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 17.4 蒋介石一连串政策上的错误安排
但是蒋介石却调东北军进入西北追剿红军，对希望与日军死战的东北军，士气上当然产生了极大的危机。而且蒋介石应当知道，西北军的杨虎城，早年在冯玉祥手下，就已经接受苏联的影响，是个左倾的军政人物，他对于蒋介石的政治安排，特别是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差别待遇，更是非常的不满，因此当时的西安各界经常与上海的左派团体呼应，成为包容极多左倾团体活动与人士的大本营之一。蒋介石要叫明显左倾的杨虎城，监督张学良进行剿共，是一个政治上极其失算的安排。
由于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任务，遭到士气低落，水土不服以及待遇歧视的困难，东北军先后与红军主力遭遇，虽然顺利地攻下延安，但是东北军的一九师，在劳山遭到红军围歼，其后一一师在直罗镇，又遭到红军反击的围歼，两位师长何立中与牛元峰不屈战死，造成东北军士气的震动。上下都一致认为，要东北军死于内战而非抗日，这将是全军的悲剧与耻辱。
而更糟的是，蒋介石竟然批驳张学良为阵亡将士的特别抚恤申请，同时不准张学良保持被围歼两师的番号，重新招募部队。蒋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犯了领袖的大忌，不但让东北军觉得自己在内战上的牺牲，根本毫无价值，同时更认为蒋介石在借刀杀人，以安内为名来消灭异己的内战。
这时候的共军虽然在军事上的处境，极其不利，但是在政治上的抗日号召，却大得人心，由与中共的文宣与组织，本来就是“高人一等”（来自共产国际的直传），现在中共要求团结抗日的立场，更是满足社会抗日民意的需要，因此不但是由中共控制与支持的左倾团体热情活跃，许多不满国民政府对日本要求节节退让的社会领袖，也都纷纷站在支持中共的立场，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立刻准备抗日。
一九三四年，正当日本企图迫使华北脱离中央而独立的危机时刻，北京的学生在中共的影响与策划之下（这是刘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杰作），于十二月九日发动了阵容壮大的爱国抗日运动，风潮所及，全国披靡。接着整个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与工人团体，在十二月十六日，举行全国性的同步抗日示威，造成一般的民意，对于中共的抗日主张，给与热烈的支持。在上海成立了所谓名流爱国会，由宋庆龄、沉钧儒、章乃器等人负责，不断发出动人心弦的爱国文宣，使得抗日的意识与情绪，在社会各个阶层迅速的发展蔓延，中国共产党立刻成为当时民意所崇拜的“抗日先锋”。
在这种抗日风潮之下，东北军的感受最深，因此东北军的将校，纷纷的组成各种团体，以团结抗日的志节。中国共产党也就利用这些抗日团体，开始渗入东北军之中，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在东北军内吸收同志，传播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文宣。这种思想在东北军内取得压倒性的支持，连张学良都无法压制这种宁愿与日本同归于尽、绝对不愿死于内战的真心要求。因此东北军对于追剿红军的任务，开始采取敷衍的态度，红军也对东北军，采取怀柔的立场，双方的阵前对峙，逐渐成为“西线无战事”的情况了。
而由于张学良念念不忘抗日，因此与过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属李杜连系，看看是否派遣军事人员，设法借道苏联的西伯利亚，进入东北，发展抗日的敌后工作，因此经由李杜而与共产国际进行接触。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张学良利用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的机会，在上海与第三国际的代表潘汉年会面，这时张学良才骇然地知道，原来蒋介石已经秘密与中共进行合作抗日的政治交易。那么要东北军拼命去追剿红军，这不是叫东北军与红军都白白的送死而已，徒然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坐大，最后抗日成为蒋介石中央军的功劳？
由于这个发现，张学良更加同情部属内不愿剿共、而要抗日的情绪，为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红军的立场，因此干脆透过自己的部属王以哲，与红军进行直接的联系，先与李克农会谈，最后在一九三六年的四月八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秘密会面，张学良提出国共全面合作抗日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与国共之间谈判的原则，非常的接近，都是要求撤销红军番号，废除各地的苏维埃政府，接受蒋介石领导，战后共产党成为一个政党，不再拥有军队，来参与政党竞争。
周恩来表示，假如能够达成合作抗日，中共方面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张学良表示，他愿意向蒋介石指出和解的建言，以促成国共之间的正式停战，张学良还提供私人帐户的资金，协助红军补给周转[4]。
张学良真正的要求是，既然国民政府准备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策略，如何能够早日付诸实现，以减少东北军的损失与压力，这就是他与周恩来延安之约的目的。从此红军、东北军加上晋军，都有了“联苏容共”以抗日的默契，造成整个西北地区的基本政策方针，与南京的安内剿共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冲突。
但是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与苏联与中共进行相当时日的接触，大家对于合作也有了策略性的共识，蒋介石本人还在莫干山接见过周恩来，但是蒋至少在表面上，对于国共合作的见解，采取近乎绝对排斥的态度。根本让张学良无法向他进言，双方甚至多次爆发言词之上的冲突。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张学良又多次的与阎锡山，讨论过停止内战与抗日的问题。当时的阎锡山，事实上也与红军有所往还，因此他表示支持张学良的立场，更帮着张学良见机游说蒋介石，但是都遭到蒋介石愤怒地拒绝。
这时蒋介石所委派在西北剿匪总部的参谋长晏道刚，总是摆出一副监军的高姿态，而经常与东北军将校之间发生摩擦，彼此的关系极其恶劣，也就造成中央与东北军之间更大的误会，在对杨虎城发泄心中抱怨的时候，张学良得到杨必要时大胆实施“兵谏”的建议，张学良当时并未置可否。
第十七章、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 17.5 张学良的断然行动
这时候，西安方面的政治左倾，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对峙，不但已经形同休战，东北军更拨给红军一些补给，因此各种的情报都已显示，张学良与红军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因此使得蒋介石大为不满。张学良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国共合作谈判，基本上已经要完成协议的同时，蒋介石却仍然决定，要东北军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合围攻击。
由于此时的蒋介石，平定了两广的分离，军政力量深入到四川、云南，中央的力量已经接近可以号令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地位，蒋介石的权利与威望，更是如日中天，无人敢挑战他的决定。因此蒋介石在当年十月，决定亲自前往西安视察军情，蒋介石对东北军将校，施加极大的压力与警告，蒋介石暗示假如张学良与杨虎城仍然不愿出力死战，那么蒋介石将要撤换张杨二人，整个西北的剿共行动，将由中央军的蒋鼎文接替，东北军将会遭到进一步收编的命运。
正当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接近摊牌的发展之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爆发了亲日之蒙古的德王部队，进攻绥远的战事。这时中国的民意，可以说是激昂已极，因此蒋介石下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守土有责，率军出击，在百灵庙击溃德王部队，蒋介石并且要求陈诚与汤恩伯的中央军，从山西出击。结果傅作义的晋军，传出了大胜的消息，整个中国为之振奋。
而在陕西的东北军，更是人心激动，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宁可到绥远去与日军死战，也不愿在陕西与红军作战。张学良基本上是同情与同意东北军的这种想法的，但是蒋介石不肯，一方面是担心这样会直接刺激日本关东军，因为关东军把东北军视为最大的敌手，一方面当然是不能让东北军侵犯到晋军的地盘。
张学良眼见蒋介石不肯停止内战，又不肯派东北军与日军作战，反而准备进一步的整顿东北军，在军心不稳的局势之下，张学良一度想要辞职他去，但是部属不肯，担心张学良离职之后，没有了孚众望的领导者，东北军更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牺牲品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又到洛阳与西安一带视察剿共作战，他更为清楚地表明，假如张、杨再不能全力作战，就准备将张学良与杨虎城调职与整编其部队，所以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已经开始在酝酿之中。
虽然蒋介石对于张学良与红军之间的交往，早有情报，东北军的士气低落与军心不稳，蒋也有所了解，但是蒋介石却认为张学良还不至于有胆量对他个人采取行动。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威震华夏，没有一个地方的军政势力再敢与蒋挑战了，何况蒋认为杨虎城会替他看着张学良。当时在西安一带的部队，是由杨虎城的西北军驻守，东北军都在远方的前线地区，因此张学良应该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出人意外的行动。但是蒋介石完全错估了局势，也看错了人，其实是杨虎城首先提出捉蒋的点子，而张学良的个性是一旦在必须采取决断行动时，他是可以完全不顾后果的[5]。
第十七章、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 17.6 发动兵谏、拥蒋抗日
者是张学良已经清楚地知道，纵使抓破脸都无法说服蒋介石调整政策，反而使得东北军面临即将受到调编的危机，与是张学良断然决定，对蒋介石发动兵谏。整个冒险行动中，张学良始终不变的立场仍是“拥蒋抗日”，张的这个决定，时前既没有全盘周密地商量与安排，更没有告知中共的领导人，只有在行动之前一天，十二月十一日午后，才与东北军的将校及杨虎城进行决定兵谏的讨论，东北军的将校，全部支持张学良的决定。
张学良在受到学生请愿抗日，以及国民政府逮捕上海抗日爱国团体名人事件的刺激之下，在苦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全面准备抗日失败之后，终于断然决定，采用杨虎城的兵谏建议。在十一日夜间，张学良与东北军的将校，对于兵谏行动作最后一次的确认，大家仍然支持张学良的决定。张学良当天特别临时将一五师第二旅的旅长唐君尧，从甘肃接到西安，负责整个兵谏行动的指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五时半，唐君尧指挥张学良的警卫部队，对蒋介石进行武力挟持的兵谏行动，造成蒋介石卫队的严重死伤，但是却平安的将蒋介石软禁。而杨虎城的部队，同步出动，逮捕所有在西安与兰州的中央军政要员，张学良的这个大胆行动，立刻震惊了整个中国以及国际社会。
张学良与杨虎城联手发动兵谏，成功挟持蒋介石之后，立刻成立抗日联军，并且公开发表了八项主张，这八项的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个党派人士。二、停止内战。三、.立即释放所逮捕的上海抗日领袖。四、释放一切的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七、确实遵守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张学良并且致电南京，保证绝无加害蒋介石的意图。
南京国民政府接到张学良兵变消息之后，立刻乱成一团，主张立刻派兵围歼张学良的强硬派，竟然是以蒋介石的莫逆之交、当时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蒋纬国既是他托蒋介石收养的儿子）及蒋介石最为亲信的何应钦为首，主张以交涉谈判解决的温和派，以蒋介石的姻亲孔祥熙、宋子文为主。由于张学良既然保证对蒋介石的安全，又主张拥蒋抗日，要与南京举行会商，戴、何等人实在不必急着以武力讨伐张学良，因为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有逼张学良在情急之时，对蒋下狠手的用意。在宋美龄的介入之下，中央军虽然展开对关中“叛军”的包围，但是暂时采取等待攻击的策略。
而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在得知蒋介石被俘的消息之后，简直是高兴得不敢置信，毛泽东力主要将蒋介石加以公审处决，以报复这些年来，红军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红军将领叶剑英等人，更是认为这是报仇的天赐良机，绝无放过蒋介石的道理。不过周恩来、张闻天却认为，假如蒋介石一旦死亡，中国必定重新陷入内战之中，日本更可以轻易的灭亡中国，而红军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因此两派争议不休。
而在十二月十四日，莫斯科传来斯大林对中共亲自下达之最为明确的指示，严厉的批判张学良西安事变的错误行动，指名要求中共中央，绝对要设法尽一切的力量，协助释放蒋介石，否则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会崩溃，而蒋介石死亡的最大受益者，必然是日本，假如中共违抗这个指令，莫斯科将会断绝与中共一切的关系。
这就是斯大林过人的谋略，因为苏联知道，在当时，只有蒋介石能够领导中国对抗日本[6]，假如蒋介石一旦被处死，中国必然出现内战的大乱局面，中共的红军也许会有发展的机会，但是在相当的时间之内，绝对没有人能够取代蒋介石与日本对抗的能耐，这样日本可能顺利地征服中国，一旦日本征服中国，苏联就要面临日本更大的挑战。
所以斯大林固然恨死蒋介石亲共与围剿红军，他也希望毛泽东能够获得胜利，但是斯大林更清楚地知道，在抗日的历史选择上，苏联现在最需要的是蒋介石，在必要时，苏联宁可牺牲毛泽东。因为斯大林已经明了蒋介石抗日的决心，以及了解蒋在中国已成为无人可代之的领袖，没有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日，苏联就要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来对付日本。所以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发出最为严厉的指令，务必全力确保蒋介石的安全。斯大林随后还释放了在西伯利亚被劳改多年，蒋介石的独子蒋经国。在权衡利害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指令，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善后的接触。
而日本的反映，则是显得过渡的自信，日本政府与军部，严令日本不可介入西安事变，因为日本相信，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劣根性即将上演，日本若是介入，反而会造成中国内部的警惕而团结对外。日本人相信，无论从南京到各个地方的势力，绝大多数是会赞成张学良杀掉蒋介石，以造成中国天下大乱，而能重新逐鹿中原，这样日本就更有机会浑水摸鱼、扶植汉奸傀儡，要灭亡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国，是容易太多了。
果然各地的割据势力，在得知西安事变之后，多数都是采取观望的两面立场，例如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四川的刘湘、山东的韩复渠，都出现两面表态的立场，一方面表态支持南京政府慎重处理，一方面也“暗示”张学良，不妨采取“断然”的行动，他们也会响应，因为只要蒋介石死亡，中央与东北军开打，那么他们逐鹿中原的机会又将出现了。
当时最令张学良注意的，是阎锡山非常暧昧的态度，因为原先张学良认为阎锡山是站在鼓励他采取行动这边的，何况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对于华北的各个山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这时阎却摆出更为高明的逆向.作招数，他知道张学良根本无意杀蒋，蒋若一死，中国必然大乱，那么日本必然可以轻易的并吞华北，不如自己做个现成的无本买卖，成为南京与西安的调停人，平白的捡到好处。阎锡山的态度，让张学良有如醍醐灌顶般的清醒过来，张已发现，大家都在企图利用他手上的人质，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第十七章、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 17.7 释放蒋介石以进行抗日准备
不过当时一般的舆情与民意，则是一面倒地反对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任何不利的做法，这些舆情非常担心若是蒋介石发生任何的不测，那么中国不但没有可以对抗日本侵略的领导人，中国可能会重新进入新的内战状况，这是民国成立以来，一次最为明显的民意共识：支持蒋介石继续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以完成国家的统一与领导对日本的抗战。
中共中央几经激辨之后，终于接受斯大林的指令，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周恩来奉命在十七日赶到西安，与张学良与杨虎城进行会议，张学良进一步的发现，中共准备利用这个机会，直接与南京进行交涉，以提高国共合作的交易筹码，根本没把东北军当成共同的伙伴看待。
这时张学良终于看透了所有的幕后，他原本希望利用这次的行动，能够让东北军扮演一个主导联合抗日的角色，现在因为他手上控制蒋介石的安危，反而成为大家争相利用的棋子。因此张决定，绝对不能让事态恶化下去，自己必须要确保蒋的安全，以及设法迅速释放他，否则中国抗日的准备，就要功亏一篑了。而周恩来在西安，除了与张学良商量大计之外，还必须设法压抑在东北军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说服杨虎城，要确保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至于何时释放人质，周、杨都认为需要多点时间来进行更多的布置。
在宋美龄与宋子文赶到西安之后，张学良更清楚的发现，假如蒋介石的生命或是权威受到伤害，那么必然会使抗日的准备工作，更为的困难，因为在南京，只有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抗日派领袖，而亲日派已经开始进行夺权布置了（汪精卫正由欧洲兼程回国），所以他决定平安释放蒋介石的决心更为坚定。
所剩下的问题是，张学良必须要让蒋介石的抗日政策，由所允诺，才能对东北军支持他兵谏行动有所交待。有趣的是，宋家兄妹在与张学良密集的会谈中，开始同情张学良的用心与处境，在宋美龄的调解下，蒋介石同意在改组南京政府议题上，进行会商，以及允许与周恩来加入会谈，最后达成了一些的共识。问题是，蒋介石坚持不肯在共识的文件上签字，因此由宋家兄妹代蒋介石，接受了改组政府、停止内战、以及不处分参与兵谏者等共识。蒋介石不肯签署任何正式的文件，造成周、杨等人的不满。但是张学良认为硬要蒋签署文件并无实质的意义，他相信蒋介石会履行他的承诺。
这时张学良对于西安内外环境，随时都会有瞬息万变的高度警觉，因为他不能掌握东北军内有多少中共组织的细胞，也难防范杨虎城的部队发生意外。由于西安的各个派系领导人，对于如何释放蒋介石，仍然有着时间与方式的意见，而中央军已经开始与东北军爆发战火的冲突了，一旦东北军产生重大死伤，那么难保军队发动哗变，而会影响到蒋介石的安全。
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加派秦邦宪到达西安，以宣达中产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指示，因为当时中共的东北军工委中，多数的人仍然拒绝这个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指示，在秦邦宪软硬兼施，以及周恩来的设法疏通之下，中共的东北军工委书记宓古石，终于同意中共中央的和平解决的决定。周恩来再与张学良一起说服杨虎城，应该释放蒋介石。不过当时仍然有不少的将领，持反对的意见，因此一般的共识是，多扣留蒋介石一段时间，以取得更为充分的保证，再将他释放。
不过张学良个人认为，这样会夜长梦多，因此断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只要蒋介石平安离开西安，那么抗日大计必然能够实现。因此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张学良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匆匆地亲自护送蒋介石等人，乘坐自己的专机，飞离西安抵达洛阳。蒋介石平安获释的消息，可以说是让整个中国都松了一口气，中国不会再陷入一场新的势力争夺的内战之中，张学良则是敢做敢当的承担了一切的责任。
第十七章、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 17.8 蒋介石声望达到顶点
蒋介石平安地回到南京，亲日派与各地方山头当然失望万分，可是中国各地民众自动自发对于蒋介石，给与国家英雄的盛大欢迎，更使他拥有全国军政最高领导人的威望与民意支持。这时蒋介石当然知道，有心与他角逐权力的各路人马，仍然存有异志，这在他被拘禁期间，这些人物非常露骨的希望张学良能够将他“做掉”的态度，已经显露无疑。但是由于大敌当前，蒋介石也无可奈何的必须容纳他们，于是蒋只好把所有的不满，全都发泄在张学良的身上。
蒋介石在阎锡山等人的怂恿下，不顾在西安所达成的放张协议，取消给张代罪立功的机会，而将张学良给与终生软禁的“法外”处分（这样阎锡山等人终于报了中原大战之仇）。依照当时的军法审判结果，张学良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蒋介石还表示宽大，要求特赦张学良并获准，从法律的观点，张学良已经无罪罚的存在了，但是实际上却由军统局负责将张学良无限期的软禁。
原本蒋介石有意考虑让张学良代罪立功，但是后来又打消这个安排，从此张学良得以脱离中国复杂的政治斗争，但是一直成为受看管的无期徒刑囚犯。最令张学良与多数东北家乡父老感到难过的是，蒋介石就连抗战胜利的大赦，以及全国团结的政治协商，都不能让张学良回家乡探视。
而记性一向良好的中共领导人，也暂时多次“忘记”了张学良的“千古功劳”，而没有适时伸出援手，在抗日胜利之后的政治协商中，中共除了在非正式的场合，应景式的提到张学良的问题之外，根本没有郑重提出恢复张学良自由的要求，蒋介石答不答应是一回事，连提都不提，就足以表现中共的立场了。由于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强烈的个人报复，使得蒋介石失去一个因势利导，创造全新历史的机会。
而张学良拥蒋抗日的立场始终如一，这是历史可以证明的。一九三七年初，国民政府决定调动东北军，进行移防之时，因为担心军心不服而生叛变，因此还派东北军的将领，晋见少帅。张学良特别交代昔日部属，东北军务必服从领导，听候蒋介石调动的命令。以一个被看管人犯的意见，竟然对于处在生死边缘、几十万东北军的选择，仍然有着“命令”般的影响力，真是叫蒋介石以及其它的军政领导人，感到震惊7。
蒋介石违背诺言、对张学良的长期报复，甚至连宋家兄妹都认为这种做法是在过分了。宋子文终生都为此结果感到遗憾。在大陆易帜之后，宋子文赴美长期定居，曾经在一九五年代，设法与蒋介石接触，希望蒋能够让张学良赴美；宋美龄也曾公开对于外界表示过“我们对不起汉卿[8]！”
张学良在蒋介石死后，才获得真正的自由。由于不满李登辉以台独为名目，而实际上出卖台湾的卖国行为，张学良先生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于一九九五年决定移居夏威夷，并且将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所有相关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全都委托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约定在其死后再公诸于世。张学良为了抗日，成为两岸都不能接纳，流落海外的孤臣。（作者的先父遭遇亦是如此，为了抗日，牺牲自己一生的事业与家庭。但九死一生的抗日奉献，最后结果是落得两岸排斥、终身无法贡献国家与社会的凄凉晚景。当然有这种遭遇的爱国人士，又岂止作者的先父而已？）
杨虎城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得到一个出国考察的游历机会，但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后，他回国参加抗日。不过，当杨虎城回到国内之后，立刻就遭到军统局的长期监禁，待遇要比张学良差。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也没有得到特赦。直到一九四九年，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才下令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但是保密局（前军统）拒绝执行命令，最后在国民政府撤出大陆之前，杨虎城以及部属全家大小，在重庆遭到保密局灭门式的枪决。
第十七章、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 17.9 国民政府“联苏容共抗日”的政策正式浮现
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重新掌控权力之后，知道自己虽然已经得到全国人心支持的国家领袖威望，但是他也更明了各方势力在他受制之时的表现，显示出了一个清楚的政治讯号：各路诸侯不愿再接受他将权力继续的集中，以及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不能再让步了。
因此蒋介石决定大体依照西安事变时，大家所达成的谅解，停止追剿红军。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正式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派顾祝同负责调遣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善后工作，并进一步的与红军接洽补给的安排，国民政府从当年二月起，就正式的发给红军粮饷补给（每个月约达二十万到三十万元）。而中共方面，也正式表示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指挥，重新加入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正式致电国民党，提出团结抗日的四大保证：一、停止武装攻击国民政府。二、撤销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改为特区政府与国民革命军。三、在特区内实施民主选举。四、停止土改政策。而国民党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开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根绝赤祸案”，中共中央回电表示接受，于是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正式进行合作的谈判，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叶剑英等人，多次到达南京、庐山与杭州等地，与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进行协商改编红军的问题，国、共合作进入了执行阶段。中、苏联的关系也开始有了转机，中国修建了由兰州经新疆到苏联的现代化公路，以准备接受俄援。
国民政府的联苏容共政策公开化之后，日本开始感到焦虑与极大的压力，日军方面非常担心国民政府会成为苏联的政治与军事盟国，而联手对抗日本。所以日本政府内部，又开始为了是否要展开进一步侵略中国行动，而起了极大的争辩。日本的海外驻军，更是积极展现武力攻伐中国的准备，在他们串联日本军部扩大派势力的运作之下，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终于因为一次在卢沟桥冲突的“意外”，而全面的爆发了。假如中国没有公开联苏容共的政策，日本当局是否会为了卢沟桥事变，就决定对华进行全面武力侵略，也许是有些疑问的。
一场震惊中外、戏剧化的西安事变，就此落幕，中国内部“攘外需先安内”、“抗日必先反蒋”的国共锋相对斗争的时代，暂时告一个段落，国民政府开始“联苏容共”以准备全面抗日，那么日本是坐视中国集结所有的力量，而进行抗日的发展呢？还是要先发制人，给中国致命的一击？这个政策的选择，就成了中日之间和、战历史演变的关键，与其考量的前提了。西安事变之后，日本似乎所没有弄清楚的一点，就是蒋介石不但成为全中国所支持的军政领袖，但是蒋也绝对不能再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作出任何的退让了。日本任何局部“蚕食”中国、迫使中国让步的举动，都会引爆中国全面抗日的自卫行动。
第十八章、历史转折的检讨 18.1 两广的统一
当然传统上倾向国民党的历史观点，是强烈批判西安事变所导致最大的历史错误，就是使蒋介石多年企图围歼中共的军事努力，功亏一篑，结果让中共的势力，能够死灰复燃，终于赤化了整个中国。不过，事实是，蒋介石在面对日本一波紧过一波的亡华行动，中国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国际社会又坐视不理的情形下，为了中国能够有更多的筹码以抗日，国民政府已经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治构想与行动。
因此，蒋介石绝对不是因为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之后，才被迫接受苏联容共的政策[1]，张学良遽然发动西安事变，只是为了稳住东北军的军心，减少自己子弟兵在内战中不必要的伤亡，而将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稍为提前搬上历史的台面而已。
因为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多次透过亲信，与中共领导人及国际共产党人士，进行合作抗日的协商，而且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的阶段。假如当时蒋介石真的没有联苏容共的打算，他大可在西安事变落幕、平安的回南京之后，仍然放手地动用中央军，继续追剿红军到底。因为在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全中国内部的声望与权力，都已经达到历史的高峰，而中央军并没有因为西安事变造成任何的损失，当时中央军已经对困在陕北的红军，完成多路进兵的合围阵式。
同时红军也没有因西安事变而得到有效与实质的扩充，依然处在人员不足、粮弹不济的危险状况之下，因此假如蒋介石若是要决心继续追剿红军，以六十万以上拥有不错战力的中央军，围攻三万多人战力残破的红军，绝对是没有任何实行上之问题的，最多在时间上延后几个月而已[2]。
甚至蒋介石若真的继续追剿红军，也不会有人能够质疑，蒋没有“遵守”在西安事变受到监控时，口头所答应停止内战的立场。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要求蒋“必须”遵守在非自由意志下，所作的任何间接承诺。何况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环境之下，又有哪个政治人物真正遵守过所谓的约定、协议或保证？
而蒋介石之所以会在脱困之后，就此停止追剿红军，其主要的原因，绝对不是单纯的为了履行承诺，或是已经错失围歼红军主力的机会，而是蒋介石决定，不如藉此机会，开始实施其“联苏容共”以准备抗日的政策。要不然蒋介石为什么又推翻在西安的协议，而囚禁张学良呢？
至于有人指出，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透露出蒋介石在日记里的抗日决心，因此造成日本决定提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说法，也是不尽正确，因为蒋介石早已在多次的重要集会场合中，不但经常公开表明国民政府坚忍建国，建军备战的抗日策略，同时也在设法优先实施理财练兵的抗日准备。一个正在推动现代化国防与工业的中国，逐渐开始崭露头角，日本当然感到如芒在背。
日本对于中国抗日国情的判断，是以中国全面现代化、统一的发展作为指标。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已经越来越不肯向日本的压力屈服，中国的军力与国力也在快速增强当中，所以日本算得出来，中国准备抗日的决心与实力。因此根本不必由西安事变来透露蒋介石在日记中的心事，才让日本决心提早对中国下毒手。当然，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取得全中国各个阶层的支持，倒是影响到日本是否要采先下手为强的政策。
在西安事变的前、后演变，已经显露出蒋介石缺乏历史上真正伟大领袖那种洞察全局的能耐（当然这是指那种千年罕见的杰出才能），蒋介石受到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权力斗争的影响，突然疏远了真心拥蒋的张学良，派遣抗日心切的东北军进行内战，又长期让东北军的补给受到差别待遇，对于因剿共牺牲的东北部队，更是采取令人无法了解的“战死不抚恤，消灭不补充”政策[3]。这些对于东北军处置的做法，都是犯下领袖人物的大忌，何况是处在那种风云急变，互信根本不足的时代。
当时东北军处在军心动摇与士气低落的危机中，加上有冤无处诉的压力，蒋介石却想玩一石二鸟的计策，用东北军与红军互斗来同时消弱对方战力的手法。不料张学良却已经知道，国、共之间正在进行合作的谈判，迫使张认为，蒋介石既然准备联苏容共，为什么还要拿东北人的生命，作为交易的筹码？所以张学良一再地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的立场：何不就此保存实力，共商抗日大计？但是张学良的立场，反遭蒋介石一再强烈的苛责，蒋并且准备将东北军全数调防整编，至少使得东北军因而感到了孤军末路的压力与绝望。
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除了选择兵谏之外，可以说是没有其它可行的通的办法。假如蒋介石真的能够洞察军心与大局，那么蒋应该对于东北军采取宽厚的政策。张学良曾在蒋介石的关键时刻，不顾自己的安全而出手助蒋，又为了国民政府忍辱负重的政策，而背负历史上“不抵抗”的黑锅，根据这些事实，张学良与东北军对蒋、对国的贡献与忠诚，实在是无可置疑的。现在这支已几乎被迫成为历史孤军的东北军，唯一剩下的是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心愿，而蒋介石却要设法藉内战而消耗这支“抗日忠诚部队”，难怪东北军会支持张学良的犯上行动。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