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27.5 对日和谈的幻想
高宗武眼见华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家失地日广，但另一方面，日军深入中国却也无法获胜，日本政府又在军方的压力之下，发表不与国民政府交涉的声明。可是高宗武认为，日本政府内部是有寻求和解的打算，但是这些人为了要找个台阶好下、让面子好看，故希望能够在蒋介石之外，找到另外的高层政治人士出面，来与日本进行和谈。这样中日双方都有一个以谈判（3当时蒋介石只是长江下游派系的真正领袖，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只是大家因为抗日的关系，推任蒋为领导人而已，蒋介石暂时借用四川、云、贵、湘、桂等地作为抗战的基地。）解决冲突的转圜，而汪精卫应是一个可以出面的人物，这样一旦进行中日的和谈，蒋介石可以将部分责任推给汪精卫，日本政府也可以有借口对日本军方做个交待。
因此高宗武积极地与部分的日本军政领袖，进行各种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协商，而汪精卫眼看华军一系列的作战失利，国民政府已经退到中国的内陆，军事与经济状况都极其不利，外国的援助又逐渐中断，长久下来，中国军队的后勤不济，国家经济运作发生困难，都会影响到继续作战的意志。因此汪精卫逐渐认为，中国要想继续再战的希望，已经非常的渺茫；加上几个国际强权，也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能够在中国政府之中，找到蒋介石之外的政治领袖，这样可以藉着谈判，结束中日战争。所以汪精卫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机会，与其坐看中国抗日战争走上最后全面的失败，不如由他早些出面收拾残局。
事实上，华军从武汉撤退前，德国与意大利已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同时拒绝再将军火卖给中国。虽然苏联此时对中国仍提供有限的军售，但已经几乎可以确定苏联不会与日本宣战了，而英美等国也只仅止于道义支持而已，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多少已经接近弹尽援绝的地步了。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就曾做出“中国最多只能再支撑六个月”的报告。国民政府的高层决策人士，对于继续作战下去的前景，多半都抱持着相当悲观的看法，因此大家的意见比较倾向于能和则和的态度。此时只有蒋介石坚持继续抗战的立场，以待国际环境的变化（这时候就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抗日了）。
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27.6 第三势力斡旋的构想
此时意大利政府进行巧妙的穿针引线工作，接触汪精卫以及主和派里“低调俱乐部”成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表达了轴心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尽快与日本达成和谈，以建立联合反共的国际同盟。他们担保日本政府会接受一个既非亲日又不反日的“第三势力”出现，这样日本政府会有和谈的台阶可以下，中国也能有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机会。
而日本政府与军部已经了解，日本无法击败中国的抵抗意志，因此无论是采取以战养战的战略（陆军省的看法），还是设法退出中国的战略消耗泥沼（参谋本部的主张），它都要找到可以与中国进行协商的对手。在唐绍仪遇刺、吴佩孚不肯就范而猝死的情形下，高宗武穿梭在日本政府之间进行游说，他推荐汪精卫不失为一适当的人选。当时高宗武的计划是，由汪精卫设法运动粤系的将领与西南地方（云南与四川）的山头，在日本军方的掩护支持之下，在西南成立一个不同于蒋介石的第三政治势力，然后由这个政治势力设法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在中日双方达成共同合作与反共的协议之后，再由这个第三势力，来与蒋介石的反日势力进行内部的协商，最终结束中日的全面战争，建立一个中日合作反共的东亚政治结构。这样中国可以免除战祸，而获得重新发展建设的机会，日本也可以留下实力面对苏联挑战的压力。虽然高宗武的设计，得到了日本元老重臣以及一些军方非主流将领的支持，但是日本陆军省的主事者，以及在中国作战的日军将领，却只想利用这所谓和平的方法，设法建立起傀儡政权，以方便以华制华，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的重光堂，与日本军政领袖代表影佐祯昭达成了秘密协定，日本应允将支持汪精卫筹组第三势力的发展，以促进中日之间和平解决战争。梅思平将这个协定通知汪精卫以及其它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由于汪精卫了解，蒋介石此时的抗日意志极强，除非日本同意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局势，否则将不可能接受任何与日本的和平协议，因此汪精卫决定与其部属，分别离开西南地区。汪精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设法借道云南到达越南的河内，准备开始发表响应日本和平提议的言论。以汪在国民政府内的地位，当然会造成对国民政府抗日立场的严重冲击。因此蒋介石为了设法减轻汪精卫的影响，一方面透过各种管道，希望汪既然脱离了重庆，最好是先到欧美游历，以免他的言行影响到抗日的意志；一方面则是与西南的地方山头，进行软硬兼施的工作，防止他们响应汪精卫的行动。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与疏通，反而进一步地与日本政府加强接触。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则依照事先的约定，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再度发表有关中日和平的最新立场，而汪精卫则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河内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日本政府的立场，汪并且表示，他代表国民政府高层多数首长，发表希望能够停止抗战的意见，只是因为蒋介石握有兵权，大家无法公开的反抗蒋的决定。蒋介石既以个人的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而继续与日本作战，他只有离开重庆，才能推展和平运动。
重庆的国民政府领袖，对于汪精卫发表的“艳电”，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弹，并且立刻召开特别会议，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决定免除汪精卫党内外一切的职务。国民政府特别的声明，汪精卫响应日本的立场，纯粹只是汪个人卖国的言行，国民政府仍然要继续抗战到底。此时汪精卫已经有些骑虎难下了，不过大家仍然保留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汪精卫不断在河内发表各种打击抗日的声明，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影响到抗日的人心士气，同时他也在设法影响西南的军政领袖，必要时响应他的立场，推翻蒋介石的领导，组成第三势力。但是事实上，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于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残酷伤害，已经让中国人根本无法相信，日本会给与中国一个合理而且公平的和平条件。中国人当时的选择，不是反日到底，就是成为日本的汉奸傀儡，因此根本不可能会有所谓第三势力的存在空间。最后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派遣军统的特务，前往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失手，造成汪精卫秘书曾仲鸣的死亡，汪看到自己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日本政府也要求他设法离开河内，结果汪精卫就离开了河内，而投入日本的掌握之中。
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27.7 汪精卫逐步成为汉奸傀儡
于是汪精卫先后到了上海以及日本，进行各种的拜访活动，同时发表各种附和日本政府立场的谈话。表面上，汪精卫好象是为了和平而牺牲自己的政治形象，事实上，他根本就是为了权位，而逐渐地成为被日本操控的汉奸。日本人逐渐开始露出真正的面目，他们不是要与汪精卫的第三势力达成和平协定，而是要汪成为他们的政治傀儡，好方便推动以华制华的政策。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一直无法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日意志，原先与汪关系不错的西南军政领袖，以及粤系的军事将领，也没有响应这个和平运动，因此汪精卫所希望筹组的第三势力宣告失败。此时汪精卫只有两个选择：不是成为日本人所支配的汉奸，就是要断然地终止政治活动，出国另谋发展。对崇拜力量的日本人而言，没有实力就没有尊严与价值，汪精卫既然（4从汪精卫无法煽动粤系将领以及西南的地方势力，在一九三九年年中，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自己结合成为第三势力的事件来看，可以明白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成为主导中国人的主流力量。）无法建立第三势力，只能沦为日本所支配的汉奸傀儡，日本人因此更加看不起汪精卫了。
原先推动汪精卫领导中国第三势力的高宗武与陶希圣等人，在上海的日本租界梅花堂（对外称作梅机关），这时候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与第三势力政府的组成，他们在协商中，经常与日本人发生立场的争执，而逐渐看穿了日本政府的真正面目，日本军方所谓支持汪精卫从事和平运动，只不过是寻找汉奸，以筹建日本操纵的傀儡政府而已。到了最后，当他们发现日本人真正的目的与野心之后，曾经力劝汪精卫中止与日本人的合作。但是周佛海与梅思平等人，则醉心于权力的诱惑，他们认为，不妨与日本人合作，组成听命于日本的政府，如此可以获得个人的权位，也可以减少日本人直接对中国人民统治所造成的伤害。
汪精卫本人夹在这两种争论之中，几次的摇摆，最后汪却在其夫人陈璧君的影响下（汪一向惧内，他非常听从夫人的意见），终于向日本的压力低头，决定依照日本方面的意见，签订各种卖国的协议，组织由日本人所操控的傀儡政府。但高宗武与陶希圣等人，则在看穿日本的真相之后，决定不能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因此断然地退出汪精卫阵营，潜逃到香港，公开汪精卫假和平运动为名，实际上已经甘为汉奸的卖国真相。不过汪精卫等人则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否认成立的政府是个汉奸政权，反而名之为“曲线救国”的策略，为不少服从其下的汉奸们，找到一个出卖国家的响亮借口。
汪精卫就从推动和平运动开始，而最终成为了汉奸傀儡。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签署“日支新关系调整纲领”的卖国协定，等于允许日本实际上控制整个由汪主持的南京政府。蒋介石曾经企图以秘密外交的策略，设法阻止这个政府的产生。日本政府内部也有人认为，一旦日本支持汪精卫组成政府，那么日本要想与重庆政府达成结束中日战争的希望，就更加的不可能了。特别是日本军部的领导阶层，曾经热烈期望能在一九四〇年年底之前，结束大部分在中国战区的战斗，以大幅撤回在华的日军。所以由日本参谋本部与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直接介入中日之间的交涉，这就是日本政府所谓的“桐工作”，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派出的今井武夫大佐，负责与重庆的代表接触。
而重庆方面则煞有介事地派出所谓“宋子良”（伪称是宋子文之弟）为代表，与日本周旋，希望日本能够放弃支持汪精卫政府的组成，结果拖延了近半年。这个接触，曾经一度设计由蒋介石、板垣征四郎与汪精卫三人，在中国第九战区的长沙，举行中日高峰会议，其实这是重庆方面诱捕汪精卫的计划，最后才被日本拆穿了底细。而在当年，由于德国席卷欧陆，日本判断欧、美将无暇他顾，因此日军将可以轻易的南进，而完全截断中国与外国最后的一条通路。于是这个情报判断促使日本政府决定支持汪精卫组织政府，而与蒋介石打到底。
汪精卫以其政治手腕，能够让日本人将维新政府与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地方政府，统统加入他的政府统辖，的确是费了不少的功夫（华北是名义归南京控制，其实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地位，是直接受到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操纵），汪还真会在政治上玩偷天换日的手腕，竟然宣布这个由日本控制的伪政府，是由重庆还都的国民政府，林森还是这个政府的主席（当时林森是重庆国民政府的主席），只不过“一时”不能到南京上班，其它政府机构所有的名称，都与重庆的国民政府一模一样。
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27.8 “和平反共”的伪政府
汪精卫所主导的国民政府“还都记”，就这样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正式在南京荒唐演出。汪精卫表示，因为林森受到蒋介石的控制，不能回南京上班，因此由他暂代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保证实现和平宪政，日本还装模作样地率先宣布，将放弃所有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特殊地位与权力。这个实质上完全由日本所操纵的傀儡政府，同样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三民主义的国歌。这样中国就有了两国国民政府，使用同样的国旗、国歌与国号，只是汉奸政权的旗号加注“和平反共”四个字，以示区别。
汪精卫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折不扣的是一个以日本意志为依归的傀儡政权，帮着日本推动剥削与残害中国人民，以供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所需，根本没有真正独立的国格与主权可言，许多不堪忍受日本暴政欺凌的中国同胞，都受到汪精卫政府残酷的迫害。在汪精卫的政权中，最令反日志士（5从此，日本称呼汪精卫政权为国民政府，把真正抗日的国民政府改称重庆政府。）感到发指的，便是由李士群与丁默屯所领导的特务组织，总部设在上海极司费德路七十六号，一般对外的代号就是“七十六号”，其对待抗日人士手段之凶残，简直是比活地狱更恐怖，令人闻之色变。此外汪精卫政府，形式上，还拥有一支由日军训练控制，人数超过六十万人以上的伪军。主要任务是保障伪政府的运作，以及协助日本追缴抗日游击队，后来在日军对华的重大攻击作战中，也曾直接参与对华军的重要作战，在宜昌、常德与长沙会战中，扮演了相当程度的作战支持角色，但是伪军始终无法离开日军，在战场上独当一面的作战。由汪精卫领导的这个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总共维持了五年又五个月（汪精卫本人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病死于日本，遗缺由陈公博代理），虽然伪政府自称是“中华民国政府”，使用同样的政府结构体制，同样的国旗、国歌，但是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心目中，他们就是一个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伪政府组织，这个政府不但得不到民意真正的支持，还经常遭到抗日志士的反抗。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皇正式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日，这个政府虽然拥有六十万的伪军，以及一定的程度政府架构，但是并未准备进行任何的顽抗，就在当天自动宣布解散，但伪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后来仍然接受重庆政府依法问罪与审判。当然平心而论，汪精卫政权的运作，在某些状况与地方，的确是发挥了一些减少日军直接荼毒、残酷镇压与迫害占领区内中国人民的作用，同时在汪精卫的伪政府中，也有一些暗助重庆抗日的事实。当时重庆方面的各个情治系统，特别是军统局，设法利用各种的关系，渗入汪政府之中，也取得其内部一些军政要员的合作，进行掩护抗日的任务。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在汪精卫政府之中，也有人受不了日本的欺压，也有人是为了两边买保险（特别是周佛海与戴笠之间的互通关系），因此在后期南京伪政府内部，有相当多的管道，将不少机密暗通重庆方面，并且设法掩护部分的抗日地下组织，成为日本控制中国最大的间谍斗智对抗。当时军统局曾经允了不少的伪军，可以戴罪立功。
不过，在抗战胜利之后，为了如何处理这些伪政府的军政组织与领导人，在国民政府的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歧见。最后主张依法惩处者，压倒以政治解决的看法，因此使得大批的伪军认为，重庆方面失信于“戴罪立功”的承诺，所有有相当数量的伪军，干脆接受中共八路军的收编，成为反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在形式上，虽然国民党的汪派就此完全得到肃清，但是不少的力量却成为八路军的生力军了。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汪精卫在刚开始，所谓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或许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别是汪本人在开始与日本接触时，也无意自愿成为汉奸。但是汪精卫最大的错误，是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崇拜强者与“鄙视”弱者的特殊心理。一旦他要依赖日方的力量来建立政权，那么日本人就会完全把他当成傀儡看待，也就使得汪精卫最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了。在持守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历史的考验是非常严酷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做法，最终断送了汪精卫在中国所有的历史地位。
附注：
[1]当时汪精卫的绝命诗：“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真是豪侠之言。
[2]在这里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对敌和谈的接触，因为能够坚持中国国家民族立场的谈判，也等于是一场为中国争取最高利益的斗争（只有放弃国家利益的和谈，才是卖国的可耻行为）。
[3]当时蒋介石只是长江下游派系的真正领袖，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只是大家因为抗日的关系，推任蒋为领导人而已，蒋介石暂时借用四川、云、贵、湘、桂等地作为抗战的基地。
[4]从汪精卫无法煽动粤系将领以及西南的地方势力，在一九三九年年中，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自己结合成为第三势力的事件来看，可以明白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成为主导中国人的主流力量。
[5]从此，日本称呼汪精卫政权为国民政府，把真正抗日的国民政府改称重庆政府。
第二十八章、勇挫日军锋焰的三次长沙大捷
一九三九年起到一九四四年之间，侵华日军总共四次出兵企图攻略湖南省会长沙，其中三次都被中国军队击败，这就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之中，最为值得纪念的三次长沙大捷。长沙与湖南的军民，以完全的牺牲与无数的血泪，与守军配合，写下这三个可歌可泣的历史大战役记录。
日军自从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攻占武汉之后，就把兵力沿着长江水道向前推进到岳阳一带，与中国军队沿着新墙河对峙。日本驻武汉的第十一军，拥有七个师团与数个独立旅团的兵力，扮演着插入华中心脏地区的战略机动部队的角色，中国则以第五、六、九等三个战区包围日本的第十一军，双方形成一种战略平衡的对峙状态。
这时候日军大本营，已经深为陷入中国战场的战略泥沼所苦，日军已经无法再增加兵力，继续深入中国进行攻击，也就是说，日本很难在战场上击败中国。因此，日本的两个选择，其一是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设法长期搜挂占领区内的资源，以维持日军在中国境内的开支，其二就是设法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减少日军在中国境内的数量。结果日本两者都同时进行，但是两者都不成功。
日本大本营原先是有意从一九三九年起，逐年减少在中国的驻军，希望能够将在华日军的总兵力，从八十万人，调整到一九四一年的四十万人，以减少日本在中国战场的战略损耗。日军大本营甚至决定，纵使日本无法与中国完成和议，日军也要撤退到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地区，大幅减少在中国战区的消耗，以保持日军应付苏联的战力。
但是在华的日军，强烈反对大本营的减缩计划，特别是第十一军的中将司令官冈村宁次，曾经多次的以进攻四川的作战计划，上报日军大本营，要求不但不能减少，反而应该设法大幅地增加在中国的驻军。只要日军增加兵力，他有信心可以深入中国作战、击败蒋介石的重庆政府。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由于苏联所支持的外蒙古“独立”政府部队，在与日本支持的另外一个傀儡政府满洲国部队，在诺蒙罕发生冲突，日本关东军与苏联红军，也就“当仁不让”地由幕后支持走到台前开火，双方的部队在诺蒙罕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相当激烈的局部战争。苏联红军相当成功地击败了日本关东军的第二十三师团，以及支持作战的关东军第七师团的一部，造成日本全国的震动。日军大本营最怕的就是，这场战争会扩大成为日苏的全面冲突，因为日本超过三分之二的部队，已经陷在中国战区，假如此时日本与苏联爆发战事，那么日本实在难以双线作战。
日本特别是一个吃硬不吃软的民族，日本在诺蒙罕之战受了“教训”，关东军服气了。日军大本营立刻撤换整个关东军的指挥阶层：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都遭到免职的严重处分。这时纳粹德国为了进攻波兰，竟然不顾日本这个“反共”的伙伴，而与苏联签订了户不侵犯条约，日政府因而觉得，轴心国的“反共钢约”根本不可靠；由于日军主力全都陷在中国战场，因此现在不是日苏发生冲突的时机。因此日本设法以低姿态的方式，与苏联达成了停战协议。日本关东军这种丢人现眼的丑像，造成日军更不敢在中国战区进行裁军而示弱，反而要拿中国军队开刀，以继续支撑皇军无敌的神话。
第二十八章、勇挫日军锋焰的三次长沙大捷 28.1 第一次长沙会战
于是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立刻呈报了一个进攻江南的作战计划，准备将关东军在东北所受到的气，在中国军队身上发泄一下。日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于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一直怀恨在心，因为薛岳过去在武汉会战的第九战区作战，让日本十一军吃了不少的亏。所有冈村宁次一有机会，就想找薛岳的部队比划几下，希望能够痛击薛岳的部队，好能咽下这口气。
所有冈村宁次这次进攻的作战计划，是摆明了要找薛岳的麻烦，希望能够吃掉薛岳第九战区的几个主力部队（此时陈诚仍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却由薛岳全权代理），因此日军这个江南作战，并没有一定的攻略目标，只是希望打击与消灭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给中国一次严重的教训。但是第十一军在报给日本华中派遣军的作战计划中，居然是用“消灭华军作战企图”的大题目作文章。
当时日本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知道自己准备晋升为（即将组成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职务，因此也希望能够有个战功衬托一下自己的高升，所有就批准了冈村宁次的作战计划。由于这个作战计划，只是以打击薛岳指挥的部队为目标，所有选择了江西与湖南北部的第九战区战线重点地区，发动攻击，希望能够摸到薛岳的主力，然后打出一些成绩。
冈村宁次的作战计划是将日军分兵三路，进攻鄱阳湖到洞庭湖之间（江西与湖南）的中国第九战区部队。东路日军在在江西北部的修水一带，发动侧攻，然后转向向西南方向切入湖南东北部；中路军则是由湖北南部发动攻势，与江西的日军会师，在湖南东北部占领战略位置，以等待围歼中国军队的机会；西路军则是日军主攻的作战部队，由岳阳南下，对中国军队的主力造成压迫，迫使中国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退向湖南的东北角，这样日军就可以能够在湖南平江，或是江西修水一带的地区，围歼到中国军队主力。原先日军的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将攻占长沙设定为作战的主要攻击目标。
而蒋介石对于日军的这次攻击，反应相当地谨慎，在刚开始之时，他不清楚日军的作战企图与投入的兵力，因此在白崇禧的建议下，决定给薛岳非常具有弹性的作战空间指令，以保全中国部队的作战主力为最高的原则，甚至必要时可以放弃长沙，在衡阳进行决战，以求中国军队主力避免被日军盯牢，而遭到严重的打击。但是薛岳却看出日军军力不足，决心确保长沙，给日军一个重大的打击。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日军的一○一师团的一○二旅团，与一○六师团主力，组成东路军开始出兵攻击在江西北部的中国军队的阵地。第九战区代理司令官薛岳下令，第十九集团军司令官罗卓英指挥所部，进行逐步抵抗、相机转进，因此日军在刚开始进攻的时候，并未遭到中国军队强烈的抵抗，所以日军就越发大胆深入进兵。日军没有料到中国军是以有计划的转进方式后退，就等日军深入与兵力分散之后，再设法进行决战。在表面上，日军在江西北部一带的进展相当顺利，但就是没有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日军只有依照原先的作战计划，朝西南方向切入湖南，准备与在湖南北部作战的日军会师，合围中国的野战部队。
不过，江西、湖南在这一带的地形结构非常复杂，幕阜山的山岳绵延，日军的重装备在这种复杂地形运动迟缓，主要道路又遭到了中国军队有计划的破坏，因此日军后续的进展并不顺利，同时中国军队虽然一路后退，但是并未遭到日军严重的打击。所以当日军深入复杂的山地之后，罗卓英即指挥部队，开始将抵抗开始逐步地增强，甚至开始进行猛烈的反击，企图截断日军的补给线，日军这时才发现，自己在复杂的山区中，很难顺利的进军，更难以越过江西西北的山岳地带，进入湖南而与南下的日军会师。
由于在开始的时候，冈村宁次看到在江西发动攻势的东路日军，进展顺利，同时发现重庆方面，有意放弃防守长沙的布阵，于是大胆下令在湖南北部的日军第六师团，在九月二十二日，开始强渡新墙河，对中国第十五集团军的关麟徽部发动攻击，同时也出动助攻的上村支队，从洞庭湖登陆，组成包抄我中国军队左翼的西路军，以压迫中国军队向东撤退；并且下令日军三十三师团与奈良支队，从湖北南部的中国军队阵地之间，组成中路军，进行大胆穿透作战，一举越过通城与麦市，直驱湖南平江，企图包围中国第十五集团军，迫使后退的中国军队的主力与日军进行决战。
原本蒋介石担心日军来势汹汹，因此指令部队的作战，可以保持弹性，若是日军主力强攻长沙，可以向东撤退，而保持对日军侧翼压力，避免进行决战。但是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却已正确地看出日军兵力分散，冈村宁次又低估了作战地区的复杂地形，而严重影响到日军分进合击的计划，因此大胆地决定，将在长沙外围阵地与日军进行决战。
日军在湖南沿粤汉铁路南下主攻的部队，虽然一路进展顺利，但是却在中国军队机动迎战，灵活与迅速脱离战场的战术下，并没有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日军分散在各路的部队又无法顺利的对中国军队进行合围。在江西北部作战的日军一○六师团，在幕阜山复杂的山地遭到中国军队有力的抵抗与包围下，日军补给线竟遭切断，差点就要受到围歼的打击，只好全力突围，那里还会有力量敢到湖南进行会师。加上这时精锐的中国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开始在江西北部出击，使得日军遭到极大的压力，在江西北部的日军被迫全面放弃进入湖南会师的计划。
从湖北南下的日军奈良支队，向东旋转，虽然与由湖北南部南下的日军三十三师团，在湖南东北部完成会师，但却根本没有包围到华军的十五集团军。同时，日军第六师团与上村支队会师之后，原先也有机会强攻长沙，但却受到薛岳部队的诱导，转向湖南东部追击华军，并企图与江西的日军会师。不过由于在江西作战的东路日军，因为耗损过大，为了安全起见，已经开始退回原先的阵地，因此日军也失去了在湖南东北部合围中国军队的机会。
这时日军既会师不成，在湖南的兵力就越发显得单薄，再遭到薛岳部的强力反击，使得日军已经开始有些孤军深入的危机感了。由于冈村已错过进攻长沙的机会，于是不待中国军队之反击合围形成态势，就下令在湖南的日军，分头撤军，并沿途对经过的地区大肆进行破坏。最后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日，所有参战的日军，都撤回原来的战线。
这回日军的大规模三路进兵的迂回作战，既没有攻到长沙，也没有对中国军队的野战军，造成严重的打击，冈村宁次在发现兵力分散，没有捕捉到中国军队主力，以及中国军队开始反击之时，立刻就在长沙外围调军回头进行有秩序的撤军，由于日军进行密接支持的撤军行动，中国军队也无法进行有力的追击，无论是在江西还是湖南的日军，都撤回原来的战线，而日军的这次作战，可以说是白忙了一场。
当然要说这场作战是长沙大捷，是稍为有些勉强，因为日军原始的作战方案，的确没有以攻略长沙做为作战目标，但是日军却错过了攻下长沙的机会。当时蒋介石下令薛岳可以在长沙进行机动防卫，假如日军在开始的时候，就要强攻长沙，恐怕应该可以如愿，但是它却分散兵力，企图捕捉中国军队主力不成，长沙也没有拿下，结果可以说是两头落空。
而薛岳能够识破战机，决心坚守长沙外围阵地，而在江西的罗卓英部，也善用地形，成功地阻击日军的运动，造成冈村认为日军会师无望，反而将要遭到中国军队的围攻，因此才立刻下令日军迅速的抽身撤退。中日两军这回算是打个平手，但是日军的作战目标可以说是完全的落空，既没有吃掉薛岳的主力，也没有打下主要的战略目标，在江西还差点被中国军队吃掉一个师团。这还是日军第一次打这种无厘头的仗。当然冈村宁次也不可能料到，后来日军又两度企图进攻长沙，但竟然两次都败下阵来。
第二十八章、勇挫日军锋焰的三次长沙大捷 28.2 第二次长沙会战
日本人一向吃硬不吃软，冈村宁次在第九战区碰到铁板，使得日本十一军不敢再动第九战区的主意。接任的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于一九四○年转向攻击第五战区，造成中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在汉水沿岸的番瓜店壮烈成仁。日军接着攻占了第六战区的战略要地宜昌之后，才逐渐地恢复了信心，日本十一军又再想试探性攻击中国第九战区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十一军在江西发动上高会战，因为纵兵轻进，日军三十四师团遭到中国军队巧妙的战术合击，损失惨重；日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急调三十三师团救援，但是同样遭到重创，特别是王耀武的七十四军，更是一战成名。日军检讨作战失利原因，认为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应该负起主要的指挥责任，因此加以撤换。日军大本营改派阿南惟几中将出任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是一名狂热效忠天皇的年轻将领，特别受到日皇以及宫内女眷的欣赏，因此他带兵打仗特别凶狠卖力，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战功，以赢得皇室特别的看待。阿南上任之后，立刻研究武汉四周的战略情势，他决定要在长沙，打出一场胜仗，以挫中国第九战区薛岳的锐气。
阿南因此不动声色的开始调兵遣将，将十一军的六成以上的部队，都秘密地抽调到湖南北部，他想仗恃着日军强大的火力与攻坚的兵力，决定采取中央突破的强攻战术，准备一路攻下长沙，并且狠狠地修理薛岳的部队。阿南调集了四个师团与四个支队，在新墙河以北地区秘密集结，并且将司令部移到岳阳，以就近指挥作战。
当时中国军队方面，对于日本十一军的秘密集结，可以说是缺乏预警的情报，因此在第九战区的部队，布防得相当分散，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开始先攻击大云山的中国军队，接着就强渡新墙河，开始以强大的兵力，结成锐不可当的攻击正面，一路扑向长沙。阿南特别征调了伪军与农夫，以保持日军补给线道路的畅通。
薛岳对于阿南大军的突然攻击，可以说是相当意外，但是薛岳临危不乱，他一面紧急将部队调往湖南北部集中，一面下令部队采取灵活的迟滞作战，减少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日军尽量朝向湖南东部的山地诱开。日军采取中央突破的正面打法，当然是来势汹汹，但中国军队四两拨千斤的战术，却让日军感到非常不快，因为这样日军便无法造成围歼对方主力的战果。而这些被日军追赶的中国军队，并未出现溃散，反而一有机会，就尾随日军的后方，进行扰乱的攻击。
这时中国军队陆续向长沙外围集结，日军也对中国军队一个接一个地狠命猛打，其中以中国第十军遭到最为严重的打击。由于日军急于追逐并重创中国军队，因此在长沙的外围，花了较多的时间，攻击中国军队。特别是当阿南发现中国第七十四军赶到湘东，更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决定要为日军在江西上高之战报仇，所以立刻决定调整作战方向，调日军主力掉头去捕捉七十四军，但是第七十四军保持灵活的应战方式，迅速地脱离日军包围。
阿南于是决定将日军主力，分成两组，第六与四十师团，向左翼迂回，进攻长沙外围的中国第二十六军，第三与第四师团向右牵制中国第三十七军，而中国王牌第七十四军，赶到战场之后，立刻发挥猛烈的作战攻势，在春华山狠击日军第三师团，阿南只有立刻调派六师团以及重炮旅团，前往围攻七十四军，不过七十四军巧妙地吸引日军的兵力东移后，又顺利地退出战场。
薛岳以第七十九军防守长沙市，由于日军的主力部队，一直分散在外围，进行追逐与围歼中国军队的作战，因此没有集结更足够的优势兵力，一举攻下长沙省城。虽然日军的第四师团，一度攻入长沙市区，同时日军的第三师团，更冲到南方的株州，但是守卫长沙的中国第七九军猛烈反击，日军因为兵力不够集中，无法完全地把长沙攻下。阿南此时还认为，先扩大日军在长沙外围的战线，可以多捉到一些中国的援军，而攻下长沙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这时已经面临可能丢掉长沙的威胁了。
但是中国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却改变了整个战局。当薛岳的第九战区，遭到日军优势兵力打击的时候，蒋介石判断这是阿南的大胆之作，日本十一军的兵力已被过度地抽调，因此十一军其它的防区，就一定会出现兵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蒋介石下令其它相关的战区，尽量地发动牵制性攻击，以找到日军的弱点，来牵制十一军对长沙的攻势。陈诚很快地就发现阿南竟然把镇守宜昌的日军第十三师团，抽走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于是陈诚决定在宜昌发动强攻。
九月二十六日，陈诚以最快速度调集兵力，乘虚进攻宜昌的日军。当时宜昌是日军威胁重庆的前进战略重镇，同时切断了两湖与四川的水运联络（使得两湖生产的粮食无法由长江输入四川），其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陈诚对宜昌发动大兵团反攻作战，的确是出乎阿南的意料。由于中国军队在宜昌的攻势，异常的猛烈，绝非寻常的牵制作战，这时在宜昌的日军指挥官，第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陷入了中国军队四面围攻的险境，只有急电阿南以及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求援。
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知道消息之后，大吃一惊。因为攻占宜昌是日皇裕仁亲自下的作战指示，假如宜昌有失、十三师团被歼灭，那么日军的士气将会受到极大的打击，所以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都下令阿南，无论如何也要设法保住宜昌。阿南当然知道宜昌地位的重要，更不能让十三师团被围歼，否则自己这个十一军司令官也就做不下去了，虽然长沙已是快要到手的目标，但若拿长沙换宜昌，恐怕还是失算。于是阿南只有下令，停止攻击长沙，撤回全部在湖南的兵力，优先转往投入解围宜昌的作战。薛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修理日军的机会，仓皇撤退的日军在湖南吃足了苦头。
陈诚在宜昌的反击战，可以说是打得非常地漂亮，日本十三师团的防线，逐一被中国军队突破，最后日军司令部已在中国军队直接的攻击范围之内，日军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亲自督战，最后连司令部的参谋都拿枪参加保卫战，在最危险的时刻，内山下令准备焚烧军旗，以及切腹自杀。
在十月十日宜昌决战的最后关头，内山事实上已签署十三师团向日皇与大本营告别的电报，开始准备在司令部内率领参谋集体自杀，却在最后一刻，出现空前大雨，迟滞了中国军队的攻势，由阿南指挥回防的日军，终于赶到，才迫使陈诚退兵，让日十三师团在最后一刻守住了宜昌。但是日军不但失去攻占长沙的机会，反而因为紧急撤退，遭到中国军队追击而颇有损失。长沙第二次大捷的声威，可以说是举国知名。
第二次长沙大捷，多少要归功陈诚在第六战区指挥的牵制攻击，日军的指挥官阿南惟几则是过于大胆与冒险，因而没有掌握到全局战略均衡的要诀，也没有盯紧作战目标，一味的以日军优势战力强渡关山，而且不断追逐新出现的作战目标，因此造成日军战力的分散，而错过攻占长沙的作战时机。从这次作战的经验，中国开始了解日军对于攻占长沙的心结，所以薛岳特别检讨日军的攻势作战，而设计出一套可以诱敌深入，加以围歼的“天炉战法”，就等着日军的来犯。
第二十八章、勇挫日军锋焰的三次长沙大捷 28.3 第三次长沙会战
第三次长沙大捷，乃是中国军队最为货真价实的一场大胜仗，日军在此役再一次遭到重大的挫败与损失。这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仅隔两个月，主要原因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威夷时间的十二月七日，日军成功地偷袭了美军的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华南方面军的第二十三军，负责进攻香港，但是担心中国军队会支持驻港的英军，于是要求日第十一军，在湖南北部，发动牵制性的攻击作战。主要的目的，是牵制中国第九战区的兵力，以防中国军队南调打击日本二十三军的香港作战。
但是第十一军的司令官阿南惟几，不肯轻易放过这个进攻第九战区的机会，他至少要为上次进攻长沙作战的失利，讨回一些颜面。因此虽然原先在作战计划上，这只是一场牵制作战，但是他却有着旺盛的企图心，希望能够有更为杰出的战果表现。阿南以日军第三、六、四十师团以及第九混成旅团组成战斗序列，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再度在湖南北部发动攻势。
但日军这次在湖南出兵，可以说是在天时上，就极端不利，因为当年的冬季，湖南出现了罕见的大雨与低温，造成所以的江河水量大增，必须要有渡河的装备、在适当的渡河地点，才能越过河流；同时农田积水泥泞又深，造成军队重装备运动不易，天候的严寒更是增加日军部队补给与攻击上的困难。不过根据日军的情报显示，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的确有大量南下调动的布防行动，因此阿南判断，这给日军一个乘虚而入的大好机会。既然第十一军，早有准备深入湖南，进攻长沙的腹案，只要等待作战时机的来到，现在日军不妨来个先斩后奏，从牵制作战，转换成为攻占长沙的会战。
日本十一军在不到三个月，就再度兴兵进攻长沙，是给薛岳抓到一个有利的反击机会，因为日军是采取攻势作战，军队的疲劳较大，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无法完成整补，有着疲兵再战的不利。而薛岳已经检讨了两次日军进攻长沙的得失，研拟出一套专门对付日军深入攻击的“天炉战法”，将在长沙附近，对深入的日军加以围堵与歼灭的打击。
最为重要的是，日军的牵制攻击发起时间，实在太迟，这也是因为日军才刚刚打完上一场的长沙会战，兵力尚未完全恢复过来，同时在华南的日军，也高估英军的作战能力，因此认为攻占香港的时间，应该在一个月以上，所以参与牵制作战的日军，不必太早的出动。结果日军攻击的部队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才正式渡过新墙河进攻，但是防守香港的英军，毫无斗志，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就向日本二十三军投降，因此原本奉命南下支持香港的中国军队，这时已经没有作战任务在身，因此当蒋介石听到日军企图乘虚进袭长沙的情报，立刻就下令调离湖南的中国部队，迅速地回防第九战区，以围攻深入的日军。
在薛岳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在面对日十一军南下的攻击中，只是诱敌深入、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就转进后撤，等待侧击合围的机会。日军在顺利渡过汨水之后，就已经接到香港英国军队投降的消息，基本上而言，日本十一军的牵制作战任务，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进行，日军应该可以返回阵地了。
但是，这时阿南惟几却认为，日军既然已经顺利地攻到长沙的半途，只要日军坚持挺进，第九战区中国军队的主战已被抽调而显得空虚，南调的部队回防速度比较慢（中国军队的运动在抗战期间几乎全靠徒步行军），中国军队是挡不住日军之攻势的，那么日军如果攻下长沙，当然是中国战区的大功一件。事实上，由于英、美、荷的部队，在太平洋各区被日本南方军打得一路败逃，相当地刺激到在中国战区日军的心理。假如中国派遣军不能有所表现，那么所有的光彩都要被日本南方军拿走了。何况阿南对于上次没有顺利攻占长沙，更有着强烈要报仇的心理。
刚好日军第三师团长丰岛房三郎中将，也有同样的想法，他刚刚接到命令，准备调任近卫师团长，因此也想要立下个可以吹嘘的战功，他眼见中国军队抵抗的战力不强，自己的军队已攻到长沙外围，因此特别要求阿南允许日军继续南下，攻占长沙。于是阿南决定以战场指挥官独断的命令，改变日军的作战任务，下令第十一军继续深入湖南，直下长沙。
这时薛岳对于长沙会战所有的军力部署，早已是了若指掌，因此下令第十军李玉堂坚守长沙市区，特别在市区的东南高地，布下巷战的阵势，并且将重炮兵旅放在岳麓山，设立了俯视全城的炮兵阵地。蒋介石已下令第四、七十三、七十四、九十九军，兼程回防第九战区，交由薛岳指挥，准备迎头痛击日军的攻势。
此时刚好湖南遭到数十年罕见的酷寒气温与雨雪，日军必须冒着空前的严寒气温强袭长沙。日本第三与第六师团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攻到了长沙市区，中日两军在市区爆发激烈的巷战，这时中国军队在岳麓山的重炮发生了决定性的打击力量。进入长沙的日军遭到非常猛烈炮火的压制，中国守军又拼命抵抗，原先日军认为自己乘虚强袭长沙，已是十拿九稳的战局；阿南惟几眼见先锋部队已经进入到长沙城内，所以就抢先回报日军总部，宣布第十一军已经攻克长沙，这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做为对日本国的新年献礼，这个消息对于两次没有攻下长沙的日本而言，当然是喜上加喜，立刻发布新闻号外，日本上下立刻组织庆祝，以歌颂日军终于攻克长沙的“神威”。
不料中国军队奋勇抵抗，日军在长沙陷在巷战与肉搏战之中，由于日军所携带的补给并不充足，攻势一旦陷入缠斗的阶段，日军的战力就迅速地下降，岳麓山中国军队的炮兵阵地，更是发挥极大的杀伤效果，这时攻到长沙的日军，补给线被切断，只有靠空投补给品支持。日本新闻发布日军已经攻陷长沙的快报，竟然成为全球的最大笑话，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无敌的完胜新闻中，留下一个刺眼的负面消息。
这时候，蒋介石下令回防与支持第九战区的各军，星夜赶到长沙外围。薛岳立即让七十三军的一个师，先渡江进入长沙市区增援守军，以提高第十军的士气，然后下令进入包围位置的部队，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对日军发动全线的反击。这下日十一军既无法攻下长沙，腹背又同时受到中国军队的打击，一时之间，日军的阵势大乱。
但是阿南惟几没有立刻下令日军撤出战线，反而要求日军再进行猛攻，以占领长沙，突破中国军队的包围。这时十一军的参谋长木下勇少将，以及全体的参谋，都发现日军在长沙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了，日军若是再不迅速地脱离战场，恐怕就要遭到无法收拾的下场。木下勇率领日本第十一军的全体参谋，向阿南提出反对意见，才迫使阿南在最后一刻，同意参谋长的要求，下令日军设法尽速退出阵地。这时中国军队已经从各个战线合拢过来，日军的补给不足，又没有足够的第二线预备队兵力的支持，于是日军一路退，一路被打，跌跌撞撞地到处找渡河口，却到处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情形既危急又狼狈。
不过由于赶到参与围歼日军的中国部队，并没有完全到齐，也没有整备完成，就直接投入战场，因此兵力运用不够完整集中，同时中国军队对于渡河据点的掌握不够确实，以致在歼灭日军补给据点上，没有发挥决定性的攻击力，使得日军仍然可以找到渡河口，以及接上补给。一路往北夺命而逃的日军部队之中，日本的第六师团，一度被中国军队围住，几乎弹尽援绝，阿南下令日空军动员一切力量支持，加上第九混成旅团的舍命奔袭，才救出了第六师团。
从汨水到新墙河，只有短短的八十公里，败退的日军在遭到中国军队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下，全靠着日本空军不断的紧急支持，足足走了八天才得脱困，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中，遭到比在台儿庄还要凄惨的败仗。假如不是中国军队为了要策应缅甸作战，调走了更多的精锐部队，或是木下勇没有发动参谋强迫阿南及时下达撤退命令，只要日军的撤退晚上四十八小时，那么日军绝对会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发生全师团被完歼的惨败下场。
当然，假如薛岳能够沉得住气，将增援长沙的部队，在长沙外围做纵深布防，同时通知李玉堂的第十军从长沙部分地区，有计划地进行诱敌的撤退，同时加强岳麓山阵地兵力，让围攻长沙的日军认为，中国部队的战线动摇，这样日军必然更不肯放弃即将到手的长沙，而延后撤退的时间，此时薛岳再督促赶到参加合围日军的中国部队，多二十四小时的准备时间，改在元月五日发动全面围攻，这样日军恐怕会在长沙，遭到更为惨重的挫败，日本十一军根本就会溃不成军了。
中国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获得大胜，的确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这时候日本的南方军，在百日之内，就横扫盟国在亚洲所以的据点与要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英军在香港向日军投降；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英国马来亚最高司令珀西瓦尔，率领十万部队，在新加坡向日军山下奉文投降；三月五日，荷兰在印尼守军司令载帕尔，向日军今村均中将投降；五月七日美军司令官温立特中将（麦克阿瑟仅以身免）在菲律宾向日军的本间雅晴中将投降。整个亚洲战局中，只有中国在长沙，痛击日军，造成日军成军以来，另外一次大规模会战的惨败记录。
第三次长沙大捷，立刻成为全球新闻的焦点，中国军队的表现确实不凡！现在西方国家的军队，在被日军击败之后，才真正知道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落后的中国能够单独地对抗日本如此之久，实在是有着过人的能耐。因此美国政府以最快速度，通过法案拨给中国五亿美元的信用贷款，英国政府也立刻通过给中国五千万英镑，作为法币的平准基金。中国艰苦抗战多年后，总算是真正得到国际上的援助了，中国也立即跻身成为抵抗法西斯轴心的主要盟国。
就历次中日战争中的战场成果与记录而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绩应是最为辉煌的，无论就兵力动员的规模以及日军死伤来看，中国军队在长沙大捷的表现，比在台儿庄、万家岭、昆仑关、上高会战所得的胜利，还更为出色。而薛岳将军更是因此得到日军的“长沙之虎”的封号，日本的十一军在几年之内，都不敢再对长沙，进行任何重大的攻击。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