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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李沧区房屋征收再现血案！——微评：中国鬼子，日本鬼子也没你们这么狠毒残暴！
张自忠殉国当日，由38师师长黄维刚带领敢死队，端着轻机枪于16日夜间突袭南瓜店，黄师长光着膀子带着弟兄们光着脚丫顶着鬼子的炮弹朝前冲，几进几出终 于抢回了遗体。 运回后方后，经检视，张自忠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吊祭者超十万。
红十字会惊天丑闻一箩筐大曝光，以后骂人可以改为：“你捐款给红十字，你全家都捐款给红十字。【网上曝光的红十字惊天丑闻十九宗】。建议网友转发，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红十字会的真面目。
【警察和保安为何“暴打”记者】今晚，微博在传长沙“旺旺食品厂突发大火”。此前，侃爷担心消息不实未发帖。刚才@湖南经视 发微博称，小编电话联系经视现场记者张倩，她说，为了报道火灾实情，被当地公安和工厂保安暴打，并从工厂抬出，随后附上视频。这年头，谁来保护我们的记 者！
沈阳张晶：我和老公夏俊峰摆个小摊，夏天晒着，冬天冻着，风里来雨里去，就为养家糊口而已，但凡有一点能耐谁摆小摊啊。请北京最高院给我们家留下希望吧，给所有底层百姓留点希望吧。#书文说事论时# 不要再滥杀人了！
#我要讲脏话#夏俊峰明明是被迫正当防卫，你们却硬是判他死刑。贵州司法系统那么明显地枉法，你们却毫无反应。那么多高官恶行令人发指，却都能监外执行。 中央银行滥发钞票明明是欺诈国民，你却偏抵赖那是经济调整。你们抢了全国人民的土地，却说为了共产主义。你们这些狗日的太过分了。
昂山素季：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人物 陈长捷】抗战期间被称为抗日常胜将军。1959年获特赦。文革期间，陈长捷被当作“牛鬼蛇神”，天天批斗。1968年4月7日，他先用菜刀杀死了妻子，然 后自杀，死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当人们推开他的家门时，看见的是立在墙边的瘦弱身躯，一碰他才倒下。http://url.cn/3xmW0H
【毛行宫之六】济南南郊宾馆。建于六十年代初，占地面积1160亩，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坐落在济南市中心南部，东邻风景秀丽的千佛山，素有“山东钓鱼 台”之称。还有湖南的蓉园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汪庄宾馆、广州的南湖宾馆和松园宾馆、四川的金牛宾馆、江西的八二八宾馆等。
【毛行宫之五】庐林1号别墅（现为庐山博物馆）。建于1960年，由武汉中南设计院设计，专为毛泽东建造，峻工于1961年7月。总占地面积10000余平方米。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
【毛行宫之四】上海西郊宾馆。1960年9月特为毛建造，是上海最大的花园别墅式国宾馆，占地1200亩。园内遍植名木古树，奇花异草，亭台水榭点缀着8 万平方米的湖面。当年的上海市委称它为“四一四工程”。十几年里，毛伟人总共只住了几天，从此空置，直到改革开放才部分对外开放。
【毛行宫之三】密云水库边的毛行宫。1960年建成，由前苏联人帮着设计，典型的俄式建筑。别墅由长方形黄砖砌成，层高5米，别墅水池边有许多名贵植物，两边有两条走廊连着别墅的两排房子。别墅视野宽阔。伴着处处鲜花，格外赏心悦目。
【为什么中国人会见死不救？】美国牧师布朗上世纪处在中国生活观察多年后说：中国人会见死不救，是因为怕人讹诈。被救人的真假亲戚会拉住他要赔偿，接下来 代价更高，也许会碰上贪婪的地方官还会趁机捞一把。另外，多数中国人贫穷，他们见过太多苦难，体验过太多苦难，对人世间的苦难也就有些麻木不仁。
【毛行宫之一】韶山滴水洞。1960年始建，两年后完工。三大部分：以一号楼为中心的别墅系列；以虎雕虎亭景观系列；以毛家祖坟龙泉三叠为主的龙头山景观 系列。一号楼内有办公室卧室等。还有可防原子弹的防空洞。1966年6月毛入住过11天，之后空置，直到1986年对外开放。图大门、一号楼、八景亭和龙 涎井。
吴祚来:如果领土问题通过抗议就可以解决，那就不需要解放军了，成立一支中国人民抗议部队，一人发一个大喇叭，站在海边抗议就可以了，还把军费给省了。
【官二代杀人，民女申冤十八载，终等来福建高法枉法裁决。】官二代杀人，公安机关不立案，还多次威胁被害人一家，不许上访，告状。其父亲找杀人者父亲理论被打致残，最终含恨离世。死者妹妹 胡小霞 为哥申冤18年，忍辱负重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马来西亚男人…
6月底的《南方周末》：转基因水稻已流向市场。 农业部，难道你们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基因作贡献？？？你们真不怕断子绝孙？？？
1946年周恩来对民主人士说：“蒋介石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使中国走向稳定，只有稳定了，中国才能走向富强。这是什么强 盗逻辑啊。以稳定为由，拒绝民主，充分暴露了蒋介石这个独裁者的本质。谁搞专制独裁，谁就不得人心，谁就会被热爱民主的人民打倒。”
北京昌平区黑监狱，5月18日偷偷开庭，6月15日判决，我们一直不知道，我们跟昌平区法院联系，他们一直隐瞒我们。7月6日我们到昌平法院，找信访部 门，他们就是不给判决书，对我们受害人没有任何说法，也不告诉我们任何情况。他们就想把这案件悄悄结掉，包庇把我们关黑监狱的所有人。
【越南改革，破“党大于法”的局面】越南积极推动司法改革，尽力打破“党大于法”的局面。越共规定最高法院可直接审理越共高级干部的腐败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同时，越南坚定决心，2007年即实施了官员财产公开。
无眠的夜色二世:『底层七』大伯子一家。标准的陕西农民。勤劳，善良，开朗。一年四季地里忙完打临工，修房，干一切能挣钱的活。两个孩子上学都是公公的退 休金在供。因为一年到头除去成本和生活费用根本落不了多少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起生活的公公婆婆为了节省不容许吃干面，只能吃汤饭。农民，从嘴里省每 一分钱!
『百姓声音』湖南宁乡县嫖娼书记黎石秋将升任长沙副市长
【@史玉柱 ：除了垄断企业 现在企业普遍资金匮乏】报纸电视上，分析师口径一致地造谣：银行贷款放不出去了。瞎掰！除了垄断企业，现在企业普遍资金匮乏，想贷款但贷不到款。两次降息后，银行贷款利率并没有明显下降，现在及未来五年，贷款仍将是十分紧俏商品”。
《南方都市网》今天下午在新浪认证的官方微博上发出怒吼道：“今天，什邡的特警敢向人民动武，敢打女人和孩子；明天，你我生活的地方特警，就敢对你我动 武。今天你不说话，明天，你我就可能被武装枪杀！我们，必须谴责他们，必须依法惩办肇事者！必须有人为这次恶性事件负责！”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世界大战并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就 可以实现世界大同。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毛特制雪茄代号132，毛御用瓷器代号7501，为修补睡衣动用专机，多次飞上海补豪华补丁。毛在全国有61座别墅：北京叫新六所；南昌叫八二八；长沙叫 九所；杭州叫刘庄；郑州叫三所八号；上海西郊宾馆叫四一四；金华的叫601，建有601铁路专线。为防核战在湖北咸宁修了131地下别墅。
城管打小贩的一个理由是：不许占道经营。但问题是可以在哪经营？农民收了几个西瓜、几捆菜，想卖几个小钱补贴家用，可以在哪里卖？占道似乎不是问题，占道 泊车比比皆是，许多道路根本就是停车场。所以关键不是不许占道，而是不许经营，不许小贩经营，不许农民经营。是因为没交钱吗？！
刚刚看到国家医药招投标制度巳架空。药品出厂价格到医院销售价格利润空间高达200-3000多倍。医院采购不看药效，看回扣点、看利润空间。医药出厂 1.50元的药物到医院销售45.00元利润空间300%其中；医药代表一份、招投标公司一份、医院一份、医生一份、都是按几元加价，医院加15%
他的忌讳很多。他的脸有一边大，有一边小，所以媒体照他的照片的时候一定只能从一个角度照，如果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照，那张照片要是见了报，那第二天早上 他的秘书可要把你的总编骂得狗血淋头。所以他的照片是拍了以后，要连夜送到他办公室，请他的秘书审查，然后圈定好照片回来再用。他是 张高丽
【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报复上访出奇招 出动壮汉强行将五旬老妇结扎】3月14日，我丈夫西岸村彭乌苟因上访还在被押解回来的路上。镇政府为报复，出动20多名壮汉将已丧失生育能力的我像屠宰牲 畜一样拽住双腿，拖行至县计生办手术台，非法结扎。镇副书记罗国庆还叫嚣：“后果政府承担！政府有钱!”
知青上山下乡真正原因：至今仍有人说过去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正确的。其实这场运动完全是文革期间衰退经济所迫。当时革命破坏了生产，大多数工矿企业处于停 产、半停产状态，工人没活干，怎可再招新人？全国数千万城镇青年要就业，国家无力安置，只能把他们下放农村，将负担推给农民。by@敦厚天天
【于建嵘】: 是不是某剧场在表演。不太相信，有人敢如此利用未成年人达到政治目的，前几天人民日报的环球不是才批过？拈花：城管学校？那就是土匪学校啊！这么小学做土匪？ 这是对未成年人的毒害呀！
广东《新快报》遭遇史上最严厉处分，国际、国内、评论、深度报道等板块被封杀。其总编陆扶民被撤职，今日下午，将开大会宣布。据称，因为转载了济南日报的这篇文章。
【疑报复上访 强拖绝经农妇结扎】16日下午网友@毛元春：3月14日我丈夫西岸村彭乌苟因上访还在被押解回路上。江西吉水县黄桥镇政府为报复出动20多名壮汉将已丧生 育力的我像屠宰牲畜样拽住双腿，拖至县计生办手术台，非法结扎。镇副书记罗国庆还叫：后果政府承担！政府有钱！
长白山今天来大领导了，使得长白山景区超级热闹。数千游客被拒之门外，主峰倒站口封闭数小时，排队等待上主峰的数百游客与景区管理人员、警察、武警等发生 争执。所有游客全部退票。.@时间药水：众人在喊叫，要求下车道歉！龟孙子缩车里不出来。人群越涌越多，有人喊：天池到底是谁的？！
国有三大航空公司赚钱不靠卖机票，不靠服务。靠的是什么呢？燃油附加费。就靠这种奇怪的模式，中国民航在其客运量和货运量占不到全球份额5%的情况下，却赚了全球航空业60%的利润！
【上街票】 1972年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应邀来华拍摄反映文革的纪录片，根据安排来到喀什，当地政府专门给居民发了红绿黄三色上街票，用不同的颜色规定上街的时间、地 点、着装，甚至表情。居民们服装鲜亮、洋溢笑容，在镜头前展示幸福。自由市场，商品琳琅满目，顾客们排队购买..然后，在柜台另一边退掉..
【 许小年：推中国创新经济首先要解散发改委！】 中国不仅要解散发改委，还要解散至少一半的部级单位，解散2/3以上的公务员，解散99%本应由社会运营的“社会团体”和“事业部门”，如团委、妇联、作 协、文联、红十字、工会，解散各种官方背景协会，解散注京办。中国需要解散的太多了！
你也许不知道的一些抗战事实：1940年代日本在华北的驻军是大约4600平方公里一个中队，日本阵亡于中国军队不含东北和缅甸的人数是40万人左右，阵 亡于苏军9万，阵亡于英联邦军队含中国远征军18万，阵亡于美军120万，向中国投降的中国派遣军105万人，向苏联投降的68万，向美军为首盟军投降的 则多达550万。
未证实的信息：据传什邡事件肥恶警刘波7月12日下午被人杀死，地点在绵兴中路利民超市旁，死因是后脑钝物重击，凶手不明。另刘波家门口多次遭人泼粪。
【 中国很富，多数国人很穷 】①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两极分化全球之最，1.5亿人极度贫困，2.3亿农民工无医疗社会保障。②GDP总量世界第二，人均GDP不到发达国家十分之一。 ③行政费支出全球最高，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④国有资产总量世界第一，人民得不到收益。⑤城市高楼林立，多数买不起房。–韩志国
@胡锡进 ：无论哪个级别的政府机构，都应禁止食品“特供”。中国食品污染的事情频出，官员特别要带头食用普通市场购买的食品，与民同甘苦、同风险。任何政府机构“有食品特供基地”的传闻，都对官方公信有极高杀伤力。各级政府的“特供基地”应从中国绝迹。(转)
鲍律师 ：人人都可以买枪，却没人想着闹革命; 媒体总是充斥坏消息，却没人想着移民; 随时随地骂政府，却心甘情愿向政府交税; 天天到处都有人抗议，却没人趁机闹事; 壮汉满街都是，却很少有人打架骂街; 有最先进的军队和武器，却只是留着对外人用。
08年当中科院院蒋有绪院士首提征收“呼吸税”，每个月收缴20元时，只当是笑话，也许我们错了。近日，黑龙江下文将风能太阳能收归国有；河南黎集镇，农 民用雨水种田，却被要求交纳自然水费。按照每人30元的标准收取，从2005年开始已经存在七年。如今放屁都得谨慎了，没准也得交税了。。。
湖南贫农的女儿刘桂阳的叔叔家饿死了6人，剩下叔叔和2个堂妹。她把带去的4包共6斤高价饼干给了堂叔堂妹，亲人接了饼干就没命的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 水，都胀死了!60年7月，她在皇宫北门外宫墙下举“消灭人××社，人××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打倒×××！彭德怀万岁！”两块牌子
1946-1949内战时期美苏对国共双方的援助真相，关注历史、喜欢军事的的朋友可以看看，欢迎交流……
利比亚XXX发生汽车爆炸事件，有XX人伤亡！利比亚大选告诉人们，少拿亡国吓唬人；利比亚大选开始了，埃及也尘埃落定了，叙利亚还在争取民主的道路上流 着血。埃及还是埃及，利比亚还是利比利，谁也没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附庸国。国还是国，主权还是自己的主权，改变的是国家政体走上了民主政治
长沙！长沙！请辟谣！湖南省人大代表—罗映红。7月6日，一帮身着迷彩服手持铁棍警棒的男子冲进湖南高桥市场，10多名员工被打得昏倒在地，血迹斑斑，惨 叫声起，领头的胡志强一边骂娘，一边说，“给老子打，出了问题我负责！”受害人指：幕后指使者为湖南省人大代表—罗映红 @铁幕真相归来
聂绀弩是著名现代文学家（或许我们都学过他的文章）。 在二十世纪四十九年以后，受到了“韶山”长期的残酷迫害。二十世纪八十年，当中.组.部为聂甘弩平反，并征求这个八十多岁的著名文学家对韶山的评价时，老 人说了五句话，概括了韶山的一生：谎话说尽，坏事做绝，恶贯满盈，断子绝孙，遗臭万年！”
教育部长：【中国基本做到没有一个学生因经济困难失学】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28日表示，目前中国基本做到了没有一个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 活着#据记者挨家挨户实地统计，马产平7至14岁的适龄失学儿童共计463名。整个马产平，会写汉字的人不超过10个。
【青史丹心】中国教育不是太正常，历史课本骗了我们70年了
【郎咸平：彩票腐败似红十字会】千万别买，那个跟红十字会差不多，我跟你讲福彩也需一郭美美出来，打它一枪还差不多，真的。那我们这里福彩呢，体彩票呢， 你发现跟红十字会一样的，收入多少钱不知。钱去哪也不知，多少钱返还给这购买彩票人也不知，因此既然打了红十字会腐败，现可打我们福彩腐败。
【72岁老人被冤村霸 救救爷爷】我是梅县畲江镇叶华村的杨锋，18岁，刚高考完。爷爷杨锦添因反对在村水源地建垃圾场得罪人被公安局定为“村霸”刑拘。爷爷平时耕田，养一头奶 羊补贴家用，爸妈外出打工，家里只有我和生病的奶奶。我们无权无势，怎么就成了村霸？真是梅州“三打两建”的笑话！
1999年，郭建山制造了震惊烟台市的“磨山惨案”，案发至今仍逃脱法律惩罚。据当地人疯传，牟平区人大代表郭建山宣称自己的后台就是黄胜省长，送上3个亿嘛事都摆平？【视频：看看藏在政府白道中的黑社会—牟平文强郭建山】
据每日电讯报，上周宣布叛逃的叙利亚驻伊拉克大使Nawaf Fares周六首次袒露心扉。“革命刚开始时，政府承诺不久改革。我们信了。几个月过去了，我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只是谎言。我在那时就做了决定。任何一个每 天目睹屠杀、知道内幕的人都不会留在这个位置上。”
【新闻晨报：《我国可能禁止民间环保自测》】根据09年4月环保部公布的《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稿)，“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 涉及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信息。”我研究了一下，庄重地释然。还好，至少自测体温、自测湿度、自测受孕这些还是可以的。http://url.cn /8kEZXs
令人震精了：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仅29亿美元，但给别人的分红累计却高达119亿美元，约800亿人民币。其中，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美国分红 600多亿。而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最近四年来向海外投资者分红高达7000亿，年收益高达130%，何其荒谬。
中印边境战争中，美国和苏联都支持印度。当时中华民x国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很多国家敦促蒋介石承认麦克马洪线，以便配合国际上的反x工，谁知蒋发 表声明说：“麦克马洪线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绝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并在联合国一天一个抗议，宣示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
1966年时，河北涿州出身“反动军官”熊俊昌，红卫兵批斗他，他坚决不认罪，以军人的标准姿式站在台前，声辨说他在印缅战场，与日寇血战，于国有功。红卫兵怒不可竭，当场将他活活打死…越无知，越愚昧，越是凶残。为国家建立功勋的老军人，就这样被红狗杀害。
网爆：四川达州通川区朝阳派出所所长受开发商指使，无故抓市民。http://url.cn/968muA →15日，因开发商施工将居民楼损坏，引起纠纷。加之金南社区居民与鸿鑫房地产就房屋拆迁未达成协议，强行施工居民阻止并报警求助，警方置之不理。当日， 该所所长江林带三警车数十民警，不问青红皂白抓走一居民。
成都双流县教育局开会，会场定在百公里外风景区五星级酒店，居然还喝拉菲红酒。你说这些官员多猖狂！现在政府的三公消费真是没得治了，癌症晚期，政府上上 下下都是一个德性，什么先进性纯洁性都不如官员们的随性，他们只喜欢上上下下的各种感官性享受，至于服务人民、公仆意识，那是写在报告文件里的
纪登奎儿子纪坡民：邓小平夜里打麻将不接电话导致板桥水库决堤。邓在万里家打麻将至清晨5点。但邓榕坚持说邓已经入睡，挂断电话。酿成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 的溃坝灾难。1981年，一位新华社记者写内参，指出灾区的人民生活艰难，邓看到内参后非常愤怒，批示：“一派胡言！http://url.cn /48tvFd
穷鬼奥巴马：奥巴马年薪40万美元，相当于某国贪官二奶的零花钱。他从不穿名牌衣服也买不起奢侈品。和妻子在学生时曾欠下12万元信用卡债务10年才还 清。他目前外快是写书挣稿费。女儿打工挣零钱。他将2009年诺奖的140万奖金捐给慈善机构。拈花：老奥和老骆一般都喜欢打我们狗官的脸！
张鸣 每日一喊，刀下留人，夏俊峰。
中国目前的博士人数已经超越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但62年来没有获得过一项诺贝尔科学奖。近百年来英国仅一个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们，就获得了一百六十多项诺 贝尔科学奖；美国近五十年来，总共获得了八十六项诺贝尔科学奖。拈花：大学忙于卖文凭和文凭行贿，北大校长忙演戏，哪有时间搞科研？
【保钓与保家】今天中午与深圳一著名的民间保钓朋友通电话，他告诉我说：这次他和他的那群保钓人士们决定不跟风瞎喊了。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们好几位同仁 们在自己老家的房子面临非法拆迁都无法保卫，咱哪还有他妈的心思去保钓啊。保钓是一定要去做的，但不是现在，现在大家的主要心思是保家啊！”
奥巴马，美东时间7/14在弗吉尼亚州，冒雨竞选。—可怜啊，怎么没人帮着打把伞呢？
#公仆雷行#《自然降雨收费》河南固始县黎集镇农民用降雨种田，需交30元”自然水费”，否则拿不到粮食补贴。该费从2008年镇长曾垂有上任始收。农民 领国家粮食补贴条子时，村主任说要附收此费，”你用了水种田，就要交自然水费。”网友慨叹，呼吸空气费为期不远矣！牛狂网http://url.cn /1QIsGo
【许小年】在一个土地、矿藏、交通、通讯、能源，甚至劳动者的自由都被政权控制的极权国家，如果不结束极权，那么天天空喊『市场经济』，只能是可笑的表演。更甚至，此公认为房价高是需求的表现，，连俺村的老农都知道，那是因为官府不让老百姓自己建房卖房。
网易财经热点：【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是2002年全年三倍】 新华网北京7月15日电 财政部13日宣布，2012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63795亿元。这一数字是2002年全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倍之多。拈花：大家终于明白什么是横征暴敛了吧？
来意大利十几年了，知道该国医疗免费，但从未体验过。最近住院13天，其中用救护车三次拍片两次B超一次心电验血无数次输液约50瓶，住单间带电视空调卫生间淋浴，包饭食。出院时尽然没一个医生“提钱”也无收款处。感谢
@楚天都市报：【往警车上搬茅台被网友拍下 质疑其行贿】网民 @抹眉红6868 爆料” 有人在信阳的浉河宾馆送给这辆警车四瓶茅台！”并拍下照片，引发关注。 @于建嵘: 可能是警车帮市民做好事，免费送货？！请公安部门和媒体查清，对此类正能量，要多加表扬。呵呵！
三峡工程造福谁了？三峡发电量只占全国3.3%。扒13座县城上百镇，破坏文化遗存无数，巴人之谜永成谜。地质不明，产出投入成超级黑洞，移民数一增再 加，地质问题不断，将下游洪患移到上游，达万洪患不断，不知水力坡度，库容最多达设计1/3，防洪几成笑柄…电费强收埋单，最后成利益集团上市圈钱。 by@江淳
战地记者被砸;国家级机密不知所踪？{大家给力转发寻找，强烈遣责癌化现状}一个癌化沦陷了的城市，发生什么事也不是怪事。癌化链照样平平安安。就没有搞不定的事，搞定就是稳定，黑三角（黑警黑媒黑法院）互相作用。再不治理总有一天战地坦克也给他们变卖
:#福建民声热线#我儿隋冬你在哪里？母亲节要到了你可看到我在撕心裂肺的找你，每逢节日我过得非常难，为了你爷爷奶奶全家人在一起我还得装心情好，爷爷 奶奶想你瘦了老了身体每况如下，如果你看到了给家来个信奶奶电话；85917594；妈妈电话15164336180；给我们个”惊喜”哪怕是一句话’别 让我流泪”大爱无疆(@*655591)
寻人启事；隋冬；长春市人；男；1.60米，1981年生人，于2009年1月23日离家，报了警至今无有消息，希望有知道他在哪工作和现在消息者，请与 我联系，电话；15164336180文女士（提供真实者有重谢）3年多了我一直在找我儿随冬，可是祖国这么大，我无法找到他，只有学电脑求大家，请大家 帮帮我“给力转发”
朱东东，男，23岁，2012年4月13日去呼兰客运站买票，因多询问几句，与售票员发生冲突，并遭殴打殴打……，后自己爬出来打车到医院治疗……，警察 立案后不予受理，客运站又拒接交出打人视频，时隔20多天后，警方以和解长名义将牛冬冬骗到派出所，后又将其刑拘。事发一个月后，牛冬冬死于呼兰区看守 所。
79年2月17-18日,首战两天中国军队伤亡4000多人.个别连队伤亡甚至到达了百分之九十,一般作为尖刀连的部队,最后一个连回国的一般只有十几个 人,一个班剩下不到一两个人.【从2月17日至3月5日宣布撤军，短短17天，双方合计伤亡10万以上，日均6,000人，用血流成河来描述这场边境战争 绝不夸张。】
你们下定决心要处死夏俊峰吗？只因为他杀的是你们的走狗？你们是想给屁民一个下马威吗？告诉你们，没有用的。因为你们杀的是屁民们对你们的最后一丝信任，最后一点希望。至此以后，屁民和权贵只有对立的局面，而且愈发对立，直到最后爆发的时刻！
【许小年】在一个土地、矿藏、交通、通讯、能源，甚至劳动者的自由都被政权控制的极权国家，如果不结束极权，那么天天空喊『市场经济』，只能是可笑的表演。更甚至，此公认为房价高是需求的表现，，连俺村的老农都知道，那是因为官府不让老百姓自己建房卖房。
魏桥电厂被关停缘于触及垄断势力利益_网易新闻中心http://url.cn/1z4QNj 你如果再不关停，老板很有可能就会被整死！！！
吴稼祥：我很纳闷的是，执政档当局真的不知道，现在它建立的体制，和所奉行的几乎所有政策，都与当年井冈山、延安、甚至西柏坡时期的理想背道而驰？当年被 枪杀的地主富农，眼下在村委会；当年被改造的民族资本家在人大政协，甚至入党。如果知道，还重走什么长征路，岂不是神经错乱，想自己打倒自己？
他们无耻的宣传六十年来的伟大成就竟然如此触目惊心。中国的行政消费超过日本十几倍，教育医疗费用只有民主国家的五分之一，政府收入增长985倍，民众收 入只增长19倍，裸官一百多万，非正常死亡人数令人发指，官员已经是人渣的集聚地，犯罪率是民众的四倍，国有企业全面亏损，成了权贵们分赃的圣地。
【10年副市长，3000万现金+17套房产】近日，有消息称，曾任福州市副市长达10年的杨爱金于今年4月被“双规”。杨爱金已于2010年退休，被 “双规”前为福州市计生协会副会长。纪检调查组在其办公室、家里共搜查出3000万元，17套房产证。杨爱金任副市长时分管农业、民政等。 http://url.cn/27SGkn
杨承欣 #甘肃环县凶杀案#在甘肃环县凶杀案未公诸于众前，当地已有诸多报警不出警的鲜明案例，其中某乡村民反映治安案件派出所三天以后才到现场，发生在县城的盗 窃案也是一小时候后到场。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如果牺牲一个所长能扭转当前环县的治安差，人心慌，我给所长烧高香。
【中国税收有多高？】一瓶标价3元的饮料，含税约0.5元；一件100元的衣服，含税约16元；一件100元的化妆品，含税约44元，一瓶100元的白 酒，含税大约20多元。在各项消费中，所含税费最为吓人是房价，契税、印花税、产权登记费、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加起来，总计62项，约占到房价 30%-40%。
飞虎队，他们帮助中国人抗击日本的侵略，很多人就此牺牲了性命，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那些建立或者维护了毒菜政权的人，他们不配！
我是从事废品收购经常从各大机关学校收旧报纸。从中发现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人民法院报、人民检察报等一些党报党刊用绳子捆着都没有打开成百上千斤的就卖 掉了。纸都是用树木做的，这样下来全国浪费多少纸张树木啊！没人看干嘛要印？全国浪费达数百亿，不信别摊派自由订阅试试！
西安事變後，全國學生及社會各界群眾自發上街舉行遊行示威，聲援蔣委員長，並聲討張楊二人反動兵諫，要求張楊二人立即釋放蔣中正。西安事變解決後，南京市民放鞭炮到機場迎接蔣中正。1936年12月26日的《中央日報》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報導了相關情況。
现在最引起企业反感的就是国家和市政府对中小企业的一些补贴，不找关系打点一下根本到不了企业，业内潜规则是四六开，企业获得1000万的政府补贴，有 400万要返回去给相关的审批人员。现在玩得更过，以前是资金下来后再返钱，现在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果不先打点400万出去，1000万补贴就进不来”
贺卫方:【有点不明白】一国驻外使领馆，从法律上说，属于主权范围。如所在国公民与使领馆两厢情愿，无需特殊手续，即可进入。未经许可硬闯或偷入属违法， 使领馆利用馆舍窝藏违法罪犯（除非思想犯）亦违法。但公民得到许可正常进入，即便盘桓多时日，主客相看两不厌，与所在国政府何干？
著名经济学家、原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人伟表示：“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比30年前大大提高，60岁退休，活到90岁，吃30年养老保险，说不过去啊。”
【你敢公开家庭住址吗？】在越南，每届国会代表选举出来后，越共机关报都会公布代表名单及其家庭住址，甚至越共总书记等最高领导的家庭住址也一并公布。在 河内的中资企业人士说：“现在要想在晚上约见政府部委官员谈工作，已经不太可能。他们最多只是接受中午吃请，午餐可以算作工作餐，晚上就不敢。”
最新一期的由香港凤凰卫视主办的《凤凰周刊》，起底了近13年来的大陆银行系统大案要案，其中涉及被外界称为“薄氏家臣”原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以及与包括王益在内的多名高官过从甚密的公共情妇李薇。
对于广西边境大量走私粮食一事，有业内人士透露：很多收购走私粮食的不是个人，也不是消费者，而是国内的粮食企业，国营米厂尤其多。他们将收购来的大量劣质越南、缅甸粮食，按照百分之十五到甚至二十的比例参入中国大米中，然后贩卖到市场上，谋取巨额差价。转自博讯
在铜锣湾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出租车司机，我问他，我党会不会把香港变成跟内地一样？他回答：不会的，因为它要让香港演戏给台湾看，等到台湾上当了，才原型毕露呢！我听了，笑得前仰后合。
北大教授：中国医改是奇迹 没有哪国有这成就。微评：请网友们记住这个满口说谎话的人，她就是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
光明日报在社论：“中国公民不要被新任美国大使骆家辉的低调、亲力亲为作风所骗，这是新殖民主义策略的一部分，他的华裔身分使他能吸引全世界中国人的注意 和公开支持，也能与中国普通百姓建立亲和关系，但谁敢说，这不是美国的意图，利用一个中国人来控制中国人，并引发中国的政治动乱？”
34岁的省委副书记？接过老爸手中的枪，江西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横空出世！江西省副省长孙用和的儿子孙鑫拟任共青团江西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3月22日 公示。孙鑫1978年10月生，原任余江县委副书记、县长。孙鑫的老爸孙用和，听说特别爱党爱国。据说过年给他们家送的年货堆满了房间，那些送礼的人说 的。
关于“毛主席纪念堂”的去留问一直争执不下，日前有网友建议将它改成公厕：1、天安门广场人流量很大，如厕是个难题。2、把毛主席纪念堂改成公厕，以毛主 席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以完成毛主席伟大遗愿，谁都不会反对。3、如厕完可方便大家瞻仰毛主席遗容，既方便群众，又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举两得。
中国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并不现实；交通部：中国取消公路收费并不现实；教育部：中国教育全部免费并不现实；卫生部：中国全民医疗免费并不现实；计生委：中国 取消计划生育并不现实；发改委；中国成品油降价并不现实；全国人大：中国公民独立参选并不现实【可吃我们喝我们强奸我们可是现实啊！】
【人物】美 司徒雷登。在美国筹集资金250万美元，建立燕京大学（当时共花费360万美元建成），燕京大学存在33年，其任校长27年，在不到一万名毕业生中，为中 国培养55名院士。因保护燕大和学生，被日本囚禁三年。后出任美驻中大使—–有人说了一句“别了，司徒雷登”，摒弃了良心，埋没了民族灵魂。
【声音23】中国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为了几个卢布，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报纸上疯狂叫卖自己的汉奸言论，武装保卫苏联，支持外蒙人民自己当 家做主，在动物世界里找这样的动物几乎不可能。——林语堂，1937年（2009年四川广元市利州区发现一处1933年红军留下的石刻标语。）
马英九最近表示：如果大陆方面同意,中国国民党将在适当的时候接受大陆民众的入党申请,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具体如何操作将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是有信心在 大陆放开党禁后，中国国民党将成为大陆最受欢迎的政党。因为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完全的融入于国民之中，是一个真正的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党。
毛粉整天吹嘘他们的毛爹多“伟大”，可我细查了一下，毛除了“打内战、整人”水准举世无双之外，实在找不出他对国家民族有什么伟大功绩。日本人不是毛打走 的；联合国五常席位不是毛争来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也不是他干的；他主政后没收回一寸领土，经济也搞不好。问：他究竟干了什么？
窝家yzp: 除总统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使用。据说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的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去。
江苏省苏州市民众luckymore网上留言表示：“干部希望推迟退休年龄，这与中国的体制有关。因为干部与工人的劳动付出不同。许多机关干部即使不干 活，照样能够得到纳税人的供养，他们当然希望多享受几年的，占着一个有利的岗位，每年可以为他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
你们一口咬定死10人，我们也很想相信。但为何事后你们要控制死者家属？为何对现场医院殡仪馆实施戒严？为何禁止公务员讨论死伤数字？为何阻止涌到当地的 记者採访？在这些形迹可疑的“为何”面前，你叫我们如何相信？！你们是当权者不是普通人，疑点利益不归你们，我们只好有罪推定：你们谎报灾情！
如他被处死，一个新的历史名词将诞生—【夏俊峰】是中国民主与法制进程中，在压迫与反压迫斗争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是两种阶级间你死我活的一场生死较量； 他的鲜血唤醒了千百万民众不断加入到反专制、反压迫的斗争中；中国法制史从此改写；将开启反压迫运动从个体走向群体的新时代；旧时代开始倒计时！
2012年中国的GDP是2002年的4倍；同样是这段时间，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近8倍，一线城市房价涨了近8倍，财政收入增加了近10倍，富豪榜上 富豪平均财富增加了近15倍，而大学生的毕业起薪增加了不到1倍。这就是房地产立为支柱后的中国！读后是何感觉@王力群
中午吃饭，大家讨论南亚哪个国家最排华？于是开始列举，全世界最排华的地方在哪里：限制华人自有出入、限制华人买房、限制华人买车、限制华人子女自有上 学、强迫华人缴纳更高的税、限制华人购买更高价的油价、缴纳更贵的网费、给华人吃地沟油蒙牛奶粉……最后，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夏俊峰要被处死啦！一个摆摊的，被城管暴打后杀了城管。大家救救他呀！为了社会的稳定，改判死缓不行吗？
警察被恶霸打死也无法伸冤！山西一位从警27年的民警，执行公务途中被黑矿主及其情人雇凶残忍杀害，后脑被砸烂，惨不忍睹。3年过去，凶手仍未伏法，雇凶 者居然被检察院“不起诉”，至今逍遥法外。遇害民警的女儿是一位漂亮的实习律师，每次说起此事，总是泪如雨下，痛恨自己的无能和法律的无力！
【一家五口被抬出 房子清晨强拆】6日清晨，深圳黄贝岭中村附近，唐先生一家五口在睡觉，20余名拆迁人员将房门踹开，把他们抬出去、按住，一台挖机将楼栋推倒，任凭他们怎么哀求，对方都不让把屋内东西拿走。警察说不好处理，拆迁的人太粗暴了。南都
【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 在抗日战争中，她和儿子们领导了几百次抗日战斗，消灭日军三千余，家族为国捐躯者30余人，蒋中正称她为“抗日游击之母”。1950年，她和25岁的儿子被抓，经中央批准，于1950年枪毙。老太时年70岁。
韩志国 【 中国经济已走投无路 】 如果不是国家统计局帮忙，二季度GDP肯定比7.6%还要难看得多。这些年的宏观经济，完全靠货币注水来打肿脸充胖子，M2已达到92.5万亿，几乎是 GDP的两倍，而美国法律规定M2不能超过GDP的70%。政治不转型经济就很难转型，路径无法走下去了，中国经济将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
[惠州员工正式罢工 提三大诉求】员工代表提出三大诉求：1、让吴长江复职，并让员工代表进入董事会；2、施耐德应该退出董事会，并全部从雷士照明撤出；3、希望安排15%的股权作为激励员工的期权。如果这三大诉求未获满足，罢工将会持续下去。
《蒋介石侍卫长回忆录》164页：陈诚犯下的大错，把沦陷区伪政府的伪军番号全部撤销，尤其是东北百万大军就此倒向毛泽东，以至引发全面叛乱。陈诚并非不 知道这么做会逼使伪军投效共产党。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劝告陈诚：你这样干是替共产党凑本钱啊！岂料陈诚居然答道：我求之不得，正好一锅煮掉。
【奥运废墟】“鸟巢”花的4.71亿美元需要30年才能付清，水立方即使有公共财政援助，除去水上公园去年也损失了约100万美元。而皮划艇馆、沙滩排球 场、自行车越野赛场地、棒球场等在2008年以后一直无人问津……今年年初，路透社摄影师大卫·格雷（David Gray）拍摄了北京奥运设施的现状.....
【中国法定的尘肺病有12种】矽肺、煤工尘肺、石墨尘肺、碳黑尘肺、石棉肺、滑石尘肺、水泥尘肺、云母尘肺、陶工尘肺、铝尘肺、电焊工尘肺和铸工尘肺。法定的尘肺全部因“无机粉尘”造成；但吸入有机粉尘也能导致尘肺，如棉尘肺。
【“福清纪委爆炸案”】2004年10月亚洲周刊记者@东京毛峰 到福建采访遭驱赶，福建当局中伤记者不成，又游说公费另请周刊厦门籍记者赴闽采访，再出动几拔人马，欲说服香港周刊的@邱立本 老总不要报道被拒。干预不成，福建当局赶在媒体报道前，对“福清纪委爆炸案”无罪的吴昌龙和陈科云等作出死缓判决。
【美英法德向叙总统发出最后通牒】限他在10天内执行联合国与安南的停火协议，否则将面对更加严厉的新制裁。英法德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 案，呼吁阿萨德政府和反对派武装立即结束暴力，并要求阿萨德部队按照安南的和平计划及今年4月通过的联合国决议，从战争前线退返军营
茅台集团内部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透露，从已签订的合同来看，仅政府部门直接采购茅台酒一项，就占总销量15%左右：一吨酒装2000瓶，茅台销量最保守估计为7000吨每年，最畅销的高度茅台占销售80%，若都以53度飞天在2011年初出厂价619元计算
牌哥:网警通知我，本人诽谤税务局贪污案下周开庭！
@刘晓原律师:旧闻，社会悲剧（2）：2008年11月29日《海峡都市报》报道：福建一名28岁的安徽农民工王小喜，66岁母亲猝死租房中，拮据不堪的他，含泪将遗体装在麻袋里，沉尸“水葬”。但该男子随即被以涉嫌侮辱尸体刑拘。
1972年北京急于同日本建交，打破孤立，以周恩来为主导的外交对日多有退让，日本当局本来以为建交时会被勒令对侵华战争道歉，结果周竟说“向前看”，重 申不赔款，埋下很多隐患。六四后中国再陷孤立，日本再次利用，成功让天皇第一次访问北京，且不正式悔罪。谁是汉奸？
孟德斯鸠：解放一个习惯于被奴役的民族比奴役一个习惯于自由的民族更难。.
【短短20天，征了上半年32%的税】年中最忙、压力最大的人是谁？是全国各地的税务人员。甘肃省永登县地税局，6月6日至28日，该县上半年的各项税收 收入20203万元，短短20天，增加税收6448万元，征了上半年32%的税。第三隻眼：杀鸡取卵，涸泽而鱼，党的好干部，好机制！支个招行吗，直接抢 最快
【驳“北京奥运废墟”贴】某贴称“北京奥运废墟，投资那么多钱搞，就为了两个半星期的活动！ 宁荒草萋萋，狗兽遗矢，也不开放给平民使用。”这是好事，再办盛会亦可重新立项拉动经济，把一个严重缺水的北京建设得生机盎然。更科学的是百年后可申请 “世界文化遗产”，因此是废墟不虚。
【如果你在国外生孩子】1.法国家庭有两个孩子，每月补助108.86欧元，以后每增加一个孩子增加139.47欧元。2.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3.德 国如果靠药物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政府要每年支付购买“伟哥”的4900欧元费用。4.瑞典丈夫有9个月的全薪产假。5.丹麦孩子到18岁牛奶费由政府支 付……
【文革时蒋介石拒绝苏联帮助反攻大陆：不做吴三桂】1968年，苏联克格勃特务维克多路易斯向蒋经国表示苏联可以帮国民党实现反攻大陆的愿望。蒋介石在 1969年的日记里有两段，一段说苏联援助我国民党，一定想侵略中国，我可要记住，“吴三桂和洪承畴的教训”，不能够重蹈他们的覆辙
【法院强拆 住户自焚】7月6日下午，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发生一起被拆迁户自焚事件。据称，路南区法院对燕京小区住户实施强拆，住户曹元庆遂将汽油淋到自己身上点燃， 全身部分2度到3度烧伤，现在255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一些住户在强拆现场的照片被法院的和政府人员收缴，病房图片也系家属到医院偷拍。
【对比】2012年，日本实施新的《儿童补贴法》，只要未满15岁，每人每月可以领取1—1.5万日元。儿童福利是一个民族在奖励自己的未来，就像一位母 亲，无论再贫寒，都会把仅有的一口饭喂给孩子。只有基于这种情感和给予，一个国家才有资格被称为“母亲”，才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把这座高校办成了“包罗百家，囊括大典”、拥有全国最前沿智慧、集中全国最精华学生、对整个国家都起了巨大引领作用的第一 学府。他担任教育总长时，那个教育部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三个人：总长，次长和一个秘书，除此外，堂堂教育部，借的是别的部的两间房屋办公。 转
1800年美国，95人才能养活100人，1900年，40人就能养活100人，今天，只需3人。从农场退出的工人进入家具，服装，计算机、医药、家用电 器、影视以及餐饮等其他一系列产品生产和服务行业。取代农田长期劳作的不是灾难，而是产品和服务的极大丰富。市场可以将这些将劳动资源整合到需要他们的部 门
济南被强拆民众散步抗议！7月12日，近50名被强拆民众来到西市场前的马路上把经一纬十一路堵了起来。堵路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下午二点多钟槐荫区一位副 区长、公安正副局长、区拆迁指挥部、 拆迁办开始与群众对话。对话中官方代言人无诚意解决问题。“走，继续堵路。”一位群众高声喝道。
七七事变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向蒋介石请愿，川军出川抗战。从淞沪会战开始，川军几乎无役不从。刘湘带病出征，在前线吐血病发，留下遗言：抗战到底，始 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返乡！抗战八年，出川将士阵亡36万，负伤35万，失踪26000人，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20%。
【地球都哭了！！为何故事会如此悲伤…】一个土豆的故事：到云南昭通洒渔乡新海完小,在村里遇见一龄前女童,手里拿着云南山里孩子几乎标志性的食物:一个土豆。那是她的早饭.在我举起手机拍照时,她也向我伸出她的手。边上的老师说：她想给你吃！
【西安市 莲湖区 环城西路(北段)】传闻：中铁四局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人上街堵路抗议，引发警民冲突。。。不知真实情况如何？-----之前是广东，然后是四川，现在是西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风起云涌
德国特色＂腐败＂因为收下50欧元化妆品券，柏林女官员被以受贿罪罚5400欧元；因为白喝3杯酒，美因茨巿长被迫辞职；因滥用公款1万欧元，巴州官员被 判刑并取消退休金；因为在富商朋友处低息贷款买房，总统黯然辞职。这就是＂德国特色＂腐败。德国规定：任何官员收礼不得超15欧元。
2011年冬天宋泽几乎没有休息日，和志愿者一起奔忙于南站周边为访民送棉衣棉被，两会前夕核实49个黑监狱窝点发布了北京黑监狱地图，5月初他打车到山 东把陈克贵的妻子接到北京躲避，没想到，他入狱是因为救出三位老人...关于宋泽，那个梦想行侠仗义的年轻人http://url.cn/4W3Q53
据刚刚获悉的内部消息：北京两律师将北京市政府告上了法庭，上告理由是北京市政府不能花一千多万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唱红歌的活动，政府的钱是纳税人也就是老百姓的钱，唱红歌只能用党费。据说法院已受理此案。
颜廷忠2011:今天是2012年7月12日，去年的今天，就是颜廷忠举报北京昌平黑监狱的日子。没想到今年的今天颜廷忠因举报黑监狱而坐牢。 [大哭]
【踹民国总统的蛋蛋又怎样？】1928年安徽大学闹学潮，恰好蒋介石抵安庆，校长刘文典被蒋介石叫去训话。刘当面顶撞蒋介石，说蒋是“新军阀”。蒋介石煽 了他两耳光，刘文典就飞踹蒋介石的下身。结果，刘文典被以《治安条例》打架斗殴论处，关7天。出来后，去清华大学当国文系主任。如果到了今天，怎样
某国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五千个帐户，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员。目前还有一百五十个名字尚未确认，估计是家眷。部级以上和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几乎人人有份。＂ 据说，名单是一位法国籍银行工作人员泄露的，目的是让政府惩治偷税，而某国人名是拼音，很好识别。(凤凰微博转播9116)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ID被封！其发言人@Smith_Harrison_II 最后发个人微博说：我不会继续在一个由流氓所控制的社交网络上活动。要求新浪微博封闭我的帐号。新浪微博是流氓！从今日这个微博不会更新，新浪微博是流氓！！！！！！！
【凄美的北京爱情故事】他们都生活在北京，他不帅她不美，却一见钟情；他没钱她失业，却相濡以沫；她患上严重尿毒症，他倾家荡产为她透析治病，不离不弃； 她没有北京户口办不了医保，他豁出去刻了假章，用假收费单让医院为她透析4年，骗取医疗费17万……被抓受审，他说做这一切只为让她能不先死
历史真相：在民国的北洋时期，政府不管大学，大学完全自治，即使是国立大学，也是如此。然后到了国民党时期，政府开始插手大学，教育部想要制定统一的教学 大纲，实行党化教育，但在大学教授的一致抵制下，无果而终，只成立了训导处，并没有实权。再然后，再然后就没有大学了。
奇迹：父亲82高龄，被检查出肺癌三期，去年元旦后做手术，非常成功！现在检查，完全没有癌细胞，健步如飞。手术鉴字前那个美国医生说过：＂请放心，我把 他当成自己的父亲来治。＂手术费二十万美金，美国政府买单！父母在美国无收入，住老人公寓，政府买单并补贴低保。感谢美国！
美国出台新政策：对独裁国家那些对民众施暴的官员及警察采取禁止他们往民主国家旅行，禁止他们子女往民主国家留学及在国际上公布他们的名单，查封他们在海外的财产.
一蛤蟆整日聒噪：我嘴大…蛇不耐烦，一口将蛤蟆吞掉：这下知道谁嘴大了吧？蛇正沾沾自喜，老龙王大嘴一张，百年一遇的洪水产生，蛇早被冲的没有了踪影。老 龙王大嘴刚闭上，三峡大坝张开大嘴把洪水都吞下去了。三峡大坝正要欢呼，小琳秀口一张，整个三峡吞并了：小样，我还只用了一张嘴，谁嘴最大？
日军在张作霖地盘杀死一名中国士兵，张作霖亲自同日本领事馆交涉，日本领事随手写一张5000元关东券支票交给他。张作霖回来后，立即下令，全军放假，遇 到日本人就杀。那时正是半夜，士兵杀了两个日本人。日本领事馆凌晨找到张作霖，他随即交还了日本领事给的支票，又写了一张5000元支票
据目击者称，仅在一楼一角落就有11具烧焦的尸体，仅在二楼厕所里就有近三十具烧焦的尸体，她们可能会以为厕所里有水，不会被烧死。 据目击者称，一个上高中的小女孩临时在莱德当几天收银员，大火燃起时别人都跑了，可她却不敢跑，恐怕公家的钱丢了。她的尸体被发现时已经蜷缩成了一团。
美国驻上海总领馆:这是我们对于今天在新浪微博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账户消失的一个简要说明。（中英双语）
@南方日报：【娃哈哈“营养快线”爆瓶致男子左眼失明】西藏市民许先生在家中打开营养快线，瓶中突然冲出气体，把瓶盖顶出来崩到他左眼上。导致左眼失明， 右眼受影响。而在09年河南张女士同样遭遇 “爆瓶”，左眼受伤，获赔两万元。2010年广西桂林秦晓清，遭爆瓶右眼受伤，获赔1万元。西藏网
此老妇号称听证专家。听证代表由抽签随机选出，此老妇竟十八次选中，这运气不买彩票都可惜了。每次听证，均与有关方面保持高度一致，先后支持过涨水价，涨 的士价，涨停车费，摇号购车，限制增加的士等。此人名言：人活着就是占用、消耗资源，所以ZF收任何费都有理。http://url.cn/2UpkYg 聂作平
【天津7.1大火死上百人 多人跳楼逃生】新华社的通稿称10人死亡，而外媒称：“已经有百十来人直接送往火葬场了，我就在那附近看到……保守估计二层以上员工都不止一百人，加上顾客应该在二百人以上。 ”色儿问：谁在撒谎？为何造谣？遇难者想请你们过去说清楚。
【毛泽东谈大跃进饿死人：右派拿鸡毛蒜皮当旗帜进攻党】
天津调查大火事件的挪威森林（李化平）， 在山东省泰山无故被警方盘查，被警员带回自己房间内，期间反覆四次遭查身份证。其后发现载有调查资料的电子笔记本不翼而飞，李化平相信警方是针对他进行大火调查而来。
香港发展局局长涉贪上任不到2周辞职并被拘捕。中工腐败的病毒已经危害了原本清廉的香港社会。大家必须警惕并行动起来，坚决制止这种病毒继续漫延。
为国解忧，永不退休。不领社保，干死拉倒！！！
法国有个评论家说，得罪中国没什么，象被开水烫着的狗一样，惨叫几声，平静了。真他妈的精辟！
五毛组织领军人物：胡锡进13901374854 ，吴法天13910643119 ，司马南13901191001 ，王文13717988957，请网友们一并问候。
视频：东莞局长强奸女下属案涉事官员被指贪污50余万http://url.cn/2JDWcW
【微博在行动】：很少有人能够强大到独自改变历史，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事件的一小部分，而正是这化整为零的行动，书写着一代人的历史！——罗伯特.肯尼迪。
中国政府总说中国的言论是自由的，美国政府总是攻击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现在，新浪竟然注销了@美国驻上海总领馆 的微博，这不是授人以柄吗？莫非，中国的言论自由只给中国人，不给外国人吗？
【奥巴马弟弟：我用不着我哥帮助】据英每日邮报，美国总统奥巴马同父异母弟乔治2008年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住在肯尼亚贫民窟，引来一些对奥巴马 不施援手的批评。在昨日披露的一部纪录片中，乔治说自己成年人了，用不着奥巴马照顾，还说奥巴马照顾了世界，也等于照顾了他。
他们这帮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打人、打人、打人，这说明他们不是出于紧张、不自信和冲动，他们太相信自己的实力。他们习惯性强硬，内心相信自己正确，骨子里不屑沟通，由此可见，当一个政府强大到一定程度，它犯错误的机率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
【论贪官】资本家再奢侈，一辈子自身消费钱，也超不过他挣的。而贪官呢？一辈子花在自身上的钱，远远超过他能创造的，他死时，还可把这搜刮民脂民膏权力传 给自己子孙。去看看他们住宅、豪车、特供、医院账单。。。少1个中高级贪官，足够上千穷人小康一辈子。这还不包括他们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_-冰翼
扩散！！！今天上午，武汉市硚口区长丰村二百余居民将村口的马路堵住。居民们还打出写有“严惩打人凶手”、“抵制暴力拆迁”的多幅标语进行抗议。【民生观察】
三峡工程是培养工程院院士的摇篮。三峡工程是培养工程院院士的摇篮，在可行论证上签字的二十多位专家成了院士，而拒绝签字的无一成为院士。只要这个潜规矩存在，想进入最高殿堂的知识分子就不敢对错误决策说不。
【高官改革建议】九十六岁高龄的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提出他的五点改革建议：完善选举制度，党代表由党员直选，各级党委和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差额选举产生；实行党政分开；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规定里活动。
尘肺病患者 陕西省合阳县王村煤矿工人，井下一线工作二十几年现患职业尘肺病QQ1584469830电话13093962326请求帮助，谢谢
当民众利益被侵害时，他们上街要求政府纠正错误，当老师威胁要开除时，他们无所畏惧昂首前进，他们站在了不应该他们去抗争的地方，他们承受了不应该他们承 受的暴力伤害，他们热血而充满正义，当遭到暴力镇压时，他们的声音震撼人心：“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他们，却只是一群中学生！ [强] [强]
把整人说成整风，把愚忠说成爱国，把反对者说成反革命，把不满者说成反动势力，把一己私利说成国家利益，把非法监禁说成劳动教养，把含冤而死说成自绝于人民，把操纵选举说成人民代表选举。
目前中国政府共印刷了78万亿元人民币，折算成美元为12万亿美元，而美国总共印刷了9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是中国的2.5倍，按理说美国所拥有的货币 金额也应为中国的2.5倍，但是令人崩溃的是中国的货币金额印刷量之大，居然比美国还多了30%，多出了整整3万亿美元这将导致多么严重的通货膨胀。
【1956年禁海 30年后再去岛已被占】由于自1956年开始实行禁海政策，渔民无法前往南沙进行生产，直到1985年先后两次前往农业部渔业局申请批准重启南沙生 产，1986年终于获批。当潭门派出5艘渔船重返南沙海域才发现，那里已是越南等国的天下，占领了我们好多个岛礁。@鳳凰網歷史
这个女人叫谢静宜，17岁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她27岁的时候，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她居然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她30多岁就 担任北京市委书记，还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只要你上面有个相当硬的男人，清华和北大都是怡红院一样的浮云。
江！西！吉！安！市！青！原！区富！滩！镇！有！逾！百！名！儿！童！铅！中！毒，上！千！村！民！拉！横！幅！堵！路！抗！议，要！求！当！地！政！府！关！停！污！染！企！业，遭！到！警！察！慰！问。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根据毛的建议，处决人犯的比例：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 公布报告称，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 380000余名。”
【你知道吗，中国人人都是纳税人】一瓶标价3元的饮料，含税约0.5元；一件100元的衣服，含税约16元；一件100元的化妆品，含税约44元，一瓶 100元的白酒，含税大约20多元。在各项消费中，所含税费最为吓人是房价，契税、印花税、产权登记费、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加起来，总计62项，约占到 房价30%-40%。
央视发出正确声音：国人对外来物种的入侵与危害性严重认识不足，目前数十外来物种肆虐我国已造成严重危害与巨大经济损失！柳州等地已全面开展猎捕追杀食人 鲳活动！希望央视再接再厉发扬穷追猛打之务实求真精神，揪出危害我华夏最烈最毒已达九十一年之久来自前苏联的外来物种全民共歼之！请鼓掌！ [鼓掌]
戴笠对抗战时期殉国英雄的原则是：烈属赡养终身、遗孤养育至工作。然魔族极尽污蔑之能事，一个十恶不赦的军统头子形象，就在国人心中定型：戴因公殉职后， 所有遗物，只有一小箱子衣服和书籍，最昂贵的，是一只欧米茄手表！不洗去泼洒在抗日英魂身上的脏水，有何颜面面对列祖列宗与后代子孙？（转）
清朝国史馆总纂恽毓鼎留下120万字的日记，见证了清朝灭亡。1908年，他写道：“时事日非，而京朝官车马衣服，酒食征逐，日繁日侈。” 当时的官场，他描写道：“非攀裙带则无以任官”，“京官无不嗜财”。“无一事非因贿赂而成，无一官非因贿赂而进，人心安得不去，大乱安得不兴？”历史真是 一面镜子。
很早以前，一苏联人移民国外，行李箱里放了张大幅斯大林肖像，海关检查员问他什么意思？答：“这是治我思乡病的，我一看到他就不想回苏联了”。
@于建嵘：为了迎接省市领导。在路旁涂上油漆，就是新农村啦，这里是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苏坑镇，共花了200多万
1989年8月，在吴哥陆续发现大量的头骨，这些人都是当年被波尔布特政权杀害的，而当年，中国为了保卫赤柬还跟越南打了一张，死了几万名青年。
【无耻无极限】看到这条新闻肺都气炸了：渭河洪灾之后国家发改委拨款5906万搞灾后重建，过陕西省发改委后少了4718万，过华阴市财政局后少了 1088万，过华阴市移民局之后又少了50万，最后送到灾民手上的只有区区50万…灾民为此上访，反被劳教！http://url.cn/1fN0Zw
大家看看，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维权人士烈士家属邵德云不久前在区政府大厅里被保安打得象死人一样！她的亲哥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的一名飞行员， 在一次的执行军事任务中成了烈士。而我们的人民政府却能把一位烈属的亲人在政府大院里打了象死人一样，我们的政府你到底怎么了？
今天，我已经正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取消嫖宿幼女罪，严惩针对幼女性侵害”的公民建议书 》。请你继续支持我的行动，一起行动起来，转发并@ 你信任的朋友，一起推动重惩未成年的性侵害，取消嫖宿幼女罪！
@叙利亚直播：快讯：叙利亚驻伊拉克大使…………………叛逃！！！/半岛电视台…
@吴稼祥：中国不会这样下去，因为已到5个临界点：1，人均收入5000美元，是威权与民主的临界点；2，经济30年增长，是从高峰向低谷的临界点；3， 土地有时尽，承受非无限，以土地开发为动力的GDP泡沫接近破灭；4，北非第4波民主化浪潮让中国大陆成为最后孤岛；5，承受社会不公和腐败的社会心理达 到极限。
许小年：这一次真的不一样】我拜访了东南沿海的一些企业家，他们认为现在的形势较2008年更严峻。在经济下滑之际，人们又将希望寄托在财政刺激上。就像 吸毒上瘾，每次讨要鸦片，而且剂量一次比一次大。但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不仅我们的鸦片存货见底，而且到了真药难救的地步
被数字吓一跳：食盐，深圳2元一包，香港超市1.1港币。750毫升装的飘柔，深圳39元人民币，香港30港币。红富士苹果，深圳6元一斤，香港5港币。深圳平均收入2000-3000元。香港平均收入一万港币以上。
据接近高层的学者透露：温最近正式向政治局提出报告，希望中央在十八大时正面回应台湾放面提出的民主统一中国问题。温指出统一后的中国将是推动解决目前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保障。（来自于网友）
【中华民国的荣光】 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百年历史最光荣的4项有3项发生在大陆：1. 辛亥革命、驱除鞑虏、肇建共和；2. 挥师北伐，统一中国；3. 抗战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强。 4. 发生在台湾的是：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治、司法制度（虽还有瑕疵），开启中华民族的新时代。（作家乔羽）
#维权仍在路上#吉林省财政厅相关处室领导。今天就是这个人，指令长春市公安局干警欲查看我相机，并扬言要删除我相机里的他的照片，我说：我相机里有还有 葬礼照片呢，你敢删吗？的确没有一个人敢动。我现场并激昂问话：谁有权力，剥夺我的人权？我要跟他拼命！——这是中国吗？ [发怒] 这确实，是中国！
【用处不多了】1968年11月，毛提到翦伯赞时说：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在受到“优待”一个多月后，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婉服安 眠药自杀。在他的下衣袋里搜出两张纸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天津大火弥天大谎， 商厦员工揭惊人真相。火灾当晚商厦逃出的员工被“请”进公安局，在“核实”情况期间，滞留了一夜！此间商厦某负责人串供！莱德商厦共计五层，其中的一至四层均全部为销售营业区，而五层仅有一部份为销售营业区，另一部份为行政业务办公区。
【“反革命犯”服刑57年后获释 舆论批当局把老人扔给社会】一名服刑57年、可能是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反革命犯”最近获释，但他至亲皆亡，引起关注。有人批评这是“服刑的时候给监狱赚钱，老了扔给社会”。77岁的欧树6月28日从云南省官渡监狱出狱。
#维权仍在路上#我向吉林省财政厅递交了举报事项。举报吉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非法使用财政票据。吉林省财政厅这位女权者说了：举报人，不是信访人。她主要 是看到我手拿《信访条例》，手指第32条，要求财政厅依法给予书面答复。我看看有多少人对国家《信访条例》界定的“信访人”有所了解。现求详解！
【官二代杀人，家属上访六年才立案。法官枉判，死者尸骨无存】福建古田古田县松吉乡法庭庭长饶为堘之子，饶峥涌杀人潜逃17年，2011年5月23日被成 都警方抓获。期间公安机关渎职不立案，相互勾结包庇罪犯，使罪犯一直逍遥法外，现在死者尸骨无存。死者父亲2001年正月初七含恨离世。胡小霞上访18 年…
【 希拉里死磕中国 】 10日希拉里在蒙古称：近期蒙、缅等国民主进程“与某些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整日忙于限制民众接触思想获取信息，关押表达自己观点的民众，篡夺民众选择 领导人的权利，在自己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管治国家，用腐败行为败坏经济增长侵吞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
【被救者诬陷救人者 应予诈骗定罪】江苏如皋的殷师傅开公交车看到一老太骑三轮车侧翻在地，然后好心去扶起。没想受交警传唤，说一老太一口咬定是你开车把她撞倒了并逃逸，殷师 傅把那天的开车录像拿出来，才洗刷了冤白。国情啊，怪不得老人跌倒没人敢扶 http://url.cn/1eiAGS
张鸣 ：说修三峡电站电价会降，结果，三峡所有机组都发电了，电价反而涨了。在垄断条件下，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当初修三峡，不过是为了给电业巨头挣更多的银子。
有这样一个国家，本国船长被韩国判死刑，它不出声；本国渔民被帕劳打死关押，它不出声；本国岛屿被日本占领，它不出声；本国海域被菲越瓜分，它不出声。本 国人民上上网，它出声了：“一些人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破坏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这，就是可以被鼠标颠覆的中国！
南通市港闸区维权人士，倪小燕，邵德云，姜桂芳等现正被当地派出所传唤。其中姜桂芳己被拷上手拷。被传唤理由是，因为他们昨天下午去了南通市政务中心要求 出具港闸区非法征地520公顷的具体国家合法批复手续。真想不通，普通老百姓 到自已的市政府政务中心要看一下政府的真实文件，错在哪
【反腐的轮子太难推动了！】39人用了10年艰辛状告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王有明：曾一次性收受吕中楼巨额现金五千万，涉嫌侵吞800亿国有资产！…不要说让人民监督腐败啦！人民状告腐败，有人用了10年，有人付出一生！不政改，便文革，不文革则革命！
无图无真相是吧，让某些人再找借口！！7月10日晚11时左右，广达路汇多利附近，城管打手无寸铁的小摊贩，几个男的打一个女的，女的都躲到仓库了，居然 追进去，那女的最终倒地昏迷，对面城管停了3个公交车，比人多吗？再多的言语都比不过图，上图！！！我很是气愤！能转的尽量转，为伤者讨公道
孩子们，前两天我发这个学校的照片，有人说我造谣，说这不是学校。我告诉这些人，这不但是学校，而且，这两天因为大雨已经倒塌了，幸而未造成学生伤亡。
杭州萧山区的警察大楼！不知道地基里有多少冤魂在！
【“养老”，如此沉重话题：农村老人月养老金仅74元 还需干农活】在退休金养老金覆盖率方面，城镇为84.7%，远高于农村的34.6%，农村老年人平均月养老金为74元，仅为城市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 1527元的5%不到。农村目前主要靠家庭和土地养老，养老保障只占到18.7%。—他们的养老，谁来负责？
【一看吓了一大跳，一姐本事大】求真伪！ 李一姐的国家电网2毛5收从电厂收过来，然后5毛8卖给居民，1块卖给企业。1.1买给个体工商户。然后电厂喊亏损，发改委4次约谈神华要求电煤降价供应电厂招拒绝，这环节里谁很无耻？
【奇观啊！！体彩开奖现场的观众竟然多场都为同一群人！】这些截图分别是7月8日！ 7日！！ 6日！！5日！！ 3日！！ 还有2日的传不上来！！ 大家自己去官网上看把！！【草泥马，巨骗哇，忽悠了那么多爱心，尼玛这是更无耻的掠夺是犯罪】
@五岳散人 ： 昨天喝酒，听在座某人言，某大学老师原本很潦倒，做律师没人给案子、上课没人去听，靠着几千块的工资度日，租住在农民房里，骑个电动车上下班。自从钱云会 案为当地政府辩护以来，年许时间暴发，居有屋、出有车，俨然成功人士，而众人侧目观之：狗粮丰厚。
【@崔永元】现在，全世界都对中国说不：菲律宾对中国说不。日本对中国说不。美国对中国说不。就连朝鲜也对中国说不。而中国呢，只对老百姓说不。
【我们都应向此人致敬】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四周年祭。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囚徒，但今天我要向这位先生致敬，他此刻正在监狱里“作人”。因为调查那些造成孩子死亡的豆腐渣工程，被以荒谬的罪名判刑五年，鞠躬，致敬！
红军筹款常靠捉豪绅定价赎取，使土豪闻风而逃。遂改用贴条子先估价豪绅房屋，贴一张罚款条子，如值一万元则贴一百，两日内交款，否则立予焚毁。到期不交，则焚一屋示威。这个方法很见效，红军经济得到保障！摘自《陈毅军事文选》
南方都市网网站微博—今天，什邡的特警敢向人民动武，敢打女人和孩子，明天，你我生活的地方特警，就敢对你我动武。今天你不说话，明天，你我就可能被武装枪杀！我们，必须谴责他们，必须依法惩办肇事者！必须有人为这次恶性事件负责！ 转
罗往对北京王勇律师说:史上最牛钉子户之乡九龙坡。重庆起重机厂农贸市场，注册28年的个体工商户，空巢老人赵秀兰奶奶与其老伴罗朝善【年过7旬】，因征 收其32，5平米门市一切补偿不到五万，拒划押，被行政强断水电电信，逼迫停业停产8年了。8年颗粒无收，贫病交加，倾家当产。奈何 [疑问]
【清廉而丢官】1596年，一场大火将乾清、坤宁两宫烧毁，工部郎中贺盛瑞为灾后重建总指挥，贺清廉节约，两年竣工时核算下来共花费72万两银子，比预算 居然少90万两，一半也不到。意料之外的是年终考核贺即被贬，后直到冤屈至死。多年后，好友邱兆麟评论：你既断太监财路，同僚又无法贪污，人家能饶你？
【看看介共产党员的屌样】广西南宁隆安县公安局局长陆世长，身兼政F委书记，局党组书记，县人大代表，县党代表，优秀共产党员，绰号流氓局长。他看好哪个女性，就得霸王硬上弓，他手下女警全被其染指！据说特好处女，好唱歌最拿手歌曲是《血染的风采》
【微博改变中国】如果没有微博，吴英不会改判死缓；如果没有微博，林治波不会狼狈道歉；如果没有微博，不知道红十字其实是黑心的。有了微博，我们可以把占 在茅坑上不拉屎的人民日报拉下来。有了微博，我们再也不被动的看新闻联播。在中国，走投无路的时候，除了下跪，还有微博！支持请关注@我贫穷我缺
马剑秋，原四川忠县自卫总队长。解放前夕通电全县起义，并徒步数里出城迎接解放军，但时隔不久在镇反运动中成为阶下囚。获知被判死刑，他流泪写了”刑场上 的演讲”：一直寻找救国之道，对国民党很失望，终于盼来共产党，有了希望，可是却要被枪毙。行刑前大哭并高呼”共产党万岁”饮弹而亡。文革后平反。
【工资高低要在一个参照系内对比，这个参照系就是人均GDP】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 界平均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 3000%，世界平均为70%
【有人问我：为什么官方喜欢降息但不愿意减税？】我的回答是：财政减税是政府自己要节俭花钱，对败家子而言犹如割它们的肉！但降息、印钞票不是割肉是放水！放水淹老百姓！一边连续降息，一边高喊房价不反弹的口号，谁信？！
政府乐此不疲地告诉我们，劳动致富、劳动光荣，可现实告诉我们，劳动在这个社会里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吃不饱饭！我外公告诉我，在“旧社会”他一个人工作却能养活一大家子。有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沙漠以色列的成功说明中国人口太多是借口】迮钧权: 以色列765万人口，1.49万平方公里，约北京的1.5倍，其中还充斥着大片沙漠和贫瘠山区，以及坑爹的死海，既缺水又没油，但人家在纳斯达克上市企业 总数超过中、日、韩、印四国总和，人均风险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
【网传最新视频：莱德商厦起火时正、侧门监控录像】分析：1依正门出入人数和频率，当时商场顾客绝对不止五十人，王芳说谎；2当时从一楼正门逃出去人数即在数十人左右，二三四五层楼的顾客人数不详；3此段视频从何而来，神秘。by@左小祖咒
#蓟县火灾#《东方日报》7月8日报导，有网民连日收集遇难者讯息，列出逾五百人的死者名单，详述死者身份及死因。网传记者被禁止进入市内采访。当地大小 公司及公营机构人员倘提及此事会被开除，而网上提及此事者亦被“法办”。遇难者遗体已被火化，传殡仪馆工作人员禁止回家，二百名涉事救护人员遭软禁。
张凯律师:刚刚得到的消息，镇坪堕胎案，今日在美国国会召开听证会。
上上个月，天津一个村长和村长的弟弟、姑父一起被村民打死了。想去做稿子未遂，实际上，到现在这么大事只有21一家。做了报道，还悄无声息。我自己没能做稿子，在这里分享一张图片吧，卫星地图上的村长家。我不仇富不仇官，只是说从卫星地图上看到这一幕时我震惊了。
【我爱讲故事】1939年长沙会战，蒋介石命薛岳不必坚守长沙。薛岳不从，蒋就派陈诚、白崇禧到长沙传令，如抗令军法从事。薛不服，打电话给宋美龄说： “我就是要抗这个令，打赢了，我违反军令，我情愿被枪毙；输了，我自杀！蒋介石只得批准了薛岳计划。薛岳将军“天炉战法”与“泥水泡猪皮” 一战成名。
神木数年前的施行的免费医疗现在还在持续。所谓免费医疗，大致是这样：四百元以下自负，四百至三十万财政支付。幼儿园到高中财政支付学费，大学有补助。神木的户口审核非常严格。
我本来一直不信吴法天是五毛，一直以为那是他遭人恨被人骂作五毛的。直到他被打后我才信了，他真的是五毛。因为我们竟接到了宣传部的通知，要求我们按照新华社的统一口径报道此事。吴法天背后的主子着急了呀！
【人物】杨小凯。19岁时著《中国向何处去》，江青华国锋都感震惊!被判定为＂反革命＂，坐10年牢，狱中自学经济英语等科目，出狱后依然饱受歧视，后幸 运求学普林斯顿，创立超边际经济学等，因对现代经济学做出突出贡献，两度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誉为离诺奖最近的华人。56岁肺癌病逝澳大利亚。转
当美国反战母亲在白宫门前搭起帐蓬驻守的时候，CCTV在给她打气。当美国将她帐蓬拆走的时候，CCTV为她伸张正义……当美国民众攻占华尔街的时候，CCTV像过狂欢节……当什邡民众走近市政府大门的时候，CCTV死一般地沉寂。 .
阵痛20余年后，当下的俄罗斯已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治病无须任何费用／学龄前、基础和中等职业学校实施全免费强制教育，提供免费午餐／不管有没有为国家 工作过，女55岁、男60岁领取养老金／住房私有化，但物业管理修缮水电由国家承担。那些担心中国步苏联后尘的人，看看老大哥走向民主后的今天吧。
#无人问津#个人感觉：天津人民很好，很可爱，很安静，很驯服。请网友帮忙，举出历史上天津人民反抗暴政的英雄事迹来。不要拿革命文学中的意淫故事来说事。评：记忆中没有。
人大代表,你们对天津大火一言不发,对动车事故一言不发,对环境恶化一言不发,对毒食品一言不发,对养老双轨一言不发,对教育医疗乱收费公安交警乱罚款一 言不发,对贪污盛行腐败遍地一言不发,你们对所有与选民有关的问题都装聋做哑,你们齐刷刷举起肮脏的手给我们选出一届又一届无所作为的政府,你们有罪！！
刚摘贫困县帽子的科级干部竟戴上49900元的手表 一只亮晶晶的Ref.111.20.36.20.52.001为闷热的午后带来了几许清风。这只公价49900元的欧米茄镶钻红金双色星座表，戴在刚刚脱 贫摘帽的山东沂源县国税局长于亦刚先生之手。作为一名沂蒙山区科级干部，这块表真是很有面子。
【殴打百姓定遭“天谴”】7月7日上午10点，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仓张村，因征地补偿款有争议，在没得到村民允许的情况下，征地方带领疑似黑社会人员（持 刀）强行征地，与村民发生冲突，致使该村2村民重伤。而当地政府人员在现场，可没人对殴打村民进行制止。详情：http://url.cn/1qEX5q
【言论】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其目的是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和日渐失控的红卫兵问题，其方式是等同于流放和劳改，其本质是无偿榨取劳动力，其后果是毁了整整一代青年人。什么“激情燃烧的岁月”，什么浪漫的“山楂树之恋”，全TMD是骗人的鬼话！
@郎遥远：102岁“红色娘子军”入党，宣誓：永远跟党走。网友齐呼：让党跟你走。
黑龙江一拆迁办主任涉案2900万 他为人十分谨慎,即使是熟人见面,也要搜搜对方身上有没有窃听器；别人成包送给他钱,他从来不打开看,用手一摸便知是几万元；办公室沙发一角的布面撕开, 可临时存储现金——这就是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主任(俗称拆迁办)王力生。
【周希汉】开国中将，此人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生活也及其腐化，杀敌抗日无寸尺之功，但在抗日战争和随后的内战中如脱笼之烈犬，异常之威猛！此人竟然击毙俘虏国军抗日将领64位之多，为日本鬼子报了这血海深仇！手拿日本军刀的是陈赓，身穿日本军大衣的是【周希汉】。
【视频：略阳流血惨案，女儿见父亲被暴徒打倒的尖叫声穿心裂肺[泪]，我不相信这镜头是发生在太平盛世的中国】
@陕西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 ： 大爱清尘旬阳救助活动现在开始。志愿者、专家及当地政府、医院、卫生行政管理、新闻界近30人参加此次活动。
【惨:女的被扒光衣服示众，男的被追杀、房子烧光】贵州盘县警察参与抢地，别出新裁，花样新颖，裸女示众！我叫李石芬，女，贵州盘县两河乡海铺村七组人， 身份证号：520202196312307064，电话：18216642231。请看我们中国妇女的人权是如何被政府干部、警察蹂躏和玩弄裸体示众 的：http://url.cn/0Cyn2O
@叙利亚直播 ： 2012年7月9日，叙利亚自由军催毁了政府军的坦克、卡车、重型火炮车队。http://url.cn/0eJgYC
著名财税专家马靖昊微博批评中国汽车年检：全世界仅有中国强制年检汽车，所谓流程不过就是被刁难一番后收钱，其中黑洞巨大，年检部门甚至当场勒令修车。试 问，新车有合格证，为何要年检？年检过后出了事故审车部门也不负责。车船税，高价油，过桥费，交强险等等，座座大山压死人，说白了，抢钱而已。
和友聊天，说到在法院工作的一位哥们，每年都要进京接回访民，其中有位老太太，是老上访户，每次接到北京电话，都要开车把老太太给接回来，最后烦了，就把 老太太给扔在了很远很偏僻的山沟里，约半年没了老人的消息，以为死了，后来一打听，老人是一路乞讨才回到家的，自此老人再也不敢上访！
【这句会火吗？“主观上没有强奸犯意”】湖南涟源三中曾副校长涉嫌强奸2名女学生,仅行政拘留10日,调往其他中学,引发学生集体罢课抗议,警方认为：曾 某主观上没有强奸犯意,客观上只实施了对罗某双手、前胸等部位进行抚摸、亲吻的行为，不涉嫌强奸罪。”传闻，曾某为摆平“强奸门”花了几十万。
你说的经济腾飞，你们腾飞了，我们却连病都看不起。你说的大国崛起，你们崛起了，我们却连房子都买不起。你说的和谐盛世，你们盛世了，我们却连说话都心存 恐惧。你说的执政为民，你们富有了，我们却连张选票都没见过。你说的国家强大了，你们强大了，我们却连基本人权都没有。你们越强大，我们越受苦。
什邡市民：〝上医院的那些病人还在调查中，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回事，有没有前科；学生如果你去（参加抗议）了，高考的时候，就是别考了。〞 现在大街上到处高音喇叭在广播，说警方已经拘留了把死亡学生照片放到网上的人，非常担心官方已经对他们采取监控措施。
四川什邡市，8号上午再度有数千民众，聚集在什邡市委前的广场及马路上，他们是在悼念前几天示威活动中，遭警察打死的学生，同时也抗议各种形式的秋后算账。
有人说文革不是反人类暴行，因为不是主观性的大屠杀！以掠夺为目的的大屠杀就一个接一个，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先后摧毁乡村伦理、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到了大饥荒时，酷虐的反瞒产和强制封锁，直接导致无数生命就此消失和大量人吃人惨剧，文革则集历次运动大成……不是主观反人类暴行？
五百人集团统治十三亿人，占有社会总财富近五成，六十年统治期后塑造了十亿贫困人口，两亿多绝对贫困人口，基尼系数全球倒数第一，恩格尔系数全球倒数第一，民众生活压力世界第一，物价指数高度世界第一，人权状态世界第一（倒数）。
据周恩来《警厅拘留记》记载，北洋政府拘留学生后每人每天发铜元66枚，饭菜各自购买。每天还发放花生瓜子之类。学生可买书看书写书。周有两本书便是在狱 中完成。亲友均可探视。除夕夜，警察厅长自费宴请学生。学生可自由往来，外出散步，学习功课，互相交谈。什邡的孩子，你们还能享受这种待遇吗？
【共产】1966年8月红卫兵发布通告，命令北京私房主上缴房产证，拒绝者被抄家、殴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北京有52万间私房被没收，有十万人被剥夺了全 部财产驱逐出北京城，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下放外地农村。与此同时，上海市没收私房124万多平方米，天津市没收私房近5万间……
【天津北辰开发区一化工厂爆炸后起火】网友爆料，今天（7月9日）中午13时许，天津北辰科技园区管委会后面的泰伦特化工厂发生爆炸，爆料者称听见事发时发出巨响，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火警出了八辆灭火车，给六个油罐降温，防止爆炸。目前伤亡人数不明确。
两点:【村民发帖举报村长私签合同侵吞千万元拆迁款】6月29日，一则“西安市灞桥区高楼村‘吸毒村长’将千万拆迁款装进自己腰包”的网帖称:2010年 7月，有过几年吸毒史的高楼村村委会主任吴斌，一个人暗箱操作，贿赂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和房地产开发商私签拆迁补偿合同，侵占近千万拆迁款，严重危害村民 利益。
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一小撮人的天堂：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不等，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 至600多万元。如汪道涵，去年公费开支达947万元，医疗开支500多万元。京沪、粤、浙、闽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在500万元以上。他们 还试图删除网上这些资料。
【命运与归宿】斯大林被鞭尸、波尔布特被软禁至死、齐奥赛斯库被处决、米洛舍维奇被海牙国际法庭羁押至死、萨达姆被处绞刑、穆巴拉克正关在笼子中接受审 判、卡扎菲死于乱枪 …… 事实无数次雄辩滴证明：无论他们曾经多么强大和专横，人民一旦觉醒，他们就无法逃脱以上的命运。
[项城呕吐死]于钢峰死在项城公安局刑警队，四根肋骨断裂，因身体长时间受限导致肺动脉栓塞死亡，已经证明了于是受到刑讯，可项城检察院不予立案，公安局 也在推诿。家里的顶梁柱就这样被公权力摧毁了，老老小小，家已不家，我接受了受害人家属委托控告，再次敦促检察院立案侦查。敬请粉丝哥们转发支持
欧洲议会7月5日投票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强制堕胎丑闻的议案》，正式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侵犯人权的行为纳入国际谴责的台面。这是国际社会在重视妇女和儿童权利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
中国大批权贵加速移民美国，希拉里最近哈佛演说，值得反思：中国人所受的教育或宣传媒体基本上在仇视或妖魔化他人他国，让人民丧失理性和公正判断。中国人 是世界上少数沒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全民上上下下唯一崇拜的是权力和金錢，自私自利。沒有爱心、丧失同情心的大国能获得国际社会尊重和信任吗？
经济观察报:【铁路专家王梦恕炮轰高铁：都是利益招标】王梦恕表示高铁招标完全是利益招标，“现在都利用个人和中介组织，中介组织招标一次可直接拿个1亿 左右，这些组织来头很大，经常打着某某亲戚的名义，不知道是真是假。很多都是指定施工单位，有后台，这帮人拿了钱不干活，坑了很多企业”（投资者报）
【网帖称陕西两村民因征地被涉黑人员打成重伤】帖子称，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仓张村村民对征地补偿款有争议，7月7日，一些黑社会人员的残忍持刀行凶，致使 该村2名村民重伤，多人受伤。当时政府的人员在现场，但是没有人进行制止，也没有任何政府人员对此次事件发表意见。http://url.cn /2ijiiC
蓟县殡仪馆外，目睹遇难者被火化后，亲属抱骨灰出来。骨灰用红布包裹，抱骨灰男子约30岁，无比悲痛，一个六七岁穿孝的男孩边哭边喊着“妈妈”。悲伤的气 氛让人很是压抑。102国道上车来车往，很喧嚣。在多名政府人员与警车“押送”下，遇难者骨灰被无声地送回家。望着远去的车队，一股悲凉涌上心头！
一盏抽象的灯:我现在汕头市中心医院住院部A楼1820号床陪儿子住院，儿子的病友1821号床的林铠楷由于白血病M3型化疗引起的血小板过低，现在急需 输血小板，由于医院申请不到，现在需要汕头市的朋友帮忙，我的电话13714131819孩子父亲的电话13922671669
茄子漫画:河南驻马店一妇女阻止强制施工，被挖机当场压死，在场几十公安民警或冷漠而观，或嬉皮笑脸，均拒靠近施救，挖机压死人后不停机，还有十几个身着 迷彩服不明身份人员继续要强制施工。如果这次没有手机拍摄现场，是不是又是一起交通事故？#分享视频#河南驻马店暴力施工杀人：
【别国总理的回答让周恩来目瞪口呆！】：我们这里是民~主制~度，我是被人民选举出来的。如果我的人民不欢迎我，尽可以罢免我，用不着谋杀我。
有“人”说，国家强大了，军队强大了，不好吗？强大尼玛呀！在南海你们不保护我们！在渤海不保护我们！在泰国边界不保护我们！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军队强大 有蛋用啊？跟我有蛋关系啊？强大了就是用来阅兵的时候弄一堆导弹发射车？就是往人堆里发射“震爆弹”？我还自嚎？我自嚎个蛋啊？
@牛二扁：【视频：【巨泄】天津蓟县莱德商厦起火时正门监控录像】
#历史上的今天#98年5月13日到16日印尼排华事件，印尼华人共计1250人死亡，24人受伤，上千妇女遭到强奸、轮奸和性骚扰。世界各国同声遗责， 某国竟说：这是印尼内政，我们不干涉别国内政。而美国派出军舰从印尼接回了大量华人。被救的印尼华人在抵达美国时，在船上打出了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的 横幅。
杨支柱 ： 浙江省宁海县，女副镇长设奸计诱杀8个月胎儿
【虚假诉讼】常州市钟楼区的违法拆迁无所不用其极，居然以一个70多岁老人的名头来制造虚假诉讼，不让其他拆迁户质疑【房屋拆迁许可证】【延期许可证】的合法性
7.1前夕200多名无锡强拆户和拆迁受难户，上北京各职能部门上访，被北京警方清理至“久敬庄”访民遣送站。无锡各个街道派遣500多黑保安和特勤，把 其中100多名上访人，戴黑头套、捆绑、抢手机、殴打等手段押回无锡，并以“学习班”的方式关押。以下是部分上访人名单。
什么是纳粹党？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具体表现为：党掌握并控制全部国家权力的创设和运行；党控制全部选举过程；党不允许任何独立于其它党的 政治力量的存在；党保持对军队和其它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党垄断意识形态解释权。说白了吧：就是独占一切！
@贝带劲8 ： 天津北辰化工厂爆炸，组图到了。（禁令也快到了）
这是人民警察还是毫无人性的一条疯狗？陈志光：他们几个警察在派出所把我打得当场晕过去，地上流了很多鲜血。醒来又暴打我！强迫我学狗叫，并扬言：你根本 就不是人，弄死你就象踩只蚂蚁一样简单！谁敢跟我们过不去，就是跟党过不去，跟党作对，只有死路一条，去死吧你！
【究竟谁该被送去劳教？】03年陕西渭河发大水数千户当地农民流离失所。国家发改委拨出的5906万元救灾款，但经过层层扒皮，最后到灾民的手里仅剩下５０万元，为了追讨这些款项，当地百姓多次自发组织举报和控告，但最后的结果是被华阴市政府关押和劳动教养。
2014年4月16日星期三
拈花一周微2012-07-16 12:16:32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7）2012-07-15 05:06:07
第十三章 政治改革
选举
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
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
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改革的成败，尤其在初始阶段，完
全取决于苏共对待改革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苏共本应自动舍弃原来的独裁专制。这
是一场极其复杂、痛苦而又特别严重的政治战役，可以说对于党内的高官阶层来说，
那是“致命的结局”。“退位”，意味着这批人将逐步失去他们原先所享有的特权，
意味着他们将从当今世界强者地位下降为平民百姓。
不难理解，党政官僚阶层肯定对这些新政措施极端仇视。当时，政权的关键部
门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而只有两种办法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组织社会上大多
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运用策
略手段削弱上层的抵制，孤立其中最保守的部分，广招具有新思维的人士一起参与
改革。不采取策略手段应对，已经形成总体体系的强大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
让出权力的。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一点，因为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民主派不断对我进行无情
批评的根据。而且也不只是民主派，就连我身边极亲近的人也不例外。不管人家怎
么指责我，说我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党僚，无法从心底里摆脱对党内那些上层人物
的依恋，我在他们中间度过了许多年有意识的生活，无法摆脱受他们固有的那种思
维准则的影响。我本人对此持另外的看法。我未曾迅速处理干部问题的原因，在许
多情况下是我力求避免那艘“船上骚乱”：这很可能会在早期就把政治改革葬送掉。
也许，整个这个话题在所谓的百人党团这件事上显露得最清晰不过了。无论是
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确信苏共有100个席位正好提出100名候选人的做法是正确的。
要让当时党领导的某些成员落选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做会立即把这些人推到改革事
业隐蔽的或公开的敌人营垒中去，使形势严重复杂化。要是不让已被列人表决名单
的钦基兹·文特马托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以及其他曾积极支持过改革
的搞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当选，那肯定会带来更加消极的后果。
我的估计是：如果候选人名单中列人比如说103～105人，获“黑球”数最多的
可能使是利加乔夫、乌里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假设这张名单再增加 10个候选人，
那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像：斯柳尼科夫、尼科诺夫、梅德韦杰夫、扎伊科夫、普里
马科夫，以及和他们一起的著名的作家钦基兹·艾特马托夫、达尼尔·格拉宁等人
都难免通不过。继而被排斥在外的将是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再说一句，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必花大力气就能找到一个保证选民能善
待他们的地方。不过这将会与按党的名单选出的那100名代表所代表的作为一个社会
组织的党的意图相左了。我得承认，起先我自己也曾动摇过。该怎么办呢？经过深
思之后，我得出结论：总书记应当到议会去，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是以党的领导
人的身份。
还有，中央一月全会（1989年）的选举程序不排除还会有某个候选人落选或当
选的可能。因而，民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受到践踏。
既然已经提到红色百人党团，在某些民主派的出版物里恶毒地给它打上了叉叉，
我就不能不谈谈关于社会组织在议会中的直接代表制问题，何况长期以来它早已成
为大众议论的话题。就此展开的批评有时相当尖锐，我们的反对派并没有花精力真
正去思考这一决定的理由。我当时就认为这项决定是必要的，现在仍坚持这样的看
法。
从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事先确定名额的“社团代表制”是无可指摘的。在这
种情况下，当选代表不大会获得人民大众的核准。应当注意到，这样一来真正能得
到当选代表证书的，只是代表整体中比较少的一部分人。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想到
了只是一次性做法。后来，相应的提法已在宪法中作了修正。
所以，谈不上什么违反。可是，采用这种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么重要的问题啊！
我们应当有清晰的概念：在当时那些钦定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以及他们手中握有
无限权力的情况下，许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从事科技工作和搞创作的
知识分子当选的机会是很少的。这就是说，新一届议会所面临的，不是社会的政治
观点迅速向前的威胁，而是向后倒退的威胁；不是成为改革之动力的威胁，而是成
为改革之阻力的威胁。社会团体的直接代表制，可以使代表整体中进入一批人数虽
然较少、但对于未来议会的形成却是相当重要的有影响的民主派活动家，他们是通
过工会、共青团。妇联、创作协会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提供的名单进入议会的。为
了增强直观性，我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也未必需要再谈萨哈罗夫院士在人民代表大
会上所起的作用了。他是由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选出的。那里还有某些著名的科学家，
也是按科学院提供的基本名单通过后取得当选代表证书的。
除去这一主要的情况之外，为社会团体确定的限额还有着另一层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还没有接近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架构”起未来的
议会呢。当然，社会团体的代表组合不能替代议会，但在起始阶段，主张、情绪、
这一或那一社会阶层的意志，都会同它们有关联。而随着跨地区集团的形成，也会
开始出现许多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未来的政党，正是它们将与苏共进行角逐。
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我们已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一场为争取大众
传播媒介、尤其是为争夺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而展开的斗争显得很残酷。而在报刊
上，在与选民会见时，争辩相当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失态。从表面看来，有许多
事情令人伤心，也有许多事情是先前所不知道的。某些领导成员对这一切感到气愤、
‘不安，情绪上有点张皇失措。我倒觉得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已把社会唤醒过来了，
确已做到了我们前几年搞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让人民参与政治。自由选举发现了
许多人才，弄清了社会各阶层的立场，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代表中，苏共党员占85％（在过去的最高苏维埃里约占一半），而党的高层领
导把选举的这一结果竟看成是党的失败，这岂非怪事？选民们“竟敢”去厚爱“别
的人”，把选票投给诸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
那样的人，这种情况竟然会使某些人气得休克，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统治者圈里
的精英们竟会如此“稳坐”在发号施令的安乐椅里，以至自信到不允许出现不符合
他们意愿的投票结果。
选举结束之后，我们召集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989年3月28日）。大多数人的情
绪很压抑，一派天快塌下来的气氛。我的看法是，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
了极其重大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
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
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
在说这些话时，我感觉得到我的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
有些人“像是心脏病发作一般”，在我讲话过程中已无法控制自己。我语气平和地
提醒说：“要是谁觉得在这里难受，可以退场。”我不是说要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但会议的气氛即时安静了下来。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尽管许多人依然还是一脸的阴
沉。
我继续作分析，指出凡是人们体会到改革的现实成果的地方，选举对党来说进
行得比较顺利，损失也较小。在北高加索，在斯塔夫罗波尔、在中部黑钙土各州，
都有 90％的选民支持由当地党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对领导人的态度也是这样：谁
平素关心人们的疾苦，认真处置消极现象，就会受到尊重，当选就有保证。
总的情景并不简单。我们应当根据选举的结果来评价党和经济干部的活动状况，
特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们对改革进行情况，对生活问题的解决多有不满。
对于政府和党中央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更不用说市委和区委了。
我们无权将选举运动中对领导提出的批评拒之门外。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
有道理的。经济领域的困难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大的开支造成的，而这些开
支又是为了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亚美尼亚地震、并非我们有意要干的阿富
汗冒险行径等的后果所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由于我们不善于选择最佳的经济政
策，加深了市场上、财政领域内的紧张形势的缘故，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各个方
面有了点头绪。
人们的情绪不好并不是因为《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或者叶利钦耍了什
么阴谋诡计。要是党和政权机构真正地精简了，能够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关心他们
的疾苦，那么许多方面就会大为改观。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掉在了后头，人民走到了
我们的前面，党只有以一切都是它开的头来为自己辩解了。
当时，党的处境并非毫无指望。要克服因告别牢固的权力垄断而引发的精神压
抑症的机会是有的，时间也是有的。赢得人民的支持已经不能靠吃十月革命和卫国
战争的老本了，而是要靠能够保障民主、公民权、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的有效政
策。我相信，苏共改变自身面貌是有可能的，那么，我那些担任党内领导工作的同
志们，他们的情绪究竟怎么样，他们更多地关心的是什么呢？
在领导层中已经可以分出左翼和右翼，不过离直接冲突和公开分裂还很远。一
部分人认为选举中民主赢得了胜利，另一些人则以为党失败了。前者竭力要使改革
推向前进，后者则越来越强烈地怀念过去的那种秩序。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报界的
批评意见是实行公开性的正常表现，是用以反思所犯错误的根据所在，另一些人则
认为，那是反党、反苏维埃分子发动的不能容忍的一意孤行的做法和诬陷运动。
我只从我的结语中摘录出以下一段文字：“党通过改革政策培植自己的威信，
不是用威胁和恐吓，而是采取公开贴近人民、而且号召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方法。
现在应当去争取另一个阶段的威望了，这是一个办实事的阶段，‘堵住人家的嘴巴’
是得不到威信的。选举表明，改革需要维护，但维护的办法只能是深化和发展。现
在，主要的就是办实事。不能光围绕自我分析转圈子，也不能成天价陷于内疚自责。
我们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对于他们所批评的那些弊端，我们是会作出回应的。我们
准备满怀信心地、平稳地行动起来。我们将以此去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
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
选举反映出新的现实，苏联共产党跟不上生活的节奏，而党内的达官贵人成了
改革的阻力，这种看法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的确，我在出行中也愈益感觉到管理部门和党的机构正在加紧阻挠活动。他们
认为，变革使他们受到被排挤出权力结构的威胁，因而竭尽所能地要去拦阻。实际
上这主意打错了：本来应当改变作风，多办实事，多接触群众。可他们却依然坐在
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这不是积恨吗？我曾经向全国公开讲过（在一些非公开的
场合讲得更多），谁不想改革，不想跟着生活的节奏齐步走，那就得靠边站。选举
表明，敲起了警种。
我承认，暴露出来的党的“小毛病”已演变成不治之症，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作为改革的主谋，我看到，现实中主要的事业就是实现我国社会的民主化；同时我
又是苏共总书记，我有责任、也衷心希望党能够领导这一过程，不要做这一过程的
反对派。为此我还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
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
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
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
“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酵母的作用竟如此之大，
经斯大林作过简单化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人们头脑中竟如此根深蒂固。
选举显示，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
党的威望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
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你是个好人，作风正派，会做工
作，我们支持你。普通党员开始被与党的官僚分离开来。结果令人震惊：地方领导
手里掌握了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交通运输、宣传大军、政府机关、文化设施
都屡屡败在昨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
我讲了政治局委员几乎一致的意见：对党的领导人选举失利一事不作组织结论。
但从党内的同志友谊和仁慈之心考虑，总不能长久抵抗严峻的现实生活吧。选民的
抉择对许多人来说是终极的，不得向中央申诉。甚至在莫斯科也没有要求选举中落
选的党的干部立即下台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倒是根据共产党员的要求，在社会舆论
的压力下，从自我保护的感情出发，一个个相继被迫离开了。
这时，关于认真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二十七大过后
不久，许多中央委员已经不再参与活动，退休在家（303名中央委员中有84人已退休，
15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也已有27名退休）。从另一方面讲，许多提拔到领导岗位的人，
并没有进入苏共中央的最高机构。
由候补委员递补，以及采用增补新委员的办法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明智之
举。起先，我同原政治局委员（他们仍是中央委员）谈话，然后又会见所有已退休
的中央委员，给他们讲述当前的形势，委婉地、用商量的口气请他们理解需要把路
让给新上台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应当说， “老人们”都很庄重地接受了
这一点，谁也没有怨言。他们自己也都意识到是退下来的时候了。而我们根本就不
想剥夺这些曾经为国家做过许多工作的人参与工作的机会。曾打算让一些人进入中
央成立的各个委员会，让另一些人当顾问，以便利用他们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并从
精神上给予支持。
总起来说，一共退下去了一百多人，这就可以使一大批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
增补新委员一事毫无进展。利加乔夫劝我说，这办法无法接受，在民主日益发展的
条件下理应严格遵循原则，共产党员们会反对这样做的，如此等等。说实在的，我
对这种做法也缺乏信心，我们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吗？政治局内会开始争吵，每人都
竭力要提拔自己的亲信。
一句话，决定不增补新委员，这当然是一个错误。当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吸
纳一些原则性强的深化改革方针的支持者到中央委员会中来，这样即可向党自身的
改革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无论为何，党的最高机关内的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对比就
会大变，全体会议上气氛也会为之一新。
全会召开之前，曾经讨论过政治局随着即将选举新领导而集体辞职是否适宜一
事。雷日科夫不只是赞同这样的建议，而且直接提出警告：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提上
日程，总书记应该有所准备。我认为现在不是做冒险试验的时候，就当时中央委员
会的组成来看，十之八九会选出一个比较保守的政治局。其中将不会有雅科夫利夫、
梅德韦杰夫，而且一定没有谢瓦尔德纳泽，也不排除连总书记也会落选的可能性。
全会于4月25日召开。
有关政治局辞职的问题，全会上没有提及，可党内达官贵人的恐慌情绪则表现
得淋漓尽致。会上发言的直接或间接的话题自然是选举。一部分人干脆以为，选举
结果对党和他们自己都糟透了。另一些人谈及此事时明显带有指责领导的语气，觉
得是上面要进行民主实验而“把事情搞到了如此不成体统的地步”。最为激烈的也
许要数亚历山大·梅利尼科夫的发言，他是中央建设部部长。我对他的看法：这是
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热爱新事物的人。也许，这样的评价从当时一般公认的人事
标准来说是正确的，可是在那剧烈变动的局势中就没有什么用了。
确实也有不少党的其他领导人，在70年代看起来属于富于冒险精神的革新者。
因此，勃列日涅夫和卡皮托诺夫宁肯把他们“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而安
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一上台，这些“扰乱安定的分子”又陆续被召回来担任党的
领导工作。但渐渐地发现他们的革新，怎么说呢，具有限于在制度范围之内的性质，
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置清醒理智于教条之上。
说老实话，我听梅利尼科夫的发言，感到惊奇和恼怒，那恰巧是因为我没有料
到他会如此（恕我出言不逊）顽固不化。诚然，他还没有勇气指责我和我的战友背
信弃义，后来我们的原教旨主义者便在这方面小试身手。但他还是毫不掩饰地指责
领导，说他们把党引向崩溃，说他们脱离人民，搞特务监控，不知道国家靠什么在
过日子，地方上在干些什么。这简直是（恰好是）跟利加乔夫在政治局里相互呼应。
后来我认为，就连梅利尼科夫的发言稿起草恐怕也少不了利加乔夫的参与。后来，
他扎扎实实干起了这事（按照极坏的老传统），以策划对总书记的“自下而上”的
批评。
全会召开之前，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比通常更加详尽地提供其工作状况的信息。
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正是现在应当让社会完全了解党的领导层内部“各
种力量的分布状况”，让人们知道谁是怎样的人。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我有意揭开
致使当局脱离人民的那层神秘的帷幕的想法由来已久。在现时的情形下，中央委员
会里顽固派的立场促使我全部公开全会上的争论状况的建议。
我听到赞同的声音，但很明显，大多数人对这项建议缺乏热情。不仅因为作挑
衅性发言的书记们很不情愿成为民主派报纸评头论足的目标。对于许多人说来，这
无异于放弃党内高层人士所享有的最重要的特权之一。但谁也无胆量站出来反对。
诚然，作过一些修正：公布时加上评论。我表示反对说，不行，不加任何评论，让
人们自己去思考。我的想法并没有错：社会上看到了苏共中央内部的真情实况，看
到了总书记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工作的。
按照惯例，全会的结果在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大家都对这些结果作了肯定
的评估，不过很明显，领导层里各派所表示的赞同，其含义并不相同，甚至彼此对
立。利加乔夫甚至建议在党内搞一次讨论全会结果的运动，显然他是想给支持“民
主立场”的人制造困难，是想加强纪律。而所谓的纪律，主要是必须无条件地听从
党的领袖和党的机构。谢瓦尔德纳泽对“全会上所展开的直接对话”表示满意，并
补充说，他离开会场时，感到忧心忡忡。“我们没有培养出一批具有新的思想观念
的干部。党的积极分子的情绪让人警觉起来，这需要改变。我们没有听到认真的、
有效的行动纲领。除去一两个发言人以外，没有人提出什么建设性的计划。把责任
推给中央，推在改革头上。非正式组织成员走到我们干部的前面去了，他们同中学
生、大学生、甚至民族主义者一起做具体工作。一场现实的政治斗争正在进行，而
我们的人却在同假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如今社会上很激进。应当开展争论，拿出事
实来证明或者定下心来干实事。人们要求开除那些表现不良的人，可这样的人成千
上万呀……”
我也作了一次详尽的结论性发言。因为面临着就是要同这个领导班子一起筹备
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就要求即使达不到“令人愉快的”思想上的一致（这样的
一致从来也不曾有过，现在更无从谈起），至少也要对近一时期的行动纲领取得共
同的看法吧。我还是尽力把这个纲领的总的轮廓表述了一下，主要是筹备第一次人
民代表大会的计划已经过认真细致的酝酿。我又强调指出，对于党来说，当前主要
的就是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掌握新方法，“到人民中间去”，到群众大会上去，不
要光坐在办公室里，要学习在民主条件下工作。
“越过了”全会这一步之后，应当继续向前推进，为国家生活中的一件非凡的
大事作准备。这大事便是第一次自由选举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局
会议开过两天之后，4月27日，我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碰头会，以便再一次把所
有的细节都考虑透。这下子可不是起草发言稿的事，应当提出建立新政权的构想。
也不是简单地着手准备一份像过去那种干巴巴的由“守纪律的代表们”一致通过的
法律草案。我们从一开始就会遇到强硬的反对派，他们因这次选举获得了勿庸置疑
的成功而精神大振，并急切地要投入战斗。而大多数代表会怎样行动，还不完全清
楚。
我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说过这样的话，但大家都很支持这个说法。他说：从
今往后，决定国家生活的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的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
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是一次急转弯，一次真正的大转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逐步取
代旧的政权体制以及这一政权的各种象征性的标志。
议会之诞生
1989年5月25日。上午10点。克里姆林宫会议室里座无虚席。舞台上像往常一样，
布置着带有列宁像的大幅覆墙画。池座里很多熟悉的脸孔，包厢则是留给外交官和
记者的。电视摄像机飓飓作响，一切都是老一套，所以也习惯了。有一个新气象：
政治局委员的坐位排在当选人民代表中间，而代表之中没有拿到当选证书的人则坐
在客人中间，就像普通人一般。宣布代表大会开幕的，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或者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是中央选举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弗·帕·奥尔洛夫。但总
的来说，暂且变化不大。
奥尔洛夫的讲话加强了这一印象。他谈了许多新现象，用的却是老话。听到了
不少标准的、“拔高了的”表述，诸如：“广泛的、迄今从未见过的公开性”、
“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蓬勃高涨”、“改革成了全民的事业，苏联人都支持进一
步深化改革”、“选举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步骤，使我国社会按照党的第二十七次
代表大会和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指明的道路向前迈进”、“人民把列宁的党看
做能够团结苏维埃社会的力量”、“从有利于共产党、有利于党的革新方针来讲，
我们还没有比全民投票更强有力的措施”。
我坐在第一排，后面是莫斯科代表的席位。我听到沙沙声、窃窃私语声，人们
显然开始恼怒了，他们所期待的代表大会开幕式不是这样的开法。我责怪自己疏忽
了这一非同小可的细节。但过于纠缠这些事也不必要。只要一宣布人民代表大会开
幕，它的进程就未必会按照原先安排的方案实施了。第一个自由发言来自里加的医
生B．O．托尔佩日尼科夫登上讲台，全场起立，为第比利斯的殉难死者默哀。激动
的场面马上将政治时针拨到了新的刻盘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
大船多年来一直系留在同一个码头，如今已经启航，要去作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为大船开辟航线的不仅有老广场和克里姆林宫的领航员。这在讨论议事日程时
已经可以看出来。反对派通过他们的领袖萨哈罗夫之口要求变更原先已经提出的讨
论程序：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作总结报告，讨论国内局势，然后再选举新的国家元
首和最高苏维埃的组成人员。
请看萨哈罗夫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我在我的发言中曾多次表示支持戈尔巴
乔夫作候选人。我至今仍然持这一立场，因为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人能够领导我们国
家。这一点我现在没有看到。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我认为，必须展开讨论，必须
有候选人的报告，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选举我们都应该支持差额提名的
原则，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在内。我在这里讲候选人时用的是‘复数’，
尽管我认为很可能不会有其他的候选人出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
夫是改革的创始人，他的名字是与改革过程的起始、与在四年时间内领导着国家这
一事实，应当说与这四年内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分不开的。他应当既讲讲成绩，
也讲讲错误，以自我批评的态度，讲讲这一切。而且我们也将据此决定我们的立场。”
显而易见的矛盾惹人注目：一方面，萨哈罗夫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候选人
不大可能产生，而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先要听我的报告，再对之作出评价。起先，我
倒是想，这是力求从一开始就把法制机构的工作引上坚定的民主程序的轨道，但在
对我们的激进派的立场再作一番深入的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在这里另一个动机
要关键得多，那就是将他们的行动纲领强加在大家头上。
据我猜想，不久以前还只是改革这块工地上的小工头的民主运动的奠基人，在
选举首战获胜之后处于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他们对于我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吁感到
气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受了污辱。也许，他们曾作过近乎这样的考虑：“他
只有作第一冲刺的本事，到此为止了。”无论如何，他们对我表示的拒绝是不会原
谅的。不久我就从有理无理都对我进行尖刻而粗鲁的攻击中感觉到了这一点。
其实，问题当然不在于我的纲领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犹豫不决。
在面临最剧烈的变革时，我一刻也不能允许由“白色分子”统治来取代“红色分子”
的统治。我认为改革的全部意义，正是要结束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本身，要彻底结束
我国社会70年来的分裂局面。要拔除公民之间深刻冲突的根子，建立一种宪法机制，
在这种机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打耳光、流血，而是通过
政治来弄清。
此外，不能忘却，我是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千百万人把这个岗位托付给我，
我要是跑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那是不像样的、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当时，
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是总统，我认为不用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
行暴力的方法、而是通过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至少也要采用
主要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代表大会上这种自发的“政党结构形成”，早在大会开始之前很久、实际上在
选举之后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激进的知识界，主要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
界代表联合起来了。这一有组织的议会党团雏形就是“纪念碑”，随后叫做跨地区
议员团，再后来发展成了“民主俄罗斯”。这个党公认的领袖，在初创阶段是萨哈
罗夫，其主要的思想家则是加夫里尔·波波夫。如果说，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头几天，
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在回答能干的记者们有关他们的纲领目标时还有些支吾搪塞的
话，那么据我记忆，不久之后波波夫就公然承认他们把自己当成反对派了。诚然，
这时他们还没有宣布这反对派具体是针对何人而言，但已不难猜透，因为苏联共产
党当时还是执政党嘛。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参与跨地区集团的、或倾向于这一组织的大多数代表，参加
这个组织的会议，却不办理正式加入手续，依然留在苏共内部。除了萨哈罗夫之外，
跨地区议员团的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党员：像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等。所以，
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和议会中的反对派之间的界限就显得很“模糊”了，这也就带来
了诸多不便。”中央机构，以及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未立即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全新
的情况下行动，需要重新学习，坚决屏弃以往的游戏规则。某些人还是从“共产党
人同非党人士的联盟”的传统观念出发。他们认为，苏共党员在代表中间占压倒多
数。既然如此，只需规定严格的党的纪律即可贯彻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议。党中央
各部经过短时间酝酿，建议将从各地来到莫斯科的代表召集起来，深人细致地引导
并提醒大家：党员的职责就是按中央的指示投票表决。
事与愿违。早在代表们前往莫斯科之前，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各州委就曾经
试图引导他们而遭致失败。在与“官方候选人”对抗中当选的苏共党员，干脆拒绝
当地党的领导人在代表们出发之前让他们去“对对表”的邀请。类似的措施在加盟
共和国一级还稍有成效。5月3日，我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见首都的代表。陪同我一起
参加会见的还有扎伊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
代表们提出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过，召集苏共议会党团的试图显然没有成功。应当承认，这种主意一开始就
有缺陷。因为假定我们在代表大会会议的同时把苏共党团召集起来，国家最高机关
的工作就会具有纯表面文章的性质，不过是确认一下中央和政治局制定的指令而已。
因此，我开始将这种想法“压下去”。诚然，当时还不排除以后组织某种像共
产党人议员俱乐部一类机构的可能性。作过这样的尝试，同样却毫无结果。问题全
在于我们这个党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当改革带来的自由
之风刚刚吹起的时候，就轰动一时地、有时甚至是气势汹汹地冒出了各种各样的、
包括十分对立的政治流派。
但代表大会上展开的斗争的核心，倒并不是“顺从而又有敌意的多数派”（据
O．阿法纳西耶夫估计约有五分之四的代表）和以“跨地区集团为首的民主主义的少
数派”之间的对立。
来自新西伯利亚的代表、病理学和血液循环科学研究所所长E．H．梅沙尔金，
对萨哈罗夫提出的议事日程的建议作了答复。他说他本人以及战友们都认为除了戈
尔巴乔夫之外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建议先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然后再听主席的报
告。于是开始讨论这一职位的候选人选问题，并立即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两个职务集于一身的可能性问题提到首位。如今，这个题目已经谈不上
什么紧迫性了，可当时还是相当重要的。国家好不容易摆脱了极权制度的统治，除
了顽固不化的斯大林分子以外，人人都害怕发生权力再次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去。
许多人并非毫无根据地说，了解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知道不会做出令他亲自培育的
年青的民主派觉得意外的事情来。不过最好还是采取保险措施，明天谁都可能来当
领导。
简而言之，当时担任《莫斯科真理报》副总编的B．A．洛古诺夫，建议我辞去
总书记的职务。他同时指出，竞选运动中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和群众来信都很支
持这样的决定。他的建议遭到安加尔斯克建筑师B．赫梅利的反对。赫梅利的意见是，
“投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票，并且赞成集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
主席于一身”。继之又有许多简短的发言，其中除了表示支持改革政策和对我的赞
扬之外，也有批评意见、建议和表达心愿的。后来，不少人对钦吉兹·艾特马托夫
的发言有议论。某些创作界的知识分子从他的言语中似乎发觉有再度唤起那臭名昭
著的颂扬首长的传统。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好像我曾读到了马雅可夫斯基这样
的诗句：“有人害怕别人叫他马屁精，于是用粗话骂头头儿。”我们现在也那样，
大家都讨厌给勃列日涅夫唱赞歌，以致诅咒领导反倒成了美妙的音调。不过我尽量
不让大家注意这个。
我还是要引用艾特马托夫发言中的一段话，说实在的，完全不是为了自我陶醉。
我只是觉得，他以他那作家的天赋能找到表述我国所发生的事情的确切用语。他提
到最高苏维埃从它成立之初起在我国就处于“专横制度过重的压迫下，这种制度把
这一最高立法机构的作用贬低到党组织的实际上的附庸”，接着他又说：
“喔，来了一个人，把正处在睡梦之中的王国惊醒了。他并非从某个外地来到
这里，而就土生土长于这个体制内部，也许这是以革新求生存的一个机会，因为从
历史状态的角度出发，停滞时期犹如一个雪团，它在自身内部聚积的惯性的和保守
主义的破坏力越来越大，这种破坏力无论对社会自身内部，还是对外部周围世界都
是很危险的。此人听从命运的意志登上领导岗位，真是再及时不过了。当然，他也
可以踩着前任的脚印，无须劳累自己，可以堂而皇之地端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在
讲台上宣读秘书写好的稿子，一切都会照老一套继续下去、可他敢作敢当，立志要
办看来是办不到的事：在保存社会的社会主义结构的条件下让人们的头脑来一次革
命……他敢作敢当，立志要步上一条社会革新之路，并乘着改革的疾风屹立在这条
大道上。”
关于“疾风”，艾特马托夫竟是那样地洞察秋毫，更何况，当时还只是刚刚吹
起阵阵微风而已。我的报告顺利通过，大家都投票赞成，只有四票弃权。根本没有
发现什么像样的竞争对手，自我提名的A．M．奥博连斯基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认可，
他多半是事先得到“跨地区议员团”投他的票的许诺。应当说，这个插曲并未给反
对派添彩增色。如果说他们提名萨哈罗夫或者叶利钦作竞选人，至少也得让当时有
点名气的波波夫和阿法纳西耶夫出山，这些活动家的知名度总要高一些，那还可以
理解。而要投票选举一个绝对是谁都不认识的人来担任国家最高职务，那是极其不
负责任的表现，总而言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反对派当时决定不来争夺主席这把交椅，因为这样的做法明摆着是要落空的。
因此，叶利钦在其候选人资格由布尔布利斯提议后就放弃候选人资格了。顺便提一
句，是代表A．克赖科坚决要求他这么做的。
诚然，叶利钦的发言有两重含义。他提到了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关于两种
职务合一的决议，以及中央五月全会上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事。
他还说，他本人在对我的提名进行表决时弃权，暗示他将执行全会的决议，“因为
他支持改革者”。他最后说，从昨天起他已是个失业者，因而会“在认真工作和尊
重改革的同时，赞成某种建议”。
计票委员会主席尤·安·奥西皮扬院士公布了投票结果：戈尔巴乔夫得赞成票
2123张，反对票87张。这样，我以参加投票人数的95．6％的票数当选为最高苏维埃
主席。
我对代表大会表示衷心感谢，随后返回自己在老广场的办公室，我的助手们已
在那里等候，以便商讨一下报告。自然，先表示了祝贺。但大家以为，我们在国家
机关内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原先是主席团主席，如今“干脆”就是主席了。
我本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是颇为理解的。
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没有带来特别的意外。整个说来，这次选举是最适宜的。最
高苏维埃的组成内增加了不少职业议员，他们有能力做好立法工作。从这一观点出
发，联盟的最高苏维埃比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强得多。至少，正是这一组成创建了
我国新议会的传统，并奠定了实施彻底改革的基础。
诚然，代表大会取消了某些代表的代表资格，他们曾是“改革的工头”。这使
跨地区议员团的人怒不可遏，于是便从他们监管的出版物上发动粗暴的攻击。他们
认为，这是达官贵人的阴谋诡计使然，是过去那种围绕苏维埃指挥棒打转的实践的
再现，如此等等。但是，这些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便是党的机构想照过去的方法行
事，也未必能够成功。代表们的心绪大不一样了。要是他们不投跨地区议员团的
“嗓门最大的”代表的票，那首先是因为他们受不了那种趾高气扬和毫无顾忌的粗
暴态度。这个组织的某些活动家，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傲视从外省、从地区一级，从
机床边，从农田里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的。
还说什么外省人，连我这个新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够受：有人责备我“操
纵大多数”，就因为我主持会议时尽量让所有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尽量使议会辩
论不演变成对骂。
阿法纳西耶夫对此发出一个信号，他作了题为《斯大林一勃列日涅夫的最高苏
维埃》的发言。继他之后，波波夫、阿达莫维奇的发言也是同一个调子；许多蒙受
侮辱的代表相当激动地起来反击。双方都列举了重大的很有分量的论据，不过在一
时的冲动之下又添上了各式各样的粗鲁话。我一面开导火气十足的发言者，一面要
求注意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发言中所包含的很有内容的理由。至于他们之所以会使用
挑衅性的口吻，还是那个梅沙尔金说的最好。他说是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的发言
反映出对其在代表大会上的地位不满意，说明他们处于少数，而本来的预期是“他
们能够像在卢日尼基群众大会上那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鼓动起来，将妨碍他们成
为代表大会主宰的一切立即扫除掉”。
坦率地说，我认为把叶利钦选进最高苏维埃是有利的。在五月全会上，他讲过
许多我本来准备签字的事情。至于对于政治纲领寄予了过分的奢望，那又另当别论。
无记名投票的结果，叶利钦还是落选了。当时，鄂木斯克的代表阿列克谢·卡赞尼
克律师表示要把他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让给叶利钦。顿时引起了一场相当活跃的争
论，从法律角度看，这一做法非比寻常。最后，“王车易位”还是易成了。
第十四章 苏联总统
这赫赫有名的第六条
有人曾说过，好像是布莱希特说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绝
对权力的主要特征是没有竞争者。执掌国家大权的人可以随心所欲，根本无须顾及
反对派，反对派要么本不存在，要么被卡住喉咙不敢张口。布莱希特所指系统治者
个人，但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除掉一切对手、并力图永世巩固统治地位的政党。无
论这个政党受到感召的思想是何等地正确，其纲领是何等地明智，开始之时人民所
给予它的支持又是何等地强而有力，革命政党不可避免地蜕变成保守政党，此事或
迟或早总会发生。
关于这种危险性，顺便说一下，普列汉诺夫、卢森堡、考茨基等工人运动的活
动家都曾向列宁提出过警示。十月革命的领袖与他们争论，却从未否认过这一危险。
但他认为，“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其“政治先锋队”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管
理、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手段是能够避免这种危险的。我觉得列宁当时是
从他本人以及他周围的人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水平为出发点的。不久，怀疑情绪便使
他烦躁不安起来。在他1921-1922年所写的文章中，与党的官员迅速官僚化、共产
党员因而有脱离人民的危险有关的忧虑，已突现于首要位置之一。但要找到并实际
应用整治这种弊病的强有力的措施已经来不及了。
我认为，我们的经验，也像其他共产党的经验一样，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无
论多丰富的想象力，多巧妙的花招，包括允许派别活动存在，都不能成为防止官僚
化、防止停滞僵化的可靠保障，当然，这不是针对大量普通党员讲的。这里指的是
很快迷上权力并准备不择手段保住权力的领导层。70年来，这个阶层经过党和国家
几代精英的交替，他们的意识中起决定作用的特点是坚信其永远执政的权利系与生
俱有，不与人分享。当时豪门贵族大致也有这种感觉。另有一些名门之后至今仍以
为，把这个阶层从权力宝座上踢开的革命是非法的、非正义的事情。现在，某些原
中央委员和原州党委书记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也是因为改革的结果使他们丧失了
原有的“份地”。
不过如果说我当时相信取消苏联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对人民和共产党本身都有
利、至少是对几百万普通共产党员都有利的话，那么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
这样的事是不应该一蹴而就的。我并不认为苏联共产党似乎应当签发一份退位诏书，
并让那些棒小伙可以去夺权，他们早在1988年就已经在群众集会上打出：“党啊，
让我们来掌舵吧！”的横幅。
1989年，当国家已被分离主义运动、人民阵线的活动和种族主义分子向中央发
动的攻击闹得相当动荡时，《文学报》上刊出一篇由两名年轻的社会学家伊戈尔·
克利亚姆金和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撰写的文章，主题是彻底的经济改革只有在
强大的有权威的政权的可靠庇护下才可能成功。当时社会已感染上民主思想，许多
人把这看成是独特的越轨行为。
这样提出问题，对我和我周围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我们决不是缺心眼
的人，居然不懂得手里要是没有权力这个杠杆、没有克服所设想的改革必然会遇到
的抵制的能力，就无法推行任何实质性改革。这个问题早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党代表会议之前就已作过深人的讨论。当时是这样打算的：为实现改革的设想所必
不可少的“盾”，将由权力逐步从党手里转归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手中来予以
保证，并形象地将其表述为：从老广场转归克里姆林宫。
我们还意识到，权力不像物品，可以亲手转交。关键是不要在半途中把它丢失
了，比如不要在古姆或者财政部那一带财政部大楼和过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
（古姆）皆位于克里姆林宫内的全苏议会所在地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所在的老广场之
间。–作者注给弄丢了。权力的更迭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必然会遭到那些不
得不与权力告别的人的抵制，同时要求做好积蓄新的力量的准备，他们要承担管理
国家的责任。不难看出，苏维埃尚未准备好履行全部权力职能。没有为此所必备的
机构，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专业素养的干部，也没有经验。而主要的是缺乏自信心，
缺乏那种今后一切都要由他们最后拍板、再也不必每走一步都要跑到党的区委和州
委去征得同意的自信心。简而言之，为了“掌权”需要时间，而且是不短的时间。
当然，这类问题在暴力革命的条件下会用别的方法解决。在那种情况下无暇顾
及手段：把旧政府赶走，第二天新政府就开会，即使没有任何技能、没有任何必要
的知识也无所谓。但问题是我们认为改革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一个排除激变及由
此引起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的灾祸和苦难的和平改良过程。它要求高超的
技巧，以便最好地选择权力交接的时机。这种交接只有在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
利用它深化民主制、继续推进旨在建立法治国家和社会目标明确的市场经济的改革
时，方能完成。
我们未能在最佳时机结束这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是天大的遗憾。
现在我尽量再现事件的过程。从原则上讲，苏共放弃垄断地位的决定及由此而
产生的一切后果（多党体制、准许政治反对派存在等等）都是早已经全苏第十九次
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如果说政治改革的其他要素，首先是自由选举和建立议会，本
拟立即实施的话，那么向多党制过渡便是“计划中”的下一步了。我们不准备把这
件事束之高阁，但也无意匆忙上阵。就这个题目我们争论了足有好多个小时，所有
参加讨论的人都同意，在新政治机构尚未相当有效地开始工作之前，党仍然应该是
稳定的保证。但这期限应有多长，我们自然不便指明，而想来粗略估算一下：议会
得以巩固，多党体制所需要的正常条件得以形成，总得不少于2～3年时间吧。
我想请读者注意，当时还没有人敢于以社会的名义向党的领导发起直接的挑衅。
胆大包天的“骚乱分子”在议论思想和政治多元化时也都必然要带上“苏联共产党
的先锋作用”的保留条件。可见，是党自己主动地放弃了不受监督的掌权，并表明
准备同其他政治组织及运动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争取掌权而斗争。无须证明，这是具
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离。同时，自愿“放弃权力”
不仅是总书记和以政治局为代表的小范围领导集体事情，而且得到了苏共高层代表
机构，先是代表会议、随后是代表大会的正式同意。不过，在改革的这一时段上未
能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速度。
撤销第六条的运动实质上是刚成立的反对派的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这一运
动的口号是立即撤销1977年苏联宪法第六条，这一条的内容是：
“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
织的核心。苏联共产党之存在是为了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决定着苏联
的对外、对内政策，领导着苏联人民的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她为争取共产主义胜
利的斗争具有按计划的有科学根据的特点。
党的一切组织都在苏联宪法的范围内行动。”
当时，激进派控制着全部或者一部分出版事业，利用他们在广播和电视部门的
追随者的机会，使这项要求变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还将其作为深化改革的主要条
件。相反，任何抵制执行这一要求的做法不管是否有理有据，一律被轻率地宣布为
顽固落后，是党内当权派为保住自己对国家的统治、阻挠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的垂死
挣扎。当然，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真实情况。但如此极端地提出问题，大大地减少了。
乃至完全失却了平稳地由一种政治体制向另一种政治体制转轨的机会。
起先似乎还可以对要求迅速撤消第六条的人做些开导工作，告诉他们党自己已
经走上这条道路，已经通过了正式的决议，再回到老路上去已无可能，但需要让苏
维埃为履行其所面临的新职能作好准备，如此等等。然而，随着社会上由报刊煽起
的所谓“革命的焦躁”日益强烈，这些道理听的人越来越少了。后来，由于派到矿
区去的鼓动家的指点（根据布尔什维克在与沙皇制度斗争中的经验），罢工工人开
始在经济要求之外又加上了政治要求，第一项要求又是宪法第六条。
从战略方面讲，激进民主派的积极立场，以及由他们所掀起的争取思想多元化
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社会浪潮是符合改革意图的。但过分的敌意、蓄意“催发”
事端是会促使改革从可控制的变革向严峻对立转化的。这一点我自然无法认同。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们在1989年中央六月全会之前曾进行过长时间热烈的讨论，
还专门讨论过是撤销第六条呢，还是同意只作修改？当时在我们的“高层大臣”中
谁也不敢冒风险从激进派的立场出发表态。大家都赞成必须变动，而围绕这些变动
该如何表述的问题争吵得相当激烈。已经明确立场的保守派集团（利加乔夫、尼科
诺夫。谢尔皮茨基）赞成作一些粉饰性的修改，不触及苏共在我国政治体系中的特
殊地位。改革的积极支持者（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反对他们
的意见，与其说是从实质上反对，倒不如说是拿这一方案“通不过”为借口。而那
些可以归类为政治局中的中派分子的人（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科夫、
切布里科夫）则提出指望可以“通过”的表述，其中保留了党是所谓的“政治先锋
队”之类的说法。
我把当时提出来的建议在脑子中逐一思量之后，不得不作出结论：所有这些都
不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治标之方。对第六条的任何修正都不能为实施多党制提供宪
法保障，也不会改变原先的政治制度。在这些修正的基础上，我国就只会出现像在
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中国的那种非独立的“二等”政党，那些国家的
这些政党起着工会和共青团那样的“传动带”的作用，并成为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人
民阵线或民族阵线的成员。
在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之前，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了在党的会议上的所有争
论过程中经常的话题。1990年3月，中央全会决定将有关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
作为立法倡议提交代表大会审议。关于这一做法的意义，弗罗洛夫的发言陈述得最
确当，他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只是表面上的我国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修正。
事实上（这又一次说明为什么在政治改革的收尾阶段需要这样做），同志们，这是
真正意义的上转折，是收尾，是政治体制变更的大结局。”
3月11～14～16，间断地举行了中央全会。
无论在中央全会上，还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认真的辩
论，这一点很有意思。大家对我们就第六条所提出的修正案大体上都较满意，在当
时的情况下这是合宜的妥协。
但除了第六条之外，还有宪法的其他部分，其中包括增加设立总统职位的条款，
也是相当重要的。
诚然，在表决之前曾企图从文本中删除关于共产党的叙述，但没有通过。所通
过的第六条措词是这样的：“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青年团、社会团
体和公众运动，通过他们的当选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其他方式参与制定苏
维埃国家的政策并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很显然，立法者低调承认成立其他政党的可能性，同时也还未下决心不突出共
产党。这真是一项模棱两可的决议，但其革命性并未因此而稍减。
第一任苏联总统
第六条的问题同改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建议一起研究，在祖国历史上第一次
设总统职位，这当然不是旨在“出人意外地”通过那项妥协的议案的策略性手段。
修正第六条和补充基本法第127条相互之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前者表明，我们
国家将不再是一党制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甚至不再是神权政治的国家，我们将奉
行民主制的一项主要原则–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后者表明，我们承认民主
制的另一项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则：权力分立。
把总统制的形式和这一原则“捆在一起”是否合理呢？我想是的。这一思想的
公认的创始人孟德斯鸠，是以限制君主的独裁统治为出发点，同时要求维持能够保
障国家的完整性和社会的正常活动的相当强大的政权。这两者兼顾之达成，所依凭
的便是在决策集团中的职能分离。国家元首（总统制共和国）或者政府首脑（议会
制共和国）实施执行职能和指令职能，但不能参与立法，立法是议会的特有权力；
也不能包揽司法，那是司法机关的事情。
毕竟我还是后悔没有立即想到必须以设总统职务来圆满完成我国新政治机构的
改造。此外我还坚决否定了我的几位战友和专家们提出的相关建议。而且强调我国
政治体制的基础即使在改革之后仍然是苏维埃制度，总统的职位同苏维埃制度很难
相容，格格不人。我让我的对立面相信，也许将来我们会采用这种形式，而现在有
这么一个重要的革新措施已经完全足够了，那就是以最高苏维埃主席来替代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主席。这种革新措施自身就能扩大国家元首的能力，而且会赋予他许多
纯属总统所有的权力。与此同时，他仍然是最高苏维埃的首脑，这就是说，他将与
代表们一起从事立法工作，更深人地意识到自己对选民应承担的责任。
可是，事隔几个月之后，我真的相信我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最高苏维埃第一
次会议期间，从头至尾坐在主席的坐位上，尽力弄清会议所有议题、议程、各委员
会工作的细节，这时我明白了，将直接领导议会同其他职能结合起来，体力上是吃
不消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立法部门和执行机构需要不同的处置
问题的方法。这决不是说，两者之间一定会处于持续不断的相互对骂、或者甚至是
“战争”状态，一如目前我国最近的情况。两者应当既相互监督，又相互照顾，而
我们所选择的方案却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因而，就使分权制结构的一个优越性失
去意义。
很遗憾，还有一个理由我明白得太晚了，很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理由。有时理
论家和政治家所创立的国家机构无论有多么完美，如果得不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民众
心理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机构就可能运转不起来。几十年来，我们这里形成了
一种对政治局和总书记的特殊的迷信，要求对他们所下达的命令和指示绝对服从。
这个极有威望，既备受敬重、又令人畏惧的权力之源仿佛已经干涸，并立即在国家
的纪律上反映出来。尤其是如今他们的职能已转归最高苏维埃。而按根深蒂固的观
念，最高苏维埃在我国可是一个纯属装门面、摆样子的机构。至于这个新议会确实
很有权势，要相信这一点很难，至少马上不易做到。同样，就大多数民众而言，他
们对政治定义不甚了了，也就难以琢磨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
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
总之，设立总统职位一事应当还有纯心理特征方面的原因。同时，建立联邦委
员会和总统委员会旨在加强最高权力机关的威望，这是在新的政治体制下独特的政
治局等同物。这一决定早在1989年的秋季便已酝酿成熟，但它只是在内部圈子里进
行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后来又征求了专家们的意见，后来有一个律师小组（沙赫
纳扎罗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托波尔宁等人）根据我的委托，准备了必要的文件，
主要是修改苏联宪法的法律草案。就这样，与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以及一系列其
他的提案一起提交非常代表大会审议。雅可夫列夫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
在争论中纳扎尔巴耶夫是第一批发言者之一。他支持设总统职位和对我的提名，
同时又明确主张这一模式同样应当在各加盟共和国采用，以求“消除已经暴露出来
的总统制思想和各加盟共和国扩大本身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各加盟共
和国迅即察觉到中央政权要加强，在不希望放弃已经取得的自主权的同时，决定要
利用这个机会保障自身的安全，以防万一。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哈萨克
斯坦的领袖可以说玩了一场只赢不输的游戏。
不必隐讳，我原来当然并不打算在各加盟共和国设总统职位。这样做会使我们
为提高中央政权的威望已经赢得的成果失去一半的意义。各加盟共和国在同意给莫
斯科更多的特权时，随即要求得到“他们各自的那一份”。这有什么办法呢？要想
驳斥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只能煽起激情，并导致宪法修正案得不到所要求的特定多数
的支持。当时我真的相信（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次了！），政治是“把握可能性的一
门艺术”。
然而不出所料，主要的攻击来自民主派阵营。而扮演代言人角色的，还是那位
莫斯科国家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所谓“代表大会好斗而驯服的多数”这一表述的
发明人阿法纳西耶夫。他一开始就明显地歪曲事实真相，他的话似乎是指“关于某
某人，此时此刻就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特别权力的合法化问
题”。以这样歪曲的方式摆出问题之后，便开始修辞性提问了：我们大家需要这样
吗？改革、苏联全体公民需要这样吗？改革的创始者本人需要这样吗？并通报说，
跨地区议员团集会并通过决议，对设立总统职位持否定态度，反对在代表大会上选
举总统。
总之，我常常会在脑海里作出一个比较。法国大革命时极左翼有一个起名叫
“疯人派”的阿贝尔一卢派。其实，我们这里也有极左分子。不过，阿法纳西耶夫
可是明显地领先，只不过跟尤里·切尔尼钦科是一伙；也许，秘密在于刚好是法国
革命的专家，他受廉洁的罗伯斯比尔形象所鼓舞，下意识地觊觎着改革中类似的角
色？照弗洛伊德的看法，这是会发生的。
阿法纳西耶夫的论据遭到许多代表的驳斥。最出众的批驳要数戈利丹斯基院士
的发言，他说：“当然，选举总统最好是在全民平等和直接选举权的基础上进行，
今后就打算这样做。但是，今天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时间。今天的问题，如果我们使
用医学术语表述的话，是紧急复苏，而不是卫生保健医疗。我根本不同意所谓设立
总统职位是由戈尔巴乔夫对个人绝对权力的追求所决定的说法。实际上，他在五年
前成为党中央总书记时所得到的正是这样的绝对权力。认为这五年间把自己的活动
都用来摧毁行政官僚体制的戈尔巴乔夫现在决定要以新的身份把权力抓到自己手里，
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工会代表A．科尔舒诺夫也曾谈及这个题目，他说：“很遗憾，我们这里不知为
什么把尽可能多的污水往领导人、往制度、往随便什么人身上泼，成了好风度的特
征。不过，大家还是回想一下吧，他挑起了一副什么样的担子，是自己主动挑起来
的，所以我要直截了当地说，并不是在他的决策集团的行政机关、党的机关普遍同
意的情况下挑起这副E担子的。如今我们从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了解到这些情况n全
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也有这样的发言，我们这个会场里，经常会响起怀旧、怀
念铁腕人物的声音。我们现在的主席不值得羡慕：多年来当权派里的显要，工人阶
级中的糊涂虫从各方面向他发起攻击。是的，社会上缺乏信心、对改革不信任、对
自己的领袖不信任的风气在滋长。应当讲，在这方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
尔巴乔夫也是有责任的。他的错误在于不能始终不渝地将他自己开创的事情坚持到
底。但是，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自己应当作出选择，艰难的选择，但必须作出选择。
要么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走向衰落；要么我们还是再试一次，让它恢复正常
的人道的、作为国家的那种新的生活轨道。”
我请求读者原谅我大段的摘录，不过在那次会上已经展开戏剧性的情节，它不
仅与我本人有关，而且还涉及改革的未来，涉及国家的命运。当时的某些说法跟我
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可说是异曲同工。摩尔达维亚作家H．多别扎（乔巴努）的论述
即是例子。他说，“我们中间许多人今天能来到这个会场全靠戈尔巴乔夫，而现在
该轮到我们去帮助戈尔巴乔夫；去‘捍卫’戈尔巴乔夫免遭戈尔巴乔夫的攻击了。
巨大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对于和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社会民
主化的进程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信任他，但谁能肯定，四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不
会来一个竭力想在苏联营造沙皇式社会主义的人物呢？这就是我们所应当担心的。
是的，国家有难。存在着独裁专制复辟的危险，纪律急剧松弛下来，我们大家都始
终生活在紧张状态中，谁也不听谁的。换句话说，为了使事情走上轨道，我们需要
一个‘沙皇’。不要去管他叫个什么名称：总书记也好，党主席也罢，重要的不是
名称，而是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老爷’，他能控告下级警官或地
方官，必要时他还能解散杜马，如此等等。”
不错，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真有点万分急切了？从摩尔达维亚作家接下去的发言
中可看出，各加盟共和国所担心的，是总统的职位可别使中央能够剥夺他们由于实
施改革而获得的自主性。因此，支持设总统职位必须附带一个条件：在总统委员会
里要有在委员会中轮流坐庄的15位副总统。换句话说，这也就是独联体最初的一种
模式了。
由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所选出的人民代表也表达了他们的多少有些
独特的观点。他们向代表大会声称，应当强调各民族享有自决、各自治体独立决定
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保护人口较少民族的权利。与各加盟共和国平等地参与联邦苏维
埃成了各自治共和国提出的最主要的政治条件。
在某个时候看来很明显，绝大多数代表都赞成设总统职位，赞成就在代表大会
上选举第一任总统。之后，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总统能否同时留任党的首脑。这
里占上风的不是法律形式，而是政治态度。很少有人怀疑，戈尔巴乔夫将当选第一
任总统，也就是说，他会不会随之辞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具有重大的意
义。
至于反对国家和党两方面的职务一定分开的论据是相当充足的。首先是在别的
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这类要求，而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元首都还保留着政党的领导身
份。至于跨地区集团的主要论据，他们认为，总统将会以政治局的名义执政，并执
行政治局的决定。
最后，禁止总统领导政党的第127条的修正案并没有赢得特定多数票而遭到否决。
但从投票结果来看，很显然，支持这一修正案的既有“跨地区议员团分子”，也有
希望撤换总书记的（理由显而易见）“党内原教旨主义者”。右翼和左翼合在一起，
总票数达到1303张，然而投反对票的共607人，足够使修正案无法通过。
接着，注意力转向宪法修正案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细节。这里说的是总统宣布紧
急状态的权力的准确表述，“核按钮”应当控制在谁手里，新建立的联邦委员会和
总统委员会的权力和人员构成。对所有这些问题经过仔细讨论后，修正案获得通过，
代表大会即开始审议总统的人选问题。
当时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后来当选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B．A．的伊
瓦什科代表通报说：在两天前召集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一致提名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
统。他又补充说，全会还表达了许多对他当选表示祝愿的话。
发言者在支持“改革首创人”作为候选人的同时，纷纷提出他们所代表的全体
选民的要求。来自别尔哥罗德契纳的集体农庄副主席尤．波霍德尼亚说：“在提名
这位候选人时，我们想说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因为我们不完全同意到目前
为止的他和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态度。”维·格·库利科夫元帅受战争和劳动两条战
线上的老战士的委托，支持我当候选人，同时强调指出，总统是最高总司令，应该
竭尽全力“使军队居于它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应有的地位”。还有许多
其他的发言带有一定的暗示或者温和的批评。
这只是开头，厉害的在后面。最尖锐的一篇要数国内的知名人士阿瓦利阿尼的
发言，当时他是克麦罗沃州基谢廖夫斯克煤业联合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指责我缺乏
坚定性，又常常陷入迷茫，不知所措，还说我唆使“一部分人民去反对另一部分人
民”。库岑科、谢尔卡诺夫（“疯狂的”右翼分子十“疯狂的”左翼分子）对我所
说的话也相当尖刻。
但是，发言者中大多数还是支持我当候选人的。对我来说，最可珍贵的是听到
我所深深敬重的卡尔梅克诗人库古利季诺夫的善意的话。他称我是一个“已经给了
我们每个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半，也就是自由”的人。库古利季诺夫是这样说的：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还记着什么是康拜因上的操纵杆。他还没
有忘掉什么是几乎等于零的劳动日，农民是怎样受蒙骗，怎样遭苦难的。他没有忘
记，工人是怎么回事儿，真正的公正是怎么回事儿。”
雷日科夫和巴卡京也得到提名，但他们自动放弃了。我很不愿意只剩我惟-一
个候选人。说老实话，我以为跨地区议员团终究会提出候选人的，不是叶利钦，就
是他们首领里面的某个别的人，比如说，波波夫或者阿法纳西耶夫。但这种情况没
有发生。这不仅仅因为任何一个出来竞选的候选人当时实际上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
在别的情况下这并不会妨碍民主派提出候选人，那样可以有机会宣传他们的路线并
重申他们遵循不容许等额选举原则。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千方百计降低我的当
选总统的合法性：别看是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仍然是在别无选择的基础上。事实
上，这些人事先就暗示他们不准备同大多数人的意志妥协，要继续进行无情的夺权
斗争。
结果，我以1329票赞成、495票反对当选为总统。我立即向代表大会发表了简短
的演说，力求对从代表大会的讲台上表示的担心给以答复。
我觉得，履行总统的职责就是要坚定地继续贯彻改革政策。我对那些担心总统
制会产生篡权现象的代表说，这样的担心没有根据：“宪法本身便是保证，而宪法
现在由强大的、握有实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
米捍卫……作为这方面的保证，还有在我国已成为现实的公开性、政治多元化。”
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可以说，这是很有力的论据。1991年8月那次未遂的篡
权尝试，以及后来，同年12月那次得逞了的篡权事实证明，危险并非来自总统握有
的广泛权力。值得纪念的那一天的傍晚，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我还不得不花2～3个
小时接受代表们的祝贺，倾听他们的要求、希惯望、忠告，还免不了对苏联和外国
的记者发表简短的谈话。随后，当大厅里的灯火已经熄灭，我站起身来回到办公室，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那里等我。还有两位助手：沙赫纳扎罗夫和伊格纳坚科。我
们举起酒杯，喝了咖啡，以此纪念我的新的地位。而我对自己发问：我的地位难道
真的起了什么变化吗？
新体制的漏洞
请设想一下，一位军事首长，其属下有司令部，有元帅和将军，但却没有他可
以指挥的部队。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如果失去能够依凭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握有实权的指挥机构网，岂不也很可能陷于同样的境地吗？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
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有总统，有司令
部（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但下面没有支撑。好像没有人来公开否认中央最
高权力机关享有特别的权力，可是从上面发出的脉冲却得不到有力的回应支持。
当我们作出了实行总统制的正确的决定之后，我们实际上还是停留在那个初始
阶段，没有把问题想透，想到底。因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也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再
加上那个优越性，就是他还能通过最高立法机构发布权威性的决定来加固自己的路
线。总统制的优点尽管很多，但也只有在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时才能发挥出来。在这
里，我们确实有过动摇，没有做到始终如一。在对已经出现的变化进行讨论时，无
论是在我周围的人，还是在范围更大一点的政治局里，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理论总归是理论，实践，活生生的政治才始终最有发言权。这一次也不例外。
对始终不渝地搞总统制共和国妨碍最大的，莫过于我国政府对自身权力的担心。雷
日科夫和他的战友们顾忌有人会贬低部长会议，将其降低到次要地位，变成“国民
经济委员会”。对此他们坚决不同意。而我当时既没有理由、更不希望同雷日科夫
发生争执。我一如既往地很看重他这位经历过国家计委锻炼的管理行家的经验，也
不怀疑他对改革事业的执著追求，并决意同他共事下去。
从另一方面讲，顾问们的论据也很有说服力：总统不应该把领导经济的重担直
接压在自己身上。问题成堆，势必他会事无巨细亲自过问。
简言之，当时决定部长会议的职能不再变动。我的看法，大矛盾即由此而来。
另外一个严重的疏漏是，我们并没有在实行总统制的同时，建立起强有力的司
法机关，我们没有成立名副其实的宪法法院（或者赋予其相应的最高法院的权力），
却成立了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
满有理由以为宪法监督委员会能在我国国家生活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并协助解
决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它那里却杏无音信。至多也不过
是对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作出决策，或者作出可以有截然不同解释的非常模棱两可
的裁决。爱说俏皮话的人开玩笑说，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决定要由善释神谕格言的女
巫来解释。控告委员会的信函很多，但我认为我不能介人这个领域，因为这严重关
乎权力分立的原则。
无论对导致政府地位的举棋不定，还是司法机关方面的疏漏，自然都不能与总
统制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相提并论，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独
立宣言之后立即展开的主权大检阅。继之而来的便是法律大战。各共和国赞同只承
认将为它们的议会所认同的那些联盟法令。中央政权遭到了严重损害。
显而易见，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宪法的修修补补，应当签署新的联盟条约，
并相应地改变整个国家体制。可见，我们刚刚完成一次相当彻底的改组，又面临必
须着手进行另一次改组的问题。
选举
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
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
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改革的成败，尤其在初始阶段，完
全取决于苏共对待改革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苏共本应自动舍弃原来的独裁专制。这
是一场极其复杂、痛苦而又特别严重的政治战役，可以说对于党内的高官阶层来说，
那是“致命的结局”。“退位”，意味着这批人将逐步失去他们原先所享有的特权，
意味着他们将从当今世界强者地位下降为平民百姓。
不难理解，党政官僚阶层肯定对这些新政措施极端仇视。当时，政权的关键部
门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而只有两种办法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组织社会上大多
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运用策
略手段削弱上层的抵制，孤立其中最保守的部分，广招具有新思维的人士一起参与
改革。不采取策略手段应对，已经形成总体体系的强大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
让出权力的。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一点，因为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民主派不断对我进行无情
批评的根据。而且也不只是民主派，就连我身边极亲近的人也不例外。不管人家怎
么指责我，说我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党僚，无法从心底里摆脱对党内那些上层人物
的依恋，我在他们中间度过了许多年有意识的生活，无法摆脱受他们固有的那种思
维准则的影响。我本人对此持另外的看法。我未曾迅速处理干部问题的原因，在许
多情况下是我力求避免那艘“船上骚乱”：这很可能会在早期就把政治改革葬送掉。
也许，整个这个话题在所谓的百人党团这件事上显露得最清晰不过了。无论是
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确信苏共有100个席位正好提出100名候选人的做法是正确的。
要让当时党领导的某些成员落选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做会立即把这些人推到改革事
业隐蔽的或公开的敌人营垒中去，使形势严重复杂化。要是不让已被列人表决名单
的钦基兹·文特马托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以及其他曾积极支持过改革
的搞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当选，那肯定会带来更加消极的后果。
我的估计是：如果候选人名单中列人比如说103～105人，获“黑球”数最多的
可能使是利加乔夫、乌里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假设这张名单再增加 10个候选人，
那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像：斯柳尼科夫、尼科诺夫、梅德韦杰夫、扎伊科夫、普里
马科夫，以及和他们一起的著名的作家钦基兹·艾特马托夫、达尼尔·格拉宁等人
都难免通不过。继而被排斥在外的将是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再说一句，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必花大力气就能找到一个保证选民能善
待他们的地方。不过这将会与按党的名单选出的那100名代表所代表的作为一个社会
组织的党的意图相左了。我得承认，起先我自己也曾动摇过。该怎么办呢？经过深
思之后，我得出结论：总书记应当到议会去，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是以党的领导
人的身份。
还有，中央一月全会（1989年）的选举程序不排除还会有某个候选人落选或当
选的可能。因而，民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受到践踏。
既然已经提到红色百人党团，在某些民主派的出版物里恶毒地给它打上了叉叉，
我就不能不谈谈关于社会组织在议会中的直接代表制问题，何况长期以来它早已成
为大众议论的话题。就此展开的批评有时相当尖锐，我们的反对派并没有花精力真
正去思考这一决定的理由。我当时就认为这项决定是必要的，现在仍坚持这样的看
法。
从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事先确定名额的“社团代表制”是无可指摘的。在这
种情况下，当选代表不大会获得人民大众的核准。应当注意到，这样一来真正能得
到当选代表证书的，只是代表整体中比较少的一部分人。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想到
了只是一次性做法。后来，相应的提法已在宪法中作了修正。
所以，谈不上什么违反。可是，采用这种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么重要的问题啊！
我们应当有清晰的概念：在当时那些钦定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以及他们手中握有
无限权力的情况下，许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从事科技工作和搞创作的
知识分子当选的机会是很少的。这就是说，新一届议会所面临的，不是社会的政治
观点迅速向前的威胁，而是向后倒退的威胁；不是成为改革之动力的威胁，而是成
为改革之阻力的威胁。社会团体的直接代表制，可以使代表整体中进入一批人数虽
然较少、但对于未来议会的形成却是相当重要的有影响的民主派活动家，他们是通
过工会、共青团。妇联、创作协会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提供的名单进入议会的。为
了增强直观性，我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也未必需要再谈萨哈罗夫院士在人民代表大
会上所起的作用了。他是由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选出的。那里还有某些著名的科学家，
也是按科学院提供的基本名单通过后取得当选代表证书的。
除去这一主要的情况之外，为社会团体确定的限额还有着另一层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还没有接近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架构”起未来的
议会呢。当然，社会团体的代表组合不能替代议会，但在起始阶段，主张、情绪、
这一或那一社会阶层的意志，都会同它们有关联。而随着跨地区集团的形成，也会
开始出现许多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未来的政党，正是它们将与苏共进行角逐。
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我们已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一场为争取大众
传播媒介、尤其是为争夺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而展开的斗争显得很残酷。而在报刊
上，在与选民会见时，争辩相当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失态。从表面看来，有许多
事情令人伤心，也有许多事情是先前所不知道的。某些领导成员对这一切感到气愤、
‘不安，情绪上有点张皇失措。我倒觉得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已把社会唤醒过来了，
确已做到了我们前几年搞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让人民参与政治。自由选举发现了
许多人才，弄清了社会各阶层的立场，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代表中，苏共党员占85％（在过去的最高苏维埃里约占一半），而党的高层领
导把选举的这一结果竟看成是党的失败，这岂非怪事？选民们“竟敢”去厚爱“别
的人”，把选票投给诸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
那样的人，这种情况竟然会使某些人气得休克，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统治者圈里
的精英们竟会如此“稳坐”在发号施令的安乐椅里，以至自信到不允许出现不符合
他们意愿的投票结果。
选举结束之后，我们召集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989年3月28日）。大多数人的情
绪很压抑，一派天快塌下来的气氛。我的看法是，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
了极其重大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
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
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
在说这些话时，我感觉得到我的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
有些人“像是心脏病发作一般”，在我讲话过程中已无法控制自己。我语气平和地
提醒说：“要是谁觉得在这里难受，可以退场。”我不是说要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但会议的气氛即时安静了下来。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尽管许多人依然还是一脸的阴
沉。
我继续作分析，指出凡是人们体会到改革的现实成果的地方，选举对党来说进
行得比较顺利，损失也较小。在北高加索，在斯塔夫罗波尔、在中部黑钙土各州，
都有 90％的选民支持由当地党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对领导人的态度也是这样：谁
平素关心人们的疾苦，认真处置消极现象，就会受到尊重，当选就有保证。
总的情景并不简单。我们应当根据选举的结果来评价党和经济干部的活动状况，
特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们对改革进行情况，对生活问题的解决多有不满。
对于政府和党中央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更不用说市委和区委了。
我们无权将选举运动中对领导提出的批评拒之门外。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
有道理的。经济领域的困难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大的开支造成的，而这些开
支又是为了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亚美尼亚地震、并非我们有意要干的阿富
汗冒险行径等的后果所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由于我们不善于选择最佳的经济政
策，加深了市场上、财政领域内的紧张形势的缘故，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各个方
面有了点头绪。
人们的情绪不好并不是因为《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或者叶利钦耍了什
么阴谋诡计。要是党和政权机构真正地精简了，能够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关心他们
的疾苦，那么许多方面就会大为改观。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掉在了后头，人民走到了
我们的前面，党只有以一切都是它开的头来为自己辩解了。
当时，党的处境并非毫无指望。要克服因告别牢固的权力垄断而引发的精神压
抑症的机会是有的，时间也是有的。赢得人民的支持已经不能靠吃十月革命和卫国
战争的老本了，而是要靠能够保障民主、公民权、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的有效政
策。我相信，苏共改变自身面貌是有可能的，那么，我那些担任党内领导工作的同
志们，他们的情绪究竟怎么样，他们更多地关心的是什么呢？
在领导层中已经可以分出左翼和右翼，不过离直接冲突和公开分裂还很远。一
部分人认为选举中民主赢得了胜利，另一些人则以为党失败了。前者竭力要使改革
推向前进，后者则越来越强烈地怀念过去的那种秩序。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报界的
批评意见是实行公开性的正常表现，是用以反思所犯错误的根据所在，另一些人则
认为，那是反党、反苏维埃分子发动的不能容忍的一意孤行的做法和诬陷运动。
我只从我的结语中摘录出以下一段文字：“党通过改革政策培植自己的威信，
不是用威胁和恐吓，而是采取公开贴近人民、而且号召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方法。
现在应当去争取另一个阶段的威望了，这是一个办实事的阶段，‘堵住人家的嘴巴’
是得不到威信的。选举表明，改革需要维护，但维护的办法只能是深化和发展。现
在，主要的就是办实事。不能光围绕自我分析转圈子，也不能成天价陷于内疚自责。
我们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对于他们所批评的那些弊端，我们是会作出回应的。我们
准备满怀信心地、平稳地行动起来。我们将以此去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
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
选举反映出新的现实，苏联共产党跟不上生活的节奏，而党内的达官贵人成了
改革的阻力，这种看法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的确，我在出行中也愈益感觉到管理部门和党的机构正在加紧阻挠活动。他们
认为，变革使他们受到被排挤出权力结构的威胁，因而竭尽所能地要去拦阻。实际
上这主意打错了：本来应当改变作风，多办实事，多接触群众。可他们却依然坐在
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这不是积恨吗？我曾经向全国公开讲过（在一些非公开的
场合讲得更多），谁不想改革，不想跟着生活的节奏齐步走，那就得靠边站。选举
表明，敲起了警种。
我承认，暴露出来的党的“小毛病”已演变成不治之症，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作为改革的主谋，我看到，现实中主要的事业就是实现我国社会的民主化；同时我
又是苏共总书记，我有责任、也衷心希望党能够领导这一过程，不要做这一过程的
反对派。为此我还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
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
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
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
“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酵母的作用竟如此之大，
经斯大林作过简单化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人们头脑中竟如此根深蒂固。
选举显示，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
党的威望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
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你是个好人，作风正派，会做工
作，我们支持你。普通党员开始被与党的官僚分离开来。结果令人震惊：地方领导
手里掌握了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交通运输、宣传大军、政府机关、文化设施
都屡屡败在昨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
我讲了政治局委员几乎一致的意见：对党的领导人选举失利一事不作组织结论。
但从党内的同志友谊和仁慈之心考虑，总不能长久抵抗严峻的现实生活吧。选民的
抉择对许多人来说是终极的，不得向中央申诉。甚至在莫斯科也没有要求选举中落
选的党的干部立即下台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倒是根据共产党员的要求，在社会舆论
的压力下，从自我保护的感情出发，一个个相继被迫离开了。
这时，关于认真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二十七大过后
不久，许多中央委员已经不再参与活动，退休在家（303名中央委员中有84人已退休，
15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也已有27名退休）。从另一方面讲，许多提拔到领导岗位的人，
并没有进入苏共中央的最高机构。
由候补委员递补，以及采用增补新委员的办法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明智之
举。起先，我同原政治局委员（他们仍是中央委员）谈话，然后又会见所有已退休
的中央委员，给他们讲述当前的形势，委婉地、用商量的口气请他们理解需要把路
让给新上台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应当说， “老人们”都很庄重地接受了
这一点，谁也没有怨言。他们自己也都意识到是退下来的时候了。而我们根本就不
想剥夺这些曾经为国家做过许多工作的人参与工作的机会。曾打算让一些人进入中
央成立的各个委员会，让另一些人当顾问，以便利用他们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并从
精神上给予支持。
总起来说，一共退下去了一百多人，这就可以使一大批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
增补新委员一事毫无进展。利加乔夫劝我说，这办法无法接受，在民主日益发展的
条件下理应严格遵循原则，共产党员们会反对这样做的，如此等等。说实在的，我
对这种做法也缺乏信心，我们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吗？政治局内会开始争吵，每人都
竭力要提拔自己的亲信。
一句话，决定不增补新委员，这当然是一个错误。当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吸
纳一些原则性强的深化改革方针的支持者到中央委员会中来，这样即可向党自身的
改革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无论为何，党的最高机关内的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对比就
会大变，全体会议上气氛也会为之一新。
全会召开之前，曾经讨论过政治局随着即将选举新领导而集体辞职是否适宜一
事。雷日科夫不只是赞同这样的建议，而且直接提出警告：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提上
日程，总书记应该有所准备。我认为现在不是做冒险试验的时候，就当时中央委员
会的组成来看，十之八九会选出一个比较保守的政治局。其中将不会有雅科夫利夫、
梅德韦杰夫，而且一定没有谢瓦尔德纳泽，也不排除连总书记也会落选的可能性。
全会于4月25日召开。
有关政治局辞职的问题，全会上没有提及，可党内达官贵人的恐慌情绪则表现
得淋漓尽致。会上发言的直接或间接的话题自然是选举。一部分人干脆以为，选举
结果对党和他们自己都糟透了。另一些人谈及此事时明显带有指责领导的语气，觉
得是上面要进行民主实验而“把事情搞到了如此不成体统的地步”。最为激烈的也
许要数亚历山大·梅利尼科夫的发言，他是中央建设部部长。我对他的看法：这是
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热爱新事物的人。也许，这样的评价从当时一般公认的人事
标准来说是正确的，可是在那剧烈变动的局势中就没有什么用了。
确实也有不少党的其他领导人，在70年代看起来属于富于冒险精神的革新者。
因此，勃列日涅夫和卡皮托诺夫宁肯把他们“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而安
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一上台，这些“扰乱安定的分子”又陆续被召回来担任党的
领导工作。但渐渐地发现他们的革新，怎么说呢，具有限于在制度范围之内的性质，
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置清醒理智于教条之上。
说老实话，我听梅利尼科夫的发言，感到惊奇和恼怒，那恰巧是因为我没有料
到他会如此（恕我出言不逊）顽固不化。诚然，他还没有勇气指责我和我的战友背
信弃义，后来我们的原教旨主义者便在这方面小试身手。但他还是毫不掩饰地指责
领导，说他们把党引向崩溃，说他们脱离人民，搞特务监控，不知道国家靠什么在
过日子，地方上在干些什么。这简直是（恰好是）跟利加乔夫在政治局里相互呼应。
后来我认为，就连梅利尼科夫的发言稿起草恐怕也少不了利加乔夫的参与。后来，
他扎扎实实干起了这事（按照极坏的老传统），以策划对总书记的“自下而上”的
批评。
全会召开之前，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比通常更加详尽地提供其工作状况的信息。
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正是现在应当让社会完全了解党的领导层内部“各
种力量的分布状况”，让人们知道谁是怎样的人。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我有意揭开
致使当局脱离人民的那层神秘的帷幕的想法由来已久。在现时的情形下，中央委员
会里顽固派的立场促使我全部公开全会上的争论状况的建议。
我听到赞同的声音，但很明显，大多数人对这项建议缺乏热情。不仅因为作挑
衅性发言的书记们很不情愿成为民主派报纸评头论足的目标。对于许多人说来，这
无异于放弃党内高层人士所享有的最重要的特权之一。但谁也无胆量站出来反对。
诚然，作过一些修正：公布时加上评论。我表示反对说，不行，不加任何评论，让
人们自己去思考。我的想法并没有错：社会上看到了苏共中央内部的真情实况，看
到了总书记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工作的。
按照惯例，全会的结果在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大家都对这些结果作了肯定
的评估，不过很明显，领导层里各派所表示的赞同，其含义并不相同，甚至彼此对
立。利加乔夫甚至建议在党内搞一次讨论全会结果的运动，显然他是想给支持“民
主立场”的人制造困难，是想加强纪律。而所谓的纪律，主要是必须无条件地听从
党的领袖和党的机构。谢瓦尔德纳泽对“全会上所展开的直接对话”表示满意，并
补充说，他离开会场时，感到忧心忡忡。“我们没有培养出一批具有新的思想观念
的干部。党的积极分子的情绪让人警觉起来，这需要改变。我们没有听到认真的、
有效的行动纲领。除去一两个发言人以外，没有人提出什么建设性的计划。把责任
推给中央，推在改革头上。非正式组织成员走到我们干部的前面去了，他们同中学
生、大学生、甚至民族主义者一起做具体工作。一场现实的政治斗争正在进行，而
我们的人却在同假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如今社会上很激进。应当开展争论，拿出事
实来证明或者定下心来干实事。人们要求开除那些表现不良的人，可这样的人成千
上万呀……”
我也作了一次详尽的结论性发言。因为面临着就是要同这个领导班子一起筹备
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就要求即使达不到“令人愉快的”思想上的一致（这样的
一致从来也不曾有过，现在更无从谈起），至少也要对近一时期的行动纲领取得共
同的看法吧。我还是尽力把这个纲领的总的轮廓表述了一下，主要是筹备第一次人
民代表大会的计划已经过认真细致的酝酿。我又强调指出，对于党来说，当前主要
的就是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掌握新方法，“到人民中间去”，到群众大会上去，不
要光坐在办公室里，要学习在民主条件下工作。
“越过了”全会这一步之后，应当继续向前推进，为国家生活中的一件非凡的
大事作准备。这大事便是第一次自由选举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局
会议开过两天之后，4月27日，我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碰头会，以便再一次把所
有的细节都考虑透。这下子可不是起草发言稿的事，应当提出建立新政权的构想。
也不是简单地着手准备一份像过去那种干巴巴的由“守纪律的代表们”一致通过的
法律草案。我们从一开始就会遇到强硬的反对派，他们因这次选举获得了勿庸置疑
的成功而精神大振，并急切地要投入战斗。而大多数代表会怎样行动，还不完全清
楚。
我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说过这样的话，但大家都很支持这个说法。他说：从
今往后，决定国家生活的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的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
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是一次急转弯，一次真正的大转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逐步取
代旧的政权体制以及这一政权的各种象征性的标志。
议会之诞生
1989年5月25日。上午10点。克里姆林宫会议室里座无虚席。舞台上像往常一样，
布置着带有列宁像的大幅覆墙画。池座里很多熟悉的脸孔，包厢则是留给外交官和
记者的。电视摄像机飓飓作响，一切都是老一套，所以也习惯了。有一个新气象：
政治局委员的坐位排在当选人民代表中间，而代表之中没有拿到当选证书的人则坐
在客人中间，就像普通人一般。宣布代表大会开幕的，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或者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是中央选举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弗·帕·奥尔洛夫。但总
的来说，暂且变化不大。
奥尔洛夫的讲话加强了这一印象。他谈了许多新现象，用的却是老话。听到了
不少标准的、“拔高了的”表述，诸如：“广泛的、迄今从未见过的公开性”、
“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蓬勃高涨”、“改革成了全民的事业，苏联人都支持进一
步深化改革”、“选举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步骤，使我国社会按照党的第二十七次
代表大会和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指明的道路向前迈进”、“人民把列宁的党看
做能够团结苏维埃社会的力量”、“从有利于共产党、有利于党的革新方针来讲，
我们还没有比全民投票更强有力的措施”。
我坐在第一排，后面是莫斯科代表的席位。我听到沙沙声、窃窃私语声，人们
显然开始恼怒了，他们所期待的代表大会开幕式不是这样的开法。我责怪自己疏忽
了这一非同小可的细节。但过于纠缠这些事也不必要。只要一宣布人民代表大会开
幕，它的进程就未必会按照原先安排的方案实施了。第一个自由发言来自里加的医
生B．O．托尔佩日尼科夫登上讲台，全场起立，为第比利斯的殉难死者默哀。激动
的场面马上将政治时针拨到了新的刻盘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
大船多年来一直系留在同一个码头，如今已经启航，要去作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为大船开辟航线的不仅有老广场和克里姆林宫的领航员。这在讨论议事日程时
已经可以看出来。反对派通过他们的领袖萨哈罗夫之口要求变更原先已经提出的讨
论程序：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作总结报告，讨论国内局势，然后再选举新的国家元
首和最高苏维埃的组成人员。
请看萨哈罗夫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我在我的发言中曾多次表示支持戈尔巴
乔夫作候选人。我至今仍然持这一立场，因为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人能够领导我们国
家。这一点我现在没有看到。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我认为，必须展开讨论，必须
有候选人的报告，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选举我们都应该支持差额提名的
原则，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在内。我在这里讲候选人时用的是‘复数’，
尽管我认为很可能不会有其他的候选人出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
夫是改革的创始人，他的名字是与改革过程的起始、与在四年时间内领导着国家这
一事实，应当说与这四年内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分不开的。他应当既讲讲成绩，
也讲讲错误，以自我批评的态度，讲讲这一切。而且我们也将据此决定我们的立场。”
显而易见的矛盾惹人注目：一方面，萨哈罗夫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候选人
不大可能产生，而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先要听我的报告，再对之作出评价。起先，我
倒是想，这是力求从一开始就把法制机构的工作引上坚定的民主程序的轨道，但在
对我们的激进派的立场再作一番深入的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在这里另一个动机
要关键得多，那就是将他们的行动纲领强加在大家头上。
据我猜想，不久以前还只是改革这块工地上的小工头的民主运动的奠基人，在
选举首战获胜之后处于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他们对于我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吁感到
气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受了污辱。也许，他们曾作过近乎这样的考虑：“他
只有作第一冲刺的本事，到此为止了。”无论如何，他们对我表示的拒绝是不会原
谅的。不久我就从有理无理都对我进行尖刻而粗鲁的攻击中感觉到了这一点。
其实，问题当然不在于我的纲领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犹豫不决。
在面临最剧烈的变革时，我一刻也不能允许由“白色分子”统治来取代“红色分子”
的统治。我认为改革的全部意义，正是要结束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本身，要彻底结束
我国社会70年来的分裂局面。要拔除公民之间深刻冲突的根子，建立一种宪法机制，
在这种机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打耳光、流血，而是通过
政治来弄清。
此外，不能忘却，我是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千百万人把这个岗位托付给我，
我要是跑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那是不像样的、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当时，
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是总统，我认为不用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
行暴力的方法、而是通过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至少也要采用
主要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代表大会上这种自发的“政党结构形成”，早在大会开始之前很久、实际上在
选举之后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激进的知识界，主要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
界代表联合起来了。这一有组织的议会党团雏形就是“纪念碑”，随后叫做跨地区
议员团，再后来发展成了“民主俄罗斯”。这个党公认的领袖，在初创阶段是萨哈
罗夫，其主要的思想家则是加夫里尔·波波夫。如果说，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头几天，
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在回答能干的记者们有关他们的纲领目标时还有些支吾搪塞的
话，那么据我记忆，不久之后波波夫就公然承认他们把自己当成反对派了。诚然，
这时他们还没有宣布这反对派具体是针对何人而言，但已不难猜透，因为苏联共产
党当时还是执政党嘛。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参与跨地区集团的、或倾向于这一组织的大多数代表，参加
这个组织的会议，却不办理正式加入手续，依然留在苏共内部。除了萨哈罗夫之外，
跨地区议员团的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党员：像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等。所以，
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和议会中的反对派之间的界限就显得很“模糊”了，这也就带来
了诸多不便。”中央机构，以及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未立即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全新
的情况下行动，需要重新学习，坚决屏弃以往的游戏规则。某些人还是从“共产党
人同非党人士的联盟”的传统观念出发。他们认为，苏共党员在代表中间占压倒多
数。既然如此，只需规定严格的党的纪律即可贯彻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议。党中央
各部经过短时间酝酿，建议将从各地来到莫斯科的代表召集起来，深人细致地引导
并提醒大家：党员的职责就是按中央的指示投票表决。
事与愿违。早在代表们前往莫斯科之前，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各州委就曾经
试图引导他们而遭致失败。在与“官方候选人”对抗中当选的苏共党员，干脆拒绝
当地党的领导人在代表们出发之前让他们去“对对表”的邀请。类似的措施在加盟
共和国一级还稍有成效。5月3日，我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见首都的代表。陪同我一起
参加会见的还有扎伊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
代表们提出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过，召集苏共议会党团的试图显然没有成功。应当承认，这种主意一开始就
有缺陷。因为假定我们在代表大会会议的同时把苏共党团召集起来，国家最高机关
的工作就会具有纯表面文章的性质，不过是确认一下中央和政治局制定的指令而已。
因此，我开始将这种想法“压下去”。诚然，当时还不排除以后组织某种像共
产党人议员俱乐部一类机构的可能性。作过这样的尝试，同样却毫无结果。问题全
在于我们这个党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当改革带来的自由
之风刚刚吹起的时候，就轰动一时地、有时甚至是气势汹汹地冒出了各种各样的、
包括十分对立的政治流派。
但代表大会上展开的斗争的核心，倒并不是“顺从而又有敌意的多数派”（据
O．阿法纳西耶夫估计约有五分之四的代表）和以“跨地区集团为首的民主主义的少
数派”之间的对立。
来自新西伯利亚的代表、病理学和血液循环科学研究所所长E．H．梅沙尔金，
对萨哈罗夫提出的议事日程的建议作了答复。他说他本人以及战友们都认为除了戈
尔巴乔夫之外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建议先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然后再听主席的报
告。于是开始讨论这一职位的候选人选问题，并立即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两个职务集于一身的可能性问题提到首位。如今，这个题目已经谈不上
什么紧迫性了，可当时还是相当重要的。国家好不容易摆脱了极权制度的统治，除
了顽固不化的斯大林分子以外，人人都害怕发生权力再次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去。
许多人并非毫无根据地说，了解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知道不会做出令他亲自培育的
年青的民主派觉得意外的事情来。不过最好还是采取保险措施，明天谁都可能来当
领导。
简而言之，当时担任《莫斯科真理报》副总编的B．A．洛古诺夫，建议我辞去
总书记的职务。他同时指出，竞选运动中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和群众来信都很支
持这样的决定。他的建议遭到安加尔斯克建筑师B．赫梅利的反对。赫梅利的意见是，
“投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票，并且赞成集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
主席于一身”。继之又有许多简短的发言，其中除了表示支持改革政策和对我的赞
扬之外，也有批评意见、建议和表达心愿的。后来，不少人对钦吉兹·艾特马托夫
的发言有议论。某些创作界的知识分子从他的言语中似乎发觉有再度唤起那臭名昭
著的颂扬首长的传统。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好像我曾读到了马雅可夫斯基这样
的诗句：“有人害怕别人叫他马屁精，于是用粗话骂头头儿。”我们现在也那样，
大家都讨厌给勃列日涅夫唱赞歌，以致诅咒领导反倒成了美妙的音调。不过我尽量
不让大家注意这个。
我还是要引用艾特马托夫发言中的一段话，说实在的，完全不是为了自我陶醉。
我只是觉得，他以他那作家的天赋能找到表述我国所发生的事情的确切用语。他提
到最高苏维埃从它成立之初起在我国就处于“专横制度过重的压迫下，这种制度把
这一最高立法机构的作用贬低到党组织的实际上的附庸”，接着他又说：
“喔，来了一个人，把正处在睡梦之中的王国惊醒了。他并非从某个外地来到
这里，而就土生土长于这个体制内部，也许这是以革新求生存的一个机会，因为从
历史状态的角度出发，停滞时期犹如一个雪团，它在自身内部聚积的惯性的和保守
主义的破坏力越来越大，这种破坏力无论对社会自身内部，还是对外部周围世界都
是很危险的。此人听从命运的意志登上领导岗位，真是再及时不过了。当然，他也
可以踩着前任的脚印，无须劳累自己，可以堂而皇之地端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在
讲台上宣读秘书写好的稿子，一切都会照老一套继续下去、可他敢作敢当，立志要
办看来是办不到的事：在保存社会的社会主义结构的条件下让人们的头脑来一次革
命……他敢作敢当，立志要步上一条社会革新之路，并乘着改革的疾风屹立在这条
大道上。”
关于“疾风”，艾特马托夫竟是那样地洞察秋毫，更何况，当时还只是刚刚吹
起阵阵微风而已。我的报告顺利通过，大家都投票赞成，只有四票弃权。根本没有
发现什么像样的竞争对手，自我提名的A．M．奥博连斯基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认可，
他多半是事先得到“跨地区议员团”投他的票的许诺。应当说，这个插曲并未给反
对派添彩增色。如果说他们提名萨哈罗夫或者叶利钦作竞选人，至少也得让当时有
点名气的波波夫和阿法纳西耶夫出山，这些活动家的知名度总要高一些，那还可以
理解。而要投票选举一个绝对是谁都不认识的人来担任国家最高职务，那是极其不
负责任的表现，总而言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反对派当时决定不来争夺主席这把交椅，因为这样的做法明摆着是要落空的。
因此，叶利钦在其候选人资格由布尔布利斯提议后就放弃候选人资格了。顺便提一
句，是代表A．克赖科坚决要求他这么做的。
诚然，叶利钦的发言有两重含义。他提到了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关于两种
职务合一的决议，以及中央五月全会上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事。
他还说，他本人在对我的提名进行表决时弃权，暗示他将执行全会的决议，“因为
他支持改革者”。他最后说，从昨天起他已是个失业者，因而会“在认真工作和尊
重改革的同时，赞成某种建议”。
计票委员会主席尤·安·奥西皮扬院士公布了投票结果：戈尔巴乔夫得赞成票
2123张，反对票87张。这样，我以参加投票人数的95．6％的票数当选为最高苏维埃
主席。
我对代表大会表示衷心感谢，随后返回自己在老广场的办公室，我的助手们已
在那里等候，以便商讨一下报告。自然，先表示了祝贺。但大家以为，我们在国家
机关内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原先是主席团主席，如今“干脆”就是主席了。
我本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是颇为理解的。
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没有带来特别的意外。整个说来，这次选举是最适宜的。最
高苏维埃的组成内增加了不少职业议员，他们有能力做好立法工作。从这一观点出
发，联盟的最高苏维埃比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强得多。至少，正是这一组成创建了
我国新议会的传统，并奠定了实施彻底改革的基础。
诚然，代表大会取消了某些代表的代表资格，他们曾是“改革的工头”。这使
跨地区议员团的人怒不可遏，于是便从他们监管的出版物上发动粗暴的攻击。他们
认为，这是达官贵人的阴谋诡计使然，是过去那种围绕苏维埃指挥棒打转的实践的
再现，如此等等。但是，这些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便是党的机构想照过去的方法行
事，也未必能够成功。代表们的心绪大不一样了。要是他们不投跨地区议员团的
“嗓门最大的”代表的票，那首先是因为他们受不了那种趾高气扬和毫无顾忌的粗
暴态度。这个组织的某些活动家，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傲视从外省、从地区一级，从
机床边，从农田里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的。
还说什么外省人，连我这个新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够受：有人责备我“操
纵大多数”，就因为我主持会议时尽量让所有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尽量使议会辩
论不演变成对骂。
阿法纳西耶夫对此发出一个信号，他作了题为《斯大林一勃列日涅夫的最高苏
维埃》的发言。继他之后，波波夫、阿达莫维奇的发言也是同一个调子；许多蒙受
侮辱的代表相当激动地起来反击。双方都列举了重大的很有分量的论据，不过在一
时的冲动之下又添上了各式各样的粗鲁话。我一面开导火气十足的发言者，一面要
求注意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发言中所包含的很有内容的理由。至于他们之所以会使用
挑衅性的口吻，还是那个梅沙尔金说的最好。他说是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的发言
反映出对其在代表大会上的地位不满意，说明他们处于少数，而本来的预期是“他
们能够像在卢日尼基群众大会上那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鼓动起来，将妨碍他们成
为代表大会主宰的一切立即扫除掉”。
坦率地说，我认为把叶利钦选进最高苏维埃是有利的。在五月全会上，他讲过
许多我本来准备签字的事情。至于对于政治纲领寄予了过分的奢望，那又另当别论。
无记名投票的结果，叶利钦还是落选了。当时，鄂木斯克的代表阿列克谢·卡赞尼
克律师表示要把他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让给叶利钦。顿时引起了一场相当活跃的争
论，从法律角度看，这一做法非比寻常。最后，“王车易位”还是易成了。
第十四章 苏联总统
这赫赫有名的第六条
有人曾说过，好像是布莱希特说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绝
对权力的主要特征是没有竞争者。执掌国家大权的人可以随心所欲，根本无须顾及
反对派，反对派要么本不存在，要么被卡住喉咙不敢张口。布莱希特所指系统治者
个人，但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除掉一切对手、并力图永世巩固统治地位的政党。无
论这个政党受到感召的思想是何等地正确，其纲领是何等地明智，开始之时人民所
给予它的支持又是何等地强而有力，革命政党不可避免地蜕变成保守政党，此事或
迟或早总会发生。
关于这种危险性，顺便说一下，普列汉诺夫、卢森堡、考茨基等工人运动的活
动家都曾向列宁提出过警示。十月革命的领袖与他们争论，却从未否认过这一危险。
但他认为，“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其“政治先锋队”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管
理、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手段是能够避免这种危险的。我觉得列宁当时是
从他本人以及他周围的人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水平为出发点的。不久，怀疑情绪便使
他烦躁不安起来。在他1921-1922年所写的文章中，与党的官员迅速官僚化、共产
党员因而有脱离人民的危险有关的忧虑，已突现于首要位置之一。但要找到并实际
应用整治这种弊病的强有力的措施已经来不及了。
我认为，我们的经验，也像其他共产党的经验一样，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无
论多丰富的想象力，多巧妙的花招，包括允许派别活动存在，都不能成为防止官僚
化、防止停滞僵化的可靠保障，当然，这不是针对大量普通党员讲的。这里指的是
很快迷上权力并准备不择手段保住权力的领导层。70年来，这个阶层经过党和国家
几代精英的交替，他们的意识中起决定作用的特点是坚信其永远执政的权利系与生
俱有，不与人分享。当时豪门贵族大致也有这种感觉。另有一些名门之后至今仍以
为，把这个阶层从权力宝座上踢开的革命是非法的、非正义的事情。现在，某些原
中央委员和原州党委书记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也是因为改革的结果使他们丧失了
原有的“份地”。
不过如果说我当时相信取消苏联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对人民和共产党本身都有
利、至少是对几百万普通共产党员都有利的话，那么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
这样的事是不应该一蹴而就的。我并不认为苏联共产党似乎应当签发一份退位诏书，
并让那些棒小伙可以去夺权，他们早在1988年就已经在群众集会上打出：“党啊，
让我们来掌舵吧！”的横幅。
1989年，当国家已被分离主义运动、人民阵线的活动和种族主义分子向中央发
动的攻击闹得相当动荡时，《文学报》上刊出一篇由两名年轻的社会学家伊戈尔·
克利亚姆金和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撰写的文章，主题是彻底的经济改革只有在
强大的有权威的政权的可靠庇护下才可能成功。当时社会已感染上民主思想，许多
人把这看成是独特的越轨行为。
这样提出问题，对我和我周围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我们决不是缺心眼
的人，居然不懂得手里要是没有权力这个杠杆、没有克服所设想的改革必然会遇到
的抵制的能力，就无法推行任何实质性改革。这个问题早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党代表会议之前就已作过深人的讨论。当时是这样打算的：为实现改革的设想所必
不可少的“盾”，将由权力逐步从党手里转归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手中来予以
保证，并形象地将其表述为：从老广场转归克里姆林宫。
我们还意识到，权力不像物品，可以亲手转交。关键是不要在半途中把它丢失
了，比如不要在古姆或者财政部那一带财政部大楼和过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
（古姆）皆位于克里姆林宫内的全苏议会所在地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所在的老广场之
间。–作者注给弄丢了。权力的更迭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必然会遭到那些不
得不与权力告别的人的抵制，同时要求做好积蓄新的力量的准备，他们要承担管理
国家的责任。不难看出，苏维埃尚未准备好履行全部权力职能。没有为此所必备的
机构，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专业素养的干部，也没有经验。而主要的是缺乏自信心，
缺乏那种今后一切都要由他们最后拍板、再也不必每走一步都要跑到党的区委和州
委去征得同意的自信心。简而言之，为了“掌权”需要时间，而且是不短的时间。
当然，这类问题在暴力革命的条件下会用别的方法解决。在那种情况下无暇顾
及手段：把旧政府赶走，第二天新政府就开会，即使没有任何技能、没有任何必要
的知识也无所谓。但问题是我们认为改革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一个排除激变及由
此引起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的灾祸和苦难的和平改良过程。它要求高超的
技巧，以便最好地选择权力交接的时机。这种交接只有在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
利用它深化民主制、继续推进旨在建立法治国家和社会目标明确的市场经济的改革
时，方能完成。
我们未能在最佳时机结束这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是天大的遗憾。
现在我尽量再现事件的过程。从原则上讲，苏共放弃垄断地位的决定及由此而
产生的一切后果（多党体制、准许政治反对派存在等等）都是早已经全苏第十九次
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如果说政治改革的其他要素，首先是自由选举和建立议会，本
拟立即实施的话，那么向多党制过渡便是“计划中”的下一步了。我们不准备把这
件事束之高阁，但也无意匆忙上阵。就这个题目我们争论了足有好多个小时，所有
参加讨论的人都同意，在新政治机构尚未相当有效地开始工作之前，党仍然应该是
稳定的保证。但这期限应有多长，我们自然不便指明，而想来粗略估算一下：议会
得以巩固，多党体制所需要的正常条件得以形成，总得不少于2～3年时间吧。
我想请读者注意，当时还没有人敢于以社会的名义向党的领导发起直接的挑衅。
胆大包天的“骚乱分子”在议论思想和政治多元化时也都必然要带上“苏联共产党
的先锋作用”的保留条件。可见，是党自己主动地放弃了不受监督的掌权，并表明
准备同其他政治组织及运动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争取掌权而斗争。无须证明，这是具
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离。同时，自愿“放弃权力”
不仅是总书记和以政治局为代表的小范围领导集体事情，而且得到了苏共高层代表
机构，先是代表会议、随后是代表大会的正式同意。不过，在改革的这一时段上未
能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速度。
撤销第六条的运动实质上是刚成立的反对派的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这一运
动的口号是立即撤销1977年苏联宪法第六条，这一条的内容是：
“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
织的核心。苏联共产党之存在是为了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决定着苏联
的对外、对内政策，领导着苏联人民的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她为争取共产主义胜
利的斗争具有按计划的有科学根据的特点。
党的一切组织都在苏联宪法的范围内行动。”
当时，激进派控制着全部或者一部分出版事业，利用他们在广播和电视部门的
追随者的机会，使这项要求变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还将其作为深化改革的主要条
件。相反，任何抵制执行这一要求的做法不管是否有理有据，一律被轻率地宣布为
顽固落后，是党内当权派为保住自己对国家的统治、阻挠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的垂死
挣扎。当然，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真实情况。但如此极端地提出问题，大大地减少了。
乃至完全失却了平稳地由一种政治体制向另一种政治体制转轨的机会。
起先似乎还可以对要求迅速撤消第六条的人做些开导工作，告诉他们党自己已
经走上这条道路，已经通过了正式的决议，再回到老路上去已无可能，但需要让苏
维埃为履行其所面临的新职能作好准备，如此等等。然而，随着社会上由报刊煽起
的所谓“革命的焦躁”日益强烈，这些道理听的人越来越少了。后来，由于派到矿
区去的鼓动家的指点（根据布尔什维克在与沙皇制度斗争中的经验），罢工工人开
始在经济要求之外又加上了政治要求，第一项要求又是宪法第六条。
从战略方面讲，激进民主派的积极立场，以及由他们所掀起的争取思想多元化
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社会浪潮是符合改革意图的。但过分的敌意、蓄意“催发”
事端是会促使改革从可控制的变革向严峻对立转化的。这一点我自然无法认同。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们在1989年中央六月全会之前曾进行过长时间热烈的讨论，
还专门讨论过是撤销第六条呢，还是同意只作修改？当时在我们的“高层大臣”中
谁也不敢冒风险从激进派的立场出发表态。大家都赞成必须变动，而围绕这些变动
该如何表述的问题争吵得相当激烈。已经明确立场的保守派集团（利加乔夫、尼科
诺夫。谢尔皮茨基）赞成作一些粉饰性的修改，不触及苏共在我国政治体系中的特
殊地位。改革的积极支持者（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反对他们
的意见，与其说是从实质上反对，倒不如说是拿这一方案“通不过”为借口。而那
些可以归类为政治局中的中派分子的人（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科夫、
切布里科夫）则提出指望可以“通过”的表述，其中保留了党是所谓的“政治先锋
队”之类的说法。
我把当时提出来的建议在脑子中逐一思量之后，不得不作出结论：所有这些都
不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治标之方。对第六条的任何修正都不能为实施多党制提供宪
法保障，也不会改变原先的政治制度。在这些修正的基础上，我国就只会出现像在
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中国的那种非独立的“二等”政党，那些国家的
这些政党起着工会和共青团那样的“传动带”的作用，并成为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人
民阵线或民族阵线的成员。
在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之前，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了在党的会议上的所有争
论过程中经常的话题。1990年3月，中央全会决定将有关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
作为立法倡议提交代表大会审议。关于这一做法的意义，弗罗洛夫的发言陈述得最
确当，他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只是表面上的我国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修正。
事实上（这又一次说明为什么在政治改革的收尾阶段需要这样做），同志们，这是
真正意义的上转折，是收尾，是政治体制变更的大结局。”
3月11～14～16，间断地举行了中央全会。
无论在中央全会上，还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认真的辩
论，这一点很有意思。大家对我们就第六条所提出的修正案大体上都较满意，在当
时的情况下这是合宜的妥协。
但除了第六条之外，还有宪法的其他部分，其中包括增加设立总统职位的条款，
也是相当重要的。
诚然，在表决之前曾企图从文本中删除关于共产党的叙述，但没有通过。所通
过的第六条措词是这样的：“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青年团、社会团
体和公众运动，通过他们的当选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其他方式参与制定苏
维埃国家的政策并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很显然，立法者低调承认成立其他政党的可能性，同时也还未下决心不突出共
产党。这真是一项模棱两可的决议，但其革命性并未因此而稍减。
第一任苏联总统
第六条的问题同改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建议一起研究，在祖国历史上第一次
设总统职位，这当然不是旨在“出人意外地”通过那项妥协的议案的策略性手段。
修正第六条和补充基本法第127条相互之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前者表明，我们
国家将不再是一党制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甚至不再是神权政治的国家，我们将奉
行民主制的一项主要原则–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后者表明，我们承认民主
制的另一项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则：权力分立。
把总统制的形式和这一原则“捆在一起”是否合理呢？我想是的。这一思想的
公认的创始人孟德斯鸠，是以限制君主的独裁统治为出发点，同时要求维持能够保
障国家的完整性和社会的正常活动的相当强大的政权。这两者兼顾之达成，所依凭
的便是在决策集团中的职能分离。国家元首（总统制共和国）或者政府首脑（议会
制共和国）实施执行职能和指令职能，但不能参与立法，立法是议会的特有权力；
也不能包揽司法，那是司法机关的事情。
毕竟我还是后悔没有立即想到必须以设总统职务来圆满完成我国新政治机构的
改造。此外我还坚决否定了我的几位战友和专家们提出的相关建议。而且强调我国
政治体制的基础即使在改革之后仍然是苏维埃制度，总统的职位同苏维埃制度很难
相容，格格不人。我让我的对立面相信，也许将来我们会采用这种形式，而现在有
这么一个重要的革新措施已经完全足够了，那就是以最高苏维埃主席来替代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主席。这种革新措施自身就能扩大国家元首的能力，而且会赋予他许多
纯属总统所有的权力。与此同时，他仍然是最高苏维埃的首脑，这就是说，他将与
代表们一起从事立法工作，更深人地意识到自己对选民应承担的责任。
可是，事隔几个月之后，我真的相信我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最高苏维埃第一
次会议期间，从头至尾坐在主席的坐位上，尽力弄清会议所有议题、议程、各委员
会工作的细节，这时我明白了，将直接领导议会同其他职能结合起来，体力上是吃
不消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立法部门和执行机构需要不同的处置
问题的方法。这决不是说，两者之间一定会处于持续不断的相互对骂、或者甚至是
“战争”状态，一如目前我国最近的情况。两者应当既相互监督，又相互照顾，而
我们所选择的方案却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因而，就使分权制结构的一个优越性失
去意义。
很遗憾，还有一个理由我明白得太晚了，很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理由。有时理
论家和政治家所创立的国家机构无论有多么完美，如果得不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民众
心理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机构就可能运转不起来。几十年来，我们这里形成了
一种对政治局和总书记的特殊的迷信，要求对他们所下达的命令和指示绝对服从。
这个极有威望，既备受敬重、又令人畏惧的权力之源仿佛已经干涸，并立即在国家
的纪律上反映出来。尤其是如今他们的职能已转归最高苏维埃。而按根深蒂固的观
念，最高苏维埃在我国可是一个纯属装门面、摆样子的机构。至于这个新议会确实
很有权势，要相信这一点很难，至少马上不易做到。同样，就大多数民众而言，他
们对政治定义不甚了了，也就难以琢磨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
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
总之，设立总统职位一事应当还有纯心理特征方面的原因。同时，建立联邦委
员会和总统委员会旨在加强最高权力机关的威望，这是在新的政治体制下独特的政
治局等同物。这一决定早在1989年的秋季便已酝酿成熟，但它只是在内部圈子里进
行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后来又征求了专家们的意见，后来有一个律师小组（沙赫
纳扎罗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托波尔宁等人）根据我的委托，准备了必要的文件，
主要是修改苏联宪法的法律草案。就这样，与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以及一系列其
他的提案一起提交非常代表大会审议。雅可夫列夫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
在争论中纳扎尔巴耶夫是第一批发言者之一。他支持设总统职位和对我的提名，
同时又明确主张这一模式同样应当在各加盟共和国采用，以求“消除已经暴露出来
的总统制思想和各加盟共和国扩大本身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各加盟共
和国迅即察觉到中央政权要加强，在不希望放弃已经取得的自主权的同时，决定要
利用这个机会保障自身的安全，以防万一。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哈萨克
斯坦的领袖可以说玩了一场只赢不输的游戏。
不必隐讳，我原来当然并不打算在各加盟共和国设总统职位。这样做会使我们
为提高中央政权的威望已经赢得的成果失去一半的意义。各加盟共和国在同意给莫
斯科更多的特权时，随即要求得到“他们各自的那一份”。这有什么办法呢？要想
驳斥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只能煽起激情，并导致宪法修正案得不到所要求的特定多数
的支持。当时我真的相信（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次了！），政治是“把握可能性的一
门艺术”。
然而不出所料，主要的攻击来自民主派阵营。而扮演代言人角色的，还是那位
莫斯科国家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所谓“代表大会好斗而驯服的多数”这一表述的
发明人阿法纳西耶夫。他一开始就明显地歪曲事实真相，他的话似乎是指“关于某
某人，此时此刻就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特别权力的合法化问
题”。以这样歪曲的方式摆出问题之后，便开始修辞性提问了：我们大家需要这样
吗？改革、苏联全体公民需要这样吗？改革的创始者本人需要这样吗？并通报说，
跨地区议员团集会并通过决议，对设立总统职位持否定态度，反对在代表大会上选
举总统。
总之，我常常会在脑海里作出一个比较。法国大革命时极左翼有一个起名叫
“疯人派”的阿贝尔一卢派。其实，我们这里也有极左分子。不过，阿法纳西耶夫
可是明显地领先，只不过跟尤里·切尔尼钦科是一伙；也许，秘密在于刚好是法国
革命的专家，他受廉洁的罗伯斯比尔形象所鼓舞，下意识地觊觎着改革中类似的角
色？照弗洛伊德的看法，这是会发生的。
阿法纳西耶夫的论据遭到许多代表的驳斥。最出众的批驳要数戈利丹斯基院士
的发言，他说：“当然，选举总统最好是在全民平等和直接选举权的基础上进行，
今后就打算这样做。但是，今天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时间。今天的问题，如果我们使
用医学术语表述的话，是紧急复苏，而不是卫生保健医疗。我根本不同意所谓设立
总统职位是由戈尔巴乔夫对个人绝对权力的追求所决定的说法。实际上，他在五年
前成为党中央总书记时所得到的正是这样的绝对权力。认为这五年间把自己的活动
都用来摧毁行政官僚体制的戈尔巴乔夫现在决定要以新的身份把权力抓到自己手里，
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工会代表A．科尔舒诺夫也曾谈及这个题目，他说：“很遗憾，我们这里不知为
什么把尽可能多的污水往领导人、往制度、往随便什么人身上泼，成了好风度的特
征。不过，大家还是回想一下吧，他挑起了一副什么样的担子，是自己主动挑起来
的，所以我要直截了当地说，并不是在他的决策集团的行政机关、党的机关普遍同
意的情况下挑起这副E担子的。如今我们从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了解到这些情况n全
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也有这样的发言，我们这个会场里，经常会响起怀旧、怀
念铁腕人物的声音。我们现在的主席不值得羡慕：多年来当权派里的显要，工人阶
级中的糊涂虫从各方面向他发起攻击。是的，社会上缺乏信心、对改革不信任、对
自己的领袖不信任的风气在滋长。应当讲，在这方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
尔巴乔夫也是有责任的。他的错误在于不能始终不渝地将他自己开创的事情坚持到
底。但是，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自己应当作出选择，艰难的选择，但必须作出选择。
要么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走向衰落；要么我们还是再试一次，让它恢复正常
的人道的、作为国家的那种新的生活轨道。”
我请求读者原谅我大段的摘录，不过在那次会上已经展开戏剧性的情节，它不
仅与我本人有关，而且还涉及改革的未来，涉及国家的命运。当时的某些说法跟我
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可说是异曲同工。摩尔达维亚作家H．多别扎（乔巴努）的论述
即是例子。他说，“我们中间许多人今天能来到这个会场全靠戈尔巴乔夫，而现在
该轮到我们去帮助戈尔巴乔夫；去‘捍卫’戈尔巴乔夫免遭戈尔巴乔夫的攻击了。
巨大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对于和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社会民
主化的进程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信任他，但谁能肯定，四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不
会来一个竭力想在苏联营造沙皇式社会主义的人物呢？这就是我们所应当担心的。
是的，国家有难。存在着独裁专制复辟的危险，纪律急剧松弛下来，我们大家都始
终生活在紧张状态中，谁也不听谁的。换句话说，为了使事情走上轨道，我们需要
一个‘沙皇’。不要去管他叫个什么名称：总书记也好，党主席也罢，重要的不是
名称，而是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老爷’，他能控告下级警官或地
方官，必要时他还能解散杜马，如此等等。”
不错，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真有点万分急切了？从摩尔达维亚作家接下去的发言
中可看出，各加盟共和国所担心的，是总统的职位可别使中央能够剥夺他们由于实
施改革而获得的自主性。因此，支持设总统职位必须附带一个条件：在总统委员会
里要有在委员会中轮流坐庄的15位副总统。换句话说，这也就是独联体最初的一种
模式了。
由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所选出的人民代表也表达了他们的多少有些
独特的观点。他们向代表大会声称，应当强调各民族享有自决、各自治体独立决定
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保护人口较少民族的权利。与各加盟共和国平等地参与联邦苏维
埃成了各自治共和国提出的最主要的政治条件。
在某个时候看来很明显，绝大多数代表都赞成设总统职位，赞成就在代表大会
上选举第一任总统。之后，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总统能否同时留任党的首脑。这
里占上风的不是法律形式，而是政治态度。很少有人怀疑，戈尔巴乔夫将当选第一
任总统，也就是说，他会不会随之辞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具有重大的意
义。
至于反对国家和党两方面的职务一定分开的论据是相当充足的。首先是在别的
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这类要求，而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元首都还保留着政党的领导身
份。至于跨地区集团的主要论据，他们认为，总统将会以政治局的名义执政，并执
行政治局的决定。
最后，禁止总统领导政党的第127条的修正案并没有赢得特定多数票而遭到否决。
但从投票结果来看，很显然，支持这一修正案的既有“跨地区议员团分子”，也有
希望撤换总书记的（理由显而易见）“党内原教旨主义者”。右翼和左翼合在一起，
总票数达到1303张，然而投反对票的共607人，足够使修正案无法通过。
接着，注意力转向宪法修正案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细节。这里说的是总统宣布紧
急状态的权力的准确表述，“核按钮”应当控制在谁手里，新建立的联邦委员会和
总统委员会的权力和人员构成。对所有这些问题经过仔细讨论后，修正案获得通过，
代表大会即开始审议总统的人选问题。
当时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后来当选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B．A．的伊
瓦什科代表通报说：在两天前召集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一致提名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
统。他又补充说，全会还表达了许多对他当选表示祝愿的话。
发言者在支持“改革首创人”作为候选人的同时，纷纷提出他们所代表的全体
选民的要求。来自别尔哥罗德契纳的集体农庄副主席尤．波霍德尼亚说：“在提名
这位候选人时，我们想说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因为我们不完全同意到目前
为止的他和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态度。”维·格·库利科夫元帅受战争和劳动两条战
线上的老战士的委托，支持我当候选人，同时强调指出，总统是最高总司令，应该
竭尽全力“使军队居于它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应有的地位”。还有许多
其他的发言带有一定的暗示或者温和的批评。
这只是开头，厉害的在后面。最尖锐的一篇要数国内的知名人士阿瓦利阿尼的
发言，当时他是克麦罗沃州基谢廖夫斯克煤业联合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指责我缺乏
坚定性，又常常陷入迷茫，不知所措，还说我唆使“一部分人民去反对另一部分人
民”。库岑科、谢尔卡诺夫（“疯狂的”右翼分子十“疯狂的”左翼分子）对我所
说的话也相当尖刻。
但是，发言者中大多数还是支持我当候选人的。对我来说，最可珍贵的是听到
我所深深敬重的卡尔梅克诗人库古利季诺夫的善意的话。他称我是一个“已经给了
我们每个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半，也就是自由”的人。库古利季诺夫是这样说的：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还记着什么是康拜因上的操纵杆。他还没
有忘掉什么是几乎等于零的劳动日，农民是怎样受蒙骗，怎样遭苦难的。他没有忘
记，工人是怎么回事儿，真正的公正是怎么回事儿。”
雷日科夫和巴卡京也得到提名，但他们自动放弃了。我很不愿意只剩我惟-一
个候选人。说老实话，我以为跨地区议员团终究会提出候选人的，不是叶利钦，就
是他们首领里面的某个别的人，比如说，波波夫或者阿法纳西耶夫。但这种情况没
有发生。这不仅仅因为任何一个出来竞选的候选人当时实际上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
在别的情况下这并不会妨碍民主派提出候选人，那样可以有机会宣传他们的路线并
重申他们遵循不容许等额选举原则。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千方百计降低我的当
选总统的合法性：别看是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仍然是在别无选择的基础上。事实
上，这些人事先就暗示他们不准备同大多数人的意志妥协，要继续进行无情的夺权
斗争。
结果，我以1329票赞成、495票反对当选为总统。我立即向代表大会发表了简短
的演说，力求对从代表大会的讲台上表示的担心给以答复。
我觉得，履行总统的职责就是要坚定地继续贯彻改革政策。我对那些担心总统
制会产生篡权现象的代表说，这样的担心没有根据：“宪法本身便是保证，而宪法
现在由强大的、握有实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
米捍卫……作为这方面的保证，还有在我国已成为现实的公开性、政治多元化。”
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可以说，这是很有力的论据。1991年8月那次未遂的篡
权尝试，以及后来，同年12月那次得逞了的篡权事实证明，危险并非来自总统握有
的广泛权力。值得纪念的那一天的傍晚，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我还不得不花2～3个
小时接受代表们的祝贺，倾听他们的要求、希惯望、忠告，还免不了对苏联和外国
的记者发表简短的谈话。随后，当大厅里的灯火已经熄灭，我站起身来回到办公室，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那里等我。还有两位助手：沙赫纳扎罗夫和伊格纳坚科。我
们举起酒杯，喝了咖啡，以此纪念我的新的地位。而我对自己发问：我的地位难道
真的起了什么变化吗？
新体制的漏洞
请设想一下，一位军事首长，其属下有司令部，有元帅和将军，但却没有他可
以指挥的部队。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如果失去能够依凭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握有实权的指挥机构网，岂不也很可能陷于同样的境地吗？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
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有总统，有司令
部（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但下面没有支撑。好像没有人来公开否认中央最
高权力机关享有特别的权力，可是从上面发出的脉冲却得不到有力的回应支持。
当我们作出了实行总统制的正确的决定之后，我们实际上还是停留在那个初始
阶段，没有把问题想透，想到底。因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也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再
加上那个优越性，就是他还能通过最高立法机构发布权威性的决定来加固自己的路
线。总统制的优点尽管很多，但也只有在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时才能发挥出来。在这
里，我们确实有过动摇，没有做到始终如一。在对已经出现的变化进行讨论时，无
论是在我周围的人，还是在范围更大一点的政治局里，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理论总归是理论，实践，活生生的政治才始终最有发言权。这一次也不例外。
对始终不渝地搞总统制共和国妨碍最大的，莫过于我国政府对自身权力的担心。雷
日科夫和他的战友们顾忌有人会贬低部长会议，将其降低到次要地位，变成“国民
经济委员会”。对此他们坚决不同意。而我当时既没有理由、更不希望同雷日科夫
发生争执。我一如既往地很看重他这位经历过国家计委锻炼的管理行家的经验，也
不怀疑他对改革事业的执著追求，并决意同他共事下去。
从另一方面讲，顾问们的论据也很有说服力：总统不应该把领导经济的重担直
接压在自己身上。问题成堆，势必他会事无巨细亲自过问。
简言之，当时决定部长会议的职能不再变动。我的看法，大矛盾即由此而来。
另外一个严重的疏漏是，我们并没有在实行总统制的同时，建立起强有力的司
法机关，我们没有成立名副其实的宪法法院（或者赋予其相应的最高法院的权力），
却成立了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
满有理由以为宪法监督委员会能在我国国家生活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并协助解
决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它那里却杏无音信。至多也不过
是对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作出决策，或者作出可以有截然不同解释的非常模棱两可
的裁决。爱说俏皮话的人开玩笑说，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决定要由善释神谕格言的女
巫来解释。控告委员会的信函很多，但我认为我不能介人这个领域，因为这严重关
乎权力分立的原则。
无论对导致政府地位的举棋不定，还是司法机关方面的疏漏，自然都不能与总
统制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相提并论，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独
立宣言之后立即展开的主权大检阅。继之而来的便是法律大战。各共和国赞同只承
认将为它们的议会所认同的那些联盟法令。中央政权遭到了严重损害。
显而易见，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宪法的修修补补，应当签署新的联盟条约，
并相应地改变整个国家体制。可见，我们刚刚完成一次相当彻底的改组，又面临必
须着手进行另一次改组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6）2012-07-14 05:43:41
第十一章 决定性的一步
史学家们酷爱在归属他们的“天地”里保持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如今他们正
在就改革的分期问题展开争论：这改革该是始于1985年的3月呢，还是某个稍晚一些
的日期？我曾经讲过，我之所以执掌权力是因为我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而
且竭力表明，事情不能只局限于发表“意向性的声明”。1985～1988年间，为了使
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所起色，人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进行了从根本上改革经济的第一次尝试。
实际上，直到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才出现真正的转折，此后改革才开始具
有不可逆转的性质。采取这一决定性步骤，既有经济改革明显受阻的缘由，也为社
会舆论激化所驱动。
对改革的信念
大家都迫切感到需要对过去所经历的一切进行认真的反思，哪怕作出一个过渡
性的结论也好；主要是应该对未来有明晰的构想。渐渐地我想写一部有关改革的书
的意念成熟起来了。起初，我竭力驱赶这一想法，但它反反复复地显现于我的脑际，
而且轮廓越来越清晰。这部未来之作的总体结构，它的章节已经勾勒出来，我的笔
记本上也已写满了各种素材，包括怎样陈述某一个命题的构思。最终，我决定把自
己的构想向我身边的同事们作一番倾诉。
应当说，这一构想并未得到热诚的支持。弗罗洛夫建议不必出书，写一组演讲
材料足矣。多勃雷宁和雅科夫列夫认为，可以交出版社印一本我的文集。对这些意
见我不反对，但总觉得就具体问题写就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无法替代我跟同事们
议论的大题目，其中还有我跟外国政治家谈话的内容；要是不出书，诸如改革的思
想是怎样产生的，我对这一概念注人了哪些内容，都将为广大群众所不知。梅德韦
杰夫提出的意见最富实质性，基本上我都接受了。其他人则以溢美之辞居多。
我的第一本书非常成功。它赢得了广泛的反响，许多国家竟相出版。我把稿酬
用于慈善目的，包括捐献给为援助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遭地震的难民而设的基金
会。再补充一句，我将所得的诺贝尔奖和菲乌吉奖的款项（总额在一百万美元以上）
均作了捐赠。我还为俄罗斯联邦卫生部所属的儿童医院，为布良斯克、乌克兰、白
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的医院捐过数目可观的款项，那些医院里都有切尔
诺贝利事故的受害人在作治疗；还有一部分稿酬我交了党费。
对这本书的反应实可谓是一张石蕊试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世界变得成熟起
来了，在朝好的方向转化，人们期待着变革。虽然外国的某些爱挑剔的职业评论家
批评此书在叙述材料时“不经心”，对某些题材的论述言犹未尽，但总的来说，它
还是被认可了。当然，对待这本书的态度不会等同于一般的出版物：它毕竟是改革
首创人的宣言嘛。
叶利钦事件
10月21日，在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的中央全会上，发生了
一起与叶利钦有关的事件。通常，周年纪念日的报告是不用召集全会讨论的。从会
场的反应看，与会者的情绪也都认为这一次同样没有必要就此展开争论。全会由利
加乔夫主持，他把这事交付大会表决。叶利钦举手，但利加乔夫没有理睬，我觉得
其实他是看到的。我只得干预，我轻声地对他说：“我看叶利钦有话要说……”于
是，利加乔夫让他发言。
起初，叶利钦说，七十周年的那份报告，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多次了，他也提过
建议，其中有些意见受到重视，因此他今天没有什么好说了（“我完全支持这份报
告”）。随后他转到“当前形势”上来。他的论断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分析了十
月革命后的历史，看到社会经受了何等样的悲剧，这些情状终究是发生了的。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民主，由于个人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所造成的。而之所以
会出现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是集体领导的体制逐步遭到破坏的缘故。全部权力
只在一个人手里，他不受任何批评，这一教训我们应当记取。目前，政治局里还没
有这类现象，但某些同志已在开始吹捧总书记。当我们正在党内营造同志式的民主
作风的时刻，这是尤其不能容许的。应当防止坏风气的蔓延。
接着，叶利钦提到了改革遇到的诸多困难问题。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二三年
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他说，这种大肆渲染而又毫无根据的许诺尔
后会使人失望和愤恨的。最后，他发表了一则耸人听闻的声明：由于各种原因，他
在政治局里没有得到工作。这说明他经验不足，还有其他的情况，但主要原因是得
不到支持，尤其得不到利加乔夫的支持。根据这些原因，他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
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对此能说些什么呢？要说叶利钦当时提出的问题涉及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工作
中的“不健康现象”，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展开来认真讨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但他那最后通碟式的做法和整个发言的口气招致了激烈的反响，于是开始了并非事
先安排的争论。发言都是自发的，事先没有准备，说话带情绪，很尖锐，可也真够
这位“反专制战士”受的。许多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
“虚荣心太强了”。工人扎通斯基登上讲台，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这里干吗要故弄玄虚呢？叶利钦这样提出问题是没有道理的。他太自
负了，受委屈啦，以为人家瞧不起他，我说句工人爱说的实在话，无非自己想进政
治局当官。”
话当然很难听，不过也不无道理。我曾经听到过有关叶利钦的感受的一些说法，
说戈尔巴乔夫让首都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呆在澡堂的脱衣间（政治局候补委员），说
这种安排会影响他工作中的权威性和坚定性。而且，据说，当时政治局内f部还保留
着过去遗留下来的“乳齿象和大恐龙”（乳齿象和恐龙都是古生物，这里意指党内
那些有权势的大人物。），关于将这些庞然大物请走一事，叶利钦曾于9月12日给我
写过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克里米亚休假。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早先我对叶利钦颇有好感。他的麻利、泼辣给我留有深
刻印象，尽管当时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言行激进的人只有在他能够格守
分寸、有自知之明、并善于自我控制的情况下才称得上优秀分子。
我再重复一遍，他完全有权提出更新政治局的人员和书记处工作不力的问题，
也完全有权关注对总书记进行“吹捧”的问题，如果正如他所说，确有事实依据的
话。我们可以讨论，改革究竟给了人民什么好处，改革应该保持怎样的速度，实际
上围绕这些问题眼下不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争论吗？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而且也应
该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开展争论，而如果他只是以追求真理为出发点，我们是完全
可以达成一致的。
可是，在他内心自尊受过刺激。有人在全会上指出，他的虚荣心和对权力的嗜
求已经严重地膨胀。时间会证实这一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他迈出这一步。我
曾经说过，叶利钦在莫斯科一定会遇到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想象不到的困难。他
觉得，关键是要控制住权力的新阵地，用自己的亲信去巩固这些阵地，然后像我们
这里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再以强有力的手段去建立起秩序！
可事与愿违。在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之后，我们的高层领导意识到他们的
切身利益开始受到触犯，于是起来抵制，而且方法十分巧妙，手段相当狡黠。而叶
利钦，在我看来，处在了这场斗争的中心，因为旧体制的庞杂结构在各城市、各共
和国、各加盟共和国的种种利益正是在首都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的。
为了对付这些人，他准备起用党的组织和莫斯科本地人，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对
的。但他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带有平民党的性质。他一会儿突
然出现在工厂里，带上企业领导人，把他领到工人食堂，就在那里搞一场当众分发
活动，自己扮演保护神的角色，而企业领导人就成了恶魔。一会儿乘上公共汽车或
者电车，跑到商店或者门诊部，于是第二天这条新闻在莫斯科闹得满城风雨。在莫
斯科人欣喜若狂的掌声中，他许诺大家要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住房、商业、医疗和日
常服务问题。他向人们展示在首都周围要兴建肉类加工厂和乳品生产厂的美丽图景，
这些企业的建成将一劳永逸地解决香肠和酸奶长期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所有这一切
都被莫斯科的报刊、广播和电视炒作得沸沸扬扬。对党务工作的新的形式的探索也
带有做给人看的性质，比如，市委召集会议往往会安排在夜间11点或者12点。
他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应当汇报工作结果。离要求写出这份报告的时间越来越
近了，而实际上局面却毫无改观，所有的许愿都是空中楼阁。我们竭尽全力支持他，
政治局、政府、党的中央委员会都作出决定，从财政、粮食、干部等方面给莫斯科
以支援，但首都的状况未见多少改善。
叶利钦焦躁起来了，显得张惶失措，行政事务杂乱无章。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成天都在训斥人，把他号召过的发展民主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也许，主要的结论
应该是当时的叶利钦已经不是什么改革家了。日常事务缠身，抱残守缺，尤其是很
难同他齐心共事。就个人的素质而言，像他这样的人更适合于‘’急风骤雨和强攻
式”的时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他的职业环境，出于那些永无休止的会战式
的工作惯例。我们的建筑人员会不惜任何代价把某项工程交付出去，可往往还留下
隐患，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竣工，完全是蒙混哄骗的勾当。也许深感在莫斯科拿不
出什么政绩而使人们不满情绪日盛一日，而面对这种局面他又无能为力，这种感觉
使他的心态失去平衡，整日价如坐针毡。；不过，关于所有这一切，后来我又反复
寻思过。经过仔细琢磨我终于看清了叶利钦是自己选择走这条路的。十月全会对他
来说是一条界线，当时他所作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他后来的发展。
我从全会的主席团位置上观察叶利钦，看出他内心的变化。从他脸上也能读到
一种奇异的混合体：顽强固执、犹豫动摇、懊悔沮丧。这便是所有喜怒无常者独具
的性格特征。发言者，包括昨天还在对他阿谀奉承的那些人，都在猛烈地、无情地
敲打他，我们这里长于此道者的确大有人在。形势有点紧张。有人提出要求，不仅
要免除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要立即将他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当时我说：
“让我们来听听叶利钦本人的意见吧。希望他能讲讲他对中央委员们的发言抱
什么态度。”
“不需要了，一切都已明朗。”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
但我坚持要给叶利钦讲话的机会。我觉得既然已经在党内实行民主化，那就应
当从中央委员会做起。叶利钦走上讲台，开始讲话，但话讲得不连贯，他承认自己
有错误。我抛给他一只“救生圈”，建议他再作考虑并撤销退休声明。他不接受帮
助，而且非常神经质地说：
“不，我仍然请求解除我的职务。”
全会通过的决议有两点内容。第一点是对叶利钦的发言作出评价；第二点责成
政治局同市委一起分析一下形势，并解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全会到此结束。事隔10天，10月31日，叶利钦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十月革
命七十周年报告的最后一稿。当请他发言时，他侃侃而谈，说在改革的最初阶段，
我们加快了速度，而现在这样的速度已经失掉了。那时，人民对转轨的准备是很充
分的，但我们承担得太多，有些方面是失算了。1986年中“又有了相当的进展，而
我出子自负，出于自尊心（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回避了同利加乔夫、拉祖莫夫斯基、
雅科夫列夫的正常合作。但市委的同志们没有抛弃我，尽管他们也指摘我的做法，
但还是请我留下来”。
他请求市委书记们在他不出席的情况下开会。市委会认为，叶利钦的做法和他
的发言是错误的，他的这些言行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书记们抱怨他并不认为遇事
应当先与同志们商量，并建议他撤回辞职声明，继续工作。
11月3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他给我寄来一封短信，信中写了市委上
述的意见；同时请求给他机会继续工作，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根本无法
理解他的行为的逻辑。谁也无权撤销全会的决议。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西方媒
体有人伪造叶利钦发言的版本，这一伪制品的各种翻版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叶利
钦本人对此不作任何驳斥。他显然已经开始自诩为“人民英雄”了。在这种条件下，
试图侥幸地解决问题，至少是奇怪的想法。
我把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全都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了叶利钦的信，所有到
场的人一致表示：必须按全会决定办。随后我打电话给叶利钦，告诉他政治局委员
的意见是把问题提到市委全会去。谈话中我把这几天积累起来的全部内容都告诉了
他。
11月9日，记得好像是上午，我得到报告，说莫斯科市委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在
休息室发现叶利钦满身是血。此刻一个以恰佐夫为首的医生小组正在那里救护。很
快事情明朗化了。叶利钦用办公室的剪刀假装自杀，他的这些做法不可能有别的解
释。照医生的意见，伤势对生命不构成任何危险，剪刀顺肋骨划了一下，留下一道
血痕。叶利钦已经送医院了。医生尽心竭力，以求不让这不算什么趣闻的轶事张扬
开去。还有一种说法：叶利钦坐在休息室一张桌子旁，突然失去知觉，倒在桌子上，
极偶然地被拿在他手上的一把剪子划破了。这则神话，叶利钦本人也感到不满意。
大约二年以后，又有一则神话流传开来，说是有一天夜间他在马路上遭到未遂谋害。
有两个流氓手握芬兰刀，向他冲来，他当然用力推开他们，就像扔掉两只小猫一般，
但还是受到了剪伤。这则神话听起来多么英雄呀。在此以前我已经领教过叶利钦编
故事的能耐了。
11月9日，我又得把政治局委员紧急召集起来。医生再次确认伤势对生命和健康
无任何危险。他的状况已经平静下来。在讨论过整个情况之后，决定应该即刻提出
叶利钦的工作问题。我亲自打电话同他谈话。为了避免对他说来不太愉快的那个话
题，我开门见山地说，全部情节我都已了解，对事情的原委也清楚了。所以要定个
日子，开一次莫斯科市委的全体会议。
我觉得，他多少有些失态。他说：
“干吗这么仓促？医生还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
“医生给你开药是让你稳定下来，也是对你的鼓励。拖延不开全会是没有道理
的。就这样莫斯科也已经谣言满天飞了，有关于你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也有关于
你的身体状况的。”
“那以后我干什么呢？”
“我们会考虑的。”
“要不我干脆退休吧？”
“我不这么想，你还不到年龄嘛。你还应该工作，再工作。”我答道。
在我们刚开始谈话时，我觉得叶利钦竭力想赢得时间，他拼命在寻找下一步行
动的预案。后来，当我们谈及他有可能去国家建委任职、按部长级作安排时，谈话
就具有务实性了。
“这是退出政治舞台吗？”他自问自答地这么说。
我说，“现在不能让你回到大政治的圈子里去，可部长是政府成员，你还是苏
共中央委员嘛。往后我们再看一段时间。生活仍在继续。你就准备召开市委全体会
议吧”。
莫斯科市委全会于11月12日召开。跟我一起去出席会议的有利加乔夫和扎伊科
夫。会议的气氛很沉重。叶利钦在凌辱他的同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方面是个大行家。
他奚落起人来又凶狠，又歹毒，多数还是受冤枉的。而这会儿可轮到他得报应了。
许多发言人的动机很明显带有报复和幸灾乐祸的成分。我记得普罗科菲耶夫的发言
极其尖锐，他讲得很长，讲他在市执行委员会工作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一切
给人留下了沉重的感觉。在全会上叶利钦表现得很克制，据我看，像个男子汉。
从一开始我就力求不要使“叶利钦事件”成为丑闻，按照正在中央、党内、国
内逐渐形成的新的气氛来解决。因此，在政治局提出公布莫斯科市委全会上的发言，
包括我的发言时，我建议：在会上谈到叶利钦个人问题时，话应当说得准确些，不
要把他的一生和他的活动完全否定。
我的意见受到支持，会场上“对！对！就该这么办……”响成一片。
全会委托雅科夫列夫、拉祖莫夫斯基和博尔金根据这一精神审定一份由市委起
草的供发表的文稿。可后来谣言传开了，把整个这个情节描写成对人民捍卫者的迫
害。应该认为这些谣言与叶利钦本人有关，也与已经将他吹捧为民主派领袖的那些
人有关。
莫斯科市委全会之后，有一段时间叶利钦继续作治疗，接着便去休假。1988年
1月14日，他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按部长级待遇）。他依旧是政治局
候补委员，还参加过若干次政治局会议。直到二月全会才解除他的这项职务。后来，
同事们曾多次责怪我，说我没有把事情做彻底。他们说：“应该把他清除出中央委
员会，把他流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既然你那么怜悯他，那就派他去
海外当大使。这样他也就到头了。”有多少次人们这样说我：“您得承认，这可是
您．最大的失算啊！”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整人不符合我的性格，更何况这样做是违背我竭力要在党
内推行的那种人际关系的精神的。对叶利钦作出重新任命的决定，我的出发点是确
信我们的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同志关系的基础之上。对于他，我一点也不反感，更谈
不上什么仇恨之心。即使到了他在政治斗争过程中开始用最低级的言词指责我，侮
辱我，他也没能把我拖进这类叫骂争吵中去。
第十二章 事业与思考
总书记的假期怎么过
8月1日我去休假，像往常一样去克里米亚。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样休息的？
在空闲时间干些什么？这里试着用1988年夏季作例子，来展示一下苏共中央总书记
的假期是怎么过的。其实，当我处在这个职位上时和其他人区别不大。
夏日在海边与冬季不同（我记起了一月的皮聪达，位于格鲁吉亚境内黑海沿岸
疗养胜地。），不怎么想安排工作。灼热的阳光，秀美的大海。我喜欢游泳，而且
要游很长时间，往往要游得筋疲力尽，暂时把一大堆牵挂弃之脑后。随后，坐在岸
上，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望着平静的海面，听着波浪懒洋洋地冲刷
岸边卵石的声音。
这样过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就会产生时间在白白浪费掉的感觉，于是就要
设法去弥补了。这一次，我在考虑，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我开始口授改组党的机构的想法。我把向全会提交的有关民族政策的建议书分
送雅科夫列夫、斯柳尼科夫、马斯柳科夫、拉祖莫夫斯基、卢基扬诺夫，请他们多
做些工作。我又请尼科诺夫、马斯柳科夫、穆拉霍夫斯基、马尔丘克和全苏列宁农
业科学院院长A．尼科诺夫介绍一下全会对农业问题的构想。
但所有这些都是日常事务，把仅有的一个月时间花费在这上面实在是一种浪费，
因为这时候没有什么硬性的规章束缚你，你可以脱离开局部性的细节，如敖德萨
（乌克兰境内黑海沿岸城市。）人所说的去“思考生活”。实际上，每次例行的假
期我都事先计划好要做一件对自己说来很重要的思想性的工作，做这类工作必须具
备环境幽雅、能集中精力这两个条件。1988年，当今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是一个很有
现实意义的题目。由于这个题目的争辩在代表会议之后具有广泛性，我起初想写一
本小册子，但这本书一直没有问世。不过，回忆一下当时我是怎样理解这些问题的
倒也很有意思。下面从笔录中摘取一些片断。
“据我设想，如今这本小册子比之其他许多东西来重要得多。为什么呢？现在
改革在许多方面显得很凌乱。起初，有过一系列首尾相接的步骤。实施公开性，着
手搞社会民主化，通过试点为中央六月全会作准备，大家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经
济改革。但道德问题变得相当严重，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下子什么都齐备了，都配
套了，都考虑得很周到了。现实生活提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就得设法去解决。
要想找到作为停滞状态特征的诸多现象的根子，就得返回到过去，对之作出分析，
从中汲取教训。
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因为促使我们在1985年4月也像在代表大会上，
然后在1987年的一月全会、六月全会上，1988年的二月全会，乃至这次党的代表会
议上那样去提出问题，那么会有人支持我们吗？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会很容易地
被撵出领导层了事。
总之，在已经进行的多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包括借助于公开性和民主化，以及
精神文明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全体人民都在思考国家大事，思考国家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我们已经能够表达清楚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政策，更确切些说，我们已经
建立起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政策。
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
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
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我所设想的那本小册子的大致计划如下：
第一，社会主义性质问题。
如今，当一些社会经济和政治性质的重大措施陆续出台之际，在党内，乃至全
社会对于我们的某些决定、政治措施、经济措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尖锐了。对这个问题增加透明度具有现实意义。为此，必须 ‘清理一下’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观念，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出评估
（哪怕是在主要方面）这一部分应当以改革进程中就这一问题已取得的理论成果的
概括为结语。
第二，改造经济关系。
①克服人与财产的异化。
②生产民主化。计划和管理的改革，合作社等等。
③商品货币关系，市场。
④经济权力下放。
⑤社会公正问题。
第三，民主和社会主义。
①政治体制改革。三权分立、权力下放、新的选举制度、司法独立。
②在一党制条件下保障居民多种利益得以兑现的机制
（公开性、自由选举、监督系统、批评和自我批评、社会组织的新的作用等等）。
③法治国家。
④多民族国家的民主主义。
第四，社会的精神领域．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实施改革。”
现在，我练达得多了，能对小册子的计划作一些重要的补充，使其更加精确。
谁知道呢，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有‘精力’再回到这个尚未实现的计划上来。如果真
有这一天，那我将把这个题目拓展到‘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上去。我此生得出
的结论之一是，未来是由各种不同的伟大思想和相应于这些思想的制度（社会主义
制度、民主、自由主义制度等）与共同的分母——人道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
我的思索，思索……
改革的又一年快结束了。这一年，工作忙碌至极，各种各样的事件层出不穷，
有欢乐的，也有悲伤的。我记得，12月9日，在一家外国报纸上见到一则大标题：
《戈尔巴乔夫：胜利与痛苦》。指的是我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成功的演说，12月
7日，其破坏力异乎寻常的亚美尼亚大地震，都发生在同一天。
很遗憾，时间的流逝比之我们所设想的改革要快得多。有个念头始终让我不得
安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期望的结果一直达不到，阻力是什么，加速改造的潜力
在哪里？
现实生活在催促党，社会整体领会新思想的能力比“先锋队”要强。人民的积
极性越是高涨，这种落后了的感触也就越加强烈。我依然相信苏联共产党有可能获
得新生，但它眼看着在失去一块又一块阵地。党的机构内部有点失魂落魄，已经公
开地表现出对改革核心力量的不满。
我们一直在谈论遏制机制，但从未提到过党。当我独自 一个人的时候，我开
始意识到，这个机制就在党内，党不仅落后了，而且还在抵制将会触及体制的变革。
因为党正是这个体制的支柱。遏制基本上是通过机关去实施的，通过党的机构、国
家机关、经济部门。机关又是什么呢？机关里非党人士就那么几员，屈指可数。要
想毁坏迄今为止尚相当牢固的这一大堆人数达到1800万官员的根基，开始实施精简，
我意识到，这是捅了怎样的一个马蜂窝呀。我也知道，这些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善罢
甘休的。
在与行政指挥体制的斗争中，我所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这方面，我
也相当地担心。有时我会想起表面上看来不怎么起眼的一件小事，那是发生在去克
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时候。在诺里尔斯克的大街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对我说：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想去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意思；不
过，很遗憾，不说还真不行。这已是六年前的事了，我们家房子周围堆着一堆垃圾；
里头有好多金属刨屑，现在还原封未动。鞋子划破了，都不敢放孩子们到院子里去
呀。”
像这样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典型的事件。可怕就可怕在这典型二字。这就是
体制，真是丑陋至极！为了把房子周围的地方打扫清理，竟然还要向总书记、向国
家最高领导叩求，向稍低一点的领导反映就无济于事！使我震惊的还有别的事：一
个普通人在无所不能的官员面前竟命中注定是如此地孤立无援。到底还需要多少时
间才能使人们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尊严呢？做不到这一点，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
我建议诺里尔斯克人要“更加坚定地去对付自己的上司，因为没有他们这些普
通的平民百姓，我是永远也无法将官僚主义者从安乐椅里拉下来的”。但他们怎么
才能在公民的行为方面尽快地成熟起来呢？难道说驯顺的屈从会永远盘踞在他们的
心灵深处吗？不，这不可能。我相信民主化的进程将唤醒人民的觉悟。
代表会议之后我觉得社会上政治和公众的积极性在增长。这一点首先可以从成
百上千个按各种不同的问题（可注意区域特点）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的小组和它们所
从事的活动中看出来。
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巩固了。3月间公开宣布成立了保守的反对派。也有激进的
反对派，我认为，我们在十一月全会上对他们的建设性估计过高了。
正好是那年的秋季，当国内的政治形势尖锐起来的时候，叶利钦返回了积极的
政治活动。11月，他在高级团校发表讲话之后又接受记者的采访，又大吹大擂地声
称要批判宪法和选举法两个法律草案。他已经开始试戴反对派领袖这顶帽子和用雷
鸣般的嗓音和武断的语气为未来民主俄罗斯的思想家们的研究配音了。
11月7日，我收到了他发来的贺电：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请接受我对我国伟大的节日——十月革命七十一周年的祝贺！我深信改革会胜
利，祝愿您通过由您领导的党和全体人民的努力，在我国完全实现列宁所打算并期
望达到的目标。
鲍·叶利钦”
有时候，我觉得，对于改革的意义，国外比国内理解得更好。规模空前的国际
上对亚美尼亚地震遇难的声援便是明证。给人的印象是所有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急
于提供援助。这何啻是人类同情心理的表现，也是一种反映政治意志的行 动。
这里，我也纠正了自己的看法，责怪自己不能公正地对待国人。难道我的每次
出行还不足以说明，我国人民是全力支持改革的吗？他们的不满，那种仍然难以克
服的冷漠，是由他们对各地并未进行认真的改革而气忿难消所致。这说明，我们应
当毫不懈怠地努力工作。
于是，我经常督促我的战友们，自己也竭力利用党和国家“头号人物” 的一切
机会，催促中央各部门，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各机关，报刊……请看1988年底我
的工作日志上的几段文字。
10月12日，主持中央委员会商议租赁承包问题的会议。24日，列宁共产主义青
年团成立七十周年，会见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的青年。11月4日，出席第一家创新商
业银行在莫斯科的揭幕式。12月1日，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苏联最高法院代表就
稳定地区形势问题进行座谈。7日，在联合国发表演说。10日，到达亚美尼亚地震地
区的基罗瓦坎。斯皮塔克，在埃里温召开会议……
自然灾害给即将过去的一年的年终添上了一层凄惨的印痕。但我总还是一个乐
观主义者。当1989年新的一年来临时，我在向苏联人民发表的贺词中特别说到：
“即将来临的一年不会许诺将是没有问题的一年。严重的事情和需要关注的问题不
少。我们要看到，今天应当更加坚定地行动起来，千万不可耍花招，玩小聪明，逃
避困难，苟且偷安。我们并不指望，也不许诺会有‘天赐食物’降临；我们知道，
亟待解决的问题成堆，前进的道路上荆棘丛生。但选择已经作出，改革的航程已经
绘定。苏联人民是支持改革的，这正是我们国家这艘航船将愈加信心百倍地加速前
进的最可靠的保证。”
家庭
我们的家随着我政治仕途的变迁，而主要是随着国家生活的变迁，似乎处于另
外一个需要不小的安全系数和道德力量的坐标系内。这个家庭经受住了命运的变化
不定以及各种各样的打击，实属不易。
起初，说实在的，我们觉得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也不会发生，没有必要毁坏已
经形成了的家庭生活方式。早在初期大家就已经这么说定了，也都表示了同意。赖
莎·马克西莫夫娜对家庭、对维系我们的那个内在世界怀有极其忠诚的感情。记得，
她曾经说过，“我的家何止是我的堡垒，更是我的世界，我的星系”。
莫斯科上层社会那根深蒂固的人际关系系统，我们于1978年重返首都之后，始
终没有再认可它。我们对此的观念有所不同。至少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没有因为市侩
气和所谓 “莫斯科外省主义” 而变得累赘起来。我所指的当然是我们所处的那个
圈子，那个环境。在人们中间我们始终看重的是真诚、自然、彼此尊重和善解人意。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同事们最珍惜的莫过于同志情谊以
及你的工作态度，你怎样“干苦差事”，你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如果需要救助
某个同事，则应无一例外。这些“道德准则” 传给了伊林娜，其实这些准则同女儿、
女婿的个人信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有自己的最高任务：成为本身事业中的职业行
家。在这里，众所周知，任何徇私情都是帮不上忙的。得到职位，得到提升，这是
一回事；成为一个业务素质高超的专家，则是另一回事。所以说，他们的气质是良
好的、健康的。对此我们非常庆幸，而且还希望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中断英语学习。
大家一致同意：什么都不改变，我们依然如故……
什么都不改变？生活始终不会容忍刻板的模式。在我们的情况下，家里的新的
生活方式每天都开始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仍然住在1981年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所住的那幢别墅里。当选为
总书记之后，这也成了问题。因为别墅是不能安排与保证国家元首的活动有关的服
务设施的，而在我国苏共中央总书记就是实质上的国家元首。读者也许会问：不是
还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乃至契尔年科曾经住过和工作过的一些别墅吗？对，
这些别墅并没有消失，但根据政治局的决议，已故的总书记的家属还都继续住在那
里。
切布里科夫建议将正在拉兹多雷村一带兴建的一批别墅中的一幢改建成总书记
的府邸。对原有的设计作了些变更，增加了“保安室”、“战略通信枢纽”、“直
升机起降坪”、“交通和专门技术室”。在主楼里还增设了接待宾客的房间、必要
时可举行政治局会议或其他会议的会议室、为医务人员设置的房间。全家迁进新居
已是事隔一年之后了。如今那里是俄罗斯联邦总统的郊外官邸。
对医务和食品服务的监督加强了，实际上对进入这个家庭的一切，以至与这个
家庭有联系的人都在受监督之列。总而言之，开始了一种真正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而另一方面，报界的关注升温了。且这不仅关乎到我，也波及到赖莎·马克西莫夫
娜，波及到家里的全体成员。我们常常甚至在深夜会聚在一起，简短地谈谈所发生
的一些紧迫的事情、事态、各人的感受。就连保护自己、只接待最亲近的人、保持
家庭的温馨，都颇非易事。
早在我就任总书记的最初几个月，到伊林娜和阿纳托利工作单位去找他们提出
各种问题的人就络绎不绝，其中有莫斯科人，也有从外地甚至从国外前来的人。他
们谈到了关于地方政府滥用职权、受到迫害、因批评而遭打击、请求赦免、分配住
房、帮助治疗重病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事宜。冒出来不少被我“抛弃的” 妻子、母亲、
孩子。还有一些怪人，有的是满脑子的胡思乱想，有的是一大堆不切实际的空想。
显然，伊林娜和阿纳托利没有任何权利解决问题。有时为了回应这些请求，建
议人们应当去找哪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事情到了紧急关头，就打电话到中央
总务部，帮助他们去找也许能办某些事的相关人士。
这时，我们家关心年迈双亲的事情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我母亲依旧一直住在
普里沃利诺耶，常常患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双亲身体也开始衰弱了，他们住
在克拉斯诺达尔。是后辈理应把他们接出来的时候了。1986年6月，我们经受了沉重
的悲痛，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故世了。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是一位罕见的善人，谦恭。勤快、热爱生活。即使
退休了，也不愿意像别人那样成天坐在板凳上，“掷骰子”，闲扯。找了一份力所
能及的工作，每天都去找点活儿干，虽然也不是什么大活儿。有一天，他自己和我
们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他的心脏突然衰弱了。我们把他送进克里姆林宫医院，给
他安装了起搏器，马克西姆·安德列耶维奇的自我感觉有改善。病情好转了，他对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谢谢你，闺女，你给了我又一次生命。”看起来，一切
都挺顺利，但不久他就去了：一次他散步回来，走到家门口，猝然故世。所有亲近
的人都来参加了葬礼。
老人的骨灰安葬在克拉斯诺达尔，他那长久的劳动的一生就是在这儿结束的。
几个月之后，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要求，在墓地上方塑了一座雕像。心地善良
的人们常来墓地照看，为此我们对他们无限感激。
真所谓祸不单行：1986年8月，阿纳托利的父亲去世了，这是我和赖莎·马克西
莫夫娜的亲家。他是死于脑瘤。曾经为他提供了最高水准的医护，请来了神经外科
专家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院士，但也无济于事。
1987年，我们家遇到这么几件事。1月份，伊林娜满30岁。3月间，她又生了个
女儿；而到9月，克谢尼娅上学了。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中摘几则这个孩子
的议论：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去华沙继续会谈。克休莎去送他的时候，请求道：
‘外公，你到安娜·盖尔曼的墓地去一次吧，一定得去。”’
“外公，你在克里姆林宫里算什么人呀？”
“在讲舞蹈艺术课：‘您都不知道他们都说些什么：收腹，收屁股。肚子可以
收起来，那屁股怎么收呀？”’
“玛鲁夏奶奶和舒拉奶奶都要来我们这儿长期作客？” “那又怎么样啦？”
“要是我有了小孩，那他在餐桌上坐哪儿呀？”
这一年的大事还是要数第二个外孙女的出生。伊林娜本想要个男孩，准备给他
起名叫米哈伊尔，可结果生了个女儿。取名阿纳斯塔西娅。这个怪机灵的小不点儿
给全家带来了多少幸福啊。
1988年，1989年，1990年。事情接踵而来，有悲痛的，也有欢快的，就像每个
家庭一样悲欢离合相交而至。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每时每刻都会有与我所处的地
位相关的事情发生。我本人的感受、烦恼、忧虑都会落在全家头上，他们对所发生
的一切，不管是与我有关，还是与国家有关，都会有切肤之感。
总书记夫人
什么都不改变？许多东西还是得改变，得做一些以前可以不去做的事情。这首
先涉及到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我们自身依然如故，包括已经形成的观点、我
们两人的关系、生活的格调都没有变。到1985年，我们的婚姻已有31年的历史。我
们双方在大学年代就作出了选择，并由此决定一切。使我们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是夫
妻关系，同时也有对生活的共同的观点。两人信守平等的原则。生活中忧患与共，
始终如一，并在各个方面彼此帮助。当然，我并不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讲哲学
课，同样她也不越俎代庖替我工作。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工作状况，为胜利一起欢欣，
为失败共同分忧。
我们的生活绝不轻松，但很充实，兴味盎然，与人们的接触甚多，交谊广泛。
自从来到莫斯科后，接触到“上层中” 一些持不同的世界观、许多方面与我们志趣
不同的人，但我们不在此中扎堆，也不骤然改变自我，好在首都既能接受、也能提
供实现人们各种不同的喜好和需求的机会。而我们在莫斯科的气候条件下自我感觉
还相当不坏。“戈尔巴乔夫夫妇” 面对自己的祖国，面对世界，就是以这样的姿态，
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巨细事物的。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于选举我为总书记的看法很明确，她认为尽她所能地给
我以支持是她的责任。我们觉得这样做不仅是极自然的，而且也是很有必要的。在
这一对我们说来是转折的关头，应当遵循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必须在一起。
总书记和他的夫人同时出现在人群中在社会上引起了不亚于改革政策所引起的
反响。
可是实际上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很简单，很平凡：无论是
在国内出行，去国外访问，还是一些礼节性的场合，各类庆祝活动，以至在某座剧
院的演出或者在艺术展览会上，在总书记身旁总有他的夫人陪伴着。只要从健康正
派的角度出发，这一切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这样的镜头会使
人们震惊，当然正反两面的震惊都有。
中央委员会收到不少来信，其中绝大多数是表示赞赏和支持的。但也有对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和我一起出现在包括出行在内的各种场合表示困惑不解，甚至愤慨
的。他们写道：“她算什么，政治局委员吗？！” 最直接了当的答复是： “不是，
是夫人！”但怎么向这些既受到治家传统、又受到 “反对家庭观念” 的人们作解
释呢？甚至在我周围也有些人在撇嘴，尽管他们还是尽量忍着。某些与大众传播媒
介有关系的人建议最大限度地限制，最好是完全去掉有关他夫人的报道（当然，那
是为总书记本人着想）。
西方心理战中心在嗅到焦味之后全力加强了对这件事的渲染，以求损伤苏联领
导人的声誉。西方的无线电中心声称，戈尔巴乔夫夫人企图发挥独立作用，使戈尔
巴乔夫面临重重困难。然后散布谣言说莫斯科正在放映一部暗地拍摄的有关总书记
夫人奇闻轶事和她的嗜好的影片。莫斯科、乌拉尔、西伯利亚的一些政治败类参与
了这出肮脏的闹剧。这次中伤丑剧的组织者的意图在于煽起鄙俗的情感，掀起人们
不接受变革、不相信总书记和他的改革的浪潮。
我目睹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横遭如此诽谤之后的心理感受，力劝她对此不屑
介意。她勇敢地顶住了重负，驮着 “自己的十字架”，一如既往地做了许多在那
些极度艰难的年代意在给我以支持的善事。她并不是简单的配角，也不是总统的影
子。相反，只要哪里有机会，她就会十分机巧地去做那些我根本没有时间、而且也
无法做得像她那样完美的善事。
我每一次出行国内，都要花很多时间去会见平民百姓，同他们座谈。赖莎·马
克西莫夫娜常常一起参加，其他时间则用于她自己的安排。尽管她酷爱名胜古迹、
文物遗址，但她总要特别留出时间去接触百姓，了解民情。几乎每次出行，她都要
去访问工人的家庭和农民的房舍，去访问新老小区，去体察医务机构、生活服务部
门、商店的工作状况，去看看城市和农村的市场。这都说明她那种天生的求知欲和
社会学家的职业兴趣，因为她的全部工作岁月都在把高校的教学与对人们生活条件
的研究结合起来。她的论文也以探索农民的家庭关系和生活关系为题目。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引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最大关注的课题之一。在乌克兰、
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乌兹别克斯坦。摩尔曼斯克以及其他地方的城市里，她都曾与
当地的妇女委员会和妇女组织有过许多接触，其结果就是随后经常不断的托办各种
事务。职业素养和生活经验使她不是简简单单地给我转交事实和印象的清单，而是
与我分享她的思考成果，而且时时提出某些具体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对我
来说实在是不可替代的“社会学原理顾问”。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人们所珍
惜的。
在她的社会活动中，诞生于改革初期的苏联文化基金会占有特殊的地位。创建
这个基金会的思想发动于雅科夫列夫。对此我也是支持的，我建议他们去找我国最
有权威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甚至还点出了某些人的名字。雅科夫列夫的意思是
如果基金会由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领导，可在使基金会开门大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我答应去跟她谈谈，她坚决拒绝，但同时表示准备积极地为基金会干一些公益工作。
基金会正式成立了。利哈乔夫院土当选为主席，总书记夫人、文化界的许多著
名活动家参与工作使这个基金会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了解利
哈乔夫是一位古俄罗斯文学专家，与他有书信往来，她热情支持请他出来领导基金
会。
基金会全力开展工作，对发展本国文化、拓展与境外文化中心的联系发挥了有
益的影响。它的口号是“保护、学习、积累文化，通过文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
道化”。在这一口号庇护下定出了许多目标明确的题目：《方志学上罕见的历史地
域》、《被遗忘的旧名复原》、《伟大的丝绸之路》、《新名字》、《保护和发展
人数偏少的民族的文化》，以及《文化是通向健康和仁慈的桥梁》。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基金会的活动中投人了许多精力。她竭尽全力支持利哈
乔大的工作。而在八月政变之后，利哈乔夫突然投向俄罗斯总统，建议将苏联文化
基金会转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并在其基础上成立俄罗斯文化基金会。这事发生在正
当国家特别需要维护文化空间完整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理解，院士这样做的动机
是什么。直到不久前，当读到他发表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报道时，才在他的字
里行间找到了答案，原来：“诗人应当时时置身君侧。” 真是奇谈！看来，他所做
过的事、他至今所说过的话、我国整个历史都可证明，诗人，而且也不只是诗人，
应当同人民在一起。可这到他这里，却成了君王。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怀着特殊的感情致力于在莫斯科成立廖里赫文化基金会。
我们同斯维亚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妻子杰维卡即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的侄女见了面。我们谈论我们两个国家，谈论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也
免不了讨论哲学问题。我们这位杰出的同胞居然也十分专注地留意着苏联境内发生
的变化。并热烈地祝贺这些变化。现在，我们这些善良的朋友都已经不在世了，他
们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
慈善事业这一概念重返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功劳应归文化基金会。赖莎·马克
西莫夫娜为此也出过许多力。她特别关注的对象是中央共和国的儿童医院，在那里
治疗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区的重病儿童患者。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访问过切尔诺贝利、白俄罗斯那些受辐射污染的地区之
后负责管理我们成立的一个名为“世界血液学为孩子服务” 的协会，协会的宗旨是
为患白血病的孩子作治疗。让我来摘录一段亚历山大·鲁缅采夫教授的话：“三年
前，当时苏联还存在，我给总统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谈
及了儿童血液学的状况，在这一医疗领域中的惨祸，并提出了具体计划……三天之
后，我应邀去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里，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12月，
来了第一笔款项。计有 10万美元。” 这是我的稿费所得，此事我已通报了全苏版
权协会。情况还刚起了个头。
后来，当我已经离开总统职位之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与那些同我们一
起开始从事具有重大意义的人道主义事业的人没有中断联系。通过戈尔巴乔夫基金
会我们和许多国家的公民有了接触，请他们为孩子提供援助。对此作出回应的有美
国、德国、奥地利、加拿大、荷兰等国的社会人士。结果是1993年初在莫斯科开办
了一家骨髓移植分院，现在这里治疗的孩子达到白血病儿童患者的近70％。
我已说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所研究的是妇女问题。她常常会见《女工》和
《农妇》两家杂志编辑部的人员。参加会晤国际妇女界人士，包括参加莫斯科代表
会议。她曾接触过的女界名士有：卓姬·普霍娃、加林娜·谢苗诺娃，普希金博物
馆馆长伊林娜·安东诺娃、娜塔利娅·萨茨、叶连娜·罗曼诺娃、奥莉加·列佩申
斯卡妮、纳尼·布列格瓦泽，院士科学家娜塔利姬·别赫捷列娃和柳博芙·马拉，
医学博士马林娜·拉赫曼诺娃，音乐指挥加林娜·伏尔切克等等。至今还保留着好
几十只公文夹，里面装的都是给她的来信。我准备把这一切全部整理出来，但什么
时候能开始干，我也说不清楚。
作为党和国家首脑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理应为国际妇女的节日举行国家
级规格的招待会。她竭力要使这成为应邀妇女的真正的节日，那天的活动有音乐会、
展览、颇有意义的会晤。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礼节性事务、参加接待外国领导人方面耗费的时间不少。
应当使我国至今仍带有老传统格调的礼仪工作现代化起来。这当然是属于外交部的
事情，但即使在这方面她的监督也总是有益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陪伴我正式出
访各国时，总是以极大的责任感尽力做好代表国家的工作。她和我一样，都把力求
庄重尊严地去完成命运赋予我们的使命放在第一位。
因此，我们不能不惊奇地、抑或甚至是气愤地拒绝接受对我们的关系、行动、
生活方式的任何臆测。某些人对于我们俩形影不离觉得奇怪，感到吃惊。可这是我
们整个一生的行动准则。我们的命运、勃勃生机、甚至外貌也会引起某些人的病态
的阴暗的忌妒。是大自然把我们“粘成” 这个样子的。有人以为，我们的生活似乎
是一则神话，是十十足足的享受。然而，这是一种沉重的、但又是幸福的劳动，因
为我们深受崇高目标所鼓舞。
1994年秋，我们的婚期满41年了。这正好与俄罗斯事件的悲剧性发展相重合。
时间不让我们去庆祝。我们就坐一坐，说说话。我们回忆起婚后我们在圆柱大厅迎
接1954年新年的情景。音乐奏着，我们的感觉异常美妙；周围似乎什么人也没有，
什么东西也没有。忽然，在某个时刻华尔兹竟如此使我们醉心，以致我们居然没有
发觉，大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是呀，现在我感到的是忧伤：岁月在流逝。
史学家们酷爱在归属他们的“天地”里保持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如今他们正
在就改革的分期问题展开争论：这改革该是始于1985年的3月呢，还是某个稍晚一些
的日期？我曾经讲过，我之所以执掌权力是因为我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而
且竭力表明，事情不能只局限于发表“意向性的声明”。1985～1988年间，为了使
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所起色，人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进行了从根本上改革经济的第一次尝试。
实际上，直到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才出现真正的转折，此后改革才开始具
有不可逆转的性质。采取这一决定性步骤，既有经济改革明显受阻的缘由，也为社
会舆论激化所驱动。
对改革的信念
大家都迫切感到需要对过去所经历的一切进行认真的反思，哪怕作出一个过渡
性的结论也好；主要是应该对未来有明晰的构想。渐渐地我想写一部有关改革的书
的意念成熟起来了。起初，我竭力驱赶这一想法，但它反反复复地显现于我的脑际，
而且轮廓越来越清晰。这部未来之作的总体结构，它的章节已经勾勒出来，我的笔
记本上也已写满了各种素材，包括怎样陈述某一个命题的构思。最终，我决定把自
己的构想向我身边的同事们作一番倾诉。
应当说，这一构想并未得到热诚的支持。弗罗洛夫建议不必出书，写一组演讲
材料足矣。多勃雷宁和雅科夫列夫认为，可以交出版社印一本我的文集。对这些意
见我不反对，但总觉得就具体问题写就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无法替代我跟同事们
议论的大题目，其中还有我跟外国政治家谈话的内容；要是不出书，诸如改革的思
想是怎样产生的，我对这一概念注人了哪些内容，都将为广大群众所不知。梅德韦
杰夫提出的意见最富实质性，基本上我都接受了。其他人则以溢美之辞居多。
我的第一本书非常成功。它赢得了广泛的反响，许多国家竟相出版。我把稿酬
用于慈善目的，包括捐献给为援助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遭地震的难民而设的基金
会。再补充一句，我将所得的诺贝尔奖和菲乌吉奖的款项（总额在一百万美元以上）
均作了捐赠。我还为俄罗斯联邦卫生部所属的儿童医院，为布良斯克、乌克兰、白
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的医院捐过数目可观的款项，那些医院里都有切尔
诺贝利事故的受害人在作治疗；还有一部分稿酬我交了党费。
对这本书的反应实可谓是一张石蕊试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世界变得成熟起
来了，在朝好的方向转化，人们期待着变革。虽然外国的某些爱挑剔的职业评论家
批评此书在叙述材料时“不经心”，对某些题材的论述言犹未尽，但总的来说，它
还是被认可了。当然，对待这本书的态度不会等同于一般的出版物：它毕竟是改革
首创人的宣言嘛。
叶利钦事件
10月21日，在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的中央全会上，发生了
一起与叶利钦有关的事件。通常，周年纪念日的报告是不用召集全会讨论的。从会
场的反应看，与会者的情绪也都认为这一次同样没有必要就此展开争论。全会由利
加乔夫主持，他把这事交付大会表决。叶利钦举手，但利加乔夫没有理睬，我觉得
其实他是看到的。我只得干预，我轻声地对他说：“我看叶利钦有话要说……”于
是，利加乔夫让他发言。
起初，叶利钦说，七十周年的那份报告，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多次了，他也提过
建议，其中有些意见受到重视，因此他今天没有什么好说了（“我完全支持这份报
告”）。随后他转到“当前形势”上来。他的论断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分析了十
月革命后的历史，看到社会经受了何等样的悲剧，这些情状终究是发生了的。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民主，由于个人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所造成的。而之所以
会出现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是集体领导的体制逐步遭到破坏的缘故。全部权力
只在一个人手里，他不受任何批评，这一教训我们应当记取。目前，政治局里还没
有这类现象，但某些同志已在开始吹捧总书记。当我们正在党内营造同志式的民主
作风的时刻，这是尤其不能容许的。应当防止坏风气的蔓延。
接着，叶利钦提到了改革遇到的诸多困难问题。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二三年
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他说，这种大肆渲染而又毫无根据的许诺尔
后会使人失望和愤恨的。最后，他发表了一则耸人听闻的声明：由于各种原因，他
在政治局里没有得到工作。这说明他经验不足，还有其他的情况，但主要原因是得
不到支持，尤其得不到利加乔夫的支持。根据这些原因，他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
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对此能说些什么呢？要说叶利钦当时提出的问题涉及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工作
中的“不健康现象”，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展开来认真讨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但他那最后通碟式的做法和整个发言的口气招致了激烈的反响，于是开始了并非事
先安排的争论。发言都是自发的，事先没有准备，说话带情绪，很尖锐，可也真够
这位“反专制战士”受的。许多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
“虚荣心太强了”。工人扎通斯基登上讲台，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这里干吗要故弄玄虚呢？叶利钦这样提出问题是没有道理的。他太自
负了，受委屈啦，以为人家瞧不起他，我说句工人爱说的实在话，无非自己想进政
治局当官。”
话当然很难听，不过也不无道理。我曾经听到过有关叶利钦的感受的一些说法，
说戈尔巴乔夫让首都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呆在澡堂的脱衣间（政治局候补委员），说
这种安排会影响他工作中的权威性和坚定性。而且，据说，当时政治局内f部还保留
着过去遗留下来的“乳齿象和大恐龙”（乳齿象和恐龙都是古生物，这里意指党内
那些有权势的大人物。），关于将这些庞然大物请走一事，叶利钦曾于9月12日给我
写过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克里米亚休假。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早先我对叶利钦颇有好感。他的麻利、泼辣给我留有深
刻印象，尽管当时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言行激进的人只有在他能够格守
分寸、有自知之明、并善于自我控制的情况下才称得上优秀分子。
我再重复一遍，他完全有权提出更新政治局的人员和书记处工作不力的问题，
也完全有权关注对总书记进行“吹捧”的问题，如果正如他所说，确有事实依据的
话。我们可以讨论，改革究竟给了人民什么好处，改革应该保持怎样的速度，实际
上围绕这些问题眼下不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争论吗？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而且也应
该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开展争论，而如果他只是以追求真理为出发点，我们是完全
可以达成一致的。
可是，在他内心自尊受过刺激。有人在全会上指出，他的虚荣心和对权力的嗜
求已经严重地膨胀。时间会证实这一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他迈出这一步。我
曾经说过，叶利钦在莫斯科一定会遇到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想象不到的困难。他
觉得，关键是要控制住权力的新阵地，用自己的亲信去巩固这些阵地，然后像我们
这里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再以强有力的手段去建立起秩序！
可事与愿违。在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之后，我们的高层领导意识到他们的
切身利益开始受到触犯，于是起来抵制，而且方法十分巧妙，手段相当狡黠。而叶
利钦，在我看来，处在了这场斗争的中心，因为旧体制的庞杂结构在各城市、各共
和国、各加盟共和国的种种利益正是在首都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的。
为了对付这些人，他准备起用党的组织和莫斯科本地人，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对
的。但他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带有平民党的性质。他一会儿突
然出现在工厂里，带上企业领导人，把他领到工人食堂，就在那里搞一场当众分发
活动，自己扮演保护神的角色，而企业领导人就成了恶魔。一会儿乘上公共汽车或
者电车，跑到商店或者门诊部，于是第二天这条新闻在莫斯科闹得满城风雨。在莫
斯科人欣喜若狂的掌声中，他许诺大家要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住房、商业、医疗和日
常服务问题。他向人们展示在首都周围要兴建肉类加工厂和乳品生产厂的美丽图景，
这些企业的建成将一劳永逸地解决香肠和酸奶长期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所有这一切
都被莫斯科的报刊、广播和电视炒作得沸沸扬扬。对党务工作的新的形式的探索也
带有做给人看的性质，比如，市委召集会议往往会安排在夜间11点或者12点。
他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应当汇报工作结果。离要求写出这份报告的时间越来越
近了，而实际上局面却毫无改观，所有的许愿都是空中楼阁。我们竭尽全力支持他，
政治局、政府、党的中央委员会都作出决定，从财政、粮食、干部等方面给莫斯科
以支援，但首都的状况未见多少改善。
叶利钦焦躁起来了，显得张惶失措，行政事务杂乱无章。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成天都在训斥人，把他号召过的发展民主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也许，主要的结论
应该是当时的叶利钦已经不是什么改革家了。日常事务缠身，抱残守缺，尤其是很
难同他齐心共事。就个人的素质而言，像他这样的人更适合于‘’急风骤雨和强攻
式”的时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他的职业环境，出于那些永无休止的会战式
的工作惯例。我们的建筑人员会不惜任何代价把某项工程交付出去，可往往还留下
隐患，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竣工，完全是蒙混哄骗的勾当。也许深感在莫斯科拿不
出什么政绩而使人们不满情绪日盛一日，而面对这种局面他又无能为力，这种感觉
使他的心态失去平衡，整日价如坐针毡。；不过，关于所有这一切，后来我又反复
寻思过。经过仔细琢磨我终于看清了叶利钦是自己选择走这条路的。十月全会对他
来说是一条界线，当时他所作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他后来的发展。
我从全会的主席团位置上观察叶利钦，看出他内心的变化。从他脸上也能读到
一种奇异的混合体：顽强固执、犹豫动摇、懊悔沮丧。这便是所有喜怒无常者独具
的性格特征。发言者，包括昨天还在对他阿谀奉承的那些人，都在猛烈地、无情地
敲打他，我们这里长于此道者的确大有人在。形势有点紧张。有人提出要求，不仅
要免除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要立即将他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当时我说：
“让我们来听听叶利钦本人的意见吧。希望他能讲讲他对中央委员们的发言抱
什么态度。”
“不需要了，一切都已明朗。”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
但我坚持要给叶利钦讲话的机会。我觉得既然已经在党内实行民主化，那就应
当从中央委员会做起。叶利钦走上讲台，开始讲话，但话讲得不连贯，他承认自己
有错误。我抛给他一只“救生圈”，建议他再作考虑并撤销退休声明。他不接受帮
助，而且非常神经质地说：
“不，我仍然请求解除我的职务。”
全会通过的决议有两点内容。第一点是对叶利钦的发言作出评价；第二点责成
政治局同市委一起分析一下形势，并解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全会到此结束。事隔10天，10月31日，叶利钦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十月革
命七十周年报告的最后一稿。当请他发言时，他侃侃而谈，说在改革的最初阶段，
我们加快了速度，而现在这样的速度已经失掉了。那时，人民对转轨的准备是很充
分的，但我们承担得太多，有些方面是失算了。1986年中“又有了相当的进展，而
我出子自负，出于自尊心（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回避了同利加乔夫、拉祖莫夫斯基、
雅科夫列夫的正常合作。但市委的同志们没有抛弃我，尽管他们也指摘我的做法，
但还是请我留下来”。
他请求市委书记们在他不出席的情况下开会。市委会认为，叶利钦的做法和他
的发言是错误的，他的这些言行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书记们抱怨他并不认为遇事
应当先与同志们商量，并建议他撤回辞职声明，继续工作。
11月3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他给我寄来一封短信，信中写了市委上
述的意见；同时请求给他机会继续工作，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根本无法
理解他的行为的逻辑。谁也无权撤销全会的决议。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西方媒
体有人伪造叶利钦发言的版本，这一伪制品的各种翻版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叶利
钦本人对此不作任何驳斥。他显然已经开始自诩为“人民英雄”了。在这种条件下，
试图侥幸地解决问题，至少是奇怪的想法。
我把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全都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了叶利钦的信，所有到
场的人一致表示：必须按全会决定办。随后我打电话给叶利钦，告诉他政治局委员
的意见是把问题提到市委全会去。谈话中我把这几天积累起来的全部内容都告诉了
他。
11月9日，记得好像是上午，我得到报告，说莫斯科市委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在
休息室发现叶利钦满身是血。此刻一个以恰佐夫为首的医生小组正在那里救护。很
快事情明朗化了。叶利钦用办公室的剪刀假装自杀，他的这些做法不可能有别的解
释。照医生的意见，伤势对生命不构成任何危险，剪刀顺肋骨划了一下，留下一道
血痕。叶利钦已经送医院了。医生尽心竭力，以求不让这不算什么趣闻的轶事张扬
开去。还有一种说法：叶利钦坐在休息室一张桌子旁，突然失去知觉，倒在桌子上，
极偶然地被拿在他手上的一把剪子划破了。这则神话，叶利钦本人也感到不满意。
大约二年以后，又有一则神话流传开来，说是有一天夜间他在马路上遭到未遂谋害。
有两个流氓手握芬兰刀，向他冲来，他当然用力推开他们，就像扔掉两只小猫一般，
但还是受到了剪伤。这则神话听起来多么英雄呀。在此以前我已经领教过叶利钦编
故事的能耐了。
11月9日，我又得把政治局委员紧急召集起来。医生再次确认伤势对生命和健康
无任何危险。他的状况已经平静下来。在讨论过整个情况之后，决定应该即刻提出
叶利钦的工作问题。我亲自打电话同他谈话。为了避免对他说来不太愉快的那个话
题，我开门见山地说，全部情节我都已了解，对事情的原委也清楚了。所以要定个
日子，开一次莫斯科市委的全体会议。
我觉得，他多少有些失态。他说：
“干吗这么仓促？医生还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
“医生给你开药是让你稳定下来，也是对你的鼓励。拖延不开全会是没有道理
的。就这样莫斯科也已经谣言满天飞了，有关于你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也有关于
你的身体状况的。”
“那以后我干什么呢？”
“我们会考虑的。”
“要不我干脆退休吧？”
“我不这么想，你还不到年龄嘛。你还应该工作，再工作。”我答道。
在我们刚开始谈话时，我觉得叶利钦竭力想赢得时间，他拼命在寻找下一步行
动的预案。后来，当我们谈及他有可能去国家建委任职、按部长级作安排时，谈话
就具有务实性了。
“这是退出政治舞台吗？”他自问自答地这么说。
我说，“现在不能让你回到大政治的圈子里去，可部长是政府成员，你还是苏
共中央委员嘛。往后我们再看一段时间。生活仍在继续。你就准备召开市委全体会
议吧”。
莫斯科市委全会于11月12日召开。跟我一起去出席会议的有利加乔夫和扎伊科
夫。会议的气氛很沉重。叶利钦在凌辱他的同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方面是个大行家。
他奚落起人来又凶狠，又歹毒，多数还是受冤枉的。而这会儿可轮到他得报应了。
许多发言人的动机很明显带有报复和幸灾乐祸的成分。我记得普罗科菲耶夫的发言
极其尖锐，他讲得很长，讲他在市执行委员会工作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一切
给人留下了沉重的感觉。在全会上叶利钦表现得很克制，据我看，像个男子汉。
从一开始我就力求不要使“叶利钦事件”成为丑闻，按照正在中央、党内、国
内逐渐形成的新的气氛来解决。因此，在政治局提出公布莫斯科市委全会上的发言，
包括我的发言时，我建议：在会上谈到叶利钦个人问题时，话应当说得准确些，不
要把他的一生和他的活动完全否定。
我的意见受到支持，会场上“对！对！就该这么办……”响成一片。
全会委托雅科夫列夫、拉祖莫夫斯基和博尔金根据这一精神审定一份由市委起
草的供发表的文稿。可后来谣言传开了，把整个这个情节描写成对人民捍卫者的迫
害。应该认为这些谣言与叶利钦本人有关，也与已经将他吹捧为民主派领袖的那些
人有关。
莫斯科市委全会之后，有一段时间叶利钦继续作治疗，接着便去休假。1988年
1月14日，他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按部长级待遇）。他依旧是政治局
候补委员，还参加过若干次政治局会议。直到二月全会才解除他的这项职务。后来，
同事们曾多次责怪我，说我没有把事情做彻底。他们说：“应该把他清除出中央委
员会，把他流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既然你那么怜悯他，那就派他去
海外当大使。这样他也就到头了。”有多少次人们这样说我：“您得承认，这可是
您．最大的失算啊！”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整人不符合我的性格，更何况这样做是违背我竭力要在党
内推行的那种人际关系的精神的。对叶利钦作出重新任命的决定，我的出发点是确
信我们的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同志关系的基础之上。对于他，我一点也不反感，更谈
不上什么仇恨之心。即使到了他在政治斗争过程中开始用最低级的言词指责我，侮
辱我，他也没能把我拖进这类叫骂争吵中去。
第十二章 事业与思考
总书记的假期怎么过
8月1日我去休假，像往常一样去克里米亚。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样休息的？
在空闲时间干些什么？这里试着用1988年夏季作例子，来展示一下苏共中央总书记
的假期是怎么过的。其实，当我处在这个职位上时和其他人区别不大。
夏日在海边与冬季不同（我记起了一月的皮聪达，位于格鲁吉亚境内黑海沿岸
疗养胜地。），不怎么想安排工作。灼热的阳光，秀美的大海。我喜欢游泳，而且
要游很长时间，往往要游得筋疲力尽，暂时把一大堆牵挂弃之脑后。随后，坐在岸
上，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望着平静的海面，听着波浪懒洋洋地冲刷
岸边卵石的声音。
这样过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就会产生时间在白白浪费掉的感觉，于是就要
设法去弥补了。这一次，我在考虑，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我开始口授改组党的机构的想法。我把向全会提交的有关民族政策的建议书分
送雅科夫列夫、斯柳尼科夫、马斯柳科夫、拉祖莫夫斯基、卢基扬诺夫，请他们多
做些工作。我又请尼科诺夫、马斯柳科夫、穆拉霍夫斯基、马尔丘克和全苏列宁农
业科学院院长A．尼科诺夫介绍一下全会对农业问题的构想。
但所有这些都是日常事务，把仅有的一个月时间花费在这上面实在是一种浪费，
因为这时候没有什么硬性的规章束缚你，你可以脱离开局部性的细节，如敖德萨
（乌克兰境内黑海沿岸城市。）人所说的去“思考生活”。实际上，每次例行的假
期我都事先计划好要做一件对自己说来很重要的思想性的工作，做这类工作必须具
备环境幽雅、能集中精力这两个条件。1988年，当今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是一个很有
现实意义的题目。由于这个题目的争辩在代表会议之后具有广泛性，我起初想写一
本小册子，但这本书一直没有问世。不过，回忆一下当时我是怎样理解这些问题的
倒也很有意思。下面从笔录中摘取一些片断。
“据我设想，如今这本小册子比之其他许多东西来重要得多。为什么呢？现在
改革在许多方面显得很凌乱。起初，有过一系列首尾相接的步骤。实施公开性，着
手搞社会民主化，通过试点为中央六月全会作准备，大家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经
济改革。但道德问题变得相当严重，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下子什么都齐备了，都配
套了，都考虑得很周到了。现实生活提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就得设法去解决。
要想找到作为停滞状态特征的诸多现象的根子，就得返回到过去，对之作出分析，
从中汲取教训。
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因为促使我们在1985年4月也像在代表大会上，
然后在1987年的一月全会、六月全会上，1988年的二月全会，乃至这次党的代表会
议上那样去提出问题，那么会有人支持我们吗？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会很容易地
被撵出领导层了事。
总之，在已经进行的多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包括借助于公开性和民主化，以及
精神文明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全体人民都在思考国家大事，思考国家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我们已经能够表达清楚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政策，更确切些说，我们已经
建立起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政策。
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
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
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我所设想的那本小册子的大致计划如下：
第一，社会主义性质问题。
如今，当一些社会经济和政治性质的重大措施陆续出台之际，在党内，乃至全
社会对于我们的某些决定、政治措施、经济措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尖锐了。对这个问题增加透明度具有现实意义。为此，必须 ‘清理一下’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观念，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出评估
（哪怕是在主要方面）这一部分应当以改革进程中就这一问题已取得的理论成果的
概括为结语。
第二，改造经济关系。
①克服人与财产的异化。
②生产民主化。计划和管理的改革，合作社等等。
③商品货币关系，市场。
④经济权力下放。
⑤社会公正问题。
第三，民主和社会主义。
①政治体制改革。三权分立、权力下放、新的选举制度、司法独立。
②在一党制条件下保障居民多种利益得以兑现的机制
（公开性、自由选举、监督系统、批评和自我批评、社会组织的新的作用等等）。
③法治国家。
④多民族国家的民主主义。
第四，社会的精神领域．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实施改革。”
现在，我练达得多了，能对小册子的计划作一些重要的补充，使其更加精确。
谁知道呢，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有‘精力’再回到这个尚未实现的计划上来。如果真
有这一天，那我将把这个题目拓展到‘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上去。我此生得出
的结论之一是，未来是由各种不同的伟大思想和相应于这些思想的制度（社会主义
制度、民主、自由主义制度等）与共同的分母——人道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
我的思索，思索……
改革的又一年快结束了。这一年，工作忙碌至极，各种各样的事件层出不穷，
有欢乐的，也有悲伤的。我记得，12月9日，在一家外国报纸上见到一则大标题：
《戈尔巴乔夫：胜利与痛苦》。指的是我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成功的演说，12月
7日，其破坏力异乎寻常的亚美尼亚大地震，都发生在同一天。
很遗憾，时间的流逝比之我们所设想的改革要快得多。有个念头始终让我不得
安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期望的结果一直达不到，阻力是什么，加速改造的潜力
在哪里？
现实生活在催促党，社会整体领会新思想的能力比“先锋队”要强。人民的积
极性越是高涨，这种落后了的感触也就越加强烈。我依然相信苏联共产党有可能获
得新生，但它眼看着在失去一块又一块阵地。党的机构内部有点失魂落魄，已经公
开地表现出对改革核心力量的不满。
我们一直在谈论遏制机制，但从未提到过党。当我独自 一个人的时候，我开
始意识到，这个机制就在党内，党不仅落后了，而且还在抵制将会触及体制的变革。
因为党正是这个体制的支柱。遏制基本上是通过机关去实施的，通过党的机构、国
家机关、经济部门。机关又是什么呢？机关里非党人士就那么几员，屈指可数。要
想毁坏迄今为止尚相当牢固的这一大堆人数达到1800万官员的根基，开始实施精简，
我意识到，这是捅了怎样的一个马蜂窝呀。我也知道，这些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善罢
甘休的。
在与行政指挥体制的斗争中，我所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这方面，我
也相当地担心。有时我会想起表面上看来不怎么起眼的一件小事，那是发生在去克
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时候。在诺里尔斯克的大街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对我说：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想去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意思；不
过，很遗憾，不说还真不行。这已是六年前的事了，我们家房子周围堆着一堆垃圾；
里头有好多金属刨屑，现在还原封未动。鞋子划破了，都不敢放孩子们到院子里去
呀。”
像这样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典型的事件。可怕就可怕在这典型二字。这就是
体制，真是丑陋至极！为了把房子周围的地方打扫清理，竟然还要向总书记、向国
家最高领导叩求，向稍低一点的领导反映就无济于事！使我震惊的还有别的事：一
个普通人在无所不能的官员面前竟命中注定是如此地孤立无援。到底还需要多少时
间才能使人们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尊严呢？做不到这一点，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
我建议诺里尔斯克人要“更加坚定地去对付自己的上司，因为没有他们这些普
通的平民百姓，我是永远也无法将官僚主义者从安乐椅里拉下来的”。但他们怎么
才能在公民的行为方面尽快地成熟起来呢？难道说驯顺的屈从会永远盘踞在他们的
心灵深处吗？不，这不可能。我相信民主化的进程将唤醒人民的觉悟。
代表会议之后我觉得社会上政治和公众的积极性在增长。这一点首先可以从成
百上千个按各种不同的问题（可注意区域特点）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的小组和它们所
从事的活动中看出来。
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巩固了。3月间公开宣布成立了保守的反对派。也有激进的
反对派，我认为，我们在十一月全会上对他们的建设性估计过高了。
正好是那年的秋季，当国内的政治形势尖锐起来的时候，叶利钦返回了积极的
政治活动。11月，他在高级团校发表讲话之后又接受记者的采访，又大吹大擂地声
称要批判宪法和选举法两个法律草案。他已经开始试戴反对派领袖这顶帽子和用雷
鸣般的嗓音和武断的语气为未来民主俄罗斯的思想家们的研究配音了。
11月7日，我收到了他发来的贺电：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请接受我对我国伟大的节日——十月革命七十一周年的祝贺！我深信改革会胜
利，祝愿您通过由您领导的党和全体人民的努力，在我国完全实现列宁所打算并期
望达到的目标。
鲍·叶利钦”
有时候，我觉得，对于改革的意义，国外比国内理解得更好。规模空前的国际
上对亚美尼亚地震遇难的声援便是明证。给人的印象是所有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急
于提供援助。这何啻是人类同情心理的表现，也是一种反映政治意志的行 动。
这里，我也纠正了自己的看法，责怪自己不能公正地对待国人。难道我的每次
出行还不足以说明，我国人民是全力支持改革的吗？他们的不满，那种仍然难以克
服的冷漠，是由他们对各地并未进行认真的改革而气忿难消所致。这说明，我们应
当毫不懈怠地努力工作。
于是，我经常督促我的战友们，自己也竭力利用党和国家“头号人物” 的一切
机会，催促中央各部门，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各机关，报刊……请看1988年底我
的工作日志上的几段文字。
10月12日，主持中央委员会商议租赁承包问题的会议。24日，列宁共产主义青
年团成立七十周年，会见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的青年。11月4日，出席第一家创新商
业银行在莫斯科的揭幕式。12月1日，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苏联最高法院代表就
稳定地区形势问题进行座谈。7日，在联合国发表演说。10日，到达亚美尼亚地震地
区的基罗瓦坎。斯皮塔克，在埃里温召开会议……
自然灾害给即将过去的一年的年终添上了一层凄惨的印痕。但我总还是一个乐
观主义者。当1989年新的一年来临时，我在向苏联人民发表的贺词中特别说到：
“即将来临的一年不会许诺将是没有问题的一年。严重的事情和需要关注的问题不
少。我们要看到，今天应当更加坚定地行动起来，千万不可耍花招，玩小聪明，逃
避困难，苟且偷安。我们并不指望，也不许诺会有‘天赐食物’降临；我们知道，
亟待解决的问题成堆，前进的道路上荆棘丛生。但选择已经作出，改革的航程已经
绘定。苏联人民是支持改革的，这正是我们国家这艘航船将愈加信心百倍地加速前
进的最可靠的保证。”
家庭
我们的家随着我政治仕途的变迁，而主要是随着国家生活的变迁，似乎处于另
外一个需要不小的安全系数和道德力量的坐标系内。这个家庭经受住了命运的变化
不定以及各种各样的打击，实属不易。
起初，说实在的，我们觉得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也不会发生，没有必要毁坏已
经形成了的家庭生活方式。早在初期大家就已经这么说定了，也都表示了同意。赖
莎·马克西莫夫娜对家庭、对维系我们的那个内在世界怀有极其忠诚的感情。记得，
她曾经说过，“我的家何止是我的堡垒，更是我的世界，我的星系”。
莫斯科上层社会那根深蒂固的人际关系系统，我们于1978年重返首都之后，始
终没有再认可它。我们对此的观念有所不同。至少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没有因为市侩
气和所谓 “莫斯科外省主义” 而变得累赘起来。我所指的当然是我们所处的那个
圈子，那个环境。在人们中间我们始终看重的是真诚、自然、彼此尊重和善解人意。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同事们最珍惜的莫过于同志情谊以
及你的工作态度，你怎样“干苦差事”，你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如果需要救助
某个同事，则应无一例外。这些“道德准则” 传给了伊林娜，其实这些准则同女儿、
女婿的个人信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有自己的最高任务：成为本身事业中的职业行
家。在这里，众所周知，任何徇私情都是帮不上忙的。得到职位，得到提升，这是
一回事；成为一个业务素质高超的专家，则是另一回事。所以说，他们的气质是良
好的、健康的。对此我们非常庆幸，而且还希望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中断英语学习。
大家一致同意：什么都不改变，我们依然如故……
什么都不改变？生活始终不会容忍刻板的模式。在我们的情况下，家里的新的
生活方式每天都开始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仍然住在1981年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所住的那幢别墅里。当选为
总书记之后，这也成了问题。因为别墅是不能安排与保证国家元首的活动有关的服
务设施的，而在我国苏共中央总书记就是实质上的国家元首。读者也许会问：不是
还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乃至契尔年科曾经住过和工作过的一些别墅吗？对，
这些别墅并没有消失，但根据政治局的决议，已故的总书记的家属还都继续住在那
里。
切布里科夫建议将正在拉兹多雷村一带兴建的一批别墅中的一幢改建成总书记
的府邸。对原有的设计作了些变更，增加了“保安室”、“战略通信枢纽”、“直
升机起降坪”、“交通和专门技术室”。在主楼里还增设了接待宾客的房间、必要
时可举行政治局会议或其他会议的会议室、为医务人员设置的房间。全家迁进新居
已是事隔一年之后了。如今那里是俄罗斯联邦总统的郊外官邸。
对医务和食品服务的监督加强了，实际上对进入这个家庭的一切，以至与这个
家庭有联系的人都在受监督之列。总而言之，开始了一种真正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而另一方面，报界的关注升温了。且这不仅关乎到我，也波及到赖莎·马克西莫夫
娜，波及到家里的全体成员。我们常常甚至在深夜会聚在一起，简短地谈谈所发生
的一些紧迫的事情、事态、各人的感受。就连保护自己、只接待最亲近的人、保持
家庭的温馨，都颇非易事。
早在我就任总书记的最初几个月，到伊林娜和阿纳托利工作单位去找他们提出
各种问题的人就络绎不绝，其中有莫斯科人，也有从外地甚至从国外前来的人。他
们谈到了关于地方政府滥用职权、受到迫害、因批评而遭打击、请求赦免、分配住
房、帮助治疗重病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事宜。冒出来不少被我“抛弃的” 妻子、母亲、
孩子。还有一些怪人，有的是满脑子的胡思乱想，有的是一大堆不切实际的空想。
显然，伊林娜和阿纳托利没有任何权利解决问题。有时为了回应这些请求，建
议人们应当去找哪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事情到了紧急关头，就打电话到中央
总务部，帮助他们去找也许能办某些事的相关人士。
这时，我们家关心年迈双亲的事情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我母亲依旧一直住在
普里沃利诺耶，常常患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双亲身体也开始衰弱了，他们住
在克拉斯诺达尔。是后辈理应把他们接出来的时候了。1986年6月，我们经受了沉重
的悲痛，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故世了。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是一位罕见的善人，谦恭。勤快、热爱生活。即使
退休了，也不愿意像别人那样成天坐在板凳上，“掷骰子”，闲扯。找了一份力所
能及的工作，每天都去找点活儿干，虽然也不是什么大活儿。有一天，他自己和我
们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他的心脏突然衰弱了。我们把他送进克里姆林宫医院，给
他安装了起搏器，马克西姆·安德列耶维奇的自我感觉有改善。病情好转了，他对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谢谢你，闺女，你给了我又一次生命。”看起来，一切
都挺顺利，但不久他就去了：一次他散步回来，走到家门口，猝然故世。所有亲近
的人都来参加了葬礼。
老人的骨灰安葬在克拉斯诺达尔，他那长久的劳动的一生就是在这儿结束的。
几个月之后，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要求，在墓地上方塑了一座雕像。心地善良
的人们常来墓地照看，为此我们对他们无限感激。
真所谓祸不单行：1986年8月，阿纳托利的父亲去世了，这是我和赖莎·马克西
莫夫娜的亲家。他是死于脑瘤。曾经为他提供了最高水准的医护，请来了神经外科
专家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院士，但也无济于事。
1987年，我们家遇到这么几件事。1月份，伊林娜满30岁。3月间，她又生了个
女儿；而到9月，克谢尼娅上学了。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中摘几则这个孩子
的议论：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去华沙继续会谈。克休莎去送他的时候，请求道：
‘外公，你到安娜·盖尔曼的墓地去一次吧，一定得去。”’
“外公，你在克里姆林宫里算什么人呀？”
“在讲舞蹈艺术课：‘您都不知道他们都说些什么：收腹，收屁股。肚子可以
收起来，那屁股怎么收呀？”’
“玛鲁夏奶奶和舒拉奶奶都要来我们这儿长期作客？” “那又怎么样啦？”
“要是我有了小孩，那他在餐桌上坐哪儿呀？”
这一年的大事还是要数第二个外孙女的出生。伊林娜本想要个男孩，准备给他
起名叫米哈伊尔，可结果生了个女儿。取名阿纳斯塔西娅。这个怪机灵的小不点儿
给全家带来了多少幸福啊。
1988年，1989年，1990年。事情接踵而来，有悲痛的，也有欢快的，就像每个
家庭一样悲欢离合相交而至。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每时每刻都会有与我所处的地
位相关的事情发生。我本人的感受、烦恼、忧虑都会落在全家头上，他们对所发生
的一切，不管是与我有关，还是与国家有关，都会有切肤之感。
总书记夫人
什么都不改变？许多东西还是得改变，得做一些以前可以不去做的事情。这首
先涉及到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我们自身依然如故，包括已经形成的观点、我
们两人的关系、生活的格调都没有变。到1985年，我们的婚姻已有31年的历史。我
们双方在大学年代就作出了选择，并由此决定一切。使我们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是夫
妻关系，同时也有对生活的共同的观点。两人信守平等的原则。生活中忧患与共，
始终如一，并在各个方面彼此帮助。当然，我并不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讲哲学
课，同样她也不越俎代庖替我工作。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工作状况，为胜利一起欢欣，
为失败共同分忧。
我们的生活绝不轻松，但很充实，兴味盎然，与人们的接触甚多，交谊广泛。
自从来到莫斯科后，接触到“上层中” 一些持不同的世界观、许多方面与我们志趣
不同的人，但我们不在此中扎堆，也不骤然改变自我，好在首都既能接受、也能提
供实现人们各种不同的喜好和需求的机会。而我们在莫斯科的气候条件下自我感觉
还相当不坏。“戈尔巴乔夫夫妇” 面对自己的祖国，面对世界，就是以这样的姿态，
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巨细事物的。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于选举我为总书记的看法很明确，她认为尽她所能地给
我以支持是她的责任。我们觉得这样做不仅是极自然的，而且也是很有必要的。在
这一对我们说来是转折的关头，应当遵循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必须在一起。
总书记和他的夫人同时出现在人群中在社会上引起了不亚于改革政策所引起的
反响。
可是实际上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很简单，很平凡：无论是
在国内出行，去国外访问，还是一些礼节性的场合，各类庆祝活动，以至在某座剧
院的演出或者在艺术展览会上，在总书记身旁总有他的夫人陪伴着。只要从健康正
派的角度出发，这一切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这样的镜头会使
人们震惊，当然正反两面的震惊都有。
中央委员会收到不少来信，其中绝大多数是表示赞赏和支持的。但也有对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和我一起出现在包括出行在内的各种场合表示困惑不解，甚至愤慨
的。他们写道：“她算什么，政治局委员吗？！” 最直接了当的答复是： “不是，
是夫人！”但怎么向这些既受到治家传统、又受到 “反对家庭观念” 的人们作解
释呢？甚至在我周围也有些人在撇嘴，尽管他们还是尽量忍着。某些与大众传播媒
介有关系的人建议最大限度地限制，最好是完全去掉有关他夫人的报道（当然，那
是为总书记本人着想）。
西方心理战中心在嗅到焦味之后全力加强了对这件事的渲染，以求损伤苏联领
导人的声誉。西方的无线电中心声称，戈尔巴乔夫夫人企图发挥独立作用，使戈尔
巴乔夫面临重重困难。然后散布谣言说莫斯科正在放映一部暗地拍摄的有关总书记
夫人奇闻轶事和她的嗜好的影片。莫斯科、乌拉尔、西伯利亚的一些政治败类参与
了这出肮脏的闹剧。这次中伤丑剧的组织者的意图在于煽起鄙俗的情感，掀起人们
不接受变革、不相信总书记和他的改革的浪潮。
我目睹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横遭如此诽谤之后的心理感受，力劝她对此不屑
介意。她勇敢地顶住了重负，驮着 “自己的十字架”，一如既往地做了许多在那
些极度艰难的年代意在给我以支持的善事。她并不是简单的配角，也不是总统的影
子。相反，只要哪里有机会，她就会十分机巧地去做那些我根本没有时间、而且也
无法做得像她那样完美的善事。
我每一次出行国内，都要花很多时间去会见平民百姓，同他们座谈。赖莎·马
克西莫夫娜常常一起参加，其他时间则用于她自己的安排。尽管她酷爱名胜古迹、
文物遗址，但她总要特别留出时间去接触百姓，了解民情。几乎每次出行，她都要
去访问工人的家庭和农民的房舍，去访问新老小区，去体察医务机构、生活服务部
门、商店的工作状况，去看看城市和农村的市场。这都说明她那种天生的求知欲和
社会学家的职业兴趣，因为她的全部工作岁月都在把高校的教学与对人们生活条件
的研究结合起来。她的论文也以探索农民的家庭关系和生活关系为题目。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引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最大关注的课题之一。在乌克兰、
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乌兹别克斯坦。摩尔曼斯克以及其他地方的城市里，她都曾与
当地的妇女委员会和妇女组织有过许多接触，其结果就是随后经常不断的托办各种
事务。职业素养和生活经验使她不是简简单单地给我转交事实和印象的清单，而是
与我分享她的思考成果，而且时时提出某些具体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对我
来说实在是不可替代的“社会学原理顾问”。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人们所珍
惜的。
在她的社会活动中，诞生于改革初期的苏联文化基金会占有特殊的地位。创建
这个基金会的思想发动于雅科夫列夫。对此我也是支持的，我建议他们去找我国最
有权威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甚至还点出了某些人的名字。雅科夫列夫的意思是
如果基金会由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领导，可在使基金会开门大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我答应去跟她谈谈，她坚决拒绝，但同时表示准备积极地为基金会干一些公益工作。
基金会正式成立了。利哈乔夫院土当选为主席，总书记夫人、文化界的许多著
名活动家参与工作使这个基金会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了解利
哈乔夫是一位古俄罗斯文学专家，与他有书信往来，她热情支持请他出来领导基金
会。
基金会全力开展工作，对发展本国文化、拓展与境外文化中心的联系发挥了有
益的影响。它的口号是“保护、学习、积累文化，通过文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
道化”。在这一口号庇护下定出了许多目标明确的题目：《方志学上罕见的历史地
域》、《被遗忘的旧名复原》、《伟大的丝绸之路》、《新名字》、《保护和发展
人数偏少的民族的文化》，以及《文化是通向健康和仁慈的桥梁》。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基金会的活动中投人了许多精力。她竭尽全力支持利哈
乔大的工作。而在八月政变之后，利哈乔夫突然投向俄罗斯总统，建议将苏联文化
基金会转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并在其基础上成立俄罗斯文化基金会。这事发生在正
当国家特别需要维护文化空间完整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理解，院士这样做的动机
是什么。直到不久前，当读到他发表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报道时，才在他的字
里行间找到了答案，原来：“诗人应当时时置身君侧。” 真是奇谈！看来，他所做
过的事、他至今所说过的话、我国整个历史都可证明，诗人，而且也不只是诗人，
应当同人民在一起。可这到他这里，却成了君王。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怀着特殊的感情致力于在莫斯科成立廖里赫文化基金会。
我们同斯维亚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妻子杰维卡即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的侄女见了面。我们谈论我们两个国家，谈论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也
免不了讨论哲学问题。我们这位杰出的同胞居然也十分专注地留意着苏联境内发生
的变化。并热烈地祝贺这些变化。现在，我们这些善良的朋友都已经不在世了，他
们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
慈善事业这一概念重返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功劳应归文化基金会。赖莎·马克
西莫夫娜为此也出过许多力。她特别关注的对象是中央共和国的儿童医院，在那里
治疗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区的重病儿童患者。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访问过切尔诺贝利、白俄罗斯那些受辐射污染的地区之
后负责管理我们成立的一个名为“世界血液学为孩子服务” 的协会，协会的宗旨是
为患白血病的孩子作治疗。让我来摘录一段亚历山大·鲁缅采夫教授的话：“三年
前，当时苏联还存在，我给总统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谈
及了儿童血液学的状况，在这一医疗领域中的惨祸，并提出了具体计划……三天之
后，我应邀去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里，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12月，
来了第一笔款项。计有 10万美元。” 这是我的稿费所得，此事我已通报了全苏版
权协会。情况还刚起了个头。
后来，当我已经离开总统职位之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与那些同我们一
起开始从事具有重大意义的人道主义事业的人没有中断联系。通过戈尔巴乔夫基金
会我们和许多国家的公民有了接触，请他们为孩子提供援助。对此作出回应的有美
国、德国、奥地利、加拿大、荷兰等国的社会人士。结果是1993年初在莫斯科开办
了一家骨髓移植分院，现在这里治疗的孩子达到白血病儿童患者的近70％。
我已说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所研究的是妇女问题。她常常会见《女工》和
《农妇》两家杂志编辑部的人员。参加会晤国际妇女界人士，包括参加莫斯科代表
会议。她曾接触过的女界名士有：卓姬·普霍娃、加林娜·谢苗诺娃，普希金博物
馆馆长伊林娜·安东诺娃、娜塔利娅·萨茨、叶连娜·罗曼诺娃、奥莉加·列佩申
斯卡妮、纳尼·布列格瓦泽，院士科学家娜塔利姬·别赫捷列娃和柳博芙·马拉，
医学博士马林娜·拉赫曼诺娃，音乐指挥加林娜·伏尔切克等等。至今还保留着好
几十只公文夹，里面装的都是给她的来信。我准备把这一切全部整理出来，但什么
时候能开始干，我也说不清楚。
作为党和国家首脑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理应为国际妇女的节日举行国家
级规格的招待会。她竭力要使这成为应邀妇女的真正的节日，那天的活动有音乐会、
展览、颇有意义的会晤。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礼节性事务、参加接待外国领导人方面耗费的时间不少。
应当使我国至今仍带有老传统格调的礼仪工作现代化起来。这当然是属于外交部的
事情，但即使在这方面她的监督也总是有益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陪伴我正式出
访各国时，总是以极大的责任感尽力做好代表国家的工作。她和我一样，都把力求
庄重尊严地去完成命运赋予我们的使命放在第一位。
因此，我们不能不惊奇地、抑或甚至是气愤地拒绝接受对我们的关系、行动、
生活方式的任何臆测。某些人对于我们俩形影不离觉得奇怪，感到吃惊。可这是我
们整个一生的行动准则。我们的命运、勃勃生机、甚至外貌也会引起某些人的病态
的阴暗的忌妒。是大自然把我们“粘成” 这个样子的。有人以为，我们的生活似乎
是一则神话，是十十足足的享受。然而，这是一种沉重的、但又是幸福的劳动，因
为我们深受崇高目标所鼓舞。
1994年秋，我们的婚期满41年了。这正好与俄罗斯事件的悲剧性发展相重合。
时间不让我们去庆祝。我们就坐一坐，说说话。我们回忆起婚后我们在圆柱大厅迎
接1954年新年的情景。音乐奏着，我们的感觉异常美妙；周围似乎什么人也没有，
什么东西也没有。忽然，在某个时刻华尔兹竟如此使我们醉心，以致我们居然没有
发觉，大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是呀，现在我感到的是忧伤：岁月在流逝。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5）2012-07-12 04:18:02
第九章 多一点光亮：公开性
复杂的遗产
“多一点光亮”，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列宁常常这样说。我早
在大学时代就读到了这句话，它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政治活动经验愈来愈使我确信，列宁的这个口号被忘得
无影无踪绝非偶然。原来，它非常不合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口味，不合所有那些
与权力有瓜葛的人的口味。相反，“少一点光亮”这才是他们的原则和内心的愿望。
如果某位高官显宦也曾喜欢过公开性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当时他需要揭发论敌或者
低毁其竞争对手的声誉。也就是说，是出于一心追求名利的目的，而绝非将其视为
社会生活和管理机构正常运转中不容剥夺的要素。
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公开性”被当作党的武器。人们利用它来辱骂“反革
命”，诅咒帝国主义，批判新的“无产阶级浪潮”中的官僚主义分子。仅此而已。
因为并非别人，恰恰是列宁自己下令对新闻报道实行严厉的国家监督。这是为什么
呢？难道布尔什维克害怕同自己的思想论敌公开交锋？
这个问题一直激发着我的好奇心。何况早年在党内并未对公开性加以限制。至
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七大至十大的速记记录时，曾经大为赞叹。尽管当时
面对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陷入绝境，执政党却并不害怕辩论，
并不认为可以限制发表意见、言论、批评的自由。我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列宁
有意地鼓励“敞开”党内的意见分歧，至少在初期确是如此。不信可以回忆回忆，
当时因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反对列宁本人的论战是何等不留情面，围绕新经济政策
的争论又是何等尖锐和紧张。“工人反对派”也曾毫不留情地指责党的领袖背离了
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利益。
列宁在位时，世所公认的领袖人物中谁也不曾被撤销领导职务，这个事实难道
不值得注意吗？相反，当时倒遵守一条独特的原则：领导成员中必须有各种不同立
场的活动家。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针对布哈林不时产生的“头脑发热”，列宁
曾写信给他说：认为中央委员会里所有的人都应当想法一致，这就意味着将党引向
分裂和灭亡。再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务
必吸收进政治局”；而工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则务必吸收进中央委员会”。
这种气氛一直保持到20年代中期。正进行着激烈的大辩论，但刚刚将托洛茨基
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流放外地，就结束了！由于惯性的作用，党内的“审查”一直
持续至1929年，随着布哈林反对派的被粉碎，极权主义的铁罩便彻底地扣到了党的
头上。
如此看来，一方面，列宁曾经是党内自由辩论的拥护者；而另一方面——正是
他在十一大的讲话中宣布了关于禁止派别的决议，这事实上意味着对异己思想进行
无情的斗争。一方面，他反对党的工作官僚化和用官僚集权制偷换民主集中制。另
一方面，却又在清查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关系时，采取了直至将他们驱逐出党
甚而分裂党的作法。这种矛盾可不可以用条件变化了来加以解释呢？在一定程度上
当然可以。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决定自身的战略，这是一回事；一个已经掌握政
权并为了保有政权而迫切需要团结一致，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我认为，性格特点，对自己正确性的绝对相信，在这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列宁喜欢争论，不到以自己的论据和颠扑不破的逻辑将对方击败决不甘休。但遇到
“镰刀碰石头”硬对硬的场合，对手不肯认输的时候，他便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了。
这就是我意在弄清列宁对待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态度的尝试。这种尝试促进了我
自己对待这些重大问题的立场的形成。
事有凑巧，有一次在魏玛参观歌德故居，我方才得知 “多一点光亮”一语出
自弥留时刻的这位伟大思想家和作家之口。
最初的步骤
公开性的第一个行动，我认为应是我1985年5月的列宁格勒之行。领导人和人们
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接触。我的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在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
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3月和4月中央全会未经公布的材料中本来是在高层接
“内部方式”传达的许多东西，第一次“扩散”到了全体百姓。
接下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在飞机旁与扎伊科夫道别时，我从他那里得到一盒录像带，里面有我在斯莫尔
尼宫与该市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见时的讲话。回家后的一个星期日，我决定在别墅里
让全家人看看这盘带子。大家都很激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
“我觉得，这应该让人人都听到，让人人都明白。”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不，把录像分发给各州委？让大家完整地听听那次
讲话，因为作为新闻报道，电视和广播只播报了一些片断。当时我很难下决心，不
愿意突出自己，那样做颇有自我宣扬之嫌。我给利加乔夫打电话并让人将盒带送过
去，我在电话里对他说：
“叶戈尔·库兹米奇，你看一看，然后说说自己的意见。要不要分发给各州党
委？”
他看过录像后给我回电话说：
“我认为，除了几句话以外，也许应该在电视上全文播发。济米亚宁也是这个
意见。”
既然利加乔夫（当时是我的“左膀右臂”）和济米亚宁（“首席思想家”）这
样讲，我也就同意了。当时关心时事的人都应当还记得，这次转播在全国引起了何
等热烈的反响。人们产生了真正要开始有所变化的希望。
公开性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但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刻板
陈旧的宣传毫无变化。1985年夏天便撤换了宣传部长。但是党整个庞大的意识形态
机器（机关工作人员、报刊、党校、社会科学学院等等）仍然在按照自己习以为常
的制度运转。要想改变局面，除非在事事秘而不宣的体系上一个接着一个打通“窗
口”，这个只有总书记能够做到。
我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的讲话（9月初）和与法国三个电视记者的交谈
（10月），便成了通向公开性的这种突破口之一。《时代》负责人提出访谈要求，
建议将问题寄来，亦即“按老规矩”进行采访。书面回答已经写好，但在约好的那
天美国人到来之后，却展开了现场交谈。《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次谈话，在国内
和世界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与法国记者会晤的情形可说是一模一样，时间正值
我出访巴黎前夕。我在完全公开的自由环境中与这些人接触，他们谈起话来咄咄逼
人，有时甚至出言不逊，总是“单刀直入”地提出各种问题。不过，看来我并没有
输掉这场舌战。
对我而言，这两次访谈无异于一次崭新的经验，一种特殊的收获。留下的感觉
仿佛是跨越了某种障碍。在台上讲话，并且还是面对怀着友善心情、“遵守纪律”
的听众，这是一回事；而和人面对面地讲话，人家随时都可能打断你。反驳你，这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也并非一下子就觉得无拘无束，刚开始还是小心翼翼的，但
逐渐便兴奋起来，“开足了马力”，不再去考虑人家正在给我录音或者正在进行直
播了。
总书记同大众传播媒介打交道的新风格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树立了榜样。现在这
样做已经司空见惯，显得十分正常和平淡，可一开始还被当作新鲜事儿，使得一些
人满心喜欢，也遭到另一些人的指责。
鼓励在报刊、电视和广播上对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
表批评意见，便成了扩大公开性顺理成章的下一个阶段，而以上种种事情以往是不
允许公开讲出来接受社会舆论评判的。社会已经被无所不至的压制和禁铜折磨得奄
奄一息，只消给记者们稍稍输点儿“氧气”，他们便立即充满了批判哲学的激情。
但他们随即遭到了靠委任得到职务的那些官员们的抵制甚至迫害，地方上尤其如此。
我本人也注意到了某些偏差：批评逐渐带有侮辱、谩骂的性质，往往发表一些
公然诽谤的材料，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另一方面，报纸版面和荧屏上充斥着专职
的写作者：专家、教授、作家，首屈一指的则是记者们自己。而“来自生活”的普
通群众又一次成了聆听教导和训诫的角色。并且每家传媒机构准许“公开露面”的
只是些“自己人”，根本客不下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对于公开性的这一类“下
脚料”，开始时我们还试图用往日惯用的方法加以屏除：总书记提醒“首席思想家”
注意，那人则向宣传部长作出指示，部里再召集编辑记者开会，指示他们应当怎么
做才对。
但是这些久经考验的方法渐渐不起作用了。编辑们开始“顶牛”，有些人干脆
就不听话，用自行其是的作法考验党的领导的耐心。几乎每星期都要出现一批“大
胆”文章，它们对当时公开性所允许的限度心中有数。最早扮演“领头羊”角色的
是《星火》、《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等报刊。因此如前所述，在几次中
央全会上、在机关和领导人中，一时对新闻界的为所欲为议论纷纷。我却愈来愈趋
向于得出结论：必须保障公开性免受侵犯，但大众传媒也应当承担明确的责任。要
办到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以采取“喝令”编辑的办法，而只能诉诸有关新闻出版
的法律。我的这种想法最早考虑成熟大约是在1986年，但待到其得以付诸实施，已
经耗去了不少时间。
由于有了公开性，改革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而只有真正“富有参与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编
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
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轨道进行。
当我感到出自上层的意图被日益“架空”，在党政机关垂直领导部门卡壳的时
候，便更加对公开性的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言论自由能让你越过机关工作人员直
接与群众打交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他们的支持。“反馈”形成之后，同样
会对改革的发动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禁区
“批评禁区”很快就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认为还是给自己在“高
层”的战友们留点情面为好，因为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们。什么时候容许过对库纳
耶夫、谢尔比茨基、拉希多夫、阿利耶夫或者莫斯科“格里申帮”提出批评意见？
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在区里可以批评所有的人，
甚至区执委会主席。但是第一书记嘛，只要上面还没有撤掉他，你可千万别碰。这
曾是一条铁定的规矩。因此，当级别越来越高的一个个党员领导如今相继脱出了
“批评禁区”的时候，反应就近似病态了。有多少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党中央，指
控电视和报纸竟然“胆敢”将久居高位的土皇帝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真理
报》主编维·阿法纳西耶夫的埋怨也很多。各州都扳着指头计算，看看党中央机关
报正面报道这个州或那个州有多少次，提出批评又有多少次。甚至干脆要求“保持
平衡”，以免“委屈州里的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还通过中央委员会的院外活动
集团施加压力。
当年举凡牵涉到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
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等，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不仅是老百姓，就连政治
局委员也不了解真相并在实际上成了“人质”，对高度秘密的问题只能在现成决定
上签字画押，根本无权提问和议论。在乌斯季诺夫主管国防口的时候，实际上他就
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
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顺带提一句，军队中的老兵倚老卖老欺负
新兵的现象早就存在，但对这类消息却一直讳莫如深。
对外贸易是又一个封闭的领域，尤其是在武器销售方面：数量、品种、交货地
点、货款金额等等。几乎同样的规矩也扩大到了粮食、石油、天然气、金属的贸易
活动。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在外国所有的参考手册中向来都公开发表，而在我们这里
却作为头等的国家机密对公众严加提防。
克格勃也完全处于报道与批评的范围之外。最多也就是从那里偶尔传出一条语
焉不详的消息：驱逐了一名间谍，要么就是说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与帝国主义谍报
部门有着瓜葛之类。
事实上全部统计资料都被审查的铁盖子捂得严严实实。有关经济、社会问题、
文化、人口的资料，只有在党中央作出特殊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发表，并且还要大加
删削和粉饰，居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尤其如此。犯罪率资料和医疗卫生指数同样被重
重封锁。
不仅军事预算，而且国家普通预算的真实数据也是保密的。预算赤字对社会公
众秘而不宣。千百万存款人从未料到，为了弥补赤字曾一次次非法地从储蓄银行挪
用资金。又有谁了解国防支出的增长速度，多年来都高出国民收人计划增长数和实
际增长数50～100％呢！
发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预算草案完全正常。其中有一项“其他支出”拨
款达1000亿～2000亿卢布。这些人民代表谁也不敢斗胆问上一句：“其他支出”究
竟是什么东西？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占全部预算的五分之一哩。
当时又是如何对待极为少见但终归偶有发生的要求了解“微妙问题”情况的行
为呢？要么干脆对这种“胆大妄为”置之不理，要么就解释说这是国家最高利益所
不能容许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记不起姓名了）发言时
就预算问题委婉地批评了政府，还点了勃列日涅夫的名，说了句这人干吗不管一管。
马上麻烦就来了——这一 “非常事件”被提交政治局讨论，中央委员会机关大为
震惊，负责干部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奉命“明查”。
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
的嘟囔埋怨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
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
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对我们的那
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
人们面前。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及其他突破口
公开性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
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和旅外作者的著作。
或许，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杜金采夫的《白衣》、贝克的
《新的使命》等长篇小说堪称问路石。
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给我写了一封信，随即又寄来书稿。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
给我们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气氛。已有数十人阅
读过这部手稿，他们纷纷向党中央发来信件和评论，认为该书乃是长篇小说的“传
世之作”。早在其出版面世以前，它已经构成了一个社会事件。作者的名气也起了
作用，我是通过《叶卡捷琳娜·沃罗宁娜》和《沉甸甸的沙子》等书了解他的创作
情况的。总体看来，我认为该书可以出版，利加乔夫也表示同意。围绕雷巴科夫这
部小说所发生的事件，有助于消除对揭露极权主义后果的种种顾虑。
领导层对田吉兹·阿布拉洋的影片《忏悔》的反应也属于足以打消顾虑的一例。
该片是在谢瓦尔德纳泽的“掩护下”拍摄的，起初只是在电影之家为“小圈子”里
的人放映过，后来便开始在其他许多内部礼堂放映。影片所产生的作用有如引爆了
一颗炸弹，它不仅成了一个艺术事件，而且也是政治事件。思想家们提出要在政治
局里进行讨论，以决定是否允许其广为出租公映。我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应当
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去决定。那边巴不得如此。这样就确立了一个先例，
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出版社也开始毫无阻碍地出版
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这些
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力图恢复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我国
文学的伟大传统。卡拉姆津、C．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和其他
历史学家的著作，也开始以很大的数量印行。紧随其后的俄罗斯侨民经典作家的书：
布宁、梅列日科夫斯基、纳博科夫。扎米亚京、阿尔达诺夫。同时，革命后遭到迫
害的那一代伟大思想家也应运“回归祖国”：B．索洛维约夫、费奥多罗夫、别尔嘉
耶夫、弗洛连斯基、伊林。
我不准备—一列举了。这里所提到的，只是我对其作品已略有所知的一些人。
知道吗，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
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
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阻碍的因素
社会上很快就意识到了公开性是何等强大的武器。人们开始按另一种标准生活。
送到莫斯科、中央机关的虚假的胜利捷报少了，更多的是各种工作真实情况的材料。
反馈机制建立起来，政权落入了公开性的“探照灯”之下。从工作和道德的观点去
看，谁在领导机构中配任什么角色，显得一清二楚。面对这种新局势，要么是学会
适应，要么是与之进行斗争。上层人物对新形势作出的反应正是这样两种。
当我们在莫斯科召开各州和地方报刊负责人会议的时候，大家简直是叫苦连天：
领导上不断施加压力，动不动就撤销职务，想方设法进行迫害，指使人败坏那些将
家丑外扬的记者的声誉。而从“领导上”听到的则是另一番诉苦之声：墙角快给挖
空了，有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我们的这帮土皇帝，
无论是企业、集体农庄、区或州的领导人全都一样，对来自上级的批评习以为常，
总是逆来顺受。但是每个人，而且是他的下属，都能自由地品评他的所作所为——
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就会被当作脚底下发生了地震一般。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与
日俱增，对克里姆林宫的抱怨纷至沓来。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总编辑会议上汇集了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官僚们还死守着
坚固的防御阵地，不肯放松他们对报刊的严密控制。不过他们这帮人也并非任何时
候都表现得勇敢好斗，更多地倒是胆小怕事，习惯于卑躬屈节。于是我们便开始在
中央机关报上赞扬一些文章，以此对地区性报刊表示支持。还不断刊登地方报纸上
最有意义的言论和简介，从而保护那些因为敢于批评而遭到迫害的记者。
不单单是那些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态度阻碍了公开性的开展。根子可以追溯
到领导大众传媒的体制本身，这种制度则是从斯大林时代承袭而来。中央总揽着对
这个领域的控制权，“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
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
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
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
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
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
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
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我不能不提一提报刊检查机关，它在“捍卫”这个体制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正式讲来，这个机关被客客气气地称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它应监视是否有人泄露
国家机密。事实上这是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克格勃”，编辑和出版者们面对它真
的是战战兢兢。在该局的职能中还有一项就是监督各种期刊，特别是监督图书馆和
档案馆。必须按照它的旨意确定禁书的目录，听它指示什么应该在专门保存处保藏，
什么属于“秘密”、“绝密”、“仅供公务使用”。
这种做法1988年被废止，这也是公开性的成果之一。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仍然保
留，但已丧失了原先的功能。特别馆藏制度也逐渐被废除。属于禁止和半禁止的图
书目录已进行了数次重新审查，暂时还没有全部都放回对所有人开放的书架上。首
批开禁的书单中便有亚·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报刊失控
与此同时，读者开始区别对待那些只顾严格遵循党的路线、很少注意印刷装帧
的官方出版物。1986年秋季报纸杂志的征订结果令人倍感兴趣：《共青团真理报》
增加 300余万份，《苏维埃俄罗斯报》增加 100万份，《消息报》增加 4万份，
《共产党人》杂志增加7万份，《真理报》增加得不多。
以打破一潭死水为己任的“自由”出版物纷纷面世。首开先河的是《莫斯科新
闻》，它那些大胆的文章不时引起有关部门一片惊慌。只好不止一次地将主编叶戈
尔·雅科夫列夫保护起来，尽管他也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紧随《莫斯科新闻》跟
进的是《星火》杂志。在此之前这是一份神气十足的半官方刊物，先后为格里巴乔
夫和萨夫罗诺夫所把持这家杂志的主编空缺时，我们就开始讨论任命谁的问题。大
家一致同意，应当使这家图文并茂的大众化刊物成为改革思想积极的向导。提到了
好几个候选人，最后利加乔夫推荐了科罗季奇，于是便定了下来。为什么选中此人
呢？因为此前他在 《真理报》上发表过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引人注目的还有一
点，就是他似乎是个“局外”之人，与莫斯科的帮派毫无牵连。给利加乔夫印象最
深的是，科罗季奇的言论总是、“从阶级立场出发”，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
新头头上任后《星火》顿时振作起来，针对许多牵动人心的现实话题发表了一
批尖锐的言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然而可惜的是，随后编辑方针便滑到了片面的、
一定程度上还有拉帮结派意味的立场。它所引发的与其他倾向报刊的论战显得冷酷
无情，往往有失体面。人们纷纷呼吁文学界不同的派别停止争吵，更多地为社会关
注的各种问题着想。然而，科罗季奇在争取当选人民代表未能如愿之后，似乎对
《星火》已毫无兴趣，突然跑到美国去了，抛下杂志任其在某些人的卵翼之下日渐
衰颓。一家曾经与《莫斯科新闻》一道充当过早期改革拥护者传声筒的刊物，竟然
落得了一个可悲的结局。
苏共中央的理论、政治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从改革一开始便对新思想持反对
态度。使人不得不感到惊奇的是：主办这份杂志的怎么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哲学家、
“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的狂热信徒科索拉波夫。头几个月我对此未加计较，不
想让人觉得我喜欢“收拾”前任安排的人。但这种忍耐逐渐引起了误解，而且工作
也迫切要求加强对当时所谓主要党刊的领导。首先想到的人选是伊万·季莫费耶维
奇·弗罗洛夫。此人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当年以勇敢反对李森科主义而崭露头
角。一度成功地领导《哲学问题》杂志，但被著名的蒙昧主义者、党中央科学部部
长特拉佩兹尼科夫撤掉了这一职务。他还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杂志《和平与社
会主义问题》工作过。总而言之，“符合一切条款”。
弗罗洛夫成为《共产党人》主编后，这家杂志的水平很快就大大地提高了，他
积极地参与研究和宣传改革思想的工作。此时我才更近一步了解了其人，很欣赏他
的独立思考。在我面临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这也成了选择他做我这方面的助手的
决定性因素。同他合作的那些年头恰逢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当时我们正在探讨、分
析过去，对改革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在批判社会从停滞时期继承下来的一切负面事物方面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的是
《真理报》。开始时它在除旧布新的工作中常常指明方向，其他报刊唯它马首是瞻。
该报“逮住”的批评对象的职位越来越高，也提出了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
但是，怪事出现了：公开性的潮流变得越是壮阔，其他报纸发表的言论越是大
胆，这家党的中央机关报所刊登的文章却越来越枯燥、沉闷、道貌岸然。《真理报》
逐渐从领头地位滑向殿后地位，从改革派的阵地堕落为保守派的阵地。它的受欢迎
程度不断降低，印数节节缩减，而且这种情况是在各级党委以不同方式帮助发行的
情况下发生的。
主编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并不掩饰自己对已经进入新阶段的、超越了意识形
态正统思想的民主进程的反感。他事事都紧跟那些已擅自得出“改革方向不对头”
结论的政治局委员。结果《真理报》从某个时候开始完全变成了改革反对者的传声
筒。后来我读了利加乔夫所写的书，其中大肆吹捧阿法拉西耶夫，由此我再一次确
信，上述情况完全是在他一手支持下发生的。
社会舆论越来越对《真理报》持否定态度。同时在报社内部人员中也对“老总”
怨声载道。他的冷漠态度，对同僚意见的公然蔑视，他一直埋头写自己的书从而损
害编辑工作，无不令人感到气愤。总之，撤换主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提到了普
里马科夫、博尔金、涅纳舍夫、甚至卡普托
最后我还是选中了那位弗罗洛夫。坦率地说，我希望担此要职的人不仅按职业
标准（院士、富有经验的编辑）完全合适，而且也足可信赖。
社会舆论的两极分化
报刊逐步从宣传部的专制之下解放出来，显示了人们对内正在发生的件的看法
和立场日益分化。形成了两极：一极是改革派，当时主张横扫一切的激进派也附属
于此派；另一极是顽固守旧派，当时公开复仇帮尚未从中再次分化出来。
这是概略的说法。意见和立场的歧异十分巨大，在上述两大阵营的内部还有许
多“骑墙分子”和持中间派观点的小派别。报纸、杂志好似散兵各自据守“掩体”，
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趋向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一场怒气冲冲的斗争业已展开：粗
暴的指责、攻汗、辱骂和诽谤盛行，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抖露阴私。相互对立的看法
和观点往往发展成为无原则的勾心斗角，背后则隐藏着某些集团或大众传媒新主人
的私利。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便去参加新闻界的会晤，目的在于使火气冷却下来，
提醒他们别忘了在人民面前的责任。这能让对立各方停止争吵一段时间，但随后论
战又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完全符合升级的逻辑。实际上人人都参与了这场混战，
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
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力图限制它的框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
示行事的性质。从社会民主化的观点来看，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出现了许多缺
点。大众传媒上无原则的相互争吵向社会散播着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
例如在对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国所走过道路的评价问题上就是如此。或许，公
开性的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曾引起过如此强烈的反响和造成如此巨大的心理震动，这
里说的是，恢复苏联时期真实可信的而非神话般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历史，这段历
史中除去众多的人民英雄主义典范和社会设施方面无可争辩的成就之外，还有骇人
听闻的官僚为非作歹，大清洗对自由思想的蛮横钳制。人们如饥似渴地争阅揭露当
年所犯罪行的报刊书籍，出现了二十大之后又一次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大张
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随后事情已发展到了对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
主义原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
社会上冒出了许多浅薄的耸人听闻的东西。重提旧事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
能揭示其全部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情况的矛盾性。撕去了紧紧掩盖着我国许多历史事
件的谎言和蛊惑宣传的层层面纱，但偏见和怨恨往往导致企图以“白色”神话代替
“红色”神话，否定那场革命的某些正面内容。
我的出发点是：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来明辨是非的过程是必要的，人们应当了
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
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我们都获得了什么，是以怎样的
代价获得的，造成了什么损失，推销共产主义模式对几代苏联人演变成了什么。在
这些问题上，谁也不应当全部抹杀所有的正面东西和70年间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贬
低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人民曾经热切希望建设公正的新生活，不仅成功地提高了
祖国的地位，而且对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与斯大林制度及其反复有关的一切，必须进行分析，集权政治的悲惨教训应
当永远记取。但也应当保持对我们父辈和祖辈的记忆的尊重，对他们所经受的种种
考验作出应有 的评价。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坚信革命的理想。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理解，为什么把苏联历史当成自己亲身经历的年长的几辈人会对不加区别地否
定过去倍感委屈、觉得自己遭到变化中的社会的排挤，于是开始发怒和抗议。
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需要进行深人的极其认真负责的分析。这就是国内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在这个问题上尤其需要“清理”、揭露过去被精心掩饰了的
各种悲剧性的事件。但是，当然应该将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能忘
记为了各民族的发展、它们在多民族国家里的和睦相处和友谊所作出的那些极其巨
大的努力。
可惜在这些问题上成见和偏执同样占了上风，那些对联盟思想本身展开攻击的
民族主义者，就靠着成见和偏执，实现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迫不及待地一头扑向
权力的宝座。
第十章 经济改革：初步的尝试
改革的前奏
我还将不止一次地回到公开性的话题。它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在各个生活领域
进行改革的强有力的手段。而在这些领域之中，经济更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之行（1987年2月）归来，我决定作一次短暂的休假，便于
3月9日前往皮聪达。临行前向政治局交待了召开讨论经济改革的中央全会的问题，
请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梅德韦杰夫提出这方面的设想，自己则着手阅览与经济
有关的各种材料。
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了从前，当初奉安德罗波夫之命，我同雷日科夫一起，
并吸收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曾试图以评论的态度客观地对国民经济状况作一
分析。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当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但要开始实施，全国还有许多事
情需要改变。
如上所述，全国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接触军工综合体的数据资料。当然，我们都
明白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但只是在当了总书记之后，我
才了解了国家军国主义化的真正规模。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来自军工综合体头头们
的阻力，公布了这些资料。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 16％，而是
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
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
经济仍然沿着粗放的道路运行，明显表现出高消耗的特征。每件产品的劳力、
燃料、原料平均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出1～1．5倍，农业尤甚。我们所生产的煤炭、
石油、金属。水泥等材料，除人造与合成者而外，数量比美国多，而最终产品的数
量却比人家少一半以上。汽车，尤其是农业技术装备，给消费者发货时并未配套成
龙，装配十分马虎，运输途中便散了架，到达目的地后几乎都得重新组装。纪律涣
散现象甚至蔓延到运输这样的重要部门。备用道和尽头线上成月地停放着数十辆甩
下的列车，上面装载着全国急需的商品，任凭损坏盗窃。
1982～1984年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工作并不是要查明国民经济中的种种灾难。我
们是在力求查明危机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确定改善经济形势的途径。当时提出了
一系列意见，决定了今后数年领导层的实际行动。
或许，只在一点上没有分歧，就是大家都承认对经济的领导已普遍削弱并招致
了种种不良后果：生产部门和各级管理部门中普遍纪律涣散、工作不负责任。在这
个基础上就产生了安德罗波夫那起初获得了一致支持的整顿秩序政策。但单纯采取
纪律措施并未能延缓那些有损总方针威信的极其危险的情况发生。事情已经很清楚，
单单依靠纪律解决不了大问题，需要采取更带根本性的方法。
方向的选择
如上所述，1985年4月，我们采取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的路线。这一
目标成了6月份召开的科技进步问题讨论会上的主旋律，党及其新领导班子都围绕着
这个主题开展工作。直至苏共二十七大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都是如此。仅仅从1986年
春开始，“加速”这一表述才开始与“改革”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授人口实，
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起初也是打算用老一套方法提高生产增长速度，并不希望认真进
行体制的改革。这类说法的可信程度究竟能有多大？
我决不想美化当时的经济政策，其范围的局限和深度的不足很快就已变得十分
明显。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也曾希望依靠诸如计划加动员的方法、组织工作、
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之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去消除停滞状态。
读者可以提出疑问：您刚刚说过，早在1984年就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改革的必要
性，那为什么却将其搁置一旁，仍然去搞老的一套呢？问题在于，前任给新的领导
遗留下来的令人极为担心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应急的措施。当时我们觉得：暂且先
做做整顿工作，用老办法对付一阵子，然后就立即着手进行深人的改革。很可能，
这样做是错误的，结果浪费了时间。但当时我们的确是那样考虑的。
若能将全社会在期待中积蓄起来的能量导向“井然有序”的轨道，而又不致破
坏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这自然是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感到有利的事情。在领
导层中，明确表示这种意图的有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沃罗特尼科
夫也大体上与他们一样。雷日科夫、马斯柳科夫、塔雷津着重强调科技进步，支持
他们的则是实业界领导人的庞大队伍：部长们、企业经理们。而领导层中的梅德韦
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则主张毫不迟疑地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改革。
我很清楚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所以认为首先应当争取使经济现代化，以便为
90年代初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全苏科技进步讨论会也以此为目标。这里
我要说明的是，这些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方法颇为近似。
根据那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制定了一个本国机器制造业现代化的规划，规定
90年代初要达到世界水平。
我对《科学技术发展目标规划》中的下列项目寄予了特别的希望：信息技术与
计算技术，转动与转动传输作业线，机器人技术，生物工程学，基因工程技术等等。
顺带说一句，这些规划已规定了投资政策的重大改革、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
广泛合作、与西方公司（特别是德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规划被各级领导干部视
作盼望了多年的大转折。这种心情在科技进步讨论会与会者的发言中也反映了出来。
公开性的时期开始了。人们变得乐观开朗起来，言谈举止也无拘无束了。
这一切让人情不自禁想起伊戈尔·谢韦里亚宁的诗句：
什么？真是如此？纵有万般心思——
自今而后，都可以诉之于言辞？
复杂的遗产
“多一点光亮”，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列宁常常这样说。我早
在大学时代就读到了这句话，它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政治活动经验愈来愈使我确信，列宁的这个口号被忘得
无影无踪绝非偶然。原来，它非常不合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口味，不合所有那些
与权力有瓜葛的人的口味。相反，“少一点光亮”这才是他们的原则和内心的愿望。
如果某位高官显宦也曾喜欢过公开性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当时他需要揭发论敌或者
低毁其竞争对手的声誉。也就是说，是出于一心追求名利的目的，而绝非将其视为
社会生活和管理机构正常运转中不容剥夺的要素。
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公开性”被当作党的武器。人们利用它来辱骂“反革
命”，诅咒帝国主义，批判新的“无产阶级浪潮”中的官僚主义分子。仅此而已。
因为并非别人，恰恰是列宁自己下令对新闻报道实行严厉的国家监督。这是为什么
呢？难道布尔什维克害怕同自己的思想论敌公开交锋？
这个问题一直激发着我的好奇心。何况早年在党内并未对公开性加以限制。至
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七大至十大的速记记录时，曾经大为赞叹。尽管当时
面对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陷入绝境，执政党却并不害怕辩论，
并不认为可以限制发表意见、言论、批评的自由。我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列宁
有意地鼓励“敞开”党内的意见分歧，至少在初期确是如此。不信可以回忆回忆，
当时因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反对列宁本人的论战是何等不留情面，围绕新经济政策
的争论又是何等尖锐和紧张。“工人反对派”也曾毫不留情地指责党的领袖背离了
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利益。
列宁在位时，世所公认的领袖人物中谁也不曾被撤销领导职务，这个事实难道
不值得注意吗？相反，当时倒遵守一条独特的原则：领导成员中必须有各种不同立
场的活动家。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针对布哈林不时产生的“头脑发热”，列宁
曾写信给他说：认为中央委员会里所有的人都应当想法一致，这就意味着将党引向
分裂和灭亡。再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务
必吸收进政治局”；而工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则务必吸收进中央委员会”。
这种气氛一直保持到20年代中期。正进行着激烈的大辩论，但刚刚将托洛茨基
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流放外地，就结束了！由于惯性的作用，党内的“审查”一直
持续至1929年，随着布哈林反对派的被粉碎，极权主义的铁罩便彻底地扣到了党的
头上。
如此看来，一方面，列宁曾经是党内自由辩论的拥护者；而另一方面——正是
他在十一大的讲话中宣布了关于禁止派别的决议，这事实上意味着对异己思想进行
无情的斗争。一方面，他反对党的工作官僚化和用官僚集权制偷换民主集中制。另
一方面，却又在清查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关系时，采取了直至将他们驱逐出党
甚而分裂党的作法。这种矛盾可不可以用条件变化了来加以解释呢？在一定程度上
当然可以。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决定自身的战略，这是一回事；一个已经掌握政
权并为了保有政权而迫切需要团结一致，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我认为，性格特点，对自己正确性的绝对相信，在这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列宁喜欢争论，不到以自己的论据和颠扑不破的逻辑将对方击败决不甘休。但遇到
“镰刀碰石头”硬对硬的场合，对手不肯认输的时候，他便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了。
这就是我意在弄清列宁对待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态度的尝试。这种尝试促进了我
自己对待这些重大问题的立场的形成。
事有凑巧，有一次在魏玛参观歌德故居，我方才得知 “多一点光亮”一语出
自弥留时刻的这位伟大思想家和作家之口。
最初的步骤
公开性的第一个行动，我认为应是我1985年5月的列宁格勒之行。领导人和人们
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接触。我的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在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
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3月和4月中央全会未经公布的材料中本来是在高层接
“内部方式”传达的许多东西，第一次“扩散”到了全体百姓。
接下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在飞机旁与扎伊科夫道别时，我从他那里得到一盒录像带，里面有我在斯莫尔
尼宫与该市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见时的讲话。回家后的一个星期日，我决定在别墅里
让全家人看看这盘带子。大家都很激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
“我觉得，这应该让人人都听到，让人人都明白。”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不，把录像分发给各州委？让大家完整地听听那次
讲话，因为作为新闻报道，电视和广播只播报了一些片断。当时我很难下决心，不
愿意突出自己，那样做颇有自我宣扬之嫌。我给利加乔夫打电话并让人将盒带送过
去，我在电话里对他说：
“叶戈尔·库兹米奇，你看一看，然后说说自己的意见。要不要分发给各州党
委？”
他看过录像后给我回电话说：
“我认为，除了几句话以外，也许应该在电视上全文播发。济米亚宁也是这个
意见。”
既然利加乔夫（当时是我的“左膀右臂”）和济米亚宁（“首席思想家”）这
样讲，我也就同意了。当时关心时事的人都应当还记得，这次转播在全国引起了何
等热烈的反响。人们产生了真正要开始有所变化的希望。
公开性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但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刻板
陈旧的宣传毫无变化。1985年夏天便撤换了宣传部长。但是党整个庞大的意识形态
机器（机关工作人员、报刊、党校、社会科学学院等等）仍然在按照自己习以为常
的制度运转。要想改变局面，除非在事事秘而不宣的体系上一个接着一个打通“窗
口”，这个只有总书记能够做到。
我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的讲话（9月初）和与法国三个电视记者的交谈
（10月），便成了通向公开性的这种突破口之一。《时代》负责人提出访谈要求，
建议将问题寄来，亦即“按老规矩”进行采访。书面回答已经写好，但在约好的那
天美国人到来之后，却展开了现场交谈。《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次谈话，在国内
和世界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与法国记者会晤的情形可说是一模一样，时间正值
我出访巴黎前夕。我在完全公开的自由环境中与这些人接触，他们谈起话来咄咄逼
人，有时甚至出言不逊，总是“单刀直入”地提出各种问题。不过，看来我并没有
输掉这场舌战。
对我而言，这两次访谈无异于一次崭新的经验，一种特殊的收获。留下的感觉
仿佛是跨越了某种障碍。在台上讲话，并且还是面对怀着友善心情、“遵守纪律”
的听众，这是一回事；而和人面对面地讲话，人家随时都可能打断你。反驳你，这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也并非一下子就觉得无拘无束，刚开始还是小心翼翼的，但
逐渐便兴奋起来，“开足了马力”，不再去考虑人家正在给我录音或者正在进行直
播了。
总书记同大众传播媒介打交道的新风格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树立了榜样。现在这
样做已经司空见惯，显得十分正常和平淡，可一开始还被当作新鲜事儿，使得一些
人满心喜欢，也遭到另一些人的指责。
鼓励在报刊、电视和广播上对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
表批评意见，便成了扩大公开性顺理成章的下一个阶段，而以上种种事情以往是不
允许公开讲出来接受社会舆论评判的。社会已经被无所不至的压制和禁铜折磨得奄
奄一息，只消给记者们稍稍输点儿“氧气”，他们便立即充满了批判哲学的激情。
但他们随即遭到了靠委任得到职务的那些官员们的抵制甚至迫害，地方上尤其如此。
我本人也注意到了某些偏差：批评逐渐带有侮辱、谩骂的性质，往往发表一些
公然诽谤的材料，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另一方面，报纸版面和荧屏上充斥着专职
的写作者：专家、教授、作家，首屈一指的则是记者们自己。而“来自生活”的普
通群众又一次成了聆听教导和训诫的角色。并且每家传媒机构准许“公开露面”的
只是些“自己人”，根本客不下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对于公开性的这一类“下
脚料”，开始时我们还试图用往日惯用的方法加以屏除：总书记提醒“首席思想家”
注意，那人则向宣传部长作出指示，部里再召集编辑记者开会，指示他们应当怎么
做才对。
但是这些久经考验的方法渐渐不起作用了。编辑们开始“顶牛”，有些人干脆
就不听话，用自行其是的作法考验党的领导的耐心。几乎每星期都要出现一批“大
胆”文章，它们对当时公开性所允许的限度心中有数。最早扮演“领头羊”角色的
是《星火》、《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等报刊。因此如前所述，在几次中
央全会上、在机关和领导人中，一时对新闻界的为所欲为议论纷纷。我却愈来愈趋
向于得出结论：必须保障公开性免受侵犯，但大众传媒也应当承担明确的责任。要
办到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以采取“喝令”编辑的办法，而只能诉诸有关新闻出版
的法律。我的这种想法最早考虑成熟大约是在1986年，但待到其得以付诸实施，已
经耗去了不少时间。
由于有了公开性，改革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而只有真正“富有参与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编
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
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轨道进行。
当我感到出自上层的意图被日益“架空”，在党政机关垂直领导部门卡壳的时
候，便更加对公开性的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言论自由能让你越过机关工作人员直
接与群众打交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他们的支持。“反馈”形成之后，同样
会对改革的发动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禁区
“批评禁区”很快就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认为还是给自己在“高
层”的战友们留点情面为好，因为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们。什么时候容许过对库纳
耶夫、谢尔比茨基、拉希多夫、阿利耶夫或者莫斯科“格里申帮”提出批评意见？
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在区里可以批评所有的人，
甚至区执委会主席。但是第一书记嘛，只要上面还没有撤掉他，你可千万别碰。这
曾是一条铁定的规矩。因此，当级别越来越高的一个个党员领导如今相继脱出了
“批评禁区”的时候，反应就近似病态了。有多少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党中央，指
控电视和报纸竟然“胆敢”将久居高位的土皇帝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真理
报》主编维·阿法纳西耶夫的埋怨也很多。各州都扳着指头计算，看看党中央机关
报正面报道这个州或那个州有多少次，提出批评又有多少次。甚至干脆要求“保持
平衡”，以免“委屈州里的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还通过中央委员会的院外活动
集团施加压力。
当年举凡牵涉到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
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等，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不仅是老百姓，就连政治
局委员也不了解真相并在实际上成了“人质”，对高度秘密的问题只能在现成决定
上签字画押，根本无权提问和议论。在乌斯季诺夫主管国防口的时候，实际上他就
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
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顺带提一句，军队中的老兵倚老卖老欺负
新兵的现象早就存在，但对这类消息却一直讳莫如深。
对外贸易是又一个封闭的领域，尤其是在武器销售方面：数量、品种、交货地
点、货款金额等等。几乎同样的规矩也扩大到了粮食、石油、天然气、金属的贸易
活动。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在外国所有的参考手册中向来都公开发表，而在我们这里
却作为头等的国家机密对公众严加提防。
克格勃也完全处于报道与批评的范围之外。最多也就是从那里偶尔传出一条语
焉不详的消息：驱逐了一名间谍，要么就是说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与帝国主义谍报
部门有着瓜葛之类。
事实上全部统计资料都被审查的铁盖子捂得严严实实。有关经济、社会问题、
文化、人口的资料，只有在党中央作出特殊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发表，并且还要大加
删削和粉饰，居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尤其如此。犯罪率资料和医疗卫生指数同样被重
重封锁。
不仅军事预算，而且国家普通预算的真实数据也是保密的。预算赤字对社会公
众秘而不宣。千百万存款人从未料到，为了弥补赤字曾一次次非法地从储蓄银行挪
用资金。又有谁了解国防支出的增长速度，多年来都高出国民收人计划增长数和实
际增长数50～100％呢！
发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预算草案完全正常。其中有一项“其他支出”拨
款达1000亿～2000亿卢布。这些人民代表谁也不敢斗胆问上一句：“其他支出”究
竟是什么东西？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占全部预算的五分之一哩。
当时又是如何对待极为少见但终归偶有发生的要求了解“微妙问题”情况的行
为呢？要么干脆对这种“胆大妄为”置之不理，要么就解释说这是国家最高利益所
不能容许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记不起姓名了）发言时
就预算问题委婉地批评了政府，还点了勃列日涅夫的名，说了句这人干吗不管一管。
马上麻烦就来了——这一 “非常事件”被提交政治局讨论，中央委员会机关大为
震惊，负责干部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奉命“明查”。
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
的嘟囔埋怨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
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
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对我们的那
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
人们面前。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及其他突破口
公开性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
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和旅外作者的著作。
或许，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杜金采夫的《白衣》、贝克的
《新的使命》等长篇小说堪称问路石。
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给我写了一封信，随即又寄来书稿。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
给我们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气氛。已有数十人阅
读过这部手稿，他们纷纷向党中央发来信件和评论，认为该书乃是长篇小说的“传
世之作”。早在其出版面世以前，它已经构成了一个社会事件。作者的名气也起了
作用，我是通过《叶卡捷琳娜·沃罗宁娜》和《沉甸甸的沙子》等书了解他的创作
情况的。总体看来，我认为该书可以出版，利加乔夫也表示同意。围绕雷巴科夫这
部小说所发生的事件，有助于消除对揭露极权主义后果的种种顾虑。
领导层对田吉兹·阿布拉洋的影片《忏悔》的反应也属于足以打消顾虑的一例。
该片是在谢瓦尔德纳泽的“掩护下”拍摄的，起初只是在电影之家为“小圈子”里
的人放映过，后来便开始在其他许多内部礼堂放映。影片所产生的作用有如引爆了
一颗炸弹，它不仅成了一个艺术事件，而且也是政治事件。思想家们提出要在政治
局里进行讨论，以决定是否允许其广为出租公映。我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应当
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去决定。那边巴不得如此。这样就确立了一个先例，
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出版社也开始毫无阻碍地出版
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这些
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力图恢复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我国
文学的伟大传统。卡拉姆津、C．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和其他
历史学家的著作，也开始以很大的数量印行。紧随其后的俄罗斯侨民经典作家的书：
布宁、梅列日科夫斯基、纳博科夫。扎米亚京、阿尔达诺夫。同时，革命后遭到迫
害的那一代伟大思想家也应运“回归祖国”：B．索洛维约夫、费奥多罗夫、别尔嘉
耶夫、弗洛连斯基、伊林。
我不准备—一列举了。这里所提到的，只是我对其作品已略有所知的一些人。
知道吗，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
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
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阻碍的因素
社会上很快就意识到了公开性是何等强大的武器。人们开始按另一种标准生活。
送到莫斯科、中央机关的虚假的胜利捷报少了，更多的是各种工作真实情况的材料。
反馈机制建立起来，政权落入了公开性的“探照灯”之下。从工作和道德的观点去
看，谁在领导机构中配任什么角色，显得一清二楚。面对这种新局势，要么是学会
适应，要么是与之进行斗争。上层人物对新形势作出的反应正是这样两种。
当我们在莫斯科召开各州和地方报刊负责人会议的时候，大家简直是叫苦连天：
领导上不断施加压力，动不动就撤销职务，想方设法进行迫害，指使人败坏那些将
家丑外扬的记者的声誉。而从“领导上”听到的则是另一番诉苦之声：墙角快给挖
空了，有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我们的这帮土皇帝，
无论是企业、集体农庄、区或州的领导人全都一样，对来自上级的批评习以为常，
总是逆来顺受。但是每个人，而且是他的下属，都能自由地品评他的所作所为——
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就会被当作脚底下发生了地震一般。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与
日俱增，对克里姆林宫的抱怨纷至沓来。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总编辑会议上汇集了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官僚们还死守着
坚固的防御阵地，不肯放松他们对报刊的严密控制。不过他们这帮人也并非任何时
候都表现得勇敢好斗，更多地倒是胆小怕事，习惯于卑躬屈节。于是我们便开始在
中央机关报上赞扬一些文章，以此对地区性报刊表示支持。还不断刊登地方报纸上
最有意义的言论和简介，从而保护那些因为敢于批评而遭到迫害的记者。
不单单是那些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态度阻碍了公开性的开展。根子可以追溯
到领导大众传媒的体制本身，这种制度则是从斯大林时代承袭而来。中央总揽着对
这个领域的控制权，“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
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
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
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
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
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
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
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我不能不提一提报刊检查机关，它在“捍卫”这个体制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正式讲来，这个机关被客客气气地称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它应监视是否有人泄露
国家机密。事实上这是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克格勃”，编辑和出版者们面对它真
的是战战兢兢。在该局的职能中还有一项就是监督各种期刊，特别是监督图书馆和
档案馆。必须按照它的旨意确定禁书的目录，听它指示什么应该在专门保存处保藏，
什么属于“秘密”、“绝密”、“仅供公务使用”。
这种做法1988年被废止，这也是公开性的成果之一。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仍然保
留，但已丧失了原先的功能。特别馆藏制度也逐渐被废除。属于禁止和半禁止的图
书目录已进行了数次重新审查，暂时还没有全部都放回对所有人开放的书架上。首
批开禁的书单中便有亚·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报刊失控
与此同时，读者开始区别对待那些只顾严格遵循党的路线、很少注意印刷装帧
的官方出版物。1986年秋季报纸杂志的征订结果令人倍感兴趣：《共青团真理报》
增加 300余万份，《苏维埃俄罗斯报》增加 100万份，《消息报》增加 4万份，
《共产党人》杂志增加7万份，《真理报》增加得不多。
以打破一潭死水为己任的“自由”出版物纷纷面世。首开先河的是《莫斯科新
闻》，它那些大胆的文章不时引起有关部门一片惊慌。只好不止一次地将主编叶戈
尔·雅科夫列夫保护起来，尽管他也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紧随《莫斯科新闻》跟
进的是《星火》杂志。在此之前这是一份神气十足的半官方刊物，先后为格里巴乔
夫和萨夫罗诺夫所把持这家杂志的主编空缺时，我们就开始讨论任命谁的问题。大
家一致同意，应当使这家图文并茂的大众化刊物成为改革思想积极的向导。提到了
好几个候选人，最后利加乔夫推荐了科罗季奇，于是便定了下来。为什么选中此人
呢？因为此前他在 《真理报》上发表过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引人注目的还有一
点，就是他似乎是个“局外”之人，与莫斯科的帮派毫无牵连。给利加乔夫印象最
深的是，科罗季奇的言论总是、“从阶级立场出发”，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
新头头上任后《星火》顿时振作起来，针对许多牵动人心的现实话题发表了一
批尖锐的言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然而可惜的是，随后编辑方针便滑到了片面的、
一定程度上还有拉帮结派意味的立场。它所引发的与其他倾向报刊的论战显得冷酷
无情，往往有失体面。人们纷纷呼吁文学界不同的派别停止争吵，更多地为社会关
注的各种问题着想。然而，科罗季奇在争取当选人民代表未能如愿之后，似乎对
《星火》已毫无兴趣，突然跑到美国去了，抛下杂志任其在某些人的卵翼之下日渐
衰颓。一家曾经与《莫斯科新闻》一道充当过早期改革拥护者传声筒的刊物，竟然
落得了一个可悲的结局。
苏共中央的理论、政治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从改革一开始便对新思想持反对
态度。使人不得不感到惊奇的是：主办这份杂志的怎么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哲学家、
“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的狂热信徒科索拉波夫。头几个月我对此未加计较，不
想让人觉得我喜欢“收拾”前任安排的人。但这种忍耐逐渐引起了误解，而且工作
也迫切要求加强对当时所谓主要党刊的领导。首先想到的人选是伊万·季莫费耶维
奇·弗罗洛夫。此人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当年以勇敢反对李森科主义而崭露头
角。一度成功地领导《哲学问题》杂志，但被著名的蒙昧主义者、党中央科学部部
长特拉佩兹尼科夫撤掉了这一职务。他还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杂志《和平与社
会主义问题》工作过。总而言之，“符合一切条款”。
弗罗洛夫成为《共产党人》主编后，这家杂志的水平很快就大大地提高了，他
积极地参与研究和宣传改革思想的工作。此时我才更近一步了解了其人，很欣赏他
的独立思考。在我面临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这也成了选择他做我这方面的助手的
决定性因素。同他合作的那些年头恰逢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当时我们正在探讨、分
析过去，对改革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在批判社会从停滞时期继承下来的一切负面事物方面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的是
《真理报》。开始时它在除旧布新的工作中常常指明方向，其他报刊唯它马首是瞻。
该报“逮住”的批评对象的职位越来越高，也提出了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
但是，怪事出现了：公开性的潮流变得越是壮阔，其他报纸发表的言论越是大
胆，这家党的中央机关报所刊登的文章却越来越枯燥、沉闷、道貌岸然。《真理报》
逐渐从领头地位滑向殿后地位，从改革派的阵地堕落为保守派的阵地。它的受欢迎
程度不断降低，印数节节缩减，而且这种情况是在各级党委以不同方式帮助发行的
情况下发生的。
主编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并不掩饰自己对已经进入新阶段的、超越了意识形
态正统思想的民主进程的反感。他事事都紧跟那些已擅自得出“改革方向不对头”
结论的政治局委员。结果《真理报》从某个时候开始完全变成了改革反对者的传声
筒。后来我读了利加乔夫所写的书，其中大肆吹捧阿法拉西耶夫，由此我再一次确
信，上述情况完全是在他一手支持下发生的。
社会舆论越来越对《真理报》持否定态度。同时在报社内部人员中也对“老总”
怨声载道。他的冷漠态度，对同僚意见的公然蔑视，他一直埋头写自己的书从而损
害编辑工作，无不令人感到气愤。总之，撤换主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提到了普
里马科夫、博尔金、涅纳舍夫、甚至卡普托
最后我还是选中了那位弗罗洛夫。坦率地说，我希望担此要职的人不仅按职业
标准（院士、富有经验的编辑）完全合适，而且也足可信赖。
社会舆论的两极分化
报刊逐步从宣传部的专制之下解放出来，显示了人们对内正在发生的件的看法
和立场日益分化。形成了两极：一极是改革派，当时主张横扫一切的激进派也附属
于此派；另一极是顽固守旧派，当时公开复仇帮尚未从中再次分化出来。
这是概略的说法。意见和立场的歧异十分巨大，在上述两大阵营的内部还有许
多“骑墙分子”和持中间派观点的小派别。报纸、杂志好似散兵各自据守“掩体”，
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趋向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一场怒气冲冲的斗争业已展开：粗
暴的指责、攻汗、辱骂和诽谤盛行，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抖露阴私。相互对立的看法
和观点往往发展成为无原则的勾心斗角，背后则隐藏着某些集团或大众传媒新主人
的私利。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便去参加新闻界的会晤，目的在于使火气冷却下来，
提醒他们别忘了在人民面前的责任。这能让对立各方停止争吵一段时间，但随后论
战又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完全符合升级的逻辑。实际上人人都参与了这场混战，
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
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力图限制它的框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
示行事的性质。从社会民主化的观点来看，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出现了许多缺
点。大众传媒上无原则的相互争吵向社会散播着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
例如在对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国所走过道路的评价问题上就是如此。或许，公
开性的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曾引起过如此强烈的反响和造成如此巨大的心理震动，这
里说的是，恢复苏联时期真实可信的而非神话般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历史，这段历
史中除去众多的人民英雄主义典范和社会设施方面无可争辩的成就之外，还有骇人
听闻的官僚为非作歹，大清洗对自由思想的蛮横钳制。人们如饥似渴地争阅揭露当
年所犯罪行的报刊书籍，出现了二十大之后又一次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大张
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随后事情已发展到了对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
主义原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
社会上冒出了许多浅薄的耸人听闻的东西。重提旧事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
能揭示其全部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情况的矛盾性。撕去了紧紧掩盖着我国许多历史事
件的谎言和蛊惑宣传的层层面纱，但偏见和怨恨往往导致企图以“白色”神话代替
“红色”神话，否定那场革命的某些正面内容。
我的出发点是：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来明辨是非的过程是必要的，人们应当了
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
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我们都获得了什么，是以怎样的
代价获得的，造成了什么损失，推销共产主义模式对几代苏联人演变成了什么。在
这些问题上，谁也不应当全部抹杀所有的正面东西和70年间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贬
低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人民曾经热切希望建设公正的新生活，不仅成功地提高了
祖国的地位，而且对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与斯大林制度及其反复有关的一切，必须进行分析，集权政治的悲惨教训应
当永远记取。但也应当保持对我们父辈和祖辈的记忆的尊重，对他们所经受的种种
考验作出应有 的评价。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坚信革命的理想。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理解，为什么把苏联历史当成自己亲身经历的年长的几辈人会对不加区别地否
定过去倍感委屈、觉得自己遭到变化中的社会的排挤，于是开始发怒和抗议。
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需要进行深人的极其认真负责的分析。这就是国内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在这个问题上尤其需要“清理”、揭露过去被精心掩饰了的
各种悲剧性的事件。但是，当然应该将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能忘
记为了各民族的发展、它们在多民族国家里的和睦相处和友谊所作出的那些极其巨
大的努力。
可惜在这些问题上成见和偏执同样占了上风，那些对联盟思想本身展开攻击的
民族主义者，就靠着成见和偏执，实现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迫不及待地一头扑向
权力的宝座。
第十章 经济改革：初步的尝试
改革的前奏
我还将不止一次地回到公开性的话题。它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在各个生活领域
进行改革的强有力的手段。而在这些领域之中，经济更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之行（1987年2月）归来，我决定作一次短暂的休假，便于
3月9日前往皮聪达。临行前向政治局交待了召开讨论经济改革的中央全会的问题，
请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梅德韦杰夫提出这方面的设想，自己则着手阅览与经济
有关的各种材料。
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了从前，当初奉安德罗波夫之命，我同雷日科夫一起，
并吸收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曾试图以评论的态度客观地对国民经济状况作一
分析。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当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但要开始实施，全国还有许多事
情需要改变。
如上所述，全国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接触军工综合体的数据资料。当然，我们都
明白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但只是在当了总书记之后，我
才了解了国家军国主义化的真正规模。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来自军工综合体头头们
的阻力，公布了这些资料。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 16％，而是
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
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
经济仍然沿着粗放的道路运行，明显表现出高消耗的特征。每件产品的劳力、
燃料、原料平均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出1～1．5倍，农业尤甚。我们所生产的煤炭、
石油、金属。水泥等材料，除人造与合成者而外，数量比美国多，而最终产品的数
量却比人家少一半以上。汽车，尤其是农业技术装备，给消费者发货时并未配套成
龙，装配十分马虎，运输途中便散了架，到达目的地后几乎都得重新组装。纪律涣
散现象甚至蔓延到运输这样的重要部门。备用道和尽头线上成月地停放着数十辆甩
下的列车，上面装载着全国急需的商品，任凭损坏盗窃。
1982～1984年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工作并不是要查明国民经济中的种种灾难。我
们是在力求查明危机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确定改善经济形势的途径。当时提出了
一系列意见，决定了今后数年领导层的实际行动。
或许，只在一点上没有分歧，就是大家都承认对经济的领导已普遍削弱并招致
了种种不良后果：生产部门和各级管理部门中普遍纪律涣散、工作不负责任。在这
个基础上就产生了安德罗波夫那起初获得了一致支持的整顿秩序政策。但单纯采取
纪律措施并未能延缓那些有损总方针威信的极其危险的情况发生。事情已经很清楚，
单单依靠纪律解决不了大问题，需要采取更带根本性的方法。
方向的选择
如上所述，1985年4月，我们采取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的路线。这一
目标成了6月份召开的科技进步问题讨论会上的主旋律，党及其新领导班子都围绕着
这个主题开展工作。直至苏共二十七大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都是如此。仅仅从1986年
春开始，“加速”这一表述才开始与“改革”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授人口实，
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起初也是打算用老一套方法提高生产增长速度，并不希望认真进
行体制的改革。这类说法的可信程度究竟能有多大？
我决不想美化当时的经济政策，其范围的局限和深度的不足很快就已变得十分
明显。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也曾希望依靠诸如计划加动员的方法、组织工作、
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之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去消除停滞状态。
读者可以提出疑问：您刚刚说过，早在1984年就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改革的必要
性，那为什么却将其搁置一旁，仍然去搞老的一套呢？问题在于，前任给新的领导
遗留下来的令人极为担心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应急的措施。当时我们觉得：暂且先
做做整顿工作，用老办法对付一阵子，然后就立即着手进行深人的改革。很可能，
这样做是错误的，结果浪费了时间。但当时我们的确是那样考虑的。
若能将全社会在期待中积蓄起来的能量导向“井然有序”的轨道，而又不致破
坏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这自然是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感到有利的事情。在领
导层中，明确表示这种意图的有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沃罗特尼科
夫也大体上与他们一样。雷日科夫、马斯柳科夫、塔雷津着重强调科技进步，支持
他们的则是实业界领导人的庞大队伍：部长们、企业经理们。而领导层中的梅德韦
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则主张毫不迟疑地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改革。
我很清楚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所以认为首先应当争取使经济现代化，以便为
90年代初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全苏科技进步讨论会也以此为目标。这里
我要说明的是，这些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方法颇为近似。
根据那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制定了一个本国机器制造业现代化的规划，规定
90年代初要达到世界水平。
我对《科学技术发展目标规划》中的下列项目寄予了特别的希望：信息技术与
计算技术，转动与转动传输作业线，机器人技术，生物工程学，基因工程技术等等。
顺带说一句，这些规划已规定了投资政策的重大改革、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
广泛合作、与西方公司（特别是德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规划被各级领导干部视
作盼望了多年的大转折。这种心情在科技进步讨论会与会者的发言中也反映了出来。
公开性的时期开始了。人们变得乐观开朗起来，言谈举止也无拘无束了。
这一切让人情不自禁想起伊戈尔·谢韦里亚宁的诗句：
什么？真是如此？纵有万般心思——
自今而后，都可以诉之于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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