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架空
北京方面的历史学家认为《二十九条章程》将西藏的行政人事权、宗教监管权、军权、司法权、外交权、财税权统统集於驻藏大臣之手，以至有“驻藏大臣之权限，有超於各省督抚者”之说［21］。然而当年正是因为乾隆认识到“藏中诸事，任听达赖喇嘛及噶布伦等率意径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并不预闻，是驻藏大臣竟成虚设”［22］，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才立下《二十九条章程》，希望以此让驻藏大臣掌握实权。没想到百余年後的张荫棠，仍然得为驻藏大臣被达赖喇嘛讥讽为“熬茶大臣”而痛心 熬茶是藏传佛教一种布施之称。驻藏大臣的职责之一是在宗教庆典时代表大清皇帝向西藏僧众发放布施。达赖此称意指驻藏大臣别无他事 ［23］，而末代驻藏大臣联豫，也继续抱怨“达赖喇嘛夜郎自大，一切事权，咸欲操之於己”。［24］
中国对西藏的控制程度，看来并没有因为有了个《二十九条章程》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中国方面对此一般是把责任归於驻藏大臣，从张荫棠抨击驻藏大臣“一切政权，得贿而自甘放弃”［25］，到中共藏学家指责驻藏大臣“庸碌无能，惟知坐镇，一切委之达赖喇嘛转付噶伦等，没有实际控制其实权”［26］。他们认为《二十九条章程》已经使中国具有了对西藏进行主权控制的制度，问题只在於驻藏大臣没有很好地执行。似乎只要驻藏大臣恪於职守，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就能够充分实施，而中国在西藏的权力松弛甚至流於形式，也是因为驻藏大臣尽职不力、庸碌无能或放任自流。
如果驻藏大臣全都是所谓“佼佼者”，情况是否就可能变化呢？
驻藏大臣的能力大小与尽职与否，肯定对中国在西藏的控制力有一定影响，但是把全部问题都归於这个原因，其实是掩盖了实质。
不难想知，世上没有哪个当权者愿意当傀儡，也没有哪个民族的领袖愿意受外族统治。如果面临大军压境，那是没有办法，如果外族军队已经撤离，当地统治者无疑就会想方设法把臣服变成徒具名义的假象，而让自己获得尽可能多的独立自主。
理论上，西藏人若敢反叛，清廷随时可以把大军派进西藏。但是只要不是公然造反，清廷是不会有决心让大军远涉千山万水进藏的。西藏人明白这一点，他们会避免与北京公开作对。那麽，他们要对付的，无非就是驻藏大臣及其手下一班人而已。
在长达一百八十五年时间里，先後进藏的一百三十五位驻藏大臣，彼此肯定有很多不同之处。将他们分为“佼佼”、“平庸”与“昏聩”等不同类型也不是言之无据。然而纵观历史，决定驻藏大臣在西藏之基本状态的，并非是他们之间的不同，反而是他们之间共有的特点更具有决定意义。
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是：
第一，他们的随员数量很少。一般情况下，在驻藏大臣衙门里工作的文职人员多时几十人，少时十几人，其中除了官员以外，文书、翻译、财务等工具性人员也包括在内。虽然拉萨一般保持数百清军，但驻军职责是纯军事性的，驻藏大臣衙门的日常工作，只能靠两名驻藏大臣和手下数量很少的文职人员去做；
第二，驻藏大臣及下属在西藏的时间短，一般为三年，这决定其总体趋势是向外流动的，心不在藏，根不在藏；
第三，驻藏大臣及下属主要集中在拉萨，只跟西藏上层社会打交道，对西藏基层政权与社会的情况既无法了解，也谈不上控制。
有了这三个共同特点，就决定了驻藏大臣不可能在西藏掌握实际权力，他们到底是“佼佼者”、“平庸者”、“昏聩者”虽然也有影响，已经不是决定性的。且不说西藏人是否愿意服从驻藏大臣，三个特点的存在事先就已经使驻藏大臣失去了掌握实权的能力。
史料中很少记述驻藏大臣的日常工作和具体活动，但是可以想像，西藏有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上百万人口，没有一个上千名官员和公务人员组成的权力体系 即政权 是无法管理的。仅驻藏大臣手下的属员数量之少，就已经决定了其不可能在西藏直接行使权力。
事实正是如此，到一九五九年中共全面建政以前，西藏从来都是由当地政权体系进行统治的。清代驻藏大臣的人力只够与西藏高层统治者打一对一的交道。如果西藏统治者服从驻藏大臣，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去指挥政权体系，驻藏大臣才算辗转地有了对西藏的权力。这样的时候不能说没有，如清朝大军在藏期间，西藏统治者可能不得不对驻藏大臣言听计从、尊崇有加。然而大多数时间，西藏统治者并不面临被大清帝国武力废黜的威胁，指望掌握著当地一切权力及物质资源的统治者，对几个势单力孤的外来人唯命是从，就没有任何道理。
虽然《二十九条章程》规定“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 第十条 ，然而对官场行为稍有了解，就不难看出这是一句空话。对西藏政权各级官员来讲，驻藏大臣是一个异族人，文化隔膜，语言不通，人缘不熟，他们不可能把忠诚和服从献给这样的人，而不惜得罪本地统治者，这是基本的官场常识，别说还有民族感情、宗教虔诚和文化认同等其他因素的作用。所以，驻藏大臣无法绕过当地统治者直接指挥西藏政权。
但是《二十九条章程》赋予了驻藏大臣任免西藏文武官员的权力，他为什麽不可以靠这种权力控制西藏政权体系呢？
以对藏军军官的任命为例。当时藏军有六个相当於团的编制，首领为代本，下辖十二个如本 营长 ，二十四个甲本 连长 ，一百二十四个定本 排长 ，再下面还有久本 班长 。按照“二十九条”章程，这些军官都应该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挑选和任命。问题是，驻藏大臣上哪去挑选这数百名军官？他人生地不熟，平时住在拉萨，很少能跟分散在各地的藏军打交道，与代本以下的基层军官更是难有来往。除非他有一个人事部门，平时能代他去各地考察挑选，然而他一共就有那麽几个属员，毫无可能。结果就成了只有达赖喇嘛一方能够提出名单。而驻藏大臣面对名单上那些他念都念不顺口的藏文名字，除了同意，还能有什麽选择呢？
这个道理可以推想其他政府官员的任命。当年西藏政府仅在拉萨就有五十多个机构［27］，拉萨以外还有众多的宗 县 、奚 区 等基层政权。驻藏大臣一样无从去提任命名单，因此他的任命权也就一样徒有虚名。正如史书所载：“噶伦、代本等缺，向来虽由驻藏办事大臣奏补，但实系达赖喇嘛酌定补放，交驻藏大臣具奏；其余商上孜本、商卓特巴及各大小营官亦均由噶伦等酌拟人数，然後由达赖喇嘛挑定，驻藏大臣俱不过问。”［28］
理论上，驻藏大臣至少可以了解经常与之打交道的西藏高层官员，如噶伦和代本之流。他应该能对这一层的任命提出自己的名单。但是前面讲过的然巴之“死”，已经说明了驻藏大臣的无可奈何。不错，然巴如果愿意当噶伦，他可以投靠驻藏大臣，而不是背著死人的名义去度余生。然而三年一换的驻藏大臣就像无根的浮萍来来去去，达赖喇嘛的威严却终生笼罩著西藏每一个人及其家族。在这不成比例的两个靠山之间，当“藏奸”的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驻藏大臣因此只能抱怨“番官惟达赖之命是听”［29］，而绝无可能在藏人中间建立自己的阵营。
上述属员少、在藏时间短、与基层绝缘三个特点，还造成驻藏大臣的信息贫困。人少则耳目少，加上语言不通，耳目又多一层遮蔽 联豫奏稿中有“汉人之能解藏文者，奴才衙门中，不过一二人，藏人之能识汉字者，则犹未一见” ；如果能够长时间地扎根西藏，学会语言，发展地方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却又是三年一换，刚开始了解情况就换上另一拨新人。在这种状态下，除了任人摆布，实在也别无选择。再者，驻藏大臣即使发觉自己受骗，面对那些扯皮推诿软磨硬泡，往往也毫无办法。联豫抱怨：“......往往扎饬之事，迟至数月，而不禀覆，或藉口於达赖未归，或托词於会议未协，虽极力催询，置若罔闻......”［30］表面上，西藏官员对驻藏大臣表现得恭敬服帖，所谓“外示诚朴”，实际行动却是“阴实抗违”，完全按自己的而非中国人的意志对西藏进行统治。
这就像乘客和司机发生分歧时，司机不需要公开与乘客对抗，他只需以车出了问题，或是需要加油，或是前方不许左转等无数理由，就能迫使乘客服从他，哪怕乘客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司机能做到这一点，在於他比乘客有信息优势。驻藏大臣就处於这种乘客地位。尽管乘客可以怀疑司机是撒谎，但除非乘客自己就是汽车专家，否则肯定理论不过司机。以驻藏大臣的处境，对西藏政权之车又如何能成为专家呢？
一九○四年英国军队入侵西藏，初始是以要求谈判开端的。当时的英国政府并不支持荣赫鹏上校 FrancisYounghusband 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所以荣赫鹏每向西藏境内挺进一段，就要求驻藏大臣前往谈判。如果早一点进行积极的外交活动，也许能避免後来的结局。而当时的驻藏大臣裕钢，以及後赴任的驻藏大臣有泰，皆以西藏当局不支应“乌拉”为由而不前往，最终导致对抗逐步升级，英军一直打进拉萨。有泰在拉萨见荣赫鹏时，仍以西藏人不支应“乌拉”为自己没有及早与之见面进行辩解。荣赫鹏为之暗笑，遂将这个辩解当作中国在西藏没有主权的证明［31］。
所谓“乌拉”是西藏地方的一种差役体系，在此主要是指交通运输方面的劳役，由那些承担劳役义务的百姓按照政府的命令为公务人员在西藏境内行走提供人力、畜力和食宿。堂堂清政府的驻藏大臣，在面临边境战争之如此大事时，竟不能调动行路用的区区马匹，还谈何对西藏拥有主权？
後来的中国历史学家几无例外地把有泰这个理由视为托辞，指责其“庸懦无能，辱国已甚”。也许从总体上，这种指责没有错。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有泰为什麽偏偏挑选这个托辞，并不见得全是空穴来风。至少在平时，驻藏大臣经常在使用乌拉方面受刁难，才能随时拿它当作搪塞的理由。
我完全相信西藏人当年会利用这个手段对付驻藏大臣。虽然《二十九条章程》专门有一条把派乌拉的权力赋予驻藏大臣，规定“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发给加盖印章之执票，沿途按执票派用乌拉” 第二十四条 。但即使你开出再多的执票，他要麽说马匹太瘦，不堪重负，要麽说大雪封山，无法前行，要麽对乌拉接力的任何一个环节暗中授意，把你抛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挨饿受冻。既不懂马又不懂路的驻藏大臣除了任其摆布，还能有什麽别的办法？靠这种手段，西藏人不需要公开对抗，却能把驻藏大臣的行动完全限制住。倘若连在西藏行路都受制於人，可怜的驻藏大臣又如何谈得上治理西藏呢？
我用“接口”比喻清代的驻藏大臣制度。那时的西藏保持完全自治，自成一体。驻藏大臣只是北京伸向西藏的一个“接口”，与西藏的本地统治者──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进行一对一的联系。清朝对西藏的所有控制，都必须经过这一对“接口”之间的转换才能实现，别无它途。只有西藏一方的“接口”接受并服从清政府的指令，中国对西藏的控制才能实现。
清代中国对西藏有无主权问题，在这里也就有了一种更具体的判断：如果西藏的“接口”完全服从北京“接口”的指令，中国对西藏就有主权；如果西藏架空北京的“接口”，只是在诸如外交、国防一类大问题上表示服从或不敢违抗，那就只能算是宗主权；如果西藏的“接口”完全不听从，甚至割断“接口”，那就什麽权也没有了。
中国对西藏的控制程度，看来并没有因为有了个《二十九条章程》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中国方面对此一般是把责任归於驻藏大臣，从张荫棠抨击驻藏大臣“一切政权，得贿而自甘放弃”［25］，到中共藏学家指责驻藏大臣“庸碌无能，惟知坐镇，一切委之达赖喇嘛转付噶伦等，没有实际控制其实权”［26］。他们认为《二十九条章程》已经使中国具有了对西藏进行主权控制的制度，问题只在於驻藏大臣没有很好地执行。似乎只要驻藏大臣恪於职守，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就能够充分实施，而中国在西藏的权力松弛甚至流於形式，也是因为驻藏大臣尽职不力、庸碌无能或放任自流。
如果驻藏大臣全都是所谓“佼佼者”，情况是否就可能变化呢？
驻藏大臣的能力大小与尽职与否，肯定对中国在西藏的控制力有一定影响，但是把全部问题都归於这个原因，其实是掩盖了实质。
不难想知，世上没有哪个当权者愿意当傀儡，也没有哪个民族的领袖愿意受外族统治。如果面临大军压境，那是没有办法，如果外族军队已经撤离，当地统治者无疑就会想方设法把臣服变成徒具名义的假象，而让自己获得尽可能多的独立自主。
理论上，西藏人若敢反叛，清廷随时可以把大军派进西藏。但是只要不是公然造反，清廷是不会有决心让大军远涉千山万水进藏的。西藏人明白这一点，他们会避免与北京公开作对。那麽，他们要对付的，无非就是驻藏大臣及其手下一班人而已。
在长达一百八十五年时间里，先後进藏的一百三十五位驻藏大臣，彼此肯定有很多不同之处。将他们分为“佼佼”、“平庸”与“昏聩”等不同类型也不是言之无据。然而纵观历史，决定驻藏大臣在西藏之基本状态的，并非是他们之间的不同，反而是他们之间共有的特点更具有决定意义。
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是：
第一，他们的随员数量很少。一般情况下，在驻藏大臣衙门里工作的文职人员多时几十人，少时十几人，其中除了官员以外，文书、翻译、财务等工具性人员也包括在内。虽然拉萨一般保持数百清军，但驻军职责是纯军事性的，驻藏大臣衙门的日常工作，只能靠两名驻藏大臣和手下数量很少的文职人员去做；
第二，驻藏大臣及下属在西藏的时间短，一般为三年，这决定其总体趋势是向外流动的，心不在藏，根不在藏；
第三，驻藏大臣及下属主要集中在拉萨，只跟西藏上层社会打交道，对西藏基层政权与社会的情况既无法了解，也谈不上控制。
有了这三个共同特点，就决定了驻藏大臣不可能在西藏掌握实际权力，他们到底是“佼佼者”、“平庸者”、“昏聩者”虽然也有影响，已经不是决定性的。且不说西藏人是否愿意服从驻藏大臣，三个特点的存在事先就已经使驻藏大臣失去了掌握实权的能力。
史料中很少记述驻藏大臣的日常工作和具体活动，但是可以想像，西藏有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上百万人口，没有一个上千名官员和公务人员组成的权力体系 即政权 是无法管理的。仅驻藏大臣手下的属员数量之少，就已经决定了其不可能在西藏直接行使权力。
事实正是如此，到一九五九年中共全面建政以前，西藏从来都是由当地政权体系进行统治的。清代驻藏大臣的人力只够与西藏高层统治者打一对一的交道。如果西藏统治者服从驻藏大臣，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去指挥政权体系，驻藏大臣才算辗转地有了对西藏的权力。这样的时候不能说没有，如清朝大军在藏期间，西藏统治者可能不得不对驻藏大臣言听计从、尊崇有加。然而大多数时间，西藏统治者并不面临被大清帝国武力废黜的威胁，指望掌握著当地一切权力及物质资源的统治者，对几个势单力孤的外来人唯命是从，就没有任何道理。
虽然《二十九条章程》规定“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 第十条 ，然而对官场行为稍有了解，就不难看出这是一句空话。对西藏政权各级官员来讲，驻藏大臣是一个异族人，文化隔膜，语言不通，人缘不熟，他们不可能把忠诚和服从献给这样的人，而不惜得罪本地统治者，这是基本的官场常识，别说还有民族感情、宗教虔诚和文化认同等其他因素的作用。所以，驻藏大臣无法绕过当地统治者直接指挥西藏政权。
但是《二十九条章程》赋予了驻藏大臣任免西藏文武官员的权力，他为什麽不可以靠这种权力控制西藏政权体系呢？
以对藏军军官的任命为例。当时藏军有六个相当於团的编制，首领为代本，下辖十二个如本 营长 ，二十四个甲本 连长 ，一百二十四个定本 排长 ，再下面还有久本 班长 。按照“二十九条”章程，这些军官都应该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挑选和任命。问题是，驻藏大臣上哪去挑选这数百名军官？他人生地不熟，平时住在拉萨，很少能跟分散在各地的藏军打交道，与代本以下的基层军官更是难有来往。除非他有一个人事部门，平时能代他去各地考察挑选，然而他一共就有那麽几个属员，毫无可能。结果就成了只有达赖喇嘛一方能够提出名单。而驻藏大臣面对名单上那些他念都念不顺口的藏文名字，除了同意，还能有什麽选择呢？
这个道理可以推想其他政府官员的任命。当年西藏政府仅在拉萨就有五十多个机构［27］，拉萨以外还有众多的宗 县 、奚 区 等基层政权。驻藏大臣一样无从去提任命名单，因此他的任命权也就一样徒有虚名。正如史书所载：“噶伦、代本等缺，向来虽由驻藏办事大臣奏补，但实系达赖喇嘛酌定补放，交驻藏大臣具奏；其余商上孜本、商卓特巴及各大小营官亦均由噶伦等酌拟人数，然後由达赖喇嘛挑定，驻藏大臣俱不过问。”［28］
理论上，驻藏大臣至少可以了解经常与之打交道的西藏高层官员，如噶伦和代本之流。他应该能对这一层的任命提出自己的名单。但是前面讲过的然巴之“死”，已经说明了驻藏大臣的无可奈何。不错，然巴如果愿意当噶伦，他可以投靠驻藏大臣，而不是背著死人的名义去度余生。然而三年一换的驻藏大臣就像无根的浮萍来来去去，达赖喇嘛的威严却终生笼罩著西藏每一个人及其家族。在这不成比例的两个靠山之间，当“藏奸”的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驻藏大臣因此只能抱怨“番官惟达赖之命是听”［29］，而绝无可能在藏人中间建立自己的阵营。
上述属员少、在藏时间短、与基层绝缘三个特点，还造成驻藏大臣的信息贫困。人少则耳目少，加上语言不通，耳目又多一层遮蔽 联豫奏稿中有“汉人之能解藏文者，奴才衙门中，不过一二人，藏人之能识汉字者，则犹未一见” ；如果能够长时间地扎根西藏，学会语言，发展地方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却又是三年一换，刚开始了解情况就换上另一拨新人。在这种状态下，除了任人摆布，实在也别无选择。再者，驻藏大臣即使发觉自己受骗，面对那些扯皮推诿软磨硬泡，往往也毫无办法。联豫抱怨：“......往往扎饬之事，迟至数月，而不禀覆，或藉口於达赖未归，或托词於会议未协，虽极力催询，置若罔闻......”［30］表面上，西藏官员对驻藏大臣表现得恭敬服帖，所谓“外示诚朴”，实际行动却是“阴实抗违”，完全按自己的而非中国人的意志对西藏进行统治。
这就像乘客和司机发生分歧时，司机不需要公开与乘客对抗，他只需以车出了问题，或是需要加油，或是前方不许左转等无数理由，就能迫使乘客服从他，哪怕乘客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司机能做到这一点，在於他比乘客有信息优势。驻藏大臣就处於这种乘客地位。尽管乘客可以怀疑司机是撒谎，但除非乘客自己就是汽车专家，否则肯定理论不过司机。以驻藏大臣的处境，对西藏政权之车又如何能成为专家呢？
一九○四年英国军队入侵西藏，初始是以要求谈判开端的。当时的英国政府并不支持荣赫鹏上校 FrancisYounghusband 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所以荣赫鹏每向西藏境内挺进一段，就要求驻藏大臣前往谈判。如果早一点进行积极的外交活动，也许能避免後来的结局。而当时的驻藏大臣裕钢，以及後赴任的驻藏大臣有泰，皆以西藏当局不支应“乌拉”为由而不前往，最终导致对抗逐步升级，英军一直打进拉萨。有泰在拉萨见荣赫鹏时，仍以西藏人不支应“乌拉”为自己没有及早与之见面进行辩解。荣赫鹏为之暗笑，遂将这个辩解当作中国在西藏没有主权的证明［31］。
所谓“乌拉”是西藏地方的一种差役体系，在此主要是指交通运输方面的劳役，由那些承担劳役义务的百姓按照政府的命令为公务人员在西藏境内行走提供人力、畜力和食宿。堂堂清政府的驻藏大臣，在面临边境战争之如此大事时，竟不能调动行路用的区区马匹，还谈何对西藏拥有主权？
後来的中国历史学家几无例外地把有泰这个理由视为托辞，指责其“庸懦无能，辱国已甚”。也许从总体上，这种指责没有错。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有泰为什麽偏偏挑选这个托辞，并不见得全是空穴来风。至少在平时，驻藏大臣经常在使用乌拉方面受刁难，才能随时拿它当作搪塞的理由。
我完全相信西藏人当年会利用这个手段对付驻藏大臣。虽然《二十九条章程》专门有一条把派乌拉的权力赋予驻藏大臣，规定“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发给加盖印章之执票，沿途按执票派用乌拉” 第二十四条 。但即使你开出再多的执票，他要麽说马匹太瘦，不堪重负，要麽说大雪封山，无法前行，要麽对乌拉接力的任何一个环节暗中授意，把你抛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挨饿受冻。既不懂马又不懂路的驻藏大臣除了任其摆布，还能有什麽别的办法？靠这种手段，西藏人不需要公开对抗，却能把驻藏大臣的行动完全限制住。倘若连在西藏行路都受制於人，可怜的驻藏大臣又如何谈得上治理西藏呢？
我用“接口”比喻清代的驻藏大臣制度。那时的西藏保持完全自治，自成一体。驻藏大臣只是北京伸向西藏的一个“接口”，与西藏的本地统治者──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进行一对一的联系。清朝对西藏的所有控制，都必须经过这一对“接口”之间的转换才能实现，别无它途。只有西藏一方的“接口”接受并服从清政府的指令，中国对西藏的控制才能实现。
清代中国对西藏有无主权问题，在这里也就有了一种更具体的判断：如果西藏的“接口”完全服从北京“接口”的指令，中国对西藏就有主权；如果西藏架空北京的“接口”，只是在诸如外交、国防一类大问题上表示服从或不敢违抗，那就只能算是宗主权；如果西藏的“接口”完全不听从，甚至割断“接口”，那就什麽权也没有了。
5、东方式关系
今天，达赖喇嘛的海外流亡政府聘请西方人士担任他们的国际公法顾问，以国际法的标准，从历史上寻找西藏不曾隶属於中国的法律根据。西方学者也做出这样的结论：即便在清朝最强盛的时期，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从来没有形式化过，而且也没有任何的条约或是其他和谈来确定双方的权力和义务”［32］。北京方面也养了一大群法律、历史等方面的专家，搜罗出许多类似《二十九条章程》那样的证据，并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其中的主权表现，证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之历史合法性。
挑选出以上这段文字中的关键词──国际法、法律根据、形式化、条约、权利和义务、合法性等，可以发现，双方运用的都是本来不属於东方历史的概念。无论中国还是西藏，在历史上都不曾用现代主权的观念认识和约定相互的关系。西方概念被确立为全球性的国际秩序，被东方接受认可，并在中藏关系中被双方强烈地意识和争取，只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才开始。二者之间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和纠缠不清的是非，根源都在把西方概念硬套在东方历史上。
如果一定要用主权、宗主权的概念判断清代的中藏关系，我同意中国那时对西藏的控制更类似宗主权，而缺少主权性质。虽然西藏向中国朝廷表示臣服，在多数时间和多数问题上，这种臣服仅仅停留在名义上，或者只是一种以假作真的游戏。表面上，驻藏大臣被摆在重要位置。如前面引用的孟加拉校长的描述，驻藏大臣尽可以威风凛凛地游行，西藏官员尽可以在出席场面时居於次要地位，甚至驻藏大臣可以拘押西藏头人，鞭打沿街的西藏百姓，然而在对西藏的实际统治中，驻藏大臣却起不了多少实际作用。西藏统治者以其特有的圆滑和耐性，通过架空驻藏大臣维持了实质上的独立。
不过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在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中谁胜谁败的结果，反之，也许那正是当时的中藏双方所共同追求、双方都满意的、因而也是最为自然与合理的结果。
不错，驻藏大臣对被架空时有怨言，清朝皇帝也常表达不满，但那一般只是在西藏出现较大问题、脱离了正常运行轨道时才会受到重视并付诸解决。例如一七八八年和一七九一年两次廓尔喀侵略西藏，起因於六世班禅的弟弟沙玛尔巴叛离西藏，唆使廓尔喀进藏抢劫札什伦布寺的财宝。当时西藏方面既没有向驻藏大臣通报沙玛尔巴的叛逃，廓尔喀第一次入侵後，达赖又自行允诺对廓尔喀赔银赎地，也不与驻藏大臣商量，後因付不起赔款引起了廓尔喀第二次入侵，清朝不得不兴师动众，把大兵派进西藏才算平息。这种劳民伤财使乾隆恼火，因此才严令整顿藏务，制定了《二十九条章程》，以加强控制西藏的外交与边防。类似的整顿，在有驻藏大臣的一百八十五年之间，只有几次。其余大多数时间，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目的，只是维持一个统治西藏的象徵，而不是进行具体的统治。
理解这一点，需要认识中国古代政治观与西方政治观的区别：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韩格理教授发现，历来关於中国古代国家的论说，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到当代政治历史、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学者，无不是以得之於西方国家结构的概念，如科层制、世袭科层制、专制政体、独裁政体以及活动於其中的各种角色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国家的属性。这种作法，在他看来，常导致无法确认且误导的结果。根据韩氏的概括，西方的政治结构具有两个基本特徵，即集中化的权力观念和行政性的政治组织观念。在这里，政治权力基於意志，且由一象徵性的中心向四方扩散，所谓“行政科层制”即是由这种命令结构中产生的组织类型。上面提到的各种概念如科层制、官僚、统治者乃至於“国家”，均是由这种关於政治组织及国家合法性的中心主义的观念导引出来。然而，在中国的政治组织里面，这些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权力并非产生於意志，服从亦非基於命令。韩氏认为，中国人的权力观乃是建立在为达成秩序而在和谐中运作的角色以及由礼所界定的角色关系上面。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组织是由具有层级化排列的角色组合所构成，这些角色组织基本上自我维持，而没有与明显的命令结构相联系。［33］
後面几行的加重是我加的。我认为有助於帮助理解古代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那时中国周边没有更先进的文明，中国可以一直保持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视其他民族为“化外之邦”的“夷”“狄”“蛮”“番”。古代中国不以政治共同体界定国家，只关注一家一姓的王朝，而王朝的合法性在於其必须代表中国文化的正宗，正如梁漱溟所说“是基於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兼国家的”［34］。
身为“中央之国”的君主，中国历代皇帝对周边民族的统治，放在首要地位的并非领土、资源、边界等那些“物”的事物，而是“礼”。只要那些“夷”“狄”“蛮”“番”对中国文化表示臣服和尊崇，使“中央帝国”的尊严得到满足，其他都属细节，不需要过份操心。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从来不以法律界定自己的领土，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表示巨服，就一概被认为属於中国。加上“无为而治”的传统帝王哲学，宁愿让那些“化外之邦”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古代中国的边界一直十分模糊。
重内轻外，详近略远，骈举四方以示政权之归於一，则天下在地理上政治上都被认为已完整。至於“四方”的细部，却不是古人的主要关怀。若必以西人说一不二的方式去检验，则古人的“天下”是很难在地图上再现的。历代中国边疆的盈缩常以千里计，倘以西人以固定疆域为国家要素的概念衡之，则中国岂非要到近代许多卖国条约因割地而划定边界後才成其为“国”？但对昔日的中国朝野人士来说，只要本土(mainbodyofhomeland)稳定，边界的波动并不妨碍“中国”概念的完整。［35］
对东西两种文化来说，西方观念中的“大”是由“小”构成的，“大”是一种清晰的事实，必须由准确界定的细节进行说明和确立；东方观念中的“大”却更多地接近一种意境，拘泥“小”反可能使其受到破坏，因而常舍“小”以求“大”。中国帝王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心态7，却动辄以封疆裂土进行赏赐，一旦恼怒，远隔万里也可发兵讨伐，顺心时却什麽都好说，亦或一时顾不过来，像宋太祖那样，用镇纸在地图上一划，便将大渡河以西统统抛弃不要──“置於度外，存而不论”了。
从国力上来讲，古代中国不是不能征服和控制周边的民族社会，而是没有必要。只要其不构成危害，符合“礼”的秩序──表示臣服就可以。古代中国的周边总是存在形形色色被朝廷认可的藩王，也经常分封诸侯。我想在清代的中国皇帝眼里，西藏就是这样一种角色。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统治方式，却难以完全用当代的主权或宗主权概念进行解释。
中国皇帝最重视“礼”所确定的尊严──“唯此为大”。只要满足这个“大”，其他局部细节都可以模糊，或当作满足尊严的交换物。而中国周边那些弱小民族，更重要的“大”则首当生存安全和实际利益。为此，尊严倒是可以模糊一些。这同样是东方式的思路。并非认为尊严不重要，而是把它当作极有价值的资源，以交换实际利益。那时西藏对中国名义上的臣服，很大程度就是源於这种需要。清代中国使西藏摆脱了自元以来蒙古汗王的统治，扶持格鲁教派进一步居於统领地位，在与世俗权力的斗争中帮助以达赖为首的宗教权力取得胜利，北京还为西藏提供丰厚的赏赐、必要的仲裁和对外防御的保证......西藏得到如此之多的好处，所需付出的仅仅是在表面上对中国作出臣服姿态。那种臣服停留在名义上，只是一种以假作真的游戏，让中国皇帝“君临天下”的心理感觉满足，而西藏并不因此丧失实质上的独立。相反，坚持强硬的态度会惹恼中国皇帝，西藏会受到大兵征伐，统治者会遭罢黜，人民也将涂炭，在这种得失对比中，明智的选择是什麽，其实是很清楚的。
前面所讲的驻藏大臣的游行场面加上“然巴死亡”的故事，我想就是清代中国和西藏之关系的缩影。
挑选出以上这段文字中的关键词──国际法、法律根据、形式化、条约、权利和义务、合法性等，可以发现，双方运用的都是本来不属於东方历史的概念。无论中国还是西藏，在历史上都不曾用现代主权的观念认识和约定相互的关系。西方概念被确立为全球性的国际秩序，被东方接受认可，并在中藏关系中被双方强烈地意识和争取，只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才开始。二者之间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和纠缠不清的是非，根源都在把西方概念硬套在东方历史上。
如果一定要用主权、宗主权的概念判断清代的中藏关系，我同意中国那时对西藏的控制更类似宗主权，而缺少主权性质。虽然西藏向中国朝廷表示臣服，在多数时间和多数问题上，这种臣服仅仅停留在名义上，或者只是一种以假作真的游戏。表面上，驻藏大臣被摆在重要位置。如前面引用的孟加拉校长的描述，驻藏大臣尽可以威风凛凛地游行，西藏官员尽可以在出席场面时居於次要地位，甚至驻藏大臣可以拘押西藏头人，鞭打沿街的西藏百姓，然而在对西藏的实际统治中，驻藏大臣却起不了多少实际作用。西藏统治者以其特有的圆滑和耐性，通过架空驻藏大臣维持了实质上的独立。
不过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在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中谁胜谁败的结果，反之，也许那正是当时的中藏双方所共同追求、双方都满意的、因而也是最为自然与合理的结果。
不错，驻藏大臣对被架空时有怨言，清朝皇帝也常表达不满，但那一般只是在西藏出现较大问题、脱离了正常运行轨道时才会受到重视并付诸解决。例如一七八八年和一七九一年两次廓尔喀侵略西藏，起因於六世班禅的弟弟沙玛尔巴叛离西藏，唆使廓尔喀进藏抢劫札什伦布寺的财宝。当时西藏方面既没有向驻藏大臣通报沙玛尔巴的叛逃，廓尔喀第一次入侵後，达赖又自行允诺对廓尔喀赔银赎地，也不与驻藏大臣商量，後因付不起赔款引起了廓尔喀第二次入侵，清朝不得不兴师动众，把大兵派进西藏才算平息。这种劳民伤财使乾隆恼火，因此才严令整顿藏务，制定了《二十九条章程》，以加强控制西藏的外交与边防。类似的整顿，在有驻藏大臣的一百八十五年之间，只有几次。其余大多数时间，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目的，只是维持一个统治西藏的象徵，而不是进行具体的统治。
理解这一点，需要认识中国古代政治观与西方政治观的区别：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韩格理教授发现，历来关於中国古代国家的论说，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到当代政治历史、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学者，无不是以得之於西方国家结构的概念，如科层制、世袭科层制、专制政体、独裁政体以及活动於其中的各种角色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国家的属性。这种作法，在他看来，常导致无法确认且误导的结果。根据韩氏的概括，西方的政治结构具有两个基本特徵，即集中化的权力观念和行政性的政治组织观念。在这里，政治权力基於意志，且由一象徵性的中心向四方扩散，所谓“行政科层制”即是由这种命令结构中产生的组织类型。上面提到的各种概念如科层制、官僚、统治者乃至於“国家”，均是由这种关於政治组织及国家合法性的中心主义的观念导引出来。然而，在中国的政治组织里面，这些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权力并非产生於意志，服从亦非基於命令。韩氏认为，中国人的权力观乃是建立在为达成秩序而在和谐中运作的角色以及由礼所界定的角色关系上面。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组织是由具有层级化排列的角色组合所构成，这些角色组织基本上自我维持，而没有与明显的命令结构相联系。［33］
後面几行的加重是我加的。我认为有助於帮助理解古代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那时中国周边没有更先进的文明，中国可以一直保持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视其他民族为“化外之邦”的“夷”“狄”“蛮”“番”。古代中国不以政治共同体界定国家，只关注一家一姓的王朝，而王朝的合法性在於其必须代表中国文化的正宗，正如梁漱溟所说“是基於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兼国家的”［34］。
身为“中央之国”的君主，中国历代皇帝对周边民族的统治，放在首要地位的并非领土、资源、边界等那些“物”的事物，而是“礼”。只要那些“夷”“狄”“蛮”“番”对中国文化表示臣服和尊崇，使“中央帝国”的尊严得到满足，其他都属细节，不需要过份操心。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从来不以法律界定自己的领土，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表示巨服，就一概被认为属於中国。加上“无为而治”的传统帝王哲学，宁愿让那些“化外之邦”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古代中国的边界一直十分模糊。
重内轻外，详近略远，骈举四方以示政权之归於一，则天下在地理上政治上都被认为已完整。至於“四方”的细部，却不是古人的主要关怀。若必以西人说一不二的方式去检验，则古人的“天下”是很难在地图上再现的。历代中国边疆的盈缩常以千里计，倘以西人以固定疆域为国家要素的概念衡之，则中国岂非要到近代许多卖国条约因割地而划定边界後才成其为“国”？但对昔日的中国朝野人士来说，只要本土(mainbodyofhomeland)稳定，边界的波动并不妨碍“中国”概念的完整。［35］
对东西两种文化来说，西方观念中的“大”是由“小”构成的，“大”是一种清晰的事实，必须由准确界定的细节进行说明和确立；东方观念中的“大”却更多地接近一种意境，拘泥“小”反可能使其受到破坏，因而常舍“小”以求“大”。中国帝王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心态7，却动辄以封疆裂土进行赏赐，一旦恼怒，远隔万里也可发兵讨伐，顺心时却什麽都好说，亦或一时顾不过来，像宋太祖那样，用镇纸在地图上一划，便将大渡河以西统统抛弃不要──“置於度外，存而不论”了。
从国力上来讲，古代中国不是不能征服和控制周边的民族社会，而是没有必要。只要其不构成危害，符合“礼”的秩序──表示臣服就可以。古代中国的周边总是存在形形色色被朝廷认可的藩王，也经常分封诸侯。我想在清代的中国皇帝眼里，西藏就是这样一种角色。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统治方式，却难以完全用当代的主权或宗主权概念进行解释。
中国皇帝最重视“礼”所确定的尊严──“唯此为大”。只要满足这个“大”，其他局部细节都可以模糊，或当作满足尊严的交换物。而中国周边那些弱小民族，更重要的“大”则首当生存安全和实际利益。为此，尊严倒是可以模糊一些。这同样是东方式的思路。并非认为尊严不重要，而是把它当作极有价值的资源，以交换实际利益。那时西藏对中国名义上的臣服，很大程度就是源於这种需要。清代中国使西藏摆脱了自元以来蒙古汗王的统治，扶持格鲁教派进一步居於统领地位，在与世俗权力的斗争中帮助以达赖为首的宗教权力取得胜利，北京还为西藏提供丰厚的赏赐、必要的仲裁和对外防御的保证......西藏得到如此之多的好处，所需付出的仅仅是在表面上对中国作出臣服姿态。那种臣服停留在名义上，只是一种以假作真的游戏，让中国皇帝“君临天下”的心理感觉满足，而西藏并不因此丧失实质上的独立。相反，坚持强硬的态度会惹恼中国皇帝，西藏会受到大兵征伐，统治者会遭罢黜，人民也将涂炭，在这种得失对比中，明智的选择是什麽，其实是很清楚的。
前面所讲的驻藏大臣的游行场面加上“然巴死亡”的故事，我想就是清代中国和西藏之关系的缩影。
注释
［1］《卫藏通志》卷首，《高宗纯星皇帝御制喇嘛说》。
［2］《卫藏通志》卷首。《高宗纯星皇帝御制喇嘛说》。
［3］《圣武记·国朝绥抚西藏记（下）》。
［4］那彦成，《平番奏议》。
［5］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38。
［6］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43。
［7］梅·戈德斯坦(M.Goldstein)，《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736。
［8］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45、46。
［9］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779-786。
［10］柳升祺，《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页73。
［11］《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二，页4。
［12］《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附录，“清代驻藏大臣一览表”。另参见曾国庆，《清代驻藏大臣浅探》，载《藏族史论文集》，页171、172。
［13］吴丰培、曾国庆，《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页104。
［14］《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283。
［15］国庆《清代驻藏大臣浅探》见《藏族史论文集》页171、172。
［16］《卫藏通志》卷九，页315；《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三，页11。
［17］《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页17。
［18］《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页17。
［19］《清仁宗实录》卷二五一，页16。
［20］荣赫鹏(FrancisYounghusband)，《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科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年，页67。
［21］丁实存，《清代驻藏大臣考》。
［22］《卫藏通志》卷九，页315。
［23］《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页17。
［24］《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47、48。
［25］《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页17。
［26］吴丰培、曾国庆《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页61、62。
［27］《西藏自治区概况》，附件3，“原西藏地方政府组织系统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28］吴丰培、曾国庆《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页62。
［29］《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92。
［30］《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16。
［31］《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页17。
［32］见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01。
［33］梁治平，《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读书》杂志1996年第9期，页49。
［3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294。
［35］葛佳渊、罗厚立，《“取法乎上”与“上下左右读书”》，《读书》1995年6月，页31。
［2］《卫藏通志》卷首。《高宗纯星皇帝御制喇嘛说》。
［3］《圣武记·国朝绥抚西藏记（下）》。
［4］那彦成，《平番奏议》。
［5］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38。
［6］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43。
［7］梅·戈德斯坦(M.Goldstein)，《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736。
［8］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45、46。
［9］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779-786。
［10］柳升祺，《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页73。
［11］《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二，页4。
［12］《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等编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附录，“清代驻藏大臣一览表”。另参见曾国庆，《清代驻藏大臣浅探》，载《藏族史论文集》，页171、172。
［13］吴丰培、曾国庆，《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页104。
［14］《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283。
［15］国庆《清代驻藏大臣浅探》见《藏族史论文集》页171、172。
［16］《卫藏通志》卷九，页315；《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三，页11。
［17］《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页17。
［18］《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页17。
［19］《清仁宗实录》卷二五一，页16。
［20］荣赫鹏(FrancisYounghusband)，《英国侵略西藏史》，西藏社科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年，页67。
［21］丁实存，《清代驻藏大臣考》。
［22］《卫藏通志》卷九，页315。
［23］《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页17。
［24］《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47、48。
［25］《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页17。
［26］吴丰培、曾国庆《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页61、62。
［27］《西藏自治区概况》，附件3，“原西藏地方政府组织系统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28］吴丰培、曾国庆《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页62。
［29］《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92。
［30］《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16。
［31］《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页17。
［32］见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01。
［33］梁治平，《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读书》杂志1996年第9期，页49。
［3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294。
［35］葛佳渊、罗厚立，《“取法乎上”与“上下左右读书”》，《读书》1995年6月，页31。
1、西方出现
自十七世纪英国开始在印度次大陆殖民，其势力范围逐步从沿海地区向北扩展。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已经达到喜马拉雅山脉，与西藏相遇。那时，印度在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中已居于中心地位，为英国提供大量资源，也积聚了英国的巨额投资，被称为大英帝国的生命线。为了保卫这条生命线，大英帝国和它的印度殖民政府随时警惕对印度产生威胁的任何可能。
由于印度次大陆南部有印度洋为天然屏障，英国的警惕主要针对北部的亚洲大陆。那里有中国、俄国两个超巨型大国。即便中国在当时尚不足虑，俄国却让英国不能掉以轻心。当时俄国势力已经扩展到蒙古和中国的新疆，与印度只剩西藏高原挡在中间。为此，英国就有了控制西藏的战略需要，使其成为横在俄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印度人D.R.曼克卡尔曾这样写：
英帝国主义曾是那一时代最强大的国家──它皱一皱眉头其它国家都不能漠然置之。尽管这样，他们还唯恐在什么地方出现某种纰漏，因此，把它的殖民地印度的国防安排得无懈可击。他们在印度四周建立了广阔的安全区。它的防御要塞实际上东到新加坡西至亚丁。根据这项政策，位于印度东北边界的西藏必须是独立的，而且对印度必须是友好的，同时，还得受英国支配。［1］
虽然英国皱一皱眉头别的国家都不能漠视，西藏可不吃它那一套。英国甚至根本敲不开西藏的大门。在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中，总是有很多篇幅描写他们进藏所受到的拦阻。有人统计，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全部年代，大约只有四十个西方人访问过西藏，其中只有几个人真正到过如神话传说那样神秘的拉萨。
为什么那个年代的西藏对西方人防范到如此地步，这是一个令人纳闷的问题。西方人将其归于西藏人奇怪的思维，或是喇嘛们担心异教徒会动摇他们的地位。中国的控制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在中国对西藏具有较大影响力时，规定西藏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即使紧邻的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商人，也只允许每年进藏一次到三次，外人到拉萨更要受到严格控制［2］。
当时中国封闭西藏的目的，也许是为了避免西藏再生出廓尔喀入侵那样的麻烦事来，以及为了控制蒙古与西藏的私下往来。不过在一八四八年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中国人尝到了苦头，深深地震撼和影响了中国的官场，以后的历任驻藏大臣，肯定会不断地向西藏上层社会描绘西方人的邪恶与可怕。
在与西方较量遭到一系列惨败之后，晚清中国从抗拒洋人变成了惧怕洋人。西方探险家们纷纷要求他们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允许他们对西藏进行考察8。然而这时，即使洋人拿着清政府总理衙门发给的护照，已经把西方人视为魔鬼的藏人也坚决不许他们进藏了。无论中国的驻藏大臣怎么劝导 若劝导不成驻藏大臣将遭朝廷处分［3］ ，也不能改变藏人对洋人的畏惧和势不两立的决心。光绪五年 一八七九 ，以达赖和班禅为首，率全藏四十八个僧俗机构向清廷上了一个名为“全藏公禀永远不准洋人入境”的请愿书，现在读起来颇有意思：
掌办商上事务通善济咙呼图克图恭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率领阖藏众呼图克图三大寺堪布新旧佛公、台吉、僧俗番官军民人等公具切实甘结，恳请钦差驻藏办事大臣松代为奏谘事。伏查洋人入藏游历一案，屡接驻藏大臣译文内称，立定条约，准其入藏，奏明之件，万无更改。各国到时，汉番一体照护，勿滋事端等因。并面奉屡次剀切晓谕，遂将藏中向无洋人来过，并习教不同，恐于佛地有碍。阖藏僧俗大众公立誓词，断不准其入藏，情甘具结，实在情形，大众苦衷，恳求驻藏大臣代为谘报矣。而西藏世世仰蒙大皇帝天恩，振兴黄教，保护佛地，何能仰报高厚鸿慈于万一，岂敢执意抗违不遵。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兹据阖藏僧俗共立誓词，不准放入，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之众，拼命相敌。谅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护黄教，断不致被其欺压而遭不幸也。谨将阖藏僧俗官民大众公议苦衷伤心情形，出具切实甘结，特求驻藏大臣代为奏谘，切望皇恩无疆以救阖藏众生之性命也，谨呈。［4］
八年之后，“前后两藏上下南北康藏各属寺院僧俗地方大众头目”等又联合上了一份类似的请愿书，仍然誓言对洋人“待至男绝女尽，情愿复仇力阻”，对中国准许洋人进藏，“发给路照牌票”表示反对［5］。对藏人而言，禁止洋人进藏，已经不是一个理性决定，而几乎成了根深蒂固的本能。
早期企图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大部分是以个人身份活动的传教士或探险家，阻挡他们进藏并不难。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西藏面对的西方已不再是个人，而是一个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一个具有深远野心和充分谋略、掌握着先进武器并且被高效地组织在一起的西方民族。
为了进入西藏，英国人先向西藏派出被称为“班智达”的间谍。那是从西藏人不太防范的亚洲人中招募的，事先都要进行长达两年的训练。在他们装扮成朝圣者或商人进入西藏时，随身行李都有秘密夹层，衣服有暗袋。他们的手持转经轮里装的不是经文，而是记录沿途情报的笔记。他们可以把笔记转写成韵文，边行走边像背诵经文一样把它们背诵下来。班智达的主要使命是绘制西藏地图，为了不暴露，他们不得不用原始的办法，例如距离是用步数量出来的。在行走过程中，他们用念珠充当计数器，每拨一粒珠子代替旅程中的多少步。他们的步子必须保持均匀跨度，这种测量特别需要自我约束及精确度。他们经常需要独自一人行走几千公里，还要努力修正不规则地形造成的误差。为了确定方位，他们每天要多次进行太阳及星星的观测，记下每次观测的数据。测量各个地理位置的海拔高度，是通过测量水在那里的沸点 一般是在装作烧茶时进行 。由他们所绘制的地图，后来通过以科学手段进行的重新测量，被证实具有难以置信的准确性。［6］
面对着这样一个深谋远虑且坚韧不拔的对手，西藏人像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一样，采取了不理睬、不对话、我行我素的态度。然而两个民族既已相遇，仅是一方想躲是躲不过去的。英国人的向北扩张把尼泊尔、不丹、锡金、查谟─克什米尔相继纳入其控制，而不丹和锡金过去一直是西藏的藩属，二者就不可能不发生冲突。
为了西藏和锡金的边界问题，藏军与英军在一八八八年发生首次交战。由于那场战争没有扩大，虽然结局是藏军失败，西藏方面却没有受到太大震动。当时是由中国清朝政府出面解决冲突的，其一方面约束藏人克制，另一方面与英国人进行谈判，经过长达数年的交涉，达成了一系列针对西藏问题的条约和协定。
然而那些条约和协定却没有一项能付诸实行，西藏人根本不承认。他们的理由是那是中国人签的而不是西藏人签的条约，因此对西藏没有约束力。他们照样对英国人关闭大门，不予理睬。英国人这才认识到，中国对西藏的权力只是个名义，实际是不能控制西藏的，敲开西藏的大门，必须和西藏统治者直接打交道。
在英国人还没明白这个道理以前，与中国人在锡金大吉岭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西藏方面也有一个代表在场。他名叫夏札，是西藏噶厦政府的噶伦之一。他显然受到了轻视，中国人称他为“蛮子”，英国人也没想到让他代表西藏在条约上签字。他当时给人留下印象的，只是一次他将一位英国女士挤下了大路，被路见不平的英国青年揪住了脖子，受到当众羞辱［7］。
以小看大，这个小插曲也能反映英国人对西藏的态度。不能谴责那位英国青年不对，尊重和保护女士是西方的美德之一。但是按照西藏的伦理，妇女应该给男人尤其是给喇嘛让路，而不是理所应当地抢在他们前面。这是两种文明的不同标准，不能说哪一个就一定对而另一个就一定错，问题是当两种文明遭遇的时候，应该接受哪一个标准？西方人就是这样，只要你违反了我的标准，我就认为你违反了天意公理，是不文明的，就要上去揪你的脖子。
这种时候，你要是伸张自己的文明和标准，除非你有反过来揪住对方脖子的实力。然而可想而知，一个西藏老喇嘛怎么是英国小伙儿的对手呢？
由于印度次大陆南部有印度洋为天然屏障，英国的警惕主要针对北部的亚洲大陆。那里有中国、俄国两个超巨型大国。即便中国在当时尚不足虑，俄国却让英国不能掉以轻心。当时俄国势力已经扩展到蒙古和中国的新疆，与印度只剩西藏高原挡在中间。为此，英国就有了控制西藏的战略需要，使其成为横在俄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印度人D.R.曼克卡尔曾这样写：
英帝国主义曾是那一时代最强大的国家──它皱一皱眉头其它国家都不能漠然置之。尽管这样，他们还唯恐在什么地方出现某种纰漏，因此，把它的殖民地印度的国防安排得无懈可击。他们在印度四周建立了广阔的安全区。它的防御要塞实际上东到新加坡西至亚丁。根据这项政策，位于印度东北边界的西藏必须是独立的，而且对印度必须是友好的，同时，还得受英国支配。［1］
虽然英国皱一皱眉头别的国家都不能漠视，西藏可不吃它那一套。英国甚至根本敲不开西藏的大门。在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中，总是有很多篇幅描写他们进藏所受到的拦阻。有人统计，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全部年代，大约只有四十个西方人访问过西藏，其中只有几个人真正到过如神话传说那样神秘的拉萨。
为什么那个年代的西藏对西方人防范到如此地步，这是一个令人纳闷的问题。西方人将其归于西藏人奇怪的思维，或是喇嘛们担心异教徒会动摇他们的地位。中国的控制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在中国对西藏具有较大影响力时，规定西藏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即使紧邻的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商人，也只允许每年进藏一次到三次，外人到拉萨更要受到严格控制［2］。
当时中国封闭西藏的目的，也许是为了避免西藏再生出廓尔喀入侵那样的麻烦事来，以及为了控制蒙古与西藏的私下往来。不过在一八四八年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中国人尝到了苦头，深深地震撼和影响了中国的官场，以后的历任驻藏大臣，肯定会不断地向西藏上层社会描绘西方人的邪恶与可怕。
在与西方较量遭到一系列惨败之后，晚清中国从抗拒洋人变成了惧怕洋人。西方探险家们纷纷要求他们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允许他们对西藏进行考察8。然而这时，即使洋人拿着清政府总理衙门发给的护照，已经把西方人视为魔鬼的藏人也坚决不许他们进藏了。无论中国的驻藏大臣怎么劝导 若劝导不成驻藏大臣将遭朝廷处分［3］ ，也不能改变藏人对洋人的畏惧和势不两立的决心。光绪五年 一八七九 ，以达赖和班禅为首，率全藏四十八个僧俗机构向清廷上了一个名为“全藏公禀永远不准洋人入境”的请愿书，现在读起来颇有意思：
掌办商上事务通善济咙呼图克图恭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率领阖藏众呼图克图三大寺堪布新旧佛公、台吉、僧俗番官军民人等公具切实甘结，恳请钦差驻藏办事大臣松代为奏谘事。伏查洋人入藏游历一案，屡接驻藏大臣译文内称，立定条约，准其入藏，奏明之件，万无更改。各国到时，汉番一体照护，勿滋事端等因。并面奉屡次剀切晓谕，遂将藏中向无洋人来过，并习教不同，恐于佛地有碍。阖藏僧俗大众公立誓词，断不准其入藏，情甘具结，实在情形，大众苦衷，恳求驻藏大臣代为谘报矣。而西藏世世仰蒙大皇帝天恩，振兴黄教，保护佛地，何能仰报高厚鸿慈于万一，岂敢执意抗违不遵。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兹据阖藏僧俗共立誓词，不准放入，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之众，拼命相敌。谅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护黄教，断不致被其欺压而遭不幸也。谨将阖藏僧俗官民大众公议苦衷伤心情形，出具切实甘结，特求驻藏大臣代为奏谘，切望皇恩无疆以救阖藏众生之性命也，谨呈。［4］
八年之后，“前后两藏上下南北康藏各属寺院僧俗地方大众头目”等又联合上了一份类似的请愿书，仍然誓言对洋人“待至男绝女尽，情愿复仇力阻”，对中国准许洋人进藏，“发给路照牌票”表示反对［5］。对藏人而言，禁止洋人进藏，已经不是一个理性决定，而几乎成了根深蒂固的本能。
早期企图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大部分是以个人身份活动的传教士或探险家，阻挡他们进藏并不难。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西藏面对的西方已不再是个人，而是一个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一个具有深远野心和充分谋略、掌握着先进武器并且被高效地组织在一起的西方民族。
为了进入西藏，英国人先向西藏派出被称为“班智达”的间谍。那是从西藏人不太防范的亚洲人中招募的，事先都要进行长达两年的训练。在他们装扮成朝圣者或商人进入西藏时，随身行李都有秘密夹层，衣服有暗袋。他们的手持转经轮里装的不是经文，而是记录沿途情报的笔记。他们可以把笔记转写成韵文，边行走边像背诵经文一样把它们背诵下来。班智达的主要使命是绘制西藏地图，为了不暴露，他们不得不用原始的办法，例如距离是用步数量出来的。在行走过程中，他们用念珠充当计数器，每拨一粒珠子代替旅程中的多少步。他们的步子必须保持均匀跨度，这种测量特别需要自我约束及精确度。他们经常需要独自一人行走几千公里，还要努力修正不规则地形造成的误差。为了确定方位，他们每天要多次进行太阳及星星的观测，记下每次观测的数据。测量各个地理位置的海拔高度，是通过测量水在那里的沸点 一般是在装作烧茶时进行 。由他们所绘制的地图，后来通过以科学手段进行的重新测量，被证实具有难以置信的准确性。［6］
面对着这样一个深谋远虑且坚韧不拔的对手，西藏人像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一样，采取了不理睬、不对话、我行我素的态度。然而两个民族既已相遇，仅是一方想躲是躲不过去的。英国人的向北扩张把尼泊尔、不丹、锡金、查谟─克什米尔相继纳入其控制，而不丹和锡金过去一直是西藏的藩属，二者就不可能不发生冲突。
为了西藏和锡金的边界问题，藏军与英军在一八八八年发生首次交战。由于那场战争没有扩大，虽然结局是藏军失败，西藏方面却没有受到太大震动。当时是由中国清朝政府出面解决冲突的，其一方面约束藏人克制，另一方面与英国人进行谈判，经过长达数年的交涉，达成了一系列针对西藏问题的条约和协定。
然而那些条约和协定却没有一项能付诸实行，西藏人根本不承认。他们的理由是那是中国人签的而不是西藏人签的条约，因此对西藏没有约束力。他们照样对英国人关闭大门，不予理睬。英国人这才认识到，中国对西藏的权力只是个名义，实际是不能控制西藏的，敲开西藏的大门，必须和西藏统治者直接打交道。
在英国人还没明白这个道理以前，与中国人在锡金大吉岭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西藏方面也有一个代表在场。他名叫夏札，是西藏噶厦政府的噶伦之一。他显然受到了轻视，中国人称他为“蛮子”，英国人也没想到让他代表西藏在条约上签字。他当时给人留下印象的，只是一次他将一位英国女士挤下了大路，被路见不平的英国青年揪住了脖子，受到当众羞辱［7］。
以小看大，这个小插曲也能反映英国人对西藏的态度。不能谴责那位英国青年不对，尊重和保护女士是西方的美德之一。但是按照西藏的伦理，妇女应该给男人尤其是给喇嘛让路，而不是理所应当地抢在他们前面。这是两种文明的不同标准，不能说哪一个就一定对而另一个就一定错，问题是当两种文明遭遇的时候，应该接受哪一个标准？西方人就是这样，只要你违反了我的标准，我就认为你违反了天意公理，是不文明的，就要上去揪你的脖子。
这种时候，你要是伸张自己的文明和标准，除非你有反过来揪住对方脖子的实力。然而可想而知，一个西藏老喇嘛怎么是英国小伙儿的对手呢？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