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情地虐待班禅大师
第十世班禅大师却吉坚赞于1938年诞生于西藏安多地区一个叫温都的小村。1954年，中共为了其政治需要，将十六岁的班禅大师任命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后来提升为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在中国，班禅大师成了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在1956年，成立所谓“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时，中共任命达赖喇嘛为主任委员；班禅大师为副主任委员。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国外后，中共任命班禅大师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主任委员。
由于环境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在某种场合，班禅大师不得不发表一些违背自己信念和意愿的言论，然而班禅大师对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极为不满。大师曾经公开谴责 和批评过1958年和1959年中共军队血腥镇压西藏人民的抗暴斗争和中共以“民主改革”为理由破坏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之事件。特别是大师编写了一份书面总 结意见，直接交给中共政府和毛泽东，这份意见书译成中文后有七万个字，后来也就被称为《七万言书》。意见书中大师不仅严厉批评了中共的所谓“平叛”和“民 主改革”政策，以及民族、宗教、统战等政策。还希望中共立即纠正这些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意见书中写到：“民主改革后，佛教遭受巨大衰败而濒临灭亡，我们 西藏人于心不忍；甘、青、川、滇所属的西藏地区除一些老幼妇女外，其余青壮男子及通情达理的人，大部分人被逮捕关押了；几年来，西藏人口有很大减少，这对 西藏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在谈到本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时意见书中写到：一旦民族的语言、服装和习惯等主要特征消失了，那么民族也就消失了，或者转化为 其它民族了。”大师还强调：“这些问题和错误若不认真加以纠正，西藏人将面临灭族灭教的严重危机。”
《七万言书》击中了中共的痛疼 处，因而从1964年下半年末；开始批判班禅大师，是年9月18日至11月4日张国华主持召开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批判班禅大 师，会议结束时给班禅大师正式扣上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三顶帽子，同时撤消了班禅大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三顶帽 子一直戴到1988年5月24日）
1964年12月，第三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总理周恩来宣布撤消达赖喇嘛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和班禅大师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职务，也免去了班禅大师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
1966年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部分红卫兵翻墙擅自闯入班禅大师住处抢走了班禅大师，用大卡车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这些红卫兵私设法庭；随意审讯和殴打；在千人大会上批斗，殴斗中用尼龙绳捆绑班禅大师，随着时间的推移尼龙绳深深陷入 他的肌肤而外面亦看不出有绳子。还向班禅大师唾口水，揪耳朵。（1980年大师到拉卜楞寺时，笔者亲眼目睹过尼龙绳捆绑后留下的疤痕）接着大师被关进监牢，大师整整度过了漫长的九年零八个月的监禁生活后，于1977年10月获得释放。
1980年后中共宣称，对班禅大师的残酷虐待是“四人帮”所造成的，实际上折磨班禅大师是1964年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四人帮”的“破坏”。
班禅大师于1988年4月4日的一个答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对民主运动中，在青、甘、川、滇、藏等藏人居住区出现的很多问题，写了一份共有七万多字的汇 报，呈给中共中央。由于在个别问题上的语言较直接，当时毛泽东也很不高兴”。这一答话中，我们知道班禅大师历经苦难的直接原因。
1979年7月2日，中共当局恢复了班禅大师在中共政协会议的所谓副主席职务；接着也恢复了班禅大师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0年开始， 班禅大师为了挽救和恢复西藏文化与宗教，踏遍了雪域三区。正当大师工作繁忙，精神饱满之时，忽然于1989年元月28日在扎什伦布寺圆寂，享年51岁。
平时身体健康的这位民族领袖，在没有任何疾病的情况下，突然离开人世，这不仅对境内外西藏人感到不可思议外，也不符合大师本人的意愿。因为在大师未圆寂 的一个多月以前，当代西藏作家降边嘉措在北京向大师提出他想写一本《班禅大师传》时，班禅大师说：“写传是不是早了一点？我至少还要工作二十年，我还有很 多事情要做，我也可能犯错误、受折磨，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你怎么写？”当时降边嘉措回答说：“历代达赖、班禅都有传记，我想用新的形式、新的观念为您和达 赖喇嘛立传，能不能写好，写了能不能出版，以后再说。不过从现在开始就要准备，希望能得到您的的关怀和支持，比如您九年零八个月的监狱生活。我访问了许多 人，却弄不清楚，只好请您帮忙。”大师表示愿意帮忙说：“最近要去拉萨参加灵塔开光仪式，回来后跟你谈，象讲《格萨尔王》故事一样 给你讲上几天。”1、
班禅大师的事业刚刚开始，在他的意愿中预感到未来对民族的工作是漫长和艰难的，会出现许多挫折。关于班禅大师的 死因，至今仍未得到任何证实，这一事件对境内外西藏同胞产生极大的疑惑，同时很多外国人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如一位置名黎音的汉族作者写了一篇《班禅猝逝 之迷议论纷纷》发表于1989年十一月份的《中国之春》杂志上。现将此文中摘抄如下：
“一向身体健康，满面红光且精力充沛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于一月二十八日在西藏日喀则市猝逝，对于他意外的死因，不仅西藏僧侣民众表示怀疑，而且在全国各界也颇多议论。
由拉萨传来的消息说：据班禅大师身边工作人员反映：班禅大师以往并无心脏病史，更从来没有过心脏病发作的情形，而且他于一月九日由北京启程前往拉萨之前 还作过全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正常。即使班禅大师发病之前的几小时，接近他的人也没有看出他的身体有丝毫不适之感，却为何仅半宵之间便患了那样严重的心 脏病而猝然涅盘？难怪人们议论纷纭。
据了解班禅大师的人士透露：班禅对中共历年在藏区的所作所为以及将其当作统战工具进行摆布的做法心怀不满，虽囿于客观形势所迫，在一场所讲过违心的话，但在私下对中共常有微辞。尤其是近年拉萨连续发生僧俗民众暴动，中共采取严厉的流血镇压手段以来， 班禅对中共的反感与日俱增，甚至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共，将抨击的矛头直指中共在藏区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干部政策。中共虽在表面仍对班禅尊重、信任，但实际上早已对他严加提防。
据消息来源说，一月十九日拉萨市召开宣判大会，对拉萨暴动事件的二十七名参与者进行判处，其中多被判处死刑和重刑。当时班禅正在日喀则市，他闻讯后一扫脸上常挂的笑容，露出十分阴沉的表情，长时打坐不语。僧侣门都说：大师在为受难者祈祷。
班禅大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猝然病逝，他的死因给世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迷。”
最后，我们衷心地祈祷，在不久的将来会实现大师的崇高夙愿；我们也祈祷，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早日还生！
班禅啊！仁波齐；
去年有一只雄鹰，
划破层层乌云翱翔苍穹；
一扇扇回旋的翅影，
是一重重成就的再现；
今年象一刹闪电，
消失在天际；
班禅啊！仁波齐；
所盟的誓言献给谁，
思啊！念啊！
一滴滴泪水流心窝；
……
------摘自安多民间弹唱
注：
1、如上述摘录于1989年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班禅大师传》；
在1956年，成立所谓“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时，中共任命达赖喇嘛为主任委员；班禅大师为副主任委员。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国外后，中共任命班禅大师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主任委员。
由于环境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在某种场合，班禅大师不得不发表一些违背自己信念和意愿的言论，然而班禅大师对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极为不满。大师曾经公开谴责 和批评过1958年和1959年中共军队血腥镇压西藏人民的抗暴斗争和中共以“民主改革”为理由破坏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之事件。特别是大师编写了一份书面总 结意见，直接交给中共政府和毛泽东，这份意见书译成中文后有七万个字，后来也就被称为《七万言书》。意见书中大师不仅严厉批评了中共的所谓“平叛”和“民 主改革”政策，以及民族、宗教、统战等政策。还希望中共立即纠正这些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意见书中写到：“民主改革后，佛教遭受巨大衰败而濒临灭亡，我们 西藏人于心不忍；甘、青、川、滇所属的西藏地区除一些老幼妇女外，其余青壮男子及通情达理的人，大部分人被逮捕关押了；几年来，西藏人口有很大减少，这对 西藏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在谈到本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时意见书中写到：一旦民族的语言、服装和习惯等主要特征消失了，那么民族也就消失了，或者转化为 其它民族了。”大师还强调：“这些问题和错误若不认真加以纠正，西藏人将面临灭族灭教的严重危机。”
《七万言书》击中了中共的痛疼 处，因而从1964年下半年末；开始批判班禅大师，是年9月18日至11月4日张国华主持召开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批判班禅大 师，会议结束时给班禅大师正式扣上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三顶帽子，同时撤消了班禅大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三顶帽 子一直戴到1988年5月24日）
1964年12月，第三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总理周恩来宣布撤消达赖喇嘛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和班禅大师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职务，也免去了班禅大师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
1966年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部分红卫兵翻墙擅自闯入班禅大师住处抢走了班禅大师，用大卡车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这些红卫兵私设法庭；随意审讯和殴打；在千人大会上批斗，殴斗中用尼龙绳捆绑班禅大师，随着时间的推移尼龙绳深深陷入 他的肌肤而外面亦看不出有绳子。还向班禅大师唾口水，揪耳朵。（1980年大师到拉卜楞寺时，笔者亲眼目睹过尼龙绳捆绑后留下的疤痕）接着大师被关进监牢，大师整整度过了漫长的九年零八个月的监禁生活后，于1977年10月获得释放。
1980年后中共宣称，对班禅大师的残酷虐待是“四人帮”所造成的，实际上折磨班禅大师是1964年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四人帮”的“破坏”。
班禅大师于1988年4月4日的一个答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对民主运动中，在青、甘、川、滇、藏等藏人居住区出现的很多问题，写了一份共有七万多字的汇 报，呈给中共中央。由于在个别问题上的语言较直接，当时毛泽东也很不高兴”。这一答话中，我们知道班禅大师历经苦难的直接原因。
1979年7月2日，中共当局恢复了班禅大师在中共政协会议的所谓副主席职务；接着也恢复了班禅大师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0年开始， 班禅大师为了挽救和恢复西藏文化与宗教，踏遍了雪域三区。正当大师工作繁忙，精神饱满之时，忽然于1989年元月28日在扎什伦布寺圆寂，享年51岁。
平时身体健康的这位民族领袖，在没有任何疾病的情况下，突然离开人世，这不仅对境内外西藏人感到不可思议外，也不符合大师本人的意愿。因为在大师未圆寂 的一个多月以前，当代西藏作家降边嘉措在北京向大师提出他想写一本《班禅大师传》时，班禅大师说：“写传是不是早了一点？我至少还要工作二十年，我还有很 多事情要做，我也可能犯错误、受折磨，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你怎么写？”当时降边嘉措回答说：“历代达赖、班禅都有传记，我想用新的形式、新的观念为您和达 赖喇嘛立传，能不能写好，写了能不能出版，以后再说。不过从现在开始就要准备，希望能得到您的的关怀和支持，比如您九年零八个月的监狱生活。我访问了许多 人，却弄不清楚，只好请您帮忙。”大师表示愿意帮忙说：“最近要去拉萨参加灵塔开光仪式，回来后跟你谈，象讲《格萨尔王》故事一样 给你讲上几天。”1、
班禅大师的事业刚刚开始，在他的意愿中预感到未来对民族的工作是漫长和艰难的，会出现许多挫折。关于班禅大师的 死因，至今仍未得到任何证实，这一事件对境内外西藏同胞产生极大的疑惑，同时很多外国人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如一位置名黎音的汉族作者写了一篇《班禅猝逝 之迷议论纷纷》发表于1989年十一月份的《中国之春》杂志上。现将此文中摘抄如下：
“一向身体健康，满面红光且精力充沛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于一月二十八日在西藏日喀则市猝逝，对于他意外的死因，不仅西藏僧侣民众表示怀疑，而且在全国各界也颇多议论。
由拉萨传来的消息说：据班禅大师身边工作人员反映：班禅大师以往并无心脏病史，更从来没有过心脏病发作的情形，而且他于一月九日由北京启程前往拉萨之前 还作过全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正常。即使班禅大师发病之前的几小时，接近他的人也没有看出他的身体有丝毫不适之感，却为何仅半宵之间便患了那样严重的心 脏病而猝然涅盘？难怪人们议论纷纭。
据了解班禅大师的人士透露：班禅对中共历年在藏区的所作所为以及将其当作统战工具进行摆布的做法心怀不满，虽囿于客观形势所迫，在一场所讲过违心的话，但在私下对中共常有微辞。尤其是近年拉萨连续发生僧俗民众暴动，中共采取严厉的流血镇压手段以来， 班禅对中共的反感与日俱增，甚至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共，将抨击的矛头直指中共在藏区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干部政策。中共虽在表面仍对班禅尊重、信任，但实际上早已对他严加提防。
据消息来源说，一月十九日拉萨市召开宣判大会，对拉萨暴动事件的二十七名参与者进行判处，其中多被判处死刑和重刑。当时班禅正在日喀则市，他闻讯后一扫脸上常挂的笑容，露出十分阴沉的表情，长时打坐不语。僧侣门都说：大师在为受难者祈祷。
班禅大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猝然病逝，他的死因给世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迷。”
最后，我们衷心地祈祷，在不久的将来会实现大师的崇高夙愿；我们也祈祷，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早日还生！
班禅啊！仁波齐；
去年有一只雄鹰，
划破层层乌云翱翔苍穹；
一扇扇回旋的翅影，
是一重重成就的再现；
今年象一刹闪电，
消失在天际；
班禅啊！仁波齐；
所盟的誓言献给谁，
思啊！念啊！
一滴滴泪水流心窝；
……
------摘自安多民间弹唱
注：
1、如上述摘录于1989年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班禅大师传》；
第四章 对于文化遗产和财富的掠夺
在1958年所谓“平息叛乱”和“反封建”运动中，以“没收反革命分子之财产”为借口，将所有寺院、活佛府邸等的财产被掠夺后运往中国。不仅如此，还对
大部分西藏人民以“反革命”、“封建主”、“反动宗教上层人物”、“牧主”、“地主”、“富农”、“富牧“、“投机倒把分子”、“坏分子”等五花八门的罪
名予以逮捕；将房屋、土地、牲畜、甚至连食粮等所有财产均以“充公”为名枪掠一空。以拉卜楞寺为例，1958年冬，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为名，将供在释
迦牟尼佛殿内的质为金铜的巨型释迦牟尼塑像切割成很多小块后运往中国兰州，该佛像有四层楼高，据当时亲眼目睹者称：仅该佛像头部被砸碎的金铜碎片就装满了
中共的一“解放牌”卡车。（该车载重量为四吨）另外，还有八大菩萨像和很多高一人左右的各种金铜所制的佛像。
另外，正如下部分将要叙 述的有关拉卜楞寺历史。从1958年开始，度母佛殿和马头明王佛殿等大小十五座佛殿被中共完全摧毁。供在这些佛殿内的佛像均是从很远的蒙古措登地方打制后 人背马驮迎请而来，其造型完美、工艺精致、甚为珍贵。还有那些佛殿顶部用金铜制成而认为西藏文化艺术精品的宝瓶、法轮、及法幢等，均被中共侵略者一一摧 毁，而且金铜全部运往内地。首先将各佛殿内的佛像神器等破坏殆尽后，再将佛殿拆去后木料分配给各单位，随之就连砌墙的石块、砖瓦全数运往中共的建筑工地， 从而这些地方未留任何可供朝拜之遗迹。
供奉于贡唐宝塔内的万余册经卷，是几代人呕心沥血之结晶，这些书全部是用金汁或银汁书写而成。再如藏于印经院的五千余卷帙刻板，从拉萨迎进后珍藏于 室“勒协嘎采”的印藏学者所著五千余卷正本之一部分被焚毁，另一部分被绊上水泥塑成许多毛泽东像和做鞋底用。
供奉于各寺庙殿堂中的成千上万个“唐卡”画，是藏传绘画艺术的精品，却被中共运往兰州各制鞋厂作原料，本人在兰州大沙坪（政治犯或重刑犯之监狱-译注） 监狱制鞋中队服刑时，亲眼目睹过其制造鞋垫的原料为“唐卡”画帛。据粗略估算，仅拉卜楞寺各佛殿中运往中国的金铜制器至少超过五百吨。
近年来，中共未来企图消除西藏人民对他们的仇视，在拉卜楞寺大经堂因遭火灾而重建时，中共政府虽然捐助了1200万人民币，但组笔钱仅够重建大经堂而已，其实被落实到手的款也只有三分之二左右，其内所供奉之佛像、佛塔、供器等支出全部为信教民众自愿捐助。
五、六十年代，中共之掠夺和破坏，使该寺所蒙受的经济损失粗略估算亦在中共上述捐款的百倍以上，至少达十二亿人民币。
1949年前，安多地区有大小寺院七百余座（各寺院见附录），其中塔尔寺剩下约三分之二，拉卜楞寺剩下三分之一而外，其余几乎全数被中共摧毁殆尽，其损 失难于言尽。（据蒲文成主编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青海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所载，仅甘青两省境内的藏传佛教寺院就达1100余座，加上划入四川的 阿霸州，安多藏传佛教寺院总数大约有1500余座。-----译注）
从1980年起，因国际形势的发展和西藏内外人民的抗议等的压力所迫，中共开始所谓的“落实民族政策”。对被害人亲属和寺院给予少量的补偿，如：被毁的扎益寺大经堂其价值至少为一百万人民币，1987年，中共政府却只是象征性地给予12000元人民币。
从1959年至1960年，以“大炼钢铁”为借口，在整个安多范围内不分男女老少，强制收缴其金银装饰品，对所谓“反革命分子”家庭及“反动分子”家 庭，以没收充公为名掠去一切财产。此外，对没有划入上述成分范围的西藏男女的装饰品，如所载金银耳环、戒指、手镯、“硝松罗果”、（西藏妇女佩在腰带两旁 的形状不同的银制镶有珊瑚的装饰品----译注）头饰、银碗、护身符盒、以及供在家中的金银铜质佛像、供水用的金属器具、酥油灯等供器，甚至连铜质火钵、 勺子、锅、盆等均被强制收购。名曰“收购”，其实一两黄金仅给十余元人民币，一市斤（半公斤）白银付2-3元人民币，一尊尺余的镏金铜佛约六元人民币的价 格来收购，金银供器被砸碎后论斤称两。中共如此掠夺西藏人民的个人财产其价值达几十亿人民币，当时如果有一点点不愿出售的表现，不是批斗就是遭到逮捕。
由于中共的破坏和掠夺，无数历史悠久的佛殿神堂和制造精美的佛像，以及艺术珍品毁于一旦。由此造成的损失，换算成钱，其价值必定是一连串骇人听闻的天文 数字。尤为严重的是，这些财富，不仅仅只是西藏民族勤劳的结晶，而且也是我们祖先一代又一代不辞艰辛呕心沥血所积累的艺术珍品，其损失即便经历千秋万代亦 无法补偿，这难道中共仅给予几十万元人民币能换的了吗？
另外，正如下部分将要叙 述的有关拉卜楞寺历史。从1958年开始，度母佛殿和马头明王佛殿等大小十五座佛殿被中共完全摧毁。供在这些佛殿内的佛像均是从很远的蒙古措登地方打制后 人背马驮迎请而来，其造型完美、工艺精致、甚为珍贵。还有那些佛殿顶部用金铜制成而认为西藏文化艺术精品的宝瓶、法轮、及法幢等，均被中共侵略者一一摧 毁，而且金铜全部运往内地。首先将各佛殿内的佛像神器等破坏殆尽后，再将佛殿拆去后木料分配给各单位，随之就连砌墙的石块、砖瓦全数运往中共的建筑工地， 从而这些地方未留任何可供朝拜之遗迹。
供奉于贡唐宝塔内的万余册经卷，是几代人呕心沥血之结晶，这些书全部是用金汁或银汁书写而成。再如藏于印经院的五千余卷帙刻板，从拉萨迎进后珍藏于 室“勒协嘎采”的印藏学者所著五千余卷正本之一部分被焚毁，另一部分被绊上水泥塑成许多毛泽东像和做鞋底用。
供奉于各寺庙殿堂中的成千上万个“唐卡”画，是藏传绘画艺术的精品，却被中共运往兰州各制鞋厂作原料，本人在兰州大沙坪（政治犯或重刑犯之监狱-译注） 监狱制鞋中队服刑时，亲眼目睹过其制造鞋垫的原料为“唐卡”画帛。据粗略估算，仅拉卜楞寺各佛殿中运往中国的金铜制器至少超过五百吨。
近年来，中共未来企图消除西藏人民对他们的仇视，在拉卜楞寺大经堂因遭火灾而重建时，中共政府虽然捐助了1200万人民币，但组笔钱仅够重建大经堂而已，其实被落实到手的款也只有三分之二左右，其内所供奉之佛像、佛塔、供器等支出全部为信教民众自愿捐助。
五、六十年代，中共之掠夺和破坏，使该寺所蒙受的经济损失粗略估算亦在中共上述捐款的百倍以上，至少达十二亿人民币。
1949年前，安多地区有大小寺院七百余座（各寺院见附录），其中塔尔寺剩下约三分之二，拉卜楞寺剩下三分之一而外，其余几乎全数被中共摧毁殆尽，其损 失难于言尽。（据蒲文成主编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青海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所载，仅甘青两省境内的藏传佛教寺院就达1100余座，加上划入四川的 阿霸州，安多藏传佛教寺院总数大约有1500余座。-----译注）
从1980年起，因国际形势的发展和西藏内外人民的抗议等的压力所迫，中共开始所谓的“落实民族政策”。对被害人亲属和寺院给予少量的补偿，如：被毁的扎益寺大经堂其价值至少为一百万人民币，1987年，中共政府却只是象征性地给予12000元人民币。
从1959年至1960年，以“大炼钢铁”为借口，在整个安多范围内不分男女老少，强制收缴其金银装饰品，对所谓“反革命分子”家庭及“反动分子”家 庭，以没收充公为名掠去一切财产。此外，对没有划入上述成分范围的西藏男女的装饰品，如所载金银耳环、戒指、手镯、“硝松罗果”、（西藏妇女佩在腰带两旁 的形状不同的银制镶有珊瑚的装饰品----译注）头饰、银碗、护身符盒、以及供在家中的金银铜质佛像、供水用的金属器具、酥油灯等供器，甚至连铜质火钵、 勺子、锅、盆等均被强制收购。名曰“收购”，其实一两黄金仅给十余元人民币，一市斤（半公斤）白银付2-3元人民币，一尊尺余的镏金铜佛约六元人民币的价 格来收购，金银供器被砸碎后论斤称两。中共如此掠夺西藏人民的个人财产其价值达几十亿人民币，当时如果有一点点不愿出售的表现，不是批斗就是遭到逮捕。
由于中共的破坏和掠夺，无数历史悠久的佛殿神堂和制造精美的佛像，以及艺术珍品毁于一旦。由此造成的损失，换算成钱，其价值必定是一连串骇人听闻的天文 数字。尤为严重的是，这些财富，不仅仅只是西藏民族勤劳的结晶，而且也是我们祖先一代又一代不辞艰辛呕心沥血所积累的艺术珍品，其损失即便经历千秋万代亦 无法补偿，这难道中共仅给予几十万元人民币能换的了吗？
第五章 所谓“人民公社化”运动
从1958年起，中共在西藏安多地区普遍成立所谓的“人民公社”，在集体所有制的名义下居民的一切财产均被剥夺，由中共独揽一切，支配一切，使财产的主人丧失了其支配和占有财富的权利。
以我对家乡拉卜楞寺为例：首先是所谓的“平叛斗争”，接着“镇压反革命”、“反封建斗争”等运动接踵而来。在运动中，成千上万的西藏人以“反革命分子” 及“封建叛匪”、“牧主”、“地主”、“富农牧”等各种罪名下被逮捕或枪杀。被捕或死难者的全部财产以没收为名被掠夺，其后又开始所谓的“人民公社化”运 动，凡没有被扣上上述各类罪名或不在“没收”之列的居民其财产包括牲畜、食粮等全数归“人民公社”所有。对所谓的“人民公社”，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其头目 和干部均有中共任命和掌握。
“人民公社”下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人民被集中后，几百人只能挤在“集体食堂”吃饭，而不允许在自家私人屋顶上冒烟。
以农民为例，当时以“大跃进”为名，强迫人民每天劳动10-12小时，有时甚至要干到凌晨2-3点锺，如此终年劳作，到能终则以“爱国粮”、“农业 税”、“教育费”、“牧业税”、“战备粮”、“备荒粮”、“余粮”等各种名目下，包括粮食、肉类、奶乳食品、皮毛类等大部分产业被中共掠去，留给生产者的 则占全部产品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特别是1959年起，中共鼓吹深入开展“节约粮食”和“节约钢铁”的运动。西藏人民的口粮大幅度下降后，将大量的粮食 运往中国内地；以安多夏河县扎益公社所属下扎益大队为例，该大队有十三个村庄，100余户人家共750余人，1959年秋收时，中共派“干部工作队”每天 前来农田或麦场监督，并每天登记粮食入仓斤数，随后以上例各种名目的费用，将大部分运走，给农民们只留下仅够吃几个月的口粮。每个劳动力每天只有六两的口 粮（每两约合31.25克，六两合为187·5克）几个月后，口粮定额再次减低到四两（125克）。由于缺粮，中共干部便让人们使用所谓的“加工面粉” （即将麦杆等研磨成粉末），人们为了求生，不得不食用野菜和皮革盛器、老鼠等一切可以咽下的东西。即便如此，至1960年该大队就有102人饿死。因饥饿 年方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都需要依持拐杖方能站立或行走。虽然如此，中共仍强驱人们到田间劳动，许多人就死在去上工的路上。经常都是上午活着，下午就 命归黄泉；昨日为朋友送葬，今日却自己被别人送上天葬台的例子不胜枚举，其惨状目不忍睹。
当时，有部分心底善良的村干部，为了减轻人 民的饥饿，而在麦场隐匿粮食被中共干部查出后，则指责为“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名遭斗争或毒打。例如：扎益博拉塘村生产队长桑吉草；为了乡亲们的利 益，而在草堆中藏匿了千余斤粮食，被中共察觉后，对她进行了连续十余天的斗争和毒打。因她不堪忍受这种非人折磨而被迫自尽。类似的事件在整个西藏极为平 常，比比皆是。一个家庭中，哪怕搜出半市斤粮食，都要遭到严厉的“批斗”。整个声称，当时是因“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其实当年安多地区根本就没有发生什 么“自然灾害”。
1959年至1962年间，中共在夏河县所属日俄尔寺废墟上建立了实为监狱的所谓“政治学校”。开始有800余名僧 人，到1962年仅剩200人左右，其余全数被饿死；这些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在所谓“节约”之名下所发生的。1962年该监狱撤消时，有几万斤粮食储存 在该监狱的仓库内，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由此可见，当时因大饥饿使千百万西藏人丧身，完全是中共有意识地人为所造成。
1962年左右，中共关闭所谓的“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实行所谓的“按劳分配”，允许自家开灶，该政策一直实行到1980年。此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政策，使老幼等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失去一切生活来源。一般的劳力则每年要劳动350天左右。
1965年，我被下放参加“劳动改造”的生产队为例：（今夏河县所属奈西龙巴一半农半牧地区）按每年参加劳动350天计算，年底分红时，累积可达 2800-4200个工分，名义上按劳动态度评工分，但他们主要以家庭成份来划分。此有三个工分等级，被评为头等者一天可得12个工分、二等者为10个工 分、三等者为8个工分；以二等所得为例，一年不请假、不生病、劳动350天，年终可累积3500个工分，加上需积肥2000市斤（1000公斤）得工分 200个，总计工分为3700个，以每10个工分得0.05元人民币计算，每年分得185元人民币；其中减去分配口粮360斤（180公斤）的价值58 元；马铃薯75公斤，15元人民币；酥油5公斤，7元人民币；肉15公斤，15元人民币；羊毛5公斤，10元人民币；羊皮3张，9元人民币；总计用去 110元人民币，真正分配到手的就剩下75元人民币（折合10.71美元）这就是终年劳动的成果，也是整整一年当中唯一的生活来源。
第一等劳力每天可得12个工分，按第二等方法计算，累积得工分4200个，年终可分配220元人民币，扣掉分配物的价值，还剩110元人民币（折合15.71美元）。
第三等劳动力每天可得8个工分，累积3000个工分，减去所分配之口粮价值，还剩40元人民币（折合5.71美元）。还有一种半劳动力，指未满18岁的 劳动力，每天最多得5个工分，每年积累1750工分，减去口粮等的价值，只有11.5元人民币。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不能劳动的老人和小孩；那么，他们的口粮 就要从该家庭中的劳动所得中扣除；便部分劳力少，人口多的家庭，年终分红时不仅分文不得，还要倒贴几十元至上百元人民币，1969年左右，我所在的生产队 有50余人，耕田150余亩旱地（只能靠降雨），每年可收获四至五万斤粮食，其中留用籽种5000斤，战备粮5000斤，另向中共交“爱国粮”及其它税额 约12000斤，剩下的18000斤则分配给全村人一年的口粮，其分配方式每年不同，有时百分之六十按劳力分配，百分之四十按人口分配，有时则相反。根据 中共政策，象我这样属于“四类分子”的人，不管其劳动能力如何，其工分不得评入第一、第二等；而且年终结算时，如果其工分高于贫下中农，则高出部分不予计 算，并且还要降到比贫下中农少一点。节假日“四类分子”不得享受，甚至在早上或傍晚休息时间，位于偏僻地区的中共基层干部仍会命令去送信，凡脏活、累活、 重活都派“四类分子”去干。平时，中共基层干部和“民兵”为鸡毛蒜皮的事，动辄就对“四类分子”大打出手，进行所谓“斗争”。对此，“四类分子”没有任何 讲理或争辩的权利。
以上虽是中共的意愿，但我所在的村庄或村民均为心底善良之人，中共干部在场时，虽不得不应付行事；正当中共干部不 在场时，则安排我去干一些看守田地，驱逐麻雀或放马等轻活；晚上或没人时则给我食品和烧柴等，也有很多叫我去他家给饭吃的，如此心地善良的人亦不是少数。 在那艰苦而悲惨的岁月里，我并没有被饿死，而且现在能见到神圣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风采与慈容，并聆听他的教诲，这些都是在那段艰苦岁月里曾帮助我、 照顾过我的乡亲们的恩德，对他们的善良与慈悲，我始终铭记在心，并时常为他们做祈祷、祝福！
尤为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是：1968年驻扎 在扎益的中共干部，伪称是人民的要求，决定对我进行为期十五天的斗争，（站在群众中间，任人辱骂或围打）当时有中共干部的监督，人们不得不应付，一旦中共 干部不在场，乡亲们则马上让我休息。另外，从一个村庄批斗完又押到另一个村庄的途中，众目睽睽之下，“民兵”骑马赶我前行，但到没人的地方则自己下马让我 骑，再遇到无人的森林处，还让我休息，并从背包中拿出早已给我准备的食物让我吃，等到吃饱和恢复精力后才出发去目的地，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各种 手段帮助我、关心我、照顾我。当然，还有许多令我感动至深的故事，就此搁置。
以我对家乡拉卜楞寺为例：首先是所谓的“平叛斗争”，接着“镇压反革命”、“反封建斗争”等运动接踵而来。在运动中，成千上万的西藏人以“反革命分子” 及“封建叛匪”、“牧主”、“地主”、“富农牧”等各种罪名下被逮捕或枪杀。被捕或死难者的全部财产以没收为名被掠夺，其后又开始所谓的“人民公社化”运 动，凡没有被扣上上述各类罪名或不在“没收”之列的居民其财产包括牲畜、食粮等全数归“人民公社”所有。对所谓的“人民公社”，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其头目 和干部均有中共任命和掌握。
“人民公社”下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人民被集中后，几百人只能挤在“集体食堂”吃饭，而不允许在自家私人屋顶上冒烟。
以农民为例，当时以“大跃进”为名，强迫人民每天劳动10-12小时，有时甚至要干到凌晨2-3点锺，如此终年劳作，到能终则以“爱国粮”、“农业 税”、“教育费”、“牧业税”、“战备粮”、“备荒粮”、“余粮”等各种名目下，包括粮食、肉类、奶乳食品、皮毛类等大部分产业被中共掠去，留给生产者的 则占全部产品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特别是1959年起，中共鼓吹深入开展“节约粮食”和“节约钢铁”的运动。西藏人民的口粮大幅度下降后，将大量的粮食 运往中国内地；以安多夏河县扎益公社所属下扎益大队为例，该大队有十三个村庄，100余户人家共750余人，1959年秋收时，中共派“干部工作队”每天 前来农田或麦场监督，并每天登记粮食入仓斤数，随后以上例各种名目的费用，将大部分运走，给农民们只留下仅够吃几个月的口粮。每个劳动力每天只有六两的口 粮（每两约合31.25克，六两合为187·5克）几个月后，口粮定额再次减低到四两（125克）。由于缺粮，中共干部便让人们使用所谓的“加工面粉” （即将麦杆等研磨成粉末），人们为了求生，不得不食用野菜和皮革盛器、老鼠等一切可以咽下的东西。即便如此，至1960年该大队就有102人饿死。因饥饿 年方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都需要依持拐杖方能站立或行走。虽然如此，中共仍强驱人们到田间劳动，许多人就死在去上工的路上。经常都是上午活着，下午就 命归黄泉；昨日为朋友送葬，今日却自己被别人送上天葬台的例子不胜枚举，其惨状目不忍睹。
当时，有部分心底善良的村干部，为了减轻人 民的饥饿，而在麦场隐匿粮食被中共干部查出后，则指责为“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名遭斗争或毒打。例如：扎益博拉塘村生产队长桑吉草；为了乡亲们的利 益，而在草堆中藏匿了千余斤粮食，被中共察觉后，对她进行了连续十余天的斗争和毒打。因她不堪忍受这种非人折磨而被迫自尽。类似的事件在整个西藏极为平 常，比比皆是。一个家庭中，哪怕搜出半市斤粮食，都要遭到严厉的“批斗”。整个声称，当时是因“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其实当年安多地区根本就没有发生什 么“自然灾害”。
1959年至1962年间，中共在夏河县所属日俄尔寺废墟上建立了实为监狱的所谓“政治学校”。开始有800余名僧 人，到1962年仅剩200人左右，其余全数被饿死；这些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在所谓“节约”之名下所发生的。1962年该监狱撤消时，有几万斤粮食储存 在该监狱的仓库内，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由此可见，当时因大饥饿使千百万西藏人丧身，完全是中共有意识地人为所造成。
1962年左右，中共关闭所谓的“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实行所谓的“按劳分配”，允许自家开灶，该政策一直实行到1980年。此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政策，使老幼等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失去一切生活来源。一般的劳力则每年要劳动350天左右。
1965年，我被下放参加“劳动改造”的生产队为例：（今夏河县所属奈西龙巴一半农半牧地区）按每年参加劳动350天计算，年底分红时，累积可达 2800-4200个工分，名义上按劳动态度评工分，但他们主要以家庭成份来划分。此有三个工分等级，被评为头等者一天可得12个工分、二等者为10个工 分、三等者为8个工分；以二等所得为例，一年不请假、不生病、劳动350天，年终可累积3500个工分，加上需积肥2000市斤（1000公斤）得工分 200个，总计工分为3700个，以每10个工分得0.05元人民币计算，每年分得185元人民币；其中减去分配口粮360斤（180公斤）的价值58 元；马铃薯75公斤，15元人民币；酥油5公斤，7元人民币；肉15公斤，15元人民币；羊毛5公斤，10元人民币；羊皮3张，9元人民币；总计用去 110元人民币，真正分配到手的就剩下75元人民币（折合10.71美元）这就是终年劳动的成果，也是整整一年当中唯一的生活来源。
第一等劳力每天可得12个工分，按第二等方法计算，累积得工分4200个，年终可分配220元人民币，扣掉分配物的价值，还剩110元人民币（折合15.71美元）。
第三等劳动力每天可得8个工分，累积3000个工分，减去所分配之口粮价值，还剩40元人民币（折合5.71美元）。还有一种半劳动力，指未满18岁的 劳动力，每天最多得5个工分，每年积累1750工分，减去口粮等的价值，只有11.5元人民币。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不能劳动的老人和小孩；那么，他们的口粮 就要从该家庭中的劳动所得中扣除；便部分劳力少，人口多的家庭，年终分红时不仅分文不得，还要倒贴几十元至上百元人民币，1969年左右，我所在的生产队 有50余人，耕田150余亩旱地（只能靠降雨），每年可收获四至五万斤粮食，其中留用籽种5000斤，战备粮5000斤，另向中共交“爱国粮”及其它税额 约12000斤，剩下的18000斤则分配给全村人一年的口粮，其分配方式每年不同，有时百分之六十按劳力分配，百分之四十按人口分配，有时则相反。根据 中共政策，象我这样属于“四类分子”的人，不管其劳动能力如何，其工分不得评入第一、第二等；而且年终结算时，如果其工分高于贫下中农，则高出部分不予计 算，并且还要降到比贫下中农少一点。节假日“四类分子”不得享受，甚至在早上或傍晚休息时间，位于偏僻地区的中共基层干部仍会命令去送信，凡脏活、累活、 重活都派“四类分子”去干。平时，中共基层干部和“民兵”为鸡毛蒜皮的事，动辄就对“四类分子”大打出手，进行所谓“斗争”。对此，“四类分子”没有任何 讲理或争辩的权利。
以上虽是中共的意愿，但我所在的村庄或村民均为心底善良之人，中共干部在场时，虽不得不应付行事；正当中共干部不 在场时，则安排我去干一些看守田地，驱逐麻雀或放马等轻活；晚上或没人时则给我食品和烧柴等，也有很多叫我去他家给饭吃的，如此心地善良的人亦不是少数。 在那艰苦而悲惨的岁月里，我并没有被饿死，而且现在能见到神圣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风采与慈容，并聆听他的教诲，这些都是在那段艰苦岁月里曾帮助我、 照顾过我的乡亲们的恩德，对他们的善良与慈悲，我始终铭记在心，并时常为他们做祈祷、祝福！
尤为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是：1968年驻扎 在扎益的中共干部，伪称是人民的要求，决定对我进行为期十五天的斗争，（站在群众中间，任人辱骂或围打）当时有中共干部的监督，人们不得不应付，一旦中共 干部不在场，乡亲们则马上让我休息。另外，从一个村庄批斗完又押到另一个村庄的途中，众目睽睽之下，“民兵”骑马赶我前行，但到没人的地方则自己下马让我 骑，再遇到无人的森林处，还让我休息，并从背包中拿出早已给我准备的食物让我吃，等到吃饱和恢复精力后才出发去目的地，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各种 手段帮助我、关心我、照顾我。当然，还有许多令我感动至深的故事，就此搁置。
第六章 中共对西藏的大规模移民
自1949年，中共武装侵略西藏以来，他们以“帮助建设与发展”为籍口，从中国的上海、湖南、四川、陕西、山西、北京、甘肃等省市迁来大量中国人到西藏
各个地区，使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少数民族。1992年9月间，中共发行的关于《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所称：“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变
为少数民族是欺骗，不明事实真相人的大谎言”。但大家请看看，同为中共自己出版的另一本书中，则列有安多地区藏、汉居民的人口数。其中包括安多人居住的主
要地区青海，1949年仅有十七万汉人，而藏人有一百二十三万（1230000）人，藏人占该地区总人口比例的87.86％。到1982年中共进行第三次
人口普查时，在整个多麦地区有五百一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二（5128552）人；其中，藏人仅占22.69％；以一代宗师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衮本（塔尔
寺）及其附近的西藏政教领袖第十四散记达赖喇嘛的诞生地达采（今称平安县）为例，现该地区境内的藏人只占7.5％。
以前大部分为牧区 的欧拉、乔科、拉卜楞、卓尼等现所谓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范围内藏人比例仅占44.72％，以所谓“甘南州”首府所在地“合作”镇为例：此地于1949年 前，在合作寺附近被称为“嘉郭”（大门之意）的村庄有少数汉、回居民外，别的地方没有一个汉人居住，纯粹属藏人居住区，以往是一片原野的这块土地上，中共 已建成一个具有三万余人的城镇！中共在1982年进行人口普查时，该地区仅有藏人2940名，仅占该地人口的9.8％。中共还经常以“草原新城”宣传他们 所谓的“建设成就”；诚如所言，在没有房屋的草原上他们建起了高楼和少数工厂。可是，住在高楼的是谁呢？在工厂做工的工人又是谁呢？一连串问号接踵而来， 那就是来自遥远的中国移民，是在“支援西藏建设”的谎言下，抢占西藏土地的中共干部和他们的亲属。不仅在各个工厂、筑路、伐木等亦有中国人充任。无可否 认，在部分工厂内的确有极少数藏人，但他们几乎都承认着工厂的一切脏活和重活；技术工的位置或学习技术的机会永远属于中国人。因此，在藏人中也几乎没有 产生一个“工程师”。以所谓“甘南州汽车运输公司”为例，在该公司有二百五十余名汽车驾驶员，其中只有三、四个藏人。
1959年到 1960年间，中共从中国的河南、安徽等省移民几十万人到安多地区，这次移民是一波接一波的大肆屠杀和逮捕，一连串的运动使这些地区的藏人人口大幅度减 少，中共认为此刻正是实施蓄谋已久的“殖民政策”的大好时机，便于“支援社会主义建设青年队”的名义，将五十万中国移民迁入西藏的“青海”和“甘南”等 地。
仅我的家乡阿木去乎八部地区，就移居了三千余名来自中国河南省登封和洛阳的移民，在移民到达前，中共驱走藏人，以便腾出房子供移 民居住，移民到达该地后，中共从藏人手中夺去的房屋、耕牛、奶牛等发给移民使他们享有优等条件。当时中共还强迫藏人敲锣打鼓以示欢迎，而本土的主人--藏 人的所有财产均被“人民公社”所占有，他们失去了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赶出了自己的祖祖辈辈所居住的房屋，一切工作机会都被中国移民所占据。由于移民极 多，且都是来自河南的，中共在合作地区建立了“甘南州豫剧团”，供河南移民欣赏。类似现象并非出现在一个村落或一个地区，而是普遍存在于西藏各地。
八十年代以来，中共通过一连串的政策变动，使更多的中国移民涌入西藏。在所谓的“青海省”的祁连、达西（今海晏）、刚察、恰卜恰等地挖掘西藏矿产，中共 促使大量中国移民涌入上述各地，所谓“甘南州”的迭部县和“阿霸州”的若尔盖、黑水等地亦有几万名中国伐木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这些都是中国的移民。在西藏 的青海湖、扎陵湖、鄂陵湖、黄河流域以捕鱼为生的几万渔民也全由中国移民组成。自中国实施所谓“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以来，涌入西藏各地的中国移民 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中共政府的工作人员和中国本土失业而来西藏的中国贫民，到1980年，在青海西宁、恰卜恰、黄南等地和拉卜楞、卓尼、马尔康、红原等地 又涌进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以所谓“甘南州”合作镇为例，仅来中国的商人和经营饭馆、裁缝、木匠、泥水匠、理发员、补鞋匠、照相个体户以及流浪者、妓女、 窃贼等非法留居该地的就有五千多人；同样，在西藏的各个村镇的上述各行各业都被中国移民所垄断。
最近从西藏逃出来的一位流亡者 称：1992年在所谓青海省兴海县境内的扎千山，中共在此山中探测一种重要的矿产，为了开采，中共已决定要从中国移民四万多任务人及其家属到此地。目前该 地正在修建大批房屋，并正在修建通往该地的一座桥梁。在青海省同德县境内的“尕根作美”山脉有白金和银矿，中共已开始开采，并决定从中国移民八万余人，目 前，该地已有二层高的宿舍楼正在拔地而起。
以前大部分为牧区 的欧拉、乔科、拉卜楞、卓尼等现所谓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范围内藏人比例仅占44.72％，以所谓“甘南州”首府所在地“合作”镇为例：此地于1949年 前，在合作寺附近被称为“嘉郭”（大门之意）的村庄有少数汉、回居民外，别的地方没有一个汉人居住，纯粹属藏人居住区，以往是一片原野的这块土地上，中共 已建成一个具有三万余人的城镇！中共在1982年进行人口普查时，该地区仅有藏人2940名，仅占该地人口的9.8％。中共还经常以“草原新城”宣传他们 所谓的“建设成就”；诚如所言，在没有房屋的草原上他们建起了高楼和少数工厂。可是，住在高楼的是谁呢？在工厂做工的工人又是谁呢？一连串问号接踵而来， 那就是来自遥远的中国移民，是在“支援西藏建设”的谎言下，抢占西藏土地的中共干部和他们的亲属。不仅在各个工厂、筑路、伐木等亦有中国人充任。无可否 认，在部分工厂内的确有极少数藏人，但他们几乎都承认着工厂的一切脏活和重活；技术工的位置或学习技术的机会永远属于中国人。因此，在藏人中也几乎没有 产生一个“工程师”。以所谓“甘南州汽车运输公司”为例，在该公司有二百五十余名汽车驾驶员，其中只有三、四个藏人。
1959年到 1960年间，中共从中国的河南、安徽等省移民几十万人到安多地区，这次移民是一波接一波的大肆屠杀和逮捕，一连串的运动使这些地区的藏人人口大幅度减 少，中共认为此刻正是实施蓄谋已久的“殖民政策”的大好时机，便于“支援社会主义建设青年队”的名义，将五十万中国移民迁入西藏的“青海”和“甘南”等 地。
仅我的家乡阿木去乎八部地区，就移居了三千余名来自中国河南省登封和洛阳的移民，在移民到达前，中共驱走藏人，以便腾出房子供移 民居住，移民到达该地后，中共从藏人手中夺去的房屋、耕牛、奶牛等发给移民使他们享有优等条件。当时中共还强迫藏人敲锣打鼓以示欢迎，而本土的主人--藏 人的所有财产均被“人民公社”所占有，他们失去了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赶出了自己的祖祖辈辈所居住的房屋，一切工作机会都被中国移民所占据。由于移民极 多，且都是来自河南的，中共在合作地区建立了“甘南州豫剧团”，供河南移民欣赏。类似现象并非出现在一个村落或一个地区，而是普遍存在于西藏各地。
八十年代以来，中共通过一连串的政策变动，使更多的中国移民涌入西藏。在所谓的“青海省”的祁连、达西（今海晏）、刚察、恰卜恰等地挖掘西藏矿产，中共 促使大量中国移民涌入上述各地，所谓“甘南州”的迭部县和“阿霸州”的若尔盖、黑水等地亦有几万名中国伐木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这些都是中国的移民。在西藏 的青海湖、扎陵湖、鄂陵湖、黄河流域以捕鱼为生的几万渔民也全由中国移民组成。自中国实施所谓“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以来，涌入西藏各地的中国移民 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中共政府的工作人员和中国本土失业而来西藏的中国贫民，到1980年，在青海西宁、恰卜恰、黄南等地和拉卜楞、卓尼、马尔康、红原等地 又涌进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以所谓“甘南州”合作镇为例，仅来中国的商人和经营饭馆、裁缝、木匠、泥水匠、理发员、补鞋匠、照相个体户以及流浪者、妓女、 窃贼等非法留居该地的就有五千多人；同样，在西藏的各个村镇的上述各行各业都被中国移民所垄断。
最近从西藏逃出来的一位流亡者 称：1992年在所谓青海省兴海县境内的扎千山，中共在此山中探测一种重要的矿产，为了开采，中共已决定要从中国移民四万多任务人及其家属到此地。目前该 地正在修建大批房屋，并正在修建通往该地的一座桥梁。在青海省同德县境内的“尕根作美”山脉有白金和银矿，中共已开始开采，并决定从中国移民八万余人，目 前，该地已有二层高的宿舍楼正在拔地而起。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运动
根据中共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运动，是毛泽东直接领导和亲自发动的政治运动，其主要目的是反对混在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
事实上众所周知，该运动不过是中共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一场斗争而已。然而，该运动到了西藏，其矛头主要指向西藏文化、宗教，控制西藏学者及其宗教人士。由此，也就成为对西藏文化的摧残和对西藏人民来说成为最残酷、最激烈的运动之一。
在该运动中，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传统）和“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习俗、新传统）为名，将西藏文化、宗教、传统、习俗等全 部作为“四旧”而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并企图用中国文化、传统、习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来替代。现将我的家乡在这场运动中，中共集团毁灭西藏文化和残 酷毒打西藏人民的几个事例如下：
1966年7月，一群中共的所谓红卫兵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和五星红旗，敲锣打鼓地来到拉卜楞寺“破四 旧”。仅就这一天，将环绕寺院周围的五千余座转经筒被摧毁，然后将转经筒内的全部经卷取出后分作鞋底和包装纸用。在这场残酷的运动中，包括贡唐宝塔和大悲 观世音菩萨佛殿、印经院等九座佛殿及五百余僧舍全部被摧毁，并将这些地方夷为平地后改成农田。还将“喜金刚学院”改成屠宰场，在佛门净地屠杀生灵是天理不 容的。共在佛殿内大小不一的成千上万尊金刚佛像及屋上金顶、法幢、各种珍宝镶饰物等全部运往中国，拆毁建筑物的全部材料运往中共正在修建的机关之房屋所 用。
中共还以“破四旧”为名，随心所欲地闯进社会上被称为宗教人员、牧主、地主、富农、反革命、外逃者家属、投机倒把、叛匪家属等罪 名的家庭中掠去佛像、供佛器具等与宗教有关的所有东西。与宗教毫无关系的家用金银首饰、铜器、甚至藏袍等值钱的一切财富。不仅如此，还对主人进行斗争或随 意毒打，戴上尺余高的纸帽上街游行，投入监狱或黑屋中监禁，并不断折磨毒打。
仅以拉卜楞寺为例，就有嘉木样六世，卸任堪布吉格仓、林 仁波齐、麻当活佛、阿莽慈成、嘉木样之父道俄、娘仓活佛、更登达尔杰活佛、堪布阿旺格勒活佛、江若活佛、贡去乎桑盖活佛、雅戎活佛、江周活佛、多尕尔参巴 哇活佛、达隆活佛、曹卡哇活佛、格西·浪格塘金巴、桑吉东智等以及本人都遭到残酷的斗争和肆意毒打，并逼头戴高帽，手拿锣鼓或铁桶，一边游行，一边敲打， 还要不停地叫喊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封建主”、“剥削者”、“牛鬼蛇神”等口号。不仅如此，游街之后将上述人员交给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监禁。从 此，日复一日，夜负一夜不停地对他们进行严厉拷打，逼你承认莫须有的“罪行”。若不承认，则继续拷打逼供，承认后则需写下来，签字画押作为罪证交给他们的 上级。中共经常扬言“坦白此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其所谓的“罪行”包括反革命罪、分裂祖国罪、散布对党和毛泽东不满言论罪（任何言论都有可能和这个 罪名有关）、传播宗教迷信罪和藏匿宗教器具的罪行、欺骗人民（如算卦）罪，偷听国外电台罪、向国外寄信罪、若自己的父母兄弟在国外则给你按亲叛国分子罪、 若自己的父母在反抗中共武装抗暴中牺牲的给你扣上亲叛匪罪、金银等物没有交给国家罪等等，有关罪名，名目繁多，无以言尽。
在这繁多的 罪名中，你必须承认一两条；否则毒打与折磨将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每当半夜一时左右，“革命造反派”就在门外吼叫被受害者的名字，受害者必须马上起床，随 同前往。但往往迎接他们的是手持棍棒、钢丝鞭的审讯人员，被害者一进他们的房屋，即厉声责问；让你必须承认他们随心所欲地被指控的罪名，否则便开始毒打， 先脱去被受害者的全部衣物，然后对赤身裸体的被害人劈头盖脑地用钢丝鞭肆意抽打，直至浑身上下鲜血淋漓，有时还用绳索将被害人双手反捆在背后并悬吊在大梁 上，直至不省人事。
类似的事件并非个别现象，而普遍存在于西藏大地。当时拉卜楞甘加有一位僧人叫索扎 什塔和还俗僧人加华，他们俩因 否认中共所指控的罪名，打手们用砖头和钢丝鞭对他们进行了七、八天的残酷毒打而致死，因索扎 什塔家属提出控告，中共派来一姓张的医生，经验尸后，则声称 死因并非毒打，而是患肝炎而死。中共干部随即警告以后若有人敢说死者是被毒打致死的言论，一律以反革命罪论处。
还有拉卜楞达麦公社山塘宏仓 卓玛草和叶口村的塔尕俩人也被当时活活毒打致死。
另外，安多扎益嘎尔塘的夏交巴被遭毒打后，打手们又用绳索系住大拇指吊在大梁上，一小时后，因大拇指拉断而摔在地上昏迷不醒，这个惨状我是亲眼目睹过的。中共打手还用羊粪火灰倒在该村的才某某头上，当时整个头皮都被烧焦。
在这惨无人道的运动中，无依无靠的藏人因不堪忍受中共的折磨而被迫自尽的人枚不胜数，现只举个别例子，亦其窥见全部事例。任拉卜楞寺管理委员会出纳的麦索.贡去乎却因不堪忍受中共的残暴，于1968年跳崖自尽。
拉卜楞寺卸任“措钦夏俄”（俗称铁棒喇嘛）益喜贡老因不堪忍受毒打而悬梁自尽。
1965年，碌曲县朗木.才奔也因不堪忍受而跳黄河自尽。
1958年，拉卜楞寺僧人索波 慈成郭豆因 不堪忍受折磨而自刎而死。
同年，中共强迫拉卜楞寺僧人罗桑达哇批斗嘉木样活佛的经师贡去乎三木智时，他说：“批斗老师还不如死”，当晚就悬梁自尽。
同年，中共一公安干部德龙索巴因不堪忍受折磨而悬梁自尽。
1968年，在兰州大沙坪监狱与我同囚一室的基督教徒张贤胜（音译），因信仰问题，被指控为“帝国主义走狗”，最后在监狱中因不堪忍受折磨而自缢而死。
1959年，阿木去乎有一叫旦曲 米那因不堪忍受毒打，绝食而死。
1858年，拉卜楞一叫道赛 慑吾因不堪忍受中共折磨，用刀自尽未死而外逃，后被追赶的中共干部杀死。
1968年，拉卜楞 “甘加乡”书记萨岗.才旦和乡长卡囊.仁科因没有按中共毫无人性的政策办事，故遭批斗，批斗期间在乡政府的一间房内双双悬梁自尽。
1968年，甘加乡卡囊村的卡孜与其妻因不堪忍受中共的毒打，悬梁自尽。
1971年，拉卜楞寺僧人勒秀巴.嘉措因自己房内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等经书和法衣、佛像等物，被中共搜查时发现，中共不仅对其极尽凌辱、折磨，而且在群众面前强逼其焚毁经卷，法器及法衣等；勒秀巴 嘉措坚决拒绝，并称“与其渎佛，不如死去”遂于当晚悬梁自尽。
1958年，玛曲县夏雄华秀的豆格吉因不堪折磨，跳黄河自尽。另外该县乔科参智合寺僧人嘎尔巴 坚参和尼玛乡的旺丹都因不堪折磨，自刎而死。。下乔科一叫比丘达聂的僧人被活活打死。
所谓“阿霸藏族自治州”的阿木去乎查理寺的僧人奴郭格西 嘉样加措、恰绸更登和卡扎三人被批斗和严厉毒打致死。
拉卜楞下属阿木去乎寺的“扎仓盖格”（各学院之掌堂师）鲁帕被活活打死。
阿木去乎总管曲丹在监狱中被折磨而死。
阿木去乎牙利吉郭佐 交巴加被中共享烧红的铁锹烙在他身上被活活烧死，还有阿木去乎囊哇 格日和尼玛龙的贡去乎 那多被批斗致死……。
作为一个民族，其特殊的文化只要在人类社会上存在，那么这个民族就能生存；同样，一旦一个民族的文化消失，这个民族就会走向灭亡。满族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例子。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由于中共将一切不同与他们的文化体系，皆称为“反动文化”而加以消灭，拼命鼓吹“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阵地”。当 然，中共的最终目的绝对不仅仅是为了抢夺一些西藏的财富或赶走一些西藏的犁牛；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着“在这个地球上消灭西藏民族”这一最终目的。这点 通过中共对西藏所进行的四十年来的殖民统治能一目了然。
在这场残暴的运动中，凡寺院和家庭所珍藏的一切西藏文书藉和经卷全数被强制掠 去予以焚毁。仅拉卜楞寺，焚毁唐卡、书籍、经卷、刻板等就烧了六天六夜，就这样西藏全境未留一张纸片和一个嘛呢经筒，几乎全部被摧毁。不仅如此，在安多地 区的各学校，中共强制停止了一切藏文授课，全部课程，都由中文教授。关闭了有五千多名学生的“西北民族学院”该学校的教室、足球场、礼堂等全被中共兰州军 区占据。
凡是勤勤恳恳地教授藏文的教师和对藏文教学等方面做出过贡献的杰出知识分子，皆扣上“反革命分子”或“分裂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反动派的狗腿子”等罪名，或监禁、或批斗、或进行劳动改造。
例如：“西北民族学院”藏文教授丹巴嘉措，被无辜批斗，殴打之后投入监狱，后在七十年代去世。该院另一位副教授贡去乎才旦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后发配去 放驴。另一位副教授阿旺 曲达亦被开除后发配到一穷乡僻壤之地。拉卜楞小学的藏文教师年智仓、俄巴 夏吾、擦木让 丹玛被戴上纸造的高帽游街，并遭到残酷 毒打和批斗。
在这场残暴的运动中，如西藏著名学者希饶嘉措和才旦夏茸.久美柔贝罗哲两人被扣上“分裂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毒打和批斗，才旦夏茸先生被关押长达九年，希饶嘉措先生在五年管制期间遭到非人折磨和虐待，后于1968年11月1日去世。
另如对西藏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著名学者桑热布嘉措亦无辜撤消在此之前由中共任命的所谓青海省教育厅厅长职务，被发配到一个穷山沟中进行“劳动改造”。
拉卜楞地区的著名学者赛仓.罗桑华尔旦活佛、嘉木样大师之卸任秘书长毛兰木嘉措，医学院之老医生果洛曼巴.丹达尔、贡唐活佛的秘书阿旺嘉措等历经监禁和凌辱、折磨，毛兰木嘉措先生亦被打成聋子。
又如所谓“甘南藏族自治州”畜牧处处长年智仓、文教处副处长韩智华、粮食处副处长白考和干部才嘎尔因收听国外电台这一罪名，均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在这场残暴的运动中，拉卜楞地区的领导，善待人民的第五世嘉木样之兄洛桑才旺先生在一段时期，根据中共政治的需要给予高官厚禄，但最后仍被批斗，并遭受残酷的折磨，最后投入监狱达十年之久。
又如守卫在西藏东南边境的小邦国-安多阿霸麦颡王之后裔华尔贡臣烈热布旦，起初中共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给予行政十三级的高干待遇，但随后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批斗，在“文革”中终因不堪忍受凌辱而于1966年10月和夫人扎西卓玛一起跳河自尽。
如此，在接二连三地展开极其惨烈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除一二座特殊佛寺外，其余全部被摧毁；不仅不让僧人学经念经，而且一个不留地全部被赶到各地进行“劳 动改造”。中共以列宁“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之谬论为原则，将僧侣视为不劳而活的“寄生虫”作为改造对象而使其受尽凌辱与折磨；他们经常逼着僧侣干违背 佛法的事或最重最累的活，稍有不慎即遭中共及其追随者的残酷斗争和毒打。
既然如此，勇敢智慧的西藏人民依然竭尽全力来保护僧侣，保卫 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例如：拉卜楞的桑科、阿木去乎、扎益、博拉、多尕尔、羧（合作）、欧拉、乔科等地的深山老林中就散居着许多僧侣，由于得 到人民的保护，中共始终没有被察觉，有些甚至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传授宗教教义，传乘佛法香火，这一切均因人民的保护而未被中共擦觉。当时，在拉卜楞的桑科 地区集中了许多僧侣，中共听到这一风声，称“拉卜楞寺现已迁到桑科去了。然而，再次派兵前去搜捕，均因人民的保护，提前送到安全安全地带而未遭中共毒手。
当时，如果有人去世，不仅不允许请僧侣举行法事活动，甚至不允许口诵六字真言；然而，每当夜深人静时，人们便迎请部分僧侣为死者举行法事活动。为此，还出现了许多在法事进行过程中，因为中共搜捕而将僧侣藏匿于夹板内或干脆藏于木箱中的事情。
事实上众所周知，该运动不过是中共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一场斗争而已。然而，该运动到了西藏，其矛头主要指向西藏文化、宗教，控制西藏学者及其宗教人士。由此，也就成为对西藏文化的摧残和对西藏人民来说成为最残酷、最激烈的运动之一。
在该运动中，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传统）和“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习俗、新传统）为名，将西藏文化、宗教、传统、习俗等全 部作为“四旧”而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并企图用中国文化、传统、习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来替代。现将我的家乡在这场运动中，中共集团毁灭西藏文化和残 酷毒打西藏人民的几个事例如下：
1966年7月，一群中共的所谓红卫兵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和五星红旗，敲锣打鼓地来到拉卜楞寺“破四 旧”。仅就这一天，将环绕寺院周围的五千余座转经筒被摧毁，然后将转经筒内的全部经卷取出后分作鞋底和包装纸用。在这场残酷的运动中，包括贡唐宝塔和大悲 观世音菩萨佛殿、印经院等九座佛殿及五百余僧舍全部被摧毁，并将这些地方夷为平地后改成农田。还将“喜金刚学院”改成屠宰场，在佛门净地屠杀生灵是天理不 容的。共在佛殿内大小不一的成千上万尊金刚佛像及屋上金顶、法幢、各种珍宝镶饰物等全部运往中国，拆毁建筑物的全部材料运往中共正在修建的机关之房屋所 用。
中共还以“破四旧”为名，随心所欲地闯进社会上被称为宗教人员、牧主、地主、富农、反革命、外逃者家属、投机倒把、叛匪家属等罪 名的家庭中掠去佛像、供佛器具等与宗教有关的所有东西。与宗教毫无关系的家用金银首饰、铜器、甚至藏袍等值钱的一切财富。不仅如此，还对主人进行斗争或随 意毒打，戴上尺余高的纸帽上街游行，投入监狱或黑屋中监禁，并不断折磨毒打。
仅以拉卜楞寺为例，就有嘉木样六世，卸任堪布吉格仓、林 仁波齐、麻当活佛、阿莽慈成、嘉木样之父道俄、娘仓活佛、更登达尔杰活佛、堪布阿旺格勒活佛、江若活佛、贡去乎桑盖活佛、雅戎活佛、江周活佛、多尕尔参巴 哇活佛、达隆活佛、曹卡哇活佛、格西·浪格塘金巴、桑吉东智等以及本人都遭到残酷的斗争和肆意毒打，并逼头戴高帽，手拿锣鼓或铁桶，一边游行，一边敲打， 还要不停地叫喊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封建主”、“剥削者”、“牛鬼蛇神”等口号。不仅如此，游街之后将上述人员交给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监禁。从 此，日复一日，夜负一夜不停地对他们进行严厉拷打，逼你承认莫须有的“罪行”。若不承认，则继续拷打逼供，承认后则需写下来，签字画押作为罪证交给他们的 上级。中共经常扬言“坦白此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其所谓的“罪行”包括反革命罪、分裂祖国罪、散布对党和毛泽东不满言论罪（任何言论都有可能和这个 罪名有关）、传播宗教迷信罪和藏匿宗教器具的罪行、欺骗人民（如算卦）罪，偷听国外电台罪、向国外寄信罪、若自己的父母兄弟在国外则给你按亲叛国分子罪、 若自己的父母在反抗中共武装抗暴中牺牲的给你扣上亲叛匪罪、金银等物没有交给国家罪等等，有关罪名，名目繁多，无以言尽。
在这繁多的 罪名中，你必须承认一两条；否则毒打与折磨将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每当半夜一时左右，“革命造反派”就在门外吼叫被受害者的名字，受害者必须马上起床，随 同前往。但往往迎接他们的是手持棍棒、钢丝鞭的审讯人员，被害者一进他们的房屋，即厉声责问；让你必须承认他们随心所欲地被指控的罪名，否则便开始毒打， 先脱去被受害者的全部衣物，然后对赤身裸体的被害人劈头盖脑地用钢丝鞭肆意抽打，直至浑身上下鲜血淋漓，有时还用绳索将被害人双手反捆在背后并悬吊在大梁 上，直至不省人事。
类似的事件并非个别现象，而普遍存在于西藏大地。当时拉卜楞甘加有一位僧人叫索扎 什塔和还俗僧人加华，他们俩因 否认中共所指控的罪名，打手们用砖头和钢丝鞭对他们进行了七、八天的残酷毒打而致死，因索扎 什塔家属提出控告，中共派来一姓张的医生，经验尸后，则声称 死因并非毒打，而是患肝炎而死。中共干部随即警告以后若有人敢说死者是被毒打致死的言论，一律以反革命罪论处。
还有拉卜楞达麦公社山塘宏仓 卓玛草和叶口村的塔尕俩人也被当时活活毒打致死。
另外，安多扎益嘎尔塘的夏交巴被遭毒打后，打手们又用绳索系住大拇指吊在大梁上，一小时后，因大拇指拉断而摔在地上昏迷不醒，这个惨状我是亲眼目睹过的。中共打手还用羊粪火灰倒在该村的才某某头上，当时整个头皮都被烧焦。
在这惨无人道的运动中，无依无靠的藏人因不堪忍受中共的折磨而被迫自尽的人枚不胜数，现只举个别例子，亦其窥见全部事例。任拉卜楞寺管理委员会出纳的麦索.贡去乎却因不堪忍受中共的残暴，于1968年跳崖自尽。
拉卜楞寺卸任“措钦夏俄”（俗称铁棒喇嘛）益喜贡老因不堪忍受毒打而悬梁自尽。
1965年，碌曲县朗木.才奔也因不堪忍受而跳黄河自尽。
1958年，拉卜楞寺僧人索波 慈成郭豆因 不堪忍受折磨而自刎而死。
同年，中共强迫拉卜楞寺僧人罗桑达哇批斗嘉木样活佛的经师贡去乎三木智时，他说：“批斗老师还不如死”，当晚就悬梁自尽。
同年，中共一公安干部德龙索巴因不堪忍受折磨而悬梁自尽。
1968年，在兰州大沙坪监狱与我同囚一室的基督教徒张贤胜（音译），因信仰问题，被指控为“帝国主义走狗”，最后在监狱中因不堪忍受折磨而自缢而死。
1959年，阿木去乎有一叫旦曲 米那因不堪忍受毒打，绝食而死。
1858年，拉卜楞一叫道赛 慑吾因不堪忍受中共折磨，用刀自尽未死而外逃，后被追赶的中共干部杀死。
1968年，拉卜楞 “甘加乡”书记萨岗.才旦和乡长卡囊.仁科因没有按中共毫无人性的政策办事，故遭批斗，批斗期间在乡政府的一间房内双双悬梁自尽。
1968年，甘加乡卡囊村的卡孜与其妻因不堪忍受中共的毒打，悬梁自尽。
1971年，拉卜楞寺僧人勒秀巴.嘉措因自己房内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等经书和法衣、佛像等物，被中共搜查时发现，中共不仅对其极尽凌辱、折磨，而且在群众面前强逼其焚毁经卷，法器及法衣等；勒秀巴 嘉措坚决拒绝，并称“与其渎佛，不如死去”遂于当晚悬梁自尽。
1958年，玛曲县夏雄华秀的豆格吉因不堪折磨，跳黄河自尽。另外该县乔科参智合寺僧人嘎尔巴 坚参和尼玛乡的旺丹都因不堪折磨，自刎而死。。下乔科一叫比丘达聂的僧人被活活打死。
所谓“阿霸藏族自治州”的阿木去乎查理寺的僧人奴郭格西 嘉样加措、恰绸更登和卡扎三人被批斗和严厉毒打致死。
拉卜楞下属阿木去乎寺的“扎仓盖格”（各学院之掌堂师）鲁帕被活活打死。
阿木去乎总管曲丹在监狱中被折磨而死。
阿木去乎牙利吉郭佐 交巴加被中共享烧红的铁锹烙在他身上被活活烧死，还有阿木去乎囊哇 格日和尼玛龙的贡去乎 那多被批斗致死……。
作为一个民族，其特殊的文化只要在人类社会上存在，那么这个民族就能生存；同样，一旦一个民族的文化消失，这个民族就会走向灭亡。满族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例子。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由于中共将一切不同与他们的文化体系，皆称为“反动文化”而加以消灭，拼命鼓吹“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阵地”。当 然，中共的最终目的绝对不仅仅是为了抢夺一些西藏的财富或赶走一些西藏的犁牛；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着“在这个地球上消灭西藏民族”这一最终目的。这点 通过中共对西藏所进行的四十年来的殖民统治能一目了然。
在这场残暴的运动中，凡寺院和家庭所珍藏的一切西藏文书藉和经卷全数被强制掠 去予以焚毁。仅拉卜楞寺，焚毁唐卡、书籍、经卷、刻板等就烧了六天六夜，就这样西藏全境未留一张纸片和一个嘛呢经筒，几乎全部被摧毁。不仅如此，在安多地 区的各学校，中共强制停止了一切藏文授课，全部课程，都由中文教授。关闭了有五千多名学生的“西北民族学院”该学校的教室、足球场、礼堂等全被中共兰州军 区占据。
凡是勤勤恳恳地教授藏文的教师和对藏文教学等方面做出过贡献的杰出知识分子，皆扣上“反革命分子”或“分裂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反动派的狗腿子”等罪名，或监禁、或批斗、或进行劳动改造。
例如：“西北民族学院”藏文教授丹巴嘉措，被无辜批斗，殴打之后投入监狱，后在七十年代去世。该院另一位副教授贡去乎才旦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后发配去 放驴。另一位副教授阿旺 曲达亦被开除后发配到一穷乡僻壤之地。拉卜楞小学的藏文教师年智仓、俄巴 夏吾、擦木让 丹玛被戴上纸造的高帽游街，并遭到残酷 毒打和批斗。
在这场残暴的运动中，如西藏著名学者希饶嘉措和才旦夏茸.久美柔贝罗哲两人被扣上“分裂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毒打和批斗，才旦夏茸先生被关押长达九年，希饶嘉措先生在五年管制期间遭到非人折磨和虐待，后于1968年11月1日去世。
另如对西藏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著名学者桑热布嘉措亦无辜撤消在此之前由中共任命的所谓青海省教育厅厅长职务，被发配到一个穷山沟中进行“劳动改造”。
拉卜楞地区的著名学者赛仓.罗桑华尔旦活佛、嘉木样大师之卸任秘书长毛兰木嘉措，医学院之老医生果洛曼巴.丹达尔、贡唐活佛的秘书阿旺嘉措等历经监禁和凌辱、折磨，毛兰木嘉措先生亦被打成聋子。
又如所谓“甘南藏族自治州”畜牧处处长年智仓、文教处副处长韩智华、粮食处副处长白考和干部才嘎尔因收听国外电台这一罪名，均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在这场残暴的运动中，拉卜楞地区的领导，善待人民的第五世嘉木样之兄洛桑才旺先生在一段时期，根据中共政治的需要给予高官厚禄，但最后仍被批斗，并遭受残酷的折磨，最后投入监狱达十年之久。
又如守卫在西藏东南边境的小邦国-安多阿霸麦颡王之后裔华尔贡臣烈热布旦，起初中共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给予行政十三级的高干待遇，但随后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批斗，在“文革”中终因不堪忍受凌辱而于1966年10月和夫人扎西卓玛一起跳河自尽。
如此，在接二连三地展开极其惨烈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除一二座特殊佛寺外，其余全部被摧毁；不仅不让僧人学经念经，而且一个不留地全部被赶到各地进行“劳 动改造”。中共以列宁“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之谬论为原则，将僧侣视为不劳而活的“寄生虫”作为改造对象而使其受尽凌辱与折磨；他们经常逼着僧侣干违背 佛法的事或最重最累的活，稍有不慎即遭中共及其追随者的残酷斗争和毒打。
既然如此，勇敢智慧的西藏人民依然竭尽全力来保护僧侣，保卫 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例如：拉卜楞的桑科、阿木去乎、扎益、博拉、多尕尔、羧（合作）、欧拉、乔科等地的深山老林中就散居着许多僧侣，由于得 到人民的保护，中共始终没有被察觉，有些甚至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传授宗教教义，传乘佛法香火，这一切均因人民的保护而未被中共擦觉。当时，在拉卜楞的桑科 地区集中了许多僧侣，中共听到这一风声，称“拉卜楞寺现已迁到桑科去了。然而，再次派兵前去搜捕，均因人民的保护，提前送到安全安全地带而未遭中共毒手。
当时，如果有人去世，不仅不允许请僧侣举行法事活动，甚至不允许口诵六字真言；然而，每当夜深人静时，人们便迎请部分僧侣为死者举行法事活动。为此，还出现了许多在法事进行过程中，因为中共搜捕而将僧侣藏匿于夹板内或干脆藏于木箱中的事情。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