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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她的“布拉格之春”而被五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于是全世界的人都问：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得罪谁？
1968年是现代史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年”，这个中欧小国以“布拉格之春”而闻名于世，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明星。
然而“布拉格之春”的开端是默默无声的，它没有震惊世界。当时，阿拉伯与以色列的中东冲突刚刚开始，美国人在越南的危机还没有结束；还有，想成为世界革命和造反中心的中国正闹得轰轰烈烈。人们无暇顾及这个仅有1500万人口的内陆小国。
在充满危机和火药味的20世纪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可以算是最安定的国家：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革命。
熟悉世界史的人也知道，这个小国曾出过一位不安份守己的、敢于造反的宗教改革家胡斯。只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毕竟不多；再说胡斯早在500年前就被他所要改革的基督教宗教法庭活活烧死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几次伟大的、以悲壮结局的著名改革之一。
这个国家真正有名的倒是那位始终笑眯眯的好兵帅克，他幽默、和善又极能忍耐。人们提起捷克斯洛伐克，便会想到这位帅克，想到帅克，便会有一阵善意的嘲笑。
这是一个乐天安命的民族，一个让人放心的民族，因此，当这个民族产生了对20世纪的历史具有深刻影响的“布拉格之春”时，居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
“布拉格之春”所以闻名世界，不在它的开端，而是它的结尾——悲壮的、震惊世界的结尾。等到全世界开始瞩目这个震惊世界的事件时，她已经终止了，春天早已逝去——那一刻的时针已经指向1968年8月20日的晚上11点……
这是一个黑暗而不祥的夜晚。
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距布拉格市中心仅6公里的鲁津机场，值班人员突然接收到一架刚刚飞临的苏联民航客机发出的信号：由于机器故障，要求允许紧急降落。机场人员准许了这一要求。
客机安全降落后，直接开到机场指挥塔附近。值班人员惊讶地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不是被事故吓坏了的旅客，而是几十名挥动着手枪的突击队员。
机场指挥塔被占领了。仅过了几分钟，装载着坦克的苏联安东诺夫式巨型运输机群的第一架，在突击队员的指挥下降落了。
巨型运输机以一分钟一架的速度降落，并吐出坦克、大炮、卡车和军需品。
这支空降坦克部队，在苏联驻捷大使馆小车的引导下，以35哩的最高时速冲进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驻地党中央大厦。
此时，已临近午夜，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
占领军冲进捷共党中央大厦，扣押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捷共第一书记亚·杜布切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政府总理切尔尼克也在政府所在地被捕。
一个政权被逮捕了。
72岁的总统斯沃傅达得以幸免，因为他不是主席团成员，未来开会；而且他的职务在捷克斯洛伐克是礼仪性的。
8月21日早晨，当布拉格人走向街头时，这个城市已经掌握在外国军队手里。这种情况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也同样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被全面占领了。
占领军是由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将军指挥的华约部队的24个师。
它由5个国家的部队组成——16个苏联师，3个波兰师，两个东德师，两个匈牙利师，一个保加利亚师。
捷克在一夜之间出名了。
捷克人以这种悲惨的方式闻名于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620年，她曾以白山战役闻名于欧洲。那次，捷克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打败，丧失了主权，沦为奥匈帝国的一个省。从那时起，捷克斯洛伐克沉默了300年，一直到1918年才获得独立；
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捷克又一次闻名于世。这一次，她成为欧洲大国妥协的牺牲品，被迫屈从于纳粹德国的占领。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现在，这个饱受欺凌的民族又一次以她的悲惨境遇而引起世界的注目。人们从报纸上、广播里寻找关于捷克的消息，全世界都在问：勃列日涅夫为什么要攻打这个从不攻打别人、从不招惹别人的弱小民族？
这个问题不复杂，人们马上就找到了答案——勃列日涅夫的枪炮是针对着“布拉格之春”的。
于是全世界又开始探问下一个问题：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干了什么？
二
一个幽灵在共产世界游荡，这个幽灵就是改革。有了改革，捷克斯洛伐克便有了“布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是改革的同义词、“布拉格之春”就是改革！
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宣言，说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这篇宣言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幽灵就是共产主义。
有了这个幽灵就有了共产党，有了共产党就有了一个由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共产世界。
共产世界是人类理想的结晶，是人间的天堂。当然，也不是没有相反的评价，但那只是敌人的反对；或许颠倒过来说：反对的是敌人。这就够了，仅此一条，便可以使这个世界高枕无忧地存在下去。
然而突然间，一个批评的声音从这个世界的中心克里姆林宫升起，向全世界揭露这个世界曾经有过的令人发指的罪恶。
这真是让这个世界震惊而又茫然失措的事——因为无论怎么论证，也无法象以往多次成功地证明过的那样，证明这一次的致命打击来自敌人，因为此人是这个世界的最高首领。
“敌人才反对，反对的是敌人”这个逻辑杠杆断折了，这个世界失去了支撑点，顷刻之间失去了平衡，倾斜了。
这个人就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次打击就是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第二十次苏共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实行独裁专制和血腥暴行的控诉。
不再有人相信这个世界是完美无缺的神话了。人们开始追究它的罪恶，思考它的缺陷。
有了这样的思考，人民便不愿意照常生活下去，而统治者也不能照常统治下去。仅仅能让这个世界产生这样的思考和愿望，1956年2月25日便成了一个辉煌的日子。
从那以后，也有一个幽灵在共产世界游荡，这个幽灵就是改革。
有了改革，共产世界便不再安定，人们为思考、寻求一个新的秩序而变得不安份了……
在苏联，赫鲁晓夫为了能实践一下新的统治方式而批判了斯大林，枪毙了贝利亚，清洗了斯大林分子，把共产世界的中心搅得天翻地覆；
在匈牙利，纳吉试图建立一个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权而震惊了全世界，并因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波兰，人们为了结束斯大林时代而将一位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哥穆尔卡拥戴上台。为了这个政治目的，波兰人显示了民众的力量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举足轻重的影响……
共产世界在折腾、在动荡、在流血；然而，这一系列的折腾、动荡、流血并没给这个世界建立起一个新秩序；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因为他的折腾而被赶下台去，纳吉因为他的政治理想而被绞死，而以流血示威才将哥穆尔卡拥戴上台的波兰人民发现：这个人在14年后竟然下令向同样的示威人民开枪射击……
当然，这些代价并非一无所获，它至少使后来的人认识到，这就是改革——即使是不成熟、不成功的改革。
人们从这些不成功的改革中认识到，要改变这个世界不能靠撤换某一个当权者或改换某一届政府；人们还从这些不成熟的改革中懂得了搞清楚改什么和怎么改？对改革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两个问题。
“布拉格之春”就是在这种思考之后出现的改革，“布拉格之春”就是改革。
“布拉格之春”比上述一系列改革要晚整整10年，捷克人确实是一个能忍耐，能沉得住气的民族，她们的春天来得太晚。然而，正因为如此，她才是幸运的，才能有以前几次改革所没有过的冷静、思考和成熟。
三
诺沃提尼轻松而得意地统治着捷克斯洛伐克——政权是稳固的，社会是安定的。然而，在这种稳定背后，官僚的特权和腐败却无声无息地干着埋葬社会主义的勾当。
在东欧，几乎每一次动乱和造反都是在斯大林式的统治松动时发生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有了东德的造反；1956年，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批判，则有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这很说明问题：动乱和造反所针对的是什么？
捷克斯洛伐克是平静的，它没有过松动。在那里，一个斯大林式的统治，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还能相安无事地存在10多年；在布拉格有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在赫拉德强尼城堡（总统府，历代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里仍然居住着捷克的斯大林——诺沃提尼。
这位兼任着总统的捷共第一书记，是斯大林的真正崇拜者。他处处模仿斯大林：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和斯大林一样的元帅服；还有，同样尊严地紧闭着嘴，同样拿着一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
然而，他是位轻量级的政治家。
这位锁匠出身的总统、第一书记，文化素养很低，完全不具备一位政治家应具备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洞察力，他能占据这样的高位，仅仅因为他是1921年刚刚建党时就参加了捷共的老党员和在长期的行政工作中所练就的政客手腕；更主要的，是靠他在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的积极和狂热。
政治恐怖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和支柱。就象斯大林以枪毙加米涅夫、季诺维也未、布哈林开始，然后将恐怖遍及全国一样，东欧各国也是从党内最高层的清洗开始，以全国性的政治恐怖为最终目的。
没有一个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能逃过这种劫难——
匈牙利的拉伊克（匈共书记、内务评长、外交助长。1949车被绞死）；
保加利己的科斯托夫（保共书记、代总理。1949年被处决）；
阿尔巴尼亚的佐治（阿共领导人、副总理。1949年被处决）；
波兰的哥穆尔卡（波共第一书记、副总理。1951年被捕，判终身监禁。他是被清洗而唯一幸免一死的东欧领导人，并于1956年重新掌权，是一位非常值研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人物）……
捷克斯洛伐克有过同样的政治恐怖。
它从1950年开始政治清洗，到1952年12月3日以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以及其他9名政府部长被绞死而达到高潮。
诺沃提尼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这个时间迈出的：他得到了被绞死的斯兰斯基留下的空缺——捷共总书记。
诺沃提尼才疏学浅，但他统治这个国家并不困难，在政治恐怖之后，他可以任意推行各种政策——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而不用担心有人反对；再说，一个庞大而健全的官僚机构已经建立起来，要操纵这个机器只需要权力而不需要能力；还有一点，诺沃提尼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真正重大的内外方针当然要由苏联老大哥决定。上至党的主要领导人，下至州的第一书记的任命都得莫斯科批准。尽管这有损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却可以少担责任，少费精力。
诺沃提尼轻松而得意地统治者捷克斯洛伐克，尤其当看到比他更有声望的纳吉因为改革而被绞死，哥穆尔卡为改革穷折腾了一阵又回到老路以后，他更为自个儿的政策稳定性而骄傲了。
诺沃提尼有骄傲的本钱——他的政权是稳固的，他的国家是安定的。
然而，这仅仅是他的个人感觉——一个迟钝的政治家的错误的自我感觉。一个10多年没有被人批评和反对过的官僚统治的后果可想而知。
这个表面上安定的国家，没有游行示威，没有大规模的罢工，没有颠覆政权的反革命活动；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宣传着令人放心的内容——党和领袖的英明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可是在这种稳定和粉饰太平的宣传声中，没有受到反对和威胁的官僚政权的腐败和特权，对公众的掠夺和和损害所造成的灾难却是巨大的。
四
政权蜕化、经济衰退使诺沃提尼面临这样一个两难处境——不改革会失去权力，改革要放开权力。诺沃提尼愿意松开他的手吗？
极端的官僚政治和集权式经济管理，已经使诺沃提尼政权脱离了社会主义目标。2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官僚的腐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围绕在诺沃提尼这位总书记周围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心，起作用的已经不是能力和党性原则，而是取决于当权者在下面有多少亲信，在上层有多大的靠山。
一位捷共中央书记曾经说：“在60年代诺沃提尼统治时期，真正起作用的重要标准是你是否属于同诺沃提尼打扑克的帮派。州委书记或部长如果同诺沃提尼玩过扑克牌，往往比没有同他玩过牌的捷共中央书记更有权势。”
这些人过着贵族式的腐化豪华生活，他们的月工资可以高到2.5万克朗，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20倍。而工资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们的几乎所有开销——香烟、食品、饮料、汽车、别墅、出国旅游都是由国家开销的。
诺沃提尼把他的别墅建在树木葱绿的小山间，里面装着蒸气浴及从西欧进口的高级设备，外面警卫戒备森严，不许老百姓靠近。其他高级官员也有同样的享受，“他们可以免费出国疗养，可以以国家的名誉将贵重的礼品送给外国同事，又以国家的名誉为个人收得同样贵重的礼品。”
这个国家是他们的。路易十四说过的话“朕即国家”，对这些20世纪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仍然适用——尽管宪法上明明写着，这个国家是人民的。
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怎么能指望这些人代表人民！
腐败和特权所造成的政权危机已经十分深刻，但对于政治感觉迟钝的诺沃提尼来说，算不了什么问题。
诺沃提尼错误地把政策上的让步当作政治胜利。他以为，大清洗中被捕的7万人和被开除出党的15万人已经恢复名誉，他的国家将不再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他的人民应该知足，应该对生活在没有政治恐怖的德政中而对他感恩。
经济衰退才是诺沃提尼感觉到了的致命伤痛。
官僚主义国有化，使捷克这个在战前就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每况愈下：效率低下，技术落后。1963年工业生产总值下降到－3％，农业生产总值下降到－7.5％，生产性国民收入下降到－2％，整个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只有0.5％，几乎等于零。同时，由于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消费品供应不足，并导致通货膨胀。它的灾难性后果是农业生产水平低于战前，工人实际收入下降，人民普遍不满，工厂出现骚动。
在这种形势下，连最不愿意承认问题、最害怕破坏了政策稳定性的诺沃提尼也感到了头疼。他已隐隐约约感到，不实行改革，会失去权力。
然而改革必须放弃一部分权力，这是诺沃提尼最难接受的，于是他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抓紧权力，放开经济。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了。
五
诺沃提尼将关闭森严的大门启开了一条小缝，他要改革了——他要在不触动官僚政治的前题下解决经济难题。于是，科学家们便避开政治，去进行经济改革设计。
把诺沃提尼在下台前为使他的运转不灵的官僚机器重新运转起来而采取的小修小补也称之为改革，的确不够准确。但考虑到改革这个在当今共产世界运用得最多的词，已经变得如此丰富，就象社会主义这个词在几十年的运用中已经变得那么丰富、多义一样，我们很难对它的概念进行界定。
因此，我们不必如此苛求，我们应该将一切愿意动一动的意图都称为改革：赫鲁晓夫式的、纳吉式的、铁托式的、邓小平式的、戈尔巴乔夫式的——甚至还有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诺沃提尼式的改革……
诺沃提尼要实行改革，是因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政客，他的考虑简单却实用：把生产力促上去，把经济搞好一点，使人民的不满情绪减少一些；当然，也为了使他的人民过得好一些。
单凭最后一条，我们就不能说诺沃提尼没有一点儿人民性，只是他的人民性既不具有民主主义、更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他的人民性是原始的、粗俗的，并且带着他一贯的家长意味。他为人民界定的美好生活是，不被皮鞭抽打和生存需要的满足。
60年代，诺沃提尼的副手、捷共三套马车之一的科尔特曾以代表团长的身份去过巴黎。那里的百货公司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仔细地从下面看到上面。晚上，在大使馆，科尔特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突然，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
这也是一种诺沃提尼式的人民性：简单却真诚，原始却有意义。我们应该感谢这种粗俗的人民性，它使共产世界有了许许多多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还有另一原因：他是崇拜赫鲁晓夫的——就象他曾经崇拜过斯大林一样。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无论有怎样的想象力，也难以在这两位伟人身上找到共同之处！
诺沃提尼找到了：他们都是共产世界的最高主宰，都是他的直接上司。他必须崇拜，必须照办——
斯大林搞政治恐怖，他也搞政治恐怖；赫鲁晓夫搞平反，他也搞平反；赫鲁晓大搞经济改革，他也不妨一试……
然而，诺沃提尼是一位慢一拍的政治家，他的照办总是慢一步。这倒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仿效有所犹豫和思考，而是出于对前一任主子的忠实和崇拜。所以，苏联已经枪毙了贝利亚，诺提提尼还在继续他的斯大林式的政治恐怖，赫鲁晓夫在1956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运动，诺沃提尼却拖到1962年。
赫赫鲁晓夫1962年下台，他却不会立即转弯，竟给勃列日涅夫拍了一封对赫鲁晓夫下台表示难过和遗憾的电报。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政治错误中最严重的一次；或许，他1968年3月的下台与此不无关系。
这种慢一拍的官僚惰性，使诺沃提尼在赫鲁晓夫之后还采用了赫鲁晓夫式的改革方式。
诺沃提尼的改革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
1964年，45岁的希克教授是被选中来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的主要人物。这位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会主席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他是改革的主要设计人之一，曾任改革派政府的副总理。苏联出兵后，他流亡国外。
这个人选是无可挑剔的，但他在诺沃提尼的改革中却没有成功，他的作用是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发挥出来的。这也可以证明，改革的理论并不比改革的勇气和诚意更重要。
希克教授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允许他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以改善严重衰退的经济状况，又要求他必须“利用现行制度的优点”，必须强调“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
在这种即要进行经济改革，又不能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有任何触动的两难处境中，经历了两年的犹豫、拖延，希克教授才能于1967年1月将自己起草并由主席团通过的“新经济模式纲领”正式实施。
在诺沃提尼时代，希克教授可以做到的，仅仅是扩大企业权限，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纲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供求关系而不是人为地去规定；对工业实行分散管理；对企业实行物质刺激”。
这些措施即便在当时来说，也无多少新意，赫鲁晓夫这么尝试过，而南斯拉夫一直就遵循着这样的经济方针；然而，这些措施在当今的许多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纲领性方针，因此，我们很难说这样的改革是不需要的。问题只在于它的局限性和难实现性。
这次改革失败了。
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层层阻挠，改革措施大多没能实施外，即使得以实行的部分也适得其反——扩大了权限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盲目生产，使一些获利多的产品大量积压，而某些人民需要的产品却因获利少而减少了；有的企业利用价格下放，趁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劳动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得到好处的只是利用权力下放和价格开放的特权者和各类投机者。
新经济措施没能解决因工人劳动积极性不高而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的这个经济衰退的根本问题。希克教授要求扩大企业领导权力的同时，相应扩大工会权力，实行工人自治的主张不可能在那些由大小官僚占据着舒服位子的企业里实行。
既得利益阶层当然不会被一个小小的教授的改革主张赶下台去——尽管希克还是一位中央委员，官僚们却没有把他当成自己圈子里的人。这个政治头衔是业余兼职，他只是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教授，比起搞政治出身的职业官僚来说，他仍然是异类、是微不足道的。
工厂仍然是老样子；“冷漠的工人不听领班工长，领班工长不理厂长，而厂长则用谎言来欺骗布拉格的部长们。”
这次改革招致了更多的经济困难：物价上涨、食品短缺、工人缺勤严重、生产停滞、政府财政赤字在1967年达到50多亿克朗（约合6亿美元）。
几年的折腾和失败使捷克人明白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主义改革设计不能交给官僚去执行，因为这些人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们的权力和利益。
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管理中渗透了官僚政治，官僚们决不可能根据经济规律和社会利益作出决定，人事关系和政治权力的考虑是压倒一切的。这些政治弊端，当然不是经济改革可以革除的。
希克教授等人终于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上的改革配合，就不能发挥作用！”
于是，希克教授等科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到政治解决上，呼吁政治改革的迫切性。这种智囊式的呼吁和进谏当然不可能动摇一个经营了数十年的官僚结构。
诺沃提尼既然没有能力迫使他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接受经济改革，又怎么可能迫使他们接受对官僚来说更加致命的政治改革？
在这儿我们又看到了赫鲁晓夫式的悲剧；再说，诺沃提尼本人也绝不会同意政治改革。他之所以让经济学家们试一试，而把关闭森严的大门启开一条小缝，是因为他相信可以不触犯官僚政治而单独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自由化可以考虑，但政治上的民主化却绝对不行。
经济解决失败了，政治解决的课题肯定会提到日程上来；官方自上而下的改革失败了，自发的、自下而来的改革浪潮必然涌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可以说，“布拉格之春”的产生不是因为保守和拒绝改革所致，而是一场不彻底的、失败的改革所引发出来的更深刻的革命。
现在，1967年的春天已经逝去，下一春天还得等待半年，然而这一次，这个善于忍耐的民族，这些等待了几百年的人民不再等待了。
六
人民愤怒了——对那个糟蹋了社会主义，又来糟蹋改革的官僚政治愤怒了。然而捷克人没有感情用事，他们思考着，对改革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和理智。
从1964年改革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焦急而又理智地关注着改革形势。他们愿意将信任交给科学家，让他们有时间精心设计，他们愿意将耐心给予官方，让政府有时间稳步实施。
这绝不是对改革冷淡、超然、漠不关心，而正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成熟——1956年的匈牙利悲剧记忆犹新，他们不希望狂热、暴力、流血来干扰他们的目标。
捷克人巳经没了“一觉醒来，天下大变”的幼稚。那几年，人民关注着、倾听着、思考着……
他们认真地了解希克教授的改革思想，也仔细地阅读科学院28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联合发表的关于改革的意见书《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
这份报告是在科学院哲学所拉多万·利赫塔博士领导下，对捷克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综合调查研究的结果。
这是对捷克病的一次全面会诊。
科学家带着严肃的思考和权威登上了社会舞台。他们宣称“迄今为止，政治家利用了科学家，而从现在起，科学家将决定政治的步调。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将是为科学发展开辟和扫清道路”。
这些，捷克人民都看到了。对人民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人能思考和参与改革，捷克人感到无比振奋。这是他们的幸运和骄傲——10年前的匈牙利不正是缺少这样的文化精英，缺少这样的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才造成了开始的混乱吗？
然而，要把改革的思考和设计变为实践，把科学家的理想变为政治现实，还得依靠另一部分社会精英——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家们。
于是焦灼而又耐心等待的人民又将信任交给了政府。
这一次——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人民失望了。
现在，1967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危机已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人民在焦急地等待之后，会如何对待政府所给予他们的失望？他们对埋葬了社会主义、又同样埋葬了改革的官僚阶层的愤怒，会将他们引向何处？
尽管没有枪声，没有动乱，也没有上街游行，但在1967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是深重的。
对此，诺沃提尼惊慌了，克里姆林宫也惊慌了。他们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中感到了一股潜在的、1956年匈牙利式的危机。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历史选择。
在这次历史关头，捷克人民又一次表现出令人尊敬的克制：他们没有因为失望、不满而铤而走险，没有不负责任、不看目标、不顾后果地凭感情用事——这又是一个与匈牙利事件不一样的地方。
捷克人选择了、行动了。他们的策略是：运用民主力量，对保守的、阻挠改革的官僚施加压力，而把他们的热情、信任和希望交给共产党内进步的一翼、支持他们站出来，将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举起来。
此时，后来与“布拉格之春”联系在一起的几位著名改革家还没有为人民所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说，不是这些政治家造就了“布拉格之春”，而是捷克人民推出了这些改革家，并使他们与“布拉格之春”一起成长、前进，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人民中蕴藏的，绝不只是狂热和破坏的力量。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身上得到证明——在理智的驱使下，这个民族爆发出巨大的、但又是冷静而有秩序的力量。
1967年，捷克人民所有的这种力量，连同他们的情绪、意志，就要在作家们的活动中体现出来了——作家将以猛烈的火力展开对旧体制的政治批判……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不愧为人民的良心，民族的灵魂。
七
作家们带着人民的焦虑和不满去攻打旧的政治体制。他们完成了经济学家未完成的对旧体制的批判，完成了政治理想的设计。
科学家从经济和科技着手去振兴民族，作家们却从政治和社会着眼去思考民族的命运；科学家为确立新的目标而忙于改革设计；作家们则带着人民的不满和焦虑去批判旧的政治体制。
捷克作家是“布拉格之春”中的一支劲旅。他们凭借的与其说是艺术家的才华和文学手段不如说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在捷克斯洛伐克，很少有专门为消遣、为纯艺术、为自我而写作的作家。“在他们的传统里，政治与文学始终携手并进，所以，捷克的主要文学家大多能跨越写作与政治这条界线。”
尤·伏契克，一位作家会被送上绞架；而即使要上绞架还能写出象《级刑架下的报告》这样的作品，这就证明这个民族的作家具有怎样的政治意识和使命感。
如果以纯文学的观点看，这当然是文学的不幸。但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藐视那些精神贵族的藐视，而肯定地说，这是捷克作家的光荣，是捷克人民的幸运。
捷克作家没有游行示威，没有拿起武器，也没有在地下策划反政府的政变，所以没给我们留下可歌可泣的壮举。然而，他们的斗争是很有效的。
作家们在向诺沃提尼的官僚政治发起全面进攻之前，曾有过一次动员和演习。
1963年4月，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斯洛伐克作协代表大会上，作家们检讨了他们曾经接受和宣传过斯大林主义的道德问题。他们承认，“我们中每个人的良好声誉都有一个永恒的污点，因为我们都谴责过斯兰斯基、克列门蒂斯”这些专制制度的受害者。
作家诺沃麦斯基在愤怒地对专制表示抗议和控诉的同时，沉痛地检讨了作家被迫充当专制工具的耻辱。
他在发言中说：“我们曾努力说服我们的读者，要他们相信谎言是正确的，我们曾使一代人误入歧途和产生混乱。他们现在正站在这个会议厅的外面，无依无靠，迷糊不解，不知所措，他们站不稳脚跟。对于这一代，我们必须还给他们自信、信任和真理；但首先我们必须在自己心中找到这些东西。”
作家们找到了。
他们宣布——
作家有权利和义务宣传“正确的观点：即马列主义观点”而不是官方的主观意见；
作家应该“只尊重那些与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不相冲突的指示”；
他们还宣称，共产党员的觉悟“决不应理解为驯服地服从领导机关的庸俗态度，而应该是从不掺假的马列主义原则出发，对一切事实作出客观的判断”。
作家们找到了“不掺假的马列主义原则”这个思想武器，使诺沃提尼政权特别恼火。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些要用马列主义原则改造共产党的共产党员，而不是要否定共产党的反共人士。这给直接地、公开地镇压带来困难。
诺沃提尼能做的只是指名批评了某些作家，说他们“间接地攻击党的政策”，并警告说，作家们“正在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
这次交锋到此为止。对作家来说，这是一次思想更新，一次行动操练，它使作家们可以在更接近真理和人民的前提下越来越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生活中的一股真正起作用的力量。
决战是在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4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开始的。
这次在布拉格举行的会议，有400多名作家出席。党的代表团也相当庞大，它由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亨德利赫带领。代表团成员包括了教育部长、文化部长和新闻部长。
这个代表团加重了这次会议的政治色彩，再加上强烈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性极强的会议议程。这次大会简直不象文学界的一次盛会，倒象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事实上，这次大会的政治影响也不低于一次党代会。
率先打响战斗的是党员作家昆德拉。他选择了自由与专制、人道与非人道的题目。
昆德拉明确地针对群坐在主席台上的文化官员说：
“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作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昆德拉还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和它的反人道实质作了深刻的思考。他说，他不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前者并不存在道德问题，它没有人道主义的面具，我们很容易对它加以识别和反对。但斯大林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继承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继承者，它保留了这个运动的许多理论、观点和口号。而实际上，“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运动正在走向相反的歧途，正在摈弃人类的种种美德，正在把爱护人类改变成残害人民，把爱好真理改变为指责真理……”
昆德拉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及反动本质的揭露真是一针见血，其深刻性远远超过了赫鲁晓夫那篇著名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正因为作家们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人道主义原则给予肯定和呼唤，在后来的“布拉格之春”中，政治家才能勇敢地把人道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
有了昆德拉的发言，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一场真正的战斗开始了。他们群情激奋。
接着，一位作家在大会上宣读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上个月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
因为作者所具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这封信未能在莫斯科宣读。捷克作家能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公开这封信，既表明他们的勇气，也表明这场斗争已经深入到什么地带。
索尔仁尼琴的信主要是控诉审查制度的。他说：“审查制度象石头一样压在我国头上，迫使我们的作家服从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吏的胡作非为……”
他也指责苏联作家协会，说“它自己就是最大的毁损者之一，它怯懦地将600名无辜的作家置之不顾，这些作家遭到迫害，结果被放逐、监禁、关进集中营，甚至死亡”。
冲破的禁区越来越多了。反专制，要民主；反斯大林主义，要人道精神；反审查制度，要文化、新闻自由的呼声成了这次大会的主旋律。
官方代表团长曾经几次上台，耐心地劝解作家们，别脱离马列主义世界观，别偏离党的路线。
这种陈词监调当然不可能改变会议的进程。
于是，捷共代表团团长亨德利赫脱掉外衣，穿着衬衫和背带裤到台上发表了一篇尖锐谴责的讲话，训斥这些越轨、造反的作家。
这种激动的表演同样未能奏效，反而用他自己的形象将诺沃提尼政权的统治人格化、具象化了——那是一个倒运的、被击败的政客，一个既要反扑，又无力自卫的形象。
最后，亨德利赫只能愤怒地拂袖而去。
大会继续进行，并达到高潮——尤其是国家文学奖金获得者、41岁的党员作家卢·瓦丘利克的大会发言。
瓦丘利克以政治权力为题，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发言。瓦丘利克以一个作家的敏感，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治气氛、人际关系、人民的处境、心态都准确地感受到了。他的充满激情的发言既深刻又富有文彩。
瓦丘利克一开始就把政治恐怖和专制统治所造成的社会现实描绘出来，并痛心地宣称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没有什么公民了。
他说：“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公民是倒在什么地方呢？我不准备讨好敌人，说他们是倒在级刑架上的。只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公民会有这样的遭遇。但这已经够了，因为这接着就会使全国陷入恐怖之中，使人们回避政治，要求很低，只关心一些细小的日常琐事，使人们越来越依附那些基层的统治者，形成一种新的和不寻常的农奴制。”
瓦丘利克认为，一些平庸无能的人能行使权力，并构成这个社会的权力中心，是因为“当权者喜欢那些内心世界和他们相似的人们”。他说，“得到信任的人是那些俯首贴耳的人，那些不会制造麻烦的人，只要当局不提问题，他们也不会提任何问题的那号人。在选拔各级人才时，被选中的总是些庸才。那些头脑复杂的人，特别是那些品德高尚，成绩卓著，因而成了衡量公共道德的标准的人则从舞台上消失了。”
瓦丘利克尖锐地批判了现存制度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冷漠：
“20年来。任何一个关心人的问题在我国都没有得到解决：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起，如住房、学校、生活福利，一直到那些在当今世界不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更高级的要求为止。例如：人在社会中的充分价值感；政治决定要服从道德伦理准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等。”
瓦丘利克强烈地为自由呼吁：“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活在我们想去的地方？为什么一个裁缝不能到维也纳去住3年？为什么一个画家不能到巴黎去住30年？然后再……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而不是一名囚徒回来呢？”
瓦丘利克批评当局对自由的压制：
“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们谈论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改变人的眼睛。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唯一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
瓦丘利克认为失去自由的社会，将是失去创造力的社会：
“我站在这儿说话时，并没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感，而这个自由感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的。我倒是感到我正在胆怯地利用公民和当权者之间的某种休战状态，我感到我正在犯罪……统治集团本身、政府和政府成员，他们自己有公民权力的保证吗？没有这种保障，就不能有任何创举，甚至连一个政策也创造不出来。”
瓦丘利克没有选择恶毒咒骂的字眼，但这篇演说的份量却是显而易见的——深刻，而且有着非常准确的现实针对性。它甚至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反共人士对这个制度的批判份量。
然而瓦丘利克不是反共人士，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的代言人。他的力量在于他的背后有整个民族正在悄悄地诉说着同样的话题；他同时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个伪社会主义的批判。瓦丘利克的深刻在于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矛盾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这次发言的最后，瓦丘利克严肃地声明了这一立场：
“当我批评当局的时候，我并不是批评社会主义，因为我相信，在我国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统治制度就等于社会主义（可是统治当局却总是这么说）。前者的命运并不等于后者的命运。”
要说明的是，瓦丘利克的这篇演说未能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出来。它是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才与读者见面，并成为这个春天的基本纲领之一。它是“民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宣言书，是“人道的社会主义”的雏型。
瓦丘利克因为这次大会发言而被开除出党。这个决定是在3个月后召开的捷共中央九月全会上作出的。
在这次全会上，气急败坏的诺沃提尼，对“传播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与共产党格格不久的意见和思想”实行全面反击。
这次全会取消了作家杨·普洛哈磁卡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因为他在作协代表会议上发出警言：“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作家，还有一个统治者，还有一个读者”就要为民主自由斗争到底。
和瓦丘利克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作家克利马、利姆、姆尼亚奇科；作家昆德拉受到严重警告。
全会还决定将作协的《文学报》划归文化部和新闻部直接领导，该报的19名编辑被开除，成立新时编辑部。减少分配给作协印刷厂的纸张。
这次反动是全面的，连经济改革也要停下来——限制在报上讨论改革，不准希克教授再召集改革委员会会议、不准他公开讲话。
专制又一次占了上风。然而没关系，这些作为日后运动的指导思想已经写在作家大会的决议中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的纲领能自觉地抵制文明进步的非人道方面，抵制它的非人道主义倾向”。
这是人民的愿望。既然人民的意志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来，那么顺应这股强大意志力的阶层和个人迟早会汇集起巨大的政治力量。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次小小反复，这点儿黎明前的黑暗是短暂的。对捷克人民来说，重要的是作家们完成了经济学家未完成的对旧体制的批判，完成了政治改革的设计。
现在——1967年冬天就要降临的捷克斯洛伐克，痛苦有过了，成熟的改革思想有过了，不成功的改革实践有过了，摧毁旧体制的壮举有过了，表达整个民族意志的勇气也有过了；现在，改革派共产党人应该登上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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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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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首先站出来的政治家是杜布切克。他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了人民的信仰——同人道准则相职系的社会主义。杜布切克勇敢地把这一信仰写在改革的旗帜上。
捷共党内，进步的一翼就要以改革家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了。
科学家、作家以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为呼唤春天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思考、设计和艰难的斗争之后，政治家才出场，这似乎晚了一点,可见“布拉格之春”不是他们组织发动的。
不过这并不重要，当人民的意志已经明确表达出来，当人民的力量已经被某一具体的目标团结和调动起来的时候，能代表这种意志的政治家是杰出的政治家，能顺应这股力量的政治势力会陡然壮大起来；同时，有了优秀政治家的加入，人民的力量会更加凝聚，目标会更加清晰，接近目标的希望会更加增大。这种政治现象在1967年的捷克表现得十分明显。
首先站出来支持改革的政治家是杜布切克。
杜布切克从倾向于进步事业，到完全站到人民行列之中并被改革浪潮推上他事业的巅峰，成为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明星和最高领导人。
“布拉格之春”是和杜布切克的名字分不开的。
1967年，这位年仅46岁的斯洛伐克人，担任者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和捷共主席团成员。他毕业于莫斯科党校，是一位职业政治家。
对一个极权专制制度下的职业政治家，人们很容易将他与关起门来争夺权力的密室政治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对杜布切克是不公平的。
从个人气质上讲，他文静，从不专横地显示自己。他在公众面前讲话时，常常用微笑来掩饰他的紧张和慌乱。这与那类喜欢板着面孔显示自己无所不知的官僚有很大区别，公众当然会对他产生亲切感。
在个人品质上，杜布切克“不是权迷心窍的人，也不是想利用权力来谋求个人私利的人”。对这一点，公众当然知之甚少，但人们都知道，杜布切克夫妇和3个孩子一直住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开车，并且常常到公共游泳池游泳、跳水，到体育馆和老百姓一起看冰球赛……
这些当然不是衡备一个政治家的主要标准，但与诺沃提尼和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却形成鲜明对比。人民是很看重这些品质的。
然而杜布切克远远不是靠这些性格、品质上的小特征就获得全民族的支持而成为一次伟大运动的领袖的。
首先杜布切克是一个有信仰的当权者。他的信仰不是那类外在的、僵硬的——象许多政客常常玩弄的——政治口号，而是一种对人的真诚和人道的信仰。这种信仰与人民内心深处所保留的道德准则是相符的。
人民是敏感的，他们当然会准确无误地觉察到杜布切克的这种信仰，并因此对杜布切克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和信任。
另一方面，“他也相信人民——他是深切地，真诚地相信——而人民也相信他”。
杜布切克对人民既具有信任、真诚，也具有一个政治家的敏感，他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人民要求同人道主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而反对同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
人民的这种愿望和杜布切克的道德、政治信念是不矛盾的，所以，1967年杜布切克作出了与他那文静、温和的性格极不相称的选择——加入民主社会主义行列，与诺沃提尼极权统治进行公开的、面对面的斗争。
杜布切克不具有顽强的性格，也没有控制着党、政、军的最高权力，但因为他是带着对人民的真诚、信任和理解进行战斗的，他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政治权威。
对抗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九月中央全会上开始的，杜布切克对新的文化专制和镇压浪潮表示反对，他不同意开除作家们。
杜布切克的反对没能改变主席团的决议，但他以一个公开的、积极的反对者出现在党的最高层，其意义是很重大的。
诺沃提尼是害怕政治上的动乱才把改革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现在，政治危机以无法回避的势头找上门来，扑向诺沃提尼。
九月全会后，杜布切克与诺沃提尼的关系严重恶化，诺沃提尼下令掐断他在布拉格办公处通往党中央的专线电话，甚至还派秘密警察对他进行盯梢。
这位温和的人被激怒了。
10月底，党中央再次举行全会，杜布切克激烈地发言重申他在九月全会上的立场，同时指责诺沃提尼蓄意破坏改革，指责他的独裁专制、压制民主权力；尤其在民族问题上，杜布切克尖锐地批评诺沃提尼干预斯洛伐克事务，损害斯洛伐克的经济。
由于历史原因，由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地理、经济、文化和人种上的原因，这两个民族的差异是很大的。民族问题——或者说较为落后的斯洛伐克的问题，一直是捷克斯伐克的一个大问题。
诺沃提尼进行了反击，他指名道姓地说杜布切克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说如果杜布切克对中央的民族政策提出异议，那么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经济可以分开，斯洛伐克别再指望得到中央的帮助。这是以民族分裂的罪名威胁杜布切克。
杜布切克没有退让。他说要讨论经济分立，就必须先讨论整个政治制度，必须先讨论政治分权。要分先从上面分起，从党政分起！
问题涉及到了整个政治体制，涉及到诺沃提尼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这个最引人怨的敏感问题。会议失去了控制，这个经营了几十年的政治结构松动了一下。
权力核心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
开始，斯洛伐克的官员站在杜布切克一边，但当矛盾进一步激化，问题进一步扩大到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以及政府机构的权力职能、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等一些更重大的问题时，一些捷克领导人也支持了杜布切克的立场：要求党政分开，要求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
民主与专制，改革与反改革，真改革和假改革，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使捷共分裂了，而且优势在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一边。
在这场斗争中，权力第一次失去了它一贯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其说是改革派政治家的胜利，不如说是显示了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的人民的胜利。
处于波动局面的诺沃提尼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宣布因意见分歧太大，一时无法统一，全会暂时休会到12月继续召开。
诺沃提尼准备丢掉中央委员会这个已经变得不驯服的工具。他还有两张王牌可打——莫斯科的干预，以及用军队来保卫他的权力。
诺沃提尼向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提出要求，请勃列日涅夫尽快到布拉格来进行对他有利的干预；同时，他准备利用军队和保安力量，逮捕改革派领袖。
1967年的严冬降临了。
九
勃列日涅夫干了一件他整个政给生涯中最失策、最令他后悔的事——他把诺沃提尼抛弃了。
改革派共产党人在等待12月的中央全会，诺沃提尼则寄希望于他的苏联老大哥。全会休会后，诺沃提尼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50周年的庆祝活动，更主要的目的当然是去谋求莫斯科的支持。
诺沃提尼11月8日返回布拉格，同一天，勃列日涅夫也秘密到达布拉格。改革派领袖们对苏共总书记的突然来访——而且是同诺沃提尼同时到达感到吃惊。
勃列日涅夫用两天时间同许多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政界领导人谈话，提出许多问题。勃列日涅夫要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要知道现在和诺沃提尼对抗的领导人是哪一类人。
勃列日涅夫未能见到杜布切克，因为后者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勃列日涅夫显然对这位政坛新星很感兴趣，多次问起他。
11月9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设宴招待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默不作声地吃着，宴席进行到中途，他突然站起来宣布：“这是你们的事情，同志们，苏共和苏联不干涉你们的内政。”
勃列日涅夫说完这句话便马上要求派车送他到机场。在返回莫斯科途中，勃列日涅夫还顺便在布拉迪斯拉发停了一下，连夜看望了杜布切克。
勃列日涅夫用不加干预的方式完成了对捷克内政的干预。
勃列日涅夫决定抛弃诺沃提尼，因为诺沃提尼把捷克斯洛伐克搞得一团糟，他看出来诺沃提尼的统治已经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个国家了；而这个国家的安定对勃列日涅夫的整个东欧政策是至关紧要的。
勃列日涅夫非常了解诺沃提尼的无能，并且不喜欢他；还有，他不能忘记3年前，诺沃提尼那封为赫鲁晓夫下台表示遗憾的电报。
然而这位总书记却不了解杜布切克是怎样一位政治家，不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已经兴起的改革浪潮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勃列日涅夫干了一件地整个政治生涯中最失策、最让他后悔的事——几个月后，他就为这次错误付出了代价：他不得不率领整个苏共政治局到捷苏边境的小镇切尔纳和强硬的杜布切克谈判。那次，无论他怎样暴跳如雷，也无法让这个年轻人就范；之后，他又不得不采取军事干涉的下策。这次军事行动把他的道义和政治资本都输得精光。
诺沃提尼的一张王牌打出去了，而且又输了。现在，他的得力盟友已经寥寥无几，剩下的只有阴谋和暴力了。即使到了这种时候，诺沃提尼也不准备退出政坛——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必须革命到底，至死不渝。
1967年12月中旬，重要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举行大规模的冬季演习。这是诺沃提尼在演习对布拉格的军事包围，同时使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以保卫他。
诺沃提尼制定计划，如果12月16日中央全会可能撤销他的职务，就把军队开进布拉格，逮捕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
参与这个阴谋的有负责捷克斯洛伐克党、政、军保卫工作的党中央第八部部长马穆拉，国防部副部长杨科上将，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拉少将。
为了这个计划，驻扎在首都附近的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处于戒备状态，准备随时开进首都；同时，对改革派领袖和进步人士的逮捕证已经准备好，只等马穆拉签字了——其中有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这样的政治家，也有瓦丘利克那样的作家、知识分子。
这些军事行动被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中将察觉了，而这位将军又是倾向于改革的将领。这个阴谋尚未实行便流产了。
形势变得对诺沃提尼更加不利，但他仍然凭借着几个亲信的支持，在全会上继续斗争。至少在主席团，诺沃提尼的支持者还能占有微弱的多数。
全会继续了3天，均势不能打破，只好又一次休会，准备过完圣诞节再开。
1968年元月2日，捷共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会继续召开。此时，中央的派别斗争的消息已经传到社会上，公众和新闻舆论开始对政治家施加压力——要求诺沃提尼下台。
被逼急了的诺沃提尼突然把自己装扮成改革和民主的捍卫者，同时准备牺牲他的亲信亨德利赫，让此人为他的错误政策承担责任。
诺沃提尼的挑选非常高明，亨德利赫是60年代诺沃提尼政策的主要制定人，也是这两年为诺沃提尼应付困难局面的关键人物。亨德利赫长期主管着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对新闻、作家和整个文化界作过许多公开的、不得人心的干预，他几乎一直为诺沃提尼充当恶人。
另一方面，诺沃提尼的这种挑选也是要冒风险的——如果他不能把亨德利赫变成一头替罪羊，那他等于砍掉了自己的一只胳膊。
这一次，诺沃提尼又输了，他早已失去了任意主宰他的臣民的龙威。
亨德利赫愤怒地反抗了。
那是在全会期间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诺沃提尼突然将矛头倒向他自己一方，他向亨德利赫发问：“亨德利赫，你知道你女儿在干什么吗？她向《证据》提供了材料！”
《证据》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分子在巴黎办的杂志。几个月前，31岁的作家贝奈斯因为为《证据》提供材料而被判处7年徒刑。在对贝奈斯的审讯中，发现了亨德利赫的女儿兹杰娜参与了此事。兹杰娜确实将国内的材料秘密地送给了流亡分子办的这份杂志。
在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党的高级领导的儿女都公开或秘密地从事着反专制的民主活动。比如教育部长齐萨博士就是因为其女儿参加了1965年的大学生“反党示威”游行，而丢掉了部长职务的。
然而现在毕竟不是1965年。
亨德利赫愤怒地顶了回去：“安托宁，你休想把我变成另一个巴拉克，那是决不会得逞的！”
巴拉克是原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因向诺沃提尼个人权威挑战，1962年竟被安上贪污罪、判处15年徒刑。西方称这次判决“结束了捷共最高层中进步分子的第一次造反”。
亨德利赫的反戈打破了平衡，诺沃提尼的总理列纳尔特也跟着风向的转变而把票投到了杜布切克一边。
l月4日，主席团进行表决，诺沃提尼以4比7的劣势，被迫交出了第一书记的职务。
1月5日，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并由杜布切克继任的消息。
诺沃提尼尽管还保留着总统的职务，但诺沃提尼政权毕竟已经死亡，只等举行一次葬礼了。
此时正值残冬，春天已隐约可见，它一步步逼近残冬，向大地走来了……
十
面对着完全不受官方控制的民主浪潮，杜布切克显示出一个当权者的最大气魄，他说：“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浪潮，让我们从中学习吧！”
捷克人没有因为1月的胜利就狂热地涌上街头，去要求一个全新的天地；也没有把诺沃提尼的下台当作最终的胜利。
捷克斯洛伐克人已经能认识到，灾难并不在于诺沃提尼或少数几个人的阴谋和罪恶，而是一个制度问题。这是捷克人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之处。
捷克人民用审视的目光注视者杜布切克，要他证明他的上台并不是密室政治的一次秘密交易，要他证明这一次的领导人替换，与20年来所有的任何一次领导人的替换的性质是不相同的——那几次，领导人换了，整个官僚机构还继续存在，保安机关和声名狼藉的司法机关依然充当着压制民主的工具。
在杜布切克周围，一些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的改革派政治家和作家们把人民这种无声的审视变成强大的改革压力，敦促杜布切克拿出更大的勇气。
杜布切克没有让人民失望。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杜布切克的政绩是值得称道的——
为防止改革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以后的事实证明，杜布切克的顾虑不是多余的——他对邻国进行了访问：1月29日访问苏联；2月4日与匈牙利的卡达尔会晤；2月7日与波兰的哥穆尔卡会谈。
撤消了九月全会对作家们的惩治：给瓦丘利克等入恢复党籍，给昆德拉恢复名誉；《文学报》复刊，改名为《文学通讯》。这个刊物在整个“布拉格之春”期问成了运动的一面旗帜；
让作家们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召开了代表大会并民主选举了新的作协领导。
为50年代大清洗中的政治冤案作出更彻底的平反……
杜布切克上任后，曾阅读了党的档案材料，当他详细地了解了20年来的迫害、暴行和血淋淋的冤案情况后，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失声痛哭了，他发誓决不让这样的悲剧在他的国家重演。
对日益活跃的民主气氛，杜布切克不但没有摆出最高统治者的架子给人民规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相反，他大胆地将民主与人民行使权力等同起来。他说：
“民主不仅是一个人有权利、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人民“对国家大事负有共同的责任并能共同作出决定”。
在1月以后的几次公开场合，杜布切克还谈到“人的自我发挥”，谈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主张，谈到阶级斗争只是初期的手段，而绝非社会主义的目的。
杜布切克不仅谈论民主、人道，同时还在公众集会上对一些反民主、反人道的机构和个人进行了公开的、指名道姓的批评。紧接着，这些被杜布切克批评过的捷共中央书记、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内务部长和总检察长被撤了职。
杜布切克确实利用他所得到的权力作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事。然而这毕竟是任何一个新上台统治者都愿意做、也可能做到的。
杜布切克面临的重大考验和选择是——对权力本身将如何处置，尤其是他将如何对待处于统治权力另一端的人民的民主权力？
考验首先来自已经不被政府控制的新闻部门以及被它们所激发出来的民主意识。
1968年初，获得了某种程度自由的报刊电台空前活跃起来。人民从报刊、广播里听到、看到了大胆得难以置信的文章、广播后，政治热情和民主意识空前高涨。编辑部和播音室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圣殿。人民倾听着、阅读者、思考着，对民主改革表示了令人激动的热情和关注。
对过去的谴责和对新的政治体制的讨论越来越大胆、深入了。这些并没有受到官方的干预；相反，党和国家的一些新领导人也公开地参加这样的讨论——如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姆林纳日。其中，斯姆尔克夫斯基是1968年最受群众爱戴的演说家和改革派首领。
斯姆尔科夫斯基57岁，斑白的头发使他象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修长的身躯蕴藏着巨大的激情。他是50年代政治恐怖的受害者，坐过8年监狱，不久前平反出任农业部长，“布拉格之春”期间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他是最坚定的改革家，是杜布切克最亲密的合作者，他把自己的改革思想坚持到苏联出兵之后。
斯姆尔科夫斯基最早是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呼吁要“坚决纠正和克服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他坚持要废除高级干部的终身制“使人们能够光荣地离开和回到高级职务、甚至最高职务”。
在政治生活中，他强调“必须恢复民主精神，必须创造一种自由交换意见和互相争鸣的气氛，让最有价值的先进思想战胜保守落后的思想”。
在以后几个月里，斯姆尔科夫斯基激进的政治主张和改革活动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许多公众集会上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所了解和崇拜。
在1968年的头几个月里，官僚机构实际上已停止运转，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崇拜的，已不再是那些占据着高位、操纵着官僚机器的人，而是那些与人民贴得最近、又能抓住听众注意力的人。
3月下旬，面带笑客、满怀激情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布拉格市中心的“卢米尔纳大厅”向青年党员演讲时，只能容纳3000人的大厅，挤进了6000多人。
斯姆尔科夫斯基的演讲给青年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将他们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对改革进程的思考。
这次进行了6个小时的会议，通过了一项提交国民议会的决议：
一、要求诺沃提尼离开总统府；
二、正式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三、实行旅行自由；
四、实行有效的政治、经济改革；
五、对一切事情都应向人民说真话；
六、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七、与苏联建立平等的关系。
这7条很能说明人民的政治觉悟以及人民希望即将来临的春天给他们带来什么。
报纸、刊物、电台空前活跃；人民对改革前景空前关心；人民的意志迅速反映出未，并对政治家的活动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这种政治现象是害怕而加以制止排斥，还是大胆顺应并组织引导这股力量去实现人民的目标？这是区别一个政治家是官僚政客，还是人民领袖的重要标志。
刚上任的杜布切克就面临着这样的考验。
在1968年的头几个月，如果杜布切克停留在对诺沃提尼的胜利上，如果他仍用旧的、已经落在他手里的权力机关实行统治，那么，权力垄断的大门是向他敞开的，这结果是他必然会拒绝将来自人民的政治力量引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而最终与这股力量处于敌对的位置。
这种假设不是没有根据的危言耸听。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次被人民拥戴上台的政治家，尽管在初期也能惩罚旧的罪恶，也能运用从旧统治者手中接过的权力做一些与人民的愿望相符的事，但由于他没有将民主力量直接引入政治事务，而只是为民作主，结果都没有逃掉被旧的、与人民分离的权力所异化，而最终堕落成一个反人民的统治者。
然而在1968年的布拉格，我们这种不祥的假设没有成为事实。
面对这股强大的、完全不为官方控制的民主浪潮，杜布切克——这位沉默、文静的政治家，证明他确实具有一位领袖的气魄，他说；“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浪潮，让我们从中学习吧！党应该分析和领导这个浪潮。”
杜布切克对民主力量的爱惜和重视，竟被当时和后来的一些人说成是优柔寡断、不能控制局面。实际上，一个政治家不依靠专制权力实行领导则需要更大的魄力和引导民主力量的政治天才。
杜布切克是“布拉格之春”得以顺利诞生的助产士。这是捷克人民的幸运，也是杜布切党的幸运。在此之前，杜布切克并没有表现出他具有一个杰出领袖的品质——马克思的渊博深刻，列宁抓住历史时机的敏锐和勇气，拿破仑的意志——但因为他作出了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位政治家在人民爆发出智慧和力量的时刻才敢于作出的选择：大胆地投入人民的行列，而不怕被人民的力量所淹没。他才成了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联系这一点，我们便不能接受个人在历史上无所作为的观点——有了杜布切克在1968年头几个月的勇气，姗姗来迟的春天终于降临到布拉格……
十一
权力的交接并不就是时代的交替，如果为诺沃提尼政权举行的葬礼不能同时将旧的统治方式一起埋葬，那么旧的专制迟早会悄悄从后门回来。
诺沃提尼政权的葬礼是1968年3月22日举行的。在此之前，诺沃据尼曾经作过一些精疲力竭、毫无希望的反抗，他甚至到工厂基层去作演说。他以为，靠他的工人出身和“要警惕知识分子专政”的挑拨，就能争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他要是能早一点明白工人阶级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就好了。
这位早就失尽人心的政治家，这个工人出身而根本没有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总统到这种时候才去接近人民，人们当然会把他跟想吃葡萄的狐狸联系在一起。
幸亏国防部发生了一件事，才使诺沃提尼停止了这场令表演者和观众双方都很难堪的表演。
2月底，在国防部的报纸上，发表了佩比赫少将的文章，第一次公开了去年12月未遂军事政变的丑闻。
文章发表后，政变的两个主谋，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纳携儿子叛逃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杨科上将自杀身亡。
这样一来，就把诺沃提尼一个人暴露在这件丑闻的中心。
尽管诺沃提尼又采取了牺牲别人、推卸责任的老一套方法——取消了谢伊纳的军衔。
尽管诺沃提尼确实具有一位政治家忍受众人嘲笑和责骂的勇气，尽管要这位职业领袖退出政治舞台确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他终于顶不住了，于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正式提出了辞去总统职务的辞呈。
诺沃提尼搬出了他呆了12年之久的总统府。
新就任的总统是72岁的斯沃傅达。这个名字在捷克语中是“自由”的意思，然而在50年代的大清洗中，他并未保住个人的自由，反而被监禁。
现在，这位面容慈祥的白发老将军真能以他的名字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吗？
人们非常习惯于将一个统治者的下台或一个政权的覆灭说成了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沙皇被推翻时，人们庆贺过新时代的到来；1956年，当斯大林被赫鲁晓夫彻底否定后，人们又欢庆过斯大林时代的终结。然而历史曾经多么刻薄地嘲笑这样的欢庆啊。
旧的统治者和旧的政府消失了，可旧的机构、旧的统治方式、旧的思想、旧的秩序，一句话，旧的政治经济体制仍然保留着，它们必然造就出它们以前曾经造就过的那类领袖和政权。这绝不是人的意志力量可以抗拒的。
权力的交接并不能保证时代的交替。捷克斯洛伐克人会不会把他们的政治理想降落在权力交接点上？这是1968年的历史不动声色地注视着的。
现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政治内幕真相已经透露，诺沃提尼及一些高级官员已经辞职，不寻常的大胆语言已经习以为常，经历了这种激动人心和痛快淋漓的阶段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无所事事而又若有所失的倦怠，这会不会就是政治狂热换得的结果？捷克斯洛伐克会不会一切又重新开始——老百姓照常上班，照常过日子；官员们照常到各部、各局、各机关办公，行使权力？
如果是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7、1968年的奋斗便与以前许多次失败的改革、革命毫无两样了。
捷克人民没有失败，他们已经接受了哥穆尔卡波兰的教训；在那里，在享受了巨大的热情和民主快慰之后，旧的极权制又悄悄从后门回来。因此，捷克民族必须保持住政治热情和从下面施加压力的民主力量，并使这种力量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制度化、法律化才能最终摧毁旧的制度。
这就是捷克人民在1968年春天对政治改革所寄托的希望。
全民族对当前时刻所寄托的希望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不顾改革派导演的计划自己登上“布拉格之春”的舞台，并且权威地支配着改革的进程。
特别幸运的是，改革派领袖没有萌发过将这股力量赶下台去的念头，而是在这股力量的驱使和支持下，拿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改革设计——四月《行动纲领》。
“布拉格之春”，在《行动纲领》的带领下，降临捷克斯洛伐克大地了。
十二
捷共将民主政治作为改革的行动纲领，是因为他们终于懂得：社会主义如果牺牲民主，倒霉的还是社会主义自己。
从题目上看，《行动纲领》就区别于以往那些与政治实践脱节的官样文章。
这份长达60多页的《行动纲领》是杜布切克在2月初提议，由专家们起草完成的。希克教授主要负责经济部分，曾经组织过《十字路口的文明》调查报告的里赫塔博士和后来成为捷共中央书记的姆林纳日着重起草改革的政治部分。
这个纲须在2月底就制定出来，3月上旬，主席团成员分别赴各州县，与地方党组织举行了60多次关于纲领草案的讨论会议。
现在，改革派在中央委员会尚未占据绝对多数，新领导必须从党的中下层领导那里获得支持，以争取在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过。
社会舆论对纲领草案的修改有了很积极的介入，使纲领能更大程度地表达人民的意志。尽管如此，当主席团于4月2日通过并宣布这个非常激进的改革纲领时，还表示“这个纲领并不是改革的定论”，应该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在经济体制改革部分，除了以前有过的扩大企业权限，加强市场机制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成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和民主管理”。“企业职工选举产生的职工委员会有权任免企业经理、决定企业方针和计划”。
纲领将扩大了的企业自主权直接交给了生产者。
企业自治和工人自治并不是同一概念，只有后者才能真正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原则。
《行动纲领》的最大成就在于对政治体制作根本性改变。这是与反对党和国家的集权专制和实行政治民主化同时并举的。
纲领首先承认，捷共已从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蜕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人民实行统治的特殊利益集团。
为改变这一状况，纲领指出：
“共产党依靠的是人民的自愿支持，它不是靠统治社会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而是靠忠诚地服务于社会的自由、进步的社会主义发展而赢得它。党的威信不是逼出来的，而必须依靠自己的行动不断赢得。它的路线不能靠命令来贯彻。”
纲领表示，“党的目标不是当社会的‘总管家’，用自己的指令捆住社会的手脚，对生活的每一步都加以限制。”
对于实行镇压职能的保安部门进行整顿和彻底改革，把它们的权力局限在保护国家安全，对付外国敌对活动的范围里。纲领强调，要坚决制止公安机关对公民政治信仰和观点的干预、限制。
纲领指出：
“没有犯罪的每一个公民可以放心地看到，他的政治信念和观点，他的个人信仰和活动不会成为国家安全机关注意的对象。党明确直布，不允许这个机器用来解决内部政治问题和社会主义矛盾。”
以往的专制极权都是以警察统治为手段的。保安部门作为扼杀政治民主的直接工具，对社会的政治恐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纲领的这一条款无疑是一个对民主化进程的保证。
纲领没有仅仅满足于对政治生活中的集权专制进行批评，它同时把民主政治作为行动纲领的最终目标。它确认了国民议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构，而国民议会通过直接普选产生。
纲领将确保公民的权力、自由以及人民能监督政府、参与管理国家，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它指责过去的体制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弄颠倒了，所以不仅妨碍了个人的发展，也阻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纲领提出社会主义为人民提供的自由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多，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的公民自由是形式上的就否定自由本身，而应该赋予它实际内容。
对此，纲领对民主、自由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
1，要由法律保证公民有建立自愿组织，兴趣组织和社团的可能性，不要以官僚主义加以限制；
2，公民有讨论和影响国家决策的自由，“不能通过任意解释、依靠权力规定允许他们知道什么和不允许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哪些意见可以公开讲，哪些意见不可以公开讲……必须系统地研究舆论，研究的主要结果应公布于众。”
3，实行新闻报道自由，取消新闻检查，“排除实际上存在的事先进行新闻检查的可能性……在报刊中要把国家的官方立场、党的机关报和新闻评论加以区别”。
4．迁徙自由，“法律要准确地规定行动自由，特别是公民到国外旅游的自由；主要的是公民有权在国外长期或持久居住，不许把人们无根据地置于流亡者的地位。”
《行动纲领》将民主和自由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因为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自由就无法清除官僚政治，而不清除官僚政治，改革就必定失败。
保守势力习惯将民主、自由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仿佛民主化、自由化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社会主义是非民主、不自由的。长期以来，这种观点竟常被用来作为捍卫社会主义的武器，真是天大的讽刺。
1968年的捷克改革派共产党人，将政治体制的改革放在改革的首位，又将政治生活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是他们为20年的专制统治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真理——社会主义如果牺牲民主，倒霉的还是社会主义自己。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前提，社会主义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改革派共产党人呼唤民主政治正是为了重建社会主义。所以，纲领称这次伟大的运动为“社会主义事业复兴”运动。
在纲领中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奋斗目标：
“新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
“具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
“拥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
“具有发达文化的社会主义”；
还有更准确的提法：“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
1968年4月1日，杜布切克在中央全会上发言，论述《行动纲领》的思想。他宣称，人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占中心地位的因素。
杜布切克所说的中心地位，不仅仅指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不仅仅指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爆发出非常大的劳动力、创造力，可以吃很大的苦，耐很大的劳，可以移山，可以填海；而是指社会主义应该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放在中心地位，而民主则是实现这个伟大思想、走向人的解放的第一步。
在这次全会上，捷共的某些领导成员曾担心《行动纲领》的实施会使共产党在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担心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会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对这种担忧，杜布切克镇定地表示：“公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是好事，党必须采取灵活的适应性以便能接近人民。他认为，共产党应该在人民的支持下实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用暴力进行统治。
杜布切克建议：“今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组织——不管是军队还是体育组织——都不要再做为共产党服务的顺从的传送带。”
1968年4月5日，经过几天的大会讨论和排除了保守势力千方百计的阻挠之后，捷共中央委员会批准通过了《行动纲领》。
“布拉格之春”全面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宜告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20年的斯大林主义统治结束了；同时，新的组织在这个经过了重大手术的国家肌体上生长起来——
4月6日，即中央全会通过《行动纲领》的第二天，列纳尔特总理代表政府向总统斯沃傅达提出辞职；
4月8日，改革的倡导者切尔尼克被任命为总理，并着手组建新内阁；
4月18日，改革派政治家、“人民代言人”式的人物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
4月下旬，切尔尼克在国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保证贯彻四月《行动纲领》，沿着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前进。在新施政纲领中，切尔尼克提出一条原则：“今后政府将主要向国民议会负责，而不是向党负责”；
5月13日，国民议会通过一个法律草案，为所有1948年到1956年非法审讯的牺牲者平反；
5月27日，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安全、司法部门侵犯公民权力的“非法行为”，为投诉秘密警察的罪行打开了道路……
5月底，民主化进程达到高潮，从人民中写来的信件和电报雪片般地飞向捷共中央，对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改革派领袖表示支持，同时要求在即将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把阻挠改革的保守派撵走。
当时，党内的改革派与受到苏联支持的保守派已经阵线分明，后者在110人的中央委员会中占有40个名额。
5月29日召开的中央全会，没能实现民众的愿望——彻底清除保守派。因为改革派没能在中央委员会里控制三分切尔尼克总理，让政府出面反对《2000字宣言》的结论。
一直拖到深夜一点，切尔尼克打电话告诉斯姆尔科夫斯基，他“说服不了政府，政府不想表态”。斯姆尔科夫斯基连夜赶到政府驻地。以国民议会主席的身份出席政府会议。他讲述了局势的严峻性，并警告说：“议会明早9点钟或10点等着你们总理的报告，如果你们不表明明确立场，那就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政府将在一个星期以后表态，但这将是另一届政府，而不是你们了。”28日早晨，总理在国民议会讲话，公布了政府对《200字宣言》的谴责声明。
要改革派领袖、尤其是要斯姆尔科夫斯基这样激进的改革家作出这样痛苦的决定真是令人悲哀。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战略性撤退：为了改革而暂时拒绝对改革的支持；为了民主而暂时压制民主的呼声。
然而这种妥协真能为改革争得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吗？
这值得怀疑。
1968年夏天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它和12年前匈牙利人所面临过的形势完全一样要么完全、彻底地停止民主化进程，要么承受外来武力的干涉。
问题在于，在“布拉格之春”以后，即使是改革派领袖也无法改变运动的势头，更不用说使它完全停下来。改革派别无选择，他们只有让民主化运动发展下去，直到苏联出兵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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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草泥马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治安大队！王八蛋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治安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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