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同观点的人中，由刘友源（国防工业七九九厂工人）、黄海浪（宜宾市铸造厂工人）等提头，我们组织成立了宜宾地区第一个工人群众自发组织的“宜宾八八工人联合战斗团”（八八是取义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而命名的），与宜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司令部”和外地赴宜宾红卫兵联络站并肩战斗了（地址在市中心的“京剧院”即大观楼一侧）。紧接着，地、市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最先是“反修造反队”，一开始有地专机关的群众王世民、徐克明、徐明伟等，还有市级机关的高玉文、李朴等为头的干部组成。地、市政法系统的刘传和、刘跃鈱、田光辉、曾祥和等也组成了自发性的群众组织参加文化大革命。
各厂矿工人，最早的是七九九厂的王景海、刘平测、陈元中等组织的“井岗山造反兵团”，宜宾造纸厂的江国辉、廖光明、王季英等人组织的“铁臂战斗团”等。
农村农民，最早的有黄桷坪公社的全国劳动模范赵树恆、吴绪彬；附城公社的曹海清、曹治国；前进公社的雷从金；旧州公社的周仿之；古叙公社的王社长等，组成了农民造反组织。
这些，也许就是学生们来宜宾讲的：“国家改变了颜色，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涉及到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在，故很能鼓动人民群众的参与激情吧。他们（也包括我）坚信党中央的号召错不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尤其是地、市委的后院起火，如原市级机关的高玉文，文革前期很受器重，曾是上京抓刘张的“抓人团”主要成员。人没抓回反倒起来造反了。党政机关揭露当权派腐化堕落、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问题，更激起造反浪潮的高潮。形势发展迅猛，我们“八八团”也很快就发展到数以万计的人参加。不仅遍及宜宾的各行各业，甚至凉山州的雷波森工局林业工人，云南省盐津县的航运工人，均请求加入我团，成立了下属造反组织。宜宾的属县也纷纷行动了起来，全面拉开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地、县委”的局面。当时，因官办群众组织的经费是由官方直接承担，而自发的群众组织就没经费来源，买红布做战旗袖章、买纸笔写大字报等都得要钱去买，没得经费来源难以开展活动。学生造反组织的头头曾加兴为使官方承认群众（包括学生）自发组织和争取活动经费，在宜宾市委大门口进行了绝食斗争。在得到相当多数的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最后取得了胜利，真正打开了宜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局面。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年底在杨泽彬、李锦凡、张大卫（北京化纤学院学生）、陈良柱、刘友、王景海等人的倡议下，宜宾的工、农、商、学、干各大群众组织头头们共商，宜宾造反派进行首次大联合，组成了“宜宾方面军”，其它县、市也组成了县市级的“司令部”参加。至此，宜宾地区的思想派和自发组成的主义派的区分就更加明朗（其实思想派的也组成了“宜宾红色总部”，故宜宾人称“红色派”，对主义派称为“红旗派”）。
说实话，当时加入造反组织也是比较严肃的，每个人都是要经过审查的，政治面貌基本清楚的人方能批准加入（如我参加造反派时，就有人攻击说我是伪保长的儿子，经调查证实我系谢家抱[收]养的，养父曾任过伪保长，但没作过孽，只是挂了个保长名，解放后没受过任何处罚，连传讯都没传讯过他，于1956年病逝，故没对我造成影响）。各组织均有专人管组织方面的工作。如当时在宜宾修建宜珙铁路的“四一五筑路总队”，其下属二十来个队，要求加入我们八八团的人很多，我们就坚持只吸收了十八县市“民工队”的部分人，成立了“宜宾八八团川铁分团”。后由张正源、刘某某等为首组成“川铁兵团”参加了方面军（因为“川铁”人太多了，我团搞组织的审查不赢，更怕稍有不慎会成为对立派攻击的把柄，故只好如此慎之又慎，宁少勿杂）。对另一些要求加入八八团的民工队的人，则劝他们除开原“4.15”劳动教养总队教育好后转为工人的“转工”，自行组织团体参加“方面军”。排斥“转工”，在现在来说，也许是形“左”实右形式的表现，因为，既然是教育好了并取得工人资格了，就应该有权参与四大，介入政治，他们也是有政治权力的啊！
正当此时，“四一五”筑路总队抛出了“转工暴动”的吓人新闻，一时间搞得宜宾城内人心惶惶，气氛十分紧张。“暴动”二字对过了十多年平静生活的宜宾人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其惊恐程度可想而知。这就是宜宾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第一大事件。我受方面军勤务组和八八团勤务组的委派，去调查该事件。说心里话，当时决定我去调查还是很害怕的。“暴动”的实质含义就不善哉，弄不好就会有性命之忧。可是造反誓言就有“誓死”之词，我还身为一个勤务员，决不能被别人看笑话，认为我是一个胆小怕死鬼，故而接受了这重大托付。
我首先到江北“宜珙铁路总指挥部”，找到总指挥长邓自力（原宜宾地委书记，后面将提到的“三套马车”中“邓、崔、陈”的邓就是指邓自力）。他对我说：
“转工是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转工暴动’的事听说了，但是具体情况不甚了解，要问‘四一五’筑路总队的总队长钱志均、李登茂才清楚详情。”
于是我找到钱志均总队长，他说：
“接到下面工区的报告，确有转工暴动。”
我听后首先亮出方面军的委派，然后提出请他和我前往暴动现场调查了解事实真相。他无法推脱和拒绝前往，只好带上警卫员和秘书坐上他的小车与我一同前往月江工区。
在一个山沟里，我见到不少带我团袖章的“战士”（当时的称呼），包围着一个很大的工棚，里面有很多人在有序地学（读）毛主席语录，全然没有任何暴力行动和动乱迹象。于是我当着钱总队长问我们分团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听到纵队通知，叫我们来协助干警镇压转工暴动，我们分团立即决定先调月江工区附近的支队好几百人来，围了大半天没看到发生任何事，晓得搞的啥子鬼哟？”
我问钱总队长，此事作何解释？
在铁的事实面前，钱志均总队长很难为情的样子，沉默良久最后只好说：“可能是下面汇报有误，我们没搞清楚，可能是公安工作长期养成了敏感的习惯吧。”
“下面汇报有误与否，不足为道，但你们作为总队领导，特别是公安部门的，对下级的报告不作核实，不加分析就向外公布转工暴动，闹得满城风雨。你们将如何向宜宾人民作个交代？就凭简单的一句汇报有误或敏感习惯能够了结得了吗？”我驳他说。
僵持了好一会，他说他很累了，身体不好需要休息一下（因时系夜间了），并交代他的秘书安排一下我们的生活。我认为他是想缓冲一下好找对策来打发我，谁知道他竟然趁着黑夜悄悄的溜之大吉，此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么一件轰动全宜宾城的大事，仅凭一句“可能是下面汇报有误”能解释得了吗？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罢。尤其是政法部门对“暴动”二字的孰重孰轻会不懂吗？这一连串的问号，岂不发人深省么？
这个时候，学生曾加兴在宜宾市委大门口几日的绝食斗争，直到市委圆满答复解决，自发的群众组织得到合法地位和对待，并由市委“文革接待站”发给活动经费，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大街小巷、机关单位都在写贴大字报，大辩论更是如火如荼，人们真像发了疯、着了魔似的，不分白天黑夜，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干“革命”。困了最多在长椅或地板上垫上几张报纸睡睡，简直是在全力以赴。有的大辩论竟然会在一个家庭内部展开，甚至激烈异常，由此可见这个运动的深入和普及程度，实属前所未闻之奇事。
接着扩大化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基层将当权者不分青红皂白都进行揪斗，特别是有一个较大点的群众组织，竟然将最基层的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弄到市灯光球场进行批斗（这一或许是受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方面军发现了苗头不对，勤务组立即学习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等文件和资料，即使制止了这种不良现象的蔓延和扩大，又集中精力批判地、市委的路线问题。
解决扩大化的问题，既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又要制止往夸大化的蔓延，确实是较难的，但我们终归还是做到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扩大化的问题刚解决，马上又刮起了“经济风”。它像消防车那样起到了“灭火”作用。这股风来自哪里，要达到什么目的？几乎全国都一样地在刮此风，至今都是一个难解的迷。“经济风”一刮，热火朝天的运动一下子就冷了下来（惟学生方面不受影响）。方面军勤务组立即召集各群众组织的头头们来开会，学习上海狠刹经济风的材料和批判文章，统一认识，及时揭露和批判经济主义妖风，扭转了斗争大方向，使运动又能正常发展。据传，仅此一风给国家和各单位、厂矿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相当大的一笔数。
接着是红卫兵寇代铭（宜一中学生头）、周叙生（宜四中学生头）等小将（这是当时对学生们的一种尊称），首先在宜宾揭出了“刘、张、王、郭”的十三个案件之翻案与反翻案的实质性问题，开始了宜宾“三套马车”的大论战，即：“邓、崔、陈”；“刘、张、王、郭”；“牟、沈、贾”三套宜宾地区领导班子在路线问题上的斗争。由此也可见宜宾问题之复杂。
由于是史无前例，也正如有些文豪形容为“旷古未有”，也难免会有冒进或幼稚的毛病出现。如在长宁县的第一次批判原县委书记庞爱民。批判会是由泸州市京剧团的造反派“鲁讯战斗团”和宜宾地市文工团的造反派（勤务员是查成林、唐菊动）及长宁县本地的造反派联合召开的。他们把我作为方面军代表邀进主席团（因我团母某某擅自到长宁乱表态，一会说他是代表“八八团”，一会又说他是代表“方面军”的，使得长宁县闹得乱麻麻了，故我们组织及“方面军”委派我到长宁调查处理此事而去长宁县的）。事先泸州市（原隶属宜宾地区的一个市）“鲁战团”的勤务员沈君怀跟我说：
“会战一开始就宣布：将在长宁县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走资派庞爱民揪上台来，打翻在地踏上一支脚，让走资派们永世不得翻身。会议就正式开始，先由本地造反派头头唐世斌（长宁县邮电局职工）揭发庞爱民在长宁县是如何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实，我们就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批判。”我也是此次到长宁才认识了唐世斌的。
当时，我认为沈君怀说的开头那段话，只不过是历次批判会上惯用的一句口号性质的套话，根本没去深究，所以对那段时髦的开场白无异议。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会一开始，主持人刚说完上述开场白后，真的两名臂带“鲁战团”袖章的泸州人，一左一右地将庞爱民“揪”上了台，接着就像戏台上演戏亮相那样，一招一式都做得正儿八经的，将庞爱民“打翻”（推）在地上（即木板搭的台子地面上），而且真的就要踏上一只脚了。这一举动简直把我惊呆了，弄得我当时哭笑不得。当时唐世斌也被搞懵了，其他人更是莫名其妙，又不敢公开制止。我只好用眼神和手势来暗示鲁战团的头头，不能这样做。由老沈出面及时纠正了这演戏一样的错误作法。
又如：当时方面军为了避免两个组织同时安排批判一个当权派时会发生矛盾，就将冯振武、王建民、王志敏、梁尔吉等几个地、市当权派“控制”在我们八八团，即宜宾市东街原宜宾县联社，当时我们八八团的总团部所在地。其他的地区主要当权派就由方面军直接“控制”在宜宾专员公署内。哪个组织要批判谁，都得在方面军批条子才行。而宜宾市小教（即小学教师们）造反组织，经方面军批条来我团要王志敏去接受批判，由于王志敏（宜宾市委分管文卫的书记）的脚肿了，我和刘友源等考虑到王的这个实际情况，向小教造反派说明了原由，让王志敏休息，暂不接受批判（并非王本人要求）。小教会场都布置好了来没要到人，于是要造我们的反，说我们是在保走资派，当时搞得我们很恼火。要不是我一再劝住刘友源，当时就会干起仗来。事后方面军的王景海、杨择彬他们才说：
“你们八八团根据实际情况处理王志敏因病不能接受批判是对的，我们就是应该多注重政策”。或许这就叫不明朗的道歉了吧。
老实说，当时的头头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动辄就造反是造反派的个性。当头头稍不注意或检点点，就会被造反的，甚至被拉下来（当不了头头之意）。如我们总团有个头头（总团勤务组的一二号头头）就因为较长时间私自使用了冯振武（冯振武当时是“控制”在我团的原地委书记之一，因病住院，该头头也随之到医院守护）的高级半导体收音机（那时的半导体收音机刚问世不久，确实稀罕，比现在的大彩电都还金贵，特别是高级的半导体，实在是那个年代很希有之物），他被造了反，说他是被走资派收买拉拢了。为此，他被舆论压力无形地拉了下来。这件事在当时搞得我们八八团都有点很难堪，团内团外影响都大。现在返回头来看看这个问题，有内因，更有外因在起作用，但要说被收买拉拢了，未免是言重了。
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份，正当运动进入高潮之际，突然宜宾城内谣传四起。什么“飞机要来宜宾撒传单”了（这种情况只有在抗日战争时期才有过的现象），“方面军要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了”，“军队和公安机关要联合出动抓造反派的人了”等等。一时间宜宾简直被笼罩在极度紧张和恐怖之中。人们不甘心，更不服气。为什么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会成反革命？党仍然是共产党，怎么会出尔反尔了呢？这岂不是在愚弄人民么？要说是个人迷信那也在所难免，但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是中央政治局作的决定，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了的，能说是老百姓在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确实是当时参与造反之人的一个活思想。进而人们想到了会不会是走资派们的又一个阴谋？这是当时街头巷尾，人们争论最激烈的一个主要话题。
人们被搞懵了，像热锅上的蚂蚁，全城都乱哄哄的，都在谋求对策。我们八八团几个头头研究，为应对这种突发事变，由我夜渡到白沙湾，到七九九厂的“井冈山”兵团，请他们进城声援（当时宜宾的长短航运基本上都是参加我们八八团的人，故调用轮船渡江是不成问题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凌晨一时许，一艘轮渡船送我到白沙湾码头。我到七九九厂“井冈山”总部，找到了王景海、刘平测、陈元中等（当时井冈山兵团的头头）。他们说情况他们早就知道了，现在军警还没动手，不要自己先乱了阵脚，若真开始抓人了，他们会组织进城声援的。天亮后我回到城里，这时气氛更加紧张，特别是民主路人民电影院一带，人头攒动，混乱不堪。我好不容易找到刘友源他们，我们几人站在街边上研究该怎么办？我说：
“既然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发动的，我建议刘友源带上傅文琪（原宜宾市木运社工人，我团搞宣传的笔杆子之一）到北京找党中央和毛主席问个明白。”刘友源则坚持要我带上傅文琪去北京，而且还得赶紧动身，晚了怕宜宾都出不去了，就算能走出宜宾，路上也会有哨卡拦截。时间紧迫，不容我们过于的争执。最终决定后，我作了些简要的安排就同傅文琪渡江到了上纸厂。通过纸厂造反派头头江国辉、廖光明、王季英等的帮助，乘上纸厂的小吉普车，准备赶到成都后再换乘火车进京。
情况是复杂多变的。我们的车刚拢自贡地界就被扣住了，因为自贡市已听到了宜宾传去的抓人消息。等扣我们的人带我们到了自贡市供电局后，经过简单对话，方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原来扣我们的人是自贡市造反派“红色电工兵团”的人。他们设卡是为了防止宜宾的抓人问题波及到自贡。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没察觉到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绝非宜宾一地之事。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上京告状的后，考虑到其他地方也可能设卡拦截，火车站也会被控制，难以到达北京，经他们周密研究，慎密安排下，我们才顺利地登上了进京的列车，离开了四川。
凄凄的北风、纷飞的雪花，再加上泼面的灰尘，对南方来的“客人”更增添了份心酸。尽管离开了才三日，可家乡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局面了、几十万“战友”能否平安？心情万分沉重。何以听共产党的话，反到落得个“反革命”的罪名？真的能是党中央作的这种抉择？北京之行责任重大啊！我们没有找地方落脚，就直奔打听到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此时我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巴不得尽早尽快地将宜宾的一切向党的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清楚，求得正确的解脱）。
由于初次进京，人地生疏不熟悉，加上囊中羞涩，我们只好徒步从火车站向长安街寻进。幸好中央文革接待站就靠近宏伟的天安门，我们比较顺利地找到了。进得门去，里面人山人海，川流不息。人人面带愁容，好象霜打了的茄子，到处都在谈论着同一个话题，即“二月镇反”（即后被通称的“二月逆流”）。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是老天的捉弄还是人为的强奸？全国各地都是如此，突然之间产生出了数以千万计的“反革命”，简直不可思议，这岂不成了个“反革命”王国了么？无怪乎全国会有那么多的人上京告状了。
接待站内划分了若干个区域，我们找到了西南片区接待室。一男一女接待员接待我们。当我们向他（她）们汇报完宜宾的情况后，提出了“镇反是不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算不算是反革命”。接待员收了我们写的汇报材料后（即在进京的火车上赶写出来的宜宾文革概况），很圆滑地答说：
“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会如实地向中央首长汇报，是不是反革命你们自己最清楚。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今天就谈到这里，有什么遗漏的你们最好写成材料给我们送来，我们才好及时上报。”
出了文革接待站，沉重的心情没有一点松弛的感觉。是我们没把问题谈透彻，还是表达得不够清楚？文革接待员的话是否有所暗示？一连串的问号搞得我们头昏脑胀，老在天安门、长安街打转也不是办法，得找个地方住下来思考思考再说。
北京的夜晚比白天冷得多，寒风刺骨，冻得我们俩人直打哆嗦（我们哪曾经受过零下一、二十度的严寒）。衣服也只是南方御寒的着装，我看傅文琪有点招架不住的样子，又冷又饿，这才想起大半天没吃过一点东西了（本来身上的钱就少得可怜）。好不容易才在偏街小巷（北京人叫的胡同）找到一个卖吃的小酒馆（那时我们都不会喝酒），为了御寒，只好要了二两烧酒（北方人叫的“二锅头”），四个熟鸡蛋来增加点热能，提高下体温。胡乱地吃完，因有自贡供电局造反派开出的证明，我们趁势找到了水电部接待站住了下来。一床芦席，一张粗线毯，水泥地板为床，算是有了个安身之地。好在大屋子里有暖气，到是不觉得冷，只是一、二十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又不通气（为保暖，窗户都是关严实了的），有股很难闻的气味，几次差点把我给熏吐了。由于是免费住宿，再难闻的气味也只好克服了。正由于经济的缘故，我们在京期间肚子饿了也只能吃烧饼（北京人叫“火烧”的饼子）、咸菜度日（其实水电部机关食堂里啥好吃的都有，只要有钱就能买来吃的）。我们整天几乎都是在地铺上不停地写材料，根本就管不了吃好吃歹喽。
一天从中央文革接待站出来，在天安门观礼台下碰到宜宾去的一群学生和几个水电安装队的工人，他们说宜宾抓人抓得很凶，不仅是头头挨抓，就是一般群众被认为是“造”得凶的人都被抓，到处都关不下了，就连军分区里都关起了人（因为我们上京后，总团部、分团部甚至支队部统统都被砸了，所以音讯不通，我们就完全与家乡失去了联系）。听后我们心情更加沉重，到底我们错得好凶啊？！我们一群人席地而坐，谈论宜宾的问题。其中有学生说宜宾造反派就是因为介入了“刘、张”的问题（即刘吉挺、张西挺等原地、市委领导干部，前面所提到的“三套马车”中的刘、张、王、郭也），才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中还有人提出干脆找一些在京的宜宾人，将刘、张他们抓回宜宾交差，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时我才知刘、张等人在北京。我听后，尽管之前我们根本还没接触过刘、张他们，但还是认为学生的这种思维和想法是错误的。于是我发表个人看法，说：
“这种想法太幼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宜宾一个地方在抓所谓的反革命，而是全国范围都在统一行动，难道刘、张他们能牵涉影响到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我看其中定有很深的奥妙，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天真了。”
我讲完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后，他们也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分析得符合现实，也就不再有此想法了。人群散后，宜一中认识我的学生问我想不想见一下刘、张？我认为见一下也好，不然为刘、张他们的斗争事劳神费力一场，他们像什么个样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于是就随宜一中学生到刘、张住的地方去见他们。
在商业部招待所一个简单而又不够宽敞的屋子里，我们见到了刘、张俩夫妇及他们的一些同志。宜一中红卫兵向他（她）们介绍说：
“他们俩是宜宾八八团勤务组的，八八团是宜宾地区最大最早的工人造反组织，方面军的发起者之一。他俩也是来北京告状的，顺便来看看你们，了解一下你们对当前时局的看法，特别是所谓镇反问题。”
刘、张他们听后亲切地和我们握手并作自我介绍（原来我认为他们肯定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头，见了面才知没有一个肥头大耳大肚皮的，特别惊奇的是张西挺还是个女同胞，她和刘吉挺还是俩夫妇呢）。
刘、张他们问宜宾的情况怎么样？我就如实地将宜宾文化大革命的概况作了介绍，同时谈了宜宾造反派很重视他们那十三个案件的实质含义。这时丁祖涵（原宜宾地委组织部干部）对我们讲：
“刘、张的问题中央都知道了，也很关心，‘镇反’是个全国性的问题，相信党中央很快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需要的是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地方的情况，最后是书面报告。现在更需要在宜宾的同志们坚持斗争，用行动证明宜宾造反派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不是什么反革命。”
田禾（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也对我们说：“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指刘、张等）的态度是比较鲜明的，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宜宾派到北京来抓刘、张的公安潘光西、温国良、赵瑞同三人，都被北京市公安局奉中央之命抓起来了，刘、张也见过了他们三人（是中央文革安排的见面），你们可想而知宜宾问题之复杂、尖锐了。”
其实刘、张的问题早在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主席就在亲自过问了，并称他们俩为“革命夫妇”，由此不难看清刘、张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师东兵先生的《秦城冷月》对此节也有描述。
我们听到这些情况后觉得很有道理，也很兴奋，总算看到了一线希望和曙光，起码知道中央在关注着宜宾和全国的“镇反”问题了。同时我们在北京也听到了北京广播的某地被打成“反革命”的一个造反派，为“救火”（大概是说他在进京告状的途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编者在结尾作了句反问：“能有这样为了国家财产、人民生命而奋不顾身的反革命吗？！”
综上所述，我们觉得应该尽快返回宜宾，告诉宜宾的同志们北京的这些情况，让“战友们”也吃颗定心丸。
回到住地我告诉傅文琪，我们该回宜宾了。走前我们得做两件事：一是给党中央、毛主席致信；二是再走访一次中央文革接待站。傅文琪觉得可以。于是我们就动笔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阐明宜宾造反派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人民群众，我们一定会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的。我们决不反对革命，所以，我们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最后落款，不知傅文琪基于什么原因他不落名，故只好落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当时我认为无所谓，大不了我一人对此信承担责任好了）。
第二天我们将信寄出后，再次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主要是想去探探口风。接待员仍然是那些套话和安慰（他们好象只会说这些套话样），“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只要不是在反对革命，就什么都不用怕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我和傅文琪离开北京返宜，准备将在京城的见闻如实传达给宜宾的战友们。因听说宜宾逃出来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走重庆这条线路，经商议，在内江我和傅文琪分开成两路拦阻上京告状的人，我就到重庆方向看一看，并说好晚几天我就能回到宜宾。在重庆没见到什么宜宾跑出来的同志，在壁山县我曾打电话给我爱人，了解到宜宾的情势很乱，仍在继续抓人，造反组织全被砸烂了，于是我决定立马乘火车回宜宾再说。
到宜宾火车站，我刚下车到站出口处，就被对立派宜红总的“政治兵团”的王明（是对立派政法系统的一个头目）“接”住了。他们好象事先知道我的行踪似的。他叫另一个公安将我押送到宜宾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裴家福亲自审讯我一通后，就将我关在公安局楼上的屋子里。一间小小的屋子，大约十平方米左右，关了有十来个人，几间屋子都关得满满的，还有女同胞，可外面还在继续抓人。公安局楼上实在关不下了，他们就将公安局对面的一个幼儿园（征用）腾出来关人。我们几十个“反革命”也“乔迁”了过去。听同囚一室的常玉友（宜三中学生）、陈云贵（市川剧团造反群众）他们说：宜宾被抓的人多得很，不仅是头头才抓，只要他们认为“跳得凶”的造反派（指参加造反派的一般群众）照样被抓来关起，到处都关满了人，就连军分区内都关了很多人。军分区里关押军外人士，恐怕确实是“旷古未见”过的稀奇怪事了。
我虽然到过北京，可是有些问题还是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中央都不怎么统一？这个镇反到底是什么企图？为什么一下子全国竟派生出了历史上罕见的那么多反革命，反了什么革命？等等，等等。越想越觉得这里面的文章太深奥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干脆就不去想深沉很了，就听天由命罢，反正自己没有任何反革命的言和行，怕它个啥，抓紧时机买些肉食来吃补补身子。因被关押，吃的就肯定是牢饭咯喽，牢饭吗肯定是极差的，全是素食，比在北京的生活差不了多少，但因这里又不完全像正规的监狱，只要自己身上有钱，每天中午都可以叫姓叶的干事（公安）帮买点肉食来吃（即中午公安伙食团没卖完的肉类食物），将这个多月的斋戒（指在京期间的艰苦生活）损失补起（好在同室的难友帮我垫些钱来买）。平时就与同窗们谈论宜宾和北京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听到抓刘、张的公安在北京反被扣押之事后，大家的心情都有所好转，总觉得有希望的一天。也好在那时关押的全部是我们这种“反革命”，所以随便怎么谈都无妨碍，甚至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都不会受到制止和干涉，歌声（“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读书声、朗诵声此起彼伏，真有点学校（幼儿园）气氛，这个临时监狱竟成了特殊反革命“闲庭信步”的特殊场所。
在被公安局关押期间，我也思考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政治运动太高深莫测了。我一个工人能懂得什么政治斗争？故而想：只要这次能平安释放出去，当个好好工人算了，管他什么政治运动都不要参加，照顾管好自己的婆娘女儿才是正事，政治饭不是那么好吃的。
一九六七年（大约）四月的一天上午，突然一个公安和一个解放军军官模样的人到我的囚室来，叫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出来。当时全囚室的人都在议论（包括邻室的）、猜测，他们都认为我“升级”了，故要把我转移到其它地方去单独关押，所以他们都给我打气（包括其它几个囚室被关押的人），叫我不用怕，并用毛主席语录上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为我告别送行。
出了幼儿园“监狱”，解放军竟将我押解到隔壁的军分区内去。当时我想同室的战友们估计对了，真的弄我来开单份了。因那时最大、最重的造反派头头都是弄到军分区单独关押，专人看守的。到一花园旁他叫我站好，随即向我宣布：
“谢英富，今天提你出来，是要押你到北京去与反革命刘、张一伙对质，只要你去表现得好，我们就既往不咎，若表现得不好，回来你就会晓得是什么样的后果了。”听了这软中带硬威胁的警告训话，我觉得太矛盾了。刘、张是宜宾的，要对质也只能是在宜宾，何以要跑那么远到北京去对质呢？我以前根本不认识刘、张他们一伙的任何人，除进京告状在北京的那次见面，我与他们素无往来，要我去同他们对质什么？更何况他们早已通天了。不然宜宾到北京抓刘、张他们的公安会被公安部的扣押起来？真是笑话。当时我还怀疑是不是要弄我到哪个偏僻的地方去黑办？殊不知那时“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已经开始了。一会儿又押来一个瘦弱矮小的中年人，后来才知他是市级机关造反的干部，要说，他原来还是官方最早组织赴京抓刘、张的“抓人团”几十人中的一员，没抓回刘、张，返宜后反而起来造反才当了“反革命”的。这个中年人被叫站在花园的另一边，同样被训话（训话内容也许和我的相似）。最后又带来两个小女孩，当时我非常惊奇，难道这样小的娃娃都成了“反革命”？也被抓来关的？后来才知一个是刘吉挺的女儿叫刘明莎，另一个是李良的女儿叫李梅。李良是原宜宾市委宣传部长，即中共中央〈平反通知〉上刘、张、王、郭、李等的最后一个。别小看这两个小女孩小小年纪，她倆再加上李良的儿子李琪，早就是刘、张他们得力的联络、通讯员了，这样十来岁的娃娃早早地就卷入进了党内路线斗争，这在解放前不稀罕，而在解放后就实属罕见了。这倆女孩来到后，军分区司令部大楼出来一个军官，叫与我们训话的那个解放军：
“张汇燕！准备好了没有？”
“一切准备完毕”张赶紧将武装带和手枪整理了一下后立正回答。
这时开来了一部小吉普车，那军官说：“把他们带上车立即出发”。
“是”张汇燕立正敬礼同时答道。
一路飞驰，天黑后才赶到成都军区，车在军区政治部楼前停下，楼里出来一个很像大官的人（这肯定是进门时，门岗就电话通报了），名张汇燕的解放军赶紧下车跑上前敬礼报告。
“报告某主任，奉命将谢英富、高玉文押到！”那位主任听后愣了他一眼，上前几步伸出手来推我和高玉文，并同时说：
“谢英富同志……你们受苦了。”哇！多么亲切和振奋的称呼啊。说实话，听了这样亲热的称呼，当时我感动得无法来形容那时刻的心境，我眼眶里的泪水在飞速地流转，差点就要迸发出来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好在我年青没有昏倒，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一顿丰盛的美餐后，我和高玉文被安排到政治部楼上的小会议室里休息。那倆小女孩不知被带到哪里去了。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新华社记者王焕斗（新华社驻成都记者站的，后调驻西安记者站，所著《贞官佳话》颇受人们好评）四川日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成都晚报的几名记者到来，寂静的小会议室一下子热闹起来了（特别是记者们相互的询问，说笑）。最后进来的是一个身着帽徽领章军服的人，一脸茫然地看着会议室里众多陌生的面孔发呆。那个主任接待完记者后，转身才对那个不很像军人的人说：
“诸平同志，你受委屈了。来，这是你的帽徽领章，针线也给你拿来了，你就自己把它钉上吧，”
诸平接过帽徽领章，双手发抖，两行热泪直流个不停，那种感动场面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真情流露啊。原来，他是成都市军分区的一名干部，也是“二月镇反”中被抓了的“反革命”。上述的几名记者同样是这种“反革命”，都是从关押地放出来的。等诸平把帽徽领章钉好后，那个主任才对我们说：
“大家受委屈了，也受苦了。今天请你们来主要是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派了专机来接你们到北京去参加会议，明天早晨动身，今天晚上就要安排你们在军区招待所休息，看大家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大家听了这番话就特别兴奋，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差点就要大声欢呼喽。只有新华社的记者王焕斗，一副学者沉稳庄重的风度，安详地坐在长沙发上抽烟，好象是在思考着什么似的。
到了招待所住地，我被安排与王焕斗记者住一个房间，他问我一些宜宾的情况后，关照我要好好地休息，不然明天坐飞机会受不了。此时，与我们同来成都的那两个小姑娘来找我，说成都军区那个当官的叫她去问郭林川和李良现在哪里？她们回答“不清楚”，于是那当官的就叫她们明天仍坐宜宾军分区的汽车回去，其它什么也没给她们说了。我听后被搞懵了，为啥从宜宾把她们弄来，就只问了郭林川和李良现在哪里一事后就叫她们回宜宾去，其它啥都没说？我看其中另有文章。于是我就把成都军区政治部楼上开会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她们，重点讲了是党中央、周总理派飞机到成都来接我们上北京的。因那时郭林川和李良均在宜宾辗转躲藏和坚持斗争，官方找不到他们是实，但他们的子女肯定是知道他们的行踪的，只是不愿告诉官方罢了，故我要重点讲述中央派飞机来接的情况。我讲了明天早晨就要直飞北京的事，她们听后很着急，要我想办法让她们去北京。可我能想什么办法呢？刚获得自由的我，身上要钱无钱，要粮无粮（因那时的粮食是计划供应的，在外吃饭都得有粮票才能买得到主食），拿什么资助她们进京呢？那个政治部主任现在哪里？我也根本无法去找，更何况军区叫她们明天仍回宜宾，她们正好把这个重要消息传回去，正是个难得的机会呀！故我好言安慰，劝她们还是回宜宾为好，及时将这个重大的好消息带回宜宾（肯定她们会首先告诉郭林川和李良），告诉宜宾的战友们，等待我们进京后的更好消息。她们被我说服了。
回忆这十多个小时来的特大变化，我在床上翻来覆去都无法入睡。一个人碰到这样重大的转折，从地狱走向人间，能不愉悦、兴奋？特别是想起我在汽车走过轮渡时我偷写的那张极其含糊的报讯字条（即：我已被军方押解从北门渡江、不知何往。），是否会被我掷向的那个船工拾起传送出去？现在有两个小姑娘回去面诉了，比我那张字条更清楚，更起作用，也不担心那船工会不会传递消息了。……大脑的运转还在继续，迷迷糊糊中“起床了，起床了，抓紧时间准备，汽车都来接了。”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因为我们都是些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特殊旅客”，除了毛巾、牙刷之类，均无什么行李物品可收拾的。
飞机穿越云层，飞过秦岭，越过黄河，专门载着我们这十几个特殊的“反革命”抵达了首都北京。这回没有人陪同，更没有武装押解。在机场早有国务院派的汽车停在停机坪旁等候了，我们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了“西苑宾馆”，我们受到了先期到达北京和原在京的战友们的欢迎，郭一民（原宜宾江安县委书记，宜宾农行行长，后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组长）安排我们住处后，随即见到了刘吉挺、张西挺等干部，其中田禾（原宜宾地委中层干部）向我们介绍说：
“这次是周总理亲自点名叫派专机接你们来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我们（指刘、张等干部）与李井泉长期不懈的斗争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前期）上已讲清楚了。并谈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前期的情势。”这时我才知道中央早就通知了宜宾当局，要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是宜宾当局把我关起反说不知我在哪里，后在一次会议上总理问：有个宜宾八八工人造反团叫谢英富的怎么没来？宜宾在京的当权者说没找到我。这时康生插话说：
“你们军管了吗，怎么会找不到？去查吗。”这样宜宾当局和成都军区才叫把我和高玉文从囚牢里提出来让进京的。
田禾最后讲：“现在中央要进一步了解的就是四川以及宜宾文化大革命和二月逆流的情况了（这时“二月镇反”才正式改称“二月逆流”了），所以要你们来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你们要作好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准备，要抓住重点和突出的问题，详细地汇报清楚。”
吃过午饭大家都在休息，先期到的同志把他们参加前期开会的具体情况讲给我们听（整个的会议都是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进行的）。从而知道了党中央肯定刘、王、张、郭等人是受李井泉他们迫害的、坚持原则的好干部，他们不懈的斗争精神中央很欣赏，并予以了肯定。还说“二月镇反”肯定是错的，违背了党中央的精神，实际是在阻挠文化大革命。
我们谈得正起劲，突然听见过道里闹哄哄的，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打开房门一看，人头攒动，雀跃非凡，欢声笑语不断。一问才知道中央办公厅通知，今下午中央首长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特别高兴，真没想到一拢北京中央首长们就要接见，真是太荣幸，也太意外了。
中央来车把我们接到了全国人民无不向往的人民大会堂，第一次登上这宏伟、庄严的重地，我当时的心情是无比的紧张和激动，简直是笔墨难以形容和描述的。在一个宽敞富丽的会议厅里，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除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外）基本上都来了，一二十个中央领导人坐了一长排。我又很幸运地正对着周恩来总理坐。全厅人坐好后会议开始了。当周总理问及四川“二月镇反”问题时，我站起来汇报说：
“二月十九日，一架小飞机到宜宾上空撒传单，同时地面就开始大肆抓人，他们根本不把造反派当人看，打翻在地就捆，有的还用脚踩着人来捆，甚至有的绳子扯断一根又换一根来重新捆，比对有深仇大恨的阶级敌人还凶，同我一道来的高玉文同志的双手就是被他们捆烂了的。”（我用手指向高玉文，他也马上站起来卷起两只袖子，露出了道道被绳子捆烂的伤痕之双手，周总理看了表情都很气愤。）说到这里想起我们不幸的遭遇，我已泣不成声了。周总理急忙安慰我，叫我不要着急，慢慢地说。听到周总理如此爱抚而关切的话语，我的眼泪更加止不住了，要想讲述的话全被卡在了喉咙里，实在无法再说出话来了。总理又慈祥地安慰我后，问撒传单的飞机是谁派的？韦杰、甘渭汉（成都军区的最高领导者）同时站起来，支支呜呜地回答，康生见他们含糊其辞的样子就发火了，在桌子上一拍说：
“到底是谁派出的（指飞机）都不好说吗？”
韦杰、甘渭汉两人楞了半天才说：“是林副主席叫派的。”话音刚落，坐在江青侧面的叶群（林彪的妻子，当时中央军委办事组的要员），嗖的一下从坐椅上站起来，将椅背上的军大衣一甩披在身上，眉宇见一股煞气伴着军人威严的神色，转身快步走出了会议厅背后的小门，会议仍然继续。不一会叶群返回来坐下，两眼紧盯着韦杰和甘渭汉说：
“刚才我打了电话给林副主席，他说根本就不知道派飞机这件事……”说完她仍怒目望着韦杰、甘渭汉。他俩望着叶群那冷峻的目光（也许他们感到不寒而栗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会议开了约两个多小时，基本上都是追查“二月镇反”在四川各地的情况，也询问一些文化大革命在四川各地的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等等。
从总体来说，党中央是很支持刘、张、王、郭等革命干部（即原宜宾地委书记刘吉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原宜宾地委副书记王茂聚、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长郭林川，原宜宾市委宣传部长李良等），支持四川的造反派，态度是很鲜明的。尤其是周总理强调说：这不仅是党中央的态度，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记得在人民大会堂的另次会议上，周总理小声地同刘吉挺夫妇谈了几句什么话后，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几张纸交给他的秘书周家鼎说：“把中央给刘、张他们的平反通知立即印发下去”一事，也可说明当时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了。
不由我回首往事：说真的，我参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大多是受学生些影响和广播里的宣传，总体地说都有点道听途说之嫌，故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也只能说是出于布尔什维克信仰的忠诚表现，也有些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知半解的成分。当“二一九”事件发生后（即“二月镇反”的另一个称谓），在囹圄中我曾暗地里发誓，只要洗清了这个“反革命”罪名出去，管它什么运动也不参加了。三套马车也好，两套马车也罢，我哪都不管了。虽然我生性就有点什么都不怕的脾气，但我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妻室儿女和从岁多把我养大的母亲想想，一个小老百姓管它什么国家大事不国家大事的做什么，还不是照样做工吃饭，上层的斗争是复杂而又多变的，时事难料啊。古人云“穷莫与富斗，民不与官争”。从我的实践中，总是会看到那么点“有权就是真理”的阴影，我确实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于是想象鲁讯先生杂文中说的那样“破帽遮沿过闹市，管它冬夏与春秋”好喽。基本上可以说对党和党的事业的忠诚之心冷了，死了。可是，参加了中央为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听了那么多中央要员一级的（出面）讲话，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鲜明态度，加之我一个小老百姓能被国务院派专机接到北京，更在人民大会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地谈论国家大事等等，再次唤醒了我这个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主义信徒的赤诚之心，所以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陷”得更深，更加卖命了。这些的的确确就是当时我的活思想，哪有丁点反对革命之心？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心想这次准定错不了。
在北京西苑宾馆，李大章省长首先表态支持刘、张和四川的造反派，四川分管政法的省委书记杨超认错，就连宜宾军分区的司令汪总勤、政委王富德都对我说：他们从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错了，对不起刘、张、王、郭、李等领导干部，更对不起宜宾方面军的造反派同志，今后他们一定要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支持刘张四川闹革命，支持宜宾的造反派，共同搞好这场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北京不少单位和机关要请我们去作报告。不过，对这些做报告 的邀请基本上我没去参加，因为自知文化程度低，说话的表达能力也差，何敢面对首都这个高层次的人些演讲。甚至全国排名第一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批判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也专门发函邀请了我们去参加。就连西苑宾馆的服务人员对我们都倍加热情和尊敬。我好像是在做梦一样，由人间地狱一下子步入到人间天堂，从阶下囚到坐上宾，这种巨大反差，也许是人世间极难一逢的事了，特别是作为小老百姓的人。
初夏的五月，我们正在喜悦和欢庆时，宜宾的电报电话接二连三地从各种渠道不断地传到西苑，宜宾情况紧张，磨擦不断。由于“二月镇反“的缘故，宜宾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们自发群众组织，基本都被镇压下去了，只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部分”顽固分子“还在继续活动。尽管在党中央的干预下形势有所好转，被抓的革命群众陆续被放了出来，但思想仍笼罩在囹圄的阴影里。有的出狱后还处在昏头转向、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基本停止了活动，故只剩下少数学生们的孤军作战了。而红色派（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派）的组织，因系官办，故没受到任何损失，而且在我们红旗派受到极重大打击之际，他们的阵营当然就更强大了，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正基于此，他们可以毫无顾及地挑起事端，封盖撕毁“主义兵”（即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一派）的大字报，甚至抓扯、推撞肇事，所以告急电不断飞来北京。我们只好一方面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报告，一方面叫宜宾的同志们沉住气，千万不能上人家（指对立派）挑逗的当，尽一切力量避免发生冲突。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别人要怎么做是我们管不了的，你再忍也无济于事（说实话，不管是任何人，忍让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难免有沉不住气的人之冲动），冲突越来越严重。在此种情况下，而我们多次研究解决方案也不得要领，最后刘、张他们接受在北京红卫兵的意见，由张西挺找我谈，说：
“目前宜宾已陆续放人了，可是群众组织受挫严重，元气大伤，你是宜宾最大群众组织的头头，是否你提前回去，一方面传达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精神，一方面抓紧恢复造反派组织，由工人、农民来保护红卫兵小将，制止暴力事件的发生，我们现在是只能求稳，而人家则可能希望乱，我们要是以牙还牙，搞乱了大好形势，只有阶级敌人和世界上的帝、修、反高兴。要好好地坚持这个原则来搞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这样并没违反党中央的意图，于是我甘当重任，准备提前回宜宾。离开前，李良同志又专门找我谈了次话（他和郭林川是随后赶到北京来的）。他说：
“谢英富同志，回到了宜宾你一定要告诉大家，立足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避免冲突，要集中精力揭发和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阶级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运动引向歧途的阴谋，叫在宜宾的同志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一定要文斗，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武斗，粉碎党内外别有用心的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要化干戈为玉帛，你责任重大啊！顺便也代我们向宜宾的同志们些问好！”
由于“镇反”造反派受挫严重，元气大为损伤，大家都有点灰溜溜的样子，互相见面都只有些垂头丧气的叹息。唯有主义派的“红卫兵”们，真像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二三人一伙，四五人一群仍在大街小巷张贴大字报。可是人单势薄，他（她）们前面贴，马上就会有思想派的“红卫兵”在“红工联”、“桥工联”（思想派的工人组织）作后盾的支持下，不是覆盖，就是扯下主义兵的大字报，而街市上的群众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我回到宜宾，一方面恢复我们“八八团”的基层组织，一方面将中央的情况逐步传达下去。这时北京的电报电话也不断发来宜宾。这当然是学生们的消息最灵通喽，也最敢说敢干，迅即将情况抄写传播开来。学生们的消息灵通是全靠邮电系统造反派的鼎力相助，电报电话基本都做到了畅通无阻，在最困难的时候，邮电造反派的同志都千方百计为我们传送消息。慢慢地人们知道了“二月镇反”是怎么回事。于是群众见到撕盖大字报时，也敢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了。
可是，事态越来越严重。由于有“红工联”（主体是豆坝电厂的工人）、“桥工联”（主要是在宜宾修金沙江铁路桥的工人）的撑腰（这也许只是表面的现象，而深层的实质在？），撕盖大字报竟出现了抓扯推搡的激烈情况。当然，吃亏的乃是主义兵喽。不少造反派的人都摩拳擦掌，大有对峙之势。此时，主义兵的学生们要求工人组织出面保护作后盾，同时造反派的人也群情激奋，要想以牙还牙地对着干了。我们认为过激会激化矛盾，在京的人也不断告戒：不要上“走资派”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当，因此不同意对抗的作法。于是有人建议用文的方法，即用示威的方法使对方有所收敛。当时我们认为也只有用文的游行示威方法较好。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有一二百人自发地到市中心“大观楼”旁集中，因多数人是搞搬运的抬工，故临时取名为“抬工队”，举行游行示威。集合好后，整队向西门出发，所经之处又有不少群众加入到游行示威的行列。
我们也太幼稚了，真是有点异想天开。以为示示威就可以制止冲突和暴力，那简直是想与虎谋皮。我们一路呼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当队伍行进到西门外铁路大桥下时，桥上大桥队思想派的人竟用道渣、鹅蛋石朝我们打来。本有一肚子气的游行人群，立即喊出了“桥工联，算老几，抬工伯伯不怕你”。桥上边叫骂边继续朝桥下扔石子，游行人群照样行进，照样喊着口号井然有序地游行，真有股不怕死的精神气概。我们不但没被打垮，游行队伍反而越来越壮大了（沿途不少人加入）。当行进到翠屏山底下，不知谁领头喊出了：“南瓜白菜算老几（即是省建筑第四公司的对立派组织“南征北战”），抬工伯伯不怕你！”可是刚过翠屏山转入人民路时，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它们相隔近百米）楼上，如暴雨般的砖头、石块向我们打来。队伍受到如此大的前后夹击，顿时大乱。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冲出好几百头带藤帽，手持木棒、钢钎的凶汉向我们袭来。为不扩大事态，我们一边劝大家忍气，一边向军分区方向撤退进行避让。
外地赴宜的“红卫兵”看到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发生了，造反派是赤手空拳，处于挨打的境地，于是他（她）们就到军分区内去请求解放军出面来制止武斗。不料军分区门卫不但没答应学生些的请求，反而有个别人将他们推出军分区大门（这时军分区外已被红色派的人手持棍棒、钢钎占据了）。对立派的人好象杀红了眼似的，不管见到谁都打，毫不手下留情，可怜被推出军分区的首都“红卫兵”张玄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王俊英（同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两位同学，竟被红色派围在军分区大门口的人乱棒和钢钎活生生地杀害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一三”事件，宜宾大规模武斗事件的（真实）起因（开始）。
一九六七年的五月十三日，这个永生难忘的日子，也就形成了宜宾大规模武斗的祸胎。
由于上述的野蛮、粗暴行径，激起了宜宾造反派（即后来称作“红旗派”的）和宜宾人群众的极大愤慨。为了自卫，这时才临时想起找棍棒，找铁条来作武器与之抗衡。但毕竟对方在某些人的授意、组织调动下，早就充分准备好了的，而且早就将大批农民调进了城来搞武斗。后从被俘农民口中得知，他们是“五一三”前就被有组织地调进了城，说是叫他们来保卫地、市委的，驻扎在翠屏山一带。大桥队和省建四公司的驻扎在“杂技团”，城区的红色派人则集中在团结旅馆楼上。试想成百上千的农民有谁能调得动？数以千、万计的人之口粮，在那计划经济年代，又有谁能办得到粮食敞开供给那么多人吃饭？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
在人多势众，更加上修铁路大桥的大桥队和省建四公司修房造屋的建筑工人，他们均是爬高上梯的高手，农民和一般人员从地面向我们发起攻击，而有高空经验的桥工、建工则由空中（即房屋顶上）攻击我们（那时宜宾基本都是些砖瓦平房）。他们在房背上如履平地，简直是打得我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特别是这种“返祖”式的原始“战争”，我们也只在电影或戏台上见过，故我们根本就不适应，就连当过兵的也无法适应这种旷古冷兵器时代才有的肉搏战，要是对方再从水上开进，那就简直是一场“海、陆、空”的立体战争了。我们的抵抗确实就软弱无力（要武器装备没有原材料，要吃饭无粮食给），很快就从西门、北门方向一条街一条巷地退下来。战线长都还有人去抵挡，但要面对这些好像训练有素、方略得当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攻击，谈何容易。
我们没有统一的指挥，无组织和计划的决策者，所以哪里吃紧就奔向哪里去抵挡，真是乱得紧。就是我们“八八团”也不完全是在统一地抗御。尽管我们是杂乱无章地抵御，多少还与强大的对方抗衡了一周左右。如西方的麻线街、童子街、三倒拐；北方的北毫巷、鲁家圆；东方的崇报寺、咸西街等，是双方几经反复争夺的“战场”，相当激烈、悲壮。我们虽不是有组织、有计划谋略的抗衡，但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对方是有组织的饭菜供给，而我们则是由街道的居民群众自发地（一户或几户联合）将家中有限的粮食（那时粮食是凭票购买的计划年代）都拿了出来煮成粥，送到各个抗衡点来给我们吃，居民老大娘、大嫂子们竟然将家里泡的咸菜、豆办酱等也都尽数拿了出来给我们吃（而对方不少从农村调进城来武斗的农民说，他们吃的很好，比他们家里的生活好得多）。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可我们在那缺医少食的情况下都没有一人到国家粮店、库去私拿或抢夺粮食。那种感人至深的场面是难以用笔墨可以形容得了的。很可惜那时我们没有摄像机，要是有摄像机将那时的陆空进攻与地面双方抗衡，加上居民老大娘、大嫂子们用桶挑起（手提）着饭菜来支援我们的动人场景拍摄下来，那将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历史真实写照的资料片。靠着这些微薄的支持，加上所谓的愚忠，我们以弱势竟能与武装较好的对立派打了好多天的拉锯战，尤以西门三倒拐、北门鲁家圆，北毫巷最为惨烈，互有死伤。到最吃紧的时候，不少没参加组织的人民群众也自动拿起棍棒、铁条，加入到我们抗衡的行列，很有股“保家卫国”的味道。因为对方的空中进攻，不少居民房被踏烂毁坏，激起了很大的民愤。如城区公社北城运输队一个叫张月华的工班长（转业军人、共产党员），他没参加任何派别，就是看到不少居民房屋无辜被踏毁，特别是对立派人不分青红皂白（尤以那些不知情的被调进城搞武斗的农民）见人就抓就打（杀），激怒了他，自动起来参加抗衡队伍的，结果被杀害。还有一个叫李某某的也是如此，结果也被杀害。我曾亲眼看见他从北门城墙上被对立派用钢钎戳杀掉下城墙的，而城墙下也是对立派人占领了的，我们极想救他，等我们费了很大力攻回城墙下时，连他的尸体也找不到了。甚至还有些赤手空拳的居民（没参与斗争的）也枉死在棍棒和钢钎之下。这是当时的宜宾市城区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绝非臆造。
人，哪有不怕死的。可是在那时的人，太单纯，也太忠诚很了，仅在一句“誓死保卫党中央、保护毛主席”的铿锵口号感召下，硬是就将生死置之度外，敢在强大的攻势下进行抗衡，并从“战争”中学会“战争”，由原来的被动挨打转换为主动反击。如：为了制服对立派的空中优势，学生们操起了孩童玩耍时用的弹弓朝空（屋顶）发射，使得房顶上对立派的人手忙脚乱无法招架。大人们从中得到启发，也用大的橡皮条将两端固定，中间夹上鹅卵石来发射制空“炮弹”。这一招还真管用，它有力地打击了对立派的空中优势，曾一度阻止了对方猛烈的进攻势头。
可是由于对方是有组织、有谋划的进攻，加之有强大的后勤保障（要啥就有啥），而我们别说后勤保障，就是要找点铁条来做防御武器都很难。于是对立派在空中失去势，地面又遇不怕死的顽强抗击的情况下，竟将履带式推土机焊上钢板作护甲，做成“土坦克”，从西、北两个方面，掩护大队人马又向我们冲杀过来，这样我们就招架不住了，东、西、北三个方面都无法抵挡住对立派如此猛烈的攻击，我们几乎被压到了宜宾城的一隅（南方），差点就被对立派的人赶下长江去喂大鱼了。好在当时邮电局的造反派还牢牢地掌握着通讯机械，我们的告急电报和电话才能源源不断地发往北京，发给党中央。在京的刘、张他们也很着急宜宾的事态，郭林川、王茂聚还亲自到过北京电报大楼给党中央、周总理发电报求援。肯定是在党中央的干预下，在五月十九日我们即将全军覆没之际（即我们被打得来快下河喂鱼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奉命赶到宜宾支左，暂时制止住了武斗，使我们保住了这南方的一隅之地。这不禁使我们想到五月十八日夜，我们正处在生死存亡的最紧张时刻，各抗衡点相继失守了，我们的“战士”从抓到对立派人身上搜出一支“毛瑟”手枪，眼看事态严重，他们就赶紧拿来报告并交给我，我立即意识到了这场武斗不那么简单。一般老百姓能（敢）有枪支带到武斗场上来吗？这恐怕不是单纯的冷兵器原始战吧？！当时我拿着那支手枪怕极了，主要是怕对立派打过来抓着我时发现这手枪，我有理也说不清了，那武斗升级他们就有了借口了，反过来罪名就该我背。于是我赶紧找到公安局的李祥禄等人，当众将这支毛瑟手枪交给他们并说明来历，请他们公安人员保管存放，以便今后能证明此次武斗的严重性和对立派潜在着武斗升级的证据。
由于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的到来，大规模武斗虽被制住了，但因来宜的该部队之态度不很明朗，只是将我们双方在他们来时的状况下隔离开（实际我们双方仍只在城区四分之一不到的南方一隅），而局部性的武斗仍然不断地由对立派在西、北、东三个方面向我们发动攻击，最为激烈的一次是东北方的崇报寺、咸熙街一带，数百名头带藤帽、手持钢钎的对立派人，想冲到我们南方来打杀，我方拼死阻击，好不容易将冲在最前面的一两百名由常十里外的金坪、象鼻农村调来的“农民大军”，分割包围地全部俘虏了下来（因我们比他们熟悉城区的地形状况，从小巷道杀出分割包围了他们），严重挫伤了对立派进攻的锐气。被俘的农民纷纷哀求我们放他们回去，说他们不明白真相，受当官的蒙蔽才进城来搞武斗的，今后决不再来当炮灰，妻室儿女指望着他们。于是我们反问道：
“难道我们就没有老父老母和妻儿吗？我们没跑到金坪、象鼻来打杀你们，也没招惹你们，你们为啥要跑到城里来乱打、乱杀呢？”
他们说是上面领导调他们来的，不仅包吃包住，而且还照样有工分（报酬）拿，更何况是当官的来喊的，他们也不敢不来。事先也没向他们说是来城里搞武斗的（而是说叫他们来保护地、市委的），来城里后发钢钎、藤帽给他们后才知是弄他们来搞武斗的。现在他们知道错了，违背了中央精神，今后再也不会受骗来武斗当炮灰了。从这样农民的讲谈中就不难看出他们的背后确有幕后策划、指挥者和真正的罪魁祸首了（当然，这幕后角色肯定不是一般老百姓、一般干部能够担当得了的喽）。
进入六月，对立派的武斗攻势减弱了（因为不少人知道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总体情况，纷纷退出红色派组织，离开武斗场地），但还有相当部分不明真相或坚持错误的人，则撤退盘踞在翠屏山、真武山上，并在宜宾山上的制高点（翠屏山顶部）架设了当时最大功率的高音喇叭，专门在夜深人静之时开播，叫骂我们红旗派，攻击刘、张等人。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是假的，反诬宜宾武斗是我们红旗派挑起的等等。其音量之大，完全可以覆盖整个市区，吵得人们根本无法安寝，真是怨声载道，令人发指。我们没有大的高音喇叭，唯一一部宣传车都是宜宾供电局的李克勤弄一部货车改装而成，架上从公安局砸我们组织时收缴去的广播器材，由李克勤掌机，宜宾地区文工团的杨白渠作播音员（她也曾参加过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白天将宣传车开到鲁家园与人民路交界处（即当时两派停止武斗时的分界线），宣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平反通知”（即党中央为刘吉挺、张西挺、王茂聚、郭川林、李良等干部平反的中共中央文件），以及“要文斗，不要武斗”等说理性材料和对立派人反戈声明及揭露武斗真相的材料，劝说被“骗”进城参与武斗的农民返乡等等（实际就是用事实瓦解对立派的一个策略，确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继后我们才在东街建了个固定广播站（即原宜宾县百货公司二楼上），从晚上七时到十时播音，主要宣传“红十条”（即中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决定）、“平反通知”等，从不深更半夜地闹个不停，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只要播音开始，广播站门前就是人山人海、拥挤不通的盛况。
而对立派那种“夜半歌声”的叫骂，确实烦人得紧，可以说当时是激起了城区人们的公愤，人们讨厌极了这种方式的广播。不知由何人倡议，由一些不怕死的小青年和部分群众，趁夜突发地将其捣毁，迫使红色派退到江北一线（是宜宾造纸厂的轮船从水路接他们过江的）。城区基本上恢复了安宁（当时我听到报告还不相信，我派那晚根本就没有发布反击命令，红色派怎么会乖乖撤退了呢？根本就没有想到群众的自发能量，这正应了古人说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时，原宜宾的驻军部队，以团长陈某、政委曹某、副政委郭某为首，公开表态，支持我们红旗派，支持刘、张四川闹革命，站到刘、张一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确实对我们红旗派鼓舞很大。
大约七月初，江北片区厂矿、单位及农村被撵出来的工人、职员和农民，纷纷吵着要返回江北。经我们多次劝阻无效，这才由城建系统、交通系统、八八团，加上江北片区的造反派联合，有组织地进行“江北反击”，硬是将红色派从根据地“宜宾造纸厂”一线撵出江北至金坪、象鼻一线外。这次我们的人又在金坪从红色派人手中缴获到几支小口径步枪（据说是体委被抢的枪支），不禁发人深省，何以群众组织敢于动用现代武器来打武斗（若那时“地专红旗”简报揭露的“5.13”前，对立派曾在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内聚集有几十人，均带有枪支弹药一事属实的话，那明眼人就更加清楚宜宾武斗的实质和真实含义了）？！
《红十条》（即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的下达和宜宾地、市两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建立，宜宾的首场武斗才算基本告一段落。我们红旗派也陆续将武斗现场俘来集中学习中央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针和讲话及文件的红色人员放回。集中期间，我们主要是让他们从学习中去领会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目的，并且保障了他们的饮食起居和医疗救护。在放人时，不知是哪里派来的摄影师，专门拍摄了我们放人的场面。就是这些单方面的镜头，后来就成了刘、张、王、郭、李等（特别是王茂聚）挑动武斗的“罪证”，在北京还放给周总理看过。现在想起都很不理解。如果前面提到的陆、空进攻（指红色派）和地面抗衡，加上居民群众肩挑手提饭菜来支援我们的场景，也有摄影机拍摄下来，那该有多好、多全面、多真实啊。可惜那时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像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古往今来有之（以后也不可能绝种），也许不是“现代”文明的专利吧？！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