒋介石大肆批判，这种批判有粪青嫌疑。
要知道，1931年离1927年统一才仅仅4年，蒋介石拿什么去和如日中天的日本对抗？这时候动手，无疑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放弃东北，让日本化时间去经营东北，从而为自己赢得战略空间，这是是明智之举，是很痛苦但却是唯一能扭转局势的断臂之举！
日本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所以蒋统一后的4年，日本便迅速在东北用兵，但是在日本国内，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消灭中国的计划，他们只想切一块算一块，切一块巩固一块，尤其在搞到东北之后，他们被东北肥沃的土地所迷住了，下大力气去开发东北，而不是继续入侵中原，如果这时候他们乘势进入华北，我们是没有抵抗能力的，所以我们这时候不能去刺激日本，而需要抛一个诱饵让他们去吃。
蒋介石用这点时间发展起来了，当时蒋计划组建1个德械师，后来没有完成，日本人看到不对劲，老蒋越来越强大了，于是乎他们又匆匆忙忙在1937年发起全面战争，但是，这时候已经晚了...
日本过于轻视中国的力量，还以为中国是1894年，他们一冲锋我们掉头就跑的年代，这时候已经不是这样了。
蒋介石的"庐山讲话"让国人焦土抗战，日本从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到长沙会战，在战术上，他们每战都打赢了，但是在战略上，他们一步步走向失败，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投入的兵力一步步增加，泥潭也陷的越来越深，最后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失败以后，再也无力西进！
可以说，日本在中国的失败，失败在战略上，这个战略制定团队的领袖，就是蒋介石。
历史书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开始的，他们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开始的！
世界上，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著名的战争动员，有罗斯福的国会演说，有斯大林的红场阅兵，这其中还有蒋介石的庐山讲话："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历史书上说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我看言之过头，那充其量只算是欧洲战场的转折点，亚洲战场的转折点在长沙 。
1941年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被歼5万人，经过这次失败以后，再也无力西进，中国战场处于相持阶段。
年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被歼万人，经过这次失败以后，再也无力西进，中国战场处于相持阶段。
就是这样，这样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不再象1895年那样扔了枪就跑，而是战斗至最后一个人，从淞沪战场的嫡系中央军，到打家劫舍得土匪，在面对民族大义，都勇敢的走上战场，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祖国的领土，他们没有一个人后退，他们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为国家赢得了胜利！
如果说，抗日战争胜利是蒋介石的功绩之一的话，他更大的功绩在外交上。
1945年，中国由一个人见人欺的国家，变成了"反法西斯四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法理上和美苏英平等，超越了法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在对外争取援助上，蒋更是出色，这里做一个对比：
北韩战争，我国帮苏联打仗，武器要付半价；
而二战，我们打日本，美国人的物资全部是无偿援助，蒋先生还经常发牢骚，嫌美国人给的少了~！
打完仗之后，蒋先生为国家赢得了两大荣誉"反法西斯四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新中国在打完北韩之后，却被开除出了联合国，这让人深思。
虽然蒋介石先生在大陆和台湾都两面不是人，但他作为曾经的大陆和台湾的领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
蒋介石，这是一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名字，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名字，一个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收回除香港、澳门之外所有租界的中国人，一个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中国领袖，一个让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让中华民族平等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领袖。
蒋介石一生有三大功业：北伐完成中国统一大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抗日八年，并取得最后胜利；彻底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让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三大功业足以让蒋介石被尊称为一代领袖，千古不朽，万古流芳。蒋先生为中华民族立下了震古烁今，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
（1）他追随国父孙中山推翻满清专制统制，建立中华民国；
（2）他领导北伐军打倒封建军阀割据，统一了中国，恢复了中华民国法统，国统；
（3）抗日战争是我中华自有历史以来最为伟大悲壮的反侵略战争，他领导全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鬼子，并领导军民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
（4）他使中国跻身世界四强美，苏，中，英；
（5）他领导的中华民国是联合国五大创始国，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6）他领导中国人民1943年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租界,领事裁判权!(只有香港没来得及)，使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
（7）继承传播实践三民主义,建设中华民国.和留下今天的民主，自由，均富的台湾。
（8）在老毛大肆摧残和毁灭中华文明的浩劫中，他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保留了一枝血脉。
为什么说蒋介石中正是中华民族比岳飞，文天祥还要更令人景仰的伟大民族英雄？
第一、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两次被亡国：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没有亡国、并且全面战胜了侵略的，便是中华民国。
那么，既然亡国之国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历史称为民族英雄，则领导了中华民族长期守土抗战，并最终赢得了胜利的蒋介石先生，倒反而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吗？
第二、就二次大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国家，在欧洲除掉苏俄，在亚洲除掉中国，没有不亡的。
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遭登陆，故不在此列。
由是，未亡国家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其沦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
被亡国家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相反，非但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竟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
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倒反而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
因为刚刚统一了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赤色帝国苏俄的颠覆；不仅有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而且还有苏俄直接策动，指挥和操控中共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和叛国。
当是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并且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
如是，作为中华民国伟戴维国战争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则谁可夸之？
第四、指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领袖和他拥有领导中华民国抗战的功绩，其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实际原因，就是如同他曾亲自指挥北伐战争一样，他同样是那一场伟戴维国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和参加者。
可以说，他修好、建设西南的国策，和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的思想，尤其是他根据国际国内条件而决策的持久战大战略，和他亲自指挥抗战、亲赴前线、历尽艰险的英勇行为，就更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本色。
一九二七年秋，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岳飞、文天祥，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
而蒋介石先生本人作为一位在伟戴维国战争中保存了中华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他岂但当之无愧，而且功垂千秋，万世景仰。
中华民族自盛唐以来，有谁象蒋介石一样，领导全民族同强敌浴血奋战并取得完胜？
没有！千古民族英雄，没有谁比蒋介石更应该获此称号！
蒋介石的历史功绩，我认为是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领导抗战胜利蒋介石是战时中国最高领导，在"战"和"和"的问题上他完全有选择权。但是蒋介石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领导中国人民率先同法西斯强敌浴血奋战。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发挥到极至。中华民族终于没有象宋亡于元、明亡于清一样做第三次亡国奴。中国，也因为其强于英法、和美苏齐名的反法西斯出色表现，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中国从此从一个积贫极弱的东亚病夫国家，成为世界四大领袖国家。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台湾、东北从新回到祖国怀抱。
没有蒋介石，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2、光大民族精神、宏扬民族文化。
蒋介石领导的新生活运动和倡导的本位文化建设，在世风日下的今天，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对新生活运动的内容，蒋介石的解释是：以礼义廉耻为基本标准，以改造国民衣食住行为实行起点，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为追求目标。 相比蒋介石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国民新生活运动，三个代表、保先、三讲等是多么的幼稚和苍白啊蒋介石对军人的训导同样是成功的。
蒋介石以"智"、"仁"、"勇"三德作为军人的精神支柱，对高级军官进行精神训练，以恢复"国家的灵魂"、"恢复军人的灵魂"。这样的训导结果是，抗战中的绝大多数国军将士，抱着慷慨赴死的报效国家信念，写出了中华民族惊天地、泣鬼神的血肉抗战史。
蒋介石辞世已经三十二年了，那代历史的亲历者也大多大江东去了。但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历史的谎言还在惊人地继续。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伶的，有了英雄却不尊重的民族是可耻的。无耻的中国人（特此声明，不是所有），你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日本人崇拜他们为国捐躯的将士。你们的千古抗战英雄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吗？日本鬼子要是知道蒋介石和他的为国捐躯的将士的遭遇，一定会含笑九泉！
2009年09月14日 作者：吴民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8)
毛与江青的独生女李讷是毛最年幼的孩子，生于一九四○年，长在毛身边，年幼时的天真呢喃曾给毛带来欢乐，使他放松。李讷十四岁时给毛写过这样一封充满爱意的信。
亲爱的爸爸：
你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
热烈爱着你的女儿
毛希望女儿长大后对他政治上有所帮助，从小便照此培养她。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尽管她只有六岁，毛要她等国民党军迫近时再走，对她说：“看看飞机轰炸，听听炮声，也是个锻炼。大人需要锻炼，小孩子也需要锻炼。”江青替女儿担忧，哭着要先把女儿送走，毛大怒，把饭桌猛然一掀，饭菜撒了一地，喝道：“你滚蛋！小孩子不能走，我就要她在这里听听炮声！”
李讷上的大学是北大，学的是中国现代史。据她说她并不喜欢这个科目，但党号召干部子弟带头学，她就学了。文革开始时她刚毕业，二十六岁，毛派她去《解放军报》替他把住军队喉舌。她先做特派记者，在全国各地收集文革情况，当毛的耳目。一九六七年八月，她通过两度夺权，把军报抓在手里，原先的领导人以各种罪名打倒、关押。军报接着掀起了对她的个人崇拜。办公室乃至宿舍家庭都贴满了向她“学习”、“致敬”的标语，大会小会上，“谁反对肖力（李讷的化名）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是必呼的口号。报社特地开辟一间“肖力丰功伟绩”展览室，展览她骑的蓝色自行车、喝水用的大白茶缸，说是表现了她“艰苦朴素的作风”。
李讷变了。刚来时她还挺谦虚，口口声声说：“爸爸要我来向叔叔阿姨学习。”现在她自己坐在沙发上，让老编辑站在面前，咬牙切齿地发火：“你给我立正！”“我恨不得枪毙你！”她宣告她要在军报实行王道与霸道“王，霸杂用”的方针。认识李讷的人都说她头脑并不出众，这样的用语显然不是她想得出来的，而是她爸爸教的。
在这位人称“天上掉下的毛姑娘”的统治下，军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以反对她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其中有她的朋友，就因为在小事上对她表示过不同意见。
一九六八年初，毛把军队管理全部交给林彪时，李讷离开了军报。她马上接管了同样重要的职位：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为了把这个位子空出来，她妈妈把李讷的前任送进监牢。李讷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待到“九大”中央文革小组解散。
毛的设想是让她管北京。但一九七二年，李讷得了精神病，此后多年时反时复，直到毛死后才渐渐痊愈。据了解她的人说，李讷不像她父母，并不以整人为赏心乐事，对无休止地迫害人的生活逐渐感到不能忍受。有一次，她认识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当江青的秘书奉命给李讷送去批王简报时，她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生气地大喊：“叫我看他妈的这些干什么？！”猛一下把这叠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说：“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
李讷渴望温情。江青从前曾给她很多的爱，如今也像毛一样，把母女关系局限到冷酷的政治领域。李讷快精神崩溃了，靠吃大量的安眠药来求得短暂的睡眠，她没有可以交心的人。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她自然期望爱情，但没有男人敢向她求爱，也没有媒人愿意自找麻烦来引线穿针。三十一岁那年，她主动向一个年轻服务员求婚。她写信给毛请求批准时，毛问了带信人几个简单的问题，在信上批道：“同意。”给她的结婚礼物是毛自己也没看过的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婚礼父母都没有参加。江青不满意女婿，认为他是个仆人，配不上女儿。结婚后一段时间，李讷经常感冒发烧，尽管这跟“性”南辕北辙，江青怪罪到女婿身上，说他“身体有毛病”，命令他去医院检查。不久，她说女婿“有坐探的嫌疑”，把他送去石家庄。李讷的婚姻很快瓦解，精神严重地垮了下来。
一九七二年五月，李讷生了个男孩，给她阴郁的生活带来光明。但欢乐是短暂的。江青因为看不起女婿，也看不起这个外孙，不认他是毛家的后代，没抱过他一次。毛对孙儿、孙女没有兴趣和感情。
李讷得了精神分裂症。毛很少见她了，对她的身体、精神状况也没有多少关心的表示。文革后，李讷重新结了婚，过着正常人的日子。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她“全忘了”。
毛的另外一个女儿娇娇（李敏）不是个搞政治的人。她十二岁从苏联回国时，是个带着异国情趣的漂亮小姑娘，穿着俄罗斯式的薄呢裙子，脚上一双当时中国少见的皮鞋，举止洋味儿十足，说话都是俄文。毛对她充满爱意，管她叫“我的小外国人”，还请一些领导人到家里来，向大家炫耀他的“洋宝贝”。那时娇娇快乐极了。长大成人后，她不能再给毛童稚时的乐趣，政治上又帮不了毛，见毛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在毛的晚年，好几次，她来到中南海大门口，请求见爸爸，但毛不让她进去。后来她也患了精神病。
毛的长子岸英死于朝鲜战争。唯一活着的次子岸青脑子有病。毛给他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但不把他当作家庭成员。毛常说他家有五口人：他、江青、两个女儿和侄儿远新。
毛远新是毛的弟弟泽民的儿子，从小在毛家长大。文革初期他才大学毕业不久，几年之中就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为毛把持毗邻苏联的东北。他在东北干的最著名的事，是下令枪毙公开反对文革、反对江青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尽管枪毙是秘密的，又有一套阻止犯人说话的措施，如在脖子上套一根绳索，一说话就拉紧，当局还是对张志新的声音万一传出怕得要命，在临刑前割断了她的喉管。
毛远新是毛信赖的自家人。毛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派他做自己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有所不知的是，四十年代初期他父亲在新疆被捕被杀，毛曾有意见死不救。
毛是他遗弃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被害的直接原因，对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精神错乱也负有责任。
毛给几乎所有家庭成员都带来悲剧，最后轮到的是江青。毛先尽量利用她充当打手，使她成了人人痛恨的对象，然后又用她做挡箭牌，以保障自己生前的安全。江青在毛死后不到一个月被捕，就是毛和他的“反对派”交易的结果。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江青在监禁中自尽。
57 邓小平迫毛让步 1973～1976年 79～82岁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中共领导中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核心人物是邓小平。他在毛死后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航向。
邓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岁。一九二○年十六岁时，他飘洋渡海去法国动工俭学，在那里成为共产党人，受周恩来领导。法国的五年使他爱上了牛角面包、葡萄酒、奶酪等法国食品。若干年后，他还多次把巴黎咖啡馆跟家乡四川的茶馆相提并论，特别提起意大利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他常去那里喝咖啡。
同在法国的中国人形容他是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同人开玩笑。”数十年的共产党生涯把他演变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寡言的人。寡言的一个好处是他喜欢开短会，中共夺取大陆后他负责大西南，开的第一次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只花了九分钟，与一次开会讲了九个钟头话的周恩来迥然相异。有人说，周的风格是举轻若重，邓是举重若轻。邓处事果断，不少复杂的政务是在桥牌桌上解决的。
从法国邓被驱逐出境，到了苏联。长征时，他是中央秘书长；抗战中，他是八路军最高指挥之一；国共内战期间，他前后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管辖两个野战军。这两个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对他简短而信任地说：“交给你指挥了。”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总书记”。
对毛的政策，邓卖力地执行。反右运动，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跃进时，邓转而反对毛导致大饥荒的政策，支持刘少奇。毛注意到他回避自己，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
毛发动文革时，曾一度考虑过要邓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邓不赞成毛搞文革，不为所动。毛把他打成“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软禁在家，孩子和继母被赶出家门。邓被批斗抄家，但不像刘少奇被整得那样惨，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么程度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根据他仇恨的程度。毛说：“邓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毛欣赏邓的能力，留着邓以备不时之需。
即使是有“区别”也还是灾难。一九六八年五月，邓的大儿子朴方跟一个女儿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学去，逼他们揭发邓小平。在这所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六十多个遭到监禁的人被拷问致死，或自杀。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楼，造成终身残废，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邓和妻子一年以后才得到消息。几天几夜，邓的妻子不住地哭，后来对邓的继母说，她觉得活着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邓小平夫妇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枪的警卫监管，每天去拖拉机厂做工。离京前，邓跟瘫痪的朴方一面也没见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儿子从上山下乡的地方来看父母，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假期结束，儿子不能不在一个小雨天离开。邓心里难受，当天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厂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瘫痪的朴方终于获准送来江西，当邓看到他从前活蹦乱跳的儿子残废成什么样子时，他的伤心溢于言表。江西的夏天湿热难耐，怕儿子长褥疮，邓和妻子每天数次帮他翻身，替他擦澡。这是件很劳累的活，因为朴方个子大，小名“胖子”。
邓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里，他在恶梦中大声喊叫，把全楼都惊醒了，以为出了什么事。痛苦中他进行着反思。结果是，在毛死后，他摒弃了毛搞的那一套，改变了中国。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锻炼身体，等待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机会终于来了：“九·一三”。朴方经常用家里带短波的收音机听外国电台。这在中国当时是要坐牢的，推行这项严酷政策，邓本人也有份儿。可如今他默许儿子“收听敌台”。正是从外国电台广播中，邓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对这一消息，毛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两个月后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于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里，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回家关上房门后，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后，他提笔给毛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来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没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也没有召邓人京。毛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三十七岁的王原是某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后，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于周的第三号人物。
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华，在毛那里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说，只在最后没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势恶化。毛不起用邓不行了。他把邓接来北京，先让邓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部惴惴不安，但他毕竟有政治家的风度。
这年年底，周的癌症进一步恶化，尿里的鲜血止不胜止。毛做了一项重大决策：让邓主管军队。为此，他恢复了邓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邓是唯一可以保持军队稳定的人。王洪文在军队的影响等于零，林彪死后毛任命的军队主管人叶剑英元帅，份量又不够重。
给邓这样的权力对毛来说是场赌博。但毛的赌注押对了。毛活着时，邓没有对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胁，就是毛死了，邓也不准公开批毛，尽管他抛弃了毛的主要遗产。
毛把邓提上政坛中心，但在邓周围摆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康生当时已因癌症行将就木。“四人帮”代表着毛的政策。
邓回京不久便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建立了自己的“联盟”。这三人中，邓、叶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纣为虐的人。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厅”改名为“向阳院”，意思是心向红太阳毛泽东。他唯一的养女孙维世在文革中受到监禁，原因在于她曾给中共高层做过俄语翻译，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毛怀疑他周围所有跟苏联有来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来。江青落井下石，因为孙长得很美，毛对她也似曾有意。孙惨死在狱中。尽管周恩来据说对她爱慕倾心，周没有伸手救她，死后他还批示调查“是否自杀或灭口”，好像孙真的卷进了什么“阴谋”。
邓对周帮毛搞文革是不满的。毛死后他讲，周在文革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虽然他紧接着又声称“人民原谅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后，邓于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们有近七年没见面了。一开头，两个人对坐无言。终于，周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周向来谨小慎微，这次他不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亲信张春桥，而且直接抱怨毛泽东。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是向邓表态：他要跟邓站在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此话一出口，邓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样子，原谅了周。两人开始长谈，从此成了盟友。
这是一个转折点。毛的两个最重要的同事携手结盟。邓还常去军队的重地西山见另一个盟友叶剑英，与叶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气”，这向来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现实。
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终身的嗜好抽烟就是在此时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对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担心。身边工作人员接到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视力模糊不能看书，一生手不释卷的毛难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印成大字本看。为了印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个印刷厂，每册印刷量五本上送毛。为了保险多印了几本，作为档案封存。参与注释、校点的学者一本也不许保留。随着毛的视力越来越坏，大字本的字号也越来越大。当毛发现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清这些特大号字时，他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只得靠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诊断出来了，是白内障，成熟后用小手术很容易摘除。虽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长吁了一口气。他在南方待了九个月，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出行。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他只能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半信半疑。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
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怪病缠身的毛一天天衰弱下去。刚离开北京南下时，他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散步。几个月后，他就只能拖着步子一点一点蹭。十二月五日，他在长沙的游泳池里只划了划水，发现手脚实在划不动，那天便成了他与终身爱好的游泳诀别的一天。游泳池边，毛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意志力极强的毛从未发出过的声音。跟他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听到时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
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邓、周、叶的策略是先利用张春桥、江青历史上的污点打击他们，把他们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周以严肃的神情对毛讲这两位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毛说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问题又怎么样？
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胆大包天地当面把毛的妻子和亲信打成敌人。毛知道他面临一番恶战，他和“四人帮”一边，同邓、周、叶以及重新任职的老干部对阵。
此时邓在全国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指示“四人帮”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透过媒体发起一场针对这批人的“批经验主义”运动。四月，毛回北京后，邓当面向毛表示反对这场运动。毛被迫说同意邓的意见，把运动怪到“四人帮”头上，叫江青做检讨。五月三日，当着整个政治局，毛停止了批经验主义的运动，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这样带表白性的认错在毛是破天荒。毛明白自己的虚弱，到会的人都看得到，他眼睛几乎全瞎，说话嘟嘟嚷嚷，一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这是毛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反覆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阴谋害我。这是毛对中共最上层的老家伙们提出的请求。那段时间，毛三番五次对他们讲“周勃安刘”的故事：在刘邦死后，军事长官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铲除掌握了政权的吕后一党，使汉室重新成为刘家天下。当时，人人皆知江青以吕后自诩。毛讲的故事给老家伙们一个信息：你们不妨也像周勃、陈平一样，搞掉江青一党——等我死了以后。
听毛讲故事的有军队将帅，他们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现在由邓周叶联盟委以重任。他们不跟毛翻脸则罢，要是翻脸，毛就岌岌可危了。尽管张春桥、王洪文被安插进军队，也无济于事。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
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
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
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待续)
亲爱的爸爸：
你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
热烈爱着你的女儿
毛希望女儿长大后对他政治上有所帮助，从小便照此培养她。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尽管她只有六岁，毛要她等国民党军迫近时再走，对她说：“看看飞机轰炸，听听炮声，也是个锻炼。大人需要锻炼，小孩子也需要锻炼。”江青替女儿担忧，哭着要先把女儿送走，毛大怒，把饭桌猛然一掀，饭菜撒了一地，喝道：“你滚蛋！小孩子不能走，我就要她在这里听听炮声！”
李讷上的大学是北大，学的是中国现代史。据她说她并不喜欢这个科目，但党号召干部子弟带头学，她就学了。文革开始时她刚毕业，二十六岁，毛派她去《解放军报》替他把住军队喉舌。她先做特派记者，在全国各地收集文革情况，当毛的耳目。一九六七年八月，她通过两度夺权，把军报抓在手里，原先的领导人以各种罪名打倒、关押。军报接着掀起了对她的个人崇拜。办公室乃至宿舍家庭都贴满了向她“学习”、“致敬”的标语，大会小会上，“谁反对肖力（李讷的化名）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是必呼的口号。报社特地开辟一间“肖力丰功伟绩”展览室，展览她骑的蓝色自行车、喝水用的大白茶缸，说是表现了她“艰苦朴素的作风”。
李讷变了。刚来时她还挺谦虚，口口声声说：“爸爸要我来向叔叔阿姨学习。”现在她自己坐在沙发上，让老编辑站在面前，咬牙切齿地发火：“你给我立正！”“我恨不得枪毙你！”她宣告她要在军报实行王道与霸道“王，霸杂用”的方针。认识李讷的人都说她头脑并不出众，这样的用语显然不是她想得出来的，而是她爸爸教的。
在这位人称“天上掉下的毛姑娘”的统治下，军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以反对她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其中有她的朋友，就因为在小事上对她表示过不同意见。
一九六八年初，毛把军队管理全部交给林彪时，李讷离开了军报。她马上接管了同样重要的职位：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为了把这个位子空出来，她妈妈把李讷的前任送进监牢。李讷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待到“九大”中央文革小组解散。
毛的设想是让她管北京。但一九七二年，李讷得了精神病，此后多年时反时复，直到毛死后才渐渐痊愈。据了解她的人说，李讷不像她父母，并不以整人为赏心乐事，对无休止地迫害人的生活逐渐感到不能忍受。有一次，她认识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当江青的秘书奉命给李讷送去批王简报时，她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生气地大喊：“叫我看他妈的这些干什么？！”猛一下把这叠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说：“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
李讷渴望温情。江青从前曾给她很多的爱，如今也像毛一样，把母女关系局限到冷酷的政治领域。李讷快精神崩溃了，靠吃大量的安眠药来求得短暂的睡眠，她没有可以交心的人。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她自然期望爱情，但没有男人敢向她求爱，也没有媒人愿意自找麻烦来引线穿针。三十一岁那年，她主动向一个年轻服务员求婚。她写信给毛请求批准时，毛问了带信人几个简单的问题，在信上批道：“同意。”给她的结婚礼物是毛自己也没看过的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婚礼父母都没有参加。江青不满意女婿，认为他是个仆人，配不上女儿。结婚后一段时间，李讷经常感冒发烧，尽管这跟“性”南辕北辙，江青怪罪到女婿身上，说他“身体有毛病”，命令他去医院检查。不久，她说女婿“有坐探的嫌疑”，把他送去石家庄。李讷的婚姻很快瓦解，精神严重地垮了下来。
一九七二年五月，李讷生了个男孩，给她阴郁的生活带来光明。但欢乐是短暂的。江青因为看不起女婿，也看不起这个外孙，不认他是毛家的后代，没抱过他一次。毛对孙儿、孙女没有兴趣和感情。
李讷得了精神分裂症。毛很少见她了，对她的身体、精神状况也没有多少关心的表示。文革后，李讷重新结了婚，过着正常人的日子。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她“全忘了”。
毛的另外一个女儿娇娇（李敏）不是个搞政治的人。她十二岁从苏联回国时，是个带着异国情趣的漂亮小姑娘，穿着俄罗斯式的薄呢裙子，脚上一双当时中国少见的皮鞋，举止洋味儿十足，说话都是俄文。毛对她充满爱意，管她叫“我的小外国人”，还请一些领导人到家里来，向大家炫耀他的“洋宝贝”。那时娇娇快乐极了。长大成人后，她不能再给毛童稚时的乐趣，政治上又帮不了毛，见毛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在毛的晚年，好几次，她来到中南海大门口，请求见爸爸，但毛不让她进去。后来她也患了精神病。
毛的长子岸英死于朝鲜战争。唯一活着的次子岸青脑子有病。毛给他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但不把他当作家庭成员。毛常说他家有五口人：他、江青、两个女儿和侄儿远新。
毛远新是毛的弟弟泽民的儿子，从小在毛家长大。文革初期他才大学毕业不久，几年之中就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为毛把持毗邻苏联的东北。他在东北干的最著名的事，是下令枪毙公开反对文革、反对江青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尽管枪毙是秘密的，又有一套阻止犯人说话的措施，如在脖子上套一根绳索，一说话就拉紧，当局还是对张志新的声音万一传出怕得要命，在临刑前割断了她的喉管。
毛远新是毛信赖的自家人。毛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派他做自己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有所不知的是，四十年代初期他父亲在新疆被捕被杀，毛曾有意见死不救。
毛是他遗弃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被害的直接原因，对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精神错乱也负有责任。
毛给几乎所有家庭成员都带来悲剧，最后轮到的是江青。毛先尽量利用她充当打手，使她成了人人痛恨的对象，然后又用她做挡箭牌，以保障自己生前的安全。江青在毛死后不到一个月被捕，就是毛和他的“反对派”交易的结果。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江青在监禁中自尽。
57 邓小平迫毛让步 1973～1976年 79～82岁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中共领导中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核心人物是邓小平。他在毛死后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航向。
邓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岁。一九二○年十六岁时，他飘洋渡海去法国动工俭学，在那里成为共产党人，受周恩来领导。法国的五年使他爱上了牛角面包、葡萄酒、奶酪等法国食品。若干年后，他还多次把巴黎咖啡馆跟家乡四川的茶馆相提并论，特别提起意大利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他常去那里喝咖啡。
同在法国的中国人形容他是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同人开玩笑。”数十年的共产党生涯把他演变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寡言的人。寡言的一个好处是他喜欢开短会，中共夺取大陆后他负责大西南，开的第一次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只花了九分钟，与一次开会讲了九个钟头话的周恩来迥然相异。有人说，周的风格是举轻若重，邓是举重若轻。邓处事果断，不少复杂的政务是在桥牌桌上解决的。
从法国邓被驱逐出境，到了苏联。长征时，他是中央秘书长；抗战中，他是八路军最高指挥之一；国共内战期间，他前后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管辖两个野战军。这两个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对他简短而信任地说：“交给你指挥了。”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总书记”。
对毛的政策，邓卖力地执行。反右运动，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跃进时，邓转而反对毛导致大饥荒的政策，支持刘少奇。毛注意到他回避自己，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
毛发动文革时，曾一度考虑过要邓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邓不赞成毛搞文革，不为所动。毛把他打成“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软禁在家，孩子和继母被赶出家门。邓被批斗抄家，但不像刘少奇被整得那样惨，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么程度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根据他仇恨的程度。毛说：“邓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毛欣赏邓的能力，留着邓以备不时之需。
即使是有“区别”也还是灾难。一九六八年五月，邓的大儿子朴方跟一个女儿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学去，逼他们揭发邓小平。在这所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六十多个遭到监禁的人被拷问致死，或自杀。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楼，造成终身残废，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邓和妻子一年以后才得到消息。几天几夜，邓的妻子不住地哭，后来对邓的继母说，她觉得活着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邓小平夫妇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枪的警卫监管，每天去拖拉机厂做工。离京前，邓跟瘫痪的朴方一面也没见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儿子从上山下乡的地方来看父母，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假期结束，儿子不能不在一个小雨天离开。邓心里难受，当天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厂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瘫痪的朴方终于获准送来江西，当邓看到他从前活蹦乱跳的儿子残废成什么样子时，他的伤心溢于言表。江西的夏天湿热难耐，怕儿子长褥疮，邓和妻子每天数次帮他翻身，替他擦澡。这是件很劳累的活，因为朴方个子大，小名“胖子”。
邓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里，他在恶梦中大声喊叫，把全楼都惊醒了，以为出了什么事。痛苦中他进行着反思。结果是，在毛死后，他摒弃了毛搞的那一套，改变了中国。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锻炼身体，等待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机会终于来了：“九·一三”。朴方经常用家里带短波的收音机听外国电台。这在中国当时是要坐牢的，推行这项严酷政策，邓本人也有份儿。可如今他默许儿子“收听敌台”。正是从外国电台广播中，邓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对这一消息，毛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两个月后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于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里，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回家关上房门后，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后，他提笔给毛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来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没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也没有召邓人京。毛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三十七岁的王原是某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后，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于周的第三号人物。
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华，在毛那里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说，只在最后没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势恶化。毛不起用邓不行了。他把邓接来北京，先让邓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部惴惴不安，但他毕竟有政治家的风度。
这年年底，周的癌症进一步恶化，尿里的鲜血止不胜止。毛做了一项重大决策：让邓主管军队。为此，他恢复了邓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邓是唯一可以保持军队稳定的人。王洪文在军队的影响等于零，林彪死后毛任命的军队主管人叶剑英元帅，份量又不够重。
给邓这样的权力对毛来说是场赌博。但毛的赌注押对了。毛活着时，邓没有对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胁，就是毛死了，邓也不准公开批毛，尽管他抛弃了毛的主要遗产。
毛把邓提上政坛中心，但在邓周围摆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康生当时已因癌症行将就木。“四人帮”代表着毛的政策。
邓回京不久便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建立了自己的“联盟”。这三人中，邓、叶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纣为虐的人。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厅”改名为“向阳院”，意思是心向红太阳毛泽东。他唯一的养女孙维世在文革中受到监禁，原因在于她曾给中共高层做过俄语翻译，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毛怀疑他周围所有跟苏联有来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来。江青落井下石，因为孙长得很美，毛对她也似曾有意。孙惨死在狱中。尽管周恩来据说对她爱慕倾心，周没有伸手救她，死后他还批示调查“是否自杀或灭口”，好像孙真的卷进了什么“阴谋”。
邓对周帮毛搞文革是不满的。毛死后他讲，周在文革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虽然他紧接着又声称“人民原谅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后，邓于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们有近七年没见面了。一开头，两个人对坐无言。终于，周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周向来谨小慎微，这次他不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亲信张春桥，而且直接抱怨毛泽东。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是向邓表态：他要跟邓站在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此话一出口，邓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样子，原谅了周。两人开始长谈，从此成了盟友。
这是一个转折点。毛的两个最重要的同事携手结盟。邓还常去军队的重地西山见另一个盟友叶剑英，与叶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气”，这向来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现实。
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终身的嗜好抽烟就是在此时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对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担心。身边工作人员接到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视力模糊不能看书，一生手不释卷的毛难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印成大字本看。为了印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个印刷厂，每册印刷量五本上送毛。为了保险多印了几本，作为档案封存。参与注释、校点的学者一本也不许保留。随着毛的视力越来越坏，大字本的字号也越来越大。当毛发现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清这些特大号字时，他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只得靠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诊断出来了，是白内障，成熟后用小手术很容易摘除。虽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长吁了一口气。他在南方待了九个月，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出行。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他只能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半信半疑。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
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怪病缠身的毛一天天衰弱下去。刚离开北京南下时，他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散步。几个月后，他就只能拖着步子一点一点蹭。十二月五日，他在长沙的游泳池里只划了划水，发现手脚实在划不动，那天便成了他与终身爱好的游泳诀别的一天。游泳池边，毛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意志力极强的毛从未发出过的声音。跟他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听到时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
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邓、周、叶的策略是先利用张春桥、江青历史上的污点打击他们，把他们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周以严肃的神情对毛讲这两位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毛说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问题又怎么样？
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胆大包天地当面把毛的妻子和亲信打成敌人。毛知道他面临一番恶战，他和“四人帮”一边，同邓、周、叶以及重新任职的老干部对阵。
此时邓在全国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指示“四人帮”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透过媒体发起一场针对这批人的“批经验主义”运动。四月，毛回北京后，邓当面向毛表示反对这场运动。毛被迫说同意邓的意见，把运动怪到“四人帮”头上，叫江青做检讨。五月三日，当着整个政治局，毛停止了批经验主义的运动，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这样带表白性的认错在毛是破天荒。毛明白自己的虚弱，到会的人都看得到，他眼睛几乎全瞎，说话嘟嘟嚷嚷，一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这是毛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反覆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阴谋害我。这是毛对中共最上层的老家伙们提出的请求。那段时间，毛三番五次对他们讲“周勃安刘”的故事：在刘邦死后，军事长官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铲除掌握了政权的吕后一党，使汉室重新成为刘家天下。当时，人人皆知江青以吕后自诩。毛讲的故事给老家伙们一个信息：你们不妨也像周勃、陈平一样，搞掉江青一党——等我死了以后。
听毛讲故事的有军队将帅，他们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现在由邓周叶联盟委以重任。他们不跟毛翻脸则罢，要是翻脸，毛就岌岌可危了。尽管张春桥、王洪文被安插进军队，也无济于事。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
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
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
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待续)
陈水扁是一座历史丰碑
陈水扁被一审宣判了，重判无期徒刑，陪同他受到同样判决的是他的妻子，也是无期。
这下子，可把五毛党徒给乐疯了，陪同他们一起乐疯的，应该就是毛左了。可等到今天了，毛左和五毛同志们泪流满面地说：我们终于可以骄傲地说民主不适合中国人，不适合中国国情了。自打小蒋英明地开放了台湾的报禁和党禁，到台湾实行了和平的政权交替，小共和他们的紧爷紧奶奶们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他们从来都是斩钉截铁地说，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台湾终于民主化了，但是台湾没有乱，经济上政治上都井然有序。这样一来，小共们向来吹嘘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欺骗。小共们愁啊，愁死了，终于等到陈水扁坐牢了，那还有不泪流满面的？看看，中国就是不适合民主，不适合三权分立，看看台湾，民主到出了一个大贪污犯。
但是，其实陈水扁在书写历史，中国的历史。陈是中国有史以来，不是因为政权交替（暴力的和非暴力的）而被判决徒刑的第一个最高领导人，并且是依照法律判决的第一个。当然，用小共的话说，他是地方最高领导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肯定是一个有独立执政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从中国的政治、司法发展的角度来看，他可以说是千古一人了。陈使用了将自己终身送入牢狱的方式，开启了中国的另一段历史，他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至于说台湾民主到出了一个大贪污犯，这就是一种另类的政治欺骗了。一个具备必要常识的人都知道，民主从来不是一种完美的社会制度，如同社会主义制度一样的。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最不坏的社会制度，如同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坏的之一一样。当今世界的哪一个民主国家不曾出现大贪污犯？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地显示了自身的优越性，社会主义中国的大贪污犯们都在优哉游哉地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不受约束地控制着国家的权力。
即便民主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完全遏止人类丑陋的天性：自私、贪婪、懒惰等等。正因为人性中有这么多的丑陋，所以我们才需要把权力关进牢笼里面，并在上面打上一柱光。让政府的执政行为充分透明化，从而杜绝黑箱作业。同陈水扁相比，红朝的开国君王毛太祖要丑陋罪恶一百倍。从执政党对毛太祖的描述来看，至少他是不爱钱的，甚至鄙视金钱。但是糟糕一百倍的是，他对权力的贪婪对弄权的迷恋。正是因为这种贪恋，使他犯下了滔天大罪，数年间害死千万国民。
民主的社会制度从来就不是完美的，正如世界上从来未曾出现过完美的社会制度，何况台湾的民主制度仍然非常稚嫩。
另外，毛姑毛叔们一向拿来说事的台湾议会经常出现的乱象，那里经常发生的相互辱骂甚至殴打。相互辱骂殴打肯定不是好事情，但至少要比去年大陆开人大的时候涌现的那位“代表”要好一百倍。那位高龄八十多的全国人大代表，骄傲地对记者说，她做了五十多年全国人大代表了，她“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首先这些“人民大会代表们”凭什么能够代表我？代表我们？当我需要一个代表的时候，是不是至少这个代表是由我选出来的？是不是应该经过我的投票选举的？然后，一个几十年未曾投过反对票的代表，我要她来干什么？对比起来，我宁愿要一个把“矢”带进议会用来砸人的议会代表，他至少还是我选出来的。至少我对他不满意的话，下一届他就得不到足够的选票只好回家了。
假如我有选举人大代表的权力，我肯定不会选一个几十年不投反对票的人代表我，不会选一帮官员代表我，不会选一群演艺明星来代表我。尤其是当这个几十年不投反对票的“代表”似乎小学毕业的文化都没有，尤其当这些官员代表们拿着应该属于我的钱去嫖处女，尤其当那些演艺明星的政治智慧还不如我的脚趾头。
假如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个笑话，那大陆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屁。假如大陆人嘲笑台湾的民主制度的话，那就象一群太监嘲笑别人的性能力一样。
“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
这下子，可把五毛党徒给乐疯了，陪同他们一起乐疯的，应该就是毛左了。可等到今天了，毛左和五毛同志们泪流满面地说：我们终于可以骄傲地说民主不适合中国人，不适合中国国情了。自打小蒋英明地开放了台湾的报禁和党禁，到台湾实行了和平的政权交替，小共和他们的紧爷紧奶奶们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他们从来都是斩钉截铁地说，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台湾终于民主化了，但是台湾没有乱，经济上政治上都井然有序。这样一来，小共们向来吹嘘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欺骗。小共们愁啊，愁死了，终于等到陈水扁坐牢了，那还有不泪流满面的？看看，中国就是不适合民主，不适合三权分立，看看台湾，民主到出了一个大贪污犯。
但是，其实陈水扁在书写历史，中国的历史。陈是中国有史以来，不是因为政权交替（暴力的和非暴力的）而被判决徒刑的第一个最高领导人，并且是依照法律判决的第一个。当然，用小共的话说，他是地方最高领导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肯定是一个有独立执政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从中国的政治、司法发展的角度来看，他可以说是千古一人了。陈使用了将自己终身送入牢狱的方式，开启了中国的另一段历史，他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至于说台湾民主到出了一个大贪污犯，这就是一种另类的政治欺骗了。一个具备必要常识的人都知道，民主从来不是一种完美的社会制度，如同社会主义制度一样的。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最不坏的社会制度，如同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坏的之一一样。当今世界的哪一个民主国家不曾出现大贪污犯？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地显示了自身的优越性，社会主义中国的大贪污犯们都在优哉游哉地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不受约束地控制着国家的权力。
即便民主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完全遏止人类丑陋的天性：自私、贪婪、懒惰等等。正因为人性中有这么多的丑陋，所以我们才需要把权力关进牢笼里面，并在上面打上一柱光。让政府的执政行为充分透明化，从而杜绝黑箱作业。同陈水扁相比，红朝的开国君王毛太祖要丑陋罪恶一百倍。从执政党对毛太祖的描述来看，至少他是不爱钱的，甚至鄙视金钱。但是糟糕一百倍的是，他对权力的贪婪对弄权的迷恋。正是因为这种贪恋，使他犯下了滔天大罪，数年间害死千万国民。
民主的社会制度从来就不是完美的，正如世界上从来未曾出现过完美的社会制度，何况台湾的民主制度仍然非常稚嫩。
另外，毛姑毛叔们一向拿来说事的台湾议会经常出现的乱象，那里经常发生的相互辱骂甚至殴打。相互辱骂殴打肯定不是好事情，但至少要比去年大陆开人大的时候涌现的那位“代表”要好一百倍。那位高龄八十多的全国人大代表，骄傲地对记者说，她做了五十多年全国人大代表了，她“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首先这些“人民大会代表们”凭什么能够代表我？代表我们？当我需要一个代表的时候，是不是至少这个代表是由我选出来的？是不是应该经过我的投票选举的？然后，一个几十年未曾投过反对票的代表，我要她来干什么？对比起来，我宁愿要一个把“矢”带进议会用来砸人的议会代表，他至少还是我选出来的。至少我对他不满意的话，下一届他就得不到足够的选票只好回家了。
假如我有选举人大代表的权力，我肯定不会选一个几十年不投反对票的人代表我，不会选一帮官员代表我，不会选一群演艺明星来代表我。尤其是当这个几十年不投反对票的“代表”似乎小学毕业的文化都没有，尤其当这些官员代表们拿着应该属于我的钱去嫖处女，尤其当那些演艺明星的政治智慧还不如我的脚趾头。
假如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个笑话，那大陆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屁。假如大陆人嘲笑台湾的民主制度的话，那就象一群太监嘲笑别人的性能力一样。
“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7)
八月九日，尼克松因水门案被迫辞职。“水门事件”不仅使美国总统丢了位子，也叫毛泽东死了心，他的军事大国梦只能是个梦了。毛整八十岁了，重病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终于无奈地承认了现实。
毛的失意很快就冲着美国人表现出来。会谈取消，合作停滞。基辛格看出，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冻结起来了”。他随后几次来中国，中方“不是冷若冰霜，就是拖时间”。毛两年没见他，背后不断说他的坏话。英国前首相希思记载毛对他说：“基辛格不过是个滑稽的小人物，他每次来见我都怕得要死。”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基辛格再见到毛，谈判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Gerald Ford）总统访华事宜时，他重新提起美国的军事援助，以为毛还会感兴趣。但是毛说：“军事方面的问题，现在不谈。”那年年底，福特访华，毛礼貌地接待他，但没什么热情。
毛的失望和怒气主要发泄在周恩来身上。基辛格在那个分水岭式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访问中，注意到周“一反常态，似乎踌躇拘谨”，“往常的犀利和才智焕发不见了”。基辛格一走，政治局就批周，外交部跟周共事几十年的人，对他兴师问罪，说他在跟美国人打交道中“犯了右倾错误”。这时周癌症复发，尿里又出现大量鲜血，在批他的会上，他时时还得离席去排血。周的惨状每天由外交部里两位与毛关系亲密的年轻女士描绘给毛听，一个是毛的侄女王海容，一个是毛的英文翻译唐闻生。毛批周的指示也由她们向政治局传达。
毛自然也用上了他的夫人。江青骂周“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当周起而为自己辩解时，江青不耐烦地打断他：“你这个人就是啰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说：“我不知道什么实质性问题。”江要他交代：“基辛格来访时有没有犯过卖国主义的错误！”
周一边挨整，一边照常工作。十二月九日，他陪同毛接见尼泊尔国王、王后。据目击者说，贵宾们走后，毛笑着对周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周离开后，那两个“娘们”——王海容、唐闻生——抱怨毛把责任推到她们身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毛仍旧嘻嘻笑着说：“就是嘛，就是你们整的嘛。”毛显然很开心。
从那次接见后发表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周没坐通常坐的沙发，而是坐在一张为随从安排的椅子上。这样的设计不光是公开羞辱周。在共产党世界里，位子的排法预示领导人的升降。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见到周的随员时都躲着走了。
毛还要用周，发话说不要再整了。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周的直接负责下，中国从南越当局手里夺取了西沙群岛，赶在越共“战友”攻占南越之前，把这一片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岛抢到手上。
周病情越来越重，出血速度快过排血速度，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周不得不又跳又蹦，又翻又滚，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撞开。因为失血太多，周每星期要输两次血。有一次正输着血，周微微睡着了，房门下边塞进来一张纸条，要他去开政治局会议。医生请求给周二十分钟的时间，让他输完血。可几分钟以后，又一张纸条塞进来，这回是邓颖超写的，要医生“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周只略带不悦地说：“马上拔掉针头，我起床开会去！”后来医生们听说，那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非得周立刻出席不可。
医生们要求给周做手术。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张春桥传达的圣旨是：“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无奈的周找负责他医疗事宜的四位中共领导人，通过他们恳求毛。毛模棱两可地说：“见完拉扎克（Tun Razak）再说。”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预计在五月底访华。周恩来在五月三十一日同他签订了中马建交公报，第二天，六月一日，住进了医院。在癌症发现两年之后，他第一次做了手术。这一延误使周死在毛泽东之前。
毛终于准许周做手术，原因是他自己病得厉害，眼睛快瞎了，身子不听使唤，走路要人扶。毛不想把周逼急了。
周手术一个多月后，得到惊人消息：毛得了一种罕见的不治之症，只有两年可活。周决定不把这个消息报告毛。
毛有了死期了。知道了这一点，周恩来变了，对毛，他不那么害怕了。
56 江青在文革中 1966～1975年 72～81岁
江青至今被说成是文革的罪魁祸首，是蒙蔽毛的邪恶女人。其实，中国的任何政策，都不是她制定的，她执行毛的意志。她在毛死后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皎谁。”她先为毛执掌中央文革小组，后任政治局委员。文革浩劫，她有一份责任。她是毛毁灭中华文化的主要帮凶。
她利用文革为自己干了不少坏事。受害者之一是演员王莹。几十年前，王莹主演了一个江青想扮演的戏剧角色，以后又同丈夫双双赴美，在白宫为罗斯福总统夫妇演出，大出风头。王莹死在狱中。
江青有一怕，怕她年轻时在上海的绯闻，以及在国民党监狱里不清不白的事暴露出来。她把早年的同事、朋友、情人，乃至对她忠心耿耿的保姆，都投入监狱，有的就死在里面。
一九五八年，由于毛发表了一首思念前妻杨开慧的词，江青和毛大吵一架。气头上她给电影导演郑君里写信，问前夫唐纳在巴黎的地址。这一轻率举动，多年来一直是江青的心病。文革有了权，她马上把郑君里和别的几个朋友抓起来，把他们的家翻了个底朝天，搜寻那封信。郑君里说信早已烧掉了，但江青不信，把他在狱中折磨至死。
当江青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就像毛在征服中国的前夕见到生人会发抖一样，她也产生了对生人的恐惧。她的秘书杨银禄记录了一九六七年上任时前任对他说的话：江青“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
杨秘书在屋里憋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当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时，江青的护士走过来，轻声要他马上回去，解释说江青快要起床了，“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
杨在钓鱼台十一号楼待了三个多月，成天躲在办公室里。前任走后（进了监狱），一天，江青打铃叫秘书。杨写道：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到她仰坐在沙发上，两脚和小腿搭在一个软脚垫上，在那里懒洋洋地看文件。她听到我进入她的办公室，臃肿的眼皮，都没抬一下，就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吧？来了一段时间了吧？”
“是，我叫杨银禄，已经来了三个多月了。”我的心情虽然紧张，但还是以在部队时的习惯，干脆俐落地回答了江青的提问。
几句问答后，“这时，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瞪了我几眼，不高兴、不满意地说：‘你不能站着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头不能高于我的头。我坐着，你就应该蹲下来跟我说话。这点规矩他们没有告诉你？’ ”
当秘书按照江青的规矩蹲在她的右前方一公尺处，和她说话时，江青又发了一顿无名火：
江青……很生气地说：“我今天原谅你，因为你刚来，还不了解我的习惯。以后，不允许你那样跟我说话。你说话的声音那样高，速度那样快，像放机关枪似的，使我感到头疼，使得我出汗。如果由于你说话不注意音量和音频，把我搞病了，你的责任可就大了。”说着，就指了指她的额头，大声说：“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了！”
这时，我有意压低声音说：“请你原谅，我今后一定要注意说话的声音和速度。”江青皱着眉头，拉着长音，大声而不耐烦地问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清楚，你说话的声音又太小了。如果我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心情也会紧张，也会着急出汗，你懂吗？”
她没有等我再说什么，就急忙说：“好好好。”摆子叫我赶快出去。
江青随时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人送进监狱。周恩来到她那里去开会，他的随从宁可坐在冰天雪地下的车里挨冻，也不愿进她的楼里取暖，怕被她撞见祸从天降。有一次，周的卫士长成元功负责一个会议的安全保卫，江青的警卫员事先给他打电话，说江青刚起床，没有吃饭，要他准备点吃的。江青到了，成元功请她先吃饭。成回忆道：“她看了我一眼，就走了。进了会场，她找到总理，说：‘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你们在搞什么，开什么会？’她跟总理大吵大闹一个多小时。”周对她解释了又解释，把她的警卫员召来对证，她仍不依不饶，骂：“成元功，你是一条狗。”两天后又对周说：“成元功从历史上就是个坏人，长期以来限制我跟总理接触，不让我见总理。”周恩来只得把跟了他二十三年的卫士长从身边赶走，成进了准劳改营：“五七干校”。
毛不担心江青的耍泼胡闹不得人心，他就是要用她在中共高层制造一种人人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气氛。在毛面前，江温顺得像只小猫，只有毛能够带给她灾难。
一九六九年“中央文革”解散后，江青没有具体的行政职务，有了闲工夫。她打牌、骑马、养宠物，甚至还养了只猴子。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自文革以来对老百姓关了门，是她遛马的地方。她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看外国影片，那也是几个人的特权。
江青的生活方式极端奢侈。她爱好摄影，于是军舰在海上游弋，高射炮对空发射，博得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了好镜头。”广州一个专为她修的游泳池，用的是几十公里外运来的矿泉水。路为她新辟，使她得以舒适地游山玩水。开路不那么容易。有的离她住处不远，工程兵不准用炸药，怕响声吓着她，只好用火烧、水激等办法来砸开石头。她一时心血来潮，可以叫专机把一件大衣从北京送到广州，也可以叫空军的大型运输机把一张卧榻从青岛运来北京。她的专列，像毛的一样，随时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客货列车都要让路，运营计划也要打乱。江青非但不感到惭愧，反而说：“为了我休息好，玩得愉快，牺牲一些别人的利益是值得的。”
“别人的利益”包括鲜血。江青总是在寻找养生驻容之道，林彪夫人叶群告诉她，有一个诀窍是输年轻人的血。于是中央警卫团挑了几十个警卫战士，检查身体后选了四个人，再从中间挑了两个把血输给江青。输完血后，江青请他们吃饭，对他们说：“你们为我输了血，你们的血和我的血同时在我的体内流动，你们一定会感到很自豪的吧？”接着便告诫他们：“为我输血的事，你们不要到外边去说了，你们要知道，中央领导人的身体情况是严格保密的，你们就当个无名英雄好了。甘当无名英雄也是光荣的。”
兴奋之余，江青报告了丈夫。毛反对说：“身体没有大的毛病，输血是不适宜的。”她这才作罢。
江青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她畸形的神经。她每天要吃三次安眠药才能在凌晨四点左右睡觉，日间也要吃两次镇静剂。白天在室内，三层窗帘全部拉得紧紧的，让阳光一丁点也透不进去。落地灯打开，灯罩上却盖着一块黑布。秘书说：“我们要是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害怕”。
她怕声音怕到了荒谬的地步。连细雨声，风吹草动声，鸟唱蝉鸣声，她都反感，并且叫嚷：“声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时捂着耳朵，闭着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命令工作人员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工作人员走路时不准穿鞋，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工作人员在她旁边时，不准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不准咳嗽。她住在北京的钓鱼台，这是一个有四十二万平方公尺的大庭园，她住的楼在园子中心。可她还抱怨说不安静，把隔壁的玉渊潭公园——北京仅有的几个对老百姓开放的公园之——也关闭了。广州的别墅“小岛”坐落在珠江畔，江青一驾到，附近的水路交通便停运，远处的一个船厂也停了工。
江青的房间温度冬天必须保持摄氏二十一点五度，夏天二十六度。她觉得温度不对时，哪怕温度表指到她要求的度数上也无济于事，她会破口大骂：“你们在你们的后台指示下，在温度表上弄虚作假。”“你们合伙来对付我，有意伤害我！”有一次，她说她房子里“有风”，护士无论如何找不到风源，她就抄起一把大剪刀狠狠地向护士扔去，护士躲闪得快才没有受伤。
“为我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江青常常这样告诫身边工作人员。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后，林立果暗杀毛和攻打钓鱼台的密谋曝光，江青常常做噩梦，有一次梦见林彪夫妇烧焦的尸体追赶她。她惶惶不可终日，对人说：“我总感到我快死了，活不了多久了，好像明天就会大祸临头了。老是有一种恐惧感。”
林彪出逃前，江青曾到青岛避暑，让六艘大军舰在海上转来转去供她拍照。她玩儿得很高兴，只是不满当地的厕所。坐在痰盂上大小便，又说硌得屁股疼。于是工作人员先用充了气的游泳圈垫在痰盂上，后又做了个便凳，周围靠上软沙发，权作临时马桶，江青由护士搀扶着大小便。一天夜里她自己起来小便，由于吃了三次安眠药，她迷迷糊糊坐不稳摔倒了，折断了锁骨。林彪出逃后，江青硬说这桩事故是林彪谋杀她的阴谋的一部分，说是她的安眠药里有“内奸和特务”放的毒。她闹得天翻地覆，把所有的药封存起来，拿去化验，把医护人员关在一间屋子里，由警卫员看守，然后一一带到周恩来和政治局委员面前受审。周恩来从晚上九点一直陪她说话到凌晨七点，好歹让她安定了下来。
尼克松伉俪一九七二年二月的访问对江青好似一剂兴奋剂，她终于可以扮演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了。随着各国政要的接踵而至，江青期望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想找个外国人来写她的传记，像当年斯诺写毛泽东一样。那年八月，美国女学者维特克（Roxane Witke）受邀前来采访她、写她。江青同维特克谈了六十个小时。
毛最初批准了这一做法，但江青的口无遮拦又让他生气。据陪同她的外交官张颖记载，江对维特克说：“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背给你听听……”接着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也舍不得离……咿呵呀呵唉……”，接着咯咯笑道：“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去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啦，哈哈……”
在场的中国陪同人员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江青还要说出些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江青越说越来劲：“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喀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又是喀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江青滔滔不绝地说她如何崇拜美国明星嘉宝 （Greta Garbo），如何热爱好莱坞电影《飘》（Gone With the Wind），说她“看过大概有十遍了，每看一遍都很感动”，还不屑地反问道：“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吗？”——好像中国电影的凋萎跟她和她丈夫都毫无关系。江青这样歌颂《飘》，让毛的新闻总管姚文元有点不安，姚轻轻地插了一句：“从历史观点来看，内容是有缺点的。她〔作者〕同情奴隶主。”江青的回答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我没有看到电影中赞扬三K党（Ku Klux Klan）。”
最后，按毛的意思，江青谈话的记录只有一部分给了维特克。维女士后来出版了一本江青传。其他纪录稿全部放进保险箱，上锁加封条，进了外交部保密室。
毛 没有因此禁止江青在外国人面前露面，但露面的机会远不如她渴望的那么多。丹麦首相哈特林（Poul Hartling）一九七四年访华，江青陪同他和夫人观看演出，但国宴没有她的份儿。不甘心的她，就在国宴开始前赶去，把哈特林夫妇留住，高谈阔论，让四百名出席宴会的人等了半个多小时。哈特林夫妇感到她的举止“傲慢”、“卖弄”，他们为她感到难堪。美国游泳队来访时，没有安排她接见，她就偷偷在游泳池的玻璃墙外看他们练习，事后一叠声叹息说：“真是美呀！……游得真好，姿势很美，速度又快……”江青本人在维特克面前谢绝下水，理由是：要是“群众”看见她游泳，“会过度激动”。
除了热望接触外国人，江青渴求的还有女性化的服装。在她丈夫统治下的中国，女人只有臃肿难看的衣裤可穿，江青也受到限制，只能在个别场合穿裙子。尼克松访华时，在总统眼中“粗鲁、好斗”的江青，陪总统夫妇看“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她为那天穿什么衣服煞费苦心，非常想穿件连衣裙，又怕在人民大会堂的众目睽睽下太显眼，最后忍痛放弃了这个念头。菲律宾的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Marcos）穿着华丽的菲律宾国服来访，江青却只有毛式服装加军帽，与这位从前的“菲律宾小姐”相形见绌。马科斯夫人看出江青从眼角嫉妒地打量她。
最初正是为了跟马科斯夫人比美，江青设计了中国妇女的“国服”：无领对开襟的上衣加半长的百褶裙。当女运动员穿着它在海外参加运动会的照片发表时，女人们哪怕再向往裙装，也觉得不美而嗤之以鼻。但江青毕竟开了头，裙装不再是“违禁品”。文革剪裙子将近十年之后，或飘逸、或庄重的裙子又小心翼翼地重新出现在许多女人身上。
为了把她设计的衣裙由官方定为“国服”，江青颇费了一番心思。政治局反对，不愿拿钱给全国女人做耗费布料的百褶裙。江青想让毛干预，让得毛欢心的女友穿上给他看。当毛听说衣裙是江青设计的时，把脸一沉说：“快去脱下来，一点都不好，以后不要要她的东西！”
如今的江青要见毛还得讨好毛的女友。文革开始后，她跟毛分开居住。初期，她因为管“中央文革”，随时可以见到毛。后来，她的政治作用小了，见毛就不那么容易了，经常是她来到毛的住地，毛不让她进来。毛讨厌她。毛越这样，她越不顾一切地要接近毛。作为毛的妻子，却见不到毛，江青害怕，心中无底。她于是对毛的女友献慇勤，送衣料啊、毛衣啊，甚至送稀罕的瑞士手表，希冀她们在毛跟前替她求情。有一次，她以“检查卫生”为名闯入毛的住地，毛要她“滚”，事后对警卫生气地说：她要是“再闯，就抓起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八十二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那天，江青获准来了，带来两样毛喜欢的菜。毛待她好像她不存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句话也没有。她待了一阵子，无趣而伤心地走了。生日晚餐，毛是跟五个女孩子一道吃的，有女友，有身边工作人员。
做毛的女友不像皇室的王妃情妇，没有珠宝首饰，没有千娇百宠，毛用她们为自己服务。在毛最后的一两年，寝室只许两位女性随意进出：张玉凤和孟锦云。张从前是毛专列上的服务员，后来做了毛的秘书，孟是文工团的演员。她们俩做毛身边一切事情，四个小时轮换一次，日夜随叫随到，睡觉也不敢脱衣服。她们的家庭生活少得可怜，基本没有周末休息，度假就更谈不上了。
孟锦云很想离开，请张玉凤帮她在毛面前说说，说她快三十了，“真想要个小孩呢”。毛的回答是：“等我死了，她再要吧。”张玉凤本人有个女儿，中国那时没有婴儿食品，女儿得吃她的奶。可她不能每天回家，只得把奶挤在瓶子里，把瓶子放在毛的冰箱里，有机会回家时带去。婴儿吃这样的奶生了病，她焦急不堪。由于天天心里都惦记孩子，给毛读文件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念起女儿的名字来。难处再大，毛也不考虑给她减少工作负担。
毛看上的女人很少有拒绝他的，但他的英语翻译章含之是个例外。一九七二年底的一天，见外宾后，毛把长相秀雅的章留下，叫到工作人员的屋子里，激动地对她说：“你心里没有我！你心里就是没有我！”章巧妙地答道：“主席，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心里怎么没有你，全中国人民心里都有你。”毛让她走了，继续用她做翻译，还把她深爱的后来与之结婚的乔冠华提拔为外交部长。但是毛也要外交部的人几度整乔。(待续)
一个极度滥权的国家的带血“华诞（蛋）”值得庆祝吗？
摘录一
60周年大庆前夕，9月15日中共17届四中全会又在北京召开，当前中国省一级以上的头头脑脑，从15日开始全部汇集在北京。北京市公安局13日公开宣布自15日开始北京安保从二级升为一级，对进京车辆和人员，逢车必查，逢人必查。所谓一级保安，实际就是战争状态下的初级戒备，在无战争状态下的一级安保，首当其冲的是，“赖”在北京不走的访民，因为他们是公开向政府挑战的“敌对”势力。为此，在上访人最集中的和最爱出现“动乱”的地方。当局又在该地方凡是能聚集地块，不论大小，全部修建铁栅栏禁止人进入。于是在北京的主干线边，出现了一片特殊路段，只有人走的空间，没有停留的空间。哪怕只有二平方米的空间也要有栅栏围起来，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快水泥地面，原因只是每天都有访民在此休息而窃窃私语。
当然这只是一级安保最廉价的措施之一，许多昂贵成本的安保，高科技安保措施，暂不谈论。一言蔽之，北京安保比八年前美国9·11之后的安保要投入的高，严密的多。美国世界最富的国家，但美国所有国家庆典绝对没有这次60周年大庆办的牛，自然，没有这么造纳税人的钱。
顺便浏览一下北京一级安保的落实，给人的感觉是：世界最乱的国家首都巴格达，也没有像北京今天，认为整的这么一触即发而草木皆兵的程度。
摘录二
博讯记者报道：9月14日，北京开始全面清理上访人，为了营造国庆欢喜的气氛，传闻说20日要全部清理。白天国家信访局及南站地区警车和警察密布。入夜后南站各个路口都有警察和保安查验路人身份证件；凡外地人或带有上访材料者都要被带上车。大量警察带领保安挨户搜查各个旅店和居民出租房，全部被搜查到的上访人员一律送上早已等候在附近的公交大巴车，更有警察和保安直接在各路面吆喊上访的人去马家楼。露宿在各桥下及行人遂道里的访民均被搜走。有些人的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就被拉上车。有没有随身带证件者都要受到盘查，现场紧张而恐怖。
14日上午，在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附近的一条胡同，一辆辽宁牌照的巡特警面包车突然出现，从车上跳下来一群穿黑衣的大汉将一家三口堵住，这一家三人慌忙夺路逃跑，但是被他们一群黑衣人追上，扭住胳臂像押犯人一样押上警车，在众目睽睽之下迅速逃离现场，过程只不过一两分钟。情形恐怖，路过的人看得目瞪口呆。当场有看到的人愤愤不平：现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对付上访的人了。被押上车的好像是一对夫妇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
9月14日国家信访局信访接待司门外的马路边上，全国各地来的截访车辆和截访人员将马路两边完全占据，所有通往信访局的路口都有截访人员把守截堵上访人员。动用的各种车辆有防暴处突车、有押解犯人的囚车，出动的警察有防暴警察、刑警和便衣，更多更恐怖的则是身穿黑衣的没有任何标识的、眼露凶光打手手。所有上访人都完全处于他们的监控之中，整个信访窗口完全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试问，如果信访办成了抓访民的陷阱，要它做什么呢？既然国庆要清理访民，信访部门不如关门大吉。
截访打手们在信访的对面和门两旁，人数多于访民，因为访民不断被抓走
博主评论：一个执政党及政府如此滥权的国家，他曾经将大部分读书人打成反派，赶到农村改造。他曾经造成全国范围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国民。他曾经把自己国家的先哲全部踩踏在脚下，让整个国家的人伦颠倒。他曾经欺佛灭祖，曾经蔑视一切道德标准，曾经杀死了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杨佳。到了今天，他仍然将十四亿人的基本权力肆意践踏。他抢劫他们、压迫他们、蹂躏他们、夺走他们的尊严，让他们活得如猪如狗，除了”生存权“以外不承认他们的任何权力。
如斯般的国家，他的”华诞“其实就是他的”华蛋“，除了装饰执政党鬼魅一般的丑脸，粉饰内藏吃人真相的和平，没有任何意义。辉煌六十年？可知道这辉煌的六十年，有多少罪恶？多少抢劫？多少谋杀？多少剥夺？多少饥饿？多少冤案？
有一种华诞（蛋），叫做国殇。有一种丑陋，叫做共产。有一种极权，叫做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就是执政者的蛋而已。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6)
54 尼克松上钩 1970～1973年 76～79岁
毛刚掌权时，为了让斯大林放心的帮他建设军事大国，他没有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死后，毛希望建交了，但由于朝鲜战争，美国不愿理睬中国。虽然两国开始了大使级谈判，整个关系仍处在冻结状态。毛选择了剑拔弩张的反美姿态，把它作为“毛主义”的标记。
一九六九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抗衡苏联，结束越战，公开表示有意与中国改善关系。毛没有接话，跟美国和解会使他的“反帝领袖”形象受到损害。一九七○年“五·二○”反美声明石沉大海后，毛才决定主动邀请尼克松来中国。毛并非要同美国和好，而是想向全世界显示，尼克松有求于他，找上门来，他代表世界反帝力量和美国对谈。
十一月，周恩来通过跟中美双方关系都不错的罗马尼亚发出讯息，说欢迎尼克松来北京。这个邀请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抵达白宫。尼克松在上面批道：“我们不能表现得太积极”。基辛格后来说，他一月二十九日覆信时，“没有提总统访问的事”，“现在还谈不到这一步，谈这事可能引起麻烦”。
毛继续等待机会。
三月二十一日，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这是文革以来首次出国的体育团体之一，由毛亲自批准。为了不显得离奇，球员们经特许不必挥舞小红书。但他们有严格规定：不和美国队员握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谈。四月四日那天，美国球员科恩（Glenn Cowan）偶然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士。世界冠军庄则栋看见大家都用不安、怀疑、冷漠的眼光注视着他，车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和他说话搭讪，便走过去同他说了几句话。这两名运动员握手的照片登时成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当毛的护士兼助手吴旭君把登在《参考》上的这条消息念给毛听时，毛眼睛一亮，笑着赞许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这时，美国球队表示希望访华，中国外交部按照既定政策决定不邀请。毛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
毛显然对自己的决定不满意，整天都心事重重。那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先吃了安眠药，再由吴旭君陪同吃晚饭。毛的习惯是同身边一两个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晚饭前吃安眠药，吃完就睡觉。毛的安眠药药力极强，有时他吃着饭就发作了，一头栽在桌子上，工作人员需要从他嘴里把没咽下去的饭菜掏出来。为此毛晚饭不吃鱼，怕鱼刺。吴旭君回忆道：
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入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
我一下子楞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毛平时曾交代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呢？我当时很为难……
过了一小会儿，毛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毛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又一宇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毛一直硬撑着等吴办妥了这件事才安然睡去。
毛的这一决策在西方造成了轰动性的效应。中美敌对多年，破天荒突然邀请美国团体，而且请的是体育团体，人人都感兴趣。美国人来了以后，魅力十足的周恩来使出浑身解数，让他们感到“令人眩目的欢迎”（基辛格的话）。美国报纸天天充满兴奋激动的报导。一位评论员写道：“尼克松目瞪口呆地眼看着这条新闻从体育版跃上头版。”毛就这样制造了诱惑尼克松访华的环境。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访华，对尼克松在政治上有百利而无一弊，尤其是第二年就要大选。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在四月二十一日再邀尼克松访华，尼克松马上在二十九日表示同意。据基辛格说：“尼克松简直兴奋得不能自己，甚至想不先派打前站的去中国，生怕这会减少他访问的光彩。”
毛不仅钓来了尼克松，还钓来了喜出望外的见面礼。基辛格七月秘密来华为尼克松访问铺路时，主动提出，要是尼克松一九七二年再度当选总统，就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之前承认北京，全面接受北京的条件，把台湾一脚踢开。尽管美国跟台湾有共同防御条约，周恩来对基辛格说起台湾来好像这个岛子已经正北京的口袋里了。基辛格只做了个软弱无力的姿态：“我们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他没有要周答应不使用武力。★
（★基辛格这次访华的档案直到二○○二年才解密。在这之前他写的回忆录里，基辛格声称那一行“只是略略提到台湾问题”。档案解密后问起他时，他承认：“我那样说是非常不幸的，我很后悔。”）
尼克松还提出帮中国马上进入联合国。基辛格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占据中国席位，总统要我先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然后再决定公开的政策。”
基辛格的礼品盒里装的不止这些。他提出要把美国同苏联打交道的内容都报告中国，说：“你们想知道我们跟苏联谈些什么，我们就告诉你们什么，特别是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几个月后，基辛格对中国使者说：“我们告诉你们我们跟苏联人谈些什么，可是不告诉苏联人我们跟你们谈些什么。”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副总统在听到美国告诉了中国什么情报时，简直“惊呆了”。情报之一是苏联军队集结中国边境的情况。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基辛格做出两项重大承诺。一是十二个月内撤出所有美国军队，二是抛弃南越政权。他说：“一旦和平到来，我们将在一万英里之外，河内仍在越南。”意思是，越南将是越共的天下。
基辛格甚至主动许诺在尼克松的下一任期内把“大部分，乃至全部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对共产党国家是否会再度入侵南朝鲜只字不提。
这些见面礼是不要回报的。基辛格强调说他不要求中国停止援越，连希望毛政权少骂点美国也没提。从会谈纪要可以看出，周恩来用的是对敌的口气：“你应当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答覆那个问题”，“你们的压迫，你们的颠覆，你们的干涉”。基辛格不但不为美国辩护，连周说的中国因为是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不会侵略别国这样一个可笑的逻辑也接受了。基辛格在跟越共谈判时，对方稍微提了提美国政府的不是，基辛格一口给他顶回去：“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代表的是这个星球上最暴戾的政权之一。”可是周说美国在越南“残酷”时，基辛格没问一句：“你们对自己的人民呢？”对周的声讨，基辛格的事后感觉是“非常动人”。
第一天谈判完，毛一听汇报，自大心理立刻膨胀起来。他对外交官们大剌剌地说美国是“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这是进化嘛！”周呢，形容尼克松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毛看出，他可以从尼克松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无须付出代价，既用不着收敛暴政，也没必要降低反美调子。
基辛格秘密来访之后，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开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基辛格再度来华为总统做准备。那正是联合国每年一度辩论中国席位之时。美国是台湾的主要保护人，国家安全顾问自己都在北京，等于为中国开了绿灯。十月二十五日，北京取代台北进入联合国，接管安理会的否决权。
这时距林彪出逃刚一个月，毛还沉陷在沮丧之中。进入联合国和尼克松来访这两桩大事驱散了阴霾，使毛情绪高涨。对着聚集在他周围的外交官们，他又说又笑，兴致勃勃地一连讲了近三个小时。他拿起联合国提案表决表，一边指，一边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
毛当即指示去联合国的代表团，继续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谴责：“要旗帜鲜明”，“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以反美领袖的姿态登上世界讲坛的一天到了。
尼克松到来的九天前，毛突然休克，差一点死去。尼克松就要来了，这给了他迅速恢复的精神激励。他那时身体肿胀，特别做了新衣新鞋。因为治病需要大量的医疗设备，这时毛睡在建在游泳池之上的大会客厅里。要在这里见尼克松了，医疗设备被挪到大厅一角，连床在内用屏风隔开。会客厅四壁都是书架，摆满了旧书，使美国人为毛的学识赞叹不止。
尼克松到达的那天早上，毛急不可耐地不断询问美国总统到了哪里。听说尼克松到了钓鱼台住地，毛马上要见他，一刻也不愿意等。尼克松正准备淋浴，据基辛格说，周恩来“有点不耐烦”地催促他上路。
在这场一共六十五分钟的会见中，尼克松努力要跟毛讨论世界大事，而毛总是把话题扯开，顾左右而言他。毛不想有把柄落在美国人手上。为了严密控制会谈纪录，中方拒绝美国翻译在场。对这一违背外交惯例的要求，尼克松未表示异议就接受了。当尼克松建议讨论“台湾、越南、朝鲜这类当今大事”时，毛不屑地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这些麻烦事我不想管。”“我可不可以建议你少听点汇报？”当尼克松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谈“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时，毛答也不答，转头问周恩来：“现在几点了？”接着说：“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毛特别注意不说赞赏尼克松的话。尼克松、基辛格一个劲地奉承他，比方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世界。”毛只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过尼克松一句好话：“你的《六次危机》（Six Crises）写得不错。”
尼克松又说：“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个哲学家。”毛没理他，反而把话题扯到基辛格身上。
毛：他不是个哲学博士吗？
尼：他是个大脑博士。
毛：今天叫他来当主讲人怎么样？
尼克松讲话时，毛不时打断他，说：“我们两人不能垄断整出戏嘛，不让基辛格博士发言是不行的。”等到基辛格加入进来，毛又并没有真要听他的意见，而是在跟基辛格瞎扯，谈什么“用漂亮姑娘做掩护”。
毛对尼克松的无礼，是对美国总统的试探。毛得出结论：跟尼克松打交道可以得寸进尺。访华结束时中美要发一个联合公报，毛要在公报里谴责美国。他对他的外交官说：“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公报于是采取了一个独特的方式：“各说各的”。中方的是火药味十足的不点名的反美宣传，而美国方面只有一句不痛不痒的影射中国的话，说它支持“个人自由”。毛政权对人民的压制美国人不是看不见，随同尼克松来访的政治评论家巴克列（William Buckley）就发现不管美国人走到哪里，一个老百姓也见不到。他问中国官员：“你们的人民都到哪儿去了？”官员答道：“人民？什么人民？”巴克列反唇相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人民！”
毛虽然谨慎地要保持反美旗手的形象，还是受到从前盟友们的攻击。最激烈的是阿尔巴尼亚，霍查给毛写了封长达十九页的信，称毛跟美国来往是“肮脏事”。毛再愤怒，也不能跟他翻脸。阿国虽小，毕竟是毛从苏联阵营拉出的唯一东欧国家。为了堵霍查的嘴，毛只有多给钱。
最令毛头疼的还是越共。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前脚走，后脚周恩来就作为安抚使节去了河内。越共领导人疑心毛要用他们跟美国做交易，给了周好一顿教训。黎笋说：“越南是我们的国家，你们没有权利跟美国讨论越南问题。”尼克松访华后，周恩来再去河内。西哈努克亲王这时也在那里，他因尼克松的到来而愤然离开北京。西哈努克描绘刚跟越共领导人谈判完的周恩来，说，周“看上去疲惫不堪，还在为他的北越‘同志’指责他的那些话气得不知所措，跟他通常的样子判若两人。”为了继续拉住越共，毛别无他法，也只有像对阿尔巴尼亚一样多给钱。中国援越款项从一九七一年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高峰是一九七四年。
对这些国际“盟友”的贿赂等于对中国老百姓的加剧掠夺。受贿的还不只是盟友。尼克松访华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中国向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一九七○年之前，受援国是三十一个，之后突增到六十六个。人口只有三十万的欧洲国家马尔他（Malta），生活水准远远高过中国，居然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次就从中国拿到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以什么做交换呢？马尔他总理明托夫（Dom Mintoff）回国时佩戴着一枚毛像章。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外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五点八八，全世界绝无仅有。
而中国人大多在挨饿。对毛的老根据地陕北一带的农民来说，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六年——尼克松访华后到毛去世的几年——是除了大饥荒外最饥饿的日子。
人们常说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西方人能进来，中国老百姓出不去，祖国依然像个铁桶般的监狱。沾尼克松光的中国人微乎其微。这些享有特权的人，有的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后送到西方去学语言，有的辗转看到几本刚翻译的外文书，包括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有的在严密监视下见见来访的海外亲戚。
未经许可跟外国人交谈可能招来大祸。毛政权的控制措施严厉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尼克松访华期间一件“小事”看出。总统要去上海一天，那正值春节，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沪探亲。为了预防不测，他们被全部勒令返回农村。
尼克松访华的受益者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尼克松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大选，在西方给毛正名。尼克松大谈毛等人“对事业的忠诚”，基辛格称他们为“清教徒式的、保持了革命纯洁性的一组人”，说“他们将在道德上向我们提出挑战”。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尼克松部下说：“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尼克松最喜欢的福音派传教士格兰姆（Billy Graham）也赞美毛的“美德”。毛一跃而在西方主流社会成了诱惑力十足的人物。
好奇的全球政要纷纷前来见毛。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Luis Echeverria）去和毛会面时，随行人员争着要跟他去，都快打起来了。政要们事先不知道能否见到毛，到了中国，得随时听从召唤。毛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什么时候召唤。政要们哪怕饭吃到一半也得放下饭碗。澳大利亚大使告诉我们，尽管他的尿快憋不住了也不敢上厕所，怕召唤突然来了他被丢下。日本首相田中倒是上了厕所——是在毛的住处。毛陪他到厕所门口，并站在那里等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其实并没有要求见毛，正开着会，周恩来突如其来地宣布休会，催他起身，又不告诉他是去见毛。
毛在西方政要面前毫无顾忌地宣扬专制独裁。他对法国总统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说：“拿破仑的办法最好，解散国会，谁治理国家由他来指定。”英国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对毛说他很吃惊，怎么天安门广场上还有斯大林的像，斯大林杀了数百万人。毛一摆手表示杀人不算什么，说：“他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嘛。”毛在西方政要心目中是个充满哲理的人。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对毛提出的一个关于达尔文的问题，未能圆满答覆，事后学着毛的语言给毛写信说，他要做“自我批评”。到一九九七年了，世人对毛已有相当了解了，基辛格还称毛为“哲学家”，声称毛的目标是“追求平等”。
毛喜欢接见外国政要，见他们一直见到临终。身体糟到透不过气来，就在旁边小桌上的报纸或书底下，放一根输氧管，静静地往他喷氧气。接见意味着他在世界舞台上继续放光。
尼克松的来访给毛打开一道门，使他感到有可能从美国得到些先进军事技术和设备。他对北朝鲜的金日成直言不讳地说：“搞这些关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发达技术。”
要达到这个目的，毛非得让美国把他看作盟友才行。可是做盟友跟他一向摆出的反美姿态反差太大，怎么才能让美国人接受呢？毛的策略是竭力渲染“苏联威胁”，让美国人感觉，毛认为苏联入侵中国已迫在眉睫，不得不和美国联盟。从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毛就开始吹风，到基辛格一九七三年二月来时，毛干脆直接提出建立联盟。毛对基辛格说：“我们应当搞一条横线——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这些国家除中国之外都是美国的盟友。据基辛格记载：周恩来“呼吁我们牵头组织一个反苏联盟”，中方希望这个联盟“由美国领导”。
基辛格果然中计，在给尼克松的汇报里说：“苏联问题成了我们全部谈话的中心”。“中苏冲突是不可能消除的，中国光靠自己的能力无法与苏联对抗。”基辛格对他小圈子里的人说：“什么二十五年双方的误解啊，这都是瞎话。中国人要的是打起仗来我们帮他。”基辛格向中方担保：“我们会把对中国的入侵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夸张“苏联威胁”为的是骗取美国的宝贝。这一手法在毛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他两次掀起台湾海峡危机，利用美国扔原子弹的威胁，从赫鲁晓夫那里获取使中国核武器工业起步和发展的关键性援助。如今毛又喊起“狼来了”。
为了让美国人相信他们真可能与中国结盟，毛给他们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越共。基辛格带着这样的印象离去：“在印度支那，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几乎是平行的。统一的，在印度支那起主导作用的共产党越南，对中国是个战略梦魇。”这么说，毛用中国老百姓多年忍饥挨饿挤出的钱，扶持的不是“同志加兄弟”，而是敌人？
毛还顺着基辛格的爱好奉承他的桃花运。会议记录里毛说：“有谣言说你快不行了？（笑声）在座的妇女可都不满意啊。（笑声，妇女笑得特别响）她们说要是博士不行了，我们就没事干了。”“你要不要我们中国妇女？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笑声，特别是妇女的笑声。）”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六日，尼克松给毛写了封绝密的信，声明维护中国领土完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部分”，许诺中国一旦受到攻击美国将使用武力保卫中国。基辛格设立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小组，由四、五个他称为“最好的军官”组成，专门研究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考虑的方案包括一旦开战向中国军队空运美国核炮弹、战场核导弹等。小组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把载核武器的美国战术轰炸机运到中国，从中国机场对苏联军队发动核打击。美国人居然在考虑运核武器到中国土地上来了。
基辛格、尼克松明白他们考虑干的是一件在美国难以想像的事。基辛格说：“哪怕是像艾力克斯·艾克斯坦（Alex Eckstein）那样的喜欢中国的自由派呆子们，要是你跟他们说跟中国配合打仗，他们也准会发六百次心脏病。”
美国之外，尼克松、基辛格尽量帮助毛获得西欧军事技术。基辛格七月六日对毛的使节黄镇说：
我已经跟法国外交部长说了，我们有意要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能力。我们会尽全力鼓励我们的盟友加快满足你们提交的国防订货单。
尤其是，你们要劳斯莱斯〔Rolls-Royce，军用航空引擎〕技术。根据现有的法规，我们不得不反对出售这项技术。但是我们已经跟英国人商量了个程序，使他们可以卖给你们。我们会要正式反对这笔交易，但仅此而已，别把我们公开的姿态当真。
引擎是飞机的心脏，这项决定解决了中国军用飞机的“心脏病”问题。西方技术或许还给陷入困境的中国导弹事业注射了一剂强心针。负责导弹工业的七机部是同劳斯莱斯公司谈判的主要对手。基辛格也暗地里鼓励英国、法国把严格禁运的核反应堆技术卖给中国。
苏联人对这一切略有所闻。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三年六月警告尼克松、基辛格说：“如果中美之间形成了军事关系，这将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将迫使苏联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措施。”这番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话，基辛格没有报告美国政府，反倒马上通报给中国使节黄镇，黄镇人就待在尼、勃会谈的洛杉矶以南的“西部白宫”。基辛格对他说：“这次谈话我们没有告诉我们政府里的任何一人，你得绝对保密。”
尼克松访华据说是为了减小同苏联打仗的危险。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个危险非但没有减小，反而增大了。
55 周恩来的下场 1972～1974年 78～80岁
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的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例行尿检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政治局委员什么时候可以治病、如何治病，得由毛来决定。医生们要求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强调说癌症尚在早期，周本人还没有任何症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
五月三十一日，毛批示了：“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最后第四条不是治病，而是：“加强营养和护理”。
不许给周治病，毛的借口是周“年纪大了”，“心脏不好”，“开刀没用”。可是毛本人七十八岁了，比周大四岁，心脏病严重得多，他的医疗组里却有准备手术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师。
毛不让周治疗的原因之一是，他要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为他工作，接待尼克松访华后川流不息前来觐见的外国政要。从四十年代初，周就是毛离不开的外交总管。抗战中，他多年住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以他特有的魅力、才干和事必躬亲，在西方人里为中共争取了不少同情者。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初起时，他把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迷惑得晕头转向，使马歇尔无意中为毛征服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掌权后，外交政策都是毛制定，周执行。一九七一年，跟周见了三天面，基辛格就情不自禁地给尼克松呈上这么一首对周的赞美诗：
我跟周的广泛交谈好似一席丰盛的中国大宴，色香味一应俱全，花样繁多，余香满口。这是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结晶，由经历丰富的老手烹饪，享用的环境又不事雕琢，恰到好处。这一席有许多道菜，有的甜，有的酸……〔等等，等等〕席终时，就像所有中国美餐完毕一样，心满意足，而又意犹未竟。
周恩来这颗在西方人面前璀璨的明星，一到毛泽东身边便收敛光彩，低声下气。基辛格注意到他如何马上“矮了一截”。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归来后说：“在毛面前，周完全不起眼。”
几十年来，周为毛服务是如履薄冰，鞠躬尽瘁。毛生了病，他像孝子般的关心，甚至先尝给毛用的药，先试验毛的眼药水，说是“看对眼睛有没有刺激”。但如今，周得了癌症，毛却不准他治。毛要的不仅是周马不停蹄地为他服务，更重要的，他要比他小四岁的周死在他前面。
医生们奉命不得透露实情，但周从频繁验尿和医生躲躲闪闪的表情中猜到了。他嘴上不说，心里着急，自己查阅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毛选择这个时候，要周对三百多名高层干部详细检讨所谓过去犯的“路线错误”。林彪摔死后，周成了第二号人物，党、政、军都归他管。毛要削弱周的地位，损害他的形象。
毛又把一九三二年伪造的周脱党的《伍豪启事》翻出来，向这些高级干部公布。周当年就因害怕这份启事而一再顺从毛的意志。文革中，毛曾把它抖出来，以吓唬周。现在毛更把这件本来只有极少数人听说的事，扩散到整个高层，还发给各省存档。
为写自我检讨，周恩来度过了辛苦的日日夜夜，每天胡子也不刮，饭也吃得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也穿不下。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到十二日，他一连讲了三个晚上，开口闭口“补过赎罪”，损自己损得如此可怜，听众心里都为他感到痛苦。周说：“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利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最后，他特别声明：“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这是他在向毛保证，他没有取代毛的野心，请求毛放心。
这时的周过着一种现代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双重生活。公开场合里，他是个使世界政要眼花缭乱的外交高手，被不少人认为是平生所见的最富吸引力的政治人物。视线之外，他却是个低三下四的畏缩之辈。
一九七三年初，周的膀胱癌严重恶化，尿里出现大量肉眼看得见的血。只是此时毛的大总管汪东兴等人才正式把实情告诉周。当医生们请求全面检查治疗时，毛于二月七日透过汪东兴喝斥他们：“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
到了二月中旬，基辛格来北京，周帮着毛唬弄他，毛对周的表演称心如意。三月二日，周乘势恳求毛让他治病。毛好歹点了头，又打了个主意拖延治疗，命令医生只检查，不治疗，检查治疗要分“两步走”。
主治医生意识到：“所谓分‘两步走’仅是一种说法，实际并没有第二步。”他决心冒着惹怒毛的风险，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把癌症病灶灼掉。镜检前，周夫人邓颖超对医生说：“你们知道吗，要分两步走。”主治医生说：“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只是，大姐，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如果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再用一次麻醉，留到第二步？”邓颖超同意“顺便拿出来”。
三月十日，周恩来终于在癌症发现十个月后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医生把“小石头”也叫“顺便”烧掉了。周醒来以后听说癌细胞“烧掉了”，还装出毫不客气的样子，对医生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但大家都看得出他心里其实很欣慰。周高兴地请医疗组成员吃了一顿北京烤鸭。
医生们惴惴不安，不知毛会不会怪罪他们。不久，毛处打来电话，说：“主席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生米煮成熟饭，毛乐得做好人，医生们也安了心。但这不是彻底的手术。
毛在对美关系上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六月二十二日，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当毛看到外交部的分析文章，说这表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时，他焦躁不已。尼克松访华曾激起他的幻想，用基辛格的话说，“战后两极世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毛也成了一极。如今他发现，世界仍是两极，他费尽心力仍未能与美苏平坐平起。而代价是他的反美形象一落千丈。毛对身边的王洪文、张春桥生气地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你奈何得了我吗？敝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周恩来成了毛的出气筒。跟美国打交道，明明是毛在运筹帷幄，但世界舆论却把功劳算在周恩来身上（尼克松对基辛格也有类似的嫉妒）。毛七月四日对政治局发话说周“搞修正主义”，周又再次卑躬屈膝地做检讨。
十一月，新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华，带来了更坏的消息。九个月前，基辛格曾许诺说：一九七四年期中选举后，华盛顿将着手与北京建交，可现在他说美国的“国内局势”不允许美国马上同台湾断交。毛至死未能得到台湾，也未能看到美国承认他的政权。
对毛更大的打击是，在军事技术方面，基辛格只提出给一个能预测苏联导弹进攻的“预警”系统，还由美国人控制。周恩来说：“我们得研究研究。”从此基辛格再也没听到结果。毛看出，美国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中方从此停止谈论与美国的联盟。基辛格后来对苏联驻美大使承认，他“过去把苏联肯定会进攻中国当作考虑政策的基点，是错误的”。
毛把挫折归咎于“水门事件”（Watergate）。这桩丑闻使尼克松位子不稳，不敢采取冒风险的政策。毛对基辛格说：“你们国家为什么老闹那个什么屁‘水门事件’？总而言之，这个事我们不高兴。”在外国来访政要面前，他总是大骂水门，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说他不懂为什么这么“小题大做”？对泰国总理克立（Kukrit Pramoj）他反问道：“一个录音机有什么关系？”“难道统治者就不应该有权统治吗？”一九七四年五月，尼克松摇摇欲坠时，毛请英国前首相希思“帮他一个忙，教他渡过水门难关”。(待续)
毛刚掌权时，为了让斯大林放心的帮他建设军事大国，他没有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死后，毛希望建交了，但由于朝鲜战争，美国不愿理睬中国。虽然两国开始了大使级谈判，整个关系仍处在冻结状态。毛选择了剑拔弩张的反美姿态，把它作为“毛主义”的标记。
一九六九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抗衡苏联，结束越战，公开表示有意与中国改善关系。毛没有接话，跟美国和解会使他的“反帝领袖”形象受到损害。一九七○年“五·二○”反美声明石沉大海后，毛才决定主动邀请尼克松来中国。毛并非要同美国和好，而是想向全世界显示，尼克松有求于他，找上门来，他代表世界反帝力量和美国对谈。
十一月，周恩来通过跟中美双方关系都不错的罗马尼亚发出讯息，说欢迎尼克松来北京。这个邀请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抵达白宫。尼克松在上面批道：“我们不能表现得太积极”。基辛格后来说，他一月二十九日覆信时，“没有提总统访问的事”，“现在还谈不到这一步，谈这事可能引起麻烦”。
毛继续等待机会。
三月二十一日，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这是文革以来首次出国的体育团体之一，由毛亲自批准。为了不显得离奇，球员们经特许不必挥舞小红书。但他们有严格规定：不和美国队员握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谈。四月四日那天，美国球员科恩（Glenn Cowan）偶然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士。世界冠军庄则栋看见大家都用不安、怀疑、冷漠的眼光注视着他，车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和他说话搭讪，便走过去同他说了几句话。这两名运动员握手的照片登时成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当毛的护士兼助手吴旭君把登在《参考》上的这条消息念给毛听时，毛眼睛一亮，笑着赞许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这时，美国球队表示希望访华，中国外交部按照既定政策决定不邀请。毛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
毛显然对自己的决定不满意，整天都心事重重。那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先吃了安眠药，再由吴旭君陪同吃晚饭。毛的习惯是同身边一两个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晚饭前吃安眠药，吃完就睡觉。毛的安眠药药力极强，有时他吃着饭就发作了，一头栽在桌子上，工作人员需要从他嘴里把没咽下去的饭菜掏出来。为此毛晚饭不吃鱼，怕鱼刺。吴旭君回忆道：
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入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
我一下子楞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毛平时曾交代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呢？我当时很为难……
过了一小会儿，毛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毛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又一宇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毛一直硬撑着等吴办妥了这件事才安然睡去。
毛的这一决策在西方造成了轰动性的效应。中美敌对多年，破天荒突然邀请美国团体，而且请的是体育团体，人人都感兴趣。美国人来了以后，魅力十足的周恩来使出浑身解数，让他们感到“令人眩目的欢迎”（基辛格的话）。美国报纸天天充满兴奋激动的报导。一位评论员写道：“尼克松目瞪口呆地眼看着这条新闻从体育版跃上头版。”毛就这样制造了诱惑尼克松访华的环境。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访华，对尼克松在政治上有百利而无一弊，尤其是第二年就要大选。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在四月二十一日再邀尼克松访华，尼克松马上在二十九日表示同意。据基辛格说：“尼克松简直兴奋得不能自己，甚至想不先派打前站的去中国，生怕这会减少他访问的光彩。”
毛不仅钓来了尼克松，还钓来了喜出望外的见面礼。基辛格七月秘密来华为尼克松访问铺路时，主动提出，要是尼克松一九七二年再度当选总统，就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之前承认北京，全面接受北京的条件，把台湾一脚踢开。尽管美国跟台湾有共同防御条约，周恩来对基辛格说起台湾来好像这个岛子已经正北京的口袋里了。基辛格只做了个软弱无力的姿态：“我们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他没有要周答应不使用武力。★
（★基辛格这次访华的档案直到二○○二年才解密。在这之前他写的回忆录里，基辛格声称那一行“只是略略提到台湾问题”。档案解密后问起他时，他承认：“我那样说是非常不幸的，我很后悔。”）
尼克松还提出帮中国马上进入联合国。基辛格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占据中国席位，总统要我先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然后再决定公开的政策。”
基辛格的礼品盒里装的不止这些。他提出要把美国同苏联打交道的内容都报告中国，说：“你们想知道我们跟苏联谈些什么，我们就告诉你们什么，特别是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几个月后，基辛格对中国使者说：“我们告诉你们我们跟苏联人谈些什么，可是不告诉苏联人我们跟你们谈些什么。”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副总统在听到美国告诉了中国什么情报时，简直“惊呆了”。情报之一是苏联军队集结中国边境的情况。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基辛格做出两项重大承诺。一是十二个月内撤出所有美国军队，二是抛弃南越政权。他说：“一旦和平到来，我们将在一万英里之外，河内仍在越南。”意思是，越南将是越共的天下。
基辛格甚至主动许诺在尼克松的下一任期内把“大部分，乃至全部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对共产党国家是否会再度入侵南朝鲜只字不提。
这些见面礼是不要回报的。基辛格强调说他不要求中国停止援越，连希望毛政权少骂点美国也没提。从会谈纪要可以看出，周恩来用的是对敌的口气：“你应当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答覆那个问题”，“你们的压迫，你们的颠覆，你们的干涉”。基辛格不但不为美国辩护，连周说的中国因为是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不会侵略别国这样一个可笑的逻辑也接受了。基辛格在跟越共谈判时，对方稍微提了提美国政府的不是，基辛格一口给他顶回去：“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代表的是这个星球上最暴戾的政权之一。”可是周说美国在越南“残酷”时，基辛格没问一句：“你们对自己的人民呢？”对周的声讨，基辛格的事后感觉是“非常动人”。
第一天谈判完，毛一听汇报，自大心理立刻膨胀起来。他对外交官们大剌剌地说美国是“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这是进化嘛！”周呢，形容尼克松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毛看出，他可以从尼克松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无须付出代价，既用不着收敛暴政，也没必要降低反美调子。
基辛格秘密来访之后，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开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基辛格再度来华为总统做准备。那正是联合国每年一度辩论中国席位之时。美国是台湾的主要保护人，国家安全顾问自己都在北京，等于为中国开了绿灯。十月二十五日，北京取代台北进入联合国，接管安理会的否决权。
这时距林彪出逃刚一个月，毛还沉陷在沮丧之中。进入联合国和尼克松来访这两桩大事驱散了阴霾，使毛情绪高涨。对着聚集在他周围的外交官们，他又说又笑，兴致勃勃地一连讲了近三个小时。他拿起联合国提案表决表，一边指，一边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
毛当即指示去联合国的代表团，继续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谴责：“要旗帜鲜明”，“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以反美领袖的姿态登上世界讲坛的一天到了。
尼克松到来的九天前，毛突然休克，差一点死去。尼克松就要来了，这给了他迅速恢复的精神激励。他那时身体肿胀，特别做了新衣新鞋。因为治病需要大量的医疗设备，这时毛睡在建在游泳池之上的大会客厅里。要在这里见尼克松了，医疗设备被挪到大厅一角，连床在内用屏风隔开。会客厅四壁都是书架，摆满了旧书，使美国人为毛的学识赞叹不止。
尼克松到达的那天早上，毛急不可耐地不断询问美国总统到了哪里。听说尼克松到了钓鱼台住地，毛马上要见他，一刻也不愿意等。尼克松正准备淋浴，据基辛格说，周恩来“有点不耐烦”地催促他上路。
在这场一共六十五分钟的会见中，尼克松努力要跟毛讨论世界大事，而毛总是把话题扯开，顾左右而言他。毛不想有把柄落在美国人手上。为了严密控制会谈纪录，中方拒绝美国翻译在场。对这一违背外交惯例的要求，尼克松未表示异议就接受了。当尼克松建议讨论“台湾、越南、朝鲜这类当今大事”时，毛不屑地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这些麻烦事我不想管。”“我可不可以建议你少听点汇报？”当尼克松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谈“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时，毛答也不答，转头问周恩来：“现在几点了？”接着说：“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毛特别注意不说赞赏尼克松的话。尼克松、基辛格一个劲地奉承他，比方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世界。”毛只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过尼克松一句好话：“你的《六次危机》（Six Crises）写得不错。”
尼克松又说：“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个哲学家。”毛没理他，反而把话题扯到基辛格身上。
毛：他不是个哲学博士吗？
尼：他是个大脑博士。
毛：今天叫他来当主讲人怎么样？
尼克松讲话时，毛不时打断他，说：“我们两人不能垄断整出戏嘛，不让基辛格博士发言是不行的。”等到基辛格加入进来，毛又并没有真要听他的意见，而是在跟基辛格瞎扯，谈什么“用漂亮姑娘做掩护”。
毛对尼克松的无礼，是对美国总统的试探。毛得出结论：跟尼克松打交道可以得寸进尺。访华结束时中美要发一个联合公报，毛要在公报里谴责美国。他对他的外交官说：“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公报于是采取了一个独特的方式：“各说各的”。中方的是火药味十足的不点名的反美宣传，而美国方面只有一句不痛不痒的影射中国的话，说它支持“个人自由”。毛政权对人民的压制美国人不是看不见，随同尼克松来访的政治评论家巴克列（William Buckley）就发现不管美国人走到哪里，一个老百姓也见不到。他问中国官员：“你们的人民都到哪儿去了？”官员答道：“人民？什么人民？”巴克列反唇相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人民！”
毛虽然谨慎地要保持反美旗手的形象，还是受到从前盟友们的攻击。最激烈的是阿尔巴尼亚，霍查给毛写了封长达十九页的信，称毛跟美国来往是“肮脏事”。毛再愤怒，也不能跟他翻脸。阿国虽小，毕竟是毛从苏联阵营拉出的唯一东欧国家。为了堵霍查的嘴，毛只有多给钱。
最令毛头疼的还是越共。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前脚走，后脚周恩来就作为安抚使节去了河内。越共领导人疑心毛要用他们跟美国做交易，给了周好一顿教训。黎笋说：“越南是我们的国家，你们没有权利跟美国讨论越南问题。”尼克松访华后，周恩来再去河内。西哈努克亲王这时也在那里，他因尼克松的到来而愤然离开北京。西哈努克描绘刚跟越共领导人谈判完的周恩来，说，周“看上去疲惫不堪，还在为他的北越‘同志’指责他的那些话气得不知所措，跟他通常的样子判若两人。”为了继续拉住越共，毛别无他法，也只有像对阿尔巴尼亚一样多给钱。中国援越款项从一九七一年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高峰是一九七四年。
对这些国际“盟友”的贿赂等于对中国老百姓的加剧掠夺。受贿的还不只是盟友。尼克松访华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中国向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一九七○年之前，受援国是三十一个，之后突增到六十六个。人口只有三十万的欧洲国家马尔他（Malta），生活水准远远高过中国，居然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次就从中国拿到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以什么做交换呢？马尔他总理明托夫（Dom Mintoff）回国时佩戴着一枚毛像章。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外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五点八八，全世界绝无仅有。
而中国人大多在挨饿。对毛的老根据地陕北一带的农民来说，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六年——尼克松访华后到毛去世的几年——是除了大饥荒外最饥饿的日子。
人们常说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西方人能进来，中国老百姓出不去，祖国依然像个铁桶般的监狱。沾尼克松光的中国人微乎其微。这些享有特权的人，有的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后送到西方去学语言，有的辗转看到几本刚翻译的外文书，包括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有的在严密监视下见见来访的海外亲戚。
未经许可跟外国人交谈可能招来大祸。毛政权的控制措施严厉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尼克松访华期间一件“小事”看出。总统要去上海一天，那正值春节，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沪探亲。为了预防不测，他们被全部勒令返回农村。
尼克松访华的受益者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尼克松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大选，在西方给毛正名。尼克松大谈毛等人“对事业的忠诚”，基辛格称他们为“清教徒式的、保持了革命纯洁性的一组人”，说“他们将在道德上向我们提出挑战”。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尼克松部下说：“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尼克松最喜欢的福音派传教士格兰姆（Billy Graham）也赞美毛的“美德”。毛一跃而在西方主流社会成了诱惑力十足的人物。
好奇的全球政要纷纷前来见毛。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Luis Echeverria）去和毛会面时，随行人员争着要跟他去，都快打起来了。政要们事先不知道能否见到毛，到了中国，得随时听从召唤。毛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什么时候召唤。政要们哪怕饭吃到一半也得放下饭碗。澳大利亚大使告诉我们，尽管他的尿快憋不住了也不敢上厕所，怕召唤突然来了他被丢下。日本首相田中倒是上了厕所——是在毛的住处。毛陪他到厕所门口，并站在那里等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其实并没有要求见毛，正开着会，周恩来突如其来地宣布休会，催他起身，又不告诉他是去见毛。
毛在西方政要面前毫无顾忌地宣扬专制独裁。他对法国总统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说：“拿破仑的办法最好，解散国会，谁治理国家由他来指定。”英国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对毛说他很吃惊，怎么天安门广场上还有斯大林的像，斯大林杀了数百万人。毛一摆手表示杀人不算什么，说：“他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嘛。”毛在西方政要心目中是个充满哲理的人。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对毛提出的一个关于达尔文的问题，未能圆满答覆，事后学着毛的语言给毛写信说，他要做“自我批评”。到一九九七年了，世人对毛已有相当了解了，基辛格还称毛为“哲学家”，声称毛的目标是“追求平等”。
毛喜欢接见外国政要，见他们一直见到临终。身体糟到透不过气来，就在旁边小桌上的报纸或书底下，放一根输氧管，静静地往他喷氧气。接见意味着他在世界舞台上继续放光。
尼克松的来访给毛打开一道门，使他感到有可能从美国得到些先进军事技术和设备。他对北朝鲜的金日成直言不讳地说：“搞这些关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发达技术。”
要达到这个目的，毛非得让美国把他看作盟友才行。可是做盟友跟他一向摆出的反美姿态反差太大，怎么才能让美国人接受呢？毛的策略是竭力渲染“苏联威胁”，让美国人感觉，毛认为苏联入侵中国已迫在眉睫，不得不和美国联盟。从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毛就开始吹风，到基辛格一九七三年二月来时，毛干脆直接提出建立联盟。毛对基辛格说：“我们应当搞一条横线——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这些国家除中国之外都是美国的盟友。据基辛格记载：周恩来“呼吁我们牵头组织一个反苏联盟”，中方希望这个联盟“由美国领导”。
基辛格果然中计，在给尼克松的汇报里说：“苏联问题成了我们全部谈话的中心”。“中苏冲突是不可能消除的，中国光靠自己的能力无法与苏联对抗。”基辛格对他小圈子里的人说：“什么二十五年双方的误解啊，这都是瞎话。中国人要的是打起仗来我们帮他。”基辛格向中方担保：“我们会把对中国的入侵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夸张“苏联威胁”为的是骗取美国的宝贝。这一手法在毛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他两次掀起台湾海峡危机，利用美国扔原子弹的威胁，从赫鲁晓夫那里获取使中国核武器工业起步和发展的关键性援助。如今毛又喊起“狼来了”。
为了让美国人相信他们真可能与中国结盟，毛给他们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越共。基辛格带着这样的印象离去：“在印度支那，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几乎是平行的。统一的，在印度支那起主导作用的共产党越南，对中国是个战略梦魇。”这么说，毛用中国老百姓多年忍饥挨饿挤出的钱，扶持的不是“同志加兄弟”，而是敌人？
毛还顺着基辛格的爱好奉承他的桃花运。会议记录里毛说：“有谣言说你快不行了？（笑声）在座的妇女可都不满意啊。（笑声，妇女笑得特别响）她们说要是博士不行了，我们就没事干了。”“你要不要我们中国妇女？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笑声，特别是妇女的笑声。）”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六日，尼克松给毛写了封绝密的信，声明维护中国领土完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部分”，许诺中国一旦受到攻击美国将使用武力保卫中国。基辛格设立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小组，由四、五个他称为“最好的军官”组成，专门研究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考虑的方案包括一旦开战向中国军队空运美国核炮弹、战场核导弹等。小组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把载核武器的美国战术轰炸机运到中国，从中国机场对苏联军队发动核打击。美国人居然在考虑运核武器到中国土地上来了。
基辛格、尼克松明白他们考虑干的是一件在美国难以想像的事。基辛格说：“哪怕是像艾力克斯·艾克斯坦（Alex Eckstein）那样的喜欢中国的自由派呆子们，要是你跟他们说跟中国配合打仗，他们也准会发六百次心脏病。”
美国之外，尼克松、基辛格尽量帮助毛获得西欧军事技术。基辛格七月六日对毛的使节黄镇说：
我已经跟法国外交部长说了，我们有意要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能力。我们会尽全力鼓励我们的盟友加快满足你们提交的国防订货单。
尤其是，你们要劳斯莱斯〔Rolls-Royce，军用航空引擎〕技术。根据现有的法规，我们不得不反对出售这项技术。但是我们已经跟英国人商量了个程序，使他们可以卖给你们。我们会要正式反对这笔交易，但仅此而已，别把我们公开的姿态当真。
引擎是飞机的心脏，这项决定解决了中国军用飞机的“心脏病”问题。西方技术或许还给陷入困境的中国导弹事业注射了一剂强心针。负责导弹工业的七机部是同劳斯莱斯公司谈判的主要对手。基辛格也暗地里鼓励英国、法国把严格禁运的核反应堆技术卖给中国。
苏联人对这一切略有所闻。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三年六月警告尼克松、基辛格说：“如果中美之间形成了军事关系，这将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将迫使苏联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措施。”这番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话，基辛格没有报告美国政府，反倒马上通报给中国使节黄镇，黄镇人就待在尼、勃会谈的洛杉矶以南的“西部白宫”。基辛格对他说：“这次谈话我们没有告诉我们政府里的任何一人，你得绝对保密。”
尼克松访华据说是为了减小同苏联打仗的危险。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个危险非但没有减小，反而增大了。
55 周恩来的下场 1972～1974年 78～80岁
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的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例行尿检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政治局委员什么时候可以治病、如何治病，得由毛来决定。医生们要求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强调说癌症尚在早期，周本人还没有任何症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
五月三十一日，毛批示了：“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最后第四条不是治病，而是：“加强营养和护理”。
不许给周治病，毛的借口是周“年纪大了”，“心脏不好”，“开刀没用”。可是毛本人七十八岁了，比周大四岁，心脏病严重得多，他的医疗组里却有准备手术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师。
毛不让周治疗的原因之一是，他要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为他工作，接待尼克松访华后川流不息前来觐见的外国政要。从四十年代初，周就是毛离不开的外交总管。抗战中，他多年住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以他特有的魅力、才干和事必躬亲，在西方人里为中共争取了不少同情者。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初起时，他把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迷惑得晕头转向，使马歇尔无意中为毛征服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掌权后，外交政策都是毛制定，周执行。一九七一年，跟周见了三天面，基辛格就情不自禁地给尼克松呈上这么一首对周的赞美诗：
我跟周的广泛交谈好似一席丰盛的中国大宴，色香味一应俱全，花样繁多，余香满口。这是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结晶，由经历丰富的老手烹饪，享用的环境又不事雕琢，恰到好处。这一席有许多道菜，有的甜，有的酸……〔等等，等等〕席终时，就像所有中国美餐完毕一样，心满意足，而又意犹未竟。
周恩来这颗在西方人面前璀璨的明星，一到毛泽东身边便收敛光彩，低声下气。基辛格注意到他如何马上“矮了一截”。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归来后说：“在毛面前，周完全不起眼。”
几十年来，周为毛服务是如履薄冰，鞠躬尽瘁。毛生了病，他像孝子般的关心，甚至先尝给毛用的药，先试验毛的眼药水，说是“看对眼睛有没有刺激”。但如今，周得了癌症，毛却不准他治。毛要的不仅是周马不停蹄地为他服务，更重要的，他要比他小四岁的周死在他前面。
医生们奉命不得透露实情，但周从频繁验尿和医生躲躲闪闪的表情中猜到了。他嘴上不说，心里着急，自己查阅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毛选择这个时候，要周对三百多名高层干部详细检讨所谓过去犯的“路线错误”。林彪摔死后，周成了第二号人物，党、政、军都归他管。毛要削弱周的地位，损害他的形象。
毛又把一九三二年伪造的周脱党的《伍豪启事》翻出来，向这些高级干部公布。周当年就因害怕这份启事而一再顺从毛的意志。文革中，毛曾把它抖出来，以吓唬周。现在毛更把这件本来只有极少数人听说的事，扩散到整个高层，还发给各省存档。
为写自我检讨，周恩来度过了辛苦的日日夜夜，每天胡子也不刮，饭也吃得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也穿不下。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到十二日，他一连讲了三个晚上，开口闭口“补过赎罪”，损自己损得如此可怜，听众心里都为他感到痛苦。周说：“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利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最后，他特别声明：“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这是他在向毛保证，他没有取代毛的野心，请求毛放心。
这时的周过着一种现代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双重生活。公开场合里，他是个使世界政要眼花缭乱的外交高手，被不少人认为是平生所见的最富吸引力的政治人物。视线之外，他却是个低三下四的畏缩之辈。
一九七三年初，周的膀胱癌严重恶化，尿里出现大量肉眼看得见的血。只是此时毛的大总管汪东兴等人才正式把实情告诉周。当医生们请求全面检查治疗时，毛于二月七日透过汪东兴喝斥他们：“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
到了二月中旬，基辛格来北京，周帮着毛唬弄他，毛对周的表演称心如意。三月二日，周乘势恳求毛让他治病。毛好歹点了头，又打了个主意拖延治疗，命令医生只检查，不治疗，检查治疗要分“两步走”。
主治医生意识到：“所谓分‘两步走’仅是一种说法，实际并没有第二步。”他决心冒着惹怒毛的风险，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把癌症病灶灼掉。镜检前，周夫人邓颖超对医生说：“你们知道吗，要分两步走。”主治医生说：“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只是，大姐，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如果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再用一次麻醉，留到第二步？”邓颖超同意“顺便拿出来”。
三月十日，周恩来终于在癌症发现十个月后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医生把“小石头”也叫“顺便”烧掉了。周醒来以后听说癌细胞“烧掉了”，还装出毫不客气的样子，对医生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但大家都看得出他心里其实很欣慰。周高兴地请医疗组成员吃了一顿北京烤鸭。
医生们惴惴不安，不知毛会不会怪罪他们。不久，毛处打来电话，说：“主席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生米煮成熟饭，毛乐得做好人，医生们也安了心。但这不是彻底的手术。
毛在对美关系上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六月二十二日，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当毛看到外交部的分析文章，说这表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时，他焦躁不已。尼克松访华曾激起他的幻想，用基辛格的话说，“战后两极世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毛也成了一极。如今他发现，世界仍是两极，他费尽心力仍未能与美苏平坐平起。而代价是他的反美形象一落千丈。毛对身边的王洪文、张春桥生气地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你奈何得了我吗？敝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周恩来成了毛的出气筒。跟美国打交道，明明是毛在运筹帷幄，但世界舆论却把功劳算在周恩来身上（尼克松对基辛格也有类似的嫉妒）。毛七月四日对政治局发话说周“搞修正主义”，周又再次卑躬屈膝地做检讨。
十一月，新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华，带来了更坏的消息。九个月前，基辛格曾许诺说：一九七四年期中选举后，华盛顿将着手与北京建交，可现在他说美国的“国内局势”不允许美国马上同台湾断交。毛至死未能得到台湾，也未能看到美国承认他的政权。
对毛更大的打击是，在军事技术方面，基辛格只提出给一个能预测苏联导弹进攻的“预警”系统，还由美国人控制。周恩来说：“我们得研究研究。”从此基辛格再也没听到结果。毛看出，美国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中方从此停止谈论与美国的联盟。基辛格后来对苏联驻美大使承认，他“过去把苏联肯定会进攻中国当作考虑政策的基点，是错误的”。
毛把挫折归咎于“水门事件”（Watergate）。这桩丑闻使尼克松位子不稳，不敢采取冒风险的政策。毛对基辛格说：“你们国家为什么老闹那个什么屁‘水门事件’？总而言之，这个事我们不高兴。”在外国来访政要面前，他总是大骂水门，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说他不懂为什么这么“小题大做”？对泰国总理克立（Kukrit Pramoj）他反问道：“一个录音机有什么关系？”“难道统治者就不应该有权统治吗？”一九七四年五月，尼克松摇摇欲坠时，毛请英国前首相希思“帮他一个忙，教他渡过水门难关”。(待续)
姬鹏飞自杀真相披露，姬胜德保外就医
文子武姬
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港澳办主任、中顾委常委姬鹏飞2000年自杀传闻甚久，2008年6月出版的中国杂志《炎黄春秋》才首度予以证实。
这是继高岗之后中共体制内地位最高的官员自杀事件，中共媒体对高官自杀一般不作公开报导。
这期《炎黄春秋》杂志在纪念李慎之逝世五周年文中，作者刘志琴披露：1999年姬鹏飞的儿子出卖国家利益，受贿二千多万，事发被判死刑，姬出面要求以自己的功劳减少儿子的罪责，被拒绝后自杀。
文中所说姬鹏飞的儿子，指的是姬胜德，为姬鹏飞六名子女之一。
姬鹏飞之女姬巧玲则曾任国家开发银行总经济师、副行长兼信贷局局长，现任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女婿王亚明，是王智涛将军之子，任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2007年去世。姬巧玲王亚明两人均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
姬鹏飞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港澳办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等职务，中顾委常委待遇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6年，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还大力禁止有关姬鹏飞自杀的出版物通过电子网络出版，查处了包含《97台海危机全解密——叛徒的下场！姬鹏飞自杀》在内的19种非法网络出版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年轻的大使
姬鹏飞（1910年2月2日－2000年2月10日），山西省运城地区临晋县（今临猗县）人。
姬鹏飞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深秋，悲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姬鹏飞刚由军委卫生部医政科主任科长改任军委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并带领野战医院参加长征。
1935年10月，随红一军团到达陕北后的姬鹏飞接替黄克诚将军担任中央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 1938年初冬，在中央党校、抗大和马列学院系统学习后，姬鹏飞皖南新四军司令部，担任新四军后方政治处主任兼新四军军医处政治协理员，参与了新四军后方医院的建立。
在新四军司令部，姬鹏飞与后来成为自己夫人的许寒冰（前外交部干部司、领事司副司长）相识而相恋。来自马来西亚的归侨子弟许寒冰原名许芙蓉。抗战爆发后，从南洋投奔中国参加抗战。少女时代的许芙蓉充满浪漫，她以为马来西亚这么热，到了北方内地一定很寒冷吧，于是改名“寒冰“。许寒冰作为中国外交界不可多得的女性外交官，曾是周恩来倡议成立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一位女副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姬鹏飞调外交部工作，任中国驻东德首任大使，是中国最初任命的10位将军大使之一，也是最年轻的大使，年仅39岁。中国外交界迄今为止近700位特命全权大使中，医生出身的大使最负盛名的有4位，姬鹏飞是其中之一。
1955年-1972年，姬鹏飞任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1974年任外交部长。他是第一位从副部长晋升为部长的。 1949年以后中国这么多任外交部长，只有姬鹏飞和周恩来参加过长征。
任部长期间中国外交成果辉煌
姬鹏飞担任外交部长期间，经历过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中日复交，等等。有文记录：
1972年9月27日晚20点30分左右，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二阶堂进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毛泽东中南海书房，外交部长姬鹏飞陪同会见。
“架已经吵完了吧？不打不成交嘛!”毛泽东一边与田中角荣等日本贵宾握手，一边幽默地说。田中角荣首次领略毛泽东的风趣，惊叹中国领袖把重大的政治事件转换为轻松的话题。
这场谈话，自始至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田中角荣：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周恩来：两位外长很努力。
田中角荣：是的，两国外长很努力。
毛泽东：（对大平正芳）你把他（指姬鹏飞）打败了吧？ （众笑）
大平正芳：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周恩来：他们俩正好同岁。
毛泽东：噢。 (指姬鹏飞)此人是周朝人，是文王的后代。
周恩来：周文王姓姬，姓他(指姬鹏飞)的姓，不姓我的姓。
毛泽东：他(指姬鹏飞)是个医生。是外科还是内科？
姬鹏飞：内科。
毛泽东：(对田中角荣)你有病，请他去治。 (众笑)
1979年，姬鹏飞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87年后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
姬鹏飞是中英双方就香港主权移交问题的会谈里的关键人物之一。 1985年7月1日，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互换批准书生效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刚刚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的姬鹏飞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姬鹏飞历任国务院副总理、港澳办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等职，中顾委常委待遇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胡锦涛也握了姬胜德的手
姬鹏飞于2000年2月10日13时52分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当时新华社只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根据姬鹏飞生前担任的职务，他的追悼会的规格，应由江泽民、李鹏出席的，但却只由朱镕基、胡锦涛出席，致了简短悼词。更为蹊跷的是，中央军委和军方四总部、国防部都没有送花圈。这一切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怎么回事？
最令人不解的是，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当时已被军事检察院宣布逮捕，却意外地穿着便装，出席了乃父的追悼会。胡锦涛按惯例，向死者家属握手一一致意时，也握了姬胜德的手。这一镜头在电视荧屏画面上出现后，曾引起很大争论：这算怎么一回事？
过了一年半之后，2001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就姬鹏飞的政治、组织结论发出了补充意见的通告，才解开了这个谜。
该通告全文不到二百字，下达到省、部、军一级党委(组)，内容如下：
姬鹏飞就其儿子姬胜德的问题，曾向组织提出了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被拒绝后，做了、讲了一些严重错误的事和话：以极其错误的行为，造成原患病症恶化而死亡；姬鹏飞一生曾对党的事业，对国家外交，港澳等工作，作出较大贡献。经讨论并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决定维持对姬鹏飞悼词的结论；但建议：今后对有关姬鹏飞生前活动等，不举办公开形式的研究和纪念。
该通告称姬鹏飞是“以极其错误的行为，造成原患病症恶化而死亡”，这很含蓄地暗示了姬鹏飞是自杀身亡的。这是继高岗之后，中共体制内第二起高层领导人的自杀事件。
姬胜德到底为何被抓？
姬鹏飞之子姬胜德，原任总参情报部常务副部长（外传为部长，有误；部长一直由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兼任）。 1998年初，姬胜德曾临时主持过情报部工作，后在审核中发现其生活腐化糜烂，常和不正经的人往来等，所以军衔一直是少将，也一直是副部长。
姬胜德到底是什么原因被抓？有不同版本传说。
一是：泄军事机密。
知情人透露，中共决策层成立了由迟浩田与罗干直接领导的专案组，保证行动的绝对机密。经过长时间秘密侦破，查到姬胜德有重大嫌疑。其在美国不仅拥有两栋百万美元的豪宅、巨额存款，还搞起了产业，其妻已经偷偷加入美国国籍，并与一些有境外组织背景的台商过从甚密。为确保万无一失，中央军委先将姬胜德调离总参情报部转任其为军事科学研究院研究部副部长，另一方面对针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秘密监控，基本确认了事实并摸清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查出姬胜德还向美国漏露了中国计划协议引进以色列预警机的相关细节，一并形成报告向军委主席江泽民汇报。此事不仅对中国在美谍报网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而且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是：狂妄犯众怒。
一位知情人士认为，姬胜德太狂妄了，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得罪李鹏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原北京市长陈希同出事时，中央决定要逮捕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在陈小同被抓的前一天，李鹏次子李小勇跟陈小同说：我已经收到消息，他们要抓你。我给你安排一条路，你先去香港吧。陈小同当时不相信他真的不行了，就说：你放心吧，咱作不了刘胡兰，也肯定是一个华子良（小说《红岩》中为隐藏身份而在国民党监狱中装疯的共产党员）。由于李小勇和陈小同是酒肉朋友，平常在一起什么事都做，所以不希望陈小同出事，就说：这样吧，你现在的行动已经不方便，你坐我的车，到中南海去我家，然后，换上我爸爸的车出来，直接去深圳，我可以让他们放你出去到香港。
李鹏家的车可以自由进出中南海东、西、南、北门，而中纪委和高检的车到了中南海，如果没有预先申请也是进不去的，所以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中南海。但陈小同还是嬉皮笑脸的那句话。结果当天晚上他就被逮捕，很快就招供——陈小同被关进去的头三天，讲的全是李小勇的事。
第二天，中纪委办案人员约李小勇到北京昆仑饭店吃韩国烧烤，把陈小同的口供拿给李小勇看，给他通风报信：勇哥，你这交的是什么朋友？
中纪委对李小勇无法做出决定，转给了高检。总检察长张思卿本来是要查李小勇的，后来在江泽民干预下，让李小勇最终过关。
自从陈希同案以后，有人想擦李鹏的鞋，把李小勇保护到总参二部，这样如果李小勇一旦有什么事，情报部可以出面给保下来。可是，姬胜德顶住不同意。熊光楷于是准备把李小勇调到海军情报部，海军情报部部长已经同意接受。但是，姬胜德在一个全军情报部部长的会议上，把海军情报部部长严厉地训斥了一顿，说：李小勇是社会上一个混混，说白了，就是个流氓、地头蛇，把他招来情报部干嘛！
三是：惹恼朱镕基。
前几年查出据说是涉案三百亿元的“镇江”特大走私案，走私犯都是从总参二部拿到的香港单程证，并借用总参军情部名义进行走私。当时，朱镕基正大张旗鼓打击走私，他们这种行径显然是不把总理放在眼里。此事，姬胜德惹恼了朱镕基。
四是：挑战江泽民。
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的美国政治献金案，本来让江泽民抓到了刘华清的把柄，想借此整顿军方。但是，由于刘华清和姬胜德关系密切，姬胜德就主动站出来说，刘超英的政治献金是他安排的，是中国军事情报的需要。这样江泽民没话可说了。此事，姬胜德触怒了江泽民。因为，这样一来，姬胜德不但妨碍了江泽民借整刘华清进一步掌牢军权的计划，也表明敢公然挑战江泽民权威。
五是：牵涉远华案。
在《远华案黑幕》一书中，赖昌星说，姬胜德和他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420”专案组在赖昌星于香港的办公室里发现一份文件，注明赖昌星为姬的太太和孩子在洛杉矶花250万美金买下一栋豪宅。该书披露采访对话说：
问：你认为姬胜德的情况会怎么样？
赖：他老婆和孩子是美国公民，这我知道。他的事，何勇这一级是做不了主的，要上边的意见才行了。他们说他贪污八千万。这种说贪污多少多少，太可怕了。都是诽谤，不是事实。不过我想，他是官家子弟嘛，应该不会死的，但是不管判多少年，都会一辈子在里边软禁起来，不会放的。他知道的太多了，他原来的位子太敏感了。
问：你和姬胜德有金钱上的往来吗？
赖：就是那件事嘛。姬胜德太大说，为我看好了一栋房子，在美国洛杉矶的，是她介绍一栋房子给我。我就给他太太拿了250万美金。买房子是用她的名字，是她的公司出面，因为我还没有到美国嘛。
问：这件事是谁说出来的？
赖：好像是“420”专案组到香港，拿了我两箱文件，从我的秘书那里。他们应该是看到了账目，账目上有显示给谁办的什么事。但是我也说了，那是她向我借的，他在香港已经还了我350万港币。我也告诉他们了。
问：姬胜德的太太、孩子现在在哪里？
赖：我估计他太太可能回中国去了。小孩应该还在美国，二十几岁，个子很小，不是像他们那么高大，而且很瘦。姬胜德很胖、高大，中央的这些领导都没有他块头大。我和他的照片也在公司里。 “420”他们都是看着照片抓人的。所以以后我这照片不能随便照的。姬胜德他老爸姬鹏飞到最后也没有办法了，姬鹏飞死的时候，江泽民让姬胜德见了最后一面，然后就正式抓了。开始时，就是因为跟熊光楷合不来，姬胜德和他老婆、我、还有一个人在一起吃饭，他就说起这个事，他们矛盾异常严重。你知道吗？那时姬胜德什么都知道的比别人先，算什么都算得很准的。一次，他跟我说：李岚清要上常委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很快就见到了。过不久，李岚清就上了常委了。
问：抓姬胜德的事到底是谁做的主？
赖：如果江不同意，谁敢动？谁也不敢动，是不是？我可以这样说。姬胜德这是个太要害的位置了。就是因为他不听话嘛，我估计就是这样了。就在动手抓他之前，他还立了一个功，就是美国炸中国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情。那个伤员、从飞机上抬下来的那个，就是他的手下。那个是解放军总参二部的间谍，当时是以别的身份过去的。那个人成了英雄了嘛，姬胜德就有功了。所以，那时姬胜德很开心、很高兴。因为这之前就要动他了，有了这个事，就又拖了一段时间。
问：姬胜德的案子也是错综复杂呀!
赖：那时还有一件事影响到他。他的私人秘书在深圳贷款两亿九，结果出了事情，还不上，因为量太大了。这个人最后顶不住了，就跑了，可能一直躲在香港，可是没有办法找到，他有很多证件嘛。这样的人，都有很多个名字，很多身份的。一直找不到，上边就怪姬胜德喽。
问：你对情报口的情况了解真不少!
赖：以前总参二部、三部、总政联络部，三个部长都跟我是好朋友。你看，二部部长是姬胜德，三部部长是张震的儿子张小洋，总政联络部部长是叶选宁。现在三个部长都换了。
问：姬胜德出事了，叶选宁（即岳枫，叶剑英的儿子）退了，三部部长张小洋也换掉了吗？
赖：换掉了嘛，要是他还在，能够听我的电话，我就没事了。就是因为要动我，把他也调走了。调到洛阳去当一个什么院长。当时他也很牛气的，他那个位子都是不错的。他管那么多人么，光是监听国际电话的就十三万人。他们监听电话的技术都很好的，要是注意谁，就能把和这个人差不多的声音都打包，然后再来分析。他们连传真都截收的，我那时在厦门，他们从上海就截到我的传真，他们还拿来给我看。
问：姬胜德和“远华案”到底是什么关系？
赖：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就是要置他于死地，所以就把他装到“远华案”里来，这样才是“第一大案”嘛!没有这些人，李纪周呀，姬胜德呀，王乐毅呀，什么什么人，怎么算“第一大案”呢？
问：你跟姬胜德是很密切的朋友吗？ 。
赖：他这样的人是应该会看人的，他也是要看是什么人才来往的。我猜他也是看我人可靠，是不会出卖朋友，出事情会反咬一口的那种人嘛，我们是有机会见面就一定会见面的那种朋友，不管我在北京、深圳、厦门还是在香港，只要他到那里，知道我在就一定会和我见面喽。我们见过的面是数不清了。
问：你认为他的结局会怎么样？
赖：共产党这种做法根本没有人能够猜到的，根本没有道理可讲的。要是可以猜到他会怎么做他们做的事要是可以讲出道理，那我想是不会抓姬胜德的。毕竟他还是军方的特务头子。他做的事情也是做得够多的了，但是有人要搞他。
问：你说是谁要搞姬胜德呢？
赖：姬胜德的事，据我知道就是熊光楷这边有问题。
问：也就是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熊光楷要动他，为什么呢？
赖：姬胜德为什么出事呢？有两个原因，就是和熊光楷有矛盾。熊光楷当总参二部的部长时，姬胜德是副部长。后来熊光楷提升当了副总参谋长，姬胜德还是立过功的。也就是姬胜德情报工作做得好，上边对这一块满意，熊光楷就占了便宜。
问：这么说，熊光楷和姬胜德不应该势不两立呀？
赖：熊光楷刚当上副总长时，他们关系还不错。但是，因为熊光楷当过二部部长，原来二部的处长和副处长跟他都很熟，他当副总长又是分管情报，就直接指挥下面了。越过了姬胜德，这样姬胜德就很不满意喽。姬胜德为这个发过脾气，还给熊光楷抓到过。可是熊光楷有时做得也过份，事情本来是姬胜德做的事情，熊光楷就拿去上面汇报，还不带姬胜德去，姬胜德当然心里就很不舒服了。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姬胜德也告诉过我，我知道他们的“过节“很厉害了。他就跟姬胜德过不去，两个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差。姬胜德要什么人，他就不批，他要往二部放什么人，姬胜德也不要了。
问：但是姬胜德的这个位置是很特别的，军情头子不是一般的人呀，怎么能想动就动了呢？谁有这样的本事能动他？
赖：那就是江泽民嘛，大家都知道熊光楷是江泽民的人嘛。姬胜德是个不大听话的人，江泽民应该一直都不喜欢他。再有就是江泽民听了熊光楷的汇报，因为那时他们的关系已经很僵了，还有别的一些事，有些事我也不是很清楚了。
问：那么他的事情和你及“远华案”是怎么扯上的呢？
赖：他们也知道姬胜德是我的朋友，姬胜德也为我的事替我说过话。就是要看怎么样才能够动得了他，就是要动他就要挂在我身上才可以动，不然怎么动？说“远华案”是什么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案，说我拉拢干部下水什么什么喽。
The image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attachments/2009/07/1_2009070918265816353.jpg” cannot be displayed, because it contains errors.《中国新权贵之孙子世代》
姬胜德落网经过
1999年3月中旬，姬胜德在珠海接获通知，让他赶回北京玉泉山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姬胜德赶到会场一看，发现气氛不对劲，无人跟他打招呼。只有迟浩田对他说：近年来你的业务很忙，该休息休息了。姬胜德一听，立即发了呆。
迟浩田接着宣布：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核准，中纪委、军纪委决定：自即日起留点审查（即隔离审查）。迟浩田问姬胜德：你有什话要讲？
姬说：我父亲知道没有？我想见见张万年、尉健行。又说：我会老实交待我的生活问题的。
在他身旁的中纪委副书记、军纪委书记周子玉立即对姬说：如果是生活问题，会对你采取留点审查措施吗？有什么问题，你很明白，组织也很清楚。
据指出，姬胜德在出任解放军情报副部长之时，为了敛财及保护自己和家人，早已与妻子魏珍私下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实际上两人并未真正离婚。
姬胜德在留点审查期间，仅交侍了曾奸污女青年、收受中资港商的金钱等问题。他在此期间，先后搞过多次“绝食抗议”和一系列的企图自杀。他曾用袜子做成绳子勒紧自己的喉咙自杀，甚至在提审时突然冲向窗口要跳楼自杀。
到了1999年6月，由军纪委书记周子玉、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代表军事检察院对姬胜德宣布：依法逮捕。姬胜德听了宣布，当即瘫倒在地。
1999年8月初，军事法庭开始对姬胜德案进行审理，认定姬胜德犯有三项罪行：(一)收受犯罪集团人民币、美金、港币贿赂，折合共213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有1590万元被他套汇成外币，在外国开设了私人账户；(二)挪用、侵吞军事用途的资金975万，已挥霍和给家属在海外置业达900万元人民币； (三)长期隐瞒、欺骗组织其配偶加入外国国籍的事实，隐瞒本人和社会上、香港、外国组织的不正当关系，并透露、泄露了军方机密等。
这三项罪行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判死刑。中央军委审议意见是“死刑”，中纪委审议意见也是“死刑”。中央政治局审议时，支持军事法庭审议的意见：死刑。江泽民在会上说：军中败类、民族败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共产党就不能给我独子留条命”
当时正在北京香山养老的姬鹏飞得知其独子罪行足以判死刑后，先后四次写信给江泽民、张万年、迟浩田，请求宽恕姬胜德，免其一死。
姬鹏飞还向薄一波、宋任穷、万里、宋平、谷牧、张爱萍等老同志请求协助，向中央政治局陈情。但，这些老同志都很为难，主要因素是姬胜德长期隐瞒、欺骗组织，本人身居要职却与外国有不正常关系并泄露了军方机密，这些罪行过于严重，致使他们不愿、也下敢为其说情。
2000年1月中旬，中纪委、中央办公厅派出中办主任王刚，到北京香山姬鹏飞养老处，作了简单答覆：中央和江泽民同志看了来信，作了郑重讨论，认为姬胜德案情十分严重，在党内、军内已引起公愤，对于量刑，将按法律程序进行，并请姬老安度晚年。
王刚在谈话中透露：死刑是难免的，但能推迟一、二年执行。暗示内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姬鹏飞听了之后，破口大骂：凭我和老伴为党为国奋斗近70年，共产党就不能刀下留情，给我独子留条命。要死，我就死在中南海！又骂道：见个政治局常委，要比当年见毛泽东还难，这是什么世道！
用红酒吞服30多粒安眠药片
2000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对老同志进行登门拜访，被姬鹏飞拒绝了，并说：我要见儿子！他又向中央提出要求，能否让姬胜德春节时回家一聚，再返监狱服刑？得到的回答是：根据现行司法规则，疑犯不能假释返家过节。
于是，姬鹏飞相约了十多名平日来往较近的老同志，节日到他家聚餐，想趁此商议一下如何为免儿子一死作最后努力。结果这十多老人都托词节日忙，婉拒了到姬府聚餐。
2月8日中午，姬鹏飞在书房写了遗嘱之后，用红酒吞服30多粒安眠药片，入睡了。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将姬送三军医院抢救。姬鹏飞被送院后，已处于临床死亡，但院方仍用生命仪器和药物来维持微弱的心脏跳动，为的是等候中央指示如何宣布他的死亡。
到2月10日中午，生命仪器也无能为力了。新华社才发出讣告：姬鹏飞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
许寒冰和姬胜德也企图自杀
姬胜德之出席其父的追悼会，是其母许寒冰奔走求情，哭到薄一波家里请求的。当局批准同意姬胜德出席追悼会，张万年提出了附带条件：必须遵守规则，追悼会结束后必须返回，不能送灵车到八宝山火化场。如果在会场搞事，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对此，许寒冰、姬胜德都签字作了保证，姬胜德才得以出席其父的追悼会。
被关在总参监护所的姬胜德参加完父亲葬礼后，感觉前途更加无望，于8月13日用牙刷柄割脉，并吞服70多片利眠宁（安眠药），但自杀未遂。
姬鹏飞的妻子许寒冰要求江泽民准予姬胜德以高血压症为由保外就医被拒，又提出每周探望三次、送食品不受限制的要求。又遭拒，许悲愤难抑，于2001年9月14日晚吞服安眠药自杀，在301医院被抢救了过来。
2001年，姬胜德被检方控以受贿罪、贪污罪及挪用公款罪等多项罪名解放军军事法庭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上诉后，中共高层认为他在后期主动交代问题，积极退还赃款，并主动揭发其他人的违法乱纪行为，有立功表现。 2002年终审判决将姬的刑罚由死缓改为无期徒刑。
后来，姬胜德以患有严重心脏病为由，获准保外就医，姬胜德被送到京郊一军队医院治疗。
但同案其他人则没有那么幸运，通过对姬胜德通谍、走私、贪污等问题的调查，在总参就至少牵出十余人，并间接引发总参情报部出身的国防部美洲大洋洲局长徐俊平大校于2000年12月叛逃美国。
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港澳办主任、中顾委常委姬鹏飞2000年自杀传闻甚久，2008年6月出版的中国杂志《炎黄春秋》才首度予以证实。
这是继高岗之后中共体制内地位最高的官员自杀事件，中共媒体对高官自杀一般不作公开报导。
这期《炎黄春秋》杂志在纪念李慎之逝世五周年文中，作者刘志琴披露：1999年姬鹏飞的儿子出卖国家利益，受贿二千多万，事发被判死刑，姬出面要求以自己的功劳减少儿子的罪责，被拒绝后自杀。
文中所说姬鹏飞的儿子，指的是姬胜德，为姬鹏飞六名子女之一。
姬鹏飞之女姬巧玲则曾任国家开发银行总经济师、副行长兼信贷局局长，现任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女婿王亚明，是王智涛将军之子，任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2007年去世。姬巧玲王亚明两人均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
姬鹏飞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港澳办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等职务，中顾委常委待遇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6年，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还大力禁止有关姬鹏飞自杀的出版物通过电子网络出版，查处了包含《97台海危机全解密——叛徒的下场！姬鹏飞自杀》在内的19种非法网络出版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年轻的大使
姬鹏飞（1910年2月2日－2000年2月10日），山西省运城地区临晋县（今临猗县）人。
姬鹏飞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深秋，悲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姬鹏飞刚由军委卫生部医政科主任科长改任军委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并带领野战医院参加长征。
1935年10月，随红一军团到达陕北后的姬鹏飞接替黄克诚将军担任中央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 1938年初冬，在中央党校、抗大和马列学院系统学习后，姬鹏飞皖南新四军司令部，担任新四军后方政治处主任兼新四军军医处政治协理员，参与了新四军后方医院的建立。
在新四军司令部，姬鹏飞与后来成为自己夫人的许寒冰（前外交部干部司、领事司副司长）相识而相恋。来自马来西亚的归侨子弟许寒冰原名许芙蓉。抗战爆发后，从南洋投奔中国参加抗战。少女时代的许芙蓉充满浪漫，她以为马来西亚这么热，到了北方内地一定很寒冷吧，于是改名“寒冰“。许寒冰作为中国外交界不可多得的女性外交官，曾是周恩来倡议成立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一位女副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姬鹏飞调外交部工作，任中国驻东德首任大使，是中国最初任命的10位将军大使之一，也是最年轻的大使，年仅39岁。中国外交界迄今为止近700位特命全权大使中，医生出身的大使最负盛名的有4位，姬鹏飞是其中之一。
1955年-1972年，姬鹏飞任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1974年任外交部长。他是第一位从副部长晋升为部长的。 1949年以后中国这么多任外交部长，只有姬鹏飞和周恩来参加过长征。
任部长期间中国外交成果辉煌
姬鹏飞担任外交部长期间，经历过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中日复交，等等。有文记录：
1972年9月27日晚20点30分左右，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二阶堂进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毛泽东中南海书房，外交部长姬鹏飞陪同会见。
“架已经吵完了吧？不打不成交嘛!”毛泽东一边与田中角荣等日本贵宾握手，一边幽默地说。田中角荣首次领略毛泽东的风趣，惊叹中国领袖把重大的政治事件转换为轻松的话题。
这场谈话，自始至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田中角荣：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周恩来：两位外长很努力。
田中角荣：是的，两国外长很努力。
毛泽东：（对大平正芳）你把他（指姬鹏飞）打败了吧？ （众笑）
大平正芳：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周恩来：他们俩正好同岁。
毛泽东：噢。 (指姬鹏飞)此人是周朝人，是文王的后代。
周恩来：周文王姓姬，姓他(指姬鹏飞)的姓，不姓我的姓。
毛泽东：他(指姬鹏飞)是个医生。是外科还是内科？
姬鹏飞：内科。
毛泽东：(对田中角荣)你有病，请他去治。 (众笑)
1979年，姬鹏飞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87年后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
姬鹏飞是中英双方就香港主权移交问题的会谈里的关键人物之一。 1985年7月1日，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互换批准书生效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刚刚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的姬鹏飞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姬鹏飞历任国务院副总理、港澳办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等职，中顾委常委待遇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胡锦涛也握了姬胜德的手
姬鹏飞于2000年2月10日13时52分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当时新华社只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根据姬鹏飞生前担任的职务，他的追悼会的规格，应由江泽民、李鹏出席的，但却只由朱镕基、胡锦涛出席，致了简短悼词。更为蹊跷的是，中央军委和军方四总部、国防部都没有送花圈。这一切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怎么回事？
最令人不解的是，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当时已被军事检察院宣布逮捕，却意外地穿着便装，出席了乃父的追悼会。胡锦涛按惯例，向死者家属握手一一致意时，也握了姬胜德的手。这一镜头在电视荧屏画面上出现后，曾引起很大争论：这算怎么一回事？
过了一年半之后，2001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就姬鹏飞的政治、组织结论发出了补充意见的通告，才解开了这个谜。
该通告全文不到二百字，下达到省、部、军一级党委(组)，内容如下：
姬鹏飞就其儿子姬胜德的问题，曾向组织提出了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被拒绝后，做了、讲了一些严重错误的事和话：以极其错误的行为，造成原患病症恶化而死亡；姬鹏飞一生曾对党的事业，对国家外交，港澳等工作，作出较大贡献。经讨论并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决定维持对姬鹏飞悼词的结论；但建议：今后对有关姬鹏飞生前活动等，不举办公开形式的研究和纪念。
该通告称姬鹏飞是“以极其错误的行为，造成原患病症恶化而死亡”，这很含蓄地暗示了姬鹏飞是自杀身亡的。这是继高岗之后，中共体制内第二起高层领导人的自杀事件。
姬胜德到底为何被抓？
姬鹏飞之子姬胜德，原任总参情报部常务副部长（外传为部长，有误；部长一直由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兼任）。 1998年初，姬胜德曾临时主持过情报部工作，后在审核中发现其生活腐化糜烂，常和不正经的人往来等，所以军衔一直是少将，也一直是副部长。
姬胜德到底是什么原因被抓？有不同版本传说。
一是：泄军事机密。
知情人透露，中共决策层成立了由迟浩田与罗干直接领导的专案组，保证行动的绝对机密。经过长时间秘密侦破，查到姬胜德有重大嫌疑。其在美国不仅拥有两栋百万美元的豪宅、巨额存款，还搞起了产业，其妻已经偷偷加入美国国籍，并与一些有境外组织背景的台商过从甚密。为确保万无一失，中央军委先将姬胜德调离总参情报部转任其为军事科学研究院研究部副部长，另一方面对针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秘密监控，基本确认了事实并摸清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查出姬胜德还向美国漏露了中国计划协议引进以色列预警机的相关细节，一并形成报告向军委主席江泽民汇报。此事不仅对中国在美谍报网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而且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是：狂妄犯众怒。
一位知情人士认为，姬胜德太狂妄了，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得罪李鹏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原北京市长陈希同出事时，中央决定要逮捕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在陈小同被抓的前一天，李鹏次子李小勇跟陈小同说：我已经收到消息，他们要抓你。我给你安排一条路，你先去香港吧。陈小同当时不相信他真的不行了，就说：你放心吧，咱作不了刘胡兰，也肯定是一个华子良（小说《红岩》中为隐藏身份而在国民党监狱中装疯的共产党员）。由于李小勇和陈小同是酒肉朋友，平常在一起什么事都做，所以不希望陈小同出事，就说：这样吧，你现在的行动已经不方便，你坐我的车，到中南海去我家，然后，换上我爸爸的车出来，直接去深圳，我可以让他们放你出去到香港。
李鹏家的车可以自由进出中南海东、西、南、北门，而中纪委和高检的车到了中南海，如果没有预先申请也是进不去的，所以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中南海。但陈小同还是嬉皮笑脸的那句话。结果当天晚上他就被逮捕，很快就招供——陈小同被关进去的头三天，讲的全是李小勇的事。
第二天，中纪委办案人员约李小勇到北京昆仑饭店吃韩国烧烤，把陈小同的口供拿给李小勇看，给他通风报信：勇哥，你这交的是什么朋友？
中纪委对李小勇无法做出决定，转给了高检。总检察长张思卿本来是要查李小勇的，后来在江泽民干预下，让李小勇最终过关。
自从陈希同案以后，有人想擦李鹏的鞋，把李小勇保护到总参二部，这样如果李小勇一旦有什么事，情报部可以出面给保下来。可是，姬胜德顶住不同意。熊光楷于是准备把李小勇调到海军情报部，海军情报部部长已经同意接受。但是，姬胜德在一个全军情报部部长的会议上，把海军情报部部长严厉地训斥了一顿，说：李小勇是社会上一个混混，说白了，就是个流氓、地头蛇，把他招来情报部干嘛！
三是：惹恼朱镕基。
前几年查出据说是涉案三百亿元的“镇江”特大走私案，走私犯都是从总参二部拿到的香港单程证，并借用总参军情部名义进行走私。当时，朱镕基正大张旗鼓打击走私，他们这种行径显然是不把总理放在眼里。此事，姬胜德惹恼了朱镕基。
四是：挑战江泽民。
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的美国政治献金案，本来让江泽民抓到了刘华清的把柄，想借此整顿军方。但是，由于刘华清和姬胜德关系密切，姬胜德就主动站出来说，刘超英的政治献金是他安排的，是中国军事情报的需要。这样江泽民没话可说了。此事，姬胜德触怒了江泽民。因为，这样一来，姬胜德不但妨碍了江泽民借整刘华清进一步掌牢军权的计划，也表明敢公然挑战江泽民权威。
五是：牵涉远华案。
在《远华案黑幕》一书中，赖昌星说，姬胜德和他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420”专案组在赖昌星于香港的办公室里发现一份文件，注明赖昌星为姬的太太和孩子在洛杉矶花250万美金买下一栋豪宅。该书披露采访对话说：
问：你认为姬胜德的情况会怎么样？
赖：他老婆和孩子是美国公民，这我知道。他的事，何勇这一级是做不了主的，要上边的意见才行了。他们说他贪污八千万。这种说贪污多少多少，太可怕了。都是诽谤，不是事实。不过我想，他是官家子弟嘛，应该不会死的，但是不管判多少年，都会一辈子在里边软禁起来，不会放的。他知道的太多了，他原来的位子太敏感了。
问：你和姬胜德有金钱上的往来吗？
赖：就是那件事嘛。姬胜德太大说，为我看好了一栋房子，在美国洛杉矶的，是她介绍一栋房子给我。我就给他太太拿了250万美金。买房子是用她的名字，是她的公司出面，因为我还没有到美国嘛。
问：这件事是谁说出来的？
赖：好像是“420”专案组到香港，拿了我两箱文件，从我的秘书那里。他们应该是看到了账目，账目上有显示给谁办的什么事。但是我也说了，那是她向我借的，他在香港已经还了我350万港币。我也告诉他们了。
问：姬胜德的太太、孩子现在在哪里？
赖：我估计他太太可能回中国去了。小孩应该还在美国，二十几岁，个子很小，不是像他们那么高大，而且很瘦。姬胜德很胖、高大，中央的这些领导都没有他块头大。我和他的照片也在公司里。 “420”他们都是看着照片抓人的。所以以后我这照片不能随便照的。姬胜德他老爸姬鹏飞到最后也没有办法了，姬鹏飞死的时候，江泽民让姬胜德见了最后一面，然后就正式抓了。开始时，就是因为跟熊光楷合不来，姬胜德和他老婆、我、还有一个人在一起吃饭，他就说起这个事，他们矛盾异常严重。你知道吗？那时姬胜德什么都知道的比别人先，算什么都算得很准的。一次，他跟我说：李岚清要上常委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很快就见到了。过不久，李岚清就上了常委了。
问：抓姬胜德的事到底是谁做的主？
赖：如果江不同意，谁敢动？谁也不敢动，是不是？我可以这样说。姬胜德这是个太要害的位置了。就是因为他不听话嘛，我估计就是这样了。就在动手抓他之前，他还立了一个功，就是美国炸中国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情。那个伤员、从飞机上抬下来的那个，就是他的手下。那个是解放军总参二部的间谍，当时是以别的身份过去的。那个人成了英雄了嘛，姬胜德就有功了。所以，那时姬胜德很开心、很高兴。因为这之前就要动他了，有了这个事，就又拖了一段时间。
问：姬胜德的案子也是错综复杂呀!
赖：那时还有一件事影响到他。他的私人秘书在深圳贷款两亿九，结果出了事情，还不上，因为量太大了。这个人最后顶不住了，就跑了，可能一直躲在香港，可是没有办法找到，他有很多证件嘛。这样的人，都有很多个名字，很多身份的。一直找不到，上边就怪姬胜德喽。
问：你对情报口的情况了解真不少!
赖：以前总参二部、三部、总政联络部，三个部长都跟我是好朋友。你看，二部部长是姬胜德，三部部长是张震的儿子张小洋，总政联络部部长是叶选宁。现在三个部长都换了。
问：姬胜德出事了，叶选宁（即岳枫，叶剑英的儿子）退了，三部部长张小洋也换掉了吗？
赖：换掉了嘛，要是他还在，能够听我的电话，我就没事了。就是因为要动我，把他也调走了。调到洛阳去当一个什么院长。当时他也很牛气的，他那个位子都是不错的。他管那么多人么，光是监听国际电话的就十三万人。他们监听电话的技术都很好的，要是注意谁，就能把和这个人差不多的声音都打包，然后再来分析。他们连传真都截收的，我那时在厦门，他们从上海就截到我的传真，他们还拿来给我看。
问：姬胜德和“远华案”到底是什么关系？
赖：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就是要置他于死地，所以就把他装到“远华案”里来，这样才是“第一大案”嘛!没有这些人，李纪周呀，姬胜德呀，王乐毅呀，什么什么人，怎么算“第一大案”呢？
问：你跟姬胜德是很密切的朋友吗？ 。
赖：他这样的人是应该会看人的，他也是要看是什么人才来往的。我猜他也是看我人可靠，是不会出卖朋友，出事情会反咬一口的那种人嘛，我们是有机会见面就一定会见面的那种朋友，不管我在北京、深圳、厦门还是在香港，只要他到那里，知道我在就一定会和我见面喽。我们见过的面是数不清了。
问：你认为他的结局会怎么样？
赖：共产党这种做法根本没有人能够猜到的，根本没有道理可讲的。要是可以猜到他会怎么做他们做的事要是可以讲出道理，那我想是不会抓姬胜德的。毕竟他还是军方的特务头子。他做的事情也是做得够多的了，但是有人要搞他。
问：你说是谁要搞姬胜德呢？
赖：姬胜德的事，据我知道就是熊光楷这边有问题。
问：也就是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熊光楷要动他，为什么呢？
赖：姬胜德为什么出事呢？有两个原因，就是和熊光楷有矛盾。熊光楷当总参二部的部长时，姬胜德是副部长。后来熊光楷提升当了副总参谋长，姬胜德还是立过功的。也就是姬胜德情报工作做得好，上边对这一块满意，熊光楷就占了便宜。
问：这么说，熊光楷和姬胜德不应该势不两立呀？
赖：熊光楷刚当上副总长时，他们关系还不错。但是，因为熊光楷当过二部部长，原来二部的处长和副处长跟他都很熟，他当副总长又是分管情报，就直接指挥下面了。越过了姬胜德，这样姬胜德就很不满意喽。姬胜德为这个发过脾气，还给熊光楷抓到过。可是熊光楷有时做得也过份，事情本来是姬胜德做的事情，熊光楷就拿去上面汇报，还不带姬胜德去，姬胜德当然心里就很不舒服了。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姬胜德也告诉过我，我知道他们的“过节“很厉害了。他就跟姬胜德过不去，两个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差。姬胜德要什么人，他就不批，他要往二部放什么人，姬胜德也不要了。
问：但是姬胜德的这个位置是很特别的，军情头子不是一般的人呀，怎么能想动就动了呢？谁有这样的本事能动他？
赖：那就是江泽民嘛，大家都知道熊光楷是江泽民的人嘛。姬胜德是个不大听话的人，江泽民应该一直都不喜欢他。再有就是江泽民听了熊光楷的汇报，因为那时他们的关系已经很僵了，还有别的一些事，有些事我也不是很清楚了。
问：那么他的事情和你及“远华案”是怎么扯上的呢？
赖：他们也知道姬胜德是我的朋友，姬胜德也为我的事替我说过话。就是要看怎么样才能够动得了他，就是要动他就要挂在我身上才可以动，不然怎么动？说“远华案”是什么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案，说我拉拢干部下水什么什么喽。
The image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attachments/2009/07/1_2009070918265816353.jpg” cannot be displayed, because it contains errors.《中国新权贵之孙子世代》
姬胜德落网经过
1999年3月中旬，姬胜德在珠海接获通知，让他赶回北京玉泉山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姬胜德赶到会场一看，发现气氛不对劲，无人跟他打招呼。只有迟浩田对他说：近年来你的业务很忙，该休息休息了。姬胜德一听，立即发了呆。
迟浩田接着宣布：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核准，中纪委、军纪委决定：自即日起留点审查（即隔离审查）。迟浩田问姬胜德：你有什话要讲？
姬说：我父亲知道没有？我想见见张万年、尉健行。又说：我会老实交待我的生活问题的。
在他身旁的中纪委副书记、军纪委书记周子玉立即对姬说：如果是生活问题，会对你采取留点审查措施吗？有什么问题，你很明白，组织也很清楚。
据指出，姬胜德在出任解放军情报副部长之时，为了敛财及保护自己和家人，早已与妻子魏珍私下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实际上两人并未真正离婚。
姬胜德在留点审查期间，仅交侍了曾奸污女青年、收受中资港商的金钱等问题。他在此期间，先后搞过多次“绝食抗议”和一系列的企图自杀。他曾用袜子做成绳子勒紧自己的喉咙自杀，甚至在提审时突然冲向窗口要跳楼自杀。
到了1999年6月，由军纪委书记周子玉、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代表军事检察院对姬胜德宣布：依法逮捕。姬胜德听了宣布，当即瘫倒在地。
1999年8月初，军事法庭开始对姬胜德案进行审理，认定姬胜德犯有三项罪行：(一)收受犯罪集团人民币、美金、港币贿赂，折合共213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有1590万元被他套汇成外币，在外国开设了私人账户；(二)挪用、侵吞军事用途的资金975万，已挥霍和给家属在海外置业达900万元人民币； (三)长期隐瞒、欺骗组织其配偶加入外国国籍的事实，隐瞒本人和社会上、香港、外国组织的不正当关系，并透露、泄露了军方机密等。
这三项罪行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判死刑。中央军委审议意见是“死刑”，中纪委审议意见也是“死刑”。中央政治局审议时，支持军事法庭审议的意见：死刑。江泽民在会上说：军中败类、民族败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共产党就不能给我独子留条命”
当时正在北京香山养老的姬鹏飞得知其独子罪行足以判死刑后，先后四次写信给江泽民、张万年、迟浩田，请求宽恕姬胜德，免其一死。
姬鹏飞还向薄一波、宋任穷、万里、宋平、谷牧、张爱萍等老同志请求协助，向中央政治局陈情。但，这些老同志都很为难，主要因素是姬胜德长期隐瞒、欺骗组织，本人身居要职却与外国有不正常关系并泄露了军方机密，这些罪行过于严重，致使他们不愿、也下敢为其说情。
2000年1月中旬，中纪委、中央办公厅派出中办主任王刚，到北京香山姬鹏飞养老处，作了简单答覆：中央和江泽民同志看了来信，作了郑重讨论，认为姬胜德案情十分严重，在党内、军内已引起公愤，对于量刑，将按法律程序进行，并请姬老安度晚年。
王刚在谈话中透露：死刑是难免的，但能推迟一、二年执行。暗示内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姬鹏飞听了之后，破口大骂：凭我和老伴为党为国奋斗近70年，共产党就不能刀下留情，给我独子留条命。要死，我就死在中南海！又骂道：见个政治局常委，要比当年见毛泽东还难，这是什么世道！
用红酒吞服30多粒安眠药片
2000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对老同志进行登门拜访，被姬鹏飞拒绝了，并说：我要见儿子！他又向中央提出要求，能否让姬胜德春节时回家一聚，再返监狱服刑？得到的回答是：根据现行司法规则，疑犯不能假释返家过节。
于是，姬鹏飞相约了十多名平日来往较近的老同志，节日到他家聚餐，想趁此商议一下如何为免儿子一死作最后努力。结果这十多老人都托词节日忙，婉拒了到姬府聚餐。
2月8日中午，姬鹏飞在书房写了遗嘱之后，用红酒吞服30多粒安眠药片，入睡了。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将姬送三军医院抢救。姬鹏飞被送院后，已处于临床死亡，但院方仍用生命仪器和药物来维持微弱的心脏跳动，为的是等候中央指示如何宣布他的死亡。
到2月10日中午，生命仪器也无能为力了。新华社才发出讣告：姬鹏飞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
许寒冰和姬胜德也企图自杀
姬胜德之出席其父的追悼会，是其母许寒冰奔走求情，哭到薄一波家里请求的。当局批准同意姬胜德出席追悼会，张万年提出了附带条件：必须遵守规则，追悼会结束后必须返回，不能送灵车到八宝山火化场。如果在会场搞事，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对此，许寒冰、姬胜德都签字作了保证，姬胜德才得以出席其父的追悼会。
被关在总参监护所的姬胜德参加完父亲葬礼后，感觉前途更加无望，于8月13日用牙刷柄割脉，并吞服70多片利眠宁（安眠药），但自杀未遂。
姬鹏飞的妻子许寒冰要求江泽民准予姬胜德以高血压症为由保外就医被拒，又提出每周探望三次、送食品不受限制的要求。又遭拒，许悲愤难抑，于2001年9月14日晚吞服安眠药自杀，在301医院被抢救了过来。
2001年，姬胜德被检方控以受贿罪、贪污罪及挪用公款罪等多项罪名解放军军事法庭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上诉后，中共高层认为他在后期主动交代问题，积极退还赃款，并主动揭发其他人的违法乱纪行为，有立功表现。 2002年终审判决将姬的刑罚由死缓改为无期徒刑。
后来，姬胜德以患有严重心脏病为由，获准保外就医，姬胜德被送到京郊一军队医院治疗。
但同案其他人则没有那么幸运，通过对姬胜德通谍、走私、贪污等问题的调查，在总参就至少牵出十余人，并间接引发总参情报部出身的国防部美洲大洋洲局长徐俊平大校于2000年12月叛逃美国。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5)
53 树不起来的“毛主义” 1966～1970年 72～76岁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对澳大利亚毛主义党的领袖希尔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统一”。“蒙古人、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一世界。今天的美国、苏联，也想统一世界。希待勒想统一世界，日本想统一太平洋地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照我看，统一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能够统一的。”
毛显然认为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他说美国、苏联都不行：“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少，到处打起来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它们都怕打核战争。他们不怕别的国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哪个国家人口最多呢？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呢？自然是中国，自然是毛泽东。他梦想着在不久的将来如愿以偿：“再过五年，我们的国家就有条件了”。
正是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毛发展核武器不惜一切代价。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在本土进行了一次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试验。没有任何一个核国家敢这样做，因为稍有偏差就等于自己往自己人民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这枚核导弹在中国西北部穿行八百公里，飞行轨道下有人口稠密的城镇。这种类型的导弹在不携带核弹头的冷试验中，曾屡出差错。三天前，毛指示做这次试验时说：“这次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他不在乎原子弹掉在自己人民头上。
参加试验的人都准备一死。发射团的人写了遗书，交到毛的桌上。落弹区基地司令员把他的指挥部设在一座山顶上，他说：“一旦导弹出现偏差，如果落在前面，我们可隐蔽在山后：如果在山后爆炸，我们可隐蔽在山前。山顶成了我们进退依托的屏障。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自我安慰。”
幸好发射成功。这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成功是侥幸的。负责导弹研究的七机部一院副院长说：该导弹进入小批生产阶段时，“问题接踵而来。”“故障表现非常相似，都是在起飞不久即向前翻滚，所不同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其中的一枚刚起飞二十二秒，就向前翻滚在空中坠毁。”官方怀疑“阶级敌人破坏”，科学家有的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高压气候下，毫不奇怪，毛生前未能拥有他向往的洲际导弹。中国的第一枚洲际导弹是一九八○年发射成功的，那时毛已死了好几年。
一九六六年十月的那次成功，也许有个外来因素。纳粹德国的一名主要导弹专家皮尔兹（Wolfgang Pilz）当时秘密在中国工作，一位印度外交宫在北京看到他跟三名德国同事一起。皮尔兹来中国前曾在埃及主持核武器研制工作，但中国用高薪和更好的技术条件把他引诱了来。中国也曾努力引诱别的德国核专家，可是美国出更大的价钱把他们弄到美国去了。
十月试验成功后，毛十分乐观。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主管核武器制造的“中央专委”会上说：各种导弹，包括洲际导弹，要“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毛更加乐观了。七月七日，他在接见参加试验人员时说：“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两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现在世界上是第四位。”毛也许忘了，这样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帮助。
雄心勃勃的毛对核试验人员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地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兵工厂。”
在这样一种趾高气扬的心态下，毛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全世界推向高峰。“宣传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官方自吹自擂地宣布“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不惜血本地把小红书推销到一百多个国家去，声称“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世界人民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喜得这红宝书，就像久早逢甘露，雾航见灯塔。”中国对外人员倾巢而出，逼着人家颂扬毛。
缅甸是一个例子。中国外交官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小红书和毛像章，规定华侨学校的学生老师挥舞小红书、佩带毛像章、唱语录歌、向毛的肖像三呼万岁等等。缅甸政府认为这些举动是对它的权威的挑战，在一九六七年中下令禁止。毛生气了，要外交机构鼓励华侨公开抵抗缅甸政府的法令，流血死人在所不惜。这引起缅甸全面排华，祸及所有华侨。
毛让他扶植起来的缅甸共产党大打内战，推翻缅甸政府。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他说：“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这样我们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在中共五十四军受训多年的缅共骨干，要他们“返回缅甸闹革命”。这批人的中国妻子随着他们去了缅甸。当初缅共骨干为了找妻子，在大街上到处看，看上哪位漂亮姑娘，由陪同的中国军官出面问女孩的单位住址，然后到她单位去进行政治审查，合格后单位领导找女孩谈话。女孩们有的受宠若惊，有的不情愿。对不情愿的要“做工作”，说这是“政治任务”，直到答应为止。
缅共的营地里挂着毛的像，每天要向毛的像敬礼，背毛语录。打了胜仗开庆祝会，对着台下的缅甸老百姓，宣传队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跳的是“忠字舞”，喊的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和在中国没什么区别。
中国国内建立了秘密营地，训练外国的毛主义者。其中一个在北京西山，内容包括如何使用武器炸药。“毛泽东思想”是每日必修课，雷打不动。
在这位“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光环上，有一大污点：香港、澳门仍然是西方殖民地。要收回它们再容易不过，只要截断中国大陆供水供食品就行。当毛指责赫鲁晓夫“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时，赫鲁晓夫曾反唇相讥，说印度的尼赫鲁刚刚收回了葡萄牙殖民地果阿（Goa），港澳的“殖民主义者放的屁不会比果阿的更香吧？”赫鲁晓夫挖苦说，毛是住在“殖民主义者的厕所旁边”。香港、澳门于是便成了毛的一块心病。有一次他主动对从英国统治下独立的索马里总理舍马克（Abd-irashid Ali Shermarke）说：香港“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毛不愿收回港澳完全出于实用目的。香港是中国最大的外汇来源，是获得西方军工技术设备不可或缺的要道。中国要进口的都在美国禁运的单子上，大多得通过香港暗地做交易。毛只能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在香港有一大批台湾情报人员，他们所干的事之一是向美国政府提供西方公司破坏禁运的情报，使西方公司因为怕受到美国制裁而不敢放手作交易。这批人是毛的眼中钉。为了把台湾情报网除掉，毛政权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一九五五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Kashmir Princess）”事件就是一例。
那年四月，周恩来要去印尼万隆开亚非会议，中国包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可乘一百来人，从香港飞往印尼。台湾特务以为周恩来会乘这架专机，拟出一个在香港机场往飞机上放定时炸弹的计划。中国政府在三月就获悉这一计划，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它，没有告诉印度航空公司，没有告诉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没有告诉香港当局，更没有告诉乘客——十一名中共干部和外国记者。飞机在空中爆炸，这十一个人和五名机组人员做了牺牲品。
飞机刚一落海，中共马上宣布是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了炸弹。万隆归来后，周恩来向港英当局提供了一系列台湾特务名单，要求把他们驱逐出香港。英国政府人士怀疑：“这起事件完全可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他们做得出来……即使不是自己制造，他们也只想利用它而不想制止它。”英国人以为制造这起事件的目的是“以牺牲自己人的生命，来做反对我们的宣传材料”。
为了与大陆保持良好关系，港英当局满足了周的要求，在一年中递解了四十多名台湾重要谍报人员出境，尽管没有任何立得住脚的证据证明这些人犯了什么法。蒋介石在香港的情报网几乎破坏殆尽。没有这些人从中阻挠，毛政权经香港跟西方秘密做成了好几笔为核工业服务的大生意，仅一笔就花了中国三百万两黄金。
文革开始后，毛政权在香港也搞起了对毛个人崇拜的活动，受到港英当局的压制。毛感到有必要让全世界看见他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澳门葡萄牙军队对抗议的人群开怆，打死打伤二百多人。随后，葡澳总督被迫在毛的大肖像下当众认错道歉。毛想在香港重演这一幕，用香港左派的血，来迫使英国人低头。
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一场劳工纠纷后，毛政权鼓励香港左派搞暴力示威，以诱港英镇压，造成死伤。当有人被警方打死后，中国外交部马上向英国要求赔礼道歉。英国没有按中国说的办。
为了继续扩大事端，北京给香港左派打气，公开暗示会提前收回香港（《人民日报》六·三社论，周恩来六月二十四日讲话等），使香港左派有恃无恐。在持续的暴力冲突中，又有数人死亡，但港英当局仍拒绝道歉。
《人民日报》七月五日社论号召香港左派把目标对准警察：“要严厉制裁这些坏家伙，杀人要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七月八日，周恩来派中共士兵穿着便衣偷越边境，在当天的冲突中枪杀了五名警察。这次行动是外交部的人在中国境内的沙头角监督实施的。杀警察的目的是刺激警方报复，以造成更多的死伤，压港英当局认错。
港英当局寸步不让，对付办法是大肆逮捕香港左派。中方能做的，除了从北京发抗议，就是组织人在香港到处放“真假炸弹”。港英当局的回答是继续抓人。英国人在显示：我才是香港的主人。
毛的最大弱点是：他不能收回香港。用周恩来引他的话说：“香港还是那个样子。创周解释说毛的意思是：香港现状不变。周还特别担心英国人会归还香港，几次在内部忧心忡忡地说：“搞不好，要搞出一个提前收回香港。”
英国人摸准了毛的底牌，将了毛一军。中方骑虎难下。八月二十日，周恩来不明智地批准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港英当局四十八小时内释放被逮捕的十九名新闻记者。英国人置之不理。时间到了，毛下不了台，只得在北京进行报复。
八月二十二日，一万多暴民放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把英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陷在里面几乎烧死，英国代办被粗暴地揪斗，英国妇女被流氓侮辱。
这段时间，一连串其他国家驻华使馆、机构也同样成了毛泄愤的对象。遭到围攻打砸的有苏联、蒙古、印尼、印度、缅甸大使馆，都是官方批准的，由外交部告诉红卫兵谁可围，谁可攻，谁可砸。从百万人游行示威把使馆围得水泄不通，密密麻麻地贴满大字报、大标语，到在毛巨幅画像下用高音喇叭破口大骂；从砸家具烧汽车，到对外交官和夫人孩子推搡恫吓，一边喊：“打死他！打死他！”
就连北朝鲜也未能幸免。金日成不服毛管，毛曾支持北朝鲜领导中的“延安派”设法推翻他。金把这些人抓的抓，杀的杀，其余赶到中国。据北朝鲜官方文件，毛后来“再三为中共不正当地干涉朝鲜内政表示歉意”，按金的要求把留在北朝鲜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中苏分裂时，金又不站在毛一边。毛怒上加怒。一九六七年一月，专管在国外搞颠覆的康生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说：“金日成应该被推翻，这样朝鲜的局势就能改观。”在围攻使馆的浪潮中，红卫兵冲着北朝鲜大使馆高呼：“打倒金胖子”。金日成以牙还牙，给平壤的“毛泽东广场”改了名字，把朝鲜战争纪念馆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全部关掉，跟苏联靠得更近。
到一九六七年九月底，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八个国家中的近三十个都卷入了外交纷争，有的外交关系降格，有的关闭大使馆。“十一”国庆节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外国人。毛后来说这段时间是“极左派当权”，都是他们的错。事实上，中国外交从来没有离开过毛泽东的掌握。
推销毛主义在西方获得一些成功。小红书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一度走红，有人把毛当作“哲学家”。深具影力的法国作家萨特（Jean-Paul Sartre）甚至说毛的“革命暴力”是“道德”的，“道德”二字他还加了着重号。
可是，大多数“毛主义者”，不是对毛抱着不实际的幻想，就是喜欢标新立异，再不就是“吃毛饭”的。他们并不真听毛的话。毛主义党成员屈指可数。一九六八年西方学生闹事时，不少打着毛的旗帜，毛满怀希望地说这是“欧洲历史上的新气象”，把在中国受训的西欧人派回去搞组织领导。结果一事无成。
在亚非拉，毛派组织带来的也只有失望。在非洲，扎伊尔（Zaire）总统蒙博托（Joseph Mobutu）告诉我们，毛见到他时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真是你吗？蒙博托？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来推翻你啊，甚至要把我干掉。可你还是活着。”毛提起他曾资助的蒙博托的对手，说：“我们给他们钱和武器。就是他们不会打，打不赢啊，那我有啥办法啊！”
毛在中东也白费心血。在一九五六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他曾想扮演指导者的角色，十一月三日给埃及一份“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可纳赛尔总统没当作一回事。纳赛尔的主要顾问赫克尔（Mohamed Hasanein Heikal）告诉我们，毛的建议被搁在一大堆来往电报的底层。毛提出派给埃及二十五万“志愿军”，纳赛尔没有接受。毛还向埃及提出：“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如果埃及硬要还，“过了一百年以后再还吧。”中国赠给埃及两千万瑞士法郎的现金，并在中埃贸易上故意让中国吃亏，埃及得利。纳赛尔要的是军火，毛指示“无偿援助”。可是，中国只能出产步兵轻武器，埃及不需要。毛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六日战争”中，毛又给纳赛尔寄了一份“人民战争”计划，要纳赛尔“诱敌深入”，退到西奈半岛，甚至退到另一个国家苏丹的首都喀土穆去。纳赛尔谢绝了，耐着性子解释说：“西奈是块沙漠，打不了人民战争，那里没有人民。”毛一怒之下转过头来支持反纳赛尔的势力。可毛始终未能在中东建立起任何毛派组织。
毛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硬要别人在他和苏联之间做出选择。拉丁美洲就是如此。他在古巴身上花了不少钱，要拉古巴反苏，但卡斯特罗不听他的。卡斯特罗在毛活着时从未访问过中国。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他在群众大会上抨击中国，说中国在供应大米的问题上向古巴施加经济压力，以逼迫古巴跟着它走。一个月后，他进一步指责中国企图在古巴军队中策反。毛说卡斯特罗是“豺狼当道”。卡斯特罗说毛是“一堆大粪”。
毛把希望寄托在卡斯特罗的战友格瓦拉身上。格瓦拉一九六○年第一次访华时，毛对他异常亲密，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说他读过格瓦拉的文章，很赞赏他。格瓦拉也恭维毛，但毛最终未能拉住他一起反苏。一九六七年他被杀害后，康生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说：“拉丁美洲的革命进行得很不错，特别是在格瓦拉失败以后。”
毛一生都没能看到一个像样的拉美毛派组织。秘鲁的毛派“光明之路”（Shining Path），是在毛死后四年的一九八○年才成立的，领导人加日曼（Abimael Guzman）也自称“世界革命领袖”。成立那年，他们纪念毛的生日，在首都利马的街灯上吊着死狗，狗身上里着标语，骂邓小平是“狗崽子”，背叛了毛的路线。
即使是毛所在的亚洲，毛也处处受阻。最惨的是“失去”越共。越共是斯大林一九五○年划归毛“管”的，多年来毛出钱出人，帮越共先打法国，再战美国。但毛把越共当棋子使用，导致越共反目为仇。
一九五四年，毛军事工业化起步，需要从西方购买禁运物资。他把法国作为打破禁运的缺口。那时法国同越共在打仗。毛的计划是让越共扩大战争，“以增加法国内部的困难”（周恩来的话），在法国人焦头烂额时，中国站出来帮法国跟越共达成协议，以换取法国在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问题上的通融。
四月，解决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开会前一个多月，毛就已经决定要在会上达成停战协议。但是他没有向越共交底，而是给越共领导人印象，他支持他们一直打下去。当时越共在南方势力强大，在北边，奠边府战役正在进行。毛于四月四日指示中国驻越共军事总顾问韦国清转告越共★：“争取雨季前（五月初）结束奠边府战役，利用雨季休整补充。八月或九月开始向琅勃拉邦和越曾（万象）进攻，解放该两城”。这两个城市是老挝的双首都。毛要越共“积极准备本年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开始向河内、海防地区进攻，争取一九五五年解放三角地区〔红河三角洲〕。”
（★毛参与指挥越共的战争。朝鲜战争时，他缩小了越战的规模。一九五三年五月，他一决定在朝鲜停战，就把大批中国军官从朝鲜直接派去越南。打奠边府战役，中国起了关键作用。是中国搞到法国绝密的战略部署“纳尔瓦计划”（以法国将军纳尔瓦Henri Navarre命名），由韦国清亲自交给胡志明。正是根据这份情报才决定打奠边府这场决战。一九五四年五月，在大量中国的军事援助和顾问临助下，决战大获全胜。）
越共五月七日攻下奠边府，法国政府六月十七日垮台。做交易的时刻到了。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瑞士会见新任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和他商定了停战方案。
回转身周要越共接受这个方案。越共领导人不愿意签字。黎笋后来回忆说：周表示，“要是越南人还想继续打，只好自己管自己，他不会再帮忙，他压我们停战。”越南战争没有中国就打不下去。胡志明要主持谈判的范文同总理签字，范流着眼泪签了。黎笋受命向越南南方的部队报告这个消息：“我坐着牛车到南方去，一路上，同胞们都来欢迎我，都以为我们打了大胜仗。真是太痛苦了。”越共对中共的不信任感从此而生。而法国着手放宽对中国的禁运。
多年来，中国可说是北越唯一的资助者。一九六五年初，苏联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等人开始大量援越，提供打美国飞机最需要的高射炮、地对空导弹等重武器。毛怕苏联取代他做越共的保护人，劝苏联人不要管越南的事。他对苏联总理柯西金说：“北越人民没有苏联的帮助也打得很好……他们能靠自己的力量把美国人赶出去。”他还说：“越南人民自己能照顾自己，空袭炸死的人不多，而且死一些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共领导人建议苏联“在西边其他地方对付美帝国主义”。
毛也竭力想说动越共拒绝苏联援助。周恩来对范文同总理说：“没有苏联援助更好，我是不赞成苏联志愿人员去越南的，也不赞成苏联援越。”周甚至对胡志明说：苏联援越的目的“是改善美苏关系”。哪怕周恩来有三寸不烂之舌，这样的逻辑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毛没有办法阻止越共接受苏援，更没有办法拉越共同苏联决裂。他想通过亲华的胡志明掌握越共。但胡在越共领导人中并非说一不二。胡经常住在中国，曾向中方表示想找一位中国夫人，中方也给他物色了一位。但越共否决了这一婚姻，说他们的领袖保持独身对事业更有利。毛要维持他对越共的影响，唯一的办法是多给钱，多给物资，多派士兵。★
（★从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八年，中国向北越派出三十二万多人的军队，包括十五万多人的高炮部队，有的到一九七三年才回国。这些部队使北越得以腾出兵力到南越打仗，有的还有中国顾问随行。）
即使这样，越共也不买帐，未经毛同意就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宣布同美国谈判。周恩来责备他们说：“好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急急忙忙发表这个声明。……这是世界人民的看法。”周居然还把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于四月四日被害怪在越共头上，说“如果你们的声明晚一两天发表，暗杀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
谈判时，毛想插上一手。周对越共说，中国比越共更有谈判经验。越共不予理会。毛的报复是让周拒绝接待来要援助的越南党政代表团，理由是中国领导人“国内事忙”。但毛最终还是不得不继续向越共大把撒钱。要当世界革命领袖，他不能不站在打美国人的越共背后。
越共不仅不听毛的，还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中国给老挝共产党人大量援助，老挝人还是选择了追随越共。一九六八年九月，老挝领导人几次委婉地请中国联络组组长“回国休假”，中方只得撤走。老挝同越共一样，与莫斯科越来越贴近。
到六十年代末，世界“反美”领袖仍然是苏联，而不是毛。中共官员在大小场合喋喋不休地指责苏联给帝国主义帮忙，听众常常听得不耐烦，替他们脸红。不止一次，有人站起来叫中共的人闭嘴。美国官方也得出结论：毛主义在发展中国家不再构成威胁。毛清楚他的失败。一九六九年，他对中央文革小组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毛认为那些“毛主义”组织简直没用，削减了对它们的援助。
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柬埔寨发生政变。被推翻的西哈努克亲王坚信政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干的，决心同美国战斗到底。西哈努克在政变第二天从苏联到中国。毛请他留在中国。越南战争已由此变成整个印度支那的反美战争，印支三国之一的首脑西哈努克流亡中国，毛希望通过做西哈努克的靠山，树立起反美领袖的形象。
西哈努克留在中国后，中国给他提供了七个厨师、七个糕饼师傅，还从巴黎专门给他空运鹅肝。他有自己的专列，出国旅行时有两架飞机，一架载他的行李和礼品。毛对他说：“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多为你做点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西哈努克一提钱，抱歉给中国增加负担，毛就说：“我请你给我们多增加一点负担。”
秘密住在中国的“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中方压力下同西哈努克合作。中国曾支持“红色高棉”要推翻他。两年前的一九六八年三月，西哈努克公开指责北京“玩肮脏的把戏”，说“红色高棉是他们一手造出来的”。“就在前两天，我们才缴获了一大批各式武器，都是从中国运来的。” ”
如今西哈努克成了毛的宝贝。毛以西哈努克的名义召开印支三国高峰会议，会议四月在广州举行。开幕时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向与会者和全世界显示实力。卫星绕着地球播放毛的颂歌（东方红）。毛接见放卫星的有功之臣时，乐得合不拢嘴，一再说：“了不起啊！了不起啊！”
毛然后以全球反美斗争领袖的口气发表“五·二○”声明，题目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西哈努克站在身旁，由此时还得势的林彪面对五十万人宣读声明。
为了念这个声明，病恹恹的林彪打了一针兴奋剂。出场前，西哈努克注意到，林“看去好像轻飘飘有点管束不了自己，他不时打断毛，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地大声发表反美演说”。到他讲话时，林拖着长长的颤声说：“我要发表讲话！——我讲讲关于越南——两个越南——半个越南——”这样颠三倒四了几句之后才言归正传，但还是把“巴勒斯坦”念成了“巴基斯坦”。
声明点名谴责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喝醉了酒的尼克松暴怒之余，下令调动军舰。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对他说，毛“除了口头上鼓励鼓励越南以外，拿不出什么东西”。美国人于是对毛的声明没有反应。即使在印支战争中，西方人看重的也是越南。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称：西哈努克“要想重返政坛得依靠越南”。基辛格开口闭口谈的都是“河内对柬埔寨的野心”。
毛对西方不把他当回事大为光火，骂基辛格是“臭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根本不懂外交”。毛想了一个别的办法让自己处在世界的聚光灯下：把美国总统“钓”来中国。(待续)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对澳大利亚毛主义党的领袖希尔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统一”。“蒙古人、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一世界。今天的美国、苏联，也想统一世界。希待勒想统一世界，日本想统一太平洋地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照我看，统一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能够统一的。”
毛显然认为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他说美国、苏联都不行：“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少，到处打起来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它们都怕打核战争。他们不怕别的国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哪个国家人口最多呢？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呢？自然是中国，自然是毛泽东。他梦想着在不久的将来如愿以偿：“再过五年，我们的国家就有条件了”。
正是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毛发展核武器不惜一切代价。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在本土进行了一次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试验。没有任何一个核国家敢这样做，因为稍有偏差就等于自己往自己人民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这枚核导弹在中国西北部穿行八百公里，飞行轨道下有人口稠密的城镇。这种类型的导弹在不携带核弹头的冷试验中，曾屡出差错。三天前，毛指示做这次试验时说：“这次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他不在乎原子弹掉在自己人民头上。
参加试验的人都准备一死。发射团的人写了遗书，交到毛的桌上。落弹区基地司令员把他的指挥部设在一座山顶上，他说：“一旦导弹出现偏差，如果落在前面，我们可隐蔽在山后：如果在山后爆炸，我们可隐蔽在山前。山顶成了我们进退依托的屏障。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自我安慰。”
幸好发射成功。这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成功是侥幸的。负责导弹研究的七机部一院副院长说：该导弹进入小批生产阶段时，“问题接踵而来。”“故障表现非常相似，都是在起飞不久即向前翻滚，所不同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其中的一枚刚起飞二十二秒，就向前翻滚在空中坠毁。”官方怀疑“阶级敌人破坏”，科学家有的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高压气候下，毫不奇怪，毛生前未能拥有他向往的洲际导弹。中国的第一枚洲际导弹是一九八○年发射成功的，那时毛已死了好几年。
一九六六年十月的那次成功，也许有个外来因素。纳粹德国的一名主要导弹专家皮尔兹（Wolfgang Pilz）当时秘密在中国工作，一位印度外交宫在北京看到他跟三名德国同事一起。皮尔兹来中国前曾在埃及主持核武器研制工作，但中国用高薪和更好的技术条件把他引诱了来。中国也曾努力引诱别的德国核专家，可是美国出更大的价钱把他们弄到美国去了。
十月试验成功后，毛十分乐观。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主管核武器制造的“中央专委”会上说：各种导弹，包括洲际导弹，要“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毛更加乐观了。七月七日，他在接见参加试验人员时说：“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两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现在世界上是第四位。”毛也许忘了，这样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帮助。
雄心勃勃的毛对核试验人员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地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兵工厂。”
在这样一种趾高气扬的心态下，毛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全世界推向高峰。“宣传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官方自吹自擂地宣布“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不惜血本地把小红书推销到一百多个国家去，声称“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世界人民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喜得这红宝书，就像久早逢甘露，雾航见灯塔。”中国对外人员倾巢而出，逼着人家颂扬毛。
缅甸是一个例子。中国外交官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小红书和毛像章，规定华侨学校的学生老师挥舞小红书、佩带毛像章、唱语录歌、向毛的肖像三呼万岁等等。缅甸政府认为这些举动是对它的权威的挑战，在一九六七年中下令禁止。毛生气了，要外交机构鼓励华侨公开抵抗缅甸政府的法令，流血死人在所不惜。这引起缅甸全面排华，祸及所有华侨。
毛让他扶植起来的缅甸共产党大打内战，推翻缅甸政府。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他说：“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这样我们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在中共五十四军受训多年的缅共骨干，要他们“返回缅甸闹革命”。这批人的中国妻子随着他们去了缅甸。当初缅共骨干为了找妻子，在大街上到处看，看上哪位漂亮姑娘，由陪同的中国军官出面问女孩的单位住址，然后到她单位去进行政治审查，合格后单位领导找女孩谈话。女孩们有的受宠若惊，有的不情愿。对不情愿的要“做工作”，说这是“政治任务”，直到答应为止。
缅共的营地里挂着毛的像，每天要向毛的像敬礼，背毛语录。打了胜仗开庆祝会，对着台下的缅甸老百姓，宣传队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跳的是“忠字舞”，喊的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和在中国没什么区别。
中国国内建立了秘密营地，训练外国的毛主义者。其中一个在北京西山，内容包括如何使用武器炸药。“毛泽东思想”是每日必修课，雷打不动。
在这位“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光环上，有一大污点：香港、澳门仍然是西方殖民地。要收回它们再容易不过，只要截断中国大陆供水供食品就行。当毛指责赫鲁晓夫“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时，赫鲁晓夫曾反唇相讥，说印度的尼赫鲁刚刚收回了葡萄牙殖民地果阿（Goa），港澳的“殖民主义者放的屁不会比果阿的更香吧？”赫鲁晓夫挖苦说，毛是住在“殖民主义者的厕所旁边”。香港、澳门于是便成了毛的一块心病。有一次他主动对从英国统治下独立的索马里总理舍马克（Abd-irashid Ali Shermarke）说：香港“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毛不愿收回港澳完全出于实用目的。香港是中国最大的外汇来源，是获得西方军工技术设备不可或缺的要道。中国要进口的都在美国禁运的单子上，大多得通过香港暗地做交易。毛只能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在香港有一大批台湾情报人员，他们所干的事之一是向美国政府提供西方公司破坏禁运的情报，使西方公司因为怕受到美国制裁而不敢放手作交易。这批人是毛的眼中钉。为了把台湾情报网除掉，毛政权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一九五五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Kashmir Princess）”事件就是一例。
那年四月，周恩来要去印尼万隆开亚非会议，中国包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可乘一百来人，从香港飞往印尼。台湾特务以为周恩来会乘这架专机，拟出一个在香港机场往飞机上放定时炸弹的计划。中国政府在三月就获悉这一计划，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它，没有告诉印度航空公司，没有告诉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没有告诉香港当局，更没有告诉乘客——十一名中共干部和外国记者。飞机在空中爆炸，这十一个人和五名机组人员做了牺牲品。
飞机刚一落海，中共马上宣布是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了炸弹。万隆归来后，周恩来向港英当局提供了一系列台湾特务名单，要求把他们驱逐出香港。英国政府人士怀疑：“这起事件完全可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他们做得出来……即使不是自己制造，他们也只想利用它而不想制止它。”英国人以为制造这起事件的目的是“以牺牲自己人的生命，来做反对我们的宣传材料”。
为了与大陆保持良好关系，港英当局满足了周的要求，在一年中递解了四十多名台湾重要谍报人员出境，尽管没有任何立得住脚的证据证明这些人犯了什么法。蒋介石在香港的情报网几乎破坏殆尽。没有这些人从中阻挠，毛政权经香港跟西方秘密做成了好几笔为核工业服务的大生意，仅一笔就花了中国三百万两黄金。
文革开始后，毛政权在香港也搞起了对毛个人崇拜的活动，受到港英当局的压制。毛感到有必要让全世界看见他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澳门葡萄牙军队对抗议的人群开怆，打死打伤二百多人。随后，葡澳总督被迫在毛的大肖像下当众认错道歉。毛想在香港重演这一幕，用香港左派的血，来迫使英国人低头。
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一场劳工纠纷后，毛政权鼓励香港左派搞暴力示威，以诱港英镇压，造成死伤。当有人被警方打死后，中国外交部马上向英国要求赔礼道歉。英国没有按中国说的办。
为了继续扩大事端，北京给香港左派打气，公开暗示会提前收回香港（《人民日报》六·三社论，周恩来六月二十四日讲话等），使香港左派有恃无恐。在持续的暴力冲突中，又有数人死亡，但港英当局仍拒绝道歉。
《人民日报》七月五日社论号召香港左派把目标对准警察：“要严厉制裁这些坏家伙，杀人要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七月八日，周恩来派中共士兵穿着便衣偷越边境，在当天的冲突中枪杀了五名警察。这次行动是外交部的人在中国境内的沙头角监督实施的。杀警察的目的是刺激警方报复，以造成更多的死伤，压港英当局认错。
港英当局寸步不让，对付办法是大肆逮捕香港左派。中方能做的，除了从北京发抗议，就是组织人在香港到处放“真假炸弹”。港英当局的回答是继续抓人。英国人在显示：我才是香港的主人。
毛的最大弱点是：他不能收回香港。用周恩来引他的话说：“香港还是那个样子。创周解释说毛的意思是：香港现状不变。周还特别担心英国人会归还香港，几次在内部忧心忡忡地说：“搞不好，要搞出一个提前收回香港。”
英国人摸准了毛的底牌，将了毛一军。中方骑虎难下。八月二十日，周恩来不明智地批准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港英当局四十八小时内释放被逮捕的十九名新闻记者。英国人置之不理。时间到了，毛下不了台，只得在北京进行报复。
八月二十二日，一万多暴民放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把英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陷在里面几乎烧死，英国代办被粗暴地揪斗，英国妇女被流氓侮辱。
这段时间，一连串其他国家驻华使馆、机构也同样成了毛泄愤的对象。遭到围攻打砸的有苏联、蒙古、印尼、印度、缅甸大使馆，都是官方批准的，由外交部告诉红卫兵谁可围，谁可攻，谁可砸。从百万人游行示威把使馆围得水泄不通，密密麻麻地贴满大字报、大标语，到在毛巨幅画像下用高音喇叭破口大骂；从砸家具烧汽车，到对外交官和夫人孩子推搡恫吓，一边喊：“打死他！打死他！”
就连北朝鲜也未能幸免。金日成不服毛管，毛曾支持北朝鲜领导中的“延安派”设法推翻他。金把这些人抓的抓，杀的杀，其余赶到中国。据北朝鲜官方文件，毛后来“再三为中共不正当地干涉朝鲜内政表示歉意”，按金的要求把留在北朝鲜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中苏分裂时，金又不站在毛一边。毛怒上加怒。一九六七年一月，专管在国外搞颠覆的康生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说：“金日成应该被推翻，这样朝鲜的局势就能改观。”在围攻使馆的浪潮中，红卫兵冲着北朝鲜大使馆高呼：“打倒金胖子”。金日成以牙还牙，给平壤的“毛泽东广场”改了名字，把朝鲜战争纪念馆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全部关掉，跟苏联靠得更近。
到一九六七年九月底，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八个国家中的近三十个都卷入了外交纷争，有的外交关系降格，有的关闭大使馆。“十一”国庆节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外国人。毛后来说这段时间是“极左派当权”，都是他们的错。事实上，中国外交从来没有离开过毛泽东的掌握。
推销毛主义在西方获得一些成功。小红书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一度走红，有人把毛当作“哲学家”。深具影力的法国作家萨特（Jean-Paul Sartre）甚至说毛的“革命暴力”是“道德”的，“道德”二字他还加了着重号。
可是，大多数“毛主义者”，不是对毛抱着不实际的幻想，就是喜欢标新立异，再不就是“吃毛饭”的。他们并不真听毛的话。毛主义党成员屈指可数。一九六八年西方学生闹事时，不少打着毛的旗帜，毛满怀希望地说这是“欧洲历史上的新气象”，把在中国受训的西欧人派回去搞组织领导。结果一事无成。
在亚非拉，毛派组织带来的也只有失望。在非洲，扎伊尔（Zaire）总统蒙博托（Joseph Mobutu）告诉我们，毛见到他时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真是你吗？蒙博托？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来推翻你啊，甚至要把我干掉。可你还是活着。”毛提起他曾资助的蒙博托的对手，说：“我们给他们钱和武器。就是他们不会打，打不赢啊，那我有啥办法啊！”
毛在中东也白费心血。在一九五六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他曾想扮演指导者的角色，十一月三日给埃及一份“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可纳赛尔总统没当作一回事。纳赛尔的主要顾问赫克尔（Mohamed Hasanein Heikal）告诉我们，毛的建议被搁在一大堆来往电报的底层。毛提出派给埃及二十五万“志愿军”，纳赛尔没有接受。毛还向埃及提出：“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如果埃及硬要还，“过了一百年以后再还吧。”中国赠给埃及两千万瑞士法郎的现金，并在中埃贸易上故意让中国吃亏，埃及得利。纳赛尔要的是军火，毛指示“无偿援助”。可是，中国只能出产步兵轻武器，埃及不需要。毛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六日战争”中，毛又给纳赛尔寄了一份“人民战争”计划，要纳赛尔“诱敌深入”，退到西奈半岛，甚至退到另一个国家苏丹的首都喀土穆去。纳赛尔谢绝了，耐着性子解释说：“西奈是块沙漠，打不了人民战争，那里没有人民。”毛一怒之下转过头来支持反纳赛尔的势力。可毛始终未能在中东建立起任何毛派组织。
毛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硬要别人在他和苏联之间做出选择。拉丁美洲就是如此。他在古巴身上花了不少钱，要拉古巴反苏，但卡斯特罗不听他的。卡斯特罗在毛活着时从未访问过中国。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他在群众大会上抨击中国，说中国在供应大米的问题上向古巴施加经济压力，以逼迫古巴跟着它走。一个月后，他进一步指责中国企图在古巴军队中策反。毛说卡斯特罗是“豺狼当道”。卡斯特罗说毛是“一堆大粪”。
毛把希望寄托在卡斯特罗的战友格瓦拉身上。格瓦拉一九六○年第一次访华时，毛对他异常亲密，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说他读过格瓦拉的文章，很赞赏他。格瓦拉也恭维毛，但毛最终未能拉住他一起反苏。一九六七年他被杀害后，康生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说：“拉丁美洲的革命进行得很不错，特别是在格瓦拉失败以后。”
毛一生都没能看到一个像样的拉美毛派组织。秘鲁的毛派“光明之路”（Shining Path），是在毛死后四年的一九八○年才成立的，领导人加日曼（Abimael Guzman）也自称“世界革命领袖”。成立那年，他们纪念毛的生日，在首都利马的街灯上吊着死狗，狗身上里着标语，骂邓小平是“狗崽子”，背叛了毛的路线。
即使是毛所在的亚洲，毛也处处受阻。最惨的是“失去”越共。越共是斯大林一九五○年划归毛“管”的，多年来毛出钱出人，帮越共先打法国，再战美国。但毛把越共当棋子使用，导致越共反目为仇。
一九五四年，毛军事工业化起步，需要从西方购买禁运物资。他把法国作为打破禁运的缺口。那时法国同越共在打仗。毛的计划是让越共扩大战争，“以增加法国内部的困难”（周恩来的话），在法国人焦头烂额时，中国站出来帮法国跟越共达成协议，以换取法国在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问题上的通融。
四月，解决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开会前一个多月，毛就已经决定要在会上达成停战协议。但是他没有向越共交底，而是给越共领导人印象，他支持他们一直打下去。当时越共在南方势力强大，在北边，奠边府战役正在进行。毛于四月四日指示中国驻越共军事总顾问韦国清转告越共★：“争取雨季前（五月初）结束奠边府战役，利用雨季休整补充。八月或九月开始向琅勃拉邦和越曾（万象）进攻，解放该两城”。这两个城市是老挝的双首都。毛要越共“积极准备本年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开始向河内、海防地区进攻，争取一九五五年解放三角地区〔红河三角洲〕。”
（★毛参与指挥越共的战争。朝鲜战争时，他缩小了越战的规模。一九五三年五月，他一决定在朝鲜停战，就把大批中国军官从朝鲜直接派去越南。打奠边府战役，中国起了关键作用。是中国搞到法国绝密的战略部署“纳尔瓦计划”（以法国将军纳尔瓦Henri Navarre命名），由韦国清亲自交给胡志明。正是根据这份情报才决定打奠边府这场决战。一九五四年五月，在大量中国的军事援助和顾问临助下，决战大获全胜。）
越共五月七日攻下奠边府，法国政府六月十七日垮台。做交易的时刻到了。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瑞士会见新任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和他商定了停战方案。
回转身周要越共接受这个方案。越共领导人不愿意签字。黎笋后来回忆说：周表示，“要是越南人还想继续打，只好自己管自己，他不会再帮忙，他压我们停战。”越南战争没有中国就打不下去。胡志明要主持谈判的范文同总理签字，范流着眼泪签了。黎笋受命向越南南方的部队报告这个消息：“我坐着牛车到南方去，一路上，同胞们都来欢迎我，都以为我们打了大胜仗。真是太痛苦了。”越共对中共的不信任感从此而生。而法国着手放宽对中国的禁运。
多年来，中国可说是北越唯一的资助者。一九六五年初，苏联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等人开始大量援越，提供打美国飞机最需要的高射炮、地对空导弹等重武器。毛怕苏联取代他做越共的保护人，劝苏联人不要管越南的事。他对苏联总理柯西金说：“北越人民没有苏联的帮助也打得很好……他们能靠自己的力量把美国人赶出去。”他还说：“越南人民自己能照顾自己，空袭炸死的人不多，而且死一些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共领导人建议苏联“在西边其他地方对付美帝国主义”。
毛也竭力想说动越共拒绝苏联援助。周恩来对范文同总理说：“没有苏联援助更好，我是不赞成苏联志愿人员去越南的，也不赞成苏联援越。”周甚至对胡志明说：苏联援越的目的“是改善美苏关系”。哪怕周恩来有三寸不烂之舌，这样的逻辑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毛没有办法阻止越共接受苏援，更没有办法拉越共同苏联决裂。他想通过亲华的胡志明掌握越共。但胡在越共领导人中并非说一不二。胡经常住在中国，曾向中方表示想找一位中国夫人，中方也给他物色了一位。但越共否决了这一婚姻，说他们的领袖保持独身对事业更有利。毛要维持他对越共的影响，唯一的办法是多给钱，多给物资，多派士兵。★
（★从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八年，中国向北越派出三十二万多人的军队，包括十五万多人的高炮部队，有的到一九七三年才回国。这些部队使北越得以腾出兵力到南越打仗，有的还有中国顾问随行。）
即使这样，越共也不买帐，未经毛同意就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宣布同美国谈判。周恩来责备他们说：“好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急急忙忙发表这个声明。……这是世界人民的看法。”周居然还把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于四月四日被害怪在越共头上，说“如果你们的声明晚一两天发表，暗杀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
谈判时，毛想插上一手。周对越共说，中国比越共更有谈判经验。越共不予理会。毛的报复是让周拒绝接待来要援助的越南党政代表团，理由是中国领导人“国内事忙”。但毛最终还是不得不继续向越共大把撒钱。要当世界革命领袖，他不能不站在打美国人的越共背后。
越共不仅不听毛的，还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中国给老挝共产党人大量援助，老挝人还是选择了追随越共。一九六八年九月，老挝领导人几次委婉地请中国联络组组长“回国休假”，中方只得撤走。老挝同越共一样，与莫斯科越来越贴近。
到六十年代末，世界“反美”领袖仍然是苏联，而不是毛。中共官员在大小场合喋喋不休地指责苏联给帝国主义帮忙，听众常常听得不耐烦，替他们脸红。不止一次，有人站起来叫中共的人闭嘴。美国官方也得出结论：毛主义在发展中国家不再构成威胁。毛清楚他的失败。一九六九年，他对中央文革小组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毛认为那些“毛主义”组织简直没用，削减了对它们的援助。
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柬埔寨发生政变。被推翻的西哈努克亲王坚信政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干的，决心同美国战斗到底。西哈努克在政变第二天从苏联到中国。毛请他留在中国。越南战争已由此变成整个印度支那的反美战争，印支三国之一的首脑西哈努克流亡中国，毛希望通过做西哈努克的靠山，树立起反美领袖的形象。
西哈努克留在中国后，中国给他提供了七个厨师、七个糕饼师傅，还从巴黎专门给他空运鹅肝。他有自己的专列，出国旅行时有两架飞机，一架载他的行李和礼品。毛对他说：“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多为你做点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西哈努克一提钱，抱歉给中国增加负担，毛就说：“我请你给我们多增加一点负担。”
秘密住在中国的“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中方压力下同西哈努克合作。中国曾支持“红色高棉”要推翻他。两年前的一九六八年三月，西哈努克公开指责北京“玩肮脏的把戏”，说“红色高棉是他们一手造出来的”。“就在前两天，我们才缴获了一大批各式武器，都是从中国运来的。” ”
如今西哈努克成了毛的宝贝。毛以西哈努克的名义召开印支三国高峰会议，会议四月在广州举行。开幕时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向与会者和全世界显示实力。卫星绕着地球播放毛的颂歌（东方红）。毛接见放卫星的有功之臣时，乐得合不拢嘴，一再说：“了不起啊！了不起啊！”
毛然后以全球反美斗争领袖的口气发表“五·二○”声明，题目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西哈努克站在身旁，由此时还得势的林彪面对五十万人宣读声明。
为了念这个声明，病恹恹的林彪打了一针兴奋剂。出场前，西哈努克注意到，林“看去好像轻飘飘有点管束不了自己，他不时打断毛，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地大声发表反美演说”。到他讲话时，林拖着长长的颤声说：“我要发表讲话！——我讲讲关于越南——两个越南——半个越南——”这样颠三倒四了几句之后才言归正传，但还是把“巴勒斯坦”念成了“巴基斯坦”。
声明点名谴责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喝醉了酒的尼克松暴怒之余，下令调动军舰。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对他说，毛“除了口头上鼓励鼓励越南以外，拿不出什么东西”。美国人于是对毛的声明没有反应。即使在印支战争中，西方人看重的也是越南。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称：西哈努克“要想重返政坛得依靠越南”。基辛格开口闭口谈的都是“河内对柬埔寨的野心”。
毛对西方不把他当回事大为光火，骂基辛格是“臭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根本不懂外交”。毛想了一个别的办法让自己处在世界的聚光灯下：把美国总统“钓”来中国。(待续)
zt-新疆乌鲁木齐数万民众游行要求区委书记下台，发生冲突至数人死亡
出现针扎事件后，防暴警察驱散民众
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一连串“针扎”事件，局势再度紧张。汉族居民对政府反应迟钝、措施不力表示不满，举行抗议示威。新华社在报导中隐瞒两个重要细节。在这次《对比新闻》节目里，我们来对比新华社和西方媒体的有关报导。
新华社9月3日报导：“2日下午15时50分前后，乌鲁木齐小西门商业区一带发生商户和周边群众上街聚集并游行事件，游行持续约1个小时。”“乌鲁木齐市数万人3日在主要街道和商业区聚集游行，抗议连日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针刺伤害’事件。聚集人群致使城市部分交通瘫痪，乌鲁木齐警察全面出动，维护现场秩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和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到聚集现场，呼吁民众保持克制冷静。”
新华网9月4日报导说：“一些群众因此在市区部分地区聚集游行，要求严惩犯罪分子。在聚集游行过程中，少数群众情绪激动、行为失控。”
新华网9月5日报导说：“9月3日至目前，因再次发生数起‘针扎事件’，导致群众聚集游行，部分地段发生小规模冲突。”
新华社的报导对于“行为失控”和“小规模冲突”都没有详细说明。其它中国媒体的口径与新华社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行为失控”和抗议示威者的要求*
西方媒体报导了中国媒体没有报导的事件细节。美国之音9月4日报导：“这次游行示威......很快就聚集上万民众。”“一位新疆居民说：‘全都是汉族，......喊的口号是王乐泉下台，王乐泉滚蛋。’”
德国之声9月4日报导说：“周四进行的抗议示威活动中，示威者们还喊出要求新疆自治区区委书记‘王乐泉下台’的口号。......有网络公布的消息称，王乐泉讲话时，有人向他投掷水瓶。”
《华盛顿邮报》9月6日报导说：“成千上万抗议者星期四和星期五要求栗智和他的上司、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下台。”
英国《泰晤士报》9月7日报导说：“当王乐泉要向抗议者发表讲话的时候，抗议者们的吼叫声压过了他的声音。”
英国《金融时报》9月5日报导说：“新疆政府出乎意料地遇到自己人的愤怒。几十年来，新疆当局把数百万汉族人带进新疆，对这个最西边的地区进行殖民。统治者一直对当地最大的民族维吾尔人保持警惕，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但是自从星期三以后，汉人一直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街头游行，要求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下台。”
《澳大利亚人报》9月5日报导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新疆仅仅一个星期以后，这里再次成为火药桶。”“大规模抗议呼吁王乐泉这样一位高层党的官员辞职，这在共产党中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英国《卫报》9月3日报导说：“成千上万汉族人走上街头，示威者要求当地最高官员下台，这是汉族人对共产党发出的罕见的公开挑战。”
*“小规模冲突”和催泪瓦斯*
中国媒体除了没有报导抗议群众要求王乐泉下台的细节以外，还对另一个细节守口如瓶。德国之声9月5日报导说：“周四和周五都发生了示威者同警方的冲突， 警察动用了催泪瓦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9月4日报导：“警察星期五向示威者发射了催泪瓦斯。”
在《华尔街日报》9月6日的视频报导中可以看到，中国警察向示威人群发射了大量催泪弹，以便驱散他们。
新华社9月4日的英文报导曾经报导警察对抗议示威者使用了催泪瓦斯，但是新华社的中文报导并没有提到这个细节。
*栗智的自信和王乐泉的前途*
美国之音9月6日报导说：“今年3月‘两会’期间，美国之音记者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采访了作为新疆人大代表的这位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当时，栗智对新疆形势做出乐观判断，那就是，‘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栗智说：‘对新疆来说，恐怖势力它什么时候都有。但是这种恐怖过后，它翻不了大的浪花，因为各族人民群众是反对恐怖的。虽然有个别人在讲一讲、闹一闹，没有更大的问题。......大局是稳定。’当时，满脸笑容的栗智万万想不到，时隔不到半年，他竟会为此翻船。”
美联社9月6日报导说：“星期六，抗议者取得了部分胜利，乌鲁木齐市党委书记栗智和新疆的警方首脑被撤换。”
《华尔街日报》9月7日报导说：“示威者要求撤销新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现在还不知道星期六撤换两位级别较低的官员是否足以平息汉族人的愤怒，解除对王乐泉的压力。”
新加坡《海峡时报》9月6日报导说：“......59岁的乌鲁木齐党的负责人栗智被撤职。但是示威者一直要求撤换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一个没透露姓名的乌鲁木齐政府官员告诉《星期天泰晤士报》记者：‘没有几个人要求栗智下台。多数抗议者要求王乐泉下台。栗智是替罪羊。’”“分析人士说，胡锦涛主席不太可能牺牲王乐泉。王乐泉在政治上的崛起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共青团，那是胡锦涛的权力基础。在香港的老资格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说：‘王乐泉同胡锦涛的关系太密切了，而且他是政治局委员，撤换王乐泉会意味着整个新疆-西藏政坛会变动。’”
王乐泉在“7.5事件”之后向乌鲁木齐民众说：“我们的专政力量完全可以把坏人打掉。”今天，乌鲁木齐的汉族民众还会相信他吗？
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一连串“针扎”事件，局势再度紧张。汉族居民对政府反应迟钝、措施不力表示不满，举行抗议示威。新华社在报导中隐瞒两个重要细节。在这次《对比新闻》节目里，我们来对比新华社和西方媒体的有关报导。
新华社9月3日报导：“2日下午15时50分前后，乌鲁木齐小西门商业区一带发生商户和周边群众上街聚集并游行事件，游行持续约1个小时。”“乌鲁木齐市数万人3日在主要街道和商业区聚集游行，抗议连日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针刺伤害’事件。聚集人群致使城市部分交通瘫痪，乌鲁木齐警察全面出动，维护现场秩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和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到聚集现场，呼吁民众保持克制冷静。”
新华网9月4日报导说：“一些群众因此在市区部分地区聚集游行，要求严惩犯罪分子。在聚集游行过程中，少数群众情绪激动、行为失控。”
新华网9月5日报导说：“9月3日至目前，因再次发生数起‘针扎事件’，导致群众聚集游行，部分地段发生小规模冲突。”
新华社的报导对于“行为失控”和“小规模冲突”都没有详细说明。其它中国媒体的口径与新华社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行为失控”和抗议示威者的要求*
西方媒体报导了中国媒体没有报导的事件细节。美国之音9月4日报导：“这次游行示威......很快就聚集上万民众。”“一位新疆居民说：‘全都是汉族，......喊的口号是王乐泉下台，王乐泉滚蛋。’”
德国之声9月4日报导说：“周四进行的抗议示威活动中，示威者们还喊出要求新疆自治区区委书记‘王乐泉下台’的口号。......有网络公布的消息称，王乐泉讲话时，有人向他投掷水瓶。”
《华盛顿邮报》9月6日报导说：“成千上万抗议者星期四和星期五要求栗智和他的上司、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下台。”
英国《泰晤士报》9月7日报导说：“当王乐泉要向抗议者发表讲话的时候，抗议者们的吼叫声压过了他的声音。”
英国《金融时报》9月5日报导说：“新疆政府出乎意料地遇到自己人的愤怒。几十年来，新疆当局把数百万汉族人带进新疆，对这个最西边的地区进行殖民。统治者一直对当地最大的民族维吾尔人保持警惕，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但是自从星期三以后，汉人一直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街头游行，要求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下台。”
《澳大利亚人报》9月5日报导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新疆仅仅一个星期以后，这里再次成为火药桶。”“大规模抗议呼吁王乐泉这样一位高层党的官员辞职，这在共产党中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英国《卫报》9月3日报导说：“成千上万汉族人走上街头，示威者要求当地最高官员下台，这是汉族人对共产党发出的罕见的公开挑战。”
*“小规模冲突”和催泪瓦斯*
中国媒体除了没有报导抗议群众要求王乐泉下台的细节以外，还对另一个细节守口如瓶。德国之声9月5日报导说：“周四和周五都发生了示威者同警方的冲突， 警察动用了催泪瓦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9月4日报导：“警察星期五向示威者发射了催泪瓦斯。”
在《华尔街日报》9月6日的视频报导中可以看到，中国警察向示威人群发射了大量催泪弹，以便驱散他们。
新华社9月4日的英文报导曾经报导警察对抗议示威者使用了催泪瓦斯，但是新华社的中文报导并没有提到这个细节。
*栗智的自信和王乐泉的前途*
美国之音9月6日报导说：“今年3月‘两会’期间，美国之音记者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采访了作为新疆人大代表的这位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当时，栗智对新疆形势做出乐观判断，那就是，‘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栗智说：‘对新疆来说，恐怖势力它什么时候都有。但是这种恐怖过后，它翻不了大的浪花，因为各族人民群众是反对恐怖的。虽然有个别人在讲一讲、闹一闹，没有更大的问题。......大局是稳定。’当时，满脸笑容的栗智万万想不到，时隔不到半年，他竟会为此翻船。”
美联社9月6日报导说：“星期六，抗议者取得了部分胜利，乌鲁木齐市党委书记栗智和新疆的警方首脑被撤换。”
《华尔街日报》9月7日报导说：“示威者要求撤销新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现在还不知道星期六撤换两位级别较低的官员是否足以平息汉族人的愤怒，解除对王乐泉的压力。”
新加坡《海峡时报》9月6日报导说：“......59岁的乌鲁木齐党的负责人栗智被撤职。但是示威者一直要求撤换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一个没透露姓名的乌鲁木齐政府官员告诉《星期天泰晤士报》记者：‘没有几个人要求栗智下台。多数抗议者要求王乐泉下台。栗智是替罪羊。’”“分析人士说，胡锦涛主席不太可能牺牲王乐泉。王乐泉在政治上的崛起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共青团，那是胡锦涛的权力基础。在香港的老资格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说：‘王乐泉同胡锦涛的关系太密切了，而且他是政治局委员，撤换王乐泉会意味着整个新疆-西藏政坛会变动。’”
王乐泉在“7.5事件”之后向乌鲁木齐民众说：“我们的专政力量完全可以把坏人打掉。”今天，乌鲁木齐的汉族民众还会相信他吗？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4)
52 和林彪翻脸 1970～1971年 76～77岁
直到此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同林彪这对搭档，合作得颇为顺利。文革四年，林彪为毛提供了军队支持，毛也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林彪的权力欲望。中共长期以来不准提拔老婆的规矩被打破，叶群同江青一道进入政治局。毛甚至还容忍了对林彪也搞个人崇拜。人们手舞小红书，先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喊：“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庐山，毛忽然意识到，他给林彪的权力太大了，大得威胁到了自己。一开头是一件似乎无伤大雅的小事，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不想当主席，因为当了就免不了出国访问，免不了做许多礼仪上的杂事，都是他不想干的。但是毛又不愿意要林彪当。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他是一场恶梦。毛要把这个职位干脆取消。但是林彪要留着这个职位，自己起码当个副主席，否则在政府里他名不正，言不顺，二号人物的身份体现不出来。他只是个国防部长，在总理周恩来之下。政治局五个常委中（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另外三个都赞成林彪，要毛当主席，毛是孤零零一票。三个常委都把林的利益置于毛的意志之上，这阵势本身就是林彪权力的惊人表现。
使毛更加气恼的是，林在八月二十三日开幕大会上讲话时，不经他同意就把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向会议宣布。林讲完话后，毛的大总管、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慷慨激昂地发言支持林，说：“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汪东兴明知毛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可他还是反其意而行之。这样一个毛把生命都托付给他的人，居然把林的话看得比毛的重要。
汪东兴这样做有他的苦衷，要生存不能不讨好林彪。他看到，同样是毛的亲信的罗瑞卿、杨成武，在得罪了林彪后的下场。而且这次在庐山，毛又准备为了林而牺牲另一个他倚重的人：中共第七号人物张春桥。
五十三岁的张春桥是文革开始后，毛越级从上海提拔到最高层来的，看中他善于给毛的所作所为打上漂亮的意识形态包装。让人们以为毛搞文革真是为了什么“理论”，什么“主义”，张春桥功不可没。
张戴眼镜，不苟言笑，目光叫人莫测高深。林彪一帮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眼镜蛇”。他跟林彪保持距离。爱在下属中挑事的毛又曾对林说过，林年纪大了，张春桥可能来接班。林更视张为仇敌，不时把手下人收集的告张春桥状的材料送给毛。这次在开幕大会上讲话前，林告诉毛他想批张，毛点了头。林讲完话后，到会的人纷纷讨张，要求对张“千刀万剐”。
毛警觉到，林的权势到了几乎一手遮天的程度。即使得到毛的欢心的人，要想不倒台还得靠上林。毛不寒而栗。
他马上着手改变这种状况，在会上宣布不设国家主席，制止对张春桥的攻击，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毛把他从前的秘书、第五号人物陈伯达抛出来做替罪羊，软禁后投入监狱。陈跟林彪靠得太紧，失去了毛的信任。
毛要林在中共高层“表一个态”，说他受了陈伯达的骗。毛这是要林做检讨。林婉拒了。毛并不意外，他曾说：“林彪在我身边待了几十年，我对他的性格和做法很了解，他是不会写检查的，此人从来不做自我批评。”毛也从来没有逼过他。现在毛感到不逼他不行了，可是林彪非常固执，不肯让步。在长达四十年的合作之后，毛林搭档开始散架。
这次庐山会议在九月六日不圆不满地结束后，毛采取了连串步骤削减林的权力。他把林圈外的将领调来执掌北京的军权，并插入军委领导班子。毛的女友中跟林家沾边的，被清出中南海。
毛并不希望跟林彪彻底决裂，新当权者多是林彪班子选拔的人。对林削权而不清洗，毛行事得格外小心。无穷无尽的谋画、顾虑消耗了毛的大量精力。这年冬天，他得了肺炎，年届七十七岁的毛突然老了，从此疾病缠身。
要削弱林的权势，关键是要林当众做检讨，林就是不做。林明白一意孤行的结果是什么。一向孤独的他如今更加沉默寡言，极少会客，也不谈天，独自在室内踱步，有时看点电影。他口授了一封信给毛，意思是毛不能清洗他，文革的成果得靠他巩固。在叶群的坚持下，这封信没有发出。毛是不能容忍有人威胁他的。
林有条出路：逃往海外。毛从前的整肃对像在面临刀俎之灾时，逃亡的不乏其人：张国焘三十年代投向国民党，王明五十年代避难苏联。林彪握有空军，出走是不难的。最明显的目的地是苏联，他在那里前后住过四年，叶群能说点俄文，从前还有个情夫是位苏联军官。但是林彪显然对共产党政权缺乏信心，他把苏联只定为后备之路，第一选择是英国殖民地香港。
林的计划是先飞靠近香港的广州，那里的将领们对他绝对忠诚。跟这些人联络，踩熟这条路线，林仰仗儿子立果。一九七○年十一月，庐山会议毛林失和后不久，林立果就开始见广州军区、民航的人。他的好友时常来到广州，建立秘密据点，搞小型武器、通讯设备、汽车，学驾直升飞机。林立果的哥儿们都对他很仗义，搞这一系列活动，没有人告密。
二十多岁的林立果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不像一般高干子弟，他对参加红卫兵很不积极，只是在同学劝说下才勉强加入，但很快就离开了。他没有狂热，对打人、整人没有兴趣。他是个善良的人。他也是个花花公子，女朋友不少。爸爸妈妈视他为心头肉，妈妈更是派人到全国各地“选美”，要给宝贝儿子挑个完美的妻子。最后林立果选中了一位既美丽性感、又聪明有胆识的姑娘张宁。他同她一起听他热爱的西洋摇滚音乐，对她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
听西洋音乐只是林立果作为林彪儿子享有的无数特权之一。他能看到进口的西方科技刊物，看得爱不释手，对西方发达的科技十分倾心。他本人喜欢发明设计军事设备，颇有些成果。最重要的，一些只有林彪、叶群才有资格读到的高层绝密文件，他也能够看到，这使他讯息广泛，了解内情，思想难得的开放。
有了不受禁锢的头脑，林立果看透了毛的暴政。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和三个朋友凑在一起，把他们的思想倾泻在纸上。他们这样写道中国的现状：
——党内长期斗争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这些话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部分，“五七一”这个名字是林立果取的，因为它跟“武起义”同音，代表了他的愿望，就是搞武装政变，推翻毛的暴政。这几个年轻人要跟毛政权对着干，“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要“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他们谴责毛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行的是“法西斯主义”，“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今天甜言蜜语拉的那些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之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这些见解在当时的环境下真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林立果还给毛取了个外号：“B-52”轰炸机，说毛肚子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坏主意，一个主意就是一颗炸弹，掉下来能炸死一大片人。
林立果和朋友们讨论了如何刺杀毛。立果是中国的克劳斯·冯·施道芬堡（Claus von Stauffenberg），一九四四年企图刺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但他和朋友们的主意都只是空想，如“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准备了这些武器。毛对武器的控制和部队的调动，以及个人的保卫措施，都无懈可击。另外，正如《“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说，“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林立果的父亲造成的。）结果，这几个年轻人不敢把他们的计划透露给掌管军队的林的亲信，对其他朋友也绝口不提。林立果给了林彪和叶群一份，他们似乎没有给他出什么主意，但也没有提出非议。
一九七一年三月，毛决定召开有一百来人参加的会，听林彪管军队的几员大将做检讨。毛派周恩来到北戴河林彪的住处，要林参加会议，“讲几句话”。周恩来劝了林两天，差不多到了求林的地步，林不冷不热地拒绝了。这对毛的权威无异是极大的蔑视，毛大动肝火。四月二十九日，会议最后一天，周恩来受命做总结，说军委领导“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走错了路线”。
林彪也火了，以他独特的方式反击。两天后是五一劳动节，中共领导们得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谁不露面就表明出了麻烦。可是，那天晚上看烟火时，林彪连影子也没有。毛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与夫人坐在一桌，对面林彪的位子在那里空着。周恩来紧张地盯着空位子，不时起身打电话去催林彪。焰火开始好长时间了，林才姗姗而至，沉着脸，慢腾腾走到桌前落坐。
摄影师杜修贤这样描绘当时的场景：“我看到林彪坐下来，手脚快，先来了一张，根本不准备发表的，想等他们俩〔毛和林〕讲话。但他俩谁也不理谁。我们电影电视对着，等着他们讲话。林彪起来了，走了。我以为他到厕所去了。等他半小时还不来。我想林副主席上厕所怎么上这么长时间？其实他早走了。我们全愣了。会一散，总理问我，你给林副主席拍照了没有？我说他坐了不到一会儿就走了。总理说：我问你拍了没有？我说只拍了一张。他说：电影电视呢？我说我不清楚。总理把他们都叫来，训得一塌糊涂。训得一些老人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林彪坐了“不到一分钟”，跟谁也没打招呼，看也没看毛一眼。
林当然知道毛不会饶了他。就在那个月，林立果到广州查看去香港的路线。他到了罗湖桥头，离香港近到随行人怕港英警察开枪。
六月，林彪又再度同毛发生抵触。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伉俪 （Nicolae & Elena Ceausescu）来访，毛通知林彪参加会见。林彪说他“在出汗”，不肯去。叶群大哭起来，给他下跪，他才勉强去了。坐了不久，听见毛话里有话，旁敲侧击地刺他，他就起身离开接见大厅，坐到外面椅子上耷拉着头，弄得工作人员不知怎么回事，都很害怕。这之后，林立果再去广州，乘直升飞机飞绕香港边界。
八月，与林彪翻脸一年了，毛下决心清洗林彪。十四日，他去外地巡视，给一些主要省份的领导“打招呼”。这些人大多是林彪提拔的，毛得弄确实他跟林摊牌时，他们不会跟林走。一路上，毛不断地针对林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虽然毛叫听他讲话的人不准向林报告，有几个林的铁杆亲信还是把毛的话传给了林家。
这些话在九月六日传到。林彪夫妇和立果决定马上逃走。他们此时住在北戴河林家别墅里，山海关机场就在附近。八日，立果和好友周宇驰从那里飞去北京，预备出逃的飞机。林彪给了他们一纸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在北京军用机场，负责调配飞机的人依条绕过规定的程序，给林立果调了飞机。
林立果不想就这样逃走，他还想做番努力刺杀毛。这时毛正在上海地区，那里掌权的有忠实于林的军人，他们甚至还负责一部份毛的外围保卫工作。在这最后的关头，看来林彪同意立果一试，叶群对此举更是双手赞成。林立果在北戴河与未婚妻吻别时对她说：“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什么也不要讲，我不连累你。”
在北京，林立果要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组织攻打江青等人居住的钓鱼台，对他说毛所在的“南边”也会同时行动。王飞没有表示惊诧，可是他的回答却令人失望，他说他“无法说服部队行动”，而且，“北京市不准带武器进城，不等你到钓鱼台，就把你拦住了。再说，北京卫戍区部队很快就会到，就是冲进去，也跑不了。”
林立果找的另一个人是空军军官江腾蛟，中国最年轻的将军。由于各种原因，他恨透了毛泽东。林立果让他负责在上海附近行刺毛，他答应了。几个密谋者在一起考虑了不同的方案。一个是用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打毛的专列，一个是调高射炮平射毛的专列，一个是派他们在上海的人趁毛在专列上接见时带武器上车动手，等等。但这些方案都无法实施。毛的专列上有秘密探测仪器，武器带不上去。车身是加固防弹的，打不进去。高射炮一旦朝毛的专列方向移动就会被发现。他们又想起一个主意：轰炸毛的专列。他们找的投弹人是朝鲜战争的空战英雄、空军作战部长鲁鈱。鲁鈱害怕了，说没有轰炸机可派，回家让当医生的妻子给他眼睛里揉上盐水和过期的金霉素，使眼睛红肿，住进了医院。密谋者们还想了别的主意，但都解决不了关键问题：任何能行刺的兵器都靠近不了毛泽东专列。
紧张讨论了两天，林立果激动地挥舞拳头高喊，说他咽不下这口气，要拚个鱼死网破。万般无奈下，十日，他派好友刘沛丰飞北戴河，请他父亲下令给总参谋长黄永胜，帮助他们。林彪写了封亲笔信，傍晚带回北京。这封信没有交给黄。看来密谋者们信不过黄，怕他背叛他们。
接下去一切部太迟了，十一日，毛乘专列离开上海。得知这个消息后，林立果的几个朋友自告奋勇，要在“十一”国庆节那天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林立果流着眼泪说：“这样不行，我不允许你们这样做。”
暗杀计划就此告吹，林立果决定回头走外逃的路，先飞广州，再去香港。九月十二日晚，他乘林彪的专机“三叉戟”，飞回北戴河，准备第二天出走。
当天下午，毛回到北京，专列停在北京郊外丰台车站。他接见了北京军区负责人，一开始听取的是军队代表团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报告。会后回到中南海，一切都像往常出巡归来一样。负责警卫的官员们回家休息去了，有的吃了安眠药。毛也上床睡了。显然他对暗杀密谋全无所知。
就在毛宽衣就寝时，林彪这边活动紧张。林立果晚上九点回到北戴河，跟父母商定第二天一早外逃。他们对工作人员说早晨六点飞大连，那是林彪常去的地方，大家都觉得很自然，没人怀疑。就在这时，林立果走出了致命的一步：他告诉姐姐林豆豆，要她预备“明天早上六点行动”。
比立果年长两岁的豆豆，跟弟弟不一样，是个听毛话的姑娘。林彪、叶群都不想把出逃计划告诉她，怕她接受不了去揭发。可是林立果怕姐姐在他们逃走后“有危险”，说服了父母，在几天前把计划对她讲了，要带她一起走。正如她父母预见的，豆豆吓坏了。这个被毛的专制逻辑扭曲的天真女孩子，认为逃亡国外就是叛国，就是大逆不道。尽管立果提醒她，她热爱的父亲“身体这么弱，关进监狱能活几天？”这样明白有力的道理也不足以让她清醒。九月十二日晚，当立果通知她第二天早上出逃时，她立刻跑去向警卫部队报告。这一行动导致了全家的覆亡。
警卫部队连忙打电话给周恩来。周开始查问飞机调动情况，特别是林彪的专机“三叉戟”。立果的朋友给林家通了气。林彪感到了周恩来的怀疑，决定不等天明马上走。他同时决定不飞广州，改采备用方案经外蒙古飞苏联。这条线在中国领空的飞行航程短，只要一个多小时。
林立果打电话告诉朋友们路程的改变，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机长做好起飞的准备。他没想到周恩来的查问源于姐姐，要豆豆准备“现在就走！”林豆豆又跑去警卫部队报告，然后躲在那里。
豆豆的失踪使出逃更加紧迫。大约十一点五十分，林、叶、立果一行，匆忙乘车驰向山海关机场。林彪的卫士长跟着上了车，当车冲过警卫部队驻扎的路口，部队示意停车而不停时，他意识到林彪这是外逃。他想到要是他做了“叛徒”，老婆孩子就完了，于是大叫“停车”，随即开门跳下车去。数声枪响，有一发打中了他的手臂。他说是林立果打的，有人说是自伤，为的是保护自己。
警卫部队的车跟在林彪车后紧追。半个多小时后，林彪的车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机旁嘎然停下，后面追他的一辆吉普车离他只有二百公尺。叶群一下汽车就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林立果拿着手枪，也喊着：“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飞机发动了，登机的梯子没有到，一行人匆匆忙忙攀着一架小梯子爬进驾驶舱。
“三叉戟”于零点三十二分急促起飞，载着林家三口人，加上立果的朋友和林彪的座车司机。机组九个人里只有机长和三个机械师得以登机。机械师们刚来得及做飞机起飞的种种技术准备，正要加油时，林家人就赶到了。在叶群“快把油车开走！”的命令下，飞机起飞时未来得及加油，只有机存的十二吨半油。根据飞行高度、速度，这些油可供“三叉戟”飞两到三小时。
两小时后，飞机早已顺利离开中国领土，来到外蒙古草原上空。因为大半时间都低空飞行以躲避雷达，耗油量大，机上的油只剩大约二点五吨了，油表警告灯已经亮了好一阵子，驾驶员不敢再飞下去，必须马上降落。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夜里两点三十分，林彪的专机在土质松软的草原上迫降着陆时起火爆炸，机上九人全部罹难
林彪的专机起飞后不久，吃了安眠药正睡得晕沉沉的毛泽东被周恩来叫醒。毛睡觉的屋子是中南海游泳池的更衣室，在五十公尺长的池子一端，电话在池子另一端的警卫值班室，监视林彪飞机的人用电话随时向毛报告。电话响时，大总管汪东兴（此时已被毛原谅）来回奔走，把最新消息报告毛，再跑过去发指示。林的飞机一点五十分过边境，毛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采取行动。根据中共“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先生披露的周在“九·一三”当晚写给毛的信，可以断定，林彪的飞机不是毛打下来的。
当时供毛选择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派飞机拦截。毛不让拦截。他信不过林彪亲信密布的空军。相反地，他下了一道“禁空令”，全国飞机都不许起飞，陆军进驻所有机场，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升空。只是在林立果的三个朋友几小时后乘直升飞机从北京向境外飞去时，才派了八名信得过的飞行员升空迫降。直升飞机在北京郊区降下后，三个朋友约好一同自杀，两个对自己开了枪，第三个曾说他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B-52毛泽东，在最后一刻向天放了空枪。
毛身边工作人员得到命令“做好打仗的准备”，卫队进入一级战备，中南海、钓鱼台都挖起工事，怕林彪的人进攻。毛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那里室内有电梯下到通往西山的地下通道。跟随毛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说，他还从来没见过毛显得这样筋疲力尽，这样生气。
毛在不眠中待到十四日下午，直到周恩来带来好消息，林彪的飞机坠毁在蒙古草原。这对他是“最理想的结果”。毛高兴了，为了庆贺，还喝了一向不沾的茅台酒。★
（★苏联派克格勃专家扎格沃斯丁将军（Aleksandr Zagvozdin）到蒙古，去确认死的是林彪。扎格沃斯丁告诉我们，他把尸体挖出来看了，返莫斯科后他的上司不满足，把他又派了回去，在天寒地冻里重新掘出林彪、叶群的尸体，在大锅里煮了以后头骨运到莫斯科，跟林彪医疗档案中的X光照片比对。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终于确信死者是林彪。）
毛的兴奋很快被罩上阴影。十四日当天审讯林立果的朋友江腾蛟，发现了暗杀毛的密谋。这是中共高层第一起暗杀他的企图，对毛的震动之大无以复加。而且参与密谋的人不少，但没有一个出事前出来告发。毛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多少安眠药也无济于事。他发烧，咳嗽不停，躺下不能呼吸，只好日夜坐在沙发上，坐了三个星期，长了褥疮，心脏也出了问题。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Ethiopia）的海尔·塞拉西皇帝（Haile Selassie）时，只说了寥寥数语，周恩来早早地结束了会见。林彪出逃前一天才见到毛的官员，吃惊地发现毛一个月不到，形容全非。
毛绞尽脑汁地改进本来已严之又严的安全措施。所有负责警卫他的人都得详细报告跟林彪、叶群的关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给毛的书面检讨包括：“一九七○年春节，叶群还让保密员送来三斤竹笋、两只死野鸡。为了表示我对她的谢意，我在七○年春回送过叶群二十斤橘子。”
毛要张“今后注意几条”：
一、不要拉关系；
二、不要串门子；
三、不要请客送礼；
四、不要请人看戏，看电影；
五、不要同别人照相。
围绕着毛的是一个多么无情无趣，多么阴冷惨淡的世界啊！
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清理军队，林彪的人到处都是。毛无法弄清谁卷入了要刺杀他的密谋，谁是林彪的死党。在号召空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揭发林彪父子的会上，有一位跑到楼顶上高呼反对毛的口号，然后跳楼身亡。
谁来管军队？毛无奈只得起用叶剑英元帅。历史上叶是毛的追随者，因为直言反对文革，被毛打入冷宫，一度囚禁在家，他的好几个孩子和亲戚此时还在监狱中受罪。
地方上，毛不得不重新起用被他打倒的老干部。这些人文革中被整得家破人亡、死去活来，大多数现在“五七干校”变相劳改。毛在这些人心中已不再是神了。中央警卫局一位前副局长的话颇有代表性：“什么毛主席，什么党中央，到这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只想我的孩子。”
毛很清楚这一点，重新起用的事做得勉强缓慢。这时出了一件事。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因反对文革而受排挤的陈毅元帅患癌症去世。追悼会定在十日，规定小规模、低规格。连照片多大、花圈多少、参加人数都有限制，会场的取暖火炉也只准生两个。毛泽东无意出席。
尽管报纸上没有公布，但陈的死讯还是传开了。大群老干部聚集在医院外面，要求向遗体告别。人群的情绪不但是悲痛，而且是激愤。毛能感到人们的矛头对着他，意识到他必须做姿态来平息这些老干部的怒气。既然他不得不用他们，他就得安抚他们。
追悼会前，毛身边人看到他焦躁不安，“一脸阴霾”，“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追悼会即将开始的最后一刻，他才决定出席。他要借此向老干部表态，他是好人，迫害他们的是林彪。他对陈毅的遗孀说，林彪“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这话被广泛传播。报纸上又登出一张毛在追悼会上的照片，毛看上去一副痛苦模样，悲痛欲绝的陈毅夫人双手紧紧挽住他的胳膊。老干部们看了，对毛又泛起了好感。
陈毅追悼会那天天气严寒。毛因为被迫干他不情愿干的事，心头冒火，拒绝穿戴整齐。身边人要给他披上棉大衣，他摆手不要，只在睡衣外罩上一件呢大衣，衣着单薄地在那个冰凉的房间里开追悼会。七十八岁的他，回去就病了，病势越来越严重。二月十二日，他突然休克，心脏停止跳动，一阵紧急抢救后才苏醒过来。
毛在身体上、政治上都很虚弱了，他不得不容忍加快重新起用老干部的步伐。文革以来的一套严酷作法，有了改变。监狱里对犯人的虐待减少了，残酷的批斗会停止了。受林彪牵连的人虽然被集中看管起来（包括林豆豆），但同毛一向的做法相比，他们简直可以说是在受优待。最令人惊异的是，那些参与密谋刺杀毛的人，竟没有一个被枪毙。
文革这些年来，中国人生活里充满了野蛮，文明绝迹，整个社会箍得紧紧的，让人窒息。一位意大利心理分析家访华后惊叹道，他从未见过如此多紧张不堪的神情。现在人们终于可以缓缓气了。几本旧书，几支旧曲、几处古迹、几丛花卉，重新进入了生活。虽说允许的范围极其有限，一九七二年的春天到来时，随之而来的是一缕和煦的阳光，一丝轻松的气息。(待续)
直到此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同林彪这对搭档，合作得颇为顺利。文革四年，林彪为毛提供了军队支持，毛也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林彪的权力欲望。中共长期以来不准提拔老婆的规矩被打破，叶群同江青一道进入政治局。毛甚至还容忍了对林彪也搞个人崇拜。人们手舞小红书，先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喊：“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庐山，毛忽然意识到，他给林彪的权力太大了，大得威胁到了自己。一开头是一件似乎无伤大雅的小事，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不想当主席，因为当了就免不了出国访问，免不了做许多礼仪上的杂事，都是他不想干的。但是毛又不愿意要林彪当。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他是一场恶梦。毛要把这个职位干脆取消。但是林彪要留着这个职位，自己起码当个副主席，否则在政府里他名不正，言不顺，二号人物的身份体现不出来。他只是个国防部长，在总理周恩来之下。政治局五个常委中（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另外三个都赞成林彪，要毛当主席，毛是孤零零一票。三个常委都把林的利益置于毛的意志之上，这阵势本身就是林彪权力的惊人表现。
使毛更加气恼的是，林在八月二十三日开幕大会上讲话时，不经他同意就把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向会议宣布。林讲完话后，毛的大总管、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慷慨激昂地发言支持林，说：“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汪东兴明知毛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可他还是反其意而行之。这样一个毛把生命都托付给他的人，居然把林的话看得比毛的重要。
汪东兴这样做有他的苦衷，要生存不能不讨好林彪。他看到，同样是毛的亲信的罗瑞卿、杨成武，在得罪了林彪后的下场。而且这次在庐山，毛又准备为了林而牺牲另一个他倚重的人：中共第七号人物张春桥。
五十三岁的张春桥是文革开始后，毛越级从上海提拔到最高层来的，看中他善于给毛的所作所为打上漂亮的意识形态包装。让人们以为毛搞文革真是为了什么“理论”，什么“主义”，张春桥功不可没。
张戴眼镜，不苟言笑，目光叫人莫测高深。林彪一帮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眼镜蛇”。他跟林彪保持距离。爱在下属中挑事的毛又曾对林说过，林年纪大了，张春桥可能来接班。林更视张为仇敌，不时把手下人收集的告张春桥状的材料送给毛。这次在开幕大会上讲话前，林告诉毛他想批张，毛点了头。林讲完话后，到会的人纷纷讨张，要求对张“千刀万剐”。
毛警觉到，林的权势到了几乎一手遮天的程度。即使得到毛的欢心的人，要想不倒台还得靠上林。毛不寒而栗。
他马上着手改变这种状况，在会上宣布不设国家主席，制止对张春桥的攻击，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毛把他从前的秘书、第五号人物陈伯达抛出来做替罪羊，软禁后投入监狱。陈跟林彪靠得太紧，失去了毛的信任。
毛要林在中共高层“表一个态”，说他受了陈伯达的骗。毛这是要林做检讨。林婉拒了。毛并不意外，他曾说：“林彪在我身边待了几十年，我对他的性格和做法很了解，他是不会写检查的，此人从来不做自我批评。”毛也从来没有逼过他。现在毛感到不逼他不行了，可是林彪非常固执，不肯让步。在长达四十年的合作之后，毛林搭档开始散架。
这次庐山会议在九月六日不圆不满地结束后，毛采取了连串步骤削减林的权力。他把林圈外的将领调来执掌北京的军权，并插入军委领导班子。毛的女友中跟林家沾边的，被清出中南海。
毛并不希望跟林彪彻底决裂，新当权者多是林彪班子选拔的人。对林削权而不清洗，毛行事得格外小心。无穷无尽的谋画、顾虑消耗了毛的大量精力。这年冬天，他得了肺炎，年届七十七岁的毛突然老了，从此疾病缠身。
要削弱林的权势，关键是要林当众做检讨，林就是不做。林明白一意孤行的结果是什么。一向孤独的他如今更加沉默寡言，极少会客，也不谈天，独自在室内踱步，有时看点电影。他口授了一封信给毛，意思是毛不能清洗他，文革的成果得靠他巩固。在叶群的坚持下，这封信没有发出。毛是不能容忍有人威胁他的。
林有条出路：逃往海外。毛从前的整肃对像在面临刀俎之灾时，逃亡的不乏其人：张国焘三十年代投向国民党，王明五十年代避难苏联。林彪握有空军，出走是不难的。最明显的目的地是苏联，他在那里前后住过四年，叶群能说点俄文，从前还有个情夫是位苏联军官。但是林彪显然对共产党政权缺乏信心，他把苏联只定为后备之路，第一选择是英国殖民地香港。
林的计划是先飞靠近香港的广州，那里的将领们对他绝对忠诚。跟这些人联络，踩熟这条路线，林仰仗儿子立果。一九七○年十一月，庐山会议毛林失和后不久，林立果就开始见广州军区、民航的人。他的好友时常来到广州，建立秘密据点，搞小型武器、通讯设备、汽车，学驾直升飞机。林立果的哥儿们都对他很仗义，搞这一系列活动，没有人告密。
二十多岁的林立果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不像一般高干子弟，他对参加红卫兵很不积极，只是在同学劝说下才勉强加入，但很快就离开了。他没有狂热，对打人、整人没有兴趣。他是个善良的人。他也是个花花公子，女朋友不少。爸爸妈妈视他为心头肉，妈妈更是派人到全国各地“选美”，要给宝贝儿子挑个完美的妻子。最后林立果选中了一位既美丽性感、又聪明有胆识的姑娘张宁。他同她一起听他热爱的西洋摇滚音乐，对她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
听西洋音乐只是林立果作为林彪儿子享有的无数特权之一。他能看到进口的西方科技刊物，看得爱不释手，对西方发达的科技十分倾心。他本人喜欢发明设计军事设备，颇有些成果。最重要的，一些只有林彪、叶群才有资格读到的高层绝密文件，他也能够看到，这使他讯息广泛，了解内情，思想难得的开放。
有了不受禁锢的头脑，林立果看透了毛的暴政。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和三个朋友凑在一起，把他们的思想倾泻在纸上。他们这样写道中国的现状：
——党内长期斗争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这些话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部分，“五七一”这个名字是林立果取的，因为它跟“武起义”同音，代表了他的愿望，就是搞武装政变，推翻毛的暴政。这几个年轻人要跟毛政权对着干，“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要“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他们谴责毛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行的是“法西斯主义”，“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今天甜言蜜语拉的那些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之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这些见解在当时的环境下真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林立果还给毛取了个外号：“B-52”轰炸机，说毛肚子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坏主意，一个主意就是一颗炸弹，掉下来能炸死一大片人。
林立果和朋友们讨论了如何刺杀毛。立果是中国的克劳斯·冯·施道芬堡（Claus von Stauffenberg），一九四四年企图刺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但他和朋友们的主意都只是空想，如“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准备了这些武器。毛对武器的控制和部队的调动，以及个人的保卫措施，都无懈可击。另外，正如《“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说，“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林立果的父亲造成的。）结果，这几个年轻人不敢把他们的计划透露给掌管军队的林的亲信，对其他朋友也绝口不提。林立果给了林彪和叶群一份，他们似乎没有给他出什么主意，但也没有提出非议。
一九七一年三月，毛决定召开有一百来人参加的会，听林彪管军队的几员大将做检讨。毛派周恩来到北戴河林彪的住处，要林参加会议，“讲几句话”。周恩来劝了林两天，差不多到了求林的地步，林不冷不热地拒绝了。这对毛的权威无异是极大的蔑视，毛大动肝火。四月二十九日，会议最后一天，周恩来受命做总结，说军委领导“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走错了路线”。
林彪也火了，以他独特的方式反击。两天后是五一劳动节，中共领导们得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谁不露面就表明出了麻烦。可是，那天晚上看烟火时，林彪连影子也没有。毛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与夫人坐在一桌，对面林彪的位子在那里空着。周恩来紧张地盯着空位子，不时起身打电话去催林彪。焰火开始好长时间了，林才姗姗而至，沉着脸，慢腾腾走到桌前落坐。
摄影师杜修贤这样描绘当时的场景：“我看到林彪坐下来，手脚快，先来了一张，根本不准备发表的，想等他们俩〔毛和林〕讲话。但他俩谁也不理谁。我们电影电视对着，等着他们讲话。林彪起来了，走了。我以为他到厕所去了。等他半小时还不来。我想林副主席上厕所怎么上这么长时间？其实他早走了。我们全愣了。会一散，总理问我，你给林副主席拍照了没有？我说他坐了不到一会儿就走了。总理说：我问你拍了没有？我说只拍了一张。他说：电影电视呢？我说我不清楚。总理把他们都叫来，训得一塌糊涂。训得一些老人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林彪坐了“不到一分钟”，跟谁也没打招呼，看也没看毛一眼。
林当然知道毛不会饶了他。就在那个月，林立果到广州查看去香港的路线。他到了罗湖桥头，离香港近到随行人怕港英警察开枪。
六月，林彪又再度同毛发生抵触。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伉俪 （Nicolae & Elena Ceausescu）来访，毛通知林彪参加会见。林彪说他“在出汗”，不肯去。叶群大哭起来，给他下跪，他才勉强去了。坐了不久，听见毛话里有话，旁敲侧击地刺他，他就起身离开接见大厅，坐到外面椅子上耷拉着头，弄得工作人员不知怎么回事，都很害怕。这之后，林立果再去广州，乘直升飞机飞绕香港边界。
八月，与林彪翻脸一年了，毛下决心清洗林彪。十四日，他去外地巡视，给一些主要省份的领导“打招呼”。这些人大多是林彪提拔的，毛得弄确实他跟林摊牌时，他们不会跟林走。一路上，毛不断地针对林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虽然毛叫听他讲话的人不准向林报告，有几个林的铁杆亲信还是把毛的话传给了林家。
这些话在九月六日传到。林彪夫妇和立果决定马上逃走。他们此时住在北戴河林家别墅里，山海关机场就在附近。八日，立果和好友周宇驰从那里飞去北京，预备出逃的飞机。林彪给了他们一纸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在北京军用机场，负责调配飞机的人依条绕过规定的程序，给林立果调了飞机。
林立果不想就这样逃走，他还想做番努力刺杀毛。这时毛正在上海地区，那里掌权的有忠实于林的军人，他们甚至还负责一部份毛的外围保卫工作。在这最后的关头，看来林彪同意立果一试，叶群对此举更是双手赞成。林立果在北戴河与未婚妻吻别时对她说：“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什么也不要讲，我不连累你。”
在北京，林立果要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组织攻打江青等人居住的钓鱼台，对他说毛所在的“南边”也会同时行动。王飞没有表示惊诧，可是他的回答却令人失望，他说他“无法说服部队行动”，而且，“北京市不准带武器进城，不等你到钓鱼台，就把你拦住了。再说，北京卫戍区部队很快就会到，就是冲进去，也跑不了。”
林立果找的另一个人是空军军官江腾蛟，中国最年轻的将军。由于各种原因，他恨透了毛泽东。林立果让他负责在上海附近行刺毛，他答应了。几个密谋者在一起考虑了不同的方案。一个是用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打毛的专列，一个是调高射炮平射毛的专列，一个是派他们在上海的人趁毛在专列上接见时带武器上车动手，等等。但这些方案都无法实施。毛的专列上有秘密探测仪器，武器带不上去。车身是加固防弹的，打不进去。高射炮一旦朝毛的专列方向移动就会被发现。他们又想起一个主意：轰炸毛的专列。他们找的投弹人是朝鲜战争的空战英雄、空军作战部长鲁鈱。鲁鈱害怕了，说没有轰炸机可派，回家让当医生的妻子给他眼睛里揉上盐水和过期的金霉素，使眼睛红肿，住进了医院。密谋者们还想了别的主意，但都解决不了关键问题：任何能行刺的兵器都靠近不了毛泽东专列。
紧张讨论了两天，林立果激动地挥舞拳头高喊，说他咽不下这口气，要拚个鱼死网破。万般无奈下，十日，他派好友刘沛丰飞北戴河，请他父亲下令给总参谋长黄永胜，帮助他们。林彪写了封亲笔信，傍晚带回北京。这封信没有交给黄。看来密谋者们信不过黄，怕他背叛他们。
接下去一切部太迟了，十一日，毛乘专列离开上海。得知这个消息后，林立果的几个朋友自告奋勇，要在“十一”国庆节那天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林立果流着眼泪说：“这样不行，我不允许你们这样做。”
暗杀计划就此告吹，林立果决定回头走外逃的路，先飞广州，再去香港。九月十二日晚，他乘林彪的专机“三叉戟”，飞回北戴河，准备第二天出走。
当天下午，毛回到北京，专列停在北京郊外丰台车站。他接见了北京军区负责人，一开始听取的是军队代表团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报告。会后回到中南海，一切都像往常出巡归来一样。负责警卫的官员们回家休息去了，有的吃了安眠药。毛也上床睡了。显然他对暗杀密谋全无所知。
就在毛宽衣就寝时，林彪这边活动紧张。林立果晚上九点回到北戴河，跟父母商定第二天一早外逃。他们对工作人员说早晨六点飞大连，那是林彪常去的地方，大家都觉得很自然，没人怀疑。就在这时，林立果走出了致命的一步：他告诉姐姐林豆豆，要她预备“明天早上六点行动”。
比立果年长两岁的豆豆，跟弟弟不一样，是个听毛话的姑娘。林彪、叶群都不想把出逃计划告诉她，怕她接受不了去揭发。可是林立果怕姐姐在他们逃走后“有危险”，说服了父母，在几天前把计划对她讲了，要带她一起走。正如她父母预见的，豆豆吓坏了。这个被毛的专制逻辑扭曲的天真女孩子，认为逃亡国外就是叛国，就是大逆不道。尽管立果提醒她，她热爱的父亲“身体这么弱，关进监狱能活几天？”这样明白有力的道理也不足以让她清醒。九月十二日晚，当立果通知她第二天早上出逃时，她立刻跑去向警卫部队报告。这一行动导致了全家的覆亡。
警卫部队连忙打电话给周恩来。周开始查问飞机调动情况，特别是林彪的专机“三叉戟”。立果的朋友给林家通了气。林彪感到了周恩来的怀疑，决定不等天明马上走。他同时决定不飞广州，改采备用方案经外蒙古飞苏联。这条线在中国领空的飞行航程短，只要一个多小时。
林立果打电话告诉朋友们路程的改变，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机长做好起飞的准备。他没想到周恩来的查问源于姐姐，要豆豆准备“现在就走！”林豆豆又跑去警卫部队报告，然后躲在那里。
豆豆的失踪使出逃更加紧迫。大约十一点五十分，林、叶、立果一行，匆忙乘车驰向山海关机场。林彪的卫士长跟着上了车，当车冲过警卫部队驻扎的路口，部队示意停车而不停时，他意识到林彪这是外逃。他想到要是他做了“叛徒”，老婆孩子就完了，于是大叫“停车”，随即开门跳下车去。数声枪响，有一发打中了他的手臂。他说是林立果打的，有人说是自伤，为的是保护自己。
警卫部队的车跟在林彪车后紧追。半个多小时后，林彪的车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机旁嘎然停下，后面追他的一辆吉普车离他只有二百公尺。叶群一下汽车就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林立果拿着手枪，也喊着：“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飞机发动了，登机的梯子没有到，一行人匆匆忙忙攀着一架小梯子爬进驾驶舱。
“三叉戟”于零点三十二分急促起飞，载着林家三口人，加上立果的朋友和林彪的座车司机。机组九个人里只有机长和三个机械师得以登机。机械师们刚来得及做飞机起飞的种种技术准备，正要加油时，林家人就赶到了。在叶群“快把油车开走！”的命令下，飞机起飞时未来得及加油，只有机存的十二吨半油。根据飞行高度、速度，这些油可供“三叉戟”飞两到三小时。
两小时后，飞机早已顺利离开中国领土，来到外蒙古草原上空。因为大半时间都低空飞行以躲避雷达，耗油量大，机上的油只剩大约二点五吨了，油表警告灯已经亮了好一阵子，驾驶员不敢再飞下去，必须马上降落。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夜里两点三十分，林彪的专机在土质松软的草原上迫降着陆时起火爆炸，机上九人全部罹难
林彪的专机起飞后不久，吃了安眠药正睡得晕沉沉的毛泽东被周恩来叫醒。毛睡觉的屋子是中南海游泳池的更衣室，在五十公尺长的池子一端，电话在池子另一端的警卫值班室，监视林彪飞机的人用电话随时向毛报告。电话响时，大总管汪东兴（此时已被毛原谅）来回奔走，把最新消息报告毛，再跑过去发指示。林的飞机一点五十分过边境，毛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采取行动。根据中共“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先生披露的周在“九·一三”当晚写给毛的信，可以断定，林彪的飞机不是毛打下来的。
当时供毛选择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派飞机拦截。毛不让拦截。他信不过林彪亲信密布的空军。相反地，他下了一道“禁空令”，全国飞机都不许起飞，陆军进驻所有机场，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升空。只是在林立果的三个朋友几小时后乘直升飞机从北京向境外飞去时，才派了八名信得过的飞行员升空迫降。直升飞机在北京郊区降下后，三个朋友约好一同自杀，两个对自己开了枪，第三个曾说他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B-52毛泽东，在最后一刻向天放了空枪。
毛身边工作人员得到命令“做好打仗的准备”，卫队进入一级战备，中南海、钓鱼台都挖起工事，怕林彪的人进攻。毛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那里室内有电梯下到通往西山的地下通道。跟随毛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说，他还从来没见过毛显得这样筋疲力尽，这样生气。
毛在不眠中待到十四日下午，直到周恩来带来好消息，林彪的飞机坠毁在蒙古草原。这对他是“最理想的结果”。毛高兴了，为了庆贺，还喝了一向不沾的茅台酒。★
（★苏联派克格勃专家扎格沃斯丁将军（Aleksandr Zagvozdin）到蒙古，去确认死的是林彪。扎格沃斯丁告诉我们，他把尸体挖出来看了，返莫斯科后他的上司不满足，把他又派了回去，在天寒地冻里重新掘出林彪、叶群的尸体，在大锅里煮了以后头骨运到莫斯科，跟林彪医疗档案中的X光照片比对。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终于确信死者是林彪。）
毛的兴奋很快被罩上阴影。十四日当天审讯林立果的朋友江腾蛟，发现了暗杀毛的密谋。这是中共高层第一起暗杀他的企图，对毛的震动之大无以复加。而且参与密谋的人不少，但没有一个出事前出来告发。毛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多少安眠药也无济于事。他发烧，咳嗽不停，躺下不能呼吸，只好日夜坐在沙发上，坐了三个星期，长了褥疮，心脏也出了问题。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Ethiopia）的海尔·塞拉西皇帝（Haile Selassie）时，只说了寥寥数语，周恩来早早地结束了会见。林彪出逃前一天才见到毛的官员，吃惊地发现毛一个月不到，形容全非。
毛绞尽脑汁地改进本来已严之又严的安全措施。所有负责警卫他的人都得详细报告跟林彪、叶群的关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给毛的书面检讨包括：“一九七○年春节，叶群还让保密员送来三斤竹笋、两只死野鸡。为了表示我对她的谢意，我在七○年春回送过叶群二十斤橘子。”
毛要张“今后注意几条”：
一、不要拉关系；
二、不要串门子；
三、不要请客送礼；
四、不要请人看戏，看电影；
五、不要同别人照相。
围绕着毛的是一个多么无情无趣，多么阴冷惨淡的世界啊！
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清理军队，林彪的人到处都是。毛无法弄清谁卷入了要刺杀他的密谋，谁是林彪的死党。在号召空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揭发林彪父子的会上，有一位跑到楼顶上高呼反对毛的口号，然后跳楼身亡。
谁来管军队？毛无奈只得起用叶剑英元帅。历史上叶是毛的追随者，因为直言反对文革，被毛打入冷宫，一度囚禁在家，他的好几个孩子和亲戚此时还在监狱中受罪。
地方上，毛不得不重新起用被他打倒的老干部。这些人文革中被整得家破人亡、死去活来，大多数现在“五七干校”变相劳改。毛在这些人心中已不再是神了。中央警卫局一位前副局长的话颇有代表性：“什么毛主席，什么党中央，到这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只想我的孩子。”
毛很清楚这一点，重新起用的事做得勉强缓慢。这时出了一件事。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因反对文革而受排挤的陈毅元帅患癌症去世。追悼会定在十日，规定小规模、低规格。连照片多大、花圈多少、参加人数都有限制，会场的取暖火炉也只准生两个。毛泽东无意出席。
尽管报纸上没有公布，但陈的死讯还是传开了。大群老干部聚集在医院外面，要求向遗体告别。人群的情绪不但是悲痛，而且是激愤。毛能感到人们的矛头对着他，意识到他必须做姿态来平息这些老干部的怒气。既然他不得不用他们，他就得安抚他们。
追悼会前，毛身边人看到他焦躁不安，“一脸阴霾”，“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追悼会即将开始的最后一刻，他才决定出席。他要借此向老干部表态，他是好人，迫害他们的是林彪。他对陈毅的遗孀说，林彪“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这话被广泛传播。报纸上又登出一张毛在追悼会上的照片，毛看上去一副痛苦模样，悲痛欲绝的陈毅夫人双手紧紧挽住他的胳膊。老干部们看了，对毛又泛起了好感。
陈毅追悼会那天天气严寒。毛因为被迫干他不情愿干的事，心头冒火，拒绝穿戴整齐。身边人要给他披上棉大衣，他摆手不要，只在睡衣外罩上一件呢大衣，衣着单薄地在那个冰凉的房间里开追悼会。七十八岁的他，回去就病了，病势越来越严重。二月十二日，他突然休克，心脏停止跳动，一阵紧急抢救后才苏醒过来。
毛在身体上、政治上都很虚弱了，他不得不容忍加快重新起用老干部的步伐。文革以来的一套严酷作法，有了改变。监狱里对犯人的虐待减少了，残酷的批斗会停止了。受林彪牵连的人虽然被集中看管起来（包括林豆豆），但同毛一向的做法相比，他们简直可以说是在受优待。最令人惊异的是，那些参与密谋刺杀毛的人，竟没有一个被枪毙。
文革这些年来，中国人生活里充满了野蛮，文明绝迹，整个社会箍得紧紧的，让人窒息。一位意大利心理分析家访华后惊叹道，他从未见过如此多紧张不堪的神情。现在人们终于可以缓缓气了。几本旧书，几支旧曲、几处古迹、几丛花卉，重新进入了生活。虽说允许的范围极其有限，一九七二年的春天到来时，随之而来的是一缕和煦的阳光，一丝轻松的气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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