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谈判桌上的折冲对抗
一九三三年四月，正当中日两军在长城沿线火并之际，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展开全球外交的政略攻势，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以特使身份，周游欧美各国，寻求列强的支持合作与谅解。这时候的欧美列强，对于日本近乎穷凶恶极的侵略中国，破坏各国在华的门户开放利益，已有所不满，加上中国的浴血抵抗日军侵略，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一些惊讶与敬佩，因此对华开始愿意伸出一些援手。
其实欧美各国已经担心，假如继续放任日本侵略中国，终有一天会使得日本独霸东亚，而妨碍到列强的利益。因此对于宋子文的到访，都给与相当礼遇的接待。宋子文成功地取得美国的棉、麦贷款五千万美元，以及英国退回庚子赔款四百七十万镑，协助中国修建粤汉铁路，以连接华南与华中的交通。国联也开始派遣一些经济、科技与农业的专家来到中国，协助中国进行工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国的复兴与现代化，就此开始露出一线曙光。
第十三章、谈判桌上的折冲对抗 13.2 最后关头的抵抗心声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经过五次的动用兵力，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完成对与江西南部以及长江中游地带共产党苏区的攻战，接着中央军尾随红军的“长征”，而正式进入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这是自从民初袁世凯时代以来，中央政府的军力首次进入大西南的腹地，这也是蒋介石的抗日计划中，最为重要的战略基地所在。蒋既然在军事与政治上，有了如此重大的成就，当然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更为接近一个中央政府的规模，也就更有实力来控制地方割据势力，以及对抗日本侵略的压力了。
因此虽然日本在华北，积极的推动分离运动，但是此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非吴下阿盟的衰弱状况了。因此蒋介石在十月中旬，亲自飞往华北各省，主动与华北各个地方势力的领袖会晤，并且特别派遣参谋次长熊斌，携带中央的抗日战略计划，告知华北各军的领袖们，中央绝对有抗日的决心与计划。幸而在此时，山西的阎锡山，立场表现得相当坚定，在他强力支持中央的立场下，配合国民政府的实力增加，终于稳住了华北的局势。
接着南京中央，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于南京召开国民党的五全大会，进一步邀请华北与华南的地方势力领袖参加。国民政府展现了新的军政团结势力，大会相当成功统和了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的抗日意见，蒋介石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大会上，代表国民党的中央，发表了“最后关头”的对日政策演说。
蒋介石在演说中，掷地有声地强调，假如中国真的被日本逼到退无可退的最后关头，中国绝对会不惜代价抵抗到底。这是自从清朝以来，中国的领导人，最为公开与最为正式的表达了中国在必要时，会对日本毫无止境的侵略，进行作战到底的坚定立场，使得中国动摇的人心以及分裂的派系，开始出现了凝聚的力量。蒋介石清楚的指出，假如日本人的侵略与欺凌，真的要逼中国忍无可忍，中国人会在最后关头到临之时，拼了全民族的生命，也要与日本人进行历史决战。
事实上，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作风，在国际社会中已经面临遭到孤立的危机，同时日本更加担心的是，自己在中国步步的侵略，迟早会引起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反制，所以日本悍然的先片面废除华盛顿公约的海军造舰限制，以及积极地在东北与内蒙建立战略腹地，都是准备进行第二次日、俄战争的布署。日本对于一九三四年年底的华北分离运动，接近功败垂成，感到万分的恼火，于是决定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外交上主动采取怀柔的姿态，减少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反弹，一方面决定由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出面，以军事力量的恫吓，来推动华北自治方案，先将力量集中在河北与察哈尔两省与中央分离，在推动华北山头的自治与独立。
这时候，日本人确定黄郛无意接受日本的操纵，因此日本人决定与他摊牌，而黄郛则感到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同时身心俱疲，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以养病为由，离开北平任所，之后就拒绝回任，只留下何应钦在北平，通协华北各个地方的力量，而与日军周旋。
一九三五年的年初，日本表面上对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动进行一系列的和缓外交，使得中日之间，一时出现了罕见的对话与接触，其实这是日本政府和战的两面手法运用而已。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国会发表中日亲善的演说，广田竟然公开的指出，日本今后将不会再以武力威胁中国了。二月一日，蒋介石则透过属下的名义，发表了《敌乎？友乎？》的历史性重要文件，全面的检讨中日之间的问题、歧异，希望中日双方都能在最后危机爆发之前，进行相互的谅解与合作，日方相当重视这篇文章所代表的立场，外表的反应是相当的友善。
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国民政府进一步的颁布“敦睦中日邦交”命令，压制中国境内各种民间的排日组织与活动。日本外相广田更在三月一日，发表演说，愿意与国民政府进行直接的谈判，以全面的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而到了五月七日，中日决定提升双方的外交来往等级，建立大使级的关系，并且进行改善中日关系的历史谈判任务。这些的外交活动，在表面上，给中日之间带来和缓的气氛，事实上，日本并未停止或是减缓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第十三章、谈判桌上的折冲对抗 13.3 何梅承诺与秦土协定
正当中、日藉着外交管道，开始协商解决两国间的问题与危机之时，日本政府同时通过了军部在华北进行军事恫吓的政策，并决定同时在河北与察哈尔动手：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负责在河北寻衅，关东军则负责在察哈尔制造事端。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日本驻天津武官高桥，利用两名亲日的华文报纸社长，于五月三日在天津被刺杀事件，对北平军分会负责人何应钦，发出严厉的通牒，日本称这个事件为“河北事件”[1]。日本驻屯军竟然无理的指出，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在河北地区，进行各种反日的不友好行动，才发生这样的暗杀行动。因此日军提出了干涉国民政府在河北地区主权的无理要求，包括要撤换河北生长于学忠以及其它反日的地方行政首长的职务、关闭国民党在河北的党部以及国民政府的情治机关，同时将中央军调离河北。日本的目的就是把河北脱离国民政府的军政管辖，而达成河北的特殊化。
日本天津驻屯军少壮派军官的这项行动，当然得到日本政府与关东军的支持，在交涉期间，不但天津的驻屯军举行军事演习的示威，关东军也动员了三军的部队，在渤海与山海关一带进行演习，一时之间，大有不惜对华北动武的架势，日本好象完全地忘记了日本政府不对中国实施武力威胁的“最新保证”。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日方提出最后通牒，何应钦在面对如此重大压力之下，既然了解中央无法在此时与日本进行决裂的作战对抗，只有建议国民政府对日方压力进行让步。六月十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对策。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实在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授权何应钦在可能的范围内，设法满足日本的各项要求，何应钦在当天下午通知高桥，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要求，将完全的照办。
不过蒋介石指示何应钦，不能以文字协定而留下记录（这会产生国内更大的政争），只能在口头上，接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应钦在六月十一日以简短的文字，告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华北军政当局同意日本的各项要求，不料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却擅作主张，竟然自己拟定了文件，加上更多的无理要求，称之为“觉书”，由高桥带给何应钦，要求何签字盖章。这个做法当然遭到何应钦的拒绝，何并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自然同意他拒签的立场。何应钦为了避免受到日本继续的施压，于十三日离开北平南下，国民政府则动员部队在河南与陇海线待命。
此时中日在华北的关系，一度陷入高度紧张的状态，不过由于东京的军部，以及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对于日本只以军事威胁的姿态，就能迫使中国在河北作出如此的让步，感到满意，因此下令见好就收，不得再借题发挥。梅津于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发布声明，宣称“河北事件”结束。日方称中国对日本要求的让步为“何梅协定”。不过事实上是没有这个协定的文件，只有中国接受日本要求的口头承诺2。
正当日本驻屯军刚在河北“压何”得逞之际，关东军则在六月十一日，借口在察哈尔张家口地区的中国守军，检查日军人员证件而发生冲突，又采取军事的高压的恫吓，要求驻扎在察哈尔地区的西北军宋哲元部，向日军谢罪道歉，同时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察哈尔长城以北地区，日方将此事件称为“张北事件”。此时日本突然“又”决定，此一地区的大部分面积“应是”满洲国的领土，同时日本准备支持蒙古人在这个地区搞独立，所以急于占领这个地区。在日本关东军以军事威胁的高压下，国民政府最后也只有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将察哈尔省长宋哲元调到河北接替东北军，并且由宋哲元的部属秦德纯出面，与关东军旅团长的土肥原贤二，在六月二十七日，签下所谓的“秦土协定”：中国方面同意撤退在察哈尔大部分地区的西北军，以及关闭国民政府在当地的党政机构，也就是等于把察哈尔北部让给日本来导演“蒙古国”的发展。
日本在一九三五年的六月，利用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对华北发动军事威胁，一举的得到了“何梅（口头承诺）协定”与“秦土协定”。这样在何梅承诺中，日本强迫中央与东北军的力量退出河北省，以方便河北与国民政府分离。在秦土协定中，日本等于控制了长城以北内蒙地区，以利制造蒙古国的登场。这是南京的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把驻在察哈尔的西北军调进河北接防东北军，把晋军的傅作义部，调往绥远地区，在内蒙的军政重镇百灵庙，进行诱敌深入的战略部署。
接着日本冈田启介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利用日本在河北与察哈尔对中国交涉的“成就”，通过了两个历史性的对华政策方针：
一、是由外、海、陆三省联席拟定的“对支政策”，内容包括了外相广田的三个主要原则，一、中日亲善，也就是中国停止排日，不得与其它国家结盟。二、中日满经济合作，要求中国给与日本在中国各种的经济发展特权。三、是中日共同防共，日本利用防共成为干涉中国内政与外交的重要借口。这个“广田三原则”，就成为日本对中国外交侵略的方针。
二、就是由陆相川岛义一所提出的“鼓励北支自主案”，下令日本驻华的关东军与驻屯军，充分利用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作为基础，全力推动华北五省自治，以彻底消除华北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向心力。
这时日军对于河北的分离，几乎已经是志在必得，在中央军领导人何应钦离北平南下，中央军与东北军也相继的依照何梅承诺撤离河北，河北就出现力量真空状态，日本当然设法抓住这个机会，对刚接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施加压力，希望宋哲元能够同意日本人的政治设计，宣布河北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宋哲元面对日方的强大压力之下，实在是难以应付（当时土土肥原几乎每天几次的找宋哲元施压），宋只有一再急电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要求南京赶快派出军政大员，北上处理日方的压力，否则他与二十九军将难以独立承担河北的局面。一时之间，宋哲元可能在日本压力下，宣布河北独立自治的谣言，已经成为日本每天预报的政治新闻。
第十三章、谈判桌上的折冲对抗 13.4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缓冲组织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感到河北的事态非常的严重，国民政府在几经商量之后，最后还是决定派遣何应钦再度北上，与日本方面周旋，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正式撤销军委会北平军分会的组织，以减低日本的压力，同时授权何应钦全权处理与日本的交涉，并且同意由宋哲元出任河北的军政负责人。
何应钦实在是受够了日本人的欺凌，但是在国民政府无人可派的状况下，只有再度勉强上任。正当此时，日本方面又重施故伎的动员关东军与驻屯军，在长城沿线进行扩大军事演习，摆出一幅逼宫架势，同时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再度出马，对宋哲元等人，一再的进行游说，并且摆出高压，迫使宋哲元不得不发表华北自治的意见，使得华北再一次面临分离的危机。
幸而此时何应钦赶到北平，宋哲元则以生病为由，把与日本交涉的重任，推给了何，土肥原眼见暂时无法逼宋哲元就范，只有拉拢殷汝耕等汉奸政客，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划为停战地区的冀东地区，成立了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为河北局部“自治”的第一步。这是日本在关内地区所导演与掌控的第一个汉奸傀儡组织，并作为日本建立华北国的地区试点。
重返北平的何应钦面对这种状况，在与西北军将领和地方军政领袖反复协商之后，终于决定创设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特殊组织，来统领河北与察哈尔的军政事务，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取法国民党两广派与南京分裂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名称与架构，以敷衍日本要求河北分离的压力。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主权属于中国，但是运作上，算是一个半独立状态的政治组织，由宋哲元出任委员长，政务委员会包括西北军，以及地方军政领导人，当然也有亲日的汉奸。何、宋的这个政治妥协设计，于十二月十一日回报南京，得到国民政府勉强同意。而在日本方面，由于一方面没有真正动员作战的准备与决心，一方面也是受到英美等国的外交强烈压力，因此日政府虽然不满意河北没有正式的独立自治，但是还算可以接受河北与察哈尔已经特殊化的发展。而日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从这个政务委员会下手，以推动华北的分离运动。总之，日本的策略，就是非要把河北与察哈尔从中国分裂出来不可。
第十三章、谈判桌上的折冲对抗 13.5 日本导演的蒙古国登场
日本在企图制造河北、察哈尔与中国分裂的时候，也开始同步推动“蒙古国”的建立。因为根据日本的大陆政策，分列满蒙是侵略中国的基础，日本既然在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并且于次年建立了由日本操纵的傀儡满洲国，对于如何控制蒙古，也必然会积极的开始行动。
事实上，苏联已经早先几步，在清朝末年就开始在外蒙古地区，大搞亲俄的政治分离运动，造成外蒙古在一九一二年，曾经一度宣布从中国分离，随后又在北京政府软硬兼施的.作下，回归中国。但是到了苏联共产党掌权之后，借口追击白俄政权的军队，而进入外蒙古，接着在一九二一年，苏联乘着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内战状况之下，干脆主导外蒙古傀儡政权宣布独立，当时中国根本就在奄奄一息的状况，那里有能力管到外蒙古的局势变化，只有采取拒绝面对事实的不承认立场。
从战略对抗的角度而言，日本非常担心苏联会从所控制的外蒙古，居高临下包抄日本所控制的满洲国，所以日本军部指定关东军应该以满洲国为基地，负责运作、控制内蒙古。而原来在所谓“满洲国”的西部地区，就包含不少的蒙古部族，所以关东军就将他们组织起来，向西发展，在关东军攻占热河之后，更是扩大包罗了蒙古的其它各部族，更为日本将设立蒙古国傀儡政权而铺路。
当时在内蒙地区，包含了蒙部五十三旗，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藩部领土，这些蒙古部族，接受中国的号令，与汉人和平相处长达三百年。但是在清末到民初，中国的衰弱与分裂，以及后来外蒙古的被俄国控制，都影响到他们的对于中原的向心力。当时在这些蒙古的部族中，以德王最有政治发展的野心。他眼看外蒙古“独立”，满洲国的分离，处处都证明中国已经处在衰弱与分裂的状态，所以他决定把握机会，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德王一方面与日本关东军接触，以取得奥援，一方面与国民政府谈判，要求建立自治的蒙古政治实体，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只有设法安抚德王的要求，给予内蒙部族高度的自治。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在内蒙的军政中心百灵庙，设立了“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的机构，由德王出任秘书长，这个机构负责统帅内蒙古各部族，并且实施相当程度的自主与自治。
国民政府的这种做法，满足了相当多的蒙古部族的需要，但是对于想要完全独立为王的德王而言，还是不够。他受到日本威胁利诱的影响，决定依赖日本的支持，来建立一个继承成吉思汗丰功伟业的“蒙古大元帅国”。德王绝对没有想到，日本之所以支持他建国，其实只是日本执行侵略中国之大陆政策的一个步骤（征服满蒙），蒙古国如同满洲国一样，只是傀儡而已。
在关东军攻占热河之后，它就经常的越过察哈尔的边界，继续扩张“满洲过”的领土。察哈尔的多伦地区，是内蒙东部的重镇，因此关东军擅自决定在多伦成立了侵略蒙古的据点，好在内蒙积极进行各种的军事与政治活动。不过由于蒙古大部分的部族，已经与中国建立长达几百年的深厚关系，对于日本的拉拢与胁迫，缺乏热烈的反应，因此日本在推动蒙古分离运动上，得不到太多的效果。于是只有动用关东军与满洲国的军事力量直接介入，并且拉拢有野心的德王，作为日本建立“蒙古国”的傀儡人选。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日本关东军与满洲国的蒙古相关官员导演下，伙同德王等蒙古部族，在察哈尔的嘉卜寺，成立了内蒙军政府，由德王出任总裁，当然这个内蒙军政府实际的军政运作，则是由日本关东军负责控制。但由于德王所控制的领土，局限于内蒙的东部，而内蒙西部的各个蒙古部族，仍然心向中国，因此他们决定摆脱德王的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绥远百灵庙另行建立自己的组织。这下可激怒了关东军，因此德王决定派遣军队，在日军的支持下，入侵绥远，并其准备攻占百灵庙，以建立包括了全内蒙的蒙古国。
这样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成绩”是，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分裂了内蒙大部分地区，与特殊化了部分的华北。在这些地方，分别建立了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蒙古军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一个处于中、日之间，半自治状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开战之前，中国总计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千万人口，受到日本的占领与控制。这样的中国，还有希望与日本对抗下去吗？
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外蒙古早已被苏联控制，新疆也在苏联支配的势力范围，西藏则是由英国在暗中经营。就是在中原地区，也分裂成三个不同政令的政治实体，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与西南政务委员会。另外还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半独立状态的省机构，形式上遥奉国民政府的号令，事实上，所有的军政运作，都是由其军事首长掌控，有如唐朝末年时代，各个拥有兵权的节度使，形式上拥有唐朝政府的名号，其实却是独立拥兵的“藩镇”。内部四分五裂、外有强邻侵略，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由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必须要在这种危急的局面之下，设法与时间进行竞赛，对内推动统一以加强建设，对外准备对抗日本穷凶恶极的侵略行动。
第十四章、中国在危机之中挣扎图强
到了一九三五年，全世界都眼睁睁看着日本持续不断地对中国进行侵略，日本这种穷凶极恶的侵略做法，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早该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那么难道国民政府真的就这样永无止境的退让下去，直到日本把中国完全灭绝吗？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就是这样的结局，从北宋到南宋，中国对外敌的侵略，是几次挣扎着变法图强，几次企图出兵反击，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步步地挫败退让，一次次的割地赔款，最终完全的屈服与灭亡。
但是这次中国所面临的侵略，其历史处境，是要比最弱的宋朝时代还要险恶（至少宋朝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强敌又比当时辽、金还要强大太多（至少当时的敌人也使用相近的武器），难道现在的中国还能有比宋朝更好的表现与结局吗？中国以无比的决心，向这个历史性的疑问发出了响彻大地的回应，是的！中国不但在艰苦的环境下挺住了强敌的侵略，还与世界的自由国家，共同创造了世界正义的胜利。这要归功于中华民族主义坚韧不拔的力量，让中国人民愿意付出无比牺牲的代价，坚持决不屈服的奋战，终于将中国由死中复生。
第十四章、中国在危机之中挣扎图强 14.1 奋斗图强走出历史的困境
当时中国的确没有军事力量，能与日本进行战场的较量，因此中国政府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就是尽可能地以低姿态进行退让，以争取时间进行统一建设。但是假如日本侵略中国的最后关头，一旦来临，中国无论是准备好了没有，她都要与日本进行一场历史的决战，中国一旦与日本开战，就是一场全面与长期的战争，中国建设法把日本卷进中国的战略空间之中，消耗日本所有的作战资源。虽然日本可以设法在战役中接二连三地击败中国，但是日本却无法在整个的战争中，使中国屈服。
而当时日本政府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持续地对中国进行局部的蚕食性侵略，一步步地将中国分解控制，尽量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的与长期的战争，因为这是对日本最有利的方式。但是，假如蚕食不成，中、日之间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日本政府则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打败中国而结束对华的作战。
所以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的一退再退，是基于一个非常远大的政略目标，就是为中国争取时间来统一内部、推动建设、建军备战，以准备抗日。当然国民政府知道，日本不会给中国这个时间，所以国民政府也随时准备“最后关头”时刻的到临，一旦中国被逼到无路可退的时候，她就会不惜任何代价进行这场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
当时中国的衰弱、分裂与落后，是一个数百年历史危机困境的表现，中国无力战胜国力强大、团结一致的日本，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历史事实的问题，绝非是中国可以在三年五载就能解决的。这是因为整个中国民族，在长达两百年来的历史中，积弱不振，停留在一个封建、闭关于农业社会的衰弱状态，所以她根本无法与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日本，进行正面的大战。
中国必须要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工业架构，才能拥有一支能够带有国家民族认同意识的现代化军队，来与日本军国主义架构下的现代化武装力量，进行生死的搏斗。现代化的国家民族之战，其实是一场国家总体力量的对决，从人民的素质、社会的结构、政治的制度、工业的生产到军事的力量，都在进行竞赛，最后才能决定出一场胜负。
翻开中国现代史，中国在清朝中叶以后，就走向衰弱、封闭、腐化与分裂之中，加上全球的帝国主义利用机会，以其现代化的军力与工业技术，对中国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侵略与掠夺，更让她陷在危亡的关头。虽然孙中山先生与革命志士，以极大的牺牲，成功地推翻清朝政府，但是建立民国之后，中国的政治权力，却进一步陷入军阀的手中。
这些军阀只知道拥兵扩权，对内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自己无穷的私欲，对外却卑躬屈膝，任由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剥削掠夺中国。因此在帝国主义的眼中，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完整与可以正常运作的国家，她只是一个奄奄待毙的民族而已。由于中国的领土广大、人口又多，帝国主义国家暂时吃不下也摆不平如何瓜分中国的利益，因而改以“门户开放”的方式，来共同压榨中国的利益。但是日本因为拥有地缘与文化接近的优势，企图独占中国，进而推动其大陆政策，准备先将中国支解然后控制她一切的资源，做为日帝国称霸东亚的本钱。
不过，中国这个民族，有着近乎不可思议的重生能力。在她几千年的历史之中，经过无数的历史浩劫与灾难，但是中国仍然能够每次浴火重生，成为东亚的文明与战略大国。虽然当中国面对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变迁挑战，出现了极大的彷徨与挣扎，同时在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下，更是濒临民族生死存亡的边缘，但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放弃抵抗的一致，她在内外交迫的危机之中，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之下，竟然挺身奋斗，而且越挫越勇，比起在东晋、南宋与清朝，那种越挫越馁终于亡国的历史，这股民族生命力真是展现出奇迹般的光芒。
当时负起中国民族复兴大任的，是南京的国民政府，而蒋介石所面临的，是将整个中国处于灭亡危机之历史性考验，蒋介石所能设法做到的，第一步就是要达到整个中国的统一与团结，才能对内加快建设，也才能对外战胜列强的侵略。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中国一下子要克服的历史重担是如此的多，帝国主义对她的侵略与剥削是如此之凶狠（特别是日本灭亡全中国的计划），这些挑战与危机有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到，几乎在与中国的统一与复兴，进行时间的竞赛。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中国，能否采取迁就各个割据势力的立场，要求国民政府停止统一的“战争”，而保留分裂的现况，以外表的方式联合，推动建设与抗日？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种看法根本是不切实际的。没有一个有实力的中央政府，就不可能有统一军政运作，来推动国家建设，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每次要想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达成统一的共识，最终的结果是，不但是谁也不服谁而不欢而散，而且往往会启动另外一场新的内战。别说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势力，无法建立协商共识了，就连同一主义的国民党，内部的分裂都无法摆平。
因此以武力进行国家的统一，就成为中国复兴必须付出的代价。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国家最高主权的保障与行使，也需要武力的行使。事实上，蒋介石尽量减少使用武力来进行统一，使得蒋介石在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领袖，但实际上，还是无法以现代化制度来运作整个国家，或号令地方山头完全接受中央指挥，进行抗日战争。在许多情况下，蒋介石必须要做出妥协与权谋的运作，才能维持统一抗日的格局。这些历史事实，是很难以一个统一、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与军事之观点来想象的。
第十四章、中国在危机之中挣扎图强 14.2 设法结束分裂与内战
在表面而言，国民党在一九二八年的北伐成功，好象中国就结束了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分裂，而进入了统一。事实上，并非如此。北伐的成功，只是由南京的国民政府，取代北京的北洋政府而已，而中国的整个分裂与割据形式，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北伐成功是北洋政府的军阀派系的衰亡与转型，同时国民党的势力，在膨胀之后，立刻出现新的分裂与内斗，也发展出新的割据力量。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令，真正只能在长江中下游的几省运作而已，其它地区对于中央命令，有参照办理者，有阳奉阴违者，当然也有公然抗命者。因此自北伐成功之后，中国仍然每年都有内战与冲突，规模与破坏力还要更大，日本也就每年都设法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因此蒋介石抱持着“先安内，才能攘外”的最高政略方针，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蒋介石尽量地设法以武力与政治手法，来统一国家。当时中国分裂最大的力量，其一是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裂，华北与西南对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两个半独立的势力。其二是共产主义所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完全不承认当时所有的中国政治现状，要创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蒋介石把统一的主要目标，先放在围剿共产主义的分裂政府。
蒋介石对于境内另外一个“中国”，前后发动五次的军事作战，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政府才终于击破共产党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在共军离开江西于长江中游根据地开始“长征”之后，在西南长期与中央分裂的国民党势力，也失去对抗的力量，而在一九三六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指挥。蒋介石更藉着追剿共军的机会，首次将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带入川、黔、滇，以及西北与华北的晋、陕、甘各省。一九三六年年底的西安事变之后，更是促成了国共合作，结合力量全力对抗日本的侵略。但是这个统一，并不彻底与完全，仍然是形式大于实质，只是在形式上，大家比较肯有合作的共识而已。
一九三七年，中国才终于勉强达成内部初步的统一，但是此时的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化、号令统一的国家，各地山头（例如河北、山西、山东、四川、云南、广西、与中共）仍然仅是对外形式服从，对内实际做主的局面，与中央的关系，也是处于可以讨价还价的状况。因此，国民政府的第一步，就是要积极地建立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制度，没有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果，不会比甲午战争的结局为好。但是国民政府企图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财税以及政治、军事制度的计划，就在内战持续，外患不断的局势下，只能走一步就算一步的开始运作。
第十四章、中国在危机之中挣扎图强 14.3 财政、金融与货币的改革
拿破仑曾经说过：“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没有现代化稳健的财政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没有粮饷的军队，不但不会保家卫国，甚至会造反劫掠。因此国民政府面对日本自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的挑衅，一直忍辱负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来理财练兵，国家才能达到足食足兵的境界。
这段时期的国民政府，在理财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家财政，可以说是一笔烂帐的无底洞，国民政府北伐之后，被迫接下这个财政的烂摊子。当时国民政府必须应付内战不断的军费开支，债台高筑的外债，整军经武军队现代化的经费，以及投资在教育、工业与农业上的费用，而负担这项改革任务的主要领导人是宋子文与孔祥熙。
国民政府在宋子文的努力之下，直到一九三年才开始引进政府的预算制度，同年也才收回中国关税自主的权利；在次年，又正式废止清朝中叶以来各省分立的厘金制度，这一系列的大变革，都是在内有阻拦，外有压力之下完成的。接着国民政府整理与废除从清朝留下，经过各个军阀“发明”的各种落伍与强加之税捐项目（名目高达一千七百多种），这样中国的财政才能进入一个利于工商投资，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新时代。
当时中国政府的预算支出，一九三年为四亿三千万元1，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一亿六千万元，而政府的岁入在一九三年为三亿三千万元，一九三七年为八亿七千万元，政府的岁入成长相当的稳健，但是政府的支出的幅度更是惊人（政府预算的赤字在七年里，由一亿多元，增加到三亿多元）。政府预算的主要支出是军费与偿还债务，约占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沉重的军费负担是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断，以及准备抗日的建军，而债务是加上必须偿还自从清朝以来，中国所积欠的各种外债与内偿，因此国民政府的预算，一直是就在透支的状况，幸而中国有极高的民间储蓄率，才能长期挹注这个财政上的缺口。
而宋子文设法将多如牛毛的各种内外债务加以整理，制定偿债的计划，因此大幅减轻了政府利息负担，从而建立政府的债信。国民政府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政府总共所借的债务高达三十五亿六千万元，而偿还的债务的总金额为三十一亿元，这些庞大的预算赤字全靠国民储蓄以及外资流入来挹注。由于宋子文的财政运作手法高明，国民政府的债信评等不断的提升，不但银行乐于借钱给政府购买公债，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外债评等，在国际市场中，竟然比日本的债卷还要高。
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仍然设法在不足的总预算中，投入教育、文化以及建设的经费，一九三四年的教育文化预算金额为一千三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七百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预算增为四千二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五千四百万元。另外公营事业资金，也从零提高为二千九百万元，这些经费的支出，若是和军费与偿债支出相比，虽然不成比例，但是已经产生了不少的成效。例如国民义务教育的入学比例，从一九三一年的十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七％，中国开始大幅减少文盲的人数。另外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也维持量与质的增加，特别是实用的理、工学系发展很快，从一九三二年起，国民政府对于教育经费，一直维持正常拨发，中外教育合作基金，也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产生相当具体的奖励作用。
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处在落后的农业时代，除了几个对外通商的大都会，有些比较现代化的银行之外，其余全是钱庄与票号，很难发挥现代化工商社会的资金调度功能，而宋子文首先在一九一六年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开始负责政府金融政策的运作，以及各种政府收支的金融调度。由于宋的掌控得宜，才使北伐所需的军事费用，得到源源的融通，成为国民政府北伐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后，当时中国境内的货币流通，仍然是以银元为主、银两为辅的状态。由于各省又有自己所发行的货币，而流通最广的银元，因为不同时期政府的发行，其含银的成色不一，而货币币值更是没有合理的汇、兑标准，因此造成货币流通与兑换的困难，这对投资发展与工商交易，都非常的不便。要想在这种混乱与落后的金融环境下，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国民政府首先在一九三一年铸造新的银元，宣布“废银两改银元”的政策，中国内部一切的财政税收与经济交易活动，都以政府新铸的银元标准。这样货币有了统一的标准，不但税收运作方便，也使得工商投资与经贸活动可以便利的运作。
但是废两改元政策，随即遭到一九三三年全球银价波动的冲击，在国际银价高涨的吸引下，中国白银大量的外流，引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不足的危机。因此宋子文决定推行以外汇准备为基础的“法币政策”，以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货币制度。宋子文到英美等国政府游说，希望他们支持中国即将实施的法币政策，因为中国实施现代化的法币政策，会有利于这些国家在华的经贸与投资。不过日本则是强烈的反对，因为国民政府一旦拥有现代化国家调度财政的能力，就更能因应对抗日本的战争的财政需要；各地的割据势力也拒绝合作，因为他们担心中央政府有了通行全国的发钞权力，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就完成了统一，国民政府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
不过宋子文仍然设法克服各种的困难，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宋又争取到上海、江浙等的银行团支持，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排除万难，在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法币政策。法币的发行数量，是以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外汇数额，作为发行的担保，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印制的钞票作为法币（后来又增加农民银行的发钞权），以取代过去的银元。法币的发行，非常顺利地受到整个社会的接受，因为工商业者早就期待中国应有现代化货币的流通与兑换，社会大众也对国民政府稳定的权力基础产生了信心，这是中国财政与经济现代化革命性的成功。这代表中国国民开始认同国民政府的统治威信，也代表了国民政府有了足够的国内外信用，来维持货币币值的运作，这样中国才能面对未来对日作战的财政与金融运作。
中国法币改革的顺利，对日本而言是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代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人民支持与信任的中央政府，同时中国有了自主的财政与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中国终于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发展时代了2。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