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我们的邻邦、中国
在我统治西藏的几年间,以前不曾使我们担忧过的,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定地位,突然间,对我们变得特别重要。因此我在这一点上,先谈谈我们在世界地位上的真实历史。
史前的西藏推测为无人拥有的为森林和雪山环绕的内陆海,当人类在那里出现后,其中一些人为别人承认为首领,首领们指导其部落的生活。
这些部落的联盟得以构成一个单纯的西藏民族,拥聂墀赞普为第一代藏王,这是不少于2000年前的事。此年为木虎年,或者公元前127年,或者按照印度计年法是佛灭后418年。在他以后共有四十代国王继任;在前二十七代国王的统治时期,「本教」在全国兴起,同时,还有许多别的奇怪的信仰。
而在第二十八任国王拉妥日年赞统治期间,西藏发生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卷佛陀的教法传到他的手里,而佛教的传播便在西藏开始。
第三十三代国王松赞干布,在更坚定地树立新宗教上作出了许多贡献。他出生于地牛年,［公元629年,佛灭后1173年］。他在年轻的时候,把他的大臣端美三菩提送到印度去学习。这大臣回到西藏后创制了现在的藏文字母。国王给精神和物质生活树立了高尚的风俗,制订了十条宗教服务法规和十六条公德法则。寺庙,包括拉萨的大昭寺就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建立的,而许多佛堂以及布达拉宫的建设也开始了。除了三个西藏妻子外,他还娶了中国和尼泊尔的两个公主,也许在她们的鼓励下,两尊释迦牟尼佛像也从尼泊尔和中国带了过来。而在我四岁第一次到达拉萨时,就在大昭寺里的一尊佛像前礼拜。在松赞干布的统治时期,引进了许多印度、中国和尼泊尔的交易技巧,西藏因而在经济上有所改善,人民更加繁荣和幸福,国力也增强了。
在第三十六世国王墀德祖赞统治时期,中国与西藏发生过一段时期的战争。国王的噶伦塔日卢供征服了几个中国省份。至今,在布达拉宫前矗立着一支石柱,纪念这位噶伦的胜利。
第三十七代国王赤松德赞生于铁马年［公元790年,即佛灭后1334年］。他在位时,曾邀请博学的印度学者堪布菩提萨 ［编者按:即寂护］和阿（一门里面一者字）黎莲花生大师来西藏。许多印度班智达和通晓梵文的西藏学者把佛陀的经典译成了藏文。这期间,兴建了桑耶寺,而西藏第一批七人受戒为僧。国家政府势力在增大,国土也随之广阔地拓展。
在第四十世国王迟惹巴仅［编者按:即赤祖德赞］的统治下,(他生于火狗年,公元866年,佛灭后1410年),西藏的僧人数目大为增加。他在位时中藏之间再次发生战争,西藏再次征服了中国的很大一部分,但西藏的喇嘛和称为「和尚」的中国僧人居中调停。在公古墨汝处的中藏边界, 曾设立了石碑,类似的石碑也立于中国皇帝宫前和拉萨的大昭寺前。在这两块石碑上用藏汉两种文字刻有共同的誓盟［编者安:即唐蕃会盟碑］,说西藏和中国都将不侵入所划定的边界。
第三十三世、三十七世和四十世国王都被认为西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我们的人民至今还深为敬重他们。
然而,铁鸟年［公元901年,佛灭后1445年］,第四十一世藏王朗达玛登基。他的统治纪录是,他的前任所作的任何事,他都不作。他和他的噶伦们竭力摧毁佛教和西藏的风俗习惯。在他六年邪恶的统治后,他被暗杀了。
因此,从西藏的第一世国王到第四十一世国王的被暗杀,时间的车轮正转过了一千年。在这一千年期间,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都在稳定地增长。但朗达玛王死后,王国已被瓦解。该国王有两位皇后,两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并不是他的真孩子。皇后们争执着,噶伦们也参与其中,而西藏终于在那两个王子间瓜分了。这次瓜分带来了更多的分裂割据,西藏因而成为一小块王国林立的土地。这种局面长达347年。
公元十三世纪,萨迦寺的大喇嘛法王八思巴前去中国做了中国皇帝忽必烈的国师。在水牛年(公元1253年,佛灭后1797年),他回到西藏,并成了西藏所有三个「部」,或者省份的统治者,成为我国的第一位僧王。以后的九十六年间,这国家为萨迦寺的二十位喇嘛所相继统治。再后的八十六年间-----从公元1349年到1435年---由帕摩竹巴传承的十一位喇嘛统治。然后,又回到世俗王朝的统治。1435到1565年为四代仁邦王统治,1566到1641,为三代藏巴汗统治。就在水马年［公元1642年,佛灭后2186年］达赖喇嘛接受了全国的统治权,而现今所谓的「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确立了。此后的300多年间,十位继任的达赖喇嘛成了西藏的政教统治者,而在他们圆寂后,或是幼年期间,僧俗摄政们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维持政府。
第五世达赖喇嘛第一次掌握了世俗权力。第一世达赖喇嘛是「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编者按:即根敦朱巴］;这两位化身都是非常博学之土,第一世于灵性,第五世于宗教和政治皆极为卓越。公元1652年,中国的首任满清皇帝顺治邀请他视为上师的五世达赖喇嘛访问中国,并以西藏国王的礼遇接待他。
直到公元十九世纪末为止,在达赖喇嘛的两个半世纪统治期间,达赖喇嘛和中国皇帝之间关系和睦。一边是宗教领袖,另一边是单纯的政治领袖。那皇帝指派了两位「驻藏人臣」长驻拉萨。他们实施了某些权力,不过是通过达赖喇嘛的政府而实施的,而且随着时日飞逝,他们的权力逐渐消失。
在我的前任、伟大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期间,西藏才第一次扩大了它的国际关系。我已经写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是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何重组军队。他还派送学生去海外学习;建立小型水电站和工业;引进邮电和电讯业务;发行邮票,新的金元和银元以及货币。他也对格鲁派寺院的宗教课程作了修订。在他的统治期间,西藏还缔结了多项国际协定。
十九世纪末,印度的英国政府开始欲与西藏建立商务关系,而且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西藏和英国领地上发生过多宗小型的边境纠纷。英国因此得决定是与中国还是与西藏进行谈判。自公元822年刻立唐蕃会盟碑以来除了1247年签署的文件以外,西藏和中国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条约,所以无需多加引导英国人作选择。然而,在1893年,他们却与中国签下了协定,定下了边界,而且英国人被授予现今西藏南部的某些通商权。
但西藏政府并不承认这项协定。当中英双方使节树立界碑时,西藏人在一旁静待着;等他们一走,便把这些界碑拔掉了。当英国申请通商权时,政府告诉他们那项条约只为英国与中国签订,在西藏决无实际作用。西藏人,出于性格随和,与中国和平相处。但,这是第一次,当任何别的势力想与西藏制订国际协定,仅仅因为驻藏大臣的存在,而可能给中国政府一个声称以西藏名义签约的权利和机会,这事在西藏从来就没有过。而且,直到那时,他们才想到中国原来企图剥夺他们的独立主权。
英国对于得不到通商权,毫无疑问也对界碑的失落大为恼怒。英国的印度总督克钟爵士曾说,他认为「宪法虚拟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只是便利于双放的一种政府晃子。」1903年,他派遗一支军队向拉萨推进。军队在路上停留了很久。当这支军队滞留时,驻藏大臣向英国指挥官送信说他将去能力低抗任何中国可能决定作出的步骤。而中俄协定反给中国自由插手西藏增添方便,因它限制英国使其保持不干涉。因此,中国尽管有其与英国的协定,还是侵入西藏。达赖喇嘛被迫再次逃亡,这一次在英国的印度庇护之下,中国军队于1910年,进入拉萨。
然而,满清皇朝已摇摇欲坠。1911年,中国爆发了革命。驻藏的中国军队的军饷和供应被截断。他们发起了反军官的暴动。1912年,藏人把残余部队,连同驻藏大臣们一起赶出这个国度。随之,西藏从1912年到1950年中国的人侵期间,保持完全独立。中国,或者别的任何国家在西藏都没有任何权力。
在驱逐中国军队期间,达赖喇嘛由印度返回,并发布了一则西藏独立的宣言。宣言上盖的是一个由西藏人民赠给达赖喇嘛的印章,而不是很久前中国赠送的那枚。早期西藏公文开头均有「由中国皇帝命令达赖喇嘛为佛教法王」的字样。但是三世达赖喇嘛改为「奉佛陀之命。」
然而,宣言的发布和取得了我们的独立之后,我们疲惫于这一门争,因而回归到古老的孤立。我们没有与中国缔结任何条约,结果,我们既成事实的独立并没有法定的国家地位。1913年,英国试图邀请中国和西藏代表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以此决定这一问题。三方代表地位平等,经过一番长久的讨论后,他们签署了一项草案协定。会议期间,英国奉劝西藏同意中国宗主权的概念,又奉劝中国同意西藏的自治。英国和中国都将尊重西藏领土的完整,不向西藏派遣军队,不干预西藏政府的政务。
但是,尽管中国代表在这一协定上签了名,中国政府却拒绝签署。因此只有西藏和英国分别签署,同时发布一项分开的宣言,即只要中国拒绝签署,中国即被剥夺协定上的任何特权。中国从没有签署此协定,因而在这法定的形式上,她也就永远无权提出其宗主权。
因此,问题尚悬而未决。而每当这问题一提起,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根本就没有中国人在西藏把持任何权力,而西藏为期三十八年,行其独立之道。西藏没有参与中日战争,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也坚持中立,拒绝由印度经西藏领土转运给中国军用物资。但在这个期间,西藏人也从没有采取主动,向世界证明她的独立,因为似乎毫无必要。但不时有他国政府采取行动,以某种形式来证实他们接受我见他。但西藏政府不让驻藏大臣离开拉萨。西藏军队与英国军队作战,但被击败,达赖喇嘛东逃,英军于1904年进入拉萨,并与西藏政府签订了条约。
在达赖喇嘛出外的时候,那条约是由摄政签名,使用达赖喇嘛的印盖,以及由噶厦、国会和哲蚌、色拉与甘丹三大寺盖章。事实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签订了一项国际协约。它确立了边界和通商权,还在别的条款中同意,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任何外国势力不得干预西藏事 务。中国并没有在这项文件里被提及,而从这一删略,它也一定包括在没有特指的外国势力中。协定一当签署,英军即撤出西藏,从此也再没有威胁过我们。
中国政府从没有对该条约提出异议。两年后的1906年,英国似乎害怕中国会干预他们的通商权,又与中国制订了一项得以使中国政府正式接受英藏条约为条件的协定。因此,只要国际协定生效,中国在西藏的残余权力已宣告结束。
然而,英国却自相矛盾。曾有一段时期,英国与俄国成为亚洲影响圈的敌手。1907年,他们签订了一项同意两者都不干预西藏,而只经过中国的中介与西藏谈判的协议。这项协议与别的条约自相矛盾,而且尽管英国知道中国在我国并无实权,它还是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
宗主权是一个陈旧而含糊的语词。也许这是用以描述1720年到1890年之间的藏中关系的最近似的西方政治术语。但这依然是不准确的,它的 使用曾误导了整个世代的西方发言人。它并没有考虑到那相互间的精神关系,或者没有意识到那种关系仅是达赖喇嘛和满清皇帝之间的私人关系。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不可以现成的西方术语描述的古老的东方关系。
另一个关于英国的矛盾性的解释是:他们在西藏已自我确保了并不受到这一新的协定影响的优惠国地位,而且乐意放弃直接与西藏交涉的权利,以抵制俄国的步其后尘。另一个解释是,前两项条约是由英国的印度政府签订的,而第三项则是由伦敦的英国政府签订的,而那一次并非真正理解前两次缔约的意图。而印度也许更比英格兰理解这东方典型的藏中关系。但此事自始至终,中国和西藏都没有要求签署这项协议,因此,这一点也并不约束西藏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英军远征拉萨所导致的一个不幸的结局是;它使中国面对了自己的势力已消失的事实。因而,一当英军重创了西藏军队,与及撤退之后,西藏便无国的独立。因此在1947年,当亚洲各国在德里举行大会,西藏代表与别国代表以平等的身份出席,西藏国旗也在别的国旗中间飘扬。在同一年,当印度独立以后,印度政府以这样的措词来回复一封西藏通信;「印度政府乐于保证:西藏政府有意在现存的基础之上继续双方关系,直到任何一方提出事务及缔结新约为止。此为各国政府所接纳之程序,以此印度政府继续承认英皇政府缔结之各项条约。」在1948年,西藏政府商务代表团访问印度、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西藏政府为代表团签发的护照也为所有这些国家接受。
在我们独立前的二十二年里,西藏没有任何中国官员。但在1934年,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一个中国代表团来到拉萨呈献宗教贡物。之后,这支代表团以探讨有关悬而未决的藏中边界为由,留在拉萨。但这批中国人的地位也与同在拉萨的尼泊尔、英国和侯来的印度使团完全一样。到1949年,甚至这批残留下来的中国人也被驱逐出境。
因此,我们在概括这段简史时可以说,西藏是这样一个享有多世纪的与中国相互尊重关系的独特而古老的国家。曾几何时,中国强大,而西藏弱小,中国侵略过西藏,这是真实。类似地,回顾一下历史,曾几何时,西藏也侵入过中国。中国丝毫没有得以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根 据。从1912年到那致命的1950年,西藏享有任何别国所享有的完全的、既成事实的独立。而我们现在的合法地位也与1912年时完全一样。此 一地位,曾在近几年,为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以极其详尽的细节分析过。这里代之以自己对此的意见,我摘引那个著名的、公正的专家组织在1959年呈交给联合国的「西藏问题和法理统治」报告中作出的结论:「在1912年驱逐中国人后,西藏地位可以恰当地描述为一种既成事实的独立,而且正如解释,有很坚实的法律基础足以认为任何对中国的法理归属已经消失。正因此,可以如此提呈,1911----12年的事件标志著作为完整主权国家的西藏的再现,即在事实上和法理上独立于中国的控制之外。」
史前的西藏推测为无人拥有的为森林和雪山环绕的内陆海,当人类在那里出现后,其中一些人为别人承认为首领,首领们指导其部落的生活。
这些部落的联盟得以构成一个单纯的西藏民族,拥聂墀赞普为第一代藏王,这是不少于2000年前的事。此年为木虎年,或者公元前127年,或者按照印度计年法是佛灭后418年。在他以后共有四十代国王继任;在前二十七代国王的统治时期,「本教」在全国兴起,同时,还有许多别的奇怪的信仰。
而在第二十八任国王拉妥日年赞统治期间,西藏发生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卷佛陀的教法传到他的手里,而佛教的传播便在西藏开始。
第三十三代国王松赞干布,在更坚定地树立新宗教上作出了许多贡献。他出生于地牛年,［公元629年,佛灭后1173年］。他在年轻的时候,把他的大臣端美三菩提送到印度去学习。这大臣回到西藏后创制了现在的藏文字母。国王给精神和物质生活树立了高尚的风俗,制订了十条宗教服务法规和十六条公德法则。寺庙,包括拉萨的大昭寺就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建立的,而许多佛堂以及布达拉宫的建设也开始了。除了三个西藏妻子外,他还娶了中国和尼泊尔的两个公主,也许在她们的鼓励下,两尊释迦牟尼佛像也从尼泊尔和中国带了过来。而在我四岁第一次到达拉萨时,就在大昭寺里的一尊佛像前礼拜。在松赞干布的统治时期,引进了许多印度、中国和尼泊尔的交易技巧,西藏因而在经济上有所改善,人民更加繁荣和幸福,国力也增强了。
在第三十六世国王墀德祖赞统治时期,中国与西藏发生过一段时期的战争。国王的噶伦塔日卢供征服了几个中国省份。至今,在布达拉宫前矗立着一支石柱,纪念这位噶伦的胜利。
第三十七代国王赤松德赞生于铁马年［公元790年,即佛灭后1334年］。他在位时,曾邀请博学的印度学者堪布菩提萨 ［编者按:即寂护］和阿（一门里面一者字）黎莲花生大师来西藏。许多印度班智达和通晓梵文的西藏学者把佛陀的经典译成了藏文。这期间,兴建了桑耶寺,而西藏第一批七人受戒为僧。国家政府势力在增大,国土也随之广阔地拓展。
在第四十世国王迟惹巴仅［编者按:即赤祖德赞］的统治下,(他生于火狗年,公元866年,佛灭后1410年),西藏的僧人数目大为增加。他在位时中藏之间再次发生战争,西藏再次征服了中国的很大一部分,但西藏的喇嘛和称为「和尚」的中国僧人居中调停。在公古墨汝处的中藏边界, 曾设立了石碑,类似的石碑也立于中国皇帝宫前和拉萨的大昭寺前。在这两块石碑上用藏汉两种文字刻有共同的誓盟［编者安:即唐蕃会盟碑］,说西藏和中国都将不侵入所划定的边界。
第三十三世、三十七世和四十世国王都被认为西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我们的人民至今还深为敬重他们。
然而,铁鸟年［公元901年,佛灭后1445年］,第四十一世藏王朗达玛登基。他的统治纪录是,他的前任所作的任何事,他都不作。他和他的噶伦们竭力摧毁佛教和西藏的风俗习惯。在他六年邪恶的统治后,他被暗杀了。
因此,从西藏的第一世国王到第四十一世国王的被暗杀,时间的车轮正转过了一千年。在这一千年期间,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都在稳定地增长。但朗达玛王死后,王国已被瓦解。该国王有两位皇后,两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并不是他的真孩子。皇后们争执着,噶伦们也参与其中,而西藏终于在那两个王子间瓜分了。这次瓜分带来了更多的分裂割据,西藏因而成为一小块王国林立的土地。这种局面长达347年。
公元十三世纪,萨迦寺的大喇嘛法王八思巴前去中国做了中国皇帝忽必烈的国师。在水牛年(公元1253年,佛灭后1797年),他回到西藏,并成了西藏所有三个「部」,或者省份的统治者,成为我国的第一位僧王。以后的九十六年间,这国家为萨迦寺的二十位喇嘛所相继统治。再后的八十六年间-----从公元1349年到1435年---由帕摩竹巴传承的十一位喇嘛统治。然后,又回到世俗王朝的统治。1435到1565年为四代仁邦王统治,1566到1641,为三代藏巴汗统治。就在水马年［公元1642年,佛灭后2186年］达赖喇嘛接受了全国的统治权,而现今所谓的「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确立了。此后的300多年间,十位继任的达赖喇嘛成了西藏的政教统治者,而在他们圆寂后,或是幼年期间,僧俗摄政们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维持政府。
第五世达赖喇嘛第一次掌握了世俗权力。第一世达赖喇嘛是「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编者按:即根敦朱巴］;这两位化身都是非常博学之土,第一世于灵性,第五世于宗教和政治皆极为卓越。公元1652年,中国的首任满清皇帝顺治邀请他视为上师的五世达赖喇嘛访问中国,并以西藏国王的礼遇接待他。
直到公元十九世纪末为止,在达赖喇嘛的两个半世纪统治期间,达赖喇嘛和中国皇帝之间关系和睦。一边是宗教领袖,另一边是单纯的政治领袖。那皇帝指派了两位「驻藏人臣」长驻拉萨。他们实施了某些权力,不过是通过达赖喇嘛的政府而实施的,而且随着时日飞逝,他们的权力逐渐消失。
在我的前任、伟大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期间,西藏才第一次扩大了它的国际关系。我已经写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是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何重组军队。他还派送学生去海外学习;建立小型水电站和工业;引进邮电和电讯业务;发行邮票,新的金元和银元以及货币。他也对格鲁派寺院的宗教课程作了修订。在他的统治期间,西藏还缔结了多项国际协定。
十九世纪末,印度的英国政府开始欲与西藏建立商务关系,而且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西藏和英国领地上发生过多宗小型的边境纠纷。英国因此得决定是与中国还是与西藏进行谈判。自公元822年刻立唐蕃会盟碑以来除了1247年签署的文件以外,西藏和中国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条约,所以无需多加引导英国人作选择。然而,在1893年,他们却与中国签下了协定,定下了边界,而且英国人被授予现今西藏南部的某些通商权。
但西藏政府并不承认这项协定。当中英双方使节树立界碑时,西藏人在一旁静待着;等他们一走,便把这些界碑拔掉了。当英国申请通商权时,政府告诉他们那项条约只为英国与中国签订,在西藏决无实际作用。西藏人,出于性格随和,与中国和平相处。但,这是第一次,当任何别的势力想与西藏制订国际协定,仅仅因为驻藏大臣的存在,而可能给中国政府一个声称以西藏名义签约的权利和机会,这事在西藏从来就没有过。而且,直到那时,他们才想到中国原来企图剥夺他们的独立主权。
英国对于得不到通商权,毫无疑问也对界碑的失落大为恼怒。英国的印度总督克钟爵士曾说,他认为「宪法虚拟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只是便利于双放的一种政府晃子。」1903年,他派遗一支军队向拉萨推进。军队在路上停留了很久。当这支军队滞留时,驻藏大臣向英国指挥官送信说他将去能力低抗任何中国可能决定作出的步骤。而中俄协定反给中国自由插手西藏增添方便,因它限制英国使其保持不干涉。因此,中国尽管有其与英国的协定,还是侵入西藏。达赖喇嘛被迫再次逃亡,这一次在英国的印度庇护之下,中国军队于1910年,进入拉萨。
然而,满清皇朝已摇摇欲坠。1911年,中国爆发了革命。驻藏的中国军队的军饷和供应被截断。他们发起了反军官的暴动。1912年,藏人把残余部队,连同驻藏大臣们一起赶出这个国度。随之,西藏从1912年到1950年中国的人侵期间,保持完全独立。中国,或者别的任何国家在西藏都没有任何权力。
在驱逐中国军队期间,达赖喇嘛由印度返回,并发布了一则西藏独立的宣言。宣言上盖的是一个由西藏人民赠给达赖喇嘛的印章,而不是很久前中国赠送的那枚。早期西藏公文开头均有「由中国皇帝命令达赖喇嘛为佛教法王」的字样。但是三世达赖喇嘛改为「奉佛陀之命。」
然而,宣言的发布和取得了我们的独立之后,我们疲惫于这一门争,因而回归到古老的孤立。我们没有与中国缔结任何条约,结果,我们既成事实的独立并没有法定的国家地位。1913年,英国试图邀请中国和西藏代表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以此决定这一问题。三方代表地位平等,经过一番长久的讨论后,他们签署了一项草案协定。会议期间,英国奉劝西藏同意中国宗主权的概念,又奉劝中国同意西藏的自治。英国和中国都将尊重西藏领土的完整,不向西藏派遣军队,不干预西藏政府的政务。
但是,尽管中国代表在这一协定上签了名,中国政府却拒绝签署。因此只有西藏和英国分别签署,同时发布一项分开的宣言,即只要中国拒绝签署,中国即被剥夺协定上的任何特权。中国从没有签署此协定,因而在这法定的形式上,她也就永远无权提出其宗主权。
因此,问题尚悬而未决。而每当这问题一提起,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根本就没有中国人在西藏把持任何权力,而西藏为期三十八年,行其独立之道。西藏没有参与中日战争,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也坚持中立,拒绝由印度经西藏领土转运给中国军用物资。但在这个期间,西藏人也从没有采取主动,向世界证明她的独立,因为似乎毫无必要。但不时有他国政府采取行动,以某种形式来证实他们接受我见他。但西藏政府不让驻藏大臣离开拉萨。西藏军队与英国军队作战,但被击败,达赖喇嘛东逃,英军于1904年进入拉萨,并与西藏政府签订了条约。
在达赖喇嘛出外的时候,那条约是由摄政签名,使用达赖喇嘛的印盖,以及由噶厦、国会和哲蚌、色拉与甘丹三大寺盖章。事实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签订了一项国际协约。它确立了边界和通商权,还在别的条款中同意,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任何外国势力不得干预西藏事 务。中国并没有在这项文件里被提及,而从这一删略,它也一定包括在没有特指的外国势力中。协定一当签署,英军即撤出西藏,从此也再没有威胁过我们。
中国政府从没有对该条约提出异议。两年后的1906年,英国似乎害怕中国会干预他们的通商权,又与中国制订了一项得以使中国政府正式接受英藏条约为条件的协定。因此,只要国际协定生效,中国在西藏的残余权力已宣告结束。
然而,英国却自相矛盾。曾有一段时期,英国与俄国成为亚洲影响圈的敌手。1907年,他们签订了一项同意两者都不干预西藏,而只经过中国的中介与西藏谈判的协议。这项协议与别的条约自相矛盾,而且尽管英国知道中国在我国并无实权,它还是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
宗主权是一个陈旧而含糊的语词。也许这是用以描述1720年到1890年之间的藏中关系的最近似的西方政治术语。但这依然是不准确的,它的 使用曾误导了整个世代的西方发言人。它并没有考虑到那相互间的精神关系,或者没有意识到那种关系仅是达赖喇嘛和满清皇帝之间的私人关系。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不可以现成的西方术语描述的古老的东方关系。
另一个关于英国的矛盾性的解释是:他们在西藏已自我确保了并不受到这一新的协定影响的优惠国地位,而且乐意放弃直接与西藏交涉的权利,以抵制俄国的步其后尘。另一个解释是,前两项条约是由英国的印度政府签订的,而第三项则是由伦敦的英国政府签订的,而那一次并非真正理解前两次缔约的意图。而印度也许更比英格兰理解这东方典型的藏中关系。但此事自始至终,中国和西藏都没有要求签署这项协议,因此,这一点也并不约束西藏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英军远征拉萨所导致的一个不幸的结局是;它使中国面对了自己的势力已消失的事实。因而,一当英军重创了西藏军队,与及撤退之后,西藏便无国的独立。因此在1947年,当亚洲各国在德里举行大会,西藏代表与别国代表以平等的身份出席,西藏国旗也在别的国旗中间飘扬。在同一年,当印度独立以后,印度政府以这样的措词来回复一封西藏通信;「印度政府乐于保证:西藏政府有意在现存的基础之上继续双方关系,直到任何一方提出事务及缔结新约为止。此为各国政府所接纳之程序,以此印度政府继续承认英皇政府缔结之各项条约。」在1948年,西藏政府商务代表团访问印度、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西藏政府为代表团签发的护照也为所有这些国家接受。
在我们独立前的二十二年里,西藏没有任何中国官员。但在1934年,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一个中国代表团来到拉萨呈献宗教贡物。之后,这支代表团以探讨有关悬而未决的藏中边界为由,留在拉萨。但这批中国人的地位也与同在拉萨的尼泊尔、英国和侯来的印度使团完全一样。到1949年,甚至这批残留下来的中国人也被驱逐出境。
因此,我们在概括这段简史时可以说,西藏是这样一个享有多世纪的与中国相互尊重关系的独特而古老的国家。曾几何时,中国强大,而西藏弱小,中国侵略过西藏,这是真实。类似地,回顾一下历史,曾几何时,西藏也侵入过中国。中国丝毫没有得以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根 据。从1912年到那致命的1950年,西藏享有任何别国所享有的完全的、既成事实的独立。而我们现在的合法地位也与1912年时完全一样。此 一地位,曾在近几年,为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以极其详尽的细节分析过。这里代之以自己对此的意见,我摘引那个著名的、公正的专家组织在1959年呈交给联合国的「西藏问题和法理统治」报告中作出的结论:「在1912年驱逐中国人后,西藏地位可以恰当地描述为一种既成事实的独立,而且正如解释,有很坚实的法律基础足以认为任何对中国的法理归属已经消失。正因此,可以如此提呈,1911----12年的事件标志著作为完整主权国家的西藏的再现,即在事实上和法理上独立于中国的控制之外。」
第五章:侵略
在1948年,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政府听说我国内有中共的特务。他们来找出我们的军队有多强大,以及我们是否从任何外国势力接受军事援助。
他们决不难以找出他们要找出事实。就我所知,根本就谈不上有任何军事元援助,西藏仅有六位欧洲人。其中的三位,一个是传教土,两个是无线电操作员,都是英国人。另外三个,两个是奥地利人和一个「白俄」,三者都是在战争期间,从印度的英国集中管里逃出来的难民。没有谁跟军事有关。
至于军队,其实力不过是8500名官兵。他们有多余的来福枪,但只有约五十门不同型号的大炮,250门迫击炮和约200门机枪。军队的作用,我已说过,是阻制未经许可的游人入境,以及充当警察力量。它远远不足以投人战争。
在这一切灾难的最初征兆之后不久,西藏东部传来了更严重的消息。东部西藏总督拉洛,驻昌都城,接近前线 他带有一位英国无线电操作员;另一位留在拉萨。不久,总督拍来电报,报告道,中国已调来强大的军队,聚集在我们的东部边疆一带。显然,他们的意图是进攻或协迫我们。
一当警报传到噶厦,国民会议便紧急召开。一切证实,西藏面临着比之以前的所有世纪都要严重得多的来自东方的威胁。共产主义征服了中国,从而使那个国度拥有一支许多代不曾有过的军事力量。因此,我们受到的威胁不仅更严重,而且在其本质上也截然不同。以前的世纪里,在我们国家之间一直有着共通的宗教感情;但现在,我们不仅为军事控制所威胁,而且面临体制截然相反的,西藏任何人皆明白的,令人完全深恶痛 绝的唯物主义教条控制的威胁。
国会一致同意,西藏既没有物质资源,也没有武器和人力来维护其领土的完整,抵御大举进攻。因此他们决定立即向各国申诉,寄望于在为时过晚之前劝阻中国。四个代表团被派向英国、美国、印度和尼泊尔求助。在代表团离开拉萨之前,即拍电报往这四国,告之对我们的独立的明显的威胁,以及政府派出代表团的意图。
这些电文的回复却是令人大失所望。英国政府表达了对西藏人民最深切的同情,并表示遗憾,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及印度的获得独立,他们爱莫能助。美国政府同样地回复,而且拒绝接待我们的代表团。印度政府也阐明不会给予我们军事援助,但建议我们不要进行武装抵抗,而应进行基于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的和平解决方法的谈判。我们因此明白,我们在军事上是孤立无援的。
当时,适逢拉洛东部西藏总督的任期已满,在这关键时刻,他得由另一位官员阿沛、阿旺晋美接替。阿沛离开拉萨前往东部省份。处境是如此为难,噶厦让拉洛停留在他的岗位上,协助他的接任者,与他分担责任。便不久,阿沛说他乐意承担完全责任,因此拉洛被召回。不久,没有任何警告,中共军队侵入西藏。
军队在某些地方、某段短时间内,曾得到当地土著康巴族志愿协助,打了一些胜仗,把共军低挡住。但我们的军队是如此没有指望的寡不敌众 。总督的更换也使政府混乱。阿沛开始把他的指挥部搬出昌都城,向西部退却。当西藏军队从前纤撤回昌都时,才发现昌都城已为他废弃,他们因而不得不焚毁兵工厂和军火库,再次撤退而与他会合。
但撤退也是徒劳无益的。阿沛的通讯线被截断,他自己为更机动的中国军队所包围,他和许多别的西藏部队被迫投降。
昌都的无线电装置及其英国操作员也一同被俘,因此,有一段时间,没有任何消息传到拉萨政府那里。然后,得到中国司令的许可阿沛派遗两名官员,前往拉萨,对噶厦说他们被俘,要求授权进行和谈,而且给噶厦以中国司令的担保,说中国将不在西藏领土上扩大统治。
当此大难降临在遥远的东部西藏时,拉萨政府与降神师和上层喇嘛商议,并在他们的建议下,噶厦前来庄严地请求我担负起领导政府的责任。
这使我优心忡忡。我当时十六岁。我还没有完成宗教教育。我对世俗事一无所知,也没有政治经验。不过,我大得足以明白我是多么无知,有 多少事情还得去学习。我最初提出抗议,说自己太年轻,因为十八岁才是达赖喇嘛从摄政那里接掌实权的年龄。但我理解,何以降神师和喇嘛 们作出这项请求。在每一位达赖喇嘛圆寂后由摄政长期掌政,是我们政府制度上不可避免的缺点。我年幼期间,政府就有过不同党派间的相互倾轧,国家政务因而恶化。我们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多数人急于逃避责任,而不是去承担。然而现在,在面临侵略的危急关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而我作为达赖喇嘛是全国唯一的任何人都一致信服的人物。
我犹豫着,但国会召开了,并把这项申请上达噶厦。我意会到,在这历史上的严重关头,我无法推卸责任。我得肩负重担,把少年时代置诸脑后,立即自我武装,以领导我们的国家,尽我所能地去抵抗共产主义中国的巨大力量。
我因此带着兴奋接受了;在传统的典礼中授予了全部权力。并以我的名义,宣告大特赦,西藏监狱中所有的犯人都获得自由。
也就在那时,我大哥由东部到拉萨。他曾回到我们出生的村子附近的塔尔寺作堪布。在他作堪布期间,他目睹了蒋介石政府省主席的倒台以及新的共产主义政府军队的挺进。他还目睹过一年的混乱、压迫和恐怖。而那时,中共曾宣称他们前来保护人民,而且承诺他们信仰宗教的自由。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开始系统地消灭和摧毁宗教。他自己受到严密的监督,被迫参加连续不断的共产主义讨论课。直到最后,中国人向他解释,他们旨在重得整个西藏主权,他们依然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想使之整个转变为共产主义。然后,他们劝他做信使前往拉萨劝告我和我的政府同意他们的统治。他们承诺,如果他能成功,便可被立为西藏总督。他当然拒绝干那种勾当。但最后,他明白,如果他继续拒绝,他会有生命危险。他也明白,他有责任来警告我中国的阴谋。因此他假装同意,终于逃出了中国的监督,带着我们所面临的危险的详细的警报,来到拉萨。
到那时,噶厦已把我们的危机向联合国申诉。当我们在等候它的考虑时,对我来说,第一责任是必须遵从印度政府的忠告,在中国造成更大的创伤之前与其达成某种协议。所以我通过占领昌都的军队司令,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我写道,在我年幼期间,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曾很紧张,但我如今承接了全部责任,真诚愿望恢复以往的友谊。我向他们要求,释放被俘虏的西藏人,并把军撤出为他们武装占领的西藏地区。
几乎与此同时,我的噶厦再次召开国民会议,以期测试有关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的公众舆论。大会作出的其中一个结论,在我的眼中却是极不受欢迎的。议员们指出,中国军队可能随时向拉萨挺进并攻取之,他们决定应请求我离开首都而迁往接近印度边境的亚东,以使我脱离生命危险。我一点也不想走。我想留在我所在的地方,作我所能作的事,帮助我的人民。但是,噶厦也催促我走,我终于不得不屈服。我将要谈到,这样的争执一再发生。作为一个年轻健壮的人,我的本能是与我的人民一同分担任何危险。但对西藏人而言,达赖喇嘛的人身乃至为宝贵。而每当争执起来,我又不得不让我的人民比我自己更多地关心到我。
我做好走的准备。走前,我指定了两名司伦----一位高级僧官,叫罗桑扎西,和一位富有经验的老资格俗官叫洛康娃。我授予他们全权,让他们共同负责。并告诉他们,只有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才向我请示。
噶伦们当时有这样的思想;如果最坏的事发生,也许我得流亡印度,如同四十年前,中国人侵时的我的前任一样。我得到建议,送一队人把我的财宝带到那里。一些金元和银绽从拉萨取走,放在储存柜里,穿越锡金边界,并在那里放了九年之久。到后来,我们急需这些财物。
另一个对我们的严重打击是,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定决对西藏问题不加考虑。这使我们惊慌失措。我们曾信任联合国为正义的支柱,而且更惊异地听说那是由于英国的发言才废除了这一论题。我们曾与英国有相当长的密切关系,而且从许多英国官员的智慧和经验里大获收益。而且,也是英国以把我们作为独立主权而与我们缔结协约的方式,暗示了承认我们的独立。然而今天,英国代表却说什么的法定地位并不清楚。而且似乎表示说,即使我国在三十八年来没有任何中国人存在,我们也依然是法定上的中国藩属。印度代表的态度也一样令人失望。他肯定,必能以和平解决方式缔结协定,并确保西藏自治。保证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取消在全体代表大会讨论这一议题。
这要比早些时没有人会向我们提供军事援助的消息更令人失望。如今,我们的朋友们甚至不肯帮助我们提出要求正义的申斥。我们为中国的大兵压境而彻底陷入悲观的境地。
当我们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很显明,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把我们推进了这种绝境。我们在1912年取得完全独立时,我们满足于回到孤立。我们从 来没有想到,我们的独立,这对我们自己是如此朗然的一个事实,而对外界却需要合法的证据。假使我们申请加入国联或者联合国,在我们的危机到来之前,向一些领导国家指派大使,我肯定这些主权的标志会不成问题地得到接受。而我们此一危机的显明的公义也就不会被蒙蔽,因此 事被基于在截然不同的处境下缔结的古老的条约的微妙法律争论所蒙上阴影。现在,我们得学会这一痛苦的教训,世界已小得不容任何人维持在毫无伤害的孤立里。
我们唯一可作的是尽可能好地展开谈判。我们决定授予阿沛氏他所请求的权限。两名他送往拉萨的官员中的一名带去我和噶厦的回话。我们告诉阿沛,他应该在中国军队不再深入西藏的严格条件下,才展开谈判。我们明白,谈判理应在拉萨,或者中国军队占据的昌都进行,但是,驻印度的中国大使提议我们派代表团上北京。我另外指派四名官员协助阿沛,他们都在1951年初到达北京。
直到很久之后,他们回到拉萨,我们才听到发生了什么。根据他们那时的报告,一当他们到达,即为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邀请参加宴会,并正式把他们介绍给了中国方面代表。但一当首次会议开始,中国首席代表便拿出现成的十条草案。这项草案被讨论了几天。我方代表团争辩说,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提供所有的证据。但中国不肯接受。最后,中国起草了一道修改协议案,有十七条。这是最后定案。又不允许我方代表作出任何改动,或提出任何建议。他们遭到欺侮,凌辱、受到人身暴力以及针对西藏人民的更大的军事行动的威胁,还不准他们向我和我的政府征询意见。
这一协议案是基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假设的。这是不真实的。而除了受到威胁之外,在没有给我和我的政府考察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我方代表所接受的。但阿沛成为中国的囚犯已很久了,而别的代表也是事实上的囚犯。他们终于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屈于威压,签署了协议,但他们拒绝使用令文件生效的印章。但中国在北京私自复制西藏官方印鉴,并迫使我方代表团在协议上盖章。
我和我的政府都没有得这次协议已签署的通知。我们是首次从北京广播电台,阿沛的广播里得知的。我们听到这些条件,都大吃了一惊。我们惊骇于一派胡言的共产主义陈腔滥调和狂傲的强词夺理以及这厚颜无耻的、真假参半的声明。这些条件,比我们想象的要坏得多,而且更具压迫性。
协议的序言写道:「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和西藏,「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这纯属胡言乱语。它还承认,中国政府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其中给予的原因有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使西藏人民得到解放,并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里。
协议的第一条还这样写道,「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看到这点,我们痛苦地想到自从1912年我们把最后的中国势力驱逐出西藏以来,一直没有任何外国军队驻在西藏。第二条提出:「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这本身超越了我们所给予阿沛的权限。第八条声明把藏军改编为中国军队。第十四条剥夺了西藏的一切外交权利。
在这些没有西藏人乐于接受的条款之外,还有别的许多条中国的承诺:不变更西藏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变更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强迫人民接受改革。但是,在我们将把自己的国家交给中国而不复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事实面前,这些承诺无足轻重。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没有朋友,我们一筹莫展,尽管强烈反对,我们还是屈从于中国的强令,咽下自己的怒火。我们只有希望中国在这强迫性的单方面的协议中履行他们的诺言。
协议签不久,我方代表电告我,中国政府指定张经武将军作为驻拉萨代表。他将绕道印度,而不是取道穿过东部的漫长的陆路。我所停留的亚东也就在由印度进入拉萨的主要路线的西藏边界上。很显然,一当他踏上我国的土地,我就得去见他。
我并不期待和他见面。我从没有见过中国将军,这倒是个可怕的预兆。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表现----是富于同情,还是作为一个征服者而来。我的一些官员,从协议一签署即认为我应当及时去印度避难,在一番长久的争执之后,他们才一致同意我等张经武到来,观其态度如何,再作决 定。
我的一些高级官员在亚东见到他。我住在附近的寺院。寺院的顶层有个很漂亮的阁楼,我们安排好我在那里会见他。他要求我们在亚东以平等地位会面,我们克服种种困难,弄到完全一样的椅子,而不是西藏风俗上的坐垫。
到了会见时,我透过窗户,想看他是什么模样。我也不知道究竟在期待什么,但我看见的是三个人身穿灰色制服,戴着鸭舌帽,在我的宫员们的红色和金色的法衣之间,显得灰暗和低微。我直到现在才明白,那灰暗正是中国在结局之前把我们的一切减弱到的状态,而卑微无疑只是个幻觉。
当那行人到达寺院,登上阁楼时,那将军显得十分友好,并不古板。另外两个穿灰制服的人是他的助手和翻译。他把毛泽东的信递给了我,也多多少少地重复了协议的第一条,说什么欢迎我们回到伟大的祖国此种我已厌倦的陈腔滥调。然后,他通过翻译,把同样的东西翻来覆去地说。 我给他茶喝。一个不理解我们各自的心内所想的旁观者,会误以为整个会见是极其热忱的。
他到达拉萨却并不十分成功。我指示噶厦以政府客人来合适地接待和礼遇他。因此,噶厦的两名成员在罗布尔卡之外以合适的仪式欢迎他。次日,司伦们和噶厦为他举行晚宴。但这并不令他满意。他抱怨于没有受到作为友好主权的代表而被接待。我们也因此明白,他也并非如看上去的那么赤心的友好。
但是,这些情况迫使我回到罗布尔卡;并在那里见证了中国下一步军事统治的扩展。
张经武到达拉萨后的两个月,中国军队的三千官兵进入拉萨。不久,另一支大小相若的人马,在另两位将军张国华和谭冠三的指挥下到来。拉萨人民带着民族的耻辱,漠然地看着他们进来。开始,中国司令员和我们政府间并没有多少接触,除了当他们要求给养和住宿。这些要求很快就在拉萨城里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军人征用、购买或租用房屋;罗布尔卡对岸一直用作夏季野餐的大片土地,也为他们占领筑营。他们要借贷2000吨青稞粉。这样的巨额从当时的政府粮仓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自己大量的开销,政府得从寺院和百姓处借来。别的食物也在要求之列,城市匮乏的资源趋于紧张,物价开始上涨。再后,又有一位将军,又有几千到一万军人到来了。他们夺取更多的土地筑营,而且在他们征求食物的额外的负担之下,我们单纯的经济崩溃了。他们一无所有,所有人都指望依靠我们贫乏的资源供给。食物价格暴涨到十倍;奶油九倍;物价普遍增至两到三倍。记忆中的第一次,拉萨人民被推进了饥荒的边缘。他们对中国军队仇恨日增,孩子们开始四处喊口号,朝中国土兵扔石头----这也是大人们勉强控制其痛恨的迹象。投诉开始如雪片般飞进噶厦办公室,但这无济于事。中国军队是来屯据,而他们不会听取任何建议,也根本不会在任何方面协助我们政府。适适相反,他们的要求与日俱增。不久,他们要求另外2000吨青稞粉,而这不得不找出来。这些称之曰借贷,将军们承诺其价值将以投资于发展西藏工业的方式偿还。然而,这一承诺从没有履行过。
处境愈来愈恶劣,中国高级官员却源源不断地进城来,张经武将军也召开冗长的一系列会议。我的噶厦也应邀参加,而责任主要落在我的俗人司伦洛康娃的身上,他得竭力寻找途径,以平衡人民的基本需要和侵略者的要求。他勇敢地直接了当地告诉中国人,西藏只是一个贫寒的宗教性社会,其产品一直仅足以自给。而剩余只是微乎其微-----也许足以支持中国军队一两个月,但不能更长----而食物不可在瞬间创造出来。他指出,没有任何理由在拉萨布置大量部队。如果他们需要防御国家,就该派到前线去,只有一些官员及其随从才需留在城里。
中国人起初十分礼貌地答复。张经武将军说,我们政府已签署了协议,中国军队应屯驻西藏,因而,我们得向他们提供食宿和给养。他说,他们 只来西藏发展资源,以及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一当西藏可以自行主理政务和保卫前线,他们即回到中国。他说:「当你可以自立,即使你请我们来,我们也不会来。」
洛康娃忍耐着指出,唯一威胁我们的前线的是中国人自己,而我们自理政务已经几个世纪了。但是,他在另一次会议上对那将军说,尽管他担保说中国是来帮助西藏,他们至今什么也没有帮忙。相反,他们的存在就是一个严重的困扰,而他们多半所作所为只有激起人民的愤怒和仇恨。 他提起一宗对我来讲比其看上去更严重的事，在圣城拉萨焚烧已死的动物的骨头。这是对西藏人民宗教感情的严重侮辱,并引起了许多敌意和非议。
张经武将军不去研究何以人民怀有明显的敌意,反指望我们政府来加以镇压。他在另一次怨言中说,人们在拉萨街头游行唱歌,侮蔑中国人。 他建议我们政府立即发布宣言,号召与中国人建立友好关系,他还把宣言草本交给洛康娃。洛康娃一读才知道这是一道禁止在街道唱歌的命令。当然,他以一种富于尊严的格式重写了一份,而不是分这样可笑的东西。我想中国人不会原谅他的这一行为。
中国人的怨言,在一系列会议中,愈加强烈。他们说,尽管他们一再尝试向人民阐明他们是来帮助西藏人民,但人民的态度日益恶劣。他们说,已有公开集会批评中国政府,当然这无疑是真的,他们要求噶厦禁止人民集会。这照办了。但拉萨人民立即占贴海报和在市内派发小册子,说他们在面临饥饿,并要求中国人撤回中国。尽管有那道禁令,一个大型集会还是召开了,会议备忘录陈述了人民的痛苦,指出拉萨的情况十分严重,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只有一些官员才可留在城里。备忘录一份送交中国将军,一份给噶厦。中国人说这文件是出于帝国主义的煽动,并暗示,拉萨有人别有用心地造乱子。有一次,张经武将军来到噶厦办公室,愤怒地指控两个司伦为密谋违反在北京签署的协议的罪魁祸首。
这类痛苦的事件,对任何成为侵略者牺牲品的国家都是熟悉的。侵略者到来并相信----究竟有多少真诚则不得而知----他们是来施恩的。而且,他们如像还惊诧何以受侵略的人民一点也不想得到他们的恩惠。当人民滋长起对他们的仇恨时,他们决不会以撤退来安定民心,也不会对人民的愿望作出某些让步。他们总是企图以更大的力量来压迫,而不去自责,反来寻找代罪羔羊。西藏的第一批代罪羊是纯属想象的「帝国主义者」和我的司伦洛康娃。但这种行为不会有成果,反会招致灾祸。人们的仇恨决不可以在长时期内镇压下去,因为压迫会使之愈加强大。这一人们会认为如此显着的教训却还得由中国人来领受。
在这期间,紧张关系一直加剧;中国人跳过了噶厦和通常的政府机关,而要求直接和我接触。开始,我会见中国将军时,我的两位司伦一直陪同作顾问。但在一次会见中,张经武对此大为震惊。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成年人会如此表现。尽管我年轻,我还是介入其中,让他镇静。从此之后,他们要求单独见我。他们每次带着卫队来见我;卫队在我们会见期间,驻在我房外。这种恶劣的表现,即使没有别的意思,也会强烈地激怒了解这事的西藏人。
中国人与洛康娃最后的针锋相对,却是在一件并无关于拉萨的痛苦之事引起的。张经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我的司伦们和噶厦以及最高级别的中国军政官员一同出席。那将军宣告,在「十七条协议。」的条件下,西藏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提出,第一步,一些年轻的西藏土兵得送到中国军队驻拉萨司令部受训。他说,然后,他们可以回到各自的部队去训练别的人。
洛康娃对此发言比以前更为猛烈。他说这既无必要,也办不到。十七条协议也是荒唐的。我们人民并不接受这一协议,而中国自己也一再打破其中的条款。他们的军队依然占据东部西藏;那地区尚没有如其承诺地回归西藏政府。进攻西藏也是完全非正义的。当和谈尚在进行的时候,中国军队便以武力进入西藏领土。至于把西藏部队改编进中国军队,协议明文规定,中国政府不强迫西藏人民接受改革。对此一改革,西藏人民将会强烈愤慨,他本人作为司伦也不能赞同改革。
中国将军们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毕竟并不重要,而且不明白西藏政府何以会反对。他们之后稍稍改变了条件。提议所有西藏军营里的西藏旗帜应降下,而升上中国国旗。洛康娃说,如果在西藏军营挂上中国旗,战士们无疑会再取下来,令中国人难堪。洛康娃在争辩旗帜一事时说,「中国破坏了西藏的完整,又要求西藏人民与他们友好,那是荒唐的」。如果你打去一个人的头部,敲碎了他的胪盖骨,你就别想再跟他友好。这彻底激怒了中国人。他们散会,并宣告三天后召开一次会议。
所有代表再次聚头,另一位范明将作为中国发言人出席。他问洛康娃是否在上次会议声明里犯过错误,无疑期望他道歉。但洛康娃当然坚持他所说的一切。他补充说,公开解释这情况是他的责任,因为西藏到处传说中国在东部省区的压迫,而且民愤高涨。如果接受中国有关改编军队的提议,那么反应就会更激列,不仅是军队,而且所有西藏人民都反对。
范明将军对此勃然大怒,指控洛康娃与帝国主义势力秘密勾结,并叫喊着,说他将请我把他解职。洛康娃对他说,如果我达赖喇嘛因为他的过失而同意这么做,他不仅抛弃他的职务,而且也愿意抛弃去地的生命。然后,张经武将军出面调停,说范明错了,让我方代表们不介意于他所说的话。会议再一次在毫无结果中解散。
然而,尽管有张经武的出面调停,我在会后不久,还是收到一份书面报告,报告说洛康娃不想改善藏中的关系,建议撤职。他们也同样要求噶厦,而噶厦同样对我表示,如果同时要求两位司伦辞职会更好。因此,危机达到了高潮,而我面临了骑虎难下的困境。我极其钦佩洛康娃敢于与中国人抗争的勇气,但我如今得决定是让他继任,还是再次屈从于中国人的要求。
当时有两种考虑:洛康娃的人身安全和整个西藏的未来。对第一点,我毫不怀疑。洛康娃已把他的生命置诸危险之中。假如我拒绝把他解职,中国人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用他们的手段把他干掉。
关于更普遍的问题,我的观点在这长期的紧张状态中发展着。我没有受到任何有关复杂的国际政治的训练。我只能拿我的宗教训练来对付这样的问题,面且籍着常识的协助。但是我相信,而且仍然相信,宗教训练是非常可靠的指导。
我理解到,如果我们继续反对和愤慨于中国官方,那只可能更多地导致压抑和愤慨的恶性循环。最后,又必然引致暴力的爆发。而暴力是无谓的,我们不可能以任何暴力手段消灭中国人。如果我们与他们战斗,他们会永远取胜;而我们自己手无寸铁又缺乏组织的人民将会成为牺牲品。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和平规劝中国人履行他们在协议上作出的诺言。非暴力才是唯一的,最后,也许是在几年的耐心之后,可能会赢得某种程度的自由的手段。那就意味着任何可能时的合作,以及任何不可能时的消极抵抗。
而暴力反抗不仅是不切实际。而且也不道德。非暴力才是道德的唯一方向。这不仅是我个人深刻的信仰,也显然是对佛陀教导的遵从,而作为西藏宗教领袖,我被约束着去维持这一点。我们也许会受到侮辱,我们现存的大多遗产也许会在一个阶段里丧失,倘如此,忍辱一定是我们的命运。我确信这一点。
因此,我悲哀地接受了噶厦的这一建议,要求司伦们辞职。他们来会见我,我给他们哈达、礼物和我的照片。我感到他们非常理解我的处境。 我没有再指定任何人来继任。如果司伦只是中国人的代罪羊,那么司伦也是无济于事的。还不如我自己担负起全部责任,因为我的身份,在西 藏人民的眼光里是不可加害的。后来,洛康娃到了印度,成了我的海外政府的司伦,直到他年迈退休,他一直是我得以信赖的顾问。我很悲哀地叙述到, 1959年,我自己离开西藏后,那位僧人司伦罗桑扎西被中国人投进监狱,而且尚没有获释。
这事件一结束,中国人的态度也变得较为友好和怀柔。他们提议噶厦送一批由西藏官员、僧侣、商人和别的阶层的代表们去中国。如他们所说的,去让他们自己看看中国人享有去进行宗教修行的绝对自由。我们接受了这一建议,并选出了代表团成员。他们带到中国在向道下旅游。他们回来时,呈上了一份报告,每个人都明白这是在中国命令下书写的。
之后,我本人为中国政府邀请访问中国。尽管我的政府和中国官方在西藏的关系有所改善,我对他们的无视于我们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依然极为失望。我认为,我得见最高级的中国官员,劝告他们履行在他们强加于我们望。我认为,我得见见最高级的中国官员,劝告他们履行在他们强加于我们的协议上所作出的承诺。因此,我决定前往中国。
他们决不难以找出他们要找出事实。就我所知,根本就谈不上有任何军事元援助,西藏仅有六位欧洲人。其中的三位,一个是传教土,两个是无线电操作员,都是英国人。另外三个,两个是奥地利人和一个「白俄」,三者都是在战争期间,从印度的英国集中管里逃出来的难民。没有谁跟军事有关。
至于军队,其实力不过是8500名官兵。他们有多余的来福枪,但只有约五十门不同型号的大炮,250门迫击炮和约200门机枪。军队的作用,我已说过,是阻制未经许可的游人入境,以及充当警察力量。它远远不足以投人战争。
在这一切灾难的最初征兆之后不久,西藏东部传来了更严重的消息。东部西藏总督拉洛,驻昌都城,接近前线 他带有一位英国无线电操作员;另一位留在拉萨。不久,总督拍来电报,报告道,中国已调来强大的军队,聚集在我们的东部边疆一带。显然,他们的意图是进攻或协迫我们。
一当警报传到噶厦,国民会议便紧急召开。一切证实,西藏面临着比之以前的所有世纪都要严重得多的来自东方的威胁。共产主义征服了中国,从而使那个国度拥有一支许多代不曾有过的军事力量。因此,我们受到的威胁不仅更严重,而且在其本质上也截然不同。以前的世纪里,在我们国家之间一直有着共通的宗教感情;但现在,我们不仅为军事控制所威胁,而且面临体制截然相反的,西藏任何人皆明白的,令人完全深恶痛 绝的唯物主义教条控制的威胁。
国会一致同意,西藏既没有物质资源,也没有武器和人力来维护其领土的完整,抵御大举进攻。因此他们决定立即向各国申诉,寄望于在为时过晚之前劝阻中国。四个代表团被派向英国、美国、印度和尼泊尔求助。在代表团离开拉萨之前,即拍电报往这四国,告之对我们的独立的明显的威胁,以及政府派出代表团的意图。
这些电文的回复却是令人大失所望。英国政府表达了对西藏人民最深切的同情,并表示遗憾,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及印度的获得独立,他们爱莫能助。美国政府同样地回复,而且拒绝接待我们的代表团。印度政府也阐明不会给予我们军事援助,但建议我们不要进行武装抵抗,而应进行基于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的和平解决方法的谈判。我们因此明白,我们在军事上是孤立无援的。
当时,适逢拉洛东部西藏总督的任期已满,在这关键时刻,他得由另一位官员阿沛、阿旺晋美接替。阿沛离开拉萨前往东部省份。处境是如此为难,噶厦让拉洛停留在他的岗位上,协助他的接任者,与他分担责任。便不久,阿沛说他乐意承担完全责任,因此拉洛被召回。不久,没有任何警告,中共军队侵入西藏。
军队在某些地方、某段短时间内,曾得到当地土著康巴族志愿协助,打了一些胜仗,把共军低挡住。但我们的军队是如此没有指望的寡不敌众 。总督的更换也使政府混乱。阿沛开始把他的指挥部搬出昌都城,向西部退却。当西藏军队从前纤撤回昌都时,才发现昌都城已为他废弃,他们因而不得不焚毁兵工厂和军火库,再次撤退而与他会合。
但撤退也是徒劳无益的。阿沛的通讯线被截断,他自己为更机动的中国军队所包围,他和许多别的西藏部队被迫投降。
昌都的无线电装置及其英国操作员也一同被俘,因此,有一段时间,没有任何消息传到拉萨政府那里。然后,得到中国司令的许可阿沛派遗两名官员,前往拉萨,对噶厦说他们被俘,要求授权进行和谈,而且给噶厦以中国司令的担保,说中国将不在西藏领土上扩大统治。
当此大难降临在遥远的东部西藏时,拉萨政府与降神师和上层喇嘛商议,并在他们的建议下,噶厦前来庄严地请求我担负起领导政府的责任。
这使我优心忡忡。我当时十六岁。我还没有完成宗教教育。我对世俗事一无所知,也没有政治经验。不过,我大得足以明白我是多么无知,有 多少事情还得去学习。我最初提出抗议,说自己太年轻,因为十八岁才是达赖喇嘛从摄政那里接掌实权的年龄。但我理解,何以降神师和喇嘛 们作出这项请求。在每一位达赖喇嘛圆寂后由摄政长期掌政,是我们政府制度上不可避免的缺点。我年幼期间,政府就有过不同党派间的相互倾轧,国家政务因而恶化。我们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多数人急于逃避责任,而不是去承担。然而现在,在面临侵略的危急关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而我作为达赖喇嘛是全国唯一的任何人都一致信服的人物。
我犹豫着,但国会召开了,并把这项申请上达噶厦。我意会到,在这历史上的严重关头,我无法推卸责任。我得肩负重担,把少年时代置诸脑后,立即自我武装,以领导我们的国家,尽我所能地去抵抗共产主义中国的巨大力量。
我因此带着兴奋接受了;在传统的典礼中授予了全部权力。并以我的名义,宣告大特赦,西藏监狱中所有的犯人都获得自由。
也就在那时,我大哥由东部到拉萨。他曾回到我们出生的村子附近的塔尔寺作堪布。在他作堪布期间,他目睹了蒋介石政府省主席的倒台以及新的共产主义政府军队的挺进。他还目睹过一年的混乱、压迫和恐怖。而那时,中共曾宣称他们前来保护人民,而且承诺他们信仰宗教的自由。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开始系统地消灭和摧毁宗教。他自己受到严密的监督,被迫参加连续不断的共产主义讨论课。直到最后,中国人向他解释,他们旨在重得整个西藏主权,他们依然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想使之整个转变为共产主义。然后,他们劝他做信使前往拉萨劝告我和我的政府同意他们的统治。他们承诺,如果他能成功,便可被立为西藏总督。他当然拒绝干那种勾当。但最后,他明白,如果他继续拒绝,他会有生命危险。他也明白,他有责任来警告我中国的阴谋。因此他假装同意,终于逃出了中国的监督,带着我们所面临的危险的详细的警报,来到拉萨。
到那时,噶厦已把我们的危机向联合国申诉。当我们在等候它的考虑时,对我来说,第一责任是必须遵从印度政府的忠告,在中国造成更大的创伤之前与其达成某种协议。所以我通过占领昌都的军队司令,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我写道,在我年幼期间,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曾很紧张,但我如今承接了全部责任,真诚愿望恢复以往的友谊。我向他们要求,释放被俘虏的西藏人,并把军撤出为他们武装占领的西藏地区。
几乎与此同时,我的噶厦再次召开国民会议,以期测试有关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的公众舆论。大会作出的其中一个结论,在我的眼中却是极不受欢迎的。议员们指出,中国军队可能随时向拉萨挺进并攻取之,他们决定应请求我离开首都而迁往接近印度边境的亚东,以使我脱离生命危险。我一点也不想走。我想留在我所在的地方,作我所能作的事,帮助我的人民。但是,噶厦也催促我走,我终于不得不屈服。我将要谈到,这样的争执一再发生。作为一个年轻健壮的人,我的本能是与我的人民一同分担任何危险。但对西藏人而言,达赖喇嘛的人身乃至为宝贵。而每当争执起来,我又不得不让我的人民比我自己更多地关心到我。
我做好走的准备。走前,我指定了两名司伦----一位高级僧官,叫罗桑扎西,和一位富有经验的老资格俗官叫洛康娃。我授予他们全权,让他们共同负责。并告诉他们,只有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才向我请示。
噶伦们当时有这样的思想;如果最坏的事发生,也许我得流亡印度,如同四十年前,中国人侵时的我的前任一样。我得到建议,送一队人把我的财宝带到那里。一些金元和银绽从拉萨取走,放在储存柜里,穿越锡金边界,并在那里放了九年之久。到后来,我们急需这些财物。
另一个对我们的严重打击是,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定决对西藏问题不加考虑。这使我们惊慌失措。我们曾信任联合国为正义的支柱,而且更惊异地听说那是由于英国的发言才废除了这一论题。我们曾与英国有相当长的密切关系,而且从许多英国官员的智慧和经验里大获收益。而且,也是英国以把我们作为独立主权而与我们缔结协约的方式,暗示了承认我们的独立。然而今天,英国代表却说什么的法定地位并不清楚。而且似乎表示说,即使我国在三十八年来没有任何中国人存在,我们也依然是法定上的中国藩属。印度代表的态度也一样令人失望。他肯定,必能以和平解决方式缔结协定,并确保西藏自治。保证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取消在全体代表大会讨论这一议题。
这要比早些时没有人会向我们提供军事援助的消息更令人失望。如今,我们的朋友们甚至不肯帮助我们提出要求正义的申斥。我们为中国的大兵压境而彻底陷入悲观的境地。
当我们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很显明,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把我们推进了这种绝境。我们在1912年取得完全独立时,我们满足于回到孤立。我们从 来没有想到,我们的独立,这对我们自己是如此朗然的一个事实,而对外界却需要合法的证据。假使我们申请加入国联或者联合国,在我们的危机到来之前,向一些领导国家指派大使,我肯定这些主权的标志会不成问题地得到接受。而我们此一危机的显明的公义也就不会被蒙蔽,因此 事被基于在截然不同的处境下缔结的古老的条约的微妙法律争论所蒙上阴影。现在,我们得学会这一痛苦的教训,世界已小得不容任何人维持在毫无伤害的孤立里。
我们唯一可作的是尽可能好地展开谈判。我们决定授予阿沛氏他所请求的权限。两名他送往拉萨的官员中的一名带去我和噶厦的回话。我们告诉阿沛,他应该在中国军队不再深入西藏的严格条件下,才展开谈判。我们明白,谈判理应在拉萨,或者中国军队占据的昌都进行,但是,驻印度的中国大使提议我们派代表团上北京。我另外指派四名官员协助阿沛,他们都在1951年初到达北京。
直到很久之后,他们回到拉萨,我们才听到发生了什么。根据他们那时的报告,一当他们到达,即为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邀请参加宴会,并正式把他们介绍给了中国方面代表。但一当首次会议开始,中国首席代表便拿出现成的十条草案。这项草案被讨论了几天。我方代表团争辩说,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提供所有的证据。但中国不肯接受。最后,中国起草了一道修改协议案,有十七条。这是最后定案。又不允许我方代表作出任何改动,或提出任何建议。他们遭到欺侮,凌辱、受到人身暴力以及针对西藏人民的更大的军事行动的威胁,还不准他们向我和我的政府征询意见。
这一协议案是基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假设的。这是不真实的。而除了受到威胁之外,在没有给我和我的政府考察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我方代表所接受的。但阿沛成为中国的囚犯已很久了,而别的代表也是事实上的囚犯。他们终于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屈于威压,签署了协议,但他们拒绝使用令文件生效的印章。但中国在北京私自复制西藏官方印鉴,并迫使我方代表团在协议上盖章。
我和我的政府都没有得这次协议已签署的通知。我们是首次从北京广播电台,阿沛的广播里得知的。我们听到这些条件,都大吃了一惊。我们惊骇于一派胡言的共产主义陈腔滥调和狂傲的强词夺理以及这厚颜无耻的、真假参半的声明。这些条件,比我们想象的要坏得多,而且更具压迫性。
协议的序言写道:「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和西藏,「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这纯属胡言乱语。它还承认,中国政府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其中给予的原因有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使西藏人民得到解放,并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里。
协议的第一条还这样写道,「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看到这点,我们痛苦地想到自从1912年我们把最后的中国势力驱逐出西藏以来,一直没有任何外国军队驻在西藏。第二条提出:「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这本身超越了我们所给予阿沛的权限。第八条声明把藏军改编为中国军队。第十四条剥夺了西藏的一切外交权利。
在这些没有西藏人乐于接受的条款之外,还有别的许多条中国的承诺:不变更西藏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变更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强迫人民接受改革。但是,在我们将把自己的国家交给中国而不复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事实面前,这些承诺无足轻重。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没有朋友,我们一筹莫展,尽管强烈反对,我们还是屈从于中国的强令,咽下自己的怒火。我们只有希望中国在这强迫性的单方面的协议中履行他们的诺言。
协议签不久,我方代表电告我,中国政府指定张经武将军作为驻拉萨代表。他将绕道印度,而不是取道穿过东部的漫长的陆路。我所停留的亚东也就在由印度进入拉萨的主要路线的西藏边界上。很显然,一当他踏上我国的土地,我就得去见他。
我并不期待和他见面。我从没有见过中国将军,这倒是个可怕的预兆。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表现----是富于同情,还是作为一个征服者而来。我的一些官员,从协议一签署即认为我应当及时去印度避难,在一番长久的争执之后,他们才一致同意我等张经武到来,观其态度如何,再作决 定。
我的一些高级官员在亚东见到他。我住在附近的寺院。寺院的顶层有个很漂亮的阁楼,我们安排好我在那里会见他。他要求我们在亚东以平等地位会面,我们克服种种困难,弄到完全一样的椅子,而不是西藏风俗上的坐垫。
到了会见时,我透过窗户,想看他是什么模样。我也不知道究竟在期待什么,但我看见的是三个人身穿灰色制服,戴着鸭舌帽,在我的宫员们的红色和金色的法衣之间,显得灰暗和低微。我直到现在才明白,那灰暗正是中国在结局之前把我们的一切减弱到的状态,而卑微无疑只是个幻觉。
当那行人到达寺院,登上阁楼时,那将军显得十分友好,并不古板。另外两个穿灰制服的人是他的助手和翻译。他把毛泽东的信递给了我,也多多少少地重复了协议的第一条,说什么欢迎我们回到伟大的祖国此种我已厌倦的陈腔滥调。然后,他通过翻译,把同样的东西翻来覆去地说。 我给他茶喝。一个不理解我们各自的心内所想的旁观者,会误以为整个会见是极其热忱的。
他到达拉萨却并不十分成功。我指示噶厦以政府客人来合适地接待和礼遇他。因此,噶厦的两名成员在罗布尔卡之外以合适的仪式欢迎他。次日,司伦们和噶厦为他举行晚宴。但这并不令他满意。他抱怨于没有受到作为友好主权的代表而被接待。我们也因此明白,他也并非如看上去的那么赤心的友好。
但是,这些情况迫使我回到罗布尔卡;并在那里见证了中国下一步军事统治的扩展。
张经武到达拉萨后的两个月,中国军队的三千官兵进入拉萨。不久,另一支大小相若的人马,在另两位将军张国华和谭冠三的指挥下到来。拉萨人民带着民族的耻辱,漠然地看着他们进来。开始,中国司令员和我们政府间并没有多少接触,除了当他们要求给养和住宿。这些要求很快就在拉萨城里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军人征用、购买或租用房屋;罗布尔卡对岸一直用作夏季野餐的大片土地,也为他们占领筑营。他们要借贷2000吨青稞粉。这样的巨额从当时的政府粮仓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自己大量的开销,政府得从寺院和百姓处借来。别的食物也在要求之列,城市匮乏的资源趋于紧张,物价开始上涨。再后,又有一位将军,又有几千到一万军人到来了。他们夺取更多的土地筑营,而且在他们征求食物的额外的负担之下,我们单纯的经济崩溃了。他们一无所有,所有人都指望依靠我们贫乏的资源供给。食物价格暴涨到十倍;奶油九倍;物价普遍增至两到三倍。记忆中的第一次,拉萨人民被推进了饥荒的边缘。他们对中国军队仇恨日增,孩子们开始四处喊口号,朝中国土兵扔石头----这也是大人们勉强控制其痛恨的迹象。投诉开始如雪片般飞进噶厦办公室,但这无济于事。中国军队是来屯据,而他们不会听取任何建议,也根本不会在任何方面协助我们政府。适适相反,他们的要求与日俱增。不久,他们要求另外2000吨青稞粉,而这不得不找出来。这些称之曰借贷,将军们承诺其价值将以投资于发展西藏工业的方式偿还。然而,这一承诺从没有履行过。
处境愈来愈恶劣,中国高级官员却源源不断地进城来,张经武将军也召开冗长的一系列会议。我的噶厦也应邀参加,而责任主要落在我的俗人司伦洛康娃的身上,他得竭力寻找途径,以平衡人民的基本需要和侵略者的要求。他勇敢地直接了当地告诉中国人,西藏只是一个贫寒的宗教性社会,其产品一直仅足以自给。而剩余只是微乎其微-----也许足以支持中国军队一两个月,但不能更长----而食物不可在瞬间创造出来。他指出,没有任何理由在拉萨布置大量部队。如果他们需要防御国家,就该派到前线去,只有一些官员及其随从才需留在城里。
中国人起初十分礼貌地答复。张经武将军说,我们政府已签署了协议,中国军队应屯驻西藏,因而,我们得向他们提供食宿和给养。他说,他们 只来西藏发展资源,以及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一当西藏可以自行主理政务和保卫前线,他们即回到中国。他说:「当你可以自立,即使你请我们来,我们也不会来。」
洛康娃忍耐着指出,唯一威胁我们的前线的是中国人自己,而我们自理政务已经几个世纪了。但是,他在另一次会议上对那将军说,尽管他担保说中国是来帮助西藏,他们至今什么也没有帮忙。相反,他们的存在就是一个严重的困扰,而他们多半所作所为只有激起人民的愤怒和仇恨。 他提起一宗对我来讲比其看上去更严重的事，在圣城拉萨焚烧已死的动物的骨头。这是对西藏人民宗教感情的严重侮辱,并引起了许多敌意和非议。
张经武将军不去研究何以人民怀有明显的敌意,反指望我们政府来加以镇压。他在另一次怨言中说,人们在拉萨街头游行唱歌,侮蔑中国人。 他建议我们政府立即发布宣言,号召与中国人建立友好关系,他还把宣言草本交给洛康娃。洛康娃一读才知道这是一道禁止在街道唱歌的命令。当然,他以一种富于尊严的格式重写了一份,而不是分这样可笑的东西。我想中国人不会原谅他的这一行为。
中国人的怨言,在一系列会议中,愈加强烈。他们说,尽管他们一再尝试向人民阐明他们是来帮助西藏人民,但人民的态度日益恶劣。他们说,已有公开集会批评中国政府,当然这无疑是真的,他们要求噶厦禁止人民集会。这照办了。但拉萨人民立即占贴海报和在市内派发小册子,说他们在面临饥饿,并要求中国人撤回中国。尽管有那道禁令,一个大型集会还是召开了,会议备忘录陈述了人民的痛苦,指出拉萨的情况十分严重,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只有一些官员才可留在城里。备忘录一份送交中国将军,一份给噶厦。中国人说这文件是出于帝国主义的煽动,并暗示,拉萨有人别有用心地造乱子。有一次,张经武将军来到噶厦办公室,愤怒地指控两个司伦为密谋违反在北京签署的协议的罪魁祸首。
这类痛苦的事件,对任何成为侵略者牺牲品的国家都是熟悉的。侵略者到来并相信----究竟有多少真诚则不得而知----他们是来施恩的。而且,他们如像还惊诧何以受侵略的人民一点也不想得到他们的恩惠。当人民滋长起对他们的仇恨时,他们决不会以撤退来安定民心,也不会对人民的愿望作出某些让步。他们总是企图以更大的力量来压迫,而不去自责,反来寻找代罪羔羊。西藏的第一批代罪羊是纯属想象的「帝国主义者」和我的司伦洛康娃。但这种行为不会有成果,反会招致灾祸。人们的仇恨决不可以在长时期内镇压下去,因为压迫会使之愈加强大。这一人们会认为如此显着的教训却还得由中国人来领受。
在这期间,紧张关系一直加剧;中国人跳过了噶厦和通常的政府机关,而要求直接和我接触。开始,我会见中国将军时,我的两位司伦一直陪同作顾问。但在一次会见中,张经武对此大为震惊。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成年人会如此表现。尽管我年轻,我还是介入其中,让他镇静。从此之后,他们要求单独见我。他们每次带着卫队来见我;卫队在我们会见期间,驻在我房外。这种恶劣的表现,即使没有别的意思,也会强烈地激怒了解这事的西藏人。
中国人与洛康娃最后的针锋相对,却是在一件并无关于拉萨的痛苦之事引起的。张经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我的司伦们和噶厦以及最高级别的中国军政官员一同出席。那将军宣告,在「十七条协议。」的条件下,西藏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提出,第一步,一些年轻的西藏土兵得送到中国军队驻拉萨司令部受训。他说,然后,他们可以回到各自的部队去训练别的人。
洛康娃对此发言比以前更为猛烈。他说这既无必要,也办不到。十七条协议也是荒唐的。我们人民并不接受这一协议,而中国自己也一再打破其中的条款。他们的军队依然占据东部西藏;那地区尚没有如其承诺地回归西藏政府。进攻西藏也是完全非正义的。当和谈尚在进行的时候,中国军队便以武力进入西藏领土。至于把西藏部队改编进中国军队,协议明文规定,中国政府不强迫西藏人民接受改革。对此一改革,西藏人民将会强烈愤慨,他本人作为司伦也不能赞同改革。
中国将军们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毕竟并不重要,而且不明白西藏政府何以会反对。他们之后稍稍改变了条件。提议所有西藏军营里的西藏旗帜应降下,而升上中国国旗。洛康娃说,如果在西藏军营挂上中国旗,战士们无疑会再取下来,令中国人难堪。洛康娃在争辩旗帜一事时说,「中国破坏了西藏的完整,又要求西藏人民与他们友好,那是荒唐的」。如果你打去一个人的头部,敲碎了他的胪盖骨,你就别想再跟他友好。这彻底激怒了中国人。他们散会,并宣告三天后召开一次会议。
所有代表再次聚头,另一位范明将作为中国发言人出席。他问洛康娃是否在上次会议声明里犯过错误,无疑期望他道歉。但洛康娃当然坚持他所说的一切。他补充说,公开解释这情况是他的责任,因为西藏到处传说中国在东部省区的压迫,而且民愤高涨。如果接受中国有关改编军队的提议,那么反应就会更激列,不仅是军队,而且所有西藏人民都反对。
范明将军对此勃然大怒,指控洛康娃与帝国主义势力秘密勾结,并叫喊着,说他将请我把他解职。洛康娃对他说,如果我达赖喇嘛因为他的过失而同意这么做,他不仅抛弃他的职务,而且也愿意抛弃去地的生命。然后,张经武将军出面调停,说范明错了,让我方代表们不介意于他所说的话。会议再一次在毫无结果中解散。
然而,尽管有张经武的出面调停,我在会后不久,还是收到一份书面报告,报告说洛康娃不想改善藏中的关系,建议撤职。他们也同样要求噶厦,而噶厦同样对我表示,如果同时要求两位司伦辞职会更好。因此,危机达到了高潮,而我面临了骑虎难下的困境。我极其钦佩洛康娃敢于与中国人抗争的勇气,但我如今得决定是让他继任,还是再次屈从于中国人的要求。
当时有两种考虑:洛康娃的人身安全和整个西藏的未来。对第一点,我毫不怀疑。洛康娃已把他的生命置诸危险之中。假如我拒绝把他解职,中国人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用他们的手段把他干掉。
关于更普遍的问题,我的观点在这长期的紧张状态中发展着。我没有受到任何有关复杂的国际政治的训练。我只能拿我的宗教训练来对付这样的问题,面且籍着常识的协助。但是我相信,而且仍然相信,宗教训练是非常可靠的指导。
我理解到,如果我们继续反对和愤慨于中国官方,那只可能更多地导致压抑和愤慨的恶性循环。最后,又必然引致暴力的爆发。而暴力是无谓的,我们不可能以任何暴力手段消灭中国人。如果我们与他们战斗,他们会永远取胜;而我们自己手无寸铁又缺乏组织的人民将会成为牺牲品。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和平规劝中国人履行他们在协议上作出的诺言。非暴力才是唯一的,最后,也许是在几年的耐心之后,可能会赢得某种程度的自由的手段。那就意味着任何可能时的合作,以及任何不可能时的消极抵抗。
而暴力反抗不仅是不切实际。而且也不道德。非暴力才是道德的唯一方向。这不仅是我个人深刻的信仰,也显然是对佛陀教导的遵从,而作为西藏宗教领袖,我被约束着去维持这一点。我们也许会受到侮辱,我们现存的大多遗产也许会在一个阶段里丧失,倘如此,忍辱一定是我们的命运。我确信这一点。
因此,我悲哀地接受了噶厦的这一建议,要求司伦们辞职。他们来会见我,我给他们哈达、礼物和我的照片。我感到他们非常理解我的处境。 我没有再指定任何人来继任。如果司伦只是中国人的代罪羊,那么司伦也是无济于事的。还不如我自己担负起全部责任,因为我的身份,在西 藏人民的眼光里是不可加害的。后来,洛康娃到了印度,成了我的海外政府的司伦,直到他年迈退休,他一直是我得以信赖的顾问。我很悲哀地叙述到, 1959年,我自己离开西藏后,那位僧人司伦罗桑扎西被中国人投进监狱,而且尚没有获释。
这事件一结束,中国人的态度也变得较为友好和怀柔。他们提议噶厦送一批由西藏官员、僧侣、商人和别的阶层的代表们去中国。如他们所说的,去让他们自己看看中国人享有去进行宗教修行的绝对自由。我们接受了这一建议,并选出了代表团成员。他们带到中国在向道下旅游。他们回来时,呈上了一份报告,每个人都明白这是在中国命令下书写的。
之后,我本人为中国政府邀请访问中国。尽管我的政府和中国官方在西藏的关系有所改善,我对他们的无视于我们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依然极为失望。我认为,我得见最高级的中国官员,劝告他们履行在他们强加于我们望。我认为,我得见见最高级的中国官员,劝告他们履行在他们强加于我们的协议上所作出的承诺。因此,我决定前往中国。
第六章:在共产主义中国
拉萨人民极不愿我去中国。他们怕我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但我并不惮于被挟大持为囚犯,而且我已决定去是我的责任。在罗布尔卡的宗教仪式上,我向许多参加者许诺一年之内回来。
那时,北京正在筹备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制订宪法,并在大会上给了西藏十个席位。中国代表据说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西藏成员则让我指定。中国政府还建议由我本人率领代表团。我们许多人认为把达赖喇嘛列为该大会成员,有损他的尊严,但在我看来,回绝似乎也一无所得。相反,如果拒绝,我们也许会丧失可能的自治权的机会,而同意则可能有助于劝告中国人维护他们的诺言。
我在1954年离开拉萨。仪式在河岸上举行,拉萨人聚集在一起,为我送行。显然,他们对我的离别十分哀伤和忧郁。而我本人还并不怎么期望这第一次离开西藏的旅行。
我可以坐骄车开始我漫长的旅程。中国设法给拉萨带来了许多车辆,多是军用,战略性的公路也在东部和西北兴建。筑路是压迫和不满的泉源。西藏人被征集去作工,因为谁也不肯自愿,他们的工资也相当少。土地被征用,而大多是没有补偿费。征用耕地时,我们政府得给土地被征用的农民提供另一块土地,而通常这样肥沃的土地在附近是找不出来的。我们国家得发展,公路无疑是必要的,但中国筑路的手段是不义的,损害了国民。
我们驶出拉萨九十英里。前面的公路只建了一里,我们得转而骑马,开始西藏人惯常的旅行。天下着倾盆大雨,几处塌方横过路基。有些地方,我们甚至连马也不能骑,只有从稀泥中趟过去。当公路廷伸到山弯,上面的巨石纷纷塌下,横过路面,滚到下面几百英尺的河中。这建了一半的公路是如此之危险,在我们的旅程中,三人死难----还有许多骡子和马。
其后的十天中,尽管道路依然非常糙劣,我们尚可以坐进吉普车旅行。最后的十六天中,我们穿过显着的西藏人聚居区,尽管它象我的家乡一样,很久以前就为中国夺取,并在他的统治下。这些人们多是西藏原始祖先的后裔。每逢我停下宿夜,我就接见人们。他们都要求我在从中国回来的路上,在他们之中逗留几天。
在一个叫它成洛的地方,我们穿过了一座山,那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标记着古代原来的中国和西藏边界的地方。在山的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已处身于真正的外国地方。那里的人民是中国人的外表----他们的房屋、衣着、行为举止都是截然不同。我们开始穿过路边的茶馆----我们正在中国的一个肯定的标志。我们一路驶向中国的成都市。然后,飞往西安,再坐特别列车到达北京。
仅是几年前,机械的东西是如此吸引我,坐飞机或火车旅行会是一个荣耀的梦。然而现在,我第一次经历这两者,我的头脑装满了我们的政治不幸和我的责任,而无法享受这些新的经历。
班禅喇嘛在西安与我们会合。尽管有人说他看上去比我老,但他比我年轻。我那时十九,而他十六。他可能是在艰苦的环境里长大的。
班禅喇嘛,如同达赖喇嘛都是高级的转世化身。两者的首次转世是在公元十四世纪。从此,班禅喇嘛在宗教权威上仅次于达赖喇嘛,而位居第二。但他们从来没有掌握过世俗权力。在我们整个历史中,作为合适的高级宗教领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坚密的。大多世代里,年轻的总是成为年长的学生。
但是,约在1910年,我们两位的前任之间始而有了裂痕。中国其时侵入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一些班禅喇嘛的随从人员趁达赖喇嘛出亡之机,抱怨于政府强迫的税收以及别的相似的世俗的事情。中国端倪这两者间的不和,竭力扩大矛盾,无疑期望分裂西藏使之成为他们更容易进攻的牺牲品。我已写到,他们并没有成功地瓜分西藏,西藏人民把他们赶出了国土。但这两位喇嘛之间的裂痕却继续存在。
几年后,班禅喇嘛前往中国控制的疆土的边境。他在那里渡过了下半生,而且我相信,在1937年,他是在悲哀中死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很长时间以后才开始寻找他的转世。1950年,在西藏找出了两位候选人,但中国在他们所控制的领土上又推出了另一个。1957年,在关于谈判所谓协议的末期,我从首席代表阿沛那里收到一份电报,说如果中国的候选人得不到接受,谈判将会被拖廷。政府和僧官们自然要进行传统的测试,但彼时却不可能,而渐渐地,现在的班禅喇嘛被接受为真正的转世化身。他那时已有十一、二岁。
当然,他的整个教育和训练是受到中国的影响的,先是受到蒋介石的政府,然后是共产主义者。中国当然清楚,他太年轻,不会反抗,而出于他们的政治目的来利用他。比如当共产主义政府征服中国,一份贺电便以他的名义拍出并印发,尽管他当时只有十岁,而且还没有被正式接受为转世化身。无疑许多人会被误导,以为这份电报来自西藏官方。
我之前见过他一面。在1953年,他十四岁时来谒见我。他是为自己的僧官随从和中国陪同带来的。他是在传统的仪式中,作为我的下属-----不仅年纪较轻,而且地位稍次,引见给我的。但我看出,在第一次会见中,中国和他自己的一些官员对我们古老的风俗亦不十分满意。他们只会 乐意看到班禅喇嘛跟我平起平坐。所以第一次会面总有些勉强,亦非十分成功。但同一天,我们再一次非正式地相见,共进午餐,应当说,我们 相处得很好。他向我表示出一种为佛教风俗所要求的对于长辈僧人的尊敬。他举止适度而令人愉快----是个真正的西藏人,而我有种不违心的良好祝愿的坚定印象。我确信,这印象会留给他自己,使他全心支持西藏而反抗中国的进攻。
在他访问拉萨的终结,他的中国随从阻止了风俗上的正式告别仪式,但他私自来到罗布尔卡,与我告别。我看出即使他受到警告要以一种超然的举止来表现,他本人的态度却有所不同。我提醒他,宗教学习对他和我都是多么重要,我还提议,由于我们都很年轻,我们应该忘记前任之间的不睦,并作出新的开始,他同意了。
我真诚地遗憾于这些过去的不和,而且依然如此。我想,他不会完全遗忘这些,因为他的连续不断的中国教育。假使他与他的跟从者这样做,西藏的灾难就不会如此之完全。中国在这一代企图作出他们在上一代所失败了的同样的事情。而这一次,他们得以拥有一位西藏宗教领袖,以其名义来发号召,必是一大利了。但班禅喇嘛也不可以被人身指责。没有在如此集中、恒久和回异的影响下成长的青年,可以保持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尽管这一影响,我还是不相信,他会因为共产主义而废除我们的宗教。
我们在西安会合后,即相伴上北京,受到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别的北京政府官员的接待。一大群人在火车站欢迎我们。多数人看上去象学生,或青年团员,他们热烈鼓掌,朝我们大声欢呼。但我有些讽刺,假如他们奉命去表示敌意的话,他们亦会同样情愿地去做。这倒提醒我一则对话,说是在另一个访问西藏的乡村的中国官员时所听闻的。他到达的时候,村民都列队慰问,并热烈鼓掌。他很感激,问其中的一个人,他们是否在新政府的领导下感到幸福。
那西藏人说:「是的,非常幸福!」
「那太好了。」
「除了我们不喜这项新税务」
「新税务？」
「是呀。就是这鼓掌的税务。每当中国人来到这里,我们都得出来和鼓掌。」
记得西藏税收多多少少是以不愉悦的劳动支付,这则故事听上去倒也有些真实。
在我们到达的当晚,朱德为我和班禅喇嘛举行晚宴。200人的席位摆在那里,一切都是确乎使我吃惊的豪华和慷慨。桌上摆设极其雅致,中国名酒也奉上来,尽管除了几个俗官外,我们代表团几乎没有人去尝试。朱德作欢迎演说,说西藏人民回到了他们的祖国,中国政府将尽力去帮助他们。这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尚把不住如何对待所有的中国官员们。但值得欣慰的是----每个人都十分殷勤和彬彬有礼,而且似乎很有文化教养和受过良好教育。
两天后,我第一次会见毛泽东。那是次可纪念的会见。会见安排在国宾馆,通常中国共产党主席在这里会见特殊的来访者。毛泽东有几个随从,包括现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我带了四、五位官员陪伴。
毛泽东打开话题,说他十分高兴于西藏的回归祖国以及我的同意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他说发展西藏资源促其进步是中国的使命,并说在拉萨的将军们张经武和范明是作为中国代表来协助我和西藏人民。他们并非去对西藏人民和政府行使权力的。他还请我直言,这些中国代表有否作过有违于我的意愿的事件。
我感到陷入一个十分为难的处境。我坚信！除非我能够维持友好气氛,我们国家就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因此,我对他说,西藏人民在他的领袖下对未来怀有巨大的希望。因而,每当我们与中国代表意见不合时,我们总是开诚布公地表达出来。
我与他的另一次会面约持续了三小时,除了翻译外,别无他人参加。当然,再一次,我们主要谈到西藏及其未来。我对近期的西藏事件都作了个人评述,努力消除他对我们的处境可能怀有的疑虑。我想给他一种可信的感觉,因为我依然确信,我们无法以不可受协的反对来免除中国的统治。我们只竭力使之缓和,并耐心地使之达到可容忍的地步。
1953年的那支访问中国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曾告诉说,中共领导对我疑虑重重,主要因为我存在印度的财宝和他们想象到的一些家庭成员跟外国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那极不真实。既然有人这么说,我得趁此机会把这些告知毛泽东。至于财宝,中国人曾向我问及,我总是对他们说正考虑把它们带回拉萨。我也确乎这样考虑过 庆幸的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做。
毛似乎对的谈话十分高兴,并说有一个阶段,中国政府曾决定建立一个直接在中国政府之下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以统治西藏。但现在,他认为那不必要。我想,这也许是我的政策的一个胜利。他补充说,现在决定建立一个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他征询我的意见,但那个题目大得不可以迅速作出判断。我对他说,在没有与别的西藏人,包括班禅喇嘛协商过之前,我不会作出任何评论。
那使他提起介于班禅喇嘛和他的所坚持称为「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误解。他建议,既然我们俩都在北京,就应当借此机会和解。我告诉他,这些不和只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个人与班禅喇嘛之间决无仇怨。如果尚有任何误解,我会乐意消除。
几天后,我从毛泽东那里收到口信,说他一小时之内来见我。他来时只说是拜访。再后,不知什么使他说佛教本是一门相当好的宗教,而释迦牟尼佛尽管是个王子,却为改善人民条件作出了许多思考。他还说度母是个善心妇人。他几分钟后就走了。我迷惑于这些短评,也不明白这些判断是何以作出的。
我在北京有一次机会,看到这位伟大的中共领导者的作为。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的住所参加一次由二十官员参与的会议,我坐在他对面,可以感受到他的性格的影响。会议议题是关于中国农民的生活标准。他说得很平淡,但我认为他的态度极之诚恳。他说他对此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满意。他引用自己家乡的来信说共产党官员并没有尽力而为以帮助人民。过了一会,他转向我说,西藏人意志很坚定,或者固执,但二十年后西藏就会强大起来。现在中国帮助西藏,但二十年后,西藏会反过来帮助中国。他提到一位伟大的中国军事领袖薛仁贵,率领他的军队百胜,最终却碰到他的敌手西藏人。我再一次对他说的话感到惊奇,但这一次至少他的议论比较容易接受些。
我与这位著名人物的最后会见是在我访问中国的末尾。当我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时,我收到邀请我去他家会面的讯息。我那时已游历了几个省份,因此能够真诚地告诉他我对这所有发展项目的兴趣和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之后,他跟我长篇大论真正民主的形式,指导我如何成为人民的领袖,如何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他在椅子上挪动以接近我,并耳语道:「我很了解你。但宗教当然是毒药。它有两个缺点;危害人类和障碍国家进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其毒害。」
我大吃一惊。他暗示什么？我极力镇定自己,却不知道如何理解他。我明白,他当然是宗教的死敌。但他似乎对我真诚地友好和爱护。他在这一非常评论后,跟我一起朝轿车走去。分手时,他只让我注意自己的健康。
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我对毛泽东的杰出人格有着深刻的印象。我除了与他的单独会见,还在许多场合见到他。他的外表并不会给人任何智慧的标志。他看上去有欠健康,一直喘气和重吸呼。他的衣着跟别的任何人一样,尽管通常是颜色不同;他不太注重衣着,有一次我看出他的衬衫袖口破了。他的鞋看上去似乎从不擦亮过,他行动迟缓,发言更慢。他常省略字词,讲短句,每句都富了涵义而且通常清晰准确。他谈话的时候,会不停地抽烟。但他发言的姿式确乎捕捉了听众的思维和想象,而且给人和谒与诚恳的印象。我敢于肯定他说话算数,而且自信能达成思想中的任何目标。我确信,他决不会使用武力把西藏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当然,我这种想法被后来西藏的中国官方机关所采取的迫害政策破除了幻想。但我至今仍难以相信这些迫害会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
另外一个中国官场上的重要人物是周恩来总理,我对他的印象则大相迳庭。我首次见到他是那次他来火车站接我们。我在中国期间,曾与他有过几次简短的谈话。其中有一次,他给予我许多有关西藏的未来的意见。他说尽快建设和发展这个国家是极其重要的。我告诉他,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十分落后,而现在提高物质条件和把政府机构现代化是可能的。我已写到这点,我自己也开始做到了这些。但我补充说,要发展我们的自然资源,首先,我们需要经济援助。
我一直感到周恩来十分友善,但并不比毛泽东那么坦率和开放。他特别礼貌、谦恭、温和,而且似乎可以完全自我约制。因此,当我听说他最近在尼泊尔的一次会议上勃然大怒而擂桌子的事是十分吃惊的。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看出他十分聪明敏锐。我同时有这样的印象,他会无情地执行任何手头上的计划。我后来得知他赞同对西藏的压制政策,但一点也不如我之对毛泽东的吃惊。
我在北京也会见了一些著名的外籍人士,但都是简短的。在一个晚宴上,我被介绍了给苏联大使,并与他作了短暂的交谈。他说乐意和我举行一次更长时间的会谈,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但这次会见后来并没有举行;而我开始理解中国并不想我有机会与外籍人土开诚布公地交谈。我对一位罗马尼亚的部长也是这样。我确乎与印度大使有一次会见。印度是我们如此的一个近邻,中国不可能反对我与他会见。但在会见中,他们要求送来中国翻译,而不是用我自己的。我自己的翻译可以流畅地把藏语译成英语;但中国翻译得把我的话译成中文,他的同事再译英文。所以气氛十分拘谨和古板,也就没有多少可谈的了。在场的还有两位格外严肃和狂傲的中国官员。会见期间,一大碗水果打翻了,而我对这一会见的主要记忆是那两位十分威严的先生在桌子下面,用双手和膝盖找桔子和香蕉。
我也有幸见到来中国参加国庆的赫鲁晓夫和保盖宁。我到机场去迎接他们,并在那里被介绍给他们,并在当晚的接风宴上再次见到他们。但我们没有作过任何讨论,也没有交换过任何意见。
也是在北京,我庆幸地会见了尼赫鲁先生,尽管那可能是我们会见的不祥之地。也就是在那时,我得知了为记者误解的危险。说是我和尼赫鲁先生一同赞成中国的政策。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听到也读到许多有关他的报导,我很急于同他交谈,征求他的意见;但当我们在中国时,我并没有成功。我是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被周恩来介绍给了他。他似乎正在思考什么,一时间什么也没有说。我对他说,他之作为世界领导发言人的名声也传到了我们孤立的西藏,而我便一直期望见到他。他微笑着,只说见到我很高兴。尽管我也在别的场合见到他,但那却是我在中国和他说的唯一的话。有些报导说我和他私下谈过,但我没有。他也没有向我问及,是否印度可作点什么来帮助西藏。我对不能与他交谈深感失望,因为我非常想得到他的帮助和建议,但这直到我第二年到达印度时才如愿以偿。
也就在尼赫鲁先生来访时的接待会上,一位印度报界代表带着一名中国翻译来访问我。他问我对尼赫鲁先生的访问中国有何感想。我说,我希望这两大国能更亲密,亦以此向亚洲和世界树立一个榜样。然后,他问我是否准备把改革引进西藏。我告诉他,我从掌权以来,便一直致力引进对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改革。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成功,而他不久即可听到这些改革的结果。但那时,一位中国官员过来打扰我们,并把我带走了。我看到中国翻译急速地记录谈话内容,对此感到可笑。他之后告诉我,他授令记录我所说的一切,并向领导汇报。
我也在北京举行过一次庆祝藏历新年的晚宴,以此回报我们所接受到的礼遇。一切都是遵照西藏的传统和风俗进行。我们在请帖上印有称之为四个团结的兄弟的图画,包括一只大象、一只猴子、一只兔和一头鸟。岛是吉祥的标志,代表佛陀,图画对我们意味着中国人一直强调的「民族大团结」。在这一场合,我愉悦地再见到许多中国官员,包括毛泽东,我再次为他们的新行为风度、礼仪和文化所打动。我们没有在晚会上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但有通常的新年装饰和一种为西藏这一季节所特制的饼。我们的风俗是取一小块,抛向天花板,以为对佛陀的供养。毛泽东得知这一风俗后,他向天花板抛一小块饼,之后,恶作剧地抛另一块到地板上。
在这些社会场合之间,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冗长的会议。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政治会议,而打动我的是许多成员对所发生的事是如此不感兴趣。我承认我自己也不太感兴趣。我疲顿于来中国的长途旅行,而会议也是以我所听不懂的中文进行。我会期望中国人自己注意力集中些,但我坐在一些老代表附近,而他们似乎比我更累更无聊。他们的面部表情显露出他们并不知道在讨论什么。他们一直耵着闹钟,等消息去喝茶,而当休息时间比通常短时,他们就会抱怨。
我在中国还参加过许多别的会议,我的印象一如既往。主席台上的演说常是不知所云或重唱共产主义成就和荣耀的老调子。当成员们真的表达了他们的观点,那也毫无区别。一位党内高级成员站起来,表达官方观点,主席则一并接受,而不充许再加讨论。委员会里也有些真正的讨论,而这些也不能影响到党的决定。简言之,这样的集会和会议只是空洞的形式,因为任何代表都无权作出变动,即使他确实有兴趣这么做。
我第二年访问印度国会,我发现其气氛是如此的迥然不同。在我之经历过中国的政治会议之后,再听见普通的印度国会议员能够坦率和自由地发言,而且以极其强烈的措词批评政府,倒令人愉悦和惊奇。我是如此之感动,以至把这告诉了周恩来,因为那时他适逢在新德里。但他唯一的回答是,自从我离开北京后,一切都已完全改观。
我对中国政治会议有另一个难忘的印象,就是领导者长得可怕的发言。似乎所有领导者都酷爱演说,从来不肯错过表达观点的机会。我尤其记得周恩来从万隆会议回来后所作的发言。其时,我在返回西藏的路上,由于前面发生地震,而被迫滞留在成都。周恩来和党委副主席陈毅元帅 也在从大会返回中国的路上逗留于此。我得知他们到来,到机场去迎接。周恩来来到我的住所,与我交谈了几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本地的军队礼堂。那里约有三、四百人,他开始作报告,有关中国代表在大会上的成功。他谈到学习外事的重要性,对众说,他在大会上见到了一些来自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国家代表,他因此得去查地图册。讲话便是持续了五个小时,然后是在惯常的对共产主义政府的歌功颂德中结束。但陈毅很可能握有谈话记绿。他一开口,通常七个小时会讲过不停。我听着这些冗长的唠叼,常想知道听众的头脑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但这支是年轻的共产党员,不是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见到的保持着古老的生活方式的代表们。我在环视中,几乎看不到任何无聊和疲倦的迹象。在我看来,这些人的耐性显示出,他们的思想已在共产主义模式中得到改造和重塑。
当我游历中国的不同地方时,我对群众思想的千篇一律有着同样强烈的印象。我在全中国各地漫游了三个月,参观了寺院、工厂、工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大学。应该说,全中国有一股生气。我见到许多官员,甚至对其中的一些人怀有愉快的记忆。最优秀的是那些能干、勤勉和外交上训练有素的人们。政府部门都组织良好,而且办事迅速。我也应当说,那些没有知识的工人们似乎很面足,而他们大致生活条件在那时还算是够好的。而只有在有教养的人们中间,才可以觉察出一种隐藏着的不满。当然谁不可否认,中国在共产主义领导下所作出的巨大的工业进步。
但高效率和进步的利益必须与其代价相平衡,在我看来,中国的代价是可怕的。进步代替了人民所有的个体性。他们成了只是划一的人类集体。我在参观每一个地方都发现他们组织严密,并有强烈的纪律性控制力,因而他们不仅所有人衣着一样----男男女女都穿暗淡的工作服, ----而且所有人的谈吐和表现也一样,我想信他们也都一样思维。他们几乎无法作出别样,因为他们只有一种宣传----报纸和电台只报道带有政府观点的休息。外国报纸和电台受到禁止。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国工作者穿过北京附近的一个村庄时,我吃惊而兴奋地听到欧洲音乐,听上去像是英国广播电台播送新闻前的音乐。我的陪同脸露惊慌之色。人们甚至失落了朗然大笑的习惯,他们似乎在要求笑的时候笑,要求唱的时候唱。当然一些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也很聪明和富于教养。但他们从不发表个人独立意见。而一直是大谈中国的伟大以及成就的光辉。甚至在西宁,接近我所出生的西藏边境上,一位地方党委向我发表长篇大论,而论点跟我在北京听到过的一模一样。但他确乎有自己独到的评论。他说:「除了苏联,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是唯一的大得你坐火车整日整夜才穿的过去的国家。」
这是我在中国将近一年来的总印象:高效率和物质进步,缺乏幽默感的千篇一律的灰雾,以及透过这灰雾,不时闪烁出来的古老中国的传统仪礼与风格的令人吃惊而愉悦的光芒。当然,如此的千篇一律,也就是共产主义可怕的力量。但我不相信,中国会成功地把西藏带入这样一种奴隶意识状态。宗教、幽默和个性对西藏人而言,乃是生命的呼吸,没有西藏人乐意仅仅因为物质的进步而放弃这些性格,即使这一交换并不包括对一支异民族的隶属。
当我准备启程回拉萨时,我依然怀有希望,要把我们的人民从中国控制的最坏恶果里抢救出来。我认为,我的访问中国在两点上有助于西藏。它无疑显示了正是为我们所反对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似乎劝阻了中国执行它原有的为毛泽东所承认的计划,即把西藏直接置之于北京的军政委员会的统治下。而现在,我们对内部事务尚有些权力,而且得到了自治的坚定的诺言。
到那时,我知道了毛泽东所提议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详情。它拥有五十一名成员,除了其中的五名外,别的都是西藏人。我当主席,班禅喇嘛和一位中国官员为副主席。阿沛任秘书长。委员会的任务是筹备建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经济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相当于我们的「则康」和「译仓」,以及组建一般的政府机构。
委员会的成员们是以不同的方式选出,那是真实的。但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十五名成员,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亦即我们真正的政府。十一名将从重要寺院、宗教支派、公众团体和知名人土中选出。而由中国一手缔造的两个机构各占十名代表:包括「昌都解放委员会」,此乃,在首先为他们侵占,而从来没有归还给我们政府的东部地区建立,以及另一个他们在西部西藏创造出来,试图给予班禅喇嘛以他的前任所不曾享有的世俗的权力的「班禅堪布会议厅」。此外五名成员属于驻拉萨的中国官员,而所有的任命都得征求中国政府的同意。
对这些新成立的、分开的机构给矛成员名额,这本身就打破了中国的不改变西藏政治制度,或者达赖喇嘛的地位的协议。成员选择之本身已播下了失败的种子。但罹难的人总是要抓住一线微茫的希望。而我尽管有参加中国政治委员会的灰暗的经历----依然希望,一个拥有四十六名西藏成员而仅五名中国人的委员会是可以组建起来而发挥作用的。
我因此启程回归,急切想了解那里发生的事。并相信,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最小限度的自由。
那时,北京正在筹备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制订宪法,并在大会上给了西藏十个席位。中国代表据说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西藏成员则让我指定。中国政府还建议由我本人率领代表团。我们许多人认为把达赖喇嘛列为该大会成员,有损他的尊严,但在我看来,回绝似乎也一无所得。相反,如果拒绝,我们也许会丧失可能的自治权的机会,而同意则可能有助于劝告中国人维护他们的诺言。
我在1954年离开拉萨。仪式在河岸上举行,拉萨人聚集在一起,为我送行。显然,他们对我的离别十分哀伤和忧郁。而我本人还并不怎么期望这第一次离开西藏的旅行。
我可以坐骄车开始我漫长的旅程。中国设法给拉萨带来了许多车辆,多是军用,战略性的公路也在东部和西北兴建。筑路是压迫和不满的泉源。西藏人被征集去作工,因为谁也不肯自愿,他们的工资也相当少。土地被征用,而大多是没有补偿费。征用耕地时,我们政府得给土地被征用的农民提供另一块土地,而通常这样肥沃的土地在附近是找不出来的。我们国家得发展,公路无疑是必要的,但中国筑路的手段是不义的,损害了国民。
我们驶出拉萨九十英里。前面的公路只建了一里,我们得转而骑马,开始西藏人惯常的旅行。天下着倾盆大雨,几处塌方横过路基。有些地方,我们甚至连马也不能骑,只有从稀泥中趟过去。当公路廷伸到山弯,上面的巨石纷纷塌下,横过路面,滚到下面几百英尺的河中。这建了一半的公路是如此之危险,在我们的旅程中,三人死难----还有许多骡子和马。
其后的十天中,尽管道路依然非常糙劣,我们尚可以坐进吉普车旅行。最后的十六天中,我们穿过显着的西藏人聚居区,尽管它象我的家乡一样,很久以前就为中国夺取,并在他的统治下。这些人们多是西藏原始祖先的后裔。每逢我停下宿夜,我就接见人们。他们都要求我在从中国回来的路上,在他们之中逗留几天。
在一个叫它成洛的地方,我们穿过了一座山,那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标记着古代原来的中国和西藏边界的地方。在山的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已处身于真正的外国地方。那里的人民是中国人的外表----他们的房屋、衣着、行为举止都是截然不同。我们开始穿过路边的茶馆----我们正在中国的一个肯定的标志。我们一路驶向中国的成都市。然后,飞往西安,再坐特别列车到达北京。
仅是几年前,机械的东西是如此吸引我,坐飞机或火车旅行会是一个荣耀的梦。然而现在,我第一次经历这两者,我的头脑装满了我们的政治不幸和我的责任,而无法享受这些新的经历。
班禅喇嘛在西安与我们会合。尽管有人说他看上去比我老,但他比我年轻。我那时十九,而他十六。他可能是在艰苦的环境里长大的。
班禅喇嘛,如同达赖喇嘛都是高级的转世化身。两者的首次转世是在公元十四世纪。从此,班禅喇嘛在宗教权威上仅次于达赖喇嘛,而位居第二。但他们从来没有掌握过世俗权力。在我们整个历史中,作为合适的高级宗教领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坚密的。大多世代里,年轻的总是成为年长的学生。
但是,约在1910年,我们两位的前任之间始而有了裂痕。中国其时侵入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一些班禅喇嘛的随从人员趁达赖喇嘛出亡之机,抱怨于政府强迫的税收以及别的相似的世俗的事情。中国端倪这两者间的不和,竭力扩大矛盾,无疑期望分裂西藏使之成为他们更容易进攻的牺牲品。我已写到,他们并没有成功地瓜分西藏,西藏人民把他们赶出了国土。但这两位喇嘛之间的裂痕却继续存在。
几年后,班禅喇嘛前往中国控制的疆土的边境。他在那里渡过了下半生,而且我相信,在1937年,他是在悲哀中死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很长时间以后才开始寻找他的转世。1950年,在西藏找出了两位候选人,但中国在他们所控制的领土上又推出了另一个。1957年,在关于谈判所谓协议的末期,我从首席代表阿沛那里收到一份电报,说如果中国的候选人得不到接受,谈判将会被拖廷。政府和僧官们自然要进行传统的测试,但彼时却不可能,而渐渐地,现在的班禅喇嘛被接受为真正的转世化身。他那时已有十一、二岁。
当然,他的整个教育和训练是受到中国的影响的,先是受到蒋介石的政府,然后是共产主义者。中国当然清楚,他太年轻,不会反抗,而出于他们的政治目的来利用他。比如当共产主义政府征服中国,一份贺电便以他的名义拍出并印发,尽管他当时只有十岁,而且还没有被正式接受为转世化身。无疑许多人会被误导,以为这份电报来自西藏官方。
我之前见过他一面。在1953年,他十四岁时来谒见我。他是为自己的僧官随从和中国陪同带来的。他是在传统的仪式中,作为我的下属-----不仅年纪较轻,而且地位稍次,引见给我的。但我看出,在第一次会见中,中国和他自己的一些官员对我们古老的风俗亦不十分满意。他们只会 乐意看到班禅喇嘛跟我平起平坐。所以第一次会面总有些勉强,亦非十分成功。但同一天,我们再一次非正式地相见,共进午餐,应当说,我们 相处得很好。他向我表示出一种为佛教风俗所要求的对于长辈僧人的尊敬。他举止适度而令人愉快----是个真正的西藏人,而我有种不违心的良好祝愿的坚定印象。我确信,这印象会留给他自己,使他全心支持西藏而反抗中国的进攻。
在他访问拉萨的终结,他的中国随从阻止了风俗上的正式告别仪式,但他私自来到罗布尔卡,与我告别。我看出即使他受到警告要以一种超然的举止来表现,他本人的态度却有所不同。我提醒他,宗教学习对他和我都是多么重要,我还提议,由于我们都很年轻,我们应该忘记前任之间的不睦,并作出新的开始,他同意了。
我真诚地遗憾于这些过去的不和,而且依然如此。我想,他不会完全遗忘这些,因为他的连续不断的中国教育。假使他与他的跟从者这样做,西藏的灾难就不会如此之完全。中国在这一代企图作出他们在上一代所失败了的同样的事情。而这一次,他们得以拥有一位西藏宗教领袖,以其名义来发号召,必是一大利了。但班禅喇嘛也不可以被人身指责。没有在如此集中、恒久和回异的影响下成长的青年,可以保持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尽管这一影响,我还是不相信,他会因为共产主义而废除我们的宗教。
我们在西安会合后,即相伴上北京,受到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别的北京政府官员的接待。一大群人在火车站欢迎我们。多数人看上去象学生,或青年团员,他们热烈鼓掌,朝我们大声欢呼。但我有些讽刺,假如他们奉命去表示敌意的话,他们亦会同样情愿地去做。这倒提醒我一则对话,说是在另一个访问西藏的乡村的中国官员时所听闻的。他到达的时候,村民都列队慰问,并热烈鼓掌。他很感激,问其中的一个人,他们是否在新政府的领导下感到幸福。
那西藏人说:「是的,非常幸福!」
「那太好了。」
「除了我们不喜这项新税务」
「新税务？」
「是呀。就是这鼓掌的税务。每当中国人来到这里,我们都得出来和鼓掌。」
记得西藏税收多多少少是以不愉悦的劳动支付,这则故事听上去倒也有些真实。
在我们到达的当晚,朱德为我和班禅喇嘛举行晚宴。200人的席位摆在那里,一切都是确乎使我吃惊的豪华和慷慨。桌上摆设极其雅致,中国名酒也奉上来,尽管除了几个俗官外,我们代表团几乎没有人去尝试。朱德作欢迎演说,说西藏人民回到了他们的祖国,中国政府将尽力去帮助他们。这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尚把不住如何对待所有的中国官员们。但值得欣慰的是----每个人都十分殷勤和彬彬有礼,而且似乎很有文化教养和受过良好教育。
两天后,我第一次会见毛泽东。那是次可纪念的会见。会见安排在国宾馆,通常中国共产党主席在这里会见特殊的来访者。毛泽东有几个随从,包括现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我带了四、五位官员陪伴。
毛泽东打开话题,说他十分高兴于西藏的回归祖国以及我的同意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他说发展西藏资源促其进步是中国的使命,并说在拉萨的将军们张经武和范明是作为中国代表来协助我和西藏人民。他们并非去对西藏人民和政府行使权力的。他还请我直言,这些中国代表有否作过有违于我的意愿的事件。
我感到陷入一个十分为难的处境。我坚信！除非我能够维持友好气氛,我们国家就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因此,我对他说,西藏人民在他的领袖下对未来怀有巨大的希望。因而,每当我们与中国代表意见不合时,我们总是开诚布公地表达出来。
我与他的另一次会面约持续了三小时,除了翻译外,别无他人参加。当然,再一次,我们主要谈到西藏及其未来。我对近期的西藏事件都作了个人评述,努力消除他对我们的处境可能怀有的疑虑。我想给他一种可信的感觉,因为我依然确信,我们无法以不可受协的反对来免除中国的统治。我们只竭力使之缓和,并耐心地使之达到可容忍的地步。
1953年的那支访问中国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曾告诉说,中共领导对我疑虑重重,主要因为我存在印度的财宝和他们想象到的一些家庭成员跟外国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那极不真实。既然有人这么说,我得趁此机会把这些告知毛泽东。至于财宝,中国人曾向我问及,我总是对他们说正考虑把它们带回拉萨。我也确乎这样考虑过 庆幸的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做。
毛似乎对的谈话十分高兴,并说有一个阶段,中国政府曾决定建立一个直接在中国政府之下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以统治西藏。但现在,他认为那不必要。我想,这也许是我的政策的一个胜利。他补充说,现在决定建立一个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他征询我的意见,但那个题目大得不可以迅速作出判断。我对他说,在没有与别的西藏人,包括班禅喇嘛协商过之前,我不会作出任何评论。
那使他提起介于班禅喇嘛和他的所坚持称为「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误解。他建议,既然我们俩都在北京,就应当借此机会和解。我告诉他,这些不和只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个人与班禅喇嘛之间决无仇怨。如果尚有任何误解,我会乐意消除。
几天后,我从毛泽东那里收到口信,说他一小时之内来见我。他来时只说是拜访。再后,不知什么使他说佛教本是一门相当好的宗教,而释迦牟尼佛尽管是个王子,却为改善人民条件作出了许多思考。他还说度母是个善心妇人。他几分钟后就走了。我迷惑于这些短评,也不明白这些判断是何以作出的。
我在北京有一次机会,看到这位伟大的中共领导者的作为。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的住所参加一次由二十官员参与的会议,我坐在他对面,可以感受到他的性格的影响。会议议题是关于中国农民的生活标准。他说得很平淡,但我认为他的态度极之诚恳。他说他对此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满意。他引用自己家乡的来信说共产党官员并没有尽力而为以帮助人民。过了一会,他转向我说,西藏人意志很坚定,或者固执,但二十年后西藏就会强大起来。现在中国帮助西藏,但二十年后,西藏会反过来帮助中国。他提到一位伟大的中国军事领袖薛仁贵,率领他的军队百胜,最终却碰到他的敌手西藏人。我再一次对他说的话感到惊奇,但这一次至少他的议论比较容易接受些。
我与这位著名人物的最后会见是在我访问中国的末尾。当我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时,我收到邀请我去他家会面的讯息。我那时已游历了几个省份,因此能够真诚地告诉他我对这所有发展项目的兴趣和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之后,他跟我长篇大论真正民主的形式,指导我如何成为人民的领袖,如何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他在椅子上挪动以接近我,并耳语道:「我很了解你。但宗教当然是毒药。它有两个缺点;危害人类和障碍国家进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其毒害。」
我大吃一惊。他暗示什么？我极力镇定自己,却不知道如何理解他。我明白,他当然是宗教的死敌。但他似乎对我真诚地友好和爱护。他在这一非常评论后,跟我一起朝轿车走去。分手时,他只让我注意自己的健康。
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我对毛泽东的杰出人格有着深刻的印象。我除了与他的单独会见,还在许多场合见到他。他的外表并不会给人任何智慧的标志。他看上去有欠健康,一直喘气和重吸呼。他的衣着跟别的任何人一样,尽管通常是颜色不同;他不太注重衣着,有一次我看出他的衬衫袖口破了。他的鞋看上去似乎从不擦亮过,他行动迟缓,发言更慢。他常省略字词,讲短句,每句都富了涵义而且通常清晰准确。他谈话的时候,会不停地抽烟。但他发言的姿式确乎捕捉了听众的思维和想象,而且给人和谒与诚恳的印象。我敢于肯定他说话算数,而且自信能达成思想中的任何目标。我确信,他决不会使用武力把西藏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当然,我这种想法被后来西藏的中国官方机关所采取的迫害政策破除了幻想。但我至今仍难以相信这些迫害会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
另外一个中国官场上的重要人物是周恩来总理,我对他的印象则大相迳庭。我首次见到他是那次他来火车站接我们。我在中国期间,曾与他有过几次简短的谈话。其中有一次,他给予我许多有关西藏的未来的意见。他说尽快建设和发展这个国家是极其重要的。我告诉他,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十分落后,而现在提高物质条件和把政府机构现代化是可能的。我已写到这点,我自己也开始做到了这些。但我补充说,要发展我们的自然资源,首先,我们需要经济援助。
我一直感到周恩来十分友善,但并不比毛泽东那么坦率和开放。他特别礼貌、谦恭、温和,而且似乎可以完全自我约制。因此,当我听说他最近在尼泊尔的一次会议上勃然大怒而擂桌子的事是十分吃惊的。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看出他十分聪明敏锐。我同时有这样的印象,他会无情地执行任何手头上的计划。我后来得知他赞同对西藏的压制政策,但一点也不如我之对毛泽东的吃惊。
我在北京也会见了一些著名的外籍人士,但都是简短的。在一个晚宴上,我被介绍了给苏联大使,并与他作了短暂的交谈。他说乐意和我举行一次更长时间的会谈,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但这次会见后来并没有举行;而我开始理解中国并不想我有机会与外籍人土开诚布公地交谈。我对一位罗马尼亚的部长也是这样。我确乎与印度大使有一次会见。印度是我们如此的一个近邻,中国不可能反对我与他会见。但在会见中,他们要求送来中国翻译,而不是用我自己的。我自己的翻译可以流畅地把藏语译成英语;但中国翻译得把我的话译成中文,他的同事再译英文。所以气氛十分拘谨和古板,也就没有多少可谈的了。在场的还有两位格外严肃和狂傲的中国官员。会见期间,一大碗水果打翻了,而我对这一会见的主要记忆是那两位十分威严的先生在桌子下面,用双手和膝盖找桔子和香蕉。
我也有幸见到来中国参加国庆的赫鲁晓夫和保盖宁。我到机场去迎接他们,并在那里被介绍给他们,并在当晚的接风宴上再次见到他们。但我们没有作过任何讨论,也没有交换过任何意见。
也是在北京,我庆幸地会见了尼赫鲁先生,尽管那可能是我们会见的不祥之地。也就是在那时,我得知了为记者误解的危险。说是我和尼赫鲁先生一同赞成中国的政策。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听到也读到许多有关他的报导,我很急于同他交谈,征求他的意见;但当我们在中国时,我并没有成功。我是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被周恩来介绍给了他。他似乎正在思考什么,一时间什么也没有说。我对他说,他之作为世界领导发言人的名声也传到了我们孤立的西藏,而我便一直期望见到他。他微笑着,只说见到我很高兴。尽管我也在别的场合见到他,但那却是我在中国和他说的唯一的话。有些报导说我和他私下谈过,但我没有。他也没有向我问及,是否印度可作点什么来帮助西藏。我对不能与他交谈深感失望,因为我非常想得到他的帮助和建议,但这直到我第二年到达印度时才如愿以偿。
也就在尼赫鲁先生来访时的接待会上,一位印度报界代表带着一名中国翻译来访问我。他问我对尼赫鲁先生的访问中国有何感想。我说,我希望这两大国能更亲密,亦以此向亚洲和世界树立一个榜样。然后,他问我是否准备把改革引进西藏。我告诉他,我从掌权以来,便一直致力引进对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改革。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成功,而他不久即可听到这些改革的结果。但那时,一位中国官员过来打扰我们,并把我带走了。我看到中国翻译急速地记录谈话内容,对此感到可笑。他之后告诉我,他授令记录我所说的一切,并向领导汇报。
我也在北京举行过一次庆祝藏历新年的晚宴,以此回报我们所接受到的礼遇。一切都是遵照西藏的传统和风俗进行。我们在请帖上印有称之为四个团结的兄弟的图画,包括一只大象、一只猴子、一只兔和一头鸟。岛是吉祥的标志,代表佛陀,图画对我们意味着中国人一直强调的「民族大团结」。在这一场合,我愉悦地再见到许多中国官员,包括毛泽东,我再次为他们的新行为风度、礼仪和文化所打动。我们没有在晚会上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但有通常的新年装饰和一种为西藏这一季节所特制的饼。我们的风俗是取一小块,抛向天花板,以为对佛陀的供养。毛泽东得知这一风俗后,他向天花板抛一小块饼,之后,恶作剧地抛另一块到地板上。
在这些社会场合之间,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冗长的会议。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政治会议,而打动我的是许多成员对所发生的事是如此不感兴趣。我承认我自己也不太感兴趣。我疲顿于来中国的长途旅行,而会议也是以我所听不懂的中文进行。我会期望中国人自己注意力集中些,但我坐在一些老代表附近,而他们似乎比我更累更无聊。他们的面部表情显露出他们并不知道在讨论什么。他们一直耵着闹钟,等消息去喝茶,而当休息时间比通常短时,他们就会抱怨。
我在中国还参加过许多别的会议,我的印象一如既往。主席台上的演说常是不知所云或重唱共产主义成就和荣耀的老调子。当成员们真的表达了他们的观点,那也毫无区别。一位党内高级成员站起来,表达官方观点,主席则一并接受,而不充许再加讨论。委员会里也有些真正的讨论,而这些也不能影响到党的决定。简言之,这样的集会和会议只是空洞的形式,因为任何代表都无权作出变动,即使他确实有兴趣这么做。
我第二年访问印度国会,我发现其气氛是如此的迥然不同。在我之经历过中国的政治会议之后,再听见普通的印度国会议员能够坦率和自由地发言,而且以极其强烈的措词批评政府,倒令人愉悦和惊奇。我是如此之感动,以至把这告诉了周恩来,因为那时他适逢在新德里。但他唯一的回答是,自从我离开北京后,一切都已完全改观。
我对中国政治会议有另一个难忘的印象,就是领导者长得可怕的发言。似乎所有领导者都酷爱演说,从来不肯错过表达观点的机会。我尤其记得周恩来从万隆会议回来后所作的发言。其时,我在返回西藏的路上,由于前面发生地震,而被迫滞留在成都。周恩来和党委副主席陈毅元帅 也在从大会返回中国的路上逗留于此。我得知他们到来,到机场去迎接。周恩来来到我的住所,与我交谈了几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本地的军队礼堂。那里约有三、四百人,他开始作报告,有关中国代表在大会上的成功。他谈到学习外事的重要性,对众说,他在大会上见到了一些来自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国家代表,他因此得去查地图册。讲话便是持续了五个小时,然后是在惯常的对共产主义政府的歌功颂德中结束。但陈毅很可能握有谈话记绿。他一开口,通常七个小时会讲过不停。我听着这些冗长的唠叼,常想知道听众的头脑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但这支是年轻的共产党员,不是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见到的保持着古老的生活方式的代表们。我在环视中,几乎看不到任何无聊和疲倦的迹象。在我看来,这些人的耐性显示出,他们的思想已在共产主义模式中得到改造和重塑。
当我游历中国的不同地方时,我对群众思想的千篇一律有着同样强烈的印象。我在全中国各地漫游了三个月,参观了寺院、工厂、工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大学。应该说,全中国有一股生气。我见到许多官员,甚至对其中的一些人怀有愉快的记忆。最优秀的是那些能干、勤勉和外交上训练有素的人们。政府部门都组织良好,而且办事迅速。我也应当说,那些没有知识的工人们似乎很面足,而他们大致生活条件在那时还算是够好的。而只有在有教养的人们中间,才可以觉察出一种隐藏着的不满。当然谁不可否认,中国在共产主义领导下所作出的巨大的工业进步。
但高效率和进步的利益必须与其代价相平衡,在我看来,中国的代价是可怕的。进步代替了人民所有的个体性。他们成了只是划一的人类集体。我在参观每一个地方都发现他们组织严密,并有强烈的纪律性控制力,因而他们不仅所有人衣着一样----男男女女都穿暗淡的工作服, ----而且所有人的谈吐和表现也一样,我想信他们也都一样思维。他们几乎无法作出别样,因为他们只有一种宣传----报纸和电台只报道带有政府观点的休息。外国报纸和电台受到禁止。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国工作者穿过北京附近的一个村庄时,我吃惊而兴奋地听到欧洲音乐,听上去像是英国广播电台播送新闻前的音乐。我的陪同脸露惊慌之色。人们甚至失落了朗然大笑的习惯,他们似乎在要求笑的时候笑,要求唱的时候唱。当然一些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也很聪明和富于教养。但他们从不发表个人独立意见。而一直是大谈中国的伟大以及成就的光辉。甚至在西宁,接近我所出生的西藏边境上,一位地方党委向我发表长篇大论,而论点跟我在北京听到过的一模一样。但他确乎有自己独到的评论。他说:「除了苏联,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是唯一的大得你坐火车整日整夜才穿的过去的国家。」
这是我在中国将近一年来的总印象:高效率和物质进步,缺乏幽默感的千篇一律的灰雾,以及透过这灰雾,不时闪烁出来的古老中国的传统仪礼与风格的令人吃惊而愉悦的光芒。当然,如此的千篇一律,也就是共产主义可怕的力量。但我不相信,中国会成功地把西藏带入这样一种奴隶意识状态。宗教、幽默和个性对西藏人而言,乃是生命的呼吸,没有西藏人乐意仅仅因为物质的进步而放弃这些性格,即使这一交换并不包括对一支异民族的隶属。
当我准备启程回拉萨时,我依然怀有希望,要把我们的人民从中国控制的最坏恶果里抢救出来。我认为,我的访问中国在两点上有助于西藏。它无疑显示了正是为我们所反对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似乎劝阻了中国执行它原有的为毛泽东所承认的计划,即把西藏直接置之于北京的军政委员会的统治下。而现在,我们对内部事务尚有些权力,而且得到了自治的坚定的诺言。
到那时,我知道了毛泽东所提议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详情。它拥有五十一名成员,除了其中的五名外,别的都是西藏人。我当主席,班禅喇嘛和一位中国官员为副主席。阿沛任秘书长。委员会的任务是筹备建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经济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相当于我们的「则康」和「译仓」,以及组建一般的政府机构。
委员会的成员们是以不同的方式选出,那是真实的。但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十五名成员,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亦即我们真正的政府。十一名将从重要寺院、宗教支派、公众团体和知名人土中选出。而由中国一手缔造的两个机构各占十名代表:包括「昌都解放委员会」,此乃,在首先为他们侵占,而从来没有归还给我们政府的东部地区建立,以及另一个他们在西部西藏创造出来,试图给予班禅喇嘛以他的前任所不曾享有的世俗的权力的「班禅堪布会议厅」。此外五名成员属于驻拉萨的中国官员,而所有的任命都得征求中国政府的同意。
对这些新成立的、分开的机构给矛成员名额,这本身就打破了中国的不改变西藏政治制度,或者达赖喇嘛的地位的协议。成员选择之本身已播下了失败的种子。但罹难的人总是要抓住一线微茫的希望。而我尽管有参加中国政治委员会的灰暗的经历----依然希望,一个拥有四十六名西藏成员而仅五名中国人的委员会是可以组建起来而发挥作用的。
我因此启程回归,急切想了解那里发生的事。并相信,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最小限度的自由。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