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拒绝达赖的藏人
不过历史再怎么变化，西藏也不会退回到跟过去一模一样的状态。中共进入西藏已将近半个世纪，给西藏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渗透了各个方面，甚至连神灵鬼怪都受了影响──这可以从马丽华拍摄“降神”仪式时“灵媒”的一段对话看出：
当有人小声招呼说，开始了！我们连忙打开电瓶灯，打开摄像机，冲进她家侧房......她已不是尼玛曲珍，是伦布附体了──巫： 冷笑 哈哈哈哈......想干什么！得到好处不知感恩。得不到时又要抱怨，怎能如此随心所欲！
尼玛曲珍之父 神谕解释者 垂首低声：我已禀报过，今天他们来拍电视，为向国外进行文化交流，没有恶意。他们保证过今后不会对我家造成危害的。对不起，请原谅。
......
巫：拍电视的领导是藏族吗？
德珍走上前去致歉并解释
巫： 明显地高兴，格外和蔼 没关系，没有严重妨碍的话，没关系！我们是护法神，去向不明，只要不给家里带来害处，就没关系。你们这是为政府工作嘛！我们跟汉人一起工作，要搞好团结......［6］
达赖喇嘛对西藏的“降神”与“神谕”之真实性进行过不少论证，他自己在重大事件中也总是聆听“神谕”［7］。那么连“神谕”当中都已混杂进了中共的逻辑和概念，西藏变化之深可见一斑。当然，这种例子并非是严肃的论证，可以只视为一种比喻。不可逆转的方面主要应该在利益结构中去寻找。尽管翻身农奴可以重新给过去的领主让路敬礼，但是要让他们把已经属于自己名下的土地还给领主，重做农奴，无论是以谁的名义──达赖喇嘛、佛、哪怕是来世──他们都是不会同意的。中共在西藏实行的社会改造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那其中不仅包括藏人的新权贵，也包括为数众多的底层人民，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他们也同样不希望那些海外的藏人成为未来西藏的主人。
一个名叫次仁卓玛的女人给我讲完她在旧西藏受的苦，然后回答我问她的是否希望西藏独立：“旧社会的西藏不就是独立的吗？如果西藏再独立，我们不是就要第二次痛苦吗！”
我在路上见到的吾金次仁认为，现在希望达赖喇嘛回西藏的大多都是对历史毫无了解的年轻人，凡是有过旧西藏生活经历的农牧民，“没有一个愿意”。
对我讲过文革期间砸寺庙的尼玛次仁，在他后来的生活中遭遇一系列不幸──先是摔成脑震荡，后来老婆离婚，再后来又因为家庭纠纷被女婿捅刀，差点丧命，身体也一直也没有好起来。当年跟他一块砸寺庙的积极分子，有的得病，有的早死，人们都说那是他们领头砸寺庙的报应。尼玛次仁说到这时，一反他平时说话的有气无力，眼睛闪光，表情悲壮──
“我就不信那些！”他激昂地说。“旧社会有那么多寺庙，我们藏民对寺庙那么恭敬，难道我们过上了好生活吗？那时的老百姓死了多少！又死得有多早！发生个感冒都能让一村一村的人死光。我们村上边的古鲁贡巴村现在连废墟都快看不见了，就是解放前发生流感死光的。那时人们拜神求神，为什么照样死？神那时候在哪里呢？”
他的身后，一张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挥手的绣像挂在墙上。那是一张六七十年代的像，在他的墙上已经挂了几十年。
说到藏人对毛泽东的崇敬，一九八九年指挥过拉萨戒严的一位解放军将军讲过他颇为自得的一件事。一天拉萨的示威队伍向自治区政府进发，他的部队驻扎在郊区，一时难以赶到，政府机关面临受冲击的危险。当他知道游行队伍喊的口号中有“打倒毛主席”时，虽然明知那“毛主席”指的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一个姓毛的副主席，但是他当即用对讲机指挥那些化装成普通市民的藏族警察与喊口号者进行辩论，强词夺理地指责喊口号者是要打倒毛泽东。他利用藏人对毛泽东的崇敬而混淆视听，以辩论阻滞游行队伍前进的速度，使他有时间把军队调上去保护政府机关。以毛泽东为由头，还可以保护便衣警察，否则不管用什么理由阻滞游行队伍，都可能受到示威者的攻击。
我举这些实例，其中没有价值判断。我只是想指出一种客观事实，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表面之下，已然存在着一种不可弥补的深刻分裂。藏人不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已经有不同的甚至彼此对立的藏人。他们是不能以“西藏人民”或“西藏民族”几个字就可以囊括和说明的。
对达赖及其追随者重新统治西藏。除了底层的“翻身农奴”有疑虑，最不愿意的应该属今天正在西藏掌握权力的藏人新贵集团。他们中间，对毛泽东仍然保持愚忠的已经很少，死心塌地忠于北京当局的更是不多，但相比之下，他们最担心达赖返回。他们毕竟多数是当年的下层阶级，如果达赖喇嘛回来，大批过去的贵人和在西方受教育的流亡者后代也会随之而来，无论从阶级关系还是从政治派系上，他们的地位都不会不受威胁，除了既得利益的丧失，他们还会担心由于“历史污点”而受到清算。所以在必须做最终选择时，出于自身利益，他们很可能宁愿在北京与达赖之间选择“亲汉”。
这个集团有多大？可以看这样几个数字：一九九三年，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中共党员总数为七万四千三百四十七人 基本为藏族 ；少数民族干部总数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二人(九十八%为藏族 ；县级以上的藏族干部为二千四百三十九人［8］。虽然这些人当中的中共党员大部分只是有名无实，干部中有相当比例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能被算进新贵集团，但哪怕只一、二万人铁了心地拒绝达赖喇嘛，凭他们在西藏广泛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还有大批担心旧西藏复辟的“翻身农奴”充当他们的群众基层，形成的力量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小看的。
其实，达赖喇嘛不但不会在西藏复辟旧制度，还将在西藏实行远比现在的共产极权制度更有利于人民的民主制度。然而对于西藏普通百姓，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一个以宗教为本的社会，其内在精神如何与民主的理念相协调，也的确存在逻辑上的障碍，不容易让直线思维的普通百姓想得通。与百姓亲身利益关系最为紧密的是社会经济制度，但是恰恰在这方面，达赖喇嘛的主张是什么，是否能保障底层人民的利益，多数西藏百姓对此十分模糊，甚至毫不了解，他们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旧西藏模式，并认为那既是达赖喇嘛带走的，当然也将是他带回的。他当初之所以和共产党开战而且逃走，不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改变那些制度吗？
达赖方面如何解决中共制度下形成的利益格局，中国海外民运杂志《北京之春》的记者亚衣就这个问题与《西藏通讯》的主编达瓦才仁有过对话：
亚：如果从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算起，近四十年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藏族同胞在共产党官僚体制内担任了各种级别的职务，这些人由于既得利益的限制，是否会采取与西藏流亡政府不同的政治态度·
达：现在在西藏担任各级干部的藏人，尤其是其中的高学历者支持西藏独立。因为西藏如果独立，并不意味着他们权力的消失。他们相信，到那个时侯，不过是在另一个旗帜下面再宣誓一遍而已。而且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也历来强调，未来的西藏管理应该是现在的官员来管理，流亡政府的官员不会回去与现有的官员争权，流亡政府也没有什么官员，全部公务员总共才四百名，将来回西藏也形成不了自己的势力。所以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一再强调，不管愿意不愿意，未来西藏只能是现在的干部主导。对于流亡政府的这个政策，里面的干部也明白。
亚：这是您的一种经验判断，还是有统计根据的说法·达：是经验判断，同时也有现实的调查。我在国内有许多朋友，有担任乡长、村长还有其它什么长的各部门官员，他们对此并不抱有怀疑。［9］
对达瓦才仁说的西藏官员“不抱有怀疑”，我倒是怀疑的。我在阿里狮泉河镇的甜茶馆碰到几个二十出头的藏人，他们是刚从学校分配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对我问达赖回来后他们会怎么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是得让位给“寺庙的人”。何况那些在共产党政治文化中耳濡目染多少年的藏人官员，他们对这类“统战”手段早已了如指掌，对说一套做一套的背信弃义更是屡见不鲜，他们不会轻信任何许诺。何况他们又怎么能相信？共产党的天下还没垮，当年的“积极分子”就已处处遭人侧目，将来即使达赖喇嘛不主张清算，别人又是否听呢？何况还有那么多藏人官员本身就是共产党的党务官员，难道西藏没有共产党了，达赖政府还会给他们专门安排别的职务吗？
我有一个在拉萨公安部门工作的朋友，他的一位藏族同僚曾经对他说：“即使你们汉人全撤了，我们也不会让那些国外的人回来。我们会和他们血战到底！”他说的“国外的人”就是流亡藏人。
我相信他十分清楚，即使他想“洗刷”自己，也是洗不干净的了。
西方和达赖方面谈到中共镇压拉萨示威时，总是笼统地说中国警察或武警如何向西藏示威者开枪，让不明白情况的人听了，就以为那是汉人对藏人的屠杀。其实中共在西藏的警察和武警中，藏人占有相当比例，在镇压过程中藏族警察开枪的勇气和决心比他们的汉族同事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没有民族包袱。武警某支队的藏族参谋长表示对他不存在民族镇压的问题，所以每次开枪命令都是由他下，而且他还亲自带头开枪。藏族便衣警察把手枪放在衣袋里对示威者开枪，是那时在拉萨广为人知的常见之事。我的公安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几个藏族警察在八廓街值班，围坐一起打牌，一伙喇嘛突然打起雪山狮子旗喊口号游行。一个藏族警察一手拿牌，抬起眼睛，想都没想，另一手掏枪就开，当场打死一个喇嘛。这违反了只有制止无效并受到暴力攻击时才允许开枪的原则，当局要给予处分，那个藏族警察还表示委屈，辩解他是为了“平暴”。
藏人再也不会回到以往那种一体的状态，他们分裂为不可弥合的不同集团。但是，藏人的分裂主要还不在于以人群划分的分裂，更多并且更难解决的是在他们每人自身内部的分裂──他们既信奉达赖，又尊敬毛泽东；他们膜拜传统的神明，却不想要传统的社会；他们重新像过去那样畏惧来世，却已经无法不贪恋今生；他们需要从控制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共政权获得世俗好处，又必须从主宰他们精神世界的达赖那里获得人生指点，两边相反，他们却对两边都不敢反抗；他们无所适从，脑所想的和心所愿的可能相反，所作所为可能正是毁坏自己；他们因为“叛教”的罪疚不敢面对过去，展望未来又必须回首当年；他们往往被撕扯得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和到底要什么......这种精神分裂才是藏人最大的悲剧。
当有人小声招呼说，开始了！我们连忙打开电瓶灯，打开摄像机，冲进她家侧房......她已不是尼玛曲珍，是伦布附体了──巫： 冷笑 哈哈哈哈......想干什么！得到好处不知感恩。得不到时又要抱怨，怎能如此随心所欲！
尼玛曲珍之父 神谕解释者 垂首低声：我已禀报过，今天他们来拍电视，为向国外进行文化交流，没有恶意。他们保证过今后不会对我家造成危害的。对不起，请原谅。
......
巫：拍电视的领导是藏族吗？
德珍走上前去致歉并解释
巫： 明显地高兴，格外和蔼 没关系，没有严重妨碍的话，没关系！我们是护法神，去向不明，只要不给家里带来害处，就没关系。你们这是为政府工作嘛！我们跟汉人一起工作，要搞好团结......［6］
达赖喇嘛对西藏的“降神”与“神谕”之真实性进行过不少论证，他自己在重大事件中也总是聆听“神谕”［7］。那么连“神谕”当中都已混杂进了中共的逻辑和概念，西藏变化之深可见一斑。当然，这种例子并非是严肃的论证，可以只视为一种比喻。不可逆转的方面主要应该在利益结构中去寻找。尽管翻身农奴可以重新给过去的领主让路敬礼，但是要让他们把已经属于自己名下的土地还给领主，重做农奴，无论是以谁的名义──达赖喇嘛、佛、哪怕是来世──他们都是不会同意的。中共在西藏实行的社会改造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那其中不仅包括藏人的新权贵，也包括为数众多的底层人民，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他们也同样不希望那些海外的藏人成为未来西藏的主人。
一个名叫次仁卓玛的女人给我讲完她在旧西藏受的苦，然后回答我问她的是否希望西藏独立：“旧社会的西藏不就是独立的吗？如果西藏再独立，我们不是就要第二次痛苦吗！”
我在路上见到的吾金次仁认为，现在希望达赖喇嘛回西藏的大多都是对历史毫无了解的年轻人，凡是有过旧西藏生活经历的农牧民，“没有一个愿意”。
对我讲过文革期间砸寺庙的尼玛次仁，在他后来的生活中遭遇一系列不幸──先是摔成脑震荡，后来老婆离婚，再后来又因为家庭纠纷被女婿捅刀，差点丧命，身体也一直也没有好起来。当年跟他一块砸寺庙的积极分子，有的得病，有的早死，人们都说那是他们领头砸寺庙的报应。尼玛次仁说到这时，一反他平时说话的有气无力，眼睛闪光，表情悲壮──
“我就不信那些！”他激昂地说。“旧社会有那么多寺庙，我们藏民对寺庙那么恭敬，难道我们过上了好生活吗？那时的老百姓死了多少！又死得有多早！发生个感冒都能让一村一村的人死光。我们村上边的古鲁贡巴村现在连废墟都快看不见了，就是解放前发生流感死光的。那时人们拜神求神，为什么照样死？神那时候在哪里呢？”
他的身后，一张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挥手的绣像挂在墙上。那是一张六七十年代的像，在他的墙上已经挂了几十年。
说到藏人对毛泽东的崇敬，一九八九年指挥过拉萨戒严的一位解放军将军讲过他颇为自得的一件事。一天拉萨的示威队伍向自治区政府进发，他的部队驻扎在郊区，一时难以赶到，政府机关面临受冲击的危险。当他知道游行队伍喊的口号中有“打倒毛主席”时，虽然明知那“毛主席”指的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一个姓毛的副主席，但是他当即用对讲机指挥那些化装成普通市民的藏族警察与喊口号者进行辩论，强词夺理地指责喊口号者是要打倒毛泽东。他利用藏人对毛泽东的崇敬而混淆视听，以辩论阻滞游行队伍前进的速度，使他有时间把军队调上去保护政府机关。以毛泽东为由头，还可以保护便衣警察，否则不管用什么理由阻滞游行队伍，都可能受到示威者的攻击。
我举这些实例，其中没有价值判断。我只是想指出一种客观事实，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表面之下，已然存在着一种不可弥补的深刻分裂。藏人不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已经有不同的甚至彼此对立的藏人。他们是不能以“西藏人民”或“西藏民族”几个字就可以囊括和说明的。
对达赖及其追随者重新统治西藏。除了底层的“翻身农奴”有疑虑，最不愿意的应该属今天正在西藏掌握权力的藏人新贵集团。他们中间，对毛泽东仍然保持愚忠的已经很少，死心塌地忠于北京当局的更是不多，但相比之下，他们最担心达赖返回。他们毕竟多数是当年的下层阶级，如果达赖喇嘛回来，大批过去的贵人和在西方受教育的流亡者后代也会随之而来，无论从阶级关系还是从政治派系上，他们的地位都不会不受威胁，除了既得利益的丧失，他们还会担心由于“历史污点”而受到清算。所以在必须做最终选择时，出于自身利益，他们很可能宁愿在北京与达赖之间选择“亲汉”。
这个集团有多大？可以看这样几个数字：一九九三年，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中共党员总数为七万四千三百四十七人 基本为藏族 ；少数民族干部总数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二人(九十八%为藏族 ；县级以上的藏族干部为二千四百三十九人［8］。虽然这些人当中的中共党员大部分只是有名无实，干部中有相当比例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能被算进新贵集团，但哪怕只一、二万人铁了心地拒绝达赖喇嘛，凭他们在西藏广泛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还有大批担心旧西藏复辟的“翻身农奴”充当他们的群众基层，形成的力量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小看的。
其实，达赖喇嘛不但不会在西藏复辟旧制度，还将在西藏实行远比现在的共产极权制度更有利于人民的民主制度。然而对于西藏普通百姓，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一个以宗教为本的社会，其内在精神如何与民主的理念相协调，也的确存在逻辑上的障碍，不容易让直线思维的普通百姓想得通。与百姓亲身利益关系最为紧密的是社会经济制度，但是恰恰在这方面，达赖喇嘛的主张是什么，是否能保障底层人民的利益，多数西藏百姓对此十分模糊，甚至毫不了解，他们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旧西藏模式，并认为那既是达赖喇嘛带走的，当然也将是他带回的。他当初之所以和共产党开战而且逃走，不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改变那些制度吗？
达赖方面如何解决中共制度下形成的利益格局，中国海外民运杂志《北京之春》的记者亚衣就这个问题与《西藏通讯》的主编达瓦才仁有过对话：
亚：如果从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算起，近四十年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藏族同胞在共产党官僚体制内担任了各种级别的职务，这些人由于既得利益的限制，是否会采取与西藏流亡政府不同的政治态度·
达：现在在西藏担任各级干部的藏人，尤其是其中的高学历者支持西藏独立。因为西藏如果独立，并不意味着他们权力的消失。他们相信，到那个时侯，不过是在另一个旗帜下面再宣誓一遍而已。而且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也历来强调，未来的西藏管理应该是现在的官员来管理，流亡政府的官员不会回去与现有的官员争权，流亡政府也没有什么官员，全部公务员总共才四百名，将来回西藏也形成不了自己的势力。所以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一再强调，不管愿意不愿意，未来西藏只能是现在的干部主导。对于流亡政府的这个政策，里面的干部也明白。
亚：这是您的一种经验判断，还是有统计根据的说法·达：是经验判断，同时也有现实的调查。我在国内有许多朋友，有担任乡长、村长还有其它什么长的各部门官员，他们对此并不抱有怀疑。［9］
对达瓦才仁说的西藏官员“不抱有怀疑”，我倒是怀疑的。我在阿里狮泉河镇的甜茶馆碰到几个二十出头的藏人，他们是刚从学校分配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对我问达赖回来后他们会怎么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是得让位给“寺庙的人”。何况那些在共产党政治文化中耳濡目染多少年的藏人官员，他们对这类“统战”手段早已了如指掌，对说一套做一套的背信弃义更是屡见不鲜，他们不会轻信任何许诺。何况他们又怎么能相信？共产党的天下还没垮，当年的“积极分子”就已处处遭人侧目，将来即使达赖喇嘛不主张清算，别人又是否听呢？何况还有那么多藏人官员本身就是共产党的党务官员，难道西藏没有共产党了，达赖政府还会给他们专门安排别的职务吗？
我有一个在拉萨公安部门工作的朋友，他的一位藏族同僚曾经对他说：“即使你们汉人全撤了，我们也不会让那些国外的人回来。我们会和他们血战到底！”他说的“国外的人”就是流亡藏人。
我相信他十分清楚，即使他想“洗刷”自己，也是洗不干净的了。
西方和达赖方面谈到中共镇压拉萨示威时，总是笼统地说中国警察或武警如何向西藏示威者开枪，让不明白情况的人听了，就以为那是汉人对藏人的屠杀。其实中共在西藏的警察和武警中，藏人占有相当比例，在镇压过程中藏族警察开枪的勇气和决心比他们的汉族同事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没有民族包袱。武警某支队的藏族参谋长表示对他不存在民族镇压的问题，所以每次开枪命令都是由他下，而且他还亲自带头开枪。藏族便衣警察把手枪放在衣袋里对示威者开枪，是那时在拉萨广为人知的常见之事。我的公安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几个藏族警察在八廓街值班，围坐一起打牌，一伙喇嘛突然打起雪山狮子旗喊口号游行。一个藏族警察一手拿牌，抬起眼睛，想都没想，另一手掏枪就开，当场打死一个喇嘛。这违反了只有制止无效并受到暴力攻击时才允许开枪的原则，当局要给予处分，那个藏族警察还表示委屈，辩解他是为了“平暴”。
藏人再也不会回到以往那种一体的状态，他们分裂为不可弥合的不同集团。但是，藏人的分裂主要还不在于以人群划分的分裂，更多并且更难解决的是在他们每人自身内部的分裂──他们既信奉达赖，又尊敬毛泽东；他们膜拜传统的神明，却不想要传统的社会；他们重新像过去那样畏惧来世，却已经无法不贪恋今生；他们需要从控制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共政权获得世俗好处，又必须从主宰他们精神世界的达赖那里获得人生指点，两边相反，他们却对两边都不敢反抗；他们无所适从，脑所想的和心所愿的可能相反，所作所为可能正是毁坏自己；他们因为“叛教”的罪疚不敢面对过去，展望未来又必须回首当年；他们往往被撕扯得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和到底要什么......这种精神分裂才是藏人最大的悲剧。
4、无人进藏（下）
以往中共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靠得是“精神原子弹”，那既有效、成本又低廉。而随中共宗教破产，“精神原子弹”消失，个人利益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主体，自我成为人生核心，那种被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老西藏精神”也就再没有存身之地。
这时，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无人进藏”，重新成为中国治藏所面对的问题。
暂且先不说今天是否有人进藏，就是那些已经在过去进了藏并且工作多年的汉人，现在也几乎人人思走。“哀莫大于心死”，一位八十年代的进藏大学生在离开西藏时，回忆了身边两件事，从文章的题目──“枯海沧桑向谁诉”，就已能感受到其中的哀怨。
那年初冬，我认识了本单位一个工人刘建国，他二十多岁，清秀的相貌看上去老实本分，家人都在内地。我常去找他同屋的张雷聊天，刘建国很少插话，大多是听，有时给我倒杯水，土屋虽破，却被小伙子的朝气所辉映，是我唯一串的门户。那天下午，沉闷的爆炸声从刘建国住的小屋里传来，人们跑去一看，屋顶被炸飞，四壁被他的血肉涂得斑斑点点，屋梁挂着肚肠，头颅飞落于隔壁屋顶，只有他的两条完整的腿，在废墟中仿佛依然抽搐着。
张雷惊呆在水池边，几分钟前，刘建国镇静地对他说：“张雷，没水了，你去提一桶。”张雷提着水桶刚到水池边，就听到沉闷的轰响，刘建国怕伤及无辜，是用胸膛捂住炸药引爆的。远在内地的亲人没有来──幸亏没来，旁人尚且不忍，千里迢迢的家人赶来看到如此惨景将何以堪──一个三合板木匣盛起他残存的肢骸，被拉出大门，不知去向。
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向职工说明：刘建国死了，为什么会死？那年冬天单位分配牛羊肉的时候，大家买去的大多是整羊，很少有人去摸牛腿。人们说：那太像刘建国留下的......
另一个冬天，就在我住的单身宿舍楼楼下，兰州大学毕业的援藏大学生郭宾被锁在小屋，恶骂了两天一夜，精神失常，被一条麻绳捆送回内地。
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向职工说明：郭宾疯了，为什么会疯？......［10］
对那一死一疯两个人，没有人出来说明情况，也许正是因为找不到可以解释的原因。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原因的，必须是直接有关的什么事情──失恋、犯错误等等。放在今天，人们大都明白了那更可能是心理问题，跟事没关。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心理问题，都是与西藏有关的。就象西藏人在西藏高原的高天远地中生活必定需要宗教一样，汉人在西藏坚持下去，也离不开精神的支持──那精神必须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到这完全不同的世界来生存，给他们在艰苦和孤寂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还有人生意义的满足。一旦没有了那种可以做为生活意义与价值支点的精神，进藏汉人的心理就会变得相当脆弱，发生心理问题的可能也就会大大增高。
在驻守西藏边防的中共军队中，军官得精神病的比例相当高。这中间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今日西藏驻军的各方面条件，比毛泽东时代已有极大改善，无论生活条件、工资待遇，还是文化生活 基本都能看到电视 、休假时间都有大幅提高。一位驻藏老军人告诉我，六十年代他在边防连队当兵，住的是半地下的窝棚，没有电，更别说电视，每天晚上只能在油灯下学“毛选”。唯一的娱乐是半年来一次电影放映队。他最长一次连续看了十四个小时电影，每部片子至少看两遍。然而在那比现在艰苦和枯燥得多的年代，却很少有人得精神病。为什么？原因就在那时的人有信仰支持。尽管那种信仰带有相当多的荒谬成分，但是并不妨碍它对精神的平衡功能。在这方面，它和西藏宗教的价值是一样的。
如果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失去信仰支持的进藏汉人也不会苦闷和失衡到这种程度。但是问题谈到这，就变成了人种方面的原因。低地人对高原环境的天然不适，使进藏汉人普遍认为孩子不能生养在西藏。不管在西藏出生和长大的汉人孩子是否真会受到肌体损害，此种观念的流行的确导致了大部分进藏汉人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中国内地，自己一个人进藏工作。
前面提到过的孙小梅后来自愿要求进藏工作。在进藏路上与她同房间的一个女人有一段难忘经历。那女人曾经实在忍受不了分居生活，毅然带着尚在襁褓的孩子到西藏找丈夫。原以为无论多苦也要生活在一起，没想到孩子的高山反应特别强烈，在西藏没呆几天她就只好带着孩子往回返。赶到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孩子已经一口气不如一口气，最后完全没有了气息。周围的人都同情她，有人劝她赶快把孩子埋掉。她那时精神陷入恍惚，抱着孩子就是不松手。登机时也没人敢拦她，她抱着孩子上了飞机。没想到飞机关门以后，空气环境立刻调节到低地状态，氧气增加，气压增高，孩子又开始有了气息，很快就活了过来。那时她才悲情大作，嚎啕大哭。飞机上的众人纷纷陪她掉泪。
可想而知，类似这样的经历会对女人心理造成怎样的伤害。即使没遇到这种极端情况，女人们对独守空房、一个人操持家庭也是难以长期忍受的。尤其在今天这个务实的时代，进藏汉人的家庭问题多、离婚率高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在一本中共军官写的小册子里见过一封实录信件，是一个下级军官的妻子写给军队上级的。那位妻子不但要与丈夫离婚，而且不要孩子，做丈夫的只好把一岁四个月的孩子带回部队。部队上级为此写信给那位妻子进行劝说。
妻子回信如下：
部队领导：
或许你们已经知道我和万明的关系吧！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要我来队把孩子带回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单身一人，路途遥远，再说需要那么多钱，我能去吗？
现在你们出面叫我单位领导做工作，有什么工作可做，谁理解你们前方军人，又有谁能理解我呢？现在金钱第一，金钱万能，难道你们不知道？不会吧！
领导，说实话，我和万明的感情还没完全破裂，还没到不能挽回的地步，然而请你们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单身一人在这里，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应付与这个家庭有关的各种事情，不怕你们笑话，上厕所都要把孩子带上，这些你们感受过吗？因此，我只能忍受感情上的痛苦与他离婚，各走各的路，不然叫我怎么办呢？一副又一副的重担我担不起，为什么要我全部付出？我付出的还不够吗？我又得到了什么？
婚前，我把未来的生活想象得像电影、电视、小说里面一样美好、浪漫，谁知，婚后的实际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还不是因为嫁给了一个当兵的。
领导，如果你们真正关心我，关心这个家，就让他转业吧！或者调来离我近一点也行，如果你们什么也不答应，那么请把离婚证给我寄回，我好重新走我的路，我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
最后，请你们转告万明，把孩子给我带好！
此致
敬礼汪丽蓉
1989.2.15
过四川与西藏分界的金沙江桥，西藏境内的第一个县城──芒康，座落在一个三叉路口。一条路进西藏，一条路下云南。一九九四年我开车进藏，在那个路口碰上一个解放军军官拦车，他向我打听有没有见到一个士兵。虽然他没说，看他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八九：那个兵开了小差。军官指挥他的士兵分头向云南和四川的方向追。我继续往西藏境内开了几公里，在无人也无草木的西藏大山之中，远远看见一个孤独的身影。像那军官形容的一样，没戴帽子，只穿一身迷彩服，剃光的头在中午垂直的太阳下发亮。是那个兵。他低着头，步履沉重，脸上的表情只能用一个苦字形容──苦成一团，让人看了心疼。我停车在他身旁，那是个农村孩子，问他每一句话都老老实实回答。我劝他赶快回去，向军官解释他不是开小差──因为他是向西藏深处走而不是向外走 尽管也许是他走错了方向 。最后我学着军队的口令让他“跑步走”。他真地按照军队操典的姿势往芒康方向跑去了。当晚我住在一个叫竹卡的兵站。兵站站长身材魁梧，气势豪爽，是个典型的军人，但是听我讲了逃兵的事，眼里却泛出泪水，使劲抑制才没流出。随后他感叹那个兵的前途算完了，不管他是不是真要开小差，都会受到军纪处分，以后也就不可能得到提拔机会。不过我明白那显然不是使兵站站长眼含泪水的理由，打动他的是所有进藏汉人内心深处的孤苦与乡愁。失去了信仰的支撑，汉人在西藏势必要永远地受到这种折磨。
毛泽东时代，与意识形态激励机制相辅相成的，还有中共无孔不入的行政手段。那时中国人从生到死几乎一切都在中共的行政控制之下，违抗党的意志将受到极大的惩罚，离开党的安排也基本找不到活路，所以那时无论派干部到西藏任职，命令驻守西藏的军人就地转业，还是分配毕业学生进西藏工作，即使有人心里不愿意，也很少有人敢于违抗。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给了中国人一定的自由空间，党的惩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不及了，强迫人进藏的行政手段也就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作用。丁青县一九九三年分配了一个大学毕业生，那个大学生人到了丁青，在丁青县城唯一的街道上走了一个来回，只扔下一句“这哪是人呆的地方”，从此一去再不见踪影。他的“人事关系”和“档案”──二者皆为“铁饭碗”的象征──现在仍然放在丁青县委组织部的柜子里。丁青县委书记辛高锁跟我说起这事时，表情中只有无可奈何，或者还有一分理解。就连他手下工作了多年的干部，现在也有不告而辞离开西藏的。现在的中国在“铁饭碗”之外还有其它许多活路──打工、经商、做实业，可能比“铁饭碗”还要吃得好。即使是辛本人，也不断向上级要求调回内地。他父母在山西，妻子在昌都，孩子在重庆，他已经多少年没有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之所以他还不能像别人一样一走了之，是因为他已经当到了县委书记，一方面有责任所迫，另一方面则是只有通过“组织调动”的渠道，他回内地才能“分配”到相应级别的职位，否则在西藏的二十年就等于白干了。
辛高锁一九七六年自愿报名进藏。那时他大学刚毕业，与他同期有六千多名中国内地各大学和中专的毕业学生 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自愿进藏。现在西藏不少地厅处县一级的干部，都由这些人担任。他们正值中年，熟悉西藏情况，是中共目前治藏的骨干力量。但是他们当年的“革命”激情早已熄灭，大部分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活动调回内地，有些人不惜采取“泡病号”、“撂挑子”的方式。因为他们大都面临与辛高锁同样的“分配”问题，不能说走就走，西藏中共组织系统目前还有办法阻挠他们调离，但是他们多数都是人在西藏，心早已在内地。
八十年代初，还有总数大约四千人的中国内地大学生主动申请进藏工作。他们是在文革之后上的大学，比辛高锁那批文化革命期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受到更好的正规教育。当时西藏汉人正在大批外调，他们的逆潮而动并非如以往那样出于“革命理想”，而是文革之后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复兴，使他们盼望到西藏寻找心往的浪漫，是出于个人主义的追求。加上那时北京为了鼓励他们进藏，允诺进藏八年之后，他们就可以返回内地，由政府安排工作。然而那种浪漫追求仅仅是中国大陆之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抹回光返照而已。一九八三和一九八四两年是高潮，每年有上千名这种大学生自愿进藏。到一九八五年，陡降为九人，以后每年只三、五人，甚至一个没有2。那批大学生的浪漫理想很快破灭，不少人后悔当初的进藏。在熬满八年后，他们以联名上书的方式，向中共最高当局要求兑现当初许下的诺言──让他们回内地。
从自愿报名进藏到以集体闹事的方式要求离开，这种变化反映了汉人在西藏全面溃退的大势。现这些人已经几乎全离开了西藏。
对西藏来讲，一九八○年是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转折点。进藏汉人的数量，在一九八○年达到最高峰，随后便逐年减少 以下数字不包括驻藏军队 3：
年份
1980
1982
1984
1985 西藏汉人数量
122400
91720
76323
70932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西藏汉人数量
67407
65101
66318
70932
有些到过拉萨的人可能会对我说的无人进藏不以为然。他们在拉萨街头看到熙熙攘攘的汉人，这些年到西藏做生意、搞工程、打工挣钱的汉人越来越多，怎么能说无人进藏？
的确，现在去西藏的汉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甚至超过毛泽东时代。那么为什么我说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无人进藏，现在反倒是无人进藏呢？区别就在于我所说的进藏，不是临时进藏，而是进藏扎根，不是那些来到西藏的外地人，而是成为西藏本地的汉人。
区分上述两种进藏，在中国的现实体制中，有一个判断标准是户口。自古以来，中国一直由官方将本地居民登记在册，作为他们合法身份的依据。中共执政以后，为了对人民实行控制，户口的作用被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人属于哪里，上学、工作、住房、婚丧嫁娶、生育后代，甚至是吃饭穿衣 粮票布票 全取决户口。中国的户口制度一个基本特点是户口迁移受严格限制，经常是人出生在哪就再不能挪动。这一点在邓小平时代虽然有所减弱，但户口仍然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点之一。人们对户口具有强烈的隶属感，所以只有那些户口在西藏的的汉人，才能被视为西藏本地的汉人，命运才真正和西藏联系在一起。其它那些进藏汉人，“根”在其户口所在地，他们进藏只是临时的。
以上的西藏汉人数字，只包括户口在西藏的汉人。他们的户口绝大部分都是毛泽东时代保留下来的。八十年代以来，再想让汉人带户口进西藏越来越困难，西藏汉人则想方设法把户口迁出西藏，所以西藏汉人的户口数量几乎一直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
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从军队转业、或从内地被派进西藏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现在，这茬被称为“老西藏”的人普遍快到退休年龄。根据规定，一旦退休，他们的户口就将迁回内地。现在，他们大多已别无所求，只是等待熬到退休年龄，得到按规定应该得到的待遇，回内地养老。他们的户口必迁离西藏无疑，而且近几年会越来越多。他们是对西藏有感情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汉人，随着他们离去，北京将失去在西藏最可依赖的人员。
他们回内地，他们已经成年的子女，户口却不能随他们一块迁离。这是当局为了在西藏保存一定汉人居民数量而采取的强制措施。但是留得下户口未见得留得下人。由于年轻，是否能得到退休待遇，对子女一代不像对他们父辈那样是致命约束。其中不少人已经自行离开西藏到内地开始新生活，根本不理有没有户口。所以上述人数中，肯定有不少是只有户口数，已无其人的了。
目前户口在西藏的汉人，全都不打算在西藏久留。而毛泽东时代把汉人送进西藏的途径和手段，至今也都失去了作用。有户口的的汉人目前仅占西藏总人口的二·八%。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又将有五千名汉人干部职工因为工作年限已到，可以调回内地。如此只出不进，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数量只能越来越少。
还有另一种无人进藏的表现──户口在西藏的汉人，即使暂时无法离开西藏，也纷纷脱离基层，向几个中心城市尤其是向拉萨集中。我只能找到一九九○年的数字，也足以说明问题。如果有现在的数字，肯定更加突出。
1990年西藏汉族人口的地区分布［11］
地区
拉萨
昌都
山南
日喀则
那曲
阿里
林芝
合计 人口
44939
7019
5725
4920
2961
1435
14218
81217* 分布比例(%)
55.3
8.6
7.1
6.1
3.6
1.8
17.5
100.0*
*此数字大于上面 所列的一九九○年西藏自治区汉人总数，估计是在统计时加进了长期居留的无户口汉人。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仅拉萨一个市，就集中了西藏全部汉族人口的一多半。在西藏的汉人基本是城镇人口。一九九○年拉萨市镇人口数为十三万七千六百六十一人［12］，也就是说汉人常住人口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再加上汉人的流动人口和驻扎拉萨的军队，外人在拉萨街头得到汉人为主的印象是一点不奇怪的。
不过通过这组数据，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拉萨以外的偌大西藏，汉人少到了什么程度 只有三万多人，含暂住 。
我们再来看临时进藏的汉人。中共以前因为交通不便，全靠车马，进藏一趟需时数月，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旅游，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都成了得不偿失的事情，所以不会有多少人产生临时进藏的雅兴。毛泽东时代虽然有了公路和汽车，以那时的汽车和公路条件，进藏仍是一件不易之事。那时既无旅游之风，也不允许做生意，一般只有带着国家“任务”的人才会、也才可能进藏。今天的喷气飞机把进藏时间缩短为两三个小时，青藏公路铺上了柏油路面，交通不再成为阻碍，随时可进可出，这才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大批临时进藏者。由于有了人数越来越多的临时进藏者，今天的无人进藏与历史上的无人进藏有所不同。
临时进藏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谋生和赚钱的目标吸引进藏的。他们在拉萨街头补鞋、裁衣、修钟表，在公路沿线开饭馆，包工程、挖金子、倒卖草药、盗猎野生动物 我甚至见到过从内地到拉萨要饭的汉人 ，这些人都是汉人中的普通老百姓；还有一类是出于旅游和猎奇动机进藏的。他们主要是汉人中的上层人士──记者、作家、画家、摄影爱好者、大学生......其中还有相当多的官员。官员虽然都有“公事”名义，不少人的主要目的也是旅游，而且是在“公事”名义下的公费旅游。这样的进藏者再多，也不能改变无人进藏的局面。他们与西藏社会和西藏人的生活无关。前者与中国内地的几千万“流动人口”性质一样；后者则和那些从外国来的游客没有多少区别。这两类人与西藏的关系都是用得着的时候用，用不着的时候一走了之。这样的人再多，对中国控制西藏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这种临时进藏者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连西藏当地政府也难掌握准确数字。西藏自治区政法委员会 中共主管法律、公安方面工作的机构 的王先生估算，一九九六年的夏秋，拉萨的流动人口约为十万人，其中四分之三是汉人 还有一些回民 ，其余是做生意或朝拜的藏人。西藏其它几个城镇这种流动人口比拉萨少得多。例如阿里的狮泉河镇，一九九六年夏天的流动人口约为五千人。按照这种规模估计，每年夏季高峰时，临时进入西藏自治区的的汉人大约保持在十几万到二十万的规模。比起中国内地几千万四处流动的劳动力，其所占比例之小，仍然可以被视为对“无人进藏”的证明。
如果你选择冬天进西藏，就会得到另外一种印象。那时汉人走掉了一大半，都如候鸟一样回到中国内地。看到西藏汉人多的人，都是在旅游季节到西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互相看而已──看到的都不是西藏的汉人。除此而外，即使是在高峰季节，进藏观光或挣钱的汉人也局限在少数城市、几条主要公路线和一些知名的观光景点。那些点和线不过是西藏微乎其微的部分。离开那些点线，经常连续多少天，连走几百里也见不到一个汉人。
我这种看法，和当今国际流行的观点不一样。在这方面，国际舆论跟着达赖喇嘛走。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指责中国把七百五十万中国人送到西藏，使西藏人在西藏成为少数民族。这个数字在国际上广为流传，反复引用。
当然，达赖喇嘛使用的西藏概念与中共相差很大。他的西藏是包括安多和康区的“大西藏”。但是达赖喇嘛在演讲中也特别谈到了中共概念的西藏：
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中国政府的资料证实目前中国人的数量超过了西藏人......在中国人称为西藏自治区的西藏中部和西部，中国人自己承认一百九十万的西藏人已经成为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了。这些有关中国人的数字还不包括部队，他们大约有三十万到五十万人，其中二十五万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13］
也就是说，在达赖喇嘛演讲的一九八七年，不包括军队，西藏自治区的汉人至少超过一百九十万。如果真是这样，我在这里讨论“无人进藏”岂不就成了开玩笑。
因为达赖喇嘛没有公布他所称的“中国政府的资料”和“中国人自己承认”的来源在哪，所以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不过我所看到的中国政府关于人口方面最权威的资料──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和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联合编写的《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一书，一九八七年西藏汉人的数量为七万八千八百人［14］，仅为达赖喇嘛所说的二十四分之一。
按照同一资料公布的数字，即使在大西藏的范围──西藏自治区加上青、甘、川、滇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和一个藏族自治乡──汉人总数也仅为一百五十二·一万 占总人口的二十六·九% ［15］，也只有达赖喇嘛所说的五分之一。而且，即使在这个范围，汉人总数也在减少 一九八二年为一百五十四·一万 4，表现出与西藏同样的无人进藏的趋势。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的数字是虚假的。的确，中共制造过大量虚假数字，不过也应当看到另一面，中共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政党，还是一个国家当局。在数字化管理越来越成为治理现代国家的关键因素时，它不可能把所有的数字都做成给别人看的假数字。除此而外，我还有亲身在西藏的所见。虽然我不可能搞人口统计，但以我在西藏接触的范围和深入程度，应该已经达到比较充分的随机化。在这种随机化基础上产生的感觉，我判断中共方面的数字更接近实际。
达赖喇嘛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数字，除了他的情报系统有放大，以及为了加强政治宣传的效果，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即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比中共认定的藏区更大，进入了汉人稠密区，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不过，我完全相信，以北京的心理，决不是不想向西藏移民。如果它真能把达赖喇嘛说的那么多汉人弄进西藏，它会最高兴。那样西藏对中国就不再成为问题，也就永远不会再有西藏独立的可能。达赖喇嘛的斗争还有什么希望呢？
然而，目前的真实情况却是无人进藏。
西藏的天跟西藏人站在一起。那是西藏人的希望所在。
我曾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东方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转换，需要承认既成事实。看上去那似乎是对西藏的不公平，然而问题在于“事实”并没有达到“既成”。中国曾经解决了无人进藏，因而得到了西藏，那的确是事实；现在中国又重新面临无人进藏的问题，也是事实；如果将来，得到天助的藏人真能把人心思走的汉人统统赶出西藏，那不也是一个既成事实吗？
而且，那将是一个“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的事实。
这时，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无人进藏”，重新成为中国治藏所面对的问题。
暂且先不说今天是否有人进藏，就是那些已经在过去进了藏并且工作多年的汉人，现在也几乎人人思走。“哀莫大于心死”，一位八十年代的进藏大学生在离开西藏时，回忆了身边两件事，从文章的题目──“枯海沧桑向谁诉”，就已能感受到其中的哀怨。
那年初冬，我认识了本单位一个工人刘建国，他二十多岁，清秀的相貌看上去老实本分，家人都在内地。我常去找他同屋的张雷聊天，刘建国很少插话，大多是听，有时给我倒杯水，土屋虽破，却被小伙子的朝气所辉映，是我唯一串的门户。那天下午，沉闷的爆炸声从刘建国住的小屋里传来，人们跑去一看，屋顶被炸飞，四壁被他的血肉涂得斑斑点点，屋梁挂着肚肠，头颅飞落于隔壁屋顶，只有他的两条完整的腿，在废墟中仿佛依然抽搐着。
张雷惊呆在水池边，几分钟前，刘建国镇静地对他说：“张雷，没水了，你去提一桶。”张雷提着水桶刚到水池边，就听到沉闷的轰响，刘建国怕伤及无辜，是用胸膛捂住炸药引爆的。远在内地的亲人没有来──幸亏没来，旁人尚且不忍，千里迢迢的家人赶来看到如此惨景将何以堪──一个三合板木匣盛起他残存的肢骸，被拉出大门，不知去向。
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向职工说明：刘建国死了，为什么会死？那年冬天单位分配牛羊肉的时候，大家买去的大多是整羊，很少有人去摸牛腿。人们说：那太像刘建国留下的......
另一个冬天，就在我住的单身宿舍楼楼下，兰州大学毕业的援藏大学生郭宾被锁在小屋，恶骂了两天一夜，精神失常，被一条麻绳捆送回内地。
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向职工说明：郭宾疯了，为什么会疯？......［10］
对那一死一疯两个人，没有人出来说明情况，也许正是因为找不到可以解释的原因。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原因的，必须是直接有关的什么事情──失恋、犯错误等等。放在今天，人们大都明白了那更可能是心理问题，跟事没关。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心理问题，都是与西藏有关的。就象西藏人在西藏高原的高天远地中生活必定需要宗教一样，汉人在西藏坚持下去，也离不开精神的支持──那精神必须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到这完全不同的世界来生存，给他们在艰苦和孤寂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还有人生意义的满足。一旦没有了那种可以做为生活意义与价值支点的精神，进藏汉人的心理就会变得相当脆弱，发生心理问题的可能也就会大大增高。
在驻守西藏边防的中共军队中，军官得精神病的比例相当高。这中间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今日西藏驻军的各方面条件，比毛泽东时代已有极大改善，无论生活条件、工资待遇，还是文化生活 基本都能看到电视 、休假时间都有大幅提高。一位驻藏老军人告诉我，六十年代他在边防连队当兵，住的是半地下的窝棚，没有电，更别说电视，每天晚上只能在油灯下学“毛选”。唯一的娱乐是半年来一次电影放映队。他最长一次连续看了十四个小时电影，每部片子至少看两遍。然而在那比现在艰苦和枯燥得多的年代，却很少有人得精神病。为什么？原因就在那时的人有信仰支持。尽管那种信仰带有相当多的荒谬成分，但是并不妨碍它对精神的平衡功能。在这方面，它和西藏宗教的价值是一样的。
如果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失去信仰支持的进藏汉人也不会苦闷和失衡到这种程度。但是问题谈到这，就变成了人种方面的原因。低地人对高原环境的天然不适，使进藏汉人普遍认为孩子不能生养在西藏。不管在西藏出生和长大的汉人孩子是否真会受到肌体损害，此种观念的流行的确导致了大部分进藏汉人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中国内地，自己一个人进藏工作。
前面提到过的孙小梅后来自愿要求进藏工作。在进藏路上与她同房间的一个女人有一段难忘经历。那女人曾经实在忍受不了分居生活，毅然带着尚在襁褓的孩子到西藏找丈夫。原以为无论多苦也要生活在一起，没想到孩子的高山反应特别强烈，在西藏没呆几天她就只好带着孩子往回返。赶到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孩子已经一口气不如一口气，最后完全没有了气息。周围的人都同情她，有人劝她赶快把孩子埋掉。她那时精神陷入恍惚，抱着孩子就是不松手。登机时也没人敢拦她，她抱着孩子上了飞机。没想到飞机关门以后，空气环境立刻调节到低地状态，氧气增加，气压增高，孩子又开始有了气息，很快就活了过来。那时她才悲情大作，嚎啕大哭。飞机上的众人纷纷陪她掉泪。
可想而知，类似这样的经历会对女人心理造成怎样的伤害。即使没遇到这种极端情况，女人们对独守空房、一个人操持家庭也是难以长期忍受的。尤其在今天这个务实的时代，进藏汉人的家庭问题多、离婚率高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在一本中共军官写的小册子里见过一封实录信件，是一个下级军官的妻子写给军队上级的。那位妻子不但要与丈夫离婚，而且不要孩子，做丈夫的只好把一岁四个月的孩子带回部队。部队上级为此写信给那位妻子进行劝说。
妻子回信如下：
部队领导：
或许你们已经知道我和万明的关系吧！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要我来队把孩子带回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单身一人，路途遥远，再说需要那么多钱，我能去吗？
现在你们出面叫我单位领导做工作，有什么工作可做，谁理解你们前方军人，又有谁能理解我呢？现在金钱第一，金钱万能，难道你们不知道？不会吧！
领导，说实话，我和万明的感情还没完全破裂，还没到不能挽回的地步，然而请你们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单身一人在这里，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应付与这个家庭有关的各种事情，不怕你们笑话，上厕所都要把孩子带上，这些你们感受过吗？因此，我只能忍受感情上的痛苦与他离婚，各走各的路，不然叫我怎么办呢？一副又一副的重担我担不起，为什么要我全部付出？我付出的还不够吗？我又得到了什么？
婚前，我把未来的生活想象得像电影、电视、小说里面一样美好、浪漫，谁知，婚后的实际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还不是因为嫁给了一个当兵的。
领导，如果你们真正关心我，关心这个家，就让他转业吧！或者调来离我近一点也行，如果你们什么也不答应，那么请把离婚证给我寄回，我好重新走我的路，我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
最后，请你们转告万明，把孩子给我带好！
此致
敬礼汪丽蓉
1989.2.15
过四川与西藏分界的金沙江桥，西藏境内的第一个县城──芒康，座落在一个三叉路口。一条路进西藏，一条路下云南。一九九四年我开车进藏，在那个路口碰上一个解放军军官拦车，他向我打听有没有见到一个士兵。虽然他没说，看他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八九：那个兵开了小差。军官指挥他的士兵分头向云南和四川的方向追。我继续往西藏境内开了几公里，在无人也无草木的西藏大山之中，远远看见一个孤独的身影。像那军官形容的一样，没戴帽子，只穿一身迷彩服，剃光的头在中午垂直的太阳下发亮。是那个兵。他低着头，步履沉重，脸上的表情只能用一个苦字形容──苦成一团，让人看了心疼。我停车在他身旁，那是个农村孩子，问他每一句话都老老实实回答。我劝他赶快回去，向军官解释他不是开小差──因为他是向西藏深处走而不是向外走 尽管也许是他走错了方向 。最后我学着军队的口令让他“跑步走”。他真地按照军队操典的姿势往芒康方向跑去了。当晚我住在一个叫竹卡的兵站。兵站站长身材魁梧，气势豪爽，是个典型的军人，但是听我讲了逃兵的事，眼里却泛出泪水，使劲抑制才没流出。随后他感叹那个兵的前途算完了，不管他是不是真要开小差，都会受到军纪处分，以后也就不可能得到提拔机会。不过我明白那显然不是使兵站站长眼含泪水的理由，打动他的是所有进藏汉人内心深处的孤苦与乡愁。失去了信仰的支撑，汉人在西藏势必要永远地受到这种折磨。
毛泽东时代，与意识形态激励机制相辅相成的，还有中共无孔不入的行政手段。那时中国人从生到死几乎一切都在中共的行政控制之下，违抗党的意志将受到极大的惩罚，离开党的安排也基本找不到活路，所以那时无论派干部到西藏任职，命令驻守西藏的军人就地转业，还是分配毕业学生进西藏工作，即使有人心里不愿意，也很少有人敢于违抗。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给了中国人一定的自由空间，党的惩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不及了，强迫人进藏的行政手段也就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作用。丁青县一九九三年分配了一个大学毕业生，那个大学生人到了丁青，在丁青县城唯一的街道上走了一个来回，只扔下一句“这哪是人呆的地方”，从此一去再不见踪影。他的“人事关系”和“档案”──二者皆为“铁饭碗”的象征──现在仍然放在丁青县委组织部的柜子里。丁青县委书记辛高锁跟我说起这事时，表情中只有无可奈何，或者还有一分理解。就连他手下工作了多年的干部，现在也有不告而辞离开西藏的。现在的中国在“铁饭碗”之外还有其它许多活路──打工、经商、做实业，可能比“铁饭碗”还要吃得好。即使是辛本人，也不断向上级要求调回内地。他父母在山西，妻子在昌都，孩子在重庆，他已经多少年没有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之所以他还不能像别人一样一走了之，是因为他已经当到了县委书记，一方面有责任所迫，另一方面则是只有通过“组织调动”的渠道，他回内地才能“分配”到相应级别的职位，否则在西藏的二十年就等于白干了。
辛高锁一九七六年自愿报名进藏。那时他大学刚毕业，与他同期有六千多名中国内地各大学和中专的毕业学生 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自愿进藏。现在西藏不少地厅处县一级的干部，都由这些人担任。他们正值中年，熟悉西藏情况，是中共目前治藏的骨干力量。但是他们当年的“革命”激情早已熄灭，大部分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活动调回内地，有些人不惜采取“泡病号”、“撂挑子”的方式。因为他们大都面临与辛高锁同样的“分配”问题，不能说走就走，西藏中共组织系统目前还有办法阻挠他们调离，但是他们多数都是人在西藏，心早已在内地。
八十年代初，还有总数大约四千人的中国内地大学生主动申请进藏工作。他们是在文革之后上的大学，比辛高锁那批文化革命期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受到更好的正规教育。当时西藏汉人正在大批外调，他们的逆潮而动并非如以往那样出于“革命理想”，而是文革之后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复兴，使他们盼望到西藏寻找心往的浪漫，是出于个人主义的追求。加上那时北京为了鼓励他们进藏，允诺进藏八年之后，他们就可以返回内地，由政府安排工作。然而那种浪漫追求仅仅是中国大陆之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抹回光返照而已。一九八三和一九八四两年是高潮，每年有上千名这种大学生自愿进藏。到一九八五年，陡降为九人，以后每年只三、五人，甚至一个没有2。那批大学生的浪漫理想很快破灭，不少人后悔当初的进藏。在熬满八年后，他们以联名上书的方式，向中共最高当局要求兑现当初许下的诺言──让他们回内地。
从自愿报名进藏到以集体闹事的方式要求离开，这种变化反映了汉人在西藏全面溃退的大势。现这些人已经几乎全离开了西藏。
对西藏来讲，一九八○年是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转折点。进藏汉人的数量，在一九八○年达到最高峰，随后便逐年减少 以下数字不包括驻藏军队 3：
年份
1980
1982
1984
1985 西藏汉人数量
122400
91720
76323
70932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西藏汉人数量
67407
65101
66318
70932
有些到过拉萨的人可能会对我说的无人进藏不以为然。他们在拉萨街头看到熙熙攘攘的汉人，这些年到西藏做生意、搞工程、打工挣钱的汉人越来越多，怎么能说无人进藏？
的确，现在去西藏的汉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甚至超过毛泽东时代。那么为什么我说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无人进藏，现在反倒是无人进藏呢？区别就在于我所说的进藏，不是临时进藏，而是进藏扎根，不是那些来到西藏的外地人，而是成为西藏本地的汉人。
区分上述两种进藏，在中国的现实体制中，有一个判断标准是户口。自古以来，中国一直由官方将本地居民登记在册，作为他们合法身份的依据。中共执政以后，为了对人民实行控制，户口的作用被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人属于哪里，上学、工作、住房、婚丧嫁娶、生育后代，甚至是吃饭穿衣 粮票布票 全取决户口。中国的户口制度一个基本特点是户口迁移受严格限制，经常是人出生在哪就再不能挪动。这一点在邓小平时代虽然有所减弱，但户口仍然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点之一。人们对户口具有强烈的隶属感，所以只有那些户口在西藏的的汉人，才能被视为西藏本地的汉人，命运才真正和西藏联系在一起。其它那些进藏汉人，“根”在其户口所在地，他们进藏只是临时的。
以上的西藏汉人数字，只包括户口在西藏的汉人。他们的户口绝大部分都是毛泽东时代保留下来的。八十年代以来，再想让汉人带户口进西藏越来越困难，西藏汉人则想方设法把户口迁出西藏，所以西藏汉人的户口数量几乎一直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
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从军队转业、或从内地被派进西藏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现在，这茬被称为“老西藏”的人普遍快到退休年龄。根据规定，一旦退休，他们的户口就将迁回内地。现在，他们大多已别无所求，只是等待熬到退休年龄，得到按规定应该得到的待遇，回内地养老。他们的户口必迁离西藏无疑，而且近几年会越来越多。他们是对西藏有感情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汉人，随着他们离去，北京将失去在西藏最可依赖的人员。
他们回内地，他们已经成年的子女，户口却不能随他们一块迁离。这是当局为了在西藏保存一定汉人居民数量而采取的强制措施。但是留得下户口未见得留得下人。由于年轻，是否能得到退休待遇，对子女一代不像对他们父辈那样是致命约束。其中不少人已经自行离开西藏到内地开始新生活，根本不理有没有户口。所以上述人数中，肯定有不少是只有户口数，已无其人的了。
目前户口在西藏的汉人，全都不打算在西藏久留。而毛泽东时代把汉人送进西藏的途径和手段，至今也都失去了作用。有户口的的汉人目前仅占西藏总人口的二·八%。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又将有五千名汉人干部职工因为工作年限已到，可以调回内地。如此只出不进，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数量只能越来越少。
还有另一种无人进藏的表现──户口在西藏的汉人，即使暂时无法离开西藏，也纷纷脱离基层，向几个中心城市尤其是向拉萨集中。我只能找到一九九○年的数字，也足以说明问题。如果有现在的数字，肯定更加突出。
1990年西藏汉族人口的地区分布［11］
地区
拉萨
昌都
山南
日喀则
那曲
阿里
林芝
合计 人口
44939
7019
5725
4920
2961
1435
14218
81217* 分布比例(%)
55.3
8.6
7.1
6.1
3.6
1.8
17.5
100.0*
*此数字大于上面 所列的一九九○年西藏自治区汉人总数，估计是在统计时加进了长期居留的无户口汉人。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仅拉萨一个市，就集中了西藏全部汉族人口的一多半。在西藏的汉人基本是城镇人口。一九九○年拉萨市镇人口数为十三万七千六百六十一人［12］，也就是说汉人常住人口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再加上汉人的流动人口和驻扎拉萨的军队，外人在拉萨街头得到汉人为主的印象是一点不奇怪的。
不过通过这组数据，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拉萨以外的偌大西藏，汉人少到了什么程度 只有三万多人，含暂住 。
我们再来看临时进藏的汉人。中共以前因为交通不便，全靠车马，进藏一趟需时数月，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旅游，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都成了得不偿失的事情，所以不会有多少人产生临时进藏的雅兴。毛泽东时代虽然有了公路和汽车，以那时的汽车和公路条件，进藏仍是一件不易之事。那时既无旅游之风，也不允许做生意，一般只有带着国家“任务”的人才会、也才可能进藏。今天的喷气飞机把进藏时间缩短为两三个小时，青藏公路铺上了柏油路面，交通不再成为阻碍，随时可进可出，这才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大批临时进藏者。由于有了人数越来越多的临时进藏者，今天的无人进藏与历史上的无人进藏有所不同。
临时进藏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谋生和赚钱的目标吸引进藏的。他们在拉萨街头补鞋、裁衣、修钟表，在公路沿线开饭馆，包工程、挖金子、倒卖草药、盗猎野生动物 我甚至见到过从内地到拉萨要饭的汉人 ，这些人都是汉人中的普通老百姓；还有一类是出于旅游和猎奇动机进藏的。他们主要是汉人中的上层人士──记者、作家、画家、摄影爱好者、大学生......其中还有相当多的官员。官员虽然都有“公事”名义，不少人的主要目的也是旅游，而且是在“公事”名义下的公费旅游。这样的进藏者再多，也不能改变无人进藏的局面。他们与西藏社会和西藏人的生活无关。前者与中国内地的几千万“流动人口”性质一样；后者则和那些从外国来的游客没有多少区别。这两类人与西藏的关系都是用得着的时候用，用不着的时候一走了之。这样的人再多，对中国控制西藏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这种临时进藏者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连西藏当地政府也难掌握准确数字。西藏自治区政法委员会 中共主管法律、公安方面工作的机构 的王先生估算，一九九六年的夏秋，拉萨的流动人口约为十万人，其中四分之三是汉人 还有一些回民 ，其余是做生意或朝拜的藏人。西藏其它几个城镇这种流动人口比拉萨少得多。例如阿里的狮泉河镇，一九九六年夏天的流动人口约为五千人。按照这种规模估计，每年夏季高峰时，临时进入西藏自治区的的汉人大约保持在十几万到二十万的规模。比起中国内地几千万四处流动的劳动力，其所占比例之小，仍然可以被视为对“无人进藏”的证明。
如果你选择冬天进西藏，就会得到另外一种印象。那时汉人走掉了一大半，都如候鸟一样回到中国内地。看到西藏汉人多的人，都是在旅游季节到西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互相看而已──看到的都不是西藏的汉人。除此而外，即使是在高峰季节，进藏观光或挣钱的汉人也局限在少数城市、几条主要公路线和一些知名的观光景点。那些点和线不过是西藏微乎其微的部分。离开那些点线，经常连续多少天，连走几百里也见不到一个汉人。
我这种看法，和当今国际流行的观点不一样。在这方面，国际舆论跟着达赖喇嘛走。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指责中国把七百五十万中国人送到西藏，使西藏人在西藏成为少数民族。这个数字在国际上广为流传，反复引用。
当然，达赖喇嘛使用的西藏概念与中共相差很大。他的西藏是包括安多和康区的“大西藏”。但是达赖喇嘛在演讲中也特别谈到了中共概念的西藏：
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中国政府的资料证实目前中国人的数量超过了西藏人......在中国人称为西藏自治区的西藏中部和西部，中国人自己承认一百九十万的西藏人已经成为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了。这些有关中国人的数字还不包括部队，他们大约有三十万到五十万人，其中二十五万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13］
也就是说，在达赖喇嘛演讲的一九八七年，不包括军队，西藏自治区的汉人至少超过一百九十万。如果真是这样，我在这里讨论“无人进藏”岂不就成了开玩笑。
因为达赖喇嘛没有公布他所称的“中国政府的资料”和“中国人自己承认”的来源在哪，所以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不过我所看到的中国政府关于人口方面最权威的资料──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和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联合编写的《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一书，一九八七年西藏汉人的数量为七万八千八百人［14］，仅为达赖喇嘛所说的二十四分之一。
按照同一资料公布的数字，即使在大西藏的范围──西藏自治区加上青、甘、川、滇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和一个藏族自治乡──汉人总数也仅为一百五十二·一万 占总人口的二十六·九% ［15］，也只有达赖喇嘛所说的五分之一。而且，即使在这个范围，汉人总数也在减少 一九八二年为一百五十四·一万 4，表现出与西藏同样的无人进藏的趋势。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的数字是虚假的。的确，中共制造过大量虚假数字，不过也应当看到另一面，中共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政党，还是一个国家当局。在数字化管理越来越成为治理现代国家的关键因素时，它不可能把所有的数字都做成给别人看的假数字。除此而外，我还有亲身在西藏的所见。虽然我不可能搞人口统计，但以我在西藏接触的范围和深入程度，应该已经达到比较充分的随机化。在这种随机化基础上产生的感觉，我判断中共方面的数字更接近实际。
达赖喇嘛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数字，除了他的情报系统有放大，以及为了加强政治宣传的效果，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即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比中共认定的藏区更大，进入了汉人稠密区，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不过，我完全相信，以北京的心理，决不是不想向西藏移民。如果它真能把达赖喇嘛说的那么多汉人弄进西藏，它会最高兴。那样西藏对中国就不再成为问题，也就永远不会再有西藏独立的可能。达赖喇嘛的斗争还有什么希望呢？
然而，目前的真实情况却是无人进藏。
西藏的天跟西藏人站在一起。那是西藏人的希望所在。
我曾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东方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转换，需要承认既成事实。看上去那似乎是对西藏的不公平，然而问题在于“事实”并没有达到“既成”。中国曾经解决了无人进藏，因而得到了西藏，那的确是事实；现在中国又重新面临无人进藏的问题，也是事实；如果将来，得到天助的藏人真能把人心思走的汉人统统赶出西藏，那不也是一个既成事实吗？
而且，那将是一个“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的事实。
注释
［1］M·C·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66-367。
［2］M·C·戈德斯坦，《龙与雪狮：二十世纪的西藏问题》，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66-367。
［3］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 第一集 页20。
［4］白玛朗杰《现阶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见《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07。
［5］白玛朗杰《现阶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见《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07。
［6］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122─124。
［7］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49-254。
［8］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表12-64、12-65 页112-115 。
［9］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日回归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电子版54期。
［10］昊夫，《主人》杂志1992年第六期，页26-27
［11］《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2。
［12］《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52。
［13］《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见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26-327。
［14］《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0。
［15］《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90。
1林芝地区的行署专员张木生说，目前的基层干部哪怕再坏或者再无能也没法换，因为找不到人愿意干。西藏基层中共党组织严重老化，大部分是民主改革时期发展的党员。他说有一个村是“七个党员八颗牙”──即把那个村七个中共党员嘴里的牙全加在一起，只有八颗，可见老化到了什么程度。
2 1994年中共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内地大学生毕业生表示愿意进藏工作的人数又有显着上升。但这回基本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中国改革了大学毕业分配制度，从原来的国家包分配，变成大部分毕业生需要自谋职业。而凡进藏工作者，则仍属国家安排，享受公务员的待遇和“铁饭碗”。这对那些在内地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人，产生了一定吸引力。
3 其中1980年的数字取自《当代中国西藏人口》页200；1982、1984年的数字取自《中国人口·西藏分册》表11-1；1958─1993年的数字取自《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3-13。
4 四川康区的两个藏族自治州汉人减少的趋势最为明显。从1982年到1990年，汉族人口减少6.5万，相当于13%。这8年，藏族自治地区全部147个县当中，汉族人口在县总人口中百分比下降的有128个县，占87.1%。
［2］M·C·戈德斯坦，《龙与雪狮：二十世纪的西藏问题》，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66-367。
［3］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 第一集 页20。
［4］白玛朗杰《现阶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见《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07。
［5］白玛朗杰《现阶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见《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07。
［6］马丽华，《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页122─124。
［7］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49-254。
［8］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表12-64、12-65 页112-115 。
［9］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日回归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电子版54期。
［10］昊夫，《主人》杂志1992年第六期，页26-27
［11］《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2。
［12］《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52。
［13］《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见Pierre-Antoine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26-327。
［14］《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0。
［15］《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90。
1林芝地区的行署专员张木生说，目前的基层干部哪怕再坏或者再无能也没法换，因为找不到人愿意干。西藏基层中共党组织严重老化，大部分是民主改革时期发展的党员。他说有一个村是“七个党员八颗牙”──即把那个村七个中共党员嘴里的牙全加在一起，只有八颗，可见老化到了什么程度。
2 1994年中共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内地大学生毕业生表示愿意进藏工作的人数又有显着上升。但这回基本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中国改革了大学毕业分配制度，从原来的国家包分配，变成大部分毕业生需要自谋职业。而凡进藏工作者，则仍属国家安排，享受公务员的待遇和“铁饭碗”。这对那些在内地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人，产生了一定吸引力。
3 其中1980年的数字取自《当代中国西藏人口》页200；1982、1984年的数字取自《中国人口·西藏分册》表11-1；1958─1993年的数字取自《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3-13。
4 四川康区的两个藏族自治州汉人减少的趋势最为明显。从1982年到1990年，汉族人口减少6.5万，相当于13%。这8年，藏族自治地区全部147个县当中，汉族人口在县总人口中百分比下降的有128个县，占87.1%。
1、文化冲突与民族歧视
民族主义的形成可能非常复杂，但文化冲突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来文化只有不同，没有高低，不过在实际的民族交往中，真正能够以这种相对主义态度对待文化区别是很少的。尤其是做为征服者面对被征服民族或弱小民族时，更容易表现出文化方面的歧视。高海拔的生活环境，决定了西藏文化与低地的汉文化有巨大差别。一向具有文化优越感的汉人不去从“天人合一”的角度理解西藏文化，而是把凡属自己不能理解的食物一概斥为落后、野蛮和不开化。从与藏人接触之始，汉人就一直持有如此心态。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被派遣进藏的清廷宗室果亲王（雍正之子）所写的《七笔勾》，可能是保留下来的专门讥讽西藏风俗的最早文字。
一、 万里遨游，西出炉关天尽头。山途穹而陡，水恶声似吼。四月柳条抽，花无锦绣，惟有狂风，不辨昏和画。因此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二、蛮栅拴牛，人住其间百尺楼。满屋屎尿臭，遍地丧家狗。乱石砌墙头，彩旗前后；金顶标杆，独立当门右。因此把画栋雕梁一笔勾。
三、无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白雪堆山厚，帘下寒风透。纱葛不须求，氆氇耐久，一口钟儿，常挂当胸扣。因此把锦绣绫罗一笔勾。
四、 大脚丫头，发辫蓬松似冕旒。细褶裙儿皱，半截衫无钮。腿裤不遮羞，春风透露，方便门儿，尽管由人走。因此把礼仪廉耻一笔勾。
五、 客到先留，奶子熬茶敬一瓯。蛮冲青稞酒，糌粑和酥油。牛腿与羊肘，连毛入口；风卷残云，吃尽方罢休。因此把珍馐美味一笔勾。
六、万恶秃头，饶钹喧天不住休。口念糊涂咒，心想鸳鸯偶。两眼黑黝黝，如禽似兽；偏袒露肩，黑漆钢叉手。因此把释教风流一笔勾。
七、出入驿骡，胜过君家万户侯。世代承恩厚，顶戴儿孙有，凌阁表勋猷，荣华已够；何必执经，去向文场走。因此把金榜题名一笔勾［1］。
果亲王本人虽是满人，不过已经汉化，所以说他这篇轻浮文字代表汉人对藏文化的歧视应该不算错。
至民国，虽民族平等思想已成时髦，主管西藏事务的最高官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一九三九年赴西藏之后所写的考察报告中，还 是充满此类言辞描述西藏；“西藏可程世界上极不请求卫生之地方”、”藏人煮食牛羊肉多半生不熟，尤不卫生“、”藏人衣服常终年不换，衣上满积油垢，富贵者多以衣上之油垢愈多为光荣“、“藏人有随地大小便之习惯，拉萨街道每值早晨，便溺遍地，值等于一公共厕所”…［2］
早期进藏的西方人对西藏人更是充满轻蔑。在他们眼里，连中国人都是没开化的，西藏人就更不用说了。一九零四年，荣赫鹏的武装使团挺进拉萨时，西方记者首次进入西藏。他们第一次通过现代媒体向西方人展示了西藏。英国《政治家》的记者这样描写他们最先到达的帕里 :
今天早上我从屋顶鸟瞰帕里城，它就像一个在城堡下的养兔场。从城垛往下看，只能看到低矮的黑色房子的扁平屋顶。臭气刺鼻的浓烟从屋顶袅袅升起。屋顶上堆满了麦杆。房屋与房屋之间五颜六色的经幡形成网状，把屋顶连成一片。有时，作为大街使用的狭窄小巷也挂满了经幡。无数的肥胖的乌鸦栖息在墙上，还有数不清的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出于保暖的目的，大部分的房间都在地下。黑的像搬运煤炭的西藏人在这些地下住所里与犁牛或骡子缩挤在一起。同样肮脏的藏族妇女到处走动着，她们的脸涂抹得很脏，布满了疙瘩。她们的头戴着像箍一样的红色头饰，上面有时装饰着绿松石，有时是红宝石颜色的头饰。在城堡里，人们在清晨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其肮脏的女人爬上台阶。她们背上背着已结了冰的木桶及成袋的犁牛粪。这是她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3）
另一位《泰晤士报》记者笔下展现的也是一样糟糕的场面:
城堡的南墙低御住最严寒方向刮来的寒风，只有一层，至少有两层用草皮搭起的小棚挤缩在墙下。房子互相支撑着。已经腐烂、位置放错了的大梁不时的从一层层黑色的泥炭土中伸出。从与摇摇欲坠的黑色假型板相连的几扇小窗子可以辨别出楼上楼下。大门敞开，它也只不过就是三块黑黑的厚板子，两个横梁及一个扣锁。在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涂上了一层黑烟油……在大街中央，在两堆污物和垃圾之间，流淌着一条臭气熏天的小溪。它每天都解冻。西藏人吃掉的或没有吃掉的动物的角、骨头等都仍在里面。狗或者乌鸦把它们叼走后，泥灰墙和门内的小溪才清洁可用。这种恶臭令人恐惧 。［4］
他们不仅攻击西藏的卫生状况，而且把西藏人的全部生活方式都看得非常可笑。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埃德蒙·坎德勒这样写 :
在这个佛教确立了自身地位的国家里，人们仍然受着巫术和转世活佛的指导。人们在处理世俗事务时，还要用一双眼睛盯着那奇异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在他们的生活中是最实在的东西。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秩序颠倒的国度，这里的人们用一生中的一半世间哼着晦涩难懂的经文和摇着转经筒，死人则被砍成碎块仍去喂狗喂鹰。［5］
西藏使埃德蒙、坎德勒感到厌倦，他表示即使送给他一千头犁牛也不想再到西藏，他“渴望得到香皂，渴望得到雪白的亚麻布，渴望得到气色赏心悦目的女人 ，渴望看到脸上刮得 干干净净、 衣着整洁的男人。［6］
不过，以前的西藏由于封闭，与外部世界的文化冲突只在很小范围被感受。那时能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寥寥无几，中国人除了少数经商者，只有一些执行公务的官员和军人。他们身为上层人士，即使显示出傲慢和歧视，也多被具有较强等级意识的藏人视为正常，不至于引起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
西藏被中共占领后，大批汉人进藏工作。不过那些汉人都是中共的干部和职工，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约束。中共一方面信奉马列主义的“民族大家庭”理念，另一方面从有利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也一直在其部队内部对“大汉族主义”进行批评和整萧。毛泽东将其上网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况，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 在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变这一方面的错误”。［7］
毛泽东把话说到这么严重的地步，说明实际情况的严重。即使有官方纪律约束，对藏人的歧视在中共进藏官员中仍然广泛存在。不奇怪，官员首先是社会人，有其自身的民族背景。意识形态和官方纪律只能定下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大原则，却无法约束其每个人的日常细微心态和表现。日常琐事中能有多少大原则呢？而正是日常那些细节小事，时时刻刻地暴露“大汉族主义”，使中共笼络藏人的成果不断受到腐蚀和破坏。
闻名世界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出身中共干部家庭。他在监狱里就西藏问题写给邓小平的信，以他自己的经历说明中共干部对西藏民族的歧视 :
我的父母既没有接触过藏民也没有研究过藏族，他们对藏族的了解完全来自你们党内的文件和公开宣传，而这些宣传留给他们的心里印象就是“半牲口”的形象。所以当我准备和一位藏族姑娘结婚时遭到了他们极强烈的反对，以至于要和我“断绝父子母子关系”。当然，后来他们认识这位藏族姑娘后就完全改变了看法。但是人家藏族家庭的自尊心却不能容忍这样的“亲家”，所以我到底也没做成藏族女媳［8］。
其实，魏京生准备与之结婚的那位姑娘，其父也是长居北京的的中共干部。如果真是西藏本土的藏族姑娘，魏的父母更不知道要反对到什么程度了。
我在西宁宾馆与同住一个房间的藏区汉人官员聊天，发现虽然他受过高等教育，在藏区生活了三十多年，对西藏文化的无知和偏见却令人吃惊。诸如我记下了他这样的原话；“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顶小喇嘛沟子不犯罪。”“沟子”是西北土话中的臀部，他的意思是西藏宗教禁止和尚与女人性交，但是不禁止同性进行鸡奸。他还这样解释“鸡奸”一词的来历：“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鸡交配，不仅拍着巴掌大笑起来，他这下可找到办法解决喇嘛的性欲了。从此就有了『鸡奸』的说法。”
那位官员对这种下流笑话之所以能够三十多年信以为真，津津乐道，我想就在于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过歧视的眼镜看西藏。虽然纪律约束使他不会把这种歧视公开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会影响到他的思维，也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在藏区工作的决策和行为。
我亲自听到过一位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这样表达他的民族观：“人都有人性和兽性双重性，区别在有的人性多，有的兽性多。先进的民族人性在兽性之上，落后愚昧的民族兽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对付劣马的方法就是用铁夹子夹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实。”那位高级军官参与了一九八九年拉萨戒严的指挥。可想而知，他这种“哲学”会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有一些出于文化歧视而导致的决策，甚至可以达到荒谬的程度。例如六十年代曾发生有些中共干部强制推行藏装“改革”，其道理是藏装的长袖长袍“浪费了材料，穿起来不方便”。［9］他们不屑稍微花点工夫了解一下藏袍在西藏环境下的特殊功能（后文专有谈及），就想当然地得出自以为是的结论。
我还认识一位在西藏自治区政府管理农业的“援藏”干部，私下谈话时，他拿出一张照片感慨西藏农民的“懒惰”。照片是一片农田里布满巴掌大的石块。“他们就懒到这种程度，就不愿意动动手把石块捡出去，年年这么对付！”其实对西藏稍有了解就会知道，夏季西藏农区雨大其猛，雨水容易把泥土冲跑，平时阳光又格外强，田里水分蒸发过快。石块留在田里，下雨可压住泥土，防止水土流失，烈日时石块下又可保存水份。那是西藏一种特有而聪明的保土壤方法，是不能用中国内地的标准衡量的。
到了邓小平时代，随着经济交流增加和进藏交通条件改善，中国内地与西藏的接触开始在民间层次展开，与藏人打交道的已经不限于汉人官员。而汉人老百姓不像官员那样至少在表面不显露歧视态度，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往往溢于言表。即便是街头做苦力的汉人，也自以为比藏人高一等，稍有点身分的汉人就更是表现得居高临下。而在信息日益开放的年代，藏人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意识，对文化歧视的反应也就越来越具有对抗性，亦成为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
我在青海汉藏交接地区乘长途汽车时，车上的汉族售票员就像赶牲口一样驱赶藏族人坐到汽车后排去，肆无忌惮地说他们太脏，别人没法和他们坐在一起。当我坚持不让坐在我身边的藏人挪到后面时，周围的汉族乘客就移到别处去了。那些藏人都是普通的农牧民，他们没有抗议，但他们心里难道会没有感觉？两个民族的对立不就是在这些小事中让人一览无余？也许长途汽车上的低层藏人也就罢了，不会有什么影响，换了另一些藏人呢？
我曾在火车上与咸阳民族学院一批暑假回家的学生坐在一起。我对面的那条三座长椅，靠窗的是一个汉族女学生，另外两个座位是藏族女生，一个藏族男生没有找到座位，便与他的藏族女同胞挤在一起坐下。自然汉族女生的空间窄小了一些。他们都是同学，照理本该互相照顾，可是汉族女生立刻表现出反感，甚至推搡挨着她的藏族女生。我在对面阅读她的表情，能感受到导致她暴躁不安的，一是本能地觉得藏族人脏；二是藏族男生和女生的肌肤相亲被她当作藏人男女关系的不检点，她感到跟他们在一起受了玷污。其实那几个藏族学生至少跟她一样干净，而且比车厢里几乎所有汉人都漂亮和健康。问题还在于，如果那女生身边是她的汉人同学，也许她就不会在意，或者即使不高兴，也不会流露。
那几个藏族学生没有和汉族学生争执，然而他们可不是长途汽车上的农牧民，他们将来都会成为学者、官员、上层人士，他们曾受到的歧视 ----不管是从多么小的事上受到的---很可能就会成为将由他们代表的民族情绪，就像甘地在南非火车上受到的侮辱成为他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转折点一样。
现代社会主流标准的确立和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位置，决定了民族优越感的存在和对落后民族自觉不自觉的傲慢态度，这在当今世界任何角落都普遍存在，并非汉人对藏人所独有。今日中国精英阶层产生的民族主义，与西方人表现出的优越感和傲慢态度也有直接关系，二者道理是一样的。要改变这方面的冲突，绝非政府政策或意识形态原则可以做到的，冲突也因此必然是长期的。
还有一些冲突与歧视没有关系，是纯粹的“文化”冲突。例如有这样一件事；一藏一汉两个司机开车下乡，几个藏族姑娘向他们兜售青稞酒。酒装在羊膀胱里，两头扎死，像装满了水的气球。汉族人根深蒂固地嫌恶与排泄物有关的一切。姑娘们嬉闹着把泛血丝的羊尿泡往车窗里塞，那个汉族司机阻止不住，最后忍无可忍地破口大骂。这时通行的藏族司机不干了，他认为姑娘给你酒喝是敬你，你不知好歹，反倒骂人，明摆着是对藏族的歧视。于是两个司机又打起来。
汉族司机的行为之所以能被看作是歧视，在于他属于多数民族。即使他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的行为完全是个人的，也会被加上民族属性。其实这种冲突很难说是民族歧视。不如说看作文化上的相互误解和习惯上的相互不适应更准确。从昌都去云南的路上，我曾在一个叫吉塘的兵站停留。兵站虽然有电视机和发电机，晚上却既不发电也不开电视。不是兵站的人不想照明和看电视，电视是他们唯一的娱乐。兵站的军官向我们解释，只要一开电视附近的藏族老百姓就携家带口一起来，把电视房挤得满满。他们听不懂汉话，无须保持安静倾听，彼此大声地喧哗议论电视画面，加上孩子哭叫和打闹，兵站的人也看不成电视。开始兵站的人装作关掉电视不看了，等藏民散了再接着看。很快藏民也明白这种把戏，关掉电视也不走，除非停掉发电机。电视必须靠发电机看，发电机声音成了一种信号，无论何时只要一响，周围藏民就自动到兵站集合，等着开电视。兵站曾经关闭大门不让人进，藏民却善于翻墙，不但挡不住，为了报复这种不友好的举动，还会从外面把兵站大门反锁，不让兵站的人出入。为了看电视这件小事，兵站的士兵与藏民打过多次架。兵站人少寡不敌众。如果事闹大了，变成军队与地方的矛盾，也是对军队的处分重，所以 兵站就干脆既不发电也不开电视了。
用当代市民的标准衡量，当然会认为藏民这种行为是不“开化”，不仅兵站的士兵这样看，换上西方人，可能更难接受。但是反过来，藏民却会认为不让大家一起看电视是不可理解的自私小气，是不友好的表示，尤其是还为此耍弄花招，就更为卑鄙。当你真正理解藏人这种想法的时候，有时是会为我们已经习惯的自我意识和权利计较感到羞耻的。
我在丁青县遇到开基层干部会，每当会议开饭，食堂门口就围坐上不少妇女儿童，藏族干部吃完饭，必定要随手带一些馒头之类的食品出门分给他们。食堂经理小杨跟我说，他手下的藏族工作人员绝对不贪污，也不偷摸，但是食堂亏空很大，都是被送人了。藏族人生性慷慨，没有彼此分明的界限，所谓“慷他人之慨”在我们的词汇中是贬义，他们做得却让你难以指责，因为他们首先慷自己的慨。
不过，这种文化上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有多少人能够弄懂并且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予以理解和欣赏呢？至少对于今天的世界，实在是很困难。中国人与西藏人的关系是这样，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只不过位置颠倒了）。由于文化隔阂，民族之间的广泛理解和体谅原本就非常困难，然而不同民族却被日益紧密地推到了一起，不可回避地发生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碰撞，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民族主义之所以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世界越来越强的思潮，正是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与文化冲突之间相反相成的结果。
一、 万里遨游，西出炉关天尽头。山途穹而陡，水恶声似吼。四月柳条抽，花无锦绣，惟有狂风，不辨昏和画。因此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二、蛮栅拴牛，人住其间百尺楼。满屋屎尿臭，遍地丧家狗。乱石砌墙头，彩旗前后；金顶标杆，独立当门右。因此把画栋雕梁一笔勾。
三、无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白雪堆山厚，帘下寒风透。纱葛不须求，氆氇耐久，一口钟儿，常挂当胸扣。因此把锦绣绫罗一笔勾。
四、 大脚丫头，发辫蓬松似冕旒。细褶裙儿皱，半截衫无钮。腿裤不遮羞，春风透露，方便门儿，尽管由人走。因此把礼仪廉耻一笔勾。
五、 客到先留，奶子熬茶敬一瓯。蛮冲青稞酒，糌粑和酥油。牛腿与羊肘，连毛入口；风卷残云，吃尽方罢休。因此把珍馐美味一笔勾。
六、万恶秃头，饶钹喧天不住休。口念糊涂咒，心想鸳鸯偶。两眼黑黝黝，如禽似兽；偏袒露肩，黑漆钢叉手。因此把释教风流一笔勾。
七、出入驿骡，胜过君家万户侯。世代承恩厚，顶戴儿孙有，凌阁表勋猷，荣华已够；何必执经，去向文场走。因此把金榜题名一笔勾［1］。
果亲王本人虽是满人，不过已经汉化，所以说他这篇轻浮文字代表汉人对藏文化的歧视应该不算错。
至民国，虽民族平等思想已成时髦，主管西藏事务的最高官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一九三九年赴西藏之后所写的考察报告中，还 是充满此类言辞描述西藏；“西藏可程世界上极不请求卫生之地方”、”藏人煮食牛羊肉多半生不熟，尤不卫生“、”藏人衣服常终年不换，衣上满积油垢，富贵者多以衣上之油垢愈多为光荣“、“藏人有随地大小便之习惯，拉萨街道每值早晨，便溺遍地，值等于一公共厕所”…［2］
早期进藏的西方人对西藏人更是充满轻蔑。在他们眼里，连中国人都是没开化的，西藏人就更不用说了。一九零四年，荣赫鹏的武装使团挺进拉萨时，西方记者首次进入西藏。他们第一次通过现代媒体向西方人展示了西藏。英国《政治家》的记者这样描写他们最先到达的帕里 :
今天早上我从屋顶鸟瞰帕里城，它就像一个在城堡下的养兔场。从城垛往下看，只能看到低矮的黑色房子的扁平屋顶。臭气刺鼻的浓烟从屋顶袅袅升起。屋顶上堆满了麦杆。房屋与房屋之间五颜六色的经幡形成网状，把屋顶连成一片。有时，作为大街使用的狭窄小巷也挂满了经幡。无数的肥胖的乌鸦栖息在墙上，还有数不清的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出于保暖的目的，大部分的房间都在地下。黑的像搬运煤炭的西藏人在这些地下住所里与犁牛或骡子缩挤在一起。同样肮脏的藏族妇女到处走动着，她们的脸涂抹得很脏，布满了疙瘩。她们的头戴着像箍一样的红色头饰，上面有时装饰着绿松石，有时是红宝石颜色的头饰。在城堡里，人们在清晨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其肮脏的女人爬上台阶。她们背上背着已结了冰的木桶及成袋的犁牛粪。这是她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3）
另一位《泰晤士报》记者笔下展现的也是一样糟糕的场面:
城堡的南墙低御住最严寒方向刮来的寒风，只有一层，至少有两层用草皮搭起的小棚挤缩在墙下。房子互相支撑着。已经腐烂、位置放错了的大梁不时的从一层层黑色的泥炭土中伸出。从与摇摇欲坠的黑色假型板相连的几扇小窗子可以辨别出楼上楼下。大门敞开，它也只不过就是三块黑黑的厚板子，两个横梁及一个扣锁。在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涂上了一层黑烟油……在大街中央，在两堆污物和垃圾之间，流淌着一条臭气熏天的小溪。它每天都解冻。西藏人吃掉的或没有吃掉的动物的角、骨头等都仍在里面。狗或者乌鸦把它们叼走后，泥灰墙和门内的小溪才清洁可用。这种恶臭令人恐惧 。［4］
他们不仅攻击西藏的卫生状况，而且把西藏人的全部生活方式都看得非常可笑。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埃德蒙·坎德勒这样写 :
在这个佛教确立了自身地位的国家里，人们仍然受着巫术和转世活佛的指导。人们在处理世俗事务时，还要用一双眼睛盯着那奇异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在他们的生活中是最实在的东西。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秩序颠倒的国度，这里的人们用一生中的一半世间哼着晦涩难懂的经文和摇着转经筒，死人则被砍成碎块仍去喂狗喂鹰。［5］
西藏使埃德蒙、坎德勒感到厌倦，他表示即使送给他一千头犁牛也不想再到西藏，他“渴望得到香皂，渴望得到雪白的亚麻布，渴望得到气色赏心悦目的女人 ，渴望看到脸上刮得 干干净净、 衣着整洁的男人。［6］
不过，以前的西藏由于封闭，与外部世界的文化冲突只在很小范围被感受。那时能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寥寥无几，中国人除了少数经商者，只有一些执行公务的官员和军人。他们身为上层人士，即使显示出傲慢和歧视，也多被具有较强等级意识的藏人视为正常，不至于引起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
西藏被中共占领后，大批汉人进藏工作。不过那些汉人都是中共的干部和职工，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约束。中共一方面信奉马列主义的“民族大家庭”理念，另一方面从有利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也一直在其部队内部对“大汉族主义”进行批评和整萧。毛泽东将其上网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况，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 在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变这一方面的错误”。［7］
毛泽东把话说到这么严重的地步，说明实际情况的严重。即使有官方纪律约束，对藏人的歧视在中共进藏官员中仍然广泛存在。不奇怪，官员首先是社会人，有其自身的民族背景。意识形态和官方纪律只能定下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大原则，却无法约束其每个人的日常细微心态和表现。日常琐事中能有多少大原则呢？而正是日常那些细节小事，时时刻刻地暴露“大汉族主义”，使中共笼络藏人的成果不断受到腐蚀和破坏。
闻名世界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出身中共干部家庭。他在监狱里就西藏问题写给邓小平的信，以他自己的经历说明中共干部对西藏民族的歧视 :
我的父母既没有接触过藏民也没有研究过藏族，他们对藏族的了解完全来自你们党内的文件和公开宣传，而这些宣传留给他们的心里印象就是“半牲口”的形象。所以当我准备和一位藏族姑娘结婚时遭到了他们极强烈的反对，以至于要和我“断绝父子母子关系”。当然，后来他们认识这位藏族姑娘后就完全改变了看法。但是人家藏族家庭的自尊心却不能容忍这样的“亲家”，所以我到底也没做成藏族女媳［8］。
其实，魏京生准备与之结婚的那位姑娘，其父也是长居北京的的中共干部。如果真是西藏本土的藏族姑娘，魏的父母更不知道要反对到什么程度了。
我在西宁宾馆与同住一个房间的藏区汉人官员聊天，发现虽然他受过高等教育，在藏区生活了三十多年，对西藏文化的无知和偏见却令人吃惊。诸如我记下了他这样的原话；“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顶小喇嘛沟子不犯罪。”“沟子”是西北土话中的臀部，他的意思是西藏宗教禁止和尚与女人性交，但是不禁止同性进行鸡奸。他还这样解释“鸡奸”一词的来历：“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鸡交配，不仅拍着巴掌大笑起来，他这下可找到办法解决喇嘛的性欲了。从此就有了『鸡奸』的说法。”
那位官员对这种下流笑话之所以能够三十多年信以为真，津津乐道，我想就在于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过歧视的眼镜看西藏。虽然纪律约束使他不会把这种歧视公开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会影响到他的思维，也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在藏区工作的决策和行为。
我亲自听到过一位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这样表达他的民族观：“人都有人性和兽性双重性，区别在有的人性多，有的兽性多。先进的民族人性在兽性之上，落后愚昧的民族兽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对付劣马的方法就是用铁夹子夹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实。”那位高级军官参与了一九八九年拉萨戒严的指挥。可想而知，他这种“哲学”会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有一些出于文化歧视而导致的决策，甚至可以达到荒谬的程度。例如六十年代曾发生有些中共干部强制推行藏装“改革”，其道理是藏装的长袖长袍“浪费了材料，穿起来不方便”。［9］他们不屑稍微花点工夫了解一下藏袍在西藏环境下的特殊功能（后文专有谈及），就想当然地得出自以为是的结论。
我还认识一位在西藏自治区政府管理农业的“援藏”干部，私下谈话时，他拿出一张照片感慨西藏农民的“懒惰”。照片是一片农田里布满巴掌大的石块。“他们就懒到这种程度，就不愿意动动手把石块捡出去，年年这么对付！”其实对西藏稍有了解就会知道，夏季西藏农区雨大其猛，雨水容易把泥土冲跑，平时阳光又格外强，田里水分蒸发过快。石块留在田里，下雨可压住泥土，防止水土流失，烈日时石块下又可保存水份。那是西藏一种特有而聪明的保土壤方法，是不能用中国内地的标准衡量的。
到了邓小平时代，随着经济交流增加和进藏交通条件改善，中国内地与西藏的接触开始在民间层次展开，与藏人打交道的已经不限于汉人官员。而汉人老百姓不像官员那样至少在表面不显露歧视态度，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往往溢于言表。即便是街头做苦力的汉人，也自以为比藏人高一等，稍有点身分的汉人就更是表现得居高临下。而在信息日益开放的年代，藏人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意识，对文化歧视的反应也就越来越具有对抗性，亦成为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
我在青海汉藏交接地区乘长途汽车时，车上的汉族售票员就像赶牲口一样驱赶藏族人坐到汽车后排去，肆无忌惮地说他们太脏，别人没法和他们坐在一起。当我坚持不让坐在我身边的藏人挪到后面时，周围的汉族乘客就移到别处去了。那些藏人都是普通的农牧民，他们没有抗议，但他们心里难道会没有感觉？两个民族的对立不就是在这些小事中让人一览无余？也许长途汽车上的低层藏人也就罢了，不会有什么影响，换了另一些藏人呢？
我曾在火车上与咸阳民族学院一批暑假回家的学生坐在一起。我对面的那条三座长椅，靠窗的是一个汉族女学生，另外两个座位是藏族女生，一个藏族男生没有找到座位，便与他的藏族女同胞挤在一起坐下。自然汉族女生的空间窄小了一些。他们都是同学，照理本该互相照顾，可是汉族女生立刻表现出反感，甚至推搡挨着她的藏族女生。我在对面阅读她的表情，能感受到导致她暴躁不安的，一是本能地觉得藏族人脏；二是藏族男生和女生的肌肤相亲被她当作藏人男女关系的不检点，她感到跟他们在一起受了玷污。其实那几个藏族学生至少跟她一样干净，而且比车厢里几乎所有汉人都漂亮和健康。问题还在于，如果那女生身边是她的汉人同学，也许她就不会在意，或者即使不高兴，也不会流露。
那几个藏族学生没有和汉族学生争执，然而他们可不是长途汽车上的农牧民，他们将来都会成为学者、官员、上层人士，他们曾受到的歧视 ----不管是从多么小的事上受到的---很可能就会成为将由他们代表的民族情绪，就像甘地在南非火车上受到的侮辱成为他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转折点一样。
现代社会主流标准的确立和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位置，决定了民族优越感的存在和对落后民族自觉不自觉的傲慢态度，这在当今世界任何角落都普遍存在，并非汉人对藏人所独有。今日中国精英阶层产生的民族主义，与西方人表现出的优越感和傲慢态度也有直接关系，二者道理是一样的。要改变这方面的冲突，绝非政府政策或意识形态原则可以做到的，冲突也因此必然是长期的。
还有一些冲突与歧视没有关系，是纯粹的“文化”冲突。例如有这样一件事；一藏一汉两个司机开车下乡，几个藏族姑娘向他们兜售青稞酒。酒装在羊膀胱里，两头扎死，像装满了水的气球。汉族人根深蒂固地嫌恶与排泄物有关的一切。姑娘们嬉闹着把泛血丝的羊尿泡往车窗里塞，那个汉族司机阻止不住，最后忍无可忍地破口大骂。这时通行的藏族司机不干了，他认为姑娘给你酒喝是敬你，你不知好歹，反倒骂人，明摆着是对藏族的歧视。于是两个司机又打起来。
汉族司机的行为之所以能被看作是歧视，在于他属于多数民族。即使他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的行为完全是个人的，也会被加上民族属性。其实这种冲突很难说是民族歧视。不如说看作文化上的相互误解和习惯上的相互不适应更准确。从昌都去云南的路上，我曾在一个叫吉塘的兵站停留。兵站虽然有电视机和发电机，晚上却既不发电也不开电视。不是兵站的人不想照明和看电视，电视是他们唯一的娱乐。兵站的军官向我们解释，只要一开电视附近的藏族老百姓就携家带口一起来，把电视房挤得满满。他们听不懂汉话，无须保持安静倾听，彼此大声地喧哗议论电视画面，加上孩子哭叫和打闹，兵站的人也看不成电视。开始兵站的人装作关掉电视不看了，等藏民散了再接着看。很快藏民也明白这种把戏，关掉电视也不走，除非停掉发电机。电视必须靠发电机看，发电机声音成了一种信号，无论何时只要一响，周围藏民就自动到兵站集合，等着开电视。兵站曾经关闭大门不让人进，藏民却善于翻墙，不但挡不住，为了报复这种不友好的举动，还会从外面把兵站大门反锁，不让兵站的人出入。为了看电视这件小事，兵站的士兵与藏民打过多次架。兵站人少寡不敌众。如果事闹大了，变成军队与地方的矛盾，也是对军队的处分重，所以 兵站就干脆既不发电也不开电视了。
用当代市民的标准衡量，当然会认为藏民这种行为是不“开化”，不仅兵站的士兵这样看，换上西方人，可能更难接受。但是反过来，藏民却会认为不让大家一起看电视是不可理解的自私小气，是不友好的表示，尤其是还为此耍弄花招，就更为卑鄙。当你真正理解藏人这种想法的时候，有时是会为我们已经习惯的自我意识和权利计较感到羞耻的。
我在丁青县遇到开基层干部会，每当会议开饭，食堂门口就围坐上不少妇女儿童，藏族干部吃完饭，必定要随手带一些馒头之类的食品出门分给他们。食堂经理小杨跟我说，他手下的藏族工作人员绝对不贪污，也不偷摸，但是食堂亏空很大，都是被送人了。藏族人生性慷慨，没有彼此分明的界限，所谓“慷他人之慨”在我们的词汇中是贬义，他们做得却让你难以指责，因为他们首先慷自己的慨。
不过，这种文化上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有多少人能够弄懂并且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予以理解和欣赏呢？至少对于今天的世界，实在是很困难。中国人与西藏人的关系是这样，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只不过位置颠倒了）。由于文化隔阂，民族之间的广泛理解和体谅原本就非常困难，然而不同民族却被日益紧密地推到了一起，不可回避地发生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碰撞，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民族主义之所以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世界越来越强的思潮，正是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与文化冲突之间相反相成的结果。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