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文集（31）2013-05-03 05:59:12

第二編　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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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俄共侵略計畫步步進展之主因——在其對方的錯誤
第二章　中國反共鬥爭經歷中成敗得失的檢討
第三章　自由世界反共戰爭中的幾個基本觀念問題
第一章　俄共侵略計畫步步進展之主因
——在其對方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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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卷九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蘇俄在中國＼第二編　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
版面原件：第167頁，第168頁，第169頁，第170頁
〔第167頁〕
第一節　法國革命中，拿破侖在歐洲戰勝一切的原因
在克勞塞維茨闡述其戰爭與政治的關係的各篇中，認為每一時代的戰爭，都各有其獨自的特質，也各有其獨自的戰爭理論。他從法國革命之後的政治關係中，指出戰爭的新趨勢。他說：
「法國革命對國外所發生的影響，顯然不能單單注意於法國採用兵法上的新手段及新見解，而應注意於其簇新的政治及行政技術，並政府的性質和國民的狀態 等。但是其他國家對這些事物，並沒有正確的認識，仍舊以一貫慣用的傳統手段，來對抗這勢如破竹的新戰爭。——凡此種種，都是他們政治上的錯誤。
「所以，我們可以說法國革命後二十年間的勝利，乃是由於其對方的各國政府，在政治上犯了錯誤的結果。
〔第168頁〕
「誠然，戰爭本身在其本質上和形態上，也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由於法國革命在法國產生出新手段和新力量。於是遂使戰爭的性質，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猛烈果敢狀態。
「總之，兵術的變化，實際也是政治發生變化的結果，這就是二者不可分離，而具有緊密連鎖關係的有力證據。」（註一）
這就是說，由法國革命直至拿破侖當政的時期，其對外戰爭是傾向於無限戰爭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猛烈果敢狀態。而其對方的各國，仍然以過去的現實戰爭，即有限 戰爭的兵術，來對抗法軍，所以招致失敗。但是戰爭能否向無限戰爭的方向來演進，其關鍵在於政治。所以克氏說：「戰爭本來好像一柄可怕的巨劍，……然而一到 了政治的手裡，會變成一柄毫無鋒刃的廢劍。」（註二）這就是當時歐洲那些國家的政治社會形態，使其祇能以舊式的有限戰爭，來對抗拿破侖的無限戰爭，所犯的 錯誤；而拿破侖戰爭的勝利，就是他們各國的錯誤所造成的結果。
（註一）戰爭論第八篇，第六章，第一○五頁至一○八頁。
（註二）戰爭論第八篇，第六章，第九四頁。
第二節　俄共反時代與反革命的特性之導源
我在這裏必須指出，在法國革命潮流之中，有一股反革命的逆流。這一股逆流就是社會主義旗幟之下的共產主義。一八四○年代，民主革命潮流正瀰漫歐洲的 時期，馬克斯亦於一八四七年為共產主義者〔第169頁〕聯盟發表其「共產黨宣言」，鼓吹階級鬥爭，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聯合」。當時國際共產黨在法國革 命過程中，雖不斷的發動階級鬥爭，表現其反動的力量，但他並沒有什麼成就。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卻在俄國革命中製造改變，奪取政權，實行其所謂「無 產階級專政」，於是掀起了世界民主革命中的一股反動的逆流，竟形成了今日人類自由與世界安全的莫大威脅。
本來社會主義乃是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社會，就是本於公道正義的互助博愛康樂的社會，而其國家亦應該是獨立自由和平，而不是專制獨裁殘暴侵略的國家。但馬 克斯則自稱其學說為「科學的社會主義」，指人道主義者的社會主義為「空想的社會主義」。到了俄共的蘇維埃政府，則其所謂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就是其對內與 沙皇極權主義的歷史傳統結合，其對外乃成為大斯拉夫侵略主義的思想武器了。瓦裡蘇斯基說：「大彼得的俄羅斯乃是一座工廠和一個兵營。他把俄羅斯造成一個官 員、工奴和士兵的國家。」（註一）恩格斯更批評大斯拉夫主義，說道：
「在歷史學的領域內，幾個斯拉夫涉獵者的作品中，有一道反歷史的逆流。這一逆流的目的，是要把文明的西方屈服於野蠻的東方之下，把城市屈服於農村之 下，把工業教育屈服於斯拉夫農奴制的原始農業之下。但在這滑稽的理論的背後，卻站著一個恐怖的現實——即俄羅斯帝國——他每一個運動，都是要把整個歐洲， 看做斯拉夫部落——特別是其中唯一活躍的俄羅斯——的私產。」（註二）
一九一七年以後的蘇維埃俄羅斯，恰好就是建立於農奴和工奴的背脊之上的現代作戰機構，而恩格〔第170頁〕斯這段話，就是今日蘇俄帝國主義最確切的描寫，也就是今日共產主義的反動性最恰當的說明。
自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而共產主義與大斯拉夫主義合流之後，世界上各種戰爭，無論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或是反舊殖民地主義的民族戰爭，皆為其俄共所乘機 利用並且有計畫的裂造，而指使其第五縱隊，「轉變戰爭為革命」，並「轉變民主革命為階級戰爭」，來奪取其國家的政權，於是俄共首領們志得意滿的自誇其第一 次大戰之末，奪取了俄國的政權；在第二次大戰後征服了中國大陸。他們今日的企圖，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完成他推翻西方資本主義，統制世界的計畫。
我們知道，今日蘇俄集團所控制的人口，最多不過佔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而且其中大多數是反對共產主義極權暴政的。蘇俄雖控制歐亞大陸的心臟部，而其海空優 勢並不超越於民主集團，而且其大部分尚掌握在民主集團之手。為什麼俄國的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三十九年之間，他的侵略計畫，能夠步步進展？為什麼他至今對自 由世界每一地區、每一事件、每一鬥爭，幾乎常能保持主動，且能達到他預定的目的？我對這一問題的答案亦以為是：蘇俄侵略計畫的每一步進展，都是由於他對方 所犯的錯誤所賜予的。
（註一）傅勒「西方世界軍事史」第二冊，一八五頁。引用瓦裡蘇斯基的大彼得傳。
（註二）葛羅斯主編「歐洲的各種主義」，第二十二編「大斯拉夫主義」八○八頁引用。
第二章　中國反共鬥爭經歷
中成敗得失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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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卷九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蘇俄在中國＼第二編　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
版面原件：第171頁，第172頁，第173頁，第174頁，第175頁，第176頁，第177頁，第178頁，第179頁，第180頁，第181頁，第 182頁，第183頁，第184頁，第185頁，第186頁，第187頁，第188頁，第189頁，第190頁，第191頁，第192頁，第193頁，第 194頁，第195頁，第196頁，第197頁，第198頁，第199頁，第200頁，第201頁，第202頁，第203頁，第204頁，第205頁，第 206頁，第207頁，第208頁，第209頁，第210頁，第211頁
〔第171頁〕
第一節　中國的國民革命與反革命
——時代精神的重要性
我們抗日戰爭初告成功，不平等條約完全取消，次殖民地的時代已成過去，國家乃得到了獨立自由的地位，但為時不出四年，而戡亂剿共的軍事遽告失敗，大 陸各省關入蘇俄共產帝國主義的鐵幕，淪為亞洲第一個新殖民地，更進入了一個最黑暗的奴役時代，這是我們中國歷史慘痛無比的記錄，也是中外一般人士惶惑不解 的事實。我以為要推求這一大變局的由來，必先對我們中國國民革命的歷史背景及其所代表的時代精神，須有深切的瞭解。
（甲）國民革命的歷史背景及其基本方針
美法革命所激起的世界潮流，由西方向東方發展，而我們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在這一世界潮流之中，都受到強烈的影響，發生各種不同的反應。其間最大 多數的人士，都是力謀消極的抵制，而不謀積極的創造。但是我們　國父孫先生獨以其創造的精神和積極的行動，倡導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他從美法兩大革命的歷 史先例之中，研究中國國民革命所應取的方針。　國父為中國國民革命所確立的方針，可歸納為下列四點：
一、將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要建設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國家。（註一）這一革命事業必須徹底，決不可半途中止。（註二）
二、使國民革命成為全國國民共同的事業，以全民力量參加革命，求得國家之自由平等。
〔第172頁〕
三、反對殘暴的階級鬥爭，以和平方法解決民生問題，並以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合作互助的精神，為經濟建設的基礎。
四、當革命破壞之後，就要繼之以革命的建設，而以地方自治為民主憲政的基礎。
（乙）國民革命所代表的時代精神
美法兩大革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歐洲與亞洲先後進入這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的世界潮流，在西方以民主主義為其主流，而在東方卻以民族主義為其主流。現在 要再加說明的，就是這一個時代精神，在西方乃是政治民主與學術自由的科學精神，在東方卻是國家獨立與政治解放的民族精神。故東方民族的覺悟與革命的興起， 乃是與西方舊殖民地主義，先天的站在對立的地位。
但是這中間，我們　國父倡導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獨有其遠大的眼光和崇高的理想。由上述國民革命的基本方針之中，就可知我們的三民主義乃是匯合東方的民族 精神與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科學精神為一個思想體系。我們的國民革命，當然是要解除西方殖民地主義所加於中國的束縛和壓迫，來建立中國為獨立自由的現代國家。 同時我們要在中國的主權之下，開放中國的資源與市場，與西方各國平等合作，來消弭國際戰爭與階級戰爭。（註三）我們可以明白確切的說：中國的三民主義國民 革命，乃是十九世紀以來，時代精神在東方的結晶。這一時代精神，使我們國民革命，成為亞洲被壓迫民族新興力量的主流。　國父說：「此種力量，全由道德與真 理所合成。」（註四）其對於東方，為民族獨立自由的先驅，而對於西方，為世界和平安定的關鍵。
〔第173頁〕
（丙）國民革命中之反革命的逆流
但在我們國民革命對於舊的反革命勢力帝制餘孽，正在前線作艱苦的鬥爭過程中，而新的反革命勢力——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國共產黨——卻從我們的內部進行其滲透 和顛覆的陰謀。同時，我們對於舊殖民地主義者正在直接衝突的時期，而新殖民地主義者卻對我們間接的肆行其陰狠的侵略政策。
三十年來，我們中國對俄共關係的歷史，就是一部革命潮流對反革命逆流相激盪，爭存亡的記錄。這一歷史記錄，可以說明新殖民地主義和新反革命勢力，對於我們 為國家求自由平等的國民革命，是更大的威脅，而且這新殖民地主義和新反革命勢力所使用的鬥爭方式——「和平共存」，實比舊殖民地主義者武裝侵略的砲艦政 策，要受到更深的危險與禍害。故自民國十三年以來，我們國民革命的環境，乃是對新舊殖民地主義及新舊反動勢力兩面作戰的艱苦奮鬥。因為舊殖民地主義和舊反 動勢力，從正面來
阻止我們國民革命，所以我們有北伐與抗日的戰役。因為新殖民地主義及新反動勢力，從背面來破壞我們國民革命，所以我們在北伐與抗日兩戰役之間，更有剿匪戡亂之役。現在我們對國民革命中新反動勢力的逆流，略加分析。
在西方民主主義與東方民族主義的時代精神與世界潮流中，俄共的極權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顯然是一種反動。他要把俄國革命的公式，應用於中國，使中共的反動性更加增強。他交給中共的公式是這樣的：
第一步參加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
〔第174頁〕
第二步以民主鬥爭，來分化民族革命的陣營。
第三步轉化民主鬥爭為階級鬥爭，而其主要的工作，就是農村革命：
（１）初期的農村革命，是以全體農民對地主鬥爭；
（２）次期的農村革命，是以貧農對富農鬥爭；
（３）最後以其所控制的貧農，為其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工具。
為什麼俄共要在中國組織其第五縱隊，必須走上這次階級鬥爭來破壞民族革命，並且以農村革命來建立其專制政權的基礎？因為，俄共征服世界的戰略計畫中，要利 用東方的民族主義及其廣大人口，來打擊西方的舊殖民地主義，同時又在東方的民族鬥爭中，利用農村暴動，來瓦解其民族精神，而後才得建立其蘇維埃附庸政權。 當一九二二年，列寧強調「中國的革命運動，已經納入一個為了世界革命的革命鬥爭」，（註五）和一九二六年季諾維也夫高呼「擁有九億人口的東方是覺醒了」 （註六）的時候，他們就看到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工具。所以共產主義，在我們國民革命中，形成了惟一反革命的逆流。
三十年來，我們曾在國民革命過程中，三度克服這反歷史的和反時代精神的逆流。今日我們是第四度對這一逆流來繼續奮鬥。現在先檢討北伐抗戰和剿匪戰爭的成敗得失。
〔第175頁〕
一、國民革命第一戰役——北伐戰爭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我們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前，俄共阻止我們的北伐，十六年北伐軍事到達長江流域，俄共更進而破壞我們的北伐，所以十五年廣州定亂與 十六年全面清黨，乃是我們國民革命北伐成功的兩個關鍵。如果沒有十五年的廣州定亂，根本就沒有北伐出師的可能。若是沒有十六年的全面清黨，那更是沒有北伐 成功的歷史了。為什麼俄共對我們北伐戰爭，定要這樣事前阻止，並且中途破壞呢？我在第一編中，業已分別說明其實際的經歷，本章只就我們北伐的戰爭思想和戰 略原則上，重加
考察。
我們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初，無論財力、兵力，和武器實力，都不及北洋軍閥十分之一，而其所以克敵制勝，仍能在此三年之內，獲得最後統一成功的基本原因，就是 我們的北伐乃是革命戰爭，發揮了國民戰爭的精神。（註七）當時中國是在一個社會變動和民族覺悟的時期，北洋軍閥在社會和政治上，都是違反國民心理和時代的 需要，所以他們雖有優勢的財力、兵力，和舊殖民地主義的後援，仍不能抵抗我國民革命軍，而在軍事戰場上宣告失敗。
我們的革命方略，是在軍事力量到達長江流域之後，以軍事與政治雙管齊下的方針，求全國的統一；並在軍閥割據一經掃除之後，立即從革命破壞轉入革命建設的階 段。我們對外以外交談判方式來撤廢不平等條約，對內以社會民生建設來建立統一的基礎。所以北伐完成以後，我們國民政府即著手建設，於是民國十八年至二十六 年之間，雖遭受下共匪與日本不斷的侵略和破壞，而在政治、經濟、財政、金〔第176頁〕融、交通、教育各種事業上，建設的成績仍得創造了中國的新紀錄。
當時俄共對於我們國民革命，只圖利用其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來發展其共產主義的侵略陰謀。但是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國的自由平等，所以中國國民黨 始終警戒?他要在反舊殖民地主義的鬥爭過程之中，投入新殖民地主義的陷阱。因此，俄共要在本黨中央還是局限於廣州的時期，奪取我們的政權為其反革命的基 地，然後由他共黨假借三民主義的旗幟，利用中國國民黨的名義，滲透全國社會各階層，來進行其階級戰爭，把我們整個國家轉向蘇俄而為其亞洲的第一個附庸。所 以我們必須突破這限於廣州一隅的危局，實行出師北伐，使國家對內的統一，成為國家對外獨立的基礎。
於是我們在北伐之前，乃有戡定中山艦事變，以及在北伐的中途，更要全面清黨，肅清了共產份子，防制下階級戰爭，並粉碎了他挑撥國民革命軍在南京、上海、漢 口各地與列強的衝突，為蘇俄赤色帝國主義建立東亞新殖民地的陰謀，於是國民革命第一期的北伐戰爭，纔能達到最後的成功。這兩大事件，乃成為我們北伐戰爭成 敗的關鍵。
二、國民革命第二戰役——長江剿匪戰爭
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一九三○——一九三四年），我們國民政府對中共匪軍，實施了五次圍剿，第一編中，已略有敘述。我在這裏要指出的一點，就是我們剿匪戰爭 的思想，乃是本於民族革命的國民戰爭的思想，這一戰爭思想，在第五次圍剿之中，表現得最清楚，執行得最徹底，所以這次圍剿就能達到最後的勝利。
〔第177頁〕
在這一時期，中共匪軍竄擾湘、贛、浙、閩、鄂、豫、皖七省，開闢了他八個蘇維埃遊擊區，採取「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實行他「戰略的持久戰，和戰 術的速決戰，平時分兵以發動群眾，戰時集中優勢兵力，以包圍殲滅敵人」的原則。無論他自稱其這一「革命戰爭的軍事路線」如何「正確」，而在實質上，不過是 俄國式的武裝暴動和遊擊戰法，與中國舊時流寇式的裹脅群眾，望屋而食的流動戰法，在其「絕對戰爭」思想之下，綜合運用而已。
當時我們國民政府，正是在日軍與共匪兩面作戰之中。日軍每次的侵略軍事，常給予匪軍以突破國軍的包圍，而更進一步發展的機會。日軍與共匪兩面夾擊的形勢， 使我們國軍的戰爭，更限制於被動的地位，於是第一次至第四次，連續三年的圍剿，都未能收得預期的成效。二十二年十月，乃在南昌召集前方高級將領顧祝同、蔣 鼎文、陳誠、薛岳、孫連仲等，開剿匪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中，遵照政府「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之下，確定了第五次圍剿的計畫，採取了「三分軍事，七分政 治」的方針，並確
立了「戰略取攻勢，與戰術取守勢」的原則。我們在軍事上實施步步為營，節節築路，劃區兜剿，分進合擊的戰法，來打擊共匪的人海戰術與遊擊戰術。尤其是在政 治和社會上，凡是及齡的壯丁，不分農、工、商、學，皆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一致參加剿共工作和防奸清匪的保甲組織。在經濟與交通上，對匪區徹底封鎖，杜絕 消息，不使其有向外鑽隙，超越滲透，和發展其宣傳與組織的間隙，更不使其獲有外援接濟的機會，以充實其戰力。因為在這樣政治、社會、經濟、交通的條件互相 配合之下，國軍的艦艇、飛機和重武器，都能充分發揮其效用，使共匪破壞我交通，截斷我後方，孤立我據點，腰擊我增援〔第178頁〕，所謂「圍點打援」、 「猛攻速決」等等一切的戰術，喪失其效用，皆不能阻礙我國民革命軍進剿的計畫。於是第五次圍剿，乃繼北伐之役，而完成了肅清長江七省匪區的大小巢穴，徹底 粉碎了共匪蘇維埃傀儡組織，而貫徹了當時「安內攘外」的政策。
三、國民革命第三戰役——抗日戰爭
時代精神在我們國民革命中所發生的力量，以及其在我們戰爭思想中所佔有的地位，更不是舊殖民地主義者所能認識。這一事實，可以日本軍閥對於中國國民革命，毫無瞭解，而招致失敗為例，來加以說明。
民國十五年至十七年（一九二六——一九二八），我們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日本軍閥把我們的國民革命戰爭，仍看做北京政府時代的北洋軍閥內鬨，認為我們國民 政府，無論如何不能越過黃河以北，統一中國。所以他在我們革命軍進入黃河流域的山東省區時，他就藉口保僑，出兵青島、濟南，無端挑釁，橫阻我軍北進。後來 我們國民革命軍，竟於當年收復整個東北，完全統一了中國，這是他們所夢想不到的。到了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我們國民政府為了清剿共匪，進行建 設，對於日本，不
惜委曲忍痛，暫維和平。二十三年，我發表「敵乎？友乎？」的小冊，促使日本軍閥覺悟。二十四年十一月，我對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外交報告， 決定對日的方針，就是「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仍然期待日本軍閥能夠放棄其軍事侵華政策。到了二十六 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我在廬山談話會中明白宣佈：
〔第179頁〕
「我們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
「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
日本軍閥至此仍然不能瞭解我們抗戰的本質是什麼。他倡言只要使用其三個師團兵力，在三星期之內，就可依照其速戰速決的戰略，征服整個中國；故毫無忌憚的一意孤行，繼續擴大其侵略軍事。到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我為南京撤守，向全國國民宣佈：
「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倖 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制敵之死命。故我全國同胞，不能徒顧一時之勝負，而當徹底 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
我今日率直的指出：這一抗戰到底的決心，與最後勝利的信心，乃是以三民主義的時代精神，發揮其民族革命的全民戰爭的特徵。再明確一點說，當時我們亦抱定無 限戰爭的思想，乃毅然決然採取長期抗戰的決策，以消耗戰略打擊敵人「速戰速決」的侵略行動，以焦土政策打擊敵人「以戰養戰」的戰爭思想，並宣佈「以空間換 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指導方針，來抵抗日閥「大東亞新秩序」的侵略戰爭〔第180頁〕。最後乃以平漢與粵漢路以西交通困難的廣大地區為根據地，轉守為 攻，而與敵人決戰。
我們這一戰役的決定，也就是克勞塞維茨所說「政治決定兵術」的原則。我們中國是一個弱國，無論經濟、工業、科學、技術，以及軍隊、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 九一八以後，我們忍辱負重，與日本談判和平，六年之中，並不輕言宣戰。但是戰端一開，我們只有不惜「向國內退軍」的焦土政策，而以三民主義的新精神，和國 民革命的新戰法，來對日本軍閥，作絕對性的戰爭。我們堅持這一戰略原則，全面抗戰至八年之久，其間雖經過蘇俄無數破壞的陰謀，和共匪積極反動的叛亂，但最 後終能與世界大戰，獲得共同勝利的結束。
四、國民革命第四戰役——抗戰勝利後反共鬥爭的挫折
抗戰期間，國民革命的逆流——共產主義，在民族精神的壓力與我們政府嚴峻防範之下，他們企圖轉變民族戰爭為階級戰爭，以及其轉化外戰為內戰的陰謀，都被我 們逐一粉碎，而終歸泡影。但是到了抗戰勝利之後，蘇俄與中共反得以施逞其侵略計畫，而我們反共戰爭，竟遭受悲慘的挫折。其原因究竟何在？我在本章中，要對 我們反共戰爭期間的組織和技術上的缺點，以及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分別加以檢討。而在這裏先要指出的一點，就是中國對日抗戰所依恃的力量，是精神重於物 質。這一民族精神力量乃使我對日抗戰前後繼續至十四年之久，而屹立未撼。當抗日戰爭發動之初，我們政府早已預定這一戰爭為長期戰爭，並且預計這一對日長期 作戰之後，蘇俄必將乘我國力凋敝之餘，肆其外部侵略與內部顛覆之陰謀。因此我們確定「抗戰建國方針」，要在抗戰中加強精神動員，進行建國工作，並預期抗 〔第181頁〕戰勝利之後，建設三民主義富強康樂的現代國家。當然俄共及中共也看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這長期戰爭之中，始終與日軍的侵略戰事，互相呼應。 一面對我國軍乘虛蹈隙，內外夾擊；一面更在社會各階層乘機滲透，潛伏煽惑，運用其偽裝欺詐之反宣傳，無形中損害我政府信譽，沮喪我國軍士氣，尤其是阻礙我 政府一切的建設計畫。到了抗戰結束之後，竟不惜倒行逆施，更以其賣國殘民，全面武裝叛亂的行動，摧毀我國家一切建設事業，阻絕我政府一切復員工作，破壞經 濟，擾亂社會，特別針對人民久戰厭
倦的心理，散佈民族失敗主義的毒素，最後卒致一般社會，是非顛倒，利害莫辨，只求苟安，不計後果。於是三十年來國民革命之傳統精神，被其斲喪，民族固有的 德性幾乎毀滅。所有倫理道德立國的基礎，乃完全動搖，而反共意識亦就隨之瓦解。此為中國反共戰爭之所以慘遭挫折的一個基本原因。
現在我們要開始檢討反共鬥爭經歷中的缺點和錯誤，並推求這些缺點和錯誤的根源。
（註一）民國紀元前六年十月十七日，　國父在東京演講「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以為「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
（註二）民國十年十二月，菲利濱分部黨所落成，並開懇親大會，　國父訓詞之一：「諸同志勉旃：作革命事業，必須徹底，如半途中止，必養廱而貽患。」
（註三）實業計畫結論。
（註四）民國十年，在梧州對國民黨員講「黨員須宣傳三民主義」。
（註五）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冊，二九三頁。
（註六）季諾維也夫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演說。
（註七）本節所謂「國民戰爭」及「絕對戰爭」。參看本書第三編第二章，第一節及第二節，第一一四四頁至一一四〔第182頁〕七頁。
第三節　我們反共組織和技術上的缺點
在前節中，我對過去革命戰役的成敗得失，已作大體的評判。我在本節中，再針對著俄共的行動規律及其鬥爭方式，來對我們自己重要的缺點和錯誤之所在，作一總檢討。現在先對我們反共組織與技術上的缺點，加以分析：
（甲）反共組織不能嚴密而警覺不夠提高
中國人為人處世的道理是「隱惡揚善」，是「不念舊惡」。我們中國國民黨又以傳統的倫理觀念和民族意識為其組黨的基礎。民國十三年容共與二十六年收共受降之 後，我們對於中共是如此，民國二十二年對俄復交之後，我們對蘇俄亦是如此。我們對共匪始終是重倫理、講信義，相信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因而一向誠心誠意企 圖與共匪同循民主的正軌，完成建國的事業。　（註）那裏知道共黨終竟是共黨，他對於國家社會，事事都是陰謀，處處都有陷阱。只要是我們組織不密，戒備未周 的處所，就是他乘機構煽、伺隙施逞的機會。這也就是我們以民族意識和民主觀念做衡量共匪的尺度，使反共戰爭，遭受挫折的重大因素。我們過去組織散漫而警覺 不夠的事項，分析如下：
一、我們對共匪應該認為非法集團，而且予以絕對的隔絕和封鎖，不使他有公開活動的餘地。民國十六年清黨以後，我們隨即對俄絕交，自此以來，我國民政府始終 未曾承認共匪的合法地位。這就是杜〔第183頁〕絕他宣傳煽動群眾的一個根本方法。但是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我們仍然接受他停戰乞降的要求，並且對
共匪局部開放其宣傳與組織的自由。我們在政治和社會上，一經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給予他滲透、潛伏，發展蔓延的大好機會。尤其是民國十三年和三十五年之後， 本黨兩度陷於動搖分化的困境。這更是由於本黨組織不夠嚴密，警覺不夠提高，而使共匪在此反共策略矛盾之中，有其可乘之隙，乃是我們一個重大的錯誤。
二、我們應該防範共匪在政治上和社會中的轉變作用。三十年來，共匪依附國民革命而破壞國民革命，參加北伐抗戰而破壞北伐抗戰，其所用的戰術，對於一般群眾 就是「轉變經濟鬥爭為政治鬥爭」，和「轉變其合法運動為非法鬥爭」；而其對於我們國民革命就是其所謂「轉變民主革命為社會革命」和「轉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 爭」。我們對於他這種辯證法的質變戰術，不僅目睹其事，並且身親其役，當然認識得清楚，防範得周密。但是一般人士，甚至本黨黨員，還有參加反共鬥爭為時甚 久的份子，仍然
認識不清，警覺不夠；甚且捨己從人，隨聲附和，對於我們反共的組織和宣傳，指為不民主；對於我們反共的措施和法令，斥為不自由；反而對於共匪的「新民主主 義」，誤認其為民主思想；對於他的「統一戰線」，誤認其為民主運動；對於他的中立主義，誤認其為自由主義，對於他的「聯合政府」，誤認其為民主政治。殊不 知這一切都是莫斯科征服東歐各國的公式之中國版。依照莫斯科的公式，共匪所謂「新民主主義」、「統一戰線」、「中立主義」與「聯合政府」，不過是他運用辯 證法的否定律，來顛覆我們國家的一個戰略階段中的組織形態與戰鬥口號。到了他奪取政權之後，不僅質變為「人民民主專政〔第184頁〕」，並且再質變為「社 會主義國家」，而成為蘇俄的附庸，最後就要把中國大陸，送入蘇維埃俄國的赤色版圖。這種轉變，到今日固已成為一種最明顯的事實，但在當時，一般人對共匪認 識不清，警覺不夠，竟使其陰謀詭計得以施逞，而整個中國大陸就是這樣演成了空前的浩劫。這是反共鬥爭中最大的缺點。
（註）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一節，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
（乙）宣傳不能主動而理論不夠充實
由民國十六年清黨的成功，到二十四年圍剿的勝利，匪黨及匪軍已走到完全絕滅的境地。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我政府對於中共問題，如抱定決心，以軍事來解決，乃 自有成功的把握。但是當匪黨及匪軍已告失敗，窮無所歸的時期，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製造下列幾個論點，向社會上及政府中普遍散佈。而我們的宣傳不能主動，理 論亦缺少戰鬥性，所以無法突破這國際政治心理攻勢，亦不能伸張民族正氣和國際正義，致令我們政府，受了國際上與社會上種種現實的牽制，雖屢次下定決心，而 又復隨時動搖，不能堅持到底。茲舉當時共匪宣傳的論點如下：
一、第一個論點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民主政治捲入兩道逆流而幾於潰敗。這兩道逆流，就是蘇俄的共產主義與德義的法西斯主義。他 們都是反民主的極權主義，亦同為民主政治的敵人。但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指使各國共黨，力求其與社會黨乃至民主黨派結成「統一 戰線」，而以「反法西斯主義」為其共同目標。於是世界各民主國家，在共黨及其同路人宣傳煽動之下，造成「對法西斯的恐怖」，同時更造成一個「假邏輯」，就 是「反共就是法〔第185頁〕西斯」。在這一種氣氛之中，我們雖仍咬緊牙根，貫徹了「安內攘外」的政策；但在匪軍潰敗之後，我們仍不能不對共黨問題，尋求 政治解決的途徑。後來抗戰結束了，而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以政治宣傳的攻勢，環攻我國民政府為法西斯，其目的仍然是牽制我們的反共鬥爭，使我們不能不與共黨 以對等的地位而進行和平談判與政治協商。這兩個實例，說明了我們宣傳的失敗，乃是我們對反共過程中自認為重大的缺點。
二、第二個論點是「共產黨可能消滅，共產主義不能消滅」。蘇俄及其侵略工具國際共黨認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是他的思想武器。他這一思想武器最重要的用途， 是要證明共產主義自原始社會已經存在，更要證明現代社會必然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共黨依據這個論點，在他潰滅的時期，就發出「共產黨可以消滅，而共產主義 不會消滅」的「理論」。
當然，在馬克斯列寧主義之前，人類社會中已有均產和共產的思想，但是我們必須分辨，那種思想是基於人道主義的一種社會理想。而今日馬克斯的共產主義與此完 全不同，可說他是徹底反人道主義的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的思想系統，並且是國際共產黨製造仇恨和製造鬥爭的行動方針。而自俄國蘇維埃政府實行其所謂共產主義 的社會主義之後，這種共產主義又是什麼？他是殘忍慘酷的暴君極權主義，他是大斯拉夫主義詐騙人類，征服世界的魔術圈套。這種共產主義是與馬克斯列寧以前的 均產和共產思想
完全相反的，而且他並不是單純的社會思想，而為蘇俄帝國集團侵略政治的一種武器。因此，只要蘇俄共產帝國主義集團存在一天，人類社會就不應該容許這冒用社會主義的名義來實行其侵略世界奴役人類〔第186頁〕的共產主義存在。
但在我們二十四年剿匪成功，以及三十四年抗戰勝利的時候，我們的宣傳亦不能打破這共產黨可滅而共產主義不滅的論點，致使其廣為傳播，不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並且動搖了社會上對我們徹底解決中共的信心。這是我們反共宣傳失敗的第二個缺點。
三、他第三個論點是「共黨不是軍事所能解決，而必需求政治解決」。這是我們抗戰結束之後，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以其全力向國際社會普遍散佈的一個論點，照他 們的說法，軍事方法只能解決共軍而不能解決共黨，並且國民政府如用軍事方法解決共軍，必使國家財政艱難，人民生活困苦，而共產主義及共黨組織必將更為發 展，最後的失敗者仍然是國民政府的本身。所以，國內外一般人士都誤信這「剿共即是造共」的口號，來反對我政府剿共戡亂的政策；而我們的宣傳，又不能突破國 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這個政治心理攻勢，於是我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與共黨和平談判和政治協商了。
其實，莫斯科所規定而為共匪所堅持的信條是「中國革命的特點，是革命的武裝，打擊武裝的反革命」。這就是說，共匪對國民政府的鬥爭，必須以武力對抗武力。 共匪自己知道，只要他解除了武裝，他就喪失其存在的根據。因此，我們為了解決中共及其匪軍，固然必須統合軍事與政治的力量，擊敗他的武裝部隊，同時毀滅他 的政治組織。但是如果我們只用政治方法而不用軍事方法，那就只有聽任他以武裝叛亂來助長他政治的攻勢，並以其政治攻勢來準備其暴力決戰了。
抗戰結束之後，這一「共黨問題只可政治解決而非軍事所能解決」的論點，不僅使一般社會和國際〔第187頁〕人士誤信我政府只有這政治解決的一條出路，並且 竟使我政府內部對剿共戡亂的政策為之根本動搖，乃不得不與共匪進行政治協商與和平談判，於是就造成了不戰不和，邊打邊談之局，而最後結果只有讓他
單獨使用武力，來推翻政府，乃使大陸各省淪入蘇俄帝國主義的鐵幕。（註）所以我們對國際反共的宣傳沒有力量，就是我們反共宣傳失敗的第三個缺點。
（註）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八節，第一○五三至一○五五頁。
（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
蘇俄及其侵略工具國際共產黨對於他鬥爭的目標，不是控制就是毀滅；對於他接觸的群眾，不是壓迫就是利用。所有統一戰線、中立主義、和平談判、政治協商乃至 白紙黑字的條款與協定，都是他一時的鬥爭方式，而其唯一目的是為了準備暴力，為了他最後決戰。用我國的習語來說：共黨的性格完全是「陰性」的。他們的行動 是陰狠的，他的一切手段，都是陰險的。你如不消滅他，則他終必要消滅你的。但是我們解決匪黨和匪軍問題的時候，常為內政外交乃至心理的條件所限制，使我們 意志不能集中，手段亦不夠徹底，所以要招致這樣失敗的結果。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一、我們是以有限戰爭對共黨的無限戰爭。
克勞塞維茨所謂「無限戰爭」的觀念，（註一）發展為莫斯科及其國際共產黨的總體戰。俄共與其第五縱隊之中共對我們中國的侵略戰，在本質上就是無限戰爭的總體戰。
我們在反共鬥爭中，常受國內國外現實環境的牽制，和民族精神及文化傳統的影響，而只能作有限〔第188頁〕戰爭。只有民國二十三年第五次圍剿，是政治、經 濟、社會與軍事的各種力量，結成統合戰力，纔能獲得全面的勝利。（註二）到了民國三十六年，國內政治與社會都受到共匪的組織滲透，致使失敗主義瀰漫
全國，民族精神幾乎消失殆盡，以致動員遭遇阻礙，教育陷入無政府狀態，社會秩序不能穩定，尤其是通貨膨脹，金融混亂，再加以國際宣傳攻勢的包圍，國際陰謀 的壓力，士氣人心完全動搖，社會基礎全部瓦解，只有軍隊單獨對匪作戰，而其戰鬥意志亦受到民族失敗主義的影響。（註三）這種有限戰爭，決不能對付共匪無限 制使用暴力的總體戰，而註定其必歸失敗的。
二、我們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的獸性與暴行。
我們中國是亞洲一個大國，有其悠久的歷史，高尚的文化，和民族固有的愛好和平崇尚信義的德性。我　國父倡導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承接民族歷史文化的傳統，適 應當代的世界潮流，從君主專制之下為人民爭自由，從帝國主義侵略與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為國家求平等。經半世紀的艱苦奮鬥，乃使三民主義在國民中間，有堅 定的信仰；國民革命，在社會中間，得到普遍的擁護。因此　國父對於革命建國的成功，始終懷抱?堅強的信心。我個人亦復如此。
民國十二年　國父與越飛共同宣言，早已指出其共產主義不能實行於中國。（註四）　國父於容共之後，雖親見當時中共領袖陳獨秀及其跨黨份子小醜跳梁的惡劣行 為，仍然自信他們中共不能對中國有什麼危害，更不信俄共能赤化中國。我個人遊俄回國之後，雖抱定反共的決心，亦由於同樣的自信太過，竟未能對共黨問題作徹 底的處置，和根本的解決。
〔第189頁〕
所以自民國十六年清黨至民國二十三年圍剿成功，我們的政策始終是剿撫兼施。只要在軍事上擊潰其主力，在政治上破壞其組織，我們常用民族感情和國家觀 念去感化他們，希望他們轉變過來，為救國建國來效力。因而我們對其殘餘部隊，不作最後的追剿，而對共黨且接受其停戰歸誠的要求。（註五）
民國二十五年以後，匪軍盤踞延安，其實力不過五千人。當時我們在日本侵華戰事迫於眉睫之際，乃放鬆他一著，與他進行政治的談判。此後抗戰期間，我們一方面 堅持對「特區」的警戒與隔離，尤其防制他向西北打通其國際路線。（註六）然而另一方面又與他進行了五次商談，總以為抗戰進行之中，無論共黨如何背信食言， 陰謀煽亂，而在此民族精神、國家意識與社會公論之下，始終有就範之可能。（註七）到了抗戰勝利之後，國家需要建設，人民渴望復員，而不平等條約已告撤銷， 國家獨立自由已告成功，只要他是稍有民族觀念的一個中國人，必然是效忠國家，不敢再存這樣喪心病狂的出賣民族的企圖。所以我們政府決定了和平建國的方針， 並接受盟國的調處，而與共黨進行和平商談。（註八）從今日回溯當時的情景，可以說是我們對於「民族至上」的原則，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階級性和國際性的獸 性與暴行，因而對待他都是以寬大為懷，而不用徹底的手段，於是又授予共黨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陰謀，得以死灰復燃，竟為我整個中國大陸招致今日這 樣空前的災禍！
三、我們對共黨防範較嚴，而對其外衛組織及同路人過於輕忽。
共產黨雖具備一個黨的形式，而在其本質上不是一個普通政黨。他的黨之核心乃是一個陰謀暴動的組織。他的黨之周圍，乃有多數外圍與群眾組織。他從群眾組織中 訓練幹部、吸收黨員，更以其幹部和〔第190頁〕黨員組織群眾，來製造其武裝暴動。所以無論他怎樣高唱「和平共存」的口號，宣傳其「和平合作」的
政策，而實際上，他不僅隨時準備武裝暴動，並且隨時可作武裝叛亂。
共黨的外衛團體和外衛份子，有各種組織方式，亦有其各種的用途。最顯著的就是共黨沒有合法地位而無法公開活動的時候，他指使左派分子或其同路人代理他來活 動。即令共黨有其合法地位而可公開活動時，他仍然利用左派份子或同路人對他敵人的後方或側面，迂迴襲擊。所謂中立主義的活動，也不過是這種外衛團體的各個 份子，在其自由和民主的偽裝之下，煽惑一些是非不明和敵友不分的政客們，替他共黨間接作戰而已。
今日我們檢討過去反共鬥爭的一個錯誤，就是防制共黨不能如防制共軍那樣嚴峻，而對待其外衛左派份子和中立份子，又不能如防制共黨一樣的重視。所以我們能夠 屢次擊敗匪軍，而未能消滅共黨的組織；我們能破壞有形的共黨，而未能制止無形的共黨外衛的活動。實際上，只要是左派份子和中立團體能夠活動，則共黨組織就 有其潛伏和發展的基礎。只要是其外衛組織能夠發展，則其武裝暴動就有其製造和擴充的根源。所以民國十六年至二十三年，共黨及匪軍雖經多次被我擊滅乃至敗 亡，而他仍然猶能借屍還魂，貽害國家。這就是我們只防制有形的共黨組織，而忽視無形的共黨活動的一個重大錯誤。
四、我們的國民心理不夠健全，而精神動員未能貫徹到底。
中國百年來受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以致一般國民喪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我們國民革命救亡圖存的運動，首先的一個根本工作就是心理建設。九一八以後， 我們發起新生活運動，在實質上就是〔第191頁〕要從國民生活上，推行這心理建設的工作。到了抗戰期間，我們更實施精神動員，使一般國民在抗戰中
激發起來的民族精神，成為國家總動員的中心力量，促進各種動員工作，爭取抗戰的勝利。到了抗戰勝利以後，不平等條約早已撤廢，國家得到平等自由的地位，正 是我們革命建設的良機。但在此時，我們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心，尚在萌芽長成之初，乃一方面內受共黨及其外衛份子散佈其民族失敗主義的毒素，而另一方面又外受 蘇俄共黨帝國及其國際同路人對我政府以及我國家的信譽，加以誣毀。而我們心理建設的一切努力，都為其所抵銷，而歸於失敗。卒使一般國民的反共意志，趨於瓦 解，而我政府剿共戡亂的政策，也就在這樣無法全面動員來支援前線的情勢之下，招致失敗了。
（註一）本編第三章，第一節，第一一○○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五節，第九五○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節，第九七七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六節，第九一三至九一四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二節，第九六五頁。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一節，第九七九至九八二頁。
（註七）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一節，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
（註八）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四節，第一○○六至一○○八頁；第十四節，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頁。
（丁）外交陷於孤立與經濟陷於崩潰——通貸惡性膨脹
蘇俄是一個鐵幕國家，且擁有國際共黨統一的組織，滲透世界各國，執行其採取情報，煽動群眾，〔第192頁〕操縱輿論，製造恐怖，轉移其所在國家的政策之任 務。反之，我們中國是一個自由公開的社會，和民主初創的國家。我們對蘇俄的外交，固然是站在極端劣勢不利的地位；就是我們為了中共問題，要積極的爭取國際 的同情和援助，或消極的解除國際的障礙和壓力，也不易收到預期的效果，乃竟遭致國際重重包圍，陷於孤立，而卒歸慘敗。其中最顯著的事例：
一、我們中國處處以誠信對俄共的詐欺，因而每次對蘇俄的交涉，終至陷於被動的應付。
三十年來，中國與蘇俄簽訂了「解決中俄懸案大綱」、（註一）互不侵犯協定（註二）和友好同盟條約（註三）。我們政府對於每一條約每一條款，都自動遵守，並 引為交涉的根據，而莫斯科卻是隨手簽訂，亦即隨手撕毀。最顯明的實例就是第二次大戰結束時期，我們中國政府依據中俄條約及其附件的規定，接收東北的主權， 而蘇俄處處背信違約，事事阻撓破壞，使我東北成為其蘇俄裝備中共匪軍，策動其全面叛亂之基地。（註四）我政府對於東北問題，受了中俄條約的拘束，和軍事調 處的限制，而在外交上乃完全陷於被動的地位。這是我們以誠信對俄共的詐欺所招致的失敗。
二、我們中國與各友邦是以個別的立場和紛歧的意見，對蘇俄集團整個的陰謀計畫。
一九四三年莫斯科對戰後世界的全盤計畫已經確立，（註五）而以我們中國為其侵略的第一目標。大戰初告結束的時期，如果自由各國的政策能夠協調，對共的認識 能夠一致，我政府必能控制國家的全局，制止共黨的發展，保持國家的安全而有助於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莫斯科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他集中國際共黨的全力，先在 美國的輿論和外交上擊敗我們政府，而後在中國戰場上擊敗我們國軍。史達林為〔第193頁〕了離間中美的合作，一方面對我政府施用其中立戰術，企圖促成中國 的中立化（註六）；另一方面又在美國對國共衝突的調處過程中，他以中立戰術促成美國對華政策之中立化。（註七）其結果，美國政府撤回其駐華軍隊，並停止其 援華貸款與軍火接濟。而其美共同路人，抨擊我國民政府，尤其對我個人的誹謗，幾乎用盡字典上所有惡劣的名詞。莫所科這一著對美的中立戰術的展開，乃使我們 國家和政府，於敵人當面的壓力之外，又受到國際上側面的脅制，而完全陷入孤立的地位。這是我們自由世界以個別紛歧的意見，和孤立的地位，對蘇俄整個的陰謀 計畫，所招致的失敗。
三、通貨惡性膨脹的結果，經濟陷於崩潰。
在抗戰勝利的前夕，我政府與人民對於戰後建設，一致懷抱?熱烈的期望。到了抗戰結束之後，正是軍隊復員，各安生業，國家建設，急待進行。惟在這長期戰爭之 後，通貨膨脹的壓力，已是日見嚴重，故一般國民對於和平復員與經濟建設，期待更切，如果當時復員建設的工作能夠順利進行，那這一通貨膨脹的威脅問題自不難 於解決。所以共匪對我政府的經濟政策，乃力圖破壞，無所不至。於是政府對共匪的鬥爭，不祇是軍事作戰和政治作戰，並且是經濟作戰。
當時我政府對共匪的經濟作戰，不只是在內政上努力，並且要在外交上鬥爭。就內政上說，我政府的財政收支不能平衡，而其主要原因是軍費浩大。政府為了裁減軍 費，必須縮編軍隊，但是共匪亦看破這一點，所以他一方面更要破壞馬歇爾特使努力促成的「整編和統編方案」，一方面又破壞美國的軍事調處，致使我政府整編軍 隊和復員計畫不能完成。同時，政府為了要恢復國家治安，乃不能不動員戡亂。〔第194頁〕就外交上說，我政府的戰後建設方針，是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之下，需 要國際資本和技術合作，來開發我國的資源，發展我們的經濟，和建設我們的工業，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反之，莫斯科的侵華計畫，卻是要孤立我政府，破壞我 們的國民經濟以及自由生活方式，尤其要破壞中美兩國的經濟合作，而遂其顛覆我政府以獨佔中國的陰謀。他這一經濟作戰，不祇是對中國，並且是對美國；他一方 面指使中共來破壞我全國的交通，毀損我們的各地工礦，阻撓我們的一切建設事業；同時更動員其美共和同路人，在美國的輿論和外交上，破壞其政府對中國的貸 款，及其人民對中國的投資。其最顯明的一個事實，就是三十五年三四月間，正在和平協商及軍事調處進行之中，而美國對我國之五億信用貸款，已經商定而突告停 止。這在美方的用意，是要施用其壓力，使我政府接受調處，獲致和平；他以為這樣，更有利於建設的進行。但在中共看來，這五億美國借款如果成功，對他的叛亂 暴行和顛覆陰謀，無異予以致命的打擊，所以他非徹底破壞不可。而我們一般國民，認為當時中國的社會治亂和經濟榮枯，全在於復員工作與和平建設計畫之實行， 而其能否實行，乃取決於友邦美國政策，對於中共所蓄意破壞我們國家建設的陰謀，能否予以阻止。換言之，就是這次貸款，是否能如約實踐，表示其援助政府恢復 全國秩序，促進和平建設的決心和誠意，惟有如此方能遏制中共明目張膽的叛亂，和阻止其顛覆國家的陰謀。亦可以說，這不僅是我政府對中共經濟作戰成敗所繫， 而且是整個中國安危存亡的關鍵。
不幸當時一經中共表示反對，而美國立即將這已經商定的貸款，無限期停止。這一舉動，就是我們中美的經濟合作基礎，竟為共產國際的陰謀所徹底破壞。其對我國 的國民經濟所發生物質的影響還小，〔第195頁〕而其對我國的國民心理所發生的精神影響之大，乃是無法估量的。就是這樣，一般國民對於國家建設的
前途，喪失了信心的情勢之下，我政府的財政經濟措施，不僅不能發生其預期的實效，而且其間對經濟的設計和行動，亦就不斷的發生波折，並犯了各種錯誤。在戰 後第一任行政院，自三十四年九月至三十六年二月，為了應付財政困難和金融的動盪，動用了整頓幣制的基金，從此政府對於財政，就不能建立一個具體有效的政 策，對於金融亦無法訂成一個長期穩定的計畫。於是第二任行政院，在三十六年三月，發行美金債券，不久以後，又宣告停止。到了第三任行政院，於三十七年八 月，乃採取了金圓券改革幣制的計畫，以致幣信每況愈下。於是共匪乘機大肆其反動宣傳，煽惑人心，動搖社會，尤其對於各大都市的金融與經濟，施展其有形和無 形的各種破壞手段，最後影響了全國金融的紊亂，物價的波動，乃使通貨膨脹的趨勢益加惡化，而無法遏止。於是軍公人員的生活更見艱苦，而軍政風紀亦就不能保 持其抗戰時期的水準。我們反共鬥爭之所以遭致失敗，這實是其最大原因之一。這一失敗，無論是主觀的錯誤，或客觀的情勢之所造成，都值得我們重加檢討和警惕 的。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三節，第九○九至九一一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九節，第九五五至九五六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五節，第一○○八至一○一○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八節，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頁；第十八節，第一○三二至一○三五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八節，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頁；第三十四節，第一○○一頁。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一節，第一○二○至一○二一頁。
〔第196頁〕
（註七）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七節，第一○三○至一○三二頁。
第四節　我們反共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
以上四點乃是我們反共組織與行政技術上的缺點。但是這些缺點，還都是可以設法補救的。即令其不能完全補救，只要反共的意志和決心能夠堅定，戰略和政策沒有錯誤，那我們雖是以拙制巧，相信仍能爭取最後的勝利。現在我再對過去反共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加以檢討。
我們反共鬥爭的政策上，最大的錯誤在那裏呢？一般以為我們第一個錯誤，是我們接受雅爾達的條件，而與蘇俄訂立友好同盟條約。因為雅爾達密約是損害我們中國 的領土主權來作為蘇俄參加對日戰爭的條件。我中國接受了這些條件而與蘇俄訂約（註一），徒然給予蘇俄對我東北的侵略行為以條約的根據，構成了中共禍國殃民 的張本。但是我們與蘇俄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並不是承認雅爾達密約而受其拘束。我中華民國未曾參加雅爾達會議，而美政府當時亦未曾諮商我政府，我們自可不受 其拘束。當然我們與蘇俄談判訂約，亦是受他們美國的勸告，不過曾經我們自己的考慮。五十年來，我們中國在日俄兩面侵略之下，為國家獨立自由與國際和平安全 而奮鬥。至此日本侵略主義者已告投降，我們為了結束東方的險惡局勢，而要保持國家生存，不能不謀取二十年至三十年的和平建設的時間，而望與蘇俄和平相處的 途徑。這是我們當時訂立這個條約的決心。我們亦預想到蘇俄是沒有信義的國家，如果他對這個條約破壞的時候，怎樣辦？那就是我當時在中央常會裏所說的：「即 令蘇俄此後對我們中國繼續其侵略政策〔第197頁〕，則這個條約亦可以作為國際上衡量蘇俄侵華行為的尺度，和我們中國對俄交涉的根據。」所以這一?
並不能遽然斷定我們的政策為有重大的錯誤。
一般以為我們第二個錯誤，是我們接受美國對國共衝突的調停。當然，中共接受美國調停，只是利用其一紙停戰協定，來運用其中立戰術的陰謀，阻止我們政府的動 員，束縛我們的軍事行動，以致坐待他匪軍的襲擊。（註二）我政府為什麼要接受美國調停，簽訂停戰協定，來作繭自縛呢？但是我們中國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如 不簽訂中俄條約，並接受美國調停，將使我們更陷於孤立，政府此時雖有力量解決中共問題，卻沒有力量單獨對抗蘇俄共產帝國主義，而阻止其侵入東北，策應中 共。我政府反省自己要度德量力，為了和平要仁至義盡，對待朋友要開誠佈公；只要我們盡其在我，而在道義上無所愧怍，不能即認為我們在政策上有重大錯誤。
一般以為我們第三個錯誤，是我們剿共未成期間，實行憲政。因為剿共作戰，必須全國國民意志集中，而行憲時期，各省縣市各職業各民族及各宗教的中堅人士，由 於選舉上的競爭，而分化乃至對立，不僅影響各政黨間的主張紛歧，矛盾百出，並且使我們本黨的組織和紀律亦呈分裂瓦解的現象。共匪及其同路人更乘這個機會， 在「民主」與「自由」的掩護之下，加緊其滲透、分化，散佈失敗主義，因此逐使剿共戰事歸於失敗。但是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是建設中國為民主國家，而在抗戰之 初，我們預定抗
戰勝利之日，即為憲政開始之時。所以對日抗戰軍事一經結束，我政府即決定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實行憲政。在當時，倘如我們真是為了行憲而招致失敗，那 我們對於這種失敗，是決無遺憾亦不後悔〔第198頁〕的。到今天，事勢的演進，更說明了我們民主憲政不是失敗，而是成功。我們確信只有民主政治和法治
主義，纔是我們擊敗共產極權暴政的根本力量，也只有這部民主憲法，與蘇俄帝國鐵幕統制相對照，纔能暴露共匪對人民施行恐怖和殘殺的罪行，而註定其最後必歸失敗的命運。故在剿共未成期間實行憲政，對於剿共軍事雖有若幹不利的影響，但亦並非是我們什麼重大錯誤。
所以我們並不認為這以上三點是剿共失敗的重大因素，那麼我們在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又在那裏呢？我以為下列四點，乃是我們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五節，第一○○八至一○一○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節，第一○三七至一○三九頁；第二十六節，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頁。
（甲）對俄復交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莫斯科為了阻止日本的北進，就希望中國對他復交。我政府對此極為慎重，直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纔宣佈中俄復交。（註一）此後的事實，可以證明下列四點：
（一）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這五年中間，中俄關係沒有任何進展，而蘇俄反而力謀其與日本接近，最顯明的就是他出賣我們中東路予偽滿洲國，侵犯我中華民園在東北的主權。（註二）
（二）到了二十六年以後，中俄兩國訂立了互不侵犯協定，（註三）並訂立了易貨協定。事實上蘇俄對我國輸出的貨物，所索取的條件至為苛刻，而他對我國輸入的武器都沒有預備零件，且不能適時應用，並於民國三十年即完全停止了。
〔第199頁〕
（三）三十年四月，蘇俄與日本訂立中立協定，（註四）鼓勵日本的侵略，同時違反「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和「中俄互不侵犯協定」，事實上中俄「和平共存」已經喪失其根據。
（四）中俄復交之後，蘇俄派駐中國的使館和領事館，以及其貿易機構，就是他部署其間諜組織，和指揮中共匪徒，顛覆我國家的機關。西北的國際交通路線，為莫 斯科與延安的交通所利用。上海的蘇俄領事館不僅成為中共對日軍特務機關的聯絡處，並且代表莫斯科給予汪偽組織以鼓勵和支持。蘇俄駐迪化的領事館更是製造新 疆一切事變和糾紛的指揮臺。（註五）
由此可見我們對俄復交，對於我們抗戰，不獨無益，而且有害，至少也是得不償失。而抗戰前後十四年的經歷，可以說明當時一般人以為「只有聯俄纔能抗日」的見解，完全是一種幻覺，也說明了我政府為了抗日而對俄復交，乃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八節，第九五三至九五五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八節，第九五三至九五五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九節，第九五五至九五六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八節，第九七五至九七六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七節，第九九○至九九二頁。
（乙）收編共軍
民國二十一年，我政府既已對俄復交，到了二十三年剿匪勝利之後，亦即著手於中共問題的政治解決。（註一）尤其是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之後，更進而收編共軍。 （註二）這一政策固然是我們受了日本軍〔第200頁〕閥侵華戰事的逼迫，而不得不如此；也是我們誤認中共「團結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勝 過一切」的自信太過，而予以接受。這一政策竟使中共利用我集中力量，抗日作戰的時機，反得襲擊我抗日部隊，擴張其武裝暴力，到了我們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他 更傳播失敗主義，企圖與日軍夾擊我後方，而顛覆我政府。（註三）
這一事實，說明了我們收編共軍，並容許共黨與其他政黨以同等地位來參加抗戰，對於我們抗戰，是無益而有害的。由此更可證明，九一八以後，一般人所謂「抗日 不反共」的論調，完全是中了共匪及其外衛「人民陣線」虛偽宣傳的流毒。而我政府對共黨談判和對共軍收編，乃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根本錯誤。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一節，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二節，第九六五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七節，第九九○頁。
（丙）對東北問題的處置
二十一年，我們對俄復交，可以說是引致蘇俄進入太平洋的導火線。而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之間，蘇俄對東北問題既顯然違約背信，我們亦決定了停止接收東北的計畫，最後又復動搖，仍然與他商談，並繼續進行接收，（註）更是我們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
東北土地是我中華民國的領土，人民是我中華民國的國民，資源是我們國家建設所不可缺乏的條件〔第201頁〕。我們收復東北的主權這一立場是不可動搖的。但 是東北的安危，換句話說，就是東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個國際安全有關的問題。當時中國既不能單獨解決，也非直接對俄談判所能解決，則我們應該採取停止 接收的決策，一面將我們的部隊集中平津，堅守榆關而以錦州為前進據點；一面將東北問題提出聯合國公斷，同時公諸世界輿論，課蘇俄以應負之責任。如此則我政 府在關內有充分的實力，戡定中共的叛亂，控制華北的全局，而以東北問題提出國際交涉，暴露蘇俄獨佔東北的狂暴企圖，以阻止其東進太平洋的野心計畫。
然而我們決策之後，卻受了國內和國際各種牽制，不能堅持到底，而又轉向蘇俄直接談判，同時更將我們國軍精銳的主力調赴東北，陷於一隅，而不能調度自如，爭取主動；最後東北一經淪陷，華北乃即相繼失守，而整個局勢也就不可收拾了。
（註）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八節，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頁。
（丁）對停戰協定的方針
三十五年一月，停戰協定簽訂了，而政治協商會議也開會了。這中間，中美雙方堅持一個正確的方針，就是東北問題不列入政治協商的範圍，而「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調動，不受停戰協定的影響」。（註一）我們的立場是這樣的：
一、我政府派兵到東北是為了恢復中國在東北領土的主權，而莫斯科也承認東北沒有共軍，因此不應受停戰協定的影響。
〔第202頁〕
二、我政府為了接收東北主權而對蘇俄交涉，乃是根據中俄條約及其附件。這是國際外交問題而不是國內政治問題，因此不應列入政治協商的範圍。
但是，蘇俄及其侵華工具之中共，與其外衛之民主同盟，要把東北接收主權問題轉變為國共問題，而進行軍事調處，而且主張其由「美蘇調停」；同時要把東北的國 際問題轉變為國內政治問題，而進行政治協商，而且迫使我政府承認中共在東北的非法行動和非法的事實。所以中共為了蘇俄對東北問題的陰謀策略，乃在熱察冀魯 各地以及蘇北，發動其全面攻擊，（註二）致令三人小組不得不繼續與其商談東北的軍事調處方案。然而我政府始終拒絕政治協商會議或其綜合小組討論這個東北問 題。
所以當時中共對政府的爭執，實際的焦點乃是東北問題。政府認為接收東北，已非中俄兩國雙方所能解決，更不能作為國內政治問題，而中共硬要將其轉變為國內政 治問題。中共利用關內的武裝叛亂來迫使政府對東北問題的讓步，而政府也只有決心阻止他這一企圖的實現。當時政府如其對外關係不太過顧慮，以致處處陷於被 動，而能積極的集中力量，執行三十五年一月的停戰協定，對於共軍違背協定的軍事行動，加以嚴厲的制裁，雖發展為全面戰爭，亦所不顧，那還是可以獲得最後勝 利的。至於東北主
權接收問題，我政府本已決心如前節所述，提交聯合國解決，而不使其與關內的軍事問題，互相牽制。不幸我們的決心不夠，而對於這一個最重大的東北問題，在當初的決策，又因對外的國際關係而中途動搖，不能貫徹到底，遂使我們遭受這種軍事上無可挽回的失敗。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四節，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頁。
〔第203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節，第一○三七至一○三八頁。
第五節　共匪在中國反共鬥爭中所以致勝最重要的一個魔術
——反戰運動與暴力決戰
共黨與我們三十年鬥爭中所施展的各種政治戰術，我將在補編中，另行敘述。在此先述其政治作戰中所使用的最後的一著，就是他一面以反戰的口號阻止敵人的攻擊，而一面準備其武裝以展開他自己的攻勢，實行準備決戰。分別說明於左：
（甲）失敗主義和反戰運動的施展
列寧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間，已提出「轉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他說：「政府軍隊的失敗，可以削弱政府，並使反抗統治階級的內戰較為容易。」 （註一）一九一七年，他利用其軍事失敗主義，乃擊敗了其臨時政府，而建立他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二○年各國共黨參加共產國際的二十一條件，其第四條規定各國 共黨必須「在其本國軍隊中，堅決而有系統的進行其宣傳與煽動，並在其每一軍事機構中，組成共產黨團」。於是施展失敗主義，乃成為各國共黨的重要政治戰術。 中共在我們國內所施展的失敗主義，最顯明的事例如下：
一、中共施展這失敗主義來製造變亂，最早是民國十五年一月至二月之間，季山嘉與中共宣傳北伐必敗的謬論，隨即演成中山艦事變。（註二）
〔第204頁〕
二、民國三十三年，日軍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攻勢，從平漢路粵漢路，深入我西南的後方。中共此時一方面宣傳國民政府領導抗戰已經失敗，必將投降，而一方面集中兵力，企圖乘機突破我國民革命軍的封鎖，向西北打通他與蘇俄的交通路線，並從我大後方與日軍來夾擊國民政府。（註三）
三、抗戰結束以後，中共及其外衛之民主同盟，一面與我國民政府進行和平商談，同時對我國民革命軍到處肆行襲擊；而一面在我國民革命軍的後方，散佈失敗主義 和製造厭戰心理，使一般社會中間乃至政府裏面，流行一種論調，以為戡亂軍事沒有勝利的可能，只有和談纔是一條出路。（註四）
民國十五年，我們制止了中山艦的變亂，誓師北伐，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我全國軍民團結一致，奮戰到底，卒能達到抗戰勝利的目的，都沒有 被他失敗主義的戰術所擊敗。但是到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他施展民族失敗主義的反戰運動，竟瓦解了我們的士氣，顛覆了我們的政府，其影響所及，徐蚌戰役以 後，除了登步島之戰與金門之戰以外，幾乎沒有堅強的戰鬥，而大陸各省就相繼淪入了俄共的鐵幕。
當時中共匪黨及其外衛團體，最顯明的就是民主同盟，在政治活動與社會運動中，都保持著他的陣容，也就容易暴露其形跡。但是他的這些外衛組織變相的滲透工 作，更以其中立的姿態深入於政府內部與民意機關，以及社會各界之中，甚至與共產主義勢不兩立的宗教團體，和秘密結社的哥老會之流，而且曾對共黨鬥爭、對匪 軍作戰的軍人，還有一些以奔走國共之間為其政治資本的政客，都被他滲透包圍，而直接或間接的全為共匪所操縱利用。一般人以為落伍的軍閥官僚、投機的商人掮 客，總不會是共黨〔第205頁〕及其同路人吧！但是共黨要想顛覆國家、擾亂社會的時候，對於這些愈是腐化，愈是落後的廢物，更是無孔不入的來利用他們，為 共匪明目張膽，奔走呼號，以其所謂反徵兵、反徵糧、反動員、反內戰等口號，動搖社會的基礎，瓦解士氣和民心。我們政府雖明知其為匪作倀，但在民主法治制度 的拘束之中，和共匪及其外衛之「自由」與「人權」的煙幕之下，只有聽任一般宗教團體、秘密社會、三教九流、黑團體、流氓群、落伍政客、投機商人，受其煽誘 和操縱，而成為共匪反對政府的後備軍。這亦就是如本編第三章中所引述的列寧所謂對其敵人的燃火工作，「把一切的一切即令其為最古老的、最陳腐的，以及似
乎沒有希望的東西，都要攪他起來」，供他利用，以達到他作戰的目的。就是這樣，他利用一切中立主義和失敗主義，使其很迅速很廣泛的傳播社會裏，散佈於政府 和軍隊之中，來挑撥離間，造謠生事，也就是這樣在社會與政府中間發生了矛盾和離心的作用。於是我國民政府正在必須動員的時候，無法實施動員；而我國軍正在 最後決戰的關頭，亦不能集中力量與共匪作最後的決戰，而遭受這樣悲慘的挫敗。
（乙）暴力決戰的準備
無論是蘇俄對自由世界，乃至一個自由國家的共黨對其政府，不僅準備暴力，並且準備著隨時使用暴力。所以蘇俄集團的內部，固然是經常在動員狀態之中，就是一 個自由國家的共黨，也是經常在動員狀態之中的。列寧在一九二一年說：「直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最後勝敗決定以前，恐怖戰爭的狀態必將繼續下去。」（註 五）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們中國與共匪相持三十年的經歷，指出了一個事實，共匪真是使用暴力來作戰的時候，他勝〔第206頁〕敗的公算，至少一半以上是操在我們的手上，而並 不是完全取決於他的。唯有我們在共匪的戰爭威脅之下，自陷於動搖與恐怖之中，接受他的和談，而以為從此可以獲致和平，這纔是百分之百的失敗。這個
事例，在我國最明顯的確證就是：
一、民國十九年至二十三年，共黨發展至八個遊擊區，蔓延至七個以上的省區，擁有武裝部隊號稱五十萬人。而我們國民政府對他五次圍剿的結果，最後終能得到了全面的勝利。（註六）
二、到了民國三十四年，抗戰軍事初告結束，當時匪軍非法盤踞的地區不過七十縣，即在受降時期，他一時發展，也不過二百縣。如果共匪以暴力對我國民革命軍作 戰，他的結果必定是與民國二十三年時在贛南一樣的命運，被我國軍消滅，毫無疑問的。因此可知其共匪對我們國家的顛覆工作，最後雖然施用其武裝暴力來決戰， 但是他制勝的因素，並不是在於軍事，乃是共黨最後決戰的規律，就是他對於「從量變到質變」和「從漸變到突變」的辯證法之運用。他在全面叛亂期間，其軍事上 所發生的效用最
多不會超過百分之二十，而其國際宣傳與情報活動的力量之大，實在要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餘百分之三十；就是他在我們國內所運用的統一戰線與中立戰術，以 及散佈失敗主義的宣傳。而他全面叛亂之所以能夠這樣迅速的發展，使國民政府失卻其控制全局的原因，就是他先運用其接觸、滲透、宣傳、情報、組織等詐術，復 以其假和平的「反內戰」口號為掩護，而來準備其最後的武裝暴刀。故其真正的軍事武力戰爭，不過為其決戰階段最後使用的武器之一種而已。（註七）
（註一）列寧全集第八冊一四九頁。
〔第207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三節，第九三○至九三三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七節，第九九○至九九二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六節，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頁。
（註五）列寧「新經濟政策」，選集第九冊二四二頁。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四節，第九四八至九五○頁。
（註七）本書第一編第四章有關和談與調處各節。
第六節　我們在反共鬥爭挫敗中，建立
了反攻復國最後勝利的基礎
以上各點是我們過去反共鬥爭中，組織和技術上的缺點，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以及共匪所以致勝的魔術，我們今日重加反省，乃是為今後反共抗俄戰爭，提 供革命的教訓。然而我們在此可以指出的，就是在我們與俄共相處的時期，我們政府和我自己儘管在反共抗俄戰爭中，曾經有各種缺點和錯誤，但是我們在反共鬥爭 的基本政策上，乃是有其堅定的立場和強固的決心。所以我們在這三十年之中，關於立國的幾個原則，始終一貫的沒有動搖，亦沒有受到他俄共的損傷，而且已在這 長期間迂迴曲折的過程中，建立了最後反攻復國，克敵制勝的基礎。
第一、在俄共對我們三度「和平共存」的過程中，俄共的侵華工具中共黨徒，自知其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國家的需要與國民的要求，其先後一貫的陰謀，是假借我 們國民革命的名義，來發展其階級鬥爭，篡竊我中國六十年來革命歷史所建立的中國國民黨的名義，隱蔽其蘇俄傀儡政權，企圖其把我們的〔第208頁〕三民主 義，脫胎換骨，來實行其共產主義，對我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偷天換日，來建立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組織，最後乃轉變我們獨立自由的國家為蘇俄帝國 的附庸。但是我們中國國民黨始終堅持三民主義救國建國的最高指導方針，保衛了中國五千年來的歷史和傳統文化，嚴守國民革命為中國求獨立爭自由的立場，雖屢 次為國際共產黨所不斷的圍攻和襲擊，並被中共匪徒長期的滲透和傾陷，而終竟突破其重重陰謀，不為其任何政治攻勢與和平詐術所動搖，且使他不能不提出其所謂 「人民民主專政」的「人民共和國」的名義，來證明他自己是蘇俄共產帝國附庸之一員，以暴露其出賣中華民國的漢奸偽組織的滔天罪惡。
第二、我們與俄共「和平共存」，雖在最後階段中，招致了大陸上悲慘的挫折，但是我政府始終拒絕蘇俄的調停，決計不在其所謂調停之下，而與其侵略工具的中共 簽一個字。而且再三拒絕其組織聯合政府的要求，亦決不在其各種威迫利誘之下，來換取一時的苟安。如此堅持到底，以維護我國家的人格，與民族的尊嚴。因此我 們保持了民族獨立自由的精神，繼續為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來奮鬥。
第三、　國父手訂建國大綱，確定三民主義實行的方法與步驟。其民權主義建設的程序，就是革命戰事結束，統一告成之後，首先普遍推行全國地方自治，然 後由各縣市各地區選民所選出的代表，舉行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開始憲政。因此，北伐成功，全國統一之後，我們國民政府即依此一程序進行政治建設。後來國民 大會雖因抗日戰爭發生而暫告延期，而政府當時仍對全國人民宣佈其預定抗日勝利之日，就是憲政實施之時的約言。但在抗戰結束之後，中共及其外衛之民主同盟， 全力阻撓國民大會的舉〔第209頁〕行，惟恐民主憲政的實施。其目的即在組織聯合政府，並在其共黨操縱之下，轉變為「民主專政」的「人民政府」。但是國民 政府仍然依照建國大綱中所確定的建國方針，堅決執行，自然不顧共黨反對國民大會的陰謀，亦不受共黨武裝叛亂的威脅，而毅然決然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實 行普選，成立民選政府，以貫徹　國父實施民主憲政的國民革命之宗旨，至今我們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及其在臺灣所實施的地方自治，恰與大陸上共匪所謂「民主專 政」的極權暴政，成為鮮明的對照，而我們反共抗暴必勝，和復國建國必成的基礎，也就在這裏奠定了。
第四、我們在民國三十七年冬，剿匪戡亂戰爭逆轉之時，遭受到內外夾擊，四面包圍，完全陷於孤立無援的環境之中，乃決定寧可放棄整個大陸，而不能不保持臺灣 一片乾淨土，以為反攻復國的最後根據地的國策。至今七年，我們仍在自己國土之上，屹立不搖，集結海內外愛國同胞，共同一致，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之下，為 太平洋的集體安全與復國建國事業，始終不渝的來進行反共抗俄戰爭，使俄共所預定的如期滅絕我中華民國，達成其統治大陸，獨霸歐亞之野心，為之徹底粉碎。
第五、我們在反共鬥爭中，以誠制偽，以拙制巧，雖曾遭受其重大犧牲，但我們並不因之氣餒，而且自信其真理必可克服邪惡，公義自能戰勝強權。因為我們與俄共 三十年的經歷中，凡是他們背約失信，甚至違反了盟約，毀棄了協定，而強佔我國土，傷害我主權，扶植其傀儡，顛覆我政府的時候，我們對他們始終是遵守條約， 履行義務，不願違反在協定中任何一個條款。就是到了最後我們在聯合國控訴蘇俄違約的事證，以及聲明廢除中俄協定時，亦是依據法理，來採取行動的。所以我們 與俄共在三十年〔第210頁〕之中，一切行動程序，都是以法律與道義為根據，無論任何處所，絕不給他可以指摘我們為不合法或違約的行為，來作他侵略我們中 國的口實。這是我們在法理與道義上的精神力量，自信其最後必能制勝強權的侵略，乃是絕無疑義的。
第六、我們對俄共曾經三度和平共存，而始終不屑採取中立主義。最顯明的事實，就是九一八事變之後，共黨的外衛團體，以中立的姿態，發起抗日聯俄運動，企圖 迫使我政府跟隨?莫斯科的路線來前進。當時我政府決心排斥他這個壓力，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促成國際的合作，為國家生存與世界和平來抗日作戰。到了三十五 年抗戰結束之初，我政府又拒絕史達林的建議，排斥其中立戰術，保持國際正義，維護國家獨立與自由的立場。這就是我們國民革命一貫的精神。
第七、我們始終認定中國的自由平等，乃是亞洲民族自由平等的先驅，並且是世界永久和平的關鍵。所以我們過去對日抗戰與今日反共抗俄，都是為了國家的自由平 等，也都是為了亞洲和世界的正義與和平。我們從來不迴避自己的責任，不對任何其他國家轉嫁其戰爭的災禍。我們本於中國「盡其在我」的古訓，寧可首先當強權 侵略之衝，不惜任何犧牲，堅決奮鬥到底。儘管蘇俄及其國際第五縱隊，對我們盟友之間，極盡其狡獪陰險挑撥離間之能事，儘管國際輿論對我們的不諒解，而客觀 的事實可以說明
，我們無論在何種艱苦的環境與國際逆流中，始終站在民主陣營的前哨，為反抗侵略強權，維護國際正義的一個忠實的鬥士。
這就是我們反共抗俄的立場和信心，足以保證民族獨立與自由戰爭的最後勝利。
〔第211頁〕
至於當時內政上的財政、軍事、經濟、工商、教育、司法、社會等各方面很多缺點，自然也是反共鬥爭失敗的因素，但是這些都不是失敗的主因。如果我們在 反共組織和技術上沒有重大缺點，在政策和戰略上沒有什麼錯誤，尤其反共鬥爭的民族精神，如果不致動搖，那我們這些行政上的缺點，還是隨時可以改正補充，根 本上並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而且長期戰爭之後，政治社會上發生各種缺點，不僅是我國如此，即在其他任何國家，亦恐不能避免。所以我們認為當時行政上的缺 點，並不是反共鬥爭上的致命傷。但是我們今日在各種行政技術上應該改進的事項，在我們的組織與宣傳上應該研究和發展的問題，以及在我們思想與精神上尤其是 心理上應該改造的處所，實在還是大多了。特別是對匪的認識與警覺上，應該更加深入和更加提高；而對於國民革命的時代精神，就是三民主義的建國精神，更應加 以恢復重建，使之強固不拔。惟有如此，國民革命反共抗俄的戰爭，方能恢復戰力，再造河山，消滅國際共產主義，而獲得徹底的成功。

蒋中正文集（30）2013-05-02 03:37:41

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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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卷九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蘇俄在中國＼第一編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　　　　　發展及其結果
版面原件：第56頁，第57頁，第58頁，第59頁，第60頁，第61頁，第62頁，第63頁，第64頁，第65頁，第66頁，第67頁，第68頁，第 69頁，第70頁，第71頁，第72頁，第73頁，第74頁，第75頁，第76頁，第77頁，第78頁，第79頁，第80頁，第81頁，第82頁，第83 頁，第84頁，第85頁，第86頁，第87頁，第88頁，第89頁，第90頁，第91頁，第92頁，第93頁，第94頁，第95頁，第96頁，第97頁， 第98頁，第99頁，第100頁，第101頁，第102頁，第103頁，第104頁，第105頁，第106頁，第107頁，第108頁，第109頁，第 110頁，第111頁，第112頁，第113頁，第114頁
〔第56頁〕
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個時期
（民國二十一至三十四年）
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在廣州的制共定亂，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的全面清黨，對中共顛覆本黨，假借國民革命來赤化中國之陰謀與暴行，予以致命的 打擊。中共此後的蘇維埃路線，至民國二十四年，更走到日暮途窮的絕境。於是他在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的指使之下，提出「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採取 中立戰術，先求政治解圍，再圖武裝發展，使其死灰得以復燃，更企圖在我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以散播失敗主義來顛覆政府，奪取政權，達到莫斯科獨佔中國的目 的。今日莫斯科對自由世界所提的「和平共存」口號，及其對民主各國所用的政治攻勢和中立戰術，都是以民國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抗戰期間，中共對我國民政府所 用的方法為藍圖，因此我認為這一段歷史事實，在今日尤有重加檢討的必要。
第二節　中東路事變與李立三路線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正是史達林於擊敗托洛斯基「左派」之後，轉向布哈林「右派」鬥爭。為了進攻「右派」，史 達林的政策轉向左傾。在他這左傾的動向之下，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僅繼續其過去已告失敗的暴動政策，並且更加激化。大會決議案以「推翻國民政府」、 「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和「建立蘇維埃政府」為中心的「十大要求」，便是「〔第57頁〕李立三路線」的根據。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中東路事件發生，蘇俄軍隊侵入我東北之滿洲裡與海拉爾，壓迫東北地方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訂立伯力協定。蘇俄承襲帝俄 時代對中國的侵略政策，至此更是表面化了。莫斯科更對中共加緊鞭策，要他們承認「革命高潮是到來了」，要他們配合城市暴動與農村暴動，「奪取幾個政治和工 業的中心」，「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匪區內部也倣傚俄共，其政治組織叫做蘇維埃，其土地政策由農民平分土地轉向農奴式的「集體農場」。十九年（一 九三○年）七月
二十八日，匪軍乘我們中央討伐西北叛軍的時機，乃侵入長沙，並企圖進攻武漢。莫斯科共產國際興高釆烈，炫耀其「工農兵聯合行動的勝利」。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匪軍被我們當地的部隊進剿不支，乃於八月三日從長沙潰退，同時他進攻武漢的企圖也化為烏有了。
李立三執行莫斯科的命令，如果是勝利了，那就是史達林的成就。現在是失敗了，就是李立三的罪惡。於是這年九月以後，中共的黨乃轉入米夫（ＰａｖｅｌＭｉｆ）所領導的留俄的國際派之手。
第三節　從城市暴動到農村暴動
民國十六年，中共「八七會議」的指導者紐曼，亦名紐堡，乃是蘇俄的暴動專家。中共在當時的南昌暴動、汕頭暴動和廣州暴動，都是採用他俄共暴動的理論 和方式來實施的。十七年以後，紐堡的「武裝暴動」（ＡＮｅｕｂｅｒｇ，ＴｈｅＡｒｍｅｄＵｐｒｉｓｉｎｇ）乃成為中共的城市暴動和農村暴動的教程。從我政 府所〔第58頁〕搜獲的共匪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各地組織「行動委員會」煽動群眾、實行武裝暴動之「通告」和「命令」，完全是依據這個教程為其組 織與行動的準則。
當時共匪對於城市，組織「赤色工會」為工人的基本組織。一方面在總工會之下，組織各種產業「同盟罷工行動委員會」，發動總同盟的政治罷工；另一方面，組織 赤色先鋒隊，使其黨員受軍事訓練，準備武裝暴動。對於農村，倣傚蘇俄的貧農團（Ｋｏｍｂｙｅｄ），組織農民委員會，奪取當地團隊武裝，以武裝其匪黨農民隊 伍，實行「農民協會專政」。然後由其所謂「工農軍事委員會」糾合城市與農村的武裝暴力，組織「工農革命軍」，來「爭取數省或一省的首先勝利」。
但是共匪學會了俄國式的武裝暴動方法之外，還採取了中國舊時流寇式的暴動方法。據共匪自己的軍事訓練教材「中國紅軍發展小史」，說明民國十六年間共軍流寇化的起源，是這樣的：
「井崗山是湘贛邊區的羅霄山脈。山裏原有兩股土匪，一個叫王佐，一個叫王文才。毛澤東同志的紅軍到了這裏，不能不和他們講統一戰線。」
此後共匪所謂「紅軍」的任務，就是殺人、放火、勒贖、籌款，和煽惑群眾。而其政治綱領就是「殺地主，分田地，武裝群眾，建立蘇維埃政權」。
最初在「李立三路線」之下，共匪還是相信「以城市領導農村」的原則，而其在農村中所製造的武裝暴力，仍以奪取大都市為其最後目標。這個時期，俄共的暴動方 式還是佔?優勢。到了十九年九月「立三路線」被清算之後，那「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觀念，在中共匪徒中，就漸次抬頭，而流寇式的方法〔第59頁〕，乃亦成為 共匪暴動的主要路線了。
不過中國農村是以家族為其基本組織之自治團體。同姓的家族以血統為其紐帶，異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聯繫，即使地主與佃農之間，世代相處，亦是守望相助，有其 濃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們這和平的農村中，製造鬥爭，發起暴動，若單是宣傳煽動的一套方法，乃是不能發生效力的，所以他們特別要採取打家、劫舍、 綁票、撕票，與洗村、裹脅的流寇方式。他們在鄉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來做他的工具，使他們屠洗地主富農，殺害兒童，蹂躪婦女，逼迫受刑者自掘墳坑來活埋自 己，以及實施其灌水、炙火、輪姦、剖腹等等殘忍的暴行。就是這樣，他們在群眾中造成了恐怖的環境，而其在地主與佃戶間，更製造其仇恨的心理。並在他們放火 焚燒地主富農的家宅時，一面引起貧民的搶劫，製造貧富間的鬥爭；同時一面又延燒貧民的家宅，強逼他們離鄉別井，跟著其匪軍，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尤其是他們要在農村家庭間，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間的鬥爭，使他的黨團在群眾中得以發展組織，而確立其控制。所以對其青年兩性生活的放蕩，特別鼓勵；所謂打倒廉恥、撲滅道德的口號，更是共匪誘惑他們破壞家庭，毀滅倫理，而甘受匪黨役使的唯一方法。
於是匪軍每當侵入一個鄉鎮之時，他就肆行其燒殺劫掠，煽動其清算鬥爭，到了他從這一鄉鎮撤退之時，當地的壯丁被其裹脅以去，而殘存的老弱婦孺，仍受其地下組織的控制和監視，不敢與國軍交談，更不敢與國軍合作。
特別是其共匪所盤據的地區，他對於民眾的控制與消息的封鎖，乃是以原始的野蠻手段和現代的科〔第60頁〕學方法，混合使用，來發揮其暴行的效用。至於他們 所使用的方法，總要使其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發生心理的變態和生理的畸形，為惟一的手段。他們這樣的刑具，據當時各地民眾向我政府所控訴的，乃有 七十二種之多。
今日我亦不忍詳舉這種惡毒穢褻，殘無人道，慘不忍聞的刑具名稱及使用的殘酷方法。這是他們自民國十六年以來，其在各省匪區製造暴動，以及今日大陸上，在各 鄉鎮中控制民眾的情景，自始至終，還是有加無已的在那裏實施。我們在這一點上，認為中共匪徒對民眾殘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於俄共不只是毫無遜色，而 且可說其是青出於藍，變本加厲的了。
第四節　九一八以後之剿匪安內
國民政府於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兩次集中兵力，圍剿湘贛山區的匪軍，都沒有得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十月，第三次圍剿正在順利進行的 時候，無端的九一八事變發生於瀋陽。於是國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調剿匪的部隊北上佈防；另一方面，共黨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東北的機會，在北平、上 海、南京各地煽動學生，集合首都，假借「請願」的名義，對國民政府譭謗侮蔑，無所不至。同時更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挑撥離間，造成「非蔣下野，無法對日」的 局勢，使我不能不於當年十二月下野。於是共黨匪軍重新得到了發展的機會。
此後中共匪軍的活動，就是對準這日本軍閥的侵華行為，著著進展，無異是其雙方對國民政府，內〔第61頁〕外夾擊，互相策應。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之戰，共匪乘機擴大了湘贛粵閩的「蘇區」，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謂「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並且開闢了豫鄂皖區、鄂 中區、鄂西區與鄂南區，相互聯繫，包圍武漢。其擾亂範圍遍及於湘贛浙閩鄂皖豫七省，總計面積至二十萬方里以上，社會騷動，人民驚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 之勢。這時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國家面臨此兩個戰爭，為了挽救這嚴重的危機，又一致要求我復職，繼續承擔國難。我乃於淞滬停戰之後，宣佈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隨即於六月十八日，在牯嶺召開豫鄂皖湘贛五省清剿會議，確定第四次圍剿計畫，決定先從肅清豫鄂皖三省匪軍著手。十一月，國民革命軍擊潰了豫鄂皖邊區，徐向 前匪部西竄川北。同時鄂西洪湖賀龍匪部亦敗竄鶴峰。但是正在國民革命軍決勝的關頭，而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一月，日軍又侵入了榆關；三月，長城之戰繼 起。國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調大軍北上增援。於是第四次圍剿計畫又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到了長城之役停戰以後，我即於當年十月，復在南昌召集剿匪會議，訂定第五次圍剿計畫，對江西匪區，採「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一面禁運物資，封鎖其 經濟，建築碉堡，截斷其交通；一面開拓公路，步步為營，節節進剿。正當剿匪??勝利的時候，共匪乃策動十九路軍陳銘樞和李濟琛等的叛變，在福州組織所謂 「人民政府」。但是事變不到一月，迅歸平定，剿匪工作沒有受到多大影響。至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夏季，而湘贛鄂豫皖五省匪區乃束小至贛南山嶽地帶，其面 積不過四千方里，與二十一年相較，幾乎是五十與一之比。
〔第62頁〕
及至二十三年十月，其贛南的所謂蘇區，外受國民革命軍的壓迫和封鎖，步步緊縮其包圍圈，而其內部農業的集體化又造成農業生產的衰落，和農業人口的減退。到了最後，就只有流竄與崩潰的一條路了。
第五節　匪軍的西竄
當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戰爭時期，共匪奉行其共產國際命令，作成決議，認定革命高潮已經到來，企圖進攻長江中部的大城市。但是這種軍事冒險主義 究竟能否成功，俄共與中共內部屢起爭執。莫斯科派羅明納茲再度來到中國，視察匪區。羅明納茲回俄後的報告，認為中共的蘇維埃路線必歸失敗，主張中共放棄瑞 金，西走四川，作長期鬥爭的打算。史達林對他的建議沒有採納。到了二十三年，在我國民革命軍圍剿之下，八個游擊區完全瓦解，殘餘匪軍不能不化整為零，突圍 流竄。於是莫斯科共產國際過去在其六次大會指使中共的武裝暴動、蘇維埃組織、「土地革命」、對中國整個的赤化計畫，至此乃告一結束。
徐向前部竄入川北，企圖入陝，我國民革命軍迎頭截擊，並由軍事委員會參謀團聯絡川中各軍，督率會剿，匪部乃逃向川西。毛澤東部亦由贛南竄到貴州，企圖偷襲 貴陽不成之後，潛渡大渡河，與徐向前部會合於懋功松潘一帶，兩路殘匪在毛兒蓋會議中又告分裂。徐向前部南下川西。朱德轉入雲南。毛澤東彭德懷率部北上，展 轉流竄，轉入陝北，投靠當地土共劉子丹與高崗的老巢。其所殘餘部隊共計不〔第63頁〕過五千之數，在軍事上實已不成問題了。
第六節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勢
民國十八年蘇俄侵略者的滿洲裡事變，與二十年日本軍閥的九一八事變，明白指出了一個事實，就是我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要從日俄兩個鄰國夾攻之中，打 開一條血路前進。中東路事件雖以「地方事件」而暫告解決，但是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以武裝暴動策應日閥的侵略行為，仍然是這兩面夾擊的變形。因此國民政 府決定「安內攘外」的政策，先剿共匪，再謀抗日。這一決策的堅持不變，就是第五次圍剿成功的根本因素。
朱毛匪軍對於國民革命軍的圍剿政策，到了最後只有分股流竄。他到了軍事已走到絕境的時候，乃假借「國共合作，抗日救國」的口號，求作政治的解圍。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之間，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在莫斯科開會。季米特洛夫（ＧｅｏｒｇｉＤｉｍｉｔｒｏｖ）在大會上提出「統一戰線」的報告， 對於中國主張建立「廣泛的抗日反帝統一戰線」。這當然是史達林的決策，也當然成為大會的決議。中共此後的工作，就是依據這一決議，在史達林指使之下，執行 其「統一戰線」與中立主義的新戰術了。
這時候，朱毛匪軍轉徙川黔，渺無出路。八月一日，他們從毛兒蓋發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統一戰線」，要求組織其所謂「全國人民聯合國防政府」。
〔第64頁〕
二十五年二月，朱毛為了解救陝北的糧荒，派劉子丹部，偽稱「紅軍抗日的先鋒」，渡河侵入晉西產糧地帶。但匪軍在同蒲路被國軍擊敗，劉子丹就殲。朱毛至此自知無力再作軍事冒險，便不能不向國府乞降，要求「停戰議和」了。
第七節　共匪的中立戰術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有所謂「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發表「九一八」四週年紀念宣言，以中立的姿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這種中立團體在共產國際操縱之下，迅速普遍的在全國各大城市青年學生和一般知識分子中間成立和發展。
就華北來說，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學教授和學生為了反對日軍在華北設立「冀察自治區」，遊行示威。這本是愛國運動，卻被共黨及其同路人利用，來執 行其中立戰術。單在北平天津和華北各省，就有所謂「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平津文化界救國會」，三十 個以上的團體，出版各種報刊，千篇一律，為共產國際指使的「人民陣線」作宣傳活動，平津華北如此，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樣的不能例外。
「人民陣線」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展開政客式的活動，挑撥地方軍與中央軍的感情，唆使地方軍，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之下，對政府與匪軍，採取中立路線，來破壞政府剿匪安內的政策。
〔第65頁〕
「人民陣線」的作用是孤立國民政府與中央軍，讓共匪得以生存和發展，重整武裝，準備下一次的叛亂進攻；而其所標榜的主張卻是「抗日救國」，更顯然是企圖引起中國抗日全面戰爭，使共匪在抗戰陣營的背後，擴大武裝，乘機坐大，達到其顛覆政府，控制中國的目的。
第八節　中俄復交與中國的國際環境
——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五次圍剿的勝利，使國民政府解除了軍事上兩面作戰的危機。此後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對日與對俄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軍閥在我東北製造偽「滿洲國」，接?又製造內蒙自治，製造冀東特區，並且製造冀察的特殊化。我在民國二十三年之秋，發表一本「敵乎？ 友乎？」的小冊，對日本提出警告。其中說明日本軍閥如不徹底覺悟悔改，停止其對華侵略，則中日兩國鬥爭的結果，就是同歸於盡，並且一再明白的說：「日本必 能明悉，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但是日本軍閥並不能接受我的警告，仍然繼續施用壓力，企圖孤立中 國，以遂其軍事的侵略。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壯軍人在東京發動兵變，威脅其天皇及政府。廣田內閣成立之後，把他們侵華的計 畫，綜合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與經濟合作」的三原則，向國民政府提出交涉。當時的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 滅亡。這是我們對日外交的一面。
〔第66頁〕
九一八之後，莫斯科即不斷的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兩國復交。二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顏惠慶與李特維諾夫在日內瓦公佈中俄復交。但此 後中蘇關係沒有進步，並且蘇俄侵犯我中華民國主權的行為繼續發生。二十四年三月，蘇俄不顧我國抗議，出賣中東鐵路於偽滿洲國。這對於日本侵略政策，當然是 一種鼓勵。到了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季，日本提出了廣田三原則，我認為對蘇交涉應該積極進行。我外交部長張群屢次與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會談，覓取 中蘇共同維護東亞和平的途徑。但是到了三月十二日，俄蒙互助協定是公佈了。鮑格莫洛夫企圖阻止我國民政府的抗議，竟到外交部肆其咆哮，且以宣佈秘密談話相 要挾，我政府對於他這一無賴的插曲，置諸不理，仍於四月五日
，向蘇俄提出嚴重抗議。
這時候蘇俄的對外活動是兩重的。他的政府外交部竭力緩和國際間對他的防範，故他對外進行?「和平外交」。而他的國際共產黨部卻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之 下，對西方各國進行?反戰運動和顛覆工作，他的遠東政策也就是這兩重的作法。他的政府對中日衝突表現一種中立的姿態，並且對日本力謀妥協；他的共黨對中國 則通過其所謂「抗日救國大同盟」的各種團體，要求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時發起「聯俄」運動。這是我們對俄關係的一面。
然而當時環繞中國的國際形勢，並不是單純的日俄兩國的鬥爭。具體的說：日本要求我們與他「共同防共」，並不是要求中日兩國共同對付蘇俄。共匪及其外衛團體 的聯俄運動，也不是要求中俄兩國聯合對付日本。日俄兩國對我中國，有一相同的企圖，就是要迫使我們中國脫離西方，尤其對美關係，而〔第67頁〕陷入孤立地 位，只有聽任他們的宰割。日俄兩國固然各有其獨佔中國的野心，但是他們為了共同對付西方尤其是美國，亦可以瓜分中國為條件，而互謀妥協。所以當時如果我們 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廣田三原
則，使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庸，又或於抗戰發生以後，接受德國的調停，與日本停戰議和，則日本究竟是北進，還是南進，乃不可得而知。如果我們國民政府為了抗日 而聯俄，使中國重蹈十五年廣州的覆轍，則莫斯科究竟是為了獨佔中國而對日作戰，還是挾持中國，採取中立路線，而促使日本南進，亦是不可得而知的。總之，當 時我們中國無論是降日，或是投俄，而其最後受禍者總是西方國家。如果這樣，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是將要改變一個寫法了。
當時我們政府乃撇開這兩條危害國家生存，並破壞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最後的決心，認為中國的外交方針，應當在國際聯盟組織之中，促進民主國家的合作，並在這 一方針之下，促進中蘇的關係。二十五年十月，我特派蔣廷黻繼顏惠慶為駐蘇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對蘇交涉可以積極進行」。
第九節　中蘇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侵佔蘆溝橋事變發生。中蘇的談判更是加緊進行。八月二十一日，中蘇兩國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其主要的條款就是：
「兩締約國重行鄭重聲明：兩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並否認在兩國相互關係間〔第68頁〕，以戰爭為施行國家政策之工具。並依照此項諾言，兩方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多數國家，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第一條）
「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第二條）
我中華民國是受侵略國。我國此後與日本的「衝突全部期間」是八年，中蘇協定應該是這八年之內，兩國和平共存的準則。我們且看協定訂立後，莫斯科對於這個協定，實行到如何程度，並且看他這八年間的作為，及其所發生的事實與結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第十節　西安事變
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手對蘇交涉，一面亦?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民國二十三年底，五次圍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陳立夫擔當這一政治任務。
民國二十年，中共特務工作領導人顧順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匪在京滬的所有機關和組織，先後被我們完全撲滅。他們的所謂「中央委員會」亦整個瓦解，而不得 不移至贛南匪區，重新組織。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陳立夫向我報告，周恩來在香港與我駐香港負責人曾養甫，經由友人介紹見面，希望我〔第69頁〕政府指派代 表與他們進行商談，而且他只要求從速停戰，一致抗日，並無其他條件。周恩來又於九月一日致函陳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戰抗日的立場。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通電。隨即由周恩來代表中共，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與張沖會商。當時我得到這個報告，對於潘漢年代表共產國 際一節甚為懷疑。但據立夫考驗後，知道潘持有他與共產國際通電的密碼，及其來往電報無誤。我認為此事真偽虛實，對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問。潘漢年乃即 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為下列四點：
一、遵奉三民主義；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
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
經過了長時間的談判，最後他們終於接受這四項原則。一切條件大抵都達到協議，只待我回京作最後之核示。
在這同一時期，共黨在各省亦開始發動其「和平」宣傳攻勢，而以陝西為其第一目標，並對張學良與楊虎城積極勾結。而且張學良所部的東北軍中，發現其「抗日不 剿共」的宣傳品，並有張楊皆與共黨已發生直接關係的情報，所以他們在西安竭力掩護共黨份子及其外衛組織的活動，於是「第三黨」與「救國會」公開作反動宣 傳，亦毫無顧忌。這一事態的發展，如不設法防止，勢將演成叛亂。我乃親往西〔第70頁〕安坐鎮，並準備在年終召集一般將領開會，宣佈中央對剿共與抗日的方 針，說明共黨和平攻勢，及其所
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號的作用所在，使之不為共黨煽惑。就在這個時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西安忽被張學良和楊虎城以暴力劫持。我當時就斷定這是張 楊二逆受共匪欺詐，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國家以致命的一擊。所以張學良前來見我時，我就簡單明瞭的訓斥他說：「無論其為個人利害，或國家安危，只有立即徹 悟痛悔，送我回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為晚。」他在這樣情勢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預定的八項條件，只說內容複雜，沒有如我所說的那樣 簡單，反要求我先行息怒，容他盡言。我就斥止他，不許其提任何政治有關的事。直至第三日，他才含糊其詞，半勸半求的說出他們所共同議決的八項條件，並說只 要我應允簽一個字，他就立即親自送我回京。（註）我乃對他說，無論你說得任何動聽的請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脅之下，絕無商討餘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張等有 悔悟之意，而其主謀之共匪，必認為千載一時的良機，也就是他匪黨的一個生死關頭，非迫我接受他的條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時，只有下定捨生取義的決 心，對叛徒始終拒絕與他們商談任何政治條件。國民政府亦不理張楊的荒謬要求，立即下令討伐。
二十二日，蔣夫人突然來到西安，我見面第一句話告訴他說：「十日來叛徒每日用各種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條件上簽字，就可送我回京。你來共患難，是為公而非為 私，一切須以國家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條件，托為轉勸，必嚴厲拒絕。我們寧死，亦不可答應。」蔣夫人此行下了決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視我的人格，甚於我的 生命，他決不勸我有違背素志的行為，他只願與我同生死。過了三天，到了聖〔第71頁〕誕節二十五日下午我們終於無條件的脫險回京。
但是這件震動世界的事變之真相，到了事後才得完全明瞭。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張者，則為楊虎 城。且其事前，並未與共黨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過當時張學良與共黨直接的接觸，已有半年之久，故共黨與張之關係，亦自到了相當的程度，而且首倡此議的楊虎 城，其與共黨勾結更深。即如今日在日內瓦代表匪偽與美國詹生大使舉行談話的王炳南，就是當時楊虎城的私人秘書，於此亦可瞭解共黨對此案的策動及其關係為如 何了。又因為他們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發覺，故張與共黨的秘密接洽，乃在陝北的延安舉行（當時延安守軍還是張的所部）。
我記得當時有一位報館主筆，亦是我們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張季鸞，來華清池見我，談及陝北共黨勾結東北軍的不穩消息，他認為這恐是共產黨使用反間的一種手 段，須加注意。我就對他說：「你是陝北人，關於你家鄉問題，自必格外關切，請問你們在延安的記者，最近有什麼重要消息麼？」他說，謠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 這些無稽之談。其他就吞吐其辭，欲說復止，他只說這些謠言，不要說他，自然會止息的。我乃自動的問他說：「你所謂謠言，是否亦聽到了張漢卿與共產黨在延安 面商擁護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麼？」他忽現驚駭之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他又說，他不相信這個消息會是真的。他且對我分析的說：如其他們 果真是擁護中央，一致抗日的話，那張漢卿必會坦率的報告中央，決不會越過了中央，與共黨私自勾結。所以他認為這個謠言，至少亦是共黨的反間陰謀作用。然 〔第72頁〕而最近謠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範。我聽到他這番話，更覺此事嚴重了。他乃又繼續的談下去說：目前倒是另有一種情勢，不能不特別注意的。就是 西安社會上瀰漫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氣。他此次來西安視察已有十日，感覺這個問題嚴重，比其他一切問題更為緊要。他就問我對於這個「停止剿共，一 致抗日」的意見如何？我對他說：「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貫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以後，既定的方針。但是大家應知共黨的用意，其目的並不在『一致 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謂『一致抗日』，不過是其過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如何乃可使共黨真能一致抗 目的問題。你們報館主筆，應該將這個意思徹底闡明給一般社會瞭解。」他說可否將你的意思，先告訴他在西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當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 就要在本月中旬召集高級將領開會，來討論這個問題。」後來西安事變發生時候，大公報在西安上空所散發勸告張楊與東北軍的傳單，其大意就是當時我在華清池與 張季鸞談話的要領。這是在西安事變約一星期以前的事。現在回憶，更增感慨。
至於其在事變以前，對張楊進行策反工作的，除了極少數的共產分子之外，其他如公開作反動宣傳的，並不是共黨，而是其共黨的外衛組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 謂「第三黨」與「救國會」以及所謂「學生聯合會」等中立份子。可是這些中立份子，確實不是共產黨員，而共產黨亦不要他們加入其組織，取得黨籍，只要他們採 取中立態度，或以第三黨名義發言就夠了。正因為他們不是共產黨，所以都能夠明目張膽的在西安散播謠諑，煽惑軍民，並對張學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圍挑撥 的伎倆，發動其〔第73頁〕攻心戰術，時時予張以不斷的刺激，最後張學良卒以其「剿共」與「抗日」的矛盾心理弱點，竟被他們攻心戰術所突破。但張學良並不 承認他被共黨所煽動，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復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黨力量來一致抗日。從張學良自述其事變以前的經過，分析他被共匪誘惑生效的原因，並不是共 黨有什麼真正伎倆，而其根本還是在我們內部有了矛盾，自己心理發生動搖，所以他共黨才得乘機而入，針對我們的矛盾與弱點，來盡量擴大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 述其從二十餘歲起，擔當方面軍任務以後，參加內戰，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過去的經歷，來判斷其利用共黨抗日的看法。例如於學忠原係與他對敵作戰的，但由他 收編以後，乃成為他忠實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對戰很久的敵人，後來和談後，就成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對我中央國民革命軍亦曾對抗作戰的敵人，但一旦為 了國家的統一，歸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誠的服從中央，完成了統一。因之，他認為與共匪停戰以後，亦必如過去各種內戰情形一
樣，他總覺得共黨亦是中國人，今日在某一問題上，雖已成為敵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標下，亦盡可為良友。他且說這種錯誤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過去好些將 領，犯了這個錯誤的人，亦不在少數。他又接下去說，當時對共黨實無深刻的研究，只認他們所說「停戰抗日」是出於一片愛國的誠意，那裏知道對共黨根本上認識 已錯，自然亦就擬於不倫，所以其他一切推斷，亦就大錯而特錯了。
最後據張學良又自述其在事變期間的心境，最初發生事變之後二日內，與我數次談話所得的結果，及見我的態度與決心，無法轉移，自知其預定的計畫，已無實現希 望，其內部亦發生問題，並不如其在事前所想像那樣容易；而當時特別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討伐的電報，更覺情勢險惡，已〔第74頁〕成為不可收 拾之局。乃於第三日才決心派機接共黨代表來西安，商討合作，參加他們所謂東北軍、西北軍（楊虎城）與共產軍三位一體的軍事委員會。至此西安事變乃就完全變 了質，而其中共本身的統一戰線工作，與其外衛組織的中立主義活動，互相策應，乃構成其所謂「一面聯合，一面鬥爭」的作戰方式，來達到其對張楊所預期的目 的。
（註）張楊通電所提的八項條件，就是（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救國會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 治犯；（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六）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七）確實遵　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這八項條件顯然就是當時共匪及其 同路人的政治口號。其實質的意義就是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軍事，放任共黨及其外衛團體的活動，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召開所謂黨派會議，改組國民政府為聯合政 府。
第十一節　中共問題的解決
——「共赴國難宣言」
二十六年二月，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手收編共軍；其關於黨與政治的問題，由周恩來到南京續行商談，仍以四項原則為根據。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委員會根據商談的結果，致電本黨三中全會，提出如下的四項原則：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第75頁〕員會之指揮；
（三）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本黨三中全會於二月二十一日通過「根絕赤禍案」，針對共黨的四項原則，決定四點如下：
（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製，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許可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義之武力；
（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破壞統一之一切組織；
（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不相容，與我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鬚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讎，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蕩析，故鬚根本停止其階級
鬥爭。
全面抗戰開始之後，中共中央於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諾言如下：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第76頁〕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我為了中共「共赴國難宣言」，於二十三日發表談話，其要旨如左：
「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其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有一個努力之方向。」
「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我發表這個談話，當時實在相信共黨是有悔禍歸誠、共同禦侮的誠意。而且我討伐匪軍的宗旨，一向認為中共黨徒是中國人，終必愛中國。只要政府加以相當制裁， 不難使其就範聽命；只要他放棄武裝暴動，自可與其他政黨一樣通力合作，為革命救國來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開始，直到二十五年為止，我對共黨的方針，始終 是剿撫兼施的。我認為共黨這次共赴國難的宣言，就是我們政府精誠感召的實效。當時一般愛國有識的人士，都相信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戰勝利的朕 兆。
不料共黨此後的行動，完全與他的諾言相反。這固然是我自信大過，卒致重大的挫敗，亦可證明共〔第77頁〕產黨徒畢竟是共產黨徒。他們決沒有所謂祖國愛與民 族感。他共產黨徒不僅是不愛國，而且是蓄意賣國，甚至為了他共產主義祖國蘇俄，即使亡國滅種，亦所不惜。這一事實的嚴重教訓，雖對於我個人是一種無比的恥 辱，而對於今日自由世界反共鬥爭，卻不無貢獻的價值。
第十二節　國府收編投誠的共軍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發佈收編投誠的共軍命令如下：任命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共轄三個師，其兵額是二萬人。軍事委員會並指定第八路軍列入第二戰鬥序列，歸閻長官錫山指揮，開赴晉北作戰。
陝甘寧邊區政府由林祖涵與張國燾分任正副主席。
此後又收編葉挺項英的江南各地共軍，成立新編第四軍，以葉項為副軍長，共轄四個支隊，其兵額是一萬餘人，列入第三戰鬥序列，歸顧長官祝同指揮。
以上所述本黨的「根絕赤禍案」，中共的四項諾言，以及共軍編入國民革命軍，就是抗戰時期國共「和平共存」的根據。現在我們就拿這些根據，來檢討此後共黨在和平共存的背後，他是怎樣發展和轉變的。
第十三節　國民參政會與抗戰建國綱領
〔第78頁〕
二十六年七月，長期抗戰決策之初，中央召開牯嶺茶話會，實即為國內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集會。抗日戰事既已開始，中央復邀約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 黨、中國共產黨，以及文化界領袖，成立國防參議會，為政府的諮詢機關。二十七年七月六日，設立國民參政會，由各黨派、各民族、各職業、各地域的代表人士組 織之。其第一次大會即通過抗戰建國綱領。
這一綱領確定了三民主義為救國建國最高指導原則。
這一綱領確定了最高統帥的統一領導權。
這一綱領確定了以獨立自主的精神，支持國際和平機構，促進國際合作之外交方針。
這一綱領確定了戰時民主制度和戰時政治經濟文化各項設施的原則。
這一綱領確定了培養國民道德，維護中國文化的方針。
這一綱領更是各黨派和平共存的最高根據。
國民參政會可以說是抗戰時期的議會。每當開會時期，政府提出軍事政治報告；如有重大事件發生，政府亦隨時提出報告，徵詢大會的意見，並取得大會的支持。國民參政會的建議案雖提供政府採擇或參考，但其重大的決議案，是由政府制定法律，公佈實施。
一般人常以為國際共產黨反對議會政治，中共也不是例外。實際上，在這抗戰期間，中共所堅持的戰略原則及其最後目的，雖為「召開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 但是他亦與其他政黨一樣，仍然指派代表來參加國民參政會。我們看得出此後八年中間，四屆國民參政會裏，共黨的議會戰術是這樣的：
〔第79頁〕
（一）把國民參政會當做宣傳講臺，使一般國民相信共黨是堅決抗日的，共軍是勇敢作戰的；
（二）聯合各黨派無黨派一部份參政員，以中立的姿態，在共黨對政府作鬥爭，及共軍與國軍衝突時，轉嫁其責任於政府；
（三）在他的宣傳不能發生效果，或一般參政員不予以支持時，共黨即拒絕出席，或中途退席，來破壞或阻礙大會的進行。
但是國民參政會仍然得到一般國民的信任。抗戰建國綱領更是全國國民在抗戰中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的準繩。
我國民政府對於這個議會始終是尊重的，對於這個綱領始終是信守的。
第十四節　抗戰初期毛澤東的姿態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領第八路軍從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向其部隊講話，其要點如下：
（一）「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對國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這一決策，可分為三個階段來實施：
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
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
〔第80頁〕
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
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抗戰前途及中共的路線」的決議，又確定其工作方針如下：
（一）「擴大並加強統一戰線，將組織與活動，由秘密變為公開，由局部變為全面，為黨（即共黨）取得合法的平等競爭的地位。」
（二）「在中國政治上的決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戰過程中，儘量擴大黨的武裝力量，以為將來爭取政權的基礎。」
這就是中共在抗戰過程中的路線。此後八年之間，他的行動，當然是跟著這一路線。但是他還有一個更高的指導者，那就是俄共的首領史達林。而且蘇俄的利益始終是高於中共本身的利益，更可由他今後的行動，得到確切的證明。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是布魯塞爾九國公約會議開會的時期。史達林對我中華民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參事張衝破例接見時，表示：「中國現在抗戰甚力，且有卓越成績。若中國不利時，蘇聯可以向日開戰。」
二十七年，日德義三國締結同盟已具體化。莫斯科對於我們中國對日抗戰，認為可解其東顧之憂。莫斯科這時對中國抗戰的長期化的希望，更是迫切。在南京撤守之 後，日軍企圖進攻武漢之時，蘇俄與中國的密切友誼，及其對抗戰的援助，都是基於他這一希望。而中共對政府的態度不過是其中反映之一。六月十日，史達林來函 對中國抗戰的必勝，表示其「堅決信念」。九月間，中共所謂「中央六次全會〔第81頁〕」在延安開會。周恩來不待會畢，即攜毛澤東函到武漢來見我。其中說 道：
「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於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
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
「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
「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而我四萬萬 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毛澤東這封親筆手書的措詞，開口是「兩黨長期合作」，閉口是「中華民族統一團結」，完全不是共黨素來的口吻，反使我發生疑慮。而且他所謂「長期合作」，另 有其實質的要求。周恩來這時向我們本黨建議四點：（一）是停止兩黨的鬥爭；（二）是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 入；（三）是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組織，其全體份子一律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四）以上參加者均保持其共產黨籍。於是我知道這是中共企圖第二次大規模滲透本黨 的陰謀。我們依〔第82頁〕據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間的慘痛經驗，是不再上當的了。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共面對著民族抗戰所激發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以及全體 民眾心理與輿情壓迫之下，他自不能不信守其諾言，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為抗戰來努力。
第十五節　史達林的轉變
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法國內閣總理達拉第，為了安撫希特勒，而舉行慕尼黑會議。這個會議助長了納粹德國的氣燄，歐洲局勢已臨到爆炸的邊緣。二十八年（一 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史達林突然在俄共第十八次黨大會發表演說，指出「一個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已經進到第二年，這個戰爭從上海到直布羅陀，捲入了五億人 民。」他強調蘇俄今後只有倚靠自己的力量，保衛自己的安全；並且說蘇俄為了和平而努力與一切國家保持和平，與鄰邦建立親切的友誼。這一演說就是史達林從 「統一戰線」轉變為「保衛祖國」的信號。
史達林這一演說，顯然鼓勵了納粹主義的侵略行為。三月十四日，希特勒分裂捷克，接?就把捷克整個併吞了。史達林此後與德國秘密交涉，同時仍然公開與英法談 判。我們國民政府當然希望蘇俄與英法的談判成功，來阻止歐洲的烽火。這時立法院院長孫科在莫斯科，於六月十六日與蘇俄訂立商約，他向史達林轉達我的一封 信。我在這封信裏對英蘇合作寄予希望。七月九日史達林的回信，其中有如下的語句：
〔第83頁〕
「我們與歐洲諸國的談判，如果這談判可得圓滿的結果——並非不可能——那就會成為一個重要的步驟，使愛好和平的國家在遠東也可以聯合起來。現在時機已到，使這種集團可以成功。」
這一段話的意義是含混的。他所謂「與歐洲諸國談判」與「愛好和平國家的聯合」，可以解釋為英美法蘇的聯合，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一種聯合，但是他這句話也可以解釋為德日義蘇的聯合，那就是日本軍閥與德國納粹所希望的了。
史達林這時還不希望我們發生過大的懷疑，他另外增加一段說道：
「因為兩年戰爭，使日本失去平衡，他已開始慌張，不深加考慮的忽然攻英，忽然攻蘇以及外蒙共和國。這實際已是日本力量是在衰弱的徵候，日本此種行動將使大 家一致對付他。蘇聯已給日本以應得的反擊，英美是在等待適當的時機加害日本。我們不懷疑日本在很短的將來，會得到中國的一個一百倍的打擊。」
他這段話，從表面上看，是對我們抗戰表示好感，並且標榜其俄日在我們東北諾門罕衝突的戰役，來證明蘇俄亦從事反日鬥爭。（註）但是他提到日本攻擊「蘇聯和外蒙共和國」，這裏面就伏?一個蘇日談判的根源，並且牴觸我中華民國對外蒙的主權。
八月二十三日，史達林竟公開與希特勒訂立蘇德互助協定，促成了歐洲戰爭。到了三十年四月他又與日本訂立了蘇日中立協定。
（註）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日俄兩軍在我東北與蒙古邊界上之諾門罕，發生激戰。這一戰事延續至九月十五日，〔第84頁〕日俄兩方才成立停戰協定，並且俄國與偽滿洲國開始談判「勘界協定」，至二十九年六月八日，「勘界協定」成立。
第十六節　中共的轉變——第一次商談
國際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是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之下進行的。此時，他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蘇俄，竟一轉而與納粹主義的德國訂立互助協定，促 使其對西方民主國家作戰，於是國際的共產黨，不僅停止其反法西斯主義運動，並且要在「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口號之下，與納粹法西斯主義的間諜組織，互相策 應，來破壞西文國家備戰和作戰的工作。中共此時亦跟隨莫斯科而採取如下的步驟：
（一）在外交上，中共公然讚揚蘇德協定是蘇俄外交政策的勝利。九月一日，毛澤東在新華日報發表談話，以為「這個協定打破了張伯倫、達拉第等國際反動資產階級挑動蘇德戰爭的陰謀，打破
了義、德、日、反共集團對於蘇俄的包圍，鞏固了蘇德兩國的和平，保障了蘇俄社會主義建設更加進步。」到了歐戰爆發之後，中共更公開指斥其為帝國主義戰爭。 九月十四日，毛澤東在延安演講「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明白指出「不論是德、義、日，不論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間接參加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只有一個反 革命的目的，掠奪人民的目的，帝國主義的目的。」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就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組織革命戰爭」。所以中共在這個時期，公開反對美英「帝國 主義」，攻擊我們國民政府與美英合作的政策，而重新發起其聯俄運〔第85頁〕動，並企圖將抗日的民族戰爭，轉變為其所謂「革命戰爭」即內戰。
（二）在軍事行動上，中共的「七分發展」，乃更趨於表面化，而在其實質上，就是莫斯科所指使的國際反戰運動的一個支流。同時，毛澤東更企圖從此實現他在抗戰初期所預定的「三階段論」
之第三階段計畫。（註）
二十六年九月，中共指使第十八集團軍（第八路軍改名）進入山西。此後即自由行動，最先建立晉冀察軍區及晉冀豫軍區，並繼續進入冀魯豫平原，更到處圍攻地方 團隊及中央抗日游擊部隊，將其收編，以擴充其實力。其進入冀中的呂正操部，在博野一帶圍攻中央的抗日民軍張蔭梧部。進入冀魯邊區的邢仁甫部，在鹽山襲擊中 央的第五十三游擊支隊，殺害其司令孫仲文。劉伯誠徐向前部在冀中魯西收繳團隊槍枝，攻擊河北山東省政府，使其不能行使職權。
二十八年三月以後，中共的態度更是惡化。他組織了陝甘寧邊區，成立特區政府，又在鎮原寧縣一帶策畫暴動。其「山東縱隊」進入蘇北，肆行暴動。其在山西之十八集團軍更成立「五臺晉冀察綏邊區政府」，又在晉南煽動韓鈞部隊叛變。
二十八年六月十日，我召見周恩來葉劍英，規誡共軍，應信守諾言，服從政府命令，執行國家法令，解決各地的糾紛。二十九年一月，參謀總長何應欽對共軍參謀長 葉劍英提示：中共違令擴充之部隊及軍區應加糾正。但共黨的要求是十八集團軍的兵額擴充為三軍九師；其「陝甘寧邊區」不僅保持，且再加擴展。商談乃陷於停 頓。
〔第86頁〕
此後河北方面，中央所指派的鹿鍾麟部及朱懷冰部，為共軍所迫，不得不退出河北省境。山西方面，晉西北之趙承綬部，河東之王靖國部，均為共軍所襲擊， 全省局勢更趨混亂。山東方面，魯西之孫良誠高樹勳各部亦為共軍所迫，退至黃河以北。共軍更從魯西向豫東皖北伸展，企圖與江南向北移動之新四軍打成一氣。
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統帥部為消弭各地衝突，作成提示案，由何總長應欽與周恩來葉劍英商談同意，交周恩來於二十四日到陝北交朱德彭德懷等遵行。我統帥部同時命令各部隊避免與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衝突。提示案之要點如下：
（一）劃定陝甘寧邊區範圍（此時准其包括十八縣），改稱為「陝北行政區」，暫隸行政院，但歸陝西省政府指導；
（二）劃定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作戰地境。將冀察戰區取消，其冀察兩省及魯省黃河以北，併入第二戰區，仍以閻錫山為戰區司令長官，以朱德為副司令長官，秉承軍事委員會命令，指揮作戰；
（三）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於奉令後一個月內，全部開到前條規定地區之內；
（四）第十八集團軍准編為三軍六個師，三個補充團，另再增兩個補充團。新四軍准編為兩個師。
（註）參看本章第十四節，第九六七頁。
〔第87頁〕
第十七節　新四軍事件
各地軍隊對於統帥部的避免衝突令，雖一體服從，但十八集團軍對於提示並不遵守。這年（二十九年）八月，魯西共軍向魯南進攻山東省政府所在地之魯村。 省府主席沈鴻烈為避免衝突，撤出魯村。同時新四軍又乘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在江北正與日軍激戰之時，他乃渡江襲擊江蘇省政府作戰基地之如皋泰興一帶，韓德 勤的部隊受了重大損害，但為避免衝突，撤至東臺。新四軍繼續進攻，復陷東臺。
統帥部鑒於共軍在魯蘇各地造成的嚴重局勢，乃於十月十九日，由何總長以皓電重新布達這個提示案，限新四軍於十一月底以前，開赴提示案指定的黃河以北作戰境 內作戰。十二月九日，我自己對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下令，將黃河以南的十八集團軍，於十二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黃河以北；長江以南的新四軍，於十二月卅一日以 前，移至江北，並於翌年一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黃河以北。
新四軍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圖進兵掌握京滬杭三角地帶。三十年一月五日，竟圍攻中央的第四十師於三溪。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乃下令制裁，自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將叛軍解散。一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並將葉挺拿獲，交軍法審判。
第十八節　蘇日中立協定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於訪德之後，訪問莫斯科。蘇俄外交部次長於〔第88頁〕三月二十七日對我駐俄大使說：「史達林接見 松岡，是純禮貌問題。」四月十一日，駐華之俄大使潘友新對我政府說：「蘇聯不為自己而犧牲友邦的利益，蘇聯政府對松岡是照例招待。」但是蘇日中立協定竟於 其隔日——四月十三日公佈了。
這一協定，日本承認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蘇俄亦承認所謂「滿洲國」，不僅妨害中華民國領土主權，而且是更進一步粉碎了「解決中俄懸案大綱」與中 蘇互不侵犯的協定。我們只要看他共產集團的首腦部——莫斯科破壞國際條約到了這個地步，而其中共對於他的一切諾言是怎樣的翻悔，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十九節　德俄戰爭與中共的態度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俄德戰爭爆發，迫使史達林再轉變。在史達林轉變時，毛澤東也就隨著轉變。中共此後對於國民政府，保持著一段平穩的態勢。
三十一年八月，德軍深入蘇俄的高加索，進逼伏爾加河。九月，德軍直迫史達林格勒，由十月到十一月，俄軍與德軍就在城裏逐屋作戰。十月十三日，毛澤東派林彪 到西安來見我。林彪陳述意見，極力表示中共擁護抗戰建國，及其「精誠合作，永遠團結」的誠意。他對我陳述，有如下的要點：
「毛澤東一再告學生，今後兩黨應『彼此接近，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現在能『精誠合作』，更求將來『永遠團結』。此種口號已成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見之於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為政〔第89頁〕治上全黨一致遵從之行動，誰也不能動搖。
「中共雖信奉共產主義，但決不能照恩格斯馬克斯列寧與史達林之具體辦法，依樣實行。彼等所主張與實行者，決不能依樣行之於中國。
「即如　孫總理在三民主義中所指示革命救國之方略，與中央對於抗戰建國所決定之方針，凡此規定，中共均無異議。
「目前因為彼此作風各異，一時尚難強同。吾人唯依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努力，期無違國民之公意，而共趨團結抗戰與統一建國之鵠的，此則中共所盼於　委座領導之下，奠立穩固基礎以底於最後成功者。」
毛澤東這一態度仍然是莫斯科對華政策的反映。也就是這年十月，潘友新回俄述職。他返任時，攜來史達林十二月十一日函，史達林和平共存的表示，顯然就是毛澤東和平共存的意見的藍本。這封信的要點如下：
「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在艱苦嘗試過程中，處處表現。將來必能堅而且篤，久而不渝。
「在戰爭完全勝利之後，此種友誼，必能奠定兩國人民合作之基礎，樹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
第二十節　蘇俄侵略外蒙及其併吞唐努烏梁海
〔第90頁〕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蘇俄乘德蘇戰爭的時機，進一步併吞我中華民國領土外蒙一部之唐努烏梁海，本節略述蘇俄侵略我外蒙古的經過，及其併吞唐努烏梁海的步驟。
民國八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發表宣言，明白表示蘇俄放棄其在蒙古的特權。但是民國十年，西伯利亞俄軍即藉口追擊白黨，侵入外蒙。這年七月，俄軍進入庫倫，即由俄共所製造的「蒙古人民革命黨」設立其所謂「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民國十年八月，西伯利亞俄軍侵佔我外蒙所屬一部之唐努烏梁海。蘇俄政府即製造其「土文獨立國」，並公佈其俄式「憲法」，乃成為蘇俄的第一個附庸。
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解決中俄懸案大綱」成立，其第五條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並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蘇俄政府並承諾兩國將來商定有關蘇俄由外蒙古撤退其駐軍的問題。
但是這年七月，莫斯科即指使其外蒙古傀儡組織，召開其蘇維埃式的「人民代表大會」，公佈其俄式「憲法」，改稱「蒙古人民共和國」，將「解決中俄懸案大綱」的條款，一筆抹煞。於是外蒙古乃成為蘇俄的第二個附庸。
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德軍侵入蘇俄。土文傀儡組織召開其蘇維埃式的「呼魯丹」大會，宣佈其參加蘇俄對德的戰爭。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蘇俄就指使土文傀儡 向莫斯科「請願」，併入蘇俄領土。至三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莫斯科才正式宣佈其為蘇俄的一個自治區。於是唐努烏梁海乃從蘇俄的一個附〔第91頁〕庸，轉變成 為蘇俄赤色版圖的一個自治區。這一轉變，也就是此後蘇俄處理他所有一切附庸的歷史先例。（註）
（註）蘇俄一面控制外蒙，一面又分割唐努烏梁海，並為其一州，實為帝俄侵略外蒙之故智。辛亥革命時期，帝俄策動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宣佈成立所謂「大蒙古帝 國」。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日，帝俄公佈其所謂「俄蒙協約」，並由其駐華大使要求中國承認其協約有效。民國二年十一月，北京政府與帝俄訂
立「中俄協定」，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的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民國四年六月，北京政府又與俄蒙簽訂「中俄蒙條約」，規定外蒙為中國領土，中俄不干 涉其自治，而實際上，帝俄已在外蒙取得其獨佔貿易與建設鐵路的特權。同時復將唐努烏梁海，與外蒙古分離，而納入帝俄的版圖，直接由帝俄政府管理，稱為唐努 土文。民國六年，俄國革命爆發。外蒙古及唐努烏樑海乃依其人民的志願，重回中華民國的懷抱。但蘇俄仍襲取帝俄的傳統手段，捲土重來。
第二十一節　新疆歸向中央
蘇俄併吞我國領土唐努烏梁海的同時，新疆脫離蘇俄的控制，而歸向我中央政府。
在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盤據東北，窺伺冀察的時期，也正是蘇俄侵入新疆，操縱行政，掠奪資源的時期。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蘇俄策動新疆政變，以盛世才為督辦。蘇俄對新疆的軍事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可以說是步步加緊。
二十三年一月，馬仲英部隊圍攻迪化，蘇俄派遣紅軍侵入新疆，助盛攻馬。這就是他對新疆的初步軍事控制。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蘇俄以防止日本侵略為藉 口，派遣正規軍「紅軍第八團」進駐〔第92頁〕哈密。於是蘇俄對新疆的軍事控制計畫，及其隔絕中央與封鎖新疆的企圖，完全實現了。
蘇俄對新疆的侵略，是軍事與經濟並進的。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蘇俄假借「蘇新貿易公司」名義，與盛世才訂立五百萬金盧布借款合同，中國政府事前交涉制 止，未獲效果。二十七年，蘇俄引誘盛世才赴莫斯科，加入共產黨。此後蘇俄對新控制更為加強。全省各機關密佈蘇俄人員。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十一月，蘇俄 乘德蘇協定之後，歐戰方殷之際，特派密使到迪化，迫令盛世才簽訂「租借新疆錫礦條約」，託詞開採錫礦，將新疆全省隨地設置鐵路、公路、電話、電臺，及測 量、探礦、建築、居住，與駐紮武裝守衛等權，一律歸於蘇俄，其期限為五十年。此無異是蘇俄併吞全新野心的一個鐵證。
前面（註）說到毛澤東殘部，於二十四年八月，從川北向西北流竄，他的目的地就是新疆。他企圖從新疆取得蘇俄的支援。後來因為他在陝甘邊境被我國民革命軍中途阻截，才轉往陝北，依附劉子丹和高崗的土共。
新疆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久已列為行省之一。新疆又是亞洲心臟部的戰略基地，只有完全隸屬於我中華民國主權之下，才有貢獻於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我 國民政府雖在這抗戰期間，全副力量都用到對日作戰，而對於我大西北領土主權行政的完整，仍盡力保持，決不許蘇俄肆行其侵略，也不容中共打通其國際路線，與 蘇俄打成一片，來改變整個亞洲的形勢，構成世界和平的威脅。
自三十年上半年起，蘇俄對新疆壓迫愈甚，盛世才受到切身的威脅。三十一年四月間，蘇俄在新疆的領事及特工人員共同製造政變，企圖推翻盛世才，來建立其蘇維 埃傀儡政權。我在是年八月間，巡視〔第93頁〕西北陝甘寧青各省，並派蔣夫人同朱紹良將軍飛往新疆省會之迪化，慰勞當地軍民，乃與盛世才商決保全國家領土 主權，與還政於中央問題。於是盛世才乃乘德俄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的時機，即接受中央命令，完全輸誠了。此時蘇俄聞訊，立派其外交次長趕赴迪化，要求盛世才履 行其在一九三四年向蘇俄所作
在新疆施行共產主義之諾言，並以此相要挾，未得結果，悵然而返。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央所委派之軍政各機關主管長官入新到任，於是新疆之收復工 作，大體就緒，乃由我中央要求蘇俄將其駐哈密之紅軍第八團，及在迪化郊外頭屯河飛機裝備廠之駐軍及其他機關，一律撤退，勿再妨害我行政與主權之完整。三十 二年四月，蘇方乃始承允撤退。六月中央軍進駐哈密。此正蘇俄宣告第三國際解散的時候，也正是蘇俄正向世界反侵略國家強作笑貌的時候。
但是史達林手段是毒辣的。他知道新疆局勢已不可挽回，乃令蘇俄大使潘友新於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向我政府遞一個節略，指責盛世才對俄的措施 為「非法的及仇視的行為」，另外他把「盛蘇密約」交給我政府。他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要破壞中央對盛世才的信任，同時製造盛世才對中央的疑懼。但是這個密 約，盛世才在決定歸順中央的時候，已經全部報告了，所以他這種反間計不曾得手，徒然顯出他自己邪惡的無賴手段而已。
自中央收復新疆以後，莫斯科立刻策動蘇俄與新疆阿爾泰山區域的哈薩克遊牧民族，發生邊界上的武裝衝突，來尋找他侵略的藉口，到了三十三年八月間，蘇俄留在 迪化的特工人員，又發動其挑撥反間的慣技，從事活躍，幾釀政變。但是中央立即採取寬大政策，公正處理，旋即平定；並調盛世才到中央〔第94頁〕服務，將新 疆軍政事權直接聽命中央，納入常軌。就在那年的十一月，蘇俄認為其在迪化，已無隙可乘，乃只有利用其潛伏在伊犁之俄諜及共產分子，給以大量軍械，突襲伊寧 城市，成立偽「東土耳其斯坦
共和國」，嗣後並攻陷我飛機場軍事據點。三十四年迪化蘇俄總領事館人員，又用其「和平共存」的姿態和方法，促使伊犁叛黨對新疆省府要求和平解決。省府為謀 取暫時的平定，乃允其叛黨首領，加入省府，任為副主席。在中央以為此一寬大之處置，可以化除當地反側的心理，惟莫斯科侵略主義者的陰謀，自有其一貫的步 驟。及至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原戰局不利之際，這一「聯合政府」中所收容之分子，遂首先策動叛變，推翻中央所任命之省政府主席——維吾爾族的麥斯武 德。我們必須指出：這第一個俄共所倡導的小型「聯合政府」，即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們在其附庸國家所設聯合政府之典型。
（註）本章第五節，第九四九頁。
第二十二節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美英在華特權的撤銷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襲擊珍珠港，同時進攻菲律賓、香港及新加坡。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造成了中美並肩作戰的形勢，也註定了日本侵略主義失敗的命運。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我中華民國與美、英、蘇等二十六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共同宣言，重申大西洋憲章的原則，並表示共同作戰，爭取最後勝利的 決心。我們認為這一共同宣言簽訂之〔第95頁〕後，全世界只有一個戰爭，一個同盟和一個前途。而我們中華民國的任務，不僅是與同盟國共同「解決日本事 件」，並且要與同盟國共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
這年十月九日，美、英兩國政府分別向我國駐美英的大使館表示，兩國政府為了加強其對中國盟友的友誼與合作，決定放棄其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及有關特權，並將於最近期內，向我國提出新約的草案。次日為我中華民國國慶日，美、英兩國政府復同時就此一決定發表聲明。
我在戰時首都重慶各界慶祝國慶紀念大會上，宣佈這個消息，並且說明：「我國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至此已可根本解除，　國父『廢除不平等條約』 的遺囑，亦完全實現。我全國同胞從今日起，應格外奮勉，自強自立，人人要做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國民，始能建立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國家，期無愧為同盟國的一 員。」這時我全國國民，加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更激起了建國必成的熱望。
但是莫斯科對中國的政策卻是因此全面更改。在太平洋戰爭未爆發以前，俄共希望中國長期抗戰，阻止日本的北進。中共更要在長期抗戰過程中，發展他的武力，擴 大他的地盤，達到他分裂中國和征服中國的目的。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國參加華盛頓同盟宣言以後，史達林就要打算怎樣破壞中國抗戰勝利的成果，阻止我們獨 立統一而強大的中華民國的復興。毛澤東也就要替莫斯科這一全面轉變作準備。而其首先的一著，要使美英兩國政府宣佈其撤銷在華特權的重大步驟，不影響中國國 民，使其發生任何親西方的傾向。莫斯科及其國際共產黨都知道，一九一九年蘇俄政府宣佈其撤銷在華特權，引起中國國民對俄的好感，乃成為中共組織建立與發展 的契機。而美英兩國在中國抗戰艱苦的時期，作如此重大〔第96頁〕的宣佈，這在俄共對我們中國正在進行及將要進行的野心企圖，不只是對其政治陰謀上一大阻 力，而亦對於其歷來虛偽宣傳上一大諷刺。所以俄共與中共從此集其全力，要在國際間，破壞我們國民政府的地位及其信譽；並在中國國民中間，破壞我西方盟友對 我國的友誼，與平等新約的重大影響。而其最顯著的一點，就是他們對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內，及其在各國使節中間，多方揚言中國政府已與日本秘密進行單獨停戰 交涉的反宣傳。此其目的，全在影響美國使其對我政府斷絕援助，促成我抗戰軍事早日崩潰，以達到其顛覆政府之陰謀。
但是中國全體國民都珍視盟國美英這一歷史性的友好行動，而且竭誠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國策，對於他們這些反宣傳，都認為是謊謬怪誕，更知其用心叵測，故在社 會上並沒有發生絲毫影響。不過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惡意宣傳，卻指摘這一平等新約的行動，是美英「對中國統治階級的安撫政策」，是「為了阻止國民政府向日 本投降」，並且是「為了增高國民政府的威望，幫助他戰後對於全國的控制」。這一派的國際共黨同路人的論調，可以愛卜斯坦所著「中國未完的革命」一書，作為 他們的代表。
（註）這當然是對於我們國民政府有意的譭謗，同時也是對於我們盟國歪曲的誣蔑。
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與中英平等新約公佈。我全國各界人士熱烈討論戰後建設的各種問題。我政府確立戰後第一期經濟建設方針。我更提出戰後十年建設計 畫，要求全國國民集中其意志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並準備抗戰勝利之後，善用獨立自由的地位，歡迎國際資本與技術的合作，建設中國為統一民主的現代國 家。這一要求，得到全國國民一致的支持，卻受到國際共黨惡毒的攻擊。當然，我〔第97頁〕們如能在抗戰勝利之後，以獨立完整的主權，本於平等互惠的原則， 與西方盟友合作，來開發我國家豐
富的資源，提高我國民生活的水準，建設中華民國為現代的民主國家，分擔世界和平的責任，自是我們全國國民所企及的。這一計畫卻是莫斯科及其侵華工具中共黨徒所不能容忍，而必須加以阻撓和破壞的。
（註）愛卜斯坦所著「中國未完的革命」一書對於盟國撤廢其在華特權之誣篾，乃有露骨的敘述。
（ＬｓｒａｅｌＥｐ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ｐ·３４１－３４３）
第二十三節　第二次商談
三十一年十二月之末，俄軍驅德軍於史達林格勒之外。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俄軍開始肅清高加索區的德軍。就在這個時候，中共的態度又轉強橫。江蘇山東的共軍乃重新起而襲擊各地的中央抗日部隊。
其在長江北岸新四軍殘部，復乘我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率部與日軍正在激戰之際，他們就在我江北作戰基地之漣水，襲擊中央軍的預備隊一一二師。同時十八集團軍亦在山東方面襲擊中央所指派的於學忠部隊。
而其周恩來林彪在三月二十八日晉謁何總長時，亦提出四項新的要求，即（一）共黨取得合法地位；（二）其軍隊希望編為四軍十二師；（三）其陝北邊區改為行政 區，其他各區另行改組；（四）黃河以南各軍〔第98頁〕開入中央指定之作戰區域，請俟戰後。何總長重申二十九年皓電提示的原則。周恩來表示其對原則業已
接受，但對開拔的時間與軍隊的數量，要求重新商談。
這次商談，周林顯然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因而沒有得到具體結果。
第二十四節　中共全面轉變的準備
——整風運動
三十一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起整風運動。這整風運動乃是中共準備全面叛變的基本工作。在這抗戰期間，民族意識發展到最高潮。中共要背叛國家， 要破壞抗戰，要反抗我們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必須從他每一個黨徒的思想中，毀滅其民族性；為了毀滅民族性，必須毀滅民族道德和民族感情，因而更須毀滅民族 道德和感情的根源之人性。中共的整風運動，在其所謂整頓學風、黨風和文風，清算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自我批評」和檢討之下，對於民族思想與自 由思想，痛下攻擊，而
其對於黨徒的最後要求，就是「以階級性克復民族性」，乃至「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在整風運動中，王實味說了一句話：「史達林偉大，只是缺乏人性。」他就受了嚴厲的檢討，最後是失蹤了。這「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就是中共的整風運動的第一個宗旨。
中共這次的整風開會，參加的幹部前後總計三萬人。自三十一年二月毛澤東的「整頓三風報告」，至三十二年五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中間還舉行了四個月的「高級幹 部會議」，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的一元領導」。這建立「毛澤東的一元領導」，就是整風運動的第二個宗旨。
〔第99頁〕
蘇俄布爾雪維克以其自己的模型，來製造各國共產黨。所謂「毛澤東主義」就是史達林主義的中國版，「毛澤東的一元領導」也就是史達林個人獨裁的中國 型。自史達林格勒之戰以後，史達林更加徹底使馬克斯主義俄羅斯化。他把一九一七年革命廢棄了的帝俄時代一些偶像重新標榜起來。例如彼得大帝、古圖佐夫 （Ｋｕｔｕｚｏｖ）、沙伏洛大（Ｓｕｖｏｒｏｖ）、米寧（Ｍｉｎｉｎ）、波茲哈斯基（Ｐｏｚｈａｒｓｋｙ），這些俄羅斯民族戰爭的人物，至此都成為民族英 雄，而史達林亦儼然自比於彼得大帝，於是共產主義也就成為大斯拉夫主義的外衣。中共為什麼要克服人性和民族性？為什麼要建立「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的一 元領導」？這顯然出自史達林的指使，要共黨杷權力集中於毛澤東一人之手，好叫他翻雲覆雨，賣國害民，不僅要將現在四億五千為人民供俄共侵略奴役之用，並使 我中華民族滅絕人性，世世充當他大斯拉夫的奴隸牛馬，而不復自覺其為黃帝子孫。這就是他整風運動的真正意義及其實質之所在。
第二十五節　共產國際的「解散」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宣佈解散共產國際，使全世界為之震動。我亦信以為這是俄共對美國精誠合作的表現，而決不是偽裝的姿態。 因為我相信，如果像共產國際這樣各國共黨的司令臺，並且是他們共同信仰的中心，而史達林竟將其撤銷，這還不是真實的而是偽裝的話，那就是他對世界的信用要 完全破產，此後就沒有人再能相信他俄共一切所作所為了。所以我當時曾對羅斯福總統說：「這是你美國外交在這第二次大戰中最大的勝利。」
〔第100頁〕
不料史達林解散共產國際，在表面上，是針對?德日義三國反共盟約，而促進世界反軸心的民主戰線之團結。但在實際上，這仍然是史達林的政治戰術與宣傳 手法，也就是他在史達林格勒之戰得到勝利之後，對世界施展其國際陰謀的張本。因為共產國際既已「解散」之後，各國共黨在莫斯科的戰略計畫的指使之下，肆行 其陰謀暴行，而莫斯科就可不負任何政治責任了。
自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通過其統一戰線以後的決議，共產國際系統之下的勞工國際、青年國際以及婦女國際這一類的組織，逐漸改變為區域 組織並改變其名稱，以便利其在外衛群眾中發展。直至此時，共產國際本身亦轉入地下工作，而向世界宣佈其解散，完全是史達林當時運用其「統一戰線」策略的一 個政治戰術與宣傳的手法。
在俄共的世界戰略計畫之中，我們中國仍然是他的第一個目標。他為了開始對這一目標進行攻擊，首先就要隱蔽莫斯科與中共的直接隸屬關係。於是延安的整風運 動，提出了「馬克斯主義中國化」的口號，指出「毛澤東思想」，認為他就是「中國的馬克斯主義」，這一著亦是為共產國際的「解散」作準備。所以中共的整風運 動是從三十一年二月到三十二年五月為止，而共產國際也就在這年五月宣佈「解散」了。
自此時起，在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宣傳上，中共不再是一般共產黨，不再是蘇俄的工具，而是中國農民的「民主黨派」和「土地改革者」。自此時起，莫斯科與延安就開始對我國民政府毫無忌憚的作猛烈的政治攻擊。
〔第101頁〕
美國共產黨接著亦改名為「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以掩蔽其蘇俄間諜的本質。但莫斯科賦予美共及其同路人的主要任務，就是在美國輿論和政府中，直接破壞 中華民國政府的信譽，與中美兩國的友好關係；間接為中共宣傳其抗戰努力，實力強大，和「土地改革」與「新民主主義」，描寫陝北匪區的「民主自由」和「康樂 進步」，幾乎是烏托邦的理想實現了。
第二十六節　羅果夫通訊
——「兩個」中國之說的由來
三十二年八月八日，莫斯科出版的「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發表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Ｒｏｇｏｖ）批評中國政府的長篇通訊，詆 毀我政府裏面有「綏靖主義者、失敗主義者及投降派所進行的陰謀活動」，阻止軍事改革和工業建設，削弱戰鬥力。並且說「他們挑撥各種衝突與事變，一直到武裝 衝突，極力想破壞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軍事合作，煽動迫害與消滅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行動」。他在通訊中明白指出中國將發生「內戰」，導致美國朝野誤信中國國民黨 內，真有一班製造內戰的「頑固派」。這就是俄共的塔斯社積極為中共全面轉變時作宣傳的準備。於是美共的機關報「工人日報」及其他二三報紙轉載羅果夫的通 訊。中共的通訊社「新華社」更引用這篇通訊，說是「同盟國家的輿論，猛烈攻擊重慶當局的倒行逆施」。
太平洋學會這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遠東研究」，刊載畢生（Ｔ·Ａ·Ｂｉｓｓｏｎ）「中國在聯合作戰中的地位」，更提出「兩個中國」的論調，指中共匪區是 「民主的中國」，中華民國是「封建的中國」。今〔第102頁〕日國際社會中所流行的「兩個中國」的論調，也就是這十三年前的美共及其同路人的舊調重彈。
自此以後，國際共產黨努力在美國輿論及其對華外交上打擊中華民國與國民政府的信譽。一切「貪污」、「無能、」「反動」、「獨裁」的名詞，反覆積累，加以我 中華民國國家、政府和我個人，其目的全在破壞中美兩國的關係，使中國陷於孤立，並乘國民政府對日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使抗戰歸於流產，其政權由中共取而代 之。這就是莫斯科在中俄「和平共存」中唯一的企圖，而至此亦就暴露其真相了。
第二十七節　日蘇瓜分中國的藍圖和兩個戰爭合流的徵象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革命之後，列寧乘德軍的神秘棚車，穿過德軍的前哨，回到俄國，策劃改變。「十月革命」初告成功，列寧立即發佈兩道命令：一道是土 地歸於農民：一道是對德表示和議。這一種利用失敗主義來取得政權的陰謀故智，中共於民國三十二年整風運動結束之後，即企圖其在中國照樣實施。
遠在民國二十六年八月，湘滬戰爭爆發之後，蘇俄駐上海的總領事館由虹口遷到法租界。二十八年八月，蘇德協定激起了歐洲戰爭，俄總領事館又由法租界遷回日軍 事區虹口的原有館址。此後日本軍部特務機關與俄領館之間，聯繫日密，亦並不因蘇德戰爭而有所間斷。其實當時南京汪偽政權之成立，乃是受到蘇俄的鼓勵。因為 俄總領事透過日軍特務機關，表示莫斯科對汪偽組織，將於適當時間予以承認。
〔第103頁〕
日本與蘇俄秘密諒解的基礎，就是兩國瓜分中國領土的計畫。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日本參謀本部駐在上海的特務機關，立即與汪兆銘積 極進行其「組府」的談判。日方所提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說明了日本軍閥與俄共分割中國的全盤企圖。他們在北方以東北偽滿洲國為其大陸政策的根據地， 而割取其所謂「蒙疆自治區域」及「華北緊密協力地帶」，包括山西、河北與山東各省；對華中，以吳越平原為根據地，沿長江而上，直達宜昌；在華南，以臺灣與 海南島為其海洋政策的
根據地，而以福建廣東為其外緣。至於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關以西之大西北區域，則承認其為蘇俄的勢力範圍。這就是日本所提出而為蘇方所諒解的條件。當 時我獲得這個情報，並不為奇。我相信蘇俄之志，決不在此，日本軍閥出此一著，徒見其幼稚而已。二十九年（一九四○年）一月，「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秘密 文件在香港披露出來，而日蘇瓜分中國的陰謀乃大白於天下。三十年四月的「日蘇中立協定」不過是這個野心計畫的一角。上海蘇俄總領事對汪偽組織的支持，更是 不成問題了。
三十二年底，湘西及鄂西之戰，三十三年平漢路南段之戰，中共將我國國軍的軍事部署與作戰計畫，透過日軍特務機關交給日軍。中共企圖誘導日軍深入中國抗戰大 後方之華西，使共軍得以乘機突破國軍的封鎖線，向西北擴張其地盤，並且再進一步，與日軍夾擊我川黔抗戰根據地。所以國際共產黨攻擊國民政府的全面宣傳攻 擊，其幕後還有全面軍事攻勢，著著進行。
在中共與日軍呼應的時候，蘇俄亦與日軍侵華戰事相呼應。三十三年三月，日軍對華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攻勢，從平漢路蔓延粵漢路。其時陝北共軍集中兵力，企圖乘 此時機，侵入甘肅，打通延安與蘇俄〔第104頁〕的交通路線。蘇俄駐迪化的總領事館也就在這一年內，策動新疆一聯串的事變。（註）
這是中俄及國共「和平共存」中的一個真相的暴露，也就是日本對華直接而公開的戰爭，與蘇俄對華間接而無形的戰爭，這兩個戰爭合流的一個事實及其內容。
（註）本章第二十一節，第九七九頁。
第二十八節　第三次商談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蘇俄對德軍的夏季攻勢，恢復了俄境以內的失地三分之二。德國的最後失敗已見端倪。史達林對戰後世界的全盤的計畫，也就從這個 時期開始確立。他拒絕參加開羅會議。他於這年十二月，懷抱?整套陰謀，到德黑蘭與美英首長舉行會議。在歐洲方面，他擊敗了邱吉爾所主張的巴爾幹開闢第二戰 場的提議，促成了盟國在法國登陸的計畫。這是史達林世界戰略第一回合的勝利，注定了戰後東歐淪亡的命運。
三十三年一月，俄軍解了列寧格勒之圍。二月至三月，俄軍收復了畿夫，從德尼卜河向德尼斯特河前進，並擊退了克里米亞的德軍。在這個時期，中共對我國民政府的全面政治鬥爭，當然也更進一步的積極展開了。
三十三年西安商談，中共的要求，愈談愈高，最後更完全變質。從這一談判過程中，可以看出他全面政治鬥爭的動向。
〔第105頁〕
中共代表林祖涵於五月四日至八日與政府代表王世傑等會談中，提出十七條，其內容還是與過去兩次要求，相差不遠。關於軍事問題，中共要求四軍十二師之 數，於戰後轉移至指定的防地。關於邊區，要求改為行政區，隸屬行政院，不受陝西省政府指導。關於黨的問題，要求政府予中共以合法地位，釋放「政治犯」。此 外則首次提出「撤除陝甘寧邊區軍事封鎖」。
到了六月四日，林祖涵忽提出其中共所提「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十二條，乃將歷次商談的內容，幾乎完全推翻。
他提出的條件如下：
一、關於共軍數目，改變為要求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
二、關於陝甘寧邊區改組行政區，改變為要求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並承認其為抗戰所需要的各項設施」；
三、關於移防問題，改變為「中共軍隊防地，抗戰期間維持現狀，抗戰結束後，另行商定」。
中共關於邊區問題，新提出如下要求：
一、「同盟國援助中國之武器彈藥、藥品，應請政府公平分配於中國各軍，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應獲得其應得之一份」；
二、「請政府飭令軍政機關取消對於陝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封鎖與經濟封鎖」。
此次更提出「關於全國政治」的條件如下：
〔第106頁〕
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自由；
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
三、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這次商談，因中共的要求一次一次的改變，其所提條件一次比一次苛刻，當然得不到何種結果。
第二十九節　史迪威事件
——中共對魏德邁將軍的排斥
我對這次中共所提要求之中，要特別說明的，就是中共關於盟國軍援的分配及邊區封鎖之解除兩點。這兩點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癥結。
史迪威將軍到中國工作，在緬北作戰，我時時感懷他的勞績，對於他平時的各種建議，亦無不信任有加。但是他在中緬戰場的時期，正是美共及其同路人宣傳中共是 「土地改革者」和「愛國民主黨派」，同時誣蔑我個人是頑固和反動法西斯的時期。他也是受了這種宣傳的影響之一人。他誤信中共部隊可以服從他的指揮。他向我 要求把國軍和共軍同等裝備起來，將共軍開出邊區作戰，同時也將晉、陝兩省被共軍牽制而防備其叛亂的國軍，開出作戰。可惜他對於共黨的陰謀毫無瞭解。他不知 道過去中共在莫
斯科指使之下，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的事實。他也沒有預想共軍得到裝備，開出「邊區」之後，將取何種手段來破壞抗戰，顛覆政府。史迪威將軍後來對我的爭執，完全是共黨及其同路人所一手造成的。中美兩國軍隊在中緬戰場上的合作，幾乎因此而完全破壞。
〔第107頁〕
我自己覺得我對史迪威將軍最大的遺憾，就是在他來華服務之初，不管他對我所說的話，信與不信，我應該把俄共對中國革命與抗戰的陰謀及其目的，以及經 過事實，明白告訴他，使他事前能夠瞭解和預防。但是我以為自己與他初次共事，互信的關係並未完全建立，所以沒有向他切實說明。惟有這一點，也許可以說是我 的一個錯誤。這一不幸的事，直到今日仍使我為之痛心。
三十三年十月，魏德邁將軍（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ｌｂｅｒｔＣ·Ｗｅｄｅｍｅｙｅｒ）繼史迪威任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官兼任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魏德邁將軍來華就職之後，純粹盡心於軍事的反攻，而中共問題則由赫爾利大使接洽和處理。（註）
但是魏德邁將軍對於中共問題，仍然繼續研究其實情，把握其焦點之所在，並且赫爾利大使就其對共商談所得的經驗，和史迪威將軍在華任職的經過事實，予以分 析，作為佐證。所以魏德邁將軍深切瞭解中共的陰謀，而毫未受其任何宣傳與包圍的影響。他與赫爾利大使二人，在華任職期間，對我中國軍政各方面的工作，都是 合作無間，而其成績亦更是優越顯著了。
三十四年五月，魏德邁將軍為了策劃全面的反攻，巡視華北，遍歷陝西綏遠的前線。他途經延安，卻拒絕了中共的邀請，沒有在延安下機訪問朱毛。因為共黨最恨的 是瞭解他的陰謀詭計的人，魏德邁將軍就是瞭解共黨真相的一人。於是中共對他懷恨在心，而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也就譭謗他，反對他在華任職。
所以三十五年之初，正是美國在中國調解國共，統編共軍的時期，而魏德邁將軍亦就不能不調任離〔第108頁〕華了。
（註）赫爾利將軍初以美國總統特使來華。三十三年十月，羅斯福總統任命其為駐華大使，三十四年一月八日，呈遞國書。
第三十節　中共的軍費和政治資本
（一）軍費轉作政治活動
中共及其國際「同志們」指責國民政府歧視十八集團軍，不按照他擴充的兵員給予待遇，並且不給以國軍同等的待遇。實際上，國民政府所核准為第十八集團軍，其 所編成的三軍六個師及五個補充團，即是依照國軍同等的待遇，按期發給軍費的。但是中共從國民政府所領取的軍費，並沒有用到他的軍隊，卻在就地津貼其外衛團 體和文化機構，用作破壞國家統一，分裂抗戰陣營的組織、宣傳、滲透與顛覆工作的政治作戰經費。如重慶新華日報，各地的生活書店，以及群眾雜誌、解放週刊， 延安的抗日大學、陝北公學等，都是由我國民政府發給他十八集團軍的軍費來支用的。而其各地共軍的糧餉，乃是他非法向其「特區」和「邊區」民眾，以及就地用 土改鬥爭與制販嗎啡等各種稅捐徵發而來的。
（二）走私為其經費來源
中共的政治作戰經費第二個來源，是日軍佔領區與自由區之間的走私貿易。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封鎖日軍佔領區，中共卻由五條路線走私。
〔第109頁〕
第一條路線是由包頭經綏德入陝北，再由陝北往隴東寧夏。如綏德的「抗敵商店」與延安的「光華商店」，就是買賣日貨的總機關；
第二條路線是陝北邊區沿黃河的渡口。凡是十八集團軍駐防的渡口，都有日貨運入河西，向陝西的中部及陝南傾銷；
第三條路線是從濟南向西，到豫北與晉南；
第四條路線是從蕪湖向西，到皖西與鄂贛一帶；
第五條路線是從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帶。
中共走私貿易所籌得的利潤，就地使用其為對自由區作宣傳戰、組織戰和顛覆工作的經費。
（三）推銷鴉片與私發偽鈔
中共走私之中，破壞國民政府禁令，危害國民健康的一種貿易，就是推銷鴉片。鴉片的來源有二：
第一是從日軍佔領區特別是熱河等產煙地區，經十八集團軍駐守的道路與渡口，向自由區傾銷，中共收取過境稅，每兩鴉片要繳納法幣八元。
第二是中共在陝甘寧特區之內，指使農民種植罌粟。至成熟時，中共派人收取煙土。依土地的肥瘠，或與農戶三七分，或與農戶四六分。其農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價收購。
中共由其「特區」向自由區運銷鴉片的路線有二：一條是由特區運至宜川韓城；一條是由「特區」運至耀縣柳林。
〔第110頁〕
鴉片傾銷所得的法幣，一部分用作他「特區」擅自私發偽鈔的準備金；一部分就地撥充其對自由區滲透顛覆與組織宣傳的經費。
上述的事實，可以說明中共指責國民政府對其十八集團軍不發軍費以及剋扣軍費，乃是他完全偽造的謊言了。
第三十一節　第四次商談
中共對國民政府的全面政治鬥爭，從第三次商談以後，更加積極展開，而其分化中美合作的工作，亦無所不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中共不斷的邀約美國特使 赫爾利將軍親赴延安，商談要務。赫爾利將軍乃於七日，偕林祖涵飛往延安。十日赫爾利將軍偕周恩來飛回重慶，攜有毛澤東與赫爾利共同簽署的「協定」。這一協 定顯示了什麼是中共的政治條件：
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一致合作，以期統一中國所有軍隊，迅速擊潰日本，並建設中國。
二、改組現在之國民政府為聯合國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黨派代表及無黨派之政治團體代表，立即宣佈一新民主政策，規定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事業之改革，並使其發生實效。軍事委員會應同時改組為聯合軍事委員會，由所有抗日軍隊之代表組織之。
三、聯合國民政府擁護　孫總理之主義，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實施各項政策，以資促成進步〔第111頁〕及民主，樹立正義及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訴願權、保障身體自由權、居住權，並使無恐懼之自由，不虞匱乏之自由，兩種權利，實行有效。
四、聯合國民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所有抗日軍隊，此項軍隊應遵守並執行其命令。
五、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抗日團體之合法地位。
這一「協定」草案，在表面上看起來，都是「民主」、「自由」、「和平」、「進步」等民主國家人士所最愛聽的名詞，並且把「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等西 方國家所感覺其為冠冕堂皇的字句，亦全盤托了出來，而要求其訂為條款。當然這在表面上看起來，不失為國共和平合作的一個很進步的方案，但是實際上就是他莫 斯科此後滅亡東歐各國的公式之中的基本戰術。我們今天是在波蘭被賣和捷克政變之後，自然是已經熟悉「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的作用之所在，但是民國三 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毛澤東向國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我們還沒有看見他統制東歐的這一個公式，我們只是拿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國共合作的歷史所得到的教訓來 處理。我決定對這個協定中「聯合政府」一點，拒絕同意之外，其他各項儘可一一商談。但是周恩來回延安後，致函赫爾利將軍，謂中共中央對所商各條都不同意。
第三十二節　第五次商談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中共又派周恩來到重慶。這次商談，完全是他一種政治的宣傳〔第112頁〕攻勢，其所提出的口號就是「聯合政府」。 其所擺出的面貌亦愈變猙獰。而他在此次宣傳攻勢之中，不但公然詆毀政府，而且公然誣蔑赫爾利大使。因馬赫爾利大使曾經聲明：「美國不以武器支助中國擁有
武力之政黨」，所以他到了最後亦成為中共攻擊的對象。
這樣情形之下，第五次商談，自然無法得到結果，至五月遂告停頓。
第三十三節　憲政實施的決定
我們中國國民黨秉承　國父孫先生的遺教，國民革命的目的，對外求國家的獨立平等，對內為建設民主政治，實行民生主義。本黨的訓政，乃是從軍政到憲政 的過渡階段。如果沒有對日抗戰的發生，早在民國二十六年，國民大會即已召開，民主憲法早已實施。當抗戰之初，本黨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臨時會議舉行於武漢， 發表宣言，預期抗戰勝利之後，立即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
在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之間，抗戰雖極艱苦，而勝利已經在望。我戰時首都重慶對戰後建設計畫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中共惟恐我國民政府獲致勝利的果實，所 以他在此時破壞抗戰、顛覆政府的陰謀，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當時我為了完成民主政治，準備戰後建設，決定提早實施憲政。三十四年三月一日，我對憲政實施協進 會演說，宣佈政府準備於這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制頒憲法。七月七日，國民參政會開會，討論召開國民大會的議案。但是中共對於這一決定民 主政治進行步驟的會議，反而拒絕出席，並且另籌召開其所謂「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企圖對抗。
〔第113頁〕
第三十四節　中蘇談判中之共黨企圖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的雅爾達會議中，史達林又取得了第二回合幾乎可以說是全面的勝利。關於波蘭問題、德國佔領問題，以及聯合國憲章 上的否決權問題，都是史達林佔了優勢。特別是我中華民國在外蒙的主權與東北的主權行政完整，竟成為蘇俄參加對日戰爭的犧牲品。同時，史達林對我中華民國的 整個陰謀策劃之中，美共及其同路人在美國的任務，是繼續擴大其「反華倒蔣」的宣傳活動；同時中共及其外衛黨派在中國的任務，是政治顛覆和軍事變亂。此後的 事實都是確切的證明。
這年六月，正是中蘇談判互助同盟條約的時候，陝北的共匪煽動淳化保安團隊，佔據縣城，與當地國軍衝突。同時浙東、浙西與綏南、綏北等地匪軍到處襲擊國軍。 美共及其同路人乃乘機大肆宣傳，反誣蔑國民政府「發動內戰」，要求美國政府停止以軍火援華。美共與中共執行史達林所賦予的任務，這還不過是一個開端。
第三十五節　第二個時期的結局
以上所述，就是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抗戰時期，中俄兩國及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平共存」的發展，及其所得的結局。他們在全面抗戰之前，中共對我 政府輸誠求和時所表現的馴服態度與卑恭的笑臉，以及其在抗戰初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所提出的四項諾言，毛澤東所謂「永遠團結，精誠合作〔第114頁〕， 徹底統一」等謊話，到了抗戰末期，乃就轉變為其全面的武裝叛亂與顛覆國家的張本。這時候，中共何嘗不想蹈襲一九一七年俄共以失敗主義顛覆其臨時政府的故 智，來奪取我國家的政權。但是我全國國民的精神力和意志力，始終是集中的。國民政府對於戰局的控制，始終是穩固的。而且我國民革命軍對於共軍的防範，始終 未稍鬆懈，再加以抗戰勝利之提早來臨，未曾給予中共以顛覆政府的機會。但是莫斯科帝國主義者對於我中華民國從外部征服與從內部顛覆的整個計畫，到了抗戰初 告結束之時，便全面展開了。
第四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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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卷九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蘇俄在中國＼第一編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　　　　　發展及其結果
版面原件：第114頁，第115頁，第116頁，第117頁，第118頁，第119頁，第120頁，第121頁，第122頁，第123頁，第124頁，第 125頁，第126頁，第127頁，第128頁，第129頁，第130頁，第131頁，第132頁，第133頁，第134頁，第135頁，第136頁，第 137頁，第138頁，第139頁，第140頁，第141頁，第142頁，第143頁，第144頁，第145頁，第146頁，第147頁，第148頁，第 149頁，第150頁，第151頁，第152頁，第153頁，第154頁，第155頁，第156頁，第157頁，第158頁，第159頁，第160頁，第 161頁，第162頁，第163頁，第164頁，第165頁，第166頁，第167頁
〔第114頁〕
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三個時期
（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
共匪在莫斯科指使與支持之下，在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乘日軍深入我後方之際，企圖推翻國民政府。因為我政府與全國軍民，上下一心，抗戰精神始 終堅定，不受共匪的煽動，不為國際陰謀所乘，卒能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又因抗戰勝利提早到來，日軍專誠向國民政府繳械投降，致使共匪不能達成其藉抗戰來奪 取政權的目的。於是俄共和中共重彈「和平共存」的舊調，來束縛國軍的雙手，分化中美的合作，以便利其全面動員和全面叛亂，最後乃揭破其猙獰的面目，撕毀中 俄和平共存的一切條約和各種協議。三十年來，中俄與國共之間三度和平，三度決裂，最後的結果，就是中國大陸關進鐵幕，〔第115頁〕作為蘇維埃帝國征服亞 洲侵略世界的基地。
第二節　國府受降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請降書，由瑞士瑞典轉達盟國，聲明「日本政府準備接受中美英三國政府領袖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 波茨坦所發表，其後經蘇聯政府贊成之聯合宣言所列舉之條款，而附以一項諒解曰：『上述宣言並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之皇權，日本政府竭誠 希望』」。八月十一日，美國代表盟國，請瑞士轉致日本政府的覆文，指示日本實施投降條款，最後並聲明「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式將依日本人民自 由表示之意願確定之」
。
在開羅會議中，我力主日本天皇制的存廢，應依其人民的意願而決定的主張。羅斯福總統亦能諒解此意，乃贊成此議。到了大戰結束的時候，日本軍隊在國外各地均能遵照其天皇的命令，繳械投降。同時日本國內秩序，亦以其天皇為之維繫，得免於混亂與破壞。
中國戰區受降的範圍是中華民國、臺灣及越南的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我指派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處理全部日軍投降事宜。總計日軍投降的兵力是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人。
我在這裏要特別說明的，就是盟軍總部將我們中華民國東北領土上的日軍，劃歸蘇俄受降。事實上，日本政府於八月十日聲明請降，蘇俄直至八月八日纔宣佈自九日 起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蘇俄軍隊是〔第116頁〕在日軍投降以前三天之內纔進入我東北和熱河察哈爾。這一事實乃成為第二次大戰役，蘇俄對中國的侵略行為以 及中共對國民政府的顛覆工作之新起點。
第三節　中共的七道「命令」與六項要求
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日本宣佈投降後，立即電令全國各部隊，聽候命令，根據盟邦協議，執行受降之一切決定。其頒發第十八集團軍的電令並詳明指示：「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其在各戰區作戰地境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勿擅自行動」。
但是共匪違抗最高統帥部的命令，竟由朱德以「延安總部」的名義，亦於八月十日，發出七道「命令」，指使各地匪軍全面暴動。這些「命令」所指使的匪軍動向是這樣的：
一、「為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呂正操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
張學詩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萬毅部由山東河北現地，向遼寧進發；李運昌部由河北熱河現地，向遼寧吉林進發；韓共軍隨同進入東北；
二、「為配合外蒙軍隊進入內蒙及綏察熱等地作戰」：賀龍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聶榮臻部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向北行動；
三、山西全省的共軍「由賀龍統一指揮，進據同蒲路沿線及汾河流域」；
四、為佔據及破壞全國「交通要道」，「所有沿北寧路、平綏路、平漢路、同蒲路、滄石路、正太〔第117頁〕路、白晉路、道清路、津浦路、隴海路、粵漢路、滬寧路、京蕪路、滬杭路、廣九路、潮汕路等鐵路線及其他解放區一切交通要道兩側之軍隊，統應積極舉行進攻」。
八月十七日，中共以朱德名義向國民政府提出六項要求，如下：
一、「接受日偽投降與締結受降協定和條約時，須事先和解放區抗日人民武裝力量商得一致意見」；
二、「中國解放區淪陷區一切抗日人民武裝力量，有權根據波茨坦宣言條款及同盟國規定受降辦法，接受所包圍的日偽軍投降，收繳其武器資材」；
三、「解放區及淪陷區人民抗日武裝力量，有權派代表，參加接受敵人的投降，及處理敵人投降後的工作」；
四、「解放區及一切抗日武裝力量，有權選出代表，參加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
五、「請蔣委員長制止內戰，其辦法是解放區軍隊所包圍的敵偽，由解放區軍隊接受投降，國民黨軍隊所包圍的敵偽，由國民黨軍隊接受投降」；
六、「立即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實行一切政治經濟等民主改革」。
朱德的七道「命令」和六項要求，其企圖極為顯明，就是破壞國家統一，破壞軍令系統，採取自由行動收繳日偽武器，佔據及破壞交通要道，擴大匪區地盤，特別是依附俄蒙軍隊，割據我東北及熱察綏，分裂我國家，並以「聯合政府」的口號，向國民政府展開其政治鬥爭與顛覆活動。
〔第118頁〕
第四節　和平建國方針
我們中國百年來在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民生貧困，國力衰弱。中國國民黨為革命建國而奮鬥，北伐統一之後，致力於建設事業，但外患內憂，接踵而來，終 竟不能不奮起抗戰。在這抗戰八年之中，徵發兵員一千四百萬人，傷亡官兵三百二十萬人，支出軍費計法幣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三億元，一般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尚 不計算在內。所以抗戰既經結束，人民所渴望的是復員，國家所需要的是建設。尤其是日本侵略主義已告失敗，我中華民國與西方各國之間不平等條約已經撤廢，只 要我們國家得到和平安定的環境，人民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我們革命建國的事業必可成功，所以抗戰勝利之日，我們政府就確定了和平建國的方針，根據這方針，來 決定對外對內政策。
我們對外政策是為求國家統一獨立與世界和平安全而努力，因此雖對國家權益有所讓步亦所不惜。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　國父孫先生說道：「為萬國互助 者，當能有成；為個人或一民族之私利者，自當消滅於無形。」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也抱定這同一信念。下列幾項原則就是基於這一信念而來的。
一、我們是聯合國憲章起草國之一，聯合國組織的四個發起國之一。我們應以維護正義的立場，為聯合國忠實的支持者；
二、我們對日本不採報復主義，應以寬大政策，為促成對日和約而努力；
〔第119頁〕
三、我們應力謀與蘇俄和平共存之道。我們知道，在日本侵略主義消滅之後，對亞洲的唯一侵略強權是蘇俄，我中華民國唯一的外患在蘇俄。所以中俄的和平共存，乃是亞洲安全與世界和平的基本因素；
四、我們對於韓國，依照開羅會議宣言，努力助成其獨立與統一，以保障東亞的和平和安全；
五、我們對於泰國，希望其恢復戰前固有的獨立平等地位，與中華民國重建其正常友好的關係；
六、我們中華民國兩度派兵入緬甸作戰，但為尊重盟邦主權，恪守國際信義，我遠征軍在緬甸戰場的任務一經完成，立即撤回本國；
七、我們中華民國依同盟國的協定，派遣軍隊入越南接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之日軍投降。但是我們對越南沒有領土和其他要求，唯望其民族自治和獨立。因此一俟受降完成，地方秩序安定以後，所有國軍全部撤回本國；
八、我們中華民國對於劃入中國戰場之香港，不願藉招降的機會，忽視國際的合作，因此不派兵接收香港。
我們對內政策，是以建設現代民主統一國家為總目標。下列幾個原則必須在這裏特為敘述：
一、我們要完成民主憲政。在抗戰期間，我們預定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這一決定為中共及其外衛之民主同盟所阻撓而中止實行。到了抗戰勝利之後，我們政府決定於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開始憲政；
〔第120頁〕
二、我們要保持國家統一。我們要把全國軍隊化為國家的軍隊，不許再有私人軍隊和一黨的軍隊。黨派的政見應該遵循民主憲政常規，取決於議場，不能再以武力作政爭；
三、我們要以國際資本與技術合作，發展生產事業，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尤其要把東北的資源，在門戶開放政策之下，提供於世界，以貢獻於人類的福祉。
我在九月三日（勝利日）曾以如下的語句，申明和平建國的方針如下：
「在此從戰爭到和平的緊要關頭，我們正與各盟邦結束五十年來日本侵略主義所釀成的險惡局勢，共同締造東亞與世界永久的和平與安全。我們更須在四鄰親睦四境 安定之中，收拾戰局，恢復秩序，救濟收復區被難同胞，撫恤死傷軍民的遺族，安輯閭閻，醫治疾苦，而且為使過去抗戰期間的犧牲真正有其代價，更必須在此時 際，開創民主憲政的規模，鞏固國家統一的基礎。」
「我們過去的工作是軍事第一、勝利為先。我們今後的努力，則在國家統一、政治民主。我們只有共循統一民主的道路，完成建國的工作，實行 國父的三民主義，纔能同臻於國力充沛，民生
康樂的境域。五十年國民革命所期求，八年抗戰所祈嚮，就在這個最大最後的成功。」
國民政府對外和對內的設施，即依上述方針進行。中共及其國際「同志們」，也就集中力量來破壞國民政府這個和平建設的方針。
第五節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
〔第121頁〕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美英蘇三國在雅爾達簽訂的密約，我們中華民國沒有參加，在法律上自不受其拘束，但在事實上，美國對蘇和對革政策所加於中蘇談判的影響之大，卻無可諱言。
三十四年四月，外交部長宋子文率領中華民國代表團赴美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大會，已攜帶著對蘇談判的方案。當然我們的方案是沿襲民國十三年「解決中俄懸案大 綱」，和二十六年「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這兩大根據，尋求戰役兩國「和平共存」的途徑。我們並沒有準備著莫斯科一筆抹煞這兩個協定，而完全恢復一九○四年帝 俄沙皇在東方霸佔的特殊權益。
但在莫斯科中蘇談判中，我們仍然對於下列的國家權益，不得不作重大的讓步：
一、承認外蒙的獨立自治；
二、東北長春鐵路的共同經營；
三、宣佈大連為自由港，對於長春鐵路直運蘇俄及蘇俄直運出口之貨物，免除關稅；
四、旅順口由兩國共同使用為海軍根據地。
蘇俄在這條約及其附件中對於中華民國所承諾的各款，則如左記：
一、「蘇俄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二、「蘇俄政府以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份，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權，重申尊重，並對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認。」
〔第122頁〕
三、「關於新疆最近事變，蘇俄政府重申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四、關於蘇俄參加對日本作戰後，其軍隊由中國撤退之問題，「史達林統帥聲明，在日本投降以後，蘇俄軍隊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並謂「最多三個月足為完全撤退之時期」。
現在我們把中蘇條約及其附件和史達林的諾言，作為蘇俄外交與軍事上的國際行動的尺度，來衡量此後事勢的發展。
第六節　毛澤東的重慶會談
國民政府與蘇俄談判友好同盟條約的同時，也重新開始與中共商談和平共存的途徑。自日本宣佈投降之後，我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來商談。到了八月二十七日，赫爾利大使親往延安，次日，偕同毛澤東飛抵重慶。
此後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在四十一天之內，舉行了五次會談，至十月十日發表「會議紀要」，其重要事項如下：
一、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
「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
〔第123頁〕
「蔣主席所倡導之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
二、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
「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
三、關於國民大會問題
關於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及憲法草案等問題，未獲協議，雙方同意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
四、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
中共提出政府應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分區實施計畫，並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以謀軍令之統一。在此計畫之下，中共願由現有數目縮編為二十四個至二十個師，並將應整編的部隊移至
隴海以及蘇北皖北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國整編計畫正在進行，對於中共軍隊縮編為二十個師，可以考慮，「為具體計畫本項所述各問題起見，雙方同意組織三人小組進行之」。
五、關於受降問題
中共提出重劃受降地區，參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參加受降工作，在共軍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慮。
〔第124頁〕
毛澤東離重慶回延安的前夕，發表演說，依中共機閱報之新華日報十月九日的記載，有如下語句：
「中國今日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
「國共兩黨與各黨各派團結一致，不怕困難，在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下，在蔣主席領導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方針下，一切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
毛澤東口頭上說他不作「其他打算」，但在事實上，他正在作「其他打算」。他的打算是什麼呢？此後的事實就是這個問題最好的答覆。毛澤東回到延安之後，不到一個月，他就把上述所有協議及其一切諾言，都徹底破壞無遺了。
第七節　共匪阻撓受降
這四十一天的商談，吸引了全國的視線，掩蔽了匪軍的實際行動。匪軍的實際行動是怎樣呢？據重慶新華日報十月十七日發表，從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 各地匪軍佔據城市二百座；在膠濟、津浦、隴海、平綏、北寧、德石、平漢、道清各路上，都控制若干據點，妨害華北和華中的交通要道；並威脅了山海關到杭州的 海岸線，自垣曲到武陟的黃河沿岸，及蘇皖兩省的長江沿岸和運河線。
九月十一日之後的一個月，正是國軍在各地接受日軍投降的期間。總計國軍在十一個受降區內，受降的日軍為一百二十四萬五千人，均依照盟軍總部的規定，遣送回日。但是匪軍在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包圍繳械的日軍，將近三萬人，均扣不遣送。
〔第125頁〕
共匪一方面阻撓國軍受降，一方面又在各地區積極擴大反美的宣傳。
抗戰結束以前，中美兩國軍隊在中國戰場上並肩作戰。日本投降之後，美軍協助中國軍隊受降。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美軍與我軍共同作戰，以及協助我軍受降，都是 衷誠信任，熱烈歡迎的。但是共匪橫蠻指斥美軍在天津、秦皇島和北戴河、青島、煙臺等地協助國軍受降的活動，是「干涉中國內政」。
共匪的宣傳者說：俄軍從東北撤退，美軍卻在華北登陸，美軍顯然是支持國民政府的「反民主政策」。他們這種宣傳的目的，在一方面是影響美國的輿論，壓迫美國政府撤退其在中國戰場的美國軍隊：
另一方面，就是妨害國軍到華北受降，特別是阻止國軍到東北接收主權。
共匪在這一大宣傳運動的背後，做了一些什麼？他做的是：
一、破壞交通：所有北方各鐵路的幹支線，都遭受共軍破壞，總計數百次，其破壞最為嚴重的處所，需要長時間始能修復；
二、決潰黃汎堤：河南省太康一帶，造成數百裏災區；
三、炸毀及拆毀河北、山西及河南的礦場；
四、焚燬及搗毀工廠：單是山西一省，大小工廠被其破壞五百餘家；
五、燒平村鎮：江蘇、山東、河南等省到處都發生這種暴行；
六、屠殺人民：張家口附近崇禮的屠城，尤為慘酷；
七、強拉壯丁：凡共軍到過的地方，十五至四十五歲的男子都被迫「參軍」；
〔第126頁〕
八、擴大地盤：自九月至十二月，所謂解放區已由七十縣擴大為二百餘縣；
九、濫發「抗幣」和「邊幣」等偽幣，強迫人民使用，破壞國家的幣制。
第八節　蘇俄在東北的違約背信
依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關於中蘇此次共同作戰，蘇俄軍隊進入中國東三省役，蘇俄軍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之協定」，　第二條及第五條規定如下：
「（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員若干人，在業已收復之領土執行左列任務：
甲、在敵人業已肅清之區域，依照中國法律設立行政機構，並指揮之；
乙、協助在已收復領土內，樹立中國軍隊，包括正規軍及非正規軍，與蘇聯軍隊之合作。」
「（五）一俟收復區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軍事行動之地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即擔負管理公務之全權。」
直至八月三十日，赫爾利大使以美國駐俄大使哈立曼電文相告，史達林對哈立曼還是說：「迄至現在，紅軍並未與中共取得接觸」，又說：「在東北之紅軍並未發現 有何共軍遊擊隊。」但在事實上蘇俄軍隊乘日本投降的機會，進入我東北，收繳日軍的武器，扣留日俘，同時，對於我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進入東北接收主權，處處阻 撓，並正式拒絕，而為中共匪部進入東北爭取時間，並將其所收繳的日軍百餘萬人所使用的武器給予共軍。
〔第127頁〕
十月一日，蘇俄大使彼得羅夫通知我方，謂蘇俄政府決定十月上旬開始撤兵，請我派員於十日以前，到長春與馬林諾夫斯基商談接防辦法。我政府即派東北行 營主任熊式輝飛往長春，並通知彼得羅夫，謂我方決定於十月十日自九龍船運部隊往大連登陸，進入東北接防。五日，我駐俄大使傅秉常電告，蘇俄外交部表示： 「大連馬運輸商品而非運輸軍隊之港口，蘇俄政府堅決反對任何軍隊在大連登陸。」我軍在大連登陸的計畫因而中止實施。熊主任到長春後，於十三日及十七日，兩 度與馬林諾夫斯基商談，提出我軍在葫蘆島與管口登陸的計畫，馬答以「並無意見」。但至二十七日，我軍先頭部隊到達葫蘆島，竟遭岸上匪軍射擊，不能登陸，折 回青島。政府至此只得指定其轉往秦皇島登陸，循北寧路向山海關前進。
十一月五日，馬林諾夫斯基通知熊主任，葫蘆島已被共軍佔據，營口已有共軍進入，他對於國軍的營口登陸，不能負責。他又說俄軍自十日起即向北撤退，至撤退之 地方情形，蘇方概不負責。他對於我方編組地方團隊，及派聯絡員偕同我政府人員往各省市接收，都拒絕同意。這時中共由山東海運北上的部隊已進入安東。十一日 竟有共軍進入我東北行營所在之長春市。同時瀋陽亦有共軍準備作戰。
第九節　蘇俄盤踞外蒙並侵佔熱察
前章說過，民國三十年六月，蘇俄對德作戰，唐努烏梁海的傀儡組織亦即宣佈其參加蘇俄對德的戰爭，於是唐努烏梁海也就併入蘇俄的版圖。（註）到了民國 三十四年八月，莫斯科再將這一公式，應用〔第128頁〕於外蒙古。這年八月九日，蘇俄對日宣戰。十一日，外蒙古的傀儡組織亦對日宣戰。次年（三十五年）
二月十三日，俄蒙重訂新約，於是外蒙古乃在其所謂「獨立」的名義之下，併歸蘇俄的統治。
蘇俄對日宣戰之後，其軍隊隨即侵入我東北。外蒙對日宣戰之後，其軍隊亦即侵入我察哈爾。八月二十三日，中共匪軍在俄蒙軍掩護之下，竄入張家口。俄共與中共 乃即製造「向蒙自治」的運動。俄軍更以外蒙傀儡組織的名義，向「內蒙」輸送軍火，並派遣其所謂「蘇蒙軍使節團」到張家口，對匪軍予以訓練和裝備。三十五年 一月，竟在興安之南的葛根廟，召開其所謂「東蒙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其所謂「東蒙人民自治政治」。這年四月，又在承德召集其東西蒙的傀儡舉行會議，將東蒙 自治政府併入其所謂「內蒙自治運動聯合會」，企圖於我政府召開國民大會的時期，亦舉行其所謂「內蒙人民代表會議」，設立「內蒙自治區政府」。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蘇俄的紅星飛機掩護外蒙軍隊，從蒙古與新疆邊界之白塔山，侵入我新疆省。此後三十七年一月至四月，這一衝突，仍繼續發生。我政府對蘇俄政府屢提抗議，莫斯科反而栽誣我國國軍侵入外蒙邊境。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我政府為了中俄兩國友好，並望長期和平關係，乃接受蘇俄所提外蒙獨立的要求。我政府對外蒙的政策，向以國內民族 一律平等為指導原則，如外蒙從此真能獨立自由，而為中俄兩國互不侵犯之仲介與保障，雖付出這樣鉅大的代價，亦在所不惜。不料我們承認其獨立之後，蘇俄對外 蒙的控制，更變本加厲，而我外蒙民族乃淪入奴隸牛馬的境域。並且外蒙傀儡〔第129頁〕組織，在蘇俄指使之下，即於當年策動我內蒙的叛亂，同時不斷擾亂新 疆，而且歷次參加新疆事變。可知外蒙這種傀儡組織不僅不能代表蒙古民族，並且完全是蘇俄侵略中國和破壞東方國際和平的工具，絕對不能構成一個獨立自治的國 家。
（註）本編第三章第二十節，第九七七頁。
第十節　史達林採取行動
三十四年八月以後，蘇俄違約背信，對我熱察及東北領土的野心企圖，及其對中共叛國陰謀的指使與策劃，暴露無遺。至於俄軍對於我東北人民擄掠姦淫的殘暴行為，更不忍在此有所敘述。
我們認清了俄方對東北的狂暴劫掠和他的狡詐手段，乃決定將東北行營及接收人員自長春撤退，移至山海關。十一月十五日，外交部以此一項決定通知俄使彼得羅 夫。同時我電告美國杜魯門總統，指出蘇俄違約背信所造成的東北局勢，不僅危及中國的領土完整與統一，實已構成東亞和平與秩序的重大威脅，唯有中美雙方積極 的與協調的行動，纔能防止其繼續惡化。杜魯門總統表示其必與我密切合作，妥商辦法。
我政府關於東北行營撤退長春的決定發表以後，俄方態度乃臨時轉變，而突然軟化，對我方極力表示友好，並聲稱一切接收工作，皆可依照友好同盟條約進行，而無 不可以協商解決之事。但是我仍照既定方針，令行營移駐榆關，所有調往東北的部隊，決定放棄大連、營口等港登陸計畫，皆由陸上沿錦榆〔第130頁〕路兩側前 進。十一月二十六日，國軍從榆關進駐錦州，佔領葫蘆島。我即令其停止待命，勿再向瀋陽前進。我政府對東北，決心不再進行接收工作，一任俄軍非法佔據，再看 他將來如何解決這一國際和平安全所關的東北問題。
但是當時俄方一再作友好的表示。而美國政府同時復以誠意撥給大量運輸艦隻，協助我從海道運兵進入東北，期待我早日接收東北主權。於是我原定停止接收東北的 政策乃又動搖，而改取積極進行全面接收的行動。十二月五日，馬林諾夫斯基亦派員與我方談判國軍由錦州向瀋陽推進時雙方聯絡問題。三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國 軍進駐瀋陽。
至此，史達林忽亦採取行動。他邀經國訪俄。十二月二十五日，經國以我私人代表的資格往莫斯科，至三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回國。史達林在其與經國兩次談話中，表 示他對於中、蘇及國共兩黨和平共存的意願，並且表示他贊同中美蘇三國的合作，但反對中國採取門戶開放政策，尤其反對第三者的勢力進入東北，而力勸中國採取 不偏不倚的獨立政策。
史達林最後對經國表示其希望我訪問莫斯科，或在中俄邊境上適當地點會談，實則此次史達林邀經國訪俄，其目的全在於此。我曾以此事徵詢馬歇爾特使的意見，馬 歇爾特使的答覆是「如有助於中俄的邦交，他無不贊同」。於是我對他亦未便再道其詳，否則，他或許以為我有挾俄自重的心理。我乃決定婉謝史達林的邀請。
到了五月五日（三十五年），蘇俄駐華大使館武官羅申接莫斯科來電，要見經國。六日，經國與羅〔第131頁〕申晤談，得知史達林再度邀請我訪莫斯科，與他會 晤，其時間最好是莫洛托夫由巴黎回俄以後。七日，莫斯科又電羅申，催我答覆。這個時候正是華盛頓對華五億借款突然停止的消息傳佈於中國的時候，亦
正是馬歇爾特使行將回華而未回的時候。我經過鄭重考慮之後，認為這是我國今後外交政策成敗上，一個最後決定關頭。如我接受其邀請訪俄，則今後外交只有依照 俄共對華一貫的策略，就是國共合作，共同組織聯合政府，向蘇俄一面倒，以達其對我「和平轉變」的目的。我們如果走上這一條路，那就是斷送我國五千年歷史文 化以及整個民族命脈。否則，拒絕他的邀請，使其斷絕對我的希望，則他對扶植其傀儡共匪侵華的行動，必更表面化，而再無迴旋的餘地。但是當時國際輿論已在共 產國際宣傳籠罩之下，民主各國對於中蘇關係，多半姑息蘇俄，其對我政府的態度，都是十分淡漠，且抱極度悲觀，而其對中國的前途及其本國在華的利益，幾乎都 寄托在中共身上。所以我國當時，無論採取蘇俄或美英的外交路線，其所得後果如何，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最後，我與中央幹部更加以徹底檢討，僉認為今日我國的外交，只有以本國永久的利害和人民根本的禍福閱系為基礎，來決定我們獨立自主的政策，而決不能 以國際上一時的苟安和目前的得失為轉移。自中蘇同盟條約訂立之後，我們在這樣重大的犧牲之下，尚不能饜足其慾望，那他非徹底統制我中國，滅亡我民族不可的 野心，已昭然若揭。所以在蘇俄未能履行此條約，以事實證明其中俄合作尚有一線希望之前，我實無與史達林會晤的必要。
這時東亞大陸與西太平洋的危機，正以我們東北為起點，而在加速發展之中。大家認為這一危機，〔第132頁〕非中美徹底合作，不能阻止其繼續惡化。莫斯科當 然知道，為了他要獨佔東北，並促成中共的叛亂，必須要先破壞中美的關係，而使中國完全孤立。如果此次我們不能拒絕他的邀請，而與他會晤，無異於提供國際共 黨及其同路人以離間中美關係的一個基本資料。當時中美關係已潛伏?一股國際暗流，中國已陷入孤立的地位，若使中美雙方要以其兩國對俄的共同利害關係為基 礎，來商討共同對俄的政策，實不可能了。所以此時，我們只可不問國際環境，和西方國家對我國態度和政策如何，而堅持獨立自主的一貫政策，對俄共侵略者作孤 軍奮鬥，與之周旋到底。因此我對於史達林第二次的邀請，乃再度決定予以委婉的拒絕。
後來美國駐華大使館員卻來向我探詢，說是我兩次要求會晤史達林，而皆為史達林所拒絕，其內容究竟如何？我纔把經過事實告知他。由此更可見史達林這一舉動， 其目的顯然是要製造疑雲，中傷中美兩國關係。苦是我在當時，真是接受其邀約的話，那他對中美挑撥離間的手段，更是有隙可乘，無所不用其極了。這亦是我們在 中俄「和平共存」中一個深刻的教訓。
第十一節　史達林對中國的建議
——中國之中立化
莫斯科不僅消極的中傷中美的關係，並且積極的企圖操縱中國的外交與內政。史達林屢次對我政府表達下列的意見：
一、他說明他與中共的關係時，希望中國不再認定蘇俄與中共混為一體。他與中共在政治上並無任〔第133頁〕何關係，只是俄共在國際上對各國共黨一樣表示其同情而已。他承認蘇俄曾有代表駐在延安，但此時已經召回。他自稱其對中共派遣軍隊進入東北一點，曾經拒絕同意；
二、他不僅要求中國拒絕「第三者」進入東北，並且希望中國採取「獨立政策」。他指責美國扶植日本的政策，並要求中國實行與蘇俄積極的「共同防日」，並希望 中國重新採取民國十三年的「聯俄」與「容共」的政策。當時他所謂不偏不倚的「獨立政策」，其實就是要求中國採取中立路線，而陷於孤立，使我不能不向他「一 面倒」。
三、他表示蘇俄對中國的道義與物質的援助，決不給予中共，而必須支持國民政府。如果對國共和解問題，中國政府沒有認為必要，則蘇俄必不願參與其間。他希望國民政府對中共的要求，多作讓步。他主張中國國民黨與中共作「和平競爭」。
四、他極力說明第二次大戰之後，二十年至三十年之內，沒有世界戰爭。
這是蘇俄在抗戰勝利之初，三十五年的階段，對華的中立戰術，亦即為史達林的一個很明白的策略，其用心何在，昭然若揭。當時只要我採取他的所謂「獨立政 策」，對外以美蘇兩國和東西南方的橋樑自居，採取中立路線，而對內經由莫斯科的調停而與中共及各黨派組織「聯合政府」，其結果是整個中國「和平轉變」為蘇 俄的附庸，蘇俄亦即兵不血刃而控制整個中國，從此他不僅可以和平的征服亞洲，而且更可以轉化太平洋為俄羅斯的內湖。因此我乃決心拒絕史達林這一切建議。
〔第134頁〕
第十二節　國際共黨的宣傳攻勢
莫斯科侵略主義者知道，要在戰場上征服中國，必先在美國的輿論與外交上擊敗國民政府。同時他亦知道，非推倒中華民國親美的政府，而以中共取而代之，即不能依照其一貫的謀略，作有計畫有程序的逐步實施，來排除美國的勢力，以達到其獨霸亞洲的野心。
在抗戰結束時期，共匪的軍隊雖自稱四十七萬人，但若國民政府順利推行其復員建設計畫，全國國民趨向於還鄉復業，各安生計，共匪雖欲以武裝力量分裂國家，奪 取政權，終必為國民所共棄。他只有放棄武裝，改走合法的道路。反之，如果國民政府放手動員作戰，亦必能重獲十年以前在贛南五度圍剿最後的勝利。這一勝利足 以保持國家的完整，遏制中共對於亞洲安全與世界和平的威脅與破壞。國民政府對這兩條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決中共問題。我在當時選擇了和平建設的道路， 同時對共匪的武
裝叛亂，亦有控制與戡定的把握與自信。
共匪當然知道，國民政府無論是和平建設或是動員戡亂，只要是順利進行，都足以打擊他的企圖，甚至消滅他的存在。所以共匪及其國際同志們，在莫斯科指使之 下，對國際社會與中國國內，以「和平共存」掩蔽其武裝叛亂，以武裝叛亂助長其政治攻勢，使國民政府陷於孤立的地位，墮入既不能和又不能戰的呆境。
當時國內外人士如能作公平與冷靜的觀察和評判，必然達到如下之兩點。但是他們受了共產國際及〔第135頁〕其同路人宣傳活動的影響，對中國問題的本質，沒有明確的分析。
一、在政治上，共匪的武裝叛亂，就是蘇俄侵略中國的戰爭。這一戰爭的執行者是中共匪軍，而其主使者是莫斯科。但是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眾口同聲，指為「內戰」，並誣為國民政府所製造，以掩蔽其侵略主義的本質。
二、在法律上，國民政府與任何民主國家的政府一樣，對於國內的叛亂不能不加以戡定，以維持政治社會的秩序。這是政府的職責，也是政府的權力。但是國際共黨 及其同路人「反內戰」的宣傳，竟使國內外人士抹煞國民政府的應有職責和合法權力，誤認國民政府為窮兵黷武的侵略主義的法西斯，而加以詆毀；同時誤信共匪的 叛亂為民主運動和土地改革運動，而寄予同情。
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宣傳活動，在國際間造成一種邏輯。當然這一邏輯是錯誤的。共匪製造武裝叛亂迫使國民政府不能不採取軍事行動，而一般人士卻指責這 種軍事行動即為挑起「內戰」，而「內戰」乃構成世界和平的威脅，以聳動世界的觀聽。在這種邏輯之下，國民政府為了取得國際的諒解和盟邦的合作，只有束手坐 待共匪到處襲擊，擴大叛亂。其結果，國民政府就失掉控制國家秩序的權力，於是共匪的武裝暴力全面發展，而乃真正成為世界和平的威脅了。
第十三節　共匪對中立主義的運用
在這國際共黨對中國一面製造「內戰」，而一面又「反內戰」的政治宣傳攻勢之中，共匪再度展開〔第136頁〕其中立戰術。抗戰以前，所謂抗日救國大同盟，到了抗戰期間，更與幾個政團結成所謂「民主同盟」。
抗戰結束之後，這一民主同盟再度以中立的姿態，擴大活動。三十四年十月，民主同盟臨時全國大會發表宣言，自己承認其為中立主義者。宣言說道：
「民主同盟自成立以來，即以獨立的而且中立的立場，對國家的和平、統一、團結，有繼續不斷的努力。」
同時宣言也暴露了他自己的工作，是替中共作「內戰」與「反內戰」的宣傳活動。宣言說道：
「中國今天還是國民黨共產黨兩黨對峙的局面。日本投降以後，對立的形勢更增加了內戰的危機。倘若這種形勢不能徹底改變，中國便談不到和平、統一、團結，更談不到民主。」
他們的解決方案就是替中共提出其所謂「聯合政府」的主張，宣言說道：
「民主同盟始終相信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是當前國家和平、統一、團結的唯一途徑，同時亦是全國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建國的唯一途徑。」
當時的局勢如果是「國共兩黨對峙的局勢」，而有人採取獨立的中立的立場，為國家「和平、統一、團結與民主」來努力，這個人是何等時髦？於是這一宣傳攻勢之 中，一般游離的政客，失意的軍人，以及一般對政治無遠見，和對蘇俄的侵略主義與共匪的顛覆活動無認識的人們，都認為這是他們得到一個政治的出路的唯一良 機。就是在這樣中立主義的空氣籠罩之下，社會反共的心理漸趨瓦解，政府也漸陷於孤立地位。
〔第137頁〕
同時在無形中，共黨既孤立了我們政府，而也孤立了中立者。這些中立者本來是對國民革命沒有認識，對共產主義也莫名其妙，是非不明，利害不分，只知投 機取巧，混水摸魚是圖，他們就是這樣在政府與中共兩者的中間，縱橫捭闔，過?騎牆的生活。他們以為即使共匪得勢，亦可待價而沽，不患無利可圖。不料到了我 們政府遭受挫折之後，這些自命為中立者一經淪入鐵幕，卻就喪了其「使用價值」，而只有俯首屈膝，受共匯的宰制了。
三十五年這一年中間，國際調處與政治協商，更是造成一種姑息妥協的氣氛，使中立主義愈益猖狂。這中立與民主的偽裝，掩蔽了共匪的軍事行動，伸張了他的滲透工作，瓦解了反共的力量，最後破壞了政府動員戡亂的政策。這要比共匪自己直接的活動，發生了更大的效力。
第十四節　美國調處的開始
與第一次停戰令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其對華政策聲明。馬歇爾特使就在這一天啟程前來中國，執行這一聲明所賦予的使命。
國民政府與中共的商談，這次是第七次。從前六次商談，都是以失敗為結局。這次商談的前途，中外人士自然亦不抱樂觀。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與馬歇爾特使首次在 南京會晤之後，有一位美國將軍即問我，馬歇爾特使此次來華調處國共問題的前途如何？我當時很簡單的答他說：「這個問題的關鍵，全在蘇俄，應該問莫斯科纔 行。」我又反問這位將軍說：「你看莫斯科是否能允許你美國在華調處國共問題〔第138頁〕成功呢？」他對我說：「你為什麼不將這意思，直告馬特使呢？」我 答道：「現在尚非其時，待後再說吧。」不過，當時我仍相信馬歇爾將軍在世界上的信譽和地位，是可完成他這個使命的。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至十日，由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及馬歇爾特使以調解人資格參加之三人小組，舉行了六次會議，停戰命令全部得到協議，並於十日，由政府與中共雙方將停戰命令下達於各指揮官。其要點如下：
（一）一切戰門行動立即停止；
（二）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調動一律停止，但對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調動，並不影響；
（三）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包括郵政在內）之行動必須停止；
（四）為實行停戰協定，應即在北平設一軍事調處執行部。該執行部由委員三人組成之，一人代表國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共，一人代表美國。所有必要訓令及命令，應由三委員一致同意，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名義，經軍事調處執行部發佈之。
第十五節　政治協商會議
政治協商會議就在停戰命令發佈的這一天開幕。我在開會詞中，誠摯表示：「政府對於本會的決定，只要有利於國家的建設，有裨於人民的幸福，有助於民主 的推進，無不傾誠接納。」同時我宣佈了政〔第139頁〕府對於保障人民自由，尊重政黨的合法地位，推行地方自治及實行普選，釋放政治犯，決定實施。中國國 民黨代表更首先提出「擴大政府組織案」，在國民大會未舉行之前，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行政院均將容納各黨派無黨派人士，以準備實施憲政。
政治協商會議，在二十一天之中，成立了五項協議。其要點如下：
（一）政府改組案
一、國民政府委員名額定為四十人。由國民政府主席就中國國民黨內外人士選任之；
二、國民政府委員之一般議案，以出席委員之過半數通過之。國民政府委員會討論之議案，其性質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者，須由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贊成，始得議決；
三、行政院部會長官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均可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參加。
（二）和平建國綱領案
在國民政府擴大組織之後，憲政實施以前，以和平建國綱領為國民政府施政的準繩。這一綱領對於人民權利、政治、軍事、外交、經濟財政、教育文化、善後救濟、和僑務諸般施政，廣為規定。其總則之四條如左：
一、遵奉三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指導原則；
二、全國力量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團結一致，建設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
三、確認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第140頁〕國必由之途徑；
四、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以保持國家之和平發展。
（三）軍事問題案
軍事問題協議案分為四項：一為建軍原則；二為整軍原則；三為實行以政治軍辦法；四為實行整編辦法。其重要原則如下：
一、軍隊屬於國家；
二、禁止一切黨派在軍隊內有公開的秘密的黨團活動；
三、改組軍事委員會為國防部，隸屬於行政院。國防部內設一建軍委員會，由各方人士參加；
四、軍事三人小組照原定計畫，儘速商定中共軍隊整編辦法，整編完竣。
中央軍隊應照軍政部原定計畫，於六個月內完成其九十師之整編。
上兩項整編完竣，應再將全國所有軍隊，統一整編為五十師或六十師。
（四）國民大會案
國民政府原定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因中共及民主同盟堅強反對，逐至延期。政治協商會議關於這一問題，得到協議，其要點如下：
一、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第一屆國民大會之職權為制定憲法；
二、區域及職業代表一千二百名照舊。臺灣及東北等新增區域及職業代表一百五十名；
〔第141頁〕
三、增加黨派及社會賢達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
（五）憲章修改原則案
政治協商會議對於國民政府在抗戰以前公佈的憲法草案（即五五憲草）提出修改原則十二項，並組織憲草審議委員會，根據修改原則，參酌各方提出的意見，加以整理，制定五五憲草修正
案。
第十六節　軍隊整編及統編案
在這五項協議中，關於軍事問題，另由三人會議及軍事小組繼續會商。二月九日，三人會議召開恢復交通會議，其全部協議，由國民政府公佈。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軍事小組連開五次會議，簽訂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其要點如下：
一、中共在雙十協定及政治協商會議中，要求共軍編為二十個師。整編統編方案協議為第一期十二個月的整編，政府從三百五十四師縮編為九十個師，中共可保留十八個師。第二期六個月的整編，政府保留五十個師，中共十個師。政府軍隊對中共軍隊始終保持五比一之比例。
二、共軍編入國軍的步驟，協議為第一期統編為四個集團軍，每一集團軍以政府軍與中共軍各一軍編成。至第二期，始以師為單位，統編為軍，即國防軍二十個軍中，有六個軍由政府部隊與中共部隊合編而成。
〔第142頁〕
三、共軍與政府軍的配置，協議為第一期，華北配置政府軍與共軍統編的四個集團軍之外，再駐三個政府軍。東北配置五個政府軍，一個中共軍。華中配置一 個中共軍，九個政府軍。至第二期，華北配置中共軍七個師，政府軍十一個師；東北配置政府軍十四個師，中共軍一個師；華中配置政府軍十個師，中共軍兩個師。
一般人以為停戰令及恢復交通辦法的頒佈，軍隊整編與統編共軍為國軍方案的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設立與開始工作，及政治協商會議的五項協議，使國家從此進 入和平建設的階段，人民從此得到復員還鄉安居樂業的機會。馬歇爾特使也自覺他的調處工作告一段落，回國述職。國民政府亦決定整編方針，無論共黨執行協議與 否，政府必按照既定的辦法和程序，切實實施。但是共匪對於他自己參加議定的命令、辦法、方案和協議，是不是實行了呢？下面所說的各項事實，就是確切的答 覆。
第十七節　美國調處與中立主義
馬歇爾特使第一次啟程回美之時，我對他與吉倫將軍說：中共認定武裝軍隊是他「革命的資本」。今天的統編計畫雖於他們最為有利，但是要把中共的軍隊統編於國軍之內，可以說是「與虎謀皮」。如果我們真要希望中共履行這個統編方案，那只有仰賴上帝，能使中共「弄假成真」。
馬歇爾特使回美之後，共匪乃即從事破壞停戰命令，對於恢復交通與軍事整編統編案等所訂的各條款，一概抹煞，拒不執行。而且匪軍大量竄入東北，擴大叛亂。當 馬特使由美返華時，我鑒於停戰令以〔第143頁〕後三個月之中，中共對於所有協議與重要條款幾乎破壞殆盡，乃特別對馬特使說：「這次美國參加國共和談，調 處軍事衝突，務須中美兩國政策互相協調，更要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互相瞭解，免為共黨離間中傷的奸計所乘才好。」我始終堅持這個方針，並時加警覺，所以我對 於共匪反覆無常，荒謬狂妄的要求，總是委曲求全，忍耐到底，無論如何不使中美雙方發生裂痕，使蘇俄共匪乘機得逞。
但是馬歇爾特使來華調處這一件事，是關乎美國、中國與蘇俄三方面的。因此，他的調處工作對於中國的局勢，到底發生了什麼影響，也要從這三方面來考察。
從美國來看，他以第三者的立場，來調虛國共衝突，促成中國的和平統一，使其戰後復員建設的工作能夠順利進行，這當然是十分誠意的，並亦自認其為十分公正 的。但在這調處進行的中間，美國為使各方接受調處並遵守協議，不得不施用其政治影響。他這一政治影響，對於中共的匪區，以及蘇俄的鐵幕，都不能發生什麼效 用，而其對於我們中國的國民心理以及我們中國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卻造成重大的結果。這是當時美國政府預料所不及的。
在蘇俄方面，他對於美國的調處，是作為「中立戰術」來利用的。第一是他所供給中共之百餘萬人的日軍武器，還要有補充編訓約需一年以上的時間，方能發動全面 叛亂，故其利用美國調處機會，來爭取這一年餘的緩兵之計。第二、他利用這個調處，不僅要求施展其普通的中立戰術，乘機來分化中美關係，瓦解我們反共的陣 營；而其中還另有一個最大的企圖，就是他決不允美國調處有所成就。因為在俄共看來，如果馬特使在華調停有所成就，那就是蘇俄對華政策的根本失敗，所以他不 只是破壞這一調處〔第144頁〕，而且他希望中美兩國在此調停期間，發生衝突，而致破裂。於是他指使中共一面背約搗亂，另一面且對美國恣意指責，時加汙 辱，到了最後階段，其反美的誣蔑狂妄態度，更令人不堪想像。這是莫斯科預定陰謀的實現。他要在美國無法調停，而馬使離華回國之後，乘機來調處國共衝突，干 涉和操縱中國的政局。但是俄共這一個企圖，早已為我們所看破，而卒成幻想。
第十八節　東北變亂與第二次停戰令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俄軍從長春撤退，中共匪軍隨即擅入長春市。國軍受了停戰令的限制，不能抵禦，更不能攻擊，只得退避。二月十六日，重慶新華日報宣佈東北有所謂「民主聯軍」三十萬人。共匪發言人更提出解決東北問題辦法四點：
一、要求政府改組東北行營及政治經濟兩委員會與各省政府，吸收東北「民主人士」及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
二、承認並整編東北的「民主聯軍」；
三、承認東北各縣的「自治政府」；
四、國民政府為恢復主權而開入東北的部隊，其數量應予限制。
依據一月十日停戰令，國軍進入東北接收主權，不受停戰令限制。蘇俄裝備匪軍並幫助其接替俄軍，佔據東北的縣市，顯然是違反中蘇協定；共軍阻礙國軍接收主權 的部署，並攻擊接收主權的國軍，乃〔第145頁〕完全違反停戰命令。而且根據這一次共匪發言人所發表的正式談話看來，那他們簡直對於一月十日以前三人小組 所訂立的一切協定，已經一概抹煞，毫無實行的意向，亦就很明顯了。
馬歇爾特使回國的前夕，三人會議於三月十一日集會，商談東北問題。馬特使提出「關於派遣執行小組赴東北授予執行部命令草案」。其第一至第三條，規定軍事調處的程序。其第四及第五兩條有如下的規定：
「（四）政府部隊有權佔領恢復中國東北主權必要之各地區，並特別指明政府軍隊在沿中蘇條約中所載明兩條鐵路之兩側三十公里，有單獨管轄之權。」
「（五）政府軍隊為重建主權所必須佔領之地區（包括煤礦）需要共軍由之撤退；蘇軍所撤出之地區，中共軍隊不得開入佔領。」
中共代表周恩來對於第四條不肯同意。馬歇爾特使回國後，由吉倫將軍參加三人會議，繼續商談。依照周恩來自己所擬訂文字，將四五兩條改為三條如下：
「（四）政府為接收東北主權，有權派兵進駐蘇軍『現時』撤退之地區，包括長春路兩側各三十華里在內；」
「（五）凡現時中共部隊駐在地區，政府軍隊如須進駐，應經過執行小組協議行之；」
「（六）以後東北駐軍地區依整軍方案另定之。」
周恩來攜本案回延安請示，延安竟不予同意。最後中美雙方作最大的讓步，將馬歇爾原案四五兩條〔第146頁〕歷次修正文字一概刪去，只存留第一至第三條關於 軍事調處程序的規定，周恩來始肯由延安回到重慶。於是三月十一日馬歇爾特使回國前所定「關於派遣執行小組赴東北授予執行部命令案」之協議，完全被
共匪違抗破壞，不能執行，而無效了。此後三月二十七日及四月八日與九日之會談，更無任何結果。
這時匪軍在東北擴大變亂，軍事調處執行部派往東北的小組，對於俄軍支持之下的匪軍行動，無由進行調處。匪軍並集中四平街，阻止國軍從瀋陽北上接收主權，遂 引起戰爭。激戰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號稱三十萬大軍，被我國軍總指揮杜聿明部徹底擊敗，傷亡過半，其他殘部潰不成軍，分途向中東鐵路、哈爾濱綏芬河一帶崩 潰。杜總指揮即於五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進佔長春，並令其所部以哈爾濱為目標，沿長春鐵路線向北追擊，勢如破竹，匪軍毫無抵抗行動。此一剿共戰役，可說是繼 二十三年在贛南五次圍剿以後，又是最大一次決定性的勝利。而其共匪當時潰敗的情況，及其狼狽的程度，實與其在贛南突圍逃竄時的慘狀，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正在此時，馬歇爾特使，初由美國返華，遂與我進行商討如何停止戰爭與繼續和談的方法。我乃於五月二十一日，親飛瀋陽，視察戰局，綜核前方報告，都認為共匪 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後，如不受國際特殊的影響，決無再起可能。我亦以為共匪在此創鉅痛深之餘，苟有一線愛國良知，果能實踐其一月間停戰協定等諾言，仍可予 其悔禍自新，效忠國家另一次之機會，乃先令前方追擊部隊就地停止待命。
五月二十四日，我從瀋陽致馬特使函，表示國軍在東北可以接受停戰的決心，只要中共能實踐其停戰協定與恢復交通辦法，以及實行統編方案等條款。我回到南京與 馬特使討論數度之後，乃於六月六日〔第147頁〕接受馬歇爾特使的建議，頒發第二次停戰令，並將已經越過小松花江停止在雙城附近的追擊部隊，乃復調回至陶 賴昭與德惠縣一帶，仍取守勢，以待和談解決。同時並發表聲明如下：
「余刻已對我東北各軍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攻擊前進及追擊，其期限為十五日。此舉在使中共再得一機會，使其能確實履行其以前所簽訂之協定。政府採取此一措施，絕不影響其根據中蘇條約有恢復東北主權之權利。」
中美雙方與中共之間，在這十五日之內，對於東北停戰與整軍問題，以馬特使「結束東北之戰爭」方案為底案，反覆商談，未能得到協議。至六月二十一日，我再度宣佈，將停止前進攻擊的命令延長八日，至六月三十日中午為止。
但在這八日之內，中共又提出其更高的條件，以致商談毫無成就。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就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 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惟一關鍵。當時已進至雙城附近之追擊部隊（距離哈爾濱不足一百公里），若不停止追擊，直佔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 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苦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 可能。故三十七
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這不僅是重蹈過去以為中共亦是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終有和平解決可能的這一幻 想，所帶來無窮災害的覆轍；而亦就是我在「檢討反共鬥爭成敗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以及「我們自信太〔第148頁〕 過，忽視了共黨獸性與暴行」的弱點，所造成的禍根。
第十九節　蘇俄對東北工礦的劫掠
就在這個期間，蘇俄對東北工礦的劫掠，加緊進行，而其對東北經濟獨佔的企圖，更是露骨了。
俄軍進入東北後，即開始拆遷重要工業設備。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俄方更向我方提出：日本所經營的工廠企業，俄軍認為其應作戰利品；其偽滿及中國人所經營的 工廠企業，交還中國政府；至日偽合辦的工廠企業，由兩國政府正式談判解決之。三十五年二月一日，馬林諾夫斯基對中蘇經濟合作問題，再度聲明「日本在東北經 營的軍事工業，動產部門應為紅軍戰利品。但為對中國表示友好起見，蘇方願將戰利品之一部（工礦）財產權之一半，分讓中國，並由雙方共同經營。」又說：「東 北經濟合作問題，希能採用簡單迅速辦法解決，並不願第三者參加，尤不願東北再成為反蘇的根據地。」這一聲明，顯系破壞我政府對東北的門戶開放原則，而其排 美的獨佔政策更是鮮明。
二月一日，我方就經濟合作問題提出具體對案。我對於俄方認為日本在東北的一切事業資產皆為紅軍戰利品一節，不能承認；關於「合辦」，南滿鐵路及其附屬事 業、水電工廠、撫順煤礦、鞍山鋼鐵廠、東北航空及松花江航運，均不在合辦之列。但是馬林諾夫斯基聲稱：「蘇俄不願使東北再成為反蘇的根據地。此種經濟合作 計畫，僅為對自身安全之一種戒備手段。」他對於我方從合辦案中剔除各處廠礦，均不同意。
〔第149頁〕
恰在這時，我政府所派之接收工礦特派員張莘夫，率領技師及警員九人前往撫順視察，被共匪拒絕接收，折返瀋陽，中途在李巖車站，被匪軍加以殺害。這一事件更激起我國一般民眾的憤慨，我東北同胞尤為悲憤。
美國國務院於二月十一日，向中蘇兩國政府致送照會，認為東北工業絕對由中蘇共管，使美國及其他盟國人民未能獲得參加東北經濟發展之均等機會，為違反門戶開放的原則。日本在國外的財產，應由盟國組織日本賠償委員會作最後分配之決定。
美國對我東北門戶開放的主張，是與國民政府對東北的經濟政策相合的。但是美國的照會並未能阻止蘇俄對東北工業及資源的劫掠暴行與獨佔企圖。經濟合作的談判 固然沒有結果，工業裝備的劫掠和破壞，一直繼續進行。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盟國日本賠償委員會美國代表鮑萊關於東北工業狀況的調查報告， 其中說道：「估計該地於俄軍佔領期內，工業上的直接損失達八億五千八百萬美元。如果計算工業設備的復置費用和品質的變壞損失額，應為二十億美元。」這個數 目就是蘇俄對東
北產業和資源劫掠的成績。
第二十節　匪軍的全面攻勢
三十五年五月，匪軍為策應其東北的軍事行動，在熱河、察哈爾、河北、山東等省，到處破壞停戰
協定，發動攻勢。
〔第150頁〕
一、熱察方面
一月十日停戰令頒佈之後，匪軍進入赤峰，國軍受停戰令的限制，只得退避。六月六日停戰令頒佈後，匪軍又進入承德。九月二十日，軍事調處執行部派到張家口的小組，在匪軍壓迫之下
撤退。
二、山東方面
六月六日停戰令後，匪軍於九日進佔棗莊，十日進佔德州與泰安，以及高密、膠縣、南泉、藍村等城鎮，同時在青島外圍結集部隊五萬人，在濟南外圍結集十餘萬人，向兩市進攻，於是激
起青島濟南兩處的戰爭。
三、蘇北方面
六月三十日，政府發佈政治解決的聲明以後，匪軍結集十六個團的兵力，圍攻泰興，國軍倉卒應戰，傷亡慘重。匪軍於攻陷該城之後，續向泰縣及長江北岸之口岸鎮攻擊，企圖威脅首都的
安全。國軍被迫抵抗，於是發生蘇北戰爭。
四、晉綏方面
一月十日停戰令後，匪軍攻佔侯馬與集寧。六月六日停戰令後，復攻佔聞喜、朔縣、新絳、榆次、介休等二十二縣，逐步完成其對太原與大同之包圍，於是激成晉南與大同的戰事。
政府至此為保持平津的安全，要求匪軍退出承德。為打通南北交通，要求其撤離津浦。為保持首都〔第151頁〕的安全，要求其退出蘇北。但共匪態度蠻橫無已，使軍事調處無法進行。
第二十一節　國民大會延期與八一四文告
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是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但是共匪主張國大開會要在政府改組之後，而對於國民政府委員名額的分配，力爭共匪與民主同盟 共佔十四名，即超過府委四十名的三分之一，使其對於國府委員會重要決議，有否決權。這一蠻橫的爭執，為其他黨派所反對，因而不能解決。共匪也就遲延不提國 大代表的名單。國民政府遂不得不將國民大會的日期，延至十一月十二日。
當時政府所持的立場是必須軍事問題解決，再談政治問題。共匪卻藉口蘇北的行政問題，要提出政治協商會議的綜合小組，使軍事問題與政治問題一同解決。這是五月五日國民大會延期之後，雙方爭執的焦點。
八月十日，馬歇爾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為軍事調處遭遇困難，發表聯合聲明如下：
「馬歇爾將軍與司徒雷登博士迄在共同研討各種可能之方法，以終止中國目前日益滋蔓之衝突，並著手開始發展一真正民主式政府之初步步驟。蓋以和平方式解決一 切政治問題，實際上顯為全中國人民一致之願望。就經濟局勢而言，如欲避免不幸之崩潰，亦須立謀政局之解決。現戰爭範圍日益擴大，幾有使全國捲入戰禍而致負 責者不能控制之虞。政府與共產黨雙方領袖均渴望終止戰爭。但有若干立待解決之問題，迄難獲致協議，雙方對於此等問題似難獲致解決之方法，而俾發佈一〔第 152頁〕全國各地完全停止衝突之命令。在此等未解決之問題中，有係關於軍隊之重新部署者，但尚有更基本之問題，即在軍隊重新部署以後，國民大會未作根本 決定之前，此等已經撤軍地區之地方政府，究應為何種性質，實較軍隊之重新部署問題更難解決。」
八月十四日，我為了打開僵局，乃發表文告，提出下列六項主張：
一、十一月十二日的國民大會，必須如期召開。
二、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必衷誠遵守，盡力推行。關於憲法草案，只求薈萃各方面更好的意見，提供國民大會討論抉擇，以期製成完善可行的憲法。
三、對於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務求迅速實現，並以和平建國綱領為施政的準繩。
四、關於停止衝突，仍必遵守原議，忠實履行。而且我們並不要求共軍全面退出在停戰令後所攻佔的地區，只是要求其撤出若干已經構成和平威脅和阻礙交通的地區。
五、關於政治紛爭，仍採取政治解決的方法。只要共黨軍隊忠實執行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成議，遵行調處，實施統編，使軍隊國家化不致徒托空言，此層一有保證，政府隨時可與之具體商談所有未決問題。
六、當前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在於安居樂業，所以政府必當盡力解除和平的威脅，更必竭盡職責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第153頁〕
第二十二節　中共對美國調處之正面拒絕
——調處工作無形終結
九月三日，我接受馬歇爾特使的建議，於三人會議繼續調處軍事衝突之外，成立五人小組，商談政府改組及國民大會問題。這是政府的一大讓步，使軍事問題與政治問題得以平行的商談和解決。
但是九月二十日，軍事調處小組被匪軍所迫，退出張家口。匪軍這一舉動不僅破壞停戰協定，而且企圖割裂我熱察領土，並威脅我華北之平津重鎮，國民政府為了穩 定平津，使其免於威脅，不得不對侵佔張家口及集中於其周圍的共軍作戰。但周恩來竟肆行要挾，向馬歇爾特使作強硬表示：「政府如不停止對張家口及其周圍的軍 事行動，中共即認為政府已公開宣佈全面破裂。」他隨即離京赴滬，迴避交涉。
十月五日，我又接受馬歇爾特使的意見，決定停戰十日，在此十日之內，由三人會議商談軍事問題，由五人小組商談政治問題。
軍事與政治問題同時商談，原是共匪的要求，但在政府接受其要求之後，共匪又藉張家口問題翻案。至此，政府已宣佈張家口停戰，而共匪的條件又復增高。
這時，政府提出的條件，仍依政協的協議及整軍方案，為如下兩項：
一、中共應即提國府委員中共方面之名單，及國民大會代表名單；
二、為實施整軍方案，先行迅速規定中共十八個師的駐地，並遵照規定期限，進入駐地。
〔第154頁〕
共匪提出的條件，則如下列：
（甲）關於軍事問題的三條：
一、雙方部隊，在關內者恢復一月十三日之位置；在關外者恢復六月七日之位置；
二、從現在起至軍隊整編之期間，雙方部隊之位置應予確定；
三、一月十三日政府軍隊凡曾移動者，應歸還原來位置，俾便利軍隊之縮編。
（乙）關於政治問題的八條，其重要者如下：
一、中共及民盟在國民政府委員會內必佔十四席；
二、國府委員會組成後，應即進行改組行政院；
三、在中央政府改組完畢後，各黨即依照改組後的政府所同意的國大代表席次，提出名單。
十月九日，馬歇爾特使為圖打開僵局，前往上海親晤周恩來，邀其回京繼續商談。但周恩來堅持下列各點：其一為政府對張家口必須無限期停止攻擊；其二為中共與 民主同盟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中，保持否決權；其三為國民大會的日期與代表名額，要由政協綜合小組協商解決。周恩來更一轉而對馬歇爾特使提出責難。他對馬特使 「申述」兩點如下：
一、「中共對於美國政府適於內戰進行間所給予國民黨政府之支援，不能同意，至於美國駐華軍隊之不能如諾撤退，更為反對」；
〔第155頁〕
二、「我更注意閣下與司徒大使每次發表聲明，輒在共黨拒絕政府條件之後，而絕不在政府拒絕共黨條件之時。閣下聲明文內對共黨雖無顯明之譴責，但其發出之時機，則實引使外界人士產生誤會。」
他這第一點，不是針對馬特使的調處，而是針對著美國駐華軍隊。至此共匪已不把馬特使當做第三者看待，反而把他做對像來打擊。他的第二點，更是明白指責為馬特使的調處是偏袒國民政府的。這就是說，共匪不再信任他了。
因之馬歇爾特使這次到上海，沒有得到任何結果而回南京。這亦就是他中共所需要的緩兵時間已經爭取獲得了，也就是他歡迎美國調停的笑臉時期已經過去了。從此 以馬歇爾特使為中心的和平商談與軍事調處，都為共匪徹底破壞，而無形宣告結束。這一年餘的和平商談，竟與從前六次商談是同樣的結果。
第二十三節　第三次停戰令與
國民大會的舉行
停戰十日之期已滿，中共仍無恢復協商的表示，國軍乃收復了張家口。十月十六日，我發表「關於處理目前時局聲明」，重申和平解決的政策，並主張一切軍事問題，均依照三人會議的成議來解決，其中共所指的地方行政問題，可由改組後的國民政府委員會來解決。但中共代表仍悍然拒絕。
這時政府及中共以外的各黨派無黨派人士，以「第三方面」的地位，出面調停。十月二十五日、二〔第156頁〕十九日及三十日，連續舉行會談，其所提條件也不為共匪所接受。同時，共匪及其外衛民主同盟在平津京滬各城市發起了反美運動。
十一月十日距國大開會只餘兩日，周恩來對馬歇爾特使提出「或者國大延期，或者單獨進行召開國大，任何政治會議即將無舉行之餘地」。至此，共匪的真正企圖， 是阻止國民大會的召集，破壞民主憲政的實施，同時從根本上破壞和談與軍事調處，揭開其武裝叛亂，顛覆國家的陰謀，其用意已極顯明。但我總希望他中共天良未 泯，最後仍能懸崖勒馬，參加國大，恢復協商，以挽救民族的危機。故於國民大會召開的前幾日，（十一月八日），作最後的呼籲，以期其在開會之前，或開會期 間，仍能提出其在國大應有的名單，參加會議，達成舉國一致實行憲政之目的。因此發表如下的聲明：
「政府一貫之政策，在促進國內和平，全國統一，以求達到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之目的。政府真誠期望我全國能獲得永久之和平及政治之安定，為實現此種期望，茲已明令關內外國軍，除為防守現地所必須者外，停止其他軍事行動。」
「召開國民大會，為政府還政於民唯一合法的步驟，不能再有稽延。因此，政府已決定國民大會於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開。」
「余在十月十六日之聲明，實已表示最大之忍讓，希望中共予以接受，以解決一切未決問題。政府對於中共，期待其與各黨派，同循民主之軌轍，而在軍事上，須使任何政黨皆不能擁有軍隊，而任何軍隊均應為國家之軍隊。」
〔第157頁〕
「因此政府一面保留中共及各黨派在國民大會應出席之代表名額，仍望其隨時參加制憲。一面希望中共立即派出代表參加各種會議，根據余十月十六日聲明所提之各點，商談停止衝突辦法與今後軍隊駐地分配以及恢復交通與整編統編等辦法，以期從速施行。」
「關於國府委員會之改組，望能早日獲得協議，俾能正式改組成立。至於行政院則為實際負責之機構，其改組必須更加慎重。故國民大會閉會以前，不能遽作此重大之變更。」
「關於憲草，政府擬向國民大會提出憲草審議會未完成之修正草案。此次大會閉會六個月內，即依照憲法舉行全國普選，各黨派與全國人民屆時均可自由競選，以產 生下屆國民大會，根據憲法所規定而行使其法定之職權。故各黨派在下屆國民大會對於憲法如有修改意見，仍可依法提出修正。」
這時各黨派國大代表都報到出席大會，只有共匪代表拒絕提出國大代表名單，民主同盟也撕毀他自己獨立的中立的面幕，跟隨中共，拒不出席。政府再接受社會賢達建議，立即決定延會三天，於十一月十五日正式開會，等待共匪及民盟代表出席，仍無結果。
第二十四節　中共土改的手段
及其最後目的
在和平商談的期間，共匪的「土地改革」正在劇烈轉變。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中共的四項諾言，聲明「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抗戰期間，共匪在 其共區之內的土地政策，是一面減租減息，〔第158頁〕一面交租交息。這就是他利用農民對地主的鬥爭，控制地主，同時控制農民的生活。到了三十四年四月， 共匪「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提出其戰後的土地政策，是「首先在全國實現減租減息，然後有步驟的達到耕者有其田」。這句話在表面上是溫和的。但在實 際上，他所謂「耕者有其田」，就是共匪在江西蘇維埃時代以「平分土地」的口號，發動鬥爭和清算的辦法。
三十五年十二月，共匪撤回其駐京的代表團，隨即在延安召開各地高級幹部會議，對於土地問題，決定「徹底複查土地改革」。所謂複查，就是複查地主的田地、房 舍、財產，交給「貧僱農」平分。土地複查運動，是「一切由貧僱農小組為主體，領導鬥爭」，達到經濟上政治上的「大翻身」。
到了三十六年九月，共匪公佈「土地法大綱」。這一大綱，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以貧農團為改革土地制度的機關，分配土地。在「平分土地」、「徹底翻身」的口號之下，「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以至「查三代」。每一個農民都陷入恐怖。
為什麼共匪要在匪區普遍發動三查四查運動，以平分土地、挑起鬥爭呢？因為他的土改運動同時就是參軍運動。匪區的農會告訴農民說：「今後不準地主階級，封建 富農，當八路軍。必須把武裝掌握在農民自己手上。農民都應當踴躍參軍。」這就是說，土改運動發展到高潮，就轉變為參軍運動。所以共匪的土改運動，其實就是 軍事的動員。
共匪自稱其為農民民主改革派，自誇其「土改」是要解決農民和土地問題，並高唱其所謂「工農聯盟」，以保障工農共同利益。而且他至今在大陸上更強調其匪偽政 權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第159頁〕」的把戲。其實這些都是他在二十三年以前，共匪在贛湘等省的農村中騙誘農民的一種幻術，不過他的
手段毒辣，至今更是變本加厲而已。須知他假借這個「工農聯盟」的名義，不僅誘騙了農民，且亦誘騙了工人，徒然在政治鬥爭上供他驅使，及在經濟關係上供他壓 搾的工具罷了。其實他的所謂「土改」，及解決農民問題，乃與真正之農民的利益，並無任何關連。他的「政權」乃是以恐怖屠殺的手段來控制民眾的暴力，更無 「工農聯盟」可言。與其說是他為了工農關係的話，倒不如直截了當的說明匪農間主奴關係較為確切。更進一步，戳穿的說，這亦就是共匪所慣用的「統一戰線」與 「和平共存」的幻術中，用來騙取農民另一套的變相手法而已，那有什麼「工農聯盟」保障工農共同利益可言？須知依照其共產黨之理論，凡持有生產資料或為經營 主體而非藉出賣勞力為生者，均在資本主義階級之列，連農民小手工業者亦包括在內，故其列寧說「農民為最後之資本主義階級」。（註）資本主義階級為共產主義 之敵人，故農民當然亦為其共產主義之敵人。共產黨對一般資本主義階級，採取沒收、合營或集體化的手段來消滅他們。因此，他對農民亦只有採取剝奪與沒收的手 段，以期消滅其農民階級最後之存在。惟以「農民為最後之資本主義階級」，尤其是因為農民數量巨大，平時飽受地主商人及官僚之壓迫，且有不滿現狀與反抗現實 之普遍情緒，因此當他武裝叛亂未完成以前，他就要利用這農民雄厚之潛力來供其驅使，作為奪取政權的資本。他對此種利用的關鍵，就是通過這「工農聯盟」的名 義來遂行其陰謀的。同
時，復因其農民本身間經濟條件，亦有若幹不同程度之差別，故匪對「工農聯盟」之運用，乃以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打擊地主富農之分化策略為基礎。所謂依靠貧 農，即以其從打擊地主富農所得之財物，〔第160頁〕利誘貪農，以激發其積極之鬥爭意志；所謂團結中農，即以貪農對中農之威逼與脅制，專為共匪奪取政
權與「改造」經濟制度而獻身。
共匪這一策略在全面叛亂時期，乃至其「土地改革」階段及「集體化」初期，均已收得相當的效果。惟自「農業集體化」進入其所謂「高級社」即「集體農場」階段 後，地主富農已告絕跡。農工商人皆成為共匪之奴役，而其農民間所謂貧農中農，在經濟條件上之基本差別亦告消失。於是農民之間已無利害衝突的存在，故共匪之 分化策略，不復發生作用，而其共匪與農民間之對立與仇恨，亦自必日益明顯。於是匪農之間的利害衝突，就自然形成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即劃分為主奴兩個敵對 的階級，而構成其共匪與民眾的總矛盾之中最尖銳的矛盾。這樣最後共匪政權，只有葬殉於農民反共革命之中，此乃必然之結果。回顧當時共匪在贛湘蘇維埃區內， 他最初亦以分田誘騙一般農村無產者，對地主富農鬥爭，到了其所謂貧雇農分田之後，他更進一步強制農民，以合作的名義，組織集體農場，一般農民都變為農奴， 而一切農產物都收歸匪黨的控制之下。於是農場減產，農民逃亡；其不能逃亡者，也沒有耕作的興趣。並且由於私產沒收和貿易的停頓，更增加其農村生產的衰敗及 農民的恐慌。於是匪軍在贛南老巢，到了最後只有潰敗之一途。這一過程，說明了中共是起於騙取農民，而亦敗於農民之手。今日大陸匪區重演其二十三年以前農業 集體化的歷史，我們對此更可以斷定其沒落和崩潰之必然趨勢，而且為期決不在遠。這是三十年間歷歷可數的事實，無論他任何的辯證，亦決不能逃避這個敗亡的實 例。
（註）史達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中文本，第四五七頁。
〔第161頁〕
第二十五節　中立主義者的轉變
——反美運動
在中共尚未拒絕馬歇爾特使調處之前，他早已指使其外衛民主同盟發動其反美宣傳。到了他正面拒絕馬特使調處的時候，這個民主同盟亦即改變其所謂「和平運動」為反抗政府，附隨共匪全面叛亂，而其反美宣傳亦即進一步為公開侮辱，且見諸實際行動了。
民主同盟素以獨立的中立的政團自命。實際上，中共所賦予這個外衛政團的任務乃是掩護共匪的顛覆工作，且為共匪對內對外宣傳工作的應聲蟲。在抗戰勝利之後， 國民政府決定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中共一面在華北擴大其非法的武裝暴動。一面對國民政府作和平的政治攻勢。在他這非法鬥爭與和平運動雙管齊下的陰謀之下， 民主同盟以其中立主義的偽裝，「民主自由」的口號，來欺騙一般國民，和國際人士，使其誤認為他們真是一個獨立的民主政團。於是中共乃利用他們間接的從事挑 撥中美兩國政府的關係，而又暗中指使們組織「反美運動委員會」，實施反美運動。
遠在三十五年七月，軍事調處尚在進行。中共的所謂第五十四軍五十三團曹志福匪部，在河北省香河縣西之安平鎮，召集民眾，舉行「反美運動大會」。至七月二十 八日，匪部在安平東南一帶斷絕交通，並武裝戒備。二十九日，自天津往北平之美軍陸戰隊護送隊官兵三十餘人乘車行經此處，匪部突然以步鎗、機關鎗及迫擊砲， 向美軍射擊。美軍死三人，傷十七人。匪軍直接襲擊美軍的這一暴行，顯然是製造事變，來策應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迫使美國政府撤退其駐華軍隊的宣傳運動。其間 所最為遺憾的，〔第162頁〕就是自這年四月間，中共破壞停戰協定，而美國政府反停止其對我國民政府的五億貸款，至此共匪的反美運動正在開始的時候，而美 國政府反停止其軍械運華。但是美國政府對於中共破壞停戰協定的暴行，並沒有採取何種行動；即對於當時蘇俄在我東北，利用日軍的武器裝備匪軍的事實，亦沒有 施用任何措施。這事實更使反共力量日趨瓦解，中立主義益加猖獗。
這年十一月四日，中美商約全文發表。這是中美兩國依據三十二年一月中美新約的精神，採取平等互惠的原則來簽訂的。但是中共指使其各地所謂「反美運動委員會」，發起「反中美商約運動」，在南京、上海、重慶、成都各城市中，以座談會、遊行示威等方式，擴大其反美運動。
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發生了女學生沈崇案。中共及其外衛組織乃更藉此大肆宣傳。首先是上海共匪職業學生組織其所謂「抗暴聯合會」，並發起全國抗暴 聯合會，宣言「美軍在中國一日，即反對一日」，並詆毀中美兩國之間訂有美軍駐華及軍事援助的秘密協定，而提出其要求「公開中美秘密協定」的口號。到了三十 六年二月，上海共匪職業學生組織其所謂「抗議美軍駐華暴行聯合總會」以為各地學生反美運動的總機關。這個機關隨即發起一個簽名運動，其名稱就是「為敦促美 國改變對華政策全國學生簽名運動」。
當時中共，因見反對中美商約的運動，對我一般工商界並無任何影響，乃一轉而為抗暴運動。復以抗暴運動對一般社會仍無多大反應，亦無以為繼，乃再轉而為「抵 制美貨運動」。當時上海及各大城市，美國軍援剩餘物資，以及善後救濟物資，對於戰後物資缺乏的市場，自有其重要的效用。他這一運動〔第163頁〕更不發生 什麼作用。而在實際上，中共所謂「抵制美貨」，就是反對美援。三十六年二月，民主同盟又在上海勸工大樓，繼續號召「抵制美貨」運動。此在表面上雖為倣傚過 去排斥日貨來排斥美貨，而其實際作用，乃是以「反對美援」及「驅逐美軍出中國」為其唯一目的。
因此，美國政府就陸續撤退其駐北平、天津、青島各地的美軍，並停止其對中國的軍事援助。於是中美兩國六年來對日共同作戰，共同受降，共同維護東亞和平，這 一段並肩作戰的光榮歷史，就為中共及其國際「同志」們在莫斯科指使之下，肆意侮蔑，盡力摧毀，而中美兩國百年來傳統的親善無間的友誼，亦留下黯淡悲慘的一 頁。
第二十六節　憲政與戡亂的並行
國民大會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於三十六年元旦由國民政府公佈。國民政府一面制定各種選舉法規，以期各種選舉如期舉行，憲政政府如期成立，一面改組國民政府委員會與行政院，由各黨派人士與中國國民黨共負國家的責任。
改組後的政府，乃是青年黨、民主社會黨以及無黨派人士與中國國民黨共同組織而沒有共黨在內的聯合政府。憲法上的各種選舉就是由這個聯合政府來籌備選舉事務並監督舉行的。但是中共的武裝叛亂，繼續發展。政府不得不一面開始憲政，一面動員戡乳。
三十六年七月四日，政府下令動員戡亂之後，國軍對個別戰役，如延安的收復，沂蒙山區的決戰，〔第164頁〕山東半島的戰爭，乃至三十七年夏季的豫東戰役， 都獲得勝利。到了三十七年十月以後，正值徐蚌之戰嚴重關頭，而一般社會乃至政府內部皆受共匪滲透的影響，竟流行著一種「口號」，以為「非蔣總統下
野，則美援不來」，並且「非蔣總統下野，則和談不能進行」。我乃不能不於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從此我大陸軍民就失卻了重心，於是政治局勢、社會秩序與人民心理，都受了共匪無形的控制，而軍事作戰也就陷入無可挽回的頹勢。
第二十七節　蘇俄破壞美國調停的目的
本章第十一節曾提到史達林對國共的和解，蘇俄是否參加調停的問題，（註）本節對此再略為說明。在三十五年春夏之間，民主同盟和自命為中立的報紙，已 提出「美蘇調停」的主張。此後他們接著發出一種論調，指責美國扶植日本。這一「反美扶日」的論調，與「美蘇調停」的主張，互相對照，就可以看出莫斯科蓄意 破壞美國的調處，而企圖以其蘇俄代之，最後由其單獨出而調解，來操縱我們中國的政局。
三十五年十二月，美國宣告放棄調處，馬歇爾特使乃即回美，中共匪軍亦就公開的全面叛變。但在馬歇爾特使回美以後，蘇俄與共匪即繼續不斷的向我政府作試探和 談的要求。特別是在三十六年秋季，國軍向煙臺、威海衛、蓬萊等地——渤海沿岸進展的時候，他們重開和談與停止國共衝突的要求，更為迫切。
〔第165頁〕
尤其是國內一般中立主義者，眾口一詞，以為國共衝突非由蘇俄調停，不能停止，同時造成一種氣氛，使社會中遍佈民族失敗主義的毒素，使一般人認為剿匪戡亂沒有勝利之可能，唯有要求蘇俄出而調解，纔是國家的出路。
但是我個人三十年與俄共相持的經驗，看透了莫斯科企圖調停的作用和後果。如果我接受了他對我們的調停，我們中國早在三十六年已成為波蘭以「聯合政府」而招致滅亡之續。所以對於他們曆次的要求或試探，毅然決然，皆一律拒絕。
（註）本章第十一節，第一○二○至一○二一頁。
第二十八節　和平共存的結果
國民政府於抗戰結束以後，接受了與蘇俄訂立友好同盟條約的要求，同時與中共作一年餘的商談，以謀中俄兩國及國共兩黨之和平共存。但是每次和平商談， 政府的讓步愈多，共匪的要求愈高，到了最後，就是俄共指使其第五縱隊——中共發動全面叛亂，替他達成其獨佔中國大陸的任務，以此一千二百萬方公里的土地， 不僅成為其蘇俄共產帝國肥美無比的新殖民地，且亦建立了他們所謂世界革命取之不竭唯一富庶的基地。
在共匪執行莫斯科所賦予任務之過程中，他們對和平商談有怎樣作用呢？前面說過，他於美國的調處是作為「中立戰術」來運用的。（註）換句話說，他運用美國調 處來助長中立主義的發展，並且利用〔第166頁〕停戰協定來掩護共匪的軍事行動。所以他只要停戰協定一經訂立，就達到了他接受美國調處的最後目的
。他從頭至尾，就沒有履行或實施這協定中任何一條規定的條文。而我們國民政府為了遵守這個協定，乃使國軍處處陷於被動地位，束手坐待匪軍的襲擊。所以我們 現在可以明白的說，共匪當初之所以接受美國調處，就是要破壞這個調處；他之所以簽訂停戰協定，就是要破壞這個協定。由此造成了一種不戰不和、邊打邊談的局 勢。這亦正是他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運用其辯證規律所採取的基本策略及其所預定的行動路線。因之三十五年這整整一年的歲月，完全是替他爭取時間，他就可 以利用這個時期，來對政府作最後決戰的準備。
中美兩國國民素來都是崇尚信義、愛好和平的國民，尤其是兩國明達之士，面對?這個不戰不和邊打邊談的局勢，都感覺惶惑失措。而國際共產黨及其同路人更從中 施展其虛偽的宣傳，甚至製造其虛偽的情報，挑撥煽動，破壞中美合作，孤立中國政府，各種伎倆，無所不至。於是自第二次大戰以來，對我政府，積非成是，無中 生有，詆毀誣蔑，造謠生事，有組織有計畫的國際宣傳攻勢，發生了他預期的效果。而莫斯科對華的國際大陰謀，就是他獨佔中國大陸的幻夢，亦幾乎完全實現了。
但是俄共對於統治中國大陸的這個問題，真的解決了麼？不，絕對沒有解決。我們不必多說，西起康藏，東迄鴨綠江的全國同胞，無時無地，不與他們作殊死戰，決 不為俄共所征服的事實，而只要看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率領全體軍民，始終在我們自己本國領土之上，繼續與他們積極戰鬥到底的實際行動就夠了。我們敢說，俄共對 這個中國大陸新殖民地的迷夢，畢竟還是一場幻想，不久就要為我們中華民國〔第167頁〕全體國民的反擊而幻滅的。
（註）本章第十七節，第一○三○頁。

蒋中正文集（29）2013-05-01 04:55:54

第八章　結　　論
——反共抗俄的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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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卷八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反共抗俄基本論
版面原件：第75頁
〔第75頁〕
總理手創三民主義，依禮運篇的啟示，以世界大同為理想，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要問總理為什麼用孔子的理想，做三民主義的理想，和國民革命的目標呢？要知道禮運篇的大同世界，就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境界，也就是人類理性發展，必然達到的崇高的境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天下一家」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所共同追求的理想，聯合國憲章就是這一理想的產物。到了戰後這五年以來，蘇俄侵略主義者狡詐 的政治攻勢，與殘暴的軍事行動，竟使聯合國沒有什麼成就，而今日世界上又臨到戰爭的威脅，但是我們決不失望，更不灰心。我們從中國的立場，來環觀世界民主 發展史和民族自覺史，更可證明侵略強權必敗，賣國漢奸必滅，專制暴君必亡，他們都必在民族的覺醒中受到最後的裁判。今天暴俄和奸匪朱毛集人類歷史上侵略強 權、賣國奸賊、與專制暴君之大成，朱毛和他們的主子史達林，既不能毀滅我們中華民族，就必定會在我們中華民族自覺的偉大潮流裏毀滅。我們反共抗俄戰爭必勝 的基本在此，我們救國建國事業必成的基本也在此。
蘇俄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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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果
第二編　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
第三編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標及其最後的構想
補編　俄共在中國三十年來所使用的各種政治鬥爭戰術及其運用辯證法的方式之綜合研究
第一編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
發展及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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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
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發展
第四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結果
第一章　緒論
——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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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卷九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蘇俄在中國＼第一編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　　　　　發展及其結果
版面原件：第13頁，第14頁，第15頁，第16頁，第17頁，第18頁
〔第13頁〕
中國　國父孫中山先生，距美國獨立宣言之後一百一十年，即在乙酉年（一八八五年），開始宣傳其革命主義。至甲午年（一八九四年），創立其革命總部 ——興中會於檀香山，成為中國第一個革命政黨，就揭櫫其推翻中國已有四千年歷史的君主政體的主張。惟其當時的號召，雖為推翻滿清專制，而其最後的目的則在 使中國自列強侵略下獲得解放，並使中國步入政治和社會的民主大道。
自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革命成功以後，到了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遂相繼而起，許多君主專制政治支配下的歐美各國，乃建立了民主政體，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若干曾為歐洲殖民地和保護國的亞非民族，亦獲得了獨立自由，其間兩個主要的革命潮流，一個就是個人自由和平等之不斷爭取，另一則為民族意識之逐漸覺 醒，最後形成民族主義的怒潮，尤以在亞洲國家最為顯著。
〔第14頁〕
故美國革命之成功，乃為全世界被統治的民眾，及其各民族，要求獨立自由的願望，實創一歷史上空前有力的先例。
國父孫先生正當此中國海禁初開，中西文化接觸的時期，乃潛心中國典籍，復深受西方教育，故能從現代的革命潮流，來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同時更從中國的政治 哲學，來評定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思想。其具體的一例，就是他匯合中國古來的考試和監察制度與西方的三權分立主義於五權憲法的理論之中。更顯明的一點，就 是他所手創的三民主義完全符合美國林肯總統所稱「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以為建立其中華民國的惟一藍圖。故其政治思想，無疑的是受美國獨立及法國革命 的理想之影響。
一九一一年，　國父孫先生領導其革命黨同志，百折不回的不斷奮鬥，在其革命運動十次失敗之後，卒為中國人民建立了共和政體，就是產生了中華民國。惟在其革 命政權初建，而基礎尚未鞏固之時，帝制餘孽袁世凱乃憑藉其前清的北洋武力，勾結帝國主義，顛覆中華民國，恢復君主政體。於是國民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政體，因 此而遭受其第一次的失敗，這一帝制雖不久即歸幻滅，惟北洋軍閥割據紛爭，使國家終陷入於混亂和破碎的狀態，而　國父所手創的中華民國亦等於名存而實亡。
國父孫先生為盡其革命建國的責任，乃繼續奮鬥，致力於國民革命，直至民國六年，始以廣州為基地，準備北伐，以期削平軍閥，再造共和，恢復其國家獨立與自 由。當時西方國家與日本對於中國國民革命，不僅毫不寄以同情，甚至積極援助軍閥，以阻撓國民革命之進行。故此十年之中，　孫先生為了革命建國的事業而尋求 外援，都沒有得到任何結果。
〔第15頁〕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列寧在俄國革命中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以後，不僅在俄國產生了一個共產主義的蘇維埃新政體，並且使歐亞兩洲人文主義的文化， 都受到強有力的刺激。共產制度的思想，創始於馬克斯及恩格斯，在列寧的手上，更有其顯著的發展。列寧推翻臨時政府而建立其蘇維埃組織，在理論上自稱其為 「轉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且宣傳其為「無產階級的解放，就是大多數民眾的解放」，好像布爾雪維克是世界上最前進的革命政黨，而共產 主義，亦就是世界上最崇高的理想。但是實際上，馬克斯主義乃是法國革命中的一種反革命的運動，亦就是當時歐美民主革命的一股逆流，他的企圖是破壞民主政治 而建立專制制度。列寧所創「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後繼者所謂「人民民主」的極權主義政體，自是師承馬克斯主義，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們所應該特別注意 的，就是馬克斯主義在俄國滲入了大斯拉夫主義及沙皇專制主義的特徵，倘如馬克斯和恩格斯今日能目睹其蘇俄和中共所謂蘇維埃制度的殘暴行為，亦必將大為驚 詫。
蘇俄共產主義誘惑群眾的宣傳，就是使他們誤信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為達到其烏托邦的惟一捷徑，他為了世界革命，認為一切暴力和卑劣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只 要他們的理想能夠實現，即可為整個人類創造永久的理想國家。當時俄國革命對亞洲的民族運動，發生了極強烈的影響。因為一百餘年來，西方殖民地主義的統治， 在亞洲激起一般民眾極端的憤恨，所以俄共乃就把握這一情勢，對這些國家，施展其滲透和顛覆的陰謀，而推行其從亞洲向歐洲迂迴的世界革命計畫。
當時中國在列強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之下，淪為次殖民地國家。俄共認為這是他在東方散播共產主〔第16頁〕義的種子，來製造階級鬥爭的第一個大好園地。民國 七年即一九一八年齊釆林報告，和民國八年加拉罕宣言，聲明蘇俄準備放棄其在華特權，立即引起中國人民之嚮往，並博得其空前的好感。於是蘇俄一面派遣外交使 節，與北平政府開始談判；一面派遣其國際共黨黨員與我　國父孫先生聯繫。但在此必須注意的，就是蘇俄同時更在另一方面進行組織其共產國際支部之中國共產 黨，並供給其財政而予以政治的指導和操縱。
民國十二年即一九二三年一月，孫先生與越飛達成協議。俄共對孫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允予援助，依照孫先生手訂的革命程序，完成其國家統一的事業。俄共 更指示中國共產黨黨員，參加中國國民黨，服從我　國父孫先生的領導，從事國民革命。這就是國共及中俄之間「和平共存」與合作的開端。
第一次「和平共存」是從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的聯俄容共，至民國十六年中國國民黨的全面清黨及國民政府對俄絕交。這一次嘗試，就很快的歸於失敗。然而此後 我們中國國民政府又經過了第二和第三次與蘇俄及中共「和平共存」的時期。第二次是民國二十一年中蘇復交，及民國二十六年中國對日抗戰發生，中共的乞降投 誠，至民國三十四年抗戰結束與五次和談。第三次是民國三十四年至民國三十八年，由中蘇條約，政治協商，經共匪全面的叛亂，乃至大陸關入鐵幕。而中共毛澤東 在蘇俄卵翼之下，憑藉其武裝暴力，來破壞國民革命，顛覆中華民國，要騎在我全國人民的背脊之上，建立其極權主義的統治。這不啻是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為 我們第一次國民革命失敗時袁世凱挾帝國主義以擊敗　孫先〔第17頁〕生所領導的革命新興勢力，而後帝制自為的歷史重演，而其賣國害民之卑劣手段和殘暴方 法，更不是北洋軍閥所能企及。這就是我們與俄共「和平共存」的最後結果。亦就是我們國民革命第二次失敗的惟一原因。
關於我們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在第一次「和平共存」失敗之後，仍不得不與俄共及其侵華工具之中共再作兩度「和平共存」的試驗之環境，及其經過之事實，我 深覺其有向我全國國民和世界各國舉實相告的責任。大家應特加注意的一點，就是在這三次「和平共存」的事例中，我們政府的決策往往對於國內和國際上各種重要 的因素，不能不先加考慮，而受其牽制，所以我們反共鬥爭的行動，亦就不能不經由曲折迂迴的路線，以至於中途遭受挫折。
我發表這一記錄之時，衷心充滿著悲痛無比的情緒，也懷抱著堅強不移的信心。在一方面，我們中國可說是世界上領悟俄共「和平共存」的痛苦最早，亦是經歷最久 的國家，然而事勢的演變與環境的壓迫，使我們本黨和政府雖看透國際共產主義的陰謀，而仍不能不再三墮入侵略者的詭計。我們縱能確立堅決的反共政策，因其得 不到國內民眾的瞭解與國際友邦的支持，乃不得不中途挫折，而終於失敗。所以這些記錄的字裏行間，遍灑?我們愛國軍民的鮮血和反共鬥士的熱淚。在另一方面， 我在這反共鬥爭的經歷之中，對國家的忠誠和對人民的服務，本於　國父的遺教，三十年如一日。我自一九○八年在日本留學時加入同盟會，以及民國七年即一九一 八年在廣州參加革命政府，以至於今日，始終自矢為一個三民主義的革命者，而且確信中國全體同胞，對於革命建國的途徑，亦惟有始終遵循著　國父所手創的〔第 18頁〕三民主義，乃為自救與救國的惟一大道；尤其是在今日反共產、反奴役的鬥爭時期，更應以實行三民主義，為我們全國愛國同胞一致的目標。
我們中國這三十年來，所受的慘痛教訓，我深望其能對今日同遭共產主義的威脅的國家及其領導者，有所裨益。我以為蘇俄的武裝暴力，亦與世界歷史上野心侵略主 義者一樣，並不足畏，且必歸失敗；但是他的武裝暴力，乃潛存於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內。自由國家的領導者甚難洞察其危機之存在，比及發覺而奮起抵抗，則 為時已晚。我深恐今後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陸、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轉而為害於世界人類而無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將本書公之於世。如其能喚起我全 國同胞以及自由世界愛護自由和民主的人士的警惕，共同認識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對於任何一個自由國家與自由人士所要求的「和平共存」，不過是要你單方面接受他 的「和平」，讓他俄共獨自生存，並聽其第五縱隊自由發展，而最後任其從外部來武裝征服，或從內部來「和平轉變」之一個簡單符號。他這個「和平共存」的符 號，換言之，也就是他俄共最後統制世界，奴役人類的一個代名詞而已。故本著又名「和平共存？」倘能以此對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亞洲非共國家，有所貢獻，那就 是我民族歷史上這一最大犧牲的代價，乃獲得了補償，而我對於世界反共鬥爭，亦克盡其應盡的責任了。
第二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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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卷九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蘇俄在中國＼第一編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　　　　　發展及其結果
版面原件：第18頁，第19頁，第20頁，第21頁，第22頁，第23頁，第24頁，第25頁，第26頁，第27頁，第28頁，第29頁，第30頁，第 31頁，第32頁，第33頁，第34頁，第35頁，第36頁，第37頁，第38頁，第39頁，第40頁，第41頁，第42頁，第43頁，第44頁，第45 頁，第46頁，第47頁，第48頁，第49頁，第50頁，第51頁，第52頁，第53頁，第54頁，第55頁
〔第18頁〕
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一時期（民國十三至十六年）
〔第19頁〕
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註一）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適於人類的生存，更不適於中國的氣候，所以他發育的初期，必須寄生於 中國國民黨內，施展其滲透、分化、顛覆的陰謀，透過本黨的機關來組織其工農群眾，並假借本黨的名義來隱蔽其階級鬥爭，而其目的是在中國國民革命的獨立戰爭 過程中，建立其蘇維埃傀儡政權，製造其在亞洲第一個典型的附庸。
如果不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廣州定亂，（註二）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全面清黨，（註三）使中國的統一與獨立，在我們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之下完成，那我中華民 國早在這個時期，已成為布爾雪維克的試驗場和蘇俄的附庸國，不必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十年，莫斯科早已控制了這一千二百萬方公里和四億五千萬人民，為其 世界革命戰爭取之不竭、雄厚無比的基地與資源，向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挑戰了。
今日世人誰都認識俄共侵華的結果，造成了今日世界這樣的危機。而且誰亦瞭解唯有獨立自主的中華民國，纔對於亞洲安全與世界和平有重大的貢獻。我深信我們中 國國民黨領導中國國民革命，從「聯俄容共」到「全面清黨」與「對俄絕交」（註四）的歷史，在今日應當重新估定其在亞洲反共史上的意義及其對自由世界所發生 的影響。
（註一）　國父在「孫文學說」第五章中說：「吾國俗呼養子為螟蛉，蓋有取於蜾蠃變螟蛉之義。古籍所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 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為『螟蛉』雲。惟以科學之統系考之，物類之變化，未有若是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則之視察，將蜾蠃螟蛉 蔽而〔第20頁〕殪之，幽而養之之事，集其數起，……分日考驗之，以觀其變態，則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養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後，蜾蠃則 生卵於螟蛉之體中；及蜾蠃之子長，則以螟蛉之體為糧。所謂幽而養之者，即幽螟蛉以養蜾蠃之子也，是蜾蠃並未想變螟蛉為己子也，不過以螟蛉之肉為己子之糧 耳。所謂蔽而殪之者，即蜾蠃之蔽螟蛉於泥窩之中，並施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於螟蛉之腦髓而蒙之，使其醉而不死，失卻知覺，毫無自動能力，即使之活而不動，而 暫保其軀體，不使腐爛。否則，若螟蛉立死，則其體即腐爛，不適於為糧矣。若其活而能動，則必破泥窩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壞，難以保存以待長矣。故 蜾蠃者，為需要所迫，而創蒙藥之術以施之於螟蛉，而為將來適於其己子之食糧而已。」
（註二）本章第十三節，第九三○至九三三頁。
（註三）本章第十四節，第九三四至九三七頁。
（註四）本章第十七節，第九四三頁。
第二節　中國的革命建國運動
十九世紀中葉（一八四○至五○），西歐的列強從海上叩中國的門戶，帝俄亦從陸上侵入我新疆、蒙古和東北。他們在中國取得租借地和租界為根據地，以領 事裁判權與協定關稅為保障，以鐵路建築及管理權，與沿海及內河航行權為線路，向內地伸張其經濟政治的影響。一八九五年以後，列強瓜分中國的計畫如果實行， 帝俄將取得中國黃河以北將近全國百分之四十的領土。到了一九○○年，美國反對中國的瓜分，並提倡門戶開放政策，中國在名義上乃得保持其獨立而不亡。但是帝 俄與日本對我們從東北〔第21頁〕到西北的廣大區域，仍不放鬆其領土要求。一九○四年日俄戰爭以後，戰敗的帝俄乃與日本成立諒解，在這區域內劃分其勢力範 圍。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了挽救國家的危亡，倡導國民革命，其目的要從列強殖民地主義的壓迫之下，解除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建設獨立自由的國家。一九一一年辛亥之 役，推翻了滿清專制，創立了中華民國。但是當時，革命建國的運動仍然沒有完全成功。帝制餘孽、北洋軍閥——以袁世凱為首，憑藉列強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影響， 專以恢復帝制、推翻民國為謀。尤以日本軍閥從中鼓動各省地方軍閥，割據自雄，以逞其干涉內政，宰割中國的野心。因而中華民國主權行政不能保持其完整，現代 工業不能發達，而農業手工業趨於衰落。所謂民主政治者，不過是政客豪紳爭權奪利的口實，一般民眾的自由沒有保障，生活益趨貧困。
民國三年至七年（一九一四至一八）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歐洲為主戰場，西方各國與帝俄都捲入戰爭漩渦，他們對中國的經濟政治勢力，一時減退。中華民族獨立自主 的信心是逐漸恢復了，新工業乃有長足的進步，國民經濟亦有顯著的發展。這是我們國民革命發展的契機。那時中國國民黨雖然沒有什麼革命的武力，也沒有得到什 麼革命的根據地，但是其指導國民革命的最高原則——三民主義，卻深植於全國國民的心中，對於中國整個社會發生了普遍而激劇的影響。
第三節　中俄和平共存開始之前，蘇俄對華第一次友好宣言
〔第22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接近中國西北邊境的俄羅斯帝國內部發生了革命。在俄國革命過程中，列寧領導布爾雪維克政變的成功，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標榜，馬克斯共產主義的號召，使世界為之震驚。
大戰結束之後，西歐列強都轉向中國，企圖恢復他們的特權。蘇維埃俄國卻單獨對中國作友好的表示。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七月四日，蘇俄外交部長齊釆林 （Ｇ·Ｖ·Ｃｈｉｃｈｅｒｉｎ）對蘇維埃第五次會議提出報告，說蘇俄政府將對中國撤廢沙皇政府對東北的各種壓迫，及其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放棄沙皇政 府以各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的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對於駐在國的領事館所設的武裝部隊，並將中國各種賠款中的俄國賠款交還中國。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七月 二十五日加拉罕（ＬｅｏＫａｒａｋｈａｎ）簽署的宣言，就是根據齊釆林這個報告。其中有一段說：「蘇維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補償，而交還中東鐵路，以及一切採 礦權、伐木、開採金礦、及其他為沙皇政府、俄國軍人、商人和資本家從中國取得的權利。」
這是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在東方最先嘗試的第一次笑臉外交。他這個笑臉外交所發表的宣言，在東方國際政治史上，可以說是空前未有 的一個偉大的宣言。他這一個宣言真是使中國全體國民感覺俄國革命是一個侵略強權的舊帝制滅亡，和一個平等博愛的新政權成立。百年來中國所受不平等條約的束 縛，蘇維埃俄國是首先自動撤廢了，故其對中國影響之大，而其所收穫之富，亦是史無前例的。但在實際上，加拉罕宣言直至民國九年（一九二○年）三月才到達北 京政府。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之秋，莫斯科才派越飛（ＡｄｏｌｆＪｏｆｆｅ）來和北京政府談判。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九月〔第23頁〕，再派加拉罕來繼續 談判。他們在談判中間，屢次食言翻案，最顯著的一著，就是否認宣言中關於中東鐵路無償交還中國的一段。直至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解決中俄 懸案大綱」才得簽訂。
這一長期談判所達到的中俄條約，從我們中華民國的立場來看，就是蘇俄與我國「和平共存」黑字寫在白紙上的第一個根據。
第四節　共產國際製造中國支部
莫斯科的對華外交計畫是兩面的。在一方面，蘇維埃政府的外交部，與北京政府進行外交談判；在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到中國來組織其中國支部之中國共產黨。 蘇俄對中國的交涉，雖極盡其反覆之能事，但是中國國民心理從蘇俄笑臉外交所得的印象，卻被共產國際利用，來推銷他共產主義，製造中國共產黨。
民國九年（一九二○年）春間，共產國際東方部長胡定斯基（即胡定康ＧｒｅｇｏｒｉＶｏｉｔｉｎｓｋｙ）到中國來，與李大釗及陳獨秀等籌備中國共產黨。民國 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莫斯科再派荷蘭人馬林（Ｍａｒｉｎｇ又名Ｓｎｅｅｖｌｉｅｔ）來參加指導。這就是今日蘇俄帝國主義者侵華工具 中共匪黨的起源。在當時，不過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結合，接受馬克斯的教條，具有親俄的感情，向勞工運動發展其組織。但是莫斯科並不聽任中共自然發展，還要繼 續加工，揉造其為陰謀暴動的間諜集團。
第五節　中共的「聯合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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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列寧亡命在布魯塞爾。當時社會主義的「人民報」發表我們　國父孫先生宣示「中國的第二步」的革命建國目標之論文。列寧 乃在「火星報」發表其「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論文，把國民革命比之於俄國民粹主義，並且說這是「亞洲的資產階級能夠代表真誠的、戰鬥的、健全的民主 政治」（註）。到了民國九年（一九二○年）七月，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訂定各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條，其第八條指使各國共黨「從殖民地驅逐帝國主 義」，並且「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煽動其武裝部隊，反對其對殖民地的壓迫」。同時，列寧在大會上，提出了「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規定了共黨在民族革命運動 中的策略。於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更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目標。
民國十一年八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與中國國民黨組織聯合戰線。在他的宣言裏，有如下的說明：
「中國共產黨為工人與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
「但是工人們要在這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裏，不至為小資產階級的附屬品。……所以工人們時常要記得他們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訓練自己的組織力和戰鬥力，準備與貧農聯合組織蘇維埃，達到〔第25頁〕完全解放的目的。
「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的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
這就是說，中共目前與國民黨合作，組成聯合戰線，並且使他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進行「民主主義革命」，但是中共必須保持獨立組織，不做國民黨的附屬品，並且防制國民革命的成功，就是要在「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中，以「農民革命」來造成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
（註）列寧「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選集（英文本）第四冊，三○七頁。
第六節　國父聯俄政策的本旨
莫斯科為了進行這一秘密計畫，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馬林特到桂林謁見　國父，提出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合作的建議。
馬林為了取得　國父的同意，向　國父陳述蘇俄並不實行共產主義，而改取新經濟政策。當時國父致廖仲愷等的電報說道：「俄國經濟狀況，尚未具實行共產的條件，故初聞蘇俄實行共產，甚為詫異。今與馬林談，始知俄國的新經濟政策，與我們的實業計畫，相差無幾，至為欣慰。」
到了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　國父離粵赴滬。十二月，越飛到上海謁見　國父，商談中俄兩黨合作問題。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共同宣言，其第一條〔第26頁〕就是　國父聯俄政策的根據，其條文如下：
「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 以為中國最急要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及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 助為依賴也。」
國父與馬林談話後致廖仲愷的電報，和他與越飛共同宣言，對於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的合作，顯示了如下的意旨：第一、　國父認共產主義不能實行於中國。第 二、中國最急要的問題是民國統一的成功及國家完全獨立的獲得。蘇俄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援助，乃對於此項大事業的援助。中國國民黨與俄共合作，也就是為了此項 大事業的成功。
孫文越飛共同宣言，更是中俄「和平共存」乃至國共和平合作的根據。在這個宣言發表以前，　國父本已發表了「中國國民黨宣言」，準備改組本黨。其時滇湘粵桂 諸軍，奉命進討陳炯明，佔領廣州以後，乃恭迎　國父回粵，復行大元帥職務。　國父回到廣州，在內即遭沈鴻英的通敵叛亂，而陳炯明又退踞東江，負嵎頑抗。尤 其是外受西文殖民主義的壓迫，故北伐的素志不能實行。而黨的組織亦益形渙散，雖有三十萬黨員散佈全國，而有志者人自為戰，不肖者掛名投機，革命建國事業更 是無由著手；因而實行改組本黨，並派我到俄國去考察俄國革命後的黨務與政治軍事的組織，以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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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我的遊俄觀感
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　國父的命令，約會蘇俄代表馬林，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報聘，並考察其軍事政治和黨務。十六日，我率同沈定一、 王登雲、張太雷等，由上海啟程。二十五日從滿洲裡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啟程回國，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這三個多月旅行、考 察和會談所得的資料和印象，寫成「遊俄報告書」，寄奉　國父。這時候，　國父屢次催我回廣州親自詳報，十三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廣州，即向　國父再作口頭的 說明。
在這三個月的期間，我們曾對蘇俄黨務、軍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組織，參觀其設備，並聽取其負責者對於實況的說明。其黨務方面，我們考察俄國共產黨中央黨 部，由其政治局秘書羅素達克（Ｒｕｄｚｕｔａｋ）說明俄國革命的經過，及其當時建黨的情形。我們又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我在會議時，說明中國國 民黨以三民主義為革命的最高目標，自信其在兩三年內必有成功的把握，並指出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形及實際工作，還有隔膜，希望其國際共黨幹部多到 中國來考察。當我回國的前夕，乃接到他共產國際對我中國國民黨的決議文，觀其論調，對中國國民革命沒有真切的認識，而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 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殊不勝其慨嘆。
軍事方面，我們在莫斯科考察紅軍及其各兵種各級學校與軍隊黨部的組織。我們在彼得格勒，考察〔第28頁〕海軍大學等各級學校，並參觀克隆斯達軍港 （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及其艦隊。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陸軍學校和部隊，組織嚴密，軍容整齊，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軍學校和艦隊，卻是精神頹唐，士氣消 沉。兩年前，克隆斯達軍港曾以海軍軍士為中心，發生革命，反對布爾雪維克的專制獨裁，和戰時共產主義的殘暴措施。這一革命不久即歸失敗。當我們到彼得格勒 考察時，其地方當局和海軍官員對此亦諱莫如深，但是我從當地軍民的精神上，還是看得出其創痛的痕跡。
政治方面，我們訪問其政府的部會，考察其村蘇維埃、市蘇維埃，並參加莫斯科蘇維埃大會。我參觀他各級蘇維埃討論與決議等情形，並與其黨政要員談話之間，無 形中察覺其各部分，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正是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而且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 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
俄共的領導者，對於我們代表團的參觀和考察，無論其黨政軍各方面，到處都表示熱烈歡迎，並懇切接待。但是我和他們商談中俄之間的問題，而涉及其蘇俄利害有 關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立刻轉變了。我訪問蘇俄，正是加拉罕發表其對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言之後，他到中國來與北京政府談判新約的期間。十二年一月二十六 日共同宣言中，越飛亦聲明蘇俄「決無在外蒙古實施其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之意」。但是我與蘇俄黨政負責者，談到外蒙古問題，立即發現他們對於外蒙 古，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略的野心。這一點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瞭解其蘇俄所謂援助中國獨立自由的〔第29頁〕誠意所在。
當我到莫斯科的時候，列寧病重，陷入沉迷狀態，不能晤面。我會晤了蘇俄黨政及軍事負責諸人，他們說到蘇俄的國家政策和革命戰略，都是遵守列寧所指示的路 線。我在莫斯科期間，與托洛斯基相談最多，而且我認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為爽直。我在離開莫斯科以前，最後與托氏告別的一次談話時，他與我討論亞洲各國革命 問題，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與土耳其。他又特別提起其在德國與波蘭革命失敗的經過情形，加以分析；最後再談到援助我們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托洛斯基託我 回國要口頭報告我們　國父的一點，就是：他們蘇俄自一九二○年對波蘭戰爭結束以後，列寧對於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帝 國主義的革命戰爭，應在道義與物質上予以盡量援助，但不復使用其正式軍隊直接參戰，以避免其在各國革命期間，再對蘇俄引起民族有關的問題。所以他又鄭重的 說：「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與經濟等需要，都當盡力所能，積極援助。」他並且代表列寧對我　國父致敬。他這一 段話，使我特別注意。
在蘇俄黨政各方負責諸人之中，其對我　國父表示敬重及對中國國民革命表示誠意合作的，除加密熱夫、齊釆林是俄羅斯人之外，大抵是猶太人為多，他們都是在帝 俄時代亡命歐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才回俄國的。這一點引起了我特別注意。我以為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拉迪克與越飛等，比較關切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的 合作。可是越飛自中國回俄之後，已經失意了。我並且注意到當時列寧臥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黨內，以托洛斯基為首要的國際派與史達林所領導的國內組織派，暗 鬥如此激烈，我〔第30頁〕就非常憂慮他們這樣鬥爭，必於列寧逝世之後，對於中俄合作的關係，更將發生嚴重的影響。綜括我在俄考察三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 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 堪設想。至於共黨在當時對我們中國國民黨所使用的分化、隔離、製造鬥爭等各種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只就其在我們訪俄代表團內組織而言，本團四人之中， 三人都是國民黨員。只有張太雷一人是共產份子。訪問團一到俄國，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杷沈定一誘到他一邊，與我們對立起來。於是代表團各種計畫、考察工 作、對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見和主張，都不能一致。由俄回國之後，共黨以訪俄代表團內部意見紛歧為藉口，來抵銷我們對蘇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報告書。
我在報告書裏，陳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並向　國父面陳我對於國共合作的意見。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愷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見，坦率說明，並將這一函件，同時抄送各常務委員，以補充我遊俄報告的意見。
「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信仰，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 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中之黨員也。而我 國黨員之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第 31頁〕。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將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其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國人程 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寧有是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 已。」
我們瞭解　國父當時聯俄容共的政策，乃是為求中國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統一，如果中共願為國民革命努力，那我們儘可把中共這一分力量納入本黨領導之下。 至於當時革命的形勢，我們要為國民革命建立一個根據地，只有廣州是最為理想的所在。但是廣州，乃為英法舊殖民地主義的勢力控制之下的商業都市。我們中國國 民黨在這裏集結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府，要從這裏出師北伐，求得國家的統一與獨立，必須爭取國際上的援助和同情。然而西方列強若不是與我們革命政府為敵， 就是對我們國民革命袖手旁觀，更無仗義援手的國家可覓。適於此時，俄國共黨初得政權，以聯合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和扶助東方民族獨立為號召。我們國民革命得到 他這一消息，無異認為是中國革命的福音來臨，幾乎視為人類的救星。故對於他的援助，自是竭誠歡迎而並不有所致疑。　國父聯俄政策的決定，當然這是一個重要 的關鍵。在我未往蘇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 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 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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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廣州報告之後，　國父認為我對於中俄將來的關係，未免顧慮過甚，更不適於當時革命現實的環境。　國父深信並言此時只有使中國共黨份子能在本黨 領導之下，受本黨統一指揮，才可防制其製造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進行。如我們北伐軍事一旦勝利，三民主義就可如期實行。到那時候，縱使共黨要想破壞 我們國民革命，亦勢所不能了。何況蘇俄對中國革命，只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併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而又不否認中國並無實行其共產 主義的可能呢？故仍堅持其聯俄容共的決策。但是我又在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發現共黨份子挾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黨黨員盲從共產主義的迷惘心理，深以 本黨不能達成　國父所賦予的任務為憂。於是代表大會閉會以後，我力辭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並將籌備處交給廖仲愷，而離粵歸鄉；直至當年四月，復感於　國父函 電的催促不已，重責我革命黨員，應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而堅不准辭；復派戴季陶同志來奉化，轉達其准許我不聞黨政，專辦軍校的要求相約，我乃重返廣州，接受 黃埔軍校校長的任命。
第八節　李大釗的聲明
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國父與越飛共同宣言發表之後，共黨份子首先加入國民黨的就是李大釗。（註）其後共黨份子紛紛入黨。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本黨第一 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制定黨章，選舉中央執行委員與嚴察委員。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之中，就有譚平山、李大釗、林祖涵、韓麟符、毛澤東、張國燾、於 方舟、瞿秋白等共黨份子在內。在大會中，方瑞麟、江偉藩、黃季陸等提議，在黨〔第33頁〕章中加一條文，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李大釗乃代表本黨 內的共黨份子，提出「申明書」，陳述他們「加入本黨的理由」，其中說道：
「我們相信在今日列強的半殖民地的中國，也就是本黨總理所說的次殖民地的中國，想脫除列強的帝國主義，及那媚事列強的軍閥的二重壓迫，非依全國國民即全民 族的力量，去作國民革命運動不可。若想完成此國民革命的事業，非有一個統一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不可。我們認為在這種國民革命運動中，不宜使國民革命的勢力 分歧而不統一，以減弱其勢力而遲阻其進行，非以全民族的心力集中於一黨不可。
「我們環顧國中，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 以毅然投入本黨來。「我們覺得光是革命黨派的聯合戰線力量，還是不夠用，所以要投入本黨中，簡直編成一個隊伍，在本黨總理指揮之下，在本黨整齊紀律之下， 以同一步驟，為國民革命的奮鬥。
「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
「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
「我們加入本黨的時候，自己先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詳密的研究。本黨總理亦曾允許我們仍〔第34頁〕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 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不過我們既經參加了本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本黨政 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
李大釗的聲明好像是很坦白的。這是因為共黨份子要加入本黨，就不能不接受　國父所確定的條件和範圍。這容共的條件和範圍，是　國父對莫斯科歷次派來的代表 胡定斯基、馬林、越飛、鮑羅廷等鄭重而周密的商討，而確定下來的。李大釗的意見，不過是公開加以申述。但是他這一笑臉迎人的申明書，而又添上了以下的最後 一段，就不免暴露其共黨以公開的「跨黨」為名，而為其他日顛覆本黨的陰謀之伏筆。他說：
「我所希望於先輩諸同志者，本黨既許我們參加，即不必對於我們發生猜疑，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認我們加入本黨為不合，則儘可詳細磋商。苟有利於本黨，則我們 之為發展本黨而來者，亦不難為發展本黨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實為本黨發展前途的障害，斷斷乎不可不於本黨改造之日，明揭而掃除之。」
本黨對於跨黨分子既不必加以猜疑和防制，於是共黨以黨團的組織與活動，來把持、操縱、分化和破壞，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註）李大釗，字守常，民國七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其時北京大學文學院長為陳獨秀。民國八年冬，陳為北京政府所不容，乃往上海。九年春，胡定斯基來北 京，與李接洽，並由李介紹到上海與陳商談，籌組中國共產黨〔第35頁〕。共黨成立之後，陳為其中央書記，並負南方黨務的責任，李負北方黨務的責任。
第九節　國父對共產主義的駁斥與三民
主義的闡明及其建國大綱的頒佈
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　國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演講三民主義。自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八月二十四日止，他每星期在中山大學演講一次。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各講六次，民生主義只講了四次，沒有全部講完，即往韶關督師北伐。到了十一月自吉安回師，隨即北上。
國父在演講中，特別警惕的一點，就是共黨份子對民生主義的曲解。他演講民生主義的時候，第一講就駁斥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剩餘價值說，和階級鬥爭的主張。他 認為歷史的重心不是物質而是生存。他認為商品的勞動價值說不合事實，由發明、製造，到交換和消費，都有貢獻於生產。他認為社會進化是由於大多數人的合作， 而不是階級鬥爭。他主張經濟社會問題的解決，要用和平方法，而不可使用階級鬥爭與群眾暴力。
因為要預防共黨使用其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的成功，所以　國父又於十三年四月十二日，發佈其手訂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並在「制定建國大綱宣言」中，申述其確定三民主義實行的方法與步驟之宗旨如下：
「革命之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實行，必有其方法與步驟。三民主義能影響及於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與否，端在其實行之方法與步驟如何。…… 今後之革命，不但當用力於〔第36頁〕破壞，尤當用力於建設，且當規定其不可踰越之程序。爰本此意，制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以掃除障礙為開始，以完成建設 為依歸。所謂本末先後秩然不紊者也。」
建國大綱可以說是我們國民革命的憲章。我們遵循這一憲章所規定的程序，以武力掃除革命的障礙，而以和平建設的方法解決社會經濟問題，預防階級鬥爭及社會革命。這一革命方略和建國程序，不僅與共產主義沒有相同之處，並且是國民革命過程中防制共產主義的唯一方法。
國父對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指示，是不許任何人曲解的，而且其對於共黨將來阻礙國民革命的發展，並不是不加考慮而預為設法防制的。所以我個人服膺　國父的教誨，始終相信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和國民革命的方略之中，沒有馬克斯主義和俄國布爾雪維克的成分在內。
第十節　共黨顛覆工作的開始
本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分設八部，即組織部、宣傳部、青年部、工人部、農民部、軍事部、婦女部、海外部，後來又增加商民部與實業部。中央執行委員 會確定各部負責人選的時候，共黨份子最注重組織、工人和農民三部，但他們為了避免本黨黨員的懷疑，竭力隱蔽其真相，最初只推譚平山為組織部秘書，馮菊坡為 工人部秘書，林祖涵為農民部秘書，而不願居任何部長名義。
當時八部之中，　國父本擬以共黨份子一人林祖涵為農民部長，其他七部皆由本黨老黨員擔任，並以廖仲愷為組織部長。後因廣東工人組織工作重要，且以廣東籍的 黨員擔任其指導者為宜，故廖仲愷自〔第37頁〕願擔任工人部長，而由他轉推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因為譚原是本黨黨員，當民國九年共黨組織之初，廖先生指定他 去參加共黨的。廖先生認為譚擔任這一職務，必能忠於本黨，為三民主義來工作。殊不知譚任組織部長以後，他就薦楊匏安為該部秘書。楊是一個純粹馬克斯主義 者，於是組織部就在其共黨組織的控制之下，由他利用這一關鍵地位，來執行其共黨的滲透工作了。
廖仲愷先生擔任工人部長之後，以其兼職很多，部務皆交秘書馮菊坡辦理。馮是共產份子，於是各地工會和總工會就多被共黨份子操縱。
林祖涵任農民部長以後，推薦其共黨分子彭湃為秘書。他自己乃辭去部長職務，以分散本黨黨員的注意。其後部長屢次更易，但部務始終由彭湃把持。其所設農民講習所，皆由共黨份子包辦，錄取的學生，都是共產派及其外衛分子。各地農民協會和「農團軍」都亦為共產派操縱。
共黨以「嚮導」週刊為其機關報，並出版書刊，宣傳馬克斯主義。一方面更滲透本黨的宣傳教育工作。共黨分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論和階級鬥爭思想來曲解三民主 義。只有他們用馬克斯主義曲解三民主義，才算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黨黨員對三民主義的正確解釋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顯著的事件，就是排擠 宣傳部長戴季陶，及青年部長鄒魯，致使其憤而離粵。
國父當時致力於吸收革命青年加入本黨，並鼓勵其參加基層工作。即如廣州市黨部，就是本黨的忠實分子所組成；又如廣州機器工會始終是在本黨的領導之下而共黨 無法滲透的。其他各省市的知識青年和各界民眾相率集結於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旗幟之下，其所組成的黨部，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團體，究竟〔第38頁〕不是共黨分 子所能完全操縱和把持的。
共黨分子對於本黨組織，最初並不求其完全控制。其第一步僅在滲透，第二步就要來分化。所以他在本黨內部，全力製造其所謂「左派」、「右派」和「中 派」等名稱，而高唱其「革命的向左轉」的口號，更加以挑撥離間的工作。如此本黨黨員受了共黨跨黨分子分化挑撥的影響，自相矛盾，互為排斥，而共黨分子才能 乘機把持本黨的黨務與民眾運動。就在本黨改組成立不到半年之後，赤色氣燄就逐漸猖獗，已為識者所深憂了。
第十一節　本黨對中共的彈劾與　國父的指示
十三年三月共黨所刊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刊載其「擴大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接受共黨的指示，教育他的團員在國民黨中進行組織和工作的方 法，並明白規定：「在發展國民黨組織之時，關於本黨（共黨）組織之發展，當然不能停止。」並且在此以前，共黨早已指示他的團員：「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 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的基礎。」於是廣州市黨 部於六月一日，向中央黨部提出跨黨分子破壞本黨組織的檢舉案。本黨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鄧澤如等亦於六月十八日，根據共黨陰謀文件，向中央執行委員會 提出譴責跨黨分子的彈劾案。他們鄭重說明彈劾的主旨，不是反對共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本黨為黨員者之個人，完全是為本黨的生存發展起見，認為不宜黨中有 黨〔第39頁〕，並且他們既有黨團作用，即不忠於本黨，而其行為又與李大釗申明書所表明的跨黨本旨，完全相反，因此提請從速處分。
國父當時曾對監察委員鄧澤如等明白指示說：俄國革命成功之後，他們首先認為俄國革命政權，必須西歐工業國家的社會革命成功，才能鞏固，後來他們認為東方民 族革命可以促成西方的社會革命。因此他們對於中國，要幫助我們的民族革命，因而與本黨合作。　國父看到了這一層，又在民國十年與十一年間，聽到了馬林和越 飛等國際共產黨人的話，相信他們要幫助中國國民革命，乃是希望中國達到獨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產主義；所以才定下聯俄容共的政策。故本黨是以國 民革命獨立自主的立場，與俄合作互助而聯俄，更不因為聯俄而對中共有所姑息，所以　國父又對鄧澤如等最後指示，說：「如果中共分子借本黨的名義來推行其共 產主義，從事階級鬥爭，來破壞國民革命，本黨自易加以制裁。就算是陳獨秀想要破壞本黨的組織，本黨也不難加以制裁，而棄絕他於國民革命陣營之外。」這就是 　國父聯俄容共的本旨和精神的所在。
在此我們必須明白指出的，就是　國父的聯俄政策，是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而不是認為共產主義可行於中國，更不應該為了聯俄而受共黨的要挾，或對共黨有所姑息。所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於這一彈劾案之決議如下：
「共產主義者之接受本黨黨綱而加入本黨，即當視為本黨黨員以管理之。」
〔第40頁〕
第十二節　國父北上及逝世以後
如果　國父親手領導革命的時間，能再延長五年至十年，同時本黨的領導幹部，能深切體會　國父聯俄容共的本旨，及其反對馬克斯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的訓 示和精神，我們可以相信北伐不會受到共黨分子的阻撓，北伐時期國民革命陣營也不至發生分裂。不幸我們中國國民黨改組之後不過一年，　國父離粵北上，隨即在 北京逝世。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國父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與「開國民會議」的兩大主張，喚起全國國民的覺悟，指出了唯有與國民結合的革命武 力，才能永絕與帝國主義結合的軍閥，達到中國獨立自由和統一的目的。　國父本於這個反對帝國主義和消滅軍閥的宗旨，而直達北方軍閥勢力範圍的中心之北平， 這一剛毅果決的行動必將為全國國民所擁護，亦將為北方軍閥所嫉忌。本黨的一般黨員都認為此行危險，且力加阻止。但是　國父仍於十二日起程，船經黃埔，　國 父登岸，停留一日，巡視軍校，並到對岸魚珠砲臺一帶看第一期學生的築城工事。他回來的時候，在途中對我說：「我現在進京，將來能否回來，尚不能定。然而我 進京是去奮鬥的，我看見了這個學校的精神，能繼續我的革命事業，就是死了也可安心。」
在　國父起程之前，鮑羅廷（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ｏｒｏｄｉｎ）傳達莫斯科邀請　國父訪俄的表示。　國父問我的意見，我力加反對，其主要的理由，就是我們國民 革命，為求中國的獨立自由，而與俄合作；　國父此〔第41頁〕時訪俄，將使共黨乘機散播謠諑，來混淆一般國民的耳目，更使我們本黨國民革命的前途發生重大 的障礙。此後　國父亦就未曾再提其訪俄的計畫了。
國父北上之後，共黨分化本黨的陰謀活動，益加積極。他們分化軍校學生，並進而奪取軍校的企圖，更是顯明。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共產分子發起青年軍人聯合 會，吸收軍校及其他部隊中的跨黨分子，甚至散佈謠言，說我本人也加入了共黨組織，來誘惑軍校學生向他投靠。軍校學生及部隊中忠於三民主義及本黨之官生，不 堪其組織的壓迫，於是陳誠等乃發起孫文主義學會，以對抗青年軍人聯合會。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國父逝世，當時我正率領黨軍，在東江討伐陳炯明，已經平定潮梅。四月五日，我回到廣州，又發現滇桂軍勾結北方軍閥，以反對本黨聯俄容 共為名，乘我黨軍未回廣州以前，積極圖謀叛亂。我乃再往潮梅，親率黨軍回師，平定楊希閔、劉震寰的叛變，卒於六月十三日收復廣州。十五日，大元帥府改組為 國民政府，黨軍改稱為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廣州，與統一的廣東，做了革命根據地。
其時本黨已經表明其反共態度的黨員，在北京上海另行集會，即一般所謂「西山會議派」。本黨在廣州的中央負責幹部，尚能一致團結，並沒有顯著的裂痕。但是共 黨這時對本黨內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積極，挑撥構煽，製造左右兩派，指胡漢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黨黨員為「右派」，指汪兆銘廖仲愷及親共的本黨黨員為「左 派」，而挑撥胡汪間之互相猜疑與衝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本黨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
〔第42頁〕
共黨這時竭盡其對本黨分化的伎倆，又在其所謂對「右派」鬥爭之中，更加緊其對汪的包圍，而汪亦終受其煽惑，並在共產派壓力之下，藉廖案嫌疑關係，強 迫胡漢民以出使俄國的名義，離粵出國。於是共黨乃以往日挑撥胡漢民與汪兆銘的慣技，轉施於汪兆銘與蔣中正之間，製造本黨的另一新矛盾。
第十三節　中山艦事變
民國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陳炯明殘部負嵎東江，重起叛亂，我率師再度東征。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復海陸豐，再定潮梅。接著又削平南路與海南鄧本殷叛部，重奠廣東統一的局面。廣東既告統一，國民政府的使命就是出師北伐了。
東江戰事初告結束，我還在潮汕的時候，共黨已在廣州散佈謠言，對我誣蔑中傷。十五年一月，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我從潮汕回到廣州出席，提出北伐的 主張。在會期中及會議後，汪兆銘對於北伐，均表示贊成，鮑羅廷亦未表示異議。惟開會後，鮑羅廷以奉召述職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其解。不料自鮑回俄後， 俄國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Ｋｉｓｓａｒｋａ）忽在軍校會議中，極力宣傳北伐必敗之謬論。他對我面談的時候，反對北伐的意思，也逐漸暴露出來。廣州市面接連 的散播傳單，反對北伐，並攻擊我個人為新軍閥。最後季山嘉更是明目張膽，破壞本黨的北伐計畫。我知道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個的策略，而不僅是中共叛亂的開 端，於是本黨處境的阽危，已到了極點。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還是消極的引退以放棄革命的責任？還是積極的衝破難關，完成　國父北伐的志事，以報黨國？憂思 不能自決〔第43頁〕。到了二月八日，我乃表示不能再就國民革命軍總監之職，九日復呈辭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等職。汪兆銘對我的辭呈，既不批准， 亦不挽留，如此留中不發者半月之久。我乃於二月二十七日訪汪，明告其如不準我辭職，就應令李山嘉回俄。三月八日，又訪汪，痛陳「革命實權不可落於俄人之 手，即與第三國際聯繫，必須定一限度，不可喪失自主地位。」但是我們的秘密談話，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才知道汪共勾結已深，無法使其徹悟俄共陰謀之 所在。於是共黨與季山嘉更肆無忌憚，明指我為背叛革命的新軍閥。到了三月十四日，汪仍未批準我的辭呈，而間接的暗示我離粵。此時我方知道如我不離粵，不測 的事件就要發生。但我既辭職而未獲準，如果自動離粵，又陷入棄職潛逃的罪名，真使我進退維谷。
三月十八日，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矯令我的坐艦中山號由廣州駛回黃埔。他對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報告「奉校長命令，調艦特來守候。」這時我在廣 州省城，鄧來電話問我此事如何，我茫然無所知。隨後李之龍亦打電話問我：「中山艦是否仍要來廣州迎接？」我很駭異，就問他道：「是誰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回黃 埔去的？」他答不出來。其實他駛回黃埔，是要先在黃鋪裝足煤斤，以備臨時遠航。到了十九日的晚間，中山艦開回廣州，艦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備極嚴。我知道 共黨陰謀的爆發，就在於此。但我在當時，只知道他們是要叛變，要害我，還不知道他們的企圖究竟是什麼。一直到了這一叛亂平定之後，我才知道他們的計畫，就 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
〔第44頁〕
在十九日的夜間，我認為革命形勢至此，個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黨與革命的存亡絕續，是不許我再有猶豫的。我乃於二十日清晨，即在廣州衛戍司令部宣佈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共黨分子，收繳共黨分子所操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槍械，（註）並派兵收回中山艦。
二十二日，蘇俄駐廣州的領事館代表為了這一事件來見。他問我：「這是對人問題，還是對俄問題？」我答以對人不對俄，並表示希望鮑羅廷速回之意。他表示如此 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同日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接受汪兆銘的意見，決議令俄顧問季山嘉等離粵回俄。但是會後，汪即稱病，遷居就醫，並致函中央監察委 員張人傑，表示他不再負政治責任。直至五月十一日，汪竟秘密離粵，赴法養病。
四月二十九日，鮑羅廷自俄回粵，他與我屢次會商國共合作問題，訂定整理黨務辦法，於五月十五日，提出本黨第二屆中央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這辦法一共八點：
一、共產黨應訓令其黨員改善對於國民黨之言論態度，尤其對於　總理及三民主義，不許加以批評及懷疑；
二、共產黨應將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全部名冊，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管；
三、中央黨部各部長鬚不跨黨者方得充任；
四、凡屬於國民黨黨籍者，不許在黨的許可以外，有任何以國民黨名義召集黨務會議；
五、凡屬於國民黨黨籍者，非得有最高黨部之命令，不得別有組織及行動；
〔第45頁〕
六、中國共產黨及第三國際對於國民黨內共產分子所發一切訓令及策略，應先交國共聯席會議通過；
七、國民黨員未經准許脫黨以前，不得入其他黨籍；如既脫黨籍而入共產黨者，以後不得再入國民黨；
八、黨員違反以上各項時，應立即取消其黨籍，並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懲罰。
當鮑羅廷與我會商這個辦法時，對我的態度極為緩和。凡我所提主張，都作合理的解決。同時我恪守　國父的遺訓，不因聯俄而對共黨姑息和遷就。所以我們的會商能夠達到這八點的協定。
此時共黨奪取廣州基地的陰謀既已失敗，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五月二十一日，本黨中央全會發佈對時局宣言，決定北伐。這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成敗的關鍵，也就是本黨與共黨消長的分水嶺。
（註）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慘案發生，廣州的總工會發起對香港的罷工，乃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原由廖仲愷領導，而實際上為共黨分子所把持。其工人糾察 隊且持有槍械。共黨認為這一罷工委員會，等於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的「工農兵蘇維埃」，並認為這一工人糾察隊等於俄國當時的「赤衛軍」。共黨把這種 組織當做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
第十四節　從誓師北伐，經全面清共，到南京定都
這時候北洋軍閥的勢力：吳佩孚所部號稱二十五萬人，據有河南湖北，遠及湖南四川貴州，並結納〔第46頁〕兩廣殘餘部隊。孫傳芳亦擁二十萬眾，盤踞江 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張作霖所部及依附奉軍之直軍魯軍，合計不下五十萬人，據有東北、熱河、察哈爾，及河北、山東諸省。國民政府既已統一兩 廣，剋期北伐，於是吳張妥協，共謀對付國民政府的北伐戰爭。孫雖以「保境安民」為號召，其實他與直魯軍仍是彼此呼應，反抗我們北伐的。我國民革命軍無論兵 力或財力，都遠不如北洋軍閥十分之一，北伐的任務之艱鉅是可以想見的。
民國十五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發北伐軍動員令。國民革命軍的部署，是以第三軍集中茶陵，第四軍集中攸縣，第五軍集中桂陽，第六軍集中安仁，第 七軍集中永豐，第八軍集中衡山，而以第一軍主力集中衡陽為各軍的策應。北伐的第一步，是先行肅清湖南省境內的敵軍，以便會師武漢。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誓 師，並發表宣言，指出「革命戰爭之目的，在造成獨立之國家，以三民主義為基礎，擁護國家及人民之利益」，號召全國軍人，共同為國民革命奮鬥，並要求全國人 民，共負國民革命的責任。七月十日，國民革命軍克復長沙。於是國民革命軍分三路前進。中央軍為第四軍、第七軍、第八軍，以武漢及武勝關為作戰目標。右翼軍 為第二軍、第三軍、第五軍，和獨立第一師，由我親自督師，以南昌及九江為作戰目標。另以第一軍之一部由福建向浙江轉進，再會合右翼軍而以上海南京為作戰目 標。左翼軍為第九軍和第十軍，以荊沙為作戰目標。十月十日，中央軍克服武昌。十一月九日，右翼軍克復南昌。國民革命軍聲勢之盛，進展之速，不僅使北洋軍閥 為之膽懾，亦且使世界為之震驚。
十一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作成「中國問題決議案」，把我們北伐軍事的進〔第47頁〕展和全國民眾的響應，看做他「革命運動的第三階 段」，要在這一階段中，「從民族解放運動過渡到新的革命局面」。他所謂「新的革命局面」，就是「民族解放運動與農民革命合而為一。」具體的說，就是要中共 黨徒利用國民政府的機關，接近農民，實現他所謂「農村綱領」，製造他所謂「農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從農村暴動中組織武力，建立共黨政權。莫斯科為了指揮 中共，實行其「徹度的農村政策」，認為鮑羅廷不夠激進，再派羅易（Ｍ·Ｎ·Ｒｏｙ）和譚平山來到中國。
中共為了執行莫斯料這一決議，把他的工作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趁著國民革命軍的進展，從本黨的民眾運動中，糾合城市和鄉村的遊民無產者（地痞流氓），操縱 工會和農民協會，製造武裝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黨並離間國民革命軍，製造各軍之間利害衝突的矛盾，乘機滲透我國民革命軍，而伸張其影響，擴大其控制。
右翼軍克復南昌時，我在前線督師，當即進駐南昌，策定討伐孫傳芳的計畫。十一月，本黨中央常務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到南昌集會，決定中央機關暫駐南昌，主 持戡定東南的軍政大計。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鮑羅廷竟在武漢集合一部份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開會，決定組織所謂「聯席會議」，推徐謙為主席，執行其所謂「黨的 最高職權」。這顯然是莫斯科指使之下對本黨的分裂行動，我為了保持本黨的團結和軍事的統一，不能不極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兩電武漢，對於武漢 聯席會議的決議案，皆表同意，並且敦勸當時留駐南昌的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遷移武漢，使三中全會得以舉行。到了十六年三月，三中全會開會，我更向全會辭去 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職務，表明我開誠佈公，促成團結的〔第48頁〕誠意。
三中全會之後，共產派更加猖獗。武漢「中央」在共黨操縱之下，破壞二中全會「中央各部部長不得任用跨黨分子」之規定，對於二次全會決定「共黨交出跨黨分子 名冊」，及「組織兩黨聯席會議」等條款，都一筆勾銷，似乎根本沒有這一回事。我們至此更加認識，無論與中共或俄共簽訂什麼協定，都是等於廢紙，他是全不履 行的。所以當時本黨在武漢的工運和農運的機關，全被跨黨分子把持如故，而且只有變本加厲。於是武漢的總工會，和各地的農民協會，擁有武裝，到處造成了赤色 恐怖。都市的工商業與鄉村的農業，在地痞流氓劫持威脅之下，亦全部陷入癱瘓狀態。國民革命軍的政治部，為共黨分子滲透的主要目標。他們利用政治工作，在各 部隊之間，極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而且對於江西浙江作戰的部隊，扣發餉械。右翼軍要從長江上游調遣部隊到江浙增援作戰，也被其阻止，要置我轉戰東南的國民 革命軍於絕境。但是我國民革命軍右翼軍，上下一致，百折不回，仍能奮勇邁進，剋期完成其所負以上海南京為目標的作戰任務。
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南京市內忽發生軍人侵入英美領事館，殺害館員，同時又有侵入教堂殺害外國傳教士之事。當北伐軍事開始之時，我以 總司令名義於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發表「對外宣言」，剴切聲明「中正躬行北伐，不止統一中國，實為完成世界和平。無論何國人士，能不妨礙國民革命之行動及作戰 者，一切生命財產，中正皆負完全保護之責」。所以國民革命軍的部隊，無論到了長沙、漢口，或是九江、杭州，從來沒有違令殺害外人的行為。現在南京竟發生這 種暴行，顯然是〔第49頁〕部隊中的共黨分子，製造事變，企圖激起列強與國民革命軍的直接衝突。
國民革命軍指向上海，上海本黨所領導的勞工群眾實行總罷工以為響應。共黨分子乃乘機組織工人糾察隊，發給槍械，企圖乘機暴動，成立勞工市政府，挑起列強在 上海與國民革命軍的衝突。正在這個時候，國民革命軍佔領了上海。我即於三月二十六日由九江進駐上海，親自鎮攝這遠東第一個國際市場，免為武漢之續。四月十 二日，為了防制共黨的暴動，我軍與當地的工會及商會合作，收繳赤色工人糾察隊的槍械，監視共黨煽亂分子，上海遂得歸於平定。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業於四月二日在上海召開全體緊急會議，由蔡元培先生主席。吳敬恆先生提出共黨謀叛證據案，出席各委員亦報告共黨在湘鄂贛浙皖及上海 各地，受共產國際指使，破壞革命，擾亂社會的違法事實。會議乃一致決議，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採取非常緊急處置，將各地共黨首要危險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機 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隨即決議清黨。五月五日，中央常務委員及各部部長聯席會議通過清黨原則，並組織清黨委員會，執行清黨工 作。南京、上海和廣州各地都積極進行全面肅清共黨分子，社會秩序得以保持，而東南各省才算沒有替俄國布爾雪維克做試驗場，更沒有為莫斯科俄黨內爭做犧牲 品。
四月十八日，本黨中央常會及國民政府委員會，秉承　國父的遺志，定都南京，國民政府各機關即日在首都南京成立。
〔第50頁〕
第十五節　武漢左派的悲劇
共產國際第七次執行委員會「中國問題決議案」原是史達林的作品。史達林對於武漢政權的構想，就是要組織其為「無產階級、農民及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 獨裁製」，簡單的說，就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這就是此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史達林首先在東歐，接?在中國製造的「人民民主專政」的藍 本。
民國十六年三月，莫斯科共產國際以本黨國民革命形勢，北伐進展之速，實為其始料所不及。若其僅利用武漢左派的組織，和聯席會議的名義，決不能與南京中央相 抗衡，更不能達成其毀滅本黨、阻礙北伐之目的。此時他唯有力促汪兆銘由法經莫斯科回國。汪一到上海，即與陳獨秀共同發表宣言，主張組織「一切被壓迫階級的 民主獨裁製，以制壓反革命」。這一宣言顯然就是史達林的決策之重申。於是，我們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不再容忍俄黨的滲透和劫持，更不能聽任赤禍的蔓延和持 續，而毅然決然清黨了。
此時莫斯科共產國際之內，托洛斯基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的「左派」組織，以組織蘇維埃。史達林為了打擊他的政敵托洛斯基，仍堅持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合作。 他指斥中國組織蘇維埃的時機未熟。他要把武漢政權從「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五 月，共產國際第八次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國問題決議案」，就是史達林在他〔第51頁〕黨爭的氣氛中強製作成的。
武漢以汪兆銘為首的「左派」中央黨部及其政府，其會議完全受共黨分子的劫持，其民眾運動的部門亦都由共黨及其同路人任首長。例如農民部長就是譚平山。他執 行的政策是莫斯科的決議和指示。駐在兩湖的國民革命軍，其各級政治部大抵為共黨分子所把持。各軍之間，更飽受共黨的挑撥離間，彼此意見無法融和。但是共黨 雖操縱著武漢政權，而莫斯科的黨爭，鮑羅廷與羅易的矛盾，以及中共內部的爭議，又形成一團混亂。
實際上，兩湖的人民不能忍受共黨的恐怖政治和社會鬥爭，更不能忍受其「現金集中」與「糧食集中」的政策。十六年五月長沙「馬日事變」發生之後，各地農民蜂 起反抗共黨的操縱和控制。這些農民，也就是以前曾受「土地革命」的引誘而歡迎共黨的農民。這一事件對於共黨的農民運動乃是致命的打擊。
武漢的「左派」和中共的內部，到了這時，都發生了激烈的爭議。關於軍事，有兩種不同的主張：
一是主張北伐和東征，企圖打破武漢的孤立，力謀政治軍事局勢的擴張；一是主張南下，企圖在兩湖和兩廣發展農民革命，以鞏固其政權的社會基礎，並對東南採取包圍的形勢。鮑羅廷與「左派」主張前者，羅易則主張後者。
關於農民運動，他們也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是為保持國共合作，要糾正農民運動的「過火」；一是主張農民的武裝革命。鮑羅廷主張前者，羅易主張後者。
〔第52頁〕
這時候，史達林對中共的指示是什麼呢？（一）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二）以黨部的力量制止農民「過火」的行動； （三）清除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份子，組織新軍隊；（四）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以新的工農份子代替舊份子；（五）以知 名的國民黨員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動軍官。史達林的電報是六月一日到達武漢的。鮑羅廷主張不要告知汪兆銘，羅易卻拿給汪兆銘看。武漢的「左派」至此始憬然 警悟莫斯科利用我們國民革命來達到他赤化中國的目的之陰謀和野心，乃決定分共，而與中共決裂。
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十一條的「國共兩黨關係決議案」，企圖採取「退步」的政策，維持兩黨合作。七月三日，又決議送羅易回俄。但是七月十五日武漢左派政府即實行分共。於是鮑羅廷也就不能不離開武漢，經過西北馮玉祥的防區而回俄國。
這時候，留在漢口的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布魯轍，即嘉倫將軍（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ｌｕｃｈｅｒ），離漢回俄時，仍經上海，特地來見我。這位嘉倫將軍自民國十三 年（一九二四年）來到中國以後，我認為他是俄國將領中最為傑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還有最難得的一點就是他絕對沒有布爾雪維克的氣味，所以我至今對他還 是念念不忘。他在民國十四年底，應召回俄，由季山嘉繼任其軍事顧問團團長，竟演出中山艦事變。民國十五年春夏之間，我要求俄國派他再來廣州，擔任軍事顧問 團團長，與我相處，仍甚融洽。他在無形之中，對鮑羅廷所作所為，流露其深惡痛絕的心境。寧漢分裂時，他由南昌被召赴漢，直到武漢分共，他特來與我作別。彼 此相見之初，實有黯然魂消之感。臨別之時，我慰勉他說：「我們將來還〔第53頁〕有共事的機會，不必過於悲傷。」他答道：「但願我們今日不是最後的一別， 再會吧！」他這句話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告別辭。後來中俄復交，我屢次要求史達林派嘉倫來華，任軍事顧問，終久未得史達林的答覆。直到二十八年（一 九三九年）立法院長孫科赴俄，我託他當面問史，史乃答覆說，布魯轍已因犯日本女間諜之引誘而處決了。
第十六節　史達林需要中共城市暴動
武漢分共事件迫使史達林改取托洛斯基的主張，就是採取蘇維埃路線。他派遣紐曼（ＨｅｉｎｚＮｅｕｍａｎｎ）和羅明納茲 （ＢｅｓｓｏＬｏｍｉｎａｄｚｅ）來到中國，傳達他的命令。中共的「八七會議」就是在紐曼指使之下舉行的。「八七會議告黨員書」處處為史達林作成的共產國 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中國問題決議案」辯護，卻把一切責任都推到陳獨秀、譚平山的頭上，指斥他們是「機會主義」。於是陳獨秀喪失了中共「書記 長」的地位，改推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等為常委，領導共黨，轉向暴動政策。
史達林為了準備在俄共十五次會議中打擊托洛斯基，迫切的需要中共製造城市暴動，以圖誇張中共的氣勢，證明他指導的正確，掩飾其消滅「反對派」的暴行。
南昌暴動是由羅明納茲策動，賀龍與葉挺執行的。賀龍本是一土共，後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這時乃受共黨煽動，要搶劫南昌的財富和鎗械，再行擁兵南 下，到廣州設立「新政府」。葉挺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他本人是共黨，其部隊中的幹部亦多為共黨分子，此時接受共黨的〔第54頁〕命令，開 到南昌。這兩枝軍隊乘第三軍和第九軍分防各地，南昌守軍的兵力薄弱，乃演成七月三十一日的暴動。從夜間起，匪軍劫掠中央銀行，並搜刮商店，拘捕國民黨員。 八月一日，有所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者，發出佈告，其主席團列名者有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但是不過四天，張發奎即與朱總指揮培德會同 圍剿匪軍。所謂「革命委員會」內部又發生爭執，譚平山等主張南退廣州，葉挺堅持退往汕頭，匪軍到汕頭，肆行燒殺劫掠之後，乃竄入海陸豐一帶，與澎湃的土共 會合，建立蘇維埃。
「八七會議」之後，共黨指派毛澤東到長沙組織暴動。其目的在利用共黨「土地革命」的殘餘基礎上，建立工農軍，組織蘇維埃。但是事實上，城市工人暴動絕不可 能；在鄉村裏，除了零星的燒殺劫掠外，毫無成就。所謂「秋收暴動」完全失敗。毛澤東與少數匪徒竄到湘贛邊界上的井崗山落草。
南昌暴動失敗之後，莫斯科仍然指使中共策動廣州及其他都市暴動。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是由紐曼及愛斯拉（ＧｅｒｈａｒｔＥｉｓｌｅｒ）等從蘇俄領事館中策 動指揮，並由第二方面軍的教導團執行的。這所謂「教導團」，就是武漢軍事政治學校和農民運動訓練所的學生改組，其中不少共黨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分子。他們提 出的口號，完全倣傚俄國「十月革命」的「麵包」與「土地」。他們同樣組織其所謂「工農兵蘇維埃」。十二月十三日，第五軍長李福林軍由河南渡河攻入市區，第 四軍薛岳亦趕回廣州，而廣州機器工會工人亦組織敢死隊，參加作戰，這一叛亂遂告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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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節　對俄絕交——和平共存第一個時期的結束
國民革命軍在廣州戡亂的時候，即已當場捕獲俄國副領事及其助手。叛亂平定之後，查獲秘密文件，更證明俄國領事館及其商業機關就是俄共間諜組織和策動叛亂的根源。國民政府乃於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銷各地的俄國領事館，並勒令各地的俄國商業機關停業，乃即宣佈與俄國絕交。
關於對俄絕交一事，我曾對日本大阪朝日新聞駐京滬記者高橋發表談話，其中說道：
「吾人之對俄絕交，僅與俄國共產黨政府斷絕關係，而於中俄兩國人民間之感情上並無變動。
「試觀中國各地之俄領事館，事實上等於第三國際之支部，同時亦為中國共產黨陰謀之巢窟。
中國國民黨為保持國家主權與自衛計，為完成中國國民革命計，為實現三民主義計，且為東亞和平計，出於斷然之手段，自是當然之舉。」
中俄兩國的關係至此遂告斷絕。五年來共產國際指使其中國支部的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利用國民革命，以圖接近群眾，煽起鬥爭，顛覆本黨，然後他再假借三民主義的旗幟，由他來領導北伐，獨佔中國，這一野心企圖，是失敗了。中國大陸的赤化因此遲延了二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