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这篇文章是我政治文化系列的第四篇，准备近三年，今年6月动笔，历时三个月，直至9月1号写出初稿，然后分发给10位朋友征求意见。最近才得空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大力削减篇幅，将初稿的2万2千字，删减为现在的1万6千字。原有的框架和主要观点保留原样，未作改动。只是在结尾处加入了朋友的两点看法，在此表示谢意。
一、盛世，还是乱局？
在公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18日，对重庆市万州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来，千年古城的每年这一天，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兴。可到了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样了，这座风光旖旎的江城，风云突变，龙吟虎啸，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省的事变。这天下午1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担碰到背后的一位妇女曾庆容，曾庆容随即上前打了余继奎一记耳光，继而其夫胡宗权又夺过扁担连续殴打余继奎的双腿，意在断了这个挑夫的生路。路人实在看不下去，劝其莫打。但胡桀骜不驯，说：“我是房地局的局长，打死他也不过赔20万！”周围群众一听胡是局长，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溅入汽油桶，立即烈焰冲天，将胡、曾夫妇团团围在众人的怒火中，一时交通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场。警员只简单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未给说法，未予公断，就强行驱散民众，将“局长”夫妇保护性地带上警车，绝尘而去。民众认为这是官官相护，愈加愤怒。于是人群越聚越多，外电报道约有三四万人，一拥而去包围区政府大楼，高呼口号，示威抗议，要求交出打人凶手，给予严惩。警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慌乱之中，立即组成人墙，阻止人群冲击政府。示威民众用砖头瓦块砸向政府大楼，并且推倒和焚烧数辆警车。事态甚为严重。万州区委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前线指挥部，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部门随即抽调大批警员，保护党政机关及重要场所。稍后，重庆市委书记以及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万州区委书记也分别接令火速赶至万州。
当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发表电视讲话，承诺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入夜，当局开始清场，数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事态逐渐得以平息。
官方媒体对此事件只作低调报道，并称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对官方的统计，民众早会折算，有道是：“报道好事，要打对折听；报道坏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何必动用“数千防暴警察”？以至当地警力不足，还紧急从周边县市调派军警？如果积聚的民众只有“千余人”，怎会定性为 “突发性大规模群体事件”？
但凡国内出现大小民变和骚乱，当局都说民众“不明真相”。上一世纪后30年，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两次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动乱，也说广大群众“不明真相”。可毛泽东谆谆教导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么一出现群体动乱，群众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实民众是心知肚明，只是当局在掩盖真相，掩盖“官民冲突”的真相，害怕民变所透露的国不泰民不安会有损“盛世”形象。
万州民变闹得如此之大，起因则甚小，路人无意相碰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国任何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城镇，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而且绝大部分都无需民警调解，便会自行平息。可是万州的这样的小事何以会演变为非动用数千军警才得以平息的民变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胡宗权他自称是“房地局长”，是 “官”！于是平时郁结于胸的对“官”的愤懑就爆发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权并非房地局长，据警方调查宣称，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个水果市场管理员，而且还是个临时的。这真是讽刺喜剧！如果当初他不假冒局长，绝不会酿成后来那么大的乱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终于使得由此所引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民冲突；包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宗权这一个“官员”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万州民变之后，同年十月底，四川汉源也发生了因政府修建电站，淹没农田，而克扣赔款，补偿不公所引发的十几万人的大规模骚乱。在这此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乱，势头也越来越猛。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2001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参加由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作家和报人所组成的江西“红土地采风团”。数天来，经南昌、叶坪、瑞金等“红色根据地”，一路接受“红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后来到赣州。28日下午，我在赣州古城外，见有很多小摊，便与一书摊的摊主聊天，我说：“你下岗了？”他马上说：“什么下岗？失业！”我说：“生意好吗？”他说：“好什么！这个地方能有什么生意？城里不让摆，见到就没收，只好到城外摆；城外还缴税，一个摊位两块钱，共产党税多，都给贪官发奖金了！”他还说他有一邻居也失业，去年年终家中穷得只有咸菜，没法过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时另一摊主愤愤的插话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
我一听大为震惊，虽然这句话在此以前也听过，但都是听别人转述，而转述者也是听别人所说；这次我却是亲耳听到，是在“红色根据地”听到，是在数十年前出过共产党所领导陈胜吴广（红军）的地方听到；而且是面对面地听很可能是未来的陈胜吴广中的一员亲口所说，这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的；每当想起 “现在就缺陈胜吴广”这句话，我就感慨万千，惴惴不安，因为我绝不希望中国再出现陈胜吴广，绝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时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历史恶的循环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国的官员是否也曾像我一样亲耳听到民众亲口说出的这句话；如果听到，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是否知道中国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他们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何等紧张？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二、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 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 “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 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 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
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三、贪官的品性低下、肮脏！
贪污为了什么？贪污就是为了腐化！贪官几乎无一不在酒池肉林里餍足吃喝玩乐，在纸醉金迷中消受声色犬马。因为靠的是权势，无所畏惧；用的是黑钱，无需成本，所以骄奢无以复加，淫辟登峰造极，人格低下到最底线！
吃。如河北贪官李真所言，至少4000元一席，这还是几年前的规格。如今早已不是大吃大喝，而是猛吃猛喝：一顿饭，不上万，面子太难看。鸡鸭鱼肉赶下台，乌龟王八爬上来；生猛海鲜不新鲜，少了鱼翅没档次。而今万元一席大菜也成小菜一碟，视为最低消费，南方的一席黄金宴价格高达99999元，某些地区甚至还从日本引进“女体盛”，那更是吓人的天价！食色性也，日本的“女体盛”使得“食色”二者合为一体，既大饱口福，又大饱眼福；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美其名和日本国际接轨。商家的生意经和官家的政治口号，也合而为一，相得益彰。
中国人素来好吃，贪官更是老饕，所以贪官少有不脑满肠肥的，都是吃的。那便便的大腹，老百姓不叫“啤酒肚”，干脆称之为“腐化肚”。大官吃，已经不是新闻；小官也吃，穷地方的小官更吃。越吃越穷，越穷越吃。银川同兴县，我是去过的，此地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富裕，可自1998年以来，该县邮政局在当地鸿雁宾馆定点欠账请吃招待，打下白条1932张，装满15个牛皮袋，拖欠金额26万元。
那稍稍富裕的一些地方呢？也照样吃，也照样能吃穷。据新华网报道，陕西干县王村镇大王村原是咸阳市命名的“小康村”，近年来村干部吃喝挥霍，举凡村中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寿诞、新房落成无一不大吃，大王村的干部成了吃的“大王”，就这么吃、吃、吃、吃……8年间村干部集体吃了1999次， 2000年的7月29日这一天竟吃了6顿。这八年就硬是把一个“小康村”吃空了！整个中国尚未到达“小康”水平，如果全国贪官张开大口也像大王村这样吃法，也迟早会把中国吃空！
喝。民谚说：“贪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贪官们喝的是什么酒呢？外国名酒轩尼诗、人头马，中国名酒茅台、五粮液，在贪官的眼中也已等闲视之，行贿者进贡的这些中外名酒和其他高档补品在贪官家中已堆积如山，成了超市。在某饭局上，一位原是贪官的秘书与我邻座，我问他的前领导喝的最昂贵的酒是不是路易十四。此秘书说：“你土了吧？他们现在最喜欢喝饮料。”“可乐、雪碧、桔子汁？”“不，天然饮料。”“什么天然饮料？”“你真的不懂？”“真的不懂！”“人奶！”“啊！”“而且不要瓶装的，要原装的，要新鲜的，要现吸的……”“真的？”“我说你土得掉渣了吧！”我苦思：是我土得掉渣了，还是整个社会烂成污泥了？
玩。玩什么？老百姓说：“玩山玩水，玩出国游；玩赌玩车，玩保龄球。”其实贪官们早就与时俱进，不玩保龄球，而是玩高尔夫了。原云南省长，大贪官李嘉廷就说过：“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网球、打高尔夫。”有一民间传说：甲贪官老婆问乙贪官老婆：“这高尔夫是啥玩意儿？”“高尔夫就是提高你丈夫”“提高个啥呀？”“品味呗！”“啥品味哟，不就是打洞嘛，晚上打洞，咋白天还要打洞呢？”民间讽刺的不是高尔夫球，讽刺的是贪官。高尔夫如今风行全国官场，连村官也学时髦，赤着膊，戴草帽，挖个洞，拿着竹竿把球往洞里打。上有所好呀！
赌。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提出，中国每年约有6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港、澳、越南、老挝及俄罗斯等地的赌场和赛马场。 1998年2月至1999年6月间，沈阳原市长大贪官马向东，到香港、澳门等地豪赌十余次，将400多万人民币挥霍殆尽。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原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挪用公款300多万元人民币到境外赌博，也是挥霍一空。这只是随手所举的两个例子。一业内人士分析：华人一年输在赌场的钱约1600亿人民币，其中至少30％--500多亿人民币是大陆官员（当然是贪官）输掉的赌资。500多亿呀，这些都是真正的“人民币”--“人民的币”呀，是亿万工农大众、知识分子以辛勤的汗水、以诚实的劳动挣出来的钱，可都被贪官污吏侵吞了、掠夺了！
色。贪官大多是色鬼淫棍，他们什么都不强，就是性欲最强。记得两年前就有报道说，80%的贪官有情妇，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人指出95％以上的贪官都有“情妇”，上升了15个百分点了。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号称金陵“奶王”，既是奶业集团的“奶王”，也是“包二奶”的“奶王”。他说：“像我这样级别（副厅级）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海南省临高县在原县委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包养小蜜，并公然带在身边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以致在当地的官场纷纷以没蜜为耻，以多蜜为荣，相互攀比炫耀。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也证实官场的情色风之盛，她说：“我跟李嘉廷一起出去玩，看到不少领导干部都带女人来，那些女人大多像我一样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自1989年至2001年，任职12年，贪污近千万，在这12年里，他记下14本“性日记”，详尽记录他与上百个女人的性事：女人姓名、通奸的时间地点以及自己的性感受等等，应有尽有，绘“性”绘色。每年还进行“年终总结”，统计当年通奸的人次。更离奇和恶心的是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迹近变态，竟在保险柜里“珍藏”他嫖过的236个妓女的阴毛……
“审丑”多了，不但会“审丑疲劳”，还会恶心。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抖落这些贪官的丑恶事，实在是因为两性关系最能呈现一个人道德水准。以上种种案例无一不凸显中国贪官的人品低下，灵魂肮脏。如果说“十官九贪”有所夸大，那说“十贪九色”可以定论。老百姓早就说贪官除“工资基本不用”之外，还有一条就是“老婆基本不动”，可见“中国贪官的特色”就是“特别好色”！
最难容忍的、也最荒唐的是一些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权，安插自己的姘妇、小蜜当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泡上一20岁女子。他对她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一把手。”不久，他的这位“小乖乖”果然当上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湖北省原荆门市市委书记焦俊贤，他的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焦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培养”的“干部苗子”，伪造正式党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等假档案，于是“三陪女”就成了该市开发区的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这简直是天下奇！
千万不要以为贪官栽培姘妇仅是小城镇或地县级的把戏，以为他们如此荒唐是因为天高皇帝远，才如此大胆。其实离开“皇帝”并不远的省部级或直辖市的大贪官也如此。以前有过一个内部规定，当官当到了一定级别，只要政治上对“皇帝”忠诚，这些事情都可以不予追究；除非在政治斗争中落马，这些丑事才会当作炮弹抛出来。
外国的官员也好色，外国的贪官也有情妇，但他们把公权力和私生活分的很清，尤其是民主国家，万万不敢滥用手中权力为情人谋私利，绝不敢给她们安排一官半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但他却有三个情人--两任女秘书和一位挪威公主。但是罗斯福始终未提拔她们当个市委书记或人大主任，克林顿也没有把莱温斯基从“拉链门”安插到部长衙门，去当个什么部长。只有中国才有这类奇事！
说到此处，需要为“情人”正名。男女之间相互有情，才可称之为“情人”。说中国贪官有情人，那是对“情人”一词的玷污。中国的贪官只有“二奶”、“小蜜”、“姘头”、“性伴”。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他们只是一方以金钱和地位，一方以美貌和肉体进行的赤裸交易。他们只是“性侣”，不是“情侣”。如果真的有情，试问：他们双方，不论哪方败露，有谁为对方“殉情”的？“二奶”没有，“二爷”也没有为包养他的女贪官殉情的，都没有。他们只会立即摆脱干系，相互揭发。他们连中国古代的某些嫖客和妓女都不如，更不要说和钱谦益、柳如是，和冒辟疆、董小宛这些古代的情男、情女相比了！
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79年我和两个朋友创作了《假如我是真的》，这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中央还为此在北京专门召开创作座谈会。其实此剧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编写的，揭露的仅是干部要求掉换大一点的房子，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调回上海之类的小事，结果被认为是给共产党抹黑，遭到禁演。
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产党抹黑；能够给共产党抹黑的，只有共产党自己。25年过去了，共产党虽然有能力禁止这出戏，但却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权和腐败。
1985年，没想到我也当了官，当了正处级干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我不分管最有实权的人事和财务，只管艺术。我还告诫自己：清清白白地上台，不带污点地下台。没想到我诚惶诚恐地干了四年，还要我再干四年。不干不行，逼着你干，没办法，于是印了张名片，上面特地写明： “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顾问、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挂名的。”以昭示我继续当院长的被迫。八年干下来，真担心在众人皆醉的官场里，我是否还能保持清醒；真真担心再这么干下去，我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贪官。于是我再次辞职，终于获准。有人说我傻，说我再干下去，有好处，会升官。我说：“尚憎驽恋栈，肯羡鹤乘车？”这八年，我虽然做错过一些事，得罪过一些人，但让我欣慰的是，我没收过一份礼，没贪过一分钱，谢天谢地！不过，如果再干下去，尤其是干到现在，那就很难说了……人是会变的，包括我。
正因为我写过《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而且被禁，所以我很早就比较关注中国的吏治状况，说得好听一点是关注党风廉政建设。正因为我当过八年官，而且并不恋栈，所以我对中国的官场就有比较感性的认识，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力不胜任的我有勇气、才使得忧国如家的我有责任来写这篇《“腐败”文化》。
在前面三章，我“野心勃勃”地试图勾勒当代中国的腐败全景。“勾勒”之后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这个“力”还包括“想象力”。因为当代中国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理喻的，是超想象的；当代中国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象力。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当代中国，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巷……24小时，任何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腐败。腐败就在你眼前，腐败就在你身旁，腐败就在你不会怀疑之处，腐败也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
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光靠花拳绣腿是绝对打不倒的。须知，中国的官员太会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吗？好呀，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便带领100多位科级党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真亏想的出！
扬州市呢？要廉政吗？好呀，他们就在寸土黄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广场”，占地数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之意，以此来表示他们拒腐的决心。造个广场表决心，有用吗？
江都市另有一招，为了“把家庭建成一个反腐倡廉的坚强堡垒”，他们让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员的夫人在家里经常“审问”丈夫几个问题：“在外吃喝时，是否属于违纪吃请；带回高档礼品时，来源是否正当；拿回大额现金时，是否不义之财；深夜未归时，是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把当官的丈夫当孩子呀！
长沙市也闻风而动，在全市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动，市纪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门发放“廉政歌曲”光碟，还向全市一些歌厅、舞厅、KTV等演艺场所免费赠送，让全市大树荣辱观，大唱正气歌。这真的是表演了！
更搞笑的是，一些地区甚至还号召购买或免费发放“廉政台历”、“反腐扑克”，以及“永不沾牌不沾锅”，“手莫伸牌保险柜”……唉，多少人假反腐之名搞这些低智商、高笑料的事情呀！可我笑不出，我觉得可悲。
中央政府为了反腐制定和颁布了无数个文件、指示、条例、规定，甚至连吃请只能四菜一汤、男领导不可用女秘书这样的细微末节都规定了，但都给各个地方政府“演艺化”了，不问作用，只问作秀。这也说明中央的种种文件、条例也确实作用不大。
学习“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有无作用呢？对贪官而言，毫无作用！中国的贪官都是两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东北贪官沈阳原市长慕绥新，在位时的口头禅是：“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好像在唱他家乡的二人转。重庆贪官原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极擅言辞，他说：“要发扬草鞋精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自己永远地穿草鞋……”真不愧是宣传部长！广西原省长成克杰当年说：“想到广西还有 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当年还真的有人为他的这句话感动流泪。这些贪官在做报告、在表态时，在他们这些豪言壮语和煽情台词中，毫无例外地都有“三个代表”、“先进性”等流行用语充斥其中，他们可以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也不错地熟练地加以引用，加以发挥，以示他们自己就代表着先进，绝不会腐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在今年7月13日担任宝山区副区长，25日又“当选”为区长，在他的施政演说中就当令及时地出现了如今最时新的政治口号--“八耻八荣”了。可他8月22日上午还在宝山区主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下午就因自己的“耻”而被“双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对政治思想工作、学习“三个代表”“八耻八荣”的嘲弄。嘲弄者为谁？是这些贪官们！
为什么用了几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法宝如今不灵了？这是因为共产党发生了变化，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革命年代，需要忠诚无私、需要铁的纪律、需要统一意志、需要洗脑教化。那时的意识形态确实可以发挥“团结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如今是执政党了，需要科学执政、需要民主执政、需要依法执政。科学、民主、法律的作用大大超过意识形态。以前需要思想原则，如今需要办事规则；以前需要上下服从，如今需要相互合作；以前需要牺牲自己，如今需要公私两利；以前是理想维系着党员队伍，如今是利益才能使党员聚合。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三个代表”和“八耻八荣”对这些贪官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了。
窃以为，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一是在于打击力度不力，重拳出击不重。何谓力？深入入虎穴谓之力；何谓重？击中要害谓之重。以前虽然也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大多是狼窝，并非虎穴。虎穴在何处？上海！
上海在中国的政治地图上绝对是半壁江山，加上它特殊的背景和文革的历史，真是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贡献甚巨，但奇怪的是，上海的官场好像洁净无比。全国各地不时爆出大案，揪出巨贪，唯独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好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清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全国的江河都发臭，黄浦江能干净吗？可信吗？其实中央也不相信，三年前，中央就曾派大员来查过，查出周正毅这一大案，但盖子刚揭开，即捂住。这么大一个案子，好像只有周一人单独作案，没后台，没同案，结果，周只判三年，便敷衍过去。最不可思议的是与此案有关的原告律师郑恩宠，也判了三年，好像各打五十板，打了个平手。其实是在包庇，更是在示威，传达出的信息是：上海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谁也别想动！
等了三年，闻道上海父老，常北望，翠葆霓旌，终于等到了中央空降天兵200多人，深入上海虎穴来了。朝野震惊，世界瞩目。不到两个月，从社保局长祝均一直到宝山区长秦裕，已有数位官员被锁定调查，而且三年前的周正毅一案，又被遭遇不公的拆迁户重新提起，纷纷上访。观察家们议论，认为北京再次下定决心要揭上海的盖子了。但结局尚不得知，还需看最后的较量。
上海是一个虎穴，还有一个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吓一跳，说我胆敢怀疑政治局？我说，为何不能怀疑政治局？他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闻一多有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如果一句话能点起反腐的正义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祸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国总要有人说话，哪怕五千年都没有说破，如今也要说；如果不说，谁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如果火山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祸，而是国家之祸，是民族之祸，是苍生之祸！
中央领导，中央文件早已表明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如有问题，公民都有权利举报，被举报者都必须接受调查。胡锦涛总书记自己也说，反腐监督可以从他开始。况且这么多年来，对政治局某些成员的举报一直不断。中央应该有个说明，有个回答。遗憾的是至今还没个交代。
要做到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仅仅依靠中央纪委的重拳出击还是不行，那是钦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爷的遗绪，它执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级纪委还要接受同一级别的党委领导，并无独立性。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对付贪赃枉法者，也只能暂时用这“善”的“非法”来对付贪官们的“恶”的“非法”，这是目前万不得已的暂行之法。虽然这样也能反出一些腐败分子，但是绝不可能彻底；而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但不会反，还会因妥协而加以保护！
当今的腐败根源是制度腐败，在这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败也难，从这个角度说，腐败分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正因为不腐败也难，大家都腐败，所以很多地方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败。
腐败是这个政权的执政基础。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理想状态、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及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的“反腐”。所以在极权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够忍受的程度。
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真不在于打击力度的大小，而在于改变极权体制，在于：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主人”监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也才不至于陷于这样一种权力斗争的怪圈：总是当今的天子，揪出前朝的奸臣；下一任天子，也依然如此，始终逃不出这可怕的周期率。而且贪官们被揪出之后，毫无申诉权利，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人民看到只是贪官们态度极好的认罪书，看不到他们真正的辩护词。这都给以后留下隐患：我上台，我整你；他上台，他整我，很难真正整出铁案，不是权力之争，便是丢卒保车。若不进行已经迫不及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别说反腐，就是建立和谐社会也可能是心虽好却办不成的空话。
以上这些道理在当今世界，在信息时代，早已是一般常识，根本不必再费唇舌去解说，不必再著书立说去论证。这也是早被民主和进步国家认同并在实行着的普适法则。我相信当今的中央领导并非不懂，也许因为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也许担心混乱，需要时机；也许考虑利弊取舍，举棋不定；也许意见尚未统一，党内纷争。凡此种种，致使至一时尚无法开创新政。只要坚持开创，可以等待；如果拒绝开创，将是灾难。因为拒绝民主政治，不但会孳生腐败，而且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政治腐败。当今中国因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烂掉了，才有变化，那将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赣州城外关于陈胜吴广的对话……
2009年3月4日星期三
富新二小死难者家属今天起诉挣腐
在四川大地震中126名学生遇难的绵竹富新第二小学的五名家长准备起诉学校、教育局等单位。请听本台驻上海特约记者的报道：
在四川大地震中有126名学生遇难的绵竹富新二小建筑质量责任问题仍未有答案。
来自上海的徐培国律师和他助手，还有五名学生的家长今天早上10点来到了德阳中院，德阳中院立案庭和民一庭的两个厅长接待了这一行人。
徐律师告诉记者，这次他们代理了一共58个死难小学生的家庭，他们是德阳市绵竹富新二小的小学生，在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中，被倒塌的教学楼压死。这也是镇上惟一倒塌的建筑，造成126名学生丧生。
他们起诉的有四个对象，富新二小、绵竹市教育局、富新镇政府及建筑承包商江绪银，总索赔金额是768万。
家长们认为，富新二小建筑质量差，没有达到抗震标准，是导致学生死亡的主要原因。除了建筑承包商外，每个学生入学前都由校方签署了承诺书，承诺保障孩子在校内的安全，而作为倒塌教学楼产权人的绵竹县教育局以及富新镇政府都参与了房子验收，因此，他们也应承担责任。此外，教学楼倒塌后，学校没有组织现场指挥，没有任何教师或者学校管理人员参与援救，这都是校方管理问题，存在过失责任。
家长们也同时提出要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的要求。
绵竹是四川德阳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此案依法应由德阳市中院受理。接待学生家长和律师的两位庭长收下了起诉书和相关材料。并回复说，因" 案情复杂，影响重大" ，是否受理，需要研究后方能决定是否受理。根据《民事诉讼法》，法院将在7天内回复是否受理。
此前一周，死难学生的家长的代表曾到北京，向中央挣腐请愿，家长代表告诉本台记者，他们得到的回复是，希望他们耐心等待，政府会给予解决。
5月25日，当富新二小死难者家属，手捧孩子遗像，试图沿公路向德阳市区进发，要求政府追查教学楼倒塌的真实原因，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当场下跪，阻止他们前往，并许诺，挣腐将对情况尽快调查。
不过，事情已过半年，他们仍没有得到挣腐明确的说法。《南方周末》此前的调查称，此楼在富新二小迁入前就已被认定为危房。本台特约记者曹国星上海报道
在四川大地震中有126名学生遇难的绵竹富新二小建筑质量责任问题仍未有答案。
来自上海的徐培国律师和他助手，还有五名学生的家长今天早上10点来到了德阳中院，德阳中院立案庭和民一庭的两个厅长接待了这一行人。
徐律师告诉记者，这次他们代理了一共58个死难小学生的家庭，他们是德阳市绵竹富新二小的小学生，在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中，被倒塌的教学楼压死。这也是镇上惟一倒塌的建筑，造成126名学生丧生。
他们起诉的有四个对象，富新二小、绵竹市教育局、富新镇政府及建筑承包商江绪银，总索赔金额是768万。
家长们认为，富新二小建筑质量差，没有达到抗震标准，是导致学生死亡的主要原因。除了建筑承包商外，每个学生入学前都由校方签署了承诺书，承诺保障孩子在校内的安全，而作为倒塌教学楼产权人的绵竹县教育局以及富新镇政府都参与了房子验收，因此，他们也应承担责任。此外，教学楼倒塌后，学校没有组织现场指挥，没有任何教师或者学校管理人员参与援救，这都是校方管理问题，存在过失责任。
家长们也同时提出要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的要求。
绵竹是四川德阳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此案依法应由德阳市中院受理。接待学生家长和律师的两位庭长收下了起诉书和相关材料。并回复说，因" 案情复杂，影响重大" ，是否受理，需要研究后方能决定是否受理。根据《民事诉讼法》，法院将在7天内回复是否受理。
此前一周，死难学生的家长的代表曾到北京，向中央挣腐请愿，家长代表告诉本台记者，他们得到的回复是，希望他们耐心等待，政府会给予解决。
5月25日，当富新二小死难者家属，手捧孩子遗像，试图沿公路向德阳市区进发，要求政府追查教学楼倒塌的真实原因，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当场下跪，阻止他们前往，并许诺，挣腐将对情况尽快调查。
不过，事情已过半年，他们仍没有得到挣腐明确的说法。《南方周末》此前的调查称，此楼在富新二小迁入前就已被认定为危房。本台特约记者曹国星上海报道
纳粹、法西斯和共产
近些年来，对社会主义无法预料后果的旧有恐惧，再一次从意料不到的方方面面表露出来。一个又一个的观察家，尽管在研究他们的题目时期迥异，但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下许多方面情况的相似性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这个国家和其它地方的“进步人士们”仍在自欺欺人，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代表着对立的两个极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问，这些新的暴政难道不是同一种趋势的后果。即使共产主义者们也想必多少已为诸如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先生所作的那类宣言所震撼他自己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并且它“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当我们发现同一作者承认“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国有化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冶附属物，而这两者都是他赖以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他的结论明显地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人们从近年来的出版物中，可以挑选出许多有能力做出判断的人所作出的其它类似叙述，特别是由那种人所作的叙述，他们作为现在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亲历了这种转变，他们的经验迫使他们对许多珍爱的信念加以修正。我们将再引用一位德国作者彼得·德鲁克先生的话作为例子，他所发表的相同结论比我们己经引用的那些更加公正：
“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溃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让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让实是一种幻想。”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纳粹领袖和法西斯领袖的精神史。每一位注意到这些运动在意大利或德国发展的人，都曾对许多领袖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从墨索里尼向下数起 (并不排除赖伐尔和吉斯林)，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最终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这个运动的领袖们是这样，下层的徒众们就更是如此了。在德国，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能比较容易地转变为纳粹分子，或者情形正相反，这是尽人皆知的，两党的宣传家们尤其了解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许多大学教师看到从欧洲大陆回来的英国和美国的学生，无法确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纳粹分子，只能确定他们都仇视西方的自由主义文明。
当然，在1933年以前的德国和1922年以前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与纳粹分子或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确比他们和其它党派之间的冲突更为频繁。他们竞相寻求同一类型思想的支持，而彼此保持对异端的仇视。但他们的实践表明他们的关联是多么密切。对两方面而言，真正的敌人是旧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与这些人毫无共同之处，也不能指望使他们信服。共产主义者之于纳粹分子，纳粹分子之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之于这二者，都是潜在的招募对象，他们都由合适的材料构成；虽则他们听信了虚伪的预言家，但他们双方都知道，他们和那些真正确信个人自由的人之间毫无妥协可言。
－－ F.A.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人们从近年来的出版物中，可以挑选出许多有能力做出判断的人所作出的其它类似叙述，特别是由那种人所作的叙述，他们作为现在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亲历了这种转变，他们的经验迫使他们对许多珍爱的信念加以修正。我们将再引用一位德国作者彼得·德鲁克先生的话作为例子，他所发表的相同结论比我们己经引用的那些更加公正：
“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溃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让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让实是一种幻想。”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纳粹领袖和法西斯领袖的精神史。每一位注意到这些运动在意大利或德国发展的人，都曾对许多领袖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从墨索里尼向下数起 (并不排除赖伐尔和吉斯林)，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最终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这个运动的领袖们是这样，下层的徒众们就更是如此了。在德国，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能比较容易地转变为纳粹分子，或者情形正相反，这是尽人皆知的，两党的宣传家们尤其了解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许多大学教师看到从欧洲大陆回来的英国和美国的学生，无法确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纳粹分子，只能确定他们都仇视西方的自由主义文明。
当然，在1933年以前的德国和1922年以前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与纳粹分子或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确比他们和其它党派之间的冲突更为频繁。他们竞相寻求同一类型思想的支持，而彼此保持对异端的仇视。但他们的实践表明他们的关联是多么密切。对两方面而言，真正的敌人是旧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与这些人毫无共同之处，也不能指望使他们信服。共产主义者之于纳粹分子，纳粹分子之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之于这二者，都是潜在的招募对象，他们都由合适的材料构成；虽则他们听信了虚伪的预言家，但他们双方都知道，他们和那些真正确信个人自由的人之间毫无妥协可言。
－－ F.A.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文摘并评论:王静荣回忆见王静梅
1月9号，王静荣回忆见王静梅的情景,在妹妹王静梅“丢失”一百三十二天之后，昨天被通知去见面。见面的地方是北京公安下属的“精神病强制治疗中心”。
王静荣自述：
星期三的下午我们居委会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找我有事情。
我说，你什么事情说吧。
他说是关于你妹妹的事情。
我说那我找你去吧。我就问我去哪啊？
他说，你来东风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吧，乡政府武装部的江部长打电话，说要找你一下，你是我们社区的居民，又是党员，又是属于我们这儿管辖的，你妹妹受了刺激在医院治疗呢。你想不想看？你想看的话我给你联系。
我说我当然想看了！
然后居委会就给江部长打电话：“江部长你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啊！我跟王姐（王静荣）说了，她说她去。”他说，他给联系，就把电话挂了，后来他说那你等信吧！我就从居委会出来了。
等到星期五的晚上五点了，居委会又给我电话说联系好了，说星期日的早上9点，在你们小区大门口你等着。后来我们老两口一块去了。居委会主任说：江部长也让我一起去。我说可以啊。
到了星期天早晨9点，一辆捷达车，我和我爱人，司机，居委会主任。我们四个人就上去了，也不告诉我上哪？不告诉我去哪个医院，一直往东走。后来过了五环吧？我说，这是东五环吧？居委会主任也不告诉我。然后司机就问主任，咱们去哪啊？主任说我也不知道去哪啊！后来下了机场高速以后，这车就不开了停下了，我就想，可能还有人在等着呢，后来我们车后面来了一辆黑色本田车，也在路边等着，等了7分钟左右。后来又来了一辆黑色车在我们两个车前面打着蹦灯带路，后来就开啊开的，我就知道是在顺义。
后来，拐到一大门口，那立着一个大牌子：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在里面的套院里的牌子上写着：安康医院。我们前面的车里面下来几个年轻人，挺高挺壮的，有一个好象也提着一个摄像机的东西，给大夫介绍说这是我们主任，我们跟大夫进去了。我就问大夫：怎么样？是不是神志都不清楚了？他说“也不是特别严重，就是情绪上有点不稳定，一会闹啊什么的，再一个啊，她是人格障碍”。我就问什么时候送来的啊，谁送来的啊？大夫答：7月2号晚上，应该是大屯派出所送来的。
后来，主任就把王静梅带到办公室来了。
我一看情况，跟原来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跟原来的急脾气一样。她说：“你们说我把关在这好几个月，这个叫什么事啊？这叫什么事啊？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情，我是最了解事情的人，为什么不让我出去？还给我关到一个小黑屋里面，好几个月吃饭都得站着。”我问大夫为什么让她站着吃饭？大夫也没有说话。
然后就说杨佳的事情。
王静梅说，就是因为一辆自行车，“上海警方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你还别这么横！我现在找个证人就可以把杨+拘了！’王静梅说：‘你敢！你敢拘的话我就跟你没完！’后来上海警方就把杨+给放了。
他们想私了，他们还来了两次北京，第一次我（王静梅）没见着，杨+要求要处理这些事的回执，他们没有达成协议。上海警察就回去了。后来第二次又来，说没有回执，赔偿你1500块钱，杨+说不行，我们要处理回执文件。然后，上海警察说，那你说私了怎么办？10000块钱行吗？杨+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就要回执。等于没有达成协议，他们上海警察又走了。”
杨+在上海派出所给王静梅打电话，说警察把杨+直接拉到一个小黑屋子里面打了。
王静梅说：“杨+最后一次去上海，我不知道。”
“后来出事了之后，北京大屯派出所的人就来找我来了，把我们家翻的乱七八糟的，我现在出去，还跟他们没完呢！你有搜查证吗？他们把我家翻的那么乱，7月2号大晚上就把我送到这来了，他们什么意思啊？”
后来我问她，有没有上海的姓谢的律师来找你来了？
王静梅说“来了之后就逼着我签字”。谢律师还说给杨+买了两身衣服，那意思还很可怜他呢，后来，王静梅一看这么多人都等着，护士大夫都等着到时候也不给人家面子，王静梅说，“也是为了我儿子，我在这也出不去，也找不到律师，得了！我就给签了，签完就走了”。
10月31号上海方去了两个人给王静梅判决书，王静梅说到关于杨+捅刺姓吴的督察，“杨佳追到21楼以后捅刺这个姓吴的，姓吴的躲到屋里面，杨+又追到屋里面接着捅刺，这么捅刺的话能有3厘米的口子吗？可能吗这事？”
后来，王静梅说，杨+孩子就是有病，“我（王静梅）不是要说带杨+去看病了吗？后来没有去”。
后来我就安慰王静梅说，你别担心好好在这待着吧，杨+没什么事。他在里面白胖白胖的，他觉得还好。你在这儿别着急，外面替你说话，同情你的人太多了。后来这个居委会主任就进来说，怎么，差不多了吧？我就说，好了。“那我以后还能来看她吗？”主任说，“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后来，主任就把我们拉回来了。
当时在车上的时候主任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江部长打来的，说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要保密。
我说行，我明白了。
2008年11月10日
根据王静荣自述录音整理
博主评论：说你有病就有病，说关你进精神病院就关你进精神病院。这就是中国法律的尊严？中国法律连内裤都保不住了，只好赤身裸体了，就因为有这样的执法人员，有这样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挣腐和裆。
千古奇冤，于斯为甚。
王静荣自述：
星期三的下午我们居委会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找我有事情。
我说，你什么事情说吧。
他说是关于你妹妹的事情。
我说那我找你去吧。我就问我去哪啊？
他说，你来东风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吧，乡政府武装部的江部长打电话，说要找你一下，你是我们社区的居民，又是党员，又是属于我们这儿管辖的，你妹妹受了刺激在医院治疗呢。你想不想看？你想看的话我给你联系。
我说我当然想看了！
然后居委会就给江部长打电话：“江部长你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啊！我跟王姐（王静荣）说了，她说她去。”他说，他给联系，就把电话挂了，后来他说那你等信吧！我就从居委会出来了。
等到星期五的晚上五点了，居委会又给我电话说联系好了，说星期日的早上9点，在你们小区大门口你等着。后来我们老两口一块去了。居委会主任说：江部长也让我一起去。我说可以啊。
到了星期天早晨9点，一辆捷达车，我和我爱人，司机，居委会主任。我们四个人就上去了，也不告诉我上哪？不告诉我去哪个医院，一直往东走。后来过了五环吧？我说，这是东五环吧？居委会主任也不告诉我。然后司机就问主任，咱们去哪啊？主任说我也不知道去哪啊！后来下了机场高速以后，这车就不开了停下了，我就想，可能还有人在等着呢，后来我们车后面来了一辆黑色本田车，也在路边等着，等了7分钟左右。后来又来了一辆黑色车在我们两个车前面打着蹦灯带路，后来就开啊开的，我就知道是在顺义。
后来，拐到一大门口，那立着一个大牌子：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在里面的套院里的牌子上写着：安康医院。我们前面的车里面下来几个年轻人，挺高挺壮的，有一个好象也提着一个摄像机的东西，给大夫介绍说这是我们主任，我们跟大夫进去了。我就问大夫：怎么样？是不是神志都不清楚了？他说“也不是特别严重，就是情绪上有点不稳定，一会闹啊什么的，再一个啊，她是人格障碍”。我就问什么时候送来的啊，谁送来的啊？大夫答：7月2号晚上，应该是大屯派出所送来的。
后来，主任就把王静梅带到办公室来了。
我一看情况，跟原来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跟原来的急脾气一样。她说：“你们说我把关在这好几个月，这个叫什么事啊？这叫什么事啊？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情，我是最了解事情的人，为什么不让我出去？还给我关到一个小黑屋里面，好几个月吃饭都得站着。”我问大夫为什么让她站着吃饭？大夫也没有说话。
然后就说杨佳的事情。
王静梅说，就是因为一辆自行车，“上海警方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你还别这么横！我现在找个证人就可以把杨+拘了！’王静梅说：‘你敢！你敢拘的话我就跟你没完！’后来上海警方就把杨+给放了。
他们想私了，他们还来了两次北京，第一次我（王静梅）没见着，杨+要求要处理这些事的回执，他们没有达成协议。上海警察就回去了。后来第二次又来，说没有回执，赔偿你1500块钱，杨+说不行，我们要处理回执文件。然后，上海警察说，那你说私了怎么办？10000块钱行吗？杨+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就要回执。等于没有达成协议，他们上海警察又走了。”
杨+在上海派出所给王静梅打电话，说警察把杨+直接拉到一个小黑屋子里面打了。
王静梅说：“杨+最后一次去上海，我不知道。”
“后来出事了之后，北京大屯派出所的人就来找我来了，把我们家翻的乱七八糟的，我现在出去，还跟他们没完呢！你有搜查证吗？他们把我家翻的那么乱，7月2号大晚上就把我送到这来了，他们什么意思啊？”
后来我问她，有没有上海的姓谢的律师来找你来了？
王静梅说“来了之后就逼着我签字”。谢律师还说给杨+买了两身衣服，那意思还很可怜他呢，后来，王静梅一看这么多人都等着，护士大夫都等着到时候也不给人家面子，王静梅说，“也是为了我儿子，我在这也出不去，也找不到律师，得了！我就给签了，签完就走了”。
10月31号上海方去了两个人给王静梅判决书，王静梅说到关于杨+捅刺姓吴的督察，“杨佳追到21楼以后捅刺这个姓吴的，姓吴的躲到屋里面，杨+又追到屋里面接着捅刺，这么捅刺的话能有3厘米的口子吗？可能吗这事？”
后来，王静梅说，杨+孩子就是有病，“我（王静梅）不是要说带杨+去看病了吗？后来没有去”。
后来我就安慰王静梅说，你别担心好好在这待着吧，杨+没什么事。他在里面白胖白胖的，他觉得还好。你在这儿别着急，外面替你说话，同情你的人太多了。后来这个居委会主任就进来说，怎么，差不多了吧？我就说，好了。“那我以后还能来看她吗？”主任说，“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后来，主任就把我们拉回来了。
当时在车上的时候主任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江部长打来的，说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要保密。
我说行，我明白了。
2008年11月10日
根据王静荣自述录音整理
博主评论：说你有病就有病，说关你进精神病院就关你进精神病院。这就是中国法律的尊严？中国法律连内裤都保不住了，只好赤身裸体了，就因为有这样的执法人员，有这样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挣腐和裆。
千古奇冤，于斯为甚。
直击甘肃陇南事件：30多人上访导致上千人聚集
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武都区部分干部群众，特别是拆迁户担心行政中心搬迁后，其利益受损
11月17日9时30分许，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位于武都区新市街的陇南市委上访，随后，群众越聚越多。
当晚20时前后，事态开始升级，一批闹事者冲击了陇南市委大院，69名武警、2名民警和3名记者被打伤，其中11人住院治疗。闹事者砸烧房屋110间、车 辆22辆，市委大院各单位办公设施及其他损失(不含房屋及车辆损失)500余万元，职工私人财产正在统计之中。
本刊记者在当地连日来的调查走访表明，从18日晚截至目前，陇南市武都区生产生活秩序已经基本恢复，市区内中小学正常教学秩序没有受到影响。山区小城武都正逐步恢复平静。
30多人上访导致上千人聚集
11月17日9时30分许，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位于武都区新市街的陇南市委上访。拆迁户们要求市委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可能导致他们的住房、土地以及今后生活方面的问题作出答复。
得知情况后，陇南市委书记王义安排副市长杨全社等4名市委常委和信访、公安等相关部门和武都区的负责同志负责接访。但从11时许开始，上访的群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陆续增加，越聚越多。截至15时，上访人数增加到200多人，围观群众超过1000人。上访户们打着写着“反对搬迁”的横幅，喊着“反对搬迁”的口号，围堵了市委大门。
11时许，陇南市委书记王义安排让上访群众选出代表，由他出面进行接访。上访群众表示，他们人人都是代表，要求一起同市委书记见面，拒绝选代表进行会面。从这时起一直到19时，上访群众都在市委大门外聚集，要求市委、市政府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在此期间，陇南市出来接访的杨全社等领导一直同上访群众接触，宣讲有关法律法规，并劝解上访群众通过正常渠道依法反映诉求，解决问题。
19时，陇南市委召开了专题会议，传达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精神，并形成了10条具体意见，要求对群众的上访高度重视、认真解决，尊重和爱护群众，耐心细致地做好上访群众的思想疏导工作；同时，对群众关心的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问题，要讲明在搬迁后，市委、市政府会更加重视武都区人民群众的利益，积极稳妥地处理各种遗留问题。
事态升级
17日19时30分许，400多名上访群众陆续突破现场维持秩序民警的拦阻，强行进入市委大院。在市委中院与民警对峙一段时间后，这些上访群众进入市委后院主办公大楼前。
20时，陇南市委调集武警和民警到市委后院主办公楼前维持秩序，在对峙过程中，上访人员中部分群众继续喊着反对搬迁的口号，并多次冲击维持秩序的武警和民警。22时，武警和民警采取措施将上访人员驱出市委大门。之后，上访群众继续在市委大门口围堵。
截至17日24时许，上访人员和围观群众增加到2000多人。此时，部分闹事者开始在市委大门前向门口维持秩序的武警投掷砖块、石头、酒瓶，并点燃鞭炮扔到武警当中，砸坏了武警的盾牌、头盔，烧坏了武警的服装。
18日0时30分许，部分闹事者冲进市委大门，冲上市委前院三层办公大楼，将1至3楼6个部门的门窗玻璃、办公设施全部砸毁，并抢劫了财物。随后冲进前院，砸毁了停放在中院的11辆公务用车，继而又冲击中院三层办公大楼，砸毁了楼上的门窗玻璃、办公设施。随后，闹事者又冲进后院，砸毁了1辆汽车。
为了控制事态，防止主办公楼被冲击，18日凌晨，现场维持秩序的武警和民警抓捕了30多名打砸抢分子，并将闹事者驱散到前院。闹事者在前院将停放的摩托车、汽车和砸坏的办公用品点燃，并将前来救火的1辆消防车强行抢夺开进大院并砸坏。
18日10时30分许，约有1000名闹事者冲进市委后院，手持铁锨、棍棒、砖头、石块等攻击武警和民警，并砸毁3辆公务用车。为防止事态扩大，民警开始抓捕带头闹事的不法分子，武警则将其余人员驱逐出市委后院。随后，闹事人员又冲进市委前院和后院，纵火焚烧2栋办公楼和凌晨被砸毁的12辆汽车。与此同时，闹事人员将停放在城区长江大道的7辆警车砸毁并焚烧。
从18日下午14点30分左右开始，武警和公安干警对陇南市委门前大街的约500米路段实施封锁，但在这条街道的东西两个主要路口及附近街巷，仍有群众分散聚集，双方仍在部分路口对峙。
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数百名手持盾牌的武警、持木棍的武警和公安干警组成了三道防线；聚集者也分成了几部分，有数百名年轻人在最前面向武警投掷砖头和石块，有一部分十四五岁学生模样的人和妇女则从附近工地上搬运砖头。现场的聚集者打出了“誓死捍卫我们的权利，坚决反对市府搬迁”等横幅和标语。
记者在16时许进入陇南市委大院时看到，市委大门外的新市街上布满闹事者扔的石头、砖块，走进市委大院，地上散布着砖块、石头、各种文件资料，被砸烧的两栋办公楼大部分窗户上的玻璃已经不见。在中院，被砸毁和焚烧汽车已经面目全非，散发着刺鼻的味道；在后院，2辆被掀翻的汽车仍放在当院，地上也是遍布各种文件。
目前，受伤群众数量仍然不详。
在新华网19日刊发的相关报道中，有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不妨照录于后: 省委、省政府和陇南市委、市政府认为，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的问题国家尚未批准，群众有意见和想法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绝不允许采取过激行为，尤其不能受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唆。
如果记者的表述准确无误，那么按照我的理解，“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问题国家尚未批准”，是指该工程实际上至今并未通过立项程序，或许连征地手续也未必办齐全了。既然如此，相关部门凭什么先斩后奏，要求数十户居民集体拆迁？对拆迁户提出的住房、土地，以及今后的生活等问题，当地信访部门又怎么可能作出明确答复？
在“国家尚未批准”的情况下，陇南市政府拟开建行政中心，与众多拆迁户发生利益冲突，与行政无据、违法拆迁，恐怕不无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试想，如果市行政中心搬迁项目已获正式批准，而且，事先就拆迁户的住房、土地等问题，经过充分沟通、协商，都作出了合理安排，那么，“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即使再有能耐，又怎敢与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较劲，乃至挑起这场扰乱社会秩序的官民对决事件？
所以我以为，对于这一震惊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在进一步落实妥善处置措施的同时，应该查明究竟是以谁为主拍板，不经“国家批准”，就做出了拆迁民居，修建市行政中心的决定；同时必须依纪依法对主要责任人进行严厉问责。如此，对化解民怨，遏制谣言，彻底平息事态，肯定都有好处。
新型职业“5毛党”课题研究
前一阵在网上经常见到“five毛裆”这一称谓，不知何物，在Google的帮助下做了一番课题研究，方才了解来龙去脉，于是把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期望将来评职称的话能够用的上。
通俗的讲，five毛裆就是受gov或其他组织雇佣，在网络上以普通网民身份有针对性的发表帖子或评论，已达到影响网络舆论或引发网络炒作的目的，因为目前的行情一般是发一条帖子给0.5元，也就是五毛钱，所以被称之为five毛裆。
以下是维基百科给出的定义：
维基百科：five毛裆、五美分党是中国大陆特有的一种职称，即网络评论员，又名网评员。指一类专受gov当局雇佣或指导，以网络发表评论为全职或兼职的人员，是网络时代的一种新型职业。通常他们以普通网人的身份，发表尽可能对官方有利的评论，来试图达到影响网络舆论之目的。
五毛党工作，目前在中国很火红。十七大前后，gov很重视five毛裆这个工作。为了提高five毛裆素质，全国各地都有正式培训班开办。加入five毛裆，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不是随便可以参加的。这也相当于文革时的红卫兵，不是根正苗红，不会文攻武斗，都被排斥在组织之外。
根据这个定义来看，似乎five毛裆是最近几年刚刚产生的职业，不过有些人也给出了不同看法，以下这个帖子，据说是five毛裆这种职业起源的典故（因为搜索到的都是转载，原帖地址已无从可靠）：
网上流传“five毛”之说，众说纷纭，捕风捉影，煞有介事。俺心中疑惑，想问个明白，于是乎穷搜博引，反复查证，终于查到了最早揭露“五角钱”的人--且听俺慢慢道来，呵呵。
话说九十年前，也就是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正欢。这年二月，美国宣布与德国绝交，不久又对德宣战，德国一方的败象顿显。中国原本是中立国，世界大战的双方都与中国政府有外交关系而且关系“还不错”，都在中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此时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是黎元洪，总理是段祺瑞。二人之间关系不大和谐，在是否对德宣战的问题上有了分歧。黎大总统主张不宣战，段大总理却坚持要对德宣战。段总理在国务院召开国务会议，拟就了《对德宣战案》。按照当时的民国约法，此案须经国会批准方可生效。可是国会议员中派系林立，各行其是，根本就不跟大总统或大总理保持一致，此案能否通过，还是个未知数。
就在国会议员们就要召开会议审查对德宣战案的前两天，北京城内忽然出现了许多“群众团体”上街游行，要求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国会开会的当天，数千名爱国的“革命群众”把守在众议院的周围，看到议员前来，便投以各种请愿书和传单，劝其支持对德宣战，如有拒绝者，则以老拳揍之。有十多个不识好歹的议员被打。
谁知这些爱国群众的行动却起了相反的作用，议员们觉得这种干法太伤自尊，一致要求本次会议先不讨论对德宣战案，要求段总理及内务总长、司法总长到会，质询北京的社会秩序还能不能维持，稳定还能不能压倒一切。此时议员们已经被爱国群众围困在国会，出入不能自由。围困国会的爱国群众推出代表，提出三条意见：一、要求国会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二、如果国会不通过此案，要求解散国会；三、如果政府不能解散国会，革命群众将自动捣毁国会。
几个小时后，段总理来到国会，在国会外的爱国群众的热烈欢呼和掌声中笑咪咪地进入大厅。他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说：“人民到国会来进行和平请愿，不应当以武力强迫驱散。如果这样做了，就会引起军民冲突和流血事故。因此，我们只能采取和平劝导的方法。”
于是乎段总理派员到门外进行和平劝导。但劝导无效。僵持到天黑的时候，有些爱国群众向议院内投掷砖瓦，其中有一块飞石不长眼，击中了一名正在采访新闻的日本记者，这使段总理很生气，立刻命人打电话招来一队骑兵，把革命群众全赶跑了。
这天的会议终于不了了之，议员们还是拒绝讨论对德宣战的问题。第二天，北京《醒华报》刊登了一篇“公民来信”，投信人名叫王合新，内容如下：
“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十二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散时立付。并云，将名册造成具报总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八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不见面，由一少年出见，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帐，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位王合新到北京来找工作，他的同乡谭秘书让他先去参加公民请愿团，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后来这位谭秘书耍赖不给钱，王合新就把这事捅到报纸上了。
--这就是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出的最早揭露“五角钱”真相的故事。至于这个故事后面的更多的故事：段总理如何免职、张勋如何复辟、中国如何宣战、五四如何运动、等等等等，这就不是此帖能说得清楚的啦。
此外，各地gov的网络评论员培训班办的很红火，有图为证：
由此可见，five毛裆作为新兴职业，在party和gov的重视下，还是比较有前途的，除了能够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促进社会的河蟹以外，还能够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
以下是未经核实的《five毛裆党章》（又名《网络评论员工作指南》）：
为了培养网络评论员的工作技能和合作技巧，特编写本工作指南，供全国各省市的网络评论员培训班使用。
总则：网络舆论战争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为了祖国母亲的繁荣富强，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每一个网络评论员必须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智慧和艰苦劳动保卫共和国的网络防线。
基本工作方法：
1、在工作时间内必须每小时至少查看一次工作邮箱，时刻注意领会上级指示的最新精神。
2、网络评论员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合作，根据工作需要，将由跨地区、跨专业的网络评论员组成工作小组，执行特定的任务。在有必要增加人员时，上级将从其他小组抽调人员加以充实。
3、基本工作方法：日常工作按照网站分小组，每个重要网站的有关论坛由一个小组负责。日常工作是按照总体方针，维护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遇到突发事件，则按照上级部门的专门工作组的指令行事，暂时停止日常工作，把有关人员资源投入到突发事件的舆论导向工作。
4、网络评论员要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必需有多个不同的网名，而且不同的网名要发表不同风格的文章。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不同小组成员制造网友辩论的假象，然后由第三方推出强有力的证据， 把公众舆论引导到第三方。
5、某些网络谣言出来的时候，必须尽快搜索到谣言的首发地点和首发人，然后勒令网站管理员删除原贴，网络评论员则拷贝内容，以不同的IP地址发表自己就是事发所在地的当地人的申明，然后由版主或以其他网友身份指出：他的IP地址不在事发所在地，该消息纯属谣传。
6、必要时可以制造更加耸人听闻的假新闻，吸引网民视线，然后很快澄清该消息纯属谣言。
7、某些论坛人气不错，网友信用度比较高，这时首先要做的是制造一种混乱，通过似是而非的文章进行干涉，跟贴作非理性的故意曲解、制造误会和争辩，转移网民注意力。 8、海外网站较难控制，当不能主导论坛舆论的时候，可以采用大量短贴、无实质内容贴、非理性贴进行刷屏，令版面充斥无意义的混乱，使读者失去兴趣，这样达到避免反动思想流通传播的目的。
9、不断学习，提高文字水平，学会使用不同的文笔风格写作，善于模仿他人文笔，这是网络评论员的基本功。
10、学会与网友交流的技巧，与网友私下打成一片，获取网友的信任，尤其是那些文章有影响力的网友。如果有可能，争取一些重要论坛的版主位置。 11、培养高超的判断力，能够在诸多贴子中迅速找到真正有影响力的帖子和写手，作为重点工作对象。
12、注意培养政策法规意识，不可误解当前的工作精神。注意吃透上级指示的近期发贴类型实例，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13、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一定要制造真假难辨的形象，成为一个不容易被鉴别身份的人。不仅要熟悉我们的观点，更要熟悉对方的思路，知己知彼。
14、网络评论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光荣任务，不被困难和误解阻挡，不在乎表面上的面子，做到任何情况下不会真正被对方激怒，永远保持理性、冷静的心理。
15、网络评论员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在各种富有迷惑力的思潮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珍惜自己的政治前途。
16、网络评论员实行小组监督和纠察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其工作成绩由上级有关部门评定。
以上16条，是网络评论员的工作指南。希望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落实贯彻，在“保先”运动中争做先锋。
在five毛裆的努力下，网络环境相对保持了河蟹的气氛，但是，也有一些伪装成five毛裆的人在破坏河蟹，下面这篇仿five毛裆文体的作文，明显就是伪装分子的造假作品（原文地址：http://www.daynew.net/?p=857）：
今天是6月20日，一个令人难忘的一天。
今天，全国油价上调了好大一坨，从每升5.29猛然跳到6.19，涨了9毛，比股票涨的快多了。
电价也涨了，每度坐地涨了2.5分。
我打开电脑，准备在各个论坛上写网评，发帖子，挣5毛，也好贴补点家用，虽然我没有汽车，油价暂时还影响不到我，不过，在我开电脑构思写什么网评的时候，李鸟家族家的三峡、华能、华电，联合起来已经抢走了我好多个2.5分。
我越来越着急，就想去我们five毛裆大本营--强国论坛去发帖子，听说，那里从来不拖欠发帖子的五毛钱。
刚刚连上强国论坛，就发现我们敬爱的胡总居然就在今天，来视察我们five毛裆大本营，激动啊，激动的泪水差点就流了出来，顿时我就忘了被抢走的2.5 分，我含泪向胡总发帖表示，我代表我们five毛裆，一定会用涨价以来的杰出表现，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最高尊严。我也学山东作协王兆山副主席一样赋词一首，
江城子
涨价下的自述
油涨股跌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熊市。一亿股民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蓝筹加息印花税，左福林，右小川，加价狂潮，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目前，五毛党的业务范围已经从gov扩大到社会，为各种公司、社会团体以及个人提供服 小心!热情网民成网络公关公司棋子
从别针换别墅再到芙蓉姐姐、天仙妹妹的盛行,网络公关悄然茁壮成长.业内人士透露,在全国,专业的网络公关公司已经不下千家,他们打通了门户、论坛、视频网站等互联网话语渠道,裹挟着热情网民跟帖,以达到帮出资企业宣传或唱衰对手的目的.一名企业广告部的人士告诉记者,就在这次奥运广告投放计划中,他们单列了一项预算:给网络公关公司一笔钱,让他们利用网络资源帮助企业宣传,并打击竞争对手.
从捧红人到捧公司
最早的网络公关公司是谁,已经找不出源头了.但业内普遍认为,叶茂中的公司、陈墨的公司都是较早的网络公关公司.在“2006年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大会”上,网络公关成为热门话题,“现在不好说,估计全国有不下千家网络公关公司.”深圳一家网络公关公司的“大哥”级人物告诉记者.
如果还不了解网络公关公司,就想想一系列的网络事件,别针换别墅就是一个网络公关公司的得意之作,还有芙蓉姐姐、天仙妹妹也都是网络公关公司的杰作.“大哥”告诉记者,“传统的公关公司也开始进入这一群体,比如宣×、朗×都已经开始网络公关的运作.”
现在的网络公关已不再随便捧一个网络红人了,他们的目标对准了企业.据说,网络公关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企业策划新闻事件,制定并实施在互联网上一夜成名的策略.“不一定是好名,坏名也行,只要能吸引眼球,引得网民点击,就是成功.”这是网络公关的策略,但很多企业并不能接受.所以,网络公关只能不断地制造新闻,让事件与热点沾上点边,还有就是制造新概念、新发明.
正是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而且这些网络公关公司都隐身幕后,所以才更容易浑水摸鱼.“目前很多网络公关都说一些经典的案例是自己策划的,企业也无从查起.反正钱不多,企业横下心也就投进去了.至于效果,见仁见智,有效果的大家都知道了,还有很多,估计连水泡都没有冒一个.”
但事实上,没有多少企业知道网络公关失败的案例,这也是行内秘而不宣的话题.不过,在网络公关的盈利链条上,互联网渠道和网民都是他们最重要的棋子,如果恰好有传统媒体跟进,则又沦为他们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砝码.
各大论坛仍是主要阵地
互联网已经成为民意充分表达最重要的地方.“每人吐口唾沫,就能淹死一大批人.”这就是网络的力量.但由于网络的表达与发布方式都与传统公关有很大不同,这种公关的“玩法”也与以前有很大不同.主要是渠道的差异,各大论坛仍是网络公关最主要的阵地.另外,即时通讯、个人博客、搜索引擎、视频网站等几乎所有网络渠道都是网络公关的阵地,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次被网络自动抓取的机会.
在网络公关中,网站和各互联网渠道都得到了点击率,即使是跟进的传统媒体,也获得了阅读率,唯独热情的网民,沦为最无辜的群体,他们不幸成为网络公关赚钱的工具.
据报道,网络公关已经开始遭到网民和互联网公司的集体抵制.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威尔斯公开说,不再允许公关人员输入内容,因为他们制造了大量有偏向和误导性的资料.“我认为公关公司在网络空间制造不客观的内容是不道德的行为,这样做只会给他们的客户带来耻辱.”
我觉得我是一个思想进步、政治觉悟的人，我非常希望自己能从事五毛党这个既能为party和gov排忧解难，有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做贡献的职业，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得到这样的工作
5毛党最新动向
主新闻的跟帖截图
昨日，在网络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五大电力企业将全面亏损，有望获国资委百亿补贴》的报道，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热议。不少网友质疑电力企业是否是真的亏损，为了引导网络舆论，国家电力公司指示员工到各大新闻网站进行跟帖，以便树立国家电网公司良好企业形象。
为引导公众舆论，电力公司指示员工跟帖造假象
28日上午，在豆瓣上出现了一封据称是来自国家电力公司的内部邮件。在这封邮件里，国家电网公司外联部为了引导网民“正确”地看待中国的电力亏损问题，发邮件要求员工于11月28日上午11时之前在《五大电力企业将全面亏损，有望获国资委百亿补贴》的新闻报道里跟帖。
在邮件中写道“刚刚接到国家电网公司外联部紧急通知号召大家登陆搜狐网进行跟帖行动。今天搜狐网首页要闻刊登《五大电力企业将全面亏损，有望获国资委百亿补贴》一文，引起网民热议。为引导公众舆论，树立国家电网公司良好企业形象，外联部要求公司各单位、部门员工迅速参与文后跟帖讨论。”除了写明此次发动员工跟帖的目的外，邮件还进一步对如何操作进行了明确的指示。“跟帖主要突出以下要点：1、电力受灾是不容置疑的事实；2、金融风暴来临之际电网投入万亿拉动内需创造就业机会；3、关键时刻从来都是电网勇挑重担；4、有的人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骂娘，需要网民擦亮眼睛。”
在网络上，还出现了一封来自四川成都电业局宣传新闻中心的通知，通知内容与来自国家电力公司外联部的一样。对于此种网上传言是否属实，一位在电力公司上班的员工妻子肯定了此事，并说她丈夫自出差回来后即对新闻按邮件指示进行跟帖。
主新闻跟帖被强烈要求国家补帖声音占领
12时左右打开邮件里所给出的新闻跟帖，可以看到，在跟帖首页的头屏（即首要位置）都被邮件所指示的几种声音所占领。下午近14时再度试图打开主新闻的跟帖时，却发现跟帖已经被清零。而在网易的相关新闻跟帖上头屏位置基本上都是质疑声音，质疑国家电力公司的亏损。这封来自国家电力公司的邮件在网络上曝出后，即被网友转发至各处，同时引发网友热议。
昨日，在网络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五大电力企业将全面亏损，有望获国资委百亿补贴》的报道，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热议。不少网友质疑电力企业是否是真的亏损，为了引导网络舆论，国家电力公司指示员工到各大新闻网站进行跟帖，以便树立国家电网公司良好企业形象。
为引导公众舆论，电力公司指示员工跟帖造假象
28日上午，在豆瓣上出现了一封据称是来自国家电力公司的内部邮件。在这封邮件里，国家电网公司外联部为了引导网民“正确”地看待中国的电力亏损问题，发邮件要求员工于11月28日上午11时之前在《五大电力企业将全面亏损，有望获国资委百亿补贴》的新闻报道里跟帖。
在邮件中写道“刚刚接到国家电网公司外联部紧急通知号召大家登陆搜狐网进行跟帖行动。今天搜狐网首页要闻刊登《五大电力企业将全面亏损，有望获国资委百亿补贴》一文，引起网民热议。为引导公众舆论，树立国家电网公司良好企业形象，外联部要求公司各单位、部门员工迅速参与文后跟帖讨论。”除了写明此次发动员工跟帖的目的外，邮件还进一步对如何操作进行了明确的指示。“跟帖主要突出以下要点：1、电力受灾是不容置疑的事实；2、金融风暴来临之际电网投入万亿拉动内需创造就业机会；3、关键时刻从来都是电网勇挑重担；4、有的人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骂娘，需要网民擦亮眼睛。”
在网络上，还出现了一封来自四川成都电业局宣传新闻中心的通知，通知内容与来自国家电力公司外联部的一样。对于此种网上传言是否属实，一位在电力公司上班的员工妻子肯定了此事，并说她丈夫自出差回来后即对新闻按邮件指示进行跟帖。
主新闻跟帖被强烈要求国家补帖声音占领
12时左右打开邮件里所给出的新闻跟帖，可以看到，在跟帖首页的头屏（即首要位置）都被邮件所指示的几种声音所占领。下午近14时再度试图打开主新闻的跟帖时，却发现跟帖已经被清零。而在网易的相关新闻跟帖上头屏位置基本上都是质疑声音，质疑国家电力公司的亏损。这封来自国家电力公司的邮件在网络上曝出后，即被网友转发至各处，同时引发网友热议。
5毛党特写
近年来，涉警负面报道在新闻、网络媒体屡见不鲜，不仅降低了公众对警察的信任度，还给公安机关带来巨大的形象危机。为了有效避免涉警负面报道的出现，焦作 市公安局建立涉警“舆情”研判应急处置机制，有效解决了困扰公安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
2007年8月10日上午，焦作一网民因不服交警部门的处罚，在某网站论坛上发布了恶意诋毁民警的帖子，许多不明真相的网民跟贴发表评论，直接影响了警方的形象和声誉。该贴发布10分钟后，被焦作市公安局特邀的网络评1论员发现，并及时通报给该局公共关系部。公共关系部立即组织该局120余名网络应对员在该论坛发帖，说明事实真相、以正视听。20分钟后，论坛上支持警方的帖子成为主流，许多网友开始“声讨”发帖人，这次网络应对事件是焦作警方涉警“舆情” 研判应急处置的成功案例。
2007年6月，焦作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邀请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新闻媒体以及民警家属等关注、支持公安工作的35人担任该局的网络评1论员，并从公安机关内部挑选业务素质高和文字表达能力强的120余名民警，组成焦作市公安局网络应对评1论员队伍，及时发现、甄别和上报涉警负面信息，发现后立即通报市局公共关系部，并及时发出正面的声音引导舆论。此外，焦作市公安局还建立新闻发布机制、公安舆情通报机制、媒体内参机制等，避免涉警负面报道见报给整个公安机关造成负面的影响。
2007年8月10日上午，焦作一网民因不服交警部门的处罚，在某网站论坛上发布了恶意诋毁民警的帖子，许多不明真相的网民跟贴发表评论，直接影响了警方的形象和声誉。该贴发布10分钟后，被焦作市公安局特邀的网络评1论员发现，并及时通报给该局公共关系部。公共关系部立即组织该局120余名网络应对员在该论坛发帖，说明事实真相、以正视听。20分钟后，论坛上支持警方的帖子成为主流，许多网友开始“声讨”发帖人，这次网络应对事件是焦作警方涉警“舆情” 研判应急处置的成功案例。
2007年6月，焦作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邀请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新闻媒体以及民警家属等关注、支持公安工作的35人担任该局的网络评1论员，并从公安机关内部挑选业务素质高和文字表达能力强的120余名民警，组成焦作市公安局网络应对评1论员队伍，及时发现、甄别和上报涉警负面信息，发现后立即通报市局公共关系部，并及时发出正面的声音引导舆论。此外，焦作市公安局还建立新闻发布机制、公安舆情通报机制、媒体内参机制等，避免涉警负面报道见报给整个公安机关造成负面的影响。
郎咸平重庆演讲：严冬才刚开始（上）
我们感觉良好，但严冬才刚刚开始……
去年下半年我写一篇文章《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把今年企业萧条、破产的路径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文章的点击率非常高，大概有1亿次，就像我的人生非常轰动，但是不受重视。
一直到今年9月之后，我相信政府才慢慢体会到我国制造业的困境，如果能够在两年之前我们就能够当机立断，直接帮助我国占主体的制造业的话，我相信说不定没有股市泡沫，甚至没有楼市泡沫，也不会套牢这么多股民，这一切是我们对经济的诊断过于草率，政府的反映过慢。
我最近听了很多相关人士的谈话，他们说哎呀，我们中国经济很好，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对我们发生冲击，最多是金融机构买一点次级债，但数量不是很大，你知道我听了这话有什么感觉吗？我清楚告诉各位，由于我们改革开放成功，这30年来我国基本没有经历过萧条，所以我们的官员和我们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我们只有个人的辛勤奋斗历程，都缺少大萧条的洗礼，因为缺乏大萧条洗礼，所以这使得我们的企业家对未来产生盲目的乐观。一定要经过几次洗礼后才能孕育出一批成熟、稳健、睿智、干练的企业家，这是我期待的未来。
在三天之前，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在财政部发言，我相信这个发言在内地没有激起多大的感觉，我们都是感觉非常好的民族，我们什么事都往好的方向想，在金融危机这么危险的时刻我们很激动，很热情想帮助别人，这个心态是好的，鲍尔森在三天前讲的话我重复一下，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原来的意思是拿这些钱去收购银行不良债券，三天之前他改口，说这个不去收购银行不良资产，要去帮助信用卡、消费贷款、学生贷款。你们听这个话之后有没有感觉或者是有没有一丝凉意？这个转变太重大了，这个转变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可能你们没有感觉。而且我觉得我们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解不够独特，甚至我们简单以为没有买多少次贷，我们不会像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直接遭遇到金融海啸的冲击，这个话有一部分对，大部分是错的，我告诉各位，这次金融海啸的冲击将有可能绕过金融，直接冲击到世界经济，因此我们受的伤害比你想象的严重，尤其是三天前鲍尔森的发言让我感到震撼，我想把这一切在今天给各位做非常清楚的表述，到底我们如何理解国际金融海啸。
我记得昨天晚上有人和我聊天，他们说郎教授，我们国家经历过97年的金融危机，不相信这一次扛不过。我说1997年金融危机算什么，是发源于泰国、印尼这样的国家不能和美国比，这次海啸的冲击是百倍、千倍的冲击，而且会恶化，已经波及到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你还不紧张吗？
我想今天上午和大家谈谈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它的冲击是什么？为何会绕过金融机构冲击到实体经济，通过什么路径冲击，理解之后谈制造业的现状，我们有全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再和各位谈谈这次政府的4万亿的财政支出计划，我们如何理解，如何修正、如何更好地建设我们重庆经济。
首先请问各位来宾这次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难道是简单的衍生金融工具太多缺乏监管吗？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请你首先想资本主义的灵魂是什么？资本主义的灵魂就是信托责任，你相信不相信这一次金融海啸的真正原因是从美国开始正如灵魂背后被破坏。我讲讲很久以前的美国它是什么样的情况。
在很久以前有一批信用卓著的借款人，他们想在美国债券市场借钱，买车、买房子，首先他们到中介机构，中介机构搜集各种材料，包括税单收入证明，尽责进行第一关审核，第一关审核之后如果通过了再把这些资料交给银行，银行再从事第二关审核，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把1万元美金的借款借给这个借款人。我们国内很多银行就到此结束，还有很多银行可以继续像美国一样往下走，美国不会到此结束，把这个1万美元借出去之后，把这1万美元的债券卖给下家，包括美国政府的事业单位、房地美和房利美，就是帮美国老百姓买房子或者是投资银行，包括你们熟悉的美菱、雷曼兄弟，他们把这些卖进去之后就是房贷证券，就是 10张债券，每一张的面值是10万美元，一旦成债券之后就可以抓牢了，这些债券只要从银行开始引申出的所有金融工具都是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这个是次级债券。
为什么把美国保险公司扯在里面，比如说AIT，就是10张债券投保，如果10张还不出我还，写保单，就是拿到金融市场卖，原来是10张房地产债券，现在凭空多10多张保单，这个又交易，多了一倍的金融工具，投资银行拿到10张债券之后怎么做？搞了一大堆东西出来比如和股票市场挂钩、和国债挂钩、和公司债挂钩，然后又创造出非常多的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这些投资银行创造这些工具的时候又收手续费，我们这个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越大越好大家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是各位请注意，从银行后的衍生性的金融工具可以凭空创造出这么多的品种，原先是10张债券的5倍、10倍、30倍以上的品种，可是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走回链条的最开端，哥们要付钱，每个月按时付利息，如果按时付利息的话没有问题，下面的链条可以发展，问题并不是说美国发行的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过多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最基础就是这些人按时付钱，如果按时付钱这次金融海啸就不会发生。怎么回事呢？真正的导火线就是这一切投资银行，尤其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整个交易里面创造出非常多的金融工具从中获利，钱越赚越多。请各位来宾注意一下，不管是股票、房地产抵押、期权、期货、保单也好，请注意这些都是未来支付的品种，也就是说未来支付的品种把我们未来所创造的财富基本都拿到今天来花，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投行的从业人员非常富裕，薪水涨得高，这本来就是一个畸形。只要这个态势付款的话这个链条就不应该产生问题，虽然我们拿子孙的钱今天花。可是最后，华尔街腐败了，华尔街贪婪了，贪婪到什么地步呢？我以雷曼兄弟投资公司为例，这家公司经营不善，亏损20亿美元，有一家银行花十七八亿收购，他们的高管说你花十七八亿美元收购的话要给八名高级主管25亿美元才同意，这个这么贪婪，对股东的信托责任在哪里？把公司搞砸了没有愧疚心吗？没有，这时候要求股东按照合约把25亿美元给这八个人，否则是免谈。这种贪婪激怒了美国老百姓，而且贪婪之徒嫌钱赚得不够，开始酝酿新的产品，从最开始就酝酿，不是后面创造新的金融产品，而是从最根本之处破坏了美国的金融体系，那就是创造出一个所谓的次级债的系统。什么叫次级债，就是通过舆论、法律也好鼓励这些人买房子，这些人是什么人？就是信用不太卓著的人，在很久以前的美国这些人借不到钱，他们的信用不卓著，信用不够。
好了，这些人找到中介，这个中介机构也贪婪了。也丧失了应该有的信托责任，他们做了什么事呢？比如伪造单身证明、婚姻证明、收入证明，我说到这里我们不是这么干的吗，不骗银行怎么拿到钱呢？这个事在美国很不正常，这些次级债的所有人找中介机构一起伪造证明之后一起骗银行，而且我们的资料显示，有些中介机构还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经验，专门骗美国人，一起骗银行，那么银行也是一个过手的人，拿债券之后卖给别人，不在乎，如果在乎的话想经济审核的话这个材料也是假的，审核也没有用，最后银行决定把一万元美金借给这个人叫次级债，然后银行把1万元债券卖给房利美，AIT这家保险公司进来写了10 张保单，然后投资银行根据这些东西又发行出更多的衍生性的金融产品，他们发了很多钱，人们知道美国的负债链条发生什么问题吗？就是三聚氰胺效果出来了。从此之后美国的负债链条加入了可怕的三聚氰胺因素，请你们来宾想这个事，当我们听到三聚氰胺故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怎么想的吗？我们完全不理解这些人为了赚钱害死小孩子。甚至从此之后对我们的食品工业或者是奶品工业丧失信心，不想喝牛奶，同样是这样的，美国经历了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他们完全不理解有这么贪婪的华尔街，有这么贪婪的中介机构，他们不懂。他们开始对资本主义丧失了信心。
好了，到了这个时刻我认为欧美政府，尤其是没有政府当机立断的处理原则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过去一直有着市场化的逆思和误区，我们过去很多专家学者尤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最喜欢谈市场化，为什么？他在幻想，甚至很多人认为政府退出就是好市场，我告诉各位来宾这个是错误的，一个好的市场要一个精英政府细心培育、细心构建才会是市场，政府退出就是大欺小，强欺弱的市场，如果把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推向市场化，让市场解决的结果就是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房改之后住不起房，教改之后上不起学。这个是大欺小，强欺若的杀戮市场，我希望这次之后我们的专家学者不要提错误的市场化，把“市场化”三个字换成新思维，就是“工商链条”请看看美国政府如何处理危机？你发现在短短时期内美国政府立刻决定进入市场救市。难道你要批评美国政府？你们怎么不搞市场化？你违反市场化？你说美国人还不知道市场化？比我们聪明，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违反市场化的原则去救这些金融机构呢？你告诉我，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和中国在2008年的今天都面临同样一个挑战，就是工商链条早已取代市场化？什么叫工商链条，就是当一个部门出现危机的时候，如果你不控制住危机，就必定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冲垮其他部门，形成大恐慌。美国的金融危机来自信托责任的丧失，金融机构一个个倒闭，美国AIT写10张保单，最后发现20%付不起，他要付，他怎么可以付出？如果一张、两张保单出了问题可以付，结果10张保单里面都有三聚氰胺，付不了，一下子亏空850亿美元，美国政府出850亿救他。为什么？美国政府的做法给我们过去非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当头一棒，他们不是违反市场化的尊者，而是他们在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是2008年应该有的新思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就是AIT倒闭了，贝尔斯登倒闭了，其他的相关银行倒闭产生金融危机，如果不设立防火墙就会冲垮第二张骨牌，就是消费危机，第三张就是生产破坏，下一张就是失业增加，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整个链条完全崩溃。
如果在这个时刻还不领悟到工商链条将取代市场化，如果美国政府不出面救市，美国的经济大恐慌绝对不可避免，美国经济一崩溃，中国经济会随之崩溃，不管你感觉多良好。
对于美国政府的做法，我记得在国内演讲不断提醒，不断提醒，学习别人的当机立断，斩断工商链条的思维，请各位和我一起回到我们内地，请你想想我演讲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你一句话：“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怎么来的？”按照我的工商链条的理论的话，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第二张骨牌，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当时没有办法像美国政府一样的睿智找出问题的根源，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就是把各位来宾通通拉回到2006年，为什么当时的股价大涨，我们证监会说是股改成功，这个是胡说八道，这个错误的诊断害死我们股民了。我在2005年就呼吁证监会不能搞股改，我讲话也直接，说股改是错误的，不能做。郎教授说股改是错的？为什么06年股价大涨，这个和股价无关，就是06年开始我国制造业慢慢走入秋天，他们面临的投资环境开始急速恶化。也就是说第一步制造业的经商环境恶化的结果是使得这些企业家把应该投入在制造业上的钱不投资了，拿出来冲垮第二张骨牌就是进入股市和楼市，从而形成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根本不是经济发展更成功，老百姓更富裕，我们有更多的钱炒楼、炒股，我们有很多学者认为是这个现象造成的，他们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流动性过剩”，大家听不懂什么意思？就是领导英明，改革开放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经济发展更好，大家有更多的钱炒楼、炒股。我的诊断相反，是经济发展更不成功、老百姓更加不富裕，企业发展更加不成功，是完全相反的结论。我当时呼吁政府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可是我讲话没有人听，两年之后才懂，没有设立防火墙的结果是资金冲垮第二张骨牌，形成股市、楼市泡沫。我就在这个有限的时间谈谈股市？我看你们的面相就是被套牢的。我告诉你为什么被套牢？当这一些制造业的资金冲击第二张骨牌的时候产生了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而这个时刻我一直呼吁救市，政府不救，不救的结果是冲击第三张骨牌，就是股市泡沫把中国稍微有闲钱的中产阶级全部吸纳到股市，但是这种泡沫现象叫做“回光返照”。什么叫回光返照？你们都懂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我国经济主体制造业衰退的结果使楼市、股市泡沫崩溃，第四张骨牌倒了，就是楼市、股市下跌，下一张再倒下，就是我国有闲钱的中产阶级全部倒下，下一张就是没有钱的怎么消费？再下一张就是生产，再下一张就是倒闭、又开始失业，又开始减少消费了。请大家注意，中国的工商链条就是没有美国金融危机依然会崩溃，原因是去年年初或者是06年政府没有出面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你们被套牢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危机，要比欧美更严重，我们的制造业在金融海啸之前产生危机，我们不但有制造业危机，我们还有全球影响的国际金融海啸危机，我们是两个危机。这就是为什么今年10月份全球股价大跌一天，我们跌三天，全球股价大涨三天，我们涨一天，问题是我们更严重。但是我们是一个感觉非常良好的民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民族缺乏危机意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好的地方。
请大家想想，目前我国的工商链条没有斩断设立防火墙使整个链条受到冲击，这个冲击和国际金融海啸还没有挂上钩，现在正在挂钩。所以我下面的演讲我想告诉你们，你不要乐观，它要挂钩了，怎么挂钩。这之前我还是把各位来宾带回美国谈谈美国的工商链条怎么回事。
中国政府没有设立防火墙，美国政府的睿智就表现在这里。立刻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我告诉各位，美国是一个世界超级强权不是没有道理的，你看人家的反应和人家的速度。但是美国政府提出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的时候为什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被否决呢？当时的美国老百姓非常愤怒，他们完全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为了赚钱会弄三聚氰胺害小孩子，他们讲凭什么救三聚氰胺的制造者？就是华尔街，为什么不救我，我们政府救三聚氰胺的工厂你们肯定不能理解。这种民意压力下，众议院不得不否决这个提案，可是你们回忆一下，当众议院否决这个提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是全球股价立刻大跌，美国老百姓终于懂了，华尔街确实贪婪，没错，但是政府不救使这些贪婪之徒全线崩溃，想推倒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骨牌，形成经济大恐慌，买单者是社会大众。老百姓理解了，因此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欧美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同时欧美联合降低利率，希望能够刺激经济。那就是在10月初，按照我的理论欧美政府的做法不就是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吗？应该对老百姓有利才对，可是各位知道吗？
10月上旬欧美各国股价是怎么波动的？还记得吗？在7000亿美元过关之后什么结果？就是全球股价大跌，更可恨的是我们股价跌得更多。
你们会问这个不是好消息，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吗？为什么全球股价大跌？请各位再回到三聚氰胺的故事，三聚氰胺发生之后，我们立刻对食品行业丧失信心，同理可推，美国“三聚氰胺”发生的时候他们对资本主义也立刻丧失信心，当我们丧失信心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都不喝牛奶了，如果我们都不喝牛奶是什么结果？中国的奶品行业全线崩溃，这些美国人对资本主义丧失信心，丧失信心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所以当时发生什么事？当时在10月上旬，我一个礼拜都没有睡好觉。我自己是金融专家，我非常密切注意事件的发展，我这辈子混得不是太好，好不容易混到一点小钱存到银行，我没有想到你们，我只想到我自己，我想银行倒闭了我怎么办？我不容易。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孩子嗷嗷待哺。我一个礼拜没有睡好，亲眼见证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夕，为什么你们感觉不到，你们是一群感觉非常良好的人，每天还是花天酒地，该干什么干什么，每天打打小牌，喝喝小酒，当时非常危险，由于美国民众对资本主义丧失信心，我们发现这些金融机构拿到钱之后他们不借出去，他们在担心，这些银行想说：“我如果这些钱借给企业做短期融资，如果企业不还钱我怎么办？”因为它没有信心了，这些银行不借钱给其他的企业做短期拆借，他们想如果我借你做短期拆借你倒闭我怎么办？他们对企业、其他的银行因为三聚氰胺的缘故丧失信心，企业拿不到短期融资就是不能发薪水、不能购买原材料等等。就是全世界的企业立刻面临崩溃的危机，就是这么具体。而当银行不能借到短期拆借的借款会有什么结果，知道吗？这些银行就是大进大出，所谓的大进大出就产生失衡的现象，碰到这样的现象就需要向同行业拆借弥补亏空。如果借不到钱这个大进大出的势头现象使得银行的资金链立刻断裂，造成金融危机。
就在10月上旬，我亲眼经历了全世界企业和全世界银行由于信心丧失面临全线崩溃的前夕，只要多一两个礼拜政府不解决的话全球经济立刻全面崩溃。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国际金融危机。我相信你们都没有想到事情有这么严重。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刻，全球股价大跌，整个10月份全球股市跌了一万亿美元，这个礼拜美国股市跌27%，从年初跌到10月中旬，美国股市市场跌掉了8.5万亿美元，这个什么概念？就等于中国05、06、07年三年GDP的总合，下一子都跌光了。全球股价大跌的本质意义就是全球经济全面崩溃，全球各国领导就没有一个敢睡觉的，太危险了。
各位来宾知道不知道他们怎么解决问题？我再把你们带回到中国的三聚氰胺，一做类比什么都明白。为什么今天中午你敢喝奶茶，因为中国政府出面，用公权力撤掉几个官员，用公权力对奶品全面检验，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不行的，强迫下架，这个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的政府利用政府的信用来弥补我们老百姓对奶品行业信心的丧失，就是国家信用最后出台了，有可能解决了我国奶品行业的全面崩溃。当然我相信欧美各国不是向我们学的，不过历史就是这么巧合，这一路平安的故事可以天衣无缝用在欧美各国身上，
英国首相布朗同志，这个人名望极差，英国人不喜欢他，说他无能，可是就在这个时刻，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就是学习我们如何对付三聚氰胺，因此布朗首相站出来，他拍拍英国银行的行长：“兄弟，放心把钱借给企业做短期融资，把钱借给其他的银行做短期拆借。”我们看布朗同志胸膛拍得啪啪响，说：“老哥我还。”借给企业做短期融资，借给企业短期拆借，你知道吗？布朗同志怎么还？他是国家第一个领导人当机立断把英国银行国有化，建设成国家银行不用担心了。国有化就是用国家信用来弥补英国老百姓对资本主义信心的丧失和我们三聚氰胺的故事是一样的。活力恢复了，这时候美国政府看，英国老大哥开始国有化了，难道我们应该国有化吗？美国政府东想想西想想好象不太好。媒体就开始骂美国政府说“快点，快点想什么？”美国政府想：“如果我们国有化，会不会给外界的印象美国也走入了社会主义国家呢？”就好比一个吸毒的人来医院看病，快死了，这个医生在想要不要救这个家伙，如果救活了是不是鼓励大家吸毒呢？想不该想的事。美国媒体炮轰美国政府说来不及了，三天之后美国政府说好了好了，美国政府开始国有化。在10月份我看一篇专栏，美国《纽约时报》作家写一篇文章“说 21世纪的美国正在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当欧美各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我们国家在搞私有化进入资本主义，所以我们永远是跟不上时代的。
讲到这里，你们问我情况怎样，就是全球股价大涨，就像三聚氰胺一样，政府的信用帮助我们恢复了对奶品的信心。欧美的政府信用也帮助了欧美的老百姓恢复了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以至全球股价大涨，可恨的是别人涨三天，我们只涨一天，因为我们的问题更严重，我们还有制造业的危机，他们还没有这个问题。
我看到你们的面相你们肯定想问我一句话。郎教授，很过瘾，如果这一招失败了怎么办？如有国有化失败了，下一招是什么，我们好做准备。你们听清楚了，来宾们，这是最后一招没有下一招，如果这一招失败了全球大萧条不可避免，你们说不可以这样说，你支两招，我支不了，没有这个水平。甚至有朋友和媒体问我“我们国家面临如此大的金融海啸的冲击，我们能做什么？”我告诉你做什么？四个字“束手无策”。不要听他们胡说，说帮别人，这个不想听，这个情怀是好，我感动，但是你的感动就算了，我们只能祈祷欧美各国用国有化的力量重建老百姓的信心，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我们束手无策，什么事都不能做，这个是最大的悲哀。
所以今天的演讲我讲得非常非常具体，目前情况怎么样？就是国有化之后，工商链条斩断，防火墙建立了，可是开始漏水了，“开始漏水”什么意思？第二张骨牌恍恍荡荡的，没有倒，就是信心有点丧失，已有的民调指出，有47%老百姓认为自己在未来一年内可能失业，你有可能失业的感觉就是第三张骨牌开始晃动，消费减少，第四张骨牌晃动，就是生产受影响，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面临破产的危机，下面还有就是这些汽车公司怎么裁员，还有是这些被裁员的员工不敢消费了，所以慢慢冲击到实体部门，虽然速度不是这么快，可是以后开始漏水了，开始冲击了。只要欧美人士的消费开始减少就直接冲击到我们，怎么冲击到我们？给你一个数据，你什么都明白了，你们都比我聪明很多，听完之后你再也不会感到良好了。
各位知道不知道和欧美各国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是积极的，别人的GDP中70% 是消费，我们的GDP中是35%，你们知道我们的产能有多少？我国的产能占GDP的总量高达70%，但是我们只消费了其中的一半，剩下一半叫做产能过剩，我们是一个感觉非常良好的民族，我们给这个产能过剩什么好听的名字呢？叫“出口创汇”你们听过没有？其实所有的出口创汇本身就是产能过剩，而且是严重的产能过剩，产生过剩现象占中国GDP高达35%这个是不容挑战的数据。这个35%产能过剩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因为前面讲的金融链条把它吸收掉了，有一批信用卓著的美国人把这个吸收了，也就是美国家庭用负债的方式借钱消费掉了。各位来宾知道美国家庭负债多高吗？他们占GDP的比重高达95%，而且美国人消费超过产能部分高达GDP的6%-7%，这部分用负债完成，用0.7万亿美元来完成。
所以负债消费把我们35%的产能吸收了，35%过剩产能是一万亿美元，美国超过产能的过剩消费是0.7万亿美元，占70%，就是在欧洲帮助我们消费道了。我刚才讲防火墙开始漏水了，所以消费减少了，这个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请大家想想。回忆一下三聚氰胺的效果，虽然我们政府加入政府信用挽救了奶品行业，对你们而言由于三聚氰胺的疤痕还在，你们能够少喝牛奶就少喝牛奶对吗？所以你们对牛奶的消费量，尤其是国产品牌会下降，因为你们害怕，虽然政府信用让你可能放点心，可能还是害怕，所以对牛奶的消费会减少。
请你想想美国人，过去赖以为生的金融借款的链条里面有三聚氰胺有什么结果？就是美国人赖以为生的的负债的消费形态有可能改变，过去是绝对不量入为出的消费形态，因为三聚氰胺的实践让美国人学习中国人量入为出的美德的话就完了。你知道美国把非量入为出改为量入为出他们消费会少多少吗？就是我刚才讲的0.7万亿，是多少呢？就是我们整个过剩产能的70%，再加上欧盟，因此中国工商链条和欧美工商链条怎么挂钩？就靠我们35%的产能过剩挂钩在一起，我们是感觉非常良好的民族，我们感觉没有买多少次贷，因此影响不大，我告诉你，我们链条挂钩不是靠次贷，金融机构，我们和欧洲不一样，我们靠什么？我们靠35%过能产生挂钩。第一是防火墙漏水，他们减少消费的结果就减少进口，所以就直接打击我们35%产能过剩的出口，第二是只要改成量入为出的消费形态，也打击我们35%的过剩产能，你还敢说没有影响吗？
所以，中国工商链条在我前面讲的没有欧美金融危机冲击，制造业的持久衰退，影响我们的链条，走向萧条，没有金融海啸的冲击我们自己也可以走入萧条，那么现在又加上他们35%的冲击，而且是对我们GDP的35%的冲击，这一切都已经开始了。而中国首先倒下的省份是以出口倒下的省份，就要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浙江、江苏。这一切会像传染病一样最终影响到重庆。
郎咸平：我今天讲的中国的工商链条和欧美的工商链条透过35% 过剩产能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个过剩的产能我们称之为“出口”，这个出口的本质就是过剩，过去是靠欧美人负债消费，只要一防火墙漏水，二消费形态改变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我国经济的心脏。三天之后，鲍尔森说要把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从过去收购银行有问题的不良资产转为帮助信用卡消费性贷款以及学生贷款。鲍尔森这句话让我们感到不寒而栗，也就是说：
第一、美国信用卡出了问题；第二、美国的消费贷款出了问题；第三、美国的学生贷款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就是还不起钱，这是问题，这些人还不起钱，来宾们，这个意义太重大了，怎么开始还不起钱呢？也就是说你过去的是什么？过去是过度消费，太超出你的能力消费，对未来太乐观，花太多的钱，现在扛不住。我再问扛不住这种过度消费的形态会怎么办？似乎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减少消费。请注意，信用卡也好、消费贷款也好，我们暂且不谈学生贷款，这就是超出产能的消费。
第二个原因是以前是假设，现在开始证明，美国的形态因这场危机改变，过去是过度消费，我们过去35%的美丽出口的背后既然是别人乐观、过度的消费吸收了我们35%的过度产能，现在大家开始悲观，不刷这么多信用卡了。这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几年之内35%GDP对我们的冲击已经慢慢开始。再加上前面讲的中国制造业本来就开始萧条，而且这种冲击不是外销的冲击，而且影响到纯内销的企业。我为了给各位做一个说明不容易，我到深圳、上海洗脚、做一个桑拿按摩，不是为了桑拿而桑拿，洗脚而洗脚，是为了给你们演讲，拿一个实际的数据。桑拿的结果我问这个老板，我说最近生意怎么样？深圳和上海的老板说生意跌了30% ，请注意，桑拿洗脚按摩是纯粹内销的产业，绝对没有出口的，一个纯粹内销的产业在沿海地区都已经受到了冲击，所以说冲击不是外销，不是出口这么简单，而是纯内销的产业开始受影响。这一切你相信吗？只是刚开始，只是秋天，很多人说严冬到了，我告诉你还没有到，慢慢进入严冬，如果现在扛不住的话，你未来没有希望了。
在这种严寒天气之下，即将到来的严冬，我对于我们政府在前两天提出四万亿经费的积极财政政策，我认为这个做法本身就是呼应了危机的前兆，这个做法也是我前面一再呼吁政府救市的政策是对的，这个层面上我对四万亿的思维本身是支持的，这个四万亿对重庆市讲是相当重大的，既然我有机会来到重庆，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演讲告诉各位四万亿的功效如何。
我们对于政府救市，我相信大家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中国政府必须像美国政府一样出来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问题是四万亿能不能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否”要真正了解中国制造业的本质和中国经济本质之后才能有效地回答这个问题。
想请问各位，中国制造业为什么会衰退？从2005、2006年开始为什么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会不会恶化？首先我告诉各位的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经济成长我们所做的路径择是非常奇怪、非常特殊的。我们和别的国家都不一样，唯GDP为利，刚才我休息的时候有人问我“GDP是什么”说郎咸平教授这个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专有名词，我讲周杰伦大家清楚，GDP就是在座各位产能加在一起就是GDP，每家工厂生产的产出加在一起就是 GDP，这个是英文的简写。我们是怎么拉动经济的？我们和全世界国家都不一样，我就以欧美、日本、本国为例。
他们GDP的拉动是靠消费，这个靠消费比较正常，我想喝矿泉水的时候就生产矿泉水，我想用电脑就生产电脑。他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整个国家的产值高达70%，我们的产能是占70%，我们消费只有别人的一半，只有35%，我们是消费严重不足的国家，非常非常不足。这么多年来我们折算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什么意思呢？你只要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七个字很多人听不懂什么意思。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消费严重不足的结果政府透过GDP工程、透过修桥、铺路、钢筋水泥拉动经济发展，到各地看，任何一切新官上任之后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建设搞起来，修桥、铺路、搞绿化。有时候我到一些偏远的省份演讲，他们说郎教授我们这个城市这几年进步非常快，我说中国的城市没有进步慢慢的，中国是全世界没有灵魂的城市，什么都拆，什么都不要，为了搞GDP 无所不用，我们盖的建筑物都差不多，我到任何一个城市不知道去哪里，我感觉是回到东莞，没有灵魂的城市，我们通过钢筋、水泥拉动经济增长。我们产值中钢筋水泥占了56%，你们相信吗？欧美各国是25% 不到，别人的钢筋水泥是我们的一半，这个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钢筋、水泥这么简单。
好了，我们说我们有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发展，听过吗？我告诉你什么“三驾马车”，第一是消费，我们只有35%，只有别人的一半，没有拉动。第二是我们的出口，是严重的产能过剩，靠欧美人士乐观、负债消费把我们过剩的产生吸收了，可见你的危机多大，他们乐观的消费，刷爆信用卡的消费一旦出现危机就一把尖刀插入我们GDP行业的35%；剩下第三驾马车是政府的公共投资，政府的公共投资是阻挡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什么制造业会衰退呢？请你想想，我们整个GDP当中只消费了35%，可是我们有70%的产能，产生过剩的结果就是大量出口，出后35%，我们的出口厂商有些是国外进口原材料，粗加工出口，我们出口减掉进口贸易顺差惊人，高达8%，是小日本的两倍，小日本已经够严重了，我们比他还严重。但是我们感觉很良好，我们不觉得严重。因此使得我们外汇积累以惊人的速度积累，2006年10月份首度一万亿元大关，12月破1.5万亿，08年6月破1.8万亿，我讲话的时刻正好破了1.9 万亿，因此人民币汇率在外汇大量积累的前提下不断升值。最近这一段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升值了12%-14%左右，现在稍微有一点贬值，不要得意，不是真正的贬值，对强势的美元贬一点，对其他的货币是大量升值，这种畸形的GDP造成人民率汇率不断上升，从而打击了我们出口制造业。使得他们的投资经营慢慢恶化。
第二、国际通货膨胀引发的成本上升给我们制造业带来莫大的杀伤力。举个例子像钢铁，前一阵钢价大涨，原材料大涨，日子可以过，现在是大跌，我在9月份在宝钢演讲说中国钢铁迅速下滑，你们要做准备，我是客人，领导比较客气，我说你们要注意，他们说好，我想他们心里不爽，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请我在员工食堂吃包子，我想他们肯定觉得我偏激，10月一个月之后我在北京机场见到他们，他们赶快跑我们说郎教授你太英明了，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你走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关了50%的生产线，他说你怎么都知道了？我说那当然，没有两把刷子怎么江湖。
9月份我到唐山钢铁厂演讲，一个月之后倒闭了，还好现金拿了，要不就完了，就坏帐了。所以要赶快收回应收帐款。
这个成本的上升使得我们制造业承受莫大的压力，第二个因素使得制造业面临投经商环境恶化。
第三个因素是国内引发，《劳动合同法》我本人对《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意义是支持的，这个路径的选择是有问题的。这么重大的法案对劳动者这么意义重大的法案太草率地推行了。我虽然赞成这个法案，可是绝对反对以双输为代价，目前是双输。第二是确保反方论证，我们论证的时候是正方论证，反方最好不要参加；第二是缺乏试点。我也希望我们政府对重大的政策一定要透过反方论证，千万不要以为反对是错误的，如果反对不出来的话，要由领导人负责最后的后果，一个反对可以让你多加思考，不让你头热，缺乏反方论证，缺乏试点的《劳动合同法》一推出至少我们至少1/3的制造业受到灭顶的打击，这个给广东的领导，尤其是地方领导造成莫大的压力。我9月份和现在和广东领导接触多，我感受到他们心中的痛苦。
第四个冲击就是错误的宏观调控，这几年我们的学者都认为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是因为经济发展太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了，就炒楼、炒股，在著名经济学家的影响下，我们的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社会的流动性，他们想把流动性收回之后手里面没有更多的钱，就不能炒楼、炒股，我们就解决问题，一个美好的问题就编写出来，我们四年的红条都是收回流动性为目的。
我想请问大家一句话，如果这个前提是错误的怎么办？你想想，如果这一些学者意见都是错误的，那么宏观调控也是错误的，因为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不是解决发展更好了，不是我们更有钱，而是制造业衰退的结果的话你告诉我怎么办？按照我去年的说法结果是悲惨的，在10月之前我接受南方人物的专访，我相信他们当时是挖苦我的，现在不这么说了。采访完之后编辑说：“当全国的学者都认为是流动性过剩的时候，郎咸平认为是制造业衰退。”当时资料没有出来，如果郎咸平是对的，那么全球的学者都是错的。所以宏观调控不能不解决企业的问题，反而是落井下石的毒药。这个话登出来之后就是我和全国的学者对立，当然这个人就把这段话抄下来，写在纸条下，放在口袋里，我用实际的数据证明谁是对的。我不知道这两三个月我人有时候变得羞答答的，我这里很不好意思，羞答答告诉各位，实际的资料终于证明了我就是那个唯一对的人，不好意思。（掌声）
好了，结果很清楚了，宏调都是错的，当然对政府目的把整个宏调的思维做180度大反转，我可以正面评价，虽然有点晚。这个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经过三个管道严重冲击了我们的制造业。
第一是在宏观调控压力下，我国金融机构从民营企业以制造业为主民营企业大量收回流动性，干什么？就是打给过热的地方政府从事公共建设，就是四年下来我国广义货币增长率和信用增长率增长16%17%，你们有实惠吗？不是过剩，是转移，使得民营企业更萧条，公共建设部门更热。
第二个管道是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压力下很多企业不想干，把投入到制造业打到炒股上。使得制造业由过热转到过冷的部门，造成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
第三个管道是大家觉得做制造业没劲，利润太低，把钱拿出来做地产开发，海尔也是这样的，就是制造业干不下去了，就干地产商了，这就是本质问题。
请注意一下，三个管道从流动性从民营企业部门转移到公共建设部门，使得民营企业更萧条，制造业更萧条，政府公共部门更火热，包括楼市和股市，我们说中国经济过热，我告诉你中国经济从来没有热，只有30%是热的，70%都是过冷。越宏观调控越糟糕，越宏观调控制造业、民营企业更衰退。
一个很直接的问题问我，郎教授如果70%制造业萧条是萧条的话，为什么10%的增长率，我告诉你，中国的GDP中是以公共建设为主，所以30%的部门增长率多说吗？去年地产、钢铁、水泥都超过30%，30%的部门增长率超过30%以上，这个什么概念？就是全国增长率10%，再一次印证我国的经济增长是靠钢筋、水泥拉动。
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二元经济环境，我们同时过热、同时过冷，地方政府通过的工程是过热的，比如说地产钢筋、水泥、大型国企、证券公司等等是过热的，民营企业包括制造业还有相关的服务业是过冷的。这种过冷的制造业就是中国工商链条的第一多米诺骨牌，我去年呼吁政府救市不救，大量资金从制造业转到楼市、股市形成泡沫现象，第三张骨牌就是把中产阶级吸引到股市，下一张骨牌倒下，制造业衰退了，股市逐步衰退了。再下一张骨牌就是把中产阶级一举消灭，再下一张就是消费减少，再下一张就是破产。现在这个链条本身是由国内的四大冲击：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成本造成的，足可以使得我们走向萧条，现在有一把尖刀通过国际金融海啸直插入我们GDP35%，使得我们萧条速度更快，为什么钢铁企业从9月份到10月份之间迅速衰退倒闭的结果。
今年讲到11：30分了，我已经把各位具备的基本工具都谈了，允许我花10分钟时间把这个工具摘要，一个对我们下一步评价政府的4万亿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重庆地方政府如果利用这个机遇打造一个未来的重庆至关重要。
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已经慢慢显现了，它会对着我们GDP当中35%的过剩产能部门像尖刀一样插入我们的心脏，就算没有国际金融海啸，我国制造业有关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的影响使得我们制造业本身陷入萧条，我国政府没有像美国政府一样当机立断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的结果使得制造业冲击第二张骨牌，形成泡沫现象，第三张、第四张、第五张骨牌相继倒下，中国未来的危机是国内四大冲击使得我们的工商链条全线崩溃，再加上金融海啸对我们 GDP35%直接冲击使得情况继续恶化。
这个制造业的萧条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中国这么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不是这些制造业所造成的，而是一个扭曲的畸形的发展，也就是说制造业萧条为什么认为是过热，真正过热的部门是地方政府推动GDP有关部门过热，占经济主体的制造业是萧条的。这种二元经济证明我国从来没有过热现象，我们过去包括政府、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过热的诊断基本上全错。中国过热中存在这个经济，这种二元经济体拉动了我国经济发展，二元经济体和各位关系密切，不可想象，包括股票市场，我们说股票市场和基本面不符合，这个是胡说八道，这个和10%经济增长是不符合了，我告诉你，我们股票市场基本上受二元经济的推动，包括上个礼拜，股指涨到接近2000点都是二元经济的产物。今天下午我想利用上午讲的这条工具包括二元经济，以二元经济为主的国际金融海啸和各位谈一谈为什么上个礼拜的股价会涨，为什么今年股价，去年股价下跌，受二元经济的操作，你们理解的二元经济你们在股票市场就无往不利，不过来不及了。
此外我谈二元经济架构下，国际金融海啸冲击下，政府四万亿工程有什么实质作用，最后一刻我说政府目前能够在情况没有恶化的时候迅速作出决断的本身意义是重大的，至于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就看你们下午来不来听课，谢谢。（上）
去年下半年我写一篇文章《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把今年企业萧条、破产的路径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文章的点击率非常高，大概有1亿次，就像我的人生非常轰动，但是不受重视。
一直到今年9月之后，我相信政府才慢慢体会到我国制造业的困境，如果能够在两年之前我们就能够当机立断，直接帮助我国占主体的制造业的话，我相信说不定没有股市泡沫，甚至没有楼市泡沫，也不会套牢这么多股民，这一切是我们对经济的诊断过于草率，政府的反映过慢。
我最近听了很多相关人士的谈话，他们说哎呀，我们中国经济很好，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对我们发生冲击，最多是金融机构买一点次级债，但数量不是很大，你知道我听了这话有什么感觉吗？我清楚告诉各位，由于我们改革开放成功，这30年来我国基本没有经历过萧条，所以我们的官员和我们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我们只有个人的辛勤奋斗历程，都缺少大萧条的洗礼，因为缺乏大萧条洗礼，所以这使得我们的企业家对未来产生盲目的乐观。一定要经过几次洗礼后才能孕育出一批成熟、稳健、睿智、干练的企业家，这是我期待的未来。
在三天之前，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在财政部发言，我相信这个发言在内地没有激起多大的感觉，我们都是感觉非常好的民族，我们什么事都往好的方向想，在金融危机这么危险的时刻我们很激动，很热情想帮助别人，这个心态是好的，鲍尔森在三天前讲的话我重复一下，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原来的意思是拿这些钱去收购银行不良债券，三天之前他改口，说这个不去收购银行不良资产，要去帮助信用卡、消费贷款、学生贷款。你们听这个话之后有没有感觉或者是有没有一丝凉意？这个转变太重大了，这个转变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可能你们没有感觉。而且我觉得我们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解不够独特，甚至我们简单以为没有买多少次贷，我们不会像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直接遭遇到金融海啸的冲击，这个话有一部分对，大部分是错的，我告诉各位，这次金融海啸的冲击将有可能绕过金融，直接冲击到世界经济，因此我们受的伤害比你想象的严重，尤其是三天前鲍尔森的发言让我感到震撼，我想把这一切在今天给各位做非常清楚的表述，到底我们如何理解国际金融海啸。
我记得昨天晚上有人和我聊天，他们说郎教授，我们国家经历过97年的金融危机，不相信这一次扛不过。我说1997年金融危机算什么，是发源于泰国、印尼这样的国家不能和美国比，这次海啸的冲击是百倍、千倍的冲击，而且会恶化，已经波及到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你还不紧张吗？
我想今天上午和大家谈谈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它的冲击是什么？为何会绕过金融机构冲击到实体经济，通过什么路径冲击，理解之后谈制造业的现状，我们有全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再和各位谈谈这次政府的4万亿的财政支出计划，我们如何理解，如何修正、如何更好地建设我们重庆经济。
首先请问各位来宾这次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难道是简单的衍生金融工具太多缺乏监管吗？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请你首先想资本主义的灵魂是什么？资本主义的灵魂就是信托责任，你相信不相信这一次金融海啸的真正原因是从美国开始正如灵魂背后被破坏。我讲讲很久以前的美国它是什么样的情况。
在很久以前有一批信用卓著的借款人，他们想在美国债券市场借钱，买车、买房子，首先他们到中介机构，中介机构搜集各种材料，包括税单收入证明，尽责进行第一关审核，第一关审核之后如果通过了再把这些资料交给银行，银行再从事第二关审核，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把1万元美金的借款借给这个借款人。我们国内很多银行就到此结束，还有很多银行可以继续像美国一样往下走，美国不会到此结束，把这个1万美元借出去之后，把这1万美元的债券卖给下家，包括美国政府的事业单位、房地美和房利美，就是帮美国老百姓买房子或者是投资银行，包括你们熟悉的美菱、雷曼兄弟，他们把这些卖进去之后就是房贷证券，就是 10张债券，每一张的面值是10万美元，一旦成债券之后就可以抓牢了，这些债券只要从银行开始引申出的所有金融工具都是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这个是次级债券。
为什么把美国保险公司扯在里面，比如说AIT，就是10张债券投保，如果10张还不出我还，写保单，就是拿到金融市场卖，原来是10张房地产债券，现在凭空多10多张保单，这个又交易，多了一倍的金融工具，投资银行拿到10张债券之后怎么做？搞了一大堆东西出来比如和股票市场挂钩、和国债挂钩、和公司债挂钩，然后又创造出非常多的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这些投资银行创造这些工具的时候又收手续费，我们这个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越大越好大家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是各位请注意，从银行后的衍生性的金融工具可以凭空创造出这么多的品种，原先是10张债券的5倍、10倍、30倍以上的品种，可是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走回链条的最开端，哥们要付钱，每个月按时付利息，如果按时付利息的话没有问题，下面的链条可以发展，问题并不是说美国发行的衍生性的金融工具过多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最基础就是这些人按时付钱，如果按时付钱这次金融海啸就不会发生。怎么回事呢？真正的导火线就是这一切投资银行，尤其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整个交易里面创造出非常多的金融工具从中获利，钱越赚越多。请各位来宾注意一下，不管是股票、房地产抵押、期权、期货、保单也好，请注意这些都是未来支付的品种，也就是说未来支付的品种把我们未来所创造的财富基本都拿到今天来花，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投行的从业人员非常富裕，薪水涨得高，这本来就是一个畸形。只要这个态势付款的话这个链条就不应该产生问题，虽然我们拿子孙的钱今天花。可是最后，华尔街腐败了，华尔街贪婪了，贪婪到什么地步呢？我以雷曼兄弟投资公司为例，这家公司经营不善，亏损20亿美元，有一家银行花十七八亿收购，他们的高管说你花十七八亿美元收购的话要给八名高级主管25亿美元才同意，这个这么贪婪，对股东的信托责任在哪里？把公司搞砸了没有愧疚心吗？没有，这时候要求股东按照合约把25亿美元给这八个人，否则是免谈。这种贪婪激怒了美国老百姓，而且贪婪之徒嫌钱赚得不够，开始酝酿新的产品，从最开始就酝酿，不是后面创造新的金融产品，而是从最根本之处破坏了美国的金融体系，那就是创造出一个所谓的次级债的系统。什么叫次级债，就是通过舆论、法律也好鼓励这些人买房子，这些人是什么人？就是信用不太卓著的人，在很久以前的美国这些人借不到钱，他们的信用不卓著，信用不够。
好了，这些人找到中介，这个中介机构也贪婪了。也丧失了应该有的信托责任，他们做了什么事呢？比如伪造单身证明、婚姻证明、收入证明，我说到这里我们不是这么干的吗，不骗银行怎么拿到钱呢？这个事在美国很不正常，这些次级债的所有人找中介机构一起伪造证明之后一起骗银行，而且我们的资料显示，有些中介机构还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经验，专门骗美国人，一起骗银行，那么银行也是一个过手的人，拿债券之后卖给别人，不在乎，如果在乎的话想经济审核的话这个材料也是假的，审核也没有用，最后银行决定把一万元美金借给这个人叫次级债，然后银行把1万元债券卖给房利美，AIT这家保险公司进来写了10 张保单，然后投资银行根据这些东西又发行出更多的衍生性的金融产品，他们发了很多钱，人们知道美国的负债链条发生什么问题吗？就是三聚氰胺效果出来了。从此之后美国的负债链条加入了可怕的三聚氰胺因素，请你们来宾想这个事，当我们听到三聚氰胺故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怎么想的吗？我们完全不理解这些人为了赚钱害死小孩子。甚至从此之后对我们的食品工业或者是奶品工业丧失信心，不想喝牛奶，同样是这样的，美国经历了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他们完全不理解有这么贪婪的华尔街，有这么贪婪的中介机构，他们不懂。他们开始对资本主义丧失了信心。
好了，到了这个时刻我认为欧美政府，尤其是没有政府当机立断的处理原则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过去一直有着市场化的逆思和误区，我们过去很多专家学者尤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最喜欢谈市场化，为什么？他在幻想，甚至很多人认为政府退出就是好市场，我告诉各位来宾这个是错误的，一个好的市场要一个精英政府细心培育、细心构建才会是市场，政府退出就是大欺小，强欺弱的市场，如果把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推向市场化，让市场解决的结果就是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房改之后住不起房，教改之后上不起学。这个是大欺小，强欺若的杀戮市场，我希望这次之后我们的专家学者不要提错误的市场化，把“市场化”三个字换成新思维，就是“工商链条”请看看美国政府如何处理危机？你发现在短短时期内美国政府立刻决定进入市场救市。难道你要批评美国政府？你们怎么不搞市场化？你违反市场化？你说美国人还不知道市场化？比我们聪明，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违反市场化的原则去救这些金融机构呢？你告诉我，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和中国在2008年的今天都面临同样一个挑战，就是工商链条早已取代市场化？什么叫工商链条，就是当一个部门出现危机的时候，如果你不控制住危机，就必定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冲垮其他部门，形成大恐慌。美国的金融危机来自信托责任的丧失，金融机构一个个倒闭，美国AIT写10张保单，最后发现20%付不起，他要付，他怎么可以付出？如果一张、两张保单出了问题可以付，结果10张保单里面都有三聚氰胺，付不了，一下子亏空850亿美元，美国政府出850亿救他。为什么？美国政府的做法给我们过去非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当头一棒，他们不是违反市场化的尊者，而是他们在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是2008年应该有的新思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就是AIT倒闭了，贝尔斯登倒闭了，其他的相关银行倒闭产生金融危机，如果不设立防火墙就会冲垮第二张骨牌，就是消费危机，第三张就是生产破坏，下一张就是失业增加，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整个链条完全崩溃。
如果在这个时刻还不领悟到工商链条将取代市场化，如果美国政府不出面救市，美国的经济大恐慌绝对不可避免，美国经济一崩溃，中国经济会随之崩溃，不管你感觉多良好。
对于美国政府的做法，我记得在国内演讲不断提醒，不断提醒，学习别人的当机立断，斩断工商链条的思维，请各位和我一起回到我们内地，请你想想我演讲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你一句话：“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怎么来的？”按照我的工商链条的理论的话，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第二张骨牌，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当时没有办法像美国政府一样的睿智找出问题的根源，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就是把各位来宾通通拉回到2006年，为什么当时的股价大涨，我们证监会说是股改成功，这个是胡说八道，这个错误的诊断害死我们股民了。我在2005年就呼吁证监会不能搞股改，我讲话也直接，说股改是错误的，不能做。郎教授说股改是错的？为什么06年股价大涨，这个和股价无关，就是06年开始我国制造业慢慢走入秋天，他们面临的投资环境开始急速恶化。也就是说第一步制造业的经商环境恶化的结果是使得这些企业家把应该投入在制造业上的钱不投资了，拿出来冲垮第二张骨牌就是进入股市和楼市，从而形成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根本不是经济发展更成功，老百姓更富裕，我们有更多的钱炒楼、炒股，我们有很多学者认为是这个现象造成的，他们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流动性过剩”，大家听不懂什么意思？就是领导英明，改革开放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经济发展更好，大家有更多的钱炒楼、炒股。我的诊断相反，是经济发展更不成功、老百姓更加不富裕，企业发展更加不成功，是完全相反的结论。我当时呼吁政府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可是我讲话没有人听，两年之后才懂，没有设立防火墙的结果是资金冲垮第二张骨牌，形成股市、楼市泡沫。我就在这个有限的时间谈谈股市？我看你们的面相就是被套牢的。我告诉你为什么被套牢？当这一些制造业的资金冲击第二张骨牌的时候产生了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而这个时刻我一直呼吁救市，政府不救，不救的结果是冲击第三张骨牌，就是股市泡沫把中国稍微有闲钱的中产阶级全部吸纳到股市，但是这种泡沫现象叫做“回光返照”。什么叫回光返照？你们都懂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我国经济主体制造业衰退的结果使楼市、股市泡沫崩溃，第四张骨牌倒了，就是楼市、股市下跌，下一张再倒下，就是我国有闲钱的中产阶级全部倒下，下一张就是没有钱的怎么消费？再下一张就是生产，再下一张就是倒闭、又开始失业，又开始减少消费了。请大家注意，中国的工商链条就是没有美国金融危机依然会崩溃，原因是去年年初或者是06年政府没有出面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你们被套牢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危机，要比欧美更严重，我们的制造业在金融海啸之前产生危机，我们不但有制造业危机，我们还有全球影响的国际金融海啸危机，我们是两个危机。这就是为什么今年10月份全球股价大跌一天，我们跌三天，全球股价大涨三天，我们涨一天，问题是我们更严重。但是我们是一个感觉非常良好的民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民族缺乏危机意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好的地方。
请大家想想，目前我国的工商链条没有斩断设立防火墙使整个链条受到冲击，这个冲击和国际金融海啸还没有挂上钩，现在正在挂钩。所以我下面的演讲我想告诉你们，你不要乐观，它要挂钩了，怎么挂钩。这之前我还是把各位来宾带回美国谈谈美国的工商链条怎么回事。
中国政府没有设立防火墙，美国政府的睿智就表现在这里。立刻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我告诉各位，美国是一个世界超级强权不是没有道理的，你看人家的反应和人家的速度。但是美国政府提出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的时候为什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被否决呢？当时的美国老百姓非常愤怒，他们完全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为了赚钱会弄三聚氰胺害小孩子，他们讲凭什么救三聚氰胺的制造者？就是华尔街，为什么不救我，我们政府救三聚氰胺的工厂你们肯定不能理解。这种民意压力下，众议院不得不否决这个提案，可是你们回忆一下，当众议院否决这个提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是全球股价立刻大跌，美国老百姓终于懂了，华尔街确实贪婪，没错，但是政府不救使这些贪婪之徒全线崩溃，想推倒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骨牌，形成经济大恐慌，买单者是社会大众。老百姓理解了，因此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欧美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同时欧美联合降低利率，希望能够刺激经济。那就是在10月初，按照我的理论欧美政府的做法不就是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吗？应该对老百姓有利才对，可是各位知道吗？
10月上旬欧美各国股价是怎么波动的？还记得吗？在7000亿美元过关之后什么结果？就是全球股价大跌，更可恨的是我们股价跌得更多。
你们会问这个不是好消息，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吗？为什么全球股价大跌？请各位再回到三聚氰胺的故事，三聚氰胺发生之后，我们立刻对食品行业丧失信心，同理可推，美国“三聚氰胺”发生的时候他们对资本主义也立刻丧失信心，当我们丧失信心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都不喝牛奶了，如果我们都不喝牛奶是什么结果？中国的奶品行业全线崩溃，这些美国人对资本主义丧失信心，丧失信心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所以当时发生什么事？当时在10月上旬，我一个礼拜都没有睡好觉。我自己是金融专家，我非常密切注意事件的发展，我这辈子混得不是太好，好不容易混到一点小钱存到银行，我没有想到你们，我只想到我自己，我想银行倒闭了我怎么办？我不容易。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孩子嗷嗷待哺。我一个礼拜没有睡好，亲眼见证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夕，为什么你们感觉不到，你们是一群感觉非常良好的人，每天还是花天酒地，该干什么干什么，每天打打小牌，喝喝小酒，当时非常危险，由于美国民众对资本主义丧失信心，我们发现这些金融机构拿到钱之后他们不借出去，他们在担心，这些银行想说：“我如果这些钱借给企业做短期融资，如果企业不还钱我怎么办？”因为它没有信心了，这些银行不借钱给其他的企业做短期拆借，他们想如果我借你做短期拆借你倒闭我怎么办？他们对企业、其他的银行因为三聚氰胺的缘故丧失信心，企业拿不到短期融资就是不能发薪水、不能购买原材料等等。就是全世界的企业立刻面临崩溃的危机，就是这么具体。而当银行不能借到短期拆借的借款会有什么结果，知道吗？这些银行就是大进大出，所谓的大进大出就产生失衡的现象，碰到这样的现象就需要向同行业拆借弥补亏空。如果借不到钱这个大进大出的势头现象使得银行的资金链立刻断裂，造成金融危机。
就在10月上旬，我亲眼经历了全世界企业和全世界银行由于信心丧失面临全线崩溃的前夕，只要多一两个礼拜政府不解决的话全球经济立刻全面崩溃。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国际金融危机。我相信你们都没有想到事情有这么严重。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刻，全球股价大跌，整个10月份全球股市跌了一万亿美元，这个礼拜美国股市跌27%，从年初跌到10月中旬，美国股市市场跌掉了8.5万亿美元，这个什么概念？就等于中国05、06、07年三年GDP的总合，下一子都跌光了。全球股价大跌的本质意义就是全球经济全面崩溃，全球各国领导就没有一个敢睡觉的，太危险了。
各位来宾知道不知道他们怎么解决问题？我再把你们带回到中国的三聚氰胺，一做类比什么都明白。为什么今天中午你敢喝奶茶，因为中国政府出面，用公权力撤掉几个官员，用公权力对奶品全面检验，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不行的，强迫下架，这个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的政府利用政府的信用来弥补我们老百姓对奶品行业信心的丧失，就是国家信用最后出台了，有可能解决了我国奶品行业的全面崩溃。当然我相信欧美各国不是向我们学的，不过历史就是这么巧合，这一路平安的故事可以天衣无缝用在欧美各国身上，
英国首相布朗同志，这个人名望极差，英国人不喜欢他，说他无能，可是就在这个时刻，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就是学习我们如何对付三聚氰胺，因此布朗首相站出来，他拍拍英国银行的行长：“兄弟，放心把钱借给企业做短期融资，把钱借给其他的银行做短期拆借。”我们看布朗同志胸膛拍得啪啪响，说：“老哥我还。”借给企业做短期融资，借给企业短期拆借，你知道吗？布朗同志怎么还？他是国家第一个领导人当机立断把英国银行国有化，建设成国家银行不用担心了。国有化就是用国家信用来弥补英国老百姓对资本主义信心的丧失和我们三聚氰胺的故事是一样的。活力恢复了，这时候美国政府看，英国老大哥开始国有化了，难道我们应该国有化吗？美国政府东想想西想想好象不太好。媒体就开始骂美国政府说“快点，快点想什么？”美国政府想：“如果我们国有化，会不会给外界的印象美国也走入了社会主义国家呢？”就好比一个吸毒的人来医院看病，快死了，这个医生在想要不要救这个家伙，如果救活了是不是鼓励大家吸毒呢？想不该想的事。美国媒体炮轰美国政府说来不及了，三天之后美国政府说好了好了，美国政府开始国有化。在10月份我看一篇专栏，美国《纽约时报》作家写一篇文章“说 21世纪的美国正在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当欧美各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我们国家在搞私有化进入资本主义，所以我们永远是跟不上时代的。
讲到这里，你们问我情况怎样，就是全球股价大涨，就像三聚氰胺一样，政府的信用帮助我们恢复了对奶品的信心。欧美的政府信用也帮助了欧美的老百姓恢复了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以至全球股价大涨，可恨的是别人涨三天，我们只涨一天，因为我们的问题更严重，我们还有制造业的危机，他们还没有这个问题。
我看到你们的面相你们肯定想问我一句话。郎教授，很过瘾，如果这一招失败了怎么办？如有国有化失败了，下一招是什么，我们好做准备。你们听清楚了，来宾们，这是最后一招没有下一招，如果这一招失败了全球大萧条不可避免，你们说不可以这样说，你支两招，我支不了，没有这个水平。甚至有朋友和媒体问我“我们国家面临如此大的金融海啸的冲击，我们能做什么？”我告诉你做什么？四个字“束手无策”。不要听他们胡说，说帮别人，这个不想听，这个情怀是好，我感动，但是你的感动就算了，我们只能祈祷欧美各国用国有化的力量重建老百姓的信心，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我们束手无策，什么事都不能做，这个是最大的悲哀。
所以今天的演讲我讲得非常非常具体，目前情况怎么样？就是国有化之后，工商链条斩断，防火墙建立了，可是开始漏水了，“开始漏水”什么意思？第二张骨牌恍恍荡荡的，没有倒，就是信心有点丧失，已有的民调指出，有47%老百姓认为自己在未来一年内可能失业，你有可能失业的感觉就是第三张骨牌开始晃动，消费减少，第四张骨牌晃动，就是生产受影响，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面临破产的危机，下面还有就是这些汽车公司怎么裁员，还有是这些被裁员的员工不敢消费了，所以慢慢冲击到实体部门，虽然速度不是这么快，可是以后开始漏水了，开始冲击了。只要欧美人士的消费开始减少就直接冲击到我们，怎么冲击到我们？给你一个数据，你什么都明白了，你们都比我聪明很多，听完之后你再也不会感到良好了。
各位知道不知道和欧美各国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是积极的，别人的GDP中70% 是消费，我们的GDP中是35%，你们知道我们的产能有多少？我国的产能占GDP的总量高达70%，但是我们只消费了其中的一半，剩下一半叫做产能过剩，我们是一个感觉非常良好的民族，我们给这个产能过剩什么好听的名字呢？叫“出口创汇”你们听过没有？其实所有的出口创汇本身就是产能过剩，而且是严重的产能过剩，产生过剩现象占中国GDP高达35%这个是不容挑战的数据。这个35%产能过剩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因为前面讲的金融链条把它吸收掉了，有一批信用卓著的美国人把这个吸收了，也就是美国家庭用负债的方式借钱消费掉了。各位来宾知道美国家庭负债多高吗？他们占GDP的比重高达95%，而且美国人消费超过产能部分高达GDP的6%-7%，这部分用负债完成，用0.7万亿美元来完成。
所以负债消费把我们35%的产能吸收了，35%过剩产能是一万亿美元，美国超过产能的过剩消费是0.7万亿美元，占70%，就是在欧洲帮助我们消费道了。我刚才讲防火墙开始漏水了，所以消费减少了，这个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请大家想想。回忆一下三聚氰胺的效果，虽然我们政府加入政府信用挽救了奶品行业，对你们而言由于三聚氰胺的疤痕还在，你们能够少喝牛奶就少喝牛奶对吗？所以你们对牛奶的消费量，尤其是国产品牌会下降，因为你们害怕，虽然政府信用让你可能放点心，可能还是害怕，所以对牛奶的消费会减少。
请你想想美国人，过去赖以为生的金融借款的链条里面有三聚氰胺有什么结果？就是美国人赖以为生的的负债的消费形态有可能改变，过去是绝对不量入为出的消费形态，因为三聚氰胺的实践让美国人学习中国人量入为出的美德的话就完了。你知道美国把非量入为出改为量入为出他们消费会少多少吗？就是我刚才讲的0.7万亿，是多少呢？就是我们整个过剩产能的70%，再加上欧盟，因此中国工商链条和欧美工商链条怎么挂钩？就靠我们35%的产能过剩挂钩在一起，我们是感觉非常良好的民族，我们感觉没有买多少次贷，因此影响不大，我告诉你，我们链条挂钩不是靠次贷，金融机构，我们和欧洲不一样，我们靠什么？我们靠35%过能产生挂钩。第一是防火墙漏水，他们减少消费的结果就减少进口，所以就直接打击我们35%产能过剩的出口，第二是只要改成量入为出的消费形态，也打击我们35%的过剩产能，你还敢说没有影响吗？
所以，中国工商链条在我前面讲的没有欧美金融危机冲击，制造业的持久衰退，影响我们的链条，走向萧条，没有金融海啸的冲击我们自己也可以走入萧条，那么现在又加上他们35%的冲击，而且是对我们GDP的35%的冲击，这一切都已经开始了。而中国首先倒下的省份是以出口倒下的省份，就要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浙江、江苏。这一切会像传染病一样最终影响到重庆。
郎咸平：我今天讲的中国的工商链条和欧美的工商链条透过35% 过剩产能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个过剩的产能我们称之为“出口”，这个出口的本质就是过剩，过去是靠欧美人负债消费，只要一防火墙漏水，二消费形态改变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我国经济的心脏。三天之后，鲍尔森说要把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从过去收购银行有问题的不良资产转为帮助信用卡消费性贷款以及学生贷款。鲍尔森这句话让我们感到不寒而栗，也就是说：
第一、美国信用卡出了问题；第二、美国的消费贷款出了问题；第三、美国的学生贷款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就是还不起钱，这是问题，这些人还不起钱，来宾们，这个意义太重大了，怎么开始还不起钱呢？也就是说你过去的是什么？过去是过度消费，太超出你的能力消费，对未来太乐观，花太多的钱，现在扛不住。我再问扛不住这种过度消费的形态会怎么办？似乎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减少消费。请注意，信用卡也好、消费贷款也好，我们暂且不谈学生贷款，这就是超出产能的消费。
第二个原因是以前是假设，现在开始证明，美国的形态因这场危机改变，过去是过度消费，我们过去35%的美丽出口的背后既然是别人乐观、过度的消费吸收了我们35%的过度产能，现在大家开始悲观，不刷这么多信用卡了。这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几年之内35%GDP对我们的冲击已经慢慢开始。再加上前面讲的中国制造业本来就开始萧条，而且这种冲击不是外销的冲击，而且影响到纯内销的企业。我为了给各位做一个说明不容易，我到深圳、上海洗脚、做一个桑拿按摩，不是为了桑拿而桑拿，洗脚而洗脚，是为了给你们演讲，拿一个实际的数据。桑拿的结果我问这个老板，我说最近生意怎么样？深圳和上海的老板说生意跌了30% ，请注意，桑拿洗脚按摩是纯粹内销的产业，绝对没有出口的，一个纯粹内销的产业在沿海地区都已经受到了冲击，所以说冲击不是外销，不是出口这么简单，而是纯内销的产业开始受影响。这一切你相信吗？只是刚开始，只是秋天，很多人说严冬到了，我告诉你还没有到，慢慢进入严冬，如果现在扛不住的话，你未来没有希望了。
在这种严寒天气之下，即将到来的严冬，我对于我们政府在前两天提出四万亿经费的积极财政政策，我认为这个做法本身就是呼应了危机的前兆，这个做法也是我前面一再呼吁政府救市的政策是对的，这个层面上我对四万亿的思维本身是支持的，这个四万亿对重庆市讲是相当重大的，既然我有机会来到重庆，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演讲告诉各位四万亿的功效如何。
我们对于政府救市，我相信大家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中国政府必须像美国政府一样出来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问题是四万亿能不能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否”要真正了解中国制造业的本质和中国经济本质之后才能有效地回答这个问题。
想请问各位，中国制造业为什么会衰退？从2005、2006年开始为什么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会不会恶化？首先我告诉各位的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经济成长我们所做的路径择是非常奇怪、非常特殊的。我们和别的国家都不一样，唯GDP为利，刚才我休息的时候有人问我“GDP是什么”说郎咸平教授这个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专有名词，我讲周杰伦大家清楚，GDP就是在座各位产能加在一起就是GDP，每家工厂生产的产出加在一起就是 GDP，这个是英文的简写。我们是怎么拉动经济的？我们和全世界国家都不一样，我就以欧美、日本、本国为例。
他们GDP的拉动是靠消费，这个靠消费比较正常，我想喝矿泉水的时候就生产矿泉水，我想用电脑就生产电脑。他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整个国家的产值高达70%，我们的产能是占70%，我们消费只有别人的一半，只有35%，我们是消费严重不足的国家，非常非常不足。这么多年来我们折算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什么意思呢？你只要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七个字很多人听不懂什么意思。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消费严重不足的结果政府透过GDP工程、透过修桥、铺路、钢筋水泥拉动经济发展，到各地看，任何一切新官上任之后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建设搞起来，修桥、铺路、搞绿化。有时候我到一些偏远的省份演讲，他们说郎教授我们这个城市这几年进步非常快，我说中国的城市没有进步慢慢的，中国是全世界没有灵魂的城市，什么都拆，什么都不要，为了搞GDP 无所不用，我们盖的建筑物都差不多，我到任何一个城市不知道去哪里，我感觉是回到东莞，没有灵魂的城市，我们通过钢筋、水泥拉动经济增长。我们产值中钢筋水泥占了56%，你们相信吗？欧美各国是25% 不到，别人的钢筋水泥是我们的一半，这个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钢筋、水泥这么简单。
好了，我们说我们有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发展，听过吗？我告诉你什么“三驾马车”，第一是消费，我们只有35%，只有别人的一半，没有拉动。第二是我们的出口，是严重的产能过剩，靠欧美人士乐观、负债消费把我们过剩的产生吸收了，可见你的危机多大，他们乐观的消费，刷爆信用卡的消费一旦出现危机就一把尖刀插入我们GDP行业的35%；剩下第三驾马车是政府的公共投资，政府的公共投资是阻挡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什么制造业会衰退呢？请你想想，我们整个GDP当中只消费了35%，可是我们有70%的产能，产生过剩的结果就是大量出口，出后35%，我们的出口厂商有些是国外进口原材料，粗加工出口，我们出口减掉进口贸易顺差惊人，高达8%，是小日本的两倍，小日本已经够严重了，我们比他还严重。但是我们感觉很良好，我们不觉得严重。因此使得我们外汇积累以惊人的速度积累，2006年10月份首度一万亿元大关，12月破1.5万亿，08年6月破1.8万亿，我讲话的时刻正好破了1.9 万亿，因此人民币汇率在外汇大量积累的前提下不断升值。最近这一段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升值了12%-14%左右，现在稍微有一点贬值，不要得意，不是真正的贬值，对强势的美元贬一点，对其他的货币是大量升值，这种畸形的GDP造成人民率汇率不断上升，从而打击了我们出口制造业。使得他们的投资经营慢慢恶化。
第二、国际通货膨胀引发的成本上升给我们制造业带来莫大的杀伤力。举个例子像钢铁，前一阵钢价大涨，原材料大涨，日子可以过，现在是大跌，我在9月份在宝钢演讲说中国钢铁迅速下滑，你们要做准备，我是客人，领导比较客气，我说你们要注意，他们说好，我想他们心里不爽，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请我在员工食堂吃包子，我想他们肯定觉得我偏激，10月一个月之后我在北京机场见到他们，他们赶快跑我们说郎教授你太英明了，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你走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关了50%的生产线，他说你怎么都知道了？我说那当然，没有两把刷子怎么江湖。
9月份我到唐山钢铁厂演讲，一个月之后倒闭了，还好现金拿了，要不就完了，就坏帐了。所以要赶快收回应收帐款。
这个成本的上升使得我们制造业承受莫大的压力，第二个因素使得制造业面临投经商环境恶化。
第三个因素是国内引发，《劳动合同法》我本人对《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意义是支持的，这个路径的选择是有问题的。这么重大的法案对劳动者这么意义重大的法案太草率地推行了。我虽然赞成这个法案，可是绝对反对以双输为代价，目前是双输。第二是确保反方论证，我们论证的时候是正方论证，反方最好不要参加；第二是缺乏试点。我也希望我们政府对重大的政策一定要透过反方论证，千万不要以为反对是错误的，如果反对不出来的话，要由领导人负责最后的后果，一个反对可以让你多加思考，不让你头热，缺乏反方论证，缺乏试点的《劳动合同法》一推出至少我们至少1/3的制造业受到灭顶的打击，这个给广东的领导，尤其是地方领导造成莫大的压力。我9月份和现在和广东领导接触多，我感受到他们心中的痛苦。
第四个冲击就是错误的宏观调控，这几年我们的学者都认为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是因为经济发展太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了，就炒楼、炒股，在著名经济学家的影响下，我们的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社会的流动性，他们想把流动性收回之后手里面没有更多的钱，就不能炒楼、炒股，我们就解决问题，一个美好的问题就编写出来，我们四年的红条都是收回流动性为目的。
我想请问大家一句话，如果这个前提是错误的怎么办？你想想，如果这一些学者意见都是错误的，那么宏观调控也是错误的，因为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不是解决发展更好了，不是我们更有钱，而是制造业衰退的结果的话你告诉我怎么办？按照我去年的说法结果是悲惨的，在10月之前我接受南方人物的专访，我相信他们当时是挖苦我的，现在不这么说了。采访完之后编辑说：“当全国的学者都认为是流动性过剩的时候，郎咸平认为是制造业衰退。”当时资料没有出来，如果郎咸平是对的，那么全球的学者都是错的。所以宏观调控不能不解决企业的问题，反而是落井下石的毒药。这个话登出来之后就是我和全国的学者对立，当然这个人就把这段话抄下来，写在纸条下，放在口袋里，我用实际的数据证明谁是对的。我不知道这两三个月我人有时候变得羞答答的，我这里很不好意思，羞答答告诉各位，实际的资料终于证明了我就是那个唯一对的人，不好意思。（掌声）
好了，结果很清楚了，宏调都是错的，当然对政府目的把整个宏调的思维做180度大反转，我可以正面评价，虽然有点晚。这个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经过三个管道严重冲击了我们的制造业。
第一是在宏观调控压力下，我国金融机构从民营企业以制造业为主民营企业大量收回流动性，干什么？就是打给过热的地方政府从事公共建设，就是四年下来我国广义货币增长率和信用增长率增长16%17%，你们有实惠吗？不是过剩，是转移，使得民营企业更萧条，公共建设部门更热。
第二个管道是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压力下很多企业不想干，把投入到制造业打到炒股上。使得制造业由过热转到过冷的部门，造成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
第三个管道是大家觉得做制造业没劲，利润太低，把钱拿出来做地产开发，海尔也是这样的，就是制造业干不下去了，就干地产商了，这就是本质问题。
请注意一下，三个管道从流动性从民营企业部门转移到公共建设部门，使得民营企业更萧条，制造业更萧条，政府公共部门更火热，包括楼市和股市，我们说中国经济过热，我告诉你中国经济从来没有热，只有30%是热的，70%都是过冷。越宏观调控越糟糕，越宏观调控制造业、民营企业更衰退。
一个很直接的问题问我，郎教授如果70%制造业萧条是萧条的话，为什么10%的增长率，我告诉你，中国的GDP中是以公共建设为主，所以30%的部门增长率多说吗？去年地产、钢铁、水泥都超过30%，30%的部门增长率超过30%以上，这个什么概念？就是全国增长率10%，再一次印证我国的经济增长是靠钢筋、水泥拉动。
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二元经济环境，我们同时过热、同时过冷，地方政府通过的工程是过热的，比如说地产钢筋、水泥、大型国企、证券公司等等是过热的，民营企业包括制造业还有相关的服务业是过冷的。这种过冷的制造业就是中国工商链条的第一多米诺骨牌，我去年呼吁政府救市不救，大量资金从制造业转到楼市、股市形成泡沫现象，第三张骨牌就是把中产阶级吸引到股市，下一张骨牌倒下，制造业衰退了，股市逐步衰退了。再下一张骨牌就是把中产阶级一举消灭，再下一张就是消费减少，再下一张就是破产。现在这个链条本身是由国内的四大冲击：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成本造成的，足可以使得我们走向萧条，现在有一把尖刀通过国际金融海啸直插入我们GDP35%，使得我们萧条速度更快，为什么钢铁企业从9月份到10月份之间迅速衰退倒闭的结果。
今年讲到11：30分了，我已经把各位具备的基本工具都谈了，允许我花10分钟时间把这个工具摘要，一个对我们下一步评价政府的4万亿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重庆地方政府如果利用这个机遇打造一个未来的重庆至关重要。
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已经慢慢显现了，它会对着我们GDP当中35%的过剩产能部门像尖刀一样插入我们的心脏，就算没有国际金融海啸，我国制造业有关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的影响使得我们制造业本身陷入萧条，我国政府没有像美国政府一样当机立断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的结果使得制造业冲击第二张骨牌，形成泡沫现象，第三张、第四张、第五张骨牌相继倒下，中国未来的危机是国内四大冲击使得我们的工商链条全线崩溃，再加上金融海啸对我们 GDP35%直接冲击使得情况继续恶化。
这个制造业的萧条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中国这么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不是这些制造业所造成的，而是一个扭曲的畸形的发展，也就是说制造业萧条为什么认为是过热，真正过热的部门是地方政府推动GDP有关部门过热，占经济主体的制造业是萧条的。这种二元经济证明我国从来没有过热现象，我们过去包括政府、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过热的诊断基本上全错。中国过热中存在这个经济，这种二元经济体拉动了我国经济发展，二元经济体和各位关系密切，不可想象，包括股票市场，我们说股票市场和基本面不符合，这个是胡说八道，这个和10%经济增长是不符合了，我告诉你，我们股票市场基本上受二元经济的推动，包括上个礼拜，股指涨到接近2000点都是二元经济的产物。今天下午我想利用上午讲的这条工具包括二元经济，以二元经济为主的国际金融海啸和各位谈一谈为什么上个礼拜的股价会涨，为什么今年股价，去年股价下跌，受二元经济的操作，你们理解的二元经济你们在股票市场就无往不利，不过来不及了。
此外我谈二元经济架构下，国际金融海啸冲击下，政府四万亿工程有什么实质作用，最后一刻我说政府目前能够在情况没有恶化的时候迅速作出决断的本身意义是重大的，至于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就看你们下午来不来听课，谢谢。（上）
中国新闻自由度排名倒数第六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评比，中国的新闻自由度低于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津巴布韦、伊朗。
不过排名榜上本年度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是朝鲜、土库曼斯坦和厄立特里亚，而全球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则是冰岛。
无国界记者指出，虽然中国部分记者在报道上发挥了更大的自由精神，但中国当局仍试图维持对新闻的控制，即使在奥运会期间也对知名异议人士加以软禁和囚禁。
星期三，总部在巴黎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推出了年度新闻自由度排名榜，根据该组织的评比，排名榜上本年度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是朝鲜、土库曼斯坦和厄立特里亚，而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则是冰岛。中国的新闻自由度位居倒数第七，低于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津巴布韦、伊朗。
无国界记者指出，虽然中国部分记者在报道上发挥了更大的自由精神，但中国当局仍试图维持对新闻的控制，即使在奥运会期间也对知名异议人士加以软禁和囚禁，当中特别提到北京的异议人士胡佳。
无国界记者亚洲部负责人布罗塞尔星期三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说，过去一年，主要是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该组织仍然收到超过300 宗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受到骚扰的报告。本年度中国的排名是第167位，比上一年度的排名还下降了3位，布罗塞尔说中国的排名仍然在很低的位置，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他说：“首先，是对新闻工作者、网络作家、博客和异议人士以及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等所进行的拘禁；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来自宣传部的审查制度，我们都知道很多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希望更多的新闻自由，但是当局仍然实施了很多的限制。”
杭州的独立记者昝爱宗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带动新闻自由度的提高，“新闻跟不上，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启动，经济改革一直在改，改不下去了，现在面临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这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但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的话，新闻自由怎么能够提上去？不可能。排名也不可能往前排，只能往后排”。
星期三发布的该新闻自由度排名榜还特别提到，中国在“互联网黑洞”的排名仍然处在领先位置，因为在对互联网的控制和监控方面，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所动用的人力和财力，中国远远超过其它国家，布罗塞尔说：
“他还把中国与朝鲜作了比较：“在使用互联网方面，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更糟糕，因为在中国至少很多人都能上网，但是互联网受到很多限制，因此说中国是“互联网黑洞”的老大，是因为它在科技上、人力和政治等方面控制了互联网。”
昝爱宗也认为当局对互联网的管制确实很严格，“中国它对照自己的标准，它认为它比以前进步多了，它比起国际标准它又落后一大截，它现在它是政府管制，没办法，特别强大，包括温家宝都承认，比如有的外国记者问他，到北京旅馆里面，打开这个网搜索这个天安门广场这几个字，北京的那个网站就搜索不到那个89年的内容，这个它已经习以为常了，你没办法，它就管这个东西，你们怎么办现在？！”
不过排名榜上本年度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是朝鲜、土库曼斯坦和厄立特里亚，而全球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则是冰岛。
无国界记者指出，虽然中国部分记者在报道上发挥了更大的自由精神，但中国当局仍试图维持对新闻的控制，即使在奥运会期间也对知名异议人士加以软禁和囚禁。
星期三，总部在巴黎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推出了年度新闻自由度排名榜，根据该组织的评比，排名榜上本年度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是朝鲜、土库曼斯坦和厄立特里亚，而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则是冰岛。中国的新闻自由度位居倒数第七，低于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津巴布韦、伊朗。
无国界记者指出，虽然中国部分记者在报道上发挥了更大的自由精神，但中国当局仍试图维持对新闻的控制，即使在奥运会期间也对知名异议人士加以软禁和囚禁，当中特别提到北京的异议人士胡佳。
无国界记者亚洲部负责人布罗塞尔星期三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说，过去一年，主要是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该组织仍然收到超过300 宗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受到骚扰的报告。本年度中国的排名是第167位，比上一年度的排名还下降了3位，布罗塞尔说中国的排名仍然在很低的位置，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他说：“首先，是对新闻工作者、网络作家、博客和异议人士以及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等所进行的拘禁；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来自宣传部的审查制度，我们都知道很多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希望更多的新闻自由，但是当局仍然实施了很多的限制。”
杭州的独立记者昝爱宗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带动新闻自由度的提高，“新闻跟不上，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启动，经济改革一直在改，改不下去了，现在面临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这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但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的话，新闻自由怎么能够提上去？不可能。排名也不可能往前排，只能往后排”。
星期三发布的该新闻自由度排名榜还特别提到，中国在“互联网黑洞”的排名仍然处在领先位置，因为在对互联网的控制和监控方面，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所动用的人力和财力，中国远远超过其它国家，布罗塞尔说：
“他还把中国与朝鲜作了比较：“在使用互联网方面，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更糟糕，因为在中国至少很多人都能上网，但是互联网受到很多限制，因此说中国是“互联网黑洞”的老大，是因为它在科技上、人力和政治等方面控制了互联网。”
昝爱宗也认为当局对互联网的管制确实很严格，“中国它对照自己的标准，它认为它比以前进步多了，它比起国际标准它又落后一大截，它现在它是政府管制，没办法，特别强大，包括温家宝都承认，比如有的外国记者问他，到北京旅馆里面，打开这个网搜索这个天安门广场这几个字，北京的那个网站就搜索不到那个89年的内容，这个它已经习以为常了，你没办法，它就管这个东西，你们怎么办现在？！”
被绑架的历史有多长-作者狄马
翻旧报的时候，偶然翻出一条2006年的新闻：1998年3月2日，10岁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在上学途中被人绑架，从此失踪。事隔8年，也就是 200年的8月23日，娜塔莎趁绑匪，44岁的通讯师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离开汽车打手机的空挡，冲到附近一所住房的花园里。直到警察来到她的面前，她才知道她已成功逃离了囚禁她8年的绑匪。从此她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非常关心她在被囚8年的时间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和绑匪沃尔夫冈是一种什么关系?
出乎人们的意外，娜塔莎虽然被关在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而且经常挨饿，身上到处是伤痕，甚至警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她曾长时间地沦为绑匪的“性奴”。但在听到沃尔夫冈畏罪自杀的消息后，她竟失声痛哭。她认为，“他完全没有必要自杀”，“我在某种程度上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在谈到她的过去时，她认为，“遭绑架并不全是一件坏事”，“我并不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甚至庆幸自己“没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
专家称，娜塔莎患上了一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疾病。具体症状就是，当患者长期与绑架者共同生活后，便开始对绑架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因此，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某种好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反常情结。病名始于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扣押了6名银行职员当人质。一星期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人们的意料，人质在被救以后，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报道至此，人们当然有理由为娜塔莎的异常表现感到惊奇，但真正使我心头一怔的，是一个报纸上没有出现的问题：假如一个人被绑架，可以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绑架会不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按说，国家、民族都是个人的集合体，作为整体最基本单元的个人如果出了毛病，那么，整体就不能说是健康的。比如，一个人脚上得了脚气，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人只是脚上有脚气，但这个人本身没有脚气，一般的说法就是这个人有脚气。换句话说，整体与整体有机组成部分是不能分割开来看的，局部的问题就是整体的问题。列宁的晚年得了梅毒，我们就说列宁得了梅毒，而不能说列宁没有得梅毒，只是列宁的某一器官得了梅毒
依照词典对“绑架”的一般解释--用强力把人劫走--来解释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历史简直就是一部被强梁者绑架的历史，那些所谓的“中兴盛世”只是被允许放风的次数多一点而已。证据之一就是几乎每一个王朝的兴废更替都伴随着阴谋和暴力。即使是被后世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上古“禅让”，看起来也不像传说中的那般“天真无邪”。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即使真存在所谓“禅让”，“禅让”给女婿和“禅让”给嫡长子，这里面有本质的区别吗？舜倒没听说把女儿嫁给禹，但晚年莫名其妙跑到南方巡察，还没等发表重要讲话，就死在了那里。舜一死，禹即天子位，南面天下。娥皇和女英觉得事出蹊跷，痛哭流涕，结果把竹子都哭成了斑竹还是没人理。这就是后世儒家所艳称的两次“禅让”，他们坚持说，每一次都是出于自愿，都是非常愉快地把权力交给了下一届领导人。其实，不用看史学家为评职称编写的“史纲”“通览”一类，甚至不必看“二十四史”，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历史的普遍规律。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强力领导人运用各种手段，包括偷、骗、瞒、哄、吓、诱、胁、拐、煽、拉，裹挟了大量的无辜百姓，积聚了足够的武装力量，推翻了前政权。出于人类好同恶异的心理，这些前政权下的子民开始当然并不能适应新的主子，主要是不能适应新的“奴隶规则”，否则，就不可能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类的史话了。但用不了几年，这些最初的人质以及人质的子孙就认同了绑架者的价值。因为时间是迄今为止地上最好的药，它可以医治世上任何创伤和不幸。当一切仇恨在时间的长河里化为笑烟之后，绑架者的价值就成了人质的价值，绑架者的目标就成了人质的目标。就像一首流行歌里唱的，“
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但绑匪毕竟是绑匪，有时弄到人质连饭也吃不饱的程度，二代、三代抑或N代绑匪要“撕票”了，人质终于揭竿而起，破栅毁柙，要绑绑匪的票了，劫持与被劫持的“超稳定结构”才告打破。但仍有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的人质因为做人质的历史久了，已被体制完全同化，反而不能适应自由的日子或新的绑匪，忠臣就这样产生了。什么君臣礼义，什么夷夏之辨，不过是在如何磕头，如何颂圣的动作方面有些微不同，劫持与被劫持的关系不管是什么绑匪坐镇龙庭都不会改变。不过是因为旧绑匪的“奴隶规则”使起来已经顺手了，不想轻易改变罢了。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在肖申克大牢里含冤服刑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得知自己即将假释出狱时，反而忧心忡忡，因为他已经离不开这座已完全体制化了的监狱。为此，老布不惜操刀杀人，以求假释被拒。这时，他已经爱上了这座监狱，监狱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出狱后他毅然选择了自杀。
中国历史上无数殉难的忠臣，宁死不做“贰臣”的遗老遗少所忠于的都是体制化了的“肖申克”。等到新的绑匪制定了新的“奴隶规则”如何纳粮，如何服役，天下又都太平起来的时候，新的人质就渐渐忘记了他们的祖上是如何被劫持的，无数鲜血、眼泪、妇幼的呼喊、老弱的白骨渐渐被岁月的风沙掩埋。历史又在静静地等待着下一轮的循环。其实，新的绑匪和旧的绑匪有什么不同呢？姓朱的绑匪和姓爱新觉罗的绑匪有本质的区别吗？被赵匡胤的子孙强暴与被铁木真的子孙强暴，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吗？换成俗语说，无非是图个脸熟罢了。然而，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作用下，一厢情愿的子民们总是幻想旧绑匪要好些。而正是这种幻想性满足构成了历史上忠臣、烈士、义仆、贞奴代不乏人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有理智，有是非的少女爱上了自己的绑匪？又是什么使得一方居民对劫持自己国家和土地的绑匪产生幻想性满足？专家总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原因有多种，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条
1，人质的身体被完全控制，生命处于某种无处可逃的绝望之中。在关于娜塔莎的报道中，人质被证实：关在一间没有窗户，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车库里。食物、阳光都依赖绑架者的赐予，以致奥地利警方事后抱怨说，他们无法查证，她是自愿还是被迫与沃尔夫冈发生性关系。实际上，对一个身体都无法自己支配的人来说，自愿与非自愿有什么区别呢？就像生活在一个从财产到言论，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全面控制的极权社会的人一样，娜塔莎的所有行为都是别无选择的。因而，她庆幸自己“没 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就和一个太监庆幸自己不会犯“生活作风” 问题一样荒唐。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嫁不出去的老处女标榜自己是独身主义，众叛亲离的瘾君子标榜自己“宁静以致远”，就像在 “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社会里，一个人标榜自己爱国一样没有意义。娜塔莎被救以后，在一份声明中称自己的关押地为“我的房间”，人们对此很有意见，可在一个没有迁徙自由的国度里，人们称自己的国家为“我的祖国”，舆论却视之为天经地义。关键的问题不是娜塔莎“错过了什么”，而是她想“错”的时候，有没有“错”的机会。报道显示，在1998年被绑架的最初半年里，她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她被迫呆在“自己的祖国”，“向墙壁扔瓶子，用拳头捶墙壁，希望有人能够听到，但是所有的挣扎不过只是徒劳。”这时候无处可逃的娜塔莎，就像“片板不许下海”的“天朝子民”一样，除了热爱皇帝与他的亲贵，还能热爱什么？
2，人质获得的信息是经过绑匪遴选的。除了肉身被严格控制以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还源于绑匪和人质获得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娜塔莎在地下室里，是被允许看电视的，但所有节目都是由绑匪挑选后录制下来，再放给娜塔莎看的。绑匪甚至教她“读书写字”，就像独裁政府也实行义务教育一样，但绑匪在娜塔莎看过报纸后，会严格检查，看她在报纸上写下了什么。“他非常多疑”，获救以后的娜塔莎长出了一口气说。这时候的沃尔夫冈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肉身绑匪，而是一个兼书报检查官与广电部门领导于一体的意识形态总指挥。除了控制肉身，他还要改造灵魂。因为绑匪与极权主义领袖一样，仅仅强迫人质为一个他所设定的目标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人们应当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目标。为了这个伟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古代君主制下的皇帝所用的方法至为简陋，那就是隔断一切可以使民智开启的信息渠道，用一套自编自说的谎话混淆视听，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则比古代的皇帝聪明得多。他们不再斩断人民与知识资讯的一切联系，而是把所有的信息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排、过滤，加工成一张带有明确意图的信息指南网，然后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的原则批量灌输给人民。这样,权力的中心就成了真理的中心。说的时候当然义气冲天，仿佛全人类的安危都系于一身；实际上，对领袖和制度是否忠诚是决定某条信息是否发表或删削多少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体制过滤下，谎言变成了家常便饭，无处不在。在由中央当局控制的电视新闻中，除了“动物世界”这种纯粹讲野兽的栏目外，有关人事的没有一样不是假的，甚至连天气预报也不例外。
“关起门来，民主就死了。……当政府开始关起门来的时候，它就有选择地控制了本来属于民众的信息。有选择的信息就是错误的信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创立者不信任任何政府来替我们区分好坏，他们要我们反对秘密的政府。”这是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庭在一份裁决书里的话。崔健则说得更直接：“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
3，人质会不时地得到绑匪的恩惠和眷顾。如果说在君主专制国家，百姓所感到的压迫远不像自由国家的公民所想象的那么严重的话，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部门，在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百姓的大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在峨眉山雇了几个抬滑竿的轿夫过山。到了山腰，看到他们汗流浃背，好心的哲学家以为他们一定很痛苦，就让坐下休息。正待言语宽慰，突然见他们并排坐在一起，抽着烟斗，又说又笑，还给哲学家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你能用11划写出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吗？哲学家说，不能。他们就说，“是王一王二呀” 随后又大笑不止。这使哲学家得出一个结论：用自以为是的幸福观看待别人是错误的。其实，只要是人，求乐避苦，贪生惧死，都差不多。两千年前的西塞罗就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像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像。这话是从人的自然本性上讲的，比如，不管是那里人，也不管是什么颜色，什么时代，就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无缘无故地抓捕、殴打，也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强暴、恐吓。只要有机会选择，他们都会选择温饱，而不是冻饿；尊严，而不是欺辱；公平交易，而不是随意抢夺；公开审判，而不是秘密警察。区别只在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
66岁的约瑟夫·扬切克作为沃尔夫冈的邻居，一年来常常见到娜塔莎，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被绑架的娜塔莎。因为这个女孩看上去很友善，而且经常看到她在花园里出现，有时还看见她和沃尔夫冈开着车一起出去兜风。可他哪里知道，这个被囚的女孩曾利用绑匪带她上街的机会，疯狂地向路人和商店营业员示意，但没有人注意到她的眼神。当所有的努力都指向绝望时，她终于开始放弃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承认了她和绑匪之间的主奴关系。这种泯灭自我和个性的主奴关系一旦在一个人的内心确立，那么，他就会把来自身外的一切所得看成是主人的恩赐。比如，在娜塔莎被捕的最初半年里，她经常没有东西吃，后来不但吃饱了肚子，而且有了床、衣柜和收音机，她就觉得“主人”真是宽宏大量，慈悲心肠，潜在的逻辑是，人家本来是有权继续让我吃不饱肚子的；两年之后，她不但被允许读报纸，而且有了书和影碟机，甚至警察在地牢里还发现了英国喜剧片《憨豆先生》的录像带，这就更使她觉得绑匪不仅是她的朋友，而且是她的父亲，潜在的逻辑是，人家本来是有权继续让我看不到书报的；再后来，她不仅每天被允许和主人一起吃早餐，而且还一起上街，甚至有时还一起开着车出去兜风，这就更使她觉得绑匪不仅是自己的父亲，而且是自己的恋人，潜在的逻辑是，我本来是不配享有阳光和自由的，现在他竟给我了，我怎能不以身相许……
透过上述诊断，我们不难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成因复杂，但归结起来就是因为有绑匪在。只要有绑匪在，就会有人质情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不会一日根治。治疗的方法也不是消肿止痛，活血化淤，吃些清热解毒的药，而是要从根本上废除绑架制度，改变被劫持的历史。一个有志于服务公众的政治家不再是通过绑架，而只能通过投票来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绑匪就不再是绑匪，而只是服务于公众的一个职位；人质也不再是人质，而只是宪法框架内一个通过纳税来换取生命和财产保障的公民。这样，绑匪没有了，人质就失去了仰望的对象。人质情结自然冰消雪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随之痊愈，永不复发。
2007年3月15日-4月1日写于长安饮马窟
文章出处：http://www.bullog.cn/blogs/dima/archives/217177.aspx
出乎人们的意外，娜塔莎虽然被关在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而且经常挨饿，身上到处是伤痕，甚至警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她曾长时间地沦为绑匪的“性奴”。但在听到沃尔夫冈畏罪自杀的消息后，她竟失声痛哭。她认为，“他完全没有必要自杀”，“我在某种程度上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在谈到她的过去时，她认为，“遭绑架并不全是一件坏事”，“我并不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甚至庆幸自己“没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
专家称，娜塔莎患上了一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疾病。具体症状就是，当患者长期与绑架者共同生活后，便开始对绑架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因此，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某种好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反常情结。病名始于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扣押了6名银行职员当人质。一星期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人们的意料，人质在被救以后，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报道至此，人们当然有理由为娜塔莎的异常表现感到惊奇，但真正使我心头一怔的，是一个报纸上没有出现的问题：假如一个人被绑架，可以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绑架会不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按说，国家、民族都是个人的集合体，作为整体最基本单元的个人如果出了毛病，那么，整体就不能说是健康的。比如，一个人脚上得了脚气，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人只是脚上有脚气，但这个人本身没有脚气，一般的说法就是这个人有脚气。换句话说，整体与整体有机组成部分是不能分割开来看的，局部的问题就是整体的问题。列宁的晚年得了梅毒，我们就说列宁得了梅毒，而不能说列宁没有得梅毒，只是列宁的某一器官得了梅毒
依照词典对“绑架”的一般解释--用强力把人劫走--来解释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历史简直就是一部被强梁者绑架的历史，那些所谓的“中兴盛世”只是被允许放风的次数多一点而已。证据之一就是几乎每一个王朝的兴废更替都伴随着阴谋和暴力。即使是被后世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上古“禅让”，看起来也不像传说中的那般“天真无邪”。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即使真存在所谓“禅让”，“禅让”给女婿和“禅让”给嫡长子，这里面有本质的区别吗？舜倒没听说把女儿嫁给禹，但晚年莫名其妙跑到南方巡察，还没等发表重要讲话，就死在了那里。舜一死，禹即天子位，南面天下。娥皇和女英觉得事出蹊跷，痛哭流涕，结果把竹子都哭成了斑竹还是没人理。这就是后世儒家所艳称的两次“禅让”，他们坚持说，每一次都是出于自愿，都是非常愉快地把权力交给了下一届领导人。其实，不用看史学家为评职称编写的“史纲”“通览”一类，甚至不必看“二十四史”，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历史的普遍规律。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强力领导人运用各种手段，包括偷、骗、瞒、哄、吓、诱、胁、拐、煽、拉，裹挟了大量的无辜百姓，积聚了足够的武装力量，推翻了前政权。出于人类好同恶异的心理，这些前政权下的子民开始当然并不能适应新的主子，主要是不能适应新的“奴隶规则”，否则，就不可能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类的史话了。但用不了几年，这些最初的人质以及人质的子孙就认同了绑架者的价值。因为时间是迄今为止地上最好的药，它可以医治世上任何创伤和不幸。当一切仇恨在时间的长河里化为笑烟之后，绑架者的价值就成了人质的价值，绑架者的目标就成了人质的目标。就像一首流行歌里唱的，“
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但绑匪毕竟是绑匪，有时弄到人质连饭也吃不饱的程度，二代、三代抑或N代绑匪要“撕票”了，人质终于揭竿而起，破栅毁柙，要绑绑匪的票了，劫持与被劫持的“超稳定结构”才告打破。但仍有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的人质因为做人质的历史久了，已被体制完全同化，反而不能适应自由的日子或新的绑匪，忠臣就这样产生了。什么君臣礼义，什么夷夏之辨，不过是在如何磕头，如何颂圣的动作方面有些微不同，劫持与被劫持的关系不管是什么绑匪坐镇龙庭都不会改变。不过是因为旧绑匪的“奴隶规则”使起来已经顺手了，不想轻易改变罢了。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在肖申克大牢里含冤服刑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得知自己即将假释出狱时，反而忧心忡忡，因为他已经离不开这座已完全体制化了的监狱。为此，老布不惜操刀杀人，以求假释被拒。这时，他已经爱上了这座监狱，监狱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出狱后他毅然选择了自杀。
中国历史上无数殉难的忠臣，宁死不做“贰臣”的遗老遗少所忠于的都是体制化了的“肖申克”。等到新的绑匪制定了新的“奴隶规则”如何纳粮，如何服役，天下又都太平起来的时候，新的人质就渐渐忘记了他们的祖上是如何被劫持的，无数鲜血、眼泪、妇幼的呼喊、老弱的白骨渐渐被岁月的风沙掩埋。历史又在静静地等待着下一轮的循环。其实，新的绑匪和旧的绑匪有什么不同呢？姓朱的绑匪和姓爱新觉罗的绑匪有本质的区别吗？被赵匡胤的子孙强暴与被铁木真的子孙强暴，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吗？换成俗语说，无非是图个脸熟罢了。然而，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作用下，一厢情愿的子民们总是幻想旧绑匪要好些。而正是这种幻想性满足构成了历史上忠臣、烈士、义仆、贞奴代不乏人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有理智，有是非的少女爱上了自己的绑匪？又是什么使得一方居民对劫持自己国家和土地的绑匪产生幻想性满足？专家总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原因有多种，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条
1，人质的身体被完全控制，生命处于某种无处可逃的绝望之中。在关于娜塔莎的报道中，人质被证实：关在一间没有窗户，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车库里。食物、阳光都依赖绑架者的赐予，以致奥地利警方事后抱怨说，他们无法查证，她是自愿还是被迫与沃尔夫冈发生性关系。实际上，对一个身体都无法自己支配的人来说，自愿与非自愿有什么区别呢？就像生活在一个从财产到言论，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全面控制的极权社会的人一样，娜塔莎的所有行为都是别无选择的。因而，她庆幸自己“没 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就和一个太监庆幸自己不会犯“生活作风” 问题一样荒唐。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嫁不出去的老处女标榜自己是独身主义，众叛亲离的瘾君子标榜自己“宁静以致远”，就像在 “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社会里，一个人标榜自己爱国一样没有意义。娜塔莎被救以后，在一份声明中称自己的关押地为“我的房间”，人们对此很有意见，可在一个没有迁徙自由的国度里，人们称自己的国家为“我的祖国”，舆论却视之为天经地义。关键的问题不是娜塔莎“错过了什么”，而是她想“错”的时候，有没有“错”的机会。报道显示，在1998年被绑架的最初半年里，她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她被迫呆在“自己的祖国”，“向墙壁扔瓶子，用拳头捶墙壁，希望有人能够听到，但是所有的挣扎不过只是徒劳。”这时候无处可逃的娜塔莎，就像“片板不许下海”的“天朝子民”一样，除了热爱皇帝与他的亲贵，还能热爱什么？
2，人质获得的信息是经过绑匪遴选的。除了肉身被严格控制以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还源于绑匪和人质获得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娜塔莎在地下室里，是被允许看电视的，但所有节目都是由绑匪挑选后录制下来，再放给娜塔莎看的。绑匪甚至教她“读书写字”，就像独裁政府也实行义务教育一样，但绑匪在娜塔莎看过报纸后，会严格检查，看她在报纸上写下了什么。“他非常多疑”，获救以后的娜塔莎长出了一口气说。这时候的沃尔夫冈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肉身绑匪，而是一个兼书报检查官与广电部门领导于一体的意识形态总指挥。除了控制肉身，他还要改造灵魂。因为绑匪与极权主义领袖一样，仅仅强迫人质为一个他所设定的目标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人们应当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目标。为了这个伟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古代君主制下的皇帝所用的方法至为简陋，那就是隔断一切可以使民智开启的信息渠道，用一套自编自说的谎话混淆视听，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则比古代的皇帝聪明得多。他们不再斩断人民与知识资讯的一切联系，而是把所有的信息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排、过滤，加工成一张带有明确意图的信息指南网，然后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的原则批量灌输给人民。这样,权力的中心就成了真理的中心。说的时候当然义气冲天，仿佛全人类的安危都系于一身；实际上，对领袖和制度是否忠诚是决定某条信息是否发表或删削多少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体制过滤下，谎言变成了家常便饭，无处不在。在由中央当局控制的电视新闻中，除了“动物世界”这种纯粹讲野兽的栏目外，有关人事的没有一样不是假的，甚至连天气预报也不例外。
“关起门来，民主就死了。……当政府开始关起门来的时候，它就有选择地控制了本来属于民众的信息。有选择的信息就是错误的信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创立者不信任任何政府来替我们区分好坏，他们要我们反对秘密的政府。”这是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庭在一份裁决书里的话。崔健则说得更直接：“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
3，人质会不时地得到绑匪的恩惠和眷顾。如果说在君主专制国家，百姓所感到的压迫远不像自由国家的公民所想象的那么严重的话，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部门，在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百姓的大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在峨眉山雇了几个抬滑竿的轿夫过山。到了山腰，看到他们汗流浃背，好心的哲学家以为他们一定很痛苦，就让坐下休息。正待言语宽慰，突然见他们并排坐在一起，抽着烟斗，又说又笑，还给哲学家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你能用11划写出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吗？哲学家说，不能。他们就说，“是王一王二呀” 随后又大笑不止。这使哲学家得出一个结论：用自以为是的幸福观看待别人是错误的。其实，只要是人，求乐避苦，贪生惧死，都差不多。两千年前的西塞罗就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像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像。这话是从人的自然本性上讲的，比如，不管是那里人，也不管是什么颜色，什么时代，就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无缘无故地抓捕、殴打，也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强暴、恐吓。只要有机会选择，他们都会选择温饱，而不是冻饿；尊严，而不是欺辱；公平交易，而不是随意抢夺；公开审判，而不是秘密警察。区别只在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
66岁的约瑟夫·扬切克作为沃尔夫冈的邻居，一年来常常见到娜塔莎，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被绑架的娜塔莎。因为这个女孩看上去很友善，而且经常看到她在花园里出现，有时还看见她和沃尔夫冈开着车一起出去兜风。可他哪里知道，这个被囚的女孩曾利用绑匪带她上街的机会，疯狂地向路人和商店营业员示意，但没有人注意到她的眼神。当所有的努力都指向绝望时，她终于开始放弃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承认了她和绑匪之间的主奴关系。这种泯灭自我和个性的主奴关系一旦在一个人的内心确立，那么，他就会把来自身外的一切所得看成是主人的恩赐。比如，在娜塔莎被捕的最初半年里，她经常没有东西吃，后来不但吃饱了肚子，而且有了床、衣柜和收音机，她就觉得“主人”真是宽宏大量，慈悲心肠，潜在的逻辑是，人家本来是有权继续让我吃不饱肚子的；两年之后，她不但被允许读报纸，而且有了书和影碟机，甚至警察在地牢里还发现了英国喜剧片《憨豆先生》的录像带，这就更使她觉得绑匪不仅是她的朋友，而且是她的父亲，潜在的逻辑是，人家本来是有权继续让我看不到书报的；再后来，她不仅每天被允许和主人一起吃早餐，而且还一起上街，甚至有时还一起开着车出去兜风，这就更使她觉得绑匪不仅是自己的父亲，而且是自己的恋人，潜在的逻辑是，我本来是不配享有阳光和自由的，现在他竟给我了，我怎能不以身相许……
透过上述诊断，我们不难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成因复杂，但归结起来就是因为有绑匪在。只要有绑匪在，就会有人质情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不会一日根治。治疗的方法也不是消肿止痛，活血化淤，吃些清热解毒的药，而是要从根本上废除绑架制度，改变被劫持的历史。一个有志于服务公众的政治家不再是通过绑架，而只能通过投票来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绑匪就不再是绑匪，而只是服务于公众的一个职位；人质也不再是人质，而只是宪法框架内一个通过纳税来换取生命和财产保障的公民。这样，绑匪没有了，人质就失去了仰望的对象。人质情结自然冰消雪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随之痊愈，永不复发。
2007年3月15日-4月1日写于长安饮马窟
文章出处：http://www.bullog.cn/blogs/dima/archives/217177.aspx
肖扬自杀的传闻与肖扬被双规的传闻
肖扬自杀的传闻
消息来源：http://www.fafawang..com/blog/a/ ... es/2008/272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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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杨长庚老师博客上的内容。有兴趣的人可以到杨老师的博客上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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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中国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家自杀，尸体已移走，警察封锁现场。这恐怕是近几天最骇人听闻的消息了。因为此前有消息说肖扬被双规了，既然已经被双规，现在又在家中自杀，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多维社记者黄明报导/中国一位官员透露，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日前被中纪委调查。肖扬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11月2日。(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司法部官员称，身为副总理级别的肖扬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贪污腐败案，涉案数额达1500亿元。(有人举报称，肖扬、黄松有同广东法官利益集团间的黑幕“令人发指”。匿名举报人称，肖扬，执中国司法牛耳十年，培养了大法官黄松有等广东幕僚无数。最突出的是：#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他和黄松有，在老家广东省法院系统，尤其是法院执行局系统，培育了多名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了司法黑市，受贿和侵吞了1,500多亿元财产。(
举报人称，这个利益集团以肖扬、肖扬女儿、黄松有、黄松有亲友、广东省高法深圳中法等某些败类为核心，采取集体运作、结盟请托、暗箱操作等“司法”“专业”手段，违法执行（含违法指定执行）、假证枉判、买卖证据、买卖文书、低估贱拍、自卖自买、解封转移、控制经营、占有侵吞，巧取豪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土地、房产、股权、资产包等财产，总价值1,500亿元以上。
其中数字大得惊人，堪称是天文数字，让人难以置信，相当于全国人民每人都少了一百多元，心疼啊。此事尽管经明报、星岛日报等多家媒体披露，咱们这边还没有正式的消息，不知道新华社将来的定论如何。
肖扬被双规的传闻
转自：中国政法大学校友论坛“云帆沧海”
http://bbs.canghai.org/thread-181300-1-1.html
传言背景传言：
http://bbs.yinsha.com/bbs.php?mode=show_topic& gid=79& bid=2008111317283365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被双规
2008年11月12日 来源：明报
中国一位官员透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已经被调查人员带走“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接受调查。但是这个消息尚未得到官方公开证实。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司法部官员称，身为中央委员的肖扬因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贪污腐败案被拉下马。
黄松有在10月15日被中央纪检部门带走接受调查。知情人士透露，黄主要涉及三大问题，即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黄松有本来是1949年以来中国因涉嫌贪腐被调查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没想到一个月不到即被自己的顶头上司肖扬“超越”。
有人举报称，肖扬、黄松有同广东法官利益集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被“双规”
网上匿名举报人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执中国司法牛耳十年，培养了大法官黄松有等广东幕僚无数。最突出的是：他和黄松有，在老家广东省法院系统，尤其是法院执行局系统，培育了多名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了司法黑市，受贿和侵吞了1,500多亿元财产。
举报人称，这个利益集团以肖扬、肖扬女儿、黄松有、黄松有亲友、广东省高法深圳中法等某些败类为核心，采取集体运作、结盟请托、暗箱操作等“司法”“专业”手段，违法执行（含违法指定执行）、假证枉判、买卖证据、买卖文书、低估贱拍、自卖自买、解封转移、控制经营、占有侵吞，巧取豪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土地、房产、股权、资产包等财产，总价值1,500亿元以上。
肖扬简历
男，汉族，１９３８年８月生，广东河源人，１９６６年５月加入中国GCD，１９６２年１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首席大法官。
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２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１９６２年１月至８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法干校教师。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９年广东省曲江县pol.ice 局干部。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５年广东省曲江县委宣传部干事，县委办公室干事、副主任。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８１年广东省曲江县龙归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３年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党委书记，清远地委副书记。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６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０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２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３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８年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１９９８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２００３年３月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消息来源：http://www.fafawang..com/blog/a/ ... es/2008/272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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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中国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家自杀，尸体已移走，警察封锁现场。这恐怕是近几天最骇人听闻的消息了。因为此前有消息说肖扬被双规了，既然已经被双规，现在又在家中自杀，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多维社记者黄明报导/中国一位官员透露，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日前被中纪委调查。肖扬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11月2日。(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司法部官员称，身为副总理级别的肖扬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贪污腐败案，涉案数额达1500亿元。(有人举报称，肖扬、黄松有同广东法官利益集团间的黑幕“令人发指”。匿名举报人称，肖扬，执中国司法牛耳十年，培养了大法官黄松有等广东幕僚无数。最突出的是：#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他和黄松有，在老家广东省法院系统，尤其是法院执行局系统，培育了多名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了司法黑市，受贿和侵吞了1,500多亿元财产。(
举报人称，这个利益集团以肖扬、肖扬女儿、黄松有、黄松有亲友、广东省高法深圳中法等某些败类为核心，采取集体运作、结盟请托、暗箱操作等“司法”“专业”手段，违法执行（含违法指定执行）、假证枉判、买卖证据、买卖文书、低估贱拍、自卖自买、解封转移、控制经营、占有侵吞，巧取豪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土地、房产、股权、资产包等财产，总价值1,500亿元以上。
其中数字大得惊人，堪称是天文数字，让人难以置信，相当于全国人民每人都少了一百多元，心疼啊。此事尽管经明报、星岛日报等多家媒体披露，咱们这边还没有正式的消息，不知道新华社将来的定论如何。
肖扬被双规的传闻
转自：中国政法大学校友论坛“云帆沧海”
http://bbs.canghai.org/thread-181300-1-1.html
传言背景传言：
http://bbs.yinsha.com/bbs.php?mode=show_topic& gid=79& bid=2008111317283365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被双规
2008年11月12日 来源：明报
中国一位官员透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已经被调查人员带走“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接受调查。但是这个消息尚未得到官方公开证实。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司法部官员称，身为中央委员的肖扬因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贪污腐败案被拉下马。
黄松有在10月15日被中央纪检部门带走接受调查。知情人士透露，黄主要涉及三大问题，即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黄松有本来是1949年以来中国因涉嫌贪腐被调查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没想到一个月不到即被自己的顶头上司肖扬“超越”。
有人举报称，肖扬、黄松有同广东法官利益集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被“双规”
网上匿名举报人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执中国司法牛耳十年，培养了大法官黄松有等广东幕僚无数。最突出的是：他和黄松有，在老家广东省法院系统，尤其是法院执行局系统，培育了多名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了司法黑市，受贿和侵吞了1,500多亿元财产。
举报人称，这个利益集团以肖扬、肖扬女儿、黄松有、黄松有亲友、广东省高法深圳中法等某些败类为核心，采取集体运作、结盟请托、暗箱操作等“司法”“专业”手段，违法执行（含违法指定执行）、假证枉判、买卖证据、买卖文书、低估贱拍、自卖自买、解封转移、控制经营、占有侵吞，巧取豪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土地、房产、股权、资产包等财产，总价值1,500亿元以上。
肖扬简历
男，汉族，１９３８年８月生，广东河源人，１９６６年５月加入中国GCD，１９６２年１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首席大法官。
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２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１９６２年１月至８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法干校教师。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９年广东省曲江县pol.ice 局干部。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５年广东省曲江县委宣传部干事，县委办公室干事、副主任。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８１年广东省曲江县龙归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３年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党委书记，清远地委副书记。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６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０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２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３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８年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１９９８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２００３年３月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继绳文摘（二）：惨不忍睹的信阳事件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人们说河南省“三阳开泰”（信阳、南阳、洛阳），是指这三个地区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三个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来，这个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时隔40年，外界还不知其中内幕。
1999年9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顾月忠和大饥荒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但得知我们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我们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调查任务。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座谈会，同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省委“右倾干部”“潘、杨、王”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年月11月11日，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 “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12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13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14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18 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日中午张福洪死了。。。。。。
2、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指标浮夸不是数字游戏，最终要由农民来承担实实在在的恶果。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河南是粮食大省，粮食征购的压力很大，对所属地县，能多征购就多征购。张树藩在上引回忆录中写道：扩大会议以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现象。很多公共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以红薯叶、野菜充饥。。。。。。
3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当时的县委干部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9毒打，因伤势过重，5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年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天后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年10月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天后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 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960年1月8日，陈湾小队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
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 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 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人，自杀的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 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群众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认3人。
。。。。。。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25个党员中，有21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有346户，死绝了的有39户，原有人口1496人，死亡555人，其中，饿死490人，打死55人，逼死10人，遭受毒打的有438人。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5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50％，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扣成风。”
4、恐怖的饥饿和死亡 粮食强行收走了，1959年9月份就出现食堂缺粮现象。当时就多吃菜，少吃粮，劳动力吃粮，非劳动力吃菜，一天吃一顿或两顿，后来有的食堂几天吃一顿。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伙。11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12个大队122个生产队的291个食堂，缺粮的为100％，断粮80多天。吴集大队在9月中旬（农历8月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从1959年9月有 7645户，34897人，其中男15349人，女19548人。1960年5月剩下6953户，29438人，其中，男14349人，女15044人。人口死亡5459人，死亡率为15.64％，绝户692户，绝户率为9.27％。何陂大队死亡率为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断粮80多天，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
1999年9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1959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他回答说：“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
1999年9月10日，在信阳狮河宾馆，71岁的余德鸿（1959-1960年任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向本书的作者回忆说：。。。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6具尸体，回到离我家5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多具尸体。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开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门板上用牛拖走，后来就抬不动了。防胡西边的刘长营村，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3个8-12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个月。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上写的是38万多人（本书作者注：信阳地方志上写的是48.3万人）。据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在这里调查，向中央报告是105万人。我认为，105万这个数字不算多，我是淮滨人，这个县40多万人死了18万，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万人死了2万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队吴寨大队死了52%，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共75人，1959年冬天两三个月就死了38人，我家里死了6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继子。。。。
。。。。。。1999年秋，我到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见到了70多岁的老农民余文海和他的两个儿子余海龙、余海滨。家里空空的，余海滨在北京打工，刚回来秋收。余文海当年是小队会计。他回忆说：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村西头一个坑里埋了上百人。那时四个庄一个食堂。余庄、高庄、蔡庄、徐庄都集中在余庄吃饭。锅拿走了，家里不让做吃的，连烧开水的东西也没有，只好用搪瓷缸烧开水喝。在家里想弄点野菜吃也难。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谈到这里，送我来采访的司机小陈问：人肉好吃吗？余文海回答说：蛮好吃的！就是软一点。）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坑是1958年挖的，原来是作别的用途）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上反映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13个村庄没有人烟。”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1960年10月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
在群众大量饿死的时候，干部多吃多占的情况比较普遍，淮滨县汤坡大队前店生产队的社员说：“我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省委检查中心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全大队60个生产队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23个大队干部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后来查明，大队干部自去秋以来，到1960年5月13 日，多吃和往家里拿，计牛猪肉3000斤，鸭子300余只，鱼150斤，羊15只，香油570斤，粮食5000多斤）。。。。。。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右倾”的地委副专员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
1999年以后，我在信阳、郑州、北京访问了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100万人，可能更多。
5、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本书前面已介绍过，在反瞒产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饿得没办法的农民如果偷吃了一点东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讲真话的，不听话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 人。光山县被打死的1008人中，县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大队干部4人，小队干部47人，党员11人，团员61人，基本群众848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87人。杨蔚屏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6月，光山县的53个生产大队被打死的群众就有404人（其中活埋1人），这 404人当中，生产队以上的干部199人。干部打社员更是家常便饭了。泼河公社陶湾大队，11个大队干部、16个小队干部打过社员。支部书记黄某，在正月十五这天早晨就打了社员47人，并把一位县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团委书记胡某亲手打过92人，并用“点天灯”的残酷手段烧死2人。
我采访的当事人说，杨慰屏提供的数字比实际情况要小。
中央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描述了当时的惨状：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 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
。。。。。。
1999年9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顾月忠和大饥荒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但得知我们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我们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调查任务。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座谈会，同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省委“右倾干部”“潘、杨、王”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年月11月11日，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 “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12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13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14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18 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日中午张福洪死了。。。。。。
2、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指标浮夸不是数字游戏，最终要由农民来承担实实在在的恶果。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河南是粮食大省，粮食征购的压力很大，对所属地县，能多征购就多征购。张树藩在上引回忆录中写道：扩大会议以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现象。很多公共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以红薯叶、野菜充饥。。。。。。
3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当时的县委干部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9毒打，因伤势过重，5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年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天后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年10月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天后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 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960年1月8日，陈湾小队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
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 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 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人，自杀的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 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群众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认3人。
。。。。。。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25个党员中，有21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有346户，死绝了的有39户，原有人口1496人，死亡555人，其中，饿死490人，打死55人，逼死10人，遭受毒打的有438人。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5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50％，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扣成风。”
4、恐怖的饥饿和死亡 粮食强行收走了，1959年9月份就出现食堂缺粮现象。当时就多吃菜，少吃粮，劳动力吃粮，非劳动力吃菜，一天吃一顿或两顿，后来有的食堂几天吃一顿。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伙。11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12个大队122个生产队的291个食堂，缺粮的为100％，断粮80多天。吴集大队在9月中旬（农历8月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从1959年9月有 7645户，34897人，其中男15349人，女19548人。1960年5月剩下6953户，29438人，其中，男14349人，女15044人。人口死亡5459人，死亡率为15.64％，绝户692户，绝户率为9.27％。何陂大队死亡率为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断粮80多天，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
1999年9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1959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他回答说：“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
1999年9月10日，在信阳狮河宾馆，71岁的余德鸿（1959-1960年任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向本书的作者回忆说：。。。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6具尸体，回到离我家5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多具尸体。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开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门板上用牛拖走，后来就抬不动了。防胡西边的刘长营村，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3个8-12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个月。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上写的是38万多人（本书作者注：信阳地方志上写的是48.3万人）。据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在这里调查，向中央报告是105万人。我认为，105万这个数字不算多，我是淮滨人，这个县40多万人死了18万，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万人死了2万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队吴寨大队死了52%，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共75人，1959年冬天两三个月就死了38人，我家里死了6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继子。。。。
。。。。。。1999年秋，我到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见到了70多岁的老农民余文海和他的两个儿子余海龙、余海滨。家里空空的，余海滨在北京打工，刚回来秋收。余文海当年是小队会计。他回忆说：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村西头一个坑里埋了上百人。那时四个庄一个食堂。余庄、高庄、蔡庄、徐庄都集中在余庄吃饭。锅拿走了，家里不让做吃的，连烧开水的东西也没有，只好用搪瓷缸烧开水喝。在家里想弄点野菜吃也难。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谈到这里，送我来采访的司机小陈问：人肉好吃吗？余文海回答说：蛮好吃的！就是软一点。）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坑是1958年挖的，原来是作别的用途）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上反映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13个村庄没有人烟。”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1960年10月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
在群众大量饿死的时候，干部多吃多占的情况比较普遍，淮滨县汤坡大队前店生产队的社员说：“我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省委检查中心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全大队60个生产队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23个大队干部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后来查明，大队干部自去秋以来，到1960年5月13 日，多吃和往家里拿，计牛猪肉3000斤，鸭子300余只，鱼150斤，羊15只，香油570斤，粮食5000多斤）。。。。。。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右倾”的地委副专员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
1999年以后，我在信阳、郑州、北京访问了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100万人，可能更多。
5、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本书前面已介绍过，在反瞒产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饿得没办法的农民如果偷吃了一点东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讲真话的，不听话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 人。光山县被打死的1008人中，县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大队干部4人，小队干部47人，党员11人，团员61人，基本群众848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87人。杨蔚屏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6月，光山县的53个生产大队被打死的群众就有404人（其中活埋1人），这 404人当中，生产队以上的干部199人。干部打社员更是家常便饭了。泼河公社陶湾大队，11个大队干部、16个小队干部打过社员。支部书记黄某，在正月十五这天早晨就打了社员47人，并把一位县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团委书记胡某亲手打过92人，并用“点天灯”的残酷手段烧死2人。
我采访的当事人说，杨慰屏提供的数字比实际情况要小。
中央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描述了当时的惨状：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 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
。。。。。。
古今中外最大的极权暴政！（继绳语录）
1962年刘少奇当面对茅厕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茅厕东无语应对。前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生前这样评价茅厕东:“1960大饥荒三千万冤魂决定了茅厕东要以亚洲最大的政治流氓的一切手段，不计后果地铲除一切可能找他算帐的人。
北京教授/谢/韬去年曾在《炎黄春秋》上公开批评茅厕东时代:三年大饥荒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今天终于下载了杨继绳书，惨不忍睹，血贯胸脑！特选摘《前言》，与各位共哭共愤：
共娼裆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共娼裆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娼裆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共娼裆；一切新闻 机构，都发布证实共娼裆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 校，都成了共娼裆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共娼裆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 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 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共娼裆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 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娼裆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 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 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共娼裆利用共娼裆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共娼裆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共娼裆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共娼裆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娼裆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 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共娼裆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 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共娼裆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娼裆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茅厕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和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万人。中国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１９２０处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三）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是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以研究饥荒而著称、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共娼裆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共娼裆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 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共娼裆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 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茅厕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制度。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共娼裆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
中国沿袭秦始皇构筑的权力“金字塔”。在其顶端的一小群人，即共娼裆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茅厕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 务的权力，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茅厕东除了党的领袖、国家主席以外，还身兼军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强大的武力威慑力量。“金字塔”顶端的其他 人既对茅厕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地位。这样，共娼裆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茅厕东的个人专政。茅厕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 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时代，茅厕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个一二三，茅厕东听了 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茅厕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件上，亲笔加上了“茅厕东万岁！” 这一条。可见茅厕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１９５５年，按照茅厕东的意见，经济指导方针“冒进”，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１９５６年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由于粮食高征购，１９５６年农村已经饿死了不 少人。周恩来、陈云等人本来无意反对茅厕东，仅凭在第一线工作的实际需要，实行了“反冒进”措施，茅厕东对此大为震怒，周恩来差一点丢了官。１９５８年茅厕东思想狂热，其他领导人也跟着狂热，造成恶劣而严重的后果以后，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茅厕东立刻翻脸，不仅放弃了原来的纠正措施，还变本加厉地推行１９５８年的错误政策，使造成农民饥饿的政策持续了三年之久。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茅厕东。茅厕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茅厕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不仅不能奢望有反对党的声音，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共娼裆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因政策失误造成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读者将会在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里看到，远隔千里的省份，情况竟是那么相似，这正是政治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 他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茅厕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是由农民承担。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们“暴露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们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这个政权，以实现共娼裆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这些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而是用征购的方式强制地收走农民的粮食。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近四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茅厕东无语应对。前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生前这样评价茅厕东:“1960大饥荒三千万冤魂决定了茅厕东要以亚洲最大的政治流氓的一切手段，不计后果地铲除一切可能找他算帐的人。
北京教授/谢/韬去年曾在《炎黄春秋》上公开批评茅厕东时代:三年大饥荒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今天终于下载了杨继绳书，惨不忍睹，血贯胸脑！特选摘《前言》，与各位共哭共愤：
共娼裆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共娼裆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娼裆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共娼裆；一切新闻 机构，都发布证实共娼裆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 校，都成了共娼裆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共娼裆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 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 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共娼裆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 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娼裆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 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 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共娼裆利用共娼裆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共娼裆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共娼裆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共娼裆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娼裆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 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共娼裆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 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共娼裆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娼裆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茅厕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和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万人。中国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１９２０处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三）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是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以研究饥荒而著称、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共娼裆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共娼裆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 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共娼裆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 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茅厕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制度。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共娼裆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
中国沿袭秦始皇构筑的权力“金字塔”。在其顶端的一小群人，即共娼裆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茅厕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 务的权力，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茅厕东除了党的领袖、国家主席以外，还身兼军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强大的武力威慑力量。“金字塔”顶端的其他 人既对茅厕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地位。这样，共娼裆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茅厕东的个人专政。茅厕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 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时代，茅厕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个一二三，茅厕东听了 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茅厕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件上，亲笔加上了“茅厕东万岁！” 这一条。可见茅厕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１９５５年，按照茅厕东的意见，经济指导方针“冒进”，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１９５６年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由于粮食高征购，１９５６年农村已经饿死了不 少人。周恩来、陈云等人本来无意反对茅厕东，仅凭在第一线工作的实际需要，实行了“反冒进”措施，茅厕东对此大为震怒，周恩来差一点丢了官。１９５８年茅厕东思想狂热，其他领导人也跟着狂热，造成恶劣而严重的后果以后，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茅厕东立刻翻脸，不仅放弃了原来的纠正措施，还变本加厉地推行１９５８年的错误政策，使造成农民饥饿的政策持续了三年之久。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茅厕东。茅厕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茅厕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不仅不能奢望有反对党的声音，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共娼裆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因政策失误造成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读者将会在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里看到，远隔千里的省份，情况竟是那么相似，这正是政治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 他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茅厕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是由农民承担。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们“暴露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们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这个政权，以实现共娼裆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这些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而是用征购的方式强制地收走农民的粮食。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近四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摘自新华网：问诊中国式警民冲突：社会怨气积聚点燃导火索
暴力事件在成熟的法制国家是家常便饭，以非暴力手段平息，值得中国地方政府学习借鉴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禾发自北京 2008年或许将成为中国警民冲突最严重的一年。
11月7日，深圳宝安区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当天上午，宝安区石岩街道办事处执行全市统一部署的打击摩托车非法运营专项行动，驾驶摩托车的李国超逃跑躲避检查，石岩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赖某用手中的对讲机掷向李国超，李国超头部被击中后撞到路边灯柱，送院后死亡。家属及亲友、同乡将死者尸体抬到石岩交警中队，燃放鞭炮。据法新社报道称，“两千余群众围观，发生打砸交警中队大楼、掀翻警车等状况”。经深圳市和宝安区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处置，闹事人员和围观群众于8日凌晨2时多散去。
法新社认为，“深圳市发生的最新袭警事件是中国社会矛盾引发的最新冲突。”
警民冲突事件频发
今年以来，境外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发生的多起警民冲突事件。
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单刀闯上海闸北警局连杀六人，此事件震惊全国。更严重的是，其后接连数天，该市又发生了三起民众持刀袭击、威胁警察的案件。
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胶农冲突事件，40余名公安民警和10余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两名胶农死亡。此外，还有广西钦州、广东惠州等严重的警民冲突。
10月9日，美联社报道了发生在广东三江镇的警民冲突，“10月8日，该镇数百名示威者与武警和警察发生冲突，多人被打和遭到拘留。示威者是当地村民，他们抗议当地政府非法出售堤坝附近的树木。”
10月11日，在哈尔滨发生的“六名警察打死大学生”案更是演变为一场“罗生门”，该案发生后，网民评论达到百万条，有关现场视频的播放次数已超过数百万次，在国内外均引起广泛关注。
类似事件的密集发生，促使舆论界开始考问中国的警察形象。
香港《星岛日报》就以杨佳案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今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持刀冲入上海一个公安分局大楼，杀死了6名没有和他直接结怨的警员。《星岛日报》报道称，杨佳案在日前开庭时，庭外竟有过百人到场高呼口号称杨佳是英雄好汉，“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如果民众把一个杀警凶手看作英雄，那警察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在哪里去了？”
境外舆论在探讨大陆警民冲突的根源时指出，大陆公安形象一直欠佳。近年中国政府已加强对警察的监管，防止他们滥用执法权及以权谋私，但不时还是会发生警民冲突事件；特别是近年贫富差距严重，经济发展减缓，社会矛盾更为突出，警民冲突的发生率也较过去高了很多。
社会怨气积聚点燃导火索
外媒认为，这些对中国稳定造成威胁之事件的发生，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执法机关在处置一些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时，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秉公处置，引发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导致社会怨气积聚，某些突发事件成为“导火索”，最终引发冲突。
长期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于建榕认为，纵观这些群体性事件，在表现形式和深层原因上有其共同特点，“第一、群众利益长期受损，多年矛盾积蓄难解。第二、处置方式不当，作风粗暴，滥用警力。第三、信息不公开，导致政府公信力缺失，矛盾激化。”
以非暴力手段平息群体性事件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警民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一是地方政府要提高处理各种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不能按传统的堵、压、瞒方式来对待，要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查找事件根源，处理事件当事人，让真相走在流言前头。二是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暴力事件在成熟的法制国家是家常便饭，但多数都能以平常心对待，以非暴力手段平息，值得中国地方政府学习借鉴。”
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也在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在文章中督促公安干警要避免引发骚乱及抗议等事件，在工作中处理群体性事件， “必须讲究政策、讲究策略、讲究方法，坚持三个慎用（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坚决防止因用警不当、定位不准、处置不妥而激化矛盾，坚决防止发生流血伤亡事件。”
建立有效的申诉体制
11月7日至8日发生在深圳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已经安全落幕，不过夏学銮教授认为，除非中国建立起有效的申诉体制，不然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此类事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公共事件的多发期。近年来，一些地方因群众诉求渠道不畅、公共事件处置失当，以致激化矛盾，酿成群体性事件的案例时有发生。
《星岛日报》分析指出，“随着内地资讯愈趋发达，人民拥有更多知识，知道官员贪污问题严重，增加对官员问责的意识，近年对他们的专横态度开始反弹，平时放在心里不作声，当有同类事情发生时，便会激起群众对权力部门的不满情绪。”
对此，新华社11月9日播发的“新华时评”一针见血地指出：应对群众诉求乃至公共事件，地方党委、政府需要新思维，要敢于正视问题、直面民意，理性对待、积极回应各类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努力缓和对立情绪、消解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有效的谈判协商机制，在平等、法制的轨道内解决利益冲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禾发自北京 2008年或许将成为中国警民冲突最严重的一年。
11月7日，深圳宝安区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当天上午，宝安区石岩街道办事处执行全市统一部署的打击摩托车非法运营专项行动，驾驶摩托车的李国超逃跑躲避检查，石岩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赖某用手中的对讲机掷向李国超，李国超头部被击中后撞到路边灯柱，送院后死亡。家属及亲友、同乡将死者尸体抬到石岩交警中队，燃放鞭炮。据法新社报道称，“两千余群众围观，发生打砸交警中队大楼、掀翻警车等状况”。经深圳市和宝安区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处置，闹事人员和围观群众于8日凌晨2时多散去。
法新社认为，“深圳市发生的最新袭警事件是中国社会矛盾引发的最新冲突。”
警民冲突事件频发
今年以来，境外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发生的多起警民冲突事件。
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单刀闯上海闸北警局连杀六人，此事件震惊全国。更严重的是，其后接连数天，该市又发生了三起民众持刀袭击、威胁警察的案件。
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胶农冲突事件，40余名公安民警和10余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两名胶农死亡。此外，还有广西钦州、广东惠州等严重的警民冲突。
10月9日，美联社报道了发生在广东三江镇的警民冲突，“10月8日，该镇数百名示威者与武警和警察发生冲突，多人被打和遭到拘留。示威者是当地村民，他们抗议当地政府非法出售堤坝附近的树木。”
10月11日，在哈尔滨发生的“六名警察打死大学生”案更是演变为一场“罗生门”，该案发生后，网民评论达到百万条，有关现场视频的播放次数已超过数百万次，在国内外均引起广泛关注。
类似事件的密集发生，促使舆论界开始考问中国的警察形象。
香港《星岛日报》就以杨佳案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今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持刀冲入上海一个公安分局大楼，杀死了6名没有和他直接结怨的警员。《星岛日报》报道称，杨佳案在日前开庭时，庭外竟有过百人到场高呼口号称杨佳是英雄好汉，“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如果民众把一个杀警凶手看作英雄，那警察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在哪里去了？”
境外舆论在探讨大陆警民冲突的根源时指出，大陆公安形象一直欠佳。近年中国政府已加强对警察的监管，防止他们滥用执法权及以权谋私，但不时还是会发生警民冲突事件；特别是近年贫富差距严重，经济发展减缓，社会矛盾更为突出，警民冲突的发生率也较过去高了很多。
社会怨气积聚点燃导火索
外媒认为，这些对中国稳定造成威胁之事件的发生，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执法机关在处置一些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时，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秉公处置，引发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导致社会怨气积聚，某些突发事件成为“导火索”，最终引发冲突。
长期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于建榕认为，纵观这些群体性事件，在表现形式和深层原因上有其共同特点，“第一、群众利益长期受损，多年矛盾积蓄难解。第二、处置方式不当，作风粗暴，滥用警力。第三、信息不公开，导致政府公信力缺失，矛盾激化。”
以非暴力手段平息群体性事件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警民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一是地方政府要提高处理各种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不能按传统的堵、压、瞒方式来对待，要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查找事件根源，处理事件当事人，让真相走在流言前头。二是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暴力事件在成熟的法制国家是家常便饭，但多数都能以平常心对待，以非暴力手段平息，值得中国地方政府学习借鉴。”
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也在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在文章中督促公安干警要避免引发骚乱及抗议等事件，在工作中处理群体性事件， “必须讲究政策、讲究策略、讲究方法，坚持三个慎用（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坚决防止因用警不当、定位不准、处置不妥而激化矛盾，坚决防止发生流血伤亡事件。”
建立有效的申诉体制
11月7日至8日发生在深圳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已经安全落幕，不过夏学銮教授认为，除非中国建立起有效的申诉体制，不然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此类事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公共事件的多发期。近年来，一些地方因群众诉求渠道不畅、公共事件处置失当，以致激化矛盾，酿成群体性事件的案例时有发生。
《星岛日报》分析指出，“随着内地资讯愈趋发达，人民拥有更多知识，知道官员贪污问题严重，增加对官员问责的意识，近年对他们的专横态度开始反弹，平时放在心里不作声，当有同类事情发生时，便会激起群众对权力部门的不满情绪。”
对此，新华社11月9日播发的“新华时评”一针见血地指出：应对群众诉求乃至公共事件，地方党委、政府需要新思维，要敢于正视问题、直面民意，理性对待、积极回应各类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努力缓和对立情绪、消解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有效的谈判协商机制，在平等、法制的轨道内解决利益冲突。
文摘并评论：林嘉祥猥亵证据不足是深圳警方不懂法
涉嫌猥亵女童的深圳市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已于1日晚上10点前往高新派出所接受调查，警方透露，目前，涉案双方对案件情况的说明存在较大分歧，“猥亵”证据不足，案件依旧未能定性(今日本报A13版)。
“案件未能定性”意味着什么?从此前媒体报道的公安方面的解释看,是指案件只是暂作治安案件处理,而没有认定为刑事案件,“因为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林嘉祥对小兰实施猥亵行为”。一句话,就是缺乏直接证据。
对深圳警方的这一结论,笔者感到不可思议。难道认定林嘉祥猥亵女童的证据还不足吗?要认定林嘉祥对小兰实施了猥亵还需要多少直接证据呢?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诸如强奸、猥亵这类的违法犯罪行为,尤其是在犯罪未遂的情况下,最是缺少直接证据的。这是此类违法犯罪案件的普遍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警方非要找到林嘉祥猥亵小兰的“直接证据”才予定案,表面上看是严格依法办案,而实质上却是至少客观上纵容了违法犯罪嫌疑人。而直到现在警方还不能确定是否存在猥亵行为,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学习法律的。
我就来越俎代庖给深圳警方讲解下为什么说现有证据就能认定林嘉祥对小兰实施了猥亵行为。一方面是因为有受害人小兰的当场指认,另一方面是因为有行为人的当场承认。从事件的发生过程看,小兰热心带领林嘉祥找厕所,从高兴地走出监控摄像头视野,到惊慌跑入监控视野,其间不过一分钟的时间,立即向家人诉说被人欺负的情节,作为一名11岁的小学生,如果没有诬告陷害的嫌疑,就应该认定其指认具有直接的证据效力。另一方面,在小兰告诉父母后,当即找到了林嘉祥进行交涉,而这时在小兰在场的情况下,林嘉祥不仅没有否认自己实施了猥亵行为,还口出狂言,对受害人及其家长进行侮辱和威胁。林嘉祥在“现场”的承认,应该被认为是真实的意思表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的证据效力。相反,在派出所介入事件特别是上级机关作出停职决定之后,林嘉祥关于“酒后失态”和“不知所为”的辩解,则是在意识到了问题严重性且严重后果已经部分摆在面前之后,意图规避法律惩罚之说,明显是不可信的。因此,从陈述的真实性上看,“现场” 承认的证据力远远高于事后辩解。
同时,另一个重要情节也不容忽视,即小兰在事后表现出了精神受到严重刺激、心理受到严重伤害的症状,不敢见外人,不敢上学读书,甚至发誓永远不去大酒店吃饭,这些都印证了对小兰猥亵行为的存在。试想,小兰在与林嘉祥短暂“接触”了一分钟之后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加之小兰当场指认和林嘉祥当场承认,那么,猥亵事实的存在还有疑问吗？
博主评论：这位法律副教授评论的出发点是国家法律，得出深圳警察不懂法律的结论。我看，这结论应该是恰恰相反，深圳警察太懂法律了。
假如深圳警方的出发点是用法律条文对照查处这个事件，那么副教授先生分析得确实非常准确。但是，假如深圳警方的出发点是应用法律条文去替林副局长脱罪呢？这就说明深圳警方的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
说到对法律、法理的理解，深圳警方是肯定比不上副教授先生的。但是，如何利用法律条文以达成预先设定的目的呢？恐怕深圳警方就略胜一筹了。林局长是谁？跟深圳市长同级别的啊，多厉害啊。他能在深圳当地或北京一点背景都没有吗？假如是这样，林局长哪里敢如此嚣张？凭你们也想跟我斗？
杨+先生说的，就因为背后有你们。大家明白了吗？林局长凭什么敢？
“就因为背后有你们。”
“案件未能定性”意味着什么?从此前媒体报道的公安方面的解释看,是指案件只是暂作治安案件处理,而没有认定为刑事案件,“因为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林嘉祥对小兰实施猥亵行为”。一句话,就是缺乏直接证据。
对深圳警方的这一结论,笔者感到不可思议。难道认定林嘉祥猥亵女童的证据还不足吗?要认定林嘉祥对小兰实施了猥亵还需要多少直接证据呢?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诸如强奸、猥亵这类的违法犯罪行为,尤其是在犯罪未遂的情况下,最是缺少直接证据的。这是此类违法犯罪案件的普遍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警方非要找到林嘉祥猥亵小兰的“直接证据”才予定案,表面上看是严格依法办案,而实质上却是至少客观上纵容了违法犯罪嫌疑人。而直到现在警方还不能确定是否存在猥亵行为,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学习法律的。
我就来越俎代庖给深圳警方讲解下为什么说现有证据就能认定林嘉祥对小兰实施了猥亵行为。一方面是因为有受害人小兰的当场指认,另一方面是因为有行为人的当场承认。从事件的发生过程看,小兰热心带领林嘉祥找厕所,从高兴地走出监控摄像头视野,到惊慌跑入监控视野,其间不过一分钟的时间,立即向家人诉说被人欺负的情节,作为一名11岁的小学生,如果没有诬告陷害的嫌疑,就应该认定其指认具有直接的证据效力。另一方面,在小兰告诉父母后,当即找到了林嘉祥进行交涉,而这时在小兰在场的情况下,林嘉祥不仅没有否认自己实施了猥亵行为,还口出狂言,对受害人及其家长进行侮辱和威胁。林嘉祥在“现场”的承认,应该被认为是真实的意思表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的证据效力。相反,在派出所介入事件特别是上级机关作出停职决定之后,林嘉祥关于“酒后失态”和“不知所为”的辩解,则是在意识到了问题严重性且严重后果已经部分摆在面前之后,意图规避法律惩罚之说,明显是不可信的。因此,从陈述的真实性上看,“现场” 承认的证据力远远高于事后辩解。
同时,另一个重要情节也不容忽视,即小兰在事后表现出了精神受到严重刺激、心理受到严重伤害的症状,不敢见外人,不敢上学读书,甚至发誓永远不去大酒店吃饭,这些都印证了对小兰猥亵行为的存在。试想,小兰在与林嘉祥短暂“接触”了一分钟之后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加之小兰当场指认和林嘉祥当场承认,那么,猥亵事实的存在还有疑问吗？
博主评论：这位法律副教授评论的出发点是国家法律，得出深圳警察不懂法律的结论。我看，这结论应该是恰恰相反，深圳警察太懂法律了。
假如深圳警方的出发点是用法律条文对照查处这个事件，那么副教授先生分析得确实非常准确。但是，假如深圳警方的出发点是应用法律条文去替林副局长脱罪呢？这就说明深圳警方的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
说到对法律、法理的理解，深圳警方是肯定比不上副教授先生的。但是，如何利用法律条文以达成预先设定的目的呢？恐怕深圳警方就略胜一筹了。林局长是谁？跟深圳市长同级别的啊，多厉害啊。他能在深圳当地或北京一点背景都没有吗？假如是这样，林局长哪里敢如此嚣张？凭你们也想跟我斗？
杨+先生说的，就因为背后有你们。大家明白了吗？林局长凭什么敢？
“就因为背后有你们。”
震惊:奥巴马宣布退出总统竞选(美国,请将我遗忘)
尊敬的美利坚选举委员会、迪恩主席（民主党）、麦肯恩参议员、参众两院议员们、亲爱的米歇尔、全国公民们！：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现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决定退出这场选举。
公民们，民主党的支持者们，我知道这着对你们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你们真切的希望我能带领你们，带领美国走出现在的布什低谷，希望我为你们带来更加自由和富裕的美国。请你们相信直到现在这一刻，你们的愿望仍然是我的信念，从未动摇。可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将离开这场选举，你们可以骂我是逃兵、懦夫。是的，你们可以--但是要在我讲完之后。
我知道，只要我稍微坚持一下，我可以轻松当选为世界最强国家的总统--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人物。
可我还是选择放弃，公民们！我们国家民主价值的核心就是个人的自由，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你们选择我而不是麦肯恩是因为我更加优秀，对吗？可现在我发现了一个比总统更加吸引我的职位，这个职位的魅力之大，足以使我有勇气承担失去总统职位的代价。
这个职位就是我决定要应聘的东亚某国某新兴城市海事局正局级党*委*书*记的宝座。！！
安静！请安静，女士们！我理解你们的震惊，可是听我说。
你们都知道，严格意义上，我是肯尼亚人，感谢上帝我没有生活在非洲。我的祖辈和父辈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美国为了什么？你们和我一样都知道：为了自由！
为了可以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
为了可以选择信仰上帝的自由
为了免于匮乏不再忍饥挨饿的自由
为了避免恐惧的自由
自由是我们每个美国人崇尚的最核心的价值，ME TOO!
所以，我不能容许我的任何自由遭到践踏，可我发现我已经承受了很多的不自由，更令我不安的是我发现一旦我顺利进入白宫（这几乎是肯定的），我会被剥夺更多的自由。你们知道吗？我的父辈从非洲看到的自由的美利坚如同天堂一般美丽，因为她是自由的，所以他们毫不犹豫的从肯尼亚飘洋过海。
而现在，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美丽的天堂，一个更加自由，更加迷人的国度。所以我和米歇尔毅然决定再一次飘洋过海，正如这个国家的谚语所说：良禽择木而栖。我再次提醒，我来自非洲。与已经去世的小肯尼迪参议员不同，我没有显赫的家世，这意味着我很在乎免于匮乏的自由。我承认我现在的确衣食无忧，可绝不是富裕。
作为参议员的薪水收入一直是几乎我所有的收入来源，你们都知道参议员的年薪仅仅是不超过二十万美元，事实上，在二零零四年之前，我和米歇尔全部收入都没有超过三十万美元。零六年好一些，超过一百万，可那是因为我出了一本关于父亲的书。我只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所以我不可能永远发这种以外的横财。
对，女士，你说的没错，如果我住进白宫，收入的确会提高。可是，布什总统的年薪也不过是40万美元。的确，这在美国算是中等收入，已经很不错了。可是，谁会拒绝金钱和财富呢？知道吗？在那个我即将踏上的美丽国度，好多和我同等地位，甚至更多地位与我远不能比的官员的收入.......是我远不能
中国一个边陲小城市的车姓市长的非工资收入即可达两千万之巨，要知道该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两千万在中国的购买力就算不能与美元同等也差不了多少。当然，此人并未上的了中国非年薪收入排行榜，能进前十名的都是以亿来计算的。据公开报道的数据显示，中国一国有银行的支行行长上榜收入即可达40亿。
先生们！女士们！每次参议院组织到中国公务游我都不愿参加，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国度的东方美食，而是我不愿在中国同僚面前寒酸到汗颜！
哦，布隆伯格先生也在座，您知道吗？该国纽约级城市市长非工资收入有三亿该国民币，而这位先生不用选举安居市长高位（含副职）达十数年之久。请问布隆伯格先生，您觉得天天坐地铁上班有意思吗？您还不想和我一起跳槽吗？反正比尔是想。
当然，作为潜在的规则，我不想对我热爱的国度的同僚的收入状况做更多的评论，毕竟我也要成为他们中幸福的一员了。
说起比尔，我们都知道关于他的一点传闻，诸如琼斯，莱文×基，实习生，椭圆办公室，雪茄.....因为斯塔尔的关系，这些本来愉悦的回忆都让他的总统生涯变得令人难堪。这也是比尔决定和我一起到中国谋职的原因之一。
这是中国另一种独具特色的迷人的自由。以那位三亿市长为例，这位先生还曾自由的拥有十一位实习生，当然他也不需要寒酸到在办公室实习，因为有一座龙柏行宫。当然他与邻省的一位厅级同僚相比就差的太远，这位先生自己记录的实习生就有140人--比尔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哭了！--同样为人民服务，做官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
上帝啊！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自由啊！与这种幸福相比，不要说我只是候选总统，就是现任总统又怎样？
还记得去年的龙卷风吗？那场飓风不只是卷走了成千上万人的家园，也卷给布什总统劈天盖地的臭骂，只是因为他反应迟钝了些--其实我们理解他的智商的。如果是在那个美丽的国度，我们假设铁路撞死了几百个人，那边的部长不仅不会被撤职，甚至道歉都不用。
这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发挥到极致的自由，官员们无需害怕，别说人身伤害，就连声音伤害都听不到。因为到了中国就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官员们除了和我们普通民众拥有同等的言论自由外，还拥有另外的一种伟大的自由：免于唾骂的自由。
不要说报纸电台，哪怕是网络都会自动的删除掉一切让你不舒服的字眼，一片宁静一片河蟹。
反观我们，从州长到州议员，国会议员，各部长，有谁没有被骂过白痴的请举手？哦，布什总统举手了，抱歉，你已经被骂傻了，不算数。
哦上帝，这是多没美好的国度。不，从现在开始，我不再需要上帝了！
我不再需要信仰上帝，因为人民币，中国实习生，党委书记就是我的上帝！我即将出任的职位将非常令人羡慕，至少可以公开实习一个十一岁的女孩！
别问为什么，因为我是部里派来的！！！！因为我是北京来的！！级别和你们的市长一样,
永远爱你们的巴里。奥巴马,下面这个人让我彻底的放弃了竞选美国总统的念头,因为当个海事局的党委书记都这样让我心动.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现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决定退出这场选举。
公民们，民主党的支持者们，我知道这着对你们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你们真切的希望我能带领你们，带领美国走出现在的布什低谷，希望我为你们带来更加自由和富裕的美国。请你们相信直到现在这一刻，你们的愿望仍然是我的信念，从未动摇。可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将离开这场选举，你们可以骂我是逃兵、懦夫。是的，你们可以--但是要在我讲完之后。
我知道，只要我稍微坚持一下，我可以轻松当选为世界最强国家的总统--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人物。
可我还是选择放弃，公民们！我们国家民主价值的核心就是个人的自由，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你们选择我而不是麦肯恩是因为我更加优秀，对吗？可现在我发现了一个比总统更加吸引我的职位，这个职位的魅力之大，足以使我有勇气承担失去总统职位的代价。
这个职位就是我决定要应聘的东亚某国某新兴城市海事局正局级党*委*书*记的宝座。！！
安静！请安静，女士们！我理解你们的震惊，可是听我说。
你们都知道，严格意义上，我是肯尼亚人，感谢上帝我没有生活在非洲。我的祖辈和父辈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美国为了什么？你们和我一样都知道：为了自由！
为了可以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
为了可以选择信仰上帝的自由
为了免于匮乏不再忍饥挨饿的自由
为了避免恐惧的自由
自由是我们每个美国人崇尚的最核心的价值，ME TOO!
所以，我不能容许我的任何自由遭到践踏，可我发现我已经承受了很多的不自由，更令我不安的是我发现一旦我顺利进入白宫（这几乎是肯定的），我会被剥夺更多的自由。你们知道吗？我的父辈从非洲看到的自由的美利坚如同天堂一般美丽，因为她是自由的，所以他们毫不犹豫的从肯尼亚飘洋过海。
而现在，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美丽的天堂，一个更加自由，更加迷人的国度。所以我和米歇尔毅然决定再一次飘洋过海，正如这个国家的谚语所说：良禽择木而栖。我再次提醒，我来自非洲。与已经去世的小肯尼迪参议员不同，我没有显赫的家世，这意味着我很在乎免于匮乏的自由。我承认我现在的确衣食无忧，可绝不是富裕。
作为参议员的薪水收入一直是几乎我所有的收入来源，你们都知道参议员的年薪仅仅是不超过二十万美元，事实上，在二零零四年之前，我和米歇尔全部收入都没有超过三十万美元。零六年好一些，超过一百万，可那是因为我出了一本关于父亲的书。我只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所以我不可能永远发这种以外的横财。
对，女士，你说的没错，如果我住进白宫，收入的确会提高。可是，布什总统的年薪也不过是40万美元。的确，这在美国算是中等收入，已经很不错了。可是，谁会拒绝金钱和财富呢？知道吗？在那个我即将踏上的美丽国度，好多和我同等地位，甚至更多地位与我远不能比的官员的收入.......是我远不能
中国一个边陲小城市的车姓市长的非工资收入即可达两千万之巨，要知道该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两千万在中国的购买力就算不能与美元同等也差不了多少。当然，此人并未上的了中国非年薪收入排行榜，能进前十名的都是以亿来计算的。据公开报道的数据显示，中国一国有银行的支行行长上榜收入即可达40亿。
先生们！女士们！每次参议院组织到中国公务游我都不愿参加，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国度的东方美食，而是我不愿在中国同僚面前寒酸到汗颜！
哦，布隆伯格先生也在座，您知道吗？该国纽约级城市市长非工资收入有三亿该国民币，而这位先生不用选举安居市长高位（含副职）达十数年之久。请问布隆伯格先生，您觉得天天坐地铁上班有意思吗？您还不想和我一起跳槽吗？反正比尔是想。
当然，作为潜在的规则，我不想对我热爱的国度的同僚的收入状况做更多的评论，毕竟我也要成为他们中幸福的一员了。
说起比尔，我们都知道关于他的一点传闻，诸如琼斯，莱文×基，实习生，椭圆办公室，雪茄.....因为斯塔尔的关系，这些本来愉悦的回忆都让他的总统生涯变得令人难堪。这也是比尔决定和我一起到中国谋职的原因之一。
这是中国另一种独具特色的迷人的自由。以那位三亿市长为例，这位先生还曾自由的拥有十一位实习生，当然他也不需要寒酸到在办公室实习，因为有一座龙柏行宫。当然他与邻省的一位厅级同僚相比就差的太远，这位先生自己记录的实习生就有140人--比尔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哭了！--同样为人民服务，做官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
上帝啊！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自由啊！与这种幸福相比，不要说我只是候选总统，就是现任总统又怎样？
还记得去年的龙卷风吗？那场飓风不只是卷走了成千上万人的家园，也卷给布什总统劈天盖地的臭骂，只是因为他反应迟钝了些--其实我们理解他的智商的。如果是在那个美丽的国度，我们假设铁路撞死了几百个人，那边的部长不仅不会被撤职，甚至道歉都不用。
这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发挥到极致的自由，官员们无需害怕，别说人身伤害，就连声音伤害都听不到。因为到了中国就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官员们除了和我们普通民众拥有同等的言论自由外，还拥有另外的一种伟大的自由：免于唾骂的自由。
不要说报纸电台，哪怕是网络都会自动的删除掉一切让你不舒服的字眼，一片宁静一片河蟹。
反观我们，从州长到州议员，国会议员，各部长，有谁没有被骂过白痴的请举手？哦，布什总统举手了，抱歉，你已经被骂傻了，不算数。
哦上帝，这是多没美好的国度。不，从现在开始，我不再需要上帝了！
我不再需要信仰上帝，因为人民币，中国实习生，党委书记就是我的上帝！我即将出任的职位将非常令人羡慕，至少可以公开实习一个十一岁的女孩！
别问为什么，因为我是部里派来的！！！！因为我是北京来的！！级别和你们的市长一样,
永远爱你们的巴里。奥巴马,下面这个人让我彻底的放弃了竞选美国总统的念头,因为当个海事局的党委书记都这样让我心动.
让我们为这网络暴力欢呼
新闻摘录：
对于公众关注的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涉嫌猥亵11岁女童、并叫嚣“我是北京来的高官”一事，昨天有媒体报道称，10月31日下午，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高新区派出所一名刘姓副所长陪同海事局领导前往慰问陈家。他向家长表示，警方会客观公正地处理此事。刘副所长向陈家透露，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刑事案件。
但是，昨天下午，记者致电南山区公安分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林嘉祥目前没有被刑事拘留。这名负责人向记者进一步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对其刑事拘留是因为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林嘉祥对小兰实施猥亵行为。因此，该案件是按照治安案件处理。这名负责人还说，10月30日凌晨，林嘉祥被一名深圳户籍的人担保走了，并于当天下午去上海开会。目前，林嘉祥已经被有关部门通知回到深圳接受调查。
南山区公安分局有关部门负责人称，警方高度重视此案，已指派治安科和法制科的精干警力参与调查，争取尽快依法处理。他说，不管林嘉祥官有多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名负责人表示，决不会因为林嘉祥是高官法律的砝码就向他倾斜。
据受害人母亲介绍，目前女儿精神还是比较紧张，10月31日都没有去上学，“女儿现在是6年级，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陈父则告诉记者，林嘉祥这么高级别的干部，居然连这么小年龄的女孩都不放过。他希望社会能将自恃“特权”、“伪特权”的恶棍绳之以法，还老百姓一个干净和谐的社会。陈父陈母表示，女儿和他们一家人受了侮辱，林嘉祥口口声声提“给钱”，但他们不需要这个钱，不愿意接受调解，一定要诉之法律，只希望林嘉祥受到法律的制裁。
博主评论：一直以来，对所谓网络”人肉搜索“的争论很是不小的。主流意见是这样做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并且给搜索对象带来巨大的干扰，于是要求实名上网的呼声甚嚣尘上，而且有了一个专有的名称，网络暴力。
但是我们最近看到了两宗网络暴力事件，实在是令人拍案激赏。一宗是哈尔滨六警察打死青年事件，一宗就是正在进行时的林副局长猥亵幼女事件。
哈尔滨事件虽然大众言论随着人肉搜索的结果左右摇摆过，但最终真相被暴露出来了，大家一致同情受难者的家属。而深圳事件虽然时间过去不久，大家都在一路紧追之中。共娼裆官员竟然连畜生都不如，一边厢因为小衅将人活活打死，另一边厢在大餐厅里猥亵幼女，态度极度嚣张。其实大家对这类事件也听得不少了，可是要是没有网民锲而不舍的网络追踪，肯定会被当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
六十年来，我们从来不曾享受这样的舆论自由，我们的言论被压制了，取而代之的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的谎言。由于网络技术的进步，由于大众自由意识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到官员的丑态了。他们其实一向都这样，并没有因为网络的出现而小心过，只是以往所有的事实都被掩盖了，大众不得而知。
可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了，由于网络的及时性，Web2.0让我们享受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我们终于看清楚了真相。伟大的网络技术革命，给了国民前所未有的权力。我们应该为这样的网络暴力欢呼，为真相大白欢呼，为言论自由欢呼。
由于现代兵器技术的先进，我们要进行暴力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在网络进行暴力革命，我们用事实真相，用对自由的不懈追求进行革命。
我们将使用网络，推动国家的前进，迈向自由的、民主的、美好的中国。
对于公众关注的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涉嫌猥亵11岁女童、并叫嚣“我是北京来的高官”一事，昨天有媒体报道称，10月31日下午，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高新区派出所一名刘姓副所长陪同海事局领导前往慰问陈家。他向家长表示，警方会客观公正地处理此事。刘副所长向陈家透露，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刑事案件。
但是，昨天下午，记者致电南山区公安分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林嘉祥目前没有被刑事拘留。这名负责人向记者进一步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对其刑事拘留是因为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林嘉祥对小兰实施猥亵行为。因此，该案件是按照治安案件处理。这名负责人还说，10月30日凌晨，林嘉祥被一名深圳户籍的人担保走了，并于当天下午去上海开会。目前，林嘉祥已经被有关部门通知回到深圳接受调查。
南山区公安分局有关部门负责人称，警方高度重视此案，已指派治安科和法制科的精干警力参与调查，争取尽快依法处理。他说，不管林嘉祥官有多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名负责人表示，决不会因为林嘉祥是高官法律的砝码就向他倾斜。
据受害人母亲介绍，目前女儿精神还是比较紧张，10月31日都没有去上学，“女儿现在是6年级，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陈父则告诉记者，林嘉祥这么高级别的干部，居然连这么小年龄的女孩都不放过。他希望社会能将自恃“特权”、“伪特权”的恶棍绳之以法，还老百姓一个干净和谐的社会。陈父陈母表示，女儿和他们一家人受了侮辱，林嘉祥口口声声提“给钱”，但他们不需要这个钱，不愿意接受调解，一定要诉之法律，只希望林嘉祥受到法律的制裁。
博主评论：一直以来，对所谓网络”人肉搜索“的争论很是不小的。主流意见是这样做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并且给搜索对象带来巨大的干扰，于是要求实名上网的呼声甚嚣尘上，而且有了一个专有的名称，网络暴力。
但是我们最近看到了两宗网络暴力事件，实在是令人拍案激赏。一宗是哈尔滨六警察打死青年事件，一宗就是正在进行时的林副局长猥亵幼女事件。
哈尔滨事件虽然大众言论随着人肉搜索的结果左右摇摆过，但最终真相被暴露出来了，大家一致同情受难者的家属。而深圳事件虽然时间过去不久，大家都在一路紧追之中。共娼裆官员竟然连畜生都不如，一边厢因为小衅将人活活打死，另一边厢在大餐厅里猥亵幼女，态度极度嚣张。其实大家对这类事件也听得不少了，可是要是没有网民锲而不舍的网络追踪，肯定会被当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
六十年来，我们从来不曾享受这样的舆论自由，我们的言论被压制了，取而代之的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的谎言。由于网络技术的进步，由于大众自由意识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到官员的丑态了。他们其实一向都这样，并没有因为网络的出现而小心过，只是以往所有的事实都被掩盖了，大众不得而知。
可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了，由于网络的及时性，Web2.0让我们享受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我们终于看清楚了真相。伟大的网络技术革命，给了国民前所未有的权力。我们应该为这样的网络暴力欢呼，为真相大白欢呼，为言论自由欢呼。
由于现代兵器技术的先进，我们要进行暴力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在网络进行暴力革命，我们用事实真相，用对自由的不懈追求进行革命。
我们将使用网络，推动国家的前进，迈向自由的、民主的、美好的中国。
文摘并评论：上海盛传杨佳母亲已经死亡
上海消息：上海著名维权律师郑恩宠从密切接触杨佳案件的某律师处得到的消息，杨佳母亲可能已经死亡，官方的非正式解释是“自杀”。
杨佳的母亲在杨佳袭警案件发生后，立即神秘失踪，即使杨佳案件两次开庭，杨母也没有出现。更令外界质疑的是，杨佳的一审辩护律师居然是杨母聘请的，从理论上说，杨母应该跟一审律师有接触。而这个叫谢有明的律师是上海地方政府的法律顾问，他接受杨佳案件应该是通过上海警方与杨母取得了联系。谢律师应该对杨母的行踪有所了解。但是，即便在杨母失踪多日，社会舆论纷纷质疑，北京的一些律师甚至向有关公安司法机关举报谢有明有绑架杨母嫌疑的情况下，这位谢律师也金口不开。
目前，杨佳已经被上海市高级法院二审维持死刑判决，杨佳案件已经进入死刑复核程序。大陆知识界和民众二千多人纷纷签名上书要求特赦杨佳。大陆知识界人士认为这是对警察暴力造成社会失范、民众对政府权力侵凌人权状况的一种抗议。如果杨母已经因杨佳案件死亡，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最高法院核准杨佳死刑必将引起更大的社会震荡。而另一位来自大陆的维权律师认为，郑恩宠律师的这个消息真实性非常高，目前社会舆论应该把着力点放在要求落实杨母下落上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大陆还存在一个合格政府的话，它就应该公开真相，对这起案件，无论如何杨家不该付出两条人命。
博主评论：我一直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杨母会完全没有下落，难道上海警察要囚禁她一辈子？但是她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即便仅仅是软禁她，已经是违法的了。难道她真的已经逝去？我想，假如她真的死了，一定会引发一场舆论风暴。难道我们的天空已经如此黑暗？难道我们的政治已经如此黑暗？我相信此刻中国有上亿人士在关心着杨母的生死，而这种关心是不会冷却的。
我们关心她，因为我们心里还有自由，还有人//权，难道今日之中国，竟然可以让一位无辜的老人，为了保护一个太子党成员就可以让她无辜死去？难道在中国，还有无法无天的权力在肆无忌惮地吞噬着公民的生命？在我们眼里，杨母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因为她养育了这样一位英勇的壮士。她远比一个下贱无耻的太子党成员，甚至是他爷爷更加伟大。
假如她无辜枉死，那么让我们用一场伟大的风暴，去纪念她吧。
杨佳的母亲在杨佳袭警案件发生后，立即神秘失踪，即使杨佳案件两次开庭，杨母也没有出现。更令外界质疑的是，杨佳的一审辩护律师居然是杨母聘请的，从理论上说，杨母应该跟一审律师有接触。而这个叫谢有明的律师是上海地方政府的法律顾问，他接受杨佳案件应该是通过上海警方与杨母取得了联系。谢律师应该对杨母的行踪有所了解。但是，即便在杨母失踪多日，社会舆论纷纷质疑，北京的一些律师甚至向有关公安司法机关举报谢有明有绑架杨母嫌疑的情况下，这位谢律师也金口不开。
目前，杨佳已经被上海市高级法院二审维持死刑判决，杨佳案件已经进入死刑复核程序。大陆知识界和民众二千多人纷纷签名上书要求特赦杨佳。大陆知识界人士认为这是对警察暴力造成社会失范、民众对政府权力侵凌人权状况的一种抗议。如果杨母已经因杨佳案件死亡，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最高法院核准杨佳死刑必将引起更大的社会震荡。而另一位来自大陆的维权律师认为，郑恩宠律师的这个消息真实性非常高，目前社会舆论应该把着力点放在要求落实杨母下落上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大陆还存在一个合格政府的话，它就应该公开真相，对这起案件，无论如何杨家不该付出两条人命。
博主评论：我一直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杨母会完全没有下落，难道上海警察要囚禁她一辈子？但是她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即便仅仅是软禁她，已经是违法的了。难道她真的已经逝去？我想，假如她真的死了，一定会引发一场舆论风暴。难道我们的天空已经如此黑暗？难道我们的政治已经如此黑暗？我相信此刻中国有上亿人士在关心着杨母的生死，而这种关心是不会冷却的。
我们关心她，因为我们心里还有自由，还有人//权，难道今日之中国，竟然可以让一位无辜的老人，为了保护一个太子党成员就可以让她无辜死去？难道在中国，还有无法无天的权力在肆无忌惮地吞噬着公民的生命？在我们眼里，杨母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因为她养育了这样一位英勇的壮士。她远比一个下贱无耻的太子党成员，甚至是他爷爷更加伟大。
假如她无辜枉死，那么让我们用一场伟大的风暴，去纪念她吧。
不自由，毋宁死！----帕特里克-亨利
不自由，毋宁死！（l775 年3 月23 日）
议长先生：
我比任何人更钦佩刚刚在议会上发言的先生们的爱国精神和才能。但是，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往往因人而异。因此，尽管我的观点与他们截然不同，我还是要毫无保留地、自由地予以阐述，并且希望不要因此而被视作对先生们的不敬。现在不是讲客气的时候。摆在会议代表们面前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我认为，这是关系到享受自由还是蒙受奴役的大问题，而且正由于它事关重大，我们的辩论就必须做到各抒己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弄清事实真相，才能不辜负上帝和祖国赋予我们的重任。在这种时刻，如果怕冒犯别人而闭口不言，我认为就是叛国，就是对比世间所有国君更为神圣的上帝的不忠。
议长先生，对希望抱有幻觉是人的天性。我们易于闭起眼睛不愿正视痛苦的现实，并倾听海妖惑人的歌声，让她把我们化作禽兽。在为自由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这难道是有理智的人的作为吗？难道我们愿意成为对获得自由这样休戚相关的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人吗？就我来说，无论在精神上有多么痛苦，我仍然愿意了解全部事实真相和最坏的事态，并为之做好充分准备。
我只有一盏指路明灯，那就是经验之灯。除了过去的经验，我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判断未来。而依 据过去的经验，我倒希望知道，10 年来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凭什么足以使各位先生有理由满怀希望，并欣然用来安慰自己和议会？难道就是最近接受我们请愿时的那种狡诈的微笑吗？不要相信这种微笑，先生，事实已经证明它是你们脚边的陷阶。不要被人家的亲吻出卖吧！请你们自问，接受我们请愿时的和气亲善和遍布我们海陆疆域的大规模备战如何能够相称？难道出于对我们的爱护与和解，有必要动用战舰和军队吗？难道我们流露过决不和解的愿望，以至为了赢回我们的爱，而必须诉诸武力吗？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先生。这些都是战争和征服的工具，是国王采取的最后论辩手段。我要请问先生们，这些战争部署如果不是为了迫使我们就范，那又意味着什么？哪位先生能够指出有其他动机？难道在世界的这一角，还有别的敌人值得大不列颠如此兴师动众，集结起庞大的海陆武装吗？不，先生们，没有任何敌人了。一切都是针对我们的，而不是别人。他们是派来给我们套紧那条由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铸造的锁链的。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抵抗呢？还靠辩论吗？先生，我们已经辩论了10 年了。难道还有什么新的御敌之策吗？没有了。我们已经从各方面经过了考虑，但一切都是枉然。难道我们还要苦苦哀告，卑词乞求吗？难道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策略没有使用过吗？先生，我请求你们，千万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为了阻止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一切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们请愿过，我们抗议过，我们哀求过；我们曾拜倒在英王御座前，恳求他制止国会和内阁的残暴行径。可是，我们的请愿受到蔑视，我们的抗议反而招致更多的镇压和侮辱，我们的哀求被置之不理，我们被轻蔑地从御座边一脚踢开了。事到如今，我们怎么还能沉迷于虚无缥缈的和平希望之中呢？没有任何希望的余地了。假如我们想获得自由，并维护我们长期以来为之献身的崇高权利，假如我们不愿彻底放弃我们多年来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那么，我们就必须战斗！我再重复一
遍，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只有诉诸武力，只有求助于万军之主的上帝。
议长先生，他们说我们太弱小了，无法抵御如此强大的敌人。但是我们何时才能强大起来？是下周，还是明年？难道要等到我们被彻底解除武装，家家户户都驻扎英国士兵的时候？难道我们犹豫迟疑、无所作为就能积聚起力量吗？难道我们高枕而卧，抱着虚幻的希望，待到敌人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就能找到有效的御敌之策了吗？先生们，只要我们能妥善地利用自然之神赐予我们的力量，我们就不弱小。一旦300 万人民为了神圣的自由事业，在自己的国土上武装起来，那么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我们。此外，我们并非孤军作战，公正的上帝主宰着各国的命运，他将号召朋友们为我们而战。先生们，战争的胜利并非只属于强者。它将属于那些机警、主动和勇敢的人们。何况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即使我们没有骨气，想退出战斗，也为时已晚。退路已经切断，除非甘受屈辱和奴役。囚禁我们的枷锁已经铸成。叮铛的镣铐声已经在波士顿草原上回响。战争已经无可避免--让它来吧！我重复一遍，先生，让它来吧！企图使事态得到缓和是徒劳的。各位先生可以高喊：和平！和平！但根本不存在和平。战斗实际上已经打响。从北方刮来的风暴将把武器的锉锵回响传到我们耳中。我们的弟兄已经奔赴战场！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先生们想要做什么？他们会得到什么？难道生命就这么可贵，和平就这么甜蜜，竟值得以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全能的上帝啊，制止他们这样
做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议长先生：
我比任何人更钦佩刚刚在议会上发言的先生们的爱国精神和才能。但是，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往往因人而异。因此，尽管我的观点与他们截然不同，我还是要毫无保留地、自由地予以阐述，并且希望不要因此而被视作对先生们的不敬。现在不是讲客气的时候。摆在会议代表们面前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我认为，这是关系到享受自由还是蒙受奴役的大问题，而且正由于它事关重大，我们的辩论就必须做到各抒己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弄清事实真相，才能不辜负上帝和祖国赋予我们的重任。在这种时刻，如果怕冒犯别人而闭口不言，我认为就是叛国，就是对比世间所有国君更为神圣的上帝的不忠。
议长先生，对希望抱有幻觉是人的天性。我们易于闭起眼睛不愿正视痛苦的现实，并倾听海妖惑人的歌声，让她把我们化作禽兽。在为自由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这难道是有理智的人的作为吗？难道我们愿意成为对获得自由这样休戚相关的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人吗？就我来说，无论在精神上有多么痛苦，我仍然愿意了解全部事实真相和最坏的事态，并为之做好充分准备。
我只有一盏指路明灯，那就是经验之灯。除了过去的经验，我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判断未来。而依 据过去的经验，我倒希望知道，10 年来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凭什么足以使各位先生有理由满怀希望，并欣然用来安慰自己和议会？难道就是最近接受我们请愿时的那种狡诈的微笑吗？不要相信这种微笑，先生，事实已经证明它是你们脚边的陷阶。不要被人家的亲吻出卖吧！请你们自问，接受我们请愿时的和气亲善和遍布我们海陆疆域的大规模备战如何能够相称？难道出于对我们的爱护与和解，有必要动用战舰和军队吗？难道我们流露过决不和解的愿望，以至为了赢回我们的爱，而必须诉诸武力吗？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先生。这些都是战争和征服的工具，是国王采取的最后论辩手段。我要请问先生们，这些战争部署如果不是为了迫使我们就范，那又意味着什么？哪位先生能够指出有其他动机？难道在世界的这一角，还有别的敌人值得大不列颠如此兴师动众，集结起庞大的海陆武装吗？不，先生们，没有任何敌人了。一切都是针对我们的，而不是别人。他们是派来给我们套紧那条由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铸造的锁链的。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抵抗呢？还靠辩论吗？先生，我们已经辩论了10 年了。难道还有什么新的御敌之策吗？没有了。我们已经从各方面经过了考虑，但一切都是枉然。难道我们还要苦苦哀告，卑词乞求吗？难道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策略没有使用过吗？先生，我请求你们，千万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为了阻止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一切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们请愿过，我们抗议过，我们哀求过；我们曾拜倒在英王御座前，恳求他制止国会和内阁的残暴行径。可是，我们的请愿受到蔑视，我们的抗议反而招致更多的镇压和侮辱，我们的哀求被置之不理，我们被轻蔑地从御座边一脚踢开了。事到如今，我们怎么还能沉迷于虚无缥缈的和平希望之中呢？没有任何希望的余地了。假如我们想获得自由，并维护我们长期以来为之献身的崇高权利，假如我们不愿彻底放弃我们多年来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那么，我们就必须战斗！我再重复一
遍，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只有诉诸武力，只有求助于万军之主的上帝。
议长先生，他们说我们太弱小了，无法抵御如此强大的敌人。但是我们何时才能强大起来？是下周，还是明年？难道要等到我们被彻底解除武装，家家户户都驻扎英国士兵的时候？难道我们犹豫迟疑、无所作为就能积聚起力量吗？难道我们高枕而卧，抱着虚幻的希望，待到敌人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就能找到有效的御敌之策了吗？先生们，只要我们能妥善地利用自然之神赐予我们的力量，我们就不弱小。一旦300 万人民为了神圣的自由事业，在自己的国土上武装起来，那么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我们。此外，我们并非孤军作战，公正的上帝主宰着各国的命运，他将号召朋友们为我们而战。先生们，战争的胜利并非只属于强者。它将属于那些机警、主动和勇敢的人们。何况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即使我们没有骨气，想退出战斗，也为时已晚。退路已经切断，除非甘受屈辱和奴役。囚禁我们的枷锁已经铸成。叮铛的镣铐声已经在波士顿草原上回响。战争已经无可避免--让它来吧！我重复一遍，先生，让它来吧！企图使事态得到缓和是徒劳的。各位先生可以高喊：和平！和平！但根本不存在和平。战斗实际上已经打响。从北方刮来的风暴将把武器的锉锵回响传到我们耳中。我们的弟兄已经奔赴战场！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先生们想要做什么？他们会得到什么？难道生命就这么可贵，和平就这么甜蜜，竟值得以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全能的上帝啊，制止他们这样
做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从改革开放到民主化:谁砸开了苏联专制体制大门?
谁砸开了苏联专//制体制的大门?
作者：程 晓 农
1991年，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一系列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导致苏联解体的条件，叶利钦和苏联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战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庞大的苏联党政军特系统，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值得深思的是，在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多因素当中应当获得什么启示，这种结局为什么是历史之必然，它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谁是罪魁祸首?
苏联正式的政治演变起自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前者指的不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而是国内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则是指经济改革。
中国党内的保守派指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有意要葬送苏联和苏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说法，是批评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
而中国的改革派当中，则有不少人认为，苏联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所以必然失败，言外之意是，只要象中国那样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结局。这两种说法显然都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国内、国际因素，而且，也带有很明显的从各自立场出发的政治意涵。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许多西方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多次反思，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十分了解苏联体制的根本弱点，但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曾料到，一个昔日集权、强大的超级大国苏联，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彻底垮掉，而且事先似乎没有要垮台的任何征兆。
只有一个人，即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二十年前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二十世纪，但是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九十年代，而不是更早或下一世纪。
令许多苏联问题专家感到惭愧的是，他们过去几十年悉心研究苏联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理论，都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维持不下去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开放"和"改革"的主导者。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迫使戈尔巴乔夫推动"开放"和"改革"的呢?七年过去了，现在西方关于当年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仍然莫衷一是。政治、历史、经济学、社会各个领域的学者，各有各的观察角度，自然他们的解释也各有千秋。
结束冷战却导致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
有的西方专家认为，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转而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终于抗衡不过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苏联是为了自救而放弃冷战的。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面对东欧国家一九八九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颇有战略眼光地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以前培养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者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
东欧各国战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战结束时也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硬塞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在东欧各国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一九五三年在东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零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的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这座唯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就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因为有国际社会对北京的"六四"事件强烈反对的前车之鉴。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高福利拖垮了社会主义
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僵化、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缺员严重。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 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该戈尔巴乔夫化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成堆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 "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家"。
在"苦头"和"甜头"之间的两难选择
在八十年代，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之后，苏联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幻觉，认为只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很快过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生活。从这种幻觉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然而，当时在苏联却很少有人提到，在苏联这种长期维持高福利、资源耗尽的背景下，其实，推行经济改革是一种自救行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防止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瓦解。这样的经济改革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甜头"，当然也很难让已经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福利再上一层楼；相反，经济改革却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带来"苦头"。
社会主义国家或迟或早都得搞经济改革，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经济更有魅力，人们可以在两个制度里任意挑一个更喜欢的，或者可以象点菜那样，从两种经济制度里选一些合乎自己胃口的东西。其实，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改革是迫不得已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旧制度总会有维持不下去的一天，不改革就可能垮台。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一个市场经济可以选择，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能够代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只有市场经济，走市场经济的路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而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能再充分照顾人们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改造计划经济、走上市场经济的过程，并不是甜蜜的，而是痛苦的，会被迫放弃很多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得到保护的既得利益，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很多人原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保不住了，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生活水平不会上升反而可能下降。后来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转型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一代人为了经济改革而付出沉重代价的过程，可以说是"父债子还"。换言之，第一代人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并没有尝到社会主义高福利的"甜头"；第二或第三代人虽然没有政治自由，但是却享受了社会主义高福利，无论比上一代还是下一代都过得轻松舒适，但把子孙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吃"光"用"尽了；第三或第四代人就不可能象他们的父辈那样幸运了，他们面临着不得不摆脱社会主义的艰巨使命，不但再尝不到多少高福利的"甜头"，相反，还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转型中得到的多半是"苦头"，自然，付代价的这代人总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一般来说，苏联东欧国家的老百姓对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市场经济，往往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当做"破衣烂履"，坦然弃之而后快；另一种是对市场化改革半心半意，对旧制度恋恋不舍，欲拒还迎。在东欧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用刺刀输入的，所以持前一种态度的人比较多。在苏联，则多数人持后一种态度，因为，亲身经历经济转型时代的人，多半属于第二到第四代，他们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有深刻的记忆和相当程度的怀念，另一方面在情感上也不愿为了经济改革的成功而指责父辈，这就决定了他们那种对市场化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
许多俄国和西方的专家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半心半意，因此苏联的经济始终不见起色。其实，就算他对经济改革是全心全意的，苏联多年的高福利已经耗尽了资源，没有条件实行给"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只能进行有"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这样的"苦"政策只有斯大林、毛泽东才办得到，他们既拥有老百姓的崇拜，又挥动着专政的铁拳，提出什么政策，老百姓都只能认了。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个第四、第五代领导人，他的前好几任领导人早就已经没法用共产主义理想骗老百姓，而改靠"花钱买稳定"了，这是所有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维持统治的最后一招，只要用上一个时期，就休想再号召老百姓为了党和国家"吃糠咽菜、受苦受累"了。
不管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是半心半意、还是全心全意，他面对经济困境，都只能"拧紧螺丝"，即强化劳动纪律、提高工作定额、开源节流。换句话讲，就是推行一种给"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谁来支持这样的经济改革呢?其实，戈尔巴乔夫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就试图"拧紧螺丝"，各单位的负责人管不住自己的职工，政府就派克格勃在大街上拦截行人、检查身份，看是谁在工作时间跑去逛商店、买东西了，然后通知单位把人领回去，加强教育，其效果自然不佳。戈尔巴乔夫也试过"拧紧螺丝"，发动"禁酒运动"，想减少酗酒现象、提高劳动效率，同样也失败了。
由此可见，就算戈尔巴乔夫再坚决一些，"拧紧螺丝"式的经济改革也还是"曲高和寡"，不可能象有"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那样受欢迎。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1988年戈尔巴乔夫决定推迟价格改革，改而加快政治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价格改革意味着消费品价格会大幅度上涨，戈尔巴乔夫手中没有资源，无法在价格改革时给老百姓大量涨工资，也无法给企业大量财政补贴以平抑物价，因此，这样的价格改革就只能是让老百姓"受苦"，必然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弹。
同样是物价改革，中国政府一面在涨价时，拿出大笔钱来涨工资，保证老百姓的购买力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生活水平还能继续提高，另一方面又投入大笔财政补贴，让国营商店高价进货、低价卖货，亏损由政府包揽。苏联人看到了中国经验，觉得既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涨工资、商品丰富、过好日子，怎么苏联就办不到呢？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难处，好象他这个莫斯科大学的尖子毕业生还不如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邓小平聪明。一直到今天，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多数苏联人好象也未明白，所谓的中国经验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中国和苏联有三大区别。其一是，中国老百姓在改革前一直过的是苦日子，政府手中"攒 "着不少资源，可以在改革时期"撒银子"、给"甜头"。老邓正是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对城镇居民实行高福利政策，所以中国的改革才似乎是只"甜"不" 苦"，才换来了一片叫好声。其二是，中国是个穷社会主义，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占人口六分之五的农民都没尝过社会主义高福利的滋味，只有城镇居民才有这个特权。这样，对中国的农民来说，改革就象"共产党宣言"说的那样，让他们"失去的只是枷锁，而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自然他们对改革不会半心半意，而农民在改革中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又创造出更多的资源，使政府可以在城里继续"撒银子"。其三，中国还有香港台湾和海外华商，送来了大笔"银子"--投资。
但是，中国和苏联有一个最大、也是最关键的相同之处，就是共产党虽然管着庞大的国家，却无力改善经济效益。所以，除非它象毛泽东、斯大林那样，勒紧老百姓的裤腰带，只让老百姓过苦日子，只要它开始通过提高福利来收买人心，这种福利水平就"水涨船高"，上得去下不来了。哪一年福利水平不提高，哪一年老百姓的不满就明显上升，政府就不得不再涨福利。如此下去，"坐吃山空"，用不了一、二十年，必然会出现"银子"""撒"光的那一天。
老邓虽然发动了经济改革，但在城市里他的主要政策还是"花钱买稳定"，实际上是部分仿效勃列日涅夫的"角色"，这个给"甜头"不给"苦头"的"角色"当然容易 "演"了。可是，等轮到江泽民、朱基时，他们仍然逃脱不了与戈尔巴乔夫类似的资源枯竭的困境，现在，江、朱已经开始被迫唱"无米之炊"这出"戏"了。不过，也难怪苏联人不懂这一点，就连中国人当中，又有多少人能在五年前就看出，老邓"花钱买稳定"会给后任留下多大的麻烦，会料到今天的中国有"下岗"、" 分流"、"破产"、"保八"这样的艰难局面呢?
戈尔巴乔夫政治"开放"政策的党内"同路人"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虽不成功，但是他却成功地推动了政治"开放"，促进了新闻自由，基本上结束了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迫，允许组织各种政治团体，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选举。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但也可以想象得到，这场改革一定会遭到党内官僚体系的反对。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讲过，"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对我而且恨我"。他以苏共总书记的身份发动政治改革，似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举动，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支持声援，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势力在支持戈尔巴乔夫呢?西方学者最近几年的研究发现，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时，并没有与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建立同盟关系，换句话讲，看上去，戈尔巴乔夫似乎是个勇往直前的"孤家寡人"，没有什么强大而有组织的团体当他的后盾。
面对这样一个"孤家寡人"，为什么组织完善、运转良好、掌控一切的苏联党政官僚机器，未能成功地阻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呢?苏联的各级官员在戈尔巴乔夫发动政治改革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呢?一些俄国和西方学者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政治演变并不完全是一场以戈尔巴乔夫为一方、以反改革的庞大官僚队伍为另一方的漫长的"拔河"，虽然在官僚机器内并没有多少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但却有不少暗中准备拥抱市场民主制度的党内"叛逆者"。
通过研究大量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献，学者们发现，在苏联出现政治经济演变的时候，许多苏联的党政精英意识到，既然改革的大势已成，恐怕就到了放弃共产党制度这条"沉船"、坐上 "救生艇"、及时转移到市场民主制度这条"船"上去的时候了，这样，他们可能不仅保得住地位，甚至可能过得更好。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不愿意站出来顽强地捍卫苏联的集权专制制度直到最后一刻，相反，有些人却摇身一变直接成了民主派的成员，有些人则与民主派暗通勾曲，更多的人则是明哲保身、静观待变。
这些苏联官僚们观察风向、作出"换船"决定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苏联民主派日趋活跃的阶段，官僚们的"骑墙"心态显然是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的。到了一九九零至一九九一年，俄罗斯各地的党政精英就进一步纷纷背离戈尔巴乔夫，而向叶利钦输诚，同时，大型国营企业的经理们也拒绝向苏联的中央政府纳税，而主动将税收缴给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苏联官僚们叛离苏联、倒向俄罗斯共和国的举动，也是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官僚们的做法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而是他们各人自发的选择。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弃船现象"。
电影"泰坦尼克"号描写了沉船之前人性的种种善良与丑恶，无论是选择坦然赴死、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还是为了一线生机不择手段，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为挽救沉船奋斗到底的。如果一艘大船突然遇到船难时，乘客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盼望避免沉没，寄希望于船员们；但是，如果船员们从船难的一开始就明白，沉船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放弃了救船行动，那么乘客们也只能弃船而去、或者随船赴难。
苏联也是"一艘庞大的船"，各级官僚就是它的"船员"。他们与"泰坦尼克"号船员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最了解"船况"，知道遇险的"船"还有没有存活的希望；而苏联党政官僚与"泰坦尼克"号船员们最大的区别在于"职业伦理"不同。通常，船员、民航机乘务员都受过严格的职业伦理训练，要求他们在机、船遇险时，让乘客们先走，自己必须留到最后。而执政的共产党官僚的"职业伦理"却是，不投机就爬不上去，几乎可以说，他们的个人政治生涯就是政治投机的过程，充满了观察政治风向、说空话假话、编造政绩、逢迎上级、吹牛拍马、打击同志、压制异己等等。他们中的多数并没有多少信仰，唯一关心的是个人的权势和地位，或许有时还会想到，要顺便为老百姓办一点事，以安慰良心。
尽管这些精英会天天唱"形势大好"的高调，但他们并不是傻瓜，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共产党"这条大船"的状况。一旦发现"这条大船""病入膏肓"、政权体系的稳定性值得怀疑后，他们政治投机的本性会引导他们立刻准备后路。共产党政权要指望这样一批精英，在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捍卫党的利益而牺牲，无疑是缘木求鱼。
在苏联民主化演进的过程中，苏联的许多党政官僚最关心的，不是如何与民主派作殊死斗争，而是如何抓住"弃船"的良机、如何找到"救生艇"、怎样在"新船 "上把握机会恢复昔日之权势。他们比"旧船"上的"乘客"先上"救生艇"，还"顺手牵羊"，拿走"乘客"的部分财产，作为在"新船"上"发家的本钱"。
从民主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共产党官僚的"骑墙"态度和"换船"举动当然是个有利因素，否则民主化可能中途夭折，民主派成员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共产党官僚的"换船"举动，却注定了会使转型后的新制度带上旧官僚的深深痕迹，人们最后会无可奈何地发现，新制度下的"新"精英中的大多数，还是那些旧精英、熟面孔。而这些旧精英"转型"成为新精英的过程，恰恰就是腐败的温床。
苏联民间早期的独立声音
苏联共产党夺取政权靠的是暴力革命，但是，苏共政权的瓦解却不是因为别人用同样的暴力手段推翻了它，而是因为它被自己的精英和老百姓抛弃了。但是，苏联的政治气候发展到让苏共党内精英都"动摇、叛变"，却主要是民主派施加压力的结果。而在苏联那样集权专制的体制内民主派又是如何生长起来的呢?这始终是人们很想了解的。苏联民主派的生长确实是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但这并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源的。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斯大林式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的残暴恐怖统治就渐渐削弱、最后消失了，共产党在经济上实行了收买人心的手段，在政治上则采取怀柔政策。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共产党政权和老百姓互相装假的局面，就是老百姓不再相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了，但在表面上仍然装作信从的样子，而共产党政权明知老百姓是在装假，但却以老百姓的这种假装的信从为满足，双方谁也不去戳穿这层"窗户纸"。
原捷克剧作家哈维尔曾经举过一个所有苏联东欧国家的人都觉得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六十年代捷克的一个杂货店里，挂着一幅政治标语，"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店员挂这幅标语，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工人们团结起来对他的生意有帮助，而是希望用这幅标语向人们表明他的态度---他愿意服从共产党的规矩、免得招来麻烦。共产党国家的老百姓在极权体制下的生活本能，就是必须习惯于在公开场合讲政治方面的假话。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也或早或晚会出现对共产党的挑战，最初的这类挑战不是突然爆发的有组织的反对党示威，而是源自人们内心的讲真话的愿望。人的本性是喜欢真诚、讲真话的。可是在共产党体制里，人们却不得不每天"戴着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说一些真话；同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方面要求他们维持诚实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得教会他们必须在政治问题上善于说假话、应付当局，但又不能对当局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这实在是令家长们十分头痛的家庭教育。
苏联的专制体制导致了"厨房政治文化"的出现，就是人们白天在工作场所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议论批评时政，把平时在公开场合压在心底的真话讲出来，但要小心不让孩子参加。许多异议人士就是这样形成共识的，而许多青少年也因为偷听厨房里父辈们的政治议论，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
这种"在公开场合活在谎言中、而私下场合才回归真正的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最令知识分子反感。所以，那些最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必然想要寻找到一种方式，把他们私下场合讨论的事实转变为公开场合的诚实表达。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是作家、诗人、记者，他们不见得是有政治目的的活动家，只是想要让社会不至于被假话淹没，让深受人们欢迎的对真实现象的描述重见光明。
这样的知识分子往往利用官方控制的非政治宣传杂志，来发表一些描绘社会真相的作品，最早的此类作品讲的都是关于斯大林时代的种种黑暗现象，而最敢于发表此类作品的是文学杂志"新世界"。从六十年代开始，半地下的手抄出版物也陆续问世，在知识分子和部分民众中广为流传，其内容也更大胆。从法律上讲，这些活动都是苏联的宪法和法律允许的，但事实上苏联当局还设有许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秘密管制规定，这些作品和出版物就通过挑战这些规定，而呼吁当局回归自己颁布的宪法和法律。
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主要出现在大、中型城市，它虽然只能在一小部分民众中传播，却赢得了读者的高度尊重和支持，而这种支持又鼓励了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出更多的独立声音。当然，这些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事情，与普通老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声音并没有直接转变成对老百姓的政治和社会动员，然而，其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因为，被共产党政权封锁、掩盖的许多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共产党的宣传从怀疑变成根本不再相信。而知识分子讲的真话越多，敢讲真话的人也就越多，真话就逐渐代替假话，讲真话的人也越来越赢得社会的敬重，以至于连一些共产党官僚也不得不迎合社会潮流，讲上几句真话，想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被它自己的谎言假话和知识分子的真话动摇了的，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
与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从六十、七十年代开始在青年人中出现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包括流行音乐爱好者聚会、自发组织的体育俱乐部以及文学团体等等。这些活动的共同特征是，青年人不愿意重复官方宣传的价值观，也不想充当共青团的附庸，而要寻求自己的独立存在，表现自己的独立的社会价值。在这样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中熏陶、成长的青年一代，成了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开放政策的整整一、两代社会基础。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一步开放新闻自由，报刊杂志陆续转向比较客观公正的报道，媒体上刊登出越来越多的、过去几十年来老百姓一直想知道而无从得知的真相。这就大大刺激了报刊的发行量，使得那些敢于脱掉令人憎恶的官方宣传外衣的报刊销路大增，而报刊之间争夺读者的竞争又进一步促进了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出现后，苏联民众不但读到了许多人所共知、但官方以前一直严禁报道的史实，如苏联如何通过政治集中营关押、残酷迫害上千万政治犯，苏联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如何遭到农民的反抗、最后数百万农民被夺走粮食而死于饥荒等。而且，不少在苏联民间从爷爷辈就悄悄地代代相传的政治密闻都公开了。例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从德国领取津贴、从事反对本国政府的活动，列宁如何镇压了参加过十月革命但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数千水兵，列宁本人早年是如何嫖妓而染上梅毒、最后死于晚期梅毒下的痴呆症，二战期间苏联怎样谋杀了数千投奔苏联的波兰政府军军官(即苏联政府一向不肯承认的"卡廷森林案件")等等。
苏联共产党只能靠隐瞒真相来维持一时的社会服从，一旦历史被还原成真实后，老百姓怀着强烈的被欺骗了数代的愤慨，自然会转向支持、同情新诞生的民主派。
中心黑体字号(7){从民间社团组织到组建民主派政党}
随着民间独立声音的增强，苏联在国际压力下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气氛的宽松，有组织的异议人士活动也日益活跃，出现了公民社会的前兆特征。一九八七年七月，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公开的人权运动团体。这一年的十二月，这个团体组织了苏联历史上的首次人权问题国际讨论会，当局未便阻止会议的举行，却设法阻挠国外和国内的与会者到会，也不让会议组织者使用任何会场，结果会议的组织者只好把会议分散成多个家庭聚会，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仍然有四百位苏联公民和三十位外国与会者参加了讨论。
七十年代的独立青年文化运动也孕育出一系列志愿性民间社团，如环境保护团体，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支持；还有"国际和平"组织，它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反冷战、呼吁世界和平的声音，经常与青年人的"国际和平"组织相互呼应。这些民间社团都逐渐建立起它们在全国的联系网。当民主化的议题浮现出来后，这些民间社团就成了民主化运动的有力支持者。
除了人权运动和青年运动外，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中间也出现了第三类民间社团。这些分散在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最初是自发开始研究一系列课题，试图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俄国历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许多史实，恢复被官方长期扭曲的俄国历史和人物的真实面貌。他们通过非正式的讨论、聚会进行交流。一九八七年在莫斯科的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到会的经济学家、新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等，自发地成立了一个"改革俱乐部"。它牵头组织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俱乐部的"交流和对话"，参与者有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历史--政治俱乐部 "、全苏社会政治记者俱乐部等。这样的活动把具有不同背景、分布各地的团体和个人联系到一起，讨论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
从一九八七年秋季开始，"改革俱乐部"提出了一项被称为"纪念"的活动，在街上征集签名，要求政府彻底调查斯大林时代的非法镇压行径，并组织正式的死难者悼念活动。活动的组织者不顾官方的禁止，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在莫斯科的十月广场组织了一场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许多参加者被拘留，但很快又获释。活动组织者先后征集了三万个签名，到了一九八八年六月，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压力下，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采纳了"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建议。
由于这次活动遍及苏联各地，需要产生有众望的代表人物，于是在活动参加者中进行了选举，推选出一些大家一致公认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萨哈罗夫和索尔任尼琴。这次非正式的选举是苏联七十年历史当中首次未受官方操纵的选举，是一次真正的民意检验。通过这次签名征集活动，活动组织者开始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名称就叫作"纪念"。到了一九八九年一月，当他们召开成员代表大会时，它已经拥有一百八十个分部、大约两万名积极分子。
虽然"纪念"这个在活动中自然诞生的民间团体有着相当强大的影响力，在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官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推出了不少候选人，事实上扮演着政治团体的角色，但它从未宣布自己是个反对党。
而率先公开唱起反对党角色的是"民主联盟"。"民主联盟"一九八八年五月召开了成立大会，来自十四个城市的一百五十位代表出席了会议，警察扰乱了会议，破坏了与会者开会的乡间别墅。但与会者仍然宣布，"民主联盟"是个"反对苏联极权体制的政治反对党，目标是推动这一体制的非暴力转型，并在人性、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五个非正式团体聚会，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阵线"，主张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
这些民主派政党的出现，打破了共产党统治下不能动员民众、组织政党的神话，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垄断政治舞台的历史终结了，一个通向多元化、民主化的政治演变正式开始了。显然，这一局面的出现，是有其长期酝酿的社会基础和必要的政治松动气氛的。究竟哪个政党或团体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并不是个重要问题，因为局势在不断演变，各个团体内成员的看法和策略也在变化，民意更在变化，一切都是逐步发展中的。
过去十年俄国的政治史证明，并不存在一个始终正确、唯一正确的政党或领导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历经数代的集权专制之后，在政治上首先需要学习的，是理解政治多元化和民主政治，而不能把国家和社会的希望从共产党那里移过来、又简单地交给某个政党或领导人，指望新的执政者从此永远正确、保证自己一劳永逸地过上好日子。民主政治的特征就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执政者与选民之间的互动，来防止政策偏离民众的需求。
悬而未解的结论?
描绘一幅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瓦解的完整图景，本不是这短短的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任务。笔者侧重介绍的，是一九九零年之前的一些历史背景，而一九九零年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各国媒体有比较多的报道，就不在此赘述了。
写到这里，笔者还未直接回答本文标题中提出的问题，即"谁砸开了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的大门"?但是，本文的每一节其实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想在最后补充的只是，搞垮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的，显然不是哪一个人。也许，还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在苏联解体、苏共崩溃之前的两代人中，不管是有意、无意、出于什么动机，谁没有挖过这个体制的墙脚?
作者：程 晓 农
1991年，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一系列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导致苏联解体的条件，叶利钦和苏联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战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庞大的苏联党政军特系统，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值得深思的是，在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多因素当中应当获得什么启示，这种结局为什么是历史之必然，它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谁是罪魁祸首?
苏联正式的政治演变起自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前者指的不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而是国内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则是指经济改革。
中国党内的保守派指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有意要葬送苏联和苏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说法，是批评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
而中国的改革派当中，则有不少人认为，苏联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所以必然失败，言外之意是，只要象中国那样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结局。这两种说法显然都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国内、国际因素，而且，也带有很明显的从各自立场出发的政治意涵。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许多西方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多次反思，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十分了解苏联体制的根本弱点，但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曾料到，一个昔日集权、强大的超级大国苏联，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彻底垮掉，而且事先似乎没有要垮台的任何征兆。
只有一个人，即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二十年前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二十世纪，但是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九十年代，而不是更早或下一世纪。
令许多苏联问题专家感到惭愧的是，他们过去几十年悉心研究苏联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理论，都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维持不下去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开放"和"改革"的主导者。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迫使戈尔巴乔夫推动"开放"和"改革"的呢?七年过去了，现在西方关于当年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仍然莫衷一是。政治、历史、经济学、社会各个领域的学者，各有各的观察角度，自然他们的解释也各有千秋。
结束冷战却导致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
有的西方专家认为，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转而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终于抗衡不过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苏联是为了自救而放弃冷战的。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面对东欧国家一九八九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颇有战略眼光地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以前培养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者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
东欧各国战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战结束时也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硬塞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在东欧各国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一九五三年在东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零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的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这座唯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就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因为有国际社会对北京的"六四"事件强烈反对的前车之鉴。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高福利拖垮了社会主义
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僵化、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缺员严重。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 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该戈尔巴乔夫化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成堆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 "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家"。
在"苦头"和"甜头"之间的两难选择
在八十年代，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之后，苏联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幻觉，认为只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很快过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生活。从这种幻觉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然而，当时在苏联却很少有人提到，在苏联这种长期维持高福利、资源耗尽的背景下，其实，推行经济改革是一种自救行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防止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瓦解。这样的经济改革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甜头"，当然也很难让已经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福利再上一层楼；相反，经济改革却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带来"苦头"。
社会主义国家或迟或早都得搞经济改革，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经济更有魅力，人们可以在两个制度里任意挑一个更喜欢的，或者可以象点菜那样，从两种经济制度里选一些合乎自己胃口的东西。其实，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改革是迫不得已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旧制度总会有维持不下去的一天，不改革就可能垮台。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一个市场经济可以选择，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能够代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只有市场经济，走市场经济的路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而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能再充分照顾人们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改造计划经济、走上市场经济的过程，并不是甜蜜的，而是痛苦的，会被迫放弃很多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得到保护的既得利益，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很多人原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保不住了，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生活水平不会上升反而可能下降。后来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转型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一代人为了经济改革而付出沉重代价的过程，可以说是"父债子还"。换言之，第一代人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并没有尝到社会主义高福利的"甜头"；第二或第三代人虽然没有政治自由，但是却享受了社会主义高福利，无论比上一代还是下一代都过得轻松舒适，但把子孙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吃"光"用"尽了；第三或第四代人就不可能象他们的父辈那样幸运了，他们面临着不得不摆脱社会主义的艰巨使命，不但再尝不到多少高福利的"甜头"，相反，还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转型中得到的多半是"苦头"，自然，付代价的这代人总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一般来说，苏联东欧国家的老百姓对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市场经济，往往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当做"破衣烂履"，坦然弃之而后快；另一种是对市场化改革半心半意，对旧制度恋恋不舍，欲拒还迎。在东欧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用刺刀输入的，所以持前一种态度的人比较多。在苏联，则多数人持后一种态度，因为，亲身经历经济转型时代的人，多半属于第二到第四代，他们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有深刻的记忆和相当程度的怀念，另一方面在情感上也不愿为了经济改革的成功而指责父辈，这就决定了他们那种对市场化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
许多俄国和西方的专家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半心半意，因此苏联的经济始终不见起色。其实，就算他对经济改革是全心全意的，苏联多年的高福利已经耗尽了资源，没有条件实行给"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只能进行有"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这样的"苦"政策只有斯大林、毛泽东才办得到，他们既拥有老百姓的崇拜，又挥动着专政的铁拳，提出什么政策，老百姓都只能认了。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个第四、第五代领导人，他的前好几任领导人早就已经没法用共产主义理想骗老百姓，而改靠"花钱买稳定"了，这是所有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维持统治的最后一招，只要用上一个时期，就休想再号召老百姓为了党和国家"吃糠咽菜、受苦受累"了。
不管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是半心半意、还是全心全意，他面对经济困境，都只能"拧紧螺丝"，即强化劳动纪律、提高工作定额、开源节流。换句话讲，就是推行一种给"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谁来支持这样的经济改革呢?其实，戈尔巴乔夫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就试图"拧紧螺丝"，各单位的负责人管不住自己的职工，政府就派克格勃在大街上拦截行人、检查身份，看是谁在工作时间跑去逛商店、买东西了，然后通知单位把人领回去，加强教育，其效果自然不佳。戈尔巴乔夫也试过"拧紧螺丝"，发动"禁酒运动"，想减少酗酒现象、提高劳动效率，同样也失败了。
由此可见，就算戈尔巴乔夫再坚决一些，"拧紧螺丝"式的经济改革也还是"曲高和寡"，不可能象有"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那样受欢迎。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1988年戈尔巴乔夫决定推迟价格改革，改而加快政治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价格改革意味着消费品价格会大幅度上涨，戈尔巴乔夫手中没有资源，无法在价格改革时给老百姓大量涨工资，也无法给企业大量财政补贴以平抑物价，因此，这样的价格改革就只能是让老百姓"受苦"，必然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弹。
同样是物价改革，中国政府一面在涨价时，拿出大笔钱来涨工资，保证老百姓的购买力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生活水平还能继续提高，另一方面又投入大笔财政补贴，让国营商店高价进货、低价卖货，亏损由政府包揽。苏联人看到了中国经验，觉得既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涨工资、商品丰富、过好日子，怎么苏联就办不到呢？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难处，好象他这个莫斯科大学的尖子毕业生还不如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邓小平聪明。一直到今天，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多数苏联人好象也未明白，所谓的中国经验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中国和苏联有三大区别。其一是，中国老百姓在改革前一直过的是苦日子，政府手中"攒 "着不少资源，可以在改革时期"撒银子"、给"甜头"。老邓正是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对城镇居民实行高福利政策，所以中国的改革才似乎是只"甜"不" 苦"，才换来了一片叫好声。其二是，中国是个穷社会主义，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占人口六分之五的农民都没尝过社会主义高福利的滋味，只有城镇居民才有这个特权。这样，对中国的农民来说，改革就象"共产党宣言"说的那样，让他们"失去的只是枷锁，而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自然他们对改革不会半心半意，而农民在改革中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又创造出更多的资源，使政府可以在城里继续"撒银子"。其三，中国还有香港台湾和海外华商，送来了大笔"银子"--投资。
但是，中国和苏联有一个最大、也是最关键的相同之处，就是共产党虽然管着庞大的国家，却无力改善经济效益。所以，除非它象毛泽东、斯大林那样，勒紧老百姓的裤腰带，只让老百姓过苦日子，只要它开始通过提高福利来收买人心，这种福利水平就"水涨船高"，上得去下不来了。哪一年福利水平不提高，哪一年老百姓的不满就明显上升，政府就不得不再涨福利。如此下去，"坐吃山空"，用不了一、二十年，必然会出现"银子"""撒"光的那一天。
老邓虽然发动了经济改革，但在城市里他的主要政策还是"花钱买稳定"，实际上是部分仿效勃列日涅夫的"角色"，这个给"甜头"不给"苦头"的"角色"当然容易 "演"了。可是，等轮到江泽民、朱基时，他们仍然逃脱不了与戈尔巴乔夫类似的资源枯竭的困境，现在，江、朱已经开始被迫唱"无米之炊"这出"戏"了。不过，也难怪苏联人不懂这一点，就连中国人当中，又有多少人能在五年前就看出，老邓"花钱买稳定"会给后任留下多大的麻烦，会料到今天的中国有"下岗"、" 分流"、"破产"、"保八"这样的艰难局面呢?
戈尔巴乔夫政治"开放"政策的党内"同路人"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虽不成功，但是他却成功地推动了政治"开放"，促进了新闻自由，基本上结束了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迫，允许组织各种政治团体，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选举。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但也可以想象得到，这场改革一定会遭到党内官僚体系的反对。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讲过，"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对我而且恨我"。他以苏共总书记的身份发动政治改革，似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举动，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支持声援，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势力在支持戈尔巴乔夫呢?西方学者最近几年的研究发现，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时，并没有与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建立同盟关系，换句话讲，看上去，戈尔巴乔夫似乎是个勇往直前的"孤家寡人"，没有什么强大而有组织的团体当他的后盾。
面对这样一个"孤家寡人"，为什么组织完善、运转良好、掌控一切的苏联党政官僚机器，未能成功地阻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呢?苏联的各级官员在戈尔巴乔夫发动政治改革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呢?一些俄国和西方学者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政治演变并不完全是一场以戈尔巴乔夫为一方、以反改革的庞大官僚队伍为另一方的漫长的"拔河"，虽然在官僚机器内并没有多少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但却有不少暗中准备拥抱市场民主制度的党内"叛逆者"。
通过研究大量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献，学者们发现，在苏联出现政治经济演变的时候，许多苏联的党政精英意识到，既然改革的大势已成，恐怕就到了放弃共产党制度这条"沉船"、坐上 "救生艇"、及时转移到市场民主制度这条"船"上去的时候了，这样，他们可能不仅保得住地位，甚至可能过得更好。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不愿意站出来顽强地捍卫苏联的集权专制制度直到最后一刻，相反，有些人却摇身一变直接成了民主派的成员，有些人则与民主派暗通勾曲，更多的人则是明哲保身、静观待变。
这些苏联官僚们观察风向、作出"换船"决定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苏联民主派日趋活跃的阶段，官僚们的"骑墙"心态显然是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的。到了一九九零至一九九一年，俄罗斯各地的党政精英就进一步纷纷背离戈尔巴乔夫，而向叶利钦输诚，同时，大型国营企业的经理们也拒绝向苏联的中央政府纳税，而主动将税收缴给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苏联官僚们叛离苏联、倒向俄罗斯共和国的举动，也是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官僚们的做法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而是他们各人自发的选择。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弃船现象"。
电影"泰坦尼克"号描写了沉船之前人性的种种善良与丑恶，无论是选择坦然赴死、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还是为了一线生机不择手段，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为挽救沉船奋斗到底的。如果一艘大船突然遇到船难时，乘客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盼望避免沉没，寄希望于船员们；但是，如果船员们从船难的一开始就明白，沉船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放弃了救船行动，那么乘客们也只能弃船而去、或者随船赴难。
苏联也是"一艘庞大的船"，各级官僚就是它的"船员"。他们与"泰坦尼克"号船员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最了解"船况"，知道遇险的"船"还有没有存活的希望；而苏联党政官僚与"泰坦尼克"号船员们最大的区别在于"职业伦理"不同。通常，船员、民航机乘务员都受过严格的职业伦理训练，要求他们在机、船遇险时，让乘客们先走，自己必须留到最后。而执政的共产党官僚的"职业伦理"却是，不投机就爬不上去，几乎可以说，他们的个人政治生涯就是政治投机的过程，充满了观察政治风向、说空话假话、编造政绩、逢迎上级、吹牛拍马、打击同志、压制异己等等。他们中的多数并没有多少信仰，唯一关心的是个人的权势和地位，或许有时还会想到，要顺便为老百姓办一点事，以安慰良心。
尽管这些精英会天天唱"形势大好"的高调，但他们并不是傻瓜，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共产党"这条大船"的状况。一旦发现"这条大船""病入膏肓"、政权体系的稳定性值得怀疑后，他们政治投机的本性会引导他们立刻准备后路。共产党政权要指望这样一批精英，在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捍卫党的利益而牺牲，无疑是缘木求鱼。
在苏联民主化演进的过程中，苏联的许多党政官僚最关心的，不是如何与民主派作殊死斗争，而是如何抓住"弃船"的良机、如何找到"救生艇"、怎样在"新船 "上把握机会恢复昔日之权势。他们比"旧船"上的"乘客"先上"救生艇"，还"顺手牵羊"，拿走"乘客"的部分财产，作为在"新船"上"发家的本钱"。
从民主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共产党官僚的"骑墙"态度和"换船"举动当然是个有利因素，否则民主化可能中途夭折，民主派成员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共产党官僚的"换船"举动，却注定了会使转型后的新制度带上旧官僚的深深痕迹，人们最后会无可奈何地发现，新制度下的"新"精英中的大多数，还是那些旧精英、熟面孔。而这些旧精英"转型"成为新精英的过程，恰恰就是腐败的温床。
苏联民间早期的独立声音
苏联共产党夺取政权靠的是暴力革命，但是，苏共政权的瓦解却不是因为别人用同样的暴力手段推翻了它，而是因为它被自己的精英和老百姓抛弃了。但是，苏联的政治气候发展到让苏共党内精英都"动摇、叛变"，却主要是民主派施加压力的结果。而在苏联那样集权专制的体制内民主派又是如何生长起来的呢?这始终是人们很想了解的。苏联民主派的生长确实是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但这并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源的。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斯大林式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的残暴恐怖统治就渐渐削弱、最后消失了，共产党在经济上实行了收买人心的手段，在政治上则采取怀柔政策。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共产党政权和老百姓互相装假的局面，就是老百姓不再相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了，但在表面上仍然装作信从的样子，而共产党政权明知老百姓是在装假，但却以老百姓的这种假装的信从为满足，双方谁也不去戳穿这层"窗户纸"。
原捷克剧作家哈维尔曾经举过一个所有苏联东欧国家的人都觉得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六十年代捷克的一个杂货店里，挂着一幅政治标语，"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店员挂这幅标语，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工人们团结起来对他的生意有帮助，而是希望用这幅标语向人们表明他的态度---他愿意服从共产党的规矩、免得招来麻烦。共产党国家的老百姓在极权体制下的生活本能，就是必须习惯于在公开场合讲政治方面的假话。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也或早或晚会出现对共产党的挑战，最初的这类挑战不是突然爆发的有组织的反对党示威，而是源自人们内心的讲真话的愿望。人的本性是喜欢真诚、讲真话的。可是在共产党体制里，人们却不得不每天"戴着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说一些真话；同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方面要求他们维持诚实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得教会他们必须在政治问题上善于说假话、应付当局，但又不能对当局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这实在是令家长们十分头痛的家庭教育。
苏联的专制体制导致了"厨房政治文化"的出现，就是人们白天在工作场所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议论批评时政，把平时在公开场合压在心底的真话讲出来，但要小心不让孩子参加。许多异议人士就是这样形成共识的，而许多青少年也因为偷听厨房里父辈们的政治议论，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
这种"在公开场合活在谎言中、而私下场合才回归真正的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最令知识分子反感。所以，那些最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必然想要寻找到一种方式，把他们私下场合讨论的事实转变为公开场合的诚实表达。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是作家、诗人、记者，他们不见得是有政治目的的活动家，只是想要让社会不至于被假话淹没，让深受人们欢迎的对真实现象的描述重见光明。
这样的知识分子往往利用官方控制的非政治宣传杂志，来发表一些描绘社会真相的作品，最早的此类作品讲的都是关于斯大林时代的种种黑暗现象，而最敢于发表此类作品的是文学杂志"新世界"。从六十年代开始，半地下的手抄出版物也陆续问世，在知识分子和部分民众中广为流传，其内容也更大胆。从法律上讲，这些活动都是苏联的宪法和法律允许的，但事实上苏联当局还设有许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秘密管制规定，这些作品和出版物就通过挑战这些规定，而呼吁当局回归自己颁布的宪法和法律。
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主要出现在大、中型城市，它虽然只能在一小部分民众中传播，却赢得了读者的高度尊重和支持，而这种支持又鼓励了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出更多的独立声音。当然，这些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事情，与普通老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声音并没有直接转变成对老百姓的政治和社会动员，然而，其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因为，被共产党政权封锁、掩盖的许多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共产党的宣传从怀疑变成根本不再相信。而知识分子讲的真话越多，敢讲真话的人也就越多，真话就逐渐代替假话，讲真话的人也越来越赢得社会的敬重，以至于连一些共产党官僚也不得不迎合社会潮流，讲上几句真话，想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被它自己的谎言假话和知识分子的真话动摇了的，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
与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从六十、七十年代开始在青年人中出现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包括流行音乐爱好者聚会、自发组织的体育俱乐部以及文学团体等等。这些活动的共同特征是，青年人不愿意重复官方宣传的价值观，也不想充当共青团的附庸，而要寻求自己的独立存在，表现自己的独立的社会价值。在这样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中熏陶、成长的青年一代，成了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开放政策的整整一、两代社会基础。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一步开放新闻自由，报刊杂志陆续转向比较客观公正的报道，媒体上刊登出越来越多的、过去几十年来老百姓一直想知道而无从得知的真相。这就大大刺激了报刊的发行量，使得那些敢于脱掉令人憎恶的官方宣传外衣的报刊销路大增，而报刊之间争夺读者的竞争又进一步促进了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出现后，苏联民众不但读到了许多人所共知、但官方以前一直严禁报道的史实，如苏联如何通过政治集中营关押、残酷迫害上千万政治犯，苏联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如何遭到农民的反抗、最后数百万农民被夺走粮食而死于饥荒等。而且，不少在苏联民间从爷爷辈就悄悄地代代相传的政治密闻都公开了。例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从德国领取津贴、从事反对本国政府的活动，列宁如何镇压了参加过十月革命但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数千水兵，列宁本人早年是如何嫖妓而染上梅毒、最后死于晚期梅毒下的痴呆症，二战期间苏联怎样谋杀了数千投奔苏联的波兰政府军军官(即苏联政府一向不肯承认的"卡廷森林案件")等等。
苏联共产党只能靠隐瞒真相来维持一时的社会服从，一旦历史被还原成真实后，老百姓怀着强烈的被欺骗了数代的愤慨，自然会转向支持、同情新诞生的民主派。
中心黑体字号(7){从民间社团组织到组建民主派政党}
随着民间独立声音的增强，苏联在国际压力下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气氛的宽松，有组织的异议人士活动也日益活跃，出现了公民社会的前兆特征。一九八七年七月，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公开的人权运动团体。这一年的十二月，这个团体组织了苏联历史上的首次人权问题国际讨论会，当局未便阻止会议的举行，却设法阻挠国外和国内的与会者到会，也不让会议组织者使用任何会场，结果会议的组织者只好把会议分散成多个家庭聚会，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仍然有四百位苏联公民和三十位外国与会者参加了讨论。
七十年代的独立青年文化运动也孕育出一系列志愿性民间社团，如环境保护团体，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支持；还有"国际和平"组织，它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反冷战、呼吁世界和平的声音，经常与青年人的"国际和平"组织相互呼应。这些民间社团都逐渐建立起它们在全国的联系网。当民主化的议题浮现出来后，这些民间社团就成了民主化运动的有力支持者。
除了人权运动和青年运动外，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中间也出现了第三类民间社团。这些分散在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最初是自发开始研究一系列课题，试图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俄国历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许多史实，恢复被官方长期扭曲的俄国历史和人物的真实面貌。他们通过非正式的讨论、聚会进行交流。一九八七年在莫斯科的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到会的经济学家、新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等，自发地成立了一个"改革俱乐部"。它牵头组织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俱乐部的"交流和对话"，参与者有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历史--政治俱乐部 "、全苏社会政治记者俱乐部等。这样的活动把具有不同背景、分布各地的团体和个人联系到一起，讨论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
从一九八七年秋季开始，"改革俱乐部"提出了一项被称为"纪念"的活动，在街上征集签名，要求政府彻底调查斯大林时代的非法镇压行径，并组织正式的死难者悼念活动。活动的组织者不顾官方的禁止，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在莫斯科的十月广场组织了一场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许多参加者被拘留，但很快又获释。活动组织者先后征集了三万个签名，到了一九八八年六月，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压力下，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采纳了"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建议。
由于这次活动遍及苏联各地，需要产生有众望的代表人物，于是在活动参加者中进行了选举，推选出一些大家一致公认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萨哈罗夫和索尔任尼琴。这次非正式的选举是苏联七十年历史当中首次未受官方操纵的选举，是一次真正的民意检验。通过这次签名征集活动，活动组织者开始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名称就叫作"纪念"。到了一九八九年一月，当他们召开成员代表大会时，它已经拥有一百八十个分部、大约两万名积极分子。
虽然"纪念"这个在活动中自然诞生的民间团体有着相当强大的影响力，在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官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推出了不少候选人，事实上扮演着政治团体的角色，但它从未宣布自己是个反对党。
而率先公开唱起反对党角色的是"民主联盟"。"民主联盟"一九八八年五月召开了成立大会，来自十四个城市的一百五十位代表出席了会议，警察扰乱了会议，破坏了与会者开会的乡间别墅。但与会者仍然宣布，"民主联盟"是个"反对苏联极权体制的政治反对党，目标是推动这一体制的非暴力转型，并在人性、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五个非正式团体聚会，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阵线"，主张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
这些民主派政党的出现，打破了共产党统治下不能动员民众、组织政党的神话，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垄断政治舞台的历史终结了，一个通向多元化、民主化的政治演变正式开始了。显然，这一局面的出现，是有其长期酝酿的社会基础和必要的政治松动气氛的。究竟哪个政党或团体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并不是个重要问题，因为局势在不断演变，各个团体内成员的看法和策略也在变化，民意更在变化，一切都是逐步发展中的。
过去十年俄国的政治史证明，并不存在一个始终正确、唯一正确的政党或领导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历经数代的集权专制之后，在政治上首先需要学习的，是理解政治多元化和民主政治，而不能把国家和社会的希望从共产党那里移过来、又简单地交给某个政党或领导人，指望新的执政者从此永远正确、保证自己一劳永逸地过上好日子。民主政治的特征就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执政者与选民之间的互动，来防止政策偏离民众的需求。
悬而未解的结论?
描绘一幅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瓦解的完整图景，本不是这短短的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任务。笔者侧重介绍的，是一九九零年之前的一些历史背景，而一九九零年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各国媒体有比较多的报道，就不在此赘述了。
写到这里，笔者还未直接回答本文标题中提出的问题，即"谁砸开了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的大门"?但是，本文的每一节其实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想在最后补充的只是，搞垮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的，显然不是哪一个人。也许，还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在苏联解体、苏共崩溃之前的两代人中，不管是有意、无意、出于什么动机，谁没有挖过这个体制的墙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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