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华立）
2010年12月14日东方集团工人代表韩国志被一审判刑10年。其前因是：2009年09月03日东方集团委托律师发函给新京报记者赵侠称：“严义明遇袭与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保卫处处长徐鹏没有任何关联。韩国志举报所述全属捏造，且韩国志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东方集团举报至哈尔滨警方。”
在中国媒体圈公认的最神秘组织就是张宏伟和他的上市公司。东方集团(600811)不是一个普通企业，其拥有托拉斯之组织形式，控股银行、证券、保险、港口和超市。资本市场上的交叉持股在很多国家是被法律限止的投资方式，仅从表面特征就能得出其是中国上市公司的“畸形”之最。中国法律规定集体企业改制“职工代表大会”表决是法定程序。另一方面有争议的财产（特别是股权）也是不允许上市的。东方集团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就存在出身不明的违法因素，而哈尔滨市南岗区检方不考虑东方集团出身造假（上市之前的公司工商注册造假），无视工人股东的合法权益，机械地定性原始股中的职工股是作废股票。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出现全世界最荒唐的论词（没有破产哪来的股票作废）。是检察官不懂法？还是司法官被金钱所收买！
2009年8月31日韩国志冒着生命危险由哈尔滨辗转来到上海举报，先是在上午向上海徐汇区检察院进行举报，称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指使徐鹏（东方集团保卫处处长）组织打手袭击严义明，下午韩又到上海公安局徐汇分局刑侦支队进行举报。其向上海警方提供一些录音和短信能够证明张宏伟指使徐鹏找人袭击严义明。”
2009年4月14日，代理律师严义明在位于徐家汇的办公室遭到四名歹徒袭击，右肩肩胛骨骨折，并有多处外伤。经警方侦查后，四名犯罪嫌疑人在东北落网。四名犯罪在上海审判。
1992年东方企业集团(东方集团前身)股份制改革中分配给职工的职工资产股和职工享有的集体资产股权益，产生争议285万股原始股，按送配后的价值估算为1.9亿元。2006年7月，东方集团的股改方案出台。内部职工股可以上市流通转让。32名老工人手里都攥着一张《东方企业集团股票》，上面有现在的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当年的亲笔签名。然而，他们这些股票确无法按照股改制度流通。因为他们持有的是职工资产股，发行人是东方企业集团，而不是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推选了其中7人组成“股东维权委员会”，向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起诉东方集团张宏伟侵权违法，特别聘请著名证券维权律师严义明代理诉讼，并由《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题为《富贵逼人：张宏伟----，人逼富贵：老员工-----》的报道。张宏伟以东方集团名义，收买了职工维权组负责人韩国志，并拨给韩特别经费330万元，由韩付给严义明律师费40万元，要严律师停止代理维权诉讼；付还给职工自筹的办案费30万元，要职工撤回维权诉讼；支付给收买职工维权骨干的辛苦费25.5万元，要职工们在股权“丧权协议”上签字。张还特批20万元给公司保卫处。后因严义明律师遇袭，韩国志“反水”重新加入维权队伍，向上海警方举报张宏伟策划雇凶。
此事的举报人韩国志的行为地分别为上海、北京和哈尔滨三地。东方集团能干预和翻转全国性的跨省大案，其背后有一种神秘的政治力量。 （作者：王华立）
附！东方集团全体维权职工举报信：
申请立即制止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检察院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帮助有罪人(张宏伟)起诉诬陷无罪人(韩国志)的枉法行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
尊敬的曹建明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为国为民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公民”、“打击犯罪分子”。“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忠实于法律，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可是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检察院却违背人民检察院宗旨：2010年10月20日，该检察院故意违背事实，帮助涉嫌严重违法犯罪的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起诉诬告东方集团老职工韩国志“敲诈勒索”。事实如下：
一、张宏伟给韩国志330万元特别经费是张宏伟收买韩行骗维权职工的罪证，而不是韩国志敲诈勒索张的罪证，南岗区检察院不能故意违背事实
1992年东方企业集团(东方集团前身)股份制改革中分配给职工的职工资产股和职工享有的集体资产股权益，是职工的合法财产，公民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肆意侵吞职工股权和权益，是侵犯公民合法财产的严重违法行为。2006年职工们拿起法律武器集体维权，向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起诉张宏伟侵权违法(证据一)，特别聘请中国著名维权律师严义明代理诉讼(证据二)，并由《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发表了题为《富贵逼人：张宏伟身家扶摇直上，人逼富贵：老员工重算十年旧账》的通版报道，真实反映了张宏伟的发迹史和职工们的血泪史，鼓舞了职工集体维权斗争(证据三)。大律师为职工维权依法诉讼，大报纸为职工维权大声疾呼，职工维权斗争声势浩荡，张氏惊恐万分深痛恶绝，于是施展阴谋消灭职工维权斗争。张宏伟以许诺五百万元及更多奖励为诱饵，收买了职工维权组负责人韩国志，使韩沦为张的忠实走狗。张交给韩平息职工维权斗争的特别任务，并拨给韩特别经费330万元(证据四)，由韩付给严律师费40万元，要严停止代理维权诉讼；付还给职工自筹的办案费30万元，要职工撤回维权诉讼；支付给收买职工维权骨干的辛苦费25.5万元，要职工们在不知内容的“丧权协议”上签字。总之，韩使用张给的特别经费，“出色”完成了诈骗职工股权的特别任务，为张实现阴谋，使张心满意足。这一出卖职工的事实表明韩已沦为张的忠实走狗，忠实的走狗是绝不会敲诈主子的！所以这330万元，不是韩敲诈张的证据，而是张收买韩去诈骗职工股权的证据，是张的罪证。此其一。
其二，张宏伟一面利用韩国志，一面早在阴谋陷害韩国志。根据张宏伟的举报，张早就派遣法律顾问张惠全潜伏在韩的身边刺探情报、搜集证据(证据五)。张还特批20万元给公司保卫处去引韩上勾，获取证据(证据六)。一个法律顾问竟然为张干起特务勾当。公司保卫处简直成了张的 “保密局”。甚至有材料揭发张是组织黑社会势力袭击严律师的幕后策划者。现在四名凶手已判刑，主谋仍逍遥法外(证据七)。张宏伟把上市公司变成恐怖组织一般，是否违法犯罪？！这一事实反倒证明了330万元不是韩敲诈的证据，否则张己证据在手，毋须再采用特务手段取证了。
正因为张给韩的特别经费330万元不是韩敲诈证据，所以必须通过特务手段取证。但因为通过特务手段仍未能取得敲诈证据，张就只能跨越时空，把两年前张给韩干坏事的特别经费，在两年后揑造成韩对张的敲诈证据。如此故意违背事实进行诬陷，这是犯罪的！
韩国志后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回到职工维权斗争队伍中来，张要诬告他敲诈这很自然了。但是当地司法部门为何要知法犯法、助纣为虐，如果没有私下的利益关系就太令人费解了，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明察深查，并严肃处理。
其三，职工集体维权，是多管齐下的，目的就是要造成张宏伟四面楚歌，廹使“铁公鸡”张宏伟不得不归还职工股权。职工们一面请律师向法院起诉；一面联系媒体，将张侵吞职工股权的行为公之于众；一面向上反映张的违法事实，请求组织上调查；一面也写信给张，施加压力，进行规劝，指出张只有悬崖勒马，归还职工股权。职工们还在公司门前组织了维权示威活动，声势浩大。这是职工们集体斗争的力量，韩国志个人没有这个能量，更不是起诉书编造的：明知职工资产股无效，韩国志仍以“维权”为名挑动不明真相的职工在公司门前闹事向张宏伟索要钱财。张宏伟说，南岗区检察院的起诉书也这么说，廹于多方压力，张才给韩330万元，因此这个钱是韩的敲诈。事实是，职工维权斗争方兴未艾，张宏伟感到多方压力，才收买韩国志，给了韩330万元特别经济，要韩去完成扑灭职工维权烈火的阴谋任务。
这从司法部门己经查明330万元的开支去向也完全可证明这个事实。这330万元完全是为诈骗职工股权，因此它是围绕这个任务去开支的：给了严律师40万元，以终止代理；偿还职工自筹办案费30万元，以终止维权；付收买职工维权骨干给的辛苦费25.5万元(证据八)……如果这330万元是韩个人敲诈所得，他是无须这些支付的。
这里须特别指出一点：哈尔滨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称：韩国志以检举揭发张宏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敲诈勒索，以至惊动了上面，“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分别向张宏伟询问情况，并要求东方集团尽快把问题解决。张宏伟鉴于自身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具有较特殊的政治身份，廹于多方压力，无奈之下，”才给韩敲诈去330万元。张宏伟确有违法行为，知情人有义务、有权利检举揭发，韩国志也确实举报了，这不是威胁，维权职工也集体举报了，更不是敲诈，而是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打击犯罪人人有责。司法机关难道要保护犯罪、打击公民吗？统战部、工商联也确实找张谈话了，并且采取了组织措施，把张的常委、副主席都撤了，这是中央惩治腐败的英明决定！把韩要举报犯罪认定为敲诈，又把中央统战部也说成是对张施加压力，帮助韩国志敲诈，大错特错了。
二、韩国志在北京乘出租车跟随张宏伟毫无伤害之意，只是求见“大哥”一面
东方集团的前身是呼兰建筑工程维修队，1984年更名为“哈尔滨建筑公司”，张宏伟与韩国志是当年一起艰苦创业的“穷哥儿们”。二十年巨变，变得“富大哥”不认“穷小弟”了。韩国志到东方集团登门拜访董事长张宏伟，十余次被拒之门外。一次他见张乘车回家就跟了上去，张报了警。公安派出所查明韩并无伤害之意，便劝张应该见一见共同创业的员工。第二天张亲切地接见了韩，并且关心说，现在大哥有钱，你有困难尽管说，大哥会帮你。这使穷弟弟倍感温暖。
过了几年之后，张宏伟又以当年这一点事大做文章，举报韩为了敲诈而跟踪他，“给我和家人造成巨大压力和恐惧，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纯粹是诬陷不实之词。一个老员工只求见一面，就会使你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吗？！
张宏伟应该知道，被你无情剥夺股权的老员工们，生活多么凄惨，有的职工甚至只能到菜市场上捡菜叶吃，有的职工病了多年无钱医治，更有职工患了不治之症，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还在苦苦哀求你把股权还给她。股权是职工们的命根子，张宏伟剥夺了职工们的股权，才真正使职工们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三、韩国志给张宏伟的信不是敲诈勒索，是职工集体维权之举
起诉方提交给法院的信有三封(证据(证据九))。第一封信，比较早，张宏伟与韩国志通了三个小时的深情电话，张说大哥现在有钱，你有困难写信来，我会帮助你。这使韩国志“感受到大哥对小弟的一点感情”，于是坦然写信给张宏伟借款，说自己想办一个农产品贸易公司，必须650万元投资，是我暂借，五年还清，履行借款手续，钱没了追究法律责任。信的内容感情洋溢，言词恳切。但张没借，韩也算了，谈不上敲诈。
第二封信，是韩国志作为职工维权组负责人写的，第三封信，是以三十三名维权股东写的。信的内容没有一句韩国志个人向张宏伟敲诈钱财的，甚至没有提到一个“钱”字，反复强调的是职工股权：你张宏伟不应该剥夺同你一起拼搏的职工们的股权，你张宏伟必须归还为东方集团作出毕生贡献的职工们的股权，你张宏伟逼我们职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利，你张宏伟不要逼我们采取我们不願采取的措施，包括向上面、向公众揭露你的违法行为……这不是韩国志个人向张宏伟索要钱财，这是职工集体向张宏伟讨回股权。这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张宏伟是故意混淆，阴谋陷害，希望司法机关切勿故意混淆，违背事实。
综上所述，张宏伟诬告陷害韩国志的事实非常清楚，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张宏伟诬告陷害韩国志，并非因为与韩国志有个人恩怨，一切都是由职工维权斗争而起，张宏伟的枪口对着职工维权斗争，张宏伟枪打出头鸟，目的在消灭职工维权斗争！物极必反。张宏伟越是千万百计(包括利用司法机关)镇压职工维权斗争，职工们越是百折不挠与张宏伟的侵权行为斗争到底(证据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9条：“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立即制止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检察院帮助有罪人(张宏伟)诬告无罪人(韩国志)的枉法行为，并依法查处枉法检察人员。
此致敬礼
东方集团全体维权职工
2010年12月15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0)南刑初字第762号
公诉机关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韩国志，男，1961年7月20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暂住哈尔滨市松北区世纪花园小区B区2 5栋3单元301室(户籍所在地：哈尔滨市南岗区通达街2号4单元401号)。2009年11月2日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哈尔滨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3日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以其涉嫌犯敲诈勒索罪决定批准逮捕，同月7日由哈尔滨市公安局执行。现羁押于哈尔滨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纪海奎，内蒙古奥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检察院以哈南检刑诉(2010)70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韩国志犯敲诈勒索罪，于2010年10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永利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韩国志及其辩护人纪海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韩国志于1984年至1994年在东方集团工作。2006年4月至2007年1月，韩国志为达到向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敲诈勒索钱财的目的，多次采用写恐吓信举报其犯罪问题、揭露个人隐私等行为向张宏伟敲诈人民币650万元。2007年1月17日，在东方集团拒绝韩国志无理要求的情况下，韩国志又通过上海律师严义明联系，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题目为《富贵逼人--张宏伟身家扶摇直上，人逼富贵--老员工重算十年旧账》的不实报道，引发全国十余家媒体(包括新浪网、搜狐网)进行转载，在全国范围内给东方集团及张宏伟个人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同时，韩国志又以“维权”名义串联东方集团的一些离职人员，到东方集团门前堵截示威，向东方集团及张宏伟本人索要钱财。迫于多方压力，东方集团于2007年4月4日、6日付给韩国志人民币250万元，后又于2008年1月22日、23日付给韩人民币8 0万元，总计330万。其中韩国志于2007年4月交给东方集团法律顾问张惠全30万元，后韩国志继续敲诈，张惠全从中提出20万元交给韩国志。韩国志在实际得到人民币320万元敲诈款后，于2009年又继续向东方集团敲诈80万元人民币。经被害人报案，公安机关将被告人韩国志捕获。韩国志将所得赃款以维权辛苦费名义分给赵志、王志恒、马元顺、马孝滨、李文友人民币共计255000元，给上海律师严义明人民币40万元，其余款项均被其挥霍。经侦查，公安机关于2009年12月6日在北京市将被告人韩国志捕获，韩国志用赃款付给严义明40万元律师费已由公安机关冻结，并扣押王志恒人民币40000元、陈培义人民币30000元。
公诉机关向本院移送了指控被告人韩国志犯敲诈勒索罪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有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韩国志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八至十年。
被告人韩国志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辩称，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不存在，自己无罪。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的维权行为是合法的；被告人于2006年6月29日给张宏伟写信只是为了借钱，2006年9月15日以后写的信函都代表全体维权成员，虽然有些信件使用了有威胁成份的语言，但是为索要属于自己的合法财产；被告人是受东方集团委托为其处理与职工股权纠纷事宜，指控款项是东方集团给付被告人的酬劳，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宣告无罪。
辩护人当庭出示的证据有：1、“维权’’代表李文有、马元顺、尹承斌、陈培义、马孝滨等人出具的收条，证实收款人收款时间与东方集团汇款时间相符或滞后几日；2、“维权"经费返还表，证实返还集资款的事实；3、被告人手机的短信息内容复印件，证实被告人与张宏伟不是敲诈与被敲诈的关系，被告人是受张惠全指挥的。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韩国志于1984年至1993年间在被害单位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集团)的前身东方企业集团做司机工作，1993年1 2月1 5日因违反公司规定被除名。2006年4月起，被告人韩国志对被害人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采取打电话、跟踪、写信等方式，并以举报其违法犯罪、揭露个人隐私等相威胁，强行向张宏伟借款人民币650万元和办公地点，供其在北京开办公司。因张宏伟不予理睬，被告人韩国志遂散布实行股份制改革、职工资产股可能上市流通等消息，串联部分持有原东方企业集团职工资产股的30余名东方集团离职人员与其一起“维权’’，并组成“维权"小组，集资了人民币275490元作为活动经费，韩国志担任小组负责人，向东方集团及张宏伟本人要股权，并集体到东方集团门前堵截示威。同时，被告人韩国志又通过在上海聘请的律师严义明介绍，找到《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廖新军让其报道东方集团侵占股东股权事宜。该记者于2007年1月17日发表了题为《富贵逼人---张宏伟身家扶摇直上，人逼富贵---老员工重算十年旧账》的不实报道，引发全国十余家媒体(包括新浪网、搜狐网)进行转载，给东方集团及张宏伟个人造成恶劣影响。迫于多方压力，2007年3月下旬，张宏伟和公司法律顾问张惠全找被告人韩国志问其要求，韩国志提出索要人民币1000万元，张宏伟被迫同意给其人民币250万元，并同意一元钱一股收回职工资产股。韩国志随后以东方集团亏损、职工资产股一分钱不值等语言劝说其他“维权”成员与东方集团签署和解协议。东方集团于2007年3月2 6日在韩国志及全体“维权"成员确认职工资产股已经失效、《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内容基本失实的情况下，以一元钱一股的价格收购了“维权”成员等持有的职工资产股；并于2007年4月4日、6日付给韩国志人民币250万元，被告人韩国志将其中的30万元作为回扣给了张惠全；给严义明律师费人民币40万元；返还了“维权”成员集资款；以“维权”辛苦费名义分给王志恒40000元、马元喃80000元、李文有80000元；单独给付不情愿和解的陈培义30000元、马孝滨55000元；剩余赃款人民币100余万元被其占有。
2007年9月，被告人韩国志再次找到张惠全使用威胁语言向东方集团继续索要钱财，张惠全经张宏伟同意，代表公司给付韩国志人民币20万元，被其个人占有。
2007年11月，被告人韩国志第三次找到张惠全使用威胁语言向东方集团索要钱财，东方集团为息事宁人于2008年1月又付给韩国志人民币80万元，被其个人占有。
被告人韩国志在实际得到人民币320万元后，于2009年5月又继续向东方集团索要人民币80万元。经被害单位检举，公安机关于2009年1 2月6日将被告人韩国志捕获。现公安机关已冻结严义明律师费40万元，并扣押王志恒人民币40000元、陈培义人民币30000元。其余款项均被其占有挥霍。
另查明，1991年，东方企业集团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该公司相关方案及省体改委批复文件规定，“将企业自身积累资产的一部分作为职工资产股，按照贡献、职务、工龄划分到职工名下，可以继承、抵押，不得抽出、转让、出卖，职工资产股只能作为分红的参考，不准划归个人所有，因个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被企业除名，资产股收回。”，据此，被告人韩国志分得职工资产股10.2万股。1993年3月8曰，韩国志将其中10万股职工资产股，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巴彦县支行抵押贷款人民币6万元，贷款至今未归还。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告人韩国志的供述，证实他于1984年至1994年间在东方集团工作。2006年，他想找张宏伟谈欠他钱和股份的事，在北京打出租车跟踪过张宏伟，也写过信，向张宏伟借650万和一套房子做生意，不然就举报张宏伟违法犯罪的事。看张宏伟没反应，在赵志的提示下带头“维权”了，举报张宏伟行贿及公司财务资金方面有违法行为的事，是赵志跟他说的，是为让张宏伟给解决股权问题，没有具体证据，《21世纪经济报道》是严义明给联系的记者廖新军。320万元人民币是张宏伟自愿给他，让他和张惠全处理股东的事，不是敲诈勒索来的，分三次收到，给“维权”代表分了30余万元，张惠全自己留下30万元，给严义明律师费40万元，给刘会军20万元，自己在香港、澳门、巴彦赌博各输掉20万元。同时供述，在东方集团工作期间，自己有1 0万多股职工资产股，在94年或9 5年间抵押给巴彦建行，贷了5、6万元钱，贷款未还，股票没有拿回来。
2、被害人张宏伟(东方集团董事长)的陈述，证实2006年4月2 6日，韩国志打电话向他借人民币650万元，用于周转生意，被他拒绝，韩国志电话中谈到跟踪原东方开发公司总经理安英的事，还威胁说“如果你不借钱，就对你个人和公司采取行动，举报你对政府官员行贿，上市公司偷税漏税的事”。2006年6月的一天晚上韩国志打出租车跟踪他的车，被他发现后报警。之后，韩国志又多次使用威胁语言给他打电话、写信，以借款或索要股份的名义向他敲诈钱财。2007年1月1 7曰，韩国志找媒体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题为《富贵逼人---张宏伟身家扶摇直上，人逼富贵----老员工重算十年旧账》的不实报道，给企业造成恶劣影响，韩国志还扬言又联系了二十三家媒体，如果再不给钱，就把他个人隐私(前妻跳楼)等事登到媒体上，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的领导让他尽快平息事端。迫于压力，2007年3月下旬，他在韩国志承认资产股无效，因为生活过不下去了，拿资产股说事，否则那些老员工不会和他一起闹，媒体也不会炒作，自己是烂命一条，就是为了要钱等事实的情况下，答应绐他250万元，为防止韩国志再以资产股名义索要钱财，便以一元钱一股的价格收购了那些所谓的股权。2007年8、9月份，韩国志又以上述借口使用威胁语言索要1000万，出于无奈他让张惠全又给韩国志付了20万元。2007年11月，韩国志再次索要钱财，2008年1月又给韩国志付了80万元。2009年3月31日，韩国志再次发信息索要80万，经公司研究决定报警。同时证实，韩国志是原东方开发公司的一名司机，他持有东方企业改制前的资产股不是股份，只是作为奖励的一种计量方式，离开公司就没了，这是省体改委文件规定的，从未以任何方式委托韩国志帮助东方集团处理职工资产股事宜。
3、证人徐鹏的证言(东方集团保卫处长)，证实2006年6月起，韩国志给张宏伟打电话借钱并到北京暗中跟踪。2006年6月29日、9月15日、12月21日、2007年1月5曰，又多次发函给张宏伟，让给他650万元投资做生意，若不给，就举报张宏伟行贿犯罪，勒索钱财。2006年1 2月1 4日，韩国志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东方集团总部门前闹事。2007年1月17日还通过《21世纪经济报道》进行不实报道，引发全国十余家媒体转载，给东方集团及张宏伟个人造成了恶劣影响。迫于压力，张宏伟于2007年4月派公司律师张惠全给韩国志提供的8张招商银行卡支付现金250万元。后韩国志又继续索要，2008年1月，公司又给付韩国志80万元，后又分几次给了25万元。2009年3月，韩国志再次向张宏伟索要人民币80万元，经公司研究决定向公安机关报案。他将与韩国志的谈话进行录音是为了掌握韩国志敲诈勒索的证据，以证实韩国志达到目的后自己提出去安抚那些小股东，不是公司让他去的，未认可韩国志做公司代言人去安抚其他股东。
4、证人张惠全(东方集团法律顾问)的证言，证实2006年4月张宏伟找他说原东方集团的一个被开除的司机打电话想借人民币650万元，不借就采取过激行为，有敲诈嫌疑，让他关注。2006年6月29日，张宏伟接到韩国志发给他的信，要借650万和一套房子，信中多次提到什么“落水”、“死路一条”、“人活着意义不大’’等字眼。2006年9月1 5日，韩国志又给张宏伟发信让给解决职工资产股的事，否则就举报张宏伟一系列违法行为，很明显目的是敲诈钱财，只是手段有所变化。12月初，韩国志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东方集团总部门前堵街闹事，给东方集团造成了恶劣影响，然后他又以“维权’’委员会全体股东的名义给张宏伟写信，以举报公司作假材料等继续敲诈。2007年1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对东方集团和张宏伟进行不实报道，造成恶劣影响。同年3月中旬，自己和张宏伟一起找韩国志，韩国志认为已经把他拉下水了，向张宏伟索要1000万，后降到500万，承认他知道职工资产股无效，只要给钱，算敲诈或什么都行，说自己烂命一条，这一生也干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了，和张宏伟一起死也值了，后张宏伟同意给他250万。2007年4月4日、6日，他按照韩国志提供的卡号、金额让公司财务付了250万元人民币，韩国志给了他30万。2007年9月，韩国志又来北京找他，说还想向张宏伟要钱，还说要拼命了，怕他做过激的事，张宏伟让自己从上次韩国志给的30万元中提出一部分给他，就给了韩国志20万元。2007年11、12月份，韩国志又几次找他说钱要少了，还想整，让他一起干，他和张宏伟汇报后怕他干出极端的事，张宏伟同意最后给他80万，2008年1月21日他又给韩国志打了80万元。同时证实，韩国志领人到法院起诉是在自己多次劝说下才去的，但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法院开庭，认为韩国志诉讼不是为了维权而是其敲诈的手段。对韩国志进行谈话录音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其敲诈勒索的证据。
5、证人阎徇庆的证言，证实他从1988年至1998年问在东方工作，分过1 7万股资产股，后变成6.8万股。2007年春，韩国志给他打电话说一起就职工资产股的事向东方集团讨个说法，找过几次他都没去，后来得了6万多元钱，他认为韩国志做得很过份，自己知道资产股是利益分配的形式，是分红的标准，离开公司就没有了，不会与他们一起闹事。
6、证人张松滨的证言，证实他于1998年到东方工作，2003年离开，与韩国志原来都是司机，后一直做厨师。2006年韩国志给他打电话说他手里的股票现在值一、二百万，要帮他和东方打官司索要，他一听就同意了，交了3700多元“维权"费用，后来王志恒把这笔钱退回来了，自己所持有的5.85万股资产股得了58500元钱，韩国志除了返还所交的“维权”费用外没给他别的钱。
7、证人张洪全的证言，证实2006年韩国志找他说他手里的职工资产股可以一股值二十多块钱，让和他一起向东方张宏伟要股权，自己就同意了。成立了“维权”小组，成员有韩国志、赵志、王志恒、马元顺、李文有，开始还有自己，但在事情还没处理之前他就不参与了，他手里持有的8.7万股资产股得了87000元钱，交的8000余元“维权”费也返回来了。不知道韩国志敲诈东方集团的事，韩国志没给过他别的钱。
8、证人芦碧华的证言，证实他是1990年到的东方，2004年离开。2006年看到报纸上刊登关于东方集团股票“维权"的事，就打电话联系上了。交了3000多元“维权”费，后返回来了，他持有的2.9万股职工资产股得了29000元钱，不知道韩国志敲诈的事，韩国志没给过他别的钱。
9、证人王志恒的证言，证实2006年马元顺找他说现在东方的股票值钱了，翻了好几倍，韩国志要组织老股东找张宏伟说道说道，问他是否参加，他同意了；他在“维权”小组负责管帐，大家总共集资了275490元钱，“维权’’结束后剩了不到6万元，交给韩国志了，韩国志把大家集资的钱要回来了，额外给了他4万元钱，说替“维权”代表向张宏伟要了些辛苦费，韩国志给他4万元钱之前让他打了张10万元的收条。“维权”活动结束后，韩国志把他的招商银行卡借去了，卡里只有他两笔钱，一笔是股份钱26000元，一笔是40000元，其余转帐、汇款等都是韩国志用的，他不知道；他共有2.6万股资产股，兑现了26000元钱。同时证实，所有“维权"股东后来听说韩国志从张宏伟那得了300多万元的事后，都感觉被韩国志欺骗了，他们与东方集团关于资产股纠纷是在合法前提下进行的，韩国志写信、跟踪及采取不正当手段得钱的事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的个人行为，应负法律责任。
1 0、证人王鸿林的证言，证实他于1988年至1994年间在东方工作。2006年1 0月左右，马孝滨给他打电话说韩国志组织原来东方这些有资产股的人向东方要股权，问他参加吗，他同意了。维权成员一共3 0多人，开了几次会，成立了“维权’’小组，5个负责人，韩国志是领导。自己后来有想法，感觉不替他们维权，是在替东方说话，韩国志是利用他们原始股“维权”的事谋取个人利益，后期韩国志还散布谣言说东方公司给王志恒一套房子；举报张宏伟违法犯罪、曝光他隐私都是韩国志自己搞的，他们是想通过法律协商解决股权问题。自己持有14.88万股资产股，兑现了126000元人民币。
11、证人褚景春的证言，证实他1989年到东方工作，2000年末休病假就不到东方上班了。2006年8月左右，马孝滨找他说他手里的股票股改了，能上市了，应该找东方集团确认股权，问他参不参加，他同意了。韩国志开始说他的股票值十多块一股，后又说东方集团亏损一分钱不值，经他做工作，张宏伟看老人面子同意一块钱一股收回，自己坚决不同意，韩国志做了他一星期工作说给他10万元钱他才答应，结果一直未给；他持有的4．3万股资产股，兑现了43000元人民币。韩国志欺骗了他们，利用他们得钱他很气愤。同时证实，当时东方股改，把所有资产折成股份分到职工手里，按工龄、职务等标准划分，知道资产股就是分红的依据，不能买卖，当时公司传达过体改委的文件，自己曾依据这些股份分过红，他要了一部分现金和9500股流通股的股票。
1 2、证人马元顺的证言，证实2006年韩国志和马孝滨到乔有家找他前去，说马上要股改了，他们手里这些原始股不要就没了，让联合起来向东方要股权，他同意了。“维权”成员一共30多人，“维权’’小组5个人，自己也是成员之一，韩国志是领导。韩国志开始说资产股值十块钱一股，后来又说值五块钱，最后说东方集团亏损，如果打官司可能一分钱拿不到，东方集团将他的股票一块钱一股收回，兑现了157500元钱，韩国志额外给了他8万元“辛苦费”，让他打了张1 0万元的收条。之后，自己没因钱给少了找韩国志要继续闹，感觉被韩国志骗了。同时证实，自己知道职工资产股只作为分红参考，分红可转为股份增值，兑换现金，当年东方传达过文件，大概92年东方按他资产股份额给他分过红，分过5000元现金和3万股东方集团上市公司的股票。
1 3、证人马孝滨的证言及欠条，证实2006年8月左右，韩国志披他说赵志要找张宏伟打官司要股权，需要他在哈市帮忙跑跑，一起要股权，他同意了，是“维权”小组成员之一，负责联系人；他一共持有11.7万股，兑现了117000元钱；他开始不同意一块钱一股的解决办法，韩国志说额外给他10万元，还给他打了欠条，他就同意了，后来韩国志额外给了他55000元，剩下的就不给了。
1 4、证人李文有的证言，证实2006年韩国志在乔有家把柏广荣、陈钰、马元顺和他等几个东方老人召集在一起，说他们手中的资产股可以上市了，一股值几十块，应该联合起来向东方要股权，他们就同意了，成立了“维权”小组，韩国志是领导，自己也是成员之一。自己有15.75万股资产股，兑现了157500元钱，韩国志额外给了他8万元，是和马元顺一起给的，说是辛苦费，让他打了10万元的收条，之后，自己没有嫌钱少再找韩国志。
15、证人盛盘英的证言，证实她原来和韩国志不太熟悉，2006年韩国志组织他们“维权”后接触多了，韩国志负责“维权，，小组全面工作，自己手中有2.9万股资产股，兑现了29000元钱，不知道韩国志敲诈东方集团320万元的事。同时证实，2008年3月她与几个股东觉得东方处理的不对，又想通过法律手段“维权"，韩国志让跟着他“维权”，就和在一起了，二次“维权”没委托韩国志和东方谈判，是要走法律程序。
16、证人刘会军的证言，证实2006年冬天，韩国志和马孝滨给他打电话见面，韩国志说他们手里资产股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制改革，可能要上市，要对股权进行确认，问他参不参加，他同意了，他手中有8.77万股资产股，兑现了87700元钱，韩国志额外没有给过他钱。同时证实，他知道资产股只作为分红的性质，当年公司传达过文件，自己还得到过8 000元现金和2万股上市公司股票的分红。
17、证人赵志的证言，证实20066年夏天，韩国志跟他说找了张宏伟好长时间想向张宏伟借钱，还跟踪过他，被发现后送派出所了。2006年8月左右，韩国志又说他们手里的股票能上市了，张宏伟始终不见他，只好用这说事了，他当时也看到关于股权的事了，也想找这事，就同意了。然后韩国志就联系其他人，大概30多人，自己没和韩国志预谋敲诈张宏伟，是想通过诉讼要回自己手中东方的股份。《21世纪经济报道》是严义明提出并负责联系的，说通过媒体配合诉讼，后来怎样操作的他不清楚，跟记者廖新军到哈尔滨采访过，他们招待的，不知道给没给记者钱，报道后东方集团的律师找“维权"代表要给解决问题，开始是4名代表一起谈，后来由韩国志一人谈，具体怎么回事就不知道了。他手里有30.8万股资产股，得了308000元钱。
18、证人王春玲的证言，证实2008年韩国志给过她两次钱，当时她婆婆胰腺癌住院，每次给2万元，让她给婆婆买东西，还给她买了一部银色诺基亚8800手机，别的东西没有了。
19、证人吴勇的证言，证实韩国志在1993年拿东方集团的股票抵押贷款6万元，还过利息，没还过本金。
20、证人严义明(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证言，证实2005
年或2006年，韩国志到上海找他，说原来是东方集团的股东，东方集团上市后发现他不是股东了，请自己帮助打维权官司，他同意了，并约定官司打赢了给一定比例律师费，记不清韩国志曾给过他40万元钱。当时韩国志想认识一些媒体朋友，他给介绍过认识，不记得给韩国志介绍过《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不知道韩国志敲诈东方集团人民币320万元的事。
2 1、证人廖新军的证言，证实大概是2006年严义明律师给他打电话，说他手中有一个东方集团小股东“维权”案件要爆料，问他有没有兴趣，他说可以。之后，韩国志打电话找他反映一些，隋况，带了很多材料到他办公室。2007年1 2月，他和严义明一起去哈尔滨，那些小股东接待他们，采访了几个人，张宏伟没有接受他的采访；承认报道中有失实的地方，韩国志给他红包他没要，不知道多少钱，机票是严义明帮买的，钱给没给记不清了，吃饭、住宾馆都是他们安排的。
22、证人陈培义证言，证实他全权委托褚景春替他“维权”，他没直接参与，不知道“维权”过程中的具体事，自己主张走法律程序，法院认为有效就要应得的钱，后来韩国志到上海劝他同意一元钱一股和解，还答应帮他解决东方集团欠他抵押金的事。他手中持有72500股，兑现了72500元现金，韩国志额外给了他30000元钱，说是向东方集团给他要的抵押金和奖金。
23、公安机关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实扣押王志恒人民币40000元，扣押陈培义人民币30000元。
24、东方集团及张宏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东方集团及张宏伟表示从未以任何方式委托韩国志帮公司处理职工资产股事宜。
25、东方集团2010年6月21日关于涉及职工资产股相关问题的答复，证实东方集团共与73人签订了协议，其中：韩国志、赵志在事先明知职工资产股已经过期无效，不具有股权性质且与东方集团无关的情况下，仍进行索要，并实施威胁人身安全等一系列敲诈勒索行为，致公司被迫向他们支付了数额不等的款项，属被敲诈签订；有5人没直接实行敲诈，但故意硬称手中所持资产股为东方集团股票，并在哈尔滨、北京等地闹事，是被迫签订；另外66人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公司股东，同时也持有92年公司所发的职工资产股，经公司解释并双方确认资产股无效，与该66人签订协议是真实交易。
26、南岗区人民法院(2008)南民三初字第410号民事裁定书，证实尹承斌到法院诉讼要求撤销东方集团收购其股票、协议，应向股东分红派息的请求被法院依法驳回。
27、报案材料，证实被告人韩国志敲诈张宏伟及东方集团的整个事买经过及证据，2008年6月5日东方集团保卫处向公安机关报案。
28、东方企业集团东企人字[1993]09号文件复印件，证实韩国志等四人因未经请假长期擅自脱离岗位，严重违反集团有关规定，于1993年1 2月1 5日被东方集团给予除名处分。
29、韩国志发给张宏伟的信函复印件，证实被告人韩国志分别于2006年6月29日、9月15日、12月21日、2007年1月5日、11月26日、12月6日写给被害人张宏伟敲诈钱财的信函内容。
30、东方集团复函及上海周天平律师事务所2006年1 2月1 5日出具的资产股法律意见书，证实韩国志等人主张的职工资产股凭证已失去法律效力。
31、聘用律师合同，证实韩国志于2007年1月1 7日聘用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严义明的事实。
32、《21世纪经济报道》关于《富贵逼人---张宏伟身家扶摇直上，人逼富贵---老员工重算十年旧账》文章复印件及东方集团关于《21世纪经济报道》的通报材料，证实《2l世纪经济报道》对东方集团所做的报道内容及东方集团认为该报道严重失实并提出的质疑意见。
3 3、东方集团东集函字(2007)07、08、09号文件，证实2007年1月18日东方集团针对《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及多家媒体转载向中央统战部及全国工商联作出了《关于公司原辞退员工在其律师唆使下欲煽动二十家新闻媒体作片面报道、恶意炒作的紧急情况反映》、《关于制止<21世纪经济报道>对东方集团不实报道的请示》以及《关于<21世纪经济报道>有关报道严重失实、失职，请求上级部门予以高度关注并予制止的情况报告》。
34、回复函及授权委托书，证实东方集团对32位原东方企业集团员工关于公司职工资产股相关权益问题的回复函，原职工资产股股东委托韩国志以及委托韩国志等人处理资产股有关问题。
35、建设银行贷款借贷合同、催款通知书、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接收材料以及用于抵押股票复印件，证实1993年3月8日被告人韩国志在中国建设银行巴彦县支行用东方企业集团股票10万股作为抵押，贷款人民币6万元，借款期限是9个月，经银行多次催缴，始终未予归还，后银行已按股票无价值，按不良资产划归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36、汇款凭据、收款明细，证实东方集团给韩国志转款的时间及数额。
37、银行查询汇款、存款通知书、明细及冻结情况，证实被告人韩国志收款、转款以及公安机关已将韩国志转给律师严义明的人民币40万元冻结的事实。
38、同意函及请示报告，证实东方集团张宏伟同意张惠全假意受韩国志拉拢，以及从韩国志给张惠全30万元回扣中提出20万元给韩国志的事实。
39、2007年3月19日韩国志等人与东方集团就职工资产股等相关争议已消除误解的声明函，证实韩国志等20余人已与东方集团消除误解，认可所持职工资产股失效，从即日起撤回申诉、举报材料，《21世纪经济报道》内容与他们所述不尽符合，基本失实，不再接受任何采访。
40、东方集团提供的录音资料，证实被告人韩国志多次敲诈东方集团的事实经过。 ：
41、黑龙江省体改委、黑龙江省税务局1991年4月2 6曰黑体改联发[1991]4号关于《东方企业集团公司股份制方案(试行)》的批复文件、东方企业集团1991年5月10日东企总字[1991]211号关于报批“东方集团职工资产股划分方案》的请示报告文件、黑龙江体改委黑体改复[1992]132号关于《东方企业集团职工资产股划分方案》的批复文件，证实职工资产股只能作为分红的参考值，不准划归个人所有，因个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被企业除名资产股收回，以及职工资产股方案试行两年，后于1995年被取消。
42、被告人韩国志现实表现，证实被告人韩国志无前科劣迹。
4 3、 “维权”代表李文有、马元顺、尹承斌、陈培义、马孝滨等人出具的收条，该证据与相关证人证言相吻合。
4 4、 “维权”经费返还表，证实返还集资款的事实。
本院认为，被告人韩国志使用威胁性语言向被害人张宏伟以钱为名索取财物未果，在明知职工资产股已经失效，且自己早已去职工资产股持有权的情况下，以东方企业集团职工资产股已经增值并可能上市相蛊惑，煽动、串联持有职工资产股的东方集团离职人员在他的组织下“维权”，其个人却在“维权”成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个人或者全体“维权”成员名义使用威胁语言向张宏伟发函，。并私下谈判索要1000万元巨款，在东方集团同意给其250万元后，反过来又以东方集团亏损、职工资产股一分钱不值等理由，竭力说服其他“维权”人员接受一元钱一股的和解条件，遣散众人，个人非法获取被害单位财物，取得财物后仅分给个别成员少许，绝大部分占为已有，后又陆续两次向东方集团索取巨款并占为己有，因此，被告人韩国志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方面，被告人韩国志使用语言相威胁，并以揭发张宏伟违法行为、举报其个人隐私为要挟，同时利用东方集团作为上市公司惧怕不利舆论影响的心理，煽动众人，制造声势，并利用媒体做不实报道，给东方集团及张宏伟个人施加压力，迫使其主动交出财物，因此，被告人韩国志实施了以威胁及要挟方法，强行索取财物的行为，具备了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要件，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应予惩处。被告人韩国志及其辩护人关于无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维权”成员闰徇庆、张惠全、王志恒、王鸿林、赵志等人均证实，自己是想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与东方集团股权事宜，对被告人韩国志使用威胁语言发函给张宏伟敲诈钱财的行为不知情，因此，辩护人关于被告人韩国志2006年9月1 5日后给张宏伟写信，系代表全体“维权”成员所为，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害人张宏伟及东方集团均声明未以任何方式委托被告人韩国志代表公司处理职工资产股事宜，辩护人当庭举示被告人手机短信内容不足以证明被告人韩国志是受张宏伟委派，故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是受东方集团委托为其处理与职工股权纠纷事宜，指控款项是东方集团给付被告人酬劳的辩护意见，亦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韩国志多次进行敲诈勒索，数额巨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规定，应判处被告人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综上，根据本案的犯罪性质、情节，犯罪数额、
次数、危害后果等犯罪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韩国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
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9年12月7日起至2019年12月6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 判 长 闫晓霜
人民陪审员 褚佳
人民陪审员 李 敏
二0一O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吕静微
2011年1月14日星期五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钱云会案证人调查记录
多位证人呼吁中央派出专案组彻查钱云会死亡案；
工程车被指证当天9时25分即停在死亡点五米外；
全程目击证人与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签署保密协议，并保证对中央调查组出面作证，证实亲眼看见钱云会被谋杀过程；
调查显示案发时间应为上午9：30左右而非警方公布的9：45；
钱云会死前有摁下微摄录设备按钮从而拍下死亡过程的可能；
相关证据，正等待中央派出调查组走访取证；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刘建锋
2010年12月25日上午9时许，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口，53岁的寨桥村前任村主任钱云会被发现死于一辆车号为皖K5B323的解放牌重型自卸货车左前轮下。
由于死者钱云会有多年上访经历，加之现场死者状态被村民认为奇特，又有目击者钱成宇坚称是谋杀，村民主张保护现场、刑事立案，而警方认定为交通事故要求清理现场，事件当天发生了警民冲突，即村民口中的“抢夺尸体”事件，引起世界范围的舆论关注。
12月29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抵达寨桥村，在八天内独家寻访到几位现场目击证人，本文主要内容为对现场证人的调查记录。
一、现场
（根据警方公布信息与死者家属提供的图片）
货车驾驶员费良玉，男，1979年8月29日出生，安徽省颖上县黄桥镇张庄村东海队人，警方查实属无证驾驶。皖K5B323解放牌工程自卸车，行驶证车辆所有人：安徽省颖上县长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实际车主费良玉，已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
图片中可见死者为前胸伏地姿态，胸颈部被左前轮碾压，内脏组织溢出至肩颈部，左胳膊向前伸出，臀部翘起接近车底，下肢弯曲，右膝与右小腿上部的正面着地，右脚尖点地。
出事路段路宽16米，其中1/4被杂物占住，路面因雨潮湿。从现场图片和视频上可见：死者位于车头左前轮方向，被碾压位置已越出硬化路面，左前轮在泥土上留下一条印迹，死者头颈下有车轮推碾造成的浮土，高约15厘米左右,未见其他车轮留下的明显印迹。
根据现场图片，货车上部整体为橘红色，车头前方橘色部位的泥灰未见遭刮擦痕迹。
警方公布信息称，该车前保险杠黑色横梁下方有刮擦痕迹，车辆底部前轮轮轴附近有刮痕，死者使用的雨伞伞骨局部被压扁。警方分析，死者为左侧身体与车辆前保险杠发生碰撞后，身体右侧倒地被车辆拖行碾压致死。
12月26日乐清交警大队委托温州长顺机动车司法鉴定事务所对肇事车辆作鉴定。29日下午送到死者钱云会家的鉴定结论共四条。
一、行车制动原装载测试制动性能差，空载测试制动性能正常；二、转向系统技术状况正常。三、整车含货物总质量60020KG（即60.02吨）。
鉴定结论第四条说：“由于鉴定条件不足，事故发生时行驶速度不能计算。”
与出事地点隔着马路的正对面处，有一圆形街控摄像头，当天，警方告诉村民，该摄像头处于调试阶段，不具有储存视频的功能。
二、死者钱云会
钱云会，生于1957年10月13日，小学文化。
2004年4月12日，寨桥村村民不满村委会对浙能电厂向该村征地事务的处理，开大会提前罢免村委会成员，钱云会开始实际主导村务。
当年4月26日，钱云会与村民王立权、钱成钱为征地事赴京上访维权，路上被截回。28日村民围堵政府要求放人，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多位村民被打伤。
2005年3月10日，钱云会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2005年4月，钱云会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2008年7月，在京上访的钱云会被抓并被判刑两年。
2008年，由于村民抵制更换村主任，寨桥村村委会未能如期换届。
2010年4月，钱云会尚在狱中服刑，蒲岐镇政府动员寨桥村民选举村民代表与生产队长，遭村民罢选抵制。
【2010年12月29日上午，钱家，村民钱飞（化名）】：
“政府4月提出选举，是害怕钱云会出狱后村民继续选他当村长。2010年7月出狱后，钱云会继续带头维权。”
“2010年12月17日，因之前道路拓宽（由8米拓宽至16米）村里土地被占用38亩未获得满意赔偿，钱云会带村民讨说法，无果，村民上路拦阻路边线缆施工、不让装载土石的工程车辆通行，导致多方利益受损。21日又与协警发生冲突，两位村民被抓。从21日开始，百余身着协警制服的保安开始在寨桥村口附近日夜巡逻。”
【2011年1月1日上午，钱家，钱云会妻子王招燕】：
“死亡那天的一周前，他拿了一份说是干部违法的证据，上有驻村干部的盖章，去找驻村的副镇长（指徐祥忠，2011年获任为镇党委副书记——记者注）。我拉着他的手，叫他不要去啊、不要拿给他们看啊，他还是去了。”
“过去他们两人的关系还不坏，但是那天，钱云会把那张纸拍在徐副镇长面前，两个人大吵了一场。”
“几个月前，徐祥忠找我，跟我说帮我家把上访以来的债务还清，报销我全部的医药费，给钱云会发几年的工资补贴。我说，村民被打的事情怎么办？徐说这件事你们不要管。钱云会听说后，对我说，你的脑子要清楚！”
“前不久，有人说，上面想给他一笔钱，让他不再出面，钱云会拒绝了。这件事，钱云会自己没有对我说过。”
“他的性格固执，也知道自己很危险，死前那一个星期，出村从来都不是自己一个人，担心被人害死，死前几天都不敢睡在家里。除了两个人，一般人来电话他不接，一起上访的王立权来电话要接，再就是徐副镇长。”
“25日上午9点左右，钱云会接了一个电话，说着电话出的门……”
【2010年12月29日新闻发布会上，官方发给记者的钱云会材料】：
钱云会 2005年当选寨桥村村委会主任，此前在1992年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2005年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刑1年6个月，缓刑2年；2008年因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2010年7月22日刑满释放。
三、现场清理与证人被拘
【2010年12月29日下午，寨桥村，钱家，钱云会的小女钱旭玲】：
“我是11点不到，到的现场。有很多人、有交警。”
“村民围着，保护现场要求刑事立案。
“母亲一直哭，母亲身体一向不好，下午我去医院给母亲带点滴过来，很多警察已经把现场围起来，我在外面，要求警察让开，我好进去，说我是家属还不让进吗，就被抓了。”
“派出所的说街控录下村民打人了，我说，我父亲上午死你们说没录下，死了没一会，村民打派出所的人，你们怎么就录下了？”
【2010年12月29日下午，寨桥村，钱家，钱云会的女婿赵旭】
“村民是不让破坏现场，有人说要等记者来拍照。下午四点，我被卡住后脖颈抓走，动一下就挨一警棍。录完口供后关到看守所，在厕所里挨打，我上三次厕所，被打了两次，提出给家里打个电话，又被带到厕所打了一顿。”
【2010年12月29日上午，寨桥村，钱家，钱云会堂弟】：
“25号上午，我到达时，交警已经出了现场，他们大概是9：50左右到的。10点过，交警提出，这是交通事故，车由交警带走，尸体请家属带走。我没同意。因为村民说这是一场谋杀——钱成宇在现场对交警举报，他亲眼看见几个人在马路上推搡扭打，以为是开玩笑，车子慢慢地开过来，一个人倒地被轧在车子下面，走近了看见是钱云会——我要求看街控，和交警一起到派出所要求看街控视频，派出所不同意，连交警都不让进门。
“派出所的人说，所里的人被村民打了，街控都录下来了。
“回到现场后，队长说，那就到市交警支队去看。到市区后，我被领着做了几个小时的笔录，终于获得准许，但是打开电脑，没有录像资料，说那个街控没有联结。
“再次回到现场，大约下午2点多，人、车还在原地，有80多个特警持警棍和盾牌在附近，全村人都出来了，村民围护着现场不让动。治安大队队长侯金海穿着便衣进来，有人认出来了，围着打伤了他。下午4点左右，上千警察来了，带着11条警犬，现场抓了十多个村民。
“现场被破坏，车子和尸体都带走了。
“钱成宇是现场目击证人，第二天也被抓走。”
【2010年12月29日下午，天成乡万宅村钱成凤家，钱成凤】：
“我是钱成宇的姐姐。钱成宇那天跟我讲，他隔得有点远，看到四个人把一个人推搡，扭打到地上，以为他们在玩，但看见车子很慢很慢地开过去把人轧死了。”
“走近一看，是钱云会死了，他当时腿被吓软，没注意那四个人怎么跑开的，然后看见司机和另一个人下车跑掉，他喊‘救命，村长被轧死了’，追赶那个司机，没有抓到。
“晚上他不敢睡在家里，跑到我家，26日下午四点，他去我的小店帮着钉招牌回去，5点我回家做好了饭，上楼去喊他，发现他住的房里电视机开着，人不见了。一整夜他手机关机，27日上午9到11点，手机开了，但一直没人接。
“27日下午，有人告诉我母亲，说在镇政府看见钱成宇被抓了，带着手铐脚镣。”
【2010年12月29日晚6时，钱成宇家，钱成宇的母亲王碎花】：
“钱成宇46岁，他从小就不爱撒谎。”
“那天他没直接告诉我。他在现场跟警察讲了，说看见几个人跟一个人打，把他打倒，等车子把那人轧死后，走近了才看清是钱云会。”
“那一天钱成宇都很害怕，他在家和马路中间来来回回地跑，很不安。”
“晚上他没敢在家里睡，去了他姐姐家。第二天，人不见了，27号那天有人告诉我，说钱成宇被人抓走了，在镇政府那里，手脚都给铐住。”
【2010年12月31日，钱成宇家属收到拘留通知，通知书称钱成宇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于27日上午9时被拘】
【2010年12月29日22：55，新闻发布会，温州警方】
温州市公安局已通报，派出所民警现场调查时两位民警受到村民袭击，多处受伤。死者家属及部分村民在事发现场搭建灵堂、非法设置路障，并阻挠民警进行现场调查工作。
“第一个目击证人钱成宇没有看到把人故意碾死的情况，也没有散布谣言。之所以控制第一个目击证人钱成宇，是因为在一些不明真相的村民围攻殴打民警时，他是参与者之一。”
四、现场目击证人调查记录
【钱成宇录音】
2010年12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从一王姓村民手中获得一份手机录音。这份记录时间为12月25日10：42的录音，长仅1分47秒，其中出现多个不同口音，均为本地方言。村民介绍，其中嗓音含糊的男低音为钱成宇的口音。
村民许某对记者翻译了能听清的几句：“我站在车左边，他在右边（指面对车头）,车这么大，我也看不到……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司机）保安带走了，保安把我挡开，不让我抓（司机）……”
12月31日网络公民组成的调查团也获得了这份录音，他们从录音听到的钱成宇话语是：“我站这里，云会已经翻过来了，绊倒，不知道车子里面有没有人”
提供录音的王姓村民在30日介绍，这段录音是在跟交警谈时录下的，交谈时间远不止两分钟，他只录了1分47秒，怕被注意没敢多录，当时也没想到钱成宇会被抓走。
【钱成宇在看守所被安排接受法制日报与央视记者采访】
12月29日在看守所被安排接受央视采访时钱成宇说：“这条马路有16米多，我从四五米的地方看见这个车走动了六七十公分……”
在看守所他被安排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法制日报12月30日报道：“钱成宇说：‘……政府把地拿走了，钱给那么少，我们不同意，村长带头反对，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才被谋杀的。’记者问，这只是他的推测，有什么证据。钱成宇说：“车子开到了左边，还不刹车，难道不是谋杀？百分之一百是谋杀。”
【华一村村民黄迪燕公开出面作证】
据东方早报12月29日报道，黄迪燕在12月28日下午4时，来到寨桥村村口钱云会死亡处，当众说当天9时30分左右自己从佛堂求佛回来路过时，亲眼看到有三个戴着黑口罩、白手套的人按着钱云会，有两人将钱云会的手臂后扳。自己当时过去试图阻止，其中一人推开她，停在一旁的工程车慢慢开过来朝钱云会身上轧过去。司机及副驾驶位的人和凶手一起乘坐小面包车逃离。
29日上午9时，钱云会堂弟：“黄迪燕的丈夫说她脑子有问题，让大家别相信。但现场村民说，她思维很有逻辑，看起来头脑很清醒，不像脑子有病的。”
黄迪燕的丈夫30日中午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28日下午6时，黄迪燕的亲戚接到警方电话，29日上午9时，他和黄迪燕都被带到公安局，直到30日1：30被放回家。
【12月29日晚上，黄迪燕在公安局期间被安排接受央视采访】
“有人叫我去做好事，这样你女儿会好起来，你也会好起来，我问那做好事怎么做，他说这个人被人谋杀了，手被人拉住，脖子被人掐住，喊救命额、救命额，我没看到，有几个男人让我说，让我说看到了，去帮他作证，作证如果赢了，这样哪天你女儿也会好起来，做了这样的证。”
【2010年12月30日12时，华一村黄迪燕家】
黄的丈夫王仕高说，凌晨1：30才放回家，放回家前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已经说了没看见，这件事不能再说。他拒绝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进门。记者答应不问问题，只看黄迪燕身体情况，才获准进屋。
正午12时，黄迪燕家，二楼，黄迪燕侧卧在床，王仕高掀开裹在她身上轻微抖动的两床被子，黄迪燕和着全身衣裤朝右侧蜷缩着，两手捂着嘴，全身一直在瑟瑟发抖。
送记者出来，王仕高说，自己还有一家人，这事不能再说，再说一家人都要给弄死。
【自称是全程目击证人的目新一（化名）与本报记者签署保密协议，并保证对中央调查组出面作证，证实亲眼看见钱云会被谋杀过程】
12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寻访到乐清公民目新一（化名）。在记者提供保密保证书，保证绝不在报纸和网络等公开场合透露他的身份、职业、姓名后，他也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签署了一份保证书，保证在获得人身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对中央调查组出面作证，证实自己亲眼目睹了钱云会被谋杀的过程。
目新一（化名）说自己那天正好到寨桥去看朋友，从小卖部那边进村，在村里与公路平行朝南岳镇方向走，和公路相隔只有一排房子，快走到靠近村口位置时看到钱云会被谋杀的过程。
“9点25分，工程车停在距离钱云会死亡点5米左右远的地方，当时车上没有人。”
“凶杀发生过程只有两分多钟。”
“9：30—9：33，这是事发的真正时间。”
“四个戴头盔穿蓝色特警衣服的人，身上没有警号，他们用警棍把钱云会打倒，压住后招手喊工程车过来，停在5米外的车子慢慢地开过来，那边两个人闪开到车子外边去，这边两个人按着，车子后边还有20多个穿特警服装的人。车轧过来后，车后面有两个人上前来看死没死。这时钱成宇走到车子跟前来了。钱成宇当时喊，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
“司机从车上下来后，拿出手机打电话报警。”
“司机被人带走了。”
“后面穿警服的拦住钱成宇，不让他追司机。”
“我看到，有四个到了现场的目击者，钱成宇不是第一个目击者，第一个是女的，她干涉，被穿特警服的人一把甩开，她出现20秒之后，钱成宇出现，钱成宇出现之后25秒左右，第三个目击证人到达现场，再隔15秒，现场出现了第四个目击者。”
目新一（化名）不肯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自己看到工程车里究竟坐了几个人，是谁，并说没有看清那四个穿特警制服者的脸，没有注意他们是否戴着口罩和手套。
之所以一直没有出面作证，他说是因为自己看到了全过程：
“有目击证人公开举报谋杀，警方没有立即立案侦查，反而派大队特警把现场清理破坏掉，目击证人钱成宇被抓捕、黄迪燕全家都被死亡威胁，我不敢相信乐清、温州和浙江的警察。只有中央调查组下来，我得到了全家人的安全保证，才能对调查组作证。”
【2011年1月1日下午，南岳镇，目新二（化名）讲述】
目新二（化名）是南岳镇人。2011年1月1日下午，他讲述：
“那天我从外地回家，正好路过寨桥。”
“看见现场，车前车后都是穿蓝衣服的人，有一个人喊救命啊一边朝着车后方向跑着追人，走近一看，钱云会的脚还在翘翘不停地动，我说你们怎么不救人啊，穿蓝色衣服的人都往车后退，一个老女人在旁边哭喊说，‘没天理啊，一个活生生的人被你们给弄死了’，旁边还有个女的劝她莫哭赶紧走。一个男的穿拖鞋过来看了一眼就走掉了。”
【2011年1月2日上午，寨桥村，目新三（化名）讲述】
“大约是9：30过一点，听见钱成宇的喊声我跑上公路来看的。”
“我看见钱成宇一路追赶了几十米远才回来。车子那边，我走近一看，我们村长钱云会叫人家给轧死了。旁边两个女的，说是去庙里烧香回来的，我没注意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后来黄迪燕出来作证我才知道她的名字。”
“村民都出来了，我也没注意那两个女的什么时候走的。钱成宇跟大家说，亲眼看见几个人把钱云会打倒，车子很慢很慢地开过来轧死村长。他说车子里面下来两个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副镇长徐祥忠。我说，钱成宇你看清楚没有，不要瞎讲，钱成宇说，我亲眼看到的，最多我死好了！”
【2011年1月3日上午，邻村，目新四（化名）讲述】
2011年1月3日上午，目新四（化名）在华秋村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那辆车根本就不是开过去的，是事发前停在那里的。”
“我那天在街边，9点半钟以后那辆车根本就没从门前马路走过。”
“我看见的，它就停在那里，一直到出事。”
“现在谁也不敢出来说话，说实话就说你造谣、要被抓走，只有等中央调查组下来，才敢出面作证。”
【2010年12月30日中午，钱家，目新五（化名）讲述】
“那天是圣诞节，从虹桥到南岳，教会包了公交车，信徒可以免费乘车。我从村里朝马路走，打算去等免费的车。
“快走到的时候，听见钱成宇喊救命、村长被轧了，就赶紧跑出去，看见几十个保安在往后退，钱成宇往前追，有保安拦他，我亲眼看见徐祥忠副镇长也在现场。”
【2011年1月3日夜，天成乡，目新六（化名）讲述】
“那天我在乐清市区办了点事，跟朋友约好去南岳耶稣堂。”
“9点05不到，车从乐清开出，大概是9：40左右，车到了到现场附近，前面有很多车都被堵了，说是出事了，车不能开。”
“我下车去看，现场看见两个女的，一个在哭‘天地良心啊，没天理啊，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给他轧死’。”
“我觉得那辆车很奇怪，不走大路，走到边上去轧死人。”
“在旁边看的时候，听说死者是被谋杀的，两个去庙里烧香回来的妇女看见了。”
【警方协助网友寻找的目击证人保安讲述】
因1月4日向乐清市公安局政治处要求提供相关证据和证人采访，被已开新闻发布会为由拒绝，故此引用警方协助网友找到目击证人保安后网友王小山的转述：
“乐清市保安服务公司的工作服，臂章上的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
“从12月21日起，寨桥村村边路上，施工方雇佣了保安公司看护（电缆工程），24小时，随时都有80-100名保安在，呆在五辆大轿车上，保安公司纪律，除方便以外，无事不得下车……郑保安所在大轿车离出事现场40-50米，是最近一辆。他下车小便，听到一声刹车，回头看看，觉得出事了，便也未小，回到车中，跟同伴说：可能撞人了。吴保安立即给一公里外巡逻的施队长打电话汇报。施队长接到电话，命令：任何人不准下车。蔡保安打110报警。张保安违令下车察看，他绕到车的前部，看到了死者，弯腰低头仔细看了一下。他说，还看到车门半开，驾驶室里已经没有了司机。张保安发现了一个高高大大的村民在他身后，便回到了大轿车。”
“孙经理和施队长乘坐在一辆8座汽车上，他们任务是巡逻电缆工程，接到电话，让司机开到出事地点，下车看到死者，也看到一个高高大大的村民。施队长打110报警，报警中心称，接到过报警电话了，已经安排。高高大大的村民然后对指着孙经理和施队长说：他们都是，他们都是。十几个村民开始围攻孙经理和施队长，施队长右额遭袭，孙经理脖子被抓伤，金项链被扯断。保安们拿了盾牌，将孙施抢了回去，也登上一辆大轿车。五辆大轿车先后离去，孙施二人原来乘坐的8座轿车，掉头从另一方向离开。大轿车离开时，时间约为10点01-02分，此时警察未到。”
五、车速和录像调查
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案发时间为2010年12月25日9：45。
2011年1月4日下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乐清市公安局政治处，要求调看110、交警接警、出警记录，和交警对现场勘验的原始报告，被以已开新闻发布会为由拒绝。
【录像与车速调查】
12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过朋友要求调看公路沿线街控视频，未果。以下引用12月31日网友王小山对在该处看到的两段录像的描述：
“采石场出口处探头显示，一辆和出事现场照片一模一样的车9:38分整经过探头下，看不清车牌，也看不清司机，车厢右侧靠近驾驶室附近，有大大的编号‘23’。录像中，车刚从山上绕下来，泥路，速度不快，约20-30公里每小时，天一直在下雨，但似乎不大，个别行人有的打伞，有的未打。”
“华一村村口探头录像资料显示，12月25日上午9:42:09秒，一辆和网上出事照片一模一样的货车经过，此时速度比较快。
“经过华一村村口那辆货车，我们估计速度在40–50之间，林副主任说，40-60都有可能。它明显超车，超过了另外一辆小车，资料中依然看不清车牌。”
“实地测试，从采石场到华一村村口，时速42公里，用时4分12秒。”
他在微博中发表个人观点，认为“两段录像造假可能性很小，如果造假，会搞得更清晰些，至少让你看到车牌，也会把两段格式搞一样。至于不公开，还是个人观点：警方很蠢。”
12月31日晚，王小山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尚不能确认探头录像中的车即是现场那辆车。
1月4日，采石场附近有要求匿名者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我只能告诉你采石场出口的摄像头近来老在修。寨桥村村民则对华一村的探头为何能正常储存录像表示怀疑，称附近几个村的探头是同一批安装的，怎么会一个可以储存另一个却不能呢？
1月4日中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租车从湾底采石场到事发地，做了三次车速测试，与王小山所做测试基本符合。
以42公里左右车速通过事发地，根据司机讲述，发现前方有人时紧急踩下了刹车，则应当留下足以测速的刹车痕，但温州长顺机动车司法鉴定事务所作出的鉴定结论第四条说：“由于鉴定条件不足，事故发生时行驶速度不能计算。”
【采石场老工人去向不明，原始出车记录不知何处】
根据采石场通行的管理规则，运石车在出门时，会有记录者坐在门边记录。
而当日，据称仅有一辆运石车从该采石场运出，为此，记者特意到湾底采石场查找12月25日的原始出车记录。
但被告知，该采石场的工人均是从12月27日以后新来的，12月25日之前的老采石工人们去了何方，无人回答，原始记录不知在哪里。
六、案发时间调查
警方公布信息显示事发时间为9：45左右。
几位目击证人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明确提到，案发时间为9：30左右，那位对记者签署保证书的目击证人更明确说事件发生时间为9：30—9：33。
从1月1日到1月4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事发当天途经现场的两条公交线路做了调查，两条线路的调查结果均接近于几位目击证人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所述的9点半左右。
【虹桥至南岳线】
12月25日为圣诞节，教会为信众免费提供了从虹桥镇到南岳镇耶稣堂的巴士。
该线路车队侯队长拒绝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供事发后前方被堵车辆达到现场的时间，但他和多位司机告诉记者，虹桥到南岳车站全程20多分钟，到南岳耶稣堂最多不到30分钟（1月4日记者亲自试验发现所言非虚），每5分钟发一班车。
当天教会租用了五辆公交车免费提供给教徒，这五辆车滚动运行，记者找到了两个年轻的耶稣信徒，他们跟车为信徒提供服务，信徒介绍，信众到得很齐，因此发车时间间距实际比平时坐收费公交车时短，而且当天路上并不堵车，发生钱云会死亡事件后才开始堵车。
其中一位信徒固定跟一辆车，7：20从南岳耶稣堂附近出发，以下依时间估算：前往虹桥最多30分钟即为7：50，然后7：55从虹桥返回8：25左右到达南岳耶稣堂，8：30再次发车去虹桥，之后9：05再次返回，在返回接近现场前一直没有堵车，也未出现意外，在现场附近因人群聚集发生了堵路。由正常情况下全程最多耗时30分钟计算，则发生堵路的时间应在9：35—9：40之前，而况事发地离终点南岳镇耶稣堂的车行时距还有3-4分钟左右。
【乐清至南岳线】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天成乡找到一位经常坐乐清到南岳线路去南岳耶稣堂的乘客。
“9：05分不到时发的车，这一条线路我很熟悉，他们一般发车时间是10分钟。这段距离开车一般20多分钟，由于是公交车常有乘客上下，因此全程正常情况是40分钟不到，堵车时也会到50分钟。”
“那趟车一路都不堵，很畅通，一直到现场附近才被堵住。”
“被堵住的时候是9：40左右，前面已经有很多车了，推算已经堵了几分钟。”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1月4日跟了一辆从南岳出发到乐清的公交车，全程共费时38分钟，其中从南岳车站到事发现场费时2分钟。
调查两条线路公交车了解的车辆被堵时间，都在9：40之前。为进一步查证警方所公布的案发时间为9：45分左右的根据，1月4日下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乐清市公安局政治处要求查看案发时接警出警的相关记录，被拒绝。
七、死亡录像与最后电话
【2011年1月3日上午，钱云会家，钱妻王招燕第二次讲述】
“除了两个人，一般人来电话他不接，一起上访的王立权来电话要接，再就是徐副镇长。”
“25日上午9点左右，钱云会接了一个电话，说电话时出的门………”
【2011年1月3日上午，路边小卖店店主讲述】
“那天可能是9点刚过一点吧，钱云会来买三包14元的利群香烟，我这里刚好卖完了，他就到华秋村的商店去买，后来我就没注意过他了。”
【2010年12月29日上午，寨桥村，钱家，钱云会堂弟讲述】
“那天事发后不久，亲戚在泥地里找到钱云会的手机，当时是打湿了关机的，交到钱云会的亲戚钱大至（化名）手里，钱大至（化名）把它转交到钱志刚（化名）手里，由钱志刚（化名）他们几个人一起拿去查通话记录。”
【2010年12月29日下午，寨桥村，黄志刚（化名）讲述最后一个电话的记录消失】
“那天，我和钱志刚（化名）还有几个人一起拿到手机，马上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把手机打开一看，里面最后那个电话的电话号码记录没有了。”
“他是9点左右打着电话出门的，可是电话记录里时间保存的最接近的只有王立权在8：30-8：31给他打的电话。”
“这段时间他确实很谨慎，基本不会单独走过马路，出村的时候总是两三个人一起，电话也一般只接王立权和副镇长两个人的，这个电话究竟是谁呢？”
【2011年1月3日上午，钱家，钱的儿媳讲述钱云会身份证曾被窃走】
“25日下午四点前，我们一家都在马路上，等到回来后发现，我父亲放在二楼的公文包，被人掏得干干净净。”
“他的公文包里一向放很多东西，有身份证和重要的材料，我们几个人翻看，发现包里每个口袋都完全是空的。”
“27日，一个记者问我们身份证在不在，说可以拿身份证去电话公司查通话记录。我对他说身份证和很多文件在包里被偷空，顺手拿过包来，居然发现身份证出现在包的外口袋，口袋还没有封上。”
【2010年12月31日下午，寨桥村，钱家，钱云会亲弟讲述】
“前两天一个记者领着我去电话公司看通话记录，电话公司说，要我报出钱云会最近拨打或者接听的十个号码，我报不出来，就不肯给我看。”
【2010年12月29日夜，新闻发布会，温州警方】
据公开报道，警方声称，已调取通话记录，通话时间为12月25日上午“不到8点时”，“打给村民王某”。
温州警方：“我们查到了钱云会最后的电话，是本村村民王某打过来的，主要讲了一些村子事务问题，并不是传言中的副镇长打电话过去。”
【2011年1月4日下午，乐清，张强（化名）讲述钱云会死亡录像有50%可能】
“手机目前保存在外面一个隐秘的地方，相信通过技术可以还原最后一个电话的真相。”
“与手机一起被转移走的，还有一件微型摄录设备，这个设备是钱云会准备的，当时他摁下摄录设备开关的可能性是50%，目前时机未到，我们不能告诉你到底钱云会死前摄下他自己的死亡录像没有。”
【2011年1月7日晚，知道钱云会死亡时身上带有微型摄录设备的村民钱成钱被抓】
钱成钱知道钱云会死亡时身上带有微型摄录设备，但并不知晓该摄录设备被转移到何方，他于2011年1月7日晚被抓，次日下午，村民将此消息电话告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2011年1月11日，乐清看守所，律师会见时，王立权说，钱云会死前最后一个电话并非是他打的】
两位上海律师会见王立权时，王立权表示：一，他没有寻衅滋事行为，他无罪。二，当天钱云会找他是要准备继续上访的材料。三，最后钱云会出来并死亡的电话并非他打的。
八、副镇长是否不在现场？
1月3日，有同行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徐祥忠对他声称当天9：45之前自己在睡觉，并向他提供了四个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对其作出的不在现场证明。
鉴于这几位工作人员均为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者，1月3日、4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两次以公民身份来到蒲岐镇政府，寻找2011年刚被提任为副书记的原驻寨桥村副镇长徐祥忠，希望了解其12月25日的行踪。
1月4日徐祥忠回答说，想了解情况请找镇宣传委员钱某。
面对以公民身份提出的了解徐祥忠12月25日行踪的要求，钱委员表示，徐祥忠遭怀疑，此事应该去公安机关找说法。
1月4日下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过乐清市委宣传部，联系到乐清市公安局政治处。
政治处林姓主任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对于被指有嫌疑的，公安机关肯定做了该做的事，但拒绝对记者出示相关记录，他认为已经定为交通肇事，而且新闻发布会已经开过了，公安机关为记者提供的限于发布会内容。
至于钱云会案，乐清乃至温州市公安机关是否做了刑事案件应做的周边以及外围寻访工作，他说，发布会已经说过。
【2010年12月29日温州警方钱云会案新闻发布会】
温州警方通报说：“排除“谋杀”的依据，在调查中，我们：一是严格审查了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嫌疑人与死者是否有利害关系、是否受人指使等情况，并对其生活轨迹、工作情况、人际交往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调查，排除了其主观故意的可能；二是细致地开展了现场调查访问。既对公安机关已掌握的所有证人重新进行了询问、调查；又对目击证人钱成宇和网民提出的“第二目击证人”黄迪燕进行了询问，确定并无“谋杀”行为被直接目击。三是从现场勘查情况看，现场留有明显的车辆刹车痕迹、尸体拖痕、人车碰撞痕迹，与被人强行压住碾压的行为不符。”
温州警方的通报并未明确讲述是否对现场附近所有居民和外围做过寻访工作。
当天的发布会上，警方说：“不放过一个疑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076820100oa0m.html
工程车被指证当天9时25分即停在死亡点五米外；
全程目击证人与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签署保密协议，并保证对中央调查组出面作证，证实亲眼看见钱云会被谋杀过程；
调查显示案发时间应为上午9：30左右而非警方公布的9：45；
钱云会死前有摁下微摄录设备按钮从而拍下死亡过程的可能；
相关证据，正等待中央派出调查组走访取证；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刘建锋
2010年12月25日上午9时许，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口，53岁的寨桥村前任村主任钱云会被发现死于一辆车号为皖K5B323的解放牌重型自卸货车左前轮下。
由于死者钱云会有多年上访经历，加之现场死者状态被村民认为奇特，又有目击者钱成宇坚称是谋杀，村民主张保护现场、刑事立案，而警方认定为交通事故要求清理现场，事件当天发生了警民冲突，即村民口中的“抢夺尸体”事件，引起世界范围的舆论关注。
12月29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抵达寨桥村，在八天内独家寻访到几位现场目击证人，本文主要内容为对现场证人的调查记录。
一、现场
（根据警方公布信息与死者家属提供的图片）
货车驾驶员费良玉，男，1979年8月29日出生，安徽省颖上县黄桥镇张庄村东海队人，警方查实属无证驾驶。皖K5B323解放牌工程自卸车，行驶证车辆所有人：安徽省颖上县长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实际车主费良玉，已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
图片中可见死者为前胸伏地姿态，胸颈部被左前轮碾压，内脏组织溢出至肩颈部，左胳膊向前伸出，臀部翘起接近车底，下肢弯曲，右膝与右小腿上部的正面着地，右脚尖点地。
出事路段路宽16米，其中1/4被杂物占住，路面因雨潮湿。从现场图片和视频上可见：死者位于车头左前轮方向，被碾压位置已越出硬化路面，左前轮在泥土上留下一条印迹，死者头颈下有车轮推碾造成的浮土，高约15厘米左右,未见其他车轮留下的明显印迹。
根据现场图片，货车上部整体为橘红色，车头前方橘色部位的泥灰未见遭刮擦痕迹。
警方公布信息称，该车前保险杠黑色横梁下方有刮擦痕迹，车辆底部前轮轮轴附近有刮痕，死者使用的雨伞伞骨局部被压扁。警方分析，死者为左侧身体与车辆前保险杠发生碰撞后，身体右侧倒地被车辆拖行碾压致死。
12月26日乐清交警大队委托温州长顺机动车司法鉴定事务所对肇事车辆作鉴定。29日下午送到死者钱云会家的鉴定结论共四条。
一、行车制动原装载测试制动性能差，空载测试制动性能正常；二、转向系统技术状况正常。三、整车含货物总质量60020KG（即60.02吨）。
鉴定结论第四条说：“由于鉴定条件不足，事故发生时行驶速度不能计算。”
与出事地点隔着马路的正对面处，有一圆形街控摄像头，当天，警方告诉村民，该摄像头处于调试阶段，不具有储存视频的功能。
二、死者钱云会
钱云会，生于1957年10月13日，小学文化。
2004年4月12日，寨桥村村民不满村委会对浙能电厂向该村征地事务的处理，开大会提前罢免村委会成员，钱云会开始实际主导村务。
当年4月26日，钱云会与村民王立权、钱成钱为征地事赴京上访维权，路上被截回。28日村民围堵政府要求放人，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多位村民被打伤。
2005年3月10日，钱云会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2005年4月，钱云会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2008年7月，在京上访的钱云会被抓并被判刑两年。
2008年，由于村民抵制更换村主任，寨桥村村委会未能如期换届。
2010年4月，钱云会尚在狱中服刑，蒲岐镇政府动员寨桥村民选举村民代表与生产队长，遭村民罢选抵制。
【2010年12月29日上午，钱家，村民钱飞（化名）】：
“政府4月提出选举，是害怕钱云会出狱后村民继续选他当村长。2010年7月出狱后，钱云会继续带头维权。”
“2010年12月17日，因之前道路拓宽（由8米拓宽至16米）村里土地被占用38亩未获得满意赔偿，钱云会带村民讨说法，无果，村民上路拦阻路边线缆施工、不让装载土石的工程车辆通行，导致多方利益受损。21日又与协警发生冲突，两位村民被抓。从21日开始，百余身着协警制服的保安开始在寨桥村口附近日夜巡逻。”
【2011年1月1日上午，钱家，钱云会妻子王招燕】：
“死亡那天的一周前，他拿了一份说是干部违法的证据，上有驻村干部的盖章，去找驻村的副镇长（指徐祥忠，2011年获任为镇党委副书记——记者注）。我拉着他的手，叫他不要去啊、不要拿给他们看啊，他还是去了。”
“过去他们两人的关系还不坏，但是那天，钱云会把那张纸拍在徐副镇长面前，两个人大吵了一场。”
“几个月前，徐祥忠找我，跟我说帮我家把上访以来的债务还清，报销我全部的医药费，给钱云会发几年的工资补贴。我说，村民被打的事情怎么办？徐说这件事你们不要管。钱云会听说后，对我说，你的脑子要清楚！”
“前不久，有人说，上面想给他一笔钱，让他不再出面，钱云会拒绝了。这件事，钱云会自己没有对我说过。”
“他的性格固执，也知道自己很危险，死前那一个星期，出村从来都不是自己一个人，担心被人害死，死前几天都不敢睡在家里。除了两个人，一般人来电话他不接，一起上访的王立权来电话要接，再就是徐副镇长。”
“25日上午9点左右，钱云会接了一个电话，说着电话出的门……”
【2010年12月29日新闻发布会上，官方发给记者的钱云会材料】：
钱云会 2005年当选寨桥村村委会主任，此前在1992年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2005年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刑1年6个月，缓刑2年；2008年因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2010年7月22日刑满释放。
三、现场清理与证人被拘
【2010年12月29日下午，寨桥村，钱家，钱云会的小女钱旭玲】：
“我是11点不到，到的现场。有很多人、有交警。”
“村民围着，保护现场要求刑事立案。
“母亲一直哭，母亲身体一向不好，下午我去医院给母亲带点滴过来，很多警察已经把现场围起来，我在外面，要求警察让开，我好进去，说我是家属还不让进吗，就被抓了。”
“派出所的说街控录下村民打人了，我说，我父亲上午死你们说没录下，死了没一会，村民打派出所的人，你们怎么就录下了？”
【2010年12月29日下午，寨桥村，钱家，钱云会的女婿赵旭】
“村民是不让破坏现场，有人说要等记者来拍照。下午四点，我被卡住后脖颈抓走，动一下就挨一警棍。录完口供后关到看守所，在厕所里挨打，我上三次厕所，被打了两次，提出给家里打个电话，又被带到厕所打了一顿。”
【2010年12月29日上午，寨桥村，钱家，钱云会堂弟】：
“25号上午，我到达时，交警已经出了现场，他们大概是9：50左右到的。10点过，交警提出，这是交通事故，车由交警带走，尸体请家属带走。我没同意。因为村民说这是一场谋杀——钱成宇在现场对交警举报，他亲眼看见几个人在马路上推搡扭打，以为是开玩笑，车子慢慢地开过来，一个人倒地被轧在车子下面，走近了看见是钱云会——我要求看街控，和交警一起到派出所要求看街控视频，派出所不同意，连交警都不让进门。
“派出所的人说，所里的人被村民打了，街控都录下来了。
“回到现场后，队长说，那就到市交警支队去看。到市区后，我被领着做了几个小时的笔录，终于获得准许，但是打开电脑，没有录像资料，说那个街控没有联结。
“再次回到现场，大约下午2点多，人、车还在原地，有80多个特警持警棍和盾牌在附近，全村人都出来了，村民围护着现场不让动。治安大队队长侯金海穿着便衣进来，有人认出来了，围着打伤了他。下午4点左右，上千警察来了，带着11条警犬，现场抓了十多个村民。
“现场被破坏，车子和尸体都带走了。
“钱成宇是现场目击证人，第二天也被抓走。”
【2010年12月29日下午，天成乡万宅村钱成凤家，钱成凤】：
“我是钱成宇的姐姐。钱成宇那天跟我讲，他隔得有点远，看到四个人把一个人推搡，扭打到地上，以为他们在玩，但看见车子很慢很慢地开过去把人轧死了。”
“走近一看，是钱云会死了，他当时腿被吓软，没注意那四个人怎么跑开的，然后看见司机和另一个人下车跑掉，他喊‘救命，村长被轧死了’，追赶那个司机，没有抓到。
“晚上他不敢睡在家里，跑到我家，26日下午四点，他去我的小店帮着钉招牌回去，5点我回家做好了饭，上楼去喊他，发现他住的房里电视机开着，人不见了。一整夜他手机关机，27日上午9到11点，手机开了，但一直没人接。
“27日下午，有人告诉我母亲，说在镇政府看见钱成宇被抓了，带着手铐脚镣。”
【2010年12月29日晚6时，钱成宇家，钱成宇的母亲王碎花】：
“钱成宇46岁，他从小就不爱撒谎。”
“那天他没直接告诉我。他在现场跟警察讲了，说看见几个人跟一个人打，把他打倒，等车子把那人轧死后，走近了才看清是钱云会。”
“那一天钱成宇都很害怕，他在家和马路中间来来回回地跑，很不安。”
“晚上他没敢在家里睡，去了他姐姐家。第二天，人不见了，27号那天有人告诉我，说钱成宇被人抓走了，在镇政府那里，手脚都给铐住。”
【2010年12月31日，钱成宇家属收到拘留通知，通知书称钱成宇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于27日上午9时被拘】
【2010年12月29日22：55，新闻发布会，温州警方】
温州市公安局已通报，派出所民警现场调查时两位民警受到村民袭击，多处受伤。死者家属及部分村民在事发现场搭建灵堂、非法设置路障，并阻挠民警进行现场调查工作。
“第一个目击证人钱成宇没有看到把人故意碾死的情况，也没有散布谣言。之所以控制第一个目击证人钱成宇，是因为在一些不明真相的村民围攻殴打民警时，他是参与者之一。”
四、现场目击证人调查记录
【钱成宇录音】
2010年12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从一王姓村民手中获得一份手机录音。这份记录时间为12月25日10：42的录音，长仅1分47秒，其中出现多个不同口音，均为本地方言。村民介绍，其中嗓音含糊的男低音为钱成宇的口音。
村民许某对记者翻译了能听清的几句：“我站在车左边，他在右边（指面对车头）,车这么大，我也看不到……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司机）保安带走了，保安把我挡开，不让我抓（司机）……”
12月31日网络公民组成的调查团也获得了这份录音，他们从录音听到的钱成宇话语是：“我站这里，云会已经翻过来了，绊倒，不知道车子里面有没有人”
提供录音的王姓村民在30日介绍，这段录音是在跟交警谈时录下的，交谈时间远不止两分钟，他只录了1分47秒，怕被注意没敢多录，当时也没想到钱成宇会被抓走。
【钱成宇在看守所被安排接受法制日报与央视记者采访】
12月29日在看守所被安排接受央视采访时钱成宇说：“这条马路有16米多，我从四五米的地方看见这个车走动了六七十公分……”
在看守所他被安排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法制日报12月30日报道：“钱成宇说：‘……政府把地拿走了，钱给那么少，我们不同意，村长带头反对，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才被谋杀的。’记者问，这只是他的推测，有什么证据。钱成宇说：“车子开到了左边，还不刹车，难道不是谋杀？百分之一百是谋杀。”
【华一村村民黄迪燕公开出面作证】
据东方早报12月29日报道，黄迪燕在12月28日下午4时，来到寨桥村村口钱云会死亡处，当众说当天9时30分左右自己从佛堂求佛回来路过时，亲眼看到有三个戴着黑口罩、白手套的人按着钱云会，有两人将钱云会的手臂后扳。自己当时过去试图阻止，其中一人推开她，停在一旁的工程车慢慢开过来朝钱云会身上轧过去。司机及副驾驶位的人和凶手一起乘坐小面包车逃离。
29日上午9时，钱云会堂弟：“黄迪燕的丈夫说她脑子有问题，让大家别相信。但现场村民说，她思维很有逻辑，看起来头脑很清醒，不像脑子有病的。”
黄迪燕的丈夫30日中午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28日下午6时，黄迪燕的亲戚接到警方电话，29日上午9时，他和黄迪燕都被带到公安局，直到30日1：30被放回家。
【12月29日晚上，黄迪燕在公安局期间被安排接受央视采访】
“有人叫我去做好事，这样你女儿会好起来，你也会好起来，我问那做好事怎么做，他说这个人被人谋杀了，手被人拉住，脖子被人掐住，喊救命额、救命额，我没看到，有几个男人让我说，让我说看到了，去帮他作证，作证如果赢了，这样哪天你女儿也会好起来，做了这样的证。”
【2010年12月30日12时，华一村黄迪燕家】
黄的丈夫王仕高说，凌晨1：30才放回家，放回家前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已经说了没看见，这件事不能再说。他拒绝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进门。记者答应不问问题，只看黄迪燕身体情况，才获准进屋。
正午12时，黄迪燕家，二楼，黄迪燕侧卧在床，王仕高掀开裹在她身上轻微抖动的两床被子，黄迪燕和着全身衣裤朝右侧蜷缩着，两手捂着嘴，全身一直在瑟瑟发抖。
送记者出来，王仕高说，自己还有一家人，这事不能再说，再说一家人都要给弄死。
【自称是全程目击证人的目新一（化名）与本报记者签署保密协议，并保证对中央调查组出面作证，证实亲眼看见钱云会被谋杀过程】
12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寻访到乐清公民目新一（化名）。在记者提供保密保证书，保证绝不在报纸和网络等公开场合透露他的身份、职业、姓名后，他也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签署了一份保证书，保证在获得人身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对中央调查组出面作证，证实自己亲眼目睹了钱云会被谋杀的过程。
目新一（化名）说自己那天正好到寨桥去看朋友，从小卖部那边进村，在村里与公路平行朝南岳镇方向走，和公路相隔只有一排房子，快走到靠近村口位置时看到钱云会被谋杀的过程。
“9点25分，工程车停在距离钱云会死亡点5米左右远的地方，当时车上没有人。”
“凶杀发生过程只有两分多钟。”
“9：30—9：33，这是事发的真正时间。”
“四个戴头盔穿蓝色特警衣服的人，身上没有警号，他们用警棍把钱云会打倒，压住后招手喊工程车过来，停在5米外的车子慢慢地开过来，那边两个人闪开到车子外边去，这边两个人按着，车子后边还有20多个穿特警服装的人。车轧过来后，车后面有两个人上前来看死没死。这时钱成宇走到车子跟前来了。钱成宇当时喊，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
“司机从车上下来后，拿出手机打电话报警。”
“司机被人带走了。”
“后面穿警服的拦住钱成宇，不让他追司机。”
“我看到，有四个到了现场的目击者，钱成宇不是第一个目击者，第一个是女的，她干涉，被穿特警服的人一把甩开，她出现20秒之后，钱成宇出现，钱成宇出现之后25秒左右，第三个目击证人到达现场，再隔15秒，现场出现了第四个目击者。”
目新一（化名）不肯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自己看到工程车里究竟坐了几个人，是谁，并说没有看清那四个穿特警制服者的脸，没有注意他们是否戴着口罩和手套。
之所以一直没有出面作证，他说是因为自己看到了全过程：
“有目击证人公开举报谋杀，警方没有立即立案侦查，反而派大队特警把现场清理破坏掉，目击证人钱成宇被抓捕、黄迪燕全家都被死亡威胁，我不敢相信乐清、温州和浙江的警察。只有中央调查组下来，我得到了全家人的安全保证，才能对调查组作证。”
【2011年1月1日下午，南岳镇，目新二（化名）讲述】
目新二（化名）是南岳镇人。2011年1月1日下午，他讲述：
“那天我从外地回家，正好路过寨桥。”
“看见现场，车前车后都是穿蓝衣服的人，有一个人喊救命啊一边朝着车后方向跑着追人，走近一看，钱云会的脚还在翘翘不停地动，我说你们怎么不救人啊，穿蓝色衣服的人都往车后退，一个老女人在旁边哭喊说，‘没天理啊，一个活生生的人被你们给弄死了’，旁边还有个女的劝她莫哭赶紧走。一个男的穿拖鞋过来看了一眼就走掉了。”
【2011年1月2日上午，寨桥村，目新三（化名）讲述】
“大约是9：30过一点，听见钱成宇的喊声我跑上公路来看的。”
“我看见钱成宇一路追赶了几十米远才回来。车子那边，我走近一看，我们村长钱云会叫人家给轧死了。旁边两个女的，说是去庙里烧香回来的，我没注意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后来黄迪燕出来作证我才知道她的名字。”
“村民都出来了，我也没注意那两个女的什么时候走的。钱成宇跟大家说，亲眼看见几个人把钱云会打倒，车子很慢很慢地开过来轧死村长。他说车子里面下来两个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副镇长徐祥忠。我说，钱成宇你看清楚没有，不要瞎讲，钱成宇说，我亲眼看到的，最多我死好了！”
【2011年1月3日上午，邻村，目新四（化名）讲述】
2011年1月3日上午，目新四（化名）在华秋村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那辆车根本就不是开过去的，是事发前停在那里的。”
“我那天在街边，9点半钟以后那辆车根本就没从门前马路走过。”
“我看见的，它就停在那里，一直到出事。”
“现在谁也不敢出来说话，说实话就说你造谣、要被抓走，只有等中央调查组下来，才敢出面作证。”
【2010年12月30日中午，钱家，目新五（化名）讲述】
“那天是圣诞节，从虹桥到南岳，教会包了公交车，信徒可以免费乘车。我从村里朝马路走，打算去等免费的车。
“快走到的时候，听见钱成宇喊救命、村长被轧了，就赶紧跑出去，看见几十个保安在往后退，钱成宇往前追，有保安拦他，我亲眼看见徐祥忠副镇长也在现场。”
【2011年1月3日夜，天成乡，目新六（化名）讲述】
“那天我在乐清市区办了点事，跟朋友约好去南岳耶稣堂。”
“9点05不到，车从乐清开出，大概是9：40左右，车到了到现场附近，前面有很多车都被堵了，说是出事了，车不能开。”
“我下车去看，现场看见两个女的，一个在哭‘天地良心啊，没天理啊，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给他轧死’。”
“我觉得那辆车很奇怪，不走大路，走到边上去轧死人。”
“在旁边看的时候，听说死者是被谋杀的，两个去庙里烧香回来的妇女看见了。”
【警方协助网友寻找的目击证人保安讲述】
因1月4日向乐清市公安局政治处要求提供相关证据和证人采访，被已开新闻发布会为由拒绝，故此引用警方协助网友找到目击证人保安后网友王小山的转述：
“乐清市保安服务公司的工作服，臂章上的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
“从12月21日起，寨桥村村边路上，施工方雇佣了保安公司看护（电缆工程），24小时，随时都有80-100名保安在，呆在五辆大轿车上，保安公司纪律，除方便以外，无事不得下车……郑保安所在大轿车离出事现场40-50米，是最近一辆。他下车小便，听到一声刹车，回头看看，觉得出事了，便也未小，回到车中，跟同伴说：可能撞人了。吴保安立即给一公里外巡逻的施队长打电话汇报。施队长接到电话，命令：任何人不准下车。蔡保安打110报警。张保安违令下车察看，他绕到车的前部，看到了死者，弯腰低头仔细看了一下。他说，还看到车门半开，驾驶室里已经没有了司机。张保安发现了一个高高大大的村民在他身后，便回到了大轿车。”
“孙经理和施队长乘坐在一辆8座汽车上，他们任务是巡逻电缆工程，接到电话，让司机开到出事地点，下车看到死者，也看到一个高高大大的村民。施队长打110报警，报警中心称，接到过报警电话了，已经安排。高高大大的村民然后对指着孙经理和施队长说：他们都是，他们都是。十几个村民开始围攻孙经理和施队长，施队长右额遭袭，孙经理脖子被抓伤，金项链被扯断。保安们拿了盾牌，将孙施抢了回去，也登上一辆大轿车。五辆大轿车先后离去，孙施二人原来乘坐的8座轿车，掉头从另一方向离开。大轿车离开时，时间约为10点01-02分，此时警察未到。”
五、车速和录像调查
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案发时间为2010年12月25日9：45。
2011年1月4日下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乐清市公安局政治处，要求调看110、交警接警、出警记录，和交警对现场勘验的原始报告，被以已开新闻发布会为由拒绝。
【录像与车速调查】
12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过朋友要求调看公路沿线街控视频，未果。以下引用12月31日网友王小山对在该处看到的两段录像的描述：
“采石场出口处探头显示，一辆和出事现场照片一模一样的车9:38分整经过探头下，看不清车牌，也看不清司机，车厢右侧靠近驾驶室附近，有大大的编号‘23’。录像中，车刚从山上绕下来，泥路，速度不快，约20-30公里每小时，天一直在下雨，但似乎不大，个别行人有的打伞，有的未打。”
“华一村村口探头录像资料显示，12月25日上午9:42:09秒，一辆和网上出事照片一模一样的货车经过，此时速度比较快。
“经过华一村村口那辆货车，我们估计速度在40–50之间，林副主任说，40-60都有可能。它明显超车，超过了另外一辆小车，资料中依然看不清车牌。”
“实地测试，从采石场到华一村村口，时速42公里，用时4分12秒。”
他在微博中发表个人观点，认为“两段录像造假可能性很小，如果造假，会搞得更清晰些，至少让你看到车牌，也会把两段格式搞一样。至于不公开，还是个人观点：警方很蠢。”
12月31日晚，王小山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尚不能确认探头录像中的车即是现场那辆车。
1月4日，采石场附近有要求匿名者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我只能告诉你采石场出口的摄像头近来老在修。寨桥村村民则对华一村的探头为何能正常储存录像表示怀疑，称附近几个村的探头是同一批安装的，怎么会一个可以储存另一个却不能呢？
1月4日中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租车从湾底采石场到事发地，做了三次车速测试，与王小山所做测试基本符合。
以42公里左右车速通过事发地，根据司机讲述，发现前方有人时紧急踩下了刹车，则应当留下足以测速的刹车痕，但温州长顺机动车司法鉴定事务所作出的鉴定结论第四条说：“由于鉴定条件不足，事故发生时行驶速度不能计算。”
【采石场老工人去向不明，原始出车记录不知何处】
根据采石场通行的管理规则，运石车在出门时，会有记录者坐在门边记录。
而当日，据称仅有一辆运石车从该采石场运出，为此，记者特意到湾底采石场查找12月25日的原始出车记录。
但被告知，该采石场的工人均是从12月27日以后新来的，12月25日之前的老采石工人们去了何方，无人回答，原始记录不知在哪里。
六、案发时间调查
警方公布信息显示事发时间为9：45左右。
几位目击证人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明确提到，案发时间为9：30左右，那位对记者签署保证书的目击证人更明确说事件发生时间为9：30—9：33。
从1月1日到1月4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事发当天途经现场的两条公交线路做了调查，两条线路的调查结果均接近于几位目击证人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所述的9点半左右。
【虹桥至南岳线】
12月25日为圣诞节，教会为信众免费提供了从虹桥镇到南岳镇耶稣堂的巴士。
该线路车队侯队长拒绝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供事发后前方被堵车辆达到现场的时间，但他和多位司机告诉记者，虹桥到南岳车站全程20多分钟，到南岳耶稣堂最多不到30分钟（1月4日记者亲自试验发现所言非虚），每5分钟发一班车。
当天教会租用了五辆公交车免费提供给教徒，这五辆车滚动运行，记者找到了两个年轻的耶稣信徒，他们跟车为信徒提供服务，信徒介绍，信众到得很齐，因此发车时间间距实际比平时坐收费公交车时短，而且当天路上并不堵车，发生钱云会死亡事件后才开始堵车。
其中一位信徒固定跟一辆车，7：20从南岳耶稣堂附近出发，以下依时间估算：前往虹桥最多30分钟即为7：50，然后7：55从虹桥返回8：25左右到达南岳耶稣堂，8：30再次发车去虹桥，之后9：05再次返回，在返回接近现场前一直没有堵车，也未出现意外，在现场附近因人群聚集发生了堵路。由正常情况下全程最多耗时30分钟计算，则发生堵路的时间应在9：35—9：40之前，而况事发地离终点南岳镇耶稣堂的车行时距还有3-4分钟左右。
【乐清至南岳线】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天成乡找到一位经常坐乐清到南岳线路去南岳耶稣堂的乘客。
“9：05分不到时发的车，这一条线路我很熟悉，他们一般发车时间是10分钟。这段距离开车一般20多分钟，由于是公交车常有乘客上下，因此全程正常情况是40分钟不到，堵车时也会到50分钟。”
“那趟车一路都不堵，很畅通，一直到现场附近才被堵住。”
“被堵住的时候是9：40左右，前面已经有很多车了，推算已经堵了几分钟。”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1月4日跟了一辆从南岳出发到乐清的公交车，全程共费时38分钟，其中从南岳车站到事发现场费时2分钟。
调查两条线路公交车了解的车辆被堵时间，都在9：40之前。为进一步查证警方所公布的案发时间为9：45分左右的根据，1月4日下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乐清市公安局政治处要求查看案发时接警出警的相关记录，被拒绝。
七、死亡录像与最后电话
【2011年1月3日上午，钱云会家，钱妻王招燕第二次讲述】
“除了两个人，一般人来电话他不接，一起上访的王立权来电话要接，再就是徐副镇长。”
“25日上午9点左右，钱云会接了一个电话，说电话时出的门………”
【2011年1月3日上午，路边小卖店店主讲述】
“那天可能是9点刚过一点吧，钱云会来买三包14元的利群香烟，我这里刚好卖完了，他就到华秋村的商店去买，后来我就没注意过他了。”
【2010年12月29日上午，寨桥村，钱家，钱云会堂弟讲述】
“那天事发后不久，亲戚在泥地里找到钱云会的手机，当时是打湿了关机的，交到钱云会的亲戚钱大至（化名）手里，钱大至（化名）把它转交到钱志刚（化名）手里，由钱志刚（化名）他们几个人一起拿去查通话记录。”
【2010年12月29日下午，寨桥村，黄志刚（化名）讲述最后一个电话的记录消失】
“那天，我和钱志刚（化名）还有几个人一起拿到手机，马上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把手机打开一看，里面最后那个电话的电话号码记录没有了。”
“他是9点左右打着电话出门的，可是电话记录里时间保存的最接近的只有王立权在8：30-8：31给他打的电话。”
“这段时间他确实很谨慎，基本不会单独走过马路，出村的时候总是两三个人一起，电话也一般只接王立权和副镇长两个人的，这个电话究竟是谁呢？”
【2011年1月3日上午，钱家，钱的儿媳讲述钱云会身份证曾被窃走】
“25日下午四点前，我们一家都在马路上，等到回来后发现，我父亲放在二楼的公文包，被人掏得干干净净。”
“他的公文包里一向放很多东西，有身份证和重要的材料，我们几个人翻看，发现包里每个口袋都完全是空的。”
“27日，一个记者问我们身份证在不在，说可以拿身份证去电话公司查通话记录。我对他说身份证和很多文件在包里被偷空，顺手拿过包来，居然发现身份证出现在包的外口袋，口袋还没有封上。”
【2010年12月31日下午，寨桥村，钱家，钱云会亲弟讲述】
“前两天一个记者领着我去电话公司看通话记录，电话公司说，要我报出钱云会最近拨打或者接听的十个号码，我报不出来，就不肯给我看。”
【2010年12月29日夜，新闻发布会，温州警方】
据公开报道，警方声称，已调取通话记录，通话时间为12月25日上午“不到8点时”，“打给村民王某”。
温州警方：“我们查到了钱云会最后的电话，是本村村民王某打过来的，主要讲了一些村子事务问题，并不是传言中的副镇长打电话过去。”
【2011年1月4日下午，乐清，张强（化名）讲述钱云会死亡录像有50%可能】
“手机目前保存在外面一个隐秘的地方，相信通过技术可以还原最后一个电话的真相。”
“与手机一起被转移走的，还有一件微型摄录设备，这个设备是钱云会准备的，当时他摁下摄录设备开关的可能性是50%，目前时机未到，我们不能告诉你到底钱云会死前摄下他自己的死亡录像没有。”
【2011年1月7日晚，知道钱云会死亡时身上带有微型摄录设备的村民钱成钱被抓】
钱成钱知道钱云会死亡时身上带有微型摄录设备，但并不知晓该摄录设备被转移到何方，他于2011年1月7日晚被抓，次日下午，村民将此消息电话告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2011年1月11日，乐清看守所，律师会见时，王立权说，钱云会死前最后一个电话并非是他打的】
两位上海律师会见王立权时，王立权表示：一，他没有寻衅滋事行为，他无罪。二，当天钱云会找他是要准备继续上访的材料。三，最后钱云会出来并死亡的电话并非他打的。
八、副镇长是否不在现场？
1月3日，有同行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徐祥忠对他声称当天9：45之前自己在睡觉，并向他提供了四个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对其作出的不在现场证明。
鉴于这几位工作人员均为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者，1月3日、4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两次以公民身份来到蒲岐镇政府，寻找2011年刚被提任为副书记的原驻寨桥村副镇长徐祥忠，希望了解其12月25日的行踪。
1月4日徐祥忠回答说，想了解情况请找镇宣传委员钱某。
面对以公民身份提出的了解徐祥忠12月25日行踪的要求，钱委员表示，徐祥忠遭怀疑，此事应该去公安机关找说法。
1月4日下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过乐清市委宣传部，联系到乐清市公安局政治处。
政治处林姓主任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对于被指有嫌疑的，公安机关肯定做了该做的事，但拒绝对记者出示相关记录，他认为已经定为交通肇事，而且新闻发布会已经开过了，公安机关为记者提供的限于发布会内容。
至于钱云会案，乐清乃至温州市公安机关是否做了刑事案件应做的周边以及外围寻访工作，他说，发布会已经说过。
【2010年12月29日温州警方钱云会案新闻发布会】
温州警方通报说：“排除“谋杀”的依据，在调查中，我们：一是严格审查了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嫌疑人与死者是否有利害关系、是否受人指使等情况，并对其生活轨迹、工作情况、人际交往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调查，排除了其主观故意的可能；二是细致地开展了现场调查访问。既对公安机关已掌握的所有证人重新进行了询问、调查；又对目击证人钱成宇和网民提出的“第二目击证人”黄迪燕进行了询问，确定并无“谋杀”行为被直接目击。三是从现场勘查情况看，现场留有明显的车辆刹车痕迹、尸体拖痕、人车碰撞痕迹，与被人强行压住碾压的行为不符。”
温州警方的通报并未明确讲述是否对现场附近所有居民和外围做过寻访工作。
当天的发布会上，警方说：“不放过一个疑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076820100oa0m.html
红卫兵档案-吴过（终）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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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指示拉开了中国文革史上另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知青运动的序幕。
迷茫、惶惑中的红卫兵，将其巨大的革命热情转移到了知青运动之中。
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讲话发表的当天晚上，北京四中的部分学生就打起背包，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
1969年1月开始，老三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在社会和学校的统一安排下，纷纷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
据最早上山下乡到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的一名叫曲折的北京知青回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曾召集有关安置北京学生的几省劳动部门的同志开会，会议期间，北京革委会一名负责人起身抱拳，作揖求请：“各省来的同志们，都请帮帮忙，各自再增加些人。刚才东北的同志表了态，他们再多接收400人，看看哪个省还能多安排些人？求求在座的各位了……”曲折当时感到有一种被当作“剩余劳动力”和“处理品”的悲哀。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哀。
但在当时，大部分学生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
乘着火车，乘着汽车，他们奔赴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只有临别前汽笛的一声长鸣，才使他们意识到了将与亲人分别，将与自己诞生和成长的城市分别，泪水情不自禁地滴落下来。
在广阔天地里，他们再一次哭了。
夜，已经很深，凉风徐徐，吹送着异域的乡音。他们三三两两来到河滩上，来到草坪上，来到山丘上，弹着吉它，吹着口琴，唱起了那支最心爱的歌曲：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唱着唱着，有人开始哭泣起来。哭声渐渐漫延，一会儿，哭声连成了一片……。
——是怀念自己逝去的青春？
——是追忆昔日的战斗岁月？
红卫兵，已经为昨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这代价还会延续到下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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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主要参考书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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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参考了以下书目文献，在此一并致谢。
王年一：《大动乱的时代》
文聿：《中国“左”祸》
晓地：《“文革”之谜》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刘兴华、华章：《“文革”酷刑实录》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１－６册）
冯骥才：《100个人的10年》
金石开：《文革死亡档案》
芭荼：《苍凉的回眸》
汉子：《中南海人物沉浮内幕》
[美]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
[美]Ｒ·特里尔：《毛泽东传》
[英]克莱尔·霖林沃丝《毛泽东及其反对者》
稣耶：《十年档案》
罗世荣、刘世永：《红卫兵祭》
秦晓鹰、马利：《老红卫兵：风云梦呓录》
乔伊、徐雅雅：《“联动”事件始末》
胡平、张胜友：《历史沉思录》
郭坦主编：《三代人对话录》
地久、致武：《文革重大武斗惨案纪实》
于辉编：《红卫兵秘录》
林青山：《康生鼎盛时期的颤栗》
胡平：《血祭红土地》
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１－３卷）
燕帆：《大串连》
蓝石、白光、苏学文：《天安门不相信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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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指示拉开了中国文革史上另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知青运动的序幕。
迷茫、惶惑中的红卫兵，将其巨大的革命热情转移到了知青运动之中。
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讲话发表的当天晚上，北京四中的部分学生就打起背包，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
1969年1月开始，老三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在社会和学校的统一安排下，纷纷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
据最早上山下乡到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的一名叫曲折的北京知青回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曾召集有关安置北京学生的几省劳动部门的同志开会，会议期间，北京革委会一名负责人起身抱拳，作揖求请：“各省来的同志们，都请帮帮忙，各自再增加些人。刚才东北的同志表了态，他们再多接收400人，看看哪个省还能多安排些人？求求在座的各位了……”曲折当时感到有一种被当作“剩余劳动力”和“处理品”的悲哀。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哀。
但在当时，大部分学生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
乘着火车，乘着汽车，他们奔赴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只有临别前汽笛的一声长鸣，才使他们意识到了将与亲人分别，将与自己诞生和成长的城市分别，泪水情不自禁地滴落下来。
在广阔天地里，他们再一次哭了。
夜，已经很深，凉风徐徐，吹送着异域的乡音。他们三三两两来到河滩上，来到草坪上，来到山丘上，弹着吉它，吹着口琴，唱起了那支最心爱的歌曲：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唱着唱着，有人开始哭泣起来。哭声渐渐漫延，一会儿，哭声连成了一片……。
——是怀念自己逝去的青春？
——是追忆昔日的战斗岁月？
红卫兵，已经为昨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这代价还会延续到下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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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主要参考书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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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参考了以下书目文献，在此一并致谢。
王年一：《大动乱的时代》
文聿：《中国“左”祸》
晓地：《“文革”之谜》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刘兴华、华章：《“文革”酷刑实录》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１－６册）
冯骥才：《100个人的10年》
金石开：《文革死亡档案》
芭荼：《苍凉的回眸》
汉子：《中南海人物沉浮内幕》
[美]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
[美]Ｒ·特里尔：《毛泽东传》
[英]克莱尔·霖林沃丝《毛泽东及其反对者》
稣耶：《十年档案》
罗世荣、刘世永：《红卫兵祭》
秦晓鹰、马利：《老红卫兵：风云梦呓录》
乔伊、徐雅雅：《“联动”事件始末》
胡平、张胜友：《历史沉思录》
郭坦主编：《三代人对话录》
地久、致武：《文革重大武斗惨案纪实》
于辉编：《红卫兵秘录》
林青山：《康生鼎盛时期的颤栗》
胡平：《血祭红土地》
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１－３卷）
燕帆：《大串连》
蓝石、白光、苏学文：《天安门不相信眼泪》
“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
说起这两个成语，其中还有一段典故的。
清朝大员曾国藩在带领部队讨伐太平天国初期战势失利，使其陷入绝望，投入江中，想以自杀谢罪或者说是洗辱，所幸被随从所救起。后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提到战况是「屡战屡败」，当时众人觉得不妥，经过商议，从死亡边缘回来的曾国藩改为「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是「衰尾道人」，而「屡败屡战」是越挫越勇的人。朝廷在看到奏章后，认为其勇气可嘉，没有处罚反而委以重任。原字未动，仅仅是顺序的改变，也使得曾国藩从中受到鼓舞，重整士气，最终攻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原本败军之将的狼狈变为英雄的百折不挠。在这里暂不分析其中的其他因素和以权谋私方面的含义，仅探究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的不同。
两个成语，一字不易，仅仅调换一下次序，表达的意思就完全相反了，也许这就是中文的优美之处吧。在我的数十个博客和微博之中，最近经常有人这样说：国家事务，轮不到我们管，你这样写这样做没有用的，算了吧，哪一次网民闹事最后成功的？想想看，算算看，好象也是。瓮安事件是第一次网络大举“围观”，第一次：网络暴动。我是第一时间参加的，前后因果都非常清楚。最后结果是政府弹压下去了，网络上也被中宣部弹压下去了，网民的诉求并没有得到尊重。案件没有得到改判，火烧公安局变成了黑社会的暴动。但是，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有那么多人自觉参与的政治事件，我称之为网络暴动元年。
接着是杨佳事件，大量网民再次为杨佳呼吁，为杨佳叫好。结果仍然看起来是政府完胜，杨佳被冷却了，处决了。但是这两个字，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中国网民纪念。对很多国人来说，他的名字不是暴徒，而是侠士、刀客、壮士，是反抗暴政的一个里程碑。假如在前网络时代，他的名字当然是会被隐没的，被秘密处决的，而在今天网络时代让他名扬天下成为后世楷模。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如最近的我爸是李刚、宜黄钟家、钱云会村长谋杀案等等。看起来网民很难得到胜利，除了邓玉娇一案。李启铭还没有正式审判，但缓刑有相当的机会发生。钟家案渐渐冷却了，最后解决有待观察。钱村长一案则已经正式宣布是“普通交通肇事案”，暂时看不到翻案的可能性。这样算起来，网民虽然鼓噪的分贝越来越大，参加言论暴动的人越来越多，可成果却还没有显现出来。
那么，我们的网络言论暴动真的是没有用处吗？未必。首先，言论暴动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民众自由表达权力的进步。这种进步不是由中共赋予的，甚至也不是网民们积极争取而来的，而是IT技术发展带来的附产品，但我宁愿将此理解为天意。在前网络或者说前web2.0时代，中国的民意完全没有表达的场所和机会，所有的媒体几乎全是中共办的，仅有的一些民间媒体也受到中共的严厉审查。民意得不到表达的最大后果就是中共可以任意强奸民意，他们可以随口说拥护中共独裁统治的人占国民的绝大多数，中国的腐败官员只是极少数，而且中共的反腐措施行为受到全国人民上下的一致称颂等等等等，好象他们天天都在做民意调查似的。
虽然这些话听起来非常让人齿冷，但是多数人相信，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渠道了解真正的民意。即便你了解到了，也没有地方让你表达，因为媒体根本不敢说，敢说也无法通过审查。于是无论你心中有多少不平，你也只能被和谐掉，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我个人认为中共建国后前三十年之所以毛腊肉可以随意肆虐中国，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言论封锁。大跃进、三年人祸、反右等等运动能搞起来，就是因为没人知道其他人的真实想法，于是都选择了从众。于是死亡数千万人对中共的政权居然没有任何冲击，而且中共居然能够将真相隐瞒了几十年一直到前网络时代的结束。
现在不同了，有了网络，我们对政府、政权的不满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同时找到同志。我们终于发现原来就在身边有那么多人有跟我们共同的想法，原来事实真相不是中共所报道的那样，原来动辄有数百万上千万国民一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点对国民的勇气的鼓舞具有不可估量的益处。当我们仅仅是一个人两个人拥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往往我们会隐藏在心里，因为对比我们个人来说，中共实在显得太强大了。但是一旦有百万人跟我们发出同样的声音，我们变得不再害怕了，因为我们成了主流。因为我们有百万之众，中共军队、警察、秘密警察再强大再多也不可能将我们都抓进去，除非他们要将整个国家都变成监狱。
那么言论暴动有用吗？我个人更加喜欢将这种言论暴动形容成语言上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那么这种言论上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用吗？怎么会没有用？太有用了，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条件不许国外进入的领域之一就是媒体呢？媒体意味着民意，意味着民心。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完全失去民意支持，就很难施政，甚至很难继续存在。
最好的实证就是满清的灭亡，我们都被教育说清朝亡于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同盟会推翻了满清政权。实际上呢？孙文、黄兴等人发动起义的时候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所谓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武昌起义参加人数不过区区数千人，广州起义更少，但是清廷几乎是数夕之间就倒下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心向背。在辛亥革命发动以后，各省督抚纷纷宣布独立，清廷也就倒下了。为什么各省纷纷独立呢？因为没有人觉得这个朝廷能够继续下去，因为政权过于腐败无能，谁都不觉得这个大清国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于是个人想个人，谁也不愿意跟政府坐在同一条船上，一起沉没。即便当时朝廷各路军队还有百万之众，兵戈虽利，不能保尺土之安，为何？因为完全失去了人心。
所以，我们虽然“屡战屡败”，又何妨“屡败屡战”呢？这个政权无耻地谋杀了钱云会，又用“交通肇事案”强奸了全体国民。这个政权为了官僚阶级的安全，庇护了醉驾杀人后又滥权欺压受害人家属的李刚父子。这样的政权，实在是中国人的耻辱。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民意的充分表达，通过网络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逼迫中共开始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我们的民主和自由。我们在网络孜孜不倦地问责政府，就是在争取我们应有的自由和权力。
中宣部不可能永久地封锁网络的，从几次越来越激烈的网络暴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清朝大员曾国藩在带领部队讨伐太平天国初期战势失利，使其陷入绝望，投入江中，想以自杀谢罪或者说是洗辱，所幸被随从所救起。后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提到战况是「屡战屡败」，当时众人觉得不妥，经过商议，从死亡边缘回来的曾国藩改为「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是「衰尾道人」，而「屡败屡战」是越挫越勇的人。朝廷在看到奏章后，认为其勇气可嘉，没有处罚反而委以重任。原字未动，仅仅是顺序的改变，也使得曾国藩从中受到鼓舞，重整士气，最终攻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原本败军之将的狼狈变为英雄的百折不挠。在这里暂不分析其中的其他因素和以权谋私方面的含义，仅探究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的不同。
两个成语，一字不易，仅仅调换一下次序，表达的意思就完全相反了，也许这就是中文的优美之处吧。在我的数十个博客和微博之中，最近经常有人这样说：国家事务，轮不到我们管，你这样写这样做没有用的，算了吧，哪一次网民闹事最后成功的？想想看，算算看，好象也是。瓮安事件是第一次网络大举“围观”，第一次：网络暴动。我是第一时间参加的，前后因果都非常清楚。最后结果是政府弹压下去了，网络上也被中宣部弹压下去了，网民的诉求并没有得到尊重。案件没有得到改判，火烧公安局变成了黑社会的暴动。但是，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有那么多人自觉参与的政治事件，我称之为网络暴动元年。
接着是杨佳事件，大量网民再次为杨佳呼吁，为杨佳叫好。结果仍然看起来是政府完胜，杨佳被冷却了，处决了。但是这两个字，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中国网民纪念。对很多国人来说，他的名字不是暴徒，而是侠士、刀客、壮士，是反抗暴政的一个里程碑。假如在前网络时代，他的名字当然是会被隐没的，被秘密处决的，而在今天网络时代让他名扬天下成为后世楷模。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如最近的我爸是李刚、宜黄钟家、钱云会村长谋杀案等等。看起来网民很难得到胜利，除了邓玉娇一案。李启铭还没有正式审判，但缓刑有相当的机会发生。钟家案渐渐冷却了，最后解决有待观察。钱村长一案则已经正式宣布是“普通交通肇事案”，暂时看不到翻案的可能性。这样算起来，网民虽然鼓噪的分贝越来越大，参加言论暴动的人越来越多，可成果却还没有显现出来。
那么，我们的网络言论暴动真的是没有用处吗？未必。首先，言论暴动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民众自由表达权力的进步。这种进步不是由中共赋予的，甚至也不是网民们积极争取而来的，而是IT技术发展带来的附产品，但我宁愿将此理解为天意。在前网络或者说前web2.0时代，中国的民意完全没有表达的场所和机会，所有的媒体几乎全是中共办的，仅有的一些民间媒体也受到中共的严厉审查。民意得不到表达的最大后果就是中共可以任意强奸民意，他们可以随口说拥护中共独裁统治的人占国民的绝大多数，中国的腐败官员只是极少数，而且中共的反腐措施行为受到全国人民上下的一致称颂等等等等，好象他们天天都在做民意调查似的。
虽然这些话听起来非常让人齿冷，但是多数人相信，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渠道了解真正的民意。即便你了解到了，也没有地方让你表达，因为媒体根本不敢说，敢说也无法通过审查。于是无论你心中有多少不平，你也只能被和谐掉，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我个人认为中共建国后前三十年之所以毛腊肉可以随意肆虐中国，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言论封锁。大跃进、三年人祸、反右等等运动能搞起来，就是因为没人知道其他人的真实想法，于是都选择了从众。于是死亡数千万人对中共的政权居然没有任何冲击，而且中共居然能够将真相隐瞒了几十年一直到前网络时代的结束。
现在不同了，有了网络，我们对政府、政权的不满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同时找到同志。我们终于发现原来就在身边有那么多人有跟我们共同的想法，原来事实真相不是中共所报道的那样，原来动辄有数百万上千万国民一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点对国民的勇气的鼓舞具有不可估量的益处。当我们仅仅是一个人两个人拥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往往我们会隐藏在心里，因为对比我们个人来说，中共实在显得太强大了。但是一旦有百万人跟我们发出同样的声音，我们变得不再害怕了，因为我们成了主流。因为我们有百万之众，中共军队、警察、秘密警察再强大再多也不可能将我们都抓进去，除非他们要将整个国家都变成监狱。
那么言论暴动有用吗？我个人更加喜欢将这种言论暴动形容成语言上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那么这种言论上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用吗？怎么会没有用？太有用了，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条件不许国外进入的领域之一就是媒体呢？媒体意味着民意，意味着民心。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完全失去民意支持，就很难施政，甚至很难继续存在。
最好的实证就是满清的灭亡，我们都被教育说清朝亡于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同盟会推翻了满清政权。实际上呢？孙文、黄兴等人发动起义的时候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所谓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武昌起义参加人数不过区区数千人，广州起义更少，但是清廷几乎是数夕之间就倒下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心向背。在辛亥革命发动以后，各省督抚纷纷宣布独立，清廷也就倒下了。为什么各省纷纷独立呢？因为没有人觉得这个朝廷能够继续下去，因为政权过于腐败无能，谁都不觉得这个大清国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于是个人想个人，谁也不愿意跟政府坐在同一条船上，一起沉没。即便当时朝廷各路军队还有百万之众，兵戈虽利，不能保尺土之安，为何？因为完全失去了人心。
所以，我们虽然“屡战屡败”，又何妨“屡败屡战”呢？这个政权无耻地谋杀了钱云会，又用“交通肇事案”强奸了全体国民。这个政权为了官僚阶级的安全，庇护了醉驾杀人后又滥权欺压受害人家属的李刚父子。这样的政权，实在是中国人的耻辱。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民意的充分表达，通过网络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逼迫中共开始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我们的民主和自由。我们在网络孜孜不倦地问责政府，就是在争取我们应有的自由和权力。
中宣部不可能永久地封锁网络的，从几次越来越激烈的网络暴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拈花一周推
RT @tufuwugan: 刚才钱云会家人给我电话，对我们狗仔队所付出的表示感谢，也认可我的总结，所以我的总结是经得起检验的，家属我想她们也知道真相，也不想被外界或个别村民利用，晚点我会公布录音，别取笑我结巴，刘结巴你知道吗？哈哈！
强烈关注！！李劲松律师就 “钱云会命案的108个相关问题”依法向温州市政府致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http://sinaurl.cn/hbQRFX
凤凰一木微博中说 今天在寨桥村听说钱村长的遗体已于昨天上午9时被当地政府偷偷火化。 当今暴政，天理不容！
小小的乐青 竟然也能通天，不过自古恶有恶报的。我们山西万荣县的群众和工人在十分钟之内，连杀三名警察。最后警察还不是白白死了吗？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 9000亿。主持人柴静很吃惊，重复地问：“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亿。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方面有分析认为，朝鲜由于对外贸易恶化和对华依赖度增加，经济正在处于“危机状态”，因此仍然需要接受外部支援。据悉，朝鲜经济的对华依赖度高达80%，急需实施改革开放措施。评：都这样了还不听话，怎么干的外交？饭桶。
日前，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透露称目前少林寺在柏林、伦敦等地直接办了40多家公司，另外还间接办了一些公司。他同时表示希望资金充裕时能在海外买地建房。评：这秃驴成商人了？还出什么家？什么家？
兰州有种特色小吃，叫烧饼。这种小吃专门供给ZF部门的，里面的人越吃越像烧饼，所以以后看见兰州的关猿了，大家就都知道了：“哦，这是个烧饼。”
兰州的治安也很差，小偷到处都是。五里铺，张蔬摊，东方红广场，只要是人多的地方，小偷就多，兰州警察不作为，看到小偷偷东西，打110，警察还问你小偷在那，说他们没看到。可以调查，小偷猖狂。我们一起的朋友，十个就有九个被偷个。
甘肃TJJ：“TNND 我水分都那么重了 我还倒数第一 我。。。”
关键是甘肃的贪官太多，反正是倒数第一了，在差也差不到哪儿，还不如给自己捞点，我们乡长3年一套楼。
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甘肃居民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再次拉大，处于西北五省（区）最后一位。第2季度，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季可支配收入列全国倒数第一。全国末尾的居民收入，对应的却是一路狂飙的甘肃房价，省会兰州更是屡屡领涨全国。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全世界最好的高速公路，全免费，有完善的医疗养老保障，义务教育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治安，你还敢说德人苦吗？
觉得他们苦吗？只有如此才能均匀财富，高纳税说明你高收入，鼓励你高消费，避免过度二极分化。所以在德国只有勤劳节约的上一代，没有飞扬跋扈的恶二代。我们的仆人是我们选的，也就没了棺二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仆人不会用我纳的税去出国考察，不会四处散财，不敢花天酒地，更不敢和低收入阶层抢利益。
如此说来是不是德国人都不买房子了吗？不是的。那年我年底的时候我朋友的会计师告诉他那一年他的收入除了一切的开支赚到手9万多欧元，要交5万多6方的税。只有一个办法，把钱花出去.买房子已经来不及了，就买车吧，匆匆忙忙的买了一个宝马7系列的，剩下差不多 2万欧元，只有交一点点税就可以了。
在德国只能租不能买。如果中国也像德国那样，买房子就查你的收入，经济来源，房价马上就跌了。如果经济来源合法的第一套房子免税还给补贴，第二套重税。
如果你的仆人能租给你这么低房租的房子你们还会买房吗？不提供给你不说明没有，都仆人自己住了。如果提供了给你们屁民都不买房了怎么提高鸡的屁怎么刮地皮怎么捞好处呢？中国的保障房为什么要卖给低收入的家庭呢？低收入的家庭能拿出这样的一笔钱就不是穷人了。
我一个亲戚在荷兰的廉租房是连体别墅，三层楼前后花园的，一个月的房租也不到1000人民币，在中国只有省长级的才能住吧？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公仆是我们选的，是为我们服务的！！！！
我在德国的时候申请到一套三房一厅120平米左右的廉租房，房租差不多是70欧元左右，合人民币六百多七百，如果有困难还不用付，房租水电都是国家付，中国中国只有广州的市长才能住。
艺术家武文建laowu1989: 维权人士被收买，将是事实。以后当局会更收买扩大化
陈年老酒old_wine: 于建嵘,御用文人左右逢源的脆弱.永远没有彻底性的一面。于建嵘对独立调查团撤离寨桥村的建议是否在透露官方下一步的动作？
# 杭州公民关注团wangwusi: 杭州公民关注团不准备听从于建嵘老师的劝告撤离，晚上休整下明天继续进村关注。于老，村民跪地痛哭、不敢说话、对记者甚至是普通外来者满眼盼望，这不是暴民的征兆这是顺民
于建嵘的退出乐清理由：附近近百名村民，跪在道路两边和钱云会家门前，哭喊冤屈。现场极有感染能力，很难获得冷静理智的判断，非常容易引发较大的冲突性事件。
杭州公民关注团wangwusi:在村子里偶遇于建嵘，看着于老师急于摆脱众村民离去的身影，我给他拍照留念。敬佩于老师面对哭泣人群时淡定理性的拂袖而去。此推仅代表个人意见，本人对以上话负责，包括形容词的使用
于建嵘问钱云会儿子：有没有想过这是意外？是谋杀的话为什么选择大白天？个人觉得这不是独立调查者应该问题受害人的话！有先下结论再调查的嫌疑！
现在的警察已经不能再被称为实际意义上的警察了，原因是现在的警察已经变质了。警察更多的已经成为一种利益的代名词，比如黑赛汇的保护者，比如富人利益的保护者，比如关权人员的保护者等等等等
7日下午，深圳住建局首次对近期引起广泛争议的保障房事件作出回应。据透露，有确凿证据证明大概有20余户申请者隐瞒了房产、自有用地，目前深圳市住建局已经启动了行政处罚程序。评：装什么孙子，是你们一起隐瞒了房产和用地。
现在的警察动手打人象吃饭一样随便，没打死你算你命好，你不知道那些在派出所意外身亡的有多少
然后把所长带回军营接着修理，最后由公安局长出面，好一顿磕头作揖才把人接回来，那个所长被打成什么样可想而知
这些警察只有当兵的治得了他们，我曾听过一个派出所长因故与一个陆军连长的老婆吵架，打了那个陆军连长的老婆一个嘴巴，连长的老婆与所长对打，所长就把人带到派出所打。结果，那个连长派车拉了一个排荷枪实弹的士兵把派出所砸了，把这群作威作福的警察挨着个的好一顿修理！
自古衙役无好人 今日警察更畜生
其实警方应该和环卫部门，殡仪馆，联合行动才是正确方法，警方直接开枪或者用车将现场所有人杀光，然后殡仪馆同时收尸，环卫部门接着冲洗马路，搞干净卫生。神不知鬼不觉，完全免除一切烦恼 about 18 hours ago via web
个人觉得警察这次打得好，这种严重影响和谐的人不打是不行的！要狠狠的打，往死里打，才显得警察的威风！
多个网帖称当地一个大老板开车撞死人后逃走，死者家人找寻很久才找到他。死者家属将其拦下，群众围观。警方赶来解救肇事者，还要抓走死者60来岁的母亲，此时西充中学老师韩君上前打抱不平被五六个警察殴打。当看见李景华老师正在用手机录像，警察冲上前去对其进行殴打，并以妨碍公务罪将李控制。
# 网友发帖称，四川西充县警方在处理一起事故纠纷时，现场有市民手机拍照，遭警察殴打。对此，负责人称拍照市民曾阻碍警察执法，但并未确认警方是否存在打人行为。评：南充警察宣布，以后凡是阻碍执法的一律凶残地予以暴力击打。犯法吗？警察有谁不犯法的，没人管得了的。
正在挂吊瓶的他头上缠着纱布，身上多处淤青，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城管大队一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称，当日8时30分左右，办公室里只有冯文军一个人，这时进来了几个人打伤了冯文军。“他们这几人进来后一拥而上，用桌子上的水杯和雕塑品砸冯队长的头，然后又在办公室里一阵乱摔乱砸。
#钱云会 1月7 日，山阳县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大队大队长冯文军在办公室内被4人打伤，事后城管大队负责人称其中一名打人者为该县环卫局职工。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此事。评：这叫一个大快人心啊，打得好，恶人自有恶人磨！！！
#钱云会 评：我签名附议：拈花时评 广州维权人士
#钱云会 本共同声明继续征集签名，签名邮箱：qianyunhui2011@gmail.com 签名格式：XXX 上海 维权人士
#钱云会 杨 海 西安 民主人士 野 渡 广州 编辑 蔡淑芳 香港 公民 王进文 北京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马 萧 北京 独立作家 冯秉先 内蒙 维权人士
#钱云会 我们以公民身份在此签署上我们的名字。以此诚挚的纪念我们的捍卫民权的先驱者们，以此郑重的公告我们的公民尊严和公民责任。 二零一一年元月八日 首批签署人： 陈永苗 北京 宪政学者 王德邦 北京 独立作家 刘逸明 湖北 自由撰稿人
#钱云会 为保卫全体村民利益，六年没有睡好觉的钱云会先生永远的安息了。在一个所谓的和平年代，国民权利的每一次增进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改变历史的唯一办法就是大家都站起来。我们不相信，碾过钱云会的车轮能滚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钱云会 不合作抗争震动最大，成效最大，成本最低，最容易引发全国声援，对国民来说也最有尊严。不合作抗争适合于当下中国的任何群体性维权事件。
#钱云会 黑龙江、陕西农民直接占领他们多年主张的土地，厦门市民集体散步阻止污染企业，银川出租车集体停运抗议政府乱收费，都是近几年发生的震动很大甚至取得成功的著名的不合作抗争事件。
#钱云会 六、我们主张，当官府和豪强掠夺国民财产不惜谋害国民性命的时候，国民就要开始不合作的抗争。从现在起拒绝再让步，拒绝上访，拒绝官司，拒绝要求赔偿。多年全国无数的事件证明，这些对官府合作式的抗争绝对是一条死路。
#钱云会 五、几千年的历史延续到今天，土地依然是国家兴衰成败的主题。每年十数万起官府掠夺国民土地事件，正在把国家推向最后的崩溃。“救中国”、“救同胞”的呐喊必须再次响彻华夏大地。
#钱云会 四、我们提议，将每年的12月25日作为“钱云会纪念日”。以后为每一位为中国民权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付出重大牺牲的人士设立以其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我们要在国民流血的每一个地方，树立起一个自由的纪念碑。
#钱云会 三、我们支持所有的公民团体前往乐清展开独立调查，冲破官府对事件信息的垄断，做出基于可靠事实和正确推论的调查结论，并公之全国。
钱云会 一、我们对公民钱云会先生的蒙难表示极大地悲痛和哀悼。对乐清官府多年掠夺公民土地，迫害公民正当维权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二、在钱云会先生死亡现场录像资料不公开，遗体不能阳光检验，证人无法自由作证，各路独立公民团体不能自由开展调查工作的情况下，官府作出的任何结论我们不予承认。
#钱云会 2010 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寨桥村维权村长钱云会遭遇车祸死亡。因涉嫌官府和开发商人为制造，引发上亿人次的质疑和愤怒，引发近万当地民众聚集悼念示威。官府坚持此事属正常交通事故，连日来派出大量军警维持秩序。我们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此共同声明：
#钱云会 由于此前有传言将在温州举行游行，温州当局十分紧张，不仅让警察把守，封锁了进出赛桥村的路口，还将两会提前到今天召开。上午警察不让公民调查人员刘德军出来，刘德军下午发现市政府前道路被封，众多警察、协警严阵以待。
#钱云会 吃饭时，对方一开始即肯定那是交通事故，然后要他们理性，不要听信网上谣言，老百姓很多人思维愚昧。然而，当他们问到为什么屠夫被政府遣返，政府有什么理由时，对方则笑而不语。晚饭之后，郑创添和赖永献被送到乐清车站，准备返回。
#钱云会 9号上午11时左右，还在赛桥进行公民调查的郑创添和赖永献，被两名先自称是宣传部后来证实是公安的人（一人名叫黄文生，另一位警号为330304）拦着，说领导要与他们交流，一起吃个饭。随后，乘坐浙CUK172的车，将他们带到乐清一家叫“金鼎”的饭店。
#钱云会 对此，屠夫表示：“刚才收到威胁短信，此人自称当地公安，请温州警方查清给我说明，如果真的，你们怎么处理，如果不是公安，假冒公安你们怎么处理！”
#钱云会 明天能打残你，省委书记能怎样，还不是被我们搞定，不吭声，中央能怎样，中央60%税收是来自浙江，没有我们，那些的日子也不好过！”
#钱云会 月8日是钱云会的“二七”忌日。下午13时17分，参与钱云会案的公民调查人员屠夫，收到一名自称是公安，发自于手机号为 15157607127的威胁短信：“妈的，我是公安的，我警告你，你的行为愚昧，马上叫你的人滚回去，今天我们能让省里的人，叫你滚回去
日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国际那达慕大会主会场被曝建成不到半年后坍塌，记者采访时遭多次阻拦并被扣留2个多小时。记者被要求留下所拍照片后才能离开。当地宣传部表示，不让拍照是上面的要求，不让报道是因为这么大的工程出现了事故担心影响不好。评：往口袋揣钱的时候不怕影响坏呢？
十几亿换成钢镚垒起来都比这结实
某国也如这建筑一样，有一天会轰然倒塌的！
呵呵，常见，大惊小怪。看看学校的建筑，那个是合格的？
内蒙鄂尔多斯市国际那达慕大会的主会场主体钢架结构于近日坍塌，新闻发言人表示，会场主体建筑总投资约6亿，于2010年1月开工，目前仍属于在建工程。初步勘查现实，质量缺陷和天气骤冷是坍塌事故的重要原因。目前已有5 人被刑拘。评：塌了好，不然投入使用再塌就死人了。都塌了好，连政权一起塌
大过年的什么手续没有，就把人房拆了，这TMD算什么事，这和当年日本人有什么区别，别TMD扯公益，公益难道是建立在损害人的基础之上的吗？
日前，媒体报道称四川绵阳市一栋7层住宅楼，顶楼一户人家未搬，但楼下5层楼梯被挖掘机拆掉，犹如“空中楼阁”。记者调查发现，多位市民称当地一些建设项目以“灾后重建”政策特殊为借口，违法强拆。
#钱云会 乐清地区从其他地方调集大量警察，现在各个路口都是警察，检查可疑人员和外地车辆，据称为防止恐怖分子
#钱云会 温州方面，公安刚刚带走3个围观网友：刘德军、老赖、郑创添约两小时前在浪人黄伟家被温州警方带走。现在温州公安局瓯海分局新桥派出所。派出所电话 0577---88411110
#钱云会 钱云会的女儿哭诉：“证据怎么找，这件事发生的前前后后，政府官员的所有行为，就是谋杀我爸爸的最好证据。第一个证人给抓了，带上手铐投进监狱了。我们这一带全都知道真相的，有什么用？谁作证就抓谁。政府这样搞证据从哪里来呀。这样能破案吗？”
通过身份证查验系统查验得到下图 与新闻图对比 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也与新闻中47岁的描述一致.. - 郭春平这个名字对上了，连年龄也对上了，坐飞机也没错，除非是两个同年同月的人和名字都一样，否则可以肯定是一个人了
我在航空公司上班，还提得到此人的票号，南航票号 784－2484712896.。订座记录编码 MPQPZ.身份证号 110108196305040927.郭春平。1月15号北京去三亚1月25号回，票价都是3110.。四人同行丁柯，郭树长。刘月芝。不知道的可打南航的电话95539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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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元房客郭春平海南游机票曝光..身份证曝光..身份证与新闻图对比..白天报纸刚辟谣..晚上就打脸..
资产千万的老子和儿子没关系这符合中国的实情吗？老子有那么多的资产，儿子却没房住，这可能吗？为啥要和贫困户相争，不觉得可耻吗？如果老子立有遗嘱不准儿子继承，那可能就与儿子没关系了。 我们想知道，这样的遗嘱有吗？
据李世雄自己介绍，他家是有两部车和一大套房子，“我爸是有资产，但跟我没关系啊！”他说，自己一直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别人看到有房有车可能误会，其实真正属于他的资产就是电脑什么的，该申报的都申报了。
此外，网帖还披露，李××曾就职银行，2006-2007年炒股收入颇丰。“李××今天下午知道经济适用房申请终审通过后，曾向我朋友炫耀他的门路很多。”
在深圳第二次保障性住房终审名单出炉后，编号为 SL1080081000185的保障房申请者李××通过了终审，但李××一家现住房面积为150多平方米，还有不少于两套房子，家里有两辆轿车，他父亲 是上市公司高管 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任工会主席，资产不少于3000万元
34岁的深圳居民李世雄也加入了申请保障性住房队伍，在审核后，属于这次保障性住房终审合格者之一。他的特殊身份，深圳市知名上市公司――― 天健集团的原工会主席的儿子，使他被卷入了争议的大潮里。
不知深浅的河上有座桥，老美在桥上走，突然看到有人在河里不知在摸什么，于是问：“你在摸什么啊？”那人道： “我在摸石头”。继续问：“摸石头干吗啊？” “过河呗！”“这不是有桥吗？”“那不符合我的国情！”
“补充几点，该房子是：1、拥有永久土地权利；2、居住面积指套内面积，不包括车库；3、精装修，包括厨房设备、洗衣机烘干机、暖气；4、要交物业税，但相应有政府的服务，如社区配套，收垃圾；5、独立屋没有物业管理费。”
以30万美元的房产为例，月供大约1350美元，与房屋有关的保险算 100美元，地税250美元，考虑其他家居支出包括社区管理费等350美元，每个月和房子有关的费用为2000美元。
“在美国买房要花哪些钱？如这样的前二后三层，3卧，居住面积250 平方米，占地大约两市亩，距离华盛顿市区车程30分钟左右的独栋屋，目前市价40万美元”，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官方微博上这样写道。
#钱云会 5.徐某担心司机指认，马上命车上司机与副驾下车，随其一起逃跑，逃至蒲岐市政府大楼。后又担心钱云会未死，随民警返回现场，徐某下车后被目击群众围攻，发生警民冲突，最后警察大队队长被打成重伤骨折（补）。
#钱云会 3.钱云会出来后，发现车里的人是要抓他的，想逃回村里，与徐某及其手下发生了肢体冲突，雨伞伞骨在扭打中打断。 4.由于徐某的车占住了右车道，某采石场工程车选择了慢速逆向行驶，扭打中钱云会可能滑倒或被人推倒在地，正好扑到工程车底，虽想起身但是没来得及，因此被碾死。
#钱云会 屠夫通过走访各目击者，综合后将事故还原： 1.当地政府领导徐某找村里王某给钱云会打了电话，将其诱出，准备抓捕钱云会，因为不敢进村。 2. 徐某的车开到了寨桥村村口往南岳方向的右车道并停在那里等钱云会。
#钱云会 记者：今天的情况如何？ 郑创添：今天，这几天倒是平静了好多，这些调查的基本上已经走了，几家媒体在这里。
#钱云会 他当天告诉本台：“那证人钱成宇的母亲告诉我是钱成宇看见以后回来告诉他母亲，在九点半左右，25号九点半左右他看到，他说看到了四个人抬着一个人给车压死。我发了一个连接视频刚刚上传成功的。”
#钱云会 12 月25日上午，天下着细雨，钱云会被发现死在一辆工程车的轮下，场面残忍。 据一位事发后到现场看过的村民告诉记者，她也觉得可疑。 “这轮胎很干的样子，那几天不是下雨嘛，如果车有开恐怕应该车轮胎很湿的，他这个看起来很干的，好像就停在那里没有开过一样。”
#钱云会 记者：现在抓的人放了没有？ 村民：抓的人，他们家的人放了，里面有的人还没有放。 记者：好多村民好像是跪在地上，我看照片。 村民：对，他好像求那个记者帮他这件事弄清楚。
#钱云会 她说，上周六有两名外地网友试图进村，被武警阻拦，结果在她家附近发生冲突。 村民：阻拦游览的人，武警把他拦住了，不让他进去，打起来了，（1月）1号，武警用电棒跟那些游览的人打起来了。
#钱云会 由于星期二，“中国公民维权联盟”发出呼吁，计划号召十万人，在本周六上午10点到乐清市政府集体上访，并将打出“还我真相、追究真凶”的横幅,已经引起当局的警觉。 一位村民称，当局已经戒备，成功的机会不大。
#钱云会 在当局强令“统一口径”下，寨桥村敢言的村民，越来越少。 一位村民私下告诉记者：“就这样威胁着，他就说是交通事故，这样宣布了就不管你们记者怎么问了。不按他这样讲那就是没有命了。”
#钱云会 “他们昨天宣传部的人来了还带了几个人，一共六七个人，我估计也有国保，对我们摄像，然后说要我们去宣传部登记，我说‘我们不属于中宣部管’。他们不是说中宣部下了个禁令，不准媒体采访。他说‘不属于中宣部管这也属于共产党管。”
#钱云会 中国宣传部门上周已下达通知，以 “禁止记者到异地采访”为名，要求主管部门阻止记者，之后，各地记者离去，只有中央电视台记者频繁的出入钱家，但不见报道。 公民记者刘德军说，央视可以在钱家出出进进，而他们却能采访。
#钱云会 郑创添说，大部分调查团已经撤离，他又有新的发现，但不能立即公布。 “其他调查团都撤了，我们还在这里。现在在村里走访，我们碰到一个现在我也不能说，只能说我们收集到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了已经。”
#钱云会 他们都怕了已经赶过我们几次了，说要让我们退房，我说我们不退，我们还坚持留在那里，因为我们交了几天的钱。他昨天还跟我谈了半个小时，说我们把房钱退掉算了，他们很害怕。”
#钱云会 记者：他们（公安）赞同您的观点吗？就是您对这个问题，提出的疑问？ 项律师：他们认为实际已经办成 “铁案”了。 在当地采访的公民记者郑创添说：“酒店的老板一直要赶我们走，因为他说警察一天要过来几次，来问你们走了没有，问我们的情况。
#钱云会 项律师：和他（钱云会）的几个家属，比如小女儿和女婿，基本上他家人这边，收集些资料，另外把他们当年六年上访的全套材料，全部都拿到了。 记者：您有没结论？ 项律师：结论还不清楚，不好说啊，有这么多疑点的时候。
#钱云会 吴淦：四、五天了。项律师昨天已经回到这边了。他说（死者家属）还在犹豫当中那我们就先回来。 记者：现在他们在当地展开调查的难度是越来越大？ 吴淦：对，因为越来越接近核心的东西。 刚回到北京的项宏峰律师告诉记者，他除了接触钱云会家，也找了公安。
#钱云会 公民调查团发起人之一的吴淦周三告诉本台，他们在当地的成员受到酒店方压力。 吴淦：我那边的人受到一点干扰，宾馆受到很大的压力，就是不想让他们住。 记者：宾馆要他们搬家，要他们离开是吧？ 吴淦：嗯，对，对，对。 记者：他们去了多久了已经？
#钱云会杨府山涂村村委会委员王胜方网上表示，虽然维权路一直艰难，但他已把生命豁了出去，不会因害怕丧命而停止多年来的坚持：“没办法，已豁出去了。为了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今后下一代靠什么来维持？我们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人口，将来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生存。没办法了，我们都是求生存
#钱云会 一个知情人士向记者证实，惨祸发生后，钱云会的手机、手表被一个村民悄悄收起，这是一只“功能强大”的手表，可以录音、录像，为村中土地被征和补偿款事宜，钱云会在长达数年的上访生涯中日渐练就“斗争经验”。
#钱云会 乐清寨桥村张姓村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钱云会的事件，zf这样做是不对的，应该合理的把这个事情解决好，处理一个、两个案犯，老百姓心里也能平复一点。”
#钱云会 村民说：“钱云会不想死，他想活，想为老百姓做点好事。政府想他死，他没完没了的上访，政府讨厌。政府这样遮盖他的死因，老百姓不服。”
#钱云会 这个寒冷的冬天，那里的村民肯定是雪上加霜：失去了一个受村民爱戴的好村长，需要倾诉需要宣泄。可是，“女儿不能哭”、“目击证人不能说所看到的”，尸体不能守护和祭奠，被抓之后那目击证人出现在采访记着面前的时候戴着手铐，失去了人身自由，“扰事” 的村民被刑拘的又那么多。
网名为“佛山大炮”的男子因上网发文讲述嫖娼经过并上传淫秽照片已被法院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正式逮捕，将移送公诉阶段。当地检察机关表示，将就嫖娼日记中透露的嫖娼卖淫线索开展社会治安治理整顿。
3日上午，河南驻马店一女子阻止施工时被施工车辆碾死，有报道称现场的公安、水利部门工作人员视而不见。官方解释称其系意外滑倒死亡。多数居民认为死者是施工人员故意碾轧致死，一位王姓居民称有人指挥要不顾一切强行施工。
#钱云会 中国民间的「公民维权联盟」呼吁温州民众在8号上午10点，到乐清市政府集体上访，他们将打出「我们要真相、我们要公正」的横幅，以及呼喊「还我真相、追究真凶、维护人权、保障尊严」等口号。
#钱云会 现在钱大银每天不敢回家睡觉，说警察每天半夜拿铁棍撬他家门，其他村民证实了这个说法。 女村民：「这些人都怕死了，怕跟我们说了，他们就被抓起来，打他。说太冤枉了，没有国法了。」
#钱云会 刘德军：「你说，他20天以前，他叫你注意，你叫他注意。」 钱大银：「对呀，我们是听到这个事了，听到他们要把我们谋杀。」
#钱云会 此外，刘德军还表示，他找到了一位坚持和钱云会上访的村干部。这位叫钱大银的村干部说，2010年和钱云会一起進京上访五次，最后一次回来时，他们在上海一家宾馆被抓。而钱云会在死前二十多天，还曾收到过死亡恐吓。
#钱云会 尽管温州警方将「钱云会之死」，定性为一起普通「交通肇事」案件，但刘德军说，受害人家属并不接受官方做出的结论。 刘德军：「他们比较没有信心，认为得不到真相，认为政府太强大了。他们一定要了解真相，她说要在公开的情况下，完全能解开他们的疑点的情况下，建立结论。」
#钱云会 刘德军：「因为中宣部下了一个禁令说，但是私下下的，没公开，要警察不允许采访，昨天，就把我们当记者，说什么要登记。我说，我不属于中宣部管，他说，不属于中宣部管，也属于共产党管。」
涛哥到央视新闻联播来视察，亲切地与一位记者拉起了家常：“一年做多少条真新闻？能不能承受得起？”记者说： “一年有77条真的，承受得起。”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福州政法委，见王鑫在审核会议纪要，涛哥轻轻的抚摸着王鑫的手， 亲切的同大家拉起了家常。 “你们的纪要，每年都能让多少位林洪楠这样的律师停止执业？能不能承受的起？” “每年才停77位，承受的起。” 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公安局一处（国宝大队），涛哥轻轻的抚摸着国宝的手， 亲切的同大家拉起了家常。 “每天监控多少人啊？能不能承受的起？” “每天才77人，承受的起。” 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 ...
胡主席一行到某校高三某班看望，看到童鞋们在理卷子，胡主席亲切的跟他们拉起了家常：“今天发了多少卷子？能不能承受的起？” “每天才77张，承受的起。” 胡主席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天上人间看望，客人们来来往往，涛哥轻轻的抚摸着小姐的手， 亲切的同大家拉起了家常。 “每月接待多少客人？能不能承受的起？” “每月只接77位客人，承受的起。” 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北京市司法局，轻轻地摸着于泓源书记的手，亲切地拉起来家常：”你们司法局一年吊销多少律师的执照呀？能不能承受的起？ “ ，书记自豪地说：“一年就77个，承受的起！” 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西站，看到民工排队买车票， 亲切的拉起了家常： “买张票要排多少小时，能不能承受起？”：“77小时，承受的起。” 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雅安名山监狱视察，亲切地与谭犯作人拉起了家常：“一年能吃到多少次肥肉？能不能承受得起？”谭犯作人说：“一年只吃77次，承受得起。”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中国政法大学，看到滕彪老师正在备课，亲切的拉起了家常，问道：滕老师每年被打死挖坑埋多少次呀？能承受的起吗？滕老师答道：每年就被打死挖坑埋 77次，能承受的起。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赵连海家，拉着他儿子的手，亲切的拉起了家常。 “你身边里边有多少块石头啊？能不能承受的起？” “只有77块，承受的起。”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城管大队，装满战利品的卡车来来往往，涛哥轻轻地抚摸大盖帽的手，亲切地同大家拉起了家常。“每天砸多少个摊子？能不能承受得起？”“每天只砸 77个摊子，承受得起。”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北京市局，轻轻地抚摸着国宝的手，亲切的同大家拉起了家常。 “我们一年要赌多少次锁眼儿啊？能不能承受得起？”局长说：“一年只堵77次，承受得起。” 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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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云会 而作为村长，钱云会又是这样一个“硬骨头”汉子，自然得不到基层政府的眷顾，一些补助更是无从谈起。寨桥村早已是当地政府的弃儿。
#钱云会 而对寨桥村来说，在当地建设的浙能乐清电厂并不需要消费村民的劳动力，它们更需要高学历的专业工人。劳动力既然无法输出，人均一万元钱能让村民们活上多久？生活无可持续，自然导致绝望的抗争。
#钱云会 一位长期从事基层研究的政府官员告诉我，浙江的很多村庄，都是类似版本的寨桥村。有所不同的是，大多数村庄，村民们得到一定的安置补偿费之后，还能获取养老金，并进入当地建设的工厂打工。
村民的恐慌来自何处，他们的悲伤何人能解？2010年12月30日，几位记者来到乐清市蒲圻镇寨桥村中，沿途几十位村民纷纷下跪。有一位村民甚至哭喊： “记者不要走，你们走了，我们也要死了。”这一幕情景让一众人等“情何以堪”，这些贫弱的卑微的无力的个体，他们跪在自以为的“救世主”面前。
#钱云会 如今，钱云会的好友、寨桥村“维权团队”的另一位关键人物王立权依然被关押在看守所中。而他被抓时，是在去见一位姓高（音）的北京记者的路上。至今，没人知道这名姓高（音）记者的真实身份。
#钱云会 公盟的滕彪律师在推特上说：“ 公盟乐清报告调查组不等于公盟。恳请各位不要对公盟失去信心。我争取游说公盟发布声明，那报告只是调查团中的三个人的意见。”
#钱云会 钱的儿子终于忍不住压力爆发了，在家大吼大叫，说记者有什么用？！ 家属至今不知道尸体在哪里. 阿波罗网综合刘德军推特消息。
#钱云会 看来刚才钱的儿子大吼大叫记者没用，是因为有人通知他ccav的记者要来采访 中央电视台的家伙也来了，正在拍摄，我拍张照片，一个ccav家伙大声训斥"你哪儿？！"我说网友啊，怎么啦？他很轻蔑地：网友？拍什么拍！同时恶狠狠地瞪着我…
#钱云会 宣传部的人来了.在乐清车站。跟宣传部一起的有六七个人，其中一个长相猥琐的拿手机对我们录像，说中宣部通知不准媒体采访，我们说我们不属于中宣部，他又说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对我们录像的可能是国保，态度蛮横。
#钱云会 钱的儿子和儿媳跪在村里菜市场外的广场上大吼大叫。村民翻译钱子的话：未来几年我们要打官司，讨回公道，希望得到乡亲们的支持. 钱云会的儿子在菜市场跪着喊叫时，周围的村民都流下了眼泪.
#钱云会 介入 “乐清案”公民调查的湖北“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表示，目前政府在当地一直保持众多警力，以控制局势。但是鉴于公众近期对事态发展的反应，不排除会出现突发事件的可能。
#钱云会 本周二，中国民间的“公民维权联盟”呼吁温州民众在本周六上午10点，到乐清市政府集体上访，并将打出“我们要真相、我们要公正”的横幅以及呼喊“还我真相、追究真凶、维护人权、保障尊严”等口号。
#钱云会 14、两个目击证人有没有可能会因为恐惧而造成前后说法不一致？ 15、为什么乐清公安局要秘密抓捕和钱云会关系紧密的王立权？ 16、肇事司机称在看到钱云会的时候曾鸣笛警示？有没有人听到他的鸣笛？如果有鸣笛，钱云会距货车有多大距离？
11、有村民说钱云会因为拒绝某镇领导的贿赂而在私下里说过自己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有没有这一回事？如果有这事，这个领导是谁？ 12有村民说，有领导曾多次试图用金钱和美女贿赂他而被其拒绝，有没有这种事？ 13有村民说，此村在此前曾发生过两三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有没有这些非正常死亡事件？
#钱云会 9、死者为什么到村口去？他去村口都见了些什么人？在村口停留了多长时间？ 10、据说村民因为拒绝中国移动的光缆通过他们村而和中国移动聘请来的保安发生过冲突，是否有过这些冲突？如果有，钱云会有没有参与其中？存不存在保安报复的可能性？
#钱云会 7、第一目击证人究竟是谁？是保安？是钱成宇，还是另有其人？是谁最先报的警？ 8、据到达现场的目击者陈述，死者的手机和香烟位于车的尾部，这些东西是不是出现在尾部？假如出现在尾部，为什么出现？为什么视频中这些东西不见了？这些东西现在在哪里？
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的父亲在给记者下跪，求给他儿子申冤。老人家已经八十二岁高龄，白头人送黑头人，情何以堪！！！
#钱云会 5、有没有尸体检验报告？尸体检验报告的内容是什么？死者有没有出现骨折、皮肤擦伤等情况？ 6、能不能通过种种假设模拟事故发生经过论证案发现场的技术细节，包括刹车、死者的姿势和其他细节？有没有可能出现视频和图片中呈现的情况？
#钱云会 2、视频录像显示是正常行驶，但车子从华一村开出到出事现场用了多长时间？有没有可能约好时间点实施谋杀？ 3、副驾驶黄标究竟看到了什么？ 4、村口的摄像头是什么时间安装上去的，以前能不能储存？有没有储存过，为什么同是相邻的摄像头，华一村的摄像头就能储存呢？
#钱云会 张永攀独立调查对钱云会案提出的疑点和声明:二、以下是我来到乐清这几天通过调查走访提出的此案疑点： 1、肇事司机的身份，他是不是吸毒人员？是不是刚刑满释放的？在出事后他老婆为什么不见了？肇事司机在事发的前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异常行为？他有没有可能撒谎？
#钱云会 记者：村里有好几个人说...... 王处长：但是，当时不是发生了妨碍公务的案件吗，现在那些在押人员都是妨碍公务的犯罪嫌疑人。评：和平集会抗议的人，是妨碍公务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钱云会 记者：现在还有好几个就是当时村里的证人现在还在被警方扣押，是吗？ 王处长：没有这么回事。我们怎么能扣押证人呢。评：撒谎！！！
#钱云会 记者星期二下午打电话给温州市公安局，外宣处的王处长称有关部门正在对这起“交通肇事”案件进行审查，并否认当局扣押证人。 王处长：根据国家法律的有关程序性要求，现在已经报到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
#钱云会 记者：现在有没有政府部门跟你们家属联系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钱成旭：昨天，他说，那个人也好像是镇里的什么人，我也说不清楚，他也做不了主，就是叫我怎么办，就这样。
#钱云会 记者：据说，几个证人，现在大家呀，村民都很害怕，就是现在谁出来说话就给抓起来，是不是？ 钱成旭：我听说是这样的。
#钱云会 记者：就是说，交通肇事事故，你们家属能接受吗？ 钱成旭：这个现状，现在我也不清楚，接受这个，5大疑点群众都知道，我有什么办法。
#钱云会 家属无可奈何* 记者星期二联系上“被碾死”上访村长钱云会的儿子钱成旭。钱成旭表示，他们家属无法接受政府的结论，但是，钱成旭明显对目前家中遇到的悲剧感到无可奈何：
#钱云会 记者：就是说，势态已经平息下来了，是吧？ 郑创添：是这样的。现在几乎就是说，所有媒体得到的，能采访到的都是这些东西，村里有些人敢说话，有些人不敢说。然后，说话的也是不着边际的。据村民说，我们是没有采访到实际证人，知道情况的都给带走了。
#钱云会 郑创添：现在网友关注团都撤了，记者也在陆续准备在撤。最多的时候有4、50家媒体在这里，现在媒体都准备撤了。
#钱云会 另一位仍坚持留在乐清的公民记者郑创添星期二向记者说，据村民讲述，知道事发情况的村民都被带走了，事实真相如何说不清楚：
#钱云会 记者：那村里头警察还多不多，防暴警察？ 刘德军：没有，这几天就没有什么武警、防暴警察了，就是前天还有一辆警车。昨天就是一辆普通的黑车停在村口。
#钱云会 记者：那抓进去的人基本上都是证人吗？ 刘德军：呃，对，有的是带领记者去接受采访的，有的，应该是证人吧。有的是在现场被抓的。
#钱云会 刘德军：因为1号那天是头七，许多人要祭奠村长，然后有些人说是要去游行，所以当时发生了警民冲突。第二天开始就平静了，以前抓的人放了一些，现在还有4 个人还在被关。
#钱云会 警察在寨桥村严密设防 不过，到1月4号星期二，据仍在乐清的几位公民记者讲述，局势已经平息下来，村里已经没有什么警察，先前的几十家媒体和公民调查团也陆续撤离。
#钱云会 刘德军提供，一个男村民详细口述目击过程。行凶者戴着口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敢在白天路上谋杀。该村民在被当地官员捉拿中，在外躲藏。博讯对视频画面做了处理，希望有一定保护作用。
重庆开县的政府网站政风行风投票评议公式被网友指出暗藏玄机，依此公式计算即使全票不满意，群众满意率调查也会不低于50%。对此，该地纪委回应称是网络公司搞错了，并迅速将网上公式做了更改。评：虽然我们卖身多年，但是我们还是处女，有证书的。
中国官方日前首次对“网络水军”问题做出回应。国新办主任王晨称“网络水军”危害社会，影响正常的网络秩序，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需要依法治理。评：那蛮横地随便删帖子不危害社会吗？尤其是下命令那个？
#钱云会 这个司机要么被灭口，要吗以后得一大笔封口费以后过好日子
#钱云会 民意终究被强奸，誓将无耻进行到底！
#钱云会 悟空，前面是什么地界？那界碑上的对联写的什么？来，牵马让为师看看。——我勒个擦！怎么走乐清这里来了？快快折返，这是凶险之地啊！……不是为师怕，但你看看，这界碑上写明白了的！上联：士可杀也可辱；下联，冤无头债无主。横批：平安乐清！
#钱云会 温州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民钱云会死亡事件交通肇事案的犯罪嫌疑人费良玉，因涉嫌交通肇事罪今日被乐清市公安机关正式逮捕。评：事先写好的剧本，坐几年就几年吧，出来就富贵了。
现在的警察专业素质太差，要是和歹徒一对一绝对不是对手!!!!!你知道什么?你同JC比赛数钱试试,你数1张他能数100张.别人换专业了!!!!!
泰山脚下发生这种事不丢人吗？泰安黑社会都多少年了？是不是该管管了？！！偌大的泰安都治不好，还谈什么国泰民安！
评：有人说不要去美国做二等公民，不要去被人欺负。呵呵，请问你在中国是第几等？有官二代醉驾压死你的时候，连牢都不需要坐，你就是第五等第六等的。官员第一等、富人第二等、公务员第三等。。。算下来你第六等都算不上。
我家从广西引进的毛猪，今日因疯猪病和猪疫去世。病重期间小编妹夫，阿猫阿狗，邓猪疫`````到猪圈看望，纷纷表示要完成毛猪的遗愿，要战斗在SB第一线，为我国五毛事业再接再厉，作出巨大贡献。 毛猪治丧委员会xxx 毛猪疫他爸，野爸，他叔，他妈````众多网上亲戚泣告
#钱云会 前两天，昆明的一个JC被城管打断了腿，这又有JC被歹徒打掉了头，平时横行霸道的JC怎么只有在老百姓面前才牛B啊。
今天上午山东泰安市发生歹徒持枪袭警事件，2名民警、1名协警抢救无效殉职，9人受伤。嫌疑人在民警调查情况时向警察开枪，将民警打伤后抢劫汽车逃跑，逃窜过程中向民警射击。民警用警车撞击其所驾车辆，但犯罪嫌疑人仍持枪持刀拒捕，最终嫌疑人1人自杀1人被捕。
1月4日上午，山东省泰安市的山东科技大学东校区干休所附近发生一起歹徒持枪袭警事件，案发前四名便衣民警正围追两名歹徒，歹徒持枪向民警射击，先后有2 名民警、1名协警抢救无效死亡，另有9人受伤
#钱云会 村民计划为村长钱云会之死举行一个抗议的游行，按计划是周六早上9点在虹桥镇开始。目击者说，早上9点防暴警察与交警出现在抗议地点附近的主要十字路口。由于被警方拦阻，群众向钱云会的乐清市寨桥村移动。
#钱云会 评：许志永和公盟这一次的角色是帮凶，因为司机家里有佛经有《怎样做个好人》的书，就判定他肯定不是受雇杀人，这是小学生的水平，骗人的伎俩非常幼稚。
#钱云会 在评论这些现象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刘姓副教授对本报记者称，警方的行为完全不符合逻辑，其以“寻衅滋事”为名拘押目击证人，已经涉嫌司法报复，严峻挑战社会正义。
#钱云会 ２９日晚，华一村村民黄迪燕老人在钱云会家作证，她讲述道，自己在２５日早晨亲眼看见四个戴口罩的男子殴打钱云会并将他推倒在地，遭工程车轧死，次日她与老伴均被警方带走。
#钱云会 ２５日夜，钱云会任村主任时的工作搭档、曾与之共同赴京上访的证人王立全和另一位证人钱成钱也被抓，他们在应某北京记者之约前往见面地点时突然被警方拘押。钱成钱被放出后自称遭辱骂，他因患糖尿病被放回家。
#钱云会 ２５日下午，死者钱云会的小女儿钱旭玲与女婿赵旭在现场被抓。二人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在派出所遭逼供并在看守所被殴打辱骂、冻饿，而警方公开声称是安抚家属。
#钱云会 ２９日，记者在寨桥村采访时了解到，现场目击证人钱成宇在２５日上午１０时左右，向在场的交警举报钱云会死亡应属刑事案件，自己亲眼目睹了死亡全过程。然而２６日下午，钱成宇突然失踪，２７日，其母方得知其已因“寻衅滋事”被拘押，与其一同被关押者被放回后称钱成宇遭脱衣开冷气的虐待。
#钱云会 浙江乐清讯 １２月２９日夜，法学专家在对本报记者评论乐清“钱云会案”时，对于以“寻衅滋事”为名拘押向警方举报可能存在刑事犯罪情节的目击证人，指警方所为已经涉嫌司法报复，“涉嫌严重程序违法，违反逻辑，十分奇怪”。
一名男子因停车纠纷殴打保安，并大喊“我家是国家安全局的”。网友根据车牌号人肉搜索出打人男子。昨天，记者联系到打人者的母亲，对方称其的确住在安全局家属院，双方已就此事和解。评：知道什么叫做狗仗人势吗？
义乌有网友爆料，元旦当天晚上他坐杭州—义乌的快客到义乌高速出口时，遭到一辆车牌号码为浙 G×××66的奔驰跑车拦截，车主拿出铁锤砸碎快客前面和驾驶座侧的玻璃，与司机争吵起来并拿走车钥匙，声称“我爸是局长”，之后就带着朋友离开了现场。评：衙内文化复苏，朋友们，珍惜生命，远离衙内
胡XX竟然将慰问公务员装扮成慰问贫民，网友“什锦棒棒糖”因此愤怒痛斥胡XX实为“胡欺欺！”，这一为X国X 主X改名提议得到众多网民赞同叫好。
该公务接待方案曝光后引起网民热议，大批网民炮轰海门审计局浪费公帑。海门审计局事后解释，指这是绵竹市审计局在汶川地震援建结束后，向江苏的答谢之旅，其中一站途经海门。但这次接待费只用了两万三千元，二十四名陪同人员也只在首日迎宾出现，其余时间则只有少数人陪同。
香港太阳报报道，中国再有政府部门被揭发以公款进行天价款待。江苏海门市审计局被踢爆出动二十四人，接待十五名来自四川绵竹市审计局的官员。行程三日两夜，其中工作交流仅占三小时，其余都是吃喝玩乐，花费十万元。网民狂轰审计部门竟以公款自肥，反问「你自己专搞铺张浪费，有甚么资格审计人家？」
#钱云会 钱云会公民关注团有人“替官方制造和谐”？
钱云会 瞭望东方周刊文章称，6月出狱后，钱云会继续为上访事情奔波。为 安全，也避免连累家里人，钱平常没住在家里，“他有时候到庙过 夜，有时候到朋友家睡一下。”有人告诉钱现在村委会又要换届注意 安全，别人递来的酒不能喝，自己家里不能睡。钱每次微笑说，“我 知道。”
#钱云会 于建嵘此番狠吃人血馒头，会给他带来什么？有怎样的顶戴花翎可以 赏给他吗？他的这一发言，让他内心最本质的东西暴露出来了。可惜 了，我的很多朋友好象挺推崇他。不过，我内心里一直认为，此人既 无学问也无洞见，只不过此前基于大合作这一原则乐观其成而已。
#钱云会 根据王小山的交代，窦含章已经在机场了。而于建嵘则用学者关注团 的名义发出强烈警告，要求围观者撤离。窦含章是个公认的五毛，于 建嵘呢，一言难尽。
#钱云会 民间调查者，在不具备调查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记录，记录下包括村 民因调查者到来而更加激动的场面，这都是事件的一部分。在足够多 的记录之下，村民有所顾忌而不会过激，而政府也不敢在记录者眼底 下动粗。把记录者撤走，将会是罪恶的开始。
#钱云会 一个老太太说她丈夫74岁了，钱云会被压死当日在现场围观，被警 察抓走刑拘，并向我们出示了刑事拘留通知书。这位老太太说，还有 六位村民处于被拘留状态，但她不会写字，没法写出这六个人的名 字。
#钱云会 王小山：今天，警方满足了我们两个要求：见第一时间在现场的保 安，调看采石场和华一村村口两个摄像头资料，拒绝了提供当天出警 时拍的实地痕迹组照的要求。
#钱云会 昨晚那个被逼反口的妇女去钱云会遗像前说，因为有人威胁她家人的安全，她不得不说是拿了钱家的钱做假证说看见钱云会被人按住压死。其实她没有 拿钱家的钱，也没有拿任何人的钱，也没有人指使她做证。
#钱云会 钱云会女儿30日接受采访：本村的人都不敢来，谁和我们接触一下都会被抓走的。从出事到现在政府没有一个人过来看看我们，过来问一下也没有，什么都没 有。我说了，政府是不会帮我们的，政府帮政府，这个案子知情人都被政府控制了。
#钱云会 温军：乐清最新消息：我朋友发来，寨桥村进不去，进去就打，还没收设备。同行一记者已被扣押并且受伤。我们已被控制勒令遣返，打回原籍。在狗的护送下离开，局势很变态。整个村子感觉上是被隔离。同行人均受伤。并且备案。完全在意料外。现在没有政府关系，不可能了解情况。
#钱云会 虹桥镇民众刘先生：“共产党是要农民的钱，村长为了地皮不卖给房地产，把他抓去坐牢，刚回来，政府把人害死，这不是交通的意外，谋财害命，群众看这件事情，心里不舒服都想出来说。这边的警察谁去抓谁，消息不给外人知道，整个村子都给警察围起来。”
#钱云会 现场记者黄伟：数位村民对我表示，昨晚一村民因向“记者”透露消息被抓。
#钱云会 刘德军: 一个老太太说她丈夫74岁了，钱云会被压死当日在现场围观，被警察抓走刑拘，并向我们出示了刑事拘留通知书。这位老太太说，还有六位村民处于被拘留状态，但她不会写字，没法写出这六个人的名字。
#钱云会 寨桥村民众：“很多人都过来，上万，警察很多的，抓人，有过来看都抓走了，很多的路口不准人过来，年轻人都在外面不在家里。”
#钱云会 乐清今天警力主要布署在虹桥镇到蒲岐镇等通往寨桥村的交通要道，还从温州调来了武警对聚集的群众镇压，数百人被抓，当地年轻人吓的都跑光了。
#钱云会 夫妇二人于27日晚被释放，赵旭说他们被关了五十多个小时，但官方只说他被关了二十三个小时，他对此很不平。
#钱云会 随后在车上，当赵旭想坐正、询问可不可以接电话时都被人打。到乐清看守所后，赵旭在二次上厕所时及要求给家里打电话时再次被人连打了三次。
#钱云会 赵旭则说，2010年12月25日下午，夫妻二人闻听钱云会死讯后赶到寨桥村时被警察拦住。赵旭说了句： “我们是家属，为什么不能过去？”即被抓走，钱旭玲则是因为在那里哭被抓走。当赵旭不肯上车进，被人打了两警棍，同时还被人手击。
#钱云会 民生观察乐清采访调查之二 在本集视频中，钱云会的小女儿钱旭玲和丈夫赵旭在北京学者到访钱云会家时现身，完整讲述了稍早前二人被抓被打的经历。钱旭玲说，她在派出所录口供时，被人将其头发揪住
#钱云会 我会根据报名者情况，适时公布钱云会治丧委员会的下一步计划。 联系人： 刘刚 Email：gang.liu.1989@gmail.com
#钱云会 刘刚： “关于成立钱云会治丧委员会的倡议”：现在，我倡议成立钱云会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现在征集志愿者报名。请有意成为钱云会治丧委员会在此跟帖报名。随后，我们将发起中国各地成立钱云会治丧委员会，并筹办在各地组织钱云会的治丧活动和纪念活动，直至钱云会事件大白于天下。
#钱云会 郑创添此前还说，他们入住金都宾馆后，乐清市国保也住了进来，并且就住在他们房间对面。白天出门时，国保则紧紧跟随。
#钱云会 据郑创添向本工作室介绍，今天凌晨，乐清市虹桥派出所等一批警察突然闯入他所在的虹桥金都宾馆内，要求强制对其进行验毒。尽管郑创添据理力争，要求警方解释行为依据，但最终被强制在宾馆内验毒。验毒结果最后被确定为阴性，没有吸毒
#钱云会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1-3消息：今天凌晨，正在浙江乐清前线的本工作室志愿者、公民记者郑创添，被乐清市警方闯入宾馆房间内强制验毒，而其它在乐清的公民记者们也都受到不同的骚扰。
#钱云会 寨桥村暂时宁静，花圈等被搬走/
#钱云会 今天，路边的简易灵堂已经于昨天下午被警察拆毁，公路上已经没有人围观，在钱云会死亡地点处的马路对面，有一辆警车，两名警察观察情况，其他再无警察。但仍有各地的民众前来吊唁。乐清市公安局贴出了要求举报“造谣者”的公告。评：造谣的不就是乐清公安局吗？号召举报自己？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政府昨天（2日）向媒体通报，2011年1号至2号，盈江县境内连续发生5次地震。截止目前共造成9.74万人受灾，1.04万间房屋受损，无人员伤亡。评：无人伤亡？信得过吗？
强烈关注！！李劲松律师就 “钱云会命案的108个相关问题”依法向温州市政府致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http://sinaurl.cn/hbQRFX
凤凰一木微博中说 今天在寨桥村听说钱村长的遗体已于昨天上午9时被当地政府偷偷火化。 当今暴政，天理不容！
小小的乐青 竟然也能通天，不过自古恶有恶报的。我们山西万荣县的群众和工人在十分钟之内，连杀三名警察。最后警察还不是白白死了吗？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 9000亿。主持人柴静很吃惊，重复地问：“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亿。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方面有分析认为，朝鲜由于对外贸易恶化和对华依赖度增加，经济正在处于“危机状态”，因此仍然需要接受外部支援。据悉，朝鲜经济的对华依赖度高达80%，急需实施改革开放措施。评：都这样了还不听话，怎么干的外交？饭桶。
日前，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透露称目前少林寺在柏林、伦敦等地直接办了40多家公司，另外还间接办了一些公司。他同时表示希望资金充裕时能在海外买地建房。评：这秃驴成商人了？还出什么家？什么家？
兰州有种特色小吃，叫烧饼。这种小吃专门供给ZF部门的，里面的人越吃越像烧饼，所以以后看见兰州的关猿了，大家就都知道了：“哦，这是个烧饼。”
兰州的治安也很差，小偷到处都是。五里铺，张蔬摊，东方红广场，只要是人多的地方，小偷就多，兰州警察不作为，看到小偷偷东西，打110，警察还问你小偷在那，说他们没看到。可以调查，小偷猖狂。我们一起的朋友，十个就有九个被偷个。
甘肃TJJ：“TNND 我水分都那么重了 我还倒数第一 我。。。”
关键是甘肃的贪官太多，反正是倒数第一了，在差也差不到哪儿，还不如给自己捞点，我们乡长3年一套楼。
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甘肃居民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再次拉大，处于西北五省（区）最后一位。第2季度，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季可支配收入列全国倒数第一。全国末尾的居民收入，对应的却是一路狂飙的甘肃房价，省会兰州更是屡屡领涨全国。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全世界最好的高速公路，全免费，有完善的医疗养老保障，义务教育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治安，你还敢说德人苦吗？
觉得他们苦吗？只有如此才能均匀财富，高纳税说明你高收入，鼓励你高消费，避免过度二极分化。所以在德国只有勤劳节约的上一代，没有飞扬跋扈的恶二代。我们的仆人是我们选的，也就没了棺二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仆人不会用我纳的税去出国考察，不会四处散财，不敢花天酒地，更不敢和低收入阶层抢利益。
如此说来是不是德国人都不买房子了吗？不是的。那年我年底的时候我朋友的会计师告诉他那一年他的收入除了一切的开支赚到手9万多欧元，要交5万多6方的税。只有一个办法，把钱花出去.买房子已经来不及了，就买车吧，匆匆忙忙的买了一个宝马7系列的，剩下差不多 2万欧元，只有交一点点税就可以了。
在德国只能租不能买。如果中国也像德国那样，买房子就查你的收入，经济来源，房价马上就跌了。如果经济来源合法的第一套房子免税还给补贴，第二套重税。
如果你的仆人能租给你这么低房租的房子你们还会买房吗？不提供给你不说明没有，都仆人自己住了。如果提供了给你们屁民都不买房了怎么提高鸡的屁怎么刮地皮怎么捞好处呢？中国的保障房为什么要卖给低收入的家庭呢？低收入的家庭能拿出这样的一笔钱就不是穷人了。
我一个亲戚在荷兰的廉租房是连体别墅，三层楼前后花园的，一个月的房租也不到1000人民币，在中国只有省长级的才能住吧？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公仆是我们选的，是为我们服务的！！！！
我在德国的时候申请到一套三房一厅120平米左右的廉租房，房租差不多是70欧元左右，合人民币六百多七百，如果有困难还不用付，房租水电都是国家付，中国中国只有广州的市长才能住。
艺术家武文建laowu1989: 维权人士被收买，将是事实。以后当局会更收买扩大化
陈年老酒old_wine: 于建嵘,御用文人左右逢源的脆弱.永远没有彻底性的一面。于建嵘对独立调查团撤离寨桥村的建议是否在透露官方下一步的动作？
# 杭州公民关注团wangwusi: 杭州公民关注团不准备听从于建嵘老师的劝告撤离，晚上休整下明天继续进村关注。于老，村民跪地痛哭、不敢说话、对记者甚至是普通外来者满眼盼望，这不是暴民的征兆这是顺民
于建嵘的退出乐清理由：附近近百名村民，跪在道路两边和钱云会家门前，哭喊冤屈。现场极有感染能力，很难获得冷静理智的判断，非常容易引发较大的冲突性事件。
杭州公民关注团wangwusi:在村子里偶遇于建嵘，看着于老师急于摆脱众村民离去的身影，我给他拍照留念。敬佩于老师面对哭泣人群时淡定理性的拂袖而去。此推仅代表个人意见，本人对以上话负责，包括形容词的使用
于建嵘问钱云会儿子：有没有想过这是意外？是谋杀的话为什么选择大白天？个人觉得这不是独立调查者应该问题受害人的话！有先下结论再调查的嫌疑！
现在的警察已经不能再被称为实际意义上的警察了，原因是现在的警察已经变质了。警察更多的已经成为一种利益的代名词，比如黑赛汇的保护者，比如富人利益的保护者，比如关权人员的保护者等等等等
7日下午，深圳住建局首次对近期引起广泛争议的保障房事件作出回应。据透露，有确凿证据证明大概有20余户申请者隐瞒了房产、自有用地，目前深圳市住建局已经启动了行政处罚程序。评：装什么孙子，是你们一起隐瞒了房产和用地。
现在的警察动手打人象吃饭一样随便，没打死你算你命好，你不知道那些在派出所意外身亡的有多少
然后把所长带回军营接着修理，最后由公安局长出面，好一顿磕头作揖才把人接回来，那个所长被打成什么样可想而知
这些警察只有当兵的治得了他们，我曾听过一个派出所长因故与一个陆军连长的老婆吵架，打了那个陆军连长的老婆一个嘴巴，连长的老婆与所长对打，所长就把人带到派出所打。结果，那个连长派车拉了一个排荷枪实弹的士兵把派出所砸了，把这群作威作福的警察挨着个的好一顿修理！
自古衙役无好人 今日警察更畜生
其实警方应该和环卫部门，殡仪馆，联合行动才是正确方法，警方直接开枪或者用车将现场所有人杀光，然后殡仪馆同时收尸，环卫部门接着冲洗马路，搞干净卫生。神不知鬼不觉，完全免除一切烦恼 about 18 hours ago via web
个人觉得警察这次打得好，这种严重影响和谐的人不打是不行的！要狠狠的打，往死里打，才显得警察的威风！
多个网帖称当地一个大老板开车撞死人后逃走，死者家人找寻很久才找到他。死者家属将其拦下，群众围观。警方赶来解救肇事者，还要抓走死者60来岁的母亲，此时西充中学老师韩君上前打抱不平被五六个警察殴打。当看见李景华老师正在用手机录像，警察冲上前去对其进行殴打，并以妨碍公务罪将李控制。
# 网友发帖称，四川西充县警方在处理一起事故纠纷时，现场有市民手机拍照，遭警察殴打。对此，负责人称拍照市民曾阻碍警察执法，但并未确认警方是否存在打人行为。评：南充警察宣布，以后凡是阻碍执法的一律凶残地予以暴力击打。犯法吗？警察有谁不犯法的，没人管得了的。
正在挂吊瓶的他头上缠着纱布，身上多处淤青，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城管大队一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称，当日8时30分左右，办公室里只有冯文军一个人，这时进来了几个人打伤了冯文军。“他们这几人进来后一拥而上，用桌子上的水杯和雕塑品砸冯队长的头，然后又在办公室里一阵乱摔乱砸。
#钱云会 1月7 日，山阳县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大队大队长冯文军在办公室内被4人打伤，事后城管大队负责人称其中一名打人者为该县环卫局职工。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此事。评：这叫一个大快人心啊，打得好，恶人自有恶人磨！！！
#钱云会 评：我签名附议：拈花时评 广州维权人士
#钱云会 本共同声明继续征集签名，签名邮箱：qianyunhui2011@gmail.com 签名格式：XXX 上海 维权人士
#钱云会 杨 海 西安 民主人士 野 渡 广州 编辑 蔡淑芳 香港 公民 王进文 北京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马 萧 北京 独立作家 冯秉先 内蒙 维权人士
#钱云会 我们以公民身份在此签署上我们的名字。以此诚挚的纪念我们的捍卫民权的先驱者们，以此郑重的公告我们的公民尊严和公民责任。 二零一一年元月八日 首批签署人： 陈永苗 北京 宪政学者 王德邦 北京 独立作家 刘逸明 湖北 自由撰稿人
#钱云会 为保卫全体村民利益，六年没有睡好觉的钱云会先生永远的安息了。在一个所谓的和平年代，国民权利的每一次增进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改变历史的唯一办法就是大家都站起来。我们不相信，碾过钱云会的车轮能滚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钱云会 不合作抗争震动最大，成效最大，成本最低，最容易引发全国声援，对国民来说也最有尊严。不合作抗争适合于当下中国的任何群体性维权事件。
#钱云会 黑龙江、陕西农民直接占领他们多年主张的土地，厦门市民集体散步阻止污染企业，银川出租车集体停运抗议政府乱收费，都是近几年发生的震动很大甚至取得成功的著名的不合作抗争事件。
#钱云会 六、我们主张，当官府和豪强掠夺国民财产不惜谋害国民性命的时候，国民就要开始不合作的抗争。从现在起拒绝再让步，拒绝上访，拒绝官司，拒绝要求赔偿。多年全国无数的事件证明，这些对官府合作式的抗争绝对是一条死路。
#钱云会 五、几千年的历史延续到今天，土地依然是国家兴衰成败的主题。每年十数万起官府掠夺国民土地事件，正在把国家推向最后的崩溃。“救中国”、“救同胞”的呐喊必须再次响彻华夏大地。
#钱云会 四、我们提议，将每年的12月25日作为“钱云会纪念日”。以后为每一位为中国民权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付出重大牺牲的人士设立以其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我们要在国民流血的每一个地方，树立起一个自由的纪念碑。
#钱云会 三、我们支持所有的公民团体前往乐清展开独立调查，冲破官府对事件信息的垄断，做出基于可靠事实和正确推论的调查结论，并公之全国。
钱云会 一、我们对公民钱云会先生的蒙难表示极大地悲痛和哀悼。对乐清官府多年掠夺公民土地，迫害公民正当维权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二、在钱云会先生死亡现场录像资料不公开，遗体不能阳光检验，证人无法自由作证，各路独立公民团体不能自由开展调查工作的情况下，官府作出的任何结论我们不予承认。
#钱云会 2010 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寨桥村维权村长钱云会遭遇车祸死亡。因涉嫌官府和开发商人为制造，引发上亿人次的质疑和愤怒，引发近万当地民众聚集悼念示威。官府坚持此事属正常交通事故，连日来派出大量军警维持秩序。我们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此共同声明：
#钱云会 由于此前有传言将在温州举行游行，温州当局十分紧张，不仅让警察把守，封锁了进出赛桥村的路口，还将两会提前到今天召开。上午警察不让公民调查人员刘德军出来，刘德军下午发现市政府前道路被封，众多警察、协警严阵以待。
#钱云会 吃饭时，对方一开始即肯定那是交通事故，然后要他们理性，不要听信网上谣言，老百姓很多人思维愚昧。然而，当他们问到为什么屠夫被政府遣返，政府有什么理由时，对方则笑而不语。晚饭之后，郑创添和赖永献被送到乐清车站，准备返回。
#钱云会 9号上午11时左右，还在赛桥进行公民调查的郑创添和赖永献，被两名先自称是宣传部后来证实是公安的人（一人名叫黄文生，另一位警号为330304）拦着，说领导要与他们交流，一起吃个饭。随后，乘坐浙CUK172的车，将他们带到乐清一家叫“金鼎”的饭店。
#钱云会 对此，屠夫表示：“刚才收到威胁短信，此人自称当地公安，请温州警方查清给我说明，如果真的，你们怎么处理，如果不是公安，假冒公安你们怎么处理！”
#钱云会 明天能打残你，省委书记能怎样，还不是被我们搞定，不吭声，中央能怎样，中央60%税收是来自浙江，没有我们，那些的日子也不好过！”
#钱云会 月8日是钱云会的“二七”忌日。下午13时17分，参与钱云会案的公民调查人员屠夫，收到一名自称是公安，发自于手机号为 15157607127的威胁短信：“妈的，我是公安的，我警告你，你的行为愚昧，马上叫你的人滚回去，今天我们能让省里的人，叫你滚回去
日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国际那达慕大会主会场被曝建成不到半年后坍塌，记者采访时遭多次阻拦并被扣留2个多小时。记者被要求留下所拍照片后才能离开。当地宣传部表示，不让拍照是上面的要求，不让报道是因为这么大的工程出现了事故担心影响不好。评：往口袋揣钱的时候不怕影响坏呢？
十几亿换成钢镚垒起来都比这结实
某国也如这建筑一样，有一天会轰然倒塌的！
呵呵，常见，大惊小怪。看看学校的建筑，那个是合格的？
内蒙鄂尔多斯市国际那达慕大会的主会场主体钢架结构于近日坍塌，新闻发言人表示，会场主体建筑总投资约6亿，于2010年1月开工，目前仍属于在建工程。初步勘查现实，质量缺陷和天气骤冷是坍塌事故的重要原因。目前已有5 人被刑拘。评：塌了好，不然投入使用再塌就死人了。都塌了好，连政权一起塌
大过年的什么手续没有，就把人房拆了，这TMD算什么事，这和当年日本人有什么区别，别TMD扯公益，公益难道是建立在损害人的基础之上的吗？
日前，媒体报道称四川绵阳市一栋7层住宅楼，顶楼一户人家未搬，但楼下5层楼梯被挖掘机拆掉，犹如“空中楼阁”。记者调查发现，多位市民称当地一些建设项目以“灾后重建”政策特殊为借口，违法强拆。
#钱云会 乐清地区从其他地方调集大量警察，现在各个路口都是警察，检查可疑人员和外地车辆，据称为防止恐怖分子
#钱云会 温州方面，公安刚刚带走3个围观网友：刘德军、老赖、郑创添约两小时前在浪人黄伟家被温州警方带走。现在温州公安局瓯海分局新桥派出所。派出所电话 0577---88411110
#钱云会 钱云会的女儿哭诉：“证据怎么找，这件事发生的前前后后，政府官员的所有行为，就是谋杀我爸爸的最好证据。第一个证人给抓了，带上手铐投进监狱了。我们这一带全都知道真相的，有什么用？谁作证就抓谁。政府这样搞证据从哪里来呀。这样能破案吗？”
通过身份证查验系统查验得到下图 与新闻图对比 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也与新闻中47岁的描述一致.. - 郭春平这个名字对上了，连年龄也对上了，坐飞机也没错，除非是两个同年同月的人和名字都一样，否则可以肯定是一个人了
我在航空公司上班，还提得到此人的票号，南航票号 784－2484712896.。订座记录编码 MPQPZ.身份证号 110108196305040927.郭春平。1月15号北京去三亚1月25号回，票价都是3110.。四人同行丁柯，郭树长。刘月芝。不知道的可打南航的电话95539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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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千万的老子和儿子没关系这符合中国的实情吗？老子有那么多的资产，儿子却没房住，这可能吗？为啥要和贫困户相争，不觉得可耻吗？如果老子立有遗嘱不准儿子继承，那可能就与儿子没关系了。 我们想知道，这样的遗嘱有吗？
据李世雄自己介绍，他家是有两部车和一大套房子，“我爸是有资产，但跟我没关系啊！”他说，自己一直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别人看到有房有车可能误会，其实真正属于他的资产就是电脑什么的，该申报的都申报了。
此外，网帖还披露，李××曾就职银行，2006-2007年炒股收入颇丰。“李××今天下午知道经济适用房申请终审通过后，曾向我朋友炫耀他的门路很多。”
在深圳第二次保障性住房终审名单出炉后，编号为 SL1080081000185的保障房申请者李××通过了终审，但李××一家现住房面积为150多平方米，还有不少于两套房子，家里有两辆轿车，他父亲 是上市公司高管 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任工会主席，资产不少于3000万元
34岁的深圳居民李世雄也加入了申请保障性住房队伍，在审核后，属于这次保障性住房终审合格者之一。他的特殊身份，深圳市知名上市公司――― 天健集团的原工会主席的儿子，使他被卷入了争议的大潮里。
不知深浅的河上有座桥，老美在桥上走，突然看到有人在河里不知在摸什么，于是问：“你在摸什么啊？”那人道： “我在摸石头”。继续问：“摸石头干吗啊？” “过河呗！”“这不是有桥吗？”“那不符合我的国情！”
“补充几点，该房子是：1、拥有永久土地权利；2、居住面积指套内面积，不包括车库；3、精装修，包括厨房设备、洗衣机烘干机、暖气；4、要交物业税，但相应有政府的服务，如社区配套，收垃圾；5、独立屋没有物业管理费。”
以30万美元的房产为例，月供大约1350美元，与房屋有关的保险算 100美元，地税250美元，考虑其他家居支出包括社区管理费等350美元，每个月和房子有关的费用为2000美元。
“在美国买房要花哪些钱？如这样的前二后三层，3卧，居住面积250 平方米，占地大约两市亩，距离华盛顿市区车程30分钟左右的独栋屋，目前市价40万美元”，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官方微博上这样写道。
#钱云会 5.徐某担心司机指认，马上命车上司机与副驾下车，随其一起逃跑，逃至蒲岐市政府大楼。后又担心钱云会未死，随民警返回现场，徐某下车后被目击群众围攻，发生警民冲突，最后警察大队队长被打成重伤骨折（补）。
#钱云会 3.钱云会出来后，发现车里的人是要抓他的，想逃回村里，与徐某及其手下发生了肢体冲突，雨伞伞骨在扭打中打断。 4.由于徐某的车占住了右车道，某采石场工程车选择了慢速逆向行驶，扭打中钱云会可能滑倒或被人推倒在地，正好扑到工程车底，虽想起身但是没来得及，因此被碾死。
#钱云会 屠夫通过走访各目击者，综合后将事故还原： 1.当地政府领导徐某找村里王某给钱云会打了电话，将其诱出，准备抓捕钱云会，因为不敢进村。 2. 徐某的车开到了寨桥村村口往南岳方向的右车道并停在那里等钱云会。
#钱云会 记者：今天的情况如何？ 郑创添：今天，这几天倒是平静了好多，这些调查的基本上已经走了，几家媒体在这里。
#钱云会 他当天告诉本台：“那证人钱成宇的母亲告诉我是钱成宇看见以后回来告诉他母亲，在九点半左右，25号九点半左右他看到，他说看到了四个人抬着一个人给车压死。我发了一个连接视频刚刚上传成功的。”
#钱云会 12 月25日上午，天下着细雨，钱云会被发现死在一辆工程车的轮下，场面残忍。 据一位事发后到现场看过的村民告诉记者，她也觉得可疑。 “这轮胎很干的样子，那几天不是下雨嘛，如果车有开恐怕应该车轮胎很湿的，他这个看起来很干的，好像就停在那里没有开过一样。”
#钱云会 记者：现在抓的人放了没有？ 村民：抓的人，他们家的人放了，里面有的人还没有放。 记者：好多村民好像是跪在地上，我看照片。 村民：对，他好像求那个记者帮他这件事弄清楚。
#钱云会 她说，上周六有两名外地网友试图进村，被武警阻拦，结果在她家附近发生冲突。 村民：阻拦游览的人，武警把他拦住了，不让他进去，打起来了，（1月）1号，武警用电棒跟那些游览的人打起来了。
#钱云会 由于星期二，“中国公民维权联盟”发出呼吁，计划号召十万人，在本周六上午10点到乐清市政府集体上访，并将打出“还我真相、追究真凶”的横幅,已经引起当局的警觉。 一位村民称，当局已经戒备，成功的机会不大。
#钱云会 在当局强令“统一口径”下，寨桥村敢言的村民，越来越少。 一位村民私下告诉记者：“就这样威胁着，他就说是交通事故，这样宣布了就不管你们记者怎么问了。不按他这样讲那就是没有命了。”
#钱云会 “他们昨天宣传部的人来了还带了几个人，一共六七个人，我估计也有国保，对我们摄像，然后说要我们去宣传部登记，我说‘我们不属于中宣部管’。他们不是说中宣部下了个禁令，不准媒体采访。他说‘不属于中宣部管这也属于共产党管。”
#钱云会 中国宣传部门上周已下达通知，以 “禁止记者到异地采访”为名，要求主管部门阻止记者，之后，各地记者离去，只有中央电视台记者频繁的出入钱家，但不见报道。 公民记者刘德军说，央视可以在钱家出出进进，而他们却能采访。
#钱云会 郑创添说，大部分调查团已经撤离，他又有新的发现，但不能立即公布。 “其他调查团都撤了，我们还在这里。现在在村里走访，我们碰到一个现在我也不能说，只能说我们收集到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了已经。”
#钱云会 他们都怕了已经赶过我们几次了，说要让我们退房，我说我们不退，我们还坚持留在那里，因为我们交了几天的钱。他昨天还跟我谈了半个小时，说我们把房钱退掉算了，他们很害怕。”
#钱云会 记者：他们（公安）赞同您的观点吗？就是您对这个问题，提出的疑问？ 项律师：他们认为实际已经办成 “铁案”了。 在当地采访的公民记者郑创添说：“酒店的老板一直要赶我们走，因为他说警察一天要过来几次，来问你们走了没有，问我们的情况。
#钱云会 项律师：和他（钱云会）的几个家属，比如小女儿和女婿，基本上他家人这边，收集些资料，另外把他们当年六年上访的全套材料，全部都拿到了。 记者：您有没结论？ 项律师：结论还不清楚，不好说啊，有这么多疑点的时候。
#钱云会 吴淦：四、五天了。项律师昨天已经回到这边了。他说（死者家属）还在犹豫当中那我们就先回来。 记者：现在他们在当地展开调查的难度是越来越大？ 吴淦：对，因为越来越接近核心的东西。 刚回到北京的项宏峰律师告诉记者，他除了接触钱云会家，也找了公安。
#钱云会 公民调查团发起人之一的吴淦周三告诉本台，他们在当地的成员受到酒店方压力。 吴淦：我那边的人受到一点干扰，宾馆受到很大的压力，就是不想让他们住。 记者：宾馆要他们搬家，要他们离开是吧？ 吴淦：嗯，对，对，对。 记者：他们去了多久了已经？
#钱云会杨府山涂村村委会委员王胜方网上表示，虽然维权路一直艰难，但他已把生命豁了出去，不会因害怕丧命而停止多年来的坚持：“没办法，已豁出去了。为了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今后下一代靠什么来维持？我们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人口，将来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生存。没办法了，我们都是求生存
#钱云会 一个知情人士向记者证实，惨祸发生后，钱云会的手机、手表被一个村民悄悄收起，这是一只“功能强大”的手表，可以录音、录像，为村中土地被征和补偿款事宜，钱云会在长达数年的上访生涯中日渐练就“斗争经验”。
#钱云会 乐清寨桥村张姓村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钱云会的事件，zf这样做是不对的，应该合理的把这个事情解决好，处理一个、两个案犯，老百姓心里也能平复一点。”
#钱云会 村民说：“钱云会不想死，他想活，想为老百姓做点好事。政府想他死，他没完没了的上访，政府讨厌。政府这样遮盖他的死因，老百姓不服。”
#钱云会 这个寒冷的冬天，那里的村民肯定是雪上加霜：失去了一个受村民爱戴的好村长，需要倾诉需要宣泄。可是，“女儿不能哭”、“目击证人不能说所看到的”，尸体不能守护和祭奠，被抓之后那目击证人出现在采访记着面前的时候戴着手铐，失去了人身自由，“扰事” 的村民被刑拘的又那么多。
网名为“佛山大炮”的男子因上网发文讲述嫖娼经过并上传淫秽照片已被法院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正式逮捕，将移送公诉阶段。当地检察机关表示，将就嫖娼日记中透露的嫖娼卖淫线索开展社会治安治理整顿。
3日上午，河南驻马店一女子阻止施工时被施工车辆碾死，有报道称现场的公安、水利部门工作人员视而不见。官方解释称其系意外滑倒死亡。多数居民认为死者是施工人员故意碾轧致死，一位王姓居民称有人指挥要不顾一切强行施工。
#钱云会 中国民间的「公民维权联盟」呼吁温州民众在8号上午10点，到乐清市政府集体上访，他们将打出「我们要真相、我们要公正」的横幅，以及呼喊「还我真相、追究真凶、维护人权、保障尊严」等口号。
#钱云会 现在钱大银每天不敢回家睡觉，说警察每天半夜拿铁棍撬他家门，其他村民证实了这个说法。 女村民：「这些人都怕死了，怕跟我们说了，他们就被抓起来，打他。说太冤枉了，没有国法了。」
#钱云会 刘德军：「你说，他20天以前，他叫你注意，你叫他注意。」 钱大银：「对呀，我们是听到这个事了，听到他们要把我们谋杀。」
#钱云会 此外，刘德军还表示，他找到了一位坚持和钱云会上访的村干部。这位叫钱大银的村干部说，2010年和钱云会一起進京上访五次，最后一次回来时，他们在上海一家宾馆被抓。而钱云会在死前二十多天，还曾收到过死亡恐吓。
#钱云会 尽管温州警方将「钱云会之死」，定性为一起普通「交通肇事」案件，但刘德军说，受害人家属并不接受官方做出的结论。 刘德军：「他们比较没有信心，认为得不到真相，认为政府太强大了。他们一定要了解真相，她说要在公开的情况下，完全能解开他们的疑点的情况下，建立结论。」
#钱云会 刘德军：「因为中宣部下了一个禁令说，但是私下下的，没公开，要警察不允许采访，昨天，就把我们当记者，说什么要登记。我说，我不属于中宣部管，他说，不属于中宣部管，也属于共产党管。」
涛哥到央视新闻联播来视察，亲切地与一位记者拉起了家常：“一年做多少条真新闻？能不能承受得起？”记者说： “一年有77条真的，承受得起。”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福州政法委，见王鑫在审核会议纪要，涛哥轻轻的抚摸着王鑫的手， 亲切的同大家拉起了家常。 “你们的纪要，每年都能让多少位林洪楠这样的律师停止执业？能不能承受的起？” “每年才停77位，承受的起。” 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公安局一处（国宝大队），涛哥轻轻的抚摸着国宝的手， 亲切的同大家拉起了家常。 “每天监控多少人啊？能不能承受的起？” “每天才77人，承受的起。” 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 ...
胡主席一行到某校高三某班看望，看到童鞋们在理卷子，胡主席亲切的跟他们拉起了家常：“今天发了多少卷子？能不能承受的起？” “每天才77张，承受的起。” 胡主席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天上人间看望，客人们来来往往，涛哥轻轻的抚摸着小姐的手， 亲切的同大家拉起了家常。 “每月接待多少客人？能不能承受的起？” “每月只接77位客人，承受的起。” 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北京市司法局，轻轻地摸着于泓源书记的手，亲切地拉起来家常：”你们司法局一年吊销多少律师的执照呀？能不能承受的起？ “ ，书记自豪地说：“一年就77个，承受的起！” 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西站，看到民工排队买车票， 亲切的拉起了家常： “买张票要排多少小时，能不能承受起？”：“77小时，承受的起。” 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雅安名山监狱视察，亲切地与谭犯作人拉起了家常：“一年能吃到多少次肥肉？能不能承受得起？”谭犯作人说：“一年只吃77次，承受得起。”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中国政法大学，看到滕彪老师正在备课，亲切的拉起了家常，问道：滕老师每年被打死挖坑埋多少次呀？能承受的起吗？滕老师答道：每年就被打死挖坑埋 77次，能承受的起。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赵连海家，拉着他儿子的手，亲切的拉起了家常。 “你身边里边有多少块石头啊？能不能承受的起？” “只有77块，承受的起。”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城管大队，装满战利品的卡车来来往往，涛哥轻轻地抚摸大盖帽的手，亲切地同大家拉起了家常。“每天砸多少个摊子？能不能承受得起？”“每天只砸 77个摊子，承受得起。”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涛哥来到北京市局，轻轻地抚摸着国宝的手，亲切的同大家拉起了家常。 “我们一年要赌多少次锁眼儿啊？能不能承受得起？”局长说：“一年只堵77次，承受得起。” 涛哥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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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云会 而作为村长，钱云会又是这样一个“硬骨头”汉子，自然得不到基层政府的眷顾，一些补助更是无从谈起。寨桥村早已是当地政府的弃儿。
#钱云会 而对寨桥村来说，在当地建设的浙能乐清电厂并不需要消费村民的劳动力，它们更需要高学历的专业工人。劳动力既然无法输出，人均一万元钱能让村民们活上多久？生活无可持续，自然导致绝望的抗争。
#钱云会 一位长期从事基层研究的政府官员告诉我，浙江的很多村庄，都是类似版本的寨桥村。有所不同的是，大多数村庄，村民们得到一定的安置补偿费之后，还能获取养老金，并进入当地建设的工厂打工。
村民的恐慌来自何处，他们的悲伤何人能解？2010年12月30日，几位记者来到乐清市蒲圻镇寨桥村中，沿途几十位村民纷纷下跪。有一位村民甚至哭喊： “记者不要走，你们走了，我们也要死了。”这一幕情景让一众人等“情何以堪”，这些贫弱的卑微的无力的个体，他们跪在自以为的“救世主”面前。
#钱云会 如今，钱云会的好友、寨桥村“维权团队”的另一位关键人物王立权依然被关押在看守所中。而他被抓时，是在去见一位姓高（音）的北京记者的路上。至今，没人知道这名姓高（音）记者的真实身份。
#钱云会 公盟的滕彪律师在推特上说：“ 公盟乐清报告调查组不等于公盟。恳请各位不要对公盟失去信心。我争取游说公盟发布声明，那报告只是调查团中的三个人的意见。”
#钱云会 钱的儿子终于忍不住压力爆发了，在家大吼大叫，说记者有什么用？！ 家属至今不知道尸体在哪里. 阿波罗网综合刘德军推特消息。
#钱云会 看来刚才钱的儿子大吼大叫记者没用，是因为有人通知他ccav的记者要来采访 中央电视台的家伙也来了，正在拍摄，我拍张照片，一个ccav家伙大声训斥"你哪儿？！"我说网友啊，怎么啦？他很轻蔑地：网友？拍什么拍！同时恶狠狠地瞪着我…
#钱云会 宣传部的人来了.在乐清车站。跟宣传部一起的有六七个人，其中一个长相猥琐的拿手机对我们录像，说中宣部通知不准媒体采访，我们说我们不属于中宣部，他又说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对我们录像的可能是国保，态度蛮横。
#钱云会 钱的儿子和儿媳跪在村里菜市场外的广场上大吼大叫。村民翻译钱子的话：未来几年我们要打官司，讨回公道，希望得到乡亲们的支持. 钱云会的儿子在菜市场跪着喊叫时，周围的村民都流下了眼泪.
#钱云会 介入 “乐清案”公民调查的湖北“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表示，目前政府在当地一直保持众多警力，以控制局势。但是鉴于公众近期对事态发展的反应，不排除会出现突发事件的可能。
#钱云会 本周二，中国民间的“公民维权联盟”呼吁温州民众在本周六上午10点，到乐清市政府集体上访，并将打出“我们要真相、我们要公正”的横幅以及呼喊“还我真相、追究真凶、维护人权、保障尊严”等口号。
#钱云会 14、两个目击证人有没有可能会因为恐惧而造成前后说法不一致？ 15、为什么乐清公安局要秘密抓捕和钱云会关系紧密的王立权？ 16、肇事司机称在看到钱云会的时候曾鸣笛警示？有没有人听到他的鸣笛？如果有鸣笛，钱云会距货车有多大距离？
11、有村民说钱云会因为拒绝某镇领导的贿赂而在私下里说过自己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有没有这一回事？如果有这事，这个领导是谁？ 12有村民说，有领导曾多次试图用金钱和美女贿赂他而被其拒绝，有没有这种事？ 13有村民说，此村在此前曾发生过两三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有没有这些非正常死亡事件？
#钱云会 9、死者为什么到村口去？他去村口都见了些什么人？在村口停留了多长时间？ 10、据说村民因为拒绝中国移动的光缆通过他们村而和中国移动聘请来的保安发生过冲突，是否有过这些冲突？如果有，钱云会有没有参与其中？存不存在保安报复的可能性？
#钱云会 7、第一目击证人究竟是谁？是保安？是钱成宇，还是另有其人？是谁最先报的警？ 8、据到达现场的目击者陈述，死者的手机和香烟位于车的尾部，这些东西是不是出现在尾部？假如出现在尾部，为什么出现？为什么视频中这些东西不见了？这些东西现在在哪里？
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的父亲在给记者下跪，求给他儿子申冤。老人家已经八十二岁高龄，白头人送黑头人，情何以堪！！！
#钱云会 5、有没有尸体检验报告？尸体检验报告的内容是什么？死者有没有出现骨折、皮肤擦伤等情况？ 6、能不能通过种种假设模拟事故发生经过论证案发现场的技术细节，包括刹车、死者的姿势和其他细节？有没有可能出现视频和图片中呈现的情况？
#钱云会 2、视频录像显示是正常行驶，但车子从华一村开出到出事现场用了多长时间？有没有可能约好时间点实施谋杀？ 3、副驾驶黄标究竟看到了什么？ 4、村口的摄像头是什么时间安装上去的，以前能不能储存？有没有储存过，为什么同是相邻的摄像头，华一村的摄像头就能储存呢？
#钱云会 张永攀独立调查对钱云会案提出的疑点和声明:二、以下是我来到乐清这几天通过调查走访提出的此案疑点： 1、肇事司机的身份，他是不是吸毒人员？是不是刚刑满释放的？在出事后他老婆为什么不见了？肇事司机在事发的前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异常行为？他有没有可能撒谎？
#钱云会 记者：村里有好几个人说...... 王处长：但是，当时不是发生了妨碍公务的案件吗，现在那些在押人员都是妨碍公务的犯罪嫌疑人。评：和平集会抗议的人，是妨碍公务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钱云会 记者：现在还有好几个就是当时村里的证人现在还在被警方扣押，是吗？ 王处长：没有这么回事。我们怎么能扣押证人呢。评：撒谎！！！
#钱云会 记者星期二下午打电话给温州市公安局，外宣处的王处长称有关部门正在对这起“交通肇事”案件进行审查，并否认当局扣押证人。 王处长：根据国家法律的有关程序性要求，现在已经报到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
#钱云会 记者：现在有没有政府部门跟你们家属联系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钱成旭：昨天，他说，那个人也好像是镇里的什么人，我也说不清楚，他也做不了主，就是叫我怎么办，就这样。
#钱云会 记者：据说，几个证人，现在大家呀，村民都很害怕，就是现在谁出来说话就给抓起来，是不是？ 钱成旭：我听说是这样的。
#钱云会 记者：就是说，交通肇事事故，你们家属能接受吗？ 钱成旭：这个现状，现在我也不清楚，接受这个，5大疑点群众都知道，我有什么办法。
#钱云会 家属无可奈何* 记者星期二联系上“被碾死”上访村长钱云会的儿子钱成旭。钱成旭表示，他们家属无法接受政府的结论，但是，钱成旭明显对目前家中遇到的悲剧感到无可奈何：
#钱云会 记者：就是说，势态已经平息下来了，是吧？ 郑创添：是这样的。现在几乎就是说，所有媒体得到的，能采访到的都是这些东西，村里有些人敢说话，有些人不敢说。然后，说话的也是不着边际的。据村民说，我们是没有采访到实际证人，知道情况的都给带走了。
#钱云会 郑创添：现在网友关注团都撤了，记者也在陆续准备在撤。最多的时候有4、50家媒体在这里，现在媒体都准备撤了。
#钱云会 另一位仍坚持留在乐清的公民记者郑创添星期二向记者说，据村民讲述，知道事发情况的村民都被带走了，事实真相如何说不清楚：
#钱云会 记者：那村里头警察还多不多，防暴警察？ 刘德军：没有，这几天就没有什么武警、防暴警察了，就是前天还有一辆警车。昨天就是一辆普通的黑车停在村口。
#钱云会 记者：那抓进去的人基本上都是证人吗？ 刘德军：呃，对，有的是带领记者去接受采访的，有的，应该是证人吧。有的是在现场被抓的。
#钱云会 刘德军：因为1号那天是头七，许多人要祭奠村长，然后有些人说是要去游行，所以当时发生了警民冲突。第二天开始就平静了，以前抓的人放了一些，现在还有4 个人还在被关。
#钱云会 警察在寨桥村严密设防 不过，到1月4号星期二，据仍在乐清的几位公民记者讲述，局势已经平息下来，村里已经没有什么警察，先前的几十家媒体和公民调查团也陆续撤离。
#钱云会 刘德军提供，一个男村民详细口述目击过程。行凶者戴着口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敢在白天路上谋杀。该村民在被当地官员捉拿中，在外躲藏。博讯对视频画面做了处理，希望有一定保护作用。
重庆开县的政府网站政风行风投票评议公式被网友指出暗藏玄机，依此公式计算即使全票不满意，群众满意率调查也会不低于50%。对此，该地纪委回应称是网络公司搞错了，并迅速将网上公式做了更改。评：虽然我们卖身多年，但是我们还是处女，有证书的。
中国官方日前首次对“网络水军”问题做出回应。国新办主任王晨称“网络水军”危害社会，影响正常的网络秩序，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需要依法治理。评：那蛮横地随便删帖子不危害社会吗？尤其是下命令那个？
#钱云会 这个司机要么被灭口，要吗以后得一大笔封口费以后过好日子
#钱云会 民意终究被强奸，誓将无耻进行到底！
#钱云会 悟空，前面是什么地界？那界碑上的对联写的什么？来，牵马让为师看看。——我勒个擦！怎么走乐清这里来了？快快折返，这是凶险之地啊！……不是为师怕，但你看看，这界碑上写明白了的！上联：士可杀也可辱；下联，冤无头债无主。横批：平安乐清！
#钱云会 温州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民钱云会死亡事件交通肇事案的犯罪嫌疑人费良玉，因涉嫌交通肇事罪今日被乐清市公安机关正式逮捕。评：事先写好的剧本，坐几年就几年吧，出来就富贵了。
现在的警察专业素质太差，要是和歹徒一对一绝对不是对手!!!!!你知道什么?你同JC比赛数钱试试,你数1张他能数100张.别人换专业了!!!!!
泰山脚下发生这种事不丢人吗？泰安黑社会都多少年了？是不是该管管了？！！偌大的泰安都治不好，还谈什么国泰民安！
评：有人说不要去美国做二等公民，不要去被人欺负。呵呵，请问你在中国是第几等？有官二代醉驾压死你的时候，连牢都不需要坐，你就是第五等第六等的。官员第一等、富人第二等、公务员第三等。。。算下来你第六等都算不上。
我家从广西引进的毛猪，今日因疯猪病和猪疫去世。病重期间小编妹夫，阿猫阿狗，邓猪疫`````到猪圈看望，纷纷表示要完成毛猪的遗愿，要战斗在SB第一线，为我国五毛事业再接再厉，作出巨大贡献。 毛猪治丧委员会xxx 毛猪疫他爸，野爸，他叔，他妈````众多网上亲戚泣告
#钱云会 前两天，昆明的一个JC被城管打断了腿，这又有JC被歹徒打掉了头，平时横行霸道的JC怎么只有在老百姓面前才牛B啊。
今天上午山东泰安市发生歹徒持枪袭警事件，2名民警、1名协警抢救无效殉职，9人受伤。嫌疑人在民警调查情况时向警察开枪，将民警打伤后抢劫汽车逃跑，逃窜过程中向民警射击。民警用警车撞击其所驾车辆，但犯罪嫌疑人仍持枪持刀拒捕，最终嫌疑人1人自杀1人被捕。
1月4日上午，山东省泰安市的山东科技大学东校区干休所附近发生一起歹徒持枪袭警事件，案发前四名便衣民警正围追两名歹徒，歹徒持枪向民警射击，先后有2 名民警、1名协警抢救无效死亡，另有9人受伤
#钱云会 村民计划为村长钱云会之死举行一个抗议的游行，按计划是周六早上9点在虹桥镇开始。目击者说，早上9点防暴警察与交警出现在抗议地点附近的主要十字路口。由于被警方拦阻，群众向钱云会的乐清市寨桥村移动。
#钱云会 评：许志永和公盟这一次的角色是帮凶，因为司机家里有佛经有《怎样做个好人》的书，就判定他肯定不是受雇杀人，这是小学生的水平，骗人的伎俩非常幼稚。
#钱云会 在评论这些现象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刘姓副教授对本报记者称，警方的行为完全不符合逻辑，其以“寻衅滋事”为名拘押目击证人，已经涉嫌司法报复，严峻挑战社会正义。
#钱云会 ２９日晚，华一村村民黄迪燕老人在钱云会家作证，她讲述道，自己在２５日早晨亲眼看见四个戴口罩的男子殴打钱云会并将他推倒在地，遭工程车轧死，次日她与老伴均被警方带走。
#钱云会 ２５日夜，钱云会任村主任时的工作搭档、曾与之共同赴京上访的证人王立全和另一位证人钱成钱也被抓，他们在应某北京记者之约前往见面地点时突然被警方拘押。钱成钱被放出后自称遭辱骂，他因患糖尿病被放回家。
#钱云会 ２５日下午，死者钱云会的小女儿钱旭玲与女婿赵旭在现场被抓。二人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在派出所遭逼供并在看守所被殴打辱骂、冻饿，而警方公开声称是安抚家属。
#钱云会 ２９日，记者在寨桥村采访时了解到，现场目击证人钱成宇在２５日上午１０时左右，向在场的交警举报钱云会死亡应属刑事案件，自己亲眼目睹了死亡全过程。然而２６日下午，钱成宇突然失踪，２７日，其母方得知其已因“寻衅滋事”被拘押，与其一同被关押者被放回后称钱成宇遭脱衣开冷气的虐待。
#钱云会 浙江乐清讯 １２月２９日夜，法学专家在对本报记者评论乐清“钱云会案”时，对于以“寻衅滋事”为名拘押向警方举报可能存在刑事犯罪情节的目击证人，指警方所为已经涉嫌司法报复，“涉嫌严重程序违法，违反逻辑，十分奇怪”。
一名男子因停车纠纷殴打保安，并大喊“我家是国家安全局的”。网友根据车牌号人肉搜索出打人男子。昨天，记者联系到打人者的母亲，对方称其的确住在安全局家属院，双方已就此事和解。评：知道什么叫做狗仗人势吗？
义乌有网友爆料，元旦当天晚上他坐杭州—义乌的快客到义乌高速出口时，遭到一辆车牌号码为浙 G×××66的奔驰跑车拦截，车主拿出铁锤砸碎快客前面和驾驶座侧的玻璃，与司机争吵起来并拿走车钥匙，声称“我爸是局长”，之后就带着朋友离开了现场。评：衙内文化复苏，朋友们，珍惜生命，远离衙内
胡XX竟然将慰问公务员装扮成慰问贫民，网友“什锦棒棒糖”因此愤怒痛斥胡XX实为“胡欺欺！”，这一为X国X 主X改名提议得到众多网民赞同叫好。
该公务接待方案曝光后引起网民热议，大批网民炮轰海门审计局浪费公帑。海门审计局事后解释，指这是绵竹市审计局在汶川地震援建结束后，向江苏的答谢之旅，其中一站途经海门。但这次接待费只用了两万三千元，二十四名陪同人员也只在首日迎宾出现，其余时间则只有少数人陪同。
香港太阳报报道，中国再有政府部门被揭发以公款进行天价款待。江苏海门市审计局被踢爆出动二十四人，接待十五名来自四川绵竹市审计局的官员。行程三日两夜，其中工作交流仅占三小时，其余都是吃喝玩乐，花费十万元。网民狂轰审计部门竟以公款自肥，反问「你自己专搞铺张浪费，有甚么资格审计人家？」
#钱云会 钱云会公民关注团有人“替官方制造和谐”？
钱云会 瞭望东方周刊文章称，6月出狱后，钱云会继续为上访事情奔波。为 安全，也避免连累家里人，钱平常没住在家里，“他有时候到庙过 夜，有时候到朋友家睡一下。”有人告诉钱现在村委会又要换届注意 安全，别人递来的酒不能喝，自己家里不能睡。钱每次微笑说，“我 知道。”
#钱云会 于建嵘此番狠吃人血馒头，会给他带来什么？有怎样的顶戴花翎可以 赏给他吗？他的这一发言，让他内心最本质的东西暴露出来了。可惜 了，我的很多朋友好象挺推崇他。不过，我内心里一直认为，此人既 无学问也无洞见，只不过此前基于大合作这一原则乐观其成而已。
#钱云会 根据王小山的交代，窦含章已经在机场了。而于建嵘则用学者关注团 的名义发出强烈警告，要求围观者撤离。窦含章是个公认的五毛，于 建嵘呢，一言难尽。
#钱云会 民间调查者，在不具备调查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记录，记录下包括村 民因调查者到来而更加激动的场面，这都是事件的一部分。在足够多 的记录之下，村民有所顾忌而不会过激，而政府也不敢在记录者眼底 下动粗。把记录者撤走，将会是罪恶的开始。
#钱云会 一个老太太说她丈夫74岁了，钱云会被压死当日在现场围观，被警 察抓走刑拘，并向我们出示了刑事拘留通知书。这位老太太说，还有 六位村民处于被拘留状态，但她不会写字，没法写出这六个人的名 字。
#钱云会 王小山：今天，警方满足了我们两个要求：见第一时间在现场的保 安，调看采石场和华一村村口两个摄像头资料，拒绝了提供当天出警 时拍的实地痕迹组照的要求。
#钱云会 昨晚那个被逼反口的妇女去钱云会遗像前说，因为有人威胁她家人的安全，她不得不说是拿了钱家的钱做假证说看见钱云会被人按住压死。其实她没有 拿钱家的钱，也没有拿任何人的钱，也没有人指使她做证。
#钱云会 钱云会女儿30日接受采访：本村的人都不敢来，谁和我们接触一下都会被抓走的。从出事到现在政府没有一个人过来看看我们，过来问一下也没有，什么都没 有。我说了，政府是不会帮我们的，政府帮政府，这个案子知情人都被政府控制了。
#钱云会 温军：乐清最新消息：我朋友发来，寨桥村进不去，进去就打，还没收设备。同行一记者已被扣押并且受伤。我们已被控制勒令遣返，打回原籍。在狗的护送下离开，局势很变态。整个村子感觉上是被隔离。同行人均受伤。并且备案。完全在意料外。现在没有政府关系，不可能了解情况。
#钱云会 虹桥镇民众刘先生：“共产党是要农民的钱，村长为了地皮不卖给房地产，把他抓去坐牢，刚回来，政府把人害死，这不是交通的意外，谋财害命，群众看这件事情，心里不舒服都想出来说。这边的警察谁去抓谁，消息不给外人知道，整个村子都给警察围起来。”
#钱云会 现场记者黄伟：数位村民对我表示，昨晚一村民因向“记者”透露消息被抓。
#钱云会 刘德军: 一个老太太说她丈夫74岁了，钱云会被压死当日在现场围观，被警察抓走刑拘，并向我们出示了刑事拘留通知书。这位老太太说，还有六位村民处于被拘留状态，但她不会写字，没法写出这六个人的名字。
#钱云会 寨桥村民众：“很多人都过来，上万，警察很多的，抓人，有过来看都抓走了，很多的路口不准人过来，年轻人都在外面不在家里。”
#钱云会 乐清今天警力主要布署在虹桥镇到蒲岐镇等通往寨桥村的交通要道，还从温州调来了武警对聚集的群众镇压，数百人被抓，当地年轻人吓的都跑光了。
#钱云会 夫妇二人于27日晚被释放，赵旭说他们被关了五十多个小时，但官方只说他被关了二十三个小时，他对此很不平。
#钱云会 随后在车上，当赵旭想坐正、询问可不可以接电话时都被人打。到乐清看守所后，赵旭在二次上厕所时及要求给家里打电话时再次被人连打了三次。
#钱云会 赵旭则说，2010年12月25日下午，夫妻二人闻听钱云会死讯后赶到寨桥村时被警察拦住。赵旭说了句： “我们是家属，为什么不能过去？”即被抓走，钱旭玲则是因为在那里哭被抓走。当赵旭不肯上车进，被人打了两警棍，同时还被人手击。
#钱云会 民生观察乐清采访调查之二 在本集视频中，钱云会的小女儿钱旭玲和丈夫赵旭在北京学者到访钱云会家时现身，完整讲述了稍早前二人被抓被打的经历。钱旭玲说，她在派出所录口供时，被人将其头发揪住
#钱云会 我会根据报名者情况，适时公布钱云会治丧委员会的下一步计划。 联系人： 刘刚 Email：gang.liu.1989@gmail.com
#钱云会 刘刚： “关于成立钱云会治丧委员会的倡议”：现在，我倡议成立钱云会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现在征集志愿者报名。请有意成为钱云会治丧委员会在此跟帖报名。随后，我们将发起中国各地成立钱云会治丧委员会，并筹办在各地组织钱云会的治丧活动和纪念活动，直至钱云会事件大白于天下。
#钱云会 郑创添此前还说，他们入住金都宾馆后，乐清市国保也住了进来，并且就住在他们房间对面。白天出门时，国保则紧紧跟随。
#钱云会 据郑创添向本工作室介绍，今天凌晨，乐清市虹桥派出所等一批警察突然闯入他所在的虹桥金都宾馆内，要求强制对其进行验毒。尽管郑创添据理力争，要求警方解释行为依据，但最终被强制在宾馆内验毒。验毒结果最后被确定为阴性，没有吸毒
#钱云会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1-3消息：今天凌晨，正在浙江乐清前线的本工作室志愿者、公民记者郑创添，被乐清市警方闯入宾馆房间内强制验毒，而其它在乐清的公民记者们也都受到不同的骚扰。
#钱云会 寨桥村暂时宁静，花圈等被搬走/
#钱云会 今天，路边的简易灵堂已经于昨天下午被警察拆毁，公路上已经没有人围观，在钱云会死亡地点处的马路对面，有一辆警车，两名警察观察情况，其他再无警察。但仍有各地的民众前来吊唁。乐清市公安局贴出了要求举报“造谣者”的公告。评：造谣的不就是乐清公安局吗？号召举报自己？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政府昨天（2日）向媒体通报，2011年1号至2号，盈江县境内连续发生5次地震。截止目前共造成9.74万人受灾，1.04万间房屋受损，无人员伤亡。评：无人伤亡？信得过吗？
红卫兵档案-吴过（5）
６－１、“五·一六兵团”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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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轰周恩来！”
在外国首脑和记者们的眼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谜。一位美国专栏评论员写道：“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走，但落后三步。”此话不无道理。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形下，很难想象周恩来如果不同毛泽东一起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没有周恩来苦撑着越来越糟糕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必然会更加难于收拾。
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周恩来“落后三步”地跟在毛泽东的身后，委屈求全，于危难中显示了他人格的力量。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支持的红卫兵是不会怠慢的。
文革之初，他就频繁地出入于首都大专院校，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红卫兵运动上。1966年8月，周恩来至少20次接见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代表，他还4次亲自去清华园，亲切地同学生们交谈：“我是来煽社会主义之风的。”
有一次，他冒雨参加红卫兵的一次集会，没有穿雨衣，也没有打伞，那套灰色套装在雨水中打湿了。他淌过没过脚踝的水洼，走上临时搭成的讲台，坐在一张潮湿的凳子上，任凭雨水淋着。几千名同样浑身水淋淋的红卫兵齐声呼喊：“给总理打伞！给总理打伞！”，周恩来走到台前，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你们不是给了我一个红卫兵袖章吗？你们正在经风雨受锻炼，让我跟你们一道经受锻炼吧！”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使数千名红卫兵大为感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下午，周恩来和江青同乘一辆敞蓬车，跟在毛泽东的车后，缓缓驶过聚满了人潮的天安门广场。事后，周恩来说：“我不得不大声呼喊，喊得嗓子都哑了。”
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喧闹声中，周恩来的声音还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说，红卫兵应该正确区分好人与坏人。“牛鬼蛇神”应该揭发，“但要看他们是否搞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证明他们还比较老实，我们就应该给他们一条出路。”
他说，红卫兵组织应该善于汲取各种各样的力量。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红卫兵。因为一个人出身时，谁也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只要他们背叛自己的阶级并且表现好，就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
他说，红卫兵应该防止武斗。“开枪杀人不难，只要瞄准就行。用拳头伤人也不难，只要有蛮劲就行。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在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1966年9月的一次百万红卫兵大会上，周恩来宣称，文化大革命正给刚刚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予革命动力。他说：“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工厂、农村不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劳动品质。”
周恩来的这些声音，和街头高音喇叭里的宣传大不一样。正是由于周恩来这些理智、循循善诱的声音，使他卷入到了一场阴谋的漩涡之中。
※ ※ ※
一个曾经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后来在坦白材料中写道：“有人叫我们整理最大的当权派的黑材料。领导上给我们提供文件，有时我们自己查找文件。文件就是周恩来总理的报告、讲话、谈话纪录等。我们仔细审查每一个字，检查周恩来总理的每一个行动。1961年，周总理在关于文学的讲话中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坏现象存在，缺乏民主，许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不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吗？他还说，‘毛主席曾经修改过自己的文章……伟大人物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不是吹毛求疵吗？我们从他的许多讲话中东拼西凑，断章取义。最后我们说服自己：周恩来应该打倒。”
实际上，1966年8月以后，一个反周活动的浪潮就在秘密蕴酿之中。
炮轰周恩来的活动，以著名的“五·一六兵团”为急先锋。“五·一六兵团”发源于中国科学院，领导权后来转移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帮红卫兵手中。其主要幕后指挥者，有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
到了1966年9月，秋风瑟瑟之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十分为人们关注。
1966年9月25日晚，在同红卫兵的一次彻夜长谈中，周恩来提到了这些大字报：“今天我非常坦率地同你们讲，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这样大的自由？你们可以贴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有人甚至写出了‘炮轰周恩来！’当然，我知道了，但我一点也不会注意它。有人写出了一张大字报，要求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有近四亿人口，怎么能完全消灭？答案是：不可能。”说着，周恩来轻松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坦诚地说：“我自己曾犯过路线错误。但单单这一点并不能说明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1927年南昌起义时，我犯的错误是进城而不是下乡。六届四中全会我也犯了错误，但蒋介石还是下令逮捕我，你又怎么能说我不革命？”接下来，周恩来谈到了他自己的家庭出身。谈到他父亲时周恩来说：“从阶级成分看，他是个小官吏。”紧接着周恩来又说：“我没有孩子，只有两个侄子，一个没有工作，一个在解放军部队里。我是总理，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容易。”
作为战士，周恩来没有撤离他的阵地。用一位外国人的话说：“千百万中国人相信，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作为个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解决大家无法解决的问题。许多人寄希望于他，是因为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他会答复他们苦恼的信件，或答复他们的请求，给他们在北国严寒中漂零的红卫兵孩子送去被褥。”
周恩来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忙过。事无巨细，一概都得他具体过问。以仅有的少量政府工作人员，他尽力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从每天必需的柴米油盐，到人造卫星计划，从少数民族事务到接见外宾，周恩来每天的工作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
他经常彻夜工作，同红卫兵、工人、干部和外省来的群众代表们谈话，给对立的红卫兵组织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他下令保护寺庙文物，劝阻狂热之中的红卫兵不要破坏历史古迹。
1966年10月3日，在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他再次强调：“红卫兵不要进入解放军守卫的机关。红卫兵不能携带武器，不能穿军装，因为你们不是正规预备役部队。司法权属于法院。红卫兵组织不能使用宣传机构、党报、新华社和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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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7年，周恩来的部下一个个落马。陈毅、贺龙、廖承志等人一个个成了红卫兵炮轰火烧的对象。当时的情况是：今天，他号召工厂继续开工生产，红卫兵不要进入工厂；明天，《人民日报》上白纸黑字载称，现在所有工厂和全国城乡都要放手搞文化大革命。
1月6日，天安门前出现了一条长15米的巨型标语，赫然写着“炮轰周恩来”的字样。
与此前后，一批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进行了温和且又行之有效的斗争。在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后，他有意无意提到了揪斗“牛鬼蛇神”的问题。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真正坏的右派分子只占全体右派分子的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说：“现在比这多多了。”
毛泽东一楞，然后坚决地说：“不管多了多少，都要把他们镇压下去。”
当听说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标语，并且有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时，毛泽东脸色愠怒地说道：“那好，就让他们连我一起批斗。”
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果没有了周恩来，许多事情会无法收拾。
毛泽东的态度多少给了周恩来心理上的一些安慰。基于此，周恩来开列了一份长长的要加予保护的人物名单，请毛泽东签了字。因此，他的一些部下得到了暂时的保护。
甚至，连老奸巨滑的康生也曲意讨好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康生提出：“有些红卫兵把批评总理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这都是什么意思？”
“这是反革命行为。”一个红卫兵喊道。
“那么，你们怎么办？”康生问。
“把他们抓起来！”
“对了。”康生击掌赞道。
由于毛泽东保周态度鲜明，中央文革在“炮轰周恩来”的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便始终把周恩来当作毛泽东司令部的人来拥护。1967 年4月的一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甚至还发出了特别通令：“周恩来总理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不应对他有任何怀疑。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将被视作反革命行为。”
尽管如此，“炮轰周恩来”的活动并没有停止。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于1967年春天策动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余秋里、谭震林、谷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叶剑英等人一个个被指控为“二月逆流”黑干将，公开点名批斗。而周恩来，也被视作黑干将们的保护人和总后台。
于是，一些人乘机把矛头再次指向了周恩来。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周恩来。
3月31日，北京钢铁学院因“炮轰周恩来”受到批判了的学生张建旗，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轰周恩来”的立场，并表示他没有错，要“三个月后再见”。
5月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矛头直指周恩来。在此前后，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贴出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5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
6月2日，张建旗将他3月31日写的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抛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恩来。
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聚会，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此间，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正烈。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人被公开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四处煽动，更是把这一切都推向了极端。
于是，“五·一六兵团”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五·一六”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其中的“1”字写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形状。
面对“五·一六兵团”对周恩来越来越猛烈的攻击，北京的许多红卫兵组织表示愤怒。每当“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贴出来之后，不到一两天时间，就被另一批新的“迎头痛击反周逆流”的大字报所覆盖。“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还发表声明：“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迫于压力，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得不让陈伯达出面表态：“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五·一六兵团”张建旗等人稍稍收敛了些。6月4日，他们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表示群众对他们误解了。摆出一付偃旗息鼓的姿态，转入到更加隐蔽的地下活动。
文革波及海外
1967年2月，红卫兵包围了苏联大使馆。两个星期了，仍不见有撤退的迹象。
一切行政命令在红卫兵面前不能奏效，一切领导人的讲话都无法使红卫兵撤离。要这样的时候，照例，由周恩来出面解决问题。
周恩来站在麦克风前，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说服这些狂热的红卫兵们。
他开口了。周恩来总理以他特有的魅力和谈话技巧，将红卫兵的思路从狭隘的一隅引向全世界，引向风起云涌的国际风云。他强调斗争要注意策略，斗争要有艺术性，不要过分刺激苏联领导人。红卫兵们安静下来，沉思着。
两天后，红卫兵的包围圈撤掉了。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情况仍在继续恶化。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大使馆附近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幅标语，东道国提出了抗议。
驻某国大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巨幅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就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驻非洲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泽东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殴打、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对方连推带搡轰出帐门……。
※ ※ ※
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了香港。
1967年5月初，九龙人造花厂发生罢工。港英当局出动警察出面应付游行的群众。警察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并用石块贴着地面横扫示威者的脚跟。
很快，这件事演变成了一桩政治气味极浓的暴力事件。深受大陆影响的香港居民数百人，挥舞红宝书，高呼革命口号，从香港中部的中国银行附近集合出发，步行或乘车前往政府大厦，举行示威活动。
同时，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不断有人秘密潜入香港，对香港的示威活动进行声援。他们在香港有关方面的帮助下，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
香港政府大厦的墙上，出现了一幅幅激进的大标语。示威者变得越来越粗暴，设置警戒线的警察受到袭击。同时，示威队伍中的人群不断地呼喊口号，要求警察调转枪口。
当时的情况是，周恩来极力反对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对香港暴力事件大感兴趣。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广州红卫兵组织秘密派遣了不少红卫兵到香港，去煽风点火，指导那里日益高涨的示威活动。
终于，北京方面也作出了反应。
5月15日，英国驻北京代办唐纳德·霍布森被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方抗议武装部队和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火，香港当局犯下了大量血腥暴行，这是英国政府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的阴谋中的一部分。中国还声称，香港的英国当局正在“对他们又怕又恨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敌对姿态，这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中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包括工人、学生、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在内的所有被捕人员。中方警告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一切后果将由英方承担。
新华社立即全文播发了这份照会。
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强硬。就在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强烈抗议的照会后不久，英国政府即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并且逮捕了许多参加示威的人，强制实行宵禁。
香港政府大厦前的示威活动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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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示威事件的余波仍在回荡着。
就在英国政府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后不久，上海革命委员会发布一项命令，宣布立即关闭驻上海领事馆，并限令彼得·休伊特领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时内离境。在离开领事馆前往飞机场的途中，彼得·休伊特领事遭到上海红卫兵的粗暴对待。他们不停地踢他的胃部、腿部，把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倒在他的身上。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葡属殖民地澳门的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并不断地进行辱骂和围攻。
此后不久，为了报复，香港政府拘留一位涉嫌制造动乱的中国新闻记者，北京的红卫兵也关押了一名叫做安东尼·格雷的路透社记者。红卫兵吊死了格雷心爱的猫咪，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贴在他的背上，然后请他享受“喷气式飞机”待遇。被迫跪在地上的格雷，向前躬着腰，手臂被人反扭到了身后，他只能从地面上积聚起来的汗水中照见自己扭曲的身影。
8月22日，大批红卫兵聚集在英国大使馆的前面。
使馆内，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成员，正在静静地等待。中国政府要求港英当局48小时内释放被捕人员的最后期限即将结束，此刻，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难熬。全体使馆成员挤在一间屋子里，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夜幕降临了，聚集在外面的红卫兵点起了马灯，唱起了革命歌曲。歌声一浪一浪涌来，拍打着使馆内全体成员的心弦，使他们对未卜的前途又增添了几分担忧。
大约在晚上10点30分，歌声停息下来，架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宣读一个什么《通告》。不一会儿，使馆外由远而近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欢呼声和口号声，红卫兵冲进来了。
守卫在使馆门前的中国军人似乎也对这些红卫兵没有办法，他们闪到一旁，让如潮水般的红卫兵通过。
红卫兵动手砸玻璃、家俱摆设和汽车，并开始用随身携带的汽油在使馆内放火。
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职员仓惶之中逃入一个保险库里，后来，在浓烟的掩护下，他们冲出了使馆。唐纳德·霍布森在后来给他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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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院子里大约有5000多人。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象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象牲口一样淌着血……。
几位妇女逃向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阿尔巴尼亚人紧关着铁门。她们遭到群众的殴打和辱骂时，阿尔巴尼亚人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只有两位姑娘设法得到了芬兰大使馆的庇护。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泽东像低头，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其中一个头领来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她穿着半统工作鞋在女王的像上跳上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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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英国大使馆的这一场骚乱，直到周恩来等领导人出面交涉，下令让其撤走，才在次日清晨逐渐平息下来。关于红卫兵冲击英国代办处一事，当时的《人民日报》作了倾向性十分鲜明的报导，标题是《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其文中写道：
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及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今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且出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今晚，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同仇敌忾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发言的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
“五·一六兵团”加紧活动
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局部的转折。这一月里，发生了两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事。一件事是由关锋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使全国范围内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枝弹药的事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地方派性与军队的对立演变成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甚至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另一件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是姚登山在外交部夺了外交部部长陈毅的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支持姚登山的 “革命行动”，恶毒攻击陈毅，而且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王力的讲话，使“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受到了鼓舞。一些政府部门，相继被 “五·一六兵团”及其他红卫兵组织冲击，夺权之风甚烈。
姚登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位年轻的外交人员，原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工作。在大使馆里，他领导了一次极左派的夺权斗争，影响很大。他们抗议印尼政府对中国侨民实行歧视政策，并公开支持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因而被印尼政府确认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在北京，则为姚登山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国文革小级成员江青、陈伯达、康生以及周恩来，全都出席了招待会，甚至连一惯不愿意抛头露面的毛泽东，也出面了。在这次招待会上，姚登山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颐指昂然。
姚登山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他成了“五·一六兵团”的重要头目之一。
并且，姚登山被任命为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对“五·一六兵团”的又一次鼓舞。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怂恿下，“五·一六兵团”成员集中的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组成了“揪陈大军”，计划从陈毅开刀，继而向周恩来进攻。从7月15日起，他们涌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架设高音喇叭，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堵塞交通，阻碍正常的外事活动。以此手段，向周恩来施加压力，威逼他交出陈毅。
地处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是文革中外交部的办公楼。平日里安静、肃穆，这些日子却象炸开了锅，一拨接一拨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从东边楼梯冲上去，又奔向西边楼梯，陈旧斑驳的窄条地板，被来回奔跑的人群踩得叽叽嘎嘎发颤。红卫兵挨着房间盘查，逢人便大声吆喝：“快说，陈毅在哪里？”咄咄逼人的口吻，仿佛是在搜寻一名逃犯。
陈伯达、戚本禹、谢富治等人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先后来到红卫兵中间“做工作”。但是，他们的劝说犹如火上加油。陈伯达用一口难懂的福建话说道：“陈毅确实说了反动话。”谢富治则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戚本禹更干脆，他站在讲台上表态：“揪陈是革命行动！”“外交战线的希望，看来就寄托在你们这些革命小将身上了！”并且煽动说，外交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与中央文革小组无关。”
他们的劝说工作，等于是向红卫兵交底：你们揪斗陈毅，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的。要说有障碍，那就是周恩来。
红卫兵的极左气焰被更进一步地助长了。他们集中火力，制造种种事端，肆无忌惮地攻击陈毅，并且不择手段在向周恩来施加压力。
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公开提出：“外交部可以夺权！”
在王力“8·7讲话”的指使下，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内一个接见厅里，正在同周恩来进行对话。
对话已经进行很久了，从半夜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
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心脏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仍不见好转。保健医生焦灼不安，写纸条给造反派代表姚登山。姚登山看看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他微闭着眼睛任凭他的造反派战友们继续纠缠周恩来。
周恩来有些动怒了：“冲外交部，不管怎么说，按中央的规定是不对的！”
失去理智的造反派大声叫嚷着，打断了周恩来的话语。
周恩来停顿片刻，等叫嚷声平息下来之后，继续说：“你们是不是要跟我开辩论会？你们整我就是了！你们采取车轮战术，从12点到现在，18个钟头了，我还没有睡觉，我的身体不能忍受了……”
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姚登山面前愤愤不平地说：“如果今天总理发生什么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着，搀着周恩来离开会场。
身后，造反派仍在叫嚷：“明天拦住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次冲击会场！”
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回身来，睁着愤怒的眼睛，严正警告道：“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击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汽车里，周恩来双目紧闭，头部无力地歪靠在保健医生的肩上。医生噙着泪，迅速拿起氧气枕的导管，慢慢地送进周恩来的鼻腔。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次密谈
“五·一六兵团”的偏激行为使一贯温和克制的周恩来也无法忍受了。按照“五·一六兵团”的设想，中国似乎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主张废除货币，支持世界革命，做着环球大一统的乌托邦之梦。“五·一六兵团”部分理论已开始付诸实践。后来，在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曾效仿过这些理论。
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仍在各种红卫兵组织中继续泛滥。有消息说，某几位红卫兵司令正在筹备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并且宣称要 “建立自己的电台”。
在湖南，这种设想正在部分地实施。
1967年底，一个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的组织，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轰动全国。文章中提出，要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实行红卫兵自制。
种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使人们更加惶惑了，外国人就更不用说。连一向同北京友好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也抱怨北京治安混乱，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其人身安全难于保障。西哈努克将个人意思暗示红了周恩来，周恩来心情又沉重了几分。
但是，这也是历史的一次契机。
他得牢牢地抓住这次契机。
那段日子，毛泽东正在大江南北视察。周恩来让他的机要秘书接通了毛泽东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讲，要与毛泽东面谈一次。
1967年8月底，也就是英国大使馆遭到袭击之后，周恩来乘飞机南下，去见毛泽东。
这次，他是要向毛泽东进谏。
也许，毛泽东会不听他的意见，对此，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他相信毛泽东会理解他、支持他的。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尤其是1934年的长征以来，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私人关系上，他和毛泽东都合作得不错。长期的密切配合，使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的友谊。
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北京最近的情况，尤其是8月以来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和外交部夺权的事，周恩来倾向性鲜明地提出了批评。起初，毛泽东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继续强调，刘少奇和其他走资派依然存在，不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周恩来的情绪有些激动了。他神情严峻地谈到了他的难处。为了处理首都和各省出现的混乱，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已经劳累过度，身体常常出现难以胜任的症状。而且，“五·一六兵团”对他进行各种攻击，要炮轰、火烧，他一方面得处理各种事务，另一方面还得应付“五·一六兵团”的攻击。谈完这一切之后，周恩来停顿下来，语调低沉而缓慢地慎重提出：请示主席考虑，让他退出政治局常委会并辞去总理职务。
毛泽东久久不语。
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说，他要认真考虑一下，得给几天时间。
几天之后，毛泽东改变了态度。随之，打击的对象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历史，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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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明这次小小转折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看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11期“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拿起毛笔批道：“大大大毒草！”批完仍不尽兴，在旁边写了四个掷地有声的字：“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不仅使“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破产，也使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感到惶恐不安。
第二件事，毛泽东在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了关于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一段话，以明确表示他支持周恩来。毛泽东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所加的话如下：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到现在还不太清楚。
毛泽东要揪“五·一六”，也许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使文化大革命多少改变了一些方向。由原来的着重打击走资派，变为着重打击红卫兵与造反派中的坏人，这一变化使全国范围内又出现了新的混乱。
揪“五·一六”风靡全国
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也不得不变。
在各种场合，他们公开表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表示要揭露“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罪恶活动。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两个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恩来，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补充说：“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 ‘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负责公安部工作的谢富治则表示：“总理受到崇高的尊敬，我们不能反对他。总理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参谋长。不能打倒总理。总理是我们国家的代表，有高尚的政治风格。反对总理只能使刘、邓、帝修高兴。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害怕总理。”
在另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江青煞有介事地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右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这些讲话造成一个印象，仿佛“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事件一概与他们无关。不仅无关，他们也成了受害者。
为防引火烧身，他们知道，仅仅靠讲话是不够的。于是，他们打定主意：抛替死鬼。
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王力和关锋；在“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戚本禹。
这是一幕意味深长的悲喜剧。
江青曾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毛泽东同意了的。现在，她得为此作出解释。
康生很理解江青的难处，把这个难踢的球踢给了陈伯达。康生说：“江青同志，你说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是陈伯达传达的？”
江青点点头，目光转向老夫子：“是谁告诉你毛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
陈伯达眨眨眼睛，说道：“是王力在天安门上告诉我的。”
陈伯达的这个回答，使在场的人都满意。
江青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接过话题说：“不要错误人人有份了。王力造主席的谣，假传指示，关锋写《红旗》11期社论，还有戚本禹，最近与‘五·一六兵团’来往频繁，是幕后指挥。先让他们三人写检查吧。”
陈伯达不无担心地问：“他们能服气吗？”
康生大声说：“反军乱军，分裂中央，矛头直指周恩来，罪够大的了，有什么不服气的？”
至此，王、关、戚三人当牺牲品已成定局。
逮捕他们是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分别被通知前来开会，王力、关锋先到，最后一个进来的是戚本禹。他刚刚落坐，江青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这才发现，气氛有些异常。
过了片刻，一个军人拿着档案袋进来，送到江青面前。江青抽出档案材料，看罢，递给旁边的康生。康生不动声色地斜觑一眼材料，用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扫视会场，说道：“最近，中央文革内部出了问题。一个是有人反军乱军；一个是有人组织‘五·一六兵团’分裂中央。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政治局决定处理此案：王力、关锋、戚本禹停职检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惊呆了。为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不分昼夜出谋献策、冲锋陷阵，如今却落个阶下囚的结局，命运的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大了些！他们惊愕、紧张、不解地望着康生、江青，可是那些熟悉的脸忽然变得极其陌生了。
“咔嚓”几声，他们戴上了手铐，被押出了会议室。
据目击者披露：戚本禹听完逮捕令，面呈土色，两腿筛糠。他被戴上手铐、押上囚车时，口中连呼数声：“江青，江青！”惶惶若丧家之犬……。
江青此刻心中什么滋味？不得而知。在这之后不久，江青患了神经衰弱症，离京到杭州疗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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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关、戚的倒台，是局势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
1967年8月11日至12日，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各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开会，对反击“揪军内一小撮”和“5·16兵团”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8月中旬，“五·一六兵团”在北京钢铁学院的成员首先受到打击。
8月18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单位的76个红卫兵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
8月20日，《红旗》杂志发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柱石》的社论，公开表示了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1000多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帮兵团’大会”，批斗了北京钢铁学院的“五· 一六兵团”的头目和骨干成员张建旗等人。
在此前后，《解放军报》社的一些人，将有操纵“五·一六兵团”罪名的总编辑揪出来示众。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与“五·一六兵团”有密切组织联系的 “6·16兵团”也被查抄。
9月4日，陈家康被视作“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目被逮捕。此后不久，“革命领导干部”姚登山也被逮捕。
之后，外交部展开了“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91位司局长、大使共同酝酿、起草了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大字报中写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陈毅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已开始得到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正在被颠倒过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十分劳累，我们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广大革命同志一起，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以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领导下，把外事工作搞得更好！”
“91人”大字报前，观者如堵。转瞬之间，赞同、支持的大字报纷纷贴出。实际上，这是对夺外交部权的姚登山等人的一次反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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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揪“五·一六兵团”很快走到了它的反面。
对“五·一六兵团”进行清查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问题在于，“五·一六兵团”只是在北京出现和活动的一个组织，然而后来却被指控为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这就让人啼笑皆非了。
更加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后来残酷的事实。
揪“五·一六兵团”，使“红卫兵”一词迅速变得惨淡。在几次讲话中，江青把“三指向”者定为“五·一六分子”。所谓“三指向”，即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按此概念推论，自然就会产生无数与“五·一六兵团”无关、甚至根本不知道 “五·一六兵团”为何种组织的“五·一六分子”。
江青的讲话和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成了向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进攻的总动员令。
接踵而来的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五·一六兵团”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各单位先后开始了又一次的清查“五·一六分子”。
此后，“五·一六”的问题一次次提出，各单位所谓的“五·一六分子”们象被烙烧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地接受“火烧”。没完没了的批斗，无休无止的检讨，永远也过不了关的过关……清查“五·一六”，从清查“罪行”到清查“组织”，又从清查“组织”到清查“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
直到1971年，中共中央还就清查所谓“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于2月8日作出决定，又于3月27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还专门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全国范围内揪“五·一六分子”混乱状况的四条原因，他在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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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全国揪“五·一六分子”是主观主义的。除北京有过“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外，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二，规定凡有“三指向”言行之一者即为“五·一六分子”，这是以“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委员会”代表人民的利益因而正确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 “三指向”极为宽泛，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因而打击一大片。第三，领导揪“五·一六分子”的正是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第四，在两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互揪对方所谓“五·一六分子”的情况普遍发生。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打击。
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书中，也具体描写了一些关于清查“五·一六”的细节。她在书中写道：
审讯日夜进行，纪录最高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一个“五·一六”坦白大会。1966年横眉竖眼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五·一六”，登台坦白交代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
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一位很会训人的女造反派，不知为什么也变成了“五·一六”，被送到卫戍区去“监护”。监护了一阵，人家又不管了，把她退回到了本单位干校。可是被关押了半年多，她出来以后竟疯了，老是站在食堂门口看人家吃饭，而且经常伸手去拿别人吃剩下的东西，嘴里流出涎水来。脸上颜色也真奇怪，不知怎么会变得像染了颜色一样，红一块，灰一块，成了个小花脸。一些干部带到干校的半大孩子们一拳就把这精神病人从很高的谷草堆上推得翻滚下去，然后孩子们乱拳齐下，小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阶级敌人！”“反革命！”“装死！”看上去那嘴脸和造反的大人一模一样。
下干校的有1700人，已经揪出“五·一六”竟达400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不能对揪“五·一六”抱有右倾思想……。
事实上，清理“五·一六”的运动越来越风行全国。“五·一六”象个垃圾桶，谁要是被人指控为“五·一六”，就等于是陷入了无底的泥淖，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日趋荒唐，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过反对周恩来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一种残酷打击的手段。
清查“五·一六”，直到1976年“四人帮”彻底垮台，才不了了之。在此期间，红卫兵运动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红卫兵”一词的光辉与神圣，也渐渐脱落，渐渐显出悲哀的结局。
６－２、红卫兵的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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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
红卫兵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有着其诞生期、成长期和衰落期。综观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在变幻莫测的传单和战旗下，红卫兵运动有着两次大的浪潮。
文革之初，最先揭竿而起的是北京市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一拨老红卫兵。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率先发难。然而，他们又是最先退却。一旦他们“造反”的旌旗指向自己的父母亲，一旦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他们最先有了失落、委屈和恼怒。
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毛泽东“8·18”接见红卫兵为其鼎盛时期，以“联动”被取缔为谢幕的日子。
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这次浪潮的主体是“造反派红卫兵”。其中的红卫兵领袖的骨干多是些文革前受压抑、受排挤的知识分子以及平民子弟。他们不计较家庭出身，更为看重的是个人表现。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长期影响和社会压力面前，他们也往往推举几个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进入领导圈子。造反派红卫兵宣称：“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造反派红卫兵都要比老红卫兵走得更远。他们普遍热衷于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是在1967年秋天以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普遍又分化成两大派别时，揪走资派的矛盾焦点仍没有改变。两大派别红卫兵组织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他们的争论从来不体现在该不该揪走资派上。
造反派红卫兵也打击其他“牛鬼蛇神”。但是这些打击，都只是第二位、第三位。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都在经历了辉煌之后转为衰落。其辉煌让人炫目，其衰落又让人悲哀。
老红卫兵从文革之初的促进派、造反派，变为怀疑派、保守派、逍遥派、反动派，他们的命运也人天之骄子变成阶下之囚。恰如毛泽东所断言的：红卫兵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变成了反革命。
老红卫兵的衰落过程正是造反派红卫兵兴起的过程。他们因为作了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而红极一时，迅速取代了老红卫兵。1967年夏季以后，全国真正 “天下大乱”了，毛泽东感到局面难于控制，屡屡给造反派红卫兵打招呼。但是，热昏之中的造反派红卫兵仍然热衷于冲击“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利用有利于自己的一部分毛泽东指示，继续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毛泽东由希望变为失望，又由失望变为恼怒。后来，毛泽东断然派出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从而结束了他曾寄予过厚望的红卫兵运动。
造反派红卫兵的命运比老红卫兵更惨。在1968年以后，他们一次次被清查，一会儿是“五·一六分子”，一会儿是“三种人”，在退出政治舞台多年之后，政治仍然频频光顾他们，给予他们无情的清洗和打击。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沉思录》中曾经描叙过这种“历史的误会”。他们在文章中写道：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呆在了一起，虽然失去了一样的课桌，一样的课本，但眼前却一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对昔日悲哀，对明天秘不可测。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是在蓬草枯瑟的山路上碰到，看到彼此都是同样褴褛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这时再想不到不久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双方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你当过看客，我也当过看客。你曾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你可悲，我也可悲。你可笑，我也可笑。有了脓溃之后新生的肉芽，有了痛定思痛的灵魂的大不安……。
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回顾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清华园的位置至关重要。
清华园初建于明朝，是一位武乡候的庄园。明亡后，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起大清帝国。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们对造园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世人尽知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起的圆明园外，清华园也被扩建和重修。
清末，满清皇帝顺应世界潮流作出了一些变革的举动。废科举，仿效西方兴建学堂，便是其一。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赔款”退回的一部分，创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学堂正式发展成为清华大学，从而开始名扬四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园便以红卫兵运动策源地的地位引人注目。清华园中，不断出现一个个风云人物。
如前所述，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率先扯起第一面战旗，使“红卫兵”一词脱颖而出。
随着“联动”的垮台，以清华附中等中学学生为代表的老红卫兵，在独领风骚之后，惨淡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红卫兵”。
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又是造反派红卫兵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因反工作组，蒯大富曾被关押，他以绝食绝水相抗争，顶住了突如其来的命运厄运，成了清华园中的头号英雄。
首都造反派红卫兵跨校际大联合时，蒯大富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同时兼任京城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在其鼎盛时期，他与北大聂元梓、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并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而蒯大富的位置，又居五大领袖之首。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7年以后，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两派武斗，而且逐渐升级。在清华园里，更是不例外。
清华园，当时堪称红卫兵运动之源。清华红卫兵不仅仅在校园内搞运动，还插手外地、外单位，去“支左”，支持“革命的左派”。
清华园内，两派的斗争也势不两立。
一派，是蒯大富为司令的“井冈山兵团”；另一派，是一沈姓学生为司令的“4·14兵团”。两派原是一同造反的战友，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观点出现分岐，进而分化，成为仇敌。
其时，双方都在抢占楼房、构筑工事。
清华园分为东西两区。其分界线是昔日著名的京张铁路路基。西区是一大片风景地和少量建筑物，东区则有一幢幢宿舍、饭堂、教学楼馆、浴室及实验室。
中央主楼是东区的主要建筑。它的外观厚重庄严，室内门厅高大，楼层空间很高，连走廊都有两三米宽，十分气派结实，其建筑风格与莫斯科大学相同。
武斗升级后，“4·14”派抢占了中央主楼、东区浴室、5号楼以及西区大礼堂附近的科学馆；“井冈山”派则占领了7号楼、8号楼和西区大礼堂、旧电机馆、力学馆。
双方剑拨弩张，作决一死战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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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在忙于打派仗，中央高层决策人物却在操心红卫兵的出路。
文革之初，毛泽东要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便借小鬼打大鬼，极力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到了1967年夏天，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全线瓦解，天下大乱，谁也难以控制当时的局势了，这时，毛泽东想要收回这些小鬼，让天下归于平静。
他想让红卫兵先回到教室里。
1967年秋天，毛泽东已委婉地在各种场合谈了自己的想法。其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同时，毛泽东对前一段的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同样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高最新指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会变得更好。”
毛泽东头脑里的小小混乱导致了社会的大混乱。红卫兵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关于“形势大好”的另一个声音，对“复课闹革命”采取冷淡态度。他们虔诚地相信：曾经戴过红卫兵袖章、热烈支持过红卫兵的毛泽东，会再一次支持红卫兵。
因此，武斗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一天天升级。
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
每逢生日这天，毛泽东都要安排一桌家宴，邀请他认为可以交谈的人来中南海钓鱼台一聚。这天，也不例外。
毛泽东的客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帮秀才。
这次，毛泽东重点谈了学校的问题，他说：“学校里要落实政策。”“政策不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许多人，解放的人很少。”
毛泽东的话中，有明显的不满意成分。
在场的人谁也不敢接话，有的凝神聆听，有的埋头做笔记。接下来，毛泽东继续说：“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在学校出现怕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
毛泽东要为教授、讲师松绑，是为收回红卫兵作铺垫。
然而红卫兵却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校园内，处处碉堡林立，铁丝网密布，成了名符其实的革命战场。
毛泽东对红卫兵开始感到失望了。他担心这些小鬼有朝一日会演出一场更加不可收拾的闹剧。毛泽东暗中认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到了，万一红卫兵不听话，就派工人去教育；再不行，就派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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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形下，红卫兵仍未收敛。
文化大革命是红卫兵的课堂。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不相信毛泽东会结束文化大革命。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会保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战斗，他们面对的是资产阶级，是国民党、希特勒。在战斗的前沿阵地上，他们决不后退。红卫兵呼叫着呐喊着，一个个倒在了枪林弹雨中，流出满地鲜血……。
这时候，离红卫兵谢幕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血祭。
在清华园里，形势正一天天趋向严峻。
到了1968年春天，两派红卫兵终于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开战之初，还比较文明，仅用拳头和脚，不久就用上了棍棒、长矛和大刀，肉搏战升级为攻坚战。
4月23日，为争抢一辆救护车，红卫兵双方用大弹弓互射达三小时之久。
4月29日，为抢夺两辆运送大米的汽车，双方再次大打出手。
5月2日，一方试图断水，另一方不同意，于是再起蜂烟。
5月16日，双方打算交换战俘，未成，仇恨膨胀，冲突升级。
5月29日之后，武斗升级到动枪动炮了。在学校实验工厂里，双方都在加紧研制各种手枪、手榴弹、燃烧弹……。当天，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旧电机馆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琥卫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决定次日凌晨三点钟攻打“四·一四”派控制的东区浴室大楼。
5月30日凌晨三点，蒯大富跑到清华大学自备的电厂，下令全校断电。信号发出后，井冈山兵团红卫兵迅速搭起云梯，意欲冲上楼顶，抢占有利地形。不料，因守在浴室楼内的“四·一四”派十多名红卫兵个个勇敢善战，砖头、石块如大雨泼出，攻坚的井冈山兵团只好撤下来。
于是改为用自制的燃烧弹进行火攻。
攻势猛烈，固守在浴室楼内的“四·一四”派眼看顶不住了，急救援兵。不久，从中央主楼及“四·一四”派其他据点里，援兵们手持长矛、棍棒，气势汹汹而来。
井冈山兵团急调自制的坦克助战。由于退却不及时，“四·一四”派的一名红卫兵当场被辗死。
愤怒的“四·一四”派奋力反击，将井冈山兵团一名红卫兵用长矛活活刺死。
这一下又轮到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愤怒了。他们加强攻势，火攻加上烟熏，各浴室楼发起新一轮冲锋。“四·一四”派渐渐不支，从浴室楼撤退，进入科学馆。
科学馆是一旧式西洋建筑楼房，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基础课所在地。“四·一四”派进入科学馆的红卫兵整整100人。首先，构筑工事，门窗及一切通道进出口处，全都采取了防范措施。
在科学馆的四周，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已用各种枪支组成的火力网封锁了所有道路。唯恐火力封锁不够，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又在科学馆西南端的一处小山包上挖了地堡，架起了枪支，日夜观察敌情有什么变化。
被围困在科学馆内的“四·一四”派100名红卫兵的处境非常不妙。
一天，一位名叫杨志军的红卫兵从科学馆后门刚一露头，一颗子弹飞来，将杨志军当场击毙。尸体被同伴抬回馆内，用拆卸的门板、教学柜打成一具简易棺材，草草殓尸。
此后不久，又一名“四·一四”派红卫兵被对方的枪弹射杀身亡。
被久困在科学馆，给养越来越成问题。在井冈山兵团严密的封锁下，出入科学馆非常困难。为了给被困在科学馆里的战友们送粮食，“四·一四”派红卫兵每次都全副武装，抓住一切机会接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锁越来越严，外边的东西根本无法再送进去了。
科学馆内，大米、蔬菜早已吃光，靠仅有的一点面粉，红卫兵度日如年。为了节约，他们改一日三餐为两餐，馒头就着盐水，勉强咽下。现在他们充分体会到 “困兽犹斗”一词的滋味了。
进入7月，蒯大富再一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封锁科学馆，声称“有出进者，可以开枪，死了人总部负责”。设在科学馆四周的高音喇叭不断展开心理攻势，各种耸人听闻的口号和消息，如蝗虫般漫天飞舞。
从5月底被围困以来已有两个月了，“四·一四”派红卫兵弹尽粮绝，处境危险。而且有传闻说，井冈山兵团将在科学馆四周挖沟壑、埋炸药，要一举炸掉整个科学馆大楼。
一股求生的欲望在“四·一四”派红卫兵中漫延。
当然，不能投降。打出白旗，不仅是耻辱，也会贻笑后人，成为历史舞台上让人嘲笑的白脸人物。
他们的求生途径是挖地道。
近百名红卫兵轮流上阵，学老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没几天便将科学馆与二教间的地道挖通了。可他们暂时还不敢太高兴，二教旁边就是一教，那儿驻防着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若想逃命，必须从一教地下穿过，然后再找出口。
“四·一四”派红卫兵继续掘进，穿过一教，往东，约20米，就是老机械工程馆。那里是“四·一四”派的势力范围，只有将地道挖到此处，他们求生才有希望。
眼看大功即将告成，却又飞来横祸。
井冈山兵团得知对方在挖地道后，立即组织人马，挖地三尺，要同“四·一四”派红卫兵打一场现代地道战。
结果，井冈山兵团的地道将“四·一四”派的地道拦腰截断，他们在地道里塞满炸药，点燃导火索，轰地一声，将“四·一四”派红卫兵逃生的希望炸了个粉碎。
“四·一四”派红卫兵被断了最后一条路，98名红卫兵围着两名战友的棺材，一个个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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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发出指示，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车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五厂等厂矿产业工人1500多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北大、清华两所高等院校。
工宣队的到来，使清华园中的红卫兵两派暂时停止了厮杀，调转枪口，将主要矛头对准了工宣队。
工宣队的进驻十分突然，甚至连一直同中央文革保持热线联系的蒯大富，这次也没任何人同他打声招呼。
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中央文革自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捕后，锐气大减，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兴趣也没以前那么浓了。换言之，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此刻都在力保自身，对毛泽东要派工宣队进驻，他们不敢反对，即使有想法，也不敢说出半个不字。中央文革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要收回小鬼的态度很坚决，红卫兵必须“复课闹革命”，是毛泽东多次强调了的，对此，谁也不敢违抗。
但是，工宣队的进驻，同文革初期工作组的进驻，太相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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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轰周恩来！”
在外国首脑和记者们的眼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谜。一位美国专栏评论员写道：“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走，但落后三步。”此话不无道理。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形下，很难想象周恩来如果不同毛泽东一起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没有周恩来苦撑着越来越糟糕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必然会更加难于收拾。
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周恩来“落后三步”地跟在毛泽东的身后，委屈求全，于危难中显示了他人格的力量。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支持的红卫兵是不会怠慢的。
文革之初，他就频繁地出入于首都大专院校，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红卫兵运动上。1966年8月，周恩来至少20次接见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代表，他还4次亲自去清华园，亲切地同学生们交谈：“我是来煽社会主义之风的。”
有一次，他冒雨参加红卫兵的一次集会，没有穿雨衣，也没有打伞，那套灰色套装在雨水中打湿了。他淌过没过脚踝的水洼，走上临时搭成的讲台，坐在一张潮湿的凳子上，任凭雨水淋着。几千名同样浑身水淋淋的红卫兵齐声呼喊：“给总理打伞！给总理打伞！”，周恩来走到台前，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你们不是给了我一个红卫兵袖章吗？你们正在经风雨受锻炼，让我跟你们一道经受锻炼吧！”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使数千名红卫兵大为感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下午，周恩来和江青同乘一辆敞蓬车，跟在毛泽东的车后，缓缓驶过聚满了人潮的天安门广场。事后，周恩来说：“我不得不大声呼喊，喊得嗓子都哑了。”
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喧闹声中，周恩来的声音还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说，红卫兵应该正确区分好人与坏人。“牛鬼蛇神”应该揭发，“但要看他们是否搞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证明他们还比较老实，我们就应该给他们一条出路。”
他说，红卫兵组织应该善于汲取各种各样的力量。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红卫兵。因为一个人出身时，谁也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只要他们背叛自己的阶级并且表现好，就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
他说，红卫兵应该防止武斗。“开枪杀人不难，只要瞄准就行。用拳头伤人也不难，只要有蛮劲就行。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在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1966年9月的一次百万红卫兵大会上，周恩来宣称，文化大革命正给刚刚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予革命动力。他说：“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工厂、农村不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劳动品质。”
周恩来的这些声音，和街头高音喇叭里的宣传大不一样。正是由于周恩来这些理智、循循善诱的声音，使他卷入到了一场阴谋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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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曾经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后来在坦白材料中写道：“有人叫我们整理最大的当权派的黑材料。领导上给我们提供文件，有时我们自己查找文件。文件就是周恩来总理的报告、讲话、谈话纪录等。我们仔细审查每一个字，检查周恩来总理的每一个行动。1961年，周总理在关于文学的讲话中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坏现象存在，缺乏民主，许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不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吗？他还说，‘毛主席曾经修改过自己的文章……伟大人物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不是吹毛求疵吗？我们从他的许多讲话中东拼西凑，断章取义。最后我们说服自己：周恩来应该打倒。”
实际上，1966年8月以后，一个反周活动的浪潮就在秘密蕴酿之中。
炮轰周恩来的活动，以著名的“五·一六兵团”为急先锋。“五·一六兵团”发源于中国科学院，领导权后来转移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帮红卫兵手中。其主要幕后指挥者，有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
到了1966年9月，秋风瑟瑟之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十分为人们关注。
1966年9月25日晚，在同红卫兵的一次彻夜长谈中，周恩来提到了这些大字报：“今天我非常坦率地同你们讲，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这样大的自由？你们可以贴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有人甚至写出了‘炮轰周恩来！’当然，我知道了，但我一点也不会注意它。有人写出了一张大字报，要求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有近四亿人口，怎么能完全消灭？答案是：不可能。”说着，周恩来轻松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坦诚地说：“我自己曾犯过路线错误。但单单这一点并不能说明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1927年南昌起义时，我犯的错误是进城而不是下乡。六届四中全会我也犯了错误，但蒋介石还是下令逮捕我，你又怎么能说我不革命？”接下来，周恩来谈到了他自己的家庭出身。谈到他父亲时周恩来说：“从阶级成分看，他是个小官吏。”紧接着周恩来又说：“我没有孩子，只有两个侄子，一个没有工作，一个在解放军部队里。我是总理，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容易。”
作为战士，周恩来没有撤离他的阵地。用一位外国人的话说：“千百万中国人相信，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作为个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解决大家无法解决的问题。许多人寄希望于他，是因为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他会答复他们苦恼的信件，或答复他们的请求，给他们在北国严寒中漂零的红卫兵孩子送去被褥。”
周恩来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忙过。事无巨细，一概都得他具体过问。以仅有的少量政府工作人员，他尽力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从每天必需的柴米油盐，到人造卫星计划，从少数民族事务到接见外宾，周恩来每天的工作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
他经常彻夜工作，同红卫兵、工人、干部和外省来的群众代表们谈话，给对立的红卫兵组织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他下令保护寺庙文物，劝阻狂热之中的红卫兵不要破坏历史古迹。
1966年10月3日，在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他再次强调：“红卫兵不要进入解放军守卫的机关。红卫兵不能携带武器，不能穿军装，因为你们不是正规预备役部队。司法权属于法院。红卫兵组织不能使用宣传机构、党报、新华社和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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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7年，周恩来的部下一个个落马。陈毅、贺龙、廖承志等人一个个成了红卫兵炮轰火烧的对象。当时的情况是：今天，他号召工厂继续开工生产，红卫兵不要进入工厂；明天，《人民日报》上白纸黑字载称，现在所有工厂和全国城乡都要放手搞文化大革命。
1月6日，天安门前出现了一条长15米的巨型标语，赫然写着“炮轰周恩来”的字样。
与此前后，一批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进行了温和且又行之有效的斗争。在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后，他有意无意提到了揪斗“牛鬼蛇神”的问题。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真正坏的右派分子只占全体右派分子的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说：“现在比这多多了。”
毛泽东一楞，然后坚决地说：“不管多了多少，都要把他们镇压下去。”
当听说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标语，并且有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时，毛泽东脸色愠怒地说道：“那好，就让他们连我一起批斗。”
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果没有了周恩来，许多事情会无法收拾。
毛泽东的态度多少给了周恩来心理上的一些安慰。基于此，周恩来开列了一份长长的要加予保护的人物名单，请毛泽东签了字。因此，他的一些部下得到了暂时的保护。
甚至，连老奸巨滑的康生也曲意讨好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康生提出：“有些红卫兵把批评总理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这都是什么意思？”
“这是反革命行为。”一个红卫兵喊道。
“那么，你们怎么办？”康生问。
“把他们抓起来！”
“对了。”康生击掌赞道。
由于毛泽东保周态度鲜明，中央文革在“炮轰周恩来”的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便始终把周恩来当作毛泽东司令部的人来拥护。1967 年4月的一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甚至还发出了特别通令：“周恩来总理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不应对他有任何怀疑。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将被视作反革命行为。”
尽管如此，“炮轰周恩来”的活动并没有停止。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于1967年春天策动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余秋里、谭震林、谷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叶剑英等人一个个被指控为“二月逆流”黑干将，公开点名批斗。而周恩来，也被视作黑干将们的保护人和总后台。
于是，一些人乘机把矛头再次指向了周恩来。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周恩来。
3月31日，北京钢铁学院因“炮轰周恩来”受到批判了的学生张建旗，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轰周恩来”的立场，并表示他没有错，要“三个月后再见”。
5月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矛头直指周恩来。在此前后，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贴出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5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
6月2日，张建旗将他3月31日写的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抛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恩来。
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聚会，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此间，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正烈。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人被公开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四处煽动，更是把这一切都推向了极端。
于是，“五·一六兵团”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五·一六”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其中的“1”字写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形状。
面对“五·一六兵团”对周恩来越来越猛烈的攻击，北京的许多红卫兵组织表示愤怒。每当“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贴出来之后，不到一两天时间，就被另一批新的“迎头痛击反周逆流”的大字报所覆盖。“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还发表声明：“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迫于压力，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得不让陈伯达出面表态：“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五·一六兵团”张建旗等人稍稍收敛了些。6月4日，他们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表示群众对他们误解了。摆出一付偃旗息鼓的姿态，转入到更加隐蔽的地下活动。
文革波及海外
1967年2月，红卫兵包围了苏联大使馆。两个星期了，仍不见有撤退的迹象。
一切行政命令在红卫兵面前不能奏效，一切领导人的讲话都无法使红卫兵撤离。要这样的时候，照例，由周恩来出面解决问题。
周恩来站在麦克风前，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说服这些狂热的红卫兵们。
他开口了。周恩来总理以他特有的魅力和谈话技巧，将红卫兵的思路从狭隘的一隅引向全世界，引向风起云涌的国际风云。他强调斗争要注意策略，斗争要有艺术性，不要过分刺激苏联领导人。红卫兵们安静下来，沉思着。
两天后，红卫兵的包围圈撤掉了。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情况仍在继续恶化。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大使馆附近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幅标语，东道国提出了抗议。
驻某国大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巨幅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就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驻非洲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泽东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殴打、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对方连推带搡轰出帐门……。
※ ※ ※
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了香港。
1967年5月初，九龙人造花厂发生罢工。港英当局出动警察出面应付游行的群众。警察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并用石块贴着地面横扫示威者的脚跟。
很快，这件事演变成了一桩政治气味极浓的暴力事件。深受大陆影响的香港居民数百人，挥舞红宝书，高呼革命口号，从香港中部的中国银行附近集合出发，步行或乘车前往政府大厦，举行示威活动。
同时，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不断有人秘密潜入香港，对香港的示威活动进行声援。他们在香港有关方面的帮助下，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
香港政府大厦的墙上，出现了一幅幅激进的大标语。示威者变得越来越粗暴，设置警戒线的警察受到袭击。同时，示威队伍中的人群不断地呼喊口号，要求警察调转枪口。
当时的情况是，周恩来极力反对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对香港暴力事件大感兴趣。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广州红卫兵组织秘密派遣了不少红卫兵到香港，去煽风点火，指导那里日益高涨的示威活动。
终于，北京方面也作出了反应。
5月15日，英国驻北京代办唐纳德·霍布森被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方抗议武装部队和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火，香港当局犯下了大量血腥暴行，这是英国政府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的阴谋中的一部分。中国还声称，香港的英国当局正在“对他们又怕又恨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敌对姿态，这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中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包括工人、学生、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在内的所有被捕人员。中方警告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一切后果将由英方承担。
新华社立即全文播发了这份照会。
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强硬。就在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强烈抗议的照会后不久，英国政府即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并且逮捕了许多参加示威的人，强制实行宵禁。
香港政府大厦前的示威活动渐渐平息。
※ ※ ※
这次示威事件的余波仍在回荡着。
就在英国政府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后不久，上海革命委员会发布一项命令，宣布立即关闭驻上海领事馆，并限令彼得·休伊特领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时内离境。在离开领事馆前往飞机场的途中，彼得·休伊特领事遭到上海红卫兵的粗暴对待。他们不停地踢他的胃部、腿部，把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倒在他的身上。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葡属殖民地澳门的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并不断地进行辱骂和围攻。
此后不久，为了报复，香港政府拘留一位涉嫌制造动乱的中国新闻记者，北京的红卫兵也关押了一名叫做安东尼·格雷的路透社记者。红卫兵吊死了格雷心爱的猫咪，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贴在他的背上，然后请他享受“喷气式飞机”待遇。被迫跪在地上的格雷，向前躬着腰，手臂被人反扭到了身后，他只能从地面上积聚起来的汗水中照见自己扭曲的身影。
8月22日，大批红卫兵聚集在英国大使馆的前面。
使馆内，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成员，正在静静地等待。中国政府要求港英当局48小时内释放被捕人员的最后期限即将结束，此刻，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难熬。全体使馆成员挤在一间屋子里，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夜幕降临了，聚集在外面的红卫兵点起了马灯，唱起了革命歌曲。歌声一浪一浪涌来，拍打着使馆内全体成员的心弦，使他们对未卜的前途又增添了几分担忧。
大约在晚上10点30分，歌声停息下来，架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宣读一个什么《通告》。不一会儿，使馆外由远而近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欢呼声和口号声，红卫兵冲进来了。
守卫在使馆门前的中国军人似乎也对这些红卫兵没有办法，他们闪到一旁，让如潮水般的红卫兵通过。
红卫兵动手砸玻璃、家俱摆设和汽车，并开始用随身携带的汽油在使馆内放火。
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职员仓惶之中逃入一个保险库里，后来，在浓烟的掩护下，他们冲出了使馆。唐纳德·霍布森在后来给他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 ※ ※
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院子里大约有5000多人。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象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象牲口一样淌着血……。
几位妇女逃向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阿尔巴尼亚人紧关着铁门。她们遭到群众的殴打和辱骂时，阿尔巴尼亚人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只有两位姑娘设法得到了芬兰大使馆的庇护。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泽东像低头，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其中一个头领来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她穿着半统工作鞋在女王的像上跳上跳下……。
※ ※ ※
发生在英国大使馆的这一场骚乱，直到周恩来等领导人出面交涉，下令让其撤走，才在次日清晨逐渐平息下来。关于红卫兵冲击英国代办处一事，当时的《人民日报》作了倾向性十分鲜明的报导，标题是《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其文中写道：
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及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今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且出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今晚，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同仇敌忾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发言的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
“五·一六兵团”加紧活动
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局部的转折。这一月里，发生了两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事。一件事是由关锋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使全国范围内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枝弹药的事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地方派性与军队的对立演变成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甚至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另一件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是姚登山在外交部夺了外交部部长陈毅的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支持姚登山的 “革命行动”，恶毒攻击陈毅，而且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王力的讲话，使“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受到了鼓舞。一些政府部门，相继被 “五·一六兵团”及其他红卫兵组织冲击，夺权之风甚烈。
姚登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位年轻的外交人员，原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工作。在大使馆里，他领导了一次极左派的夺权斗争，影响很大。他们抗议印尼政府对中国侨民实行歧视政策，并公开支持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因而被印尼政府确认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在北京，则为姚登山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国文革小级成员江青、陈伯达、康生以及周恩来，全都出席了招待会，甚至连一惯不愿意抛头露面的毛泽东，也出面了。在这次招待会上，姚登山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颐指昂然。
姚登山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他成了“五·一六兵团”的重要头目之一。
并且，姚登山被任命为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对“五·一六兵团”的又一次鼓舞。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怂恿下，“五·一六兵团”成员集中的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组成了“揪陈大军”，计划从陈毅开刀，继而向周恩来进攻。从7月15日起，他们涌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架设高音喇叭，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堵塞交通，阻碍正常的外事活动。以此手段，向周恩来施加压力，威逼他交出陈毅。
地处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是文革中外交部的办公楼。平日里安静、肃穆，这些日子却象炸开了锅，一拨接一拨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从东边楼梯冲上去，又奔向西边楼梯，陈旧斑驳的窄条地板，被来回奔跑的人群踩得叽叽嘎嘎发颤。红卫兵挨着房间盘查，逢人便大声吆喝：“快说，陈毅在哪里？”咄咄逼人的口吻，仿佛是在搜寻一名逃犯。
陈伯达、戚本禹、谢富治等人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先后来到红卫兵中间“做工作”。但是，他们的劝说犹如火上加油。陈伯达用一口难懂的福建话说道：“陈毅确实说了反动话。”谢富治则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戚本禹更干脆，他站在讲台上表态：“揪陈是革命行动！”“外交战线的希望，看来就寄托在你们这些革命小将身上了！”并且煽动说，外交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与中央文革小组无关。”
他们的劝说工作，等于是向红卫兵交底：你们揪斗陈毅，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的。要说有障碍，那就是周恩来。
红卫兵的极左气焰被更进一步地助长了。他们集中火力，制造种种事端，肆无忌惮地攻击陈毅，并且不择手段在向周恩来施加压力。
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公开提出：“外交部可以夺权！”
在王力“8·7讲话”的指使下，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内一个接见厅里，正在同周恩来进行对话。
对话已经进行很久了，从半夜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
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心脏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仍不见好转。保健医生焦灼不安，写纸条给造反派代表姚登山。姚登山看看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他微闭着眼睛任凭他的造反派战友们继续纠缠周恩来。
周恩来有些动怒了：“冲外交部，不管怎么说，按中央的规定是不对的！”
失去理智的造反派大声叫嚷着，打断了周恩来的话语。
周恩来停顿片刻，等叫嚷声平息下来之后，继续说：“你们是不是要跟我开辩论会？你们整我就是了！你们采取车轮战术，从12点到现在，18个钟头了，我还没有睡觉，我的身体不能忍受了……”
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姚登山面前愤愤不平地说：“如果今天总理发生什么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着，搀着周恩来离开会场。
身后，造反派仍在叫嚷：“明天拦住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次冲击会场！”
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回身来，睁着愤怒的眼睛，严正警告道：“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击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汽车里，周恩来双目紧闭，头部无力地歪靠在保健医生的肩上。医生噙着泪，迅速拿起氧气枕的导管，慢慢地送进周恩来的鼻腔。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次密谈
“五·一六兵团”的偏激行为使一贯温和克制的周恩来也无法忍受了。按照“五·一六兵团”的设想，中国似乎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主张废除货币，支持世界革命，做着环球大一统的乌托邦之梦。“五·一六兵团”部分理论已开始付诸实践。后来，在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曾效仿过这些理论。
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仍在各种红卫兵组织中继续泛滥。有消息说，某几位红卫兵司令正在筹备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并且宣称要 “建立自己的电台”。
在湖南，这种设想正在部分地实施。
1967年底，一个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的组织，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轰动全国。文章中提出，要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实行红卫兵自制。
种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使人们更加惶惑了，外国人就更不用说。连一向同北京友好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也抱怨北京治安混乱，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其人身安全难于保障。西哈努克将个人意思暗示红了周恩来，周恩来心情又沉重了几分。
但是，这也是历史的一次契机。
他得牢牢地抓住这次契机。
那段日子，毛泽东正在大江南北视察。周恩来让他的机要秘书接通了毛泽东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讲，要与毛泽东面谈一次。
1967年8月底，也就是英国大使馆遭到袭击之后，周恩来乘飞机南下，去见毛泽东。
这次，他是要向毛泽东进谏。
也许，毛泽东会不听他的意见，对此，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他相信毛泽东会理解他、支持他的。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尤其是1934年的长征以来，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私人关系上，他和毛泽东都合作得不错。长期的密切配合，使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的友谊。
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北京最近的情况，尤其是8月以来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和外交部夺权的事，周恩来倾向性鲜明地提出了批评。起初，毛泽东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继续强调，刘少奇和其他走资派依然存在，不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周恩来的情绪有些激动了。他神情严峻地谈到了他的难处。为了处理首都和各省出现的混乱，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已经劳累过度，身体常常出现难以胜任的症状。而且，“五·一六兵团”对他进行各种攻击，要炮轰、火烧，他一方面得处理各种事务，另一方面还得应付“五·一六兵团”的攻击。谈完这一切之后，周恩来停顿下来，语调低沉而缓慢地慎重提出：请示主席考虑，让他退出政治局常委会并辞去总理职务。
毛泽东久久不语。
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说，他要认真考虑一下，得给几天时间。
几天之后，毛泽东改变了态度。随之，打击的对象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历史，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转折。
※ ※ ※
能说明这次小小转折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看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11期“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拿起毛笔批道：“大大大毒草！”批完仍不尽兴，在旁边写了四个掷地有声的字：“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不仅使“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破产，也使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感到惶恐不安。
第二件事，毛泽东在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了关于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一段话，以明确表示他支持周恩来。毛泽东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所加的话如下：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到现在还不太清楚。
毛泽东要揪“五·一六”，也许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使文化大革命多少改变了一些方向。由原来的着重打击走资派，变为着重打击红卫兵与造反派中的坏人，这一变化使全国范围内又出现了新的混乱。
揪“五·一六”风靡全国
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也不得不变。
在各种场合，他们公开表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表示要揭露“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罪恶活动。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两个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恩来，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补充说：“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 ‘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负责公安部工作的谢富治则表示：“总理受到崇高的尊敬，我们不能反对他。总理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参谋长。不能打倒总理。总理是我们国家的代表，有高尚的政治风格。反对总理只能使刘、邓、帝修高兴。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害怕总理。”
在另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江青煞有介事地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右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这些讲话造成一个印象，仿佛“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事件一概与他们无关。不仅无关，他们也成了受害者。
为防引火烧身，他们知道，仅仅靠讲话是不够的。于是，他们打定主意：抛替死鬼。
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王力和关锋；在“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戚本禹。
这是一幕意味深长的悲喜剧。
江青曾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毛泽东同意了的。现在，她得为此作出解释。
康生很理解江青的难处，把这个难踢的球踢给了陈伯达。康生说：“江青同志，你说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是陈伯达传达的？”
江青点点头，目光转向老夫子：“是谁告诉你毛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
陈伯达眨眨眼睛，说道：“是王力在天安门上告诉我的。”
陈伯达的这个回答，使在场的人都满意。
江青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接过话题说：“不要错误人人有份了。王力造主席的谣，假传指示，关锋写《红旗》11期社论，还有戚本禹，最近与‘五·一六兵团’来往频繁，是幕后指挥。先让他们三人写检查吧。”
陈伯达不无担心地问：“他们能服气吗？”
康生大声说：“反军乱军，分裂中央，矛头直指周恩来，罪够大的了，有什么不服气的？”
至此，王、关、戚三人当牺牲品已成定局。
逮捕他们是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分别被通知前来开会，王力、关锋先到，最后一个进来的是戚本禹。他刚刚落坐，江青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这才发现，气氛有些异常。
过了片刻，一个军人拿着档案袋进来，送到江青面前。江青抽出档案材料，看罢，递给旁边的康生。康生不动声色地斜觑一眼材料，用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扫视会场，说道：“最近，中央文革内部出了问题。一个是有人反军乱军；一个是有人组织‘五·一六兵团’分裂中央。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政治局决定处理此案：王力、关锋、戚本禹停职检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惊呆了。为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不分昼夜出谋献策、冲锋陷阵，如今却落个阶下囚的结局，命运的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大了些！他们惊愕、紧张、不解地望着康生、江青，可是那些熟悉的脸忽然变得极其陌生了。
“咔嚓”几声，他们戴上了手铐，被押出了会议室。
据目击者披露：戚本禹听完逮捕令，面呈土色，两腿筛糠。他被戴上手铐、押上囚车时，口中连呼数声：“江青，江青！”惶惶若丧家之犬……。
江青此刻心中什么滋味？不得而知。在这之后不久，江青患了神经衰弱症，离京到杭州疗养去了。
※ ※ ※
王、关、戚的倒台，是局势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
1967年8月11日至12日，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各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开会，对反击“揪军内一小撮”和“5·16兵团”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8月中旬，“五·一六兵团”在北京钢铁学院的成员首先受到打击。
8月18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单位的76个红卫兵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
8月20日，《红旗》杂志发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柱石》的社论，公开表示了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1000多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帮兵团’大会”，批斗了北京钢铁学院的“五· 一六兵团”的头目和骨干成员张建旗等人。
在此前后，《解放军报》社的一些人，将有操纵“五·一六兵团”罪名的总编辑揪出来示众。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与“五·一六兵团”有密切组织联系的 “6·16兵团”也被查抄。
9月4日，陈家康被视作“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目被逮捕。此后不久，“革命领导干部”姚登山也被逮捕。
之后，外交部展开了“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91位司局长、大使共同酝酿、起草了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大字报中写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陈毅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已开始得到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正在被颠倒过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十分劳累，我们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广大革命同志一起，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以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领导下，把外事工作搞得更好！”
“91人”大字报前，观者如堵。转瞬之间，赞同、支持的大字报纷纷贴出。实际上，这是对夺外交部权的姚登山等人的一次反夺权。
※ ※ ※
但是，揪“五·一六兵团”很快走到了它的反面。
对“五·一六兵团”进行清查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问题在于，“五·一六兵团”只是在北京出现和活动的一个组织，然而后来却被指控为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这就让人啼笑皆非了。
更加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后来残酷的事实。
揪“五·一六兵团”，使“红卫兵”一词迅速变得惨淡。在几次讲话中，江青把“三指向”者定为“五·一六分子”。所谓“三指向”，即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按此概念推论，自然就会产生无数与“五·一六兵团”无关、甚至根本不知道 “五·一六兵团”为何种组织的“五·一六分子”。
江青的讲话和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成了向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进攻的总动员令。
接踵而来的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五·一六兵团”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各单位先后开始了又一次的清查“五·一六分子”。
此后，“五·一六”的问题一次次提出，各单位所谓的“五·一六分子”们象被烙烧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地接受“火烧”。没完没了的批斗，无休无止的检讨，永远也过不了关的过关……清查“五·一六”，从清查“罪行”到清查“组织”，又从清查“组织”到清查“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
直到1971年，中共中央还就清查所谓“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于2月8日作出决定，又于3月27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还专门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全国范围内揪“五·一六分子”混乱状况的四条原因，他在书中写道：
※ ※ ※
第一，在全国揪“五·一六分子”是主观主义的。除北京有过“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外，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二，规定凡有“三指向”言行之一者即为“五·一六分子”，这是以“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委员会”代表人民的利益因而正确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 “三指向”极为宽泛，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因而打击一大片。第三，领导揪“五·一六分子”的正是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第四，在两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互揪对方所谓“五·一六分子”的情况普遍发生。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打击。
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书中，也具体描写了一些关于清查“五·一六”的细节。她在书中写道：
审讯日夜进行，纪录最高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一个“五·一六”坦白大会。1966年横眉竖眼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五·一六”，登台坦白交代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
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一位很会训人的女造反派，不知为什么也变成了“五·一六”，被送到卫戍区去“监护”。监护了一阵，人家又不管了，把她退回到了本单位干校。可是被关押了半年多，她出来以后竟疯了，老是站在食堂门口看人家吃饭，而且经常伸手去拿别人吃剩下的东西，嘴里流出涎水来。脸上颜色也真奇怪，不知怎么会变得像染了颜色一样，红一块，灰一块，成了个小花脸。一些干部带到干校的半大孩子们一拳就把这精神病人从很高的谷草堆上推得翻滚下去，然后孩子们乱拳齐下，小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阶级敌人！”“反革命！”“装死！”看上去那嘴脸和造反的大人一模一样。
下干校的有1700人，已经揪出“五·一六”竟达400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不能对揪“五·一六”抱有右倾思想……。
事实上，清理“五·一六”的运动越来越风行全国。“五·一六”象个垃圾桶，谁要是被人指控为“五·一六”，就等于是陷入了无底的泥淖，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日趋荒唐，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过反对周恩来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一种残酷打击的手段。
清查“五·一六”，直到1976年“四人帮”彻底垮台，才不了了之。在此期间，红卫兵运动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红卫兵”一词的光辉与神圣，也渐渐脱落，渐渐显出悲哀的结局。
６－２、红卫兵的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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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
红卫兵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有着其诞生期、成长期和衰落期。综观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在变幻莫测的传单和战旗下，红卫兵运动有着两次大的浪潮。
文革之初，最先揭竿而起的是北京市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一拨老红卫兵。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率先发难。然而，他们又是最先退却。一旦他们“造反”的旌旗指向自己的父母亲，一旦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他们最先有了失落、委屈和恼怒。
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毛泽东“8·18”接见红卫兵为其鼎盛时期，以“联动”被取缔为谢幕的日子。
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这次浪潮的主体是“造反派红卫兵”。其中的红卫兵领袖的骨干多是些文革前受压抑、受排挤的知识分子以及平民子弟。他们不计较家庭出身，更为看重的是个人表现。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长期影响和社会压力面前，他们也往往推举几个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进入领导圈子。造反派红卫兵宣称：“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造反派红卫兵都要比老红卫兵走得更远。他们普遍热衷于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是在1967年秋天以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普遍又分化成两大派别时，揪走资派的矛盾焦点仍没有改变。两大派别红卫兵组织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他们的争论从来不体现在该不该揪走资派上。
造反派红卫兵也打击其他“牛鬼蛇神”。但是这些打击，都只是第二位、第三位。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都在经历了辉煌之后转为衰落。其辉煌让人炫目，其衰落又让人悲哀。
老红卫兵从文革之初的促进派、造反派，变为怀疑派、保守派、逍遥派、反动派，他们的命运也人天之骄子变成阶下之囚。恰如毛泽东所断言的：红卫兵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变成了反革命。
老红卫兵的衰落过程正是造反派红卫兵兴起的过程。他们因为作了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而红极一时，迅速取代了老红卫兵。1967年夏季以后，全国真正 “天下大乱”了，毛泽东感到局面难于控制，屡屡给造反派红卫兵打招呼。但是，热昏之中的造反派红卫兵仍然热衷于冲击“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利用有利于自己的一部分毛泽东指示，继续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毛泽东由希望变为失望，又由失望变为恼怒。后来，毛泽东断然派出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从而结束了他曾寄予过厚望的红卫兵运动。
造反派红卫兵的命运比老红卫兵更惨。在1968年以后，他们一次次被清查，一会儿是“五·一六分子”，一会儿是“三种人”，在退出政治舞台多年之后，政治仍然频频光顾他们，给予他们无情的清洗和打击。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沉思录》中曾经描叙过这种“历史的误会”。他们在文章中写道：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呆在了一起，虽然失去了一样的课桌，一样的课本，但眼前却一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对昔日悲哀，对明天秘不可测。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是在蓬草枯瑟的山路上碰到，看到彼此都是同样褴褛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这时再想不到不久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双方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你当过看客，我也当过看客。你曾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你可悲，我也可悲。你可笑，我也可笑。有了脓溃之后新生的肉芽，有了痛定思痛的灵魂的大不安……。
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回顾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清华园的位置至关重要。
清华园初建于明朝，是一位武乡候的庄园。明亡后，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起大清帝国。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们对造园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世人尽知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起的圆明园外，清华园也被扩建和重修。
清末，满清皇帝顺应世界潮流作出了一些变革的举动。废科举，仿效西方兴建学堂，便是其一。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赔款”退回的一部分，创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学堂正式发展成为清华大学，从而开始名扬四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园便以红卫兵运动策源地的地位引人注目。清华园中，不断出现一个个风云人物。
如前所述，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率先扯起第一面战旗，使“红卫兵”一词脱颖而出。
随着“联动”的垮台，以清华附中等中学学生为代表的老红卫兵，在独领风骚之后，惨淡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红卫兵”。
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又是造反派红卫兵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因反工作组，蒯大富曾被关押，他以绝食绝水相抗争，顶住了突如其来的命运厄运，成了清华园中的头号英雄。
首都造反派红卫兵跨校际大联合时，蒯大富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同时兼任京城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在其鼎盛时期，他与北大聂元梓、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并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而蒯大富的位置，又居五大领袖之首。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7年以后，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两派武斗，而且逐渐升级。在清华园里，更是不例外。
清华园，当时堪称红卫兵运动之源。清华红卫兵不仅仅在校园内搞运动，还插手外地、外单位，去“支左”，支持“革命的左派”。
清华园内，两派的斗争也势不两立。
一派，是蒯大富为司令的“井冈山兵团”；另一派，是一沈姓学生为司令的“4·14兵团”。两派原是一同造反的战友，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观点出现分岐，进而分化，成为仇敌。
其时，双方都在抢占楼房、构筑工事。
清华园分为东西两区。其分界线是昔日著名的京张铁路路基。西区是一大片风景地和少量建筑物，东区则有一幢幢宿舍、饭堂、教学楼馆、浴室及实验室。
中央主楼是东区的主要建筑。它的外观厚重庄严，室内门厅高大，楼层空间很高，连走廊都有两三米宽，十分气派结实，其建筑风格与莫斯科大学相同。
武斗升级后，“4·14”派抢占了中央主楼、东区浴室、5号楼以及西区大礼堂附近的科学馆；“井冈山”派则占领了7号楼、8号楼和西区大礼堂、旧电机馆、力学馆。
双方剑拨弩张，作决一死战姿态。
※ ※ ※
红卫兵在忙于打派仗，中央高层决策人物却在操心红卫兵的出路。
文革之初，毛泽东要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便借小鬼打大鬼，极力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到了1967年夏天，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全线瓦解，天下大乱，谁也难以控制当时的局势了，这时，毛泽东想要收回这些小鬼，让天下归于平静。
他想让红卫兵先回到教室里。
1967年秋天，毛泽东已委婉地在各种场合谈了自己的想法。其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同时，毛泽东对前一段的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同样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高最新指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会变得更好。”
毛泽东头脑里的小小混乱导致了社会的大混乱。红卫兵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关于“形势大好”的另一个声音，对“复课闹革命”采取冷淡态度。他们虔诚地相信：曾经戴过红卫兵袖章、热烈支持过红卫兵的毛泽东，会再一次支持红卫兵。
因此，武斗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一天天升级。
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
每逢生日这天，毛泽东都要安排一桌家宴，邀请他认为可以交谈的人来中南海钓鱼台一聚。这天，也不例外。
毛泽东的客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帮秀才。
这次，毛泽东重点谈了学校的问题，他说：“学校里要落实政策。”“政策不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许多人，解放的人很少。”
毛泽东的话中，有明显的不满意成分。
在场的人谁也不敢接话，有的凝神聆听，有的埋头做笔记。接下来，毛泽东继续说：“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在学校出现怕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
毛泽东要为教授、讲师松绑，是为收回红卫兵作铺垫。
然而红卫兵却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校园内，处处碉堡林立，铁丝网密布，成了名符其实的革命战场。
毛泽东对红卫兵开始感到失望了。他担心这些小鬼有朝一日会演出一场更加不可收拾的闹剧。毛泽东暗中认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到了，万一红卫兵不听话，就派工人去教育；再不行，就派军队。
※ ※ ※
在这样的情形下，红卫兵仍未收敛。
文化大革命是红卫兵的课堂。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不相信毛泽东会结束文化大革命。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会保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战斗，他们面对的是资产阶级，是国民党、希特勒。在战斗的前沿阵地上，他们决不后退。红卫兵呼叫着呐喊着，一个个倒在了枪林弹雨中，流出满地鲜血……。
这时候，离红卫兵谢幕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血祭。
在清华园里，形势正一天天趋向严峻。
到了1968年春天，两派红卫兵终于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开战之初，还比较文明，仅用拳头和脚，不久就用上了棍棒、长矛和大刀，肉搏战升级为攻坚战。
4月23日，为争抢一辆救护车，红卫兵双方用大弹弓互射达三小时之久。
4月29日，为抢夺两辆运送大米的汽车，双方再次大打出手。
5月2日，一方试图断水，另一方不同意，于是再起蜂烟。
5月16日，双方打算交换战俘，未成，仇恨膨胀，冲突升级。
5月29日之后，武斗升级到动枪动炮了。在学校实验工厂里，双方都在加紧研制各种手枪、手榴弹、燃烧弹……。当天，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旧电机馆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琥卫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决定次日凌晨三点钟攻打“四·一四”派控制的东区浴室大楼。
5月30日凌晨三点，蒯大富跑到清华大学自备的电厂，下令全校断电。信号发出后，井冈山兵团红卫兵迅速搭起云梯，意欲冲上楼顶，抢占有利地形。不料，因守在浴室楼内的“四·一四”派十多名红卫兵个个勇敢善战，砖头、石块如大雨泼出，攻坚的井冈山兵团只好撤下来。
于是改为用自制的燃烧弹进行火攻。
攻势猛烈，固守在浴室楼内的“四·一四”派眼看顶不住了，急救援兵。不久，从中央主楼及“四·一四”派其他据点里，援兵们手持长矛、棍棒，气势汹汹而来。
井冈山兵团急调自制的坦克助战。由于退却不及时，“四·一四”派的一名红卫兵当场被辗死。
愤怒的“四·一四”派奋力反击，将井冈山兵团一名红卫兵用长矛活活刺死。
这一下又轮到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愤怒了。他们加强攻势，火攻加上烟熏，各浴室楼发起新一轮冲锋。“四·一四”派渐渐不支，从浴室楼撤退，进入科学馆。
科学馆是一旧式西洋建筑楼房，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基础课所在地。“四·一四”派进入科学馆的红卫兵整整100人。首先，构筑工事，门窗及一切通道进出口处，全都采取了防范措施。
在科学馆的四周，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已用各种枪支组成的火力网封锁了所有道路。唯恐火力封锁不够，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又在科学馆西南端的一处小山包上挖了地堡，架起了枪支，日夜观察敌情有什么变化。
被围困在科学馆内的“四·一四”派100名红卫兵的处境非常不妙。
一天，一位名叫杨志军的红卫兵从科学馆后门刚一露头，一颗子弹飞来，将杨志军当场击毙。尸体被同伴抬回馆内，用拆卸的门板、教学柜打成一具简易棺材，草草殓尸。
此后不久，又一名“四·一四”派红卫兵被对方的枪弹射杀身亡。
被久困在科学馆，给养越来越成问题。在井冈山兵团严密的封锁下，出入科学馆非常困难。为了给被困在科学馆里的战友们送粮食，“四·一四”派红卫兵每次都全副武装，抓住一切机会接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锁越来越严，外边的东西根本无法再送进去了。
科学馆内，大米、蔬菜早已吃光，靠仅有的一点面粉，红卫兵度日如年。为了节约，他们改一日三餐为两餐，馒头就着盐水，勉强咽下。现在他们充分体会到 “困兽犹斗”一词的滋味了。
进入7月，蒯大富再一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封锁科学馆，声称“有出进者，可以开枪，死了人总部负责”。设在科学馆四周的高音喇叭不断展开心理攻势，各种耸人听闻的口号和消息，如蝗虫般漫天飞舞。
从5月底被围困以来已有两个月了，“四·一四”派红卫兵弹尽粮绝，处境危险。而且有传闻说，井冈山兵团将在科学馆四周挖沟壑、埋炸药，要一举炸掉整个科学馆大楼。
一股求生的欲望在“四·一四”派红卫兵中漫延。
当然，不能投降。打出白旗，不仅是耻辱，也会贻笑后人，成为历史舞台上让人嘲笑的白脸人物。
他们的求生途径是挖地道。
近百名红卫兵轮流上阵，学老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没几天便将科学馆与二教间的地道挖通了。可他们暂时还不敢太高兴，二教旁边就是一教，那儿驻防着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若想逃命，必须从一教地下穿过，然后再找出口。
“四·一四”派红卫兵继续掘进，穿过一教，往东，约20米，就是老机械工程馆。那里是“四·一四”派的势力范围，只有将地道挖到此处，他们求生才有希望。
眼看大功即将告成，却又飞来横祸。
井冈山兵团得知对方在挖地道后，立即组织人马，挖地三尺，要同“四·一四”派红卫兵打一场现代地道战。
结果，井冈山兵团的地道将“四·一四”派的地道拦腰截断，他们在地道里塞满炸药，点燃导火索，轰地一声，将“四·一四”派红卫兵逃生的希望炸了个粉碎。
“四·一四”派红卫兵被断了最后一条路，98名红卫兵围着两名战友的棺材，一个个黯然神伤。
※ ※ ※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发出指示，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车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五厂等厂矿产业工人1500多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北大、清华两所高等院校。
工宣队的到来，使清华园中的红卫兵两派暂时停止了厮杀，调转枪口，将主要矛头对准了工宣队。
工宣队的进驻十分突然，甚至连一直同中央文革保持热线联系的蒯大富，这次也没任何人同他打声招呼。
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中央文革自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捕后，锐气大减，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兴趣也没以前那么浓了。换言之，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此刻都在力保自身，对毛泽东要派工宣队进驻，他们不敢反对，即使有想法，也不敢说出半个不字。中央文革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要收回小鬼的态度很坚决，红卫兵必须“复课闹革命”，是毛泽东多次强调了的，对此，谁也不敢违抗。
但是，工宣队的进驻，同文革初期工作组的进驻，太相像了。
红卫兵档案-吴过（4）
４－２、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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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黑风”
自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组织秘密组建以后，各种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增多，在北京出现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如果细加分析、考察，这里面的情形相当复杂，而且经常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一般来说，“多数派”侧重于造“牛鬼蛇神”的反，对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持保守观望态度；而“少数派”则侧重于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反。
“多数派”以“联动”最为著名；“少数派”以“三司”和中学里的“四·三派”为代表。
到了1966年12月，在“多数派”中，出现了炮打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情况，当时称之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亦称“十二月黑风”。
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伊林·涤西，针对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写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对林彪连续六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的某些内容提出了质疑：
※ ※ ※
就拿9月15日的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热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提出者之中，大多数也不肯定“炮打司令部”所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炮打其中个别一些人，或“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讲清“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 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大革命展开来突出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练，实现得了吗？
※ ※ ※
伊林·涤西的这封《公开信》，以大字报的形式于11月15日清晨张贴在清华大学,当即被当作“毒草”被撕毁。此后，伊林·涤西又于11月18日将《公开信》印成传单，在北京城里四处散发。
12月1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李洪山在辩论中提出：“中央文革的产生不符合《十六条》。”同一天，林学院贴出大字报《给中央文革的一封公开信》，批判中央文革小组。
第二天，李洪山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公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李洪山说，已联合了50多所学校，要求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在此前后，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辑，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2月4日，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必须批判》。同日，在清华园和北京城内出现了大标语“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
12月5日，北京23个学校的红卫兵集会，联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12月7日，北京地院“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形“左”实右。
12月9日，清华园贴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指出“10月3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同日，“捍卫团”在红星电影院集会，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12月10日，北大“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大字报提出“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质问道：“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12月11日，清华“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点名批评陈伯达、江青。
12月12日，林院贴出大字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
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院校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分别贴出了《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踢开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路线必须批判》、《陈伯达必须给打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平反》、《坚决罢掉关锋、戚本禹的官》、《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等大字报，大标语，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还出现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组织了反击。
12月4日，北京“三司”红卫兵举行了“12·4大反击”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贴满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的大横幅。会毕，“三司”红卫兵开动宣传车在全市游说，高音喇叭大喊口号。
12月12日，《红旗》1966年第15期发表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中说：“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12月1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与“三司”、北航“红旗”等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最严厉的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江青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12月中旬以后，公安机关开始出动囚车和警察，陆续逮捕了参与“十二月黑风”的红卫兵。12月16日，北京林学院召开“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第二天，北京市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宣布：“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后，公安机关逮捕了李洪山。
同日，谭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
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林·涤西也被捕入狱。
紧跟着，开始大规模抓人。如前所述的“联动”成员纷纷入狱，即为典型的例子。
中央党校“失火”
中央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学员中，地位高的有省、市委书记和省长、市长；地位低的有宣传部门的笔杆子。这里藏龙卧虎，有着相当多的足智多谋有人物。
建国之初，由刘少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五十年代末期，中央让康生分管中央党校。
1966年，文化革命兴起，康生自然就琢磨着得好好利用一下中央党校这块阵地。
当时，中央党校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
运动之初，两派都刷出大标语：“我们坚决拥护康老！”“谁反对康老，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康生捋着下巴，得意地笑着。
他要出一道考题，看看究竟哪一派是真心跟他。考题是：批判林枫。林枫，当时中央党校的校长，康生认为林是刘少奇培植的亲信，必须坚决打倒。
结果，两派都很卖劲。双方喊声震天，不相上下，数以千计的大字报，贴满校园。
对这样的结果，康生自然满意。
但是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揭发康生罪行”的大字报。
大字报用的是爆炸性语言：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凭着三寸不乱之舌，煽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说是康生批准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由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经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可是到节骨眼上，反咬一口，说彭真是背着他搞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劳。”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他都能干，什么他都出卖。”
…………
冯道是五代时宦海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在后唐、后晋历任宰相；契丹、后汉、后周又任太师，事过五个国君。国君像走马灯似的下台了，冯道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机应变，神通广大，一直身居高位。他的决窍就是看这个国君要垮了，立即廉价出卖，笑脸去迎新的国君。把康生比作冯道，无疑使康生大为恼怒。
三天之后，康生的后院──中央党校终于“失火”了。党校大礼堂前贴出了打倒康生的大、小字报。其中，有一张“勒令”尤为引人注目：“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这把火是惹事的火。谁不知道康生时任中央文革顾问，代表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字报栏前看大、小字报的人，有的惊愕、紧张，有的恐惧、担忧，即使有从心底里觉得高兴、解气的，也不敢有多少表露。
※ ※ ※
果然，这批大、小字报贴出后不久，中央党校“红旗”的头头即得到消息，立刻驱车前往中南海钓鱼台，要向江青面奏。
康生不在家。他去一号楼陈伯达家里去了。“红旗”的人又往一号楼，找到了康生。
“红战团贴出打倒您的大字报了！”“红旗”的头头向康生汇报着。
康生一听，脸色煞白。很快，他镇定下来，要“红旗”的头头扼要汇报一下“红战团”贴大字报的情况。
“这不单是打倒康老个人的问题，”坐在一旁静听的关锋慷慨激昂地说：“你们胆大包天，竟造反到我们头上来了！这是反对整个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待反动逆流，决不能手软。先把他们的头面人物抓起来，坚决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
康生面色阴沉，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说道：“贴这些大字报的人，都有历史背景的。他们的老子大多数是被打倒的‘黑帮分子’。”接着，康生搿着指头说起来：“张际春的女儿，宋之光的儿子，彭真干将任彬的儿子……他们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分子’，他们能不咬牙切齿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吗？”
停了一会儿，康生又说：“他们攻击的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无足轻重。他们是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他们磨刀霍霍，是想同我们展开一场血战。”
当场，康生作出了以下部署：
第一，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即取缔；
第二，立即逮捕“红战团”的几个反动头头，抓人由公安部负责；
第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红卫兵组织，来对付“红战团”；
第四，要向蒯大富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暗中支持。
陈伯达自告奋勇：“由我向蒯大富宣布这次会议的决定。”
第二天早上，陈伯达在电话里对蒯大富说：“我是陈伯达，现在正式通知你一件事。”陈伯达使用“正式通知”的字眼，表示事情已经不可更改。蒯大富一听，紧张起来，只得说道：“是，我们一定执行中央文革的决定。”
于是，“红战团”迅速被孤立了。
1月20日深夜，中央党校大礼堂里灯火通明。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语录播放完毕之后，是“紧急通知”：
“全校革命同志到大礼堂紧急集合！快！快！快！”
“紧急通知”一遍遍播送着，在一月的寒风中更加感到寒冷。
很快，会场上便坐满了人。身穿草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红旗”头头在台上大声说：“最近，我校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接下来，一声断喝：
“把反动组织‘红战团’头头揪出来！”
一声令下，一群彪形大汉立即把“红战团”的几个头头揪到台前，个个脑袋被按在地上，腰脊弯曲，象虾米似的。顷刻，一场暴行开始了。几个人窜到台前，下死劲地拳打脚踢，打得这几个“红战团”的头头人人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号称有三百战士的“红战团”，迅速土崩瓦解。几个头头被推进囚车，送到监狱。其组织成员和上千名家属，面临着被揪斗、审讯、折磨、关押、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暗淡前途。
５－１、“７·２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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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南巡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据长江中游，扼南北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毛泽东当年曾饱含激情地歌吟：“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浩浩长江，烟雨蒙蒙，江面上船帆点点，百舸争流，这幅图景确实能鼓起诗人心中的诗情。
1967年春，毛泽东开始巡视全国。
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哪里还有一块安静的地盘？政治气温伴随着炎热的夏天一天天升温，红卫兵们分成了若干派系，像一场新的军阀割据，占山为王，忙于修筑工事、营垒。按照毛泽东后来一次谈话中所说的：“中国象是分成了八百诸侯国。”
1970年12月，毛泽东同他的友人、美国著名左派作家斯诺的谈话中，坦露了那次南巡的心迹。毛泽东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我也掌握不了局势了。”
局势如此严峻，毛泽东不再诙谐。
在夜幕的虚掩下，毛泽东的专列悄然南下，驶进了武昌南站。
毛泽东住进了东湖风景区西南侧的“梅岭一号”别墅。
“梅岭一号”的内部装璜和陈设，与毛泽东中南海居室和韶山滴水洞的风格一致，庄重、宽敝、简洁、实用。这座“回”字形单层建筑，中间为小天井，从车廊步入门厅，左边是兼作会客厅的会议室，穿越过厅，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右边依次为餐厅、秘书室、警卫室、江青卧室及办公室。会议室的外走廊有一条密闭式长廊，直通“梅岭三号”，那里有小礼堂、会议室、游泳池等设施。
毛泽东南巡，就住在武汉的“梅岭一号”。住在这样一个“闹中取静”的别墅里，既不是度假休养，也不单是体察民情，而是换个地方办公，照常住持全党全国的工作。
在这里，毛泽东曾多次召开中央会议，起草过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接见过如金日成、艾地、蒙哥马利等重要外宾。当时，这些会见大部分冠以北京地名，甚至以北京新华门作为背景。
可以这么说，除北京外，武汉东湖边的“梅岭一号”别墅，大概是毛泽东解放后居住时间最多最长的地方。
1967年夏,毛泽东在这里处理了惊心动魄的“７·２０事件”。
此时的武汉，对立的两大派别组织“百万雄师”和“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钢工总”）剑拔弩张，一场大搏斗，爆发在即。
早在1967年2月初，这场大搏斗就已开始。
2月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动下，“钢工总”与北京南下的一部分红卫兵联合冲击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了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并于2月8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
《声明》中说：“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乱深、乱透……”
2月9日，“钢工总”继续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这次接管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进行的。
当时的情况是，确实有一部分来自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形势中，军队内部也是分裂的，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并不等于武汉军区也支持“钢工总”。事实上，武汉军区以及其司令员陈再道的倾向性很明确，是支持另一个派别组织“百万雄师”的。
2月28日，武汉军区征得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这份《严正声明》中，明确亮出了武汉军区的观点：武汉军区并不支持《二· 八声明》。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钢工总”等造反组织。
对武汉军区的这些表现，中央文革小组自然是不满意的。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意在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和造反派。
4月6日，又颁布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武汉“钢工总”提出了要粉碎武汉地区“二月逆流”，揪出“武老谭”（武汉地区谭震林式的人物）。
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道：“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到4月底、5月初，武汉“百万雄师”与“钢工总”的派别斗争已处于尖锐对立状态。
※ ※ ※
应该说，武汉两派的派别斗争只是北京中央高层斗争在地方上的一种变形反映。
早在1967年初，在康生的主张下，中央文革向林彪写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报告认为经过几个回合的冲杀，刘少奇在党政机关内的党羽已收拾得差不多了，但军内仍有死角，颇感不安。
军队是林彪的势力范围，即使经常领受圣旨的中央文革，也不敢轻举妄动。要“揪军内一小撮”，得先向林彪“报告”。
林彪则另有打算。在军队中，也并非全是他的心腹，正好可以借中央文革这把刀，来砍杀一下军队内的“反骨”人物。于是，林彪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完全同意。”
报告批发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歪风。在武汉，陈再道首当其冲。
因为，林彪对陈再道“不放心”。
“反革命兵变”真相
7月14日，在四川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被电召从重庆到达武汉。
在此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也已先后不到武汉。
7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在武汉“梅岭一号”再次召集会议，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等地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在谈到武汉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要给“钢工总”平反，放掉朱鸿霞等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人作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要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会议之中，周恩来插话，要谢富治、王力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此时的想法都是尽量化解矛盾，使对立的两派组织能联合起来。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区别。毛泽东尽管也要两派化解矛盾，但他的基本倾向是倒向造反派一边的。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人多次做陈再道的思想工作，要他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陈再道怎么也不肯接受这样的说法。
7月18日，周恩来陪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会见毛泽东。当周恩来介绍陈再道不愿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毛泽东宽容地笑了笑，说： “这怕什么呀？”
毛泽东对身边的谢富治、王力说，做工作要慢慢来，不能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再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说着，毛泽东转过身对陈再道表示“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看得出，毛泽东对陈再道在尽量安抚。
※ ※ ※
但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声音同时也在积极发挥作用。
7月14日晚，谢富治、王力上街看大字报，在湖北大学门口，他们下车与造反派谈话，有意识地公开亮出了身份。
第二天，“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纷纷贴出大幅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谢富治、王力的身份已经公开，自然要解决问题。不然，两派都会失望。周恩来只好让谢富治、王力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
7月15日、16日晚，谢富治、王力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
谢富治、王力所代表的“中央代表团”一屁股坐在“钢工总”一边，自然引起了“百万雄师”的极端不满。“百万雄师”是在武汉军区扶持下组建起来的，号称 120万人马，历来是宠儿，其愤懑便尤为激烈。7月17日，他们上街贴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 “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王力下连队当兵去！”
7月18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北京，谢富治、王力等人去机场送行。
送行回来，他们一汽车开到水电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佩戴着造反组织“钢二司”的袖章，发表演说。王力说道：“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近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当晚的会上，王力还讲了“四点指示”：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钢工总”平反；三，“钢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7月19日，“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开动宣传车，沿街用高音喇叭大声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
当天，被激怒的“百万雄师”在武汉街头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质问“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
是日深夜，“百万雄师”两千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来到军区大院。他们高呼口号：“解散‘钢工总’，镇压反革命！” 并提出四个问题要求谢富治、王力回答。现场指挥站当众宣布：如不答复问题，明天有可能全市总罢工。
与此同时，另一拨200多人的“百万雄师”人马冲进了东湖。他们口口声声“要找王力算帐”，来势汹汹。
当时，陈再道正好在谢富治的房间里。起初，王力躲在隔壁的房间，静观动态。见陈再道、谢富治与“百万雄师”的人马还谈得来，王力便也走了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了一起。
恰在此时，以武汉军区独立师和29师士兵为首的数百人冲了进来，叫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慌乱之中跑回隔壁房间，被追进去抓住。虽然有跟随“中央代表团” 的北航“红旗”红卫兵力保，但人单力薄，王力还是被抓进去塞进了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4号楼。
此时，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是打倒谢富治、王力的大幅标语和口号声。“百万雄师”出动的200多辆汽车，数万人马，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大街上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也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的几百名军人，佩戴“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联手行动。
7月21日，“百万雄师”在武汉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当天出动卡车400多辆，附近的黄石市等市县，或纷纷发来声援电报，或开来卡车参加游行。与此同时，武汉大街上的大标语火药味十足：“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王力从武汉滚出去！”……。
※ ※ ※
武汉局势急剧恶化，当然得有人出来收拾局面。毛泽东就住在武汉“梅岭一号”，但是无论从哪方面看，毛泽东都不便出面。最合适的出面人物还是周恩来。于是，7月20日，周恩来乘专机返回了武汉。
周恩来是来为王力保驾的。但是，到达武汉之后，周恩来却得知，王力经劝说从“百万雄师”手中放出来后，又突然失踪了。
原来，王力此时正在29师政委张昭剑的保护之中。
29师此时也已分裂。一部分军人赞同“百万雄师”观点，并积极参与了“百万雄师”所组织的各项示威游行活动；但师政委张昭剑却另有想法。他故弄玄虚地对王力说：“‘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暴乱，已经包围了29师师部，口号是要抓王力。”
显然，张昭剑是要投靠王力，进而投靠中央文革以及林彪。
王力已如惊弓之鸟，在张昭剑的保护下，他躲到了29师师部6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在树木掩映下，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是有组织的，海陆空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是‘百万雄师’的人。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7月21日，武汉空军政委刘丰从秘密途径打听到王力在29师，便找到张昭剑，开口大骂武汉军区。张昭剑知道刘丰与林彪之子林立果关系密切，便讨好地说：“我听空军的。”这样，王力被转移到刘丰手中。
7月22日凌晨3点多钟，王力被李作鹏、刘丰护送到机场。刘丰向机场上等待的吴法宪说，王力是他抢出来的。并夸大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游行队伍拿起了武器，独立师全副武装坐在卡车、摩托车上，驾着机枪……
吴法宪把这些情况快速地报告给了林彪。
※ ※ ※
林彪得到吴法宪的情报后，立即找到了笔杆子戚本禹。林彪交给戚本禹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信，要戚本禹修改。
事关重大，戚本禹找到陈伯达、关锋，一起斟酌、磋商。
修改后，这封信由林彪、江青共同署名，然后转到武汉，由邱会作交给毛泽东。
7月21日，在杨成武的引见下，邱会作来到了“梅岭一号”，并亲手转交了这封密信。
信上说，京广线已被武汉军区控制，陈再道的部队正从河南方向运动过来，希望主席及时转移，否则安全将有可能受到威胁……。
毛泽东看完信后，轻松地笑了笑：“林彪比我还了解这里的情况。”
邱会作附合着说：“林副主席很关心主席的安全。”
毛泽东问：“怎么关心？”
见毛泽东问到这一步，邱会作只好亮底：“25军的三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开过来。另外，15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正运动到黄陂，离这里 40公里。李作鹏让东海舰队的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开过来了，预计今天晚上可以到达汉口口岸。”
毛泽东轻轻“噢”了一声。沉思片刻，他咕哝了句：“小题大作。”
谁也不知道此刻毛泽东脑子里在想什么。值得回味的是，当晚，毛泽东乘坐海军的一艘专舰，在两艘炮艇一前一后的护送下，乘着朦胧的月色，缓缓开出武汉口岸，向东驶去……。
“揪军内一小撮”
谢富治、王力乘坐的专机7月22日下午回到北京。为了制造声势，林彪、江青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他们。王力的一只胳膊有轻伤，裹着纱布，用白绷带吊着，这幅模样更能激起人们的愤慨情绪。
当晚，由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定武汉“7·20事件”为“反革命暴乱”。
会后，林彪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如不敢来，证明有问题。第二步，起草关于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应该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同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了武汉军区负责人会议，试图将矛盾缩小到最小。但是在会议进行之中，由李作鹏授意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部队发来电报，电文中称 “7·20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李作鹏控制的东海舰队也发表《严正声明》，表示“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同时，张昭剑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周恩来的最后努力也未能奏效。
※ ※ ※
7月23日凌晨，武汉军区收到了中央的一封电报，令主要负责人进京开会。
当晚，陈再道、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陈、钟等人住进了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
刚住下不久，消息就泄密了。从北大、清华闻讯而来的8000多名红卫兵和受林彪、叶群指使的海陆空三军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同时，叶群还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以示对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情况十分紧急。周恩来火速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要他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陈、钟二人。傅崇碧迅速调来一个团，开赴京西宾馆。
然而，军人的防线还是被冲垮了。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象当年布尔什维克的士官生攻克冬宫那样，流水般漫进了宾馆内的各个房间，四处搜寻。
幸好，陈、钟二人被傅崇碧亲自带几个警卫兵藏在了一部电梯里，才得以逃脱。
※ ※ ※
7月25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的大会。
此时，毛泽东仍在南方未归。
开会前两小时，林彪突然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江青、陈伯达当即表态，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
军人和文人结成神圣同盟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彼此都能得到好处。
大会于下午5点钟开始。
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召见了红卫兵领袖蒯大富。
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林彪不敢轻视。他也知道蒯大富一直被江青抓在手里，要打红卫兵这块牌，得与江青默契配合。于是，他委派叶群与江青联系后，由江青牵头，叶群与蒯大富在京西宾馆搞了一次试探性接触。
叶群说：“我是代表林副主席和你谈话。你对军队内文化大革命怎么看？”
蒯大富心领神会地说：“拿枪杆子的刘、邓路线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必须把军内一小撮揪出来，否则，文化大革命可能以失败而告终。”
叶群对蒯大富的回答很满意。她亲切地拍着蒯大富的肩膀说：“你很有政治敏感性。林副主席很赞尝你，希望你能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作些工作。”
有了叶群的这次试探性接触，林彪对打红卫兵这块牌更有信心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把蒯大富叫到身边，亲切地交谈。
毛泽东不在场，林彪就成了此刻最高统帅。蒯大富自然不愿放弃这么一个机会，他掏出一个“井冈山”袖章，要给林彪戴上。
林彪愉快地伸出了右臂。
林彪戴上了“井冈山”袖章，就是公开亮相，支持“井冈山”。一时间，“井冈山”派的红卫兵欢欣鼓舞，热烈地鼓掌、欢呼。
林彪握着蒯大富的手说：“我很喜欢‘井冈山’。这次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场内战。搞得不好，我和你们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
蒯大富见林彪神情严肃，心往下一沉，问道：“林副主席，目前形势果真这样严重吗？”
林彪笑了笑：“凡事要从最坏的地方想。现在要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军权，是最后的决战。你是学生领袖，要好好锻炼自己，有许多事情等着你们去做。”
这天的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中结束了。
会毕，江青在电梯口叫住蒯大富，说道：“要揪军内一小撮。林副主席提了个‘全面内战’；我提了个‘文攻武卫’。你回去召集个会，传达一下精神。”
康生在一旁补充说：“不要怕，大胆干吧！现在正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要把造刘少奇反的那股劲头拿出来。”
有了尚方宝剑，蒯大富一回清华园，连夜给各省市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要他们火速来京，有重要会议。
※ ※ ※
7月26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公告》中说：“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线，坚决把他打倒！”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我们的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欧打中央代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海陆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 ※ ※
就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消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
7月30日，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与造反派头头聚集在清华园工字厅，听蒯大富传达中央新精神。
蒯大富首先宣读了林立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署名“红尖兵”的文章。然后传达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讲话精神。蒯大富说：“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揪军内一小撮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决战。‘7·20事件’拉开了决战的序幕，我们千万不能在最后的决战中失利。毛主席讲‘应该给左派发枪’，江青同志讲‘文攻武卫’，康生讲‘现在正是你们大显神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武装。和带枪的刘、邓干，没有武装不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蒯大富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会议期间，江青还派人送来了即将在《红旗》杂志11期上刊登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小样。社论由关锋执笔，王力审定，火药味极浓。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正在狂热之中，读到这样的文章，更如火上加油，连连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等口号。
形势紧急，参加会议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只在北京逗留了一宿，便纷纷赶了回去。然后是迫不及待地组织武斗队、冲锋队，冲击军区、洗劫武装部，强抢军械库。一时枪声四起，炮火连天，大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５－２、武斗遍及全国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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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武斗掠影
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是上海首先打响的。
早在1966年底，上海两大派别组织的对立已呈白热化状态。一派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另一派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赤卫队”成立之后，发展迅猛，号称80万人。他们这一派是保上海市委的，成立伊始，就公开反对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的五项要求。
经过一次次明里暗里的较量，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66年12月末，被“工总司”劫持的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于各方的压力，无可奈何地公开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这一来矛盾更为复杂。原来支持上海市委的“赤卫队”有被遗弃之感，索性也召开大会，要“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另一方面，“赤卫队”紧急商讨对策，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来解决上海问题；另外，调集人马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帐。
无疑，“赤卫队”要“算帐”，却找错了债主。
这一情况经进京向张春桥汇报情况的马天水一番喧染，变成了“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并且还要搞全市性停电、停水、停交通、罢工等。
很快，各种红卫兵小报纷纷出版号外，称“赤卫队砸了张春桥的家”。号外上还登有张春桥被砸的照片和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署名发表的《声明》。
李文静在《声明》中写道：“今天，有一批‘赤卫队’无视公安部的规定，公然冲击我的家。……我呼吁上海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上海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罪责难逃……”
在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条规定明文指出：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这样，“赤卫队”自然成了反革命。
12月29日，“工总司”在上海衡山饭店设立了“火线指挥部”，由王洪文等人调集了十多万造反派成员，准备向“赤卫队”发起冲击。
冲击“赤卫队”的情况，在当时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
※ ※ ※
工人造反队员从下半夜两点钟左右开始向盘踞在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6点多钟，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7 点钟，近2 名赤卫队员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条马路上集中，袖章缴获下来六大堆。
※ ※ ※
这是上海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中，“赤卫队”91人受伤。两天后，“工总司”发布《紧急通令》，在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大小头头统统抓起来。之后，240多名“赤卫队”头头被关押。
上海的武斗，只是全国大规模真枪实弹武斗的前奏。
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由于林彪、江青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全国的武斗迅速升级。
这其中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
毛泽东要“天下大乱”，也是原因之一。正因为情况复杂，毛泽东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所说的话，经常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反对武斗，认为 “这样不好”，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强调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应该给左派发枪”，“祝全国内战全面展开”。毛泽东不同的讲话，被各派力量所利用，既可以当作砸向对立派的石头，又能够鼓舞激励自己一派的士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受蒙蔽的红卫兵和群众，怀着满腔忠诚，自以为是在为保卫毛主席而战斗，在全国各地上演了一幕幕悲剧。
下面是全国部分地方武斗的掠影：
“石河子事件”：1967年1月25日至26日，新疆石河子地区造反派4000余人，冲击武装部门，夺取枪支。零点，双方开始枪战。造成5人死亡，6人受伤。枪战在白天再一次发生，从武装部门一直打到公共汽车站。此一战役，双方共死24人，伤74人。事后，双方互抓对立派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爆尸。
“青海赵永夫事件”：1967年2月28日，西安市群众组织借口《青海日报》社论有问题，冲进报社，大搞打砸抢，活活打死数人，抓走数人。最后发展到对驻报社支左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反击，结果造成重大伤亡。其中群众死169人，伤178人；部队士兵死4人，伤46人。
“宁夏青铜峡事件”：1967年8月16日，康生定宁夏一派群众组织为造反派，下令驻军对该派予以支持。同时，将另一派定为“保守派”。两派发生尖锐对立和冲突，至8月28日，康生断定这是“反革命叛乱”，下令镇压。结果当场打死101人，打伤133人。
“四川宜宾事件”：1967年5月4日起，小规模武斗连绵不断。到5月15日，演变成大规模武斗，成都有上万人前来支援，双方伤亡惨重。
“重庆武斗事件”：1967年5月，重庆两派动用各种常规武器相互开火，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一连数日，嘉陵江上都可见到漂浮的死尸。
“河北农大武斗事件”：1967年6月23日，河北农大两派发生武斗，死7人，伤250余人。
“上海青浦县武斗事件”：1967年5月4日，青浦县一日之内竟连续三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涉及人数达7000多人。
“上海柴联司武斗事件”：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使“工总司”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联司”盘踞的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从上午8点开始，运用弹弓、大铲车、高压水龙头、消防车、船只、云梯、敢死队，展开进攻。到下午4点攻下大楼。此次武斗死18人，伤983人，致残121人，被拘押者663 人。
“武汉武斗事件”：从1967年6月4日到6月30日，武斗双方共死108人，伤2774人。“7·20事件”之后，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被打死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18.4万多人。仅武汉市，打伤打残者6.6万人，打死600多人。
“河南开封武斗事件”：1967年8月，开封化肥厂发生武斗。双方伤亡惨重，有些被俘者被当场活埋。
“福州武斗事件”：“7·20事件”发生之后，福建省福州市发生了火烧交际处事件。两派群众对峙，短兵相接。部队派兵制止，士兵们手挽着手筑成人墙试图把两派群众隔开，以致许多士兵手臂被打骨折。当场被抓获的人，有的被蒙上棉被，洒上汽油，活活烧死。
“山东郯城武斗事件”：在一次武斗中，一派打死对方18人，竟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
…………
以上仅是全国范围内武斗的一个缩影。在广西、广东、湖北、四川、河南、上海、湖南、青海、黑龙江、陕西等地，武斗双方不仅动用枪支，而且还动用大炮。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下面仅举重庆市的武斗为例。
1966年8月15日，重庆师专“排炮”和“轻骑”两个红卫兵组织，在与工作组的斗争中形势不利，请示重庆大学的红卫兵前来支援。当天，重庆大学、重庆师院附中、重庆市六中等院校4000余人前往重庆师专声援。为纪念这次夺权斗争，重庆市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命名为“8·15”。后来，“8·15”成为两大派武斗组织中的一派。
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8·15”与“工人纠察队”在会场上互相辩论，发展为激烈冲突，双方各有伤员。
1967年4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先是用高音喇叭对骂，然后相互推搡，动拳头，继而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
5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用钢钎、铁棒、匕首搏斗，接着，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等地均发生武斗，前去制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遭到毒打。
6月5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组织发生武斗，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武斗一直持续了三天。接着，全市两大派先后派出数千名武斗人员前往支援，终于揭开了重庆市常规武器大战的序幕。
7月8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武斗。双方首次使用枪弹。结果，死9人，伤数人，双方各有100余人被对方抓走。
7月25日，“8·15”与“反到底”派在重庆工业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中，枪支代替了石头、铁棒，造成数十人伤亡。
7月28日晚11时，“反到底”派200余人趁天黑，摸到了“8·15”派占领的军用工厂──嘉陵机械厂，潜入厂房，偷走3挺机枪，30多支步枪、冲锋枪和一批弹药。在回撤时，被哨楼里护厂的红卫兵发觉，当即以猛烈的高射机枪火力扫射。“反到底”红卫兵也组织还击。一名红卫兵被高射机枪的数发子弹拦腰打成两截，另一名红卫兵的脑袋也被高射机枪威力巨大的子弹打掉。数名红卫兵倒在了血泊中。
7月31日，重庆市郊荣昌县，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武斗的人员700余人，使用了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被打死78人，此战持续到8月6 日。
8月3日，国营望江机器厂武斗人员，用高射炮击沉了重庆军分区的交通艇，艇上的3名解放军士兵被打死。自此日起，长江、嘉陵江两大河道被强行封航，一有船只出现就立即开炮。这次封航达40余天。
8月5日，两派在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除了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轻机枪外，还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双方死亡22人，伤者近千人。
8月8日，国营望江机械厂的武斗组织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长江舰队”，在江上横冲直撞，并沿长江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并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打死24人，伤129人，击沉船只3艘，打坏12艘。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械厂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人员逾千名，支援上万人。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坦克、战车，双方死亡数十人，伤600 余人。
8月13日，望江机械厂武斗组织向设在郭家沱中学的驻厂部队指挥部发动攻击，打死4人。
8月14日，两派在嘉陵大桥发生武斗。打死11人，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及重庆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和部分设备。
8月18日，两派继续在沙坪坎番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双方死亡人数达128人，伤者无数。此次流血惨案一直进行到8月20日。
8月22日，两派在南岸区上新街发生武斗。打死22人，伤数十人，损失财产无数。同日，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被武斗组织伏击，打死1名处长，打伤5人。
8月28日，北碚区3000余人在歇马场424部队驻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40人，经济损失重大。
8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4000多人。经过一周激战，杨家坪街道房屋成为一片废墟，惨不忍睹，双方死亡人数达200余人。
9月1日，周恩来总理听说杨家坪武斗期间，一夜打了1 余发高射炮弹时，痛心地说：“在越南，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啊，我想了是很痛心的。”
10月27日，解放军重庆通讯兵工程学院警卫连驻地发生武斗流血事件。32名学院成员及附近群众被打死，53人受伤。
1968年3月中旬，川东北石油处在长寿云台处本部发生武斗，持续六天七夜，有40余名武斗人员魂归西天。
3月下旬，重庆市四周专县武斗剧烈。
4月7日，国营长安机器厂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坦克、大炮等，工厂被炸成一片废墟，死伤人员无数。
4月28日，两派武斗致使长安机器厂发生大火。晚9点10分，市消防大队前往救火现场，途径重庆钢铁厂时，竟遭枪击，9人死于非命，30多人倒在血泊中，3辆消防车被打坏。
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对重庆武斗不断升级表示愤慨，多次给四川省委领导人张国华打电话，并作出4点强硬指示。周恩来总理说，重庆不能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痪了。
到7月9日，两派武斗组织仍然在江陵机械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弹击得千疮百孔，造成大批武斗人员和无辜居民伪亡。
7月中旬，仍然有武斗事件在陆续发生……。
※ ※ ※
关于武斗中的残酷场景，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切肤之痛。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在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引用了当时红卫兵小报的部分文章，详细描述了武斗中的真实镜头。在此，谨摘录部分如下：
1967年8月，Ａ派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某日一时左右，1000余名Ｂ派人员，身穿军装，出动30多辆汽车，开出某某城，向北驶去。凌晨三时，已经行军两天的Ａ派分三部分，用8辆卡车来回输送。部分人步行，向某地进发。6时，接近某镇。Ｂ派已追击上来，用车顶上机枪向Ａ派扫射，击倒8人。Ａ派立即疏散。Ｂ派越来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一分钟不到，Ａ派13人被击倒在公路上。Ｂ派抓起几十个Ａ派成员，绑了拖上卡车，还用绳子抽打。……Ｂ派架起机枪，向游泳渡河的Ａ派扫射。某某、某某不幸中弹，淹得半死，拖上岸被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某某拽着Ａ派一姑娘的辫子，打了几十个耳光，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某某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枪，又砍了两刀，扔在大卡车上，不久便咽气了。……如此，追杀了4个专区，行程283公里。
8月某日晚，Ｃ派开了机枪，攻击Ｄ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Ｃ派先用炸药炸倒围墙，尔后向内投手雷，当场炸伤Ｄ派两人。Ｃ派又手持机枪一直冲到三楼，将Ｄ派30余人压进二楼，并投燃烧瓶引起火灾。Ｄ派宁死不降，一个个从二楼跳下，重伤2人。火越烧越旺，一直烧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Ｃ派用机枪、步枪、六０炮团团围住厂院，用机枪封锁了大楼与食堂之间的所有通道，还打了迫击炮，炸开南边围墙，手持步枪、机枪的80余名Ｃ派成员冲进某车间，Ｄ派20余人立即用自制手雷将对方击退，但两人身负重伤，一人手被炸断。晨，Ｃ派集中火力要攻下大楼，用机枪严密封锁了大楼出口及楼梯，并用六０炮轰击大楼，随后用两大包炸药把大楼炸了个大口子，手提机枪冲上楼梯缺口向楼内猛扫，Ｄ派则用手雷还击，当场被打死13人……。
匪徒们冲过来了。一个匪徒用钢叉把中厅门上的玻璃打碎了，一尺多长的钢叉直透过门来又从我的右腋下穿过，鲜红的血从手臂上流了下来。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呼地一声从我的右侧劈了下来。我一闪身避开。这时左边窗口里又有暴徒用钢叉斜里戳来，连刺三叉。窗户上的玻璃哗里哗啦掉下来。我拣起一块砖头向他扔去，这个暴徒退下了。立即又有一个暴徒冲上来，用大块砖砸下来，我举手挡开，接着又打来一块，打中左额，伤口裂开三寸长，血把眼睛都糊住了。我倒下了，七八个匪徒扑了过来，有一个照我左耳下踢了一脚，又用钢叉挑开我的外衣，刺开了胸口，接着我被拖了出去，有个匪徒叫喊着要干掉我，并用钢叉打了我一棍，打伤左腿。他们把我从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拖过去……。
上述文字，字里行间无不浸满了鲜血和泪水。事实上的武斗场景，比上述文字中所描述的还要残酷得多。而且，依中国之大，武斗上演之频繁，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是不可能全面写出武斗诸多场景的。
武斗场景，活在千百万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的心上。
广西武斗日志摘录
据文聿《中国“左”祸》一书记载，地处祖国西陲边疆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事件尤其惨烈、频繁，难以尽述。
在此转录部分以窥一斑。
1967年3月30日：“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狂飚”、“井冈山”、“东方红”等共16个组织共400多人，晚上在区首府南宁举行 “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与机关一些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
4月23日：“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等组织400多人，冲击南宁一中红代会成立大会会场，双方发生武斗。
5月2日：“支伍（晋南）派”组织万余人到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击落敌机和红卫兵小将静坐斗争的初步胜利大会”，同时，“支韦（国清）派”九万余人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庆祝尽战胜利大会”，会后游行，双方队伍相遇，一场混战。
5月25日：“5·25”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另一派“4·22”进行辩论，要求其撤离。双方最后以石块、木棒为武器，展开激烈的战斗。到晚上8点以后，双方前来支援者达五、六千人。直到第二天凌晨武斗才停息。在此期间，广西军区派出7辆宣传车，呼吁双方停止武斗，但无人理睬，最后双方只能派出救护车抢救伤员。
5月26日，这两派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从上午7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后因暴雨忽至才暂时休战。双方各有百余人受伤。
5月30日凌晨，因为支持“4·22”派的领导人给中央文革发电报，指责“党政军一小撮走资派”而挑起武斗。直接起因是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的《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发表在《广西日报》上）。在5点30分左右，“五·二五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大规模武斗再度爆发。
6月13日，在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这场武斗持续了三天，直接经济损失5万多元,双方伤200多人，其中重伤住院者100多人，这只是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6月15日，“4·22”组织与永宁公安局干警发生武斗。打死2人，打伤14人，其中重伤8人。所有户口薄和档案文件被付之一炬。同一天，南宁郊区 “联指”决定组织农民进城支援，围攻“4·22”派据点“航运工总”、文艺体校。“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 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连续数天攻打《广西日报》社，末克。
6月24日，清晨。“联指”调动工人、农民攻打“4·22”、“火种”大楼。当晚攻克。现场上，用钢叉叉死一人，6名“4·22”骨干分子被关押，遭到毒打，许多物资被抢走，有一名进攻者被汽枪击瞎一只眼睛。
6月25日，下午5时，“联指”组织人员，包围文化大院，用推土机推倒围墙，展开强攻，到7时左右攻进京剧团、桂剧团和木偶剧团。有20多名被围攻者负伤，第二天继续攻入文联大楼，“4·22”600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和毒打，许多财物被盗。
7月12日，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石块、木棍对打，连打两天，共有10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30多人。
8月4日，南宁“联指”调动近万名武装人员，攻击《广西日报》社文化大院、区展览馆等“4·22”据点，遭到猛烈反击。武斗中使用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双方伤亡惨重。
8月21日，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等“4·22”派据点，结果，联指死1人，“4·22”死9人。
8月23日，“4·22”武力封锁南宁邕江大桥，“联指”组织就出动三四百人，到晚上11点，密集的枪声仍然响彻夜空。
11月29日，柳州市发生武斗。
12月22日，区交通厅、水电厅发生武斗。
12月24日，钦州市两派群众互相开火。
1968年1月，容县黎村频繁发生武斗。下旬，出现全区性大规模武斗的局面。
2月15日，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
4月1日，梧州市发生武斗。双方开枪开炮，部队前去制止，被打伤7人。
4月30日，部队和民兵奉命围剿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5月1日攻克,俘虏40人。
5月3日，阻止枪夺武器的3936部队一营军车被“联指”所属组织开枪扫射，打死5人，打伤31人。
5月20日，“4·22”与“联指”下属组织再次武装冲突，打死2人，炸死3人。
5月25日，解放军被造反大军包围后，发生冲突，打死2人，伤20多人，夺走枪支700多条。这场武斗又演化成对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另一场武斗，一直延续到5月30日。
6月3日，桂林市武斗升级，连续夺枪。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极其严重。
6月19日，南宁再次发生武斗。死62人，全部沉尸开邕江。
6月23日，“联指”在攻打“4·22”码头时，请求炮火地支援，结果，炮轰到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40多艘船只被击中，起火燃烧。
7月13日，“联指”与“4·22”再次武斗。开枪打死过路群众2人，伤多人。还施放催泪弹，致使200多人中毒。
7月15日，广西军区被炮火击中，伤战士2人。这场武斗延续到8月5日。据不完全统计，仅“4·22”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 2500多名居民被抓捕，后来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市中心33条街巷被炮火击中，成为一片废墟。再加上攻击者的伤亡，总共死亡人数达 1470人，被俘者达8445人。烧毁房屋2820间，面积达46万平方米。致使5 多名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达6000万元以上。
广西的武斗还在不断延续，愈演愈烈。而广西的武斗只是全国武斗的一个缩影。文化大革命到了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真正是“天下大乱”了。
所幸的是军队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混乱。后来，毛泽东感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局面了，便动用“钢铁长城”来对付全面武斗。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机要、国际机场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才渐渐稳定住了动荡不宁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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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黑风”
自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组织秘密组建以后，各种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增多，在北京出现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如果细加分析、考察，这里面的情形相当复杂，而且经常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一般来说，“多数派”侧重于造“牛鬼蛇神”的反，对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持保守观望态度；而“少数派”则侧重于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反。
“多数派”以“联动”最为著名；“少数派”以“三司”和中学里的“四·三派”为代表。
到了1966年12月，在“多数派”中，出现了炮打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情况，当时称之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亦称“十二月黑风”。
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伊林·涤西，针对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写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对林彪连续六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的某些内容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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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9月15日的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热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提出者之中，大多数也不肯定“炮打司令部”所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炮打其中个别一些人，或“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讲清“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 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大革命展开来突出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练，实现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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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林·涤西的这封《公开信》，以大字报的形式于11月15日清晨张贴在清华大学,当即被当作“毒草”被撕毁。此后，伊林·涤西又于11月18日将《公开信》印成传单，在北京城里四处散发。
12月1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李洪山在辩论中提出：“中央文革的产生不符合《十六条》。”同一天，林学院贴出大字报《给中央文革的一封公开信》，批判中央文革小组。
第二天，李洪山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公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李洪山说，已联合了50多所学校，要求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在此前后，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辑，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2月4日，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必须批判》。同日，在清华园和北京城内出现了大标语“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
12月5日，北京23个学校的红卫兵集会，联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12月7日，北京地院“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形“左”实右。
12月9日，清华园贴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指出“10月3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同日，“捍卫团”在红星电影院集会，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12月10日，北大“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大字报提出“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质问道：“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12月11日，清华“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点名批评陈伯达、江青。
12月12日，林院贴出大字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
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院校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分别贴出了《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踢开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路线必须批判》、《陈伯达必须给打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平反》、《坚决罢掉关锋、戚本禹的官》、《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等大字报，大标语，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还出现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组织了反击。
12月4日，北京“三司”红卫兵举行了“12·4大反击”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贴满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的大横幅。会毕，“三司”红卫兵开动宣传车在全市游说，高音喇叭大喊口号。
12月12日，《红旗》1966年第15期发表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中说：“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12月1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与“三司”、北航“红旗”等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最严厉的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江青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12月中旬以后，公安机关开始出动囚车和警察，陆续逮捕了参与“十二月黑风”的红卫兵。12月16日，北京林学院召开“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第二天，北京市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宣布：“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后，公安机关逮捕了李洪山。
同日，谭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
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林·涤西也被捕入狱。
紧跟着，开始大规模抓人。如前所述的“联动”成员纷纷入狱，即为典型的例子。
中央党校“失火”
中央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学员中，地位高的有省、市委书记和省长、市长；地位低的有宣传部门的笔杆子。这里藏龙卧虎，有着相当多的足智多谋有人物。
建国之初，由刘少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五十年代末期，中央让康生分管中央党校。
1966年，文化革命兴起，康生自然就琢磨着得好好利用一下中央党校这块阵地。
当时，中央党校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
运动之初，两派都刷出大标语：“我们坚决拥护康老！”“谁反对康老，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康生捋着下巴，得意地笑着。
他要出一道考题，看看究竟哪一派是真心跟他。考题是：批判林枫。林枫，当时中央党校的校长，康生认为林是刘少奇培植的亲信，必须坚决打倒。
结果，两派都很卖劲。双方喊声震天，不相上下，数以千计的大字报，贴满校园。
对这样的结果，康生自然满意。
但是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揭发康生罪行”的大字报。
大字报用的是爆炸性语言：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凭着三寸不乱之舌，煽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说是康生批准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由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经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可是到节骨眼上，反咬一口，说彭真是背着他搞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劳。”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他都能干，什么他都出卖。”
…………
冯道是五代时宦海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在后唐、后晋历任宰相；契丹、后汉、后周又任太师，事过五个国君。国君像走马灯似的下台了，冯道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机应变，神通广大，一直身居高位。他的决窍就是看这个国君要垮了，立即廉价出卖，笑脸去迎新的国君。把康生比作冯道，无疑使康生大为恼怒。
三天之后，康生的后院──中央党校终于“失火”了。党校大礼堂前贴出了打倒康生的大、小字报。其中，有一张“勒令”尤为引人注目：“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这把火是惹事的火。谁不知道康生时任中央文革顾问，代表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字报栏前看大、小字报的人，有的惊愕、紧张，有的恐惧、担忧，即使有从心底里觉得高兴、解气的，也不敢有多少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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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这批大、小字报贴出后不久，中央党校“红旗”的头头即得到消息，立刻驱车前往中南海钓鱼台，要向江青面奏。
康生不在家。他去一号楼陈伯达家里去了。“红旗”的人又往一号楼，找到了康生。
“红战团贴出打倒您的大字报了！”“红旗”的头头向康生汇报着。
康生一听，脸色煞白。很快，他镇定下来，要“红旗”的头头扼要汇报一下“红战团”贴大字报的情况。
“这不单是打倒康老个人的问题，”坐在一旁静听的关锋慷慨激昂地说：“你们胆大包天，竟造反到我们头上来了！这是反对整个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待反动逆流，决不能手软。先把他们的头面人物抓起来，坚决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
康生面色阴沉，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说道：“贴这些大字报的人，都有历史背景的。他们的老子大多数是被打倒的‘黑帮分子’。”接着，康生搿着指头说起来：“张际春的女儿，宋之光的儿子，彭真干将任彬的儿子……他们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分子’，他们能不咬牙切齿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吗？”
停了一会儿，康生又说：“他们攻击的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无足轻重。他们是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他们磨刀霍霍，是想同我们展开一场血战。”
当场，康生作出了以下部署：
第一，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即取缔；
第二，立即逮捕“红战团”的几个反动头头，抓人由公安部负责；
第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红卫兵组织，来对付“红战团”；
第四，要向蒯大富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暗中支持。
陈伯达自告奋勇：“由我向蒯大富宣布这次会议的决定。”
第二天早上，陈伯达在电话里对蒯大富说：“我是陈伯达，现在正式通知你一件事。”陈伯达使用“正式通知”的字眼，表示事情已经不可更改。蒯大富一听，紧张起来，只得说道：“是，我们一定执行中央文革的决定。”
于是，“红战团”迅速被孤立了。
1月20日深夜，中央党校大礼堂里灯火通明。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语录播放完毕之后，是“紧急通知”：
“全校革命同志到大礼堂紧急集合！快！快！快！”
“紧急通知”一遍遍播送着，在一月的寒风中更加感到寒冷。
很快，会场上便坐满了人。身穿草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红旗”头头在台上大声说：“最近，我校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接下来，一声断喝：
“把反动组织‘红战团’头头揪出来！”
一声令下，一群彪形大汉立即把“红战团”的几个头头揪到台前，个个脑袋被按在地上，腰脊弯曲，象虾米似的。顷刻，一场暴行开始了。几个人窜到台前，下死劲地拳打脚踢，打得这几个“红战团”的头头人人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号称有三百战士的“红战团”，迅速土崩瓦解。几个头头被推进囚车，送到监狱。其组织成员和上千名家属，面临着被揪斗、审讯、折磨、关押、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暗淡前途。
５－１、“７·２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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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南巡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据长江中游，扼南北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毛泽东当年曾饱含激情地歌吟：“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浩浩长江，烟雨蒙蒙，江面上船帆点点，百舸争流，这幅图景确实能鼓起诗人心中的诗情。
1967年春，毛泽东开始巡视全国。
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哪里还有一块安静的地盘？政治气温伴随着炎热的夏天一天天升温，红卫兵们分成了若干派系，像一场新的军阀割据，占山为王，忙于修筑工事、营垒。按照毛泽东后来一次谈话中所说的：“中国象是分成了八百诸侯国。”
1970年12月，毛泽东同他的友人、美国著名左派作家斯诺的谈话中，坦露了那次南巡的心迹。毛泽东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我也掌握不了局势了。”
局势如此严峻，毛泽东不再诙谐。
在夜幕的虚掩下，毛泽东的专列悄然南下，驶进了武昌南站。
毛泽东住进了东湖风景区西南侧的“梅岭一号”别墅。
“梅岭一号”的内部装璜和陈设，与毛泽东中南海居室和韶山滴水洞的风格一致，庄重、宽敝、简洁、实用。这座“回”字形单层建筑，中间为小天井，从车廊步入门厅，左边是兼作会客厅的会议室，穿越过厅，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右边依次为餐厅、秘书室、警卫室、江青卧室及办公室。会议室的外走廊有一条密闭式长廊，直通“梅岭三号”，那里有小礼堂、会议室、游泳池等设施。
毛泽东南巡，就住在武汉的“梅岭一号”。住在这样一个“闹中取静”的别墅里，既不是度假休养，也不单是体察民情，而是换个地方办公，照常住持全党全国的工作。
在这里，毛泽东曾多次召开中央会议，起草过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接见过如金日成、艾地、蒙哥马利等重要外宾。当时，这些会见大部分冠以北京地名，甚至以北京新华门作为背景。
可以这么说，除北京外，武汉东湖边的“梅岭一号”别墅，大概是毛泽东解放后居住时间最多最长的地方。
1967年夏,毛泽东在这里处理了惊心动魄的“７·２０事件”。
此时的武汉，对立的两大派别组织“百万雄师”和“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钢工总”）剑拔弩张，一场大搏斗，爆发在即。
早在1967年2月初，这场大搏斗就已开始。
2月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动下，“钢工总”与北京南下的一部分红卫兵联合冲击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了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并于2月8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
《声明》中说：“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乱深、乱透……”
2月9日，“钢工总”继续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这次接管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进行的。
当时的情况是，确实有一部分来自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形势中，军队内部也是分裂的，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并不等于武汉军区也支持“钢工总”。事实上，武汉军区以及其司令员陈再道的倾向性很明确，是支持另一个派别组织“百万雄师”的。
2月28日，武汉军区征得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这份《严正声明》中，明确亮出了武汉军区的观点：武汉军区并不支持《二· 八声明》。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钢工总”等造反组织。
对武汉军区的这些表现，中央文革小组自然是不满意的。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意在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和造反派。
4月6日，又颁布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武汉“钢工总”提出了要粉碎武汉地区“二月逆流”，揪出“武老谭”（武汉地区谭震林式的人物）。
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道：“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到4月底、5月初，武汉“百万雄师”与“钢工总”的派别斗争已处于尖锐对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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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武汉两派的派别斗争只是北京中央高层斗争在地方上的一种变形反映。
早在1967年初，在康生的主张下，中央文革向林彪写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报告认为经过几个回合的冲杀，刘少奇在党政机关内的党羽已收拾得差不多了，但军内仍有死角，颇感不安。
军队是林彪的势力范围，即使经常领受圣旨的中央文革，也不敢轻举妄动。要“揪军内一小撮”，得先向林彪“报告”。
林彪则另有打算。在军队中，也并非全是他的心腹，正好可以借中央文革这把刀，来砍杀一下军队内的“反骨”人物。于是，林彪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完全同意。”
报告批发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歪风。在武汉，陈再道首当其冲。
因为，林彪对陈再道“不放心”。
“反革命兵变”真相
7月14日，在四川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被电召从重庆到达武汉。
在此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也已先后不到武汉。
7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在武汉“梅岭一号”再次召集会议，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等地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在谈到武汉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要给“钢工总”平反，放掉朱鸿霞等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人作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要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会议之中，周恩来插话，要谢富治、王力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此时的想法都是尽量化解矛盾，使对立的两派组织能联合起来。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区别。毛泽东尽管也要两派化解矛盾，但他的基本倾向是倒向造反派一边的。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人多次做陈再道的思想工作，要他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陈再道怎么也不肯接受这样的说法。
7月18日，周恩来陪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会见毛泽东。当周恩来介绍陈再道不愿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毛泽东宽容地笑了笑，说： “这怕什么呀？”
毛泽东对身边的谢富治、王力说，做工作要慢慢来，不能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再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说着，毛泽东转过身对陈再道表示“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看得出，毛泽东对陈再道在尽量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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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声音同时也在积极发挥作用。
7月14日晚，谢富治、王力上街看大字报，在湖北大学门口，他们下车与造反派谈话，有意识地公开亮出了身份。
第二天，“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纷纷贴出大幅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谢富治、王力的身份已经公开，自然要解决问题。不然，两派都会失望。周恩来只好让谢富治、王力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
7月15日、16日晚，谢富治、王力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
谢富治、王力所代表的“中央代表团”一屁股坐在“钢工总”一边，自然引起了“百万雄师”的极端不满。“百万雄师”是在武汉军区扶持下组建起来的，号称 120万人马，历来是宠儿，其愤懑便尤为激烈。7月17日，他们上街贴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 “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王力下连队当兵去！”
7月18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北京，谢富治、王力等人去机场送行。
送行回来，他们一汽车开到水电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佩戴着造反组织“钢二司”的袖章，发表演说。王力说道：“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近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当晚的会上，王力还讲了“四点指示”：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钢工总”平反；三，“钢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7月19日，“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开动宣传车，沿街用高音喇叭大声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
当天，被激怒的“百万雄师”在武汉街头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质问“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
是日深夜，“百万雄师”两千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来到军区大院。他们高呼口号：“解散‘钢工总’，镇压反革命！” 并提出四个问题要求谢富治、王力回答。现场指挥站当众宣布：如不答复问题，明天有可能全市总罢工。
与此同时，另一拨200多人的“百万雄师”人马冲进了东湖。他们口口声声“要找王力算帐”，来势汹汹。
当时，陈再道正好在谢富治的房间里。起初，王力躲在隔壁的房间，静观动态。见陈再道、谢富治与“百万雄师”的人马还谈得来，王力便也走了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了一起。
恰在此时，以武汉军区独立师和29师士兵为首的数百人冲了进来，叫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慌乱之中跑回隔壁房间，被追进去抓住。虽然有跟随“中央代表团” 的北航“红旗”红卫兵力保，但人单力薄，王力还是被抓进去塞进了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4号楼。
此时，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是打倒谢富治、王力的大幅标语和口号声。“百万雄师”出动的200多辆汽车，数万人马，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大街上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也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的几百名军人，佩戴“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联手行动。
7月21日，“百万雄师”在武汉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当天出动卡车400多辆，附近的黄石市等市县，或纷纷发来声援电报，或开来卡车参加游行。与此同时，武汉大街上的大标语火药味十足：“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王力从武汉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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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局势急剧恶化，当然得有人出来收拾局面。毛泽东就住在武汉“梅岭一号”，但是无论从哪方面看，毛泽东都不便出面。最合适的出面人物还是周恩来。于是，7月20日，周恩来乘专机返回了武汉。
周恩来是来为王力保驾的。但是，到达武汉之后，周恩来却得知，王力经劝说从“百万雄师”手中放出来后，又突然失踪了。
原来，王力此时正在29师政委张昭剑的保护之中。
29师此时也已分裂。一部分军人赞同“百万雄师”观点，并积极参与了“百万雄师”所组织的各项示威游行活动；但师政委张昭剑却另有想法。他故弄玄虚地对王力说：“‘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暴乱，已经包围了29师师部，口号是要抓王力。”
显然，张昭剑是要投靠王力，进而投靠中央文革以及林彪。
王力已如惊弓之鸟，在张昭剑的保护下，他躲到了29师师部6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在树木掩映下，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是有组织的，海陆空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是‘百万雄师’的人。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7月21日，武汉空军政委刘丰从秘密途径打听到王力在29师，便找到张昭剑，开口大骂武汉军区。张昭剑知道刘丰与林彪之子林立果关系密切，便讨好地说：“我听空军的。”这样，王力被转移到刘丰手中。
7月22日凌晨3点多钟，王力被李作鹏、刘丰护送到机场。刘丰向机场上等待的吴法宪说，王力是他抢出来的。并夸大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游行队伍拿起了武器，独立师全副武装坐在卡车、摩托车上，驾着机枪……
吴法宪把这些情况快速地报告给了林彪。
※ ※ ※
林彪得到吴法宪的情报后，立即找到了笔杆子戚本禹。林彪交给戚本禹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信，要戚本禹修改。
事关重大，戚本禹找到陈伯达、关锋，一起斟酌、磋商。
修改后，这封信由林彪、江青共同署名，然后转到武汉，由邱会作交给毛泽东。
7月21日，在杨成武的引见下，邱会作来到了“梅岭一号”，并亲手转交了这封密信。
信上说，京广线已被武汉军区控制，陈再道的部队正从河南方向运动过来，希望主席及时转移，否则安全将有可能受到威胁……。
毛泽东看完信后，轻松地笑了笑：“林彪比我还了解这里的情况。”
邱会作附合着说：“林副主席很关心主席的安全。”
毛泽东问：“怎么关心？”
见毛泽东问到这一步，邱会作只好亮底：“25军的三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开过来。另外，15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正运动到黄陂，离这里 40公里。李作鹏让东海舰队的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开过来了，预计今天晚上可以到达汉口口岸。”
毛泽东轻轻“噢”了一声。沉思片刻，他咕哝了句：“小题大作。”
谁也不知道此刻毛泽东脑子里在想什么。值得回味的是，当晚，毛泽东乘坐海军的一艘专舰，在两艘炮艇一前一后的护送下，乘着朦胧的月色，缓缓开出武汉口岸，向东驶去……。
“揪军内一小撮”
谢富治、王力乘坐的专机7月22日下午回到北京。为了制造声势，林彪、江青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他们。王力的一只胳膊有轻伤，裹着纱布，用白绷带吊着，这幅模样更能激起人们的愤慨情绪。
当晚，由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定武汉“7·20事件”为“反革命暴乱”。
会后，林彪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如不敢来，证明有问题。第二步，起草关于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应该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同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了武汉军区负责人会议，试图将矛盾缩小到最小。但是在会议进行之中，由李作鹏授意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部队发来电报，电文中称 “7·20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李作鹏控制的东海舰队也发表《严正声明》，表示“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同时，张昭剑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周恩来的最后努力也未能奏效。
※ ※ ※
7月23日凌晨，武汉军区收到了中央的一封电报，令主要负责人进京开会。
当晚，陈再道、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陈、钟等人住进了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
刚住下不久，消息就泄密了。从北大、清华闻讯而来的8000多名红卫兵和受林彪、叶群指使的海陆空三军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同时，叶群还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以示对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情况十分紧急。周恩来火速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要他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陈、钟二人。傅崇碧迅速调来一个团，开赴京西宾馆。
然而，军人的防线还是被冲垮了。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象当年布尔什维克的士官生攻克冬宫那样，流水般漫进了宾馆内的各个房间，四处搜寻。
幸好，陈、钟二人被傅崇碧亲自带几个警卫兵藏在了一部电梯里，才得以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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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的大会。
此时，毛泽东仍在南方未归。
开会前两小时，林彪突然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江青、陈伯达当即表态，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
军人和文人结成神圣同盟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彼此都能得到好处。
大会于下午5点钟开始。
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召见了红卫兵领袖蒯大富。
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林彪不敢轻视。他也知道蒯大富一直被江青抓在手里，要打红卫兵这块牌，得与江青默契配合。于是，他委派叶群与江青联系后，由江青牵头，叶群与蒯大富在京西宾馆搞了一次试探性接触。
叶群说：“我是代表林副主席和你谈话。你对军队内文化大革命怎么看？”
蒯大富心领神会地说：“拿枪杆子的刘、邓路线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必须把军内一小撮揪出来，否则，文化大革命可能以失败而告终。”
叶群对蒯大富的回答很满意。她亲切地拍着蒯大富的肩膀说：“你很有政治敏感性。林副主席很赞尝你，希望你能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作些工作。”
有了叶群的这次试探性接触，林彪对打红卫兵这块牌更有信心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把蒯大富叫到身边，亲切地交谈。
毛泽东不在场，林彪就成了此刻最高统帅。蒯大富自然不愿放弃这么一个机会，他掏出一个“井冈山”袖章，要给林彪戴上。
林彪愉快地伸出了右臂。
林彪戴上了“井冈山”袖章，就是公开亮相，支持“井冈山”。一时间，“井冈山”派的红卫兵欢欣鼓舞，热烈地鼓掌、欢呼。
林彪握着蒯大富的手说：“我很喜欢‘井冈山’。这次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场内战。搞得不好，我和你们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
蒯大富见林彪神情严肃，心往下一沉，问道：“林副主席，目前形势果真这样严重吗？”
林彪笑了笑：“凡事要从最坏的地方想。现在要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军权，是最后的决战。你是学生领袖，要好好锻炼自己，有许多事情等着你们去做。”
这天的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中结束了。
会毕，江青在电梯口叫住蒯大富，说道：“要揪军内一小撮。林副主席提了个‘全面内战’；我提了个‘文攻武卫’。你回去召集个会，传达一下精神。”
康生在一旁补充说：“不要怕，大胆干吧！现在正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要把造刘少奇反的那股劲头拿出来。”
有了尚方宝剑，蒯大富一回清华园，连夜给各省市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要他们火速来京，有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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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公告》中说：“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线，坚决把他打倒！”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我们的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欧打中央代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海陆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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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消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
7月30日，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与造反派头头聚集在清华园工字厅，听蒯大富传达中央新精神。
蒯大富首先宣读了林立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署名“红尖兵”的文章。然后传达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讲话精神。蒯大富说：“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揪军内一小撮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决战。‘7·20事件’拉开了决战的序幕，我们千万不能在最后的决战中失利。毛主席讲‘应该给左派发枪’，江青同志讲‘文攻武卫’，康生讲‘现在正是你们大显神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武装。和带枪的刘、邓干，没有武装不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蒯大富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会议期间，江青还派人送来了即将在《红旗》杂志11期上刊登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小样。社论由关锋执笔，王力审定，火药味极浓。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正在狂热之中，读到这样的文章，更如火上加油，连连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等口号。
形势紧急，参加会议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只在北京逗留了一宿，便纷纷赶了回去。然后是迫不及待地组织武斗队、冲锋队，冲击军区、洗劫武装部，强抢军械库。一时枪声四起，炮火连天，大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５－２、武斗遍及全国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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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武斗掠影
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是上海首先打响的。
早在1966年底，上海两大派别组织的对立已呈白热化状态。一派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另一派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赤卫队”成立之后，发展迅猛，号称80万人。他们这一派是保上海市委的，成立伊始，就公开反对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的五项要求。
经过一次次明里暗里的较量，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66年12月末，被“工总司”劫持的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于各方的压力，无可奈何地公开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这一来矛盾更为复杂。原来支持上海市委的“赤卫队”有被遗弃之感，索性也召开大会，要“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另一方面，“赤卫队”紧急商讨对策，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来解决上海问题；另外，调集人马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帐。
无疑，“赤卫队”要“算帐”，却找错了债主。
这一情况经进京向张春桥汇报情况的马天水一番喧染，变成了“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并且还要搞全市性停电、停水、停交通、罢工等。
很快，各种红卫兵小报纷纷出版号外，称“赤卫队砸了张春桥的家”。号外上还登有张春桥被砸的照片和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署名发表的《声明》。
李文静在《声明》中写道：“今天，有一批‘赤卫队’无视公安部的规定，公然冲击我的家。……我呼吁上海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上海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罪责难逃……”
在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条规定明文指出：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这样，“赤卫队”自然成了反革命。
12月29日，“工总司”在上海衡山饭店设立了“火线指挥部”，由王洪文等人调集了十多万造反派成员，准备向“赤卫队”发起冲击。
冲击“赤卫队”的情况，在当时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
※ ※ ※
工人造反队员从下半夜两点钟左右开始向盘踞在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6点多钟，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7 点钟，近2 名赤卫队员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条马路上集中，袖章缴获下来六大堆。
※ ※ ※
这是上海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中，“赤卫队”91人受伤。两天后，“工总司”发布《紧急通令》，在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大小头头统统抓起来。之后，240多名“赤卫队”头头被关押。
上海的武斗，只是全国大规模真枪实弹武斗的前奏。
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由于林彪、江青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全国的武斗迅速升级。
这其中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
毛泽东要“天下大乱”，也是原因之一。正因为情况复杂，毛泽东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所说的话，经常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反对武斗，认为 “这样不好”，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强调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应该给左派发枪”，“祝全国内战全面展开”。毛泽东不同的讲话，被各派力量所利用，既可以当作砸向对立派的石头，又能够鼓舞激励自己一派的士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受蒙蔽的红卫兵和群众，怀着满腔忠诚，自以为是在为保卫毛主席而战斗，在全国各地上演了一幕幕悲剧。
下面是全国部分地方武斗的掠影：
“石河子事件”：1967年1月25日至26日，新疆石河子地区造反派4000余人，冲击武装部门，夺取枪支。零点，双方开始枪战。造成5人死亡，6人受伤。枪战在白天再一次发生，从武装部门一直打到公共汽车站。此一战役，双方共死24人，伤74人。事后，双方互抓对立派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爆尸。
“青海赵永夫事件”：1967年2月28日，西安市群众组织借口《青海日报》社论有问题，冲进报社，大搞打砸抢，活活打死数人，抓走数人。最后发展到对驻报社支左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反击，结果造成重大伤亡。其中群众死169人，伤178人；部队士兵死4人，伤46人。
“宁夏青铜峡事件”：1967年8月16日，康生定宁夏一派群众组织为造反派，下令驻军对该派予以支持。同时，将另一派定为“保守派”。两派发生尖锐对立和冲突，至8月28日，康生断定这是“反革命叛乱”，下令镇压。结果当场打死101人，打伤133人。
“四川宜宾事件”：1967年5月4日起，小规模武斗连绵不断。到5月15日，演变成大规模武斗，成都有上万人前来支援，双方伤亡惨重。
“重庆武斗事件”：1967年5月，重庆两派动用各种常规武器相互开火，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一连数日，嘉陵江上都可见到漂浮的死尸。
“河北农大武斗事件”：1967年6月23日，河北农大两派发生武斗，死7人，伤250余人。
“上海青浦县武斗事件”：1967年5月4日，青浦县一日之内竟连续三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涉及人数达7000多人。
“上海柴联司武斗事件”：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使“工总司”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联司”盘踞的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从上午8点开始，运用弹弓、大铲车、高压水龙头、消防车、船只、云梯、敢死队，展开进攻。到下午4点攻下大楼。此次武斗死18人，伤983人，致残121人，被拘押者663 人。
“武汉武斗事件”：从1967年6月4日到6月30日，武斗双方共死108人，伤2774人。“7·20事件”之后，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被打死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18.4万多人。仅武汉市，打伤打残者6.6万人，打死600多人。
“河南开封武斗事件”：1967年8月，开封化肥厂发生武斗。双方伤亡惨重，有些被俘者被当场活埋。
“福州武斗事件”：“7·20事件”发生之后，福建省福州市发生了火烧交际处事件。两派群众对峙，短兵相接。部队派兵制止，士兵们手挽着手筑成人墙试图把两派群众隔开，以致许多士兵手臂被打骨折。当场被抓获的人，有的被蒙上棉被，洒上汽油，活活烧死。
“山东郯城武斗事件”：在一次武斗中，一派打死对方18人，竟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
…………
以上仅是全国范围内武斗的一个缩影。在广西、广东、湖北、四川、河南、上海、湖南、青海、黑龙江、陕西等地，武斗双方不仅动用枪支，而且还动用大炮。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下面仅举重庆市的武斗为例。
1966年8月15日，重庆师专“排炮”和“轻骑”两个红卫兵组织，在与工作组的斗争中形势不利，请示重庆大学的红卫兵前来支援。当天，重庆大学、重庆师院附中、重庆市六中等院校4000余人前往重庆师专声援。为纪念这次夺权斗争，重庆市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命名为“8·15”。后来，“8·15”成为两大派武斗组织中的一派。
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8·15”与“工人纠察队”在会场上互相辩论，发展为激烈冲突，双方各有伤员。
1967年4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先是用高音喇叭对骂，然后相互推搡，动拳头，继而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
5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用钢钎、铁棒、匕首搏斗，接着，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等地均发生武斗，前去制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遭到毒打。
6月5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组织发生武斗，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武斗一直持续了三天。接着，全市两大派先后派出数千名武斗人员前往支援，终于揭开了重庆市常规武器大战的序幕。
7月8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武斗。双方首次使用枪弹。结果，死9人，伤数人，双方各有100余人被对方抓走。
7月25日，“8·15”与“反到底”派在重庆工业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中，枪支代替了石头、铁棒，造成数十人伤亡。
7月28日晚11时，“反到底”派200余人趁天黑，摸到了“8·15”派占领的军用工厂──嘉陵机械厂，潜入厂房，偷走3挺机枪，30多支步枪、冲锋枪和一批弹药。在回撤时，被哨楼里护厂的红卫兵发觉，当即以猛烈的高射机枪火力扫射。“反到底”红卫兵也组织还击。一名红卫兵被高射机枪的数发子弹拦腰打成两截，另一名红卫兵的脑袋也被高射机枪威力巨大的子弹打掉。数名红卫兵倒在了血泊中。
7月31日，重庆市郊荣昌县，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武斗的人员700余人，使用了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被打死78人，此战持续到8月6 日。
8月3日，国营望江机器厂武斗人员，用高射炮击沉了重庆军分区的交通艇，艇上的3名解放军士兵被打死。自此日起，长江、嘉陵江两大河道被强行封航，一有船只出现就立即开炮。这次封航达40余天。
8月5日，两派在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除了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轻机枪外，还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双方死亡22人，伤者近千人。
8月8日，国营望江机械厂的武斗组织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长江舰队”，在江上横冲直撞，并沿长江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并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打死24人，伤129人，击沉船只3艘，打坏12艘。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械厂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人员逾千名，支援上万人。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坦克、战车，双方死亡数十人，伤600 余人。
8月13日，望江机械厂武斗组织向设在郭家沱中学的驻厂部队指挥部发动攻击，打死4人。
8月14日，两派在嘉陵大桥发生武斗。打死11人，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及重庆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和部分设备。
8月18日，两派继续在沙坪坎番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双方死亡人数达128人，伤者无数。此次流血惨案一直进行到8月20日。
8月22日，两派在南岸区上新街发生武斗。打死22人，伤数十人，损失财产无数。同日，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被武斗组织伏击，打死1名处长，打伤5人。
8月28日，北碚区3000余人在歇马场424部队驻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40人，经济损失重大。
8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4000多人。经过一周激战，杨家坪街道房屋成为一片废墟，惨不忍睹，双方死亡人数达200余人。
9月1日，周恩来总理听说杨家坪武斗期间，一夜打了1 余发高射炮弹时，痛心地说：“在越南，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啊，我想了是很痛心的。”
10月27日，解放军重庆通讯兵工程学院警卫连驻地发生武斗流血事件。32名学院成员及附近群众被打死，53人受伤。
1968年3月中旬，川东北石油处在长寿云台处本部发生武斗，持续六天七夜，有40余名武斗人员魂归西天。
3月下旬，重庆市四周专县武斗剧烈。
4月7日，国营长安机器厂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坦克、大炮等，工厂被炸成一片废墟，死伤人员无数。
4月28日，两派武斗致使长安机器厂发生大火。晚9点10分，市消防大队前往救火现场，途径重庆钢铁厂时，竟遭枪击，9人死于非命，30多人倒在血泊中，3辆消防车被打坏。
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对重庆武斗不断升级表示愤慨，多次给四川省委领导人张国华打电话，并作出4点强硬指示。周恩来总理说，重庆不能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痪了。
到7月9日，两派武斗组织仍然在江陵机械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弹击得千疮百孔，造成大批武斗人员和无辜居民伪亡。
7月中旬，仍然有武斗事件在陆续发生……。
※ ※ ※
关于武斗中的残酷场景，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切肤之痛。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在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引用了当时红卫兵小报的部分文章，详细描述了武斗中的真实镜头。在此，谨摘录部分如下：
1967年8月，Ａ派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某日一时左右，1000余名Ｂ派人员，身穿军装，出动30多辆汽车，开出某某城，向北驶去。凌晨三时，已经行军两天的Ａ派分三部分，用8辆卡车来回输送。部分人步行，向某地进发。6时，接近某镇。Ｂ派已追击上来，用车顶上机枪向Ａ派扫射，击倒8人。Ａ派立即疏散。Ｂ派越来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一分钟不到，Ａ派13人被击倒在公路上。Ｂ派抓起几十个Ａ派成员，绑了拖上卡车，还用绳子抽打。……Ｂ派架起机枪，向游泳渡河的Ａ派扫射。某某、某某不幸中弹，淹得半死，拖上岸被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某某拽着Ａ派一姑娘的辫子，打了几十个耳光，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某某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枪，又砍了两刀，扔在大卡车上，不久便咽气了。……如此，追杀了4个专区，行程283公里。
8月某日晚，Ｃ派开了机枪，攻击Ｄ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Ｃ派先用炸药炸倒围墙，尔后向内投手雷，当场炸伤Ｄ派两人。Ｃ派又手持机枪一直冲到三楼，将Ｄ派30余人压进二楼，并投燃烧瓶引起火灾。Ｄ派宁死不降，一个个从二楼跳下，重伤2人。火越烧越旺，一直烧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Ｃ派用机枪、步枪、六０炮团团围住厂院，用机枪封锁了大楼与食堂之间的所有通道，还打了迫击炮，炸开南边围墙，手持步枪、机枪的80余名Ｃ派成员冲进某车间，Ｄ派20余人立即用自制手雷将对方击退，但两人身负重伤，一人手被炸断。晨，Ｃ派集中火力要攻下大楼，用机枪严密封锁了大楼出口及楼梯，并用六０炮轰击大楼，随后用两大包炸药把大楼炸了个大口子，手提机枪冲上楼梯缺口向楼内猛扫，Ｄ派则用手雷还击，当场被打死13人……。
匪徒们冲过来了。一个匪徒用钢叉把中厅门上的玻璃打碎了，一尺多长的钢叉直透过门来又从我的右腋下穿过，鲜红的血从手臂上流了下来。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呼地一声从我的右侧劈了下来。我一闪身避开。这时左边窗口里又有暴徒用钢叉斜里戳来，连刺三叉。窗户上的玻璃哗里哗啦掉下来。我拣起一块砖头向他扔去，这个暴徒退下了。立即又有一个暴徒冲上来，用大块砖砸下来，我举手挡开，接着又打来一块，打中左额，伤口裂开三寸长，血把眼睛都糊住了。我倒下了，七八个匪徒扑了过来，有一个照我左耳下踢了一脚，又用钢叉挑开我的外衣，刺开了胸口，接着我被拖了出去，有个匪徒叫喊着要干掉我，并用钢叉打了我一棍，打伤左腿。他们把我从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拖过去……。
上述文字，字里行间无不浸满了鲜血和泪水。事实上的武斗场景，比上述文字中所描述的还要残酷得多。而且，依中国之大，武斗上演之频繁，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是不可能全面写出武斗诸多场景的。
武斗场景，活在千百万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的心上。
广西武斗日志摘录
据文聿《中国“左”祸》一书记载，地处祖国西陲边疆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事件尤其惨烈、频繁，难以尽述。
在此转录部分以窥一斑。
1967年3月30日：“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狂飚”、“井冈山”、“东方红”等共16个组织共400多人，晚上在区首府南宁举行 “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与机关一些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
4月23日：“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等组织400多人，冲击南宁一中红代会成立大会会场，双方发生武斗。
5月2日：“支伍（晋南）派”组织万余人到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击落敌机和红卫兵小将静坐斗争的初步胜利大会”，同时，“支韦（国清）派”九万余人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庆祝尽战胜利大会”，会后游行，双方队伍相遇，一场混战。
5月25日：“5·25”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另一派“4·22”进行辩论，要求其撤离。双方最后以石块、木棒为武器，展开激烈的战斗。到晚上8点以后，双方前来支援者达五、六千人。直到第二天凌晨武斗才停息。在此期间，广西军区派出7辆宣传车，呼吁双方停止武斗，但无人理睬，最后双方只能派出救护车抢救伤员。
5月26日，这两派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从上午7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后因暴雨忽至才暂时休战。双方各有百余人受伤。
5月30日凌晨，因为支持“4·22”派的领导人给中央文革发电报，指责“党政军一小撮走资派”而挑起武斗。直接起因是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的《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发表在《广西日报》上）。在5点30分左右，“五·二五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大规模武斗再度爆发。
6月13日，在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这场武斗持续了三天，直接经济损失5万多元,双方伤200多人，其中重伤住院者100多人，这只是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6月15日，“4·22”组织与永宁公安局干警发生武斗。打死2人，打伤14人，其中重伤8人。所有户口薄和档案文件被付之一炬。同一天，南宁郊区 “联指”决定组织农民进城支援，围攻“4·22”派据点“航运工总”、文艺体校。“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 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连续数天攻打《广西日报》社，末克。
6月24日，清晨。“联指”调动工人、农民攻打“4·22”、“火种”大楼。当晚攻克。现场上，用钢叉叉死一人，6名“4·22”骨干分子被关押，遭到毒打，许多物资被抢走，有一名进攻者被汽枪击瞎一只眼睛。
6月25日，下午5时，“联指”组织人员，包围文化大院，用推土机推倒围墙，展开强攻，到7时左右攻进京剧团、桂剧团和木偶剧团。有20多名被围攻者负伤，第二天继续攻入文联大楼，“4·22”600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和毒打，许多财物被盗。
7月12日，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石块、木棍对打，连打两天，共有10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30多人。
8月4日，南宁“联指”调动近万名武装人员，攻击《广西日报》社文化大院、区展览馆等“4·22”据点，遭到猛烈反击。武斗中使用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双方伤亡惨重。
8月21日，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等“4·22”派据点，结果，联指死1人，“4·22”死9人。
8月23日，“4·22”武力封锁南宁邕江大桥，“联指”组织就出动三四百人，到晚上11点，密集的枪声仍然响彻夜空。
11月29日，柳州市发生武斗。
12月22日，区交通厅、水电厅发生武斗。
12月24日，钦州市两派群众互相开火。
1968年1月，容县黎村频繁发生武斗。下旬，出现全区性大规模武斗的局面。
2月15日，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
4月1日，梧州市发生武斗。双方开枪开炮，部队前去制止，被打伤7人。
4月30日，部队和民兵奉命围剿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5月1日攻克,俘虏40人。
5月3日，阻止枪夺武器的3936部队一营军车被“联指”所属组织开枪扫射，打死5人，打伤31人。
5月20日，“4·22”与“联指”下属组织再次武装冲突，打死2人，炸死3人。
5月25日，解放军被造反大军包围后，发生冲突，打死2人，伤20多人，夺走枪支700多条。这场武斗又演化成对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另一场武斗，一直延续到5月30日。
6月3日，桂林市武斗升级，连续夺枪。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极其严重。
6月19日，南宁再次发生武斗。死62人，全部沉尸开邕江。
6月23日，“联指”在攻打“4·22”码头时，请求炮火地支援，结果，炮轰到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40多艘船只被击中，起火燃烧。
7月13日，“联指”与“4·22”再次武斗。开枪打死过路群众2人，伤多人。还施放催泪弹，致使200多人中毒。
7月15日，广西军区被炮火击中，伤战士2人。这场武斗延续到8月5日。据不完全统计，仅“4·22”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 2500多名居民被抓捕，后来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市中心33条街巷被炮火击中，成为一片废墟。再加上攻击者的伤亡，总共死亡人数达 1470人，被俘者达8445人。烧毁房屋2820间，面积达46万平方米。致使5 多名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达6000万元以上。
广西的武斗还在不断延续，愈演愈烈。而广西的武斗只是全国武斗的一个缩影。文化大革命到了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真正是“天下大乱”了。
所幸的是军队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混乱。后来，毛泽东感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局面了，便动用“钢铁长城”来对付全面武斗。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机要、国际机场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才渐渐稳定住了动荡不宁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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