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内王外圣”的尴尬
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有一个根本的性变化，即从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权力集团。它几乎放弃了所有原本奉若神明的原则，唯一保留的底线就是它的权力不受触动。不超越那条底线，什么它都可以容忍，但是超越那条底线，它就会做出强硬激烈的反应，专制本色显露无遗。
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棋盘上，改变西藏政策的意义之一是为了向关注西藏问题的西方社会显示中共的“开明”，以换取西方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支持。那时候，中共并不担心会它在西藏的权力会受到什么威胁。西藏当时一片平静，藏人也非常驯服。
一九七九年，北京同意达赖喇嘛向西藏分批派遣参观团，并做出了参观团可以进行自由考察的允诺。与毛泽东时期的铁幕状态相比，这种开放姿态让世界刮目相看。然而，这也表现了北京对西藏情况的无知。它完全陶醉在自己多年对西藏情况的自我宣传之中，以为西藏真是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在亲眼目睹后也会为之折服，从而没有理由再要求重新恢复对西藏的统治。最可笑的是，西藏的中共官员还认真地召开了会议，要求各级组织对当地群众进行规劝，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向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 [46]。
事实却让北京当众丢脸。由达赖的三哥洛桑三旦率领的第一个达到西藏的参观团，在所经途中受到了成千上万西藏人的欢迎，人们围着参观团欢呼，流着热泪，长跪在地，献上他们的哈达，每个人都想让达赖的哥哥抚摸一下，很多人呼喊着达赖喇嘛的名字，嚎啕大哭，向参观团诉说他们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参观团的成员也禁不住失声痛哭，一部分人甚至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参观团看到的西藏真相是西藏宗教和文化被全面破坏，人民生活贫穷、落后、物质匮乏，有些地方甚至不如达赖喇嘛统治的时代。即使是北京一直引为自豪的公路、建筑等基础设施也不尽人意，远未达到北京自我宣传的水平。 [47]
北京的中共高层人士为这个弄巧成拙的事实而震惊。尤其是成千上万西藏人迎接参观团的悲痛场面展现到世界，对北京是无法挽回的惨败。一向自诩为代表人民的中共，这回如何解释民心的背离？
它必须挽回面子。事隔不久，中共便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调整了对西藏的政策，随之胡耀邦去西藏讲话，公布了的西藏具有转折意义的“六条”。中共迫切地希望西藏在最短时间内发生根本变化，改变西方人对中共统治西藏的疑虑。
“西方人会怎么看？”这在整个八十年代成为中共西藏政策的出发点。西藏由此得到了很多实惠，不过西藏后来出现的许多矛盾，也都是从这个问题发源的。
达赖方面的第一个参观团使北京在世界面前大丢脸面后，北京仍然接受了后面几个参观团继续访问西藏。它内心已经不情愿，只是事先已经允诺，不能让西方人看到自己说话不算。然而它又决心避免第一次的情况重演，因此便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参观团自由活动的措施，对西藏群众也进行严密控制，切断他们与参观团的接触，为此而搞了许多小动作。作为互动的对方，参观团当然采取要打破封锁的反措施，公开表达不满，并通过西方媒体向世界揭露中共的行为。在这种对抗中，双方矛盾日益加剧，北京最终以参观团对藏人进行反中国煽动为名，停止了参观团继续对西藏进行访问。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邓小平时代的西藏政策比毛泽东时代改善了许多，却受到世界舆论的更多谴责。毛泽东时代是彻底的专制暴政，达赖也好，西方人也好，谁也不准进入西藏，什么都看不到，与北京也形不成互动关系。外面的人尽可以想象西藏是一片黑暗与苦难，但只能停留在概念上，没有具体材料的支持，尤其没有“正在进行时”的新闻热点，所以无法引起传媒的炒作，也吸引不了公众关注。舆论谴责只停留在空泛的表态。到了邓小平时代，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和西方记者有了进入西藏的可能，本来是进步，然而可以对中国统治进行谴责的具体材料这时也就暴露在世界面前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当然不可能赞扬中共的统治，而西方记者无论在哪里（包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都是首先把问题（中共术语中的“黑暗面”）当作新闻。惯于对新闻进行控制的中共一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条件反射式地使用限制手段，希望能够干涉或者进行欺骗，那往往弄巧成拙，反而成为新把柄，给西方传媒进行的抨击增添新材料。
这就是在开放条件下中共面临的难题，它既想对国际社会表现自己开放，事实上又不是真的开放，于是就会与国际社会形成系列的互动，造成矛盾持续不断地产生，最终越来越遭人谴责。
借用中国古代“内圣外王”的概念来比喻，专制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王道，即使是搞开明的专制政治，也只能“内圣”而必须“外王”。从专制政治的本质而言，“外王”是保持其社会稳定不可不有的统治方式，“内圣”则只是表达一种理想，或是臣民对君主的期望，因而只能是一种例外，大部分专制政治的实际状态只能是内外都“王”。或是说，究竟是“内圣”还是“内王”，并不从本质上影响专制统治，但是专制统治必须是“外王”的。
在这方面，邓小平显然没有自觉意识，他改变西藏政策，主要目的是给西方人看，那是一种表演。既然是表演，当然主要是在外面下功夫，那就要把“外王”变成（至少是装成）“外圣”。而中共在本质上又是一个专制的权力集团，不容许任何对其权力（包括其对西藏的主权）的触动和威胁，所以它又必须是“内王”的，结果就成了“内王外圣”。
对于专制统治，没有比“内王外圣”更糟糕的状态了。那最容易制造矛盾和出现失衡，导致“给人吃肉遭人骂娘”的结果。“外圣”给了反动派势力和社会不满情绪生长的土壤和扩散空间，不可能不与其专制极权的本质发生冲突。而为了维护“外圣”形象，它可能开始步步被动后退，起到鼓励反对派的作用，使其得胧望蜀，然而它的“内王”又决定它不可能退得彻底，反而会引发更大的冲突，直到局面对它的权力构成了严重挑战，它最终就一定剥掉“外圣”的外衣，以血腥镇压解决问题。
中共一九八四年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那次座谈会的指导思想与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基本一致，进一步促使加快改变西藏的步伐。八十年代的西藏社会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却在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离心和反抗。一九八七年九月，拉萨发生一九五九年以来首次公开示威。从那以后，拉萨骚乱不断，中共不得不多次动用军警，对示威者开枪镇压，连续制造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直到一九八九年，中共对拉萨实行长达十四个月的军事戒严，标志邓小平的西藏政策彻底失败。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十一年，中共才在一九九五年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间隔的时间之长（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只间隔四年），也可以看出中共对西藏的变化、走向与应对策略茫然和无措。
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它重新回到了内外都“王”。
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棋盘上，改变西藏政策的意义之一是为了向关注西藏问题的西方社会显示中共的“开明”，以换取西方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支持。那时候，中共并不担心会它在西藏的权力会受到什么威胁。西藏当时一片平静，藏人也非常驯服。
一九七九年，北京同意达赖喇嘛向西藏分批派遣参观团，并做出了参观团可以进行自由考察的允诺。与毛泽东时期的铁幕状态相比，这种开放姿态让世界刮目相看。然而，这也表现了北京对西藏情况的无知。它完全陶醉在自己多年对西藏情况的自我宣传之中，以为西藏真是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在亲眼目睹后也会为之折服，从而没有理由再要求重新恢复对西藏的统治。最可笑的是，西藏的中共官员还认真地召开了会议，要求各级组织对当地群众进行规劝，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向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 [46]。
事实却让北京当众丢脸。由达赖的三哥洛桑三旦率领的第一个达到西藏的参观团，在所经途中受到了成千上万西藏人的欢迎，人们围着参观团欢呼，流着热泪，长跪在地，献上他们的哈达，每个人都想让达赖的哥哥抚摸一下，很多人呼喊着达赖喇嘛的名字，嚎啕大哭，向参观团诉说他们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参观团的成员也禁不住失声痛哭，一部分人甚至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参观团看到的西藏真相是西藏宗教和文化被全面破坏，人民生活贫穷、落后、物质匮乏，有些地方甚至不如达赖喇嘛统治的时代。即使是北京一直引为自豪的公路、建筑等基础设施也不尽人意，远未达到北京自我宣传的水平。 [47]
北京的中共高层人士为这个弄巧成拙的事实而震惊。尤其是成千上万西藏人迎接参观团的悲痛场面展现到世界，对北京是无法挽回的惨败。一向自诩为代表人民的中共，这回如何解释民心的背离？
它必须挽回面子。事隔不久，中共便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调整了对西藏的政策，随之胡耀邦去西藏讲话，公布了的西藏具有转折意义的“六条”。中共迫切地希望西藏在最短时间内发生根本变化，改变西方人对中共统治西藏的疑虑。
“西方人会怎么看？”这在整个八十年代成为中共西藏政策的出发点。西藏由此得到了很多实惠，不过西藏后来出现的许多矛盾，也都是从这个问题发源的。
达赖方面的第一个参观团使北京在世界面前大丢脸面后，北京仍然接受了后面几个参观团继续访问西藏。它内心已经不情愿，只是事先已经允诺，不能让西方人看到自己说话不算。然而它又决心避免第一次的情况重演，因此便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参观团自由活动的措施，对西藏群众也进行严密控制，切断他们与参观团的接触，为此而搞了许多小动作。作为互动的对方，参观团当然采取要打破封锁的反措施，公开表达不满，并通过西方媒体向世界揭露中共的行为。在这种对抗中，双方矛盾日益加剧，北京最终以参观团对藏人进行反中国煽动为名，停止了参观团继续对西藏进行访问。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邓小平时代的西藏政策比毛泽东时代改善了许多，却受到世界舆论的更多谴责。毛泽东时代是彻底的专制暴政，达赖也好，西方人也好，谁也不准进入西藏，什么都看不到，与北京也形不成互动关系。外面的人尽可以想象西藏是一片黑暗与苦难，但只能停留在概念上，没有具体材料的支持，尤其没有“正在进行时”的新闻热点，所以无法引起传媒的炒作，也吸引不了公众关注。舆论谴责只停留在空泛的表态。到了邓小平时代，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和西方记者有了进入西藏的可能，本来是进步，然而可以对中国统治进行谴责的具体材料这时也就暴露在世界面前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当然不可能赞扬中共的统治，而西方记者无论在哪里（包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都是首先把问题（中共术语中的“黑暗面”）当作新闻。惯于对新闻进行控制的中共一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条件反射式地使用限制手段，希望能够干涉或者进行欺骗，那往往弄巧成拙，反而成为新把柄，给西方传媒进行的抨击增添新材料。
这就是在开放条件下中共面临的难题，它既想对国际社会表现自己开放，事实上又不是真的开放，于是就会与国际社会形成系列的互动，造成矛盾持续不断地产生，最终越来越遭人谴责。
借用中国古代“内圣外王”的概念来比喻，专制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王道，即使是搞开明的专制政治，也只能“内圣”而必须“外王”。从专制政治的本质而言，“外王”是保持其社会稳定不可不有的统治方式，“内圣”则只是表达一种理想，或是臣民对君主的期望，因而只能是一种例外，大部分专制政治的实际状态只能是内外都“王”。或是说，究竟是“内圣”还是“内王”，并不从本质上影响专制统治，但是专制统治必须是“外王”的。
在这方面，邓小平显然没有自觉意识，他改变西藏政策，主要目的是给西方人看，那是一种表演。既然是表演，当然主要是在外面下功夫，那就要把“外王”变成（至少是装成）“外圣”。而中共在本质上又是一个专制的权力集团，不容许任何对其权力（包括其对西藏的主权）的触动和威胁，所以它又必须是“内王”的，结果就成了“内王外圣”。
对于专制统治，没有比“内王外圣”更糟糕的状态了。那最容易制造矛盾和出现失衡，导致“给人吃肉遭人骂娘”的结果。“外圣”给了反动派势力和社会不满情绪生长的土壤和扩散空间，不可能不与其专制极权的本质发生冲突。而为了维护“外圣”形象，它可能开始步步被动后退，起到鼓励反对派的作用，使其得胧望蜀，然而它的“内王”又决定它不可能退得彻底，反而会引发更大的冲突，直到局面对它的权力构成了严重挑战，它最终就一定剥掉“外圣”的外衣，以血腥镇压解决问题。
中共一九八四年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那次座谈会的指导思想与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基本一致，进一步促使加快改变西藏的步伐。八十年代的西藏社会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却在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离心和反抗。一九八七年九月，拉萨发生一九五九年以来首次公开示威。从那以后，拉萨骚乱不断，中共不得不多次动用军警，对示威者开枪镇压，连续制造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直到一九八九年，中共对拉萨实行长达十四个月的军事戒严，标志邓小平的西藏政策彻底失败。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十一年，中共才在一九九五年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间隔的时间之长（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只间隔四年），也可以看出中共对西藏的变化、走向与应对策略茫然和无措。
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它重新回到了内外都“王”。
注 释
[1]郭锡兰1980年6月3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二届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载《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 97 98。
[2]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 页15-32。
[3]同上 ，页15-32。
[4]《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0，109； 《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表 4-15、4-16。
[5]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3-4。
[6]同上，页21。
[7]刘伟，《西藏的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94，253。
[8]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第二集）页89。 [9]黄慕松在他的进藏日记中有这样一段：“余意政府整理佛教，必先令高僧转世之小童，学习汉文，成年时考试及格，始准其承袭，斯亦统治上之要道欤。”（《使藏纪程》页50）
[10]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29-30。
[11]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29。
[12]《西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页51。
[13]《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0。
[14]同上
[15]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92。
[16]《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236-237。
[17]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 12 65。
[18]同上
[19]1984年2月27日至3月6日胡耀邦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七次讲话众元老插话，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情况通报》第372期。
[20]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室《西藏自治区中央文件选编》页29。 [21]同上页31。
[22]达赖喇嘛等，《慈悲》，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页67。
[23]以下表格数字取自《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和《中国人口·西藏分册 》或根据其提供的数字计算所得。
[24]对以下数字，需要注意的是中共进藏以后的人口数仅指西藏自治区的人口，而非指整个藏区人口。在整个的统计系统中，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人口都随其所归属的省进行统计。另外，1959年1980年期间人口增长的平均年递增率较高，与汉人迁入有关；1980年1994年的递增率降低，与汉人的迁出有关。目前总人口中有65749名汉人（1994年），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2·9％；即使在汉人最多的1980年（汉人为122400），在当时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中占的比例也只有6.6％，所以汉人的增减对西藏自治区人口的总体分析影响不算太大。
[25]岸波，《西藏：人口在爆炸》，见《西藏青年论文选》1991年，页49-52。
[26]《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5。
[27]《健康报》，1991年5月16日。
[28]《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31。
[29]同上，1992年，页329-330。
[30]《西藏日报》，1990年11月28日；《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33。
[31]《西藏日报》，1991年3月11日。
[32]《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62。
[33]孙勇等《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简明史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22。
[34]《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79。
[35]《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42。
[36]《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78。
[37]《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9。
[38]多杰才旦，《西藏的教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页60。
[39]《西藏统计计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282-284。
[40]《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40。
[41]我在一所牧区小学见到一个九岁的学生，家里送他上学要骑马走七天，还要在没碰上恶劣天气的前提下。路上要翻数座雪山。有时为了不耽误放牧，还要赶上成群的牛羊，一边放牧一边走路，路上的时间就更长了。孩子的父母一个往返要走半个月到一个月，因此孩子最多半年回家一次。要动员这样的父母送孩子进学校，基层政府要费很大力气。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入学率指标，有些基层政府不得不额外拨一笔专门资金进行“奖励”。谁家送孩子上学给谁家发奖，不送孩子上学的则罚款。有些父母宁愿交罚款也不让孩子上学，除了舍不得孩子离家，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已经可以放一群羊，一年的收益还多于罚款。
[42]《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195。
[43]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十辑，页356。
[44]同上。
[45]白玛朗杰，《现阶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载《 西藏社科论文选》，页207-208。
[46]M·C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54。
[47]M·C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53 354。晓晖等，《纽约访达赖喇嘛》，载《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页233。
1.西藏的怪圈
邓小平改变中共对藏政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不干涉藏人岁其传统宗教的信仰。这种解禁使西藏宗教获得全面复兴。这时的中共才发现它落进了一个“怪圈”。
“怪圈”是这样的：中共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全民信教----＞信教者服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达赖喇嘛同时又是反对中共统治西藏的政治领袖。
中共给西藏宗教自由本是为了争取藏人对其统治的认同，缓解国际社会对其西藏政府的批评。然而上述“怪圈”的存在，却使其目标和手段背道而驰。达赖喇嘛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的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民族跟随他反对中共统治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政治工具。中共则因此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重新禁绝西藏宗教是行不通的，何况也已没有逆转的手段和相应的替代意识形态；而放任宗教的发展，就无法防止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对藏人所发挥的政治作用。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在西藏是唯一的有组织力量，是人民唯一的信息和指令来源，是全部社会财富的唯一控制者。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即使在藏人心中仍然享有崇高威望，因为缺少沟通渠道，也无法发挥多大影响。他那时与那些逐渐被人遗忘的下台领袖和过时人物没有多少区别。随宗教自由在西藏恢复，情况就完全变了样。西藏宗教以遍布各地的寺庙为依托，有一个伸向所有地域和所有社会阶层的网络。依靠这种网络，西藏宗教成为不受中共控制的传播信息和发布指令的独立系统。目前，这个拥有一千七百八十七座寺庙的系统覆盖面已经达到可以与政权系统（八百九十七个乡级政府）覆盖面相比的程度。
西藏寺庙同时具有从民间“敛财”的能力----那可以被视为建立在信徒自愿基础上的纳税制度。大量财富作为供奉流入寺庙。寺庙（尤其是一些香火旺盛的大寺庙）由此掌握了雄厚的资源。既有组织网络，又有财政来源，加上其至高无上的精神影响力和一呼百应的群众基础，今天的西藏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潜政权”的性质。
对广布藏区的寺庙和僧尼，中共虽然一直进行着所谓的“统战”，不惜花费大量财力和精力，但是以为西藏僧尼们因此就会尽弃前嫌，并且在达赖和中共的对抗中站在中共一边，那就是太低估宗教信仰的力量了。达赖喇嘛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是藏传佛教的基本原则之一。很清楚，按照这样的原则，西藏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服从达赖喇嘛，是符合逻辑的行为，指望他们不服从达赖喇嘛，只能是中共的一厢情愿。
例如班禅喇嘛的传统驻锡寺庙---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他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一些藏人指责为汉 人走狗。北京对他也信任有加，给了他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让他全权负责寻找班禅的转世灵童，拨专款六百万元人民币。而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在内心深处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花着北京的钱，用了五年时间，对北京始终虚与委蛇，暗中却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印度的达赖喇嘛汇报，听取达赖喇嘛指示，最终使达赖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宣布根敦·却吉尼玛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按照正常寻访的结果，根敦·却吉尼玛本来的确是最佳的灵童人选，就因为达赖喇嘛抢先对他进行了确认，中共大为恼怒，导致了另选灵童的风波，结果既造成了灵童合法性危机，出现了两个班禅并立的局面，也严重打击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利用班禅制约达赖的战略。中共将恰扎·强巴赤列活佛投入监狱，判了八年徒刑，有报导说还对其实行了人生虐待。
恰扎活佛并不后悔，他这样解释他的行为：“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 [1]
僧侣之所以成为僧侣就是为了崇拜神并为神而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国家和遵守世俗法律放在神位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正是为了实现神的旨意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达赖喇嘛的意志因此必然是左右他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据有关材料统计，从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拉萨发生第一次骚乱到一九九六年底，一共发生的一百四十多起骚乱闹事中，其中近一百三十起是由僧尼在“西藏独立”的名义下带头闹起来的。一九九五年上半年西藏以“反革命罪”逮捕的一百二十一人，其中一百一十六人是僧尼。尽管达赖喇嘛本人进不了西藏，数万服从他意志的僧尼却广布在西藏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中共要对付的仅仅是寺院和僧尼，虽然对上千座寺庙和数万僧侣进行控制困难多并且成本高，但是以中共的力量，只要真下决心，也不是做不到。然而中共所面对的，除了僧尼，还有人人信教的整个藏民族。对此前面已经谈及，这里再举一个小事为例。
我在云南藏区旅行时，有一次拦了一辆军队的越野吉普车。在向司机问路时，我看见车后座有一位中共解放军大校，是个藏人。这样高级别的藏族军官不太多见，但是令我注意的倒不是他的军衔，而是他怀里捧的大把柏树枝，他的下半身全被埋在柏树枝下面。他要干什么？我留下一个悬念。
不久悬念就解开了。我的车和那军车前后到达一个山口。那山口正对着梅里雪山。梅里雪山是藏人的神山，不少藏人正在向梅里雪山瞌长头。山口扯满经幡，几座焚香塔缭绕青烟。那位大校把他带来的柏树枝全部添进焚香塔，随之空气中散发出柏树燃烧的香气。大校没有磕头，但表情虔诚。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应该是藏人中对中共最忠诚者，也是受中共无神论教育最深者，他都照样要拜他们民族的神，其它的藏人更是可想而知。我在那山口逗留了一个多小时，过往汽车没有一辆不停下，所有藏人---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政府官员----全都下车对神山顶礼膜拜。
当前，宗教已经成为西藏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借着宗教回归，达赖喇嘛对整个藏族地区的影响已无所不在。尽管在具体的世俗生活中，大多数老百姓与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但对他们而言，宗教与世俗是两个世界，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即使有矛盾，也各不相扰。力求二者统一是理性思维的逻辑，低文化的宗教信徒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需求。宗教赋予达赖喇嘛神的地位，他的与宗教本无关系的政治主张就混同为神的旨意，成了宗教命令，大多数藏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或至少是不敢表达异议。
宗教是达赖喇嘛扎在西藏最有生命力的根。西藏宗教被禁绝的时期，他只是一条无水之鱼，而西藏宗教一旦复活，他就是根深叶茂的大树。西藏宗教的一切实体都是他的延伸，西藏宗教掌握的一切资源都可以为调用。既然西藏的一切都与宗教关联在一起，达赖喇嘛的灵魂因此就能附着在西藏的每一寸土地上。虽然西藏的政权由中共控制，达赖喇嘛却控制西藏的人心。政权和人心，哪一个更有决定作用？中共夺取中国的政权，当年不就是靠的人心吗？
一九八九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达赖喇嘛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虽然当时的拉萨还在中共军队戒严之下，拉萨却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自发庆祝狂欢。人们欢呼着向空中扬撒糌耙，向地上倒洒青稞酒，吉祥符和传单满天飞舞。那一天八廓街和大昭寺广场交通完全堵塞，因为买糌耙（扬撒用）的人多，糌耙价格从每斤三角暴涨到每斤两元。画有龙、虎、羊等图案的吉祥符纸片铺满了地面，大昭寺门前积存了一厘米厚 [2]。这种场面给中共心里留下什么滋味，只有它自己知道了。
中共面对这个怪圈，长时间地找不到应对办法，使局势向着矛盾激化方向发展，直到危机暴发，措手不及。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发表“五点计划”的演说六天之后，作为回应，拉萨发生了一九五九年以后第一次要求西藏独立的游行。二十多名西藏僧人手持西藏独立国旗帜，高喊“中国人滚出西藏”的口号，环绕人群拥挤的八廓街游行五圈，警方因为没有接到上级的明确指示而无所行动，直到游行者向西藏自治区政府所在地进发，才出面阻止。
警方的迟钝和息事宁人鼓舞了僧人进一步表达他们的意志。三天后的中国国庆节，更多的僧人在八廓街举行游行。这回已有准备的警方立刻拘捕了他们，但却非常没有策略地把他们集中在八廓街的警察派出所进行审问，有些警察（主要是藏人警察）还对不驯服的僧人进行殴打。八廓街是拉萨藏人最集中的居住区，僧人被打的情况和惨叫之声可以被周围的藏人听到。这极大地刺激了在传统中把僧人视为“宝”的藏人群众，勾起他们对西藏宗教在毛泽东时代所受迫害的痛苦回忆。群众开始自发地对八廓街派出所呼喊抗议口号并扔石头。人越聚越多，形成了围攻局面。而当局对那种情况既无预料也无措施，可想而知，事态如果不是在一开始就受到遏止，很快就会扩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发展到纵火，烧汽车，殴打街上的汉人，还有人趁乱捣毁和抢劫街面的商店。“西藏独立”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也立刻传遍拉萨。
我访问过一个当年在场的武警士兵，他埋怨那是因为当官的怕丢乌纱帽，谁也不敢做决定，不下令采取措施，事态就制止不住。他们当时被调到现场，但只能被动地挨打，什么准备也没有，没有盾牌、警棍，更没有国外警察那些防暴设备，连钢盔在开始都没有，后来才从野战军调来一批。那位武警士兵所说的“决定”和“采取措施”，说白了就是下令开枪。平时没有准备，遇到这种突发事件，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就只有开枪一个选择。有枪不开，拿在手里还不如烧火棍好使1，远敌不过藏人手里的石头。何况群众人多，军警人少。这和北京“六·四”时的情况是一样的。
当八廓街派出所被围攻的群众点火焚烧时，困在里面的警察通过对讲机向西藏的中共首脑请示，首脑们只回答“要冷静，千万不能开枪”，但是对警察们继续追问怎么办，对讲机里只有杂音而听不到回答，气愤的警察向没有声音的对讲机大喊“你们他妈的是人不是人，还管不管我们死活” [3] 。
警察死活是小事，对西藏的中共首脑来讲，没有北京的明确指示，他们绝对不敢擅自下令开枪。开枪不开枪是分水岭，性质截然不同。他们既没有别的手段和办法，又不能下令开枪，就只有干等北京的指示。其实谁都明白，所谓的北京指示，别的照旧没用，等的就是一个开枪的许可。
然而允许开枪对北京又何尝是轻易之事？八廓街发生骚乱三个多小时之后，西藏党政首脑终于等到“中央指示”，那不过是公安部办公厅一位副主任通过西藏自治区公安厅传达的，内容有五条：
一.可以出动消防车救火；
二.一定要保护好群众；
三.对抢枪、烧车、砸车采取坚定果断措施；
四.现场指挥要沉着冷静；
五.不要开枪。 [4]
一眼就能看出来，对于制止事态，这实在是等于什么都没说的五条。希望能通过北京指示减掉自己压力的西藏党政首脑，压力更为沉重。没有获得开枪许可，他们就没有任何“坚决果断”的措施。事实上在那几天，拉萨中心的八廓街一带基本失控，被有人说成是已经实现了“独立” [5]。
当然，警察还是开了枪，并且打死了人。现在无从证实是有了允许开枪的命令，还是警察自发开的枪。不过不难想象，警察手里有枪，总让他们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即使没命令，他们最终也一定会开枪。也许那正是西藏党政首脑所希望的。上面不下开枪许可，自己就不能松口，但是一旦被激怒了的警察自行开火，再多发射一些子弹也就没有本质区别，骚乱的人群可以因此被打散，威慑可以形成，事态就能平息。如果事后上面有追查责任，那是由下面的警察负。
那次事件成了西藏以后一系列抗议活动和骚乱的开端。中共后来也习惯了开枪，并且动辄以开枪解决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多报导，这里就不再赘述。对于为什么偏在西藏社会进入最好状态时发生如此广泛的动乱，下面是中共《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的一些拉萨人的言论片段：
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脸总对着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心。
既然让信教，又让批宗教的领袖，感情说不过去。
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又突出宣扬信教，这本身就矛盾。恢复寺庙可以适当一点，现在不光是信仰宗教自由，而是政府在组织了，有大的宗教节目，自治区领导都要参加，公安人员很多，干什么嘛，政权和宗教本身就是分开的嘛。年轻人打石头，跟着骚乱分子跑，为什么？有些还是小孩子，还不是家庭和社会的不正常影响。
好几年来八角街不时就有反标，写“西藏独立”之类的内容，可是没有重视，总以为群众在我们这一边。上边看来不了解民情，光报喜不报忧。如果真是政府说的形势那么好，那么团结，骚乱根本不会闹起来嘛。光是喊请示中央，请示中央，自治区是干什么吃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呢？不过是怕自己乌纱帽掉了，谁也不明确表态。
政府总是翻过去的事情，总想做出宽怀仁厚的样子，过去的伤疤越揭越痛，当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复和平解放前的两千多座寺庙，再制定哲蚌寺七千七百人、色拉寺五千五百人、甘丹寺三千三百人的喇嘛定额，宗教政策仍然不会让一些人满意。因为西藏过去是政教合一社会，总不至于落实到政教再 合一，三大寺重新过问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级政府领导吧？
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像我们办事处，四个居委会，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个党员干部，骚乱以后，只有一个居委会干部来反映了一下群众的情况。基层政权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 [6]
采访这些言论的记者还透露了他以“特殊方式”对参加骚乱的一个喇嘛进行的采访（那“特殊方式”大概是装成台湾或香港的游客）：
问：你赞成西藏独立吗？为什么？
答：赞成，西藏本来就是西藏人的嘛，我们有达赖喇嘛，汉人有吗？汉人吃糌耙喝酥油茶青稞酒吗？我们不一样。
问：你愿意当喇嘛吗？
答：当然，藏人最光荣的就是当喇嘛。
问：你对政府的宗教政策怎么看？你认为西藏人现在的生活不错吗？
答：他们汉人把我们的寺庙都毁了，当然应该他们修。我们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们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应，噶厦也专门供应，现在钱很少，寺庙很多值钱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了。汉人在拉萨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们住的。拉萨城就是修得再好，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希望的是到处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
“怪圈”是这样的：中共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全民信教----＞信教者服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达赖喇嘛同时又是反对中共统治西藏的政治领袖。
中共给西藏宗教自由本是为了争取藏人对其统治的认同，缓解国际社会对其西藏政府的批评。然而上述“怪圈”的存在，却使其目标和手段背道而驰。达赖喇嘛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的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民族跟随他反对中共统治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政治工具。中共则因此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重新禁绝西藏宗教是行不通的，何况也已没有逆转的手段和相应的替代意识形态；而放任宗教的发展，就无法防止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对藏人所发挥的政治作用。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在西藏是唯一的有组织力量，是人民唯一的信息和指令来源，是全部社会财富的唯一控制者。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即使在藏人心中仍然享有崇高威望，因为缺少沟通渠道，也无法发挥多大影响。他那时与那些逐渐被人遗忘的下台领袖和过时人物没有多少区别。随宗教自由在西藏恢复，情况就完全变了样。西藏宗教以遍布各地的寺庙为依托，有一个伸向所有地域和所有社会阶层的网络。依靠这种网络，西藏宗教成为不受中共控制的传播信息和发布指令的独立系统。目前，这个拥有一千七百八十七座寺庙的系统覆盖面已经达到可以与政权系统（八百九十七个乡级政府）覆盖面相比的程度。
西藏寺庙同时具有从民间“敛财”的能力----那可以被视为建立在信徒自愿基础上的纳税制度。大量财富作为供奉流入寺庙。寺庙（尤其是一些香火旺盛的大寺庙）由此掌握了雄厚的资源。既有组织网络，又有财政来源，加上其至高无上的精神影响力和一呼百应的群众基础，今天的西藏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潜政权”的性质。
对广布藏区的寺庙和僧尼，中共虽然一直进行着所谓的“统战”，不惜花费大量财力和精力，但是以为西藏僧尼们因此就会尽弃前嫌，并且在达赖和中共的对抗中站在中共一边，那就是太低估宗教信仰的力量了。达赖喇嘛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是藏传佛教的基本原则之一。很清楚，按照这样的原则，西藏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服从达赖喇嘛，是符合逻辑的行为，指望他们不服从达赖喇嘛，只能是中共的一厢情愿。
例如班禅喇嘛的传统驻锡寺庙---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他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一些藏人指责为汉 人走狗。北京对他也信任有加，给了他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让他全权负责寻找班禅的转世灵童，拨专款六百万元人民币。而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在内心深处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花着北京的钱，用了五年时间，对北京始终虚与委蛇，暗中却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印度的达赖喇嘛汇报，听取达赖喇嘛指示，最终使达赖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宣布根敦·却吉尼玛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按照正常寻访的结果，根敦·却吉尼玛本来的确是最佳的灵童人选，就因为达赖喇嘛抢先对他进行了确认，中共大为恼怒，导致了另选灵童的风波，结果既造成了灵童合法性危机，出现了两个班禅并立的局面，也严重打击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利用班禅制约达赖的战略。中共将恰扎·强巴赤列活佛投入监狱，判了八年徒刑，有报导说还对其实行了人生虐待。
恰扎活佛并不后悔，他这样解释他的行为：“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 [1]
僧侣之所以成为僧侣就是为了崇拜神并为神而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国家和遵守世俗法律放在神位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正是为了实现神的旨意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达赖喇嘛的意志因此必然是左右他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据有关材料统计，从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拉萨发生第一次骚乱到一九九六年底，一共发生的一百四十多起骚乱闹事中，其中近一百三十起是由僧尼在“西藏独立”的名义下带头闹起来的。一九九五年上半年西藏以“反革命罪”逮捕的一百二十一人，其中一百一十六人是僧尼。尽管达赖喇嘛本人进不了西藏，数万服从他意志的僧尼却广布在西藏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中共要对付的仅仅是寺院和僧尼，虽然对上千座寺庙和数万僧侣进行控制困难多并且成本高，但是以中共的力量，只要真下决心，也不是做不到。然而中共所面对的，除了僧尼，还有人人信教的整个藏民族。对此前面已经谈及，这里再举一个小事为例。
我在云南藏区旅行时，有一次拦了一辆军队的越野吉普车。在向司机问路时，我看见车后座有一位中共解放军大校，是个藏人。这样高级别的藏族军官不太多见，但是令我注意的倒不是他的军衔，而是他怀里捧的大把柏树枝，他的下半身全被埋在柏树枝下面。他要干什么？我留下一个悬念。
不久悬念就解开了。我的车和那军车前后到达一个山口。那山口正对着梅里雪山。梅里雪山是藏人的神山，不少藏人正在向梅里雪山瞌长头。山口扯满经幡，几座焚香塔缭绕青烟。那位大校把他带来的柏树枝全部添进焚香塔，随之空气中散发出柏树燃烧的香气。大校没有磕头，但表情虔诚。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应该是藏人中对中共最忠诚者，也是受中共无神论教育最深者，他都照样要拜他们民族的神，其它的藏人更是可想而知。我在那山口逗留了一个多小时，过往汽车没有一辆不停下，所有藏人---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政府官员----全都下车对神山顶礼膜拜。
当前，宗教已经成为西藏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借着宗教回归，达赖喇嘛对整个藏族地区的影响已无所不在。尽管在具体的世俗生活中，大多数老百姓与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但对他们而言，宗教与世俗是两个世界，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即使有矛盾，也各不相扰。力求二者统一是理性思维的逻辑，低文化的宗教信徒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需求。宗教赋予达赖喇嘛神的地位，他的与宗教本无关系的政治主张就混同为神的旨意，成了宗教命令，大多数藏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或至少是不敢表达异议。
宗教是达赖喇嘛扎在西藏最有生命力的根。西藏宗教被禁绝的时期，他只是一条无水之鱼，而西藏宗教一旦复活，他就是根深叶茂的大树。西藏宗教的一切实体都是他的延伸，西藏宗教掌握的一切资源都可以为调用。既然西藏的一切都与宗教关联在一起，达赖喇嘛的灵魂因此就能附着在西藏的每一寸土地上。虽然西藏的政权由中共控制，达赖喇嘛却控制西藏的人心。政权和人心，哪一个更有决定作用？中共夺取中国的政权，当年不就是靠的人心吗？
一九八九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达赖喇嘛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虽然当时的拉萨还在中共军队戒严之下，拉萨却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自发庆祝狂欢。人们欢呼着向空中扬撒糌耙，向地上倒洒青稞酒，吉祥符和传单满天飞舞。那一天八廓街和大昭寺广场交通完全堵塞，因为买糌耙（扬撒用）的人多，糌耙价格从每斤三角暴涨到每斤两元。画有龙、虎、羊等图案的吉祥符纸片铺满了地面，大昭寺门前积存了一厘米厚 [2]。这种场面给中共心里留下什么滋味，只有它自己知道了。
中共面对这个怪圈，长时间地找不到应对办法，使局势向着矛盾激化方向发展，直到危机暴发，措手不及。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发表“五点计划”的演说六天之后，作为回应，拉萨发生了一九五九年以后第一次要求西藏独立的游行。二十多名西藏僧人手持西藏独立国旗帜，高喊“中国人滚出西藏”的口号，环绕人群拥挤的八廓街游行五圈，警方因为没有接到上级的明确指示而无所行动，直到游行者向西藏自治区政府所在地进发，才出面阻止。
警方的迟钝和息事宁人鼓舞了僧人进一步表达他们的意志。三天后的中国国庆节，更多的僧人在八廓街举行游行。这回已有准备的警方立刻拘捕了他们，但却非常没有策略地把他们集中在八廓街的警察派出所进行审问，有些警察（主要是藏人警察）还对不驯服的僧人进行殴打。八廓街是拉萨藏人最集中的居住区，僧人被打的情况和惨叫之声可以被周围的藏人听到。这极大地刺激了在传统中把僧人视为“宝”的藏人群众，勾起他们对西藏宗教在毛泽东时代所受迫害的痛苦回忆。群众开始自发地对八廓街派出所呼喊抗议口号并扔石头。人越聚越多，形成了围攻局面。而当局对那种情况既无预料也无措施，可想而知，事态如果不是在一开始就受到遏止，很快就会扩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发展到纵火，烧汽车，殴打街上的汉人，还有人趁乱捣毁和抢劫街面的商店。“西藏独立”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也立刻传遍拉萨。
我访问过一个当年在场的武警士兵，他埋怨那是因为当官的怕丢乌纱帽，谁也不敢做决定，不下令采取措施，事态就制止不住。他们当时被调到现场，但只能被动地挨打，什么准备也没有，没有盾牌、警棍，更没有国外警察那些防暴设备，连钢盔在开始都没有，后来才从野战军调来一批。那位武警士兵所说的“决定”和“采取措施”，说白了就是下令开枪。平时没有准备，遇到这种突发事件，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就只有开枪一个选择。有枪不开，拿在手里还不如烧火棍好使1，远敌不过藏人手里的石头。何况群众人多，军警人少。这和北京“六·四”时的情况是一样的。
当八廓街派出所被围攻的群众点火焚烧时，困在里面的警察通过对讲机向西藏的中共首脑请示，首脑们只回答“要冷静，千万不能开枪”，但是对警察们继续追问怎么办，对讲机里只有杂音而听不到回答，气愤的警察向没有声音的对讲机大喊“你们他妈的是人不是人，还管不管我们死活” [3] 。
警察死活是小事，对西藏的中共首脑来讲，没有北京的明确指示，他们绝对不敢擅自下令开枪。开枪不开枪是分水岭，性质截然不同。他们既没有别的手段和办法，又不能下令开枪，就只有干等北京的指示。其实谁都明白，所谓的北京指示，别的照旧没用，等的就是一个开枪的许可。
然而允许开枪对北京又何尝是轻易之事？八廓街发生骚乱三个多小时之后，西藏党政首脑终于等到“中央指示”，那不过是公安部办公厅一位副主任通过西藏自治区公安厅传达的，内容有五条：
一.可以出动消防车救火；
二.一定要保护好群众；
三.对抢枪、烧车、砸车采取坚定果断措施；
四.现场指挥要沉着冷静；
五.不要开枪。 [4]
一眼就能看出来，对于制止事态，这实在是等于什么都没说的五条。希望能通过北京指示减掉自己压力的西藏党政首脑，压力更为沉重。没有获得开枪许可，他们就没有任何“坚决果断”的措施。事实上在那几天，拉萨中心的八廓街一带基本失控，被有人说成是已经实现了“独立” [5]。
当然，警察还是开了枪，并且打死了人。现在无从证实是有了允许开枪的命令，还是警察自发开的枪。不过不难想象，警察手里有枪，总让他们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即使没命令，他们最终也一定会开枪。也许那正是西藏党政首脑所希望的。上面不下开枪许可，自己就不能松口，但是一旦被激怒了的警察自行开火，再多发射一些子弹也就没有本质区别，骚乱的人群可以因此被打散，威慑可以形成，事态就能平息。如果事后上面有追查责任，那是由下面的警察负。
那次事件成了西藏以后一系列抗议活动和骚乱的开端。中共后来也习惯了开枪，并且动辄以开枪解决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多报导，这里就不再赘述。对于为什么偏在西藏社会进入最好状态时发生如此广泛的动乱，下面是中共《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的一些拉萨人的言论片段：
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脸总对着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心。
既然让信教，又让批宗教的领袖，感情说不过去。
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又突出宣扬信教，这本身就矛盾。恢复寺庙可以适当一点，现在不光是信仰宗教自由，而是政府在组织了，有大的宗教节目，自治区领导都要参加，公安人员很多，干什么嘛，政权和宗教本身就是分开的嘛。年轻人打石头，跟着骚乱分子跑，为什么？有些还是小孩子，还不是家庭和社会的不正常影响。
好几年来八角街不时就有反标，写“西藏独立”之类的内容，可是没有重视，总以为群众在我们这一边。上边看来不了解民情，光报喜不报忧。如果真是政府说的形势那么好，那么团结，骚乱根本不会闹起来嘛。光是喊请示中央，请示中央，自治区是干什么吃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呢？不过是怕自己乌纱帽掉了，谁也不明确表态。
政府总是翻过去的事情，总想做出宽怀仁厚的样子，过去的伤疤越揭越痛，当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复和平解放前的两千多座寺庙，再制定哲蚌寺七千七百人、色拉寺五千五百人、甘丹寺三千三百人的喇嘛定额，宗教政策仍然不会让一些人满意。因为西藏过去是政教合一社会，总不至于落实到政教再 合一，三大寺重新过问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级政府领导吧？
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像我们办事处，四个居委会，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个党员干部，骚乱以后，只有一个居委会干部来反映了一下群众的情况。基层政权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 [6]
采访这些言论的记者还透露了他以“特殊方式”对参加骚乱的一个喇嘛进行的采访（那“特殊方式”大概是装成台湾或香港的游客）：
问：你赞成西藏独立吗？为什么？
答：赞成，西藏本来就是西藏人的嘛，我们有达赖喇嘛，汉人有吗？汉人吃糌耙喝酥油茶青稞酒吗？我们不一样。
问：你愿意当喇嘛吗？
答：当然，藏人最光荣的就是当喇嘛。
问：你对政府的宗教政策怎么看？你认为西藏人现在的生活不错吗？
答：他们汉人把我们的寺庙都毁了，当然应该他们修。我们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们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应，噶厦也专门供应，现在钱很少，寺庙很多值钱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了。汉人在拉萨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们住的。拉萨城就是修得再好，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希望的是到处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
2.达赖喇嘛的苦衷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和十月一日拉萨的示威及街头暴乱，直接起因是藏人对达赖喇嘛美国国会演讲的回应。虽然那次演讲内容被冠以“五点和平计划”之称，但演讲内容主要还是对中共西藏政策的谴责。五点建议的大意分别为：
一.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
二.中国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
三.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
四.重建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放弃在西藏制造核子武器及储存核子废弃物；
五.对西藏未来的地位和藏族人民关心的问题进行真正的会谈。 [7]
演讲虽然表达了达赖喇嘛希望与北京谈判的愿望，也没有公开宣布要求西藏独立，但别的不说，仅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第一条），已经和独立相去不多。演讲没有对八十年代中共西藏政策的改进做出评价，矛盾仍集中于北京的谴责。这无疑使西藏境内的自然反对派与北京的对抗心理得到加强，从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十七个月内，拉萨发生了十八次示威骚乱，最终导致北京于 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开始，对拉萨实行了长达四百一十九天的军事戒严。
从心里，达赖喇嘛肯定愿意西藏独立，但他的理性使他明白，以西藏与中国的力量之悬殊，独立是没有希望的。在拉萨出现大规模藏人抗议运动、国际社会纷纷对北京施加压力之时，手里有了更多筹码的达赖喇嘛以政治家的精明，于一九八八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对中共的妥协----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之内，并同意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放弃西藏独立的正式表态，比起以前的立场，应该说做出了重大让步。
在以后的岁月里，达赖喇嘛进一步表示他“从未提倡西藏独立” [8]尽管他仍然坚持在历史上西藏和中国是两个国家，但那并不意味着他现在赞成西藏独立。他还批评中共一直破坏他的名誉，“老是认为我要独立” [9]虽然有人认为达赖喇嘛的这种言论与他以前说的话并不完全一致2，但至少可以表明达赖喇嘛的转变，是一种愿意妥协的表示。
然而北京对达赖喇嘛的方案完全不做任何考虑。达赖喇嘛的让步是建立在“五点和平计划”基础上的，有这样几条限制性的条件：
一 .与中国结盟的西藏必须是将中国所有藏区统一在一起的大西藏；
二 .西藏将实行与中共统治完全不同的民主政体，由西藏人自己进行高度自治 ；
三 .北京虽然负责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办事处，在“非政治领域”发展独立的对外 关系并参加国际组织；
四.国防方面，仅同意“在西藏非军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国可以在西藏保留少数的军事设施”，并限制那些军事设施只能是“防御性”的 [10]
对北京来说，只为换取达赖喇嘛口头上承认西藏留在中国，它是否值得接受那些限制，使中国在西藏的地位退到比五十年代达赖喇嘛走以前还不如的状况吗？按照北京的眼光，它看不出达赖喇嘛有什么资格提出那些要求，凭几百个藏人在拉萨街头扔石头，或是西方国家的几个议员表示抗议，就能让拥有几百万军队、且早已牢牢控制西藏全境的中共束手就范，让出它统治了几十年、投进了无数人力财力的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交给被它打出国的西藏流亡者去统治吗？别说几百个藏人扔石头，当年上万荷枪实弹的叛乱者盘踞拉萨，不也就是几十个小时就被打垮了吗？在北京眼里，达赖喇嘛提出的交易纯粹是“空手套白狼”，异想天开。
对比一下中共开给达赖的条件，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距，形容为天壤之别毫不过分。一九八一年七月，胡耀邦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提出中共方面的如下五点：
一 .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
二 .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一九五九年的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三 .我们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四 .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党中央可以向全国人大建议他还当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并经过协商，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生活上也维持原来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西藏现在的年轻人已上来，他们工作做得很好嘛！ 当然也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不要担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发展了。
五 .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来，给我们一个通知， 如果经香港从陆路到广州，我们就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到边界去迎接他，也发表一个消息。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欢迎他，并发表消息。 [11]
中共的允诺只是派一个“部长级”的干部迎接达赖，给达赖一个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的虚职，连西藏都不让他回，怎么可能跟他去谈判斯特拉斯堡方案呢？
当然，达赖喇嘛是不会接受中共那点可怜条件的。对于一个为西藏解放奋斗了几十年的民族领袖，那简直是个污辱性的施舍。然而，以达赖喇嘛的政治眼光，又岂能想不到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不可能被中共接受的谈判基础呢？
-----他实在是再也不能退了。
先不说他的个人信念是否允许他退，他的社会基础首先就把他限制死了。他名义上是全体藏人的精神领袖，可是他真正能够接触的藏人仅仅是跟随他在海外流亡的那批藏人------数量约为十万左右。比起西藏境内的四百多万藏人（西藏流亡政府说是六百万），那十万藏人数量虽小，却是达赖喇嘛立足其上的整个藏人社会。流亡政府从他们中间产生，税款由他们交纳，选举由他们投票，西藏解放的事业由他们进行，国际上的西藏形象也由他们代表。多少年来，他们一直为西藏自由而斗争，那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他们的子女从小就在仇恨中国的教育下长大成人，至今在海外出生的藏人已经成为流亡团体的骨干。对他们，即使是中共绝不可能接受斯特拉斯堡方案，都被视为丧失了基本原则，因而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有多少藏人坚持西藏独立而反对放弃了独立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呢？“西藏青年大会”的秘书长扎西南杰非常肯定地认为---有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扎西南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地表示反对达赖喇嘛。
事实上，我们认为那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明智之举。把外交和国防交给中国，就等于是放弃西藏的主权。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斗争到底，一直到实现西藏的独立为止。这是“西藏青年大会”的想法，也是西藏人的想法。和中国人会谈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的。我们所应该要做的，就是靠斗争抢回所有属于我们的权力。我们应该为此而战斗。不能凭嘴皮子！
中国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西藏的。不过我们也不会转易地放弃我们的动机。面对着中国人允许我们是少了一点，可是我们有坚决的意志！自由的精神！我们的目的只是在我们有生之年，重新获得西藏的独立，不过斗争的精神必须代代薪传不绝才有这个可能。我们对达赖喇嘛的建议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我们有强烈表达不同意的义务。 [12]。
扎西南杰的“西藏青年大会”是流亡藏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少壮派组织，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个地方分会，上万名成员，其骨干分子大多数是受过西方高度教育的青年藏人，熟悉西方社会，有民主思想，活动能量远远超过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
平措旺杰曾是达赖喇嘛驻英国及北欧国家的代表，现任伦敦“西藏基金会”主任。作为流亡藏人的高级官员，他也公开反对斯特拉斯堡方案。他的看法是，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演说都是个严重错误。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完全不赞成这个演说的提议。尤其是和中国联盟并且把国防责任交付给中国这一点。让中国人有权力在西藏安兵置屯，就表示我们并不要完全独立。
……我要说如果我们不为争取完全独立而战斗，人民会逐渐丧失这个希望。这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却没有因而给西藏人带来一点利益。我不认为支持独立斗争会给西藏局势带来任何不良的影响。我不相信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制止大批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家乡落藉。 [13]
流亡藏人内部对斯特拉斯堡方案的反对使达赖喇嘛受到极大压力，他最终在一九九一年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除了因为没有得到中共的回应，他在流亡藏人内部遭受的强烈反对大概也不无关系。
达赖喇嘛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必须以理性和妥协的姿态才能使处弱势的西藏在北京谈判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顾及流亡者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个方面往往互相矛盾，以致发生难以调和的冲突。尤其后者不仅是信仰和道义的问题，还有很多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
例如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方案中对北京所做的“退步”，是把西藏独立变为西藏高度自治，但自治的范围是“所有藏人居住区”-----即 大西藏。对北京来讲，那哪里是“退步”，即使在五十年代达赖没有走出以前，《十七条协议》给他的治理范围也不过是西藏自治区（很长时间还不包括昌都地区）。甚至在清朝和民国，达赖的行政管辖范围也没有超过卫藏。现在他一无所有地回来，要的领土竟然比原来还多一倍！北京对这种“妥协”不予理睬是不奇怪的。
从现实出发，比较明智的策略是，达赖喇嘛应该先以他流亡之前的状况作为谈判基础，或像有人建议的那样重新回到《十七条协议》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14]，第一步是争取回到西藏，实现卫藏----即西藏自治区的自治。等到了立足之地和政治实体后，再根据中国社会的变化，掌握时机，利用国际舆论和国际力量，继而图谋大西藏范围的自治，最后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甚至也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要先回西藏，为此就不应该把起点定得太高，否则是不可能取得现实进展的。
这本是常识性的道理，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达赖喇嘛肯定非常明白。但限制他不能采取这种现实谋略和灵活手段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西藏流亡者不光来自卫藏，还有相当比例来自安多和康区。五十年代对中共的武装反抗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区，大批反抗战士和百姓为了躲避中共军队的围剿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四十六个议席，其中三十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区分配的，每个地区十个议席， [15] 那么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哪怕是出于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在议会难以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无论从公正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各方面的利益出发，皆说不过去。仅此一点，就决定了达赖喇嘛与北京的谈判，几乎永远无法找到共同点。
达赖喇嘛也有一个自己设的“局”。为了增强流亡阵营的战斗意志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他必须把中共描绘成彻头彻尾的魔鬼。那形象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也许合适，但到邓小平时代，中共已经大大改善了西藏政策，达兰萨拉的宣传口径却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反而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推行人权政策，为了获得西方国家对西藏的更多支持，达兰萨拉的宣传机器变本加厉地攻击中共，包括有意进行错误导向和胡编乱造的指控，这种宣传政策无疑受到了达赖喇嘛的宽容，因为在他自己发表的各种言论中，也同样看不到对中共改善西藏状况的正面肯定。在双方宣传机器互相攻击的漫骂性气氛中，是不可能导致建设性谈判的，反而使北京产生“好心不得好报”的恼怒，失去与流亡藏人打交道的耐心。既然怎么都不得好，干脆我行我素。
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是达赖喇嘛的成功，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使他陷身其中的“局”-----既然全世界都在为西藏说话，他作为西藏的精神领袖与西藏流亡者的政治领袖，只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国际社会的“好意”和期望去表演。那虽然会博得喝彩，树立更高的道德形象和取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对解决实质问题却不一定有益，反而会使他越来越无法改变形象和采取现实策略，与中共的距离只能越来越远。
几十年来，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独立作为旗帜，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从小就把独立的目标视为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他们所接受的关于西藏历史的教育一直都把中国描述为残暴的侵略者，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教育有必要和成功的一面，使海外出生的藏人奋勇接过西藏解放之旗，而没有因为时间流逝和远离西藏本土失去对故乡的关怀。但是在需要与北京进行更为灵活的谈判时，妥协和退让的余地却会因此变得很小。受过良好教育和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轻一代又不像传统藏人那样迷信达赖喇嘛的权威，他们毫不犹豫地对达赖喇嘛提出批评，甚至对他的神圣地位进行质疑。伦敦“西藏基金会”的主任平措旺杰就曾公开对西方记者抱怨藏人对达赖喇嘛过分崇拜，认为应该是觉醒的时候了。
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什么都知道。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他是神，所以他不会犯错。我可不信这一套。我是佛教徒，没错。然而就我而言，他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我常常对我的同胞说，达赖喇嘛变老了。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菩萨的化身？……同样的，当他做错事的 时候，我们也应该问这些问题。当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提醒他。[16]
年轻一代宁可与中国人战斗到底，直到彻底解放西藏，实现西藏独立。他们反对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不接受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主义。“西藏青年大会”的扎西南杰提到非暴力主义的时候，否定的口气十分强烈。
达赖喇嘛的建议非常不好。他说他是慈悲佛。我可不是。达赖喇嘛追求幸福，不只是为了西藏人的幸福，更为全体人类谋幸福。他谈没有国界，没有护照，没有警察的世界。他相信这种事情。我们可不，我们不能用相同的眼光来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很真诚。我们不能说：“既然达赖喇嘛不怨恨中国人，我们也不怨恨中国人。”不。相反地，我们非常痛恨中国人。我们痛恨所有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祸害的根源。他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安安稳稳地睡觉。 [17]
甚至连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活佛也赞成使用暴力把中国人赶出西藏。非常难以想象中国人会洒脱地自己离去。除非是我们使用这个(他 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机的手势）。您知道达赖喇嘛提出了他的计划。他扮演的是慈悲的红脸。他是个和平主义者，是同情达理的。他在这上面付出了无比的精神心血。因此我们必须要使用某些方法才能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所认识的唯一压力就是暴力……我们必须要制造流血事件。
……我们应该做些不让达赖喇嘛知道的事。他不能够知道。他是在暴力之外。不过，您知道，我们生存在一个痛苦的世界里。你打我！我打你，大家都感到痛。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了解。我想中国人只听得懂暴力的语言。[18]
之所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认可恐怖主义，是因此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别的途径去想象几百万藏人如何可以战胜十多亿汉人和他们的三百万军队。恐怖活动可以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果。一方面，“这样可以使中国人心惊肉跳，可以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 [19]；另一方面，恐怖活动容易获得广泛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当某些西方人表示，如果流亡藏人听从达赖喇嘛的主张，放弃使用暴力，会比较容易得到西方各国政府对西藏合法要求的正式支持。流亡藏人的回答是：
当阿拉法特杀人、制造恐怖的时候，各国政府争相与他会晤。他由此而得到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和同情……阿富汗的游击队也是一样。当他们到伦敦的时候，图谋被邀请上唐宁街十号晚宴。当一直提倡和平、爱与慈悲的达赖喇嘛到伦敦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安排接见他。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不是个值得敬重的人。相反地，全世界的人对他敬仰有加。问题就出在达赖喇嘛没有攻击性。他不会制造问题。因此，根本不需要为他的事情操心。
我们不使用暴力的方式被误解为力量薄弱的表现……如果这些暴力行为瞌得到成果，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一招？这个世界就吃这一套。 [20]
近几年西藏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就是藏人恐怖主义者在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目前那些恐怖活动还远没有达到巴勒斯坦人的水平，但是其发展势头不可小视，水平也会逐渐提高。
在内部分歧和激烈争执中，达赖喇嘛撤消了他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但是如何选择西藏的前途，是西藏流亡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此，达赖喇嘛于一九九五年提出了“人民公决”的设想-----即由全体藏人对目前存在的四种主要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为西藏确定一条未来道路。四种方案分别为：
一.西藏独立；
二.“中间道路”；
三.“自治道路”；
四.“正义事业运动”。
其中的“中间道路”即为达赖喇嘛提出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坚持西藏独立的人认为，如果同北京对话能够取得成效的话，走“中间道路”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争取同中国谈判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中间道路”没有实际意义，既然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的，那还不如将独立的要求坚持到底。
“自治道路”比“中间道路”还退一步，只要求藏人的自治权，暂时可以不谈其它要求。能争取到西藏独立当然很好，但那并没有实际可能性，连“中间道路”也是不会被北京接受的，所以必须基于现实的基础，实现充分自治比起现在由中共统治，就是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现在选择西藏未来道路还太早，不过是口头选择一下而已，并不能真正实现，目前的情况是藏民族的生存都面临危险，因此他们主张首先应该像当年圣雄甘地在印度推行正义事业那样在西藏开展正义运动，发动藏民族在西藏掀起不承认汉人统治的运动，要不惜牺牲生命为正义事业努力奋斗。正义运动开展得越深入，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就越大，也就可以促进使中国转变思想。只有当正义运动在西藏形成一定规模时，才能真正决定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 [21]
在公决方法上，达赖喇嘛提出，鉴于西藏境内被中共统治，进行全面投票公决有困难，因此，可以采取在各地区征求代表性意见的办法进行，而对境外藏人，则要有组织地全面征求意见以最终确定结果。近年，中共在西藏的安全机构不断查出境外带进西藏的“公决表”，说明公决活动一直在推动之中。
公决是使达赖喇嘛摆脱两难境地的一条出路，但也同样可能把西藏问题进一步推进难以破解的“局”中。即使是达赖喇嘛自己提出的“中间道路”最终能获得公决的多数同意，他在与北京的谈判中，从此也就再没有了退让的余地。因为按照现代世界的民主规则，公决结果意味着最高的法律，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和修正。对于笃信宗教的民族，达赖喇嘛在进行公决的过程中也许可以充当主宰民意的神，而公决一旦完成，他就将沦为公决结果的人质。既然他奉行民主原则，采取民主的公决形式，又把公决结果拿到全世界面前作为自己的行为依据，他的神性就由此而失，他的身份就只剩下执行民意的政治代表。那种时候，如果他的“中间道路”不被中国接受呢？那几乎是肯定的。除了囿于公决结果，他就只能不越雷池一步地扮演一个道德形象了，再也不能去寻找别的打破僵局的办法了。
大的历史转折和突破性进展往往是在强权威的主持之下才容易实现（包括西方民主制的实现），达赖喇嘛本来有这个条件，但出于他的民主理念，可能也有国际舞台对他的角色确定，他主动放弃对自身权威的利用。然而以民主的手段，把西藏的未来交给并不清楚民主为何物的大多数藏人，前途如何应该是带着很多问号的。
另外，达赖喇嘛的年龄也是形成“局”的一个因素，生命有限，终点越来越近，而他追求的西藏解放前景渺茫，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一生壮志未酬，谁也不会心甘情愿。六十三岁的达赖喇嘛已经没有多少静观待变的时间，他的耐心是否也已被流逝的生命消磨得差不多？他的心情从他与一位流亡中国人的谈话可以得到反映。当那位中国民运人士表示中国实现民主后，西藏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时，达赖喇嘛说：
我给你讲一个寓言，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后，有一个婆罗门会看相，他看出释迦牟尼未来会成为挽救人类的导师，但他自己却哭了，他说“佛祖会完成他的伟大事业，但那时候我已经死了。”那么你看，西藏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在未来民主中国出现时候之前一刻，西藏却死掉了？ [22]
在为西藏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达赖喇嘛身后接替他的旗帜。这是西藏宗教转世制度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每位达赖喇嘛去世之后，都至少要等待二十年左右，他的转世-----也即后一位达赖喇嘛才能长大成人，担当起西藏政教的领导大业。而那二十年时间， 往往是脆弱和容易发生问题的阶段。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不能在他此生解决西藏问题，他的死亡将使西藏自由事业群龙无首，很可能由此陷入内乱和低潮。即使下一任达赖喇嘛成年后有能力重整旗鼓，时间的浪涛可能已将藏人的战斗意志和世人对西藏的同情冲刷掉了大半。这悲哀的情景可能经常在达赖喇嘛脑海中浮现。他目前身体不错，加上善于养生，也许还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二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对他这有佛之大胸怀的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他之所以要抢在中共前面指认班禅灵童，这样一个动机肯定起了重要作用：按时间计算，他在去世时，现在的班禅灵童将已长大成人，他希望那班禅能够在那时代替他，接掌西藏自由事业的旗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灵童必须由他指认，才有利于形成这种薪火相传的关系，而不会像以往历史那样，让汉人把班禅当作对抗达赖的工具。
且不说达赖喇嘛走的这步棋是否会在将来产生他预期的作用，至少在他和中共的互动关系中，他这一次“出击”的结果是使中共对他彻底敌视，从此再不留有余地，双方之间的“局”因此成了无法回旋的僵局。中共自恃拥有一切----西藏的领土、人民与政权全在它手中，对达赖采取了彻底不理睬的态度，就是准备用来时间来耗干他。中共同样看到这一点，只要达赖喇嘛生命枯竭，西藏独立势力就会瓦解，再也难成气候。
达赖喇嘛怎么破这个“局”呢？怎么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所作为而不是白白被耗干呢？面对中共的不理睬，似乎只有采取更多的主动出击，中共不谈，那就不停地制造事件，打破沉闷，逼着中共做出反应，并且使西藏始终位于世界瞩目的中心。因此，流亡藏人是不会容忍西藏社会从此变得安定的------尽管西藏境内的藏人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状态，尽管安定会使境内西藏人少受牺牲，也会使中共的压迫缓解，但是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发生社会动乱，本身是海外流亡藏人从事西藏解放事业的最大资源。为了获得这种资源，他们有很多理由去推动和操纵西藏境内对中共的反抗。
可以想象，如果达赖喇嘛一方有所“作为”，北京也一定要还以颜色，拿出更多的“作为”。就像两个斗殴的人，如果都不想认输，又没有外界力量进行制止，开始的你一拳我一脚，最后一定会发展到你死我活才见分晓-----这就成了一个死局。
一.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
二.中国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
三.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
四.重建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放弃在西藏制造核子武器及储存核子废弃物；
五.对西藏未来的地位和藏族人民关心的问题进行真正的会谈。 [7]
演讲虽然表达了达赖喇嘛希望与北京谈判的愿望，也没有公开宣布要求西藏独立，但别的不说，仅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第一条），已经和独立相去不多。演讲没有对八十年代中共西藏政策的改进做出评价，矛盾仍集中于北京的谴责。这无疑使西藏境内的自然反对派与北京的对抗心理得到加强，从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十七个月内，拉萨发生了十八次示威骚乱，最终导致北京于 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开始，对拉萨实行了长达四百一十九天的军事戒严。
从心里，达赖喇嘛肯定愿意西藏独立，但他的理性使他明白，以西藏与中国的力量之悬殊，独立是没有希望的。在拉萨出现大规模藏人抗议运动、国际社会纷纷对北京施加压力之时，手里有了更多筹码的达赖喇嘛以政治家的精明，于一九八八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对中共的妥协----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之内，并同意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放弃西藏独立的正式表态，比起以前的立场，应该说做出了重大让步。
在以后的岁月里，达赖喇嘛进一步表示他“从未提倡西藏独立” [8]尽管他仍然坚持在历史上西藏和中国是两个国家，但那并不意味着他现在赞成西藏独立。他还批评中共一直破坏他的名誉，“老是认为我要独立” [9]虽然有人认为达赖喇嘛的这种言论与他以前说的话并不完全一致2，但至少可以表明达赖喇嘛的转变，是一种愿意妥协的表示。
然而北京对达赖喇嘛的方案完全不做任何考虑。达赖喇嘛的让步是建立在“五点和平计划”基础上的，有这样几条限制性的条件：
一 .与中国结盟的西藏必须是将中国所有藏区统一在一起的大西藏；
二 .西藏将实行与中共统治完全不同的民主政体，由西藏人自己进行高度自治 ；
三 .北京虽然负责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办事处，在“非政治领域”发展独立的对外 关系并参加国际组织；
四.国防方面，仅同意“在西藏非军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国可以在西藏保留少数的军事设施”，并限制那些军事设施只能是“防御性”的 [10]
对北京来说，只为换取达赖喇嘛口头上承认西藏留在中国，它是否值得接受那些限制，使中国在西藏的地位退到比五十年代达赖喇嘛走以前还不如的状况吗？按照北京的眼光，它看不出达赖喇嘛有什么资格提出那些要求，凭几百个藏人在拉萨街头扔石头，或是西方国家的几个议员表示抗议，就能让拥有几百万军队、且早已牢牢控制西藏全境的中共束手就范，让出它统治了几十年、投进了无数人力财力的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交给被它打出国的西藏流亡者去统治吗？别说几百个藏人扔石头，当年上万荷枪实弹的叛乱者盘踞拉萨，不也就是几十个小时就被打垮了吗？在北京眼里，达赖喇嘛提出的交易纯粹是“空手套白狼”，异想天开。
对比一下中共开给达赖的条件，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距，形容为天壤之别毫不过分。一九八一年七月，胡耀邦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提出中共方面的如下五点：
一 .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
二 .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一九五九年的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三 .我们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四 .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党中央可以向全国人大建议他还当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并经过协商，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生活上也维持原来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西藏现在的年轻人已上来，他们工作做得很好嘛！ 当然也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不要担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发展了。
五 .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来，给我们一个通知， 如果经香港从陆路到广州，我们就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到边界去迎接他，也发表一个消息。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欢迎他，并发表消息。 [11]
中共的允诺只是派一个“部长级”的干部迎接达赖，给达赖一个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的虚职，连西藏都不让他回，怎么可能跟他去谈判斯特拉斯堡方案呢？
当然，达赖喇嘛是不会接受中共那点可怜条件的。对于一个为西藏解放奋斗了几十年的民族领袖，那简直是个污辱性的施舍。然而，以达赖喇嘛的政治眼光，又岂能想不到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不可能被中共接受的谈判基础呢？
-----他实在是再也不能退了。
先不说他的个人信念是否允许他退，他的社会基础首先就把他限制死了。他名义上是全体藏人的精神领袖，可是他真正能够接触的藏人仅仅是跟随他在海外流亡的那批藏人------数量约为十万左右。比起西藏境内的四百多万藏人（西藏流亡政府说是六百万），那十万藏人数量虽小，却是达赖喇嘛立足其上的整个藏人社会。流亡政府从他们中间产生，税款由他们交纳，选举由他们投票，西藏解放的事业由他们进行，国际上的西藏形象也由他们代表。多少年来，他们一直为西藏自由而斗争，那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他们的子女从小就在仇恨中国的教育下长大成人，至今在海外出生的藏人已经成为流亡团体的骨干。对他们，即使是中共绝不可能接受斯特拉斯堡方案，都被视为丧失了基本原则，因而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有多少藏人坚持西藏独立而反对放弃了独立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呢？“西藏青年大会”的秘书长扎西南杰非常肯定地认为---有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扎西南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地表示反对达赖喇嘛。
事实上，我们认为那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明智之举。把外交和国防交给中国，就等于是放弃西藏的主权。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斗争到底，一直到实现西藏的独立为止。这是“西藏青年大会”的想法，也是西藏人的想法。和中国人会谈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的。我们所应该要做的，就是靠斗争抢回所有属于我们的权力。我们应该为此而战斗。不能凭嘴皮子！
中国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西藏的。不过我们也不会转易地放弃我们的动机。面对着中国人允许我们是少了一点，可是我们有坚决的意志！自由的精神！我们的目的只是在我们有生之年，重新获得西藏的独立，不过斗争的精神必须代代薪传不绝才有这个可能。我们对达赖喇嘛的建议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我们有强烈表达不同意的义务。 [12]。
扎西南杰的“西藏青年大会”是流亡藏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少壮派组织，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个地方分会，上万名成员，其骨干分子大多数是受过西方高度教育的青年藏人，熟悉西方社会，有民主思想，活动能量远远超过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
平措旺杰曾是达赖喇嘛驻英国及北欧国家的代表，现任伦敦“西藏基金会”主任。作为流亡藏人的高级官员，他也公开反对斯特拉斯堡方案。他的看法是，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演说都是个严重错误。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完全不赞成这个演说的提议。尤其是和中国联盟并且把国防责任交付给中国这一点。让中国人有权力在西藏安兵置屯，就表示我们并不要完全独立。
……我要说如果我们不为争取完全独立而战斗，人民会逐渐丧失这个希望。这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却没有因而给西藏人带来一点利益。我不认为支持独立斗争会给西藏局势带来任何不良的影响。我不相信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制止大批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家乡落藉。 [13]
流亡藏人内部对斯特拉斯堡方案的反对使达赖喇嘛受到极大压力，他最终在一九九一年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除了因为没有得到中共的回应，他在流亡藏人内部遭受的强烈反对大概也不无关系。
达赖喇嘛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必须以理性和妥协的姿态才能使处弱势的西藏在北京谈判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顾及流亡者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个方面往往互相矛盾，以致发生难以调和的冲突。尤其后者不仅是信仰和道义的问题，还有很多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
例如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方案中对北京所做的“退步”，是把西藏独立变为西藏高度自治，但自治的范围是“所有藏人居住区”-----即 大西藏。对北京来讲，那哪里是“退步”，即使在五十年代达赖没有走出以前，《十七条协议》给他的治理范围也不过是西藏自治区（很长时间还不包括昌都地区）。甚至在清朝和民国，达赖的行政管辖范围也没有超过卫藏。现在他一无所有地回来，要的领土竟然比原来还多一倍！北京对这种“妥协”不予理睬是不奇怪的。
从现实出发，比较明智的策略是，达赖喇嘛应该先以他流亡之前的状况作为谈判基础，或像有人建议的那样重新回到《十七条协议》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14]，第一步是争取回到西藏，实现卫藏----即西藏自治区的自治。等到了立足之地和政治实体后，再根据中国社会的变化，掌握时机，利用国际舆论和国际力量，继而图谋大西藏范围的自治，最后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甚至也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要先回西藏，为此就不应该把起点定得太高，否则是不可能取得现实进展的。
这本是常识性的道理，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达赖喇嘛肯定非常明白。但限制他不能采取这种现实谋略和灵活手段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西藏流亡者不光来自卫藏，还有相当比例来自安多和康区。五十年代对中共的武装反抗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区，大批反抗战士和百姓为了躲避中共军队的围剿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四十六个议席，其中三十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区分配的，每个地区十个议席， [15] 那么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哪怕是出于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在议会难以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无论从公正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各方面的利益出发，皆说不过去。仅此一点，就决定了达赖喇嘛与北京的谈判，几乎永远无法找到共同点。
达赖喇嘛也有一个自己设的“局”。为了增强流亡阵营的战斗意志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他必须把中共描绘成彻头彻尾的魔鬼。那形象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也许合适，但到邓小平时代，中共已经大大改善了西藏政策，达兰萨拉的宣传口径却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反而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推行人权政策，为了获得西方国家对西藏的更多支持，达兰萨拉的宣传机器变本加厉地攻击中共，包括有意进行错误导向和胡编乱造的指控，这种宣传政策无疑受到了达赖喇嘛的宽容，因为在他自己发表的各种言论中，也同样看不到对中共改善西藏状况的正面肯定。在双方宣传机器互相攻击的漫骂性气氛中，是不可能导致建设性谈判的，反而使北京产生“好心不得好报”的恼怒，失去与流亡藏人打交道的耐心。既然怎么都不得好，干脆我行我素。
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是达赖喇嘛的成功，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使他陷身其中的“局”-----既然全世界都在为西藏说话，他作为西藏的精神领袖与西藏流亡者的政治领袖，只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国际社会的“好意”和期望去表演。那虽然会博得喝彩，树立更高的道德形象和取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对解决实质问题却不一定有益，反而会使他越来越无法改变形象和采取现实策略，与中共的距离只能越来越远。
几十年来，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独立作为旗帜，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从小就把独立的目标视为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他们所接受的关于西藏历史的教育一直都把中国描述为残暴的侵略者，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教育有必要和成功的一面，使海外出生的藏人奋勇接过西藏解放之旗，而没有因为时间流逝和远离西藏本土失去对故乡的关怀。但是在需要与北京进行更为灵活的谈判时，妥协和退让的余地却会因此变得很小。受过良好教育和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轻一代又不像传统藏人那样迷信达赖喇嘛的权威，他们毫不犹豫地对达赖喇嘛提出批评，甚至对他的神圣地位进行质疑。伦敦“西藏基金会”的主任平措旺杰就曾公开对西方记者抱怨藏人对达赖喇嘛过分崇拜，认为应该是觉醒的时候了。
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什么都知道。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他是神，所以他不会犯错。我可不信这一套。我是佛教徒，没错。然而就我而言，他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我常常对我的同胞说，达赖喇嘛变老了。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菩萨的化身？……同样的，当他做错事的 时候，我们也应该问这些问题。当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提醒他。[16]
年轻一代宁可与中国人战斗到底，直到彻底解放西藏，实现西藏独立。他们反对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不接受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主义。“西藏青年大会”的扎西南杰提到非暴力主义的时候，否定的口气十分强烈。
达赖喇嘛的建议非常不好。他说他是慈悲佛。我可不是。达赖喇嘛追求幸福，不只是为了西藏人的幸福，更为全体人类谋幸福。他谈没有国界，没有护照，没有警察的世界。他相信这种事情。我们可不，我们不能用相同的眼光来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很真诚。我们不能说：“既然达赖喇嘛不怨恨中国人，我们也不怨恨中国人。”不。相反地，我们非常痛恨中国人。我们痛恨所有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祸害的根源。他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安安稳稳地睡觉。 [17]
甚至连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活佛也赞成使用暴力把中国人赶出西藏。非常难以想象中国人会洒脱地自己离去。除非是我们使用这个(他 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机的手势）。您知道达赖喇嘛提出了他的计划。他扮演的是慈悲的红脸。他是个和平主义者，是同情达理的。他在这上面付出了无比的精神心血。因此我们必须要使用某些方法才能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所认识的唯一压力就是暴力……我们必须要制造流血事件。
……我们应该做些不让达赖喇嘛知道的事。他不能够知道。他是在暴力之外。不过，您知道，我们生存在一个痛苦的世界里。你打我！我打你，大家都感到痛。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了解。我想中国人只听得懂暴力的语言。[18]
之所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认可恐怖主义，是因此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别的途径去想象几百万藏人如何可以战胜十多亿汉人和他们的三百万军队。恐怖活动可以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果。一方面，“这样可以使中国人心惊肉跳，可以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 [19]；另一方面，恐怖活动容易获得广泛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当某些西方人表示，如果流亡藏人听从达赖喇嘛的主张，放弃使用暴力，会比较容易得到西方各国政府对西藏合法要求的正式支持。流亡藏人的回答是：
当阿拉法特杀人、制造恐怖的时候，各国政府争相与他会晤。他由此而得到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和同情……阿富汗的游击队也是一样。当他们到伦敦的时候，图谋被邀请上唐宁街十号晚宴。当一直提倡和平、爱与慈悲的达赖喇嘛到伦敦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安排接见他。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不是个值得敬重的人。相反地，全世界的人对他敬仰有加。问题就出在达赖喇嘛没有攻击性。他不会制造问题。因此，根本不需要为他的事情操心。
我们不使用暴力的方式被误解为力量薄弱的表现……如果这些暴力行为瞌得到成果，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一招？这个世界就吃这一套。 [20]
近几年西藏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就是藏人恐怖主义者在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目前那些恐怖活动还远没有达到巴勒斯坦人的水平，但是其发展势头不可小视，水平也会逐渐提高。
在内部分歧和激烈争执中，达赖喇嘛撤消了他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但是如何选择西藏的前途，是西藏流亡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此，达赖喇嘛于一九九五年提出了“人民公决”的设想-----即由全体藏人对目前存在的四种主要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为西藏确定一条未来道路。四种方案分别为：
一.西藏独立；
二.“中间道路”；
三.“自治道路”；
四.“正义事业运动”。
其中的“中间道路”即为达赖喇嘛提出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坚持西藏独立的人认为，如果同北京对话能够取得成效的话，走“中间道路”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争取同中国谈判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中间道路”没有实际意义，既然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的，那还不如将独立的要求坚持到底。
“自治道路”比“中间道路”还退一步，只要求藏人的自治权，暂时可以不谈其它要求。能争取到西藏独立当然很好，但那并没有实际可能性，连“中间道路”也是不会被北京接受的，所以必须基于现实的基础，实现充分自治比起现在由中共统治，就是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现在选择西藏未来道路还太早，不过是口头选择一下而已，并不能真正实现，目前的情况是藏民族的生存都面临危险，因此他们主张首先应该像当年圣雄甘地在印度推行正义事业那样在西藏开展正义运动，发动藏民族在西藏掀起不承认汉人统治的运动，要不惜牺牲生命为正义事业努力奋斗。正义运动开展得越深入，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就越大，也就可以促进使中国转变思想。只有当正义运动在西藏形成一定规模时，才能真正决定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 [21]
在公决方法上，达赖喇嘛提出，鉴于西藏境内被中共统治，进行全面投票公决有困难，因此，可以采取在各地区征求代表性意见的办法进行，而对境外藏人，则要有组织地全面征求意见以最终确定结果。近年，中共在西藏的安全机构不断查出境外带进西藏的“公决表”，说明公决活动一直在推动之中。
公决是使达赖喇嘛摆脱两难境地的一条出路，但也同样可能把西藏问题进一步推进难以破解的“局”中。即使是达赖喇嘛自己提出的“中间道路”最终能获得公决的多数同意，他在与北京的谈判中，从此也就再没有了退让的余地。因为按照现代世界的民主规则，公决结果意味着最高的法律，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和修正。对于笃信宗教的民族，达赖喇嘛在进行公决的过程中也许可以充当主宰民意的神，而公决一旦完成，他就将沦为公决结果的人质。既然他奉行民主原则，采取民主的公决形式，又把公决结果拿到全世界面前作为自己的行为依据，他的神性就由此而失，他的身份就只剩下执行民意的政治代表。那种时候，如果他的“中间道路”不被中国接受呢？那几乎是肯定的。除了囿于公决结果，他就只能不越雷池一步地扮演一个道德形象了，再也不能去寻找别的打破僵局的办法了。
大的历史转折和突破性进展往往是在强权威的主持之下才容易实现（包括西方民主制的实现），达赖喇嘛本来有这个条件，但出于他的民主理念，可能也有国际舞台对他的角色确定，他主动放弃对自身权威的利用。然而以民主的手段，把西藏的未来交给并不清楚民主为何物的大多数藏人，前途如何应该是带着很多问号的。
另外，达赖喇嘛的年龄也是形成“局”的一个因素，生命有限，终点越来越近，而他追求的西藏解放前景渺茫，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一生壮志未酬，谁也不会心甘情愿。六十三岁的达赖喇嘛已经没有多少静观待变的时间，他的耐心是否也已被流逝的生命消磨得差不多？他的心情从他与一位流亡中国人的谈话可以得到反映。当那位中国民运人士表示中国实现民主后，西藏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时，达赖喇嘛说：
我给你讲一个寓言，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后，有一个婆罗门会看相，他看出释迦牟尼未来会成为挽救人类的导师，但他自己却哭了，他说“佛祖会完成他的伟大事业，但那时候我已经死了。”那么你看，西藏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在未来民主中国出现时候之前一刻，西藏却死掉了？ [22]
在为西藏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达赖喇嘛身后接替他的旗帜。这是西藏宗教转世制度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每位达赖喇嘛去世之后，都至少要等待二十年左右，他的转世-----也即后一位达赖喇嘛才能长大成人，担当起西藏政教的领导大业。而那二十年时间， 往往是脆弱和容易发生问题的阶段。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不能在他此生解决西藏问题，他的死亡将使西藏自由事业群龙无首，很可能由此陷入内乱和低潮。即使下一任达赖喇嘛成年后有能力重整旗鼓，时间的浪涛可能已将藏人的战斗意志和世人对西藏的同情冲刷掉了大半。这悲哀的情景可能经常在达赖喇嘛脑海中浮现。他目前身体不错，加上善于养生，也许还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二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对他这有佛之大胸怀的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他之所以要抢在中共前面指认班禅灵童，这样一个动机肯定起了重要作用：按时间计算，他在去世时，现在的班禅灵童将已长大成人，他希望那班禅能够在那时代替他，接掌西藏自由事业的旗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灵童必须由他指认，才有利于形成这种薪火相传的关系，而不会像以往历史那样，让汉人把班禅当作对抗达赖的工具。
且不说达赖喇嘛走的这步棋是否会在将来产生他预期的作用，至少在他和中共的互动关系中，他这一次“出击”的结果是使中共对他彻底敌视，从此再不留有余地，双方之间的“局”因此成了无法回旋的僵局。中共自恃拥有一切----西藏的领土、人民与政权全在它手中，对达赖采取了彻底不理睬的态度，就是准备用来时间来耗干他。中共同样看到这一点，只要达赖喇嘛生命枯竭，西藏独立势力就会瓦解，再也难成气候。
达赖喇嘛怎么破这个“局”呢？怎么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所作为而不是白白被耗干呢？面对中共的不理睬，似乎只有采取更多的主动出击，中共不谈，那就不停地制造事件，打破沉闷，逼着中共做出反应，并且使西藏始终位于世界瞩目的中心。因此，流亡藏人是不会容忍西藏社会从此变得安定的------尽管西藏境内的藏人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状态，尽管安定会使境内西藏人少受牺牲，也会使中共的压迫缓解，但是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发生社会动乱，本身是海外流亡藏人从事西藏解放事业的最大资源。为了获得这种资源，他们有很多理由去推动和操纵西藏境内对中共的反抗。
可以想象，如果达赖喇嘛一方有所“作为”，北京也一定要还以颜色，拿出更多的“作为”。就像两个斗殴的人，如果都不想认输，又没有外界力量进行制止，开始的你一拳我一脚，最后一定会发展到你死我活才见分晓-----这就成了一个死局。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