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尼克松上钩 1970～1973年 76～79岁
毛刚掌权时，为了让斯大林放心的帮他建设军事大国，他没有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死后，毛希望建交了，但由于朝鲜战争，美国不愿理睬中国。虽然两国开始了大使级谈判，整个关系仍处在冻结状态。毛选择了剑拔弩张的反美姿态，把它作为“毛主义”的标记。
一九六九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抗衡苏联，结束越战，公开表示有意与中国改善关系。毛没有接话，跟美国和解会使他的“反帝领袖”形象受到损害。一九七○年“五·二○”反美声明石沉大海后，毛才决定主动邀请尼克松来中国。毛并非要同美国和好，而是想向全世界显示，尼克松有求于他，找上门来，他代表世界反帝力量和美国对谈。
十一月，周恩来通过跟中美双方关系都不错的罗马尼亚发出讯息，说欢迎尼克松来北京。这个邀请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抵达白宫。尼克松在上面批道：“我们不能表现得太积极”。基辛格后来说，他一月二十九日覆信时，“没有提总统访问的事”，“现在还谈不到这一步，谈这事可能引起麻烦”。
毛继续等待机会。
三月二十一日，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这是文革以来首次出国的体育团体之一，由毛亲自批准。为了不显得离奇，球员们经特许不必挥舞小红书。但他们有严格规定：不和美国队员握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谈。四月四日那天，美国球员科恩（Glenn Cowan）偶然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士。世界冠军庄则栋看见大家都用不安、怀疑、冷漠的眼光注视着他，车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和他说话搭讪，便走过去同他说了几句话。这两名运动员握手的照片登时成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当毛的护士兼助手吴旭君把登在《参考》上的这条消息念给毛听时，毛眼睛一亮，笑着赞许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这时，美国球队表示希望访华，中国外交部按照既定政策决定不邀请。毛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
毛显然对自己的决定不满意，整天都心事重重。那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先吃了安眠药，再由吴旭君陪同吃晚饭。毛的习惯是同身边一两个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晚饭前吃安眠药，吃完就睡觉。毛的安眠药药力极强，有时他吃着饭就发作了，一头栽在桌子上，工作人员需要从他嘴里把没咽下去的饭菜掏出来。为此毛晚饭不吃鱼，怕鱼刺。吴旭君回忆道：
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入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
我一下子楞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毛平时曾交代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呢？我当时很为难……
过了一小会儿，毛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毛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又一宇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毛一直硬撑着等吴办妥了这件事才安然睡去。
毛的这一决策在西方造成了轰动性的效应。中美敌对多年，破天荒突然邀请美国团体，而且请的是体育团体，人人都感兴趣。美国人来了以后，魅力十足的周恩来使出浑身解数，让他们感到“令人眩目的欢迎”（基辛格的话）。美国报纸天天充满兴奋激动的报导。一位评论员写道：“尼克松目瞪口呆地眼看着这条新闻从体育版跃上头版。”毛就这样制造了诱惑尼克松访华的环境。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访华，对尼克松在政治上有百利而无一弊，尤其是第二年就要大选。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在四月二十一日再邀尼克松访华，尼克松马上在二十九日表示同意。据基辛格说：“尼克松简直兴奋得不能自己，甚至想不先派打前站的去中国，生怕这会减少他访问的光彩。”
毛不仅钓来了尼克松，还钓来了喜出望外的见面礼。基辛格七月秘密来华为尼克松访问铺路时，主动提出，要是尼克松一九七二年再度当选总统，就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之前承认北京，全面接受北京的条件，把台湾一脚踢开。尽管美国跟台湾有共同防御条约，周恩来对基辛格说起台湾来好像这个岛子已经正北京的口袋里了。基辛格只做了个软弱无力的姿态：“我们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他没有要周答应不使用武力。★
（★基辛格这次访华的档案直到二○○二年才解密。在这之前他写的回忆录里，基辛格声称那一行“只是略略提到台湾问题”。档案解密后问起他时，他承认：“我那样说是非常不幸的，我很后悔。”）
尼克松还提出帮中国马上进入联合国。基辛格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占据中国席位，总统要我先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然后再决定公开的政策。”
基辛格的礼品盒里装的不止这些。他提出要把美国同苏联打交道的内容都报告中国，说：“你们想知道我们跟苏联谈些什么，我们就告诉你们什么，特别是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几个月后，基辛格对中国使者说：“我们告诉你们我们跟苏联人谈些什么，可是不告诉苏联人我们跟你们谈些什么。”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副总统在听到美国告诉了中国什么情报时，简直“惊呆了”。情报之一是苏联军队集结中国边境的情况。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基辛格做出两项重大承诺。一是十二个月内撤出所有美国军队，二是抛弃南越政权。他说：“一旦和平到来，我们将在一万英里之外，河内仍在越南。”意思是，越南将是越共的天下。
基辛格甚至主动许诺在尼克松的下一任期内把“大部分，乃至全部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对共产党国家是否会再度入侵南朝鲜只字不提。
这些见面礼是不要回报的。基辛格强调说他不要求中国停止援越，连希望毛政权少骂点美国也没提。从会谈纪要可以看出，周恩来用的是对敌的口气：“你应当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答覆那个问题”，“你们的压迫，你们的颠覆，你们的干涉”。基辛格不但不为美国辩护，连周说的中国因为是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不会侵略别国这样一个可笑的逻辑也接受了。基辛格在跟越共谈判时，对方稍微提了提美国政府的不是，基辛格一口给他顶回去：“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代表的是这个星球上最暴戾的政权之一。”可是周说美国在越南“残酷”时，基辛格没问一句：“你们对自己的人民呢？”对周的声讨，基辛格的事后感觉是“非常动人”。
第一天谈判完，毛一听汇报，自大心理立刻膨胀起来。他对外交官们大剌剌地说美国是“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这是进化嘛！”周呢，形容尼克松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毛看出，他可以从尼克松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无须付出代价，既用不着收敛暴政，也没必要降低反美调子。
基辛格秘密来访之后，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开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基辛格再度来华为总统做准备。那正是联合国每年一度辩论中国席位之时。美国是台湾的主要保护人，国家安全顾问自己都在北京，等于为中国开了绿灯。十月二十五日，北京取代台北进入联合国，接管安理会的否决权。
这时距林彪出逃刚一个月，毛还沉陷在沮丧之中。进入联合国和尼克松来访这两桩大事驱散了阴霾，使毛情绪高涨。对着聚集在他周围的外交官们，他又说又笑，兴致勃勃地一连讲了近三个小时。他拿起联合国提案表决表，一边指，一边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
毛当即指示去联合国的代表团，继续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谴责：“要旗帜鲜明”，“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以反美领袖的姿态登上世界讲坛的一天到了。
尼克松到来的九天前，毛突然休克，差一点死去。尼克松就要来了，这给了他迅速恢复的精神激励。他那时身体肿胀，特别做了新衣新鞋。因为治病需要大量的医疗设备，这时毛睡在建在游泳池之上的大会客厅里。要在这里见尼克松了，医疗设备被挪到大厅一角，连床在内用屏风隔开。会客厅四壁都是书架，摆满了旧书，使美国人为毛的学识赞叹不止。
尼克松到达的那天早上，毛急不可耐地不断询问美国总统到了哪里。听说尼克松到了钓鱼台住地，毛马上要见他，一刻也不愿意等。尼克松正准备淋浴，据基辛格说，周恩来“有点不耐烦”地催促他上路。
在这场一共六十五分钟的会见中，尼克松努力要跟毛讨论世界大事，而毛总是把话题扯开，顾左右而言他。毛不想有把柄落在美国人手上。为了严密控制会谈纪录，中方拒绝美国翻译在场。对这一违背外交惯例的要求，尼克松未表示异议就接受了。当尼克松建议讨论“台湾、越南、朝鲜这类当今大事”时，毛不屑地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这些麻烦事我不想管。”“我可不可以建议你少听点汇报？”当尼克松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谈“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时，毛答也不答，转头问周恩来：“现在几点了？”接着说：“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毛特别注意不说赞赏尼克松的话。尼克松、基辛格一个劲地奉承他，比方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世界。”毛只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过尼克松一句好话：“你的《六次危机》（Six Crises）写得不错。”
尼克松又说：“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个哲学家。”毛没理他，反而把话题扯到基辛格身上。
毛：他不是个哲学博士吗？
尼：他是个大脑博士。
毛：今天叫他来当主讲人怎么样？
尼克松讲话时，毛不时打断他，说：“我们两人不能垄断整出戏嘛，不让基辛格博士发言是不行的。”等到基辛格加入进来，毛又并没有真要听他的意见，而是在跟基辛格瞎扯，谈什么“用漂亮姑娘做掩护”。
毛对尼克松的无礼，是对美国总统的试探。毛得出结论：跟尼克松打交道可以得寸进尺。访华结束时中美要发一个联合公报，毛要在公报里谴责美国。他对他的外交官说：“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公报于是采取了一个独特的方式：“各说各的”。中方的是火药味十足的不点名的反美宣传，而美国方面只有一句不痛不痒的影射中国的话，说它支持“个人自由”。毛政权对人民的压制美国人不是看不见，随同尼克松来访的政治评论家巴克列（William Buckley）就发现不管美国人走到哪里，一个老百姓也见不到。他问中国官员：“你们的人民都到哪儿去了？”官员答道：“人民？什么人民？”巴克列反唇相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人民！”
毛虽然谨慎地要保持反美旗手的形象，还是受到从前盟友们的攻击。最激烈的是阿尔巴尼亚，霍查给毛写了封长达十九页的信，称毛跟美国来往是“肮脏事”。毛再愤怒，也不能跟他翻脸。阿国虽小，毕竟是毛从苏联阵营拉出的唯一东欧国家。为了堵霍查的嘴，毛只有多给钱。
最令毛头疼的还是越共。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前脚走，后脚周恩来就作为安抚使节去了河内。越共领导人疑心毛要用他们跟美国做交易，给了周好一顿教训。黎笋说：“越南是我们的国家，你们没有权利跟美国讨论越南问题。”尼克松访华后，周恩来再去河内。西哈努克亲王这时也在那里，他因尼克松的到来而愤然离开北京。西哈努克描绘刚跟越共领导人谈判完的周恩来，说，周“看上去疲惫不堪，还在为他的北越‘同志’指责他的那些话气得不知所措，跟他通常的样子判若两人。”为了继续拉住越共，毛别无他法，也只有像对阿尔巴尼亚一样多给钱。中国援越款项从一九七一年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高峰是一九七四年。
对这些国际“盟友”的贿赂等于对中国老百姓的加剧掠夺。受贿的还不只是盟友。尼克松访华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中国向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一九七○年之前，受援国是三十一个，之后突增到六十六个。人口只有三十万的欧洲国家马尔他（Malta），生活水准远远高过中国，居然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次就从中国拿到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以什么做交换呢？马尔他总理明托夫（Dom Mintoff）回国时佩戴着一枚毛像章。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外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五点八八，全世界绝无仅有。
而中国人大多在挨饿。对毛的老根据地陕北一带的农民来说，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六年——尼克松访华后到毛去世的几年——是除了大饥荒外最饥饿的日子。
人们常说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西方人能进来，中国老百姓出不去，祖国依然像个铁桶般的监狱。沾尼克松光的中国人微乎其微。这些享有特权的人，有的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后送到西方去学语言，有的辗转看到几本刚翻译的外文书，包括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有的在严密监视下见见来访的海外亲戚。
未经许可跟外国人交谈可能招来大祸。毛政权的控制措施严厉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尼克松访华期间一件“小事”看出。总统要去上海一天，那正值春节，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沪探亲。为了预防不测，他们被全部勒令返回农村。
尼克松访华的受益者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尼克松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大选，在西方给毛正名。尼克松大谈毛等人“对事业的忠诚”，基辛格称他们为“清教徒式的、保持了革命纯洁性的一组人”，说“他们将在道德上向我们提出挑战”。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尼克松部下说：“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尼克松最喜欢的福音派传教士格兰姆（Billy Graham）也赞美毛的“美德”。毛一跃而在西方主流社会成了诱惑力十足的人物。
好奇的全球政要纷纷前来见毛。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Luis Echeverria）去和毛会面时，随行人员争着要跟他去，都快打起来了。政要们事先不知道能否见到毛，到了中国，得随时听从召唤。毛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什么时候召唤。政要们哪怕饭吃到一半也得放下饭碗。澳大利亚大使告诉我们，尽管他的尿快憋不住了也不敢上厕所，怕召唤突然来了他被丢下。日本首相田中倒是上了厕所——是在毛的住处。毛陪他到厕所门口，并站在那里等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其实并没有要求见毛，正开着会，周恩来突如其来地宣布休会，催他起身，又不告诉他是去见毛。
毛在西方政要面前毫无顾忌地宣扬专制独裁。他对法国总统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说：“拿破仑的办法最好，解散国会，谁治理国家由他来指定。”英国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对毛说他很吃惊，怎么天安门广场上还有斯大林的像，斯大林杀了数百万人。毛一摆手表示杀人不算什么，说：“他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嘛。”毛在西方政要心目中是个充满哲理的人。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对毛提出的一个关于达尔文的问题，未能圆满答覆，事后学着毛的语言给毛写信说，他要做“自我批评”。到一九九七年了，世人对毛已有相当了解了，基辛格还称毛为“哲学家”，声称毛的目标是“追求平等”。
毛喜欢接见外国政要，见他们一直见到临终。身体糟到透不过气来，就在旁边小桌上的报纸或书底下，放一根输氧管，静静地往他喷氧气。接见意味着他在世界舞台上继续放光。
尼克松的来访给毛打开一道门，使他感到有可能从美国得到些先进军事技术和设备。他对北朝鲜的金日成直言不讳地说：“搞这些关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发达技术。”
要达到这个目的，毛非得让美国把他看作盟友才行。可是做盟友跟他一向摆出的反美姿态反差太大，怎么才能让美国人接受呢？毛的策略是竭力渲染“苏联威胁”，让美国人感觉，毛认为苏联入侵中国已迫在眉睫，不得不和美国联盟。从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毛就开始吹风，到基辛格一九七三年二月来时，毛干脆直接提出建立联盟。毛对基辛格说：“我们应当搞一条横线——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这些国家除中国之外都是美国的盟友。据基辛格记载：周恩来“呼吁我们牵头组织一个反苏联盟”，中方希望这个联盟“由美国领导”。
基辛格果然中计，在给尼克松的汇报里说：“苏联问题成了我们全部谈话的中心”。“中苏冲突是不可能消除的，中国光靠自己的能力无法与苏联对抗。”基辛格对他小圈子里的人说：“什么二十五年双方的误解啊，这都是瞎话。中国人要的是打起仗来我们帮他。”基辛格向中方担保：“我们会把对中国的入侵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夸张“苏联威胁”为的是骗取美国的宝贝。这一手法在毛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他两次掀起台湾海峡危机，利用美国扔原子弹的威胁，从赫鲁晓夫那里获取使中国核武器工业起步和发展的关键性援助。如今毛又喊起“狼来了”。
为了让美国人相信他们真可能与中国结盟，毛给他们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越共。基辛格带着这样的印象离去：“在印度支那，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几乎是平行的。统一的，在印度支那起主导作用的共产党越南，对中国是个战略梦魇。”这么说，毛用中国老百姓多年忍饥挨饿挤出的钱，扶持的不是“同志加兄弟”，而是敌人？
毛还顺着基辛格的爱好奉承他的桃花运。会议记录里毛说：“有谣言说你快不行了？（笑声）在座的妇女可都不满意啊。（笑声，妇女笑得特别响）她们说要是博士不行了，我们就没事干了。”“你要不要我们中国妇女？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笑声，特别是妇女的笑声。）”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六日，尼克松给毛写了封绝密的信，声明维护中国领土完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部分”，许诺中国一旦受到攻击美国将使用武力保卫中国。基辛格设立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小组，由四、五个他称为“最好的军官”组成，专门研究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考虑的方案包括一旦开战向中国军队空运美国核炮弹、战场核导弹等。小组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把载核武器的美国战术轰炸机运到中国，从中国机场对苏联军队发动核打击。美国人居然在考虑运核武器到中国土地上来了。
基辛格、尼克松明白他们考虑干的是一件在美国难以想像的事。基辛格说：“哪怕是像艾力克斯·艾克斯坦（Alex Eckstein）那样的喜欢中国的自由派呆子们，要是你跟他们说跟中国配合打仗，他们也准会发六百次心脏病。”
美国之外，尼克松、基辛格尽量帮助毛获得西欧军事技术。基辛格七月六日对毛的使节黄镇说：
我已经跟法国外交部长说了，我们有意要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能力。我们会尽全力鼓励我们的盟友加快满足你们提交的国防订货单。
尤其是，你们要劳斯莱斯〔Rolls-Royce，军用航空引擎〕技术。根据现有的法规，我们不得不反对出售这项技术。但是我们已经跟英国人商量了个程序，使他们可以卖给你们。我们会要正式反对这笔交易，但仅此而已，别把我们公开的姿态当真。
引擎是飞机的心脏，这项决定解决了中国军用飞机的“心脏病”问题。西方技术或许还给陷入困境的中国导弹事业注射了一剂强心针。负责导弹工业的七机部是同劳斯莱斯公司谈判的主要对手。基辛格也暗地里鼓励英国、法国把严格禁运的核反应堆技术卖给中国。
苏联人对这一切略有所闻。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三年六月警告尼克松、基辛格说：“如果中美之间形成了军事关系，这将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将迫使苏联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措施。”这番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话，基辛格没有报告美国政府，反倒马上通报给中国使节黄镇，黄镇人就待在尼、勃会谈的洛杉矶以南的“西部白宫”。基辛格对他说：“这次谈话我们没有告诉我们政府里的任何一人，你得绝对保密。”
尼克松访华据说是为了减小同苏联打仗的危险。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个危险非但没有减小，反而增大了。
55 周恩来的下场 1972～1974年 78～80岁
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的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例行尿检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政治局委员什么时候可以治病、如何治病，得由毛来决定。医生们要求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强调说癌症尚在早期，周本人还没有任何症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
五月三十一日，毛批示了：“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最后第四条不是治病，而是：“加强营养和护理”。
不许给周治病，毛的借口是周“年纪大了”，“心脏不好”，“开刀没用”。可是毛本人七十八岁了，比周大四岁，心脏病严重得多，他的医疗组里却有准备手术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师。
毛不让周治疗的原因之一是，他要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为他工作，接待尼克松访华后川流不息前来觐见的外国政要。从四十年代初，周就是毛离不开的外交总管。抗战中，他多年住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以他特有的魅力、才干和事必躬亲，在西方人里为中共争取了不少同情者。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初起时，他把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迷惑得晕头转向，使马歇尔无意中为毛征服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掌权后，外交政策都是毛制定，周执行。一九七一年，跟周见了三天面，基辛格就情不自禁地给尼克松呈上这么一首对周的赞美诗：
我跟周的广泛交谈好似一席丰盛的中国大宴，色香味一应俱全，花样繁多，余香满口。这是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结晶，由经历丰富的老手烹饪，享用的环境又不事雕琢，恰到好处。这一席有许多道菜，有的甜，有的酸……〔等等，等等〕席终时，就像所有中国美餐完毕一样，心满意足，而又意犹未竟。
周恩来这颗在西方人面前璀璨的明星，一到毛泽东身边便收敛光彩，低声下气。基辛格注意到他如何马上“矮了一截”。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归来后说：“在毛面前，周完全不起眼。”
几十年来，周为毛服务是如履薄冰，鞠躬尽瘁。毛生了病，他像孝子般的关心，甚至先尝给毛用的药，先试验毛的眼药水，说是“看对眼睛有没有刺激”。但如今，周得了癌症，毛却不准他治。毛要的不仅是周马不停蹄地为他服务，更重要的，他要比他小四岁的周死在他前面。
医生们奉命不得透露实情，但周从频繁验尿和医生躲躲闪闪的表情中猜到了。他嘴上不说，心里着急，自己查阅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毛选择这个时候，要周对三百多名高层干部详细检讨所谓过去犯的“路线错误”。林彪摔死后，周成了第二号人物，党、政、军都归他管。毛要削弱周的地位，损害他的形象。
毛又把一九三二年伪造的周脱党的《伍豪启事》翻出来，向这些高级干部公布。周当年就因害怕这份启事而一再顺从毛的意志。文革中，毛曾把它抖出来，以吓唬周。现在毛更把这件本来只有极少数人听说的事，扩散到整个高层，还发给各省存档。
为写自我检讨，周恩来度过了辛苦的日日夜夜，每天胡子也不刮，饭也吃得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也穿不下。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到十二日，他一连讲了三个晚上，开口闭口“补过赎罪”，损自己损得如此可怜，听众心里都为他感到痛苦。周说：“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利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最后，他特别声明：“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这是他在向毛保证，他没有取代毛的野心，请求毛放心。
这时的周过着一种现代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双重生活。公开场合里，他是个使世界政要眼花缭乱的外交高手，被不少人认为是平生所见的最富吸引力的政治人物。视线之外，他却是个低三下四的畏缩之辈。
一九七三年初，周的膀胱癌严重恶化，尿里出现大量肉眼看得见的血。只是此时毛的大总管汪东兴等人才正式把实情告诉周。当医生们请求全面检查治疗时，毛于二月七日透过汪东兴喝斥他们：“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
到了二月中旬，基辛格来北京，周帮着毛唬弄他，毛对周的表演称心如意。三月二日，周乘势恳求毛让他治病。毛好歹点了头，又打了个主意拖延治疗，命令医生只检查，不治疗，检查治疗要分“两步走”。
主治医生意识到：“所谓分‘两步走’仅是一种说法，实际并没有第二步。”他决心冒着惹怒毛的风险，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把癌症病灶灼掉。镜检前，周夫人邓颖超对医生说：“你们知道吗，要分两步走。”主治医生说：“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只是，大姐，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如果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再用一次麻醉，留到第二步？”邓颖超同意“顺便拿出来”。
三月十日，周恩来终于在癌症发现十个月后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医生把“小石头”也叫“顺便”烧掉了。周醒来以后听说癌细胞“烧掉了”，还装出毫不客气的样子，对医生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但大家都看得出他心里其实很欣慰。周高兴地请医疗组成员吃了一顿北京烤鸭。
医生们惴惴不安，不知毛会不会怪罪他们。不久，毛处打来电话，说：“主席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生米煮成熟饭，毛乐得做好人，医生们也安了心。但这不是彻底的手术。
毛在对美关系上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六月二十二日，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当毛看到外交部的分析文章，说这表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时，他焦躁不已。尼克松访华曾激起他的幻想，用基辛格的话说，“战后两极世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毛也成了一极。如今他发现，世界仍是两极，他费尽心力仍未能与美苏平坐平起。而代价是他的反美形象一落千丈。毛对身边的王洪文、张春桥生气地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你奈何得了我吗？敝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周恩来成了毛的出气筒。跟美国打交道，明明是毛在运筹帷幄，但世界舆论却把功劳算在周恩来身上（尼克松对基辛格也有类似的嫉妒）。毛七月四日对政治局发话说周“搞修正主义”，周又再次卑躬屈膝地做检讨。
十一月，新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华，带来了更坏的消息。九个月前，基辛格曾许诺说：一九七四年期中选举后，华盛顿将着手与北京建交，可现在他说美国的“国内局势”不允许美国马上同台湾断交。毛至死未能得到台湾，也未能看到美国承认他的政权。
对毛更大的打击是，在军事技术方面，基辛格只提出给一个能预测苏联导弹进攻的“预警”系统，还由美国人控制。周恩来说：“我们得研究研究。”从此基辛格再也没听到结果。毛看出，美国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中方从此停止谈论与美国的联盟。基辛格后来对苏联驻美大使承认，他“过去把苏联肯定会进攻中国当作考虑政策的基点，是错误的”。
毛把挫折归咎于“水门事件”（Watergate）。这桩丑闻使尼克松位子不稳，不敢采取冒风险的政策。毛对基辛格说：“你们国家为什么老闹那个什么屁‘水门事件’？总而言之，这个事我们不高兴。”在外国来访政要面前，他总是大骂水门，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说他不懂为什么这么“小题大做”？对泰国总理克立（Kukrit Pramoj）他反问道：“一个录音机有什么关系？”“难道统治者就不应该有权统治吗？”一九七四年五月，尼克松摇摇欲坠时，毛请英国前首相希思“帮他一个忙，教他渡过水门难关”。(待续)
毛刚掌权时，为了让斯大林放心的帮他建设军事大国，他没有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死后，毛希望建交了，但由于朝鲜战争，美国不愿理睬中国。虽然两国开始了大使级谈判，整个关系仍处在冻结状态。毛选择了剑拔弩张的反美姿态，把它作为“毛主义”的标记。
一九六九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抗衡苏联，结束越战，公开表示有意与中国改善关系。毛没有接话，跟美国和解会使他的“反帝领袖”形象受到损害。一九七○年“五·二○”反美声明石沉大海后，毛才决定主动邀请尼克松来中国。毛并非要同美国和好，而是想向全世界显示，尼克松有求于他，找上门来，他代表世界反帝力量和美国对谈。
十一月，周恩来通过跟中美双方关系都不错的罗马尼亚发出讯息，说欢迎尼克松来北京。这个邀请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抵达白宫。尼克松在上面批道：“我们不能表现得太积极”。基辛格后来说，他一月二十九日覆信时，“没有提总统访问的事”，“现在还谈不到这一步，谈这事可能引起麻烦”。
毛继续等待机会。
三月二十一日，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这是文革以来首次出国的体育团体之一，由毛亲自批准。为了不显得离奇，球员们经特许不必挥舞小红书。但他们有严格规定：不和美国队员握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谈。四月四日那天，美国球员科恩（Glenn Cowan）偶然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士。世界冠军庄则栋看见大家都用不安、怀疑、冷漠的眼光注视着他，车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和他说话搭讪，便走过去同他说了几句话。这两名运动员握手的照片登时成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当毛的护士兼助手吴旭君把登在《参考》上的这条消息念给毛听时，毛眼睛一亮，笑着赞许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这时，美国球队表示希望访华，中国外交部按照既定政策决定不邀请。毛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
毛显然对自己的决定不满意，整天都心事重重。那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先吃了安眠药，再由吴旭君陪同吃晚饭。毛的习惯是同身边一两个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晚饭前吃安眠药，吃完就睡觉。毛的安眠药药力极强，有时他吃着饭就发作了，一头栽在桌子上，工作人员需要从他嘴里把没咽下去的饭菜掏出来。为此毛晚饭不吃鱼，怕鱼刺。吴旭君回忆道：
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入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
我一下子楞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毛平时曾交代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呢？我当时很为难……
过了一小会儿，毛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毛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又一宇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毛一直硬撑着等吴办妥了这件事才安然睡去。
毛的这一决策在西方造成了轰动性的效应。中美敌对多年，破天荒突然邀请美国团体，而且请的是体育团体，人人都感兴趣。美国人来了以后，魅力十足的周恩来使出浑身解数，让他们感到“令人眩目的欢迎”（基辛格的话）。美国报纸天天充满兴奋激动的报导。一位评论员写道：“尼克松目瞪口呆地眼看着这条新闻从体育版跃上头版。”毛就这样制造了诱惑尼克松访华的环境。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访华，对尼克松在政治上有百利而无一弊，尤其是第二年就要大选。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在四月二十一日再邀尼克松访华，尼克松马上在二十九日表示同意。据基辛格说：“尼克松简直兴奋得不能自己，甚至想不先派打前站的去中国，生怕这会减少他访问的光彩。”
毛不仅钓来了尼克松，还钓来了喜出望外的见面礼。基辛格七月秘密来华为尼克松访问铺路时，主动提出，要是尼克松一九七二年再度当选总统，就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之前承认北京，全面接受北京的条件，把台湾一脚踢开。尽管美国跟台湾有共同防御条约，周恩来对基辛格说起台湾来好像这个岛子已经正北京的口袋里了。基辛格只做了个软弱无力的姿态：“我们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他没有要周答应不使用武力。★
（★基辛格这次访华的档案直到二○○二年才解密。在这之前他写的回忆录里，基辛格声称那一行“只是略略提到台湾问题”。档案解密后问起他时，他承认：“我那样说是非常不幸的，我很后悔。”）
尼克松还提出帮中国马上进入联合国。基辛格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占据中国席位，总统要我先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然后再决定公开的政策。”
基辛格的礼品盒里装的不止这些。他提出要把美国同苏联打交道的内容都报告中国，说：“你们想知道我们跟苏联谈些什么，我们就告诉你们什么，特别是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几个月后，基辛格对中国使者说：“我们告诉你们我们跟苏联人谈些什么，可是不告诉苏联人我们跟你们谈些什么。”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副总统在听到美国告诉了中国什么情报时，简直“惊呆了”。情报之一是苏联军队集结中国边境的情况。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基辛格做出两项重大承诺。一是十二个月内撤出所有美国军队，二是抛弃南越政权。他说：“一旦和平到来，我们将在一万英里之外，河内仍在越南。”意思是，越南将是越共的天下。
基辛格甚至主动许诺在尼克松的下一任期内把“大部分，乃至全部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对共产党国家是否会再度入侵南朝鲜只字不提。
这些见面礼是不要回报的。基辛格强调说他不要求中国停止援越，连希望毛政权少骂点美国也没提。从会谈纪要可以看出，周恩来用的是对敌的口气：“你应当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答覆那个问题”，“你们的压迫，你们的颠覆，你们的干涉”。基辛格不但不为美国辩护，连周说的中国因为是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不会侵略别国这样一个可笑的逻辑也接受了。基辛格在跟越共谈判时，对方稍微提了提美国政府的不是，基辛格一口给他顶回去：“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代表的是这个星球上最暴戾的政权之一。”可是周说美国在越南“残酷”时，基辛格没问一句：“你们对自己的人民呢？”对周的声讨，基辛格的事后感觉是“非常动人”。
第一天谈判完，毛一听汇报，自大心理立刻膨胀起来。他对外交官们大剌剌地说美国是“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这是进化嘛！”周呢，形容尼克松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毛看出，他可以从尼克松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无须付出代价，既用不着收敛暴政，也没必要降低反美调子。
基辛格秘密来访之后，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开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基辛格再度来华为总统做准备。那正是联合国每年一度辩论中国席位之时。美国是台湾的主要保护人，国家安全顾问自己都在北京，等于为中国开了绿灯。十月二十五日，北京取代台北进入联合国，接管安理会的否决权。
这时距林彪出逃刚一个月，毛还沉陷在沮丧之中。进入联合国和尼克松来访这两桩大事驱散了阴霾，使毛情绪高涨。对着聚集在他周围的外交官们，他又说又笑，兴致勃勃地一连讲了近三个小时。他拿起联合国提案表决表，一边指，一边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
毛当即指示去联合国的代表团，继续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谴责：“要旗帜鲜明”，“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以反美领袖的姿态登上世界讲坛的一天到了。
尼克松到来的九天前，毛突然休克，差一点死去。尼克松就要来了，这给了他迅速恢复的精神激励。他那时身体肿胀，特别做了新衣新鞋。因为治病需要大量的医疗设备，这时毛睡在建在游泳池之上的大会客厅里。要在这里见尼克松了，医疗设备被挪到大厅一角，连床在内用屏风隔开。会客厅四壁都是书架，摆满了旧书，使美国人为毛的学识赞叹不止。
尼克松到达的那天早上，毛急不可耐地不断询问美国总统到了哪里。听说尼克松到了钓鱼台住地，毛马上要见他，一刻也不愿意等。尼克松正准备淋浴，据基辛格说，周恩来“有点不耐烦”地催促他上路。
在这场一共六十五分钟的会见中，尼克松努力要跟毛讨论世界大事，而毛总是把话题扯开，顾左右而言他。毛不想有把柄落在美国人手上。为了严密控制会谈纪录，中方拒绝美国翻译在场。对这一违背外交惯例的要求，尼克松未表示异议就接受了。当尼克松建议讨论“台湾、越南、朝鲜这类当今大事”时，毛不屑地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这些麻烦事我不想管。”“我可不可以建议你少听点汇报？”当尼克松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谈“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时，毛答也不答，转头问周恩来：“现在几点了？”接着说：“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毛特别注意不说赞赏尼克松的话。尼克松、基辛格一个劲地奉承他，比方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世界。”毛只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过尼克松一句好话：“你的《六次危机》（Six Crises）写得不错。”
尼克松又说：“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个哲学家。”毛没理他，反而把话题扯到基辛格身上。
毛：他不是个哲学博士吗？
尼：他是个大脑博士。
毛：今天叫他来当主讲人怎么样？
尼克松讲话时，毛不时打断他，说：“我们两人不能垄断整出戏嘛，不让基辛格博士发言是不行的。”等到基辛格加入进来，毛又并没有真要听他的意见，而是在跟基辛格瞎扯，谈什么“用漂亮姑娘做掩护”。
毛对尼克松的无礼，是对美国总统的试探。毛得出结论：跟尼克松打交道可以得寸进尺。访华结束时中美要发一个联合公报，毛要在公报里谴责美国。他对他的外交官说：“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公报于是采取了一个独特的方式：“各说各的”。中方的是火药味十足的不点名的反美宣传，而美国方面只有一句不痛不痒的影射中国的话，说它支持“个人自由”。毛政权对人民的压制美国人不是看不见，随同尼克松来访的政治评论家巴克列（William Buckley）就发现不管美国人走到哪里，一个老百姓也见不到。他问中国官员：“你们的人民都到哪儿去了？”官员答道：“人民？什么人民？”巴克列反唇相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人民！”
毛虽然谨慎地要保持反美旗手的形象，还是受到从前盟友们的攻击。最激烈的是阿尔巴尼亚，霍查给毛写了封长达十九页的信，称毛跟美国来往是“肮脏事”。毛再愤怒，也不能跟他翻脸。阿国虽小，毕竟是毛从苏联阵营拉出的唯一东欧国家。为了堵霍查的嘴，毛只有多给钱。
最令毛头疼的还是越共。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前脚走，后脚周恩来就作为安抚使节去了河内。越共领导人疑心毛要用他们跟美国做交易，给了周好一顿教训。黎笋说：“越南是我们的国家，你们没有权利跟美国讨论越南问题。”尼克松访华后，周恩来再去河内。西哈努克亲王这时也在那里，他因尼克松的到来而愤然离开北京。西哈努克描绘刚跟越共领导人谈判完的周恩来，说，周“看上去疲惫不堪，还在为他的北越‘同志’指责他的那些话气得不知所措，跟他通常的样子判若两人。”为了继续拉住越共，毛别无他法，也只有像对阿尔巴尼亚一样多给钱。中国援越款项从一九七一年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高峰是一九七四年。
对这些国际“盟友”的贿赂等于对中国老百姓的加剧掠夺。受贿的还不只是盟友。尼克松访华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中国向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一九七○年之前，受援国是三十一个，之后突增到六十六个。人口只有三十万的欧洲国家马尔他（Malta），生活水准远远高过中国，居然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次就从中国拿到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以什么做交换呢？马尔他总理明托夫（Dom Mintoff）回国时佩戴着一枚毛像章。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外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五点八八，全世界绝无仅有。
而中国人大多在挨饿。对毛的老根据地陕北一带的农民来说，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六年——尼克松访华后到毛去世的几年——是除了大饥荒外最饥饿的日子。
人们常说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西方人能进来，中国老百姓出不去，祖国依然像个铁桶般的监狱。沾尼克松光的中国人微乎其微。这些享有特权的人，有的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后送到西方去学语言，有的辗转看到几本刚翻译的外文书，包括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有的在严密监视下见见来访的海外亲戚。
未经许可跟外国人交谈可能招来大祸。毛政权的控制措施严厉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尼克松访华期间一件“小事”看出。总统要去上海一天，那正值春节，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沪探亲。为了预防不测，他们被全部勒令返回农村。
尼克松访华的受益者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尼克松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大选，在西方给毛正名。尼克松大谈毛等人“对事业的忠诚”，基辛格称他们为“清教徒式的、保持了革命纯洁性的一组人”，说“他们将在道德上向我们提出挑战”。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尼克松部下说：“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尼克松最喜欢的福音派传教士格兰姆（Billy Graham）也赞美毛的“美德”。毛一跃而在西方主流社会成了诱惑力十足的人物。
好奇的全球政要纷纷前来见毛。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Luis Echeverria）去和毛会面时，随行人员争着要跟他去，都快打起来了。政要们事先不知道能否见到毛，到了中国，得随时听从召唤。毛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什么时候召唤。政要们哪怕饭吃到一半也得放下饭碗。澳大利亚大使告诉我们，尽管他的尿快憋不住了也不敢上厕所，怕召唤突然来了他被丢下。日本首相田中倒是上了厕所——是在毛的住处。毛陪他到厕所门口，并站在那里等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其实并没有要求见毛，正开着会，周恩来突如其来地宣布休会，催他起身，又不告诉他是去见毛。
毛在西方政要面前毫无顾忌地宣扬专制独裁。他对法国总统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说：“拿破仑的办法最好，解散国会，谁治理国家由他来指定。”英国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对毛说他很吃惊，怎么天安门广场上还有斯大林的像，斯大林杀了数百万人。毛一摆手表示杀人不算什么，说：“他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嘛。”毛在西方政要心目中是个充满哲理的人。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对毛提出的一个关于达尔文的问题，未能圆满答覆，事后学着毛的语言给毛写信说，他要做“自我批评”。到一九九七年了，世人对毛已有相当了解了，基辛格还称毛为“哲学家”，声称毛的目标是“追求平等”。
毛喜欢接见外国政要，见他们一直见到临终。身体糟到透不过气来，就在旁边小桌上的报纸或书底下，放一根输氧管，静静地往他喷氧气。接见意味着他在世界舞台上继续放光。
尼克松的来访给毛打开一道门，使他感到有可能从美国得到些先进军事技术和设备。他对北朝鲜的金日成直言不讳地说：“搞这些关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发达技术。”
要达到这个目的，毛非得让美国把他看作盟友才行。可是做盟友跟他一向摆出的反美姿态反差太大，怎么才能让美国人接受呢？毛的策略是竭力渲染“苏联威胁”，让美国人感觉，毛认为苏联入侵中国已迫在眉睫，不得不和美国联盟。从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毛就开始吹风，到基辛格一九七三年二月来时，毛干脆直接提出建立联盟。毛对基辛格说：“我们应当搞一条横线——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这些国家除中国之外都是美国的盟友。据基辛格记载：周恩来“呼吁我们牵头组织一个反苏联盟”，中方希望这个联盟“由美国领导”。
基辛格果然中计，在给尼克松的汇报里说：“苏联问题成了我们全部谈话的中心”。“中苏冲突是不可能消除的，中国光靠自己的能力无法与苏联对抗。”基辛格对他小圈子里的人说：“什么二十五年双方的误解啊，这都是瞎话。中国人要的是打起仗来我们帮他。”基辛格向中方担保：“我们会把对中国的入侵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夸张“苏联威胁”为的是骗取美国的宝贝。这一手法在毛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他两次掀起台湾海峡危机，利用美国扔原子弹的威胁，从赫鲁晓夫那里获取使中国核武器工业起步和发展的关键性援助。如今毛又喊起“狼来了”。
为了让美国人相信他们真可能与中国结盟，毛给他们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越共。基辛格带着这样的印象离去：“在印度支那，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几乎是平行的。统一的，在印度支那起主导作用的共产党越南，对中国是个战略梦魇。”这么说，毛用中国老百姓多年忍饥挨饿挤出的钱，扶持的不是“同志加兄弟”，而是敌人？
毛还顺着基辛格的爱好奉承他的桃花运。会议记录里毛说：“有谣言说你快不行了？（笑声）在座的妇女可都不满意啊。（笑声，妇女笑得特别响）她们说要是博士不行了，我们就没事干了。”“你要不要我们中国妇女？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笑声，特别是妇女的笑声。）”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六日，尼克松给毛写了封绝密的信，声明维护中国领土完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部分”，许诺中国一旦受到攻击美国将使用武力保卫中国。基辛格设立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小组，由四、五个他称为“最好的军官”组成，专门研究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考虑的方案包括一旦开战向中国军队空运美国核炮弹、战场核导弹等。小组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把载核武器的美国战术轰炸机运到中国，从中国机场对苏联军队发动核打击。美国人居然在考虑运核武器到中国土地上来了。
基辛格、尼克松明白他们考虑干的是一件在美国难以想像的事。基辛格说：“哪怕是像艾力克斯·艾克斯坦（Alex Eckstein）那样的喜欢中国的自由派呆子们，要是你跟他们说跟中国配合打仗，他们也准会发六百次心脏病。”
美国之外，尼克松、基辛格尽量帮助毛获得西欧军事技术。基辛格七月六日对毛的使节黄镇说：
我已经跟法国外交部长说了，我们有意要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能力。我们会尽全力鼓励我们的盟友加快满足你们提交的国防订货单。
尤其是，你们要劳斯莱斯〔Rolls-Royce，军用航空引擎〕技术。根据现有的法规，我们不得不反对出售这项技术。但是我们已经跟英国人商量了个程序，使他们可以卖给你们。我们会要正式反对这笔交易，但仅此而已，别把我们公开的姿态当真。
引擎是飞机的心脏，这项决定解决了中国军用飞机的“心脏病”问题。西方技术或许还给陷入困境的中国导弹事业注射了一剂强心针。负责导弹工业的七机部是同劳斯莱斯公司谈判的主要对手。基辛格也暗地里鼓励英国、法国把严格禁运的核反应堆技术卖给中国。
苏联人对这一切略有所闻。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三年六月警告尼克松、基辛格说：“如果中美之间形成了军事关系，这将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将迫使苏联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措施。”这番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话，基辛格没有报告美国政府，反倒马上通报给中国使节黄镇，黄镇人就待在尼、勃会谈的洛杉矶以南的“西部白宫”。基辛格对他说：“这次谈话我们没有告诉我们政府里的任何一人，你得绝对保密。”
尼克松访华据说是为了减小同苏联打仗的危险。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个危险非但没有减小，反而增大了。
55 周恩来的下场 1972～1974年 78～80岁
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的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例行尿检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政治局委员什么时候可以治病、如何治病，得由毛来决定。医生们要求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强调说癌症尚在早期，周本人还没有任何症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
五月三十一日，毛批示了：“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最后第四条不是治病，而是：“加强营养和护理”。
不许给周治病，毛的借口是周“年纪大了”，“心脏不好”，“开刀没用”。可是毛本人七十八岁了，比周大四岁，心脏病严重得多，他的医疗组里却有准备手术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师。
毛不让周治疗的原因之一是，他要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为他工作，接待尼克松访华后川流不息前来觐见的外国政要。从四十年代初，周就是毛离不开的外交总管。抗战中，他多年住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以他特有的魅力、才干和事必躬亲，在西方人里为中共争取了不少同情者。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初起时，他把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迷惑得晕头转向，使马歇尔无意中为毛征服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掌权后，外交政策都是毛制定，周执行。一九七一年，跟周见了三天面，基辛格就情不自禁地给尼克松呈上这么一首对周的赞美诗：
我跟周的广泛交谈好似一席丰盛的中国大宴，色香味一应俱全，花样繁多，余香满口。这是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结晶，由经历丰富的老手烹饪，享用的环境又不事雕琢，恰到好处。这一席有许多道菜，有的甜，有的酸……〔等等，等等〕席终时，就像所有中国美餐完毕一样，心满意足，而又意犹未竟。
周恩来这颗在西方人面前璀璨的明星，一到毛泽东身边便收敛光彩，低声下气。基辛格注意到他如何马上“矮了一截”。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归来后说：“在毛面前，周完全不起眼。”
几十年来，周为毛服务是如履薄冰，鞠躬尽瘁。毛生了病，他像孝子般的关心，甚至先尝给毛用的药，先试验毛的眼药水，说是“看对眼睛有没有刺激”。但如今，周得了癌症，毛却不准他治。毛要的不仅是周马不停蹄地为他服务，更重要的，他要比他小四岁的周死在他前面。
医生们奉命不得透露实情，但周从频繁验尿和医生躲躲闪闪的表情中猜到了。他嘴上不说，心里着急，自己查阅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毛选择这个时候，要周对三百多名高层干部详细检讨所谓过去犯的“路线错误”。林彪摔死后，周成了第二号人物，党、政、军都归他管。毛要削弱周的地位，损害他的形象。
毛又把一九三二年伪造的周脱党的《伍豪启事》翻出来，向这些高级干部公布。周当年就因害怕这份启事而一再顺从毛的意志。文革中，毛曾把它抖出来，以吓唬周。现在毛更把这件本来只有极少数人听说的事，扩散到整个高层，还发给各省存档。
为写自我检讨，周恩来度过了辛苦的日日夜夜，每天胡子也不刮，饭也吃得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也穿不下。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到十二日，他一连讲了三个晚上，开口闭口“补过赎罪”，损自己损得如此可怜，听众心里都为他感到痛苦。周说：“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利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最后，他特别声明：“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这是他在向毛保证，他没有取代毛的野心，请求毛放心。
这时的周过着一种现代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双重生活。公开场合里，他是个使世界政要眼花缭乱的外交高手，被不少人认为是平生所见的最富吸引力的政治人物。视线之外，他却是个低三下四的畏缩之辈。
一九七三年初，周的膀胱癌严重恶化，尿里出现大量肉眼看得见的血。只是此时毛的大总管汪东兴等人才正式把实情告诉周。当医生们请求全面检查治疗时，毛于二月七日透过汪东兴喝斥他们：“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
到了二月中旬，基辛格来北京，周帮着毛唬弄他，毛对周的表演称心如意。三月二日，周乘势恳求毛让他治病。毛好歹点了头，又打了个主意拖延治疗，命令医生只检查，不治疗，检查治疗要分“两步走”。
主治医生意识到：“所谓分‘两步走’仅是一种说法，实际并没有第二步。”他决心冒着惹怒毛的风险，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把癌症病灶灼掉。镜检前，周夫人邓颖超对医生说：“你们知道吗，要分两步走。”主治医生说：“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只是，大姐，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如果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再用一次麻醉，留到第二步？”邓颖超同意“顺便拿出来”。
三月十日，周恩来终于在癌症发现十个月后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医生把“小石头”也叫“顺便”烧掉了。周醒来以后听说癌细胞“烧掉了”，还装出毫不客气的样子，对医生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但大家都看得出他心里其实很欣慰。周高兴地请医疗组成员吃了一顿北京烤鸭。
医生们惴惴不安，不知毛会不会怪罪他们。不久，毛处打来电话，说：“主席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生米煮成熟饭，毛乐得做好人，医生们也安了心。但这不是彻底的手术。
毛在对美关系上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六月二十二日，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当毛看到外交部的分析文章，说这表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时，他焦躁不已。尼克松访华曾激起他的幻想，用基辛格的话说，“战后两极世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毛也成了一极。如今他发现，世界仍是两极，他费尽心力仍未能与美苏平坐平起。而代价是他的反美形象一落千丈。毛对身边的王洪文、张春桥生气地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你奈何得了我吗？敝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周恩来成了毛的出气筒。跟美国打交道，明明是毛在运筹帷幄，但世界舆论却把功劳算在周恩来身上（尼克松对基辛格也有类似的嫉妒）。毛七月四日对政治局发话说周“搞修正主义”，周又再次卑躬屈膝地做检讨。
十一月，新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华，带来了更坏的消息。九个月前，基辛格曾许诺说：一九七四年期中选举后，华盛顿将着手与北京建交，可现在他说美国的“国内局势”不允许美国马上同台湾断交。毛至死未能得到台湾，也未能看到美国承认他的政权。
对毛更大的打击是，在军事技术方面，基辛格只提出给一个能预测苏联导弹进攻的“预警”系统，还由美国人控制。周恩来说：“我们得研究研究。”从此基辛格再也没听到结果。毛看出，美国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中方从此停止谈论与美国的联盟。基辛格后来对苏联驻美大使承认，他“过去把苏联肯定会进攻中国当作考虑政策的基点，是错误的”。
毛把挫折归咎于“水门事件”（Watergate）。这桩丑闻使尼克松位子不稳，不敢采取冒风险的政策。毛对基辛格说：“你们国家为什么老闹那个什么屁‘水门事件’？总而言之，这个事我们不高兴。”在外国来访政要面前，他总是大骂水门，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说他不懂为什么这么“小题大做”？对泰国总理克立（Kukrit Pramoj）他反问道：“一个录音机有什么关系？”“难道统治者就不应该有权统治吗？”一九七四年五月，尼克松摇摇欲坠时，毛请英国前首相希思“帮他一个忙，教他渡过水门难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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