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父亲+公安人员拯救弱小民族
（图）罕见！流氓政府为了赖账5000元工资不惜毁灭全世界
农行记者从事犹太人研究被非法关押三次再遭工资歧视（有意募捐）
2011年1 月31日呈中共金乡县委：
尊敬的张胜明书记、刘章箭县长和政法委胡桂生书记
你们好！
请督促县农行偿还5000元工资欠条！
金乡县信访局副局长孟新霞签字1月30日批转国家审计署信访公文给县农行。全文内容大至是：原农行商敬国向张军出具5000元收条，商敬国当时与张军关系 很好，为了表示负责任，商敬国自己又涂改为借条。政法委胡桂生书记当面对信访人说：“农行欠你5000元，我打电话让行长还给你，你去农行找崔允田行 长”。可是，农行崔允田行长连续5天多次戏弄我，还拿出法律文本说“你（张军）在农行任科长期间把农行文件搞丢失了4–5份签名文件，给农行造成了经济损 失。要向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抓你！”云云！信访人给农行造成损失的金额是多少？及损失是否与文件丢失有关系？也不问如何找到丢失的文件。再三索要也不给 我书面材料，看来农行也并不关心丢失的文件而是“恶意讹诈”。1月30日下午3:00我再次到金乡县农行行长办公室，一名农行酗酒的副科长张勇对我粗暴推 搡殴打，及暴力威胁，张勇还对我进行歧视性斥责。说我“搞河南犹太人去世博会丢尽了农行的脸”，“再要钱政府还会关你”等刺激语言。崔允田行长在现场也不 制止。
自二战胜利以来，我是全世界极罕见被非法关押的犹太问题研究者。在今年5-8月期间，我动员开封市犹太部落后裔郭研和李随生两个社团，去参加世博会 2010年5月5日以色列国家馆日，并给9名犹太后裔送了火车票和世博门票到每个人的手中，商谈好集体去参加以色列国家馆日5月5日，到时集体合唱希伯来 语以色列国歌，举大卫星。在谈妥后，集体到开封回民饭店吃饭被开封国安局扣留，以监视居住，在宾馆讯问，国安警察只是24小时软禁我，反复给我讲政策，谈 中国政府有三不政策“不承认犹太人，不承认犹太族，不承认犹太宗教”，在知道我曾受农行精神病迫害后，谈到开封市犹太人后裔石磊的父亲石星光也曾被非法关 押进精神病医院。石磊（13193761650）在以色列国立大学完成硕士学位，现国旅开封分公司当导游，石磊的父亲石星光是开封市政府犹太人研究会的负 责人，开办一个藏品丰富的犹太文物家庭博物馆。开封市国安高级警官也在研究中国的信访制度，而且非常赞赏我的朋友开封法律专家汪海洋。5月4日下午，由济 宁市国安局接我回到济宁继续监视居住，国安局各级警官反复对说我可以回家，可以上网，不没收个人物品，甚至还可以继续从事香港《星岛日报》新闻专员工作。 5月6日下午4：00由金乡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金乡镇派出所与国安办理交接。一名派出所警察守着交接双方的10余人，当场侮辱我，大声斥责：“你给地方抹 黑，以后别称是金乡县户籍”，“要向对付黑社会一样惩治你”。国安警官当场斥责了哪个警察，并对嘱咐他们要好好地对待我。在当天晚上，押回户籍所在地金乡 镇派出所，其不作任何问讯，用审讯椅（又称铁板凳）把手脚和全身固定，国保警察不留一人值班，集体去喝酒。从晚6：00到第二天早6：00。审讯椅同室就 是留置室空无一人。审讯椅全身固定纯属体罚。第二天做了简单的问讯，通知我的父亲，到派出所说是去济宁市做精神病司法鉴定。下午6：00办理入院手续。其 的后果是张军被关押在精神病医院5月7日至6月30日，共计54天。其间两次就招集犹太人的俱体行为做精神病司法鉴定，其司法鉴定书是无精神病，也不将司 法鉴定交与本人及家属。6月30日上午由金乡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金乡镇派出所将我接出医院。经简单审讯后，报县公安局法制科批准刑事拘留。案由“涉嫌在开 封市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二天后，国保大队在看守所提审，以同样罪名报济宁市公安局劳动教养18个月。济宁市公安局以“开封犹太后裔到世博会上访未形成 事实”不批准劳动教养，7月8日下午从看守所释放，理由是不构成刑事处分。我所受的处罚均以书面的“开封犹太后裔”为案由。是对弱小民族栽赃陷害。其处罚 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在3月中旬，召集本县农民参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组2010年03月27日《蒜农遭遇暗算》及同期央视内参节目《黑社会控制大蒜达 七年之久》。
政府关押我，并不是为了改造我，其前也曾警告我：“再上访，就把你与杀人犯关在一起，你是文化人就别想再活着出来！”。中国政府所说的改造罪犯的文件是假 的，制造“文字狱”才是真的。我一方面有大量的新闻作品政府奖项，一方面又被非法关押。我反对暴力，反而被施于重刑体罚。
我在2010年5月前多次访问开封犹太后裔家庭，是受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傅有德教授的影响。我们曾共同访问开封犹太后裔家庭。仅凭我是 “犹太研究者这一条！全世界的政府都不能关押我。犹太人问题在全世界各国都是敏感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公开歧视犹太民族。中国县级政府私自处理国际敏感问 题，是越权行政。河南省国安厅长和开封市国安局及济宁市国安局，都声明不关押我，不扣我香港报社报酬，不扣押我的电脑、手机和3G上网卡等物品。被国保扣 押未给任何收据，至今也不返还。
我曾获得农行、省市政府颁发的中央省市级各类“新闻作品奖”20多次（获奖证书都已公布到网上）。我是中国最丰产新闻工作者之一。1991年以来多次在 《大众日报》、《经济信息报》、《金融时报》、《光明日报》、《中国城乡金融报》等报刊发表长篇文章。关于我的拘留及非法关押都是错误的。我从没有收过当 事人的财物。2009年3月我在金乡县霄云镇农民家里调查时吃过一次饭，就被行政拘留10天。期间政府把我从行政拘留室转移到刑事拘留所拍电视在县电视台 播放。
香港《星岛日报》曾雇佣张军，嘱咐我不要报道家乡负面新闻。我与反拆迁的金乡县孙庄民意代表孙超曾刑拘关押在一起（后者判刑二年上诉中）。我曾劝说孙超7 天，用我上访无效的事实让他放弃与政府作对。我还给同号杀犯人讲解法律知识。犯人都怀疑我是张胜明书记派出的奸细。我还在被关押前，其实，还是非常敬佩中 共金乡县委领导，对我的关押应是误会。
我希望与县委领导与我谈判。以恢复新闻雇员与家乡官员的友谊。（为了防止政府耍赖，本信发给1000名朋友）
农行信访人张军
联系电话 15335372422信箱jnnh66@gmail.com
2011 年1月31日呈中共金乡县委
另附朱遵辉、周东祥、李昆午三名职工的举报信一封！
（被举报的副行长崔允田不应当升任行长）
举报信
还我工资，惩办雇凶
农行3名职工冒“砍头”风波索要欠发工资
工人工资岂能“染缸里能倒出白布来”
开中国历史之先河：刺杀劳模被媒体曝光
济宁分行行长翟世勇原是济宁市中区农行的职工，后调省行办公室任省分行李世经行长的秘书。在省分行李世经行长退休后，翟世勇借调到总行办公室担任杨明升副 行长的秘书。
翟世勇从省行下派回成长地任职违反了中办三个文件“成长地回避”和“亲属回避”2项组织原则。济宁农行翟世勇行长兼系统独立党委书记职务正县级，其成长地 在济宁市中区（县）委家属院，其父亲是中共济宁市中区（县）委秘书，其亲姐翟世芹、亲叔伯弟弟翟世均、翟世玉都在农行济宁市机关工作（翟世芹、翟世均内部 退养）其中叔伯弟弟翟世玉外号翟老五，被广泛传为黑社会成员（打手）造成全市农行2000名职工十分恐怖。据了解原因，翟世玉先是在济宁市中区农行任部门 经理，因降低职务精神受刺激，精神失常后常与农行内部职工发生暴力冲突，调任市分行资产经营部后，仍时常有脾气暴躁、生气打人事件。一个正县级的党委书记 其在同部门工作的弟弟，竟然被传言为黑社会成员或另有同门兄弟涉黑有待组织上调查。
翟世勇行长主要社会关系：其亲姐弟３人，其姐翟世芹。其哥翟世刚(1952年生)济南铁路局副局长、济南铁路分局局长。翟世勇和其妻子曾经同是省农行的处 长（正县级），翟世勇在省农行工作期间就被省行机关的同事传为省行有名“整人高手”。银行业一直是全社会最文明的行业，翟世勇滥用职权的劣迹经过新闻单位 数千篇新闻稿件公开谴责后，玷污了整个银业行业的文明形象。上级党组织应当就翟世勇的系列化暴力手段给出一个结论。
农业信贷科副科长许建军在市分行大楼办公室被内部人暴力殴打腿骨折断住院治疗；全市农行人人都在传言翟世勇行长涉嫌组织策划者指使雇凶刺杀农行劳模“朱德 朴”。朱德朴因违反省农行的新闻制度，未经单位批准接待多家记者采访，2006年1月21日（中国春节腊月22日）下午5:00左右，农行会计稽核查账人 员“朱德朴”被2个黑社会的人用衣服包蒙了头，用刀砍了脑壳，其情景就像杀猪场一样恐怖，血在地上都凝固很厚的一大片，县公安局刑警验伤为“重伤”，至今 未能侦破。同时期世界第一大报纸英国《金融时报》文章《重组中国农业银行的艰难使命》点名指责济宁及金乡县。报社社长马利德因此篇文章升任纽约社长。现在 是正反两个方面都升职，崔允田新任金乡县支行行长。
古语云：“染缸里倒不出白布来”。它形容事情不能逆转。发到工人手中的劳动报酬以非法威胁手段索回，自古以来罕见！而如今，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支行王元宏 行长和崔允田行长2人把职工工资当做儿戏，在工资分配事后数月里，分2次非法强制扣回职工工资800元和4800元。
农行劳模“朱德朴”被刺杀后，在2006年春节前，金乡县农行职工工资账户40万元蹊跷失踪，市分行机关传言是送礼给翟世勇可能用来掩盖雇凶刑事犯罪。造 成县行营业单位负责人李雪冰领导集体上访闹事，县行事后处理方法，竟然在2006年5月份工资单中明示扣回了140名职工每人工资800元。
2003年度是金乡县支行组建不良资产经营部的第二年，共有18名员工实行的是按业务量计酬。2003年市农行发放清收奖金18万元由金乡县支行内勤黄德 祥保管。按照业务考核办法，黄德祥为每名员工预发奖金4800元。分管副行长崔允田得知后，逼迫副股长杨留锁索回了18名员工每人预发的奖金4800元。 杨留锁向职工解释说：“到年底统一结算。比这发的奖金更多。”2003年10月份王元宏办私事出车祸（传言是嫖妓）在济宁附院住院，杨留锁、李林代表员工 向其送了3万元用于看病。并委托本部员工李涛从加油站索要了5万元的假发票抵账。年底，崔允田向内勤黄德祥借支了13万元跑调动，调任济南农行银河支行交 流副行长。副行长拿年薪，不在业务量计酬考核分配范围。崔允田借用职工工资13万元跑官造成18名职工无法领取工资，县行应职工要求查账，内勤黄德祥保管 有2套账本露馅无法解释，最后以失去记忆悔账。副股长李龙峰与崔允田因此大动干戈，被勒令下岗。且金乡县农行当年处置抵债房地产：城关供销社大楼抵债 1000万元变现160万元，农机公司土地100万元变现60万元、鸡术供销社90万元、供销大厦300万元。崔允田行长从中拿取的商业贿赂至少在100 万元以上。农行羊山营业所撤所旧址，主任韩发启介绍卖30万元被否决，王元宏私下处理给同学仅12万元。在2006年1月，农行济宁市分行提拔公示“崔允 田任运河支行行长”，金乡县支行职工朱遵辉向人事部副经理朱嘉丽提出：“挪用职工工资18万元有异议”，崔允田仍旧获提拔。张宏雨、李涛、黄德祥和杨留锁 经常在一块商议向崔行长讨回工资。
买断工龄自谋职业员工：周东祥、李昆午、朱遵辉
委托代理人：秦新玲律师
执业机构：山东缗城律师事务所 电话：0537-872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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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看邮件，电话15335372422
2011年1月31日星期一
战火已经蔓延到了整个中国大陆
这个题目会不会有点哗众取宠？会吗？这一向不是我的作风。了解我的读者都应该知道，我一向是比较冷静的，逻辑比较严密的。言论夸张从来不是我的文风，不过我也承认这个题目看起来有点虚幻了，但不是没有道理的，待我一步一步证明给大家看。
所谓战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其内涵已经比过去大大地丰富了。比起冷兵器时代的纯靠排兵布阵、天时地利人和、士气谋略等等，发展到了空战、海战（远海作战）。到了今天，含义又大大地扩展了，化学战、生物战、信息战等等。我所说的就是信息战。
据我的观察，大约从许霆案开始发端，到瓮安暴乱、杨佳案、邓玉娇案、躲猫猫事件、看守所派出所系列非正常死亡事件，再到杭州欺死马、我爸是李刚，和最近的钱云会被谋杀。中国网民从开始关注到积极参与，再到人数、信息量越来越大。到最后，网络言论变成了一场中国共产党政权与普通国民的战争，也就是我说的信息战。
我相信各地的宣传部、中宣部、刘云山以及李长春们深深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中国国民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热情参与国家事务的讨论、时事真相的揭露，以及民意的表达与述求。中国国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用和平理性的方式，不畏强权的的态度，通过网络挑战现政权。不管李、刘、中宣、地宣们如何禁止，中国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走向公民社会。中国人不再满足于做一个老实、驯服的“老百姓”，他们要做公民，做这个国家真正拥有者。
我们在见证历史，上下五千年的一部中国史，从未有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国事大参与。可以想见，在封建时代，“妄论国是”是要被灭九族，甚至三族的，即便是在文革时期也一定会被压上刑场的。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但是今天的文明社会，中共已经不可以随意地杀人如麻了。尽管有无数政治犯、良心犯们被关押进了监狱，刘晓波被重判十一年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中共到底没能敢杀掉他，没有象二十年前的天安门，邓小平悍然用坦克碾压住追求自由的灵魂。打开国门三十年，中国已经融入了国际社会，也被迫接受了一部分国际规则，其中不可以随意杀戮就是一条。世界需要一个文明的中国，中国经济也不可能脱离世界，尤其是西方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因此中共已经不可以随意施暴，想杀掉谁就杀掉谁，想关谁就关谁了。这是这场网络公民信息战火能够烧起来的前提。
其次是网络技术的进步，给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手段。以前的反抗者都是孤独的，趔趄地独行，难以成势，很容易被扑灭。但是网络技术使国人形成了合力，我们不需要出门，不需要联络，不需要聚会，只需要一台电脑和一条网线，就能联系到百万千万不满现实又勇于表达的同胞。团结这种中华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很轻易地就被网络提供给了我们。于是千万蚁民们团结起来互相取暖，终于燃烧起了漫天的战火。
再次是国民的教育水平提高了无数倍。那些无耻学者、智囊们告诉执政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如有利于维护强权的稳定，我们就把白的硬说成黑的。在他们狡猾地变用着两千年前我们祖宗发明的帝王术的时候，却愚蠢地忽略了一个事实：今天已经不是两千年前了。当韩非子、鬼谷子等人发明帝王术的时候，“天下”识字的人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一。一本书就可能有一麻袋竹简，一个皇家的图书馆藏书未必超过一千册。
可是当今社会，至少在城市，完全不识字的文盲已经不多见了，拥有高中以上文化的人至少超过了百分之五十。而且一个硬盘就足以装下整个大英图书馆所有的藏书了，海量的知识、信息如潮水般流转。国民拥有了思想、知识和信息，前贤追求了多年的民族觉醒，终于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而到来。现在的国民终于无法被欺骗了，拥有了知识和信息，也就拥有了自己的思想。一个拥有了思想的民族，不是帝王和无耻文人们可以随意欺骗的了。
于是当一条天大的笑话，美国的世界最大公关公司统计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相信政府最相信媒体的国家被发布到网络的时候，所有的评论都被迫关闭了。因为中共自己也心知肚明，这样的鬼话没有人会相信了，中国人终于无法欺骗了。假如开放了评论，国民就会马上揭露这些统计实际上是由中共的统计局下属机构做的假，纯粹鬼扯。其实不开放大家也知道，无非是稍微慢一点而已。
尽管中共封锁了大部分对他们不利的信息，但是无数的翻墙人把信息带回到了国内，网络长城已经坍塌了一半。可惜的是，却看不到太多的海外华人的参与，尤其是海外民运派。我无数次翻墙出来，多看大无数向往国家自由民主的华人在被隔绝出中国大陆的网站热火朝天地讨论争辩，而这些信息观点辩论等等大多数的国内人士根本接触不到。海外民运派的文章一篇一篇地发出来，看到的也都是些自由的海外华人。
网上长城隔绝了大陆国民自发接触国外自由的声音，却没有隔绝海外华人回到国内发布信息的路。与其发表一些夸夸其谈的言论，为什么不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呢？那样不是更加有效吗？海外华人是不需要这些信息的，因为唾手可得，真正需要的国内民众几乎完全被隔绝了。但是，真正能改变中国的是他们，在国内的民众。只要当他们完全觉醒，自发地走上网络发表民意，逐渐自发地走上中国的街头，茉莉花革命终有一天会在国内开放。
这一天相信不会太久远了。海外拥有相当大号召力的人士，为什么不去号召华人将被中共封堵住的信息传回国内呢？相信这样比魏京生先生发文章揭露朗朗弹奏什么音乐有意义得多，难道魏京生先生觉得美国人都是傻瓜？居然看不出魏先生在挑拨离间吗？明摆着的事情。何况美国人几乎是最不关心国外事务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国家什么都是天下第一，没必要关注太多。难道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能靠美国人憎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去实现吗？
魏先生的文章毫无意义，以各位先生女士的号召力，为什么不号召大家把国内大众不知道的信息传回去呢？那样绝对效果大得多。如柴铃女士、王丹、吾尔开希、王军涛、方励之等诸位先生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实际而更有意思的事情呢？国内固然看起来好象铜墙铁壁一般的封锁控制，实际上缺口漏洞到处都是，博客、微博、新闻评论、论坛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传达场所。海外华人加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人数有接近一亿了，假如号召到一千万人，甚至只有一百万人，每天花费一两个小时时间做这件事情，相信假以时日会发生奇迹般的效果。
拈花人微言轻，但是我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做多少是多少。中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不可能指望寻日之内解决问题。但是只要我们有决心有恒心有韧力，我们终有一天能达成心愿。
我们与其观望、见证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不如参与其中，我们去创造历史，参与改变历史。有一天，我可以抱着我的孙子，告诉他，我没有见过哪个英雄，但是曾经有一天我们一起并肩奋战过。我们一起创造了今天的中国，自由、民主、美好的中国，我们一起掀开了中国共产党罩在中国天空的黑幕，中国才开始天亮了。
所谓战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其内涵已经比过去大大地丰富了。比起冷兵器时代的纯靠排兵布阵、天时地利人和、士气谋略等等，发展到了空战、海战（远海作战）。到了今天，含义又大大地扩展了，化学战、生物战、信息战等等。我所说的就是信息战。
据我的观察，大约从许霆案开始发端，到瓮安暴乱、杨佳案、邓玉娇案、躲猫猫事件、看守所派出所系列非正常死亡事件，再到杭州欺死马、我爸是李刚，和最近的钱云会被谋杀。中国网民从开始关注到积极参与，再到人数、信息量越来越大。到最后，网络言论变成了一场中国共产党政权与普通国民的战争，也就是我说的信息战。
我相信各地的宣传部、中宣部、刘云山以及李长春们深深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中国国民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热情参与国家事务的讨论、时事真相的揭露，以及民意的表达与述求。中国国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用和平理性的方式，不畏强权的的态度，通过网络挑战现政权。不管李、刘、中宣、地宣们如何禁止，中国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走向公民社会。中国人不再满足于做一个老实、驯服的“老百姓”，他们要做公民，做这个国家真正拥有者。
我们在见证历史，上下五千年的一部中国史，从未有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国事大参与。可以想见，在封建时代，“妄论国是”是要被灭九族，甚至三族的，即便是在文革时期也一定会被压上刑场的。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但是今天的文明社会，中共已经不可以随意地杀人如麻了。尽管有无数政治犯、良心犯们被关押进了监狱，刘晓波被重判十一年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中共到底没能敢杀掉他，没有象二十年前的天安门，邓小平悍然用坦克碾压住追求自由的灵魂。打开国门三十年，中国已经融入了国际社会，也被迫接受了一部分国际规则，其中不可以随意杀戮就是一条。世界需要一个文明的中国，中国经济也不可能脱离世界，尤其是西方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因此中共已经不可以随意施暴，想杀掉谁就杀掉谁，想关谁就关谁了。这是这场网络公民信息战火能够烧起来的前提。
其次是网络技术的进步，给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手段。以前的反抗者都是孤独的，趔趄地独行，难以成势，很容易被扑灭。但是网络技术使国人形成了合力，我们不需要出门，不需要联络，不需要聚会，只需要一台电脑和一条网线，就能联系到百万千万不满现实又勇于表达的同胞。团结这种中华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很轻易地就被网络提供给了我们。于是千万蚁民们团结起来互相取暖，终于燃烧起了漫天的战火。
再次是国民的教育水平提高了无数倍。那些无耻学者、智囊们告诉执政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如有利于维护强权的稳定，我们就把白的硬说成黑的。在他们狡猾地变用着两千年前我们祖宗发明的帝王术的时候，却愚蠢地忽略了一个事实：今天已经不是两千年前了。当韩非子、鬼谷子等人发明帝王术的时候，“天下”识字的人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一。一本书就可能有一麻袋竹简，一个皇家的图书馆藏书未必超过一千册。
可是当今社会，至少在城市，完全不识字的文盲已经不多见了，拥有高中以上文化的人至少超过了百分之五十。而且一个硬盘就足以装下整个大英图书馆所有的藏书了，海量的知识、信息如潮水般流转。国民拥有了思想、知识和信息，前贤追求了多年的民族觉醒，终于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而到来。现在的国民终于无法被欺骗了，拥有了知识和信息，也就拥有了自己的思想。一个拥有了思想的民族，不是帝王和无耻文人们可以随意欺骗的了。
于是当一条天大的笑话，美国的世界最大公关公司统计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相信政府最相信媒体的国家被发布到网络的时候，所有的评论都被迫关闭了。因为中共自己也心知肚明，这样的鬼话没有人会相信了，中国人终于无法欺骗了。假如开放了评论，国民就会马上揭露这些统计实际上是由中共的统计局下属机构做的假，纯粹鬼扯。其实不开放大家也知道，无非是稍微慢一点而已。
尽管中共封锁了大部分对他们不利的信息，但是无数的翻墙人把信息带回到了国内，网络长城已经坍塌了一半。可惜的是，却看不到太多的海外华人的参与，尤其是海外民运派。我无数次翻墙出来，多看大无数向往国家自由民主的华人在被隔绝出中国大陆的网站热火朝天地讨论争辩，而这些信息观点辩论等等大多数的国内人士根本接触不到。海外民运派的文章一篇一篇地发出来，看到的也都是些自由的海外华人。
网上长城隔绝了大陆国民自发接触国外自由的声音，却没有隔绝海外华人回到国内发布信息的路。与其发表一些夸夸其谈的言论，为什么不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呢？那样不是更加有效吗？海外华人是不需要这些信息的，因为唾手可得，真正需要的国内民众几乎完全被隔绝了。但是，真正能改变中国的是他们，在国内的民众。只要当他们完全觉醒，自发地走上网络发表民意，逐渐自发地走上中国的街头，茉莉花革命终有一天会在国内开放。
这一天相信不会太久远了。海外拥有相当大号召力的人士，为什么不去号召华人将被中共封堵住的信息传回国内呢？相信这样比魏京生先生发文章揭露朗朗弹奏什么音乐有意义得多，难道魏京生先生觉得美国人都是傻瓜？居然看不出魏先生在挑拨离间吗？明摆着的事情。何况美国人几乎是最不关心国外事务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国家什么都是天下第一，没必要关注太多。难道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能靠美国人憎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去实现吗？
魏先生的文章毫无意义，以各位先生女士的号召力，为什么不号召大家把国内大众不知道的信息传回去呢？那样绝对效果大得多。如柴铃女士、王丹、吾尔开希、王军涛、方励之等诸位先生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实际而更有意思的事情呢？国内固然看起来好象铜墙铁壁一般的封锁控制，实际上缺口漏洞到处都是，博客、微博、新闻评论、论坛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传达场所。海外华人加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人数有接近一亿了，假如号召到一千万人，甚至只有一百万人，每天花费一两个小时时间做这件事情，相信假以时日会发生奇迹般的效果。
拈花人微言轻，但是我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做多少是多少。中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不可能指望寻日之内解决问题。但是只要我们有决心有恒心有韧力，我们终有一天能达成心愿。
我们与其观望、见证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不如参与其中，我们去创造历史，参与改变历史。有一天，我可以抱着我的孙子，告诉他，我没有见过哪个英雄，但是曾经有一天我们一起并肩奋战过。我们一起创造了今天的中国，自由、民主、美好的中国，我们一起掀开了中国共产党罩在中国天空的黑幕，中国才开始天亮了。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李志绥(5)
10
毛对自己的形容至为贴切。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引用了一句歇后语：“我是和尚打伞”，以说明他自己是“无发(法)无天”。那天的翻译对此一歇后语不熟悉，因此将这句歇后语翻译成“一个孤寂的和尚，打着破伞，在雨中踽踽行走。”①因此，斯诺和许多继他之后的无数学者以为毛有一种悲剧性的孤寂情结。这真是个天大的误解。毛其实是在大言不惭的告诉斯诺，他就是神祗，他就是法律--“无发(法)无天”。
毛见外国人时，给毛当翻译很不容易。他在会谈时，常引用诗、文及俚语。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引用了清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典故：张英的家人与邻居争地界，发生纠纷，给他写信，他赋诗代信回覆：“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立即让地三尺，对方为此也让三尺，成了一条六尺巷道。毛引用了这诗的最后二句，用以表明他对中苏之间边界纠纷的态度。当时我看翻译十分为难，我不懂俄文，不知怎么译，但从尤京一脸茫然的表情看，他恐怕没有听懂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谈到和平共处，引用了宋末赵孟俯的夫人管道生给赵的一首诗：“你侬我侬，忒煞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他藉此说明中印二国的亲密关系。翻译很为难，说了很久，我不知道对方是否明白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庆祝苏共国庆四十周年时，毛在大会上讲到团结的重要性时，引用了俚语：“一个篱笆三个椿，一个好汉十个帮”。为解释这句话，翻译弄得一头大汗。
一九七一年毛初次会见季幸格，毛引用《红楼梦》中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美国的处境。可是这句话怎么也译不清楚。
毛常告诉我，“我念的是绿林大学”。毛是个彻头彻尾的叛逆分子，他反抗所有的权威，力求驾御一切--从最高政治决策到他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细枝末节，中南海内凡事都须经由他的首肯，甚至江青的衣着打扮。中国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他的批准。
毛没有朋友，自外于一般的来往接触。他和江青很少聚在一起，亲生子女更少。
就我所知，毛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虽很亲切，其实是铁石心肠，感受不到一丝爱或友情的温暖。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是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施。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演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我始终无法了解毛的冷漠，也许他曾目睹过多死亡，因此对人类的苦痛变得无动于衷。毛的第一位妻子杨开慧及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都被国民党处死，大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争中，他有数名子女在长征时夭折或是失散，永无下落。但我从未见他为失去这些亲人表露过任何情感。事实上，由于他一再逃过这些劫难，似乎只让他更相信自己会长命百岁，对那些死去的亲人，他只淡淡的说：“为了革命理想，总有人得牺牲。”
毛虽然行止孤独，消息却很灵通。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床上，一连好几天只罩件睡袍度日，但他勤于阅读，并总要他身边的人，用口头或书面向他报告中国境内和世界大事，因此他对上自中国偏远地区到全球各地，下至他宫闱中的倾轧夺权，都了若指掌。
毛痛恨繁文缛节。一九四九年，当时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建议，按照国际礼节，应该穿黑色衣服，穿皮底黑色皮鞋接见外国大使。毛听到后，大发脾气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搞他们那套做什么。”他穿灰色中山装，胶底黄色皮鞋接国书。从此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也一律穿灰色套服了，于是驰名于世的“毛服”也就随之出现。余因此被调职，文化大革命时余自杀。
毛拒绝服从任何时间表。他神出鬼没，行踪飘忽不定。每回他出去散步，回程一定走另外一条路。他从不重蹈过去的足迹，永远另辟蹊径。无论是在私生活或是在国家大事上，毛总勇于追寻前所未有的途径。
毛对历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覆翻阅的是历史书籍。他看过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惯于用过去来注释现在。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论，与我过去的想象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观点中，没有道德的顾虑。我在知道毛不但认同中国的帝王，而且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后，非常震惊。毛不惜用最残忍暴虐的方法来达到目标。
毛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纣王开辟了东南大片土地，使中国的疆土东抵大海，而且对中国的民族统一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比干这些人反对纣王的开拓疆土政策，当然要杀掉。纣王搞了些女人是事实，但是哪个皇帝不搞？
毛说：秦始皇是中国的广阔版图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人。至于焚书坑儒，焚的是宣传分裂的书，坑的是主张分裂的儒，而且杀的儒生不过四百六十个，实在算不上什么。有些人在这上面大作文章，真是“抓住一点，尽量扩大，不计其余”，完全颠倒黑白。
毛对武则天推崇备至(后来文革中江青以武则天自居)。有一次他同我谈到武则天。我说：“武则天疑心过大，告密过滥，杀人过多”。他说：“武则天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进行改革。唐室的宗室豪门大族想设法推翻她，是事实，不是她疑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将想杀死她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
隋炀帝则是沟通中国南方和北方，使南北方密切结合起来的伟大人物。中国的大河都是由西向东入海。隋炀帝开了由北向南的大运河，象一条大腰带，将中国拦腰捆住。毛说这段历史是唐人给完全歪曲了。
西方领袖中，毛对拿破仑极为推崇。他认为拿破仑打破了古典战争的常规，使战争的战略和战术起了革命性的改变。譬如，他进攻时，用密集大炮轰击取胜。毛推崇拿破仑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拿破仑进攻埃及时，曾带领大批学者、科学家到埃及，并因此建立了埃及学，研究古埃及文化源流。在这个事件的启发下，毛也决定组队到黄河的发源地青海省，去探寻中国文明的源头。
一九六四年汪东兴组织了一批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地质学者、水文学家和工程学家。汪为此从内蒙古及宁夏调来马匹，成立了一骑兵连，还另外调来大批行军器材和装备。毛和我每天一起练习骑马。毛最后决定八月十日起程。八月五日夜晚传来美国军队直接参加越南战争的急电，这样毛才取消黄河行的决定。
毛的历史观与常人不同，它反映毛本身的性格。毛爱惜古喻今，并自认对中国历史有极大贡献。我认为中国历代宫闱夺权诈术对毛思想上的影响远大于马列主义。
毛是个革命家属不争事实，他的目标是将中国改造成富强大国，但他却从过去的专制历史中寻求统治方法和权力倾轧的对策。
中国历史对毛所追求的新中国作用不大。毛认为中国文化已停滞不前，他要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有必要学习外国，改进外国思想，并使其适应中国国情。他常说：“中国的东西也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些，非驴非马，成了骡子也不坏。”
毛认为社会主义能激发中国人民的蓬勃创造力，并重造过去的盛世辉煌。苏联是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不得不向苏联寻求灵感。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坚持中国要“一边靠”。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的是求中国富足强大，文化复兴。换句话说，要创造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常说未经消化吸收的全盘西化不好，他也从未提倡将苏联那一套原封不动的搬来中国。他认为苏联在建设中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都可作为借鉴。
从毛第一次召见我开始，他便将对美国和西方科技的赞赏表露无疑。他深知要重振华夏声威，光学习苏联是不够的。因此他对“一边靠”的口号很有保留。
毛对自身的历史定位十分肯定，他从未质疑过他的角色。他是最伟大的领袖，万王之王--他统一中国，并将改造中国，使它恢复过去的辉煌。毛从未跟我用过“现代化”这个词。毛不是现代人，他念兹在兹的是使中国恢复昔日的繁盛风华。毛是革命家，也是和传统决裂的人，他要改造中国，重振大汉天威。毛将缔造自己的万里长城。他的不朽与中国的伟大交织在一起。整个中国都是他指下的试验场，毛就是中国。任何与毛思想相左或胆敢向他挑战的人，都被毛视为异端。毛毫不留情的铲除敌人，百姓的生命不值一提。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难接受毛竟会如此轻贱人民的性命，以达到他的目标。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总理访问中国。毛与尼赫鲁会谈时，毛明确表示，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为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民的性命。毛这样告诉尼赫鲁：“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这些话当时使尼赫鲁大为吃惊。
后来毛在一九五七年于莫斯科的演讲中又说过，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人)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人。②直到“大跃进”，上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荒，我才开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备至的暴君之间的相似之处。毛知道有上千万人饿死。他无动于衷。
我经过一再思索后，终于搞懂了毛的历史观点。此外，他这番话也是在明白告诉我，今后我对他只能绝对服从，不可稍加异议，忠贞不二是唯一的路。
外面的人看毛的宫闱世界，总有如雾里看花，觉得毛如此伟大，为他工作如此光荣，想离开一组简直是不可思议，只有那些对毛不够忠心的人才会被驱逐在朱墙之外。全中国也没有地方敢收容不明不白离开一组的人。
一组里的人有些是真的忠心耿耿。一来因为毛对他们有救命之恩，让他们有安全感(就象我的政治历史被毛一笔勾消一般)；二来他们崇毛如泰山北斗，视他为中国的救星。但却有另外一群人只是拍马屁，向毛争宠。毛的心里也很清楚，只因为他有用得着这些人的地方，所以留着他们，一但利用价值没了，毛便一脚把他们踢开。
一次我同汪东兴谈话，我向汪提出了这个疑问。汪说：“为人民服务，总要有具体的人啊。为毛服务，还不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在这里工作，是党分派你来的，还不就是为党工作吗？”
“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是毛喊出来的。中南海南墙入口的新华门后，这几个斗大的金字嵌在一片墙上，它也挡住了中国老百姓一窥今日紫禁城中高级领导生活和工作真相的视线。在中南海的政治学习中，总是强调要“为人民服务”，是为党工作，不是为个人。这口号使我激动不已，因此决心加入共产党。
后来我发现在毛这里工作，却成了向毛争宠。而毛呢？从来不用亲自穿鞋脱袜，梳洗理发。我对这“为毛服务”的一组现象非常不解。
我那时年轻天真，便听信了汪东兴这番教诲。
毛一旦怀疑一组人员和其他领导人--不管是周恩来、林彪或是刘少奇--关系过于密切，便立即将他们撤换。毛警告我：“祸从口出。”此后二十年中，历尽各次政治运动，不论是“大鸣大放”，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字报”、“小字报”，我都守口如瓶，只埋首于毛的医疗保健；甚至在我深深了解他的残酷暴虐之后，我也一迳保持沉默。我清楚，在中国只有毛有独立意志。
但我此时仍崇敬毛，他是中国的救星，民族灯塔，最高领袖。我将中国视为一个大家族，我们需要一个族长，毛主席就是大家的领导。我为毛主席服务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
注释
①爱德加.斯诺对此事的描述见TheLongRevolution(NewYork：Vintage，1971，p.175)。
②赫鲁晓夫记述毛在断言中国能制造更多的人口时语言的残酷，他及其他苏联领导为毛轻视生灵的态度大表恐怖。见KhrushchevRemembers，Tran.&ed.StrobeTalbott(Boston：LittleBrown，1974，p.255)。
11
我随同毛开始出巡之后，才见识到“为毛服务”的铺张浪费的一面。毛的安全和保健工作极尽周全。毛的舒适和享受是第一要务。我早知道毛的安全工作一向非常周延，但在中南海内我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等出巡时，这种过度奢侈的现象才变得份外明显。
毛不断的出巡各地，很少待在北京。他是个南方子弟，因此觉得与北京格格不入。广州、杭州、上海和武汉是他最喜爱的城市。毛每次外出都是好几个月，五一节、国庆日或接见外宾时才回北京义务露个面。毛行踪飘忽不定，有时他早上才决定去杭州，我们下午就匆匆上路了。由于警卫局怕会走漏风声，通常随行人员前一夜才通知要外出，却也不知道目的地。
毛通常乘专列出巡。毛的专列共计十一节。专列平常停放在离北京火车站相当远的车库里，以利毛秘密行动。毛的专列有二节主车，一节毛用，一节给江青备用。
江青只有一次与毛同乘这一专列。第三节是毛的餐车。毛的卧车非常豪华，里面装了一张大木床，大部分的地方都堆著书，前面四节满是上下铺的卫士、警卫、摄影员、机要员、厨师等随身人员的卧车。再接工作人员餐车一节，医疗急救车一节。
在毛那节车前另有一节备用主车。
专列没有冷气，夏天酷热难耐。一九六零年初期，铁道部从东德定制一列新专列，十分奢华，有隐藏式灯光、设备齐全、自然也有冷气设备。汪东兴、机要秘书林克和我同住一节，三人共用一起居室。每个车厢内有沙发、桌子、床和热水浴室。
专列沿途的安全措施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毛乘专列到外地一次，铁路的全线行车时间表都要改过，至少一个星期才能恢复正点运行。沿路火车站上匆忙的乘客和叫卖吃食的小贩全换上了安全警卫。专列驶进空荡荡的火车站，一路只见站台上的哨兵，感觉非常古怪。我和其他随行人员跟汪东兴说起这事后，汪便安排了一些打扮成小贩的警卫站在站台上，来增加真实感。
凡毛专列沿途经过的各省领导必须在其所属的省内，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在毛停留期间，每省铁路局都会派出一位司机和火车机车。沿线并有各省公安厅派警卫，每隔五十米放哨。我有一次和辽宁省公安厅一位处长聊起，他告诉我，一九五零年一月毛从莫斯科返国时，在北京到满洲里的铁路沿线上，两边每隔五十米派部队和民兵，轮流昼夜看守。他在一个铁路涵洞下蹲了两个星期，也不知道是谁经过，正是冬天冻得够呛。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火车上载的是毛主席。
毛乘火车也不受时间限制。除加水以外，不靠车站。他不睡的时候，不管多长时间，列车行驶不停。他要睡觉，无论什么时间都得停下来，一般都停在铁路支线的工厂或飞机场。这是工厂就要停工，机场要停止飞机起飞及降落。
有时毛会乘坐飞机。一九五六年夏天我第一次随毛坐机出巡。十月下旬毛去广州，他决定乘坐飞机去。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毛第一次乘飞机是一九四五年由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由延安飞抵重庆，进行“国共和谈”。
飞机的选用与试飞，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空军司令刘亚楼负责，他们经过多次讨论，商定乘坐苏联生产的“利-二”型客机。出发那早，刘亚楼陪同毛及其随行人员前往北京西苑机场。在这段时间，全国所有航线停飞，空军派出战斗机巡逻。随行人员分乘四架飞机，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及其他秘书、警卫员等随行人员乘坐一架伊尔十四。毛的司机、厨师、摄影师、两位食品化验人员及另一批安全警卫分乘两架飞机。其他大约二百名随行人员，则乘毛的专列先行出发。专列载有毛那辆苏联制、防弹的吉斯牌(Jis)车，毛下机后，预订乘车直奔广州小岛招待所。专列则停在白云机场，随时供毛外出使用。
毛的利-二坐机是小飞机，只有单螺旋桨。客舱内原有二十四个座位，前一半的座位拆掉，安装了一个单人床，一只小桌，两只坐椅，后半部只留下了四个坐椅。这架飞机除毛以外，还有卫士长李银桥、一名卫士、秘书林克和我乘坐。
刘亚楼将一位麻脸瘦高个子的军人介绍给毛说：“这是胡平，他开主席坐的这架飞机。”毛说：“这可要辛苦你了。”胡很善于言词，说：“能给主席开飞机，那太幸运了。”胡平在文化大革命后升为空军参谋长。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坠机身亡后，胡平被判刑。
将近中午抵达汉口机场。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书记刘克农，在原是蒋介石别墅的东湖客舍设宴宽待。东湖客舍环境优美，隔湖对面的是武汉大学。以前，外国人，特别是白俄，在汉口开了一些酒吧、饭店，雇用的厨师、服务员都经过专门训练。现在这批人中的一部分被调到招待所，做服务工作。
这次外出，使我对毛被奉承的情形大开眼界。王任重说：“史达林处理党内斗争问题，比主席差多了。他杀了那么多人，我们党对王明他们还是讲团结。”毛说：“是啊，应该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不同性质。对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从来不主张乱捕乱杀。”王说：“这是主席领导才做得到。”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任重，我感到他极会阿谀奉承。我从旁观察，毛对王相当亲切。无怪王的官运亨通，不过四、五年，升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虽然如此，毛也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文化大革命初期，王被调到北京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但很快被江青在群众会上，指斥为“背着文革小组活动”，而遭批斗。
将近下午六时，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广东省省长陈郁等人在机场等候。从机场乘车去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一路上突出的印象是街道脏乱，街上的人们大多穿着木底拖鞋，嘀嘀答答，十分吵人。
毛的广州之行是个机密。一组人员被拆散，分居数处，并不准随意外出、打电话、会客或收信。我们寄到家里的信件全由专邮送投。毛要走前几天，汪东兴才准我们随同广东省公安厅的公安人员外出观光。
毛的舒适仅次于安全措施。
和平解放北京后不久，没收了许多旧别墅，也相继造了些新的，供党领导专用。
中央办公厅在玉泉山上替五大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造了五个别墅。后来罗瑞卿和汪东兴(两人都是旱鸭子)又为毛加盖了游泳池。为了安全起见，游泳池只有两个澡盆宽，水只及膝。
毛为这小游泳池大为光火，此时彭德怀又在政治局会议中直言，指斥动用公款以为毛私用。毛于是用他自己的稿费付出建游泳池的费用。他此后没有去玉泉山住过①。
一九五零年中央办公厅又在北戴河海滨一带没收了许多旧别墅，分配给各领导，并特别为毛修建了“八号楼”。自此后，各省领导也争相在其省内为毛修建别墅，但他们以为毛喜欢最现代化的设备，别墅内装设了西式弹簧床和坐式抽水马桶。毛出巡时总带了一张大木板床和蹲式马桶随行。一九四九年到苏联莫斯科时，这个木床也运去了。一九五七年再去苏联的时候，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只有坐式马桶，他没有办法，最后取来一个便盆临时凑合救急。
陶铸在广州为毛和江青修建的小岛招待所最合毛的意，因此毛爱常去广州住。小岛招待所在珠江两支流交会处，整个小岛布置得象个大花园，种着广玉兰、白玉兰、栀子树、洋桃树、木瓜树、芭蕉和香蕉。
这里面原有一座孙中山先生的别墅，小巧的两层楼老式楼房，称为二号楼。省委书记陶铸觉得这楼太小，在旁边造了一号楼，两头各有一间卧室，毛住西首一间，江青住东首一间，中隔一极大大厅，可以开会，也可放映电影。靠西又修造了三号楼，是毛与江的起居室。
四号、五号和六号楼，是为刘少奇、周恩来及朱德来时用的。这次由罗瑞卿、杨尚昆和我们分住。我与林克住四号楼。
岛内布满武装明哨和暗哨，中央警卫团就来了一个中队。陶铸、罗瑞卿和其他公安人员深恐不到九十里外的香港内的国民党特务会想法子暗杀毛，因此这条珠江分支封了航，除去巡逻炮艇外，断绝航行。搞得岛上安静得出奇，只听到热带鱼的啾啾叫声。
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人员，加上毛在北京的随行人员，总人数将近二百人。他们大都住在位于与内陆衔接的对岸桥头公安大厅内。八到十个人挤一间房间。
毛的专用厨房设备良好，卫生安全，管理容易。北京巨山农场每天运菜过来，共毛的厨师使用。毛有时会试试广东的水果、青菜和鱼，但他还是爱吃油腻辛辣的湖南菜。
但公安厅大楼的饭厅问题很大。饭厅和厨房的服务员及厨师的工作量突然增加很多，地方原本又小，没有食品冷藏设备。菜蔬肉类堆放在一间小储存室内，堆满以后，放不下了，又堆在厨房外院子中。虽然已经入冬，可是广州天气还很暖，老鼠又多，疾病容易滋生，也有可能食物中毒。汪东兴便召集了北京来的一些人员，协助厨师们做好厨房的清洁卫生，建立食品包管与化验制度，我则负责小岛内部的医疗卫生工作组。
汪东兴和罗瑞卿为了毛的安全工作，可谓大事周章，虽然理由正当，毛仍然十分不满。后来毛批评汪东兴，在警卫工作上“前呼后拥，如临大敌，只相信自己，什么事都要自己带的人去干，不相信当地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更不相信群众。”毛从来感受不到身边警卫人员的紧张心情。毛清楚群众崇拜他，谁会想谋害他呢？
这年冬季因为毛在广州，其他的“中央首长”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都来到广州，以便开会。领导们分别住进四、五、六号楼，我则迁桥对岸的广东公安厅大楼住。其余政府首长分别住在小岛旁的广州军区招待所，和城里的广东省委招待所内。
陶铸为了表示对来广州的“客人们”的热情欢迎，在省委招待所举办宴会。陶来请毛，毛不愿出席这种应酬。陶一再请尝尝广东菜，毛仍不答应，最后同意让汪东兴、叶子龙和我参加，毛对我说：“你去，有什么特别的菜讲给我听。”
开饭前一个半小时，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主任田畴跑来找我。他十分焦急。他说食品化验在菜中化验出氰化物，全部饭菜封存，厨房工作人员也全部不准离开，汪东兴要我马上赶去省委招待所。
我赶去时，七张大桌上都已经铺好了白桌布。我走进厨房旁边一间食品化验室，各种菜、饭、酒、饮料的样品都放在那里，由北京带来的两位食品化验员，正忙得满头大汗。看见我进来后，他们似乎舒了一口气，说：“您来了，可好了。您看怎么办。”
广东省公安厅苏副厅长对我说：“这事情真奇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反复审查过，都没有政治问题。可也难说，离香港这么近，容易有坏人钻空子下毒。”
经化验后只有青笋中含有氰化物，其他的菜都没有问题。青笋是在招待所院子内的竹丛中自己挖出来的。于是又挖出一些青笋，化验表明确含有微量氰化物。我又赶到中山医学院，查阅书籍，青笋正常含有微量氰化物，是在正常食品允许含量以内。
我将情况向陶说明，陶立刻绽放满脸笑容，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等会我敬你一杯酒。” 苏副厅长拉我到一间客房，暗暗跟我说：“你可帮了大忙，刚才陶书记大发脾气，说是要处分我们。好在问题搞清楚了，饭也可以准时开了。要不然这黑锅我们可背不起。”
饭中，陶铸走到我前面，举杯对我说：“李大夫，我谢谢你，干杯。”我站起来，谢了他。陶转身对汪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汪乐吱吱的，嘴都合不上。
晚上回到小岛，我去看毛，毛正在看《明史》。我进去后，他放下书，问我有什么新闻。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他说：“我历来反对向外国乱搬乱学，搞个吃饭也要化验。在北京搞了还不算，又把这一套搬到外地搞，搞得人家人仰马翻。结果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告诉汪东兴，要改。”
我从毛那里出来后，到了汪的书房，告诉他毛的意见。汪很不高兴。我说：“你怎么这样不了解主席。我不讲，自然有别人会去讲。到那时，主席会说我有事不向他讲，对他不老实。而且别人讲，很可能跟事实有出入，给主席一个不真实的情况。他先有了一个歪曲的印象，就根本无法在改变。倒不如直接向他说明，听听他的意见。”汪觉得有道理。经过毛的批评，汪改变了毛的食品供应制度，取消了食品化验及试尝办法，巨山农场交给北京市，供应站仍保留，负责到各地采购食品(但这改变只是表面的，毛的食品仍大部分由巨山直接供应)。
以后我又将这些改变告诉了毛。毛笑起来说：“我说学苏联，难道拉屎撒尿也要学苏联？我就不学，我倒要学学美国。” 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江青也曾参与兴建这座小游泳池的决议。
12
江青这时也在广州，我们常常接触见面。
到广州后的第三天，卫士长李银桥来告诉我：“你最好去见江青，把主席这些天的情况，总的向她汇报一次。”我说：“到广州的当天，大家不是一同见过她了？”
他说：“不行。你要专门去见她一次，否则她会说你架子太大。”
我听了李的话，那早九点，我随护士到二号楼江青的书房，江青正低头翻看一本“参考资料”，她穿着潜蓝色连衣裙，半高跟白色凉鞋，头发仍向后挽成一个髻。
江青跟毛久了，也学毛看书这一手。但不同的是，她完全是在客人面前装幌子，甚至通报客人已到了的时候，她才拿起书来。
她示意要我坐下。我首先问候她好，这可是李银桥及护士分别一再叮嘱我，不可忘记的礼貌。
“主席的身体很好，”我做着说明，“没有定时的作息，已经成了习惯，而且是多年的习惯，不可能再改变了。勉强改会造成主席精神上增加负担。”
江青这是插话说：“你的意思是照这样下去，用不着劝主席定时起居了？”我说：“是这样，勉强改或加重失眠症状。”江轻蔑地说：“这就是医生的见解吗？”我说：“这是我的看法。”江青的眉毛向上一挑，两眼睁得圆圆的说：“你的见解同主席讲过了吗？”我沉静的说：“我讲过了。”
江青似乎是意想不到，用手指敲著旁边的茶几，正色说：“主席的意见呢？”我说：“主席讲同意我的看法，还说，已经老了，有些习惯不能再改了。”江青低下头，然后抬头用手一抿头发，微笑说：“我也是这种看法。以前别的首长劝主席改，我是不赞成改的。”
江青又问道：“那么安眠药呢？”我说：“主席长期有失眠。现在看来，使他入睡，恢复疲劳，安眠药有作用。”江青说：“你的意思又是不要改了。”我说：“是的，只要不再加大药量，可以不改。”江青严肃地说：“没有一个医生主张吃安眠药。你自己吃吗？”我说：“我不吃。”江青说：“你不吃，你知不知道安眠药有害？”我说：“最好是什么药都不要吃。可是主席这么多年的习惯……”我话没有说完，江青的脸色变得阴沉下来，又问我：“你也向主席说了可以吃安眠药？”我说：“是的，讲了，主席也同意。我累计了主席的睡眠时间，每天入睡总比前一天入睡时晚二到四小时。推迟晚些，睡眠长些；推迟得早，睡眠就短。平均下来每天可以睡到六小时。有时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小时没有睡，可是每次有这种情况，接下去就可以睡十到十二小时。平均起来，还是每天睡五、六个小时。所以看起来不规律，但是仔细算，主席的睡眠有自己的规律。”
江青抱怨我道：“这些你为什么早不同我说？”我说：“以前没有机会多谈。这些都是主席随便同我闲谈时，讲到的。”江青欠了欠身说：“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你有什么见解，先同我谈，再告诉主席。”江青说这话是想控制我，进一步间接控制毛。我是不会上她的圈套的。
我辞了出来。这时正好下着阵雨。我没有带雨伞，只好在中央大厅徘徊。
江青以为我已经走了，走出书房，在大厅看到我仍在那里。我立即解释说：“外面下阵雨……”江接着道：“大夫，你太拘谨，再进来坐一下。”我跟在她后面，走进书房。
江青开始问我在什么学校读书，在什么医院工作。她同我讲她在三十年代时，在上海的一次看病经历。
她说：“有一天我发高烧，一个医生问也没有问我的情况，潦潦草草看一下，开了药方就要走。我当时气坏了，问他为什么这么草率对待病人。他还是不理。我骂他真是外国资本家的走狗，真让人痛心。我药也没有拿，就回去了。”停了一下又对我说：“你们这些外国派头的医生，丝毫不关心病人的疾苦。”
我说：“不都是这样，从医学史上讲，一些伟大的医学家，都是为了解除病人痛苦，而不惜自己做出牺牲。这种事例多的很。”江青冷笑道：“这是庸俗的人道主义。”我说：“这些人的事例很感动人。”江止住我的讲话。她说：“你是大夫，我不喜欢别人同我辩论，我是一个病人。”
这时阵雨已过。我再次告辞，回去。
后来江青的护士告诉我，我走后江青一直在跟她嘀咕说：“这位李大夫傲慢，竟敢当面顶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不过看上去，这个人很有主见，而且不轻易放弃他的见解。这个人要好好整整。”
当天晚上我去见毛时，顺便将上午同江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毛。当讲到人道主义的话时，毛笑起来。他说：“我们并不笼统反对人道主义。我们反对利用人道主义模糊敌我界限。你的讲法，恐怕江青对你有意见了。以后要当他她的面，多说她的好话，给她戴上高帽子，她就会高兴。”
夜里吃消夜以前，见到汪东兴，我将白天和晚上的这段周折告诉他。汪眨眨眼说：“你太直了，也不会看脸色。对江青可要尊重，要不然……”我没有说下去。
我心里想，汪可能对自己有亲身体会，不便于向我讲清楚吧。我十分愕然于毛的这种方法。这同过去我听到的“教导”，要做正派的人，不能做阿谀奉承的小人，完全两样。
我既不肯给江青戴高帽子，又无法同情她，只好想法子了解她。江青生活条件极为优渥，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江青整天无所事事，生活毫无意义。毛处理公物忙碌，对江漠不关心，两人也早已不住在一起。毛大江二十岁，两人的生活习性和爱好真有若天壤之别。江青做事按部就班，井然有条；毛则反抗一切的常规礼范。毛非常嗜于阅读；江青没有耐心看完一本书。毛以他的健康和体力自豪；江青整日生病，愁眉不展。他们连口味都南辕北辙。毛爱吃辛辣的湖南菜；江青喜欢清淡的鱼和青菜，或是自以为懂得吃些她在苏联吃过的“西洋菜”--烤肉和鱼子酱。
毛也曾试着让江青做些工作。一九四九年以后，毛让江青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她的作风霸道，以毛的代言人自居，上上下下都和不来，只要离开宣传部。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任副主任。在这里她仍然颐指气使，气势凌人，不受欢迎，又被调离政治秘书室。第三次是专任毛的秘书，替毛从“参考资料”中，挑选一些所谓重要消息，送毛参阅。
可是这项工作，真正承担下来的是毛的秘书林克。因为江青根本不耐烦去读“参考消息”。真的要她读，她又分不出那些消息是重要的，因此对毛来说可谓毫无用处。
江青是中国人所谓的“小聪明”--小事精明，但知识水平不高，缺乏分析能力。
她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少，对于外国历史就更模模糊糊。她知道一些重要国家和世界领袖，但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知。比如她不知道西班牙在哪，其政治历史和现今领袖是谁。她读书常抓不到重点。她有次跟我说：“英国没有我们中国这么封建。他们就有过好几个女王。”
她对有些汉字不认识，又不肯说不认识，却问别人：“这个字用北京话怎么发音？”
她虽然知识水平不高，倒很喜欢讥笑他人的缺点。毛有次笑我说我的历史知识都是从京戏中学的。我深觉侮辱，因此有系统的去读了《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但江青日后仍常拿这事来奚落我。毛常送些书、文件和新闻给江青读，意思是要她多懂历史和时事，但江青常将它们搁置一旁。
她天天看香港进口电影，有时上午、下午到晚上都看。她长期“生病”，看电影是她治疗神经衰弱的办法。
一九五三年由中央卫生部与中央警卫局共同派了一位徐涛大夫，做她的专职医生。徐涛原本是毛的保健医生，但毛的身体好，平常没有什么医务上的事要办。因此毛将徐派到给了一天到晚生病的江青。
江青让徐涛有如生活在人间地狱中。一九五四年，中南海内展开反革命运动。在江青的指挥下，徐遭到批斗。后来江青也未曾善罢干休。今年到了广州，徐医生又被一个卫士指控对江青的护士有不正当的行为。
江青一名护士有轻度贫血，到广州后，经常头晕，她要求徐医生给她检查。徐医生在他们住的客房休息室里给她检查。要检查自然要脱去必须脱掉的衣服。一个农村出身，文化低下的卫士刚巧走进撞见。他对医学检查毫无概念，马上联想到不正常的关系上去。这便传出了徐医生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风言风语。
汪东兴不得不为此开了会，展开调查。汪本人和徐很熟，并不相信那些传闻，何况他清楚那年轻卫士本身目光狭窄，毫无见识。我参加了这次会，听到警卫们的指控，十分吃惊。这些指控极为荒唐。徐涛为人耿直，有些固执，但是道德上十分严谨。再说，徐医生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已被戴上反党小集团成员的帽子，不能再落井下石。我表明了我的这种看法，说明不能对医生的职业上的操作，做些莫须有的指责。
最后毛替徐涛出面。徐涛没事，那位卫士被撤职。
但江青这边可就没完没了。江青爱看片子，又怕片子没意思，引不起兴趣，就让徐医生先试看，好的再推荐给她看。有的片子徐认为不错，她看了认为不好，看完大闹，说徐利用片子使她精神上受折磨。徐说那让别人试看。她又说，看电影是治疗她精神衰弱的办法，医生不能不负责任。
江青的精神衰弱完全来自精神空虚，还又怕被毛抛弃的深沉恐惧。江的病状很特别，怕声音，怕光线，怕风。这些都无药可治。看电影是她逃避现实，寻找心理慰藉的主要方式。
问题是很少有江青喜欢的片子，她的影评更是刻薄不堪，常常好片子一到她嘴中就变成不值一看的大烂片。她常看《乱世佳人》，却说它颂扬美国南方奴隶制度，并且斥责我们这些爱看的人是“反革命”。一九五零年中期，没有人把她的高见当一回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她说的话可就左右了许多人的前途和生死。
就算江青觉得徐医生挑的片子不错，她还时有得闹。放映的时候，片子光线要合适，亮了伤眼，暗了看不清，两者都可以说成是要折磨她害她。电影室内温度要恒定，不能高，不能低，不可有风，必须空气好。这些实在不能同时做到。只好用两间房，一间映片子，映完一本，到另一间休息，映电影这间立即通风换空气调温度，再过来看。
有次广州寒流来袭，负责给锅炉房加煤的服务员得跪在地上，爬过江青的客厅窗户，免得打扰她的清静。有一次为了探戈是四步舞还是五步舞的问题，江青同卫士争了起来，最后，她叫卫士到院子里罚站两个小时。回北京时，她要飞机停在济南把她不喜欢的医生和卫士赶下机。她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身边总有五、六个人忙上忙下，弄得人仰马翻。替毛主席夫人服务是天大的光荣，但这工作的精神压力实在太大。
后来我才了解她的病源在于毛不断的拈花惹草。我负责管理他的护士，护士们多半是年轻漂亮，容易吸引毛的女孩。她同我多次讲过：“大夫，你可不要太天真。主席在感情上可不专一。你用的这些护士要注意，要教育他们。”还有一次，那是在北京的时候，一天傍晚，她一个人在一组后门的中南海木椅上坐着流泪。我正经过那里，吃了一惊。江见到是我，叫我过去，拭干眼泪说：“大夫，不要同别人讲。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连史达林也没有办法对付他。在男女关系的个人私生活上，也是谁也搞不过他。”
因为毛的外遇多，江又不能不想到，她的位置有可能被别的女人取代。刚开始时毛为顾及江青的颜面还偷偷摸摸的。但日子一久，便再也没那么小心谨慎。江青就撞见毛和她自己的护士许多次。她作为一个女人，自尊心受极大打击，又无可奈何。她又不敢公然表示她的怒意，怕毛会不要她。
有一次毛同我谈到江的病时，说：“江青就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讲不会的，可她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毛并不了解他的风流行为伤了江青的自尊心，及带给江极度的不安全感。
孤单、寂寞、抑郁的江青只好把气全出在服侍她的人身上。江青对毛唯命是从，我始终都不清楚她是否是心甘情愿。江青的言论行动，甚至她的穿戴，都得经过毛的首肯。极度的不安全感使得她待人刻薄、小器。她明明知道，叶子龙、李银桥和卫士们都是毛同女友联系的助手，却也无可奈何。尽管卫士们有汪东兴庇护，她不敢怎样。因此对待医生，她自可以肆意撒气了。
江青老是说别人精神虐待、折磨她；其实，她才是那个让别人痛苦的人。她的随从人员通常都做不久，受不了她，要求调走。徐涛到一九五六年秋天，也提出脱离临床看病太久，要求到医院学习提高。于是徐便调到北京协和医院去了。那时，我十分羡慕他的解脱。
毛对自己的形容至为贴切。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引用了一句歇后语：“我是和尚打伞”，以说明他自己是“无发(法)无天”。那天的翻译对此一歇后语不熟悉，因此将这句歇后语翻译成“一个孤寂的和尚，打着破伞，在雨中踽踽行走。”①因此，斯诺和许多继他之后的无数学者以为毛有一种悲剧性的孤寂情结。这真是个天大的误解。毛其实是在大言不惭的告诉斯诺，他就是神祗，他就是法律--“无发(法)无天”。
毛见外国人时，给毛当翻译很不容易。他在会谈时，常引用诗、文及俚语。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引用了清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典故：张英的家人与邻居争地界，发生纠纷，给他写信，他赋诗代信回覆：“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立即让地三尺，对方为此也让三尺，成了一条六尺巷道。毛引用了这诗的最后二句，用以表明他对中苏之间边界纠纷的态度。当时我看翻译十分为难，我不懂俄文，不知怎么译，但从尤京一脸茫然的表情看，他恐怕没有听懂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谈到和平共处，引用了宋末赵孟俯的夫人管道生给赵的一首诗：“你侬我侬，忒煞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他藉此说明中印二国的亲密关系。翻译很为难，说了很久，我不知道对方是否明白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庆祝苏共国庆四十周年时，毛在大会上讲到团结的重要性时，引用了俚语：“一个篱笆三个椿，一个好汉十个帮”。为解释这句话，翻译弄得一头大汗。
一九七一年毛初次会见季幸格，毛引用《红楼梦》中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美国的处境。可是这句话怎么也译不清楚。
毛常告诉我，“我念的是绿林大学”。毛是个彻头彻尾的叛逆分子，他反抗所有的权威，力求驾御一切--从最高政治决策到他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细枝末节，中南海内凡事都须经由他的首肯，甚至江青的衣着打扮。中国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他的批准。
毛没有朋友，自外于一般的来往接触。他和江青很少聚在一起，亲生子女更少。
就我所知，毛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虽很亲切，其实是铁石心肠，感受不到一丝爱或友情的温暖。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是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施。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演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我始终无法了解毛的冷漠，也许他曾目睹过多死亡，因此对人类的苦痛变得无动于衷。毛的第一位妻子杨开慧及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都被国民党处死，大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争中，他有数名子女在长征时夭折或是失散，永无下落。但我从未见他为失去这些亲人表露过任何情感。事实上，由于他一再逃过这些劫难，似乎只让他更相信自己会长命百岁，对那些死去的亲人，他只淡淡的说：“为了革命理想，总有人得牺牲。”
毛虽然行止孤独，消息却很灵通。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床上，一连好几天只罩件睡袍度日，但他勤于阅读，并总要他身边的人，用口头或书面向他报告中国境内和世界大事，因此他对上自中国偏远地区到全球各地，下至他宫闱中的倾轧夺权，都了若指掌。
毛痛恨繁文缛节。一九四九年，当时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建议，按照国际礼节，应该穿黑色衣服，穿皮底黑色皮鞋接见外国大使。毛听到后，大发脾气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搞他们那套做什么。”他穿灰色中山装，胶底黄色皮鞋接国书。从此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也一律穿灰色套服了，于是驰名于世的“毛服”也就随之出现。余因此被调职，文化大革命时余自杀。
毛拒绝服从任何时间表。他神出鬼没，行踪飘忽不定。每回他出去散步，回程一定走另外一条路。他从不重蹈过去的足迹，永远另辟蹊径。无论是在私生活或是在国家大事上，毛总勇于追寻前所未有的途径。
毛对历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覆翻阅的是历史书籍。他看过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惯于用过去来注释现在。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论，与我过去的想象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观点中，没有道德的顾虑。我在知道毛不但认同中国的帝王，而且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后，非常震惊。毛不惜用最残忍暴虐的方法来达到目标。
毛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纣王开辟了东南大片土地，使中国的疆土东抵大海，而且对中国的民族统一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比干这些人反对纣王的开拓疆土政策，当然要杀掉。纣王搞了些女人是事实，但是哪个皇帝不搞？
毛说：秦始皇是中国的广阔版图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人。至于焚书坑儒，焚的是宣传分裂的书，坑的是主张分裂的儒，而且杀的儒生不过四百六十个，实在算不上什么。有些人在这上面大作文章，真是“抓住一点，尽量扩大，不计其余”，完全颠倒黑白。
毛对武则天推崇备至(后来文革中江青以武则天自居)。有一次他同我谈到武则天。我说：“武则天疑心过大，告密过滥，杀人过多”。他说：“武则天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进行改革。唐室的宗室豪门大族想设法推翻她，是事实，不是她疑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将想杀死她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
隋炀帝则是沟通中国南方和北方，使南北方密切结合起来的伟大人物。中国的大河都是由西向东入海。隋炀帝开了由北向南的大运河，象一条大腰带，将中国拦腰捆住。毛说这段历史是唐人给完全歪曲了。
西方领袖中，毛对拿破仑极为推崇。他认为拿破仑打破了古典战争的常规，使战争的战略和战术起了革命性的改变。譬如，他进攻时，用密集大炮轰击取胜。毛推崇拿破仑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拿破仑进攻埃及时，曾带领大批学者、科学家到埃及，并因此建立了埃及学，研究古埃及文化源流。在这个事件的启发下，毛也决定组队到黄河的发源地青海省，去探寻中国文明的源头。
一九六四年汪东兴组织了一批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地质学者、水文学家和工程学家。汪为此从内蒙古及宁夏调来马匹，成立了一骑兵连，还另外调来大批行军器材和装备。毛和我每天一起练习骑马。毛最后决定八月十日起程。八月五日夜晚传来美国军队直接参加越南战争的急电，这样毛才取消黄河行的决定。
毛的历史观与常人不同，它反映毛本身的性格。毛爱惜古喻今，并自认对中国历史有极大贡献。我认为中国历代宫闱夺权诈术对毛思想上的影响远大于马列主义。
毛是个革命家属不争事实，他的目标是将中国改造成富强大国，但他却从过去的专制历史中寻求统治方法和权力倾轧的对策。
中国历史对毛所追求的新中国作用不大。毛认为中国文化已停滞不前，他要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有必要学习外国，改进外国思想，并使其适应中国国情。他常说：“中国的东西也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些，非驴非马，成了骡子也不坏。”
毛认为社会主义能激发中国人民的蓬勃创造力，并重造过去的盛世辉煌。苏联是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不得不向苏联寻求灵感。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坚持中国要“一边靠”。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的是求中国富足强大，文化复兴。换句话说，要创造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常说未经消化吸收的全盘西化不好，他也从未提倡将苏联那一套原封不动的搬来中国。他认为苏联在建设中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都可作为借鉴。
从毛第一次召见我开始，他便将对美国和西方科技的赞赏表露无疑。他深知要重振华夏声威，光学习苏联是不够的。因此他对“一边靠”的口号很有保留。
毛对自身的历史定位十分肯定，他从未质疑过他的角色。他是最伟大的领袖，万王之王--他统一中国，并将改造中国，使它恢复过去的辉煌。毛从未跟我用过“现代化”这个词。毛不是现代人，他念兹在兹的是使中国恢复昔日的繁盛风华。毛是革命家，也是和传统决裂的人，他要改造中国，重振大汉天威。毛将缔造自己的万里长城。他的不朽与中国的伟大交织在一起。整个中国都是他指下的试验场，毛就是中国。任何与毛思想相左或胆敢向他挑战的人，都被毛视为异端。毛毫不留情的铲除敌人，百姓的生命不值一提。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难接受毛竟会如此轻贱人民的性命，以达到他的目标。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总理访问中国。毛与尼赫鲁会谈时，毛明确表示，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为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民的性命。毛这样告诉尼赫鲁：“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这些话当时使尼赫鲁大为吃惊。
后来毛在一九五七年于莫斯科的演讲中又说过，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人)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人。②直到“大跃进”，上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荒，我才开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备至的暴君之间的相似之处。毛知道有上千万人饿死。他无动于衷。
我经过一再思索后，终于搞懂了毛的历史观点。此外，他这番话也是在明白告诉我，今后我对他只能绝对服从，不可稍加异议，忠贞不二是唯一的路。
外面的人看毛的宫闱世界，总有如雾里看花，觉得毛如此伟大，为他工作如此光荣，想离开一组简直是不可思议，只有那些对毛不够忠心的人才会被驱逐在朱墙之外。全中国也没有地方敢收容不明不白离开一组的人。
一组里的人有些是真的忠心耿耿。一来因为毛对他们有救命之恩，让他们有安全感(就象我的政治历史被毛一笔勾消一般)；二来他们崇毛如泰山北斗，视他为中国的救星。但却有另外一群人只是拍马屁，向毛争宠。毛的心里也很清楚，只因为他有用得着这些人的地方，所以留着他们，一但利用价值没了，毛便一脚把他们踢开。
一次我同汪东兴谈话，我向汪提出了这个疑问。汪说：“为人民服务，总要有具体的人啊。为毛服务，还不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在这里工作，是党分派你来的，还不就是为党工作吗？”
“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是毛喊出来的。中南海南墙入口的新华门后，这几个斗大的金字嵌在一片墙上，它也挡住了中国老百姓一窥今日紫禁城中高级领导生活和工作真相的视线。在中南海的政治学习中，总是强调要“为人民服务”，是为党工作，不是为个人。这口号使我激动不已，因此决心加入共产党。
后来我发现在毛这里工作，却成了向毛争宠。而毛呢？从来不用亲自穿鞋脱袜，梳洗理发。我对这“为毛服务”的一组现象非常不解。
我那时年轻天真，便听信了汪东兴这番教诲。
毛一旦怀疑一组人员和其他领导人--不管是周恩来、林彪或是刘少奇--关系过于密切，便立即将他们撤换。毛警告我：“祸从口出。”此后二十年中，历尽各次政治运动，不论是“大鸣大放”，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字报”、“小字报”，我都守口如瓶，只埋首于毛的医疗保健；甚至在我深深了解他的残酷暴虐之后，我也一迳保持沉默。我清楚，在中国只有毛有独立意志。
但我此时仍崇敬毛，他是中国的救星，民族灯塔，最高领袖。我将中国视为一个大家族，我们需要一个族长，毛主席就是大家的领导。我为毛主席服务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
注释
①爱德加.斯诺对此事的描述见TheLongRevolution(NewYork：Vintage，1971，p.175)。
②赫鲁晓夫记述毛在断言中国能制造更多的人口时语言的残酷，他及其他苏联领导为毛轻视生灵的态度大表恐怖。见KhrushchevRemembers，Tran.&ed.StrobeTalbott(Boston：LittleBrown，1974，p.255)。
11
我随同毛开始出巡之后，才见识到“为毛服务”的铺张浪费的一面。毛的安全和保健工作极尽周全。毛的舒适和享受是第一要务。我早知道毛的安全工作一向非常周延，但在中南海内我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等出巡时，这种过度奢侈的现象才变得份外明显。
毛不断的出巡各地，很少待在北京。他是个南方子弟，因此觉得与北京格格不入。广州、杭州、上海和武汉是他最喜爱的城市。毛每次外出都是好几个月，五一节、国庆日或接见外宾时才回北京义务露个面。毛行踪飘忽不定，有时他早上才决定去杭州，我们下午就匆匆上路了。由于警卫局怕会走漏风声，通常随行人员前一夜才通知要外出，却也不知道目的地。
毛通常乘专列出巡。毛的专列共计十一节。专列平常停放在离北京火车站相当远的车库里，以利毛秘密行动。毛的专列有二节主车，一节毛用，一节给江青备用。
江青只有一次与毛同乘这一专列。第三节是毛的餐车。毛的卧车非常豪华，里面装了一张大木床，大部分的地方都堆著书，前面四节满是上下铺的卫士、警卫、摄影员、机要员、厨师等随身人员的卧车。再接工作人员餐车一节，医疗急救车一节。
在毛那节车前另有一节备用主车。
专列没有冷气，夏天酷热难耐。一九六零年初期，铁道部从东德定制一列新专列，十分奢华，有隐藏式灯光、设备齐全、自然也有冷气设备。汪东兴、机要秘书林克和我同住一节，三人共用一起居室。每个车厢内有沙发、桌子、床和热水浴室。
专列沿途的安全措施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毛乘专列到外地一次，铁路的全线行车时间表都要改过，至少一个星期才能恢复正点运行。沿路火车站上匆忙的乘客和叫卖吃食的小贩全换上了安全警卫。专列驶进空荡荡的火车站，一路只见站台上的哨兵，感觉非常古怪。我和其他随行人员跟汪东兴说起这事后，汪便安排了一些打扮成小贩的警卫站在站台上，来增加真实感。
凡毛专列沿途经过的各省领导必须在其所属的省内，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在毛停留期间，每省铁路局都会派出一位司机和火车机车。沿线并有各省公安厅派警卫，每隔五十米放哨。我有一次和辽宁省公安厅一位处长聊起，他告诉我，一九五零年一月毛从莫斯科返国时，在北京到满洲里的铁路沿线上，两边每隔五十米派部队和民兵，轮流昼夜看守。他在一个铁路涵洞下蹲了两个星期，也不知道是谁经过，正是冬天冻得够呛。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火车上载的是毛主席。
毛乘火车也不受时间限制。除加水以外，不靠车站。他不睡的时候，不管多长时间，列车行驶不停。他要睡觉，无论什么时间都得停下来，一般都停在铁路支线的工厂或飞机场。这是工厂就要停工，机场要停止飞机起飞及降落。
有时毛会乘坐飞机。一九五六年夏天我第一次随毛坐机出巡。十月下旬毛去广州，他决定乘坐飞机去。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毛第一次乘飞机是一九四五年由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由延安飞抵重庆，进行“国共和谈”。
飞机的选用与试飞，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空军司令刘亚楼负责，他们经过多次讨论，商定乘坐苏联生产的“利-二”型客机。出发那早，刘亚楼陪同毛及其随行人员前往北京西苑机场。在这段时间，全国所有航线停飞，空军派出战斗机巡逻。随行人员分乘四架飞机，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及其他秘书、警卫员等随行人员乘坐一架伊尔十四。毛的司机、厨师、摄影师、两位食品化验人员及另一批安全警卫分乘两架飞机。其他大约二百名随行人员，则乘毛的专列先行出发。专列载有毛那辆苏联制、防弹的吉斯牌(Jis)车，毛下机后，预订乘车直奔广州小岛招待所。专列则停在白云机场，随时供毛外出使用。
毛的利-二坐机是小飞机，只有单螺旋桨。客舱内原有二十四个座位，前一半的座位拆掉，安装了一个单人床，一只小桌，两只坐椅，后半部只留下了四个坐椅。这架飞机除毛以外，还有卫士长李银桥、一名卫士、秘书林克和我乘坐。
刘亚楼将一位麻脸瘦高个子的军人介绍给毛说：“这是胡平，他开主席坐的这架飞机。”毛说：“这可要辛苦你了。”胡很善于言词，说：“能给主席开飞机，那太幸运了。”胡平在文化大革命后升为空军参谋长。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坠机身亡后，胡平被判刑。
将近中午抵达汉口机场。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书记刘克农，在原是蒋介石别墅的东湖客舍设宴宽待。东湖客舍环境优美，隔湖对面的是武汉大学。以前，外国人，特别是白俄，在汉口开了一些酒吧、饭店，雇用的厨师、服务员都经过专门训练。现在这批人中的一部分被调到招待所，做服务工作。
这次外出，使我对毛被奉承的情形大开眼界。王任重说：“史达林处理党内斗争问题，比主席差多了。他杀了那么多人，我们党对王明他们还是讲团结。”毛说：“是啊，应该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不同性质。对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从来不主张乱捕乱杀。”王说：“这是主席领导才做得到。”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任重，我感到他极会阿谀奉承。我从旁观察，毛对王相当亲切。无怪王的官运亨通，不过四、五年，升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虽然如此，毛也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文化大革命初期，王被调到北京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但很快被江青在群众会上，指斥为“背着文革小组活动”，而遭批斗。
将近下午六时，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广东省省长陈郁等人在机场等候。从机场乘车去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一路上突出的印象是街道脏乱，街上的人们大多穿着木底拖鞋，嘀嘀答答，十分吵人。
毛的广州之行是个机密。一组人员被拆散，分居数处，并不准随意外出、打电话、会客或收信。我们寄到家里的信件全由专邮送投。毛要走前几天，汪东兴才准我们随同广东省公安厅的公安人员外出观光。
毛的舒适仅次于安全措施。
和平解放北京后不久，没收了许多旧别墅，也相继造了些新的，供党领导专用。
中央办公厅在玉泉山上替五大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造了五个别墅。后来罗瑞卿和汪东兴(两人都是旱鸭子)又为毛加盖了游泳池。为了安全起见，游泳池只有两个澡盆宽，水只及膝。
毛为这小游泳池大为光火，此时彭德怀又在政治局会议中直言，指斥动用公款以为毛私用。毛于是用他自己的稿费付出建游泳池的费用。他此后没有去玉泉山住过①。
一九五零年中央办公厅又在北戴河海滨一带没收了许多旧别墅，分配给各领导，并特别为毛修建了“八号楼”。自此后，各省领导也争相在其省内为毛修建别墅，但他们以为毛喜欢最现代化的设备，别墅内装设了西式弹簧床和坐式抽水马桶。毛出巡时总带了一张大木板床和蹲式马桶随行。一九四九年到苏联莫斯科时，这个木床也运去了。一九五七年再去苏联的时候，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只有坐式马桶，他没有办法，最后取来一个便盆临时凑合救急。
陶铸在广州为毛和江青修建的小岛招待所最合毛的意，因此毛爱常去广州住。小岛招待所在珠江两支流交会处，整个小岛布置得象个大花园，种着广玉兰、白玉兰、栀子树、洋桃树、木瓜树、芭蕉和香蕉。
这里面原有一座孙中山先生的别墅，小巧的两层楼老式楼房，称为二号楼。省委书记陶铸觉得这楼太小，在旁边造了一号楼，两头各有一间卧室，毛住西首一间，江青住东首一间，中隔一极大大厅，可以开会，也可放映电影。靠西又修造了三号楼，是毛与江的起居室。
四号、五号和六号楼，是为刘少奇、周恩来及朱德来时用的。这次由罗瑞卿、杨尚昆和我们分住。我与林克住四号楼。
岛内布满武装明哨和暗哨，中央警卫团就来了一个中队。陶铸、罗瑞卿和其他公安人员深恐不到九十里外的香港内的国民党特务会想法子暗杀毛，因此这条珠江分支封了航，除去巡逻炮艇外，断绝航行。搞得岛上安静得出奇，只听到热带鱼的啾啾叫声。
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人员，加上毛在北京的随行人员，总人数将近二百人。他们大都住在位于与内陆衔接的对岸桥头公安大厅内。八到十个人挤一间房间。
毛的专用厨房设备良好，卫生安全，管理容易。北京巨山农场每天运菜过来，共毛的厨师使用。毛有时会试试广东的水果、青菜和鱼，但他还是爱吃油腻辛辣的湖南菜。
但公安厅大楼的饭厅问题很大。饭厅和厨房的服务员及厨师的工作量突然增加很多，地方原本又小，没有食品冷藏设备。菜蔬肉类堆放在一间小储存室内，堆满以后，放不下了，又堆在厨房外院子中。虽然已经入冬，可是广州天气还很暖，老鼠又多，疾病容易滋生，也有可能食物中毒。汪东兴便召集了北京来的一些人员，协助厨师们做好厨房的清洁卫生，建立食品包管与化验制度，我则负责小岛内部的医疗卫生工作组。
汪东兴和罗瑞卿为了毛的安全工作，可谓大事周章，虽然理由正当，毛仍然十分不满。后来毛批评汪东兴，在警卫工作上“前呼后拥，如临大敌，只相信自己，什么事都要自己带的人去干，不相信当地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更不相信群众。”毛从来感受不到身边警卫人员的紧张心情。毛清楚群众崇拜他，谁会想谋害他呢？
这年冬季因为毛在广州，其他的“中央首长”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都来到广州，以便开会。领导们分别住进四、五、六号楼，我则迁桥对岸的广东公安厅大楼住。其余政府首长分别住在小岛旁的广州军区招待所，和城里的广东省委招待所内。
陶铸为了表示对来广州的“客人们”的热情欢迎，在省委招待所举办宴会。陶来请毛，毛不愿出席这种应酬。陶一再请尝尝广东菜，毛仍不答应，最后同意让汪东兴、叶子龙和我参加，毛对我说：“你去，有什么特别的菜讲给我听。”
开饭前一个半小时，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主任田畴跑来找我。他十分焦急。他说食品化验在菜中化验出氰化物，全部饭菜封存，厨房工作人员也全部不准离开，汪东兴要我马上赶去省委招待所。
我赶去时，七张大桌上都已经铺好了白桌布。我走进厨房旁边一间食品化验室，各种菜、饭、酒、饮料的样品都放在那里，由北京带来的两位食品化验员，正忙得满头大汗。看见我进来后，他们似乎舒了一口气，说：“您来了，可好了。您看怎么办。”
广东省公安厅苏副厅长对我说：“这事情真奇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反复审查过，都没有政治问题。可也难说，离香港这么近，容易有坏人钻空子下毒。”
经化验后只有青笋中含有氰化物，其他的菜都没有问题。青笋是在招待所院子内的竹丛中自己挖出来的。于是又挖出一些青笋，化验表明确含有微量氰化物。我又赶到中山医学院，查阅书籍，青笋正常含有微量氰化物，是在正常食品允许含量以内。
我将情况向陶说明，陶立刻绽放满脸笑容，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等会我敬你一杯酒。” 苏副厅长拉我到一间客房，暗暗跟我说：“你可帮了大忙，刚才陶书记大发脾气，说是要处分我们。好在问题搞清楚了，饭也可以准时开了。要不然这黑锅我们可背不起。”
饭中，陶铸走到我前面，举杯对我说：“李大夫，我谢谢你，干杯。”我站起来，谢了他。陶转身对汪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汪乐吱吱的，嘴都合不上。
晚上回到小岛，我去看毛，毛正在看《明史》。我进去后，他放下书，问我有什么新闻。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他说：“我历来反对向外国乱搬乱学，搞个吃饭也要化验。在北京搞了还不算，又把这一套搬到外地搞，搞得人家人仰马翻。结果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告诉汪东兴，要改。”
我从毛那里出来后，到了汪的书房，告诉他毛的意见。汪很不高兴。我说：“你怎么这样不了解主席。我不讲，自然有别人会去讲。到那时，主席会说我有事不向他讲，对他不老实。而且别人讲，很可能跟事实有出入，给主席一个不真实的情况。他先有了一个歪曲的印象，就根本无法在改变。倒不如直接向他说明，听听他的意见。”汪觉得有道理。经过毛的批评，汪改变了毛的食品供应制度，取消了食品化验及试尝办法，巨山农场交给北京市，供应站仍保留，负责到各地采购食品(但这改变只是表面的，毛的食品仍大部分由巨山直接供应)。
以后我又将这些改变告诉了毛。毛笑起来说：“我说学苏联，难道拉屎撒尿也要学苏联？我就不学，我倒要学学美国。” 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江青也曾参与兴建这座小游泳池的决议。
12
江青这时也在广州，我们常常接触见面。
到广州后的第三天，卫士长李银桥来告诉我：“你最好去见江青，把主席这些天的情况，总的向她汇报一次。”我说：“到广州的当天，大家不是一同见过她了？”
他说：“不行。你要专门去见她一次，否则她会说你架子太大。”
我听了李的话，那早九点，我随护士到二号楼江青的书房，江青正低头翻看一本“参考资料”，她穿着潜蓝色连衣裙，半高跟白色凉鞋，头发仍向后挽成一个髻。
江青跟毛久了，也学毛看书这一手。但不同的是，她完全是在客人面前装幌子，甚至通报客人已到了的时候，她才拿起书来。
她示意要我坐下。我首先问候她好，这可是李银桥及护士分别一再叮嘱我，不可忘记的礼貌。
“主席的身体很好，”我做着说明，“没有定时的作息，已经成了习惯，而且是多年的习惯，不可能再改变了。勉强改会造成主席精神上增加负担。”
江青这是插话说：“你的意思是照这样下去，用不着劝主席定时起居了？”我说：“是这样，勉强改或加重失眠症状。”江轻蔑地说：“这就是医生的见解吗？”我说：“这是我的看法。”江青的眉毛向上一挑，两眼睁得圆圆的说：“你的见解同主席讲过了吗？”我沉静的说：“我讲过了。”
江青似乎是意想不到，用手指敲著旁边的茶几，正色说：“主席的意见呢？”我说：“主席讲同意我的看法，还说，已经老了，有些习惯不能再改了。”江青低下头，然后抬头用手一抿头发，微笑说：“我也是这种看法。以前别的首长劝主席改，我是不赞成改的。”
江青又问道：“那么安眠药呢？”我说：“主席长期有失眠。现在看来，使他入睡，恢复疲劳，安眠药有作用。”江青说：“你的意思又是不要改了。”我说：“是的，只要不再加大药量，可以不改。”江青严肃地说：“没有一个医生主张吃安眠药。你自己吃吗？”我说：“我不吃。”江青说：“你不吃，你知不知道安眠药有害？”我说：“最好是什么药都不要吃。可是主席这么多年的习惯……”我话没有说完，江青的脸色变得阴沉下来，又问我：“你也向主席说了可以吃安眠药？”我说：“是的，讲了，主席也同意。我累计了主席的睡眠时间，每天入睡总比前一天入睡时晚二到四小时。推迟晚些，睡眠长些；推迟得早，睡眠就短。平均下来每天可以睡到六小时。有时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小时没有睡，可是每次有这种情况，接下去就可以睡十到十二小时。平均起来，还是每天睡五、六个小时。所以看起来不规律，但是仔细算，主席的睡眠有自己的规律。”
江青抱怨我道：“这些你为什么早不同我说？”我说：“以前没有机会多谈。这些都是主席随便同我闲谈时，讲到的。”江青欠了欠身说：“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你有什么见解，先同我谈，再告诉主席。”江青说这话是想控制我，进一步间接控制毛。我是不会上她的圈套的。
我辞了出来。这时正好下着阵雨。我没有带雨伞，只好在中央大厅徘徊。
江青以为我已经走了，走出书房，在大厅看到我仍在那里。我立即解释说：“外面下阵雨……”江接着道：“大夫，你太拘谨，再进来坐一下。”我跟在她后面，走进书房。
江青开始问我在什么学校读书，在什么医院工作。她同我讲她在三十年代时，在上海的一次看病经历。
她说：“有一天我发高烧，一个医生问也没有问我的情况，潦潦草草看一下，开了药方就要走。我当时气坏了，问他为什么这么草率对待病人。他还是不理。我骂他真是外国资本家的走狗，真让人痛心。我药也没有拿，就回去了。”停了一下又对我说：“你们这些外国派头的医生，丝毫不关心病人的疾苦。”
我说：“不都是这样，从医学史上讲，一些伟大的医学家，都是为了解除病人痛苦，而不惜自己做出牺牲。这种事例多的很。”江青冷笑道：“这是庸俗的人道主义。”我说：“这些人的事例很感动人。”江止住我的讲话。她说：“你是大夫，我不喜欢别人同我辩论，我是一个病人。”
这时阵雨已过。我再次告辞，回去。
后来江青的护士告诉我，我走后江青一直在跟她嘀咕说：“这位李大夫傲慢，竟敢当面顶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不过看上去，这个人很有主见，而且不轻易放弃他的见解。这个人要好好整整。”
当天晚上我去见毛时，顺便将上午同江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毛。当讲到人道主义的话时，毛笑起来。他说：“我们并不笼统反对人道主义。我们反对利用人道主义模糊敌我界限。你的讲法，恐怕江青对你有意见了。以后要当他她的面，多说她的好话，给她戴上高帽子，她就会高兴。”
夜里吃消夜以前，见到汪东兴，我将白天和晚上的这段周折告诉他。汪眨眨眼说：“你太直了，也不会看脸色。对江青可要尊重，要不然……”我没有说下去。
我心里想，汪可能对自己有亲身体会，不便于向我讲清楚吧。我十分愕然于毛的这种方法。这同过去我听到的“教导”，要做正派的人，不能做阿谀奉承的小人，完全两样。
我既不肯给江青戴高帽子，又无法同情她，只好想法子了解她。江青生活条件极为优渥，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江青整天无所事事，生活毫无意义。毛处理公物忙碌，对江漠不关心，两人也早已不住在一起。毛大江二十岁，两人的生活习性和爱好真有若天壤之别。江青做事按部就班，井然有条；毛则反抗一切的常规礼范。毛非常嗜于阅读；江青没有耐心看完一本书。毛以他的健康和体力自豪；江青整日生病，愁眉不展。他们连口味都南辕北辙。毛爱吃辛辣的湖南菜；江青喜欢清淡的鱼和青菜，或是自以为懂得吃些她在苏联吃过的“西洋菜”--烤肉和鱼子酱。
毛也曾试着让江青做些工作。一九四九年以后，毛让江青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她的作风霸道，以毛的代言人自居，上上下下都和不来，只要离开宣传部。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任副主任。在这里她仍然颐指气使，气势凌人，不受欢迎，又被调离政治秘书室。第三次是专任毛的秘书，替毛从“参考资料”中，挑选一些所谓重要消息，送毛参阅。
可是这项工作，真正承担下来的是毛的秘书林克。因为江青根本不耐烦去读“参考消息”。真的要她读，她又分不出那些消息是重要的，因此对毛来说可谓毫无用处。
江青是中国人所谓的“小聪明”--小事精明，但知识水平不高，缺乏分析能力。
她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少，对于外国历史就更模模糊糊。她知道一些重要国家和世界领袖，但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知。比如她不知道西班牙在哪，其政治历史和现今领袖是谁。她读书常抓不到重点。她有次跟我说：“英国没有我们中国这么封建。他们就有过好几个女王。”
她对有些汉字不认识，又不肯说不认识，却问别人：“这个字用北京话怎么发音？”
她虽然知识水平不高，倒很喜欢讥笑他人的缺点。毛有次笑我说我的历史知识都是从京戏中学的。我深觉侮辱，因此有系统的去读了《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但江青日后仍常拿这事来奚落我。毛常送些书、文件和新闻给江青读，意思是要她多懂历史和时事，但江青常将它们搁置一旁。
她天天看香港进口电影，有时上午、下午到晚上都看。她长期“生病”，看电影是她治疗神经衰弱的办法。
一九五三年由中央卫生部与中央警卫局共同派了一位徐涛大夫，做她的专职医生。徐涛原本是毛的保健医生，但毛的身体好，平常没有什么医务上的事要办。因此毛将徐派到给了一天到晚生病的江青。
江青让徐涛有如生活在人间地狱中。一九五四年，中南海内展开反革命运动。在江青的指挥下，徐遭到批斗。后来江青也未曾善罢干休。今年到了广州，徐医生又被一个卫士指控对江青的护士有不正当的行为。
江青一名护士有轻度贫血，到广州后，经常头晕，她要求徐医生给她检查。徐医生在他们住的客房休息室里给她检查。要检查自然要脱去必须脱掉的衣服。一个农村出身，文化低下的卫士刚巧走进撞见。他对医学检查毫无概念，马上联想到不正常的关系上去。这便传出了徐医生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风言风语。
汪东兴不得不为此开了会，展开调查。汪本人和徐很熟，并不相信那些传闻，何况他清楚那年轻卫士本身目光狭窄，毫无见识。我参加了这次会，听到警卫们的指控，十分吃惊。这些指控极为荒唐。徐涛为人耿直，有些固执，但是道德上十分严谨。再说，徐医生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已被戴上反党小集团成员的帽子，不能再落井下石。我表明了我的这种看法，说明不能对医生的职业上的操作，做些莫须有的指责。
最后毛替徐涛出面。徐涛没事，那位卫士被撤职。
但江青这边可就没完没了。江青爱看片子，又怕片子没意思，引不起兴趣，就让徐医生先试看，好的再推荐给她看。有的片子徐认为不错，她看了认为不好，看完大闹，说徐利用片子使她精神上受折磨。徐说那让别人试看。她又说，看电影是治疗她精神衰弱的办法，医生不能不负责任。
江青的精神衰弱完全来自精神空虚，还又怕被毛抛弃的深沉恐惧。江的病状很特别，怕声音，怕光线，怕风。这些都无药可治。看电影是她逃避现实，寻找心理慰藉的主要方式。
问题是很少有江青喜欢的片子，她的影评更是刻薄不堪，常常好片子一到她嘴中就变成不值一看的大烂片。她常看《乱世佳人》，却说它颂扬美国南方奴隶制度，并且斥责我们这些爱看的人是“反革命”。一九五零年中期，没有人把她的高见当一回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她说的话可就左右了许多人的前途和生死。
就算江青觉得徐医生挑的片子不错，她还时有得闹。放映的时候，片子光线要合适，亮了伤眼，暗了看不清，两者都可以说成是要折磨她害她。电影室内温度要恒定，不能高，不能低，不可有风，必须空气好。这些实在不能同时做到。只好用两间房，一间映片子，映完一本，到另一间休息，映电影这间立即通风换空气调温度，再过来看。
有次广州寒流来袭，负责给锅炉房加煤的服务员得跪在地上，爬过江青的客厅窗户，免得打扰她的清静。有一次为了探戈是四步舞还是五步舞的问题，江青同卫士争了起来，最后，她叫卫士到院子里罚站两个小时。回北京时，她要飞机停在济南把她不喜欢的医生和卫士赶下机。她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身边总有五、六个人忙上忙下，弄得人仰马翻。替毛主席夫人服务是天大的光荣，但这工作的精神压力实在太大。
后来我才了解她的病源在于毛不断的拈花惹草。我负责管理他的护士，护士们多半是年轻漂亮，容易吸引毛的女孩。她同我多次讲过：“大夫，你可不要太天真。主席在感情上可不专一。你用的这些护士要注意，要教育他们。”还有一次，那是在北京的时候，一天傍晚，她一个人在一组后门的中南海木椅上坐着流泪。我正经过那里，吃了一惊。江见到是我，叫我过去，拭干眼泪说：“大夫，不要同别人讲。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连史达林也没有办法对付他。在男女关系的个人私生活上，也是谁也搞不过他。”
因为毛的外遇多，江又不能不想到，她的位置有可能被别的女人取代。刚开始时毛为顾及江青的颜面还偷偷摸摸的。但日子一久，便再也没那么小心谨慎。江青就撞见毛和她自己的护士许多次。她作为一个女人，自尊心受极大打击，又无可奈何。她又不敢公然表示她的怒意，怕毛会不要她。
有一次毛同我谈到江的病时，说：“江青就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讲不会的，可她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毛并不了解他的风流行为伤了江青的自尊心，及带给江极度的不安全感。
孤单、寂寞、抑郁的江青只好把气全出在服侍她的人身上。江青对毛唯命是从，我始终都不清楚她是否是心甘情愿。江青的言论行动，甚至她的穿戴，都得经过毛的首肯。极度的不安全感使得她待人刻薄、小器。她明明知道，叶子龙、李银桥和卫士们都是毛同女友联系的助手，却也无可奈何。尽管卫士们有汪东兴庇护，她不敢怎样。因此对待医生，她自可以肆意撒气了。
江青老是说别人精神虐待、折磨她；其实，她才是那个让别人痛苦的人。她的随从人员通常都做不久，受不了她，要求调走。徐涛到一九五六年秋天，也提出脱离临床看病太久，要求到医院学习提高。于是徐便调到北京协和医院去了。那时，我十分羡慕他的解脱。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李志绥(4)
7
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差不多是我与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六个礼拜后，汪东兴突然要我火速赶往北戴河。北戴河原是渤海湾内的一个小渔村。一九五零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直管理局在海滨给每位“中央领导人”预备了房子，就是将接收下来的别墅重新翻修，作为避暑之所。毛和他的随从几天前就去了北戴河。这次由原来的周泽昭医生陪毛同行。当时我还兼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仍未曾随毛主席出巡。我想这么紧急的召我去，一定是有很严重的事。
好在每天有一列由北京直开北戴河运送公文往返和政府官员的专车，我当天就到了。
我到了北戴河后才知道，当天凌晨时，一次寒潮引来狂风暴雨，涌起的海浪有一层楼高。毛一夜失眠，没有睡觉，要下海去游泳，风浪太大，卫士阻挡不住，打电话给汪东兴。汪匆忙赶到海滩，毛已要下海。汪劝阻毛不要下海，毛没有理汪，走入浪中游向深处。卫士、警卫员和一中队队员纷纷向毛周围游去。
汪看风浪太大恐怕出危险，焦急之下打电话给周恩来和罗瑞卿。周、罗二人赶到海滩，毛已游到远处。周感觉责任过大，又无可奈何，于是报告了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周希望刘出面阻止毛冒险，但被刘拒绝了。刘少奇也许只是识时务，不愿犯上大不韪的罪名来阻挠毛的一意孤行。
就在毛下海游泳的时候，江青也赶到海滩。她叫当时在场的周泽昭医生下海照顾毛。无奈周医生已经五十多岁，年事已高，不会游泳，不敢下海。江斥责他说：“主席游到风浪里去了。万一出事，你站在这边有什么用处。”于是周医生坐上一条小船追上去，可是风浪太大，颠簸之下，在船上根本坐不稳，他又晕船。等到毛回到海滩，周医生由警卫人员抬扶到岸上，只能躺在沙滩上呕吐。这更使江青大不满意。原来这就是要我立即赶到的原因。
毛游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回到海滩，对汪东兴极不满意说：“你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游泳。你自己横加阻挠还不算，还想用中央压我。”
汪东兴和罗瑞卿负责毛的安全工作，是毛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但他们面临了棘手的难题。如果毛出了事，不管他们有多忠心，也不管这是不是毛本人的意思，下场不但是被撤职，还会送命。
但毛却认为汪、罗两人想限制他的行动自由。毛进一步觉得政治局委员想控制他。毛总是我行我素，谁想阻挠、拂逆他，谁就挨一顿臭骂。这次的北戴河事件在毛与汪、罗两人关系上投下一道阴影。他的愤怒隐藏了许多年才终于爆发。
北戴河事件也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夏季将尽，周医生被悄悄撤了职。周离开中南海，前往北京医院任院长，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我的工作一来是替毛治病，二来是维持毛的健康。如果他生了不该生的病，或是有任何病痛，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我的工作与身家性命紧密相连，我必须小心毛身体上的任何细微变化。因此我得先行接近他，才能深入的了解他。自毛从北戴河回中南海开始，我每天都去见他。此后，我也随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我不断翻阅毛的病历时发现，近两年毛每次检查血液中的白血球，总数都高，其中的中性白血球计数也高。但是一九五零年以前的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很正常。这表明在毛的体内某处，有慢性炎症存在，但是没有检查，我确定不下来。
我不知该如何说服毛接受检查，他觉得自己很健康。一九五一年有几位苏联医生来帮他作身体检查，查了大半天，搞得毛大发脾气。自此后他就很讨厌医生。
一次他同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间他谈到战争，由此我谈到人体的抵抗力，谈到白血球是人类抵抗细菌的“战斗部队”。我告诉他，这两年他检查出来，白血球比过去高，表示身体某处有慢性炎症。他说：“为什么？”我说：“如果没有慢性的细菌增殖，身体不会有增加抵抗的表现。但是白血球并不太高，又没有别的不舒服症状，可见这炎症不严重，可能是在什么地方有窝藏细菌。”
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弄清楚。我告诉他先将容易藏细菌的副鼻窦、牙齿、喉咙和前列腺几个部位查一查就可以。他问我要多长时间。估计半个小时就完了。他要我立刻检查。 我先查了鼻腔和上颔窦及额窦，没有发现不正常。又查口腔，牙齿上积垢太多，成了一层绿色膜。毛保留着农村习惯，从来不刷牙，睡醒后，最多只不过用茶水漱口，叫他看牙医更是比登天还难。我想起，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上，彭德怀走来同我说：“主席的牙齿像是涂了一层绿漆，你们要劝他刷牙。”毛有几个牙齿，用手指稍压齿龈，就有少量脓液排出。我怀疑毛为了讨厌看医生，天大的病痛也强忍下来，不肯吭声。可见毛是极能耐苦的人。
我跟毛解释牙齿是主要问题。他说：“这怎么办呢？你给想想办法。”我建议他请个牙科医生看看，因为一般医生在学医的时候，虽然也学牙科，但只是稍微涉猎，尤其在毕业以后，更是从来不接触牙科，所以很生疏。他笑了说：“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么说起来，你倒不是强不知以为知。”他同意了我的建议。
随后我检查前列腺。他有包茎，包皮很不容易翻上去。自他迁入中南海以后，就再也没有洗过澡。他觉得洗澡浪费时间。他的卫士每晚在他批公文、看书或闲谈时，用一条湿毛巾替他擦身。毛右侧的睾丸没有降到阴囊，也不在腹股沟，所以是隐睾。这不会影响到性能力，但能导致睾癌。我得注意这个不正常现象。毛的前列腺不大，柔软。我做了前列腺按摩，用试管装了精液，拿回到办公室。
隔了两天，毛起床后，要去请牙科医生来。我请了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的张光炎医生。张是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院的毕业生，比我高两班，在学校时就很熟识。
临时诊所就放在菊香书屋内中间那饭厅里，理发用的高靠背藤椅正好用做诊疗椅。我接来张医生。张十分紧张，问我检查时有什么判断，又问我毛的习惯与性格。
我老实告诉张，毛的性格，我还不完全了解，因为我也初来不久，我只知道，他喜欢简洁，不喜欢迟缓罗嗦，张担心做不好。我说不会，他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配合好。我叫张放心。
我带著张医生走进北屋中间的那间饭厅。毛坐在藤椅上，正拿著一本线装书在看。毛在会见客人时，总是拿着一本书在看，以缓解心情紧张。另一方面，毛很清楚他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明白一般人都像对待神祗一样的对待他，拿著书也可帮助他先想好谈话的内容。他以说笑话、谈琐事做开端，使他的客人一下子就从精神紧张中松弛下来。特别是对初次见面的人来说，他表现得既机智，又幽默，且富于谈话的技巧。毛用亲切而不著边际的口吻，使见他的人自然而然地讲出真心话。
毛放下了书，笑著说：“一卷在手，看得昏天黑地，你们已经来了。”同时站起来与张医生握手，示意让我们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卫士给我们端来茶。给毛拿一个热手巾，毛擦了脸，又擦手，并且著意地擦一个个的手指。
然后毛问起张的名字，说：“你叫光炎，那么是光大炎汉的意思了。这个名字在清朝末年，反清运动时，是很吃的开罗。”又问张是哪里人，张回答是河北省人，不过在四川住了好多年。
毛说：“啊，河北，这河指的是什么河呢？”张说：“黄河。”毛说：“黄河原来靠北，自东汉以来，越来越向南移。河北离黄河越来越远了。”
毛点燃了一支香烟，又问张说：“四川是哪四条川呢？”张脱口说：“岷江、沱江、嘉陵江和金沙江。”毛笑了笑说：“不是金沙江，是乌江吧。乌江比金沙江大得多啊。”张也笑了说：“我想到主席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所以认为是金沙江。”毛大笑说：“那是写诗啊。”
当谈到张和我都是华西协合大学毕业，而张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毛欢快地说：“抗日战争时，在延安，美国派来一个军事代表团，和我们相处得很好。由美国来的医生，像马海德(GeorgeHatem)，一直同我们在一起不走。在消灭花柳病上，他出了很大力。他是你们的同行。”
马海德(一九一零～八八)于一九三六年和斯诺一同前往共产党北方基地陕西保安，后来终生留在中国行医，入了中国籍。
“美国也给我们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那时美帝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这言论简直是反革命。“你们是英美派的，我就用你们这些英美派。”他又对著张说：“我在学英文，李大夫就在教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是Socialism吧？”张说：“是。”
这时我看张已经完全放松，神态自如了。我说：“主席，现在检查吧？”毛说：“那好。”
张给毛清除掉许多食物残渣和齿垢。张慎重地向毛说：“主席以后要天天刷牙，齿垢太多了。”毛不以为然说：“我一向用茶漱口，不刷牙。老虎并不刷牙，为什么虎牙那么锋利呢？”这一下子将张和我都问住了，实在出乎意料，不知怎样回答。
毛眨眨眼说：“你们医生也有些生理现象说不清楚吧？”张说：“很多。”
张又提出要拔除左边上面第四个牙齿。张说：“这个牙齿的周围已经有脓，牙齿很松了，如果不拔，会牵连前后的牙齿。”毛说：“真有这么严重吗？”张正色说：“我可不敢乱说，这是真的。”毛点点头说：“那就照你的办。可是我很怕痛，你要多用点麻药才行。”
张悄悄地问我：“主席对普鲁卡因过敏吗？”我说：“在他的病例记载上，肌肉内注射过很多青霉素，都加普鲁卡因止痛，没有一次过敏反应。”张又悄悄同我商量说：“这个牙只要稍一夹就可以下来，还要用麻药吗？”我说：“还是用一点，这样他可以放心。”张说的对，真是轻轻一夹，就顺利地拔下来。毛十分高兴说：“英美派胜利了。”
过了两天，我又给毛取了耳垂血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恢复到正常。我将检查结果告诉他时，他高兴地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你胜利了，英美派万岁。”又让我准备好牙刷牙膏，决定刷牙。但是他坚持不到几天，就又放弃了。
往后几年毛仍有牙痛，也仍然讨厌看医生。他的牙齿全部变黑，一颗颗掉了下来。到一九七零年初，他后上方的牙齿全掉光了。好在毛说话或微笑时，嘴唇总能盖住剩下的牙齿，因此很少人注意到齿疏色黑的现象①前列腺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报告显示他没有生育能力。毛与他前后三位妻子生了好几个小孩。毛跟江青生的小女儿，李讷，那时不过是十五岁。看样子毛的生育能力是在中年后停止的，我一直无法找出病因。
我告诉他，前列腺没有问题，不过没有生育能力了。他说：“那么我成了太监了？”我说：“不是。”我这才发现毛完全没有基本的生殖常识。他也是现在才知道他的右侧睾是隐睾。我又解释说：“生育能力全看精虫是不是正常，性欲和性能力与精虫没有关系。”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毛担心的不是他的不孕症，而是性无能。他一直相信性生活活跃期是在十二岁到六十岁之间。他讲他年轻时，在韶山曾和一个十二岁女孩子有性关系。他一直对此事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一九五五年这时毛六十二岁，深恐从此丧失性能力。也是在此时毛开始有阳萎现象。毛坚信性能力和健康有直接关联。在我刚去他那里工作时，他正由别的医生建议肌肉注射鹿茸精，我不同意这种治疗，但骤然无法使他中止。随着他自己的年龄越老，他将上面说的年限不断扩大，最后成了“男女年龄在十一岁到八十岁之间”。这无非是以他自己的性经验做出的结论。
我只好等所谓一个疗程完结后，同他说明这类称之为“补肾壮阳”的药，对身体有害无利。他说：“你们医生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这个赞成，那个反对。看来医生的话，只能听七分。”但他也并未再坚持注射。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相信一些长寿的药，也想寻求这类药。例如，那时宣传很多的罗马尼亚医生勒普辛斯卡娅的长寿法，用肌肉注射奴佛卡因，即她称为H3的②。他很相信，要来了一些相关资料，详细看过，按法注射了将近三个月，他自觉没有什么效果而停止。
以后他还是要我找既安全又有效的壮阳药。我同泌尿科和精神科医生商量后决定用暗示治疗，胶囊内装上葡萄糖，取了一个名字，给他服用。 后来我发现毛在权力斗争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下，阳萎现象最为严重。一九六零年初期，他势如中天，阳萎突然完全治愈。毛和江青那时早已不同床，但毛跟那些年轻女孩完全没有问题--同床的女人数目增加而平均年龄骤减。
即使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他仍相信他自己年轻时写的一首诗。诗中自豪“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在一九六零年中期跟外宾说他准备去见上帝--或是马克思--完全只是一种伎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健康状况达到最高峰。
毛在被攻击时常久卧不起，但他也把生病当成一种政治策略。毛的健康状况常是中国政治局势的反映。
一九六三年，中苏关系陷入低潮，毛在苏联驻中国大使前表演了一出精湛的垂死大戏。他想籍此观察苏联对毛之死会有的反应。先前他在我及数位卫士的众目睽睽之下，在身上盖了一块毛巾被，假装痛苦万分，表情呆滞，语不成调。“我演得好不好？”他问我们。然后毛把苏联驻中国大使叫到床前，演将了起来。
相同地，在一九六五年，毛故意跟旧识斯诺说他快死了。毛这一方面是在刺探美国对此事的反应，另一方面想籍此使美国改变其中国政策。同年，他也告诉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同一句话，考验欧洲的反应。
毛常指控他人挑拨离间和阴谋诡计。但说起搞阴谋，谁都搞不过毛。
注释
①毛未曾修饰过的照片可清晰看见他微笑时露出的黝黑牙齿。
②一九九二年九月伯克莱《健康杂志》(WellnessLetter)指出，近几年新推出“一种有名的罗马尼亚防止老化的药方”，它能“使你一夜之间变得更年轻。”这灵丹妙药为普鲁卡因(商品名称为奴佛卡因，Novocain)。报告中声称一位安娜·阿斯兰医生在一九四零年代于布加勒斯特曾用此药进行试验。没有任何研究显示此药品是否真有其所宣称的效果。 在本书此处和其他处，读者将会发现中国医学界对此未达成学术共识。这在美国也是个新主张。
8
我刚给毛做专任保健医生时，毛的医疗问题都不严重--感冒、偶发性肺炎、皮肤搔痒、鸡眼或胃口不好。毛的便秘倒是非常严重，因此他的卫士两、三天就给他灌肠一次。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他的便秘。哪天突然正常如厕，便成了件大喜事①。
毛的精力充沛，异于常人。他计算时间的方法，与大家完全不同。上午下午，夜间白天，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的身体拒绝依照二十四小时的变换来运转，他大部分的活动都在夜间进行。
大体上，每次入睡的时间，总比头次入睡时晚三、四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又常常睡四、五个小时，或五、六个小时，就醒了。醒著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连续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个小时不睡，随即连睡上十或十二个小时，环境嘈杂也不受影响。也许毛的生理时钟一向就不规律，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初期曾想治好他的失眠症，但长达二十年的行军和革命生涯，使毛的睡眠完全纷乱不堪。毛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讲到失眠。这位英国元帅说，在第二次大战时，战况如何激烈，他也定时入眠。毛说，你真是好福气。
每当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时，象他一次同我说的，引了《西厢记》张生的一句话，真是“捣枕捶床”，无法成眠。于是无论昼夜，他总是做些体力活动，如游泳、跳舞、以求体力疲劳。在我做他的保健医生前，他已服用了二十年的安眠药。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给他开的是佛罗拉(Veronal)。一九四九年以后，改用温热葡萄糖水送服药效极强的安米妥钠(sodiumamytal)零点一克的胶囊一粒。毛按这个方法，往往睡不著，于是加服一粒或两粒，甚至三粒，也就是最多时，用到了零点四克了。而正是这个时候，大家最为紧张不放心的了，因为他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走路摇摇晃晃，可是又最不愿意别人搀扶。
我到职前，傅看到药量太大，惟恐中毒或成瘾，所以暗中将胶囊减量，只装零点零五克或零点七五克，告诉毛仍是每个零点一克，但毛服用剂量还是越来越大。
我知道毛服用的是安米妥钠后，感觉十分不妥，我从来不给病人服用这种药效强烈的安眠药，也怕毛会上瘾。我劝他不要吃药，毛回我一句：“那我不用睡觉了。”他不肯听，还是继续服用。
他有一次开玩笑问我：“你说一年多少天？”我很奇怪他怎么提这样的问题。我说：“自然是三百六十五天。”他说：“对我来说，一年恐怕只有二百多天，因为睡的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以后说：“不，要用醒的时间长度算。主席的一年要有四百多天，很象‘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了。”毛哈哈大笑说：“照你这样算，失眠倒成了长寿的办法了。”这自然是说笑话，我确很清楚他的意思，对失眠真要想想对策。
我同傅连璋谈过一次，要改变以上方法。安米妥钠是一种起作用慢，但作用时间长的安眠药，用来引导入睡比较差。我建议改用起作用快，而作用持续时间短的速可眠钠(SodiumSeconal)。晚饭前二十分钟服用零点一克的速可眠钠两粒，来迅速引导入睡。饭后可以再服一粒安米妥钠，以延长睡眠，而且要将胶囊内药量不同，告诉他本人。给毛服药的是他身边那些没有医学常识，农民出生的年轻卫士，而毛的保健是我的责任，我必须确定卫士们不会给毛服用过量才行。
傅同意这方法，我然后将这方法同毛谈了，而且说：“用这种方法，睡眠会好得多。”毛似信不信地说：“说嘴郎中没好药，试试看吧。”
事实上用这个方法以后，确实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时间长些了。后来有的胶囊只装葡萄糖，与不同剂量的安眠药配合服用，起了很好的效果。他有几次笑笑的同我说：“你这个偷工减料的药葫芦里，卖的药倒还管事。”
但有时毛的失眠严重到我的方法也不起作用。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
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病名在美国已不再被提起，在中国却非常普遍，毛和江青皆深为所苦。一般来说，神经衰弱是由心理抑郁所导致，但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等于丧失颜面，因此症状多转为生理疾病。神经衰弱最普通的症状是失眠，其他症状则包括头痛、酸痛、头晕、恐惧感、高血压、沮丧、阳萎、皮肤疾病、肠功能失调、食欲减退和脾气暴躁。
后来，我逐渐把神经衰弱视为在共产党内无路可走的政治体系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疾病。我第一次处理的病例是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大哥在“三反”运动中遭到批斗，发展出严重的神经衰弱，主要症状为高血压。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展开后，许多无辜的人被误打成右派，神经衰弱的病例大为激增。在国民党政府主政时，我未见过比例如此高的情况：那时不管政治局势变得多糟，总有法子可以逃离那个政权，但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是无处可逃。严重的精神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和忧郁症，都可以在共产党体制中得到通容；但轻微的心理困扰被硬批成“思想问题”。中国人觉得看心理医生是很丢脸的事。在毛在世期间，国内也根本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治疗，而且医生只提供药物，不可能深入探讨疾病的根源。
我从来不以“神经衰弱”一词，来界定毛的焦虑抑郁②。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毛会觉得我是在轻视他，我也会被撤职。他也从来不用这个词。毛久卧不起，忧郁终日时，他只简单说他心情不好，要我对症下药。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搔痒和阳萎，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有一次他接见非洲的代表团，许多团员围著他，兴高采烈，用手指著主席做了很多姿势，我察觉毛开始摇晃，连忙跑去扶他。因此，在他外出、走路、接见客人时，一定有人在旁扶持。当然，在他情绪高涨，精神振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而经过多次检查，毛无论心、脑、内耳都没有实质的病变。
毛的神经衰弱与一般人原因不同。毛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五十年代中叶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的问题不断增加。每在这种情况，毛就会长期失眠，在毛苦想应对战略和得到最后胜利的数周、数月中，睡眠变得非常混乱。我在初任他保健医生时，不清楚他正困在对农村合作社化的反弹险境中，而我帮他治疗的失眠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毛的目标是在迅速而全面化的完成中国的改革，他对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实施的农村土地改革并不满意，土改后私有财产制仍到处可见。毛要的是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农村合作社化。中国太贫穷，农村机械化则过于耗日费时。
一九五三年农村合作社化运动开始在农村展开，由于步调过快，又倾向于建立难以管理的大型合作社，要求农民缴交农具和牲畜，使农民和许多领导干部反对声浪日高。中国某些地方在建立合作社后不久，便立即撤销。撤销工作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下令执行。毛认为邓和一些党内官员主持下的农村工作部阻碍农村走向社会主义化的道路，从而取消了农村工作部。邓受到批评，从此一蹶不振。
另一方面，至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戴河，为了农村合作化问题，毛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更形紧张。在狂风巨浪中游泳，只不过是他表现出他决心无视于任何艰险，而勇往直前。
一九五五年秋到五六年冬，毛主持了一连串宣扬社会主义改革的会议。一九五五年的秋天，为了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批评共产党内有些领导人“右倾”，并号召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化的改革脚步。在这期间，他常常严重失眠。
十月中旬的一天，已经有三天没有睡好，这天又是连续三十几个小时不能入睡，服过几次安眠药都不起作用。他到了游泳池游泳。待我接到电话通知，赶到游泳池时，他已经游完。这时天气还暖，正是中午，他躺在躺椅上晒太阳。
我看他面色红润，精神很兴奋，可是神态却显得疲惫了。他要我坐下，问我游不游泳。我告诉他，今天还没有吃饭，不游了。毛笑了说：“我不吃饭，没有睡觉，还游了一个小时。吃过三次安眠药也不顶事，你是不是拿的偷工减料的安眠药？”我笑起来说：“主席，今天可都是真的。”他说：“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睡觉。”
我告诉他，可以服一次水合氯醛(chloralhydrate)试试看。傅连璋告诉过我毛一贯不吃水药，所以我说明，这可是水药，而且味道很不好吃，苦、涩，还有点辣。
他说：“我爱吃辣。这不相干，拿来试试。”
我坐车赶到弓弦胡同。那时傅连璋仍负责管理毛及其他领导人的药品，保健局药方经由香港公司由美国、英国和日本批药进来。为了安全起见，毛的药品都是用毛在一九四六年，在国民党围剿弃守延安时的假名--李德胜--来配药。
药剂师将瓶塞加上火漆密封印章，交给我。这时傅连璋知道了，跑过来，急切地说：“主席从来没有吃过水药，你怎么这样大胆，把这么难吃的水药给他吃？他发起脾气，怎么办？”我说：“傅部长，这些我事先都同他讲了。他让拿去给他试试。他在等着，我得赶快。有什么情况，我以后再向你报告。”我匆匆往外走，隐隐地听到傅在叨叨：“怎么这样莽撞，事先也不同我商量好了再办。”傅认为他是我的领导，应有权参与毛所有的保健问题。他以他与毛之间长久的关系自豪，自以为很了解毛主席，而毛也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但现在常跟毛接触的人不是傅连璋。毛正开始对我信任有加。
赶到游泳池，饭刚做好。我讲：最好先吃药再吃饭。毛同意，说：“那好，听你的。”我给他倒了十五毫升在小杯子里，他一口气喝下去，然后说：“味道很不错。我不喝酒，这倒像酒。”接着他又说：“这个灵不灵，还难说。”
这时饭菜摆上来，看来药的作用已经开始发挥了，他正处在安眠药作用开始的欣快期，饭吃得很好。等到吃完饭时，他已经昏昏欲睡，来不及回菊香书屋了，就到室内游泳池的床上睡了。这一觉，从下午近二时起，直到半夜十二时多才醒，足足睡了十个多小时。
醒后，他十分高兴，半夜把我叫回去，跟我说我这炮可打响了。
我走进他的睡房，他正在闭目养神，他睁开眼睛，拿半截香烟装在烟嘴上点燃，说：“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怎么会这样好？”我扼要说明了这药的性质和作用，并且说：“这是安眠药中最早出现的，十九世纪已经由医生普遍应用在临床，所以对这个药的作用和副作用，了解得最清楚。这个药对人体安全。”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吃？”我说：“主席不爱吃水药，这药味道又不好，所以不到不得已时，没有拿出来。”
事实上安米妥纳的效果和水合氯醛差不多，但是他已经几天失眠，当天又是疲乏不堪，再加上服药前，用语言和行动，使他在精神上接受了有力的暗示治疗，因此才会如此见效。
我想毛清楚他的精神衰弱根源在生、心理两方面。他也相信精神慰藉的力量。小时有次他病重，他母亲带他到佛庙里去拜拜烧香，毛服下香灰后，就不药而愈。“我反对摧毁佛寺，”毛在全中国“破四旧”捣毁庙宇时跟我说：“乡里农民，小病挺挺就过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医生，拜个菩萨，求点香灰回来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给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啊。”
他笑着说：“你倒是留了一手啊。你这个郎中还有点好药。你回去睡觉，我要开始办公了。”
从此以后，水合氯醛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安眠药，与速可眠钠同时用。到六十年代以后，毛上了瘾，不只吃饭前服安眠药，就是会客、开会、晚会跳舞，甚至性生活前都要服一次。
注释：
1。毛其他随身人员也描述毛的便秘。据说在井岗山，贺子珍用手指替毛抠便，后来她学会了灌肠。国共内战期间，毛拒绝使用盥洗室，都由他的警卫陪他到野外，在地上挖个坑如厕。据说在长征期间，毛顺利如厕可以激励红军士气。
2。在本书中，因为李医生未受过精神医学训练，李的用词“抑郁”是一般大众的用法，而非严格的医学名词(depression--忧郁症)。自毛去世后，中国人对心理疾病的观念已有改变，许多城市那都设有心理咨询诊所。
9
我一向不过问政治，对毛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之间剑拔弩张之势也一无所知。一九五六年初，我开始察觉到毛主席正在策划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到今天，我才懂文化大革命那场持续十年的政治大风暴，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播下了种子，赫鲁晓夫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共产党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中发表的那篇反史达林秘密报告是其导火线。
毛并未参加大会，由朱德率领中共党代表团前去苏联。朱面容慈善，那时已是七十岁，头发很黑而多。朱没有政治野心，解放后几乎是半退休，只担任几个荣誉职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官方性的巡查和在中南海的花房里种花--他养了上千盆兰花。人代会委员长是个闲差，但大家仍称他“朱总司令”。中国人民十分尊崇他在共产党所内做的贡献。
赫鲁晓夫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朱德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电报请示时，表示要支持反史达林。毛十分震怒。毛说：“朱总司令这个人十分糊涂。可见朱德和赫鲁晓夫都靠不住。”
毛对国家领袖的角色持着神秘主义的信念。毛从不曾怀疑他自身的领导能力。只有他的领导能改造中国。全天下都认为毛是中国的史达林。和一般中国人一样，毛视自己为民族救星。赫鲁晓夫的那篇反史达林秘密报告，直接对毛的统治构成威胁，质疑毛的领导，毛被迫起而迎头痛击。如果毛同意赫鲁晓夫反史达林的攻击，等于为往后会有的反毛运动铺路。毛决不容许此事。史达林于一九五三年去世后，赫鲁晓夫随即领导苏联，毛毫无异议。但发生反史达林事件后，毛转而对赫鲁晓夫深怀敌意。毛认为赫鲁晓夫违反了一条基本的革命道德--那就是忠心不二。赫鲁晓夫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归功于史达林的提拔；赫鲁晓夫此举无异是过河拆桥。
此外，毛觉得赫鲁晓夫这样做是为虎作伥---授美国帝国主义以柄。毛说：“他们不要这把刀子，我们要拿起这把刀子，我们要充分使用这个武器。你们苏联反史达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
我一直非常敬仰史达林。但是毛反对“反史达林运动”并不是出于对史的尊敬。
事实上，毛鄙视史。我听到毛形容他和这位前苏联领袖的关系不好时，非常惊愕。
毫无疑问地，毛在一九五六年初跟我说的一番话是气话。毛时常扭曲历史以迎合其政治目的。
毛对史的强烈个人憎恶要追溯到一九二零年代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时期。
一九二四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第三共产国际命令共产党与国民党携手成立统一战线。中国当时四分五裂，第三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完成统一，建立中央政府。但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悔，大举歼灭城市里的左翼分子，毛逃回湖南，亲眼目睹农民的暴动。毛于是认为，中国农民一定会起来领导二十世纪的革命。毛便大胆采取了一个合於中国历史情境，却为非正统马列主义的战术。毛发动共产党领导农民秋收起义。随即毛在江西井岗山建立基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毛在此号召农民的支持，实行土改，继续和蒋介石的军队做游击战，以耗损国民党的力量，进而领导农民攻占城市。苏维埃政权在毛领导下日渐壮大。
一九三零年，史达林指派当时才二十五岁，在苏联读了好几年书的王明为第三共产国际代表前来中国。据毛所言，王明虽未实际领导中国共产党，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按照王明的指示，执意将当时的革命路线由乡村推往城市。毛认为当时势力仍薄弱的红军一定会节节溃败，元气大伤，因此大力反对，而被打成保守右倾，并前后不下二十次被撤、降职，以及开除出党，并被封为狭隘经验主义。毛说：“长久以来，史达林骂我是红皮白萝卜，意思是外面红，里面白，我也没有骂他。”
江西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时，红军决定突围而出，开始了历史性的长征。在长征途中，毛夺回指挥权。
毛认为红军早期的失败全该归罪于史达林和第三国际的横加干扰。他说：“中国共产党自江西红军时代，深受第三共产国际瞎指挥的苦头，将大好形势搞得一塌糊涂，白区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我们没有怪史达林和苏联共产党，只怪我们自己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毛还骂王明是左倾的“投机分子”。
毛又说：“日本投降以后，史达林怕美国，要我们像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希腊共产党一样交出枪去，我们不同意。日本投降后，(我们)同国民党打起来了，苏联没有给我们一枪一弹的援助。淮海战役以后，又要我们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不要打过长江去。等到国民党在南京站不住脚，搬到广州去，英国和美国都不肯把大使馆搬到广州，可是苏联大使馆跟着去了，表示他们支持国民党，跟我们没有牵连。一九四九年冬天，我到莫斯科去谈判，史达林对我可是不相信了，一住两个月，史达林根本不谈。我发了脾气，不谈就不谈，我回去，这才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朝鲜战争，美国打到鸭绿江了，我们说应该出兵。史达林说不能出，出了兵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你不打，美国把朝鲜打掉了，中国、苏联岂不是唇亡齿寒？你不打，我们打。你苏联有武器，你怕英美说你援助我们，那么我们买你的武器，打起来与你没有关系。”①“高岗在东北，史达林封他东北王，实际上是插手中国党，搞分裂。”
这是毛首次明确谈到他对史达林的看法，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原来存在这么久、这么深的分歧。
但毛从未公开他的看法，他本身的革命领导地位和史达林过于息息相关。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中国国内领导人立场一下子泾渭分明。朱德表示要支持反史达林，大大触犯了毛。我从不认为朱德会对毛构成威胁。毛和朱德在江西时期曾分裂过，②因此朱德对“反史达林”的最初赞成反应，使毛与朱德隔阂加深，进而说这是“个人品质问题”。一九五六年的五一节，朱德身体不舒服，但他即使不能上天安门，也得上。每年五一劳动节，领导人都照合照，如果不在里面，就很耐人寻味了。朱德告诉陈琮英说：“如果我不上，别人会以为我犯了大错误，上不了天安门。”那年五一节中国领导合照的相片中，朱德脸色苍白，愁眉不展。朱德仍想确保他在毛主席身边的政治地位。
毛永远不会原谅赫鲁晓夫反史达林。一九五六年中，我也发觉毛对共产党领导同志非常不满。毛首先对他们对苏联模式依样画葫芦的死方法发难。
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已深受苏联模式影响，此时已建立了一个深入乡镇，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庞大国家官僚体系。农业合作化推展完成，城市中主要的工厂和商店收归国营。规模较小的手工业工厂和商店不是合作社化，就是交由地方政府经营。
就经济和官僚制度而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似乎已趋完善。
但毛所极力追求的国民精神改造--也就是中国的浴火新生--仍遥遥无期。在庞大繁杂的官僚体制建立后，昔日的革命斗士成为养尊处优的官僚，汲汲于追求显赫地位，而将毛的革命理想抛诸脑后。毛深感不耐，他要快速地推动改革，继续革命奋斗。但党官僚、领导干部纷纷发出警讯，坚持遵循苏联的渐进改革模式。毛则认为他们对苏联的模仿缺乏创意，在不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下，将苏联的组织体系全套抄袭过来。毛为此对当年并肩作战的领导同志十分震怒。
毛的革命需要大胆、气魄和斗争等特质，这些也是毛的性格。因此他认为其他领导人只会墨守成规。他们当中一些人同意赫鲁晓夫反史达林，无异是向毛的最高领导层下了挑战。毛戒心大起。毛不要他的任何下属在他死后，摇身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写黑报告告发他。在他有生之年，他会拔掉所有能破坏他统治的毒草。
他对共产党党内的不满逐日加深，多年后，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
注释
①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所使用的军火，其中有将近百分之九十购自苏联。
②朱德在井岗山期间曾与毛意见相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即针对朱德及陈毅而发。
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差不多是我与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六个礼拜后，汪东兴突然要我火速赶往北戴河。北戴河原是渤海湾内的一个小渔村。一九五零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直管理局在海滨给每位“中央领导人”预备了房子，就是将接收下来的别墅重新翻修，作为避暑之所。毛和他的随从几天前就去了北戴河。这次由原来的周泽昭医生陪毛同行。当时我还兼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仍未曾随毛主席出巡。我想这么紧急的召我去，一定是有很严重的事。
好在每天有一列由北京直开北戴河运送公文往返和政府官员的专车，我当天就到了。
我到了北戴河后才知道，当天凌晨时，一次寒潮引来狂风暴雨，涌起的海浪有一层楼高。毛一夜失眠，没有睡觉，要下海去游泳，风浪太大，卫士阻挡不住，打电话给汪东兴。汪匆忙赶到海滩，毛已要下海。汪劝阻毛不要下海，毛没有理汪，走入浪中游向深处。卫士、警卫员和一中队队员纷纷向毛周围游去。
汪看风浪太大恐怕出危险，焦急之下打电话给周恩来和罗瑞卿。周、罗二人赶到海滩，毛已游到远处。周感觉责任过大，又无可奈何，于是报告了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周希望刘出面阻止毛冒险，但被刘拒绝了。刘少奇也许只是识时务，不愿犯上大不韪的罪名来阻挠毛的一意孤行。
就在毛下海游泳的时候，江青也赶到海滩。她叫当时在场的周泽昭医生下海照顾毛。无奈周医生已经五十多岁，年事已高，不会游泳，不敢下海。江斥责他说：“主席游到风浪里去了。万一出事，你站在这边有什么用处。”于是周医生坐上一条小船追上去，可是风浪太大，颠簸之下，在船上根本坐不稳，他又晕船。等到毛回到海滩，周医生由警卫人员抬扶到岸上，只能躺在沙滩上呕吐。这更使江青大不满意。原来这就是要我立即赶到的原因。
毛游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回到海滩，对汪东兴极不满意说：“你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游泳。你自己横加阻挠还不算，还想用中央压我。”
汪东兴和罗瑞卿负责毛的安全工作，是毛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但他们面临了棘手的难题。如果毛出了事，不管他们有多忠心，也不管这是不是毛本人的意思，下场不但是被撤职，还会送命。
但毛却认为汪、罗两人想限制他的行动自由。毛进一步觉得政治局委员想控制他。毛总是我行我素，谁想阻挠、拂逆他，谁就挨一顿臭骂。这次的北戴河事件在毛与汪、罗两人关系上投下一道阴影。他的愤怒隐藏了许多年才终于爆发。
北戴河事件也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夏季将尽，周医生被悄悄撤了职。周离开中南海，前往北京医院任院长，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我的工作一来是替毛治病，二来是维持毛的健康。如果他生了不该生的病，或是有任何病痛，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我的工作与身家性命紧密相连，我必须小心毛身体上的任何细微变化。因此我得先行接近他，才能深入的了解他。自毛从北戴河回中南海开始，我每天都去见他。此后，我也随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我不断翻阅毛的病历时发现，近两年毛每次检查血液中的白血球，总数都高，其中的中性白血球计数也高。但是一九五零年以前的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很正常。这表明在毛的体内某处，有慢性炎症存在，但是没有检查，我确定不下来。
我不知该如何说服毛接受检查，他觉得自己很健康。一九五一年有几位苏联医生来帮他作身体检查，查了大半天，搞得毛大发脾气。自此后他就很讨厌医生。
一次他同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间他谈到战争，由此我谈到人体的抵抗力，谈到白血球是人类抵抗细菌的“战斗部队”。我告诉他，这两年他检查出来，白血球比过去高，表示身体某处有慢性炎症。他说：“为什么？”我说：“如果没有慢性的细菌增殖，身体不会有增加抵抗的表现。但是白血球并不太高，又没有别的不舒服症状，可见这炎症不严重，可能是在什么地方有窝藏细菌。”
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弄清楚。我告诉他先将容易藏细菌的副鼻窦、牙齿、喉咙和前列腺几个部位查一查就可以。他问我要多长时间。估计半个小时就完了。他要我立刻检查。 我先查了鼻腔和上颔窦及额窦，没有发现不正常。又查口腔，牙齿上积垢太多，成了一层绿色膜。毛保留着农村习惯，从来不刷牙，睡醒后，最多只不过用茶水漱口，叫他看牙医更是比登天还难。我想起，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上，彭德怀走来同我说：“主席的牙齿像是涂了一层绿漆，你们要劝他刷牙。”毛有几个牙齿，用手指稍压齿龈，就有少量脓液排出。我怀疑毛为了讨厌看医生，天大的病痛也强忍下来，不肯吭声。可见毛是极能耐苦的人。
我跟毛解释牙齿是主要问题。他说：“这怎么办呢？你给想想办法。”我建议他请个牙科医生看看，因为一般医生在学医的时候，虽然也学牙科，但只是稍微涉猎，尤其在毕业以后，更是从来不接触牙科，所以很生疏。他笑了说：“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么说起来，你倒不是强不知以为知。”他同意了我的建议。
随后我检查前列腺。他有包茎，包皮很不容易翻上去。自他迁入中南海以后，就再也没有洗过澡。他觉得洗澡浪费时间。他的卫士每晚在他批公文、看书或闲谈时，用一条湿毛巾替他擦身。毛右侧的睾丸没有降到阴囊，也不在腹股沟，所以是隐睾。这不会影响到性能力，但能导致睾癌。我得注意这个不正常现象。毛的前列腺不大，柔软。我做了前列腺按摩，用试管装了精液，拿回到办公室。
隔了两天，毛起床后，要去请牙科医生来。我请了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的张光炎医生。张是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院的毕业生，比我高两班，在学校时就很熟识。
临时诊所就放在菊香书屋内中间那饭厅里，理发用的高靠背藤椅正好用做诊疗椅。我接来张医生。张十分紧张，问我检查时有什么判断，又问我毛的习惯与性格。
我老实告诉张，毛的性格，我还不完全了解，因为我也初来不久，我只知道，他喜欢简洁，不喜欢迟缓罗嗦，张担心做不好。我说不会，他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配合好。我叫张放心。
我带著张医生走进北屋中间的那间饭厅。毛坐在藤椅上，正拿著一本线装书在看。毛在会见客人时，总是拿着一本书在看，以缓解心情紧张。另一方面，毛很清楚他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明白一般人都像对待神祗一样的对待他，拿著书也可帮助他先想好谈话的内容。他以说笑话、谈琐事做开端，使他的客人一下子就从精神紧张中松弛下来。特别是对初次见面的人来说，他表现得既机智，又幽默，且富于谈话的技巧。毛用亲切而不著边际的口吻，使见他的人自然而然地讲出真心话。
毛放下了书，笑著说：“一卷在手，看得昏天黑地，你们已经来了。”同时站起来与张医生握手，示意让我们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卫士给我们端来茶。给毛拿一个热手巾，毛擦了脸，又擦手，并且著意地擦一个个的手指。
然后毛问起张的名字，说：“你叫光炎，那么是光大炎汉的意思了。这个名字在清朝末年，反清运动时，是很吃的开罗。”又问张是哪里人，张回答是河北省人，不过在四川住了好多年。
毛说：“啊，河北，这河指的是什么河呢？”张说：“黄河。”毛说：“黄河原来靠北，自东汉以来，越来越向南移。河北离黄河越来越远了。”
毛点燃了一支香烟，又问张说：“四川是哪四条川呢？”张脱口说：“岷江、沱江、嘉陵江和金沙江。”毛笑了笑说：“不是金沙江，是乌江吧。乌江比金沙江大得多啊。”张也笑了说：“我想到主席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所以认为是金沙江。”毛大笑说：“那是写诗啊。”
当谈到张和我都是华西协合大学毕业，而张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毛欢快地说：“抗日战争时，在延安，美国派来一个军事代表团，和我们相处得很好。由美国来的医生，像马海德(GeorgeHatem)，一直同我们在一起不走。在消灭花柳病上，他出了很大力。他是你们的同行。”
马海德(一九一零～八八)于一九三六年和斯诺一同前往共产党北方基地陕西保安，后来终生留在中国行医，入了中国籍。
“美国也给我们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那时美帝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这言论简直是反革命。“你们是英美派的，我就用你们这些英美派。”他又对著张说：“我在学英文，李大夫就在教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是Socialism吧？”张说：“是。”
这时我看张已经完全放松，神态自如了。我说：“主席，现在检查吧？”毛说：“那好。”
张给毛清除掉许多食物残渣和齿垢。张慎重地向毛说：“主席以后要天天刷牙，齿垢太多了。”毛不以为然说：“我一向用茶漱口，不刷牙。老虎并不刷牙，为什么虎牙那么锋利呢？”这一下子将张和我都问住了，实在出乎意料，不知怎样回答。
毛眨眨眼说：“你们医生也有些生理现象说不清楚吧？”张说：“很多。”
张又提出要拔除左边上面第四个牙齿。张说：“这个牙齿的周围已经有脓，牙齿很松了，如果不拔，会牵连前后的牙齿。”毛说：“真有这么严重吗？”张正色说：“我可不敢乱说，这是真的。”毛点点头说：“那就照你的办。可是我很怕痛，你要多用点麻药才行。”
张悄悄地问我：“主席对普鲁卡因过敏吗？”我说：“在他的病例记载上，肌肉内注射过很多青霉素，都加普鲁卡因止痛，没有一次过敏反应。”张又悄悄同我商量说：“这个牙只要稍一夹就可以下来，还要用麻药吗？”我说：“还是用一点，这样他可以放心。”张说的对，真是轻轻一夹，就顺利地拔下来。毛十分高兴说：“英美派胜利了。”
过了两天，我又给毛取了耳垂血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恢复到正常。我将检查结果告诉他时，他高兴地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你胜利了，英美派万岁。”又让我准备好牙刷牙膏，决定刷牙。但是他坚持不到几天，就又放弃了。
往后几年毛仍有牙痛，也仍然讨厌看医生。他的牙齿全部变黑，一颗颗掉了下来。到一九七零年初，他后上方的牙齿全掉光了。好在毛说话或微笑时，嘴唇总能盖住剩下的牙齿，因此很少人注意到齿疏色黑的现象①前列腺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报告显示他没有生育能力。毛与他前后三位妻子生了好几个小孩。毛跟江青生的小女儿，李讷，那时不过是十五岁。看样子毛的生育能力是在中年后停止的，我一直无法找出病因。
我告诉他，前列腺没有问题，不过没有生育能力了。他说：“那么我成了太监了？”我说：“不是。”我这才发现毛完全没有基本的生殖常识。他也是现在才知道他的右侧睾是隐睾。我又解释说：“生育能力全看精虫是不是正常，性欲和性能力与精虫没有关系。”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毛担心的不是他的不孕症，而是性无能。他一直相信性生活活跃期是在十二岁到六十岁之间。他讲他年轻时，在韶山曾和一个十二岁女孩子有性关系。他一直对此事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一九五五年这时毛六十二岁，深恐从此丧失性能力。也是在此时毛开始有阳萎现象。毛坚信性能力和健康有直接关联。在我刚去他那里工作时，他正由别的医生建议肌肉注射鹿茸精，我不同意这种治疗，但骤然无法使他中止。随着他自己的年龄越老，他将上面说的年限不断扩大，最后成了“男女年龄在十一岁到八十岁之间”。这无非是以他自己的性经验做出的结论。
我只好等所谓一个疗程完结后，同他说明这类称之为“补肾壮阳”的药，对身体有害无利。他说：“你们医生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这个赞成，那个反对。看来医生的话，只能听七分。”但他也并未再坚持注射。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相信一些长寿的药，也想寻求这类药。例如，那时宣传很多的罗马尼亚医生勒普辛斯卡娅的长寿法，用肌肉注射奴佛卡因，即她称为H3的②。他很相信，要来了一些相关资料，详细看过，按法注射了将近三个月，他自觉没有什么效果而停止。
以后他还是要我找既安全又有效的壮阳药。我同泌尿科和精神科医生商量后决定用暗示治疗，胶囊内装上葡萄糖，取了一个名字，给他服用。 后来我发现毛在权力斗争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下，阳萎现象最为严重。一九六零年初期，他势如中天，阳萎突然完全治愈。毛和江青那时早已不同床，但毛跟那些年轻女孩完全没有问题--同床的女人数目增加而平均年龄骤减。
即使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他仍相信他自己年轻时写的一首诗。诗中自豪“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在一九六零年中期跟外宾说他准备去见上帝--或是马克思--完全只是一种伎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健康状况达到最高峰。
毛在被攻击时常久卧不起，但他也把生病当成一种政治策略。毛的健康状况常是中国政治局势的反映。
一九六三年，中苏关系陷入低潮，毛在苏联驻中国大使前表演了一出精湛的垂死大戏。他想籍此观察苏联对毛之死会有的反应。先前他在我及数位卫士的众目睽睽之下，在身上盖了一块毛巾被，假装痛苦万分，表情呆滞，语不成调。“我演得好不好？”他问我们。然后毛把苏联驻中国大使叫到床前，演将了起来。
相同地，在一九六五年，毛故意跟旧识斯诺说他快死了。毛这一方面是在刺探美国对此事的反应，另一方面想籍此使美国改变其中国政策。同年，他也告诉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同一句话，考验欧洲的反应。
毛常指控他人挑拨离间和阴谋诡计。但说起搞阴谋，谁都搞不过毛。
注释
①毛未曾修饰过的照片可清晰看见他微笑时露出的黝黑牙齿。
②一九九二年九月伯克莱《健康杂志》(WellnessLetter)指出，近几年新推出“一种有名的罗马尼亚防止老化的药方”，它能“使你一夜之间变得更年轻。”这灵丹妙药为普鲁卡因(商品名称为奴佛卡因，Novocain)。报告中声称一位安娜·阿斯兰医生在一九四零年代于布加勒斯特曾用此药进行试验。没有任何研究显示此药品是否真有其所宣称的效果。 在本书此处和其他处，读者将会发现中国医学界对此未达成学术共识。这在美国也是个新主张。
8
我刚给毛做专任保健医生时，毛的医疗问题都不严重--感冒、偶发性肺炎、皮肤搔痒、鸡眼或胃口不好。毛的便秘倒是非常严重，因此他的卫士两、三天就给他灌肠一次。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他的便秘。哪天突然正常如厕，便成了件大喜事①。
毛的精力充沛，异于常人。他计算时间的方法，与大家完全不同。上午下午，夜间白天，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的身体拒绝依照二十四小时的变换来运转，他大部分的活动都在夜间进行。
大体上，每次入睡的时间，总比头次入睡时晚三、四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又常常睡四、五个小时，或五、六个小时，就醒了。醒著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连续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个小时不睡，随即连睡上十或十二个小时，环境嘈杂也不受影响。也许毛的生理时钟一向就不规律，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初期曾想治好他的失眠症，但长达二十年的行军和革命生涯，使毛的睡眠完全纷乱不堪。毛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讲到失眠。这位英国元帅说，在第二次大战时，战况如何激烈，他也定时入眠。毛说，你真是好福气。
每当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时，象他一次同我说的，引了《西厢记》张生的一句话，真是“捣枕捶床”，无法成眠。于是无论昼夜，他总是做些体力活动，如游泳、跳舞、以求体力疲劳。在我做他的保健医生前，他已服用了二十年的安眠药。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给他开的是佛罗拉(Veronal)。一九四九年以后，改用温热葡萄糖水送服药效极强的安米妥钠(sodiumamytal)零点一克的胶囊一粒。毛按这个方法，往往睡不著，于是加服一粒或两粒，甚至三粒，也就是最多时，用到了零点四克了。而正是这个时候，大家最为紧张不放心的了，因为他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走路摇摇晃晃，可是又最不愿意别人搀扶。
我到职前，傅看到药量太大，惟恐中毒或成瘾，所以暗中将胶囊减量，只装零点零五克或零点七五克，告诉毛仍是每个零点一克，但毛服用剂量还是越来越大。
我知道毛服用的是安米妥钠后，感觉十分不妥，我从来不给病人服用这种药效强烈的安眠药，也怕毛会上瘾。我劝他不要吃药，毛回我一句：“那我不用睡觉了。”他不肯听，还是继续服用。
他有一次开玩笑问我：“你说一年多少天？”我很奇怪他怎么提这样的问题。我说：“自然是三百六十五天。”他说：“对我来说，一年恐怕只有二百多天，因为睡的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以后说：“不，要用醒的时间长度算。主席的一年要有四百多天，很象‘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了。”毛哈哈大笑说：“照你这样算，失眠倒成了长寿的办法了。”这自然是说笑话，我确很清楚他的意思，对失眠真要想想对策。
我同傅连璋谈过一次，要改变以上方法。安米妥钠是一种起作用慢，但作用时间长的安眠药，用来引导入睡比较差。我建议改用起作用快，而作用持续时间短的速可眠钠(SodiumSeconal)。晚饭前二十分钟服用零点一克的速可眠钠两粒，来迅速引导入睡。饭后可以再服一粒安米妥钠，以延长睡眠，而且要将胶囊内药量不同，告诉他本人。给毛服药的是他身边那些没有医学常识，农民出生的年轻卫士，而毛的保健是我的责任，我必须确定卫士们不会给毛服用过量才行。
傅同意这方法，我然后将这方法同毛谈了，而且说：“用这种方法，睡眠会好得多。”毛似信不信地说：“说嘴郎中没好药，试试看吧。”
事实上用这个方法以后，确实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时间长些了。后来有的胶囊只装葡萄糖，与不同剂量的安眠药配合服用，起了很好的效果。他有几次笑笑的同我说：“你这个偷工减料的药葫芦里，卖的药倒还管事。”
但有时毛的失眠严重到我的方法也不起作用。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
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病名在美国已不再被提起，在中国却非常普遍，毛和江青皆深为所苦。一般来说，神经衰弱是由心理抑郁所导致，但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等于丧失颜面，因此症状多转为生理疾病。神经衰弱最普通的症状是失眠，其他症状则包括头痛、酸痛、头晕、恐惧感、高血压、沮丧、阳萎、皮肤疾病、肠功能失调、食欲减退和脾气暴躁。
后来，我逐渐把神经衰弱视为在共产党内无路可走的政治体系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疾病。我第一次处理的病例是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大哥在“三反”运动中遭到批斗，发展出严重的神经衰弱，主要症状为高血压。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展开后，许多无辜的人被误打成右派，神经衰弱的病例大为激增。在国民党政府主政时，我未见过比例如此高的情况：那时不管政治局势变得多糟，总有法子可以逃离那个政权，但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是无处可逃。严重的精神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和忧郁症，都可以在共产党体制中得到通容；但轻微的心理困扰被硬批成“思想问题”。中国人觉得看心理医生是很丢脸的事。在毛在世期间，国内也根本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治疗，而且医生只提供药物，不可能深入探讨疾病的根源。
我从来不以“神经衰弱”一词，来界定毛的焦虑抑郁②。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毛会觉得我是在轻视他，我也会被撤职。他也从来不用这个词。毛久卧不起，忧郁终日时，他只简单说他心情不好，要我对症下药。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搔痒和阳萎，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有一次他接见非洲的代表团，许多团员围著他，兴高采烈，用手指著主席做了很多姿势，我察觉毛开始摇晃，连忙跑去扶他。因此，在他外出、走路、接见客人时，一定有人在旁扶持。当然，在他情绪高涨，精神振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而经过多次检查，毛无论心、脑、内耳都没有实质的病变。
毛的神经衰弱与一般人原因不同。毛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五十年代中叶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的问题不断增加。每在这种情况，毛就会长期失眠，在毛苦想应对战略和得到最后胜利的数周、数月中，睡眠变得非常混乱。我在初任他保健医生时，不清楚他正困在对农村合作社化的反弹险境中，而我帮他治疗的失眠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毛的目标是在迅速而全面化的完成中国的改革，他对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实施的农村土地改革并不满意，土改后私有财产制仍到处可见。毛要的是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农村合作社化。中国太贫穷，农村机械化则过于耗日费时。
一九五三年农村合作社化运动开始在农村展开，由于步调过快，又倾向于建立难以管理的大型合作社，要求农民缴交农具和牲畜，使农民和许多领导干部反对声浪日高。中国某些地方在建立合作社后不久，便立即撤销。撤销工作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下令执行。毛认为邓和一些党内官员主持下的农村工作部阻碍农村走向社会主义化的道路，从而取消了农村工作部。邓受到批评，从此一蹶不振。
另一方面，至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戴河，为了农村合作化问题，毛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更形紧张。在狂风巨浪中游泳，只不过是他表现出他决心无视于任何艰险，而勇往直前。
一九五五年秋到五六年冬，毛主持了一连串宣扬社会主义改革的会议。一九五五年的秋天，为了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批评共产党内有些领导人“右倾”，并号召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化的改革脚步。在这期间，他常常严重失眠。
十月中旬的一天，已经有三天没有睡好，这天又是连续三十几个小时不能入睡，服过几次安眠药都不起作用。他到了游泳池游泳。待我接到电话通知，赶到游泳池时，他已经游完。这时天气还暖，正是中午，他躺在躺椅上晒太阳。
我看他面色红润，精神很兴奋，可是神态却显得疲惫了。他要我坐下，问我游不游泳。我告诉他，今天还没有吃饭，不游了。毛笑了说：“我不吃饭，没有睡觉，还游了一个小时。吃过三次安眠药也不顶事，你是不是拿的偷工减料的安眠药？”我笑起来说：“主席，今天可都是真的。”他说：“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睡觉。”
我告诉他，可以服一次水合氯醛(chloralhydrate)试试看。傅连璋告诉过我毛一贯不吃水药，所以我说明，这可是水药，而且味道很不好吃，苦、涩，还有点辣。
他说：“我爱吃辣。这不相干，拿来试试。”
我坐车赶到弓弦胡同。那时傅连璋仍负责管理毛及其他领导人的药品，保健局药方经由香港公司由美国、英国和日本批药进来。为了安全起见，毛的药品都是用毛在一九四六年，在国民党围剿弃守延安时的假名--李德胜--来配药。
药剂师将瓶塞加上火漆密封印章，交给我。这时傅连璋知道了，跑过来，急切地说：“主席从来没有吃过水药，你怎么这样大胆，把这么难吃的水药给他吃？他发起脾气，怎么办？”我说：“傅部长，这些我事先都同他讲了。他让拿去给他试试。他在等着，我得赶快。有什么情况，我以后再向你报告。”我匆匆往外走，隐隐地听到傅在叨叨：“怎么这样莽撞，事先也不同我商量好了再办。”傅认为他是我的领导，应有权参与毛所有的保健问题。他以他与毛之间长久的关系自豪，自以为很了解毛主席，而毛也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但现在常跟毛接触的人不是傅连璋。毛正开始对我信任有加。
赶到游泳池，饭刚做好。我讲：最好先吃药再吃饭。毛同意，说：“那好，听你的。”我给他倒了十五毫升在小杯子里，他一口气喝下去，然后说：“味道很不错。我不喝酒，这倒像酒。”接着他又说：“这个灵不灵，还难说。”
这时饭菜摆上来，看来药的作用已经开始发挥了，他正处在安眠药作用开始的欣快期，饭吃得很好。等到吃完饭时，他已经昏昏欲睡，来不及回菊香书屋了，就到室内游泳池的床上睡了。这一觉，从下午近二时起，直到半夜十二时多才醒，足足睡了十个多小时。
醒后，他十分高兴，半夜把我叫回去，跟我说我这炮可打响了。
我走进他的睡房，他正在闭目养神，他睁开眼睛，拿半截香烟装在烟嘴上点燃，说：“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怎么会这样好？”我扼要说明了这药的性质和作用，并且说：“这是安眠药中最早出现的，十九世纪已经由医生普遍应用在临床，所以对这个药的作用和副作用，了解得最清楚。这个药对人体安全。”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吃？”我说：“主席不爱吃水药，这药味道又不好，所以不到不得已时，没有拿出来。”
事实上安米妥纳的效果和水合氯醛差不多，但是他已经几天失眠，当天又是疲乏不堪，再加上服药前，用语言和行动，使他在精神上接受了有力的暗示治疗，因此才会如此见效。
我想毛清楚他的精神衰弱根源在生、心理两方面。他也相信精神慰藉的力量。小时有次他病重，他母亲带他到佛庙里去拜拜烧香，毛服下香灰后，就不药而愈。“我反对摧毁佛寺，”毛在全中国“破四旧”捣毁庙宇时跟我说：“乡里农民，小病挺挺就过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医生，拜个菩萨，求点香灰回来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给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啊。”
他笑着说：“你倒是留了一手啊。你这个郎中还有点好药。你回去睡觉，我要开始办公了。”
从此以后，水合氯醛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安眠药，与速可眠钠同时用。到六十年代以后，毛上了瘾，不只吃饭前服安眠药，就是会客、开会、晚会跳舞，甚至性生活前都要服一次。
注释：
1。毛其他随身人员也描述毛的便秘。据说在井岗山，贺子珍用手指替毛抠便，后来她学会了灌肠。国共内战期间，毛拒绝使用盥洗室，都由他的警卫陪他到野外，在地上挖个坑如厕。据说在长征期间，毛顺利如厕可以激励红军士气。
2。在本书中，因为李医生未受过精神医学训练，李的用词“抑郁”是一般大众的用法，而非严格的医学名词(depression--忧郁症)。自毛去世后，中国人对心理疾病的观念已有改变，许多城市那都设有心理咨询诊所。
9
我一向不过问政治，对毛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之间剑拔弩张之势也一无所知。一九五六年初，我开始察觉到毛主席正在策划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到今天，我才懂文化大革命那场持续十年的政治大风暴，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播下了种子，赫鲁晓夫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共产党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中发表的那篇反史达林秘密报告是其导火线。
毛并未参加大会，由朱德率领中共党代表团前去苏联。朱面容慈善，那时已是七十岁，头发很黑而多。朱没有政治野心，解放后几乎是半退休，只担任几个荣誉职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官方性的巡查和在中南海的花房里种花--他养了上千盆兰花。人代会委员长是个闲差，但大家仍称他“朱总司令”。中国人民十分尊崇他在共产党所内做的贡献。
赫鲁晓夫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朱德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电报请示时，表示要支持反史达林。毛十分震怒。毛说：“朱总司令这个人十分糊涂。可见朱德和赫鲁晓夫都靠不住。”
毛对国家领袖的角色持着神秘主义的信念。毛从不曾怀疑他自身的领导能力。只有他的领导能改造中国。全天下都认为毛是中国的史达林。和一般中国人一样，毛视自己为民族救星。赫鲁晓夫的那篇反史达林秘密报告，直接对毛的统治构成威胁，质疑毛的领导，毛被迫起而迎头痛击。如果毛同意赫鲁晓夫反史达林的攻击，等于为往后会有的反毛运动铺路。毛决不容许此事。史达林于一九五三年去世后，赫鲁晓夫随即领导苏联，毛毫无异议。但发生反史达林事件后，毛转而对赫鲁晓夫深怀敌意。毛认为赫鲁晓夫违反了一条基本的革命道德--那就是忠心不二。赫鲁晓夫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归功于史达林的提拔；赫鲁晓夫此举无异是过河拆桥。
此外，毛觉得赫鲁晓夫这样做是为虎作伥---授美国帝国主义以柄。毛说：“他们不要这把刀子，我们要拿起这把刀子，我们要充分使用这个武器。你们苏联反史达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
我一直非常敬仰史达林。但是毛反对“反史达林运动”并不是出于对史的尊敬。
事实上，毛鄙视史。我听到毛形容他和这位前苏联领袖的关系不好时，非常惊愕。
毫无疑问地，毛在一九五六年初跟我说的一番话是气话。毛时常扭曲历史以迎合其政治目的。
毛对史的强烈个人憎恶要追溯到一九二零年代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时期。
一九二四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第三共产国际命令共产党与国民党携手成立统一战线。中国当时四分五裂，第三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完成统一，建立中央政府。但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悔，大举歼灭城市里的左翼分子，毛逃回湖南，亲眼目睹农民的暴动。毛于是认为，中国农民一定会起来领导二十世纪的革命。毛便大胆采取了一个合於中国历史情境，却为非正统马列主义的战术。毛发动共产党领导农民秋收起义。随即毛在江西井岗山建立基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毛在此号召农民的支持，实行土改，继续和蒋介石的军队做游击战，以耗损国民党的力量，进而领导农民攻占城市。苏维埃政权在毛领导下日渐壮大。
一九三零年，史达林指派当时才二十五岁，在苏联读了好几年书的王明为第三共产国际代表前来中国。据毛所言，王明虽未实际领导中国共产党，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按照王明的指示，执意将当时的革命路线由乡村推往城市。毛认为当时势力仍薄弱的红军一定会节节溃败，元气大伤，因此大力反对，而被打成保守右倾，并前后不下二十次被撤、降职，以及开除出党，并被封为狭隘经验主义。毛说：“长久以来，史达林骂我是红皮白萝卜，意思是外面红，里面白，我也没有骂他。”
江西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时，红军决定突围而出，开始了历史性的长征。在长征途中，毛夺回指挥权。
毛认为红军早期的失败全该归罪于史达林和第三国际的横加干扰。他说：“中国共产党自江西红军时代，深受第三共产国际瞎指挥的苦头，将大好形势搞得一塌糊涂，白区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我们没有怪史达林和苏联共产党，只怪我们自己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毛还骂王明是左倾的“投机分子”。
毛又说：“日本投降以后，史达林怕美国，要我们像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希腊共产党一样交出枪去，我们不同意。日本投降后，(我们)同国民党打起来了，苏联没有给我们一枪一弹的援助。淮海战役以后，又要我们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不要打过长江去。等到国民党在南京站不住脚，搬到广州去，英国和美国都不肯把大使馆搬到广州，可是苏联大使馆跟着去了，表示他们支持国民党，跟我们没有牵连。一九四九年冬天，我到莫斯科去谈判，史达林对我可是不相信了，一住两个月，史达林根本不谈。我发了脾气，不谈就不谈，我回去，这才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朝鲜战争，美国打到鸭绿江了，我们说应该出兵。史达林说不能出，出了兵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你不打，美国把朝鲜打掉了，中国、苏联岂不是唇亡齿寒？你不打，我们打。你苏联有武器，你怕英美说你援助我们，那么我们买你的武器，打起来与你没有关系。”①“高岗在东北，史达林封他东北王，实际上是插手中国党，搞分裂。”
这是毛首次明确谈到他对史达林的看法，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原来存在这么久、这么深的分歧。
但毛从未公开他的看法，他本身的革命领导地位和史达林过于息息相关。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中国国内领导人立场一下子泾渭分明。朱德表示要支持反史达林，大大触犯了毛。我从不认为朱德会对毛构成威胁。毛和朱德在江西时期曾分裂过，②因此朱德对“反史达林”的最初赞成反应，使毛与朱德隔阂加深，进而说这是“个人品质问题”。一九五六年的五一节，朱德身体不舒服，但他即使不能上天安门，也得上。每年五一劳动节，领导人都照合照，如果不在里面，就很耐人寻味了。朱德告诉陈琮英说：“如果我不上，别人会以为我犯了大错误，上不了天安门。”那年五一节中国领导合照的相片中，朱德脸色苍白，愁眉不展。朱德仍想确保他在毛主席身边的政治地位。
毛永远不会原谅赫鲁晓夫反史达林。一九五六年中，我也发觉毛对共产党领导同志非常不满。毛首先对他们对苏联模式依样画葫芦的死方法发难。
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已深受苏联模式影响，此时已建立了一个深入乡镇，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庞大国家官僚体系。农业合作化推展完成，城市中主要的工厂和商店收归国营。规模较小的手工业工厂和商店不是合作社化，就是交由地方政府经营。
就经济和官僚制度而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似乎已趋完善。
但毛所极力追求的国民精神改造--也就是中国的浴火新生--仍遥遥无期。在庞大繁杂的官僚体制建立后，昔日的革命斗士成为养尊处优的官僚，汲汲于追求显赫地位，而将毛的革命理想抛诸脑后。毛深感不耐，他要快速地推动改革，继续革命奋斗。但党官僚、领导干部纷纷发出警讯，坚持遵循苏联的渐进改革模式。毛则认为他们对苏联的模仿缺乏创意，在不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下，将苏联的组织体系全套抄袭过来。毛为此对当年并肩作战的领导同志十分震怒。
毛的革命需要大胆、气魄和斗争等特质，这些也是毛的性格。因此他认为其他领导人只会墨守成规。他们当中一些人同意赫鲁晓夫反史达林，无异是向毛的最高领导层下了挑战。毛戒心大起。毛不要他的任何下属在他死后，摇身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写黑报告告发他。在他有生之年，他会拔掉所有能破坏他统治的毒草。
他对共产党党内的不满逐日加深，多年后，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
注释
①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所使用的军火，其中有将近百分之九十购自苏联。
②朱德在井岗山期间曾与毛意见相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即针对朱德及陈毅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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