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7日星期三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郑浪平(三十四)

第三十一章、中国战区与史迪威事件 31.5 出力最多、获得最少支持的中国战区
虽然罗斯福主张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目的是要更肯定中国的贡献、给与他更多地支持,因为罗斯福一方面真正的了解与感谢中国过去五年中,单独抗日的成绩,一方面更是认为,假如美国要想击败日本,最快与牺牲最少的方法,就是充分武装中国,利用中国使它成为攻击日本的力量与基地。
  但是多数的美国军方将领,却有着欧美本位的想法,认为战争优先顺序,一定要先欧后亚,这样欧美国家才能在战后,维持支配世界利益的传统霸权地位。这种想法特别受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忠诚支持,他认为设置中国战区,不是要武装与增强中国的抗日力量,而是要方便美国直接插手掌控中国对日战争的策略。
  马歇尔从一开始就有意低估中国战区的重要性,在他认为,中国的抗日作战只是整个战争的辅助而已;中国战区的唯一功用,就是拖住、消耗日军,而美国绝对不能也不必全面武装中国的军力。盟国要想真正打败日军,还是要出动美英苏的“白人国家”军队不可,否则一旦中国成为击败日本的主力部队,那么美国就要面对虽然少了一个日本,却多了一个复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争取主导亚洲与太平洋发展之历史新格局。
  所以马歇尔坚决主张,盟国对于中国战区的任何支持,都一定排在最后的顺位,就算有多余的作战资源,也是能够不给中国战区、就尽量不给,对中国的援助,只维持蒋介石还能牵制日军的最低限度范围。因此马歇尔甚至对于罗斯福总统援助中国战区的直接指示,都是尽量设法阳奉阴违,要不然就是拿出官僚系统“能拖就拖”的绝招,虚报执行上困难重重,最后最好能够不了了之。马歇尔与史迪威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就是最后要把中国战区的指挥权拿到美国人的手中,否则就让中国战区保持不死不活的状态。
  当然不能说马歇尔这种“应付”中国战区的态度,完全是出于个人偏见,他也有一些作战后勤与国家利益上的考量。因为当时美国要想援助中国,必须经过一万七千公里的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补给线,从印度的港口,以火车转运到印度东部,然后沿驼峰棱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这条运输线,经过半个地球与跨越几个历史时代的地区,因此复杂的程度可以说是难以想象,平均美国每供应中国一吨的物资,在运输的道路上,就要消耗十八吨的物资。
  这是作战历史上,后勤补给线最不经济的记录,因此马歇尔认为,这种方式将补给品来武装中国作战,实在划不来,不如将物资另作他用。同时马歇尔是一位传统的陆军将领,对于空权与空运的能力,所知有限,对于中国军队的多个世纪混合的作战方式,更是闻所未闻,所以总是认为中国军队内幕重重,不堪闻问。由于马歇尔认为空军只是作战与后勤上配合的角色,所以中国军队无法以有限的空军支持与空运后勤,就能发挥战略上击败日军的能力。因此他认为在盟国没有完成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交通之前,任何大量援助中国的计划,都是完全不合实际的做法。



第三十一章、中国战区与史迪威事件 31.6 悲剧的诞生,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原先华府属意由一次世界大战的猛将段澜(HughDrum)中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但是段澜发现马歇尔的“敷衍”中国战区的政策,与自己希望大量援助与武装中国,并且在中国战区建立强大打击军力的政策不符,当然就不肯出任这个搞权谋多于战略规划的工作。这时马歇尔推荐自己的亲信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其基本的着眼点,就是史迪威是一个意志与成见都极其强的“中国通”,他绝对不会改变的特点,是对于蒋介石的反感以及对中国人的轻蔑,这正是马歇尔的人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由史迪威把蒋介石缠住,不让中国战区的实情传达到盟国的决策阶层,这样就可以为“中国最后”的战略方针,得到最佳情报的支持。
  史迪威本身并无统兵作战的经历与能力,只在中国担任过长期的军事外交工作。他对于中国的内战与派系斗争,有着政客般的高度个人兴趣,他对于蒋介石能够击败群雄,取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一直有着极大的成见与负面的评价。当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史迪威就是一直散播中国抗日“无望论”的西方军事专家,假如依照史迪威权威的预测,中国早就该向日本投降十次了。但是中国却能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单独抵抗日军五年,因而让史迪威的中国军事权威专家之名誉扫地。此次他能够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当然有机会让蒋介石背腹受敌,并且运用影响力,扶植自己看好的军方将领如冯玉祥、李宗仁与白崇禧等人,希望这些人有朝一日可以在中国当权。
  原先史迪威在中国多年来,就与左倾的美国人物史诺(EdgarSnow)等人相熟,对中国的赤化与左倾的势力,有着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他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身边的主要政治顾问,如美国驻华使馆的秘书戴维思(JohnDavies)与谢伟志(JohnService)等人,全都是左倾的政治狂热人物,积极企图协助中国全面赤化,他们与延安的八路军代表,有经常的接触,因此他们对于中国战区的民情与政局的报告,全都采用延安观点,主要的目的,在于丑化、分化与弱化中国战区与国民政府的抗日事实,并且极力创造与加深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因此他们的报告,对于中国战区极端的不利,他们对于史迪威的影响极深,其中谢伟志还因为向延安泄漏美国的机密文件,最后在一九四五年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审讯。
  在马歇尔与美国陆军部(DepartmentofWar)部长史丁生(HenryStimson)的支持下,史迪威是抱着开始时先“监督”蒋介石,最终掌控中国战区指挥权运作的使命而来。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注定了紧接的将帅严重失和,以及中、美争议不断的悲剧。当时史迪威具有“双重身份”的安排,在形式上,史迪威是蒋介石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需要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但是史氏又指挥所有在中国的美军,掌控了所有美援装备的申请与分配,以及负责在缅甸的作战指挥。因此它可以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与蒋介石较量、周旋。
  因此史迪威一直自认他实际上是美国派在中国的“监军”,随时向美国政府秘密报告蒋介石与中国内部的所有情报,动辄使用美援物资的申请与分配权,来挟制蒋介石,并且离间中国战区的将领,以及设法培养美国在中国军方的“代理人”。因此自从中国战区设立,史迪威成为战区参谋长之后,中国独立自主的作战决策就每况愈下,同时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就快速增加了。从此中国不但要对付日本从外面的军事攻击,还要应付史迪威在内部的挑拨离间,逐渐使得蒋介石所指挥的部队,出现新的矛盾与彼此的猜忌,最后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攻势下,中国付出了惨败的代价。
  平心而论,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所造成之指挥系统的危机,一部分的确是来自中、美国情的差异,特别是当时中国的军政结构,仍然属于人治统属的方式。同时中国所有的作战资源,已经消耗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除了以上下欺瞒的方式,暂时的回避问题之外,也别无其它的良策。军委会无法提供军队足够的兵员与补给,部队也从来没有真正按照实在的编制运作,因此史迪威认为中国的军队,根本就是上下交相欺骗的体制。华军不同系统的部队又有不同的待遇,更加让他觉得,中国政府仍然利用抗战在搞山头利益。



第三十一章、中国战区与史迪威事件 31.7 史迪威真正的任务
而史迪威个人的个性孤傲,对于一切都有一种莫名的自大狂与刻薄、挑剔的心态3,给予他个人根深蒂固的成见,他根本鄙视蒋介石的为人与一切的作为(其实史迪威对于任何人物都带有极强极强的成见,这很可能是来自史氏内心的自卑感),蒋介石越是胜利与成功,史迪威就越加的愤恨与不满。他从来不肯踏实地履行战区参谋长的职责,要受蒋介石指挥,更是他根本不能接受的事[4]。史迪威称蒋介石是“花生米”、罗斯福是“橡皮腿”,它也无法与英国的东南亚战区最高指挥官蒙巴顿以及英军将领相处,与陈纳德更是几乎是势同水火。
  史迪威对于中国的政治与军情,全都是负面与挑剔的报告,从来不会主动为自己所代表的战区利益而力争,倒更像日本“中国派遣军”的特务机关长,专门来中国战区卧底,以离间中国战区内部的合作、阻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以及抽调中国战区兵力到缅甸作战。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中国战区搞成不堪一击,这样盟国才能把蒋介石免职,史迪威就可以统帅六百万华军。虽然史迪威本人指挥作战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是他却非常懂得玩弄政治手段、耍小点子,以及操纵舆论媒体的报道。
  最不堪的是,史迪威对于参与中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更有着极大的兴趣。从蒋介石的亲戚到战区的指挥官,史迪威经常喜欢听取谣言、散播谣言,并且设法介入权力斗争,以帮助自己所欣赏的人物夺取权力,但这却是盟国合作中,最要不得的举动。史迪威以一位精通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救世主姿态,干预中国内部决策的斗争,以及直接涉入各组势力间的权利倾轧。史迪威平时多半时间,不是在印度,就是躲在中、印、缅的森林中,策划他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只要它出现在中国战区的境内,就会立刻爆发严重的政治斗争。
  蒋介石绝对没有想到,中国战区成立之后,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是未见其利,先受其害。因为在一九四一年,中国开始从美国的租借法案中,得到美国对中国抗日作战的支持,就是提供中国空军战机五百架,以及三十个陆军师的武器(当然全部的装备都是中国要出钱买的,只是可以先记帐周转)。这些军事物资,在美国政府批准之后,就直接卖给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之后,就由中国自己依作战的需要进行调配。
  但是自从成立中国战区之后,中国不但没有得到新的援助,就连美国政府原先已经答应卖给中国的装备,也经常要支持其它战区的“紧急”需要而被抽调5。最大的问题是,所有中国战区所需的军事装备,反而不能由中国政府自己向美国申请,而是要经由史迪威亲自同意之后,才能够申请;而已经运到中国的美援装备,更要经由史迪威个人指定分发,而非由中国战区自行运用。史迪威于是动辄以冻结美援作为在中国战区兴风作浪的工具,更以分配美援物资的优先顺序,作为自己在中国内部拉帮结派的筹码。
  这就是中国战区不能发挥战力的基本原因所在。试想,假如美国对英国(是中国的四十倍)或是苏联(是中国的二十倍)的援助,全都排在最后,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在作战需要时运到,而且少量的军援运到之后,还要由美国军官单独负责控制分配的运作,加上战区统帅与参谋长的立场与意见完全势同水火,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英、苏还可能有什么可观的战力发挥?
  由于史迪威根本就不愿成为蒋介石的副手,总是自以为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负责“监督”中国抗战。蒋介石为了应付这样一位监军,只好投其所好,让他独当一面,负责指挥在缅甸与印度的中国军队,好让他有事分散注意力,免得呆在重庆,每天大搞兴风作浪与挑拨离间的活动,但是史迪威还是设法给中国战区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从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整个中国战区就成为双头马车的领导,中国战区内部的“斗争”比对日军的作战,还要热闹。而原本团结一致对日作战的各个派系,因听闻到内斗的讯号,而又开始私下运作了。各派系一方面设法保存实力,一方面不断大“告洋状”,闹的中国抗日阵营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使得罗斯福感到非常烦恼与困惑。史迪威这样的做法,正是体察到马歇尔的心意所在,有了史迪威第一手的“辱华”报告,马歇尔就非常容易说服罗斯福,中国是无用的盟国,只要口头敷衍蒋介石就好,根本不必实际支持中国战区作战,更别提装备中国的作战能力了。



第三十一章、中国战区与史迪威事件 31.8 中国战区内部的“陆、空大战”
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观点上,当时分成陆战与空战两派,史迪威是陆战派,这派的支持者包括马歇尔与史丁生。陆战派人士主张建筑中国通印度的雷多公路,进一步反攻缅甸,建立中国对外的陆上交通线;同时训练与装备中国陆军,在战场上反攻日军的战线。而陈纳德是空战派,霍普金斯(HarryHopkins)与居里(LauchlinCurrie)是这派的支持者。这派的观点是全力提高对中国的驼峰空运量、加强在中国战区的空军战机,以及在中国境内建立更多的空军基地,利用战机切断日本由南洋到日本本土的运输生命线,同时攻击其本土的国防重工业,并对于中国战场提供空中阻绝的空优支持,以对日陆军造成重大的战略打击。由于罗斯福看到陈纳德空军的优异表现,因此倾向支持空战派;蒋介石与陈纳德的友谊又非常深厚,所以造成了史迪威极大的不满,竟然设法尽量制肘陈纳德,造成中国战区指挥部门里,随时都有可能上演一场陆军与空军的“大战”。
  陆战与空战两派的观点,当然是见仁见智、各有立场,但是若以时效与成本而言,则应是空战派可行性更高。因为要想打通中国西南的陆上交通网,要涉及到英国的全面支持,以及冒着大量抽调中国战区前线兵力的风险,同时要有效的装备与训练中国陆军,所需要的时间较长。更何况斯大林与丘吉尔都不会在决策上愿意支持中国打通国际通路,所以陆战派的计划更是难以实行。
  但是若是设法大量增加在中国的空军数量(若能有一千架以上的战斗机)、提高驼峰空运数量(每月两万吨的物资),以及纳入印度北部的空军基地以扩充中国战区的空军战力,这样中国战区空军,就可以充分发挥战力,一方面截断日本的战略运输线,一方面阻绝日本部队在中国战区的后勤补给线,这将会在中国战区发生决定性的战果。问题是,当时没有人看出空军在战略上,可以担任如此重大的角色。陈纳德将军是少数的空军战略的先知,但是他的权威既低,又受到史迪威、马歇尔全力的打压,根本没有让他发挥空权力量的机会。
  一九四二年五月,第一次滇缅作战失败后,史迪威擅自把华军两个精锐的师留在印度,名为训练,实为控制做自己指挥的私人军队。当年六月,史迪威返回重庆之后,对于筹组盟国中国战区的参谋指挥体系,毫无兴趣,却一心只想调用中国战区的部队,为他反攻缅甸的日军而复仇。史迪威出身传统的陆军,对于空权的发展与潜力,完全缺乏了解,因此他对于开辟空中运输走廊,是非常的悲观。他醉心于建筑一条从印度雷多经缅北到云南的公路,希望这条公路能够打通美援的补给,以支持他建立新式华军的梦想。但他完全忽略了建设雷多公路所需费用的高昂、自然环境上的艰巨、时间上的缓慢;更实际的困难是这条建筑在深山蛮荒无人地带的公路,其运输能力既低,但修护与保养的工程费极大,因此以实际效益的观点而言,是极端的浪费。假如同样的资源、经费改为投资在增加空运能力与战机数量。结果会完全的不同。
  而蒋介石原先也是殷切希望盟国能够优先反攻缅甸,以打通援助中国的交通线,中国就可以力转战局了。但是这个看法与史迪威的根本不同之处,是蒋介石认为盟国必须全面控制东印度洋海域,然后与中国以水路两面、南北夹击缅甸的日军,以重新开放缅甸的海港与纵贯铁路,才能达成打通援助中国的通路的任务(史迪威认为局部收复缅北、开辟雷多公路即可)。但是丘吉尔知道,如果蒋介石能说服美国这样做,将对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丘氏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用尽一切力量、绞尽所有脑汁,反复进行各种破坏的策略,罗斯福终于拗不过丘吉尔的死缠烂打,加上斯大林在旁的助阵,使得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一拖再拖,盟国原先答应对中国大量的武装援助,也就一延再延,至终都没有让中国拿到手。
  当时中国对外获得援助的唯一管道,就是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线。这条高危险、高难度的航线,乃是维系中国抗日力量与心理的援助生命线,但是在英美相关官员的存心杯葛之下,起初的运输量极其有限。美军负责中国战区空运的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赛尔,更是一位坚决执行马歇尔与史迪威政策的美国空军将领。在他认为,驼峰空运支持中国的行动,不过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因此认定空运的数量既无必要,也很难实质的提高。
  由于空运吨位极为珍贵,因此蒋介石希望进行最为有效的利用,所以将运补的重点,摆在空军的支持上,以发挥以小博大的作用。而史迪威是一个没有统兵经验与能力的军人,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太长,已经错过在美军部队里能立功、发展的机会了。因此史迪威转而产生强烈的“戈登情结”,希望能够自己像清朝同治年间的英国军官戈登(Charles“Chinese“Gordon),在中国训练与统领一只打败太平天国的“常胜军”。所以史迪威是有心在训练与掌握中国的军队上投资,建立一支由自己训练与统帅的中国部队,然后为自己留下一个在异国立下显赫战功的“传奇历史”,同时洗血他在缅甸战败的耻辱。
  因此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其中已经退到印度的华军部队,由中国加派兵员补充,在印度就地接受改装、训练,成为全部美式装备的部队;另外在云南设法调训中国三十个师的部队,以进行反攻缅甸的夹击作战。这个计划符合蒋介石认为中国部队战力必须要先提升,才能反攻缅甸,打开对外通路的重要战略布局。这是中国抗日的主要战略规划之一,因此蒋介石指派陈诚在云南,成立远征军总部。史迪威自己却希望能够乘机掌握中国的军队,在他率领下先反攻缅甸报仇,功成之后,再回师中国战区,拿下蒋介石的军队指挥权,以成为在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因此史迪威计划的前提是,盟国必须打通缅甸的陆上交通网,才能提供他组训中国陆军部队所需的装备。但史氏的这个观点,又与丘吉尔、马歇尔发生了冲突。



第三十一章、中国战区与史迪威事件 31.9 罗斯福总统遭到马歇尔的蒙蔽
蒋介石眼见英国根本就在反攻缅甸的战略上,大唱反调,因此他要史迪威向罗斯福提出挽救中国战区急需的要求,一、提供中国战区五百架飞机,以增加中国战区打击日军与切断日军南北海运的空军作战能力。二、驼峰空运设法提高到每月五千吨。三、设法提供三个美军作战师部队,进入印度,以参加盟国的反攻缅甸作战。但是史迪威竟然拒绝将申请飞机的要求,转交华盛顿,而又不向蒋介石提出反对理由的报告,因而严重延误了中国战区的战力部署。
  加上马歇尔在没有知会蒋介石的情况下,擅自以北非战局紧急,而将原先隶属中国战区的美国第十航空队飞机,全都调走,引起蒋介石的愤怒反弹。蒋介石眼见盟国成立中国战区之后,一直都在设法占中国的便宜,中国根本没有拿到实质的援助,反而要承受来自盟国的压力。而在一九四二年五、六、七等三个月,驼峰空运的援助物资,分别只有八十、一百零六、七十三吨。如此少的数量,简直形同儿戏,而中国战区几乎已经到了飞机不能动、汽车不能走、工厂不能开的危急地步了。
  因此蒋介石设法要宋子文紧急求见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作出合理的交代。由于史迪威与马歇尔不断提出相反的情报,造成罗斯福在判断上严重困扰,因此他决定了解中国战区的真相,并且调解中国战区将帅不和的问题,特派其行政助理居里,前往中国,与蒋介石进行全面的沟通,并且设法解决中美之间的误会。
  居里到达重庆之后,与蒋介石进行十多次的会谈,他告知蒋介石,史迪威是马歇尔最为信任的部属,而罗斯福又非常倚重马歇尔,所以史迪威的立场与问题,背后实在是代表马歇尔的看法;蒋介石若是打击史迪威,就等于在华盛顿得罪了马歇尔,以后会产生更大的困扰。
  蒋介石在了解这层关系之后,又得到罗斯福许多亲切的问候与保证,特别是盟国反攻缅甸的承诺,需要史迪威这种有缅甸作战经验与报仇心切的人来执行,所以蒋介石也就接受了居里的调解。在这接触中,居里甚至揭露了美国军政决策人士的亚洲战略底牌,
  他们规划中国东北与台湾的主权,在战后将交由盟国托管,而不是直接归还中国,以作为西方国家削弱中国的手段。这当然引起蒋介石极大的震惊,也伏下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力争中国领土与主权完全的决心。
  但是史迪威却没有放过“告御状”的机会,他对居里大量揭发蒋介石与日本人接触谈判的谣言[6],以及夸张中国内部分裂的政治内幕,并且要居里建议罗斯福,采用两个可以制服蒋介石的绝招:一个是控制美援的数量,一个是要叫蒋介石接受与延安组织联合政府,这样保管美国政府可以把蒋介石当成傀儡一样来操纵。
  不料史迪威的建议与态度,却造成罗斯福的不满,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写信给马歇尔,特别提到史迪威采取控制美援,以威胁控制蒋介石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希望马歇尔能够告知史迪威,要尊重蒋介石代表中国的事实。但是史迪威在马歇尔的撑腰之下,仍然肆无忌惮地玩弄这种“胁迫”中国听命的手法,继续把中国战区搞的是乌烟瘴气。
  盟国在二次大战对于后勤支持的指导原则,就是一定把中国战区放在任何排列顺序的末尾。驼峰空运的量本来就相当有限,再加上毕塞尔的暗中作梗,更是造成补给的严重不足。因此以这样有限的援助物资,假如要装备史迪威所训练的陆军师,就无法同时支持陈纳德的空军作战。
  当时陈纳德在中国战区,正负责新组成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任务是支持中国战区的华军作战,与切断日本本土与南洋战略物资的海上补给线。日本国内一切的军火、工业生产,都仰赖这条海上补给线的畅通,因此这是一条决定日本作战能力与成败的生命线所在。空军在支持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上,为力量已经耗竭的中国军民,维系了抗日的士气,因为中国战区的六百万部队,实在需要更多的援助,才能继续撑下去。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德对使用有限空运物资的优先权起了严重的争执,陈纳德认为,在有限的空运量下,与其分散着装备陆军,不如集中提供空军使用。但是史迪威则坚持要将补给品交给陆军,以协助训练一支“史家军”,好早些让他能率军反攻缅甸。因此史迪威全心都放在训练美援的“史家军”身上,但是由于当时长达六年的全面战争,中国的兵员已近枯竭,同时中国的役政,又在制度落伍与人谋不臧的状况下,运作失当;战时人民的生活困难,营养不良的情形相当普遍,身体合格的兵员更是极其有限7,因此当时华军中缺员极多,为了满足史迪威的需要,中国甚至需要从前线抽调部队的兵员,以充当“史家军”反攻缅甸所需的兵力,无形中造成了中国战区前线防守的兵力更为不足的问题。
  由于中国作战部队的员额不足与装备奇缺,华军就更为需要空军的支持,才能挡住火力、兵力均占优势的日军攻势。但是史迪威却又要将有限的空运物资,优先支持反攻缅甸的陆军装备,毕塞尔则是不断地推脱自己的责任,认为在现阶段的情形下,驼峰空运的数量“无法改善”。因此在中国战区内的美国陆军与空军,为了美援物资的分配,与战略的重点选择,争得难分难解。
  一九四三年五月,蒋介石眼见史迪威与马歇尔的一再阻挠美国对中国战区的援助,因此决定向罗斯福建议,直接召见陈纳德,以提供中国战区第一手的资料,让罗斯福能够彻底掌握中国战区的实情。马歇尔非常的惊恐,担心陈纳德会把实情告之罗斯福,因此立刻下令史迪威也赶回华盛顿,在总统面前设法为自己扭曲中国战区的情报圆谎。史迪威在面见罗斯福时,竟然口不择言地表示,蒋介石是一个“意见反复、狡猾而不可靠的老无赖。”
  当罗斯福首次从陈纳德那里得知中国战区的真实状况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这才是事实,美国不但只是近乎象征性的援助中国,而且马歇尔所呈报的中国战区情报,与陈纳德的描述完全不符。因此罗斯福立刻与宋子文见面,直接与主动地告知宋子文,美国政府决定将空运数量,先提高到每月七千吨,再设法增加为每月一万吨,并且将给中国战区五百架战机,及同意召回不断制肘中国空运的毕塞尔回国。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罗斯福已经觉察到自己在中国战区的问题上,受到了蒙蔽,所以他竟然亲自要求陈纳德,有事不妨亲自写信给他报告。罗斯福特别指出,信不得经过参谋长马歇尔的正常军方管道。这在美国的政府体制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外。因为陈纳德只是一个中国战区的少将阶军官,竟然可以直接向总统报告,可见罗斯福已意识到他严重缺乏中国战区真相的情报。马歇尔当然更把陈纳德拥有直通白宫的特权,当成必须要扑灭的危机处理,造成了美国陆军部上下,对陈纳德都采全面封杀的态度。



第三十一章、中国战区与史迪威事件 31.10 史迪威出卖中国战区利益
此时,丘吉尔赴美以商讨盟国的战略,这就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会仪”(一九四三年五月),在会中决定了盟军继续在地中海的对意大利半岛攻势[8],以及决定了亚洲战场的战略。罗斯福允许中国的宋子文参与部分会议的讨论,史迪威与陈纳德也参与此会。丘吉尔当然率领英国代表团,不断杯葛任何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英国甚至提出毫无实行可能的反攻印尼苏门答腊的作战计划,真是把美国搞的啼笑皆非,当时英、美连东印度洋的孟加拉湾都无法掌控,那里有力量去攻苏门答腊?
  总之,丘吉尔的心态非常明显,就是绝对不会支持提前反攻缅甸,而让中国打通援助的大道。因为丘吉尔清楚地知道,罗斯福一直有大量武装中国军队,以成为反攻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构想。英国了解中国人是能够作战的民族,目前之所以无法发挥战力,主要原因是没有适当的装备与训练而已。
  一旦得到适当的援助,有了可以击败日本的军力,中国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受英国的摆布了。
  所以丘吉尔在会议中,一再地东拉西扯,最后在美国与中国的压力之下,才勉强对反攻缅甸达成一个含混的立场看法。英国同意盟军在缅甸北部,进行反攻,以牵制日军。这是由于英国担心日军进攻印度,同时这个作战方案,对于打通补给中国的通路,也无法发挥真正的效果;更大的“好处”是,这可以抽调中国战区的军力到缅甸边区,让本土受到日军正面的打击,这样中国就可能要为了缅甸作战,而牺牲自己。这当然是蒋介石所最为担心的战略陷阱。
  三叉会议中,罗斯福对于史迪威的表现与态度,相当的不满,因此罗斯福就直接下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拥有优先使用驼峰物资供应,以及独立作战指挥的权力,而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也真的创下二次大战的空战历史记录。在极其有限的装备与后勤状况下,十四航空队平均每月击沉日本十五万吨船舶(途径南海与台湾海峡)的记录,日本的南北战略运输航线因此近乎瘫痪,竟造成日本国防工业生产面临中断的危机。这就是日军会动用最后的战力发动一号作战,以扫除美军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华南基地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迪威在三叉会议上,与宋子文大唱反调,演出中国战区内斗的全场“铁公鸡”,而且不断以违背实情的言论(比方“中国不抗日”)诬蔑中国,因此宋子文认为,假如不能免除史迪威的职务,中国根本不可能在华盛顿争取到盟国的支持。中国战区所有的努力,往往就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恶意中伤的立场下,陷入无法收拾的困境之中,因此宋子文决定进行全方位的布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撤换史迪威,以为中国战区的内部消除这个心腹大患。
  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事件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在蒋介石长期的不满,以及宋子文一再地努力游说之下,罗斯福总统对于史迪威的许多言行与做法,也并不能认同,加上英国负责东南亚战区的蒙巴顿也经常与史迪威发生冲突,宋子文提出了改组中国战区基本结构的建议,以彻底解决问题,以及改进战区运作效率不彰的危机。
  宋子文建议,为了让中国战区代表,可以出席盟国的联合参谋团,中国战区最高长官,可以改由蒋介石任命一位中国将领出任,副长官由美国将领出任,参谋长由中国将领出任,副参谋长由美国将领出任,其余参谋职位也是如此中美混合安排,这样中国战区就可以参加盟国联合参谋团会议,为中国战区争取资源。同时史迪威也就可以因为中国战区全面改组的名目,毫无痕迹地加以调职。
  罗斯福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交马歇尔与宋子文商议。马歇尔知道战区结构改组事关重大,若是中国今后可以出席联合参谋团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将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而撤换史迪威的提议,则成为中美之间相互协商后达成妥协的下限。马歇尔在权衡利害之后,同意牺牲史迪威,以拖延中国战区的改组,宋子文也同意先换史迪威,在相机改组战区的计划。于是改组之事最后无定论,但当时中美的共识是,美国已经准备由索摩维尔(BrehonSomervell)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调往阿拉斯加州出任美军第四军军长。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