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被派到扎奇去油漆一座新房子。我刚开始工作没有多久，就看到一大群人打着红旗朝我的方向走来，在碧蓝的天空下，红旗在风中飘扬。敲 锣打鼓声震天价晌，群众的呼声超越了锣鼓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看到这些打着旗帜的队伍，我觉得好像是一群孩子在节日里游行，队伍里的人没有一 个看起来年纪超过十五岁，这些孩子后来被称为“红卫兵”。有些年纪更小的孩子也跟在后面走，双手热情地鼓掌。游行的人臂上都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对我们这些 路旁围观的犯人，都视若无睹。
那天晚上，有类似的一帮年轻人到监狱来，他们发表一项声明，要求所有干部都参加文化大革命，铲除党内的反动派。红卫兵们在未来的年代里制造了大量的 骚乱，打着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口号，狂热地冲到街上，把一切他们认为阻碍革命前进的东西砸烂。我唯一对监狱有一点感激的是，它保护了我们免于遭受红卫兵 的残害。
有一次在四组，我看到红卫兵把整栋行政大楼的工作人员都驱赶出楼，把纸卷成园桶做成帽子，让主管干部们戴着，把他们的衣服都剥光，然后命令他们站在 一栋白色建筑的前院里。看见这些人站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心中很纳闷。他们害怕得全身发抖，手足失措。一个红卫兵命令他们低头弯腰。
开始我觉得这些干部们是罪有应得，自食其果。这种报复心理虽然违背我的宗教信仰，却是人性里面很强的一种冲动。监狱管理员和警卫只不过是整个行政系 统最下层的人，但是他们的残暴导致了犯人的痛苦，我们的愤怒很自然地发泄在他们的身上。红卫兵们在他们脸上吐口水，辱骂他们妨碍革命的发展，拒绝暴露党内 的敌人。
第二天这些干部官员弯腰驼背地在监狱场地走着，看起来很可怜，而且不知所措。红卫兵们命令他们也要开检讨大会，坦白交待自己缺乏支持革命的热情，终于轮到这些人进学习班了。
1966年5月中，我们的分队也被命令要进行学习，这种学习持续了一整个月。主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阅读报道文化大革命进步的《西藏日报》社论，还放了一个电影，是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被宣称是在毛主席和林彪的直接指导之下发动的。我以前没有听过林彪的名字，他被形容成“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接下来的两年之间，没有一次会议漏掉过这两个人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为了要铲除一切妨碍社会主义进步的力量，并且消灭试图颠覆革命的党内敌人。他们让我们真诚拥抱革命，改造思想和行为，也警告我们，如果任何人离开进步的道路，他将会象一颗毒草一样被铲除。
我不明白这一切跟西藏有什么关系。
那年夏天的一个早上，上面让我们停工一天，我的心开始往下沉，大部份人宁可劳动，也不愿参加无休无止的会议，劳动可以让我们躲开赞美党和毛主席的义 务。各组都列队站在院子里，面对坐在高台上的监狱官和外地来的长官。瘦瘦的、还不到五十岁的监狱长发言了：“旧的封建制度社会已经灭亡，社会主义是唯一的 道路。你们应该改造自己，要学习热爱党和群众。”他接着说，我们首先应该放弃“四旧”：旧文化、风俗、习惯、思想。他挥舞着拳头喊道：“在无产阶级的铁拳 下你们无处可逃！”
在接下来的几个类似的演讲之后，会议结束了。我们返回监房去讨论刚才会议的重点。牢房的头儿已经在那儿，他又重复早上大会宣布的要点。他正在说话的 时候，外面传来巨大的声响和骚动。大家都冲到门口去看，庭院里已经堆了一大堆的毛毯、书籍、鞋子和衣服，还不断有囚犯把东西往上丢。
他们都在破除四旧。那堆东西被点燃了，一会儿就大火熊熊。我们受到怂恿，把自己的东西都丢到火焰里去。我有一整套的袈裟，平时用来当毯子盖，现在我 把它丢到火里去了。其他犯人也把他们最珍贵的物品，包括宗教书籍和法器都丢入大火之中。浓厚的黑烟从火焰中升入天空。一个年轻的警卫冲进牢房来，指着一双 皮鞋说这应该烧掉。“可是这是全新的”，鞋子的主人说，“这是印度扩张主义者制造的”，警卫反驳。他接下来望着我的小皮囊问道：“你为什么还贪恋这种旧东 西？”一般藏族畜牧人都用这种皮囊来装糌粑，朝圣的人也在他们皮带下系一个小皮囊，它也可以权充一只碗的作用。
“这是劳动阶级喜欢的东西”，我回答他。
“这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我们不需要这种东西”，他怒气冲冲说，“感谢党的仁慈，连你们这种犯人都可以用‘现代’食具，在以前只有剥削阶级才用得起。”
我走出去把我的封建小皮囊丢入火焰之中，注视着它在大火中慢慢蜷缩，感到哭笑不得。这样一只简单的小皮囊也成为我们新的统治阶级的打击对象。
从此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被区分成“封建社会残余”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些犯人被迫把他们传统的藏式木碗丢进火里。警卫们来检查我们的物品，不 让我们隐藏这类东西。任何桔色和黄色的物件都被摧毁了，因为这两种颜色代表了宗教。要不就得把它们染成红色或深绿色，因为这是人民解放军制服的颜色，我把 我的东西都染色了。大部分的人为了表示对革命的热情，都把个人的东西丢到火里去。整个监狱陷入混乱之中。
几天之后，色拉寺的方向有袅袅黑烟上升，色拉寺是西藏第三大寺庙，离我们监狱以东只有几里的路程。我注意到几乎整个星期，烟都从四面八方升上天空， 表示到处都在烧东西，书籍、衣物、袈裟、鞋子和其他我们所心爱的东西都被摧毁了。直到后来我被放出监狱，才真正地了解到，文革对于西藏文化遗产所造成的全 方位的摧毁。
记得当时我从大厅走出来，穿过庭院，一页纸像一片秋天的落叶飘到地上。我把它检起来，发觉这是我以前当小和尚时所学习的经文。烧焦的纸页在我的手中破碎了，我忍不住哭起来，但是又很快用袖子把眼泪擦干。走回牢房，发觉房子的进门处挂着一幅巨大的毛泽东像。
“破四旧”运动使一切进入瘫痪状态。说话作事时，很害怕别人会说我还有旧思想、旧习惯或旧文化的习气。不久上面宣布我们已经唾弃了“四旧”，从现在 起应该接受社会主义的习俗了。我们学习在说话和书写方面，都要用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术语，因为这更适合于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为了要活下去，我们不得不装出一 种顺从的样子。
每天的会议都让人心惊胆跳。下完工返回监舍，吃了晚饭就是学习的时间，要读毛泽东的“小红书”或者是《西藏日报》的社论，每个星期还举行一次坦白交 待和批判大会。我以前那种批判自己和其他犯人的懒惰的策略，现在已经不能满足当局了。监狱长亲自抓“人人批判人人”的工作，我常坐在床上，等候被点名，心 里很慌乱，不知道如何进行坦白和批判。监狱的头头对我的犹豫不决非常生气，他大声地讽刺我“班旦已经完全改造好了，他认为自己应该被释放，对不对？”
他在挑衅，我最好保持沉默，但是他毫不放松，令我无处可逃。他下决心要逼我说出一些可以称为“反党”的话报告上去，最后他写报告，说我拒绝坦白交待，态度傲慢，自以为已经是一个改造好了的人。
第二天晚上，有两个监狱的领导到我的监房。年纪大的坐在门边，嘴上叼着一支香烟，年轻的在屋子里踱着步子，最后站在房间尽头。他们是冲着我而来的， 因为牢房的头头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其他犯人都沉默地坐着，年纪大的干部抱着手走向我，“有些犯人自以为已经变成新社会的公民”，他说，“但是有罪的反动 犯人不能一夜之间就革面洗心。他们就象包在布里的石头，外软内硬。班旦，你以为我们会放过你？”我无语。他阴阴地笑着说：“谁拒不坦白，就是抗拒社会主 义。”
突然他提高声音，命令我站到房子中间，像申斥小孩一样喊道：“对你只剩一条路了！”他向监狱管理点点头，后者举起拳头吼道：“消灭反动分子！”其他 的犯人也跟他一起合声叫喊。警卫和监狱头头开始打我，我拿手挡在脸前，他们不停地对我拳打脚踢，大概持续了二十分钟之久。他们离开之后，我不顾全身的疼痛 爬回床上倒头就睡。醒来之后，把上衣脱下察看肩膀肋骨上的瘀血和青紫。当我一跛一跛走向厕所时，其他犯人都假装忙着做自己的事，避免跟我的目光接触。
文化大革命延续了十年，一直到毛泽东去世。在那段时间里我大概挨过三四十次毒打，没有一个犯人免于被批斗。由于批斗大会有很多犯人参加，所以党总是可以开脱责任。我们都变成傀儡，无法保护自己。如果上面跟我们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也没有人会去争辩。
西藏分裂成两种针锋相对的派别：“造反”及“结盟”。每个办事处、工作单位甚至家庭，都按着这两种不同的路线站队，往往同一家庭的成员发觉家人分成 两派，监狱管理人员和警卫也不能避免这种派系斗争。年轻的管理人常常控诉他们的上级是“掌权派”，妨碍革命的进步。原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指控为资本主义渗透 进共产党的总代表，《西藏日报》鼓动群众铲除刘少奇的代理人。
内部斗争使我们不得安宁，会议和惩罚跟以前一样日以继夜。监狱又进来一大批新犯人，大部分是年轻的藏人和中国干部，很多是以前政府和党的工作人员， 后来被指控为刘邓在西藏的代理人。1967年夏天，“造反派”和“结盟派”的斗争使整个国家都瘫痪了，唯一还能运作的似乎只有军队了，所以监狱的日常行政 工作就被军人接管，我们被告知，这些军人是“保卫祖国者”。
有天我走进公共厨房，发觉这儿的情势也陷入混乱。一群中国犯人正坐在那儿，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他们身上穿的衣服比较整齐，看得出是刚到的一批。有个人看起来有点面熟，他正在一边抽烟一边跟别人谈话，当我走过他身边时，他盯着我看。
“欢迎你，蔡组长！”我说。他跳起来跟我握手，一边热情地笑着。
1960年我关在罗布昆泽的监狱时，他是那儿的监狱长，虽然他没有审讯过我，可是我对他很熟悉。他的脸圆圆胖胖，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脾气暴躁，常 常会突然发怒，但是又会很快冷静下来，把犯人打发走，不再继续刁难。看到他也被关进来，我感到非常惊讶。同样令我惊讶的是，我还看到一个从江孜来的名叫旺 杰的年轻西藏人，他曾经是蔡的翻译。旺杰是中国人统治西藏的受益者，出身于贫苦的家庭，后来被共产党送到中国去受教育。现在他看起来茫然而失意，他也认出 我来，但是没有任何的表示，也许他觉得不好意思，也许他怕人家说他跟一个反动犯人有关连。蔡一直被关到1976年。他和旺杰的罪名是盗用公款，这是一个当 时经常被加给一些干部的假罪名。
那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度日如年，只有在劳动的时候才能免除被控诉和惩罚的恐惧。批判别人和坦白交待的压力非常无情，这造成一种犯人们彼此监督的气氛。总是有几百双眼睛盯着你，恐惧使人变得更加卑曲和温顺，我内心深处对于中国当局的残忍和无情，感到深恶痛绝。
犯人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理解和同情，大家都明白，在高压之下每人干的事都一样。虽然批判别人会给自己带来敌人，但是我们很快学会了宽恕，不管对方怎样批判自己，我们都能谅解而不心怀怨恨。
没有选择的余地，不参加批斗大会就会被当成反社会主义者，同时也被视为一个反叛者。批斗大会上，在场的军委会工作人员会把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如果他们发觉你不是全心全意参加，就会指责你缺乏革命热情。你应当把监狱的难友当成最仇恨的敌人，无情地打击他。
由于出身反动剥削阶级，我是一个显著的目标，很容易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在监狱内外，唯一得到文化大革命好处的是那些“贫农”阶级，出身贫穷的人犯 罪，会受到宽大的待遇，这类获得了新地位的人，如今变得趾高气昂，西藏人称呼他们为“粗脖子”。“贫下中农”被认为有比较干净的政治背景，因为他们不愿意 复辟封建社会旧制度。这些犯人象宠儿一样在监狱里大摇大摆，虽然有时候也难免被批评，但是大家都非常小心，因为他们轻易就能把别人的批评说成是反动分子对 劳动阶级的欺压。
阶级出身掌控监狱大墙的内外。一个出身贫困的犯人如果努力工作，经常检举别人，同时对阶级斗争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他就可以很快受到宽恕而被释放。
1967年年底，这些会议都成了鸡蛋里挑骨头，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上岗上线，惩罚还是跟以前一样残酷而充满暴力。连我们坐的姿势都受到批评。如果大 家用习以为常的模仿佛祖打坐的盘腿方式坐的话，就会被批评为对佛祖有封建主义的信仰。我们被迫模仿解放军士兵那种蹲法，我觉得蹲着很不舒服，想来所有藏人 都觉得这个方法非常愚蠢，大家不习惯这种姿势，犯人的腿本来就已经很弱，现在更是蹲下就发抖。蹲几分钟我就必须站起来，假装是需要拿东西去。
1968年的春天我被派到监狱附近的一个制砖厂去劳动。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斗争大会，也没有挨打。晚上是学习的时间，大家清一色地都阅读毛泽东的“小红书”。有一天晚上我正在阅读，有两个士兵和我们分队长，名叫琼先生的藏人走进牢房。琼先生脸色黝黑，脾气暴躁。
年纪大的长官开始发话：“共产党仁慈又有耐心”，他故意用一种非常庄严的口气说，“党给所有的反动分子改造自己的机会，可是他们仍然继续反党反人 民，这些罪犯就象屠夫一样，挂羊头，卖狗肉。”这个军官很有表演天才，他突然发难，只有一个可能性：我们中间有一个倒霉鬼将面临严厉的惩罚。连牢房的头头 都非常害怕，他要是不把任何最细微的小事向上面报告的话，就会被认为是同谋。长官看了另外那个士兵一眼，他立刻大声喊：“班旦加措”，我不寒而栗。
同房的难友一听到是我的名字，都松了一口气，我丈二金刚，摸不著头脑，站起来走到房间中间，长官命令我坦白交待，他指控我“打闷枪”。
“坦白！坦白！”他大声地吼道。很多犯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吓得会把内心的秘密兜底倒出来。我明白现在必须镇定，保持沉默，先等待这位长官透露一点倪端。那名士兵对于我的沉默感到异常愤怒，长官命令牢房的头头和其他人抓住我的手。
他们把我的头使劲往下按，并且把我的手臂拧到背后。“低下头去！”那个长官叫道“你这个猖狂的反动分子！”周围的犯人合声喊道：“交待！坦白交 待！”我仍然保持沉默。这个时候从外面走进两个人来，一名犯人和一名警卫。牢房的头头拉我的头发使我抬头，他指着刚刚走进来的犯人问我：“认识他吗？”
我认识，他名叫仁曾，是从拉萨来的。我们在同一个分队，在监狱场地我常常看到他，他也跟我一样被派到制砖厂去，不过我不明白我跟仁曾之间有什么关连。“我认识他”，我对审讯者说。
牢房的头头把我的头往地下按，仁曾开始控诉我。“班旦这样恶劣的反动分子从来不肯承认封建主义被消灭了，他们还常常做梦，希望封建主义能借尸还 魂。”仁曾指控我犯了罪，他说那天下午我做了一种“水祭”，这是一种西藏人常常举行的仪式：把手指进入水中，然后在空中用指头一弹，就算祭奉神祗了。文化 大革命以来我就没有做过这种仪式了，因为我知道如果被任何人抓住，后果会有多严重。
“你认不认罪？”长官问。
“我根本没有做这个仪式”，我很生气地回答。
这个长官又转向仁曾，让他把我犯罪的详细经过重述一篇。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仁曾形容我如何把手浸到河中，然后弹向空中。可是事情并不是象他那 样说的那样，下工以后，我们沿着一条狭窄清澈的河返回监狱，我把手套掉在河里了，所以弯下身去拣。我用双手掬起水来喝，水非常清凉，所以我往脸上拍了一些 水，之后我把手甩了一下，想把水甩干。
仁曾把这件简单的事扭曲成为一种宗教仪式。长官立刻命令其他犯人对我开批斗大会。同监的难友们拥过来，从后面和两侧推我，有些人甚至踢我。牢头拿了 一条旧的粗绳子把我全身捆住，双手捆在后面，使我无法动弹。我的胸口、手臂、肩膀以及肋骨上遭到了雨点般拳头的捶打。犯人们知道如果不重击我，那么自己也 会被控诉成为不支持社会主义。我没法举手保护头部。
我看过有人在批斗大会上死去。一位名叫雪康?永登的温文长者，曾经是第十三世喇嘛的文书，因拒绝批判达赖喇嘛，而挨打。他失去知觉，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了。
我其实希望快一点死，我告诉警卫最好把我杀了，他们被“我的挑衅”激怒了，回答我的是，重击我头部的侧面和踢打我的肋骨。
这一阵拳打脚踢结束之后，警卫都气喘如牛，汗流雨下。我倒在地下，牢头把我松绑，绳子一解开，我的呼吸又恢复正常了。警卫撤离房间，那个长官还回头看我说：“别以为你的案子结了，我们要一直审问到你招供为止。”
我爬回床上，巨烈的疼痛慢慢平息，我进入了睡乡。第二天轮到我到公共厨房提茶水。我的脸肿得厉害，胸部和手臂都是青紫瘀血。大家看得出来，我疼痛得 厉害，如果不是怕被指控为“跟反动分子拉帮结派”或“同情反社会主义的罪犯”，谁都会愿意代替我去担任这项工作的。现在大家只能对我行注目礼，看我挣扎著 提起壶，走到院子去。
后来我还是去砖厂工作。我犯罪的证据对大家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可笑，但是犯人们都装作没事的样子，把眼光调开去了。我尽可能努力工作，知道一旦停止 工作，情况将变得更糟。那天下午我越来越焦虑，精神沮丧地回到牢房，还没进门，就看见牢头已经含着一支香烟在等着我了。我爬上床，可是他瞪着我说：“你想 干什么？”
我说想躺下来，他大声辱骂我：“落后分子”。接着分队队长琼先生带着昨天那两名守卫进来了，他重复昨天的控诉，说既然我知道这种行为是禁止的，为什 么还继续这种“水祭”，我重复地否认了。牢头又命令大家开批判会，我低下了头，其他的犯人开始推我，并且一个接一个地骂我，有些人只是来拉我的衣服，摇 我，他们实在不忍心再来打我这样一个完全无助的人。
这种情况持续了十三天，我无法进食。劳动是我唯一能够得到的松弛的机会。可是一到傍晚，哨音响起，大家站队返回监狱的时候，我的胃就抽筋，心里充满 恐惧和忧虑。记得就在这段灾难时期，有另外一个犯人自杀了，大家叫他大黑斑，因为他脸上有很大一块胎记，以前是布达拉宫南加寺的僧侣，由于参加1959年 拉萨起义而被逮捕，他在批斗会上被作为打击对象，因而自杀。
他跟我在同一个制砖厂工作，工厂和监狱之间是一条土道，每天我们沿着这条路往返于监狱和工厂之间，经过的卡车扬起滚滚尘土。一天晚上当我们往监狱走 去的时候，黑斑走在我前三行，突然间，他走出队伍，扑向一辆刚从大门开出来的卡车。卡车停下来，已经太晚了，我看见他的脚猛烈地抽搐了几下就躺在尘土道上 不动了，我调开头去。大家被命令快速地走回监狱。
没有人谈论黑斑的死亡，这件事情就象每天例行的生活一样，过去就过去了。大家都恐惧得不敢有任何感情的流露，眼泪也都成为秘密。
每天的日子都笼罩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大家对于毒打和折磨都变得麻木了。我的神经崩得越来越紧，逐日增加的焦虑快要把我的精神压垮了。我也在考虑是否要步大黑斑的后尘。每当返回监狱的时候，批斗会就紧接而来，我肉体上遭受的毒打比以前减轻了，连琼先生都有一点意兴阑珊。
两个星期以来，我拒绝坦白交待，坚持自己的说词。监狱管理人最后放弃了，他说我的案子将交给年度的批审大会来处理。我想我的固执最终赢得了难友的尊敬。
每年的批审大会在冬天举行，分队队长会在大家面前宣读他收集的报告。那些打了别人小报告的“积极分子”会得到一张毛泽东的像或者一本“小红书“作为奖赏。“改造失败”的犯人会被加刑，每一年总有几名犯人会因为无法改造而被判处死刑。
1970年10月的一天清晨，我听到大铁门刮在地面上的声音，门打开了，队长对警卫大声喊叫，让他把犯人叫醒。监房的门开了，警卫冲进来喝令我们立 刻起床。大家在外面集合，天还是漆黑的，天空中布满了成千上万的繁星，冷风刮着脸。有大卡车开进监狱，牢头说卡车要把我们送到扎奇，参加年度的奖惩大会， 这表示将要执行死刑了。
到达扎奇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们跳下车，警卫命令我们坐在泥地上。更多的卡车运来了几百个其他的犯人。拉萨附近监狱的犯人都被召来参加这个大会。天亮的时候，我们排队走进监狱的场地。地上有粉笔写的每个监狱每个分队的号码。
一个干部向我们宣布开会的三条注意事项：不许说话、不允睡觉、不许上厕所。清晨的太阳带来了一点暖意。司法部的干部走进来，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张长桌前面。其中一个人打手势，警卫带进将要被枪毙的犯人。我虽然庆幸不在中选之列，但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心里极为厌恶。
持枪的警卫把那些双手用麻绳捆得紧紧的犯人一个接一个地带进来。每个人的脖子上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我不认识的中国字，猜想是犯人的名字和被加诸 的罪行内容。越来越多挂着木牌的人被拖进场地，不久大约有五十来人站在我们面前。一个警卫打了手势，牢头和积极分子们就大声喊道：“消灭反革命分子！”几 千个人的声音跟着响起来，叫着同样的口号。
在这些将要被处死的人里面，有两个我们大队的人。两天之前墨竹工卡的提贡?班达和拉布秋两人被点了名，谣传说他们将会被释放，当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将要面对死刑。现在这两人站在那儿，眼见认识的人即将死去是很难忍受的。
台上的一个军官喊出了我的名字，我被叫到前面跟那些跪在地上，一动不动马上要处死的犯人面对面。有一名犯人被揪住头发，拉到我脸前。她是一个满脸皱纹、没有牙齿的老妇人，肿胀的脸满布了瘀血，差不多已经奄奄一息了。直到今天，我想起她，全身都要发抖。
两个警卫抓住我，把我的头往下按。有人高声读出这个妇人的名字和她的“罪状”：反叛祖国、参加反革命行动、图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并没有留心去听她的罪状，因为单单她的名字就已经使我的心砰砰跳动。
她是贡噶林?贡桑女士，我以前多次听过她的名字。贡噶林出身于西藏一个很有声望的贵族家庭，大家都很敬佩她对抗中国人的英勇行为。她组织并领导了 1959年3月12号拉萨妇女的抗议活动。我听说她在批斗大会上坚持宣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她是西藏1959年起义的一位英雄。
我们彼此相望，她的眼睛雾朦朦布满血丝，脸上有一种表情，似乎要求我替她祈祷。虽然是冬天，但是太阳照进院子，使我觉得头晕目眩。我想象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有一只鹰在我们头上盘旋，我有一种感觉，这只大鸟会俯冲下来，叼起我，把我带离这个地方，远离这场即将来临的死亡。
我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士兵，我吃了一惊，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大队长走到我面前。
“班旦加措”，他叫我。
我的喉咙发干，他并不期待我的回应，“你知道吗？”他继续说：“你站在悬崖边走钢丝”，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下，“就差了这么一点儿”，他指指那些等待死刑的犯人。我心里又是恐惧又是厌恶，他的威胁我几乎没听入耳。
大会一直持续下去，宣读犯人的案件一直持续到下午，最后他们宣布党决定剥夺罪犯们的生存权。几千个嗓门拉开喉咙喊道：“坚决消灭反动分子！坚决消灭 人民的敌人。”这些人被拉上一辆敞开的卡车，卡车缓缓驶过在场的每个大队，最后停在监狱门外，这里有一条犯人们自己挖的大约五尺深的沟。几名军人爬上监狱 的围墙，以便看得更清楚，有些人卷起双手眺望。
囚犯被命令跪在沟前，然后一排机枪扫射了。子弹的力量把他们弹到沟渠里，士兵们再度瞄准，从近距离给那些在第一轮没有打死的人补上枪。开枪之后的一分钟是完全的死寂。那一天共有十五个人被枪决了。
死者的家属会收到一张帐单，上面列具发射子弹的数目和捆绑他们的绳子价格，从而得知他们的亲人是被枪决的。
死亡对我们如影随行，这是党权力至高无上的表现。面对死亡时，每个犯人的表现都不同。记得在1971年的秋天，又有一批人被一个个召唤到一个小办公 室去。办公室的门是大开着的，房间有一张很大的窗子，从外面可以把里面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有一个名叫强巴曲培的老年僧侣在我前面被叫进去。
强巴是祥拜陀寺庙的住持，是噶甘地区一位声誉很高、学识渊博的僧侣。他的腰围很宽，脸圆圆的，无数的毒打和刑求，都没有能使强巴放弃他的宗教信仰。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像，当他听到被宣判死刑的时候所作出的反应。强巴哀声请求宽恕，他在中国军官面前匍伏在地，就象一个僧侣在老师或者高僧面前表示敬意 那样，他失去控制不停地哭泣，旁边的士兵冲上去，把他拖到桌子前面。将他的手印按在一份文件上。然后把他象一个袋子一样捆绑起来丢在屋子的角落。
下一个被叫进去的人名叫白玛董丁。白玛曾经是达扎地区的总管，达赖喇嘛尚未成年时，达扎是西藏的摄政。他在监狱里很受人爱戴，白玛也不知道将被判死 刑，他站在桌子前面，一个军官宣布党要剥夺他的生存权。白玛说：“谢谢你”，他听起来十分愉快。不但我，连中国军官们都感到意外，他接下来说的话让大家更 是大吃一惊。白玛引用了西藏的谚语：“长而快乐的生命固然好，不快乐却短暂的生命则更佳。”说完之后，他非常镇定地把手指沾在印墨里，然后在文件上画押。
回想起来，我感到震憾，白玛是一个世俗人，没有受过冥想和佛教哲理的训练，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却充满了勇气，然而另一个僧侣平时总是在思索死亡，他 的信仰让他明白肉身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但是在面对死亡时却如此错乱而请求宽恕。白玛的态度把汉人的权力抵消化解，他面对死亡的镇定使得他们的残忍变得 毫无意义。
另外一个犯人由于偶尔污损了毛的像而被判处死刑。在一个周会上，他的罪行被揭露了，牢头象往常一样主持这个会议。一个犯人指控另外一名犯人对伟大舵 手怀有刻骨的仇恨，证据是有人看到他那张毛的像上有一道很深的指甲印。会上还公开了这一道印子的确切尺寸，当局要这个被指控的人解释，这条印子是怎么弄到 毛主席像上去的，他无法解释，就被判处死刑。
这段时期，中国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在西藏这场运动则是针对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的。我们知道汉人要我们批判达赖喇嘛，指控他是党和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头号敌人，我们想方设法绕过达赖喇嘛，只指控西藏的贵族阶级。干部们反复地问：“谁是西藏所有苦难的源头？”
一天，有名叫图丹贡却的犯人在开会的时候站起来，他因为参加了1959年的骚动而被判刑二十年。他镇定地把其他人犯人刻意避免的话说出来了：“达赖 喇嘛是西藏苦难的原因”，大家都不能相信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达赖喇嘛，”图丹继续说：“是出卖祖国的奴隶主，我们应该揭发达赖喇嘛的罪恶。”他被减刑 至七年，后来被任命为牢头。1970年年底，各种派系的斗争慢慢结束了，军队掌控一切。绝大部分的寺庙都被关闭或摧毁了，所有的西藏人都住在公社里，这被 形容为“发展的最高阶段”。
第九章 劳动改造
到1970年的年底，我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十载春秋，我逐渐开始相信我不能活着走出监狱，重享自由。我非常孱弱，精神和体格都极度衰弱，经常上气不接下 气。我向大队长申请许可，想到医院的医疗室去看病，但是被拒绝了。我们一共二百多人被派到拉萨以南的堆龙，修建一所水力发电站。他们说水力发电站是西藏发 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标志。我们挖掘一条沟渠，把河水引过来，由于大家拼了命干，所以一个星期的工作在三天之内就完成了。水电站的领导祝贺我们，并发给 每个人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对于我们而言，拼命工作能让人逃避一下沉重的精神负担。
我回到生叶波时，健康情况越加恶化了。到诊所看病的申请再度被拒绝。监管人说我是装病想偷懒，我被派到一个采石矿去，这是体力劳动最重的一种工作。有一天我晕倒了。
我被送到当地的医疗站去，这个小屋子里空空荡荡充满了消毒剂的药味。医生告诉我这是一座医院，他问我：“你为什么不早来看病？”我告诉他大队长不允许，这位医生非常生气，他说我病得很厉害，应该转到更大的医院去，我被送到扎奇。
在这儿我一辈子头一回作了一次全身检查。一个姓王的年轻汉人大夫给我检查，他不断用简单的藏语说：“不好！不好！”我默不作声。检查完以后，医生让一个藏人护士来给我解说医学名词。他说我有心脏病，可是他的诊断结果一通过翻译，就都丢失了。
对我来说，躺在一张自己的床上，远离监狱的嘈杂声是非常奇怪的。白色洁净的棉布床单非常奢华，他们给我干净的新衣服,我甚至一天能吃三餐，有时中间还有点心。早上供应病人一杯地道的西藏奶茶，有时候还有米饭和蔬菜。
王大夫其实非常关心病人的状况，但是党的工作也已经渗透到医务人员之中。王大夫看了我的档案，知道我的案子的来龙去脉，他常常问我为什么坚持反动的信仰，他劝我拥抱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能够推动全世界的进步。
很多犯人被医生和护士的温和态度软化了，开始泄漏多年隐藏于内心的秘密。我决心不要落入陷阱，然而一天我仍然被一名警卫抓住了把柄，说我“污蔑”了 社会主义。当局总是在每个牢房、工作单位和医院里安插一些秘探，他们会事无巨细地把犯人中间的事报告上去。密探常常是由有“干净”背景的刑事犯来担任，他 们成为当局的耳目，受到干部的鼓动，往往会对他人直接进行批判。
我被送进医院的第二天，就注意到这里有这样的人。有一个从藏北地区那曲来的青年搬到我旁边的病床，他看起来没有什么病。他自我介绍，并轻描淡写地说他杀了妻子，又补充一句，他的出身是“贫牧”，这表示在中国的占领之下他是受益者。由于学习好，大家都叫他“红仔”。
我对红仔很警惕，他的出身背景使我对他敬而远之，决心不要给他机会来剌探我，而他总是在我旁边伺机而动。有一天，他要求我把塞在枕头底下的新睡衣给他，我再也按捺不住了。
“作为贫牧，你从党那儿得到了一切”，我大声说，“作为剥削阶级，他们拿走了我所有的东西。”红仔一听非常高兴，我立刻警觉到这些冲口而出的话会被 扭曲变形，当作是我对社会主义怀有巨大仇恨的表现。果然，分队队长很快来到我的床前，并宣布我是一个“不肯服气封建主义已经被击败了的反动分子。”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又成为批斗大会的对象，必须坦白自己的罪状。在这里他们不对我拳打脚踢，只是用言语来攻击我。其他的病犯尽可能装出愤怒是发自内心的模样，按照既定方式不断地辱骂我。我坦白了自己的错误，红仔看起来十分兴奋，因为他成功地暴露了一个反动分子。
我的身体在逐渐恢复，开始在医院里做一些轻微的劳动，打扫卫生、整理绷带或搓棉球，但是我依然有气喘，并且胸部有剧烈的疼痛。1971年年初，我出院了，被送回生叶波监狱，分到第一号监房，这是以恶劣著称的号子。
让我休息三天之后，我又重新被派遣到采石矿去，跟其它几百个犯人在这里把巨大的岩石，敲碎成小的四方型的石块。开始他们让我做敲石的活儿，可是很快他们就派我作搬运工作，把石块背在背上，从矿上运到九十米以外的工地上。
开始工作的第二天，就看见一个年轻人一动不动躺在地上，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他胸膛上。警卫和管理人员的残酷是无与伦比的，一个月之后，一天牢头旺杰用铁棍把一个犯人的脑袋打开了花。
我的皮肤变得越来越粗糙，手指和手掌结满了老茧。有些犯人用旧鞋底来做护掌，我也尽可能地收集旧鞋底，我一共收集到六只旧鞋底，把它们用铁线缝在一起。这些垫子成为我最珍贵的所有物，保护我的手不被石头的尖锐边缘磨伤。
九月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两个士兵把林彪的像片从墙上取下来，林彪是党在人大上指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将近五年以来，我们每天早晚都必须高声呼喊“林彪万岁”。现在他的肖像被取下来，这个表示有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几天以后又开大会。监狱长宣布林彪企图谋害毛，他的阴谋没有成功，林彪和他的同盟坐飞机逃走，飞机失事，机上全部的人都丧生。中国干部们对这件事情 似乎也一头雾水。不久新的批林运动展开了，我们每天学习《西藏日报》，并且展开相应的批判。进行这类控诉，对我们来说已经得心应手了。一切跟林彪有关的党 刊都被删改了，壁画或像也被涂改或消毁。书上凡是有他名字的地方，都不动声色被撕下来。
不久，一个名叫丹巴的藏人干部在一次会议上宣布，亨利?基辛格将访问中国，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丹巴向我们解释基辛格这个人物，并且说中美之间的关系更为加强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听说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中国。
尼克松访华被看成是中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胜利，令我们感到非常失望。从1960年开始，藏人一直希望美国能来解放我们的国家。1961年我在扎奇听到一件消息，说美国在印度训练了一支藏军。有一个犯人说，他曾经被送到美国接受训练，然后又被空降送回西藏。
有一段时间，由于中国严厉地谴责美国，使我们的期盼增强了信心。美国被形容成是一个幻想统治全世界的反动国家，被中国当成头号敌人。我们在无数的大会上对美帝国主义进行谴责，现在听到美国将向中国低头这种消息非常令人沮丧。中国爱说“东风压倒西风”。
每天必须听冗长的胜利演说，中国人说藏人希望从美帝国主义那儿得到支持的希望落空了，美帝就象藏人的神一样，不能帮助我们。上面让我们看尼克松到达 北京，受到欢迎和接待的电视新闻。几个星期以来，监狱里的广播器不断播报中美友好关系，还说美国总统象一只狗一样夹着尾巴到了北京。次年中国变成联合国的 成员国。西藏得到解放的一切希望都似乎化成幻影了。
唯一的安慰是达赖喇嘛在印度还能享受到自由。
看来我得到释放是无望了，事实上获得释放也不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我听到了一个名叫扎姆师傅的人死亡的消息，他是专门制作庆典上所使用的铜器的 工艺师傅。扎姆于1960年被捕，在监狱里待了十年，于1970年释放，返回自己的村子，欢迎他的只是另外一场批斗大会。所有的村民包括他自己的家人都聚 集在一起，出来作证批判他，谴责他是阶级敌人和反动分子。获得“自由”数天之后，扎姆师傅自杀了。
当局拿这个故事来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彻头彻尾进行改造自己，是无法逃避群众的愤怒的。他们说西藏人民现在燃烧着革命的热情，期待毛主席来成为照亮他们前途的火炬，还说监狱里跟外面的世界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1975年我十五年的刑期结束了。12月24号的早晨，他们告诉我不需要去劳动，应该到行政大楼去报到。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释放，只不过是换一种方 式的转移。大楼外面已经有其他几个犯人在等候了，他们同样也知道这并不表示获得释放，快乐地跟家人和朋友团聚。正式的刑期结束之后，犯人通常被遣送到另外 一个劳动改造营去，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监狱。
一个藏人走出办公室喊我的名字。监狱长和大队长都在屋子里面。他们假意营造一种兴奋的气氛，使我相信现在是获得释放了。大队长接着告诉我，我将被分配到宁塘砖瓦厂。
“砖瓦厂！”我喊道，几乎失声笑出来。那是一个声名狼籍卖苦力的地方。平常警卫们总是用送我们到砖瓦厂来威胁我们，这个劳改营在离拉萨十五里的地方，靠著雅鲁藏布江边，几乎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工厂，专门生产大量的磁砖和砖块。这种分配跟我心里想象的去处是不谋而合的。
我回到牢房去打点行李，找到一张1960年进监狱时没收东西的收据。我拿着这张收据到办公室去，大约二十分钟过后，一个警卫拿了一包东西出来。我查看了那包东西，发觉我的表不在里面。我告诉中国干部，并且给他看收据。
他叫我在外面等。过了几分钟，大队长出来了，他说我的表已经被销毁了。
“可是我还活着呢！”我说。
只有当一名犯人死了以后，他的遗物才会被销毁。干部又返回办公室，我听到他们在里面进行讨论。一个藏人干部走出来要看我的收条。
“那是一个金的劳莱斯表”我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一种表”，听说即使把它表丢到火里或雪里，它都可以照常走。
“如果我们不知道详情，怎么能找到那只表？”这个干部说。
“在我的档案里应该有这张收条的原本”，我回答。
我们又走回办公室，干部拿给监狱长看。
“我们会赔偿你的表”，他安安静静地说。
我不满意，告诉他这只表非常昂贵。
“反正有黄金的正式兑换率，”他说。
我开始觉得有意思了。“当初我哥哥买表的时候，并没有按照你们的兑换率，我还是要我的表，不愿意要钱。”
我假装非常生气，指责他们盗窃，破坏了监狱的规定。多少年批斗的经验告诉我，要攻击一个干部的最佳方法是，质疑他对党的忠诚和他的意识形态。
“毛主席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导解放军，禁止他们拿走人民一针一线。”我说：“只有反动士兵才会偷窃犯人的东西。”
最后监狱长说他们会调查这件事情，并且会把找到的表给我送到宁塘砖瓦厂。他说拖拉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我拿起背包就跑出去。跟这些干部交锋之后，心里有一种胜利的愉快感。车子把我们拉出生叶波，朝着拉萨的方向开去。
车行大约三小时之后，砖瓦厂到了。跟我一道搭车的还有一个中国人，他以前是会计，另外还有一个前日喀则的僧侣。车子开过布达拉官，这是1964年之后我第一次重新看到这座壮观的建筑。
工厂的办公室在一个有铝皮屋顶的新建筑内。一个藏人和一个汉人干部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藏人干部名叫成列，正在仔细看我的档案，汉人干部只是望着我们猛抽他的烟。成列一人发话，他先问我的名字和一些细节问题，同时跟我档案里面的记录核对。
“你不再是犯人了”，他说。
我没有任何的反应，显示出我不同意他的话，成列也满不在乎，交给我一双手套和一个象外科大夫戴的白棉沙口罩，跟我说了一下工厂里的工作，并告诉我作为一个“二劳改”的权利和义务。
“二劳改”不可以离开区域，也不允许到拉萨去。在得到大队长的许可和另外一个“二劳改”的陪伴下，等于互相“担保”之下，我们可以到合作社的商店去买东西。
我们居住的宿舍跟监狱没有什么区别，房子有泥墙和凹凸不平的地面。墙角可以看到结了冰的水洼。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像挂在墙上。有一个木头的钩子可以挂衣服，另外有一长条高出来的地方是给大家打卧铺的，那上面放着五套棉被，显示出我将跟其他五人共居一室。
已经是近黄昏了，大家都还在工地里，我倒头睡了几个小时。纷杂的脚步声和人声把我吵醒了，进来的人很惊讶发现有一张新的面孔。他们对我笑笑打招呼，彼此互相交谈起来。有两个人以前是哲蚌寺的僧侣，所以我们有好些共同认识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自在。
这里的气氛比在监狱轻松多了。虽然也有学习班和批斗会，但是大家都比较坦诚，说话也比较自由。另外两个僧侣对我很照顾，他们告诉我作为“二劳改”的生活决窍。
每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大家必须起床，背上一个大的箩筐出门，任务是去捡满一篮子的牛粪和人粪拿回来当肥料，这是一项竞争非常激烈的工作。每天清晨二百个“二劳改”满山遍野到处寻找粪便，要完成自己的指标。
一个名叫次丹旺秋的“二劳改”拒绝去捡粪，在箩筐过磅的时候，次丹把空箩交出去，说他找不到任何的粪便，他立刻被拖出批斗。
次丹以前当过贵族家庭的管家，因而被贴上“剥削阶级代理人”的标签。他很能言善道，有问必答。他以前东主的地产在离宁塘半英哩的地方，每次他到那边 去拣粪便，都会被当地的农民讥笑。有天次丹跟他们争锋相对说：“我们现在过的日子多美啊，每天要捡粪，好像这是什么宝贝糕点一样。”这句话传到上面去，他 又因为污蔑社会主义变成批斗的对象。
次丹第二天不肯起床，同房的人一再劝说，他也不理。大队长带了几个警卫进来大声申斥他，次丹说他在附近的山上走遍了都找不着粪便。队长说他应该更勤奋地到马路边上去找。
“我不知道大卡车也会拉尿”，次丹回答“社会主义的卡车的确比资本主义的卡车更为优越。”
那一天劳动取消了，所有的“二劳改”和附近的居民都被召集起来开会，次丹以前地主家的农民都被叫过来批判他。我们这些“二劳改”也都应当对他进行批判。他开始被众人咒骂，后来遭到毒打，最后他们把他枪毙了。
拾粪的定额完成之后，我就步行到工厂去，他们命我和泥，要和得均匀光滑到可以制磁砖的程度。我得将砖胚放进窑去烧，窑里灰尘很厚，几乎不能呼吸。劳 动能够获得微薄的报酬，我用这些钱来买每月的定粮。每年也可以买定额的十三码布和十一磅糖。报酬是按每个人的政治成分来决定的，所以我的报酬是最低的一 级。
吃饭的时候，我们在大厅的窗口前排队等候分配食物。每个人报上他想要的窝窝头数，服务员就在名字后面打上叉叉。一个窝窝头一个叉，名字旁边还写着每 个人食物定粮的数额。如果一个人已经到达了每个月的定量，就不能够再取食。每个月管理人把我们消耗的窝窝头数加起来从定额里面扣除。当局也从我们的报酬中 扣除电费、水费、盐费、茶叶、蔬菜和燃料的费用。
劳改营是采取自己给自足的制度，一切行政费用都从犯人的工资里面扣除。维持这样庞大的劳改营系统，国家不需要任何的开销。
政府的口号是“多生产，少消费”。原来冬夏有两套制服，现在只发给一套棉制服，整年都穿这一身。我的鞋子都破烂不堪，制服也很快都缀满了补丁。
整个西藏都实行公社制度，私有财产和土地都被没收，进行重新分配。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们只能分到很少的配额。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座监狱，没有人可以随便旅行，没有许可证不能购买任何东西。
劳改营有两个目的：第一，孤立阶级敌人；第二，提供廉价劳动。上面对我们说，我们唯一的出路是积极劳动和努力改造。就象在监狱里一样，每星都要开会，每个人自我批评并且检举朋友。跟其他人一样，我经常受到批判，也批判过别人。
我始终不能克服被迫检举朋友时，内心感受的痛苦，但是大家必须学会去忘记这种无休无止的强迫性出卖。犯人之间同舟共济的感情是真诚的，大家都避免作 可能导致别人加刑或死刑的指控。然而总有少数犯人为了要向党表忠心，不顾后果对他人进行无情的指控。我们称这种人“积极分子”。
在我到达宁塘没有多久，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名叫巴桑的犯人，经过了三个星期的严酷批斗而自杀了。另一个叫索南班旦的犯人总是尽量找机会表现自己如何 热情拥抱新社会。索南发现巴桑藏了嵌着达赖喇嘛小照的像章，在一次周会上，他站出来揭发了巴桑的秘密。巴桑死后，当局宣布他是因为不能够适应新的社会主义 社会而轻生。
第十章 舵手之死
劳动营是介于监狱和社会主义新社会之间的一个中途站。从理论上说，劳改营是再教育的中心，但实际上它给共产党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劳动营也象免疫中心一样，把西藏要求自由和独立这类危险的思想跟社会绝缘。犯人们一旦被送进劳改营，就知道他们最终将死在那里。
宁塘砖瓦厂的管理跟一般的监狱没有什么区别。厂长是一个凶恶暴躁的中国人，他把工厂当成私人王国那样统治着，连警卫都怕他。他有一个藏人助手，名叫旺堆，这人五短身材，对我们很有同情心。
没有警卫在整个宿舍地区日夜地来回巡逻，所以我们的住宿区跟其他厂房附近的宿舍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我们是“二劳改”，不是自由人，没有哨岗并不表示我们不在监控之下，党发明了另外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进行监视。
我们被分成两类，一种是戴帽的，另一种不是戴帽的。戴帽的都是政治犯，也就是被打上反动分子标签的人，不戴帽的是普通刑事犯。这是一种互相监视的机 制，不戴帽的人有义务监视戴帽的人。当局继续利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制造矛盾和形成犯人之中的猜忌。不戴帽的人被称为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维护者。
这些人在工厂和在宿舍之间大摇大摆，享受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政治犯有任何些微不适当的行为，立刻会被反应到上级去。作为报偿，检举人能得到会很快被 纳入新社会的承诺。到达工厂不久，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间，我坐在礼堂的大门口，一群小孩子围过来，他们互相怂恿走上前来，其中一个走到我面前，向我乞讨食 物，令我非常惊讶。这孩子说他们一家人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过东西。
党告诉我们饥饿和食物短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但是这些孩子面有饥色，比大饥荒年代我在堆龙监狱看见过的情况更糟。他们都浮肿得厉害，皮肤苍白，显出 一种病态的青色，眼睛几乎睁不开，没有穿鞋，衣服也是褴褛不堪，连旧封建社会时代的乞丐都比他们强，至少那时候行走的乞丐肚子里是填满了的。
我怀疑他们可能是以前地主的孩子，所以现在特别受到歧视，因为以前的“反动阶级”成分的家庭都遭难了，受到比畜牲还不如的待遇。阶级出身现在是最关键的，无论粮票证、身份证、以及医疗卡上都写著阶级成份。我问这些孩子他们是什么阶级。
孩子们说他们是贫农阶级，我大吃一惊，因为党告诉我们贫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受益者。小孩子们跟我说附近的公社都缺粮，有些人的家里已经不得不开始吃青草，他们把草熬成一种很稠的粥，然后吃下去。我把一些窝窝头给了他们，不久这些孩子就成了我们营地的常客。
整个西藏现在进入党所谓的“共产主义发展高级阶段”。宁塘地区被分成十二个大公社和大队。所有的房产和牲口都收归公社所有，人们按照一种复杂的工分制取酬。
越来越多人到我们营地来乞食。我暗中把他们公社的名字记下来，不久就发觉整个宁塘地区都面对了同样粮食短缺的情况。当大人来乞讨的时候，我要他们述说饥荒的原因，他们说这不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
缺粮的现象是因为人们必须把收成的一大部分粮食，“自愿”上缴给政府。本来大家已经付了相当重的税，而公社行政部门在高压之下又谎报高于实际的生产指标，因此必须向政府缴纳更多的粮食。
为了尽量提高征收，党在农民之间制造一种狂热的竞争。他们告诉农民向国家贡献得越多，越能表现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党及毛主席的忠诚。在这种指令之 下，没有人愿意表现怠惰，公社之间也有类似的竞争，大家都争着表现，要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比别人更大的贡献，这就使得人们谎报生产数字，从而人为地把税收 往上提升，最后弄得贫农们都在饥饿边缘。
“新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甚至于要吃糠，这东西是“旧封建社会”拿来喂牲口的，大家都觉得这种情况骇人听闻，但是没有干部敢对党和领导质疑，因为谁反对党他最后的下场就是进劳改营。
这些面目憔悴的年幼孩子，一出生就见证了社会的灾难。作为犯人我们被虐待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普通老百姓该怎么说呢？他们应当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受惠者。这整个镇压机器本来应该把贫苦农民和牧民从封建的奴隶社会里解放出来，但是过去的二十年他们所尝到只是苦果。
地方官员发觉到劳改犯人用食物来救济农民，就向监狱当局反应。我被指责是带头鼓励资本主义乞讨行为的人，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要我交待整个事情。令我很惊讶，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原因是我们厂和外面这个公社之间有宿怨，管理员认为我们作的事让公社十分丢人现眼。
1976年春天，我终于听到来自帕南我家的消息。一天，有个访客来看我，这是我成了囚犯之后的破天荒第一遭。我感到迷惑不解，很想知道到底是谁来 了，走出去就看到一个胖胖的年轻妇女，戴着一块蓝色的头巾，身上是打了补丁的裤子，上面一件绿色的棉袄。她脸色憔悴，两只眼睛湿漉漉的，手上拿着一个热水 瓶和一个小篮子。
我向她道歉说我认不出来她是谁。
“我是南玛明盖，”她说。我没听过这个名字。
“也许你把我跟别人混淆了”，我说，“我是班旦加措，是哲蚌寺的僧侣”。
她解释说，她是我父亲的厨师的女儿。我离开帕南已经十五年了，所以不认识她。我问她怎么知道来这里找我，她说看见我在工厂里劳动。
明盖刚刚搬到宁塘地带，她和丈夫都参加修建一条靠近我们劳改营的公路。她告诉我，我父亲于1965年去世了，由于是地主出身，父亲经常是批判大会的 对象，受到村民们控诉。我最敬佩的那一个哥哥，也于1968年死于一次批斗大会。我们家成为红卫兵最喜欢打击的目标，家人有时单独的，有时一块儿，经常地 被拉到公共场合去毒打。我的继母在一场特别残暴的毒打中，左半边瘫痪了。
那一天夜里我不能入睡，满脑子都是家人的面孔和他们所遭罪的痛苦。虽然以前就知道红卫兵特别爱挑选封建地主作为攻击对象，但是知道归知道，这并不能消减我的悲伤。
明盖很善于利用她的背景出身，由于她以前是仆人，所以成分很“干净”，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进出出。她经常来看我，并且带一些食物跟我分享。有一天她丈夫还给我送来一条崭新的棉被，这一定所费不少。
他们的来访和仁慈就象香油一般，在那个黯淡的冬天温暖了我的心。我那时候心情沮丧而孤独，明盖使我回忆起以前的快乐时光。她是工人，所以也被允许回到帕南的家去探亲，通过明盖，帕南的家人知道我还活着。
1976年春天，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和人民解放军创始人朱德去世了。报刊上广为报道他们的逝世，劳改营里举办了哀悼仪式。积极分子制造哀悼气氛，好像是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般。当局利用这个机会来侦察每个人对党的态度，因此大家必须表现得万分悲痛。
朱德死后一个月，我在《西藏日报》上读到一则新闻，中国遭到超强的地震。中国人平常怀疑我还拥有封建思想是没有错的，因为我马上把地震和上面两件死亡事件看成是不详的预兆。八月有一天，我在夜空中看见一颗彗星殒落时，我的迷信又加深了。
西藏人把彗星看成一种征兆，我立刻走回宿舍，想问问看有没有别人也见到那颗彗星，但立刻警觉到，这样的问题会引起别人指责我在鼓励迷信和散布谣言。
在报上读到中国某地区下了一阵“石头雨”，我相信那是一些陨石。第二天我忍不住问了一个名叫扎西拉丁的僧侣，是否也看见了彗星，他点点头但是不敢大声地把这秘密说出来。
关于彗星的消息很快在劳改营里散布开来。每个人都记得1950年10月当中国人入侵西藏之前，西藏曾遭到地震，那时候大家也看到过彗星。经过二十年中共的洗脑和打压，一颗彗星的出现又立刻把我们传统的信仰唤醒了。
我个人认为所有的这些迹象都预兆着毛已经接近死亡。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已经年老体衰，但是不敢对此公开发表意见。1976年9月9日我的预感成真，毛 在北京去世。我回忆起来，听到他死亡的消息，就好像昨天才发生的。多少年来中国人都告诉我们毛泽东是超人，是不朽的，然而现在他象一个凡人一样也离开了世 界。
下了工之后，我手上拿着杯子，跟一大群人排队站在那儿等候。广播器里高分贝发出一长串声响。大家一般都不留心广播器里的那些废话，只是排着队，彼此交谈着。因为广播开始总是用中文播送，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说汉语，所以从来不去听广播的第一部分。
现在换了一个藏语广播员。“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的声音颤抖着，呜咽地堵在喉间，停顿一下重新开始。我旁边的人说“到底怎么啦？”播音员似 乎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念出一大串惯常加在伟大舵手毛主席前面的形容词, 最后他说：“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人民热爱的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了。”
这个消息把人弄得天旋地转，毛泽东真的死了？这当然应该是真的，谁敢开这么大的玩笑？回到宿舍以后，这个消息沉淀下来，我内心充满了狂喜，简直可以 跳起来大声唱开来！毛泽东是我的灾星和克星，二十年来，我每日每夜都要念他的名字，甚至当我病痛得连张嘴喝水的力气都没有时，都必须要喊出“毛主席万 岁。”我随身携带他的小红书，甚至特地制作了一个小红袋子来装这本小红书，因为有些犯人为了把书弄脏而被判处死刑。
我的一切苦难和成千上万死去的犯人的生命中都刻有毛泽东的名字。他的名字把我们串在一起，我认为他的死终于把这条灾难的链锁给拉断了。
我相信其他人也有同感，当然我们只能把这种感情隐藏起来。我摆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假装在思考问题。不知道下一步的发展会怎么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非 常明确的，事态将要起变化了。我想象着达赖喇嘛也许会返回西藏，但接着又想，会有另外一个比毛还坏的人掌权吗？我既快乐又恐惧，暴君已死，但是谁将继承他 的宝座呢？
第二天大家被召集起来开会，所有的监狱管理人都带着黑臂章，有些人还在胸前口袋上别了一朵纸花。一个干部宣布：“我们敬爱的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和我们的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广播器传出来哀乐，有些犯人眼里充满了眼泪，放声痛哭起来。我听到有一个人哀嚎：“毛主席比我爹娘都亲。”其他犯 人都肃穆地站在那儿，大家都很警觉，知道在这种哀悼的场合，必须保持一种“正确的态度”。我已经变成相当出色的演员了，脸上挂着悲伤的表情，保持着沉默。 不久有些犯人开始哭泣，甚至于假装晕倒，这是中国人所谓的“正确态度”。在台上，干部们失去控制地哭泣著。
两个警卫出现，拿来满满一袋子黑色袖章，除了政治犯人之外，其他犯人都要别上黑袖章，普通刑事犯才有哀悼的特权，我们这些“反动分子”是不配哀悼毛 的死亡的。我们单位的一名犯人很骄傲地戴上了黑袖章，向我摆摆手，象一个小孩炫耀他的糖果。次日所有没戴帽的犯人都到拉萨去参加伟大舵手逝世的哀悼会。
毛的去世使得劳改营里的政策宽松起来，无休无止的会议停止了。1978年上面要我们把小红书都烧掉，把这样一本已成为我们以往二十年生命中一部分的书烧掉，让人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们也被允许不必再每天早晨进行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仪式。
生活的变化非常快速，上面让我开始纺织并且生产地毯。劳改营有一大群绵羊，以往这些羊毛，或是卖给合作社，或是被任意地丢到一个角落去。屯积的一大堆羊毛等待著被处理，我很高兴有机会摆脱砖瓦厂的工作。
问题是我是整个监狱唯一会纺织的人，每个程序都需要自己动手，包括把羊毛纺织成线，然后染色，这是非常繁复的工作，但是我可以不在其他的人监视之下单独一个人工作。
报纸上有整版关于“四人帮”、特别是毛泽东遗孀江青的报导，“四人帮”被指控要于毛去世之后在党内夺权，同时应对文化大革命的暴乱负主要责任。党承 诺要改正过去十年来的错误，我们在劳改营中很快感觉到了好处。犯人的工资提升了，比较繁重的工作甚至能够拿到叫做“阳光与风”的额外报酬。
1977年的冬天，所有的戴帽犯人都召集来开会，我们又再度被审问在1959年抗暴中所扮演的角色，我重复了自己的故事。滑稽的是，有些犯人说动乱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在场。我们不明白，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为什么重新翻出这件事情来审问我们。
几天之后，早点名时，我和另外三个犯人被点到，让我们到拉萨去。车把我们带到城市边缘的一个很大的军营去，我们跟从其他劳改营来的几百个犯人，一起 聚集在很宽敞的大厅里。大厅布置得象有宴会一样，一边墙前放着长条的桌子，上面放满了食物，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食物。和善的士兵给我们倒茶，好像我们是 贵宾一般。我看到一些来自扎奇、和四组五组的熟悉面孔，大家彼此亲热地打招呼，以为不久就能够获得自由。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名叫旺秋的藏人党员干部走进大厅，开始发表演说。“同志们！朋友们！”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旺秋赞美党的伟大，然后说西藏最 近二十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脱序现象，大家不该因此而反对党。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四人帮”身上，然后以一种很温和清晰的声调宣布，所以的政治标签和帽子 将被摘除。
旺秋接着说，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之下，我们将面对一个新纪元，大家都应该贡献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西藏，这是我们听熟了的老套。
我旁边坐了一位名叫曲培塔庆来自哲蚌寺的年老僧侣，这位可敬的有着长长灰白胡子的老人，让我想起寺院墙上画著的那种寿星。
我问他：“你打算做什么？”
“我想回到寺院去”， 曲培回答。这提醒了我，其实我也想回到哲蚌寺去。
当局让大家第二天把自己的要求提出书面申请。干部们说可以允许我们回家，但是旺秋很快接口说，我们大部分人都识字，受过很好的教育，最好还是考虑为建设新的社会主义而贡献力量。
会议持续了三天，大家都睡在大厅里，每天早上有士兵给我们送茶。我听有些人说，在被屠宰之前要先喂肥了。第三天的早上，上面告诉我，我的申请被批准 了，可以得到居住许可，返回寺院去，我挥舞着文件感到欣喜若狂。我发觉整个大厅里大约两百名的僧侣只有三个人被批准返回寺院。其他的人猜想，提出的申请反 正不会被批准，所以都要求去当老师，他们以为这样返家的机会更大一些。当他们发现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之后，大家都改变了主意，纷纷向那一位负责送呈申请表的 主管要求改变，但是他不能再做任何的改动。共产党还在其位，一个高级官员一旦做了决定之后，没有人敢对他的决定置疑或拒不执行。
想到就要被释放了，我带着兴奋的心情返回宁塘。有些犯人跑过来向我道贺，有些人让我替他们递信给家人。我以为会被立刻释放，但是一时却没有动静。过 了几天，有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劳改营，他们把我和另外两个僧侣曲培塔庆和图丹董珠叫去。几分钟之后，塔庆喜笑颜开地出来，手舞足蹈，他获得自由了。
轮到我走进办公室去，大队长坐在桌子后面，他的眼睛扫着一叠厚厚的档案，我的咳嗽让他注意到我进来了。我尽可能礼貌地说：“我是被允许返回寺庙的。”
劳改营反对我的要求，原因是我是一名重要的工人，依照党的最新经济政策，劳改营应该扩大地毯的生产，由于我是唯独一个在纺织技术方面带徒弟的人，所以必须留下。我的抗议毫无用处，唯一的补偿是，在周末的时候，我可以随意到拉萨去。
就在那个时候，洛桑旺秋来到我们的劳改营。我1964年年初在扎奇监狱第一次遇见他，此刻我把他当成一个督导人和朋友。在监狱里大家称他为先生、老 师。我还记得以前在扎奇监狱，洛桑先生有次在开会时站起来宣布，他写了一篇祈祷文，祈请保护神能让西藏免于遭受自然灾害，这是极为勇敢的作法，因为中国人 把这种事情看成是“散布反革命谣言”。
按照西藏的标准，先生个子很高，脸庞消瘦细致，上唇有一道细细的胡须，态度很坦然，显示出他有内在的力量和丰富的学识。1960年他因为头一年的拉萨起义而被逮捕。从1970年开始，他也变成所谓的“二劳改”，在劳改营当工人。
我向队长提出要求，要一个助手帮助我来纺织羊毛，他让我在附近的工厂里随意挑选一个人，我就选择了洛桑旺秋先生。我认为纺织的工作对于一个象他这样年老的人比较合适，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四岁了，身体非常瘦弱。
我们1978年8月开始一起工作，两个人在一间屋子里，我在一个角落纺织而先生在旁边纺线。那时候大部分的犯人对于局势的变化感到非常兴奋，我也问先生的看法。
“这只不过是穿着新鞋走老路。”他说。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逐渐明白他的话的意义。事实上共产党有两项基本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第一，关于西藏的独立问题，第二，关于宗教自由问题。我们周围的 人好像已经很快把以前发生的事情忘记了。其实事情没有真正的改变。我们依旧是犯人，监狱管理和守卫的任何猜测和幻想都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党只不过宣布 新的纪元开始，这并不能成为一个值得欢呼的理由。
先生一边拉出羊毛线供我纺织，一边跟我谈话，我开始从另外一种视角来给自己定位。我个人被关押，只是整个西藏被奴役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成千上万无辜 的藏人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或饿死，我们的国家被占领，人民打入黑牢。我们怎能说已经自由了呢？我现在比以前更痛恨共产党了，这个党一方面说它拯救了贫苦 大众，另外一方面又把成千上万的人推向死亡，这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党。
1979年一个寒冷的二月早晨，所有的“二劳改”又被召集起来开会。这一次他们又叫我们别害怕，尽量提出批评。每当党的最高层发生权力斗争时，就要举行这种会议。来自于犯人和普通贫民的批评意见，就被当作证据，拿来打击当权派。
这次会上又是一大堆献媚拍马的人在做冗长的报告，赞美新纪元和共产党。这使我非常愤怒，觉得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把所受的苦难说出来，让中国领导知 道。我回来之后，看见先生已经坐在地板上，身边围了成堆要待抽线的羊毛。他看着我说，“才过了几天，他们就已经把过去二十年所承受的罪都忘记了”。
先生建议，应该把我们的想法写成请愿书，借口会上没有机会发言，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我立刻同意了，接下来的两天，先生就开始写一篇很长的请愿书，他写写停停，有时也念给我听。对于他学识的丰富和文字的优美我非常敬佩。
他把请愿书写在一个皱皱的小本子上，一开头就引用了达赖喇嘛的“为宇宙真理祈祷”，每一段的起头他都从这篇祝愿文引了四行诗。请愿书的第一部分详细地陈列了西藏人民近年来所遭受到的灾难，第二部分是叙述西藏两千七百年的历史，来证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藏历新年快来了，所有的管理人员和警卫都忙着要过年了。这是多年来第一次中国人允许大家过藏历新年。我跟先生商量，这是一个交出请愿书的大好时机。 他同意了，于是立刻把请愿书送到办公室去。警卫没有时间听他说话，只是叫他把请愿书放在桌子上。先生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问警卫说：“普通人可不可以读这份 东西？”
“可以”，那名守卫头也没有抬地回答道。
他们允许先生在1979年的新年到拉萨去看亲戚。天一亮他就起床，带上那十九页的请愿书，动身往拉萨去了，请愿书上的落款是劳改犯人班旦加措和洛桑旺秋。先生把这十九页的请愿书贴在拉萨西藏医学院的墙上，这是从毛泽东死后第一次有人在这里贴大字报。
先生回到宁塘以后跟我说，他刚把大字报贴出来，立刻就有一大堆人围观阅读。其他犯人告诉我，这份请愿书在拉萨引起一阵骚动。过了十天之后，警察才开始来调查我们。开始他们把先生找去了，一个小时之后，一个名叫帕桑的藏人守卫来把我带走。
我们受到调查，但是没有被起诉。先生和我都坚持说我们得到值班长官的许可，我们甚至交了一份请愿书到办公室去。当局要让我们相信，现在比以前好多 了，因此尽可能表示宽松的态度，我们两个人没有受到处罚，他们只是把先生转移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让其他的犯人监视我们两个。从那次以后我们只能秘密见 面。
1979年9月有一些党的高级官员来我们工厂视察，并且宣布往后的两个星期，任何人都不准到拉萨去。我们很快得到消息，达赖喇嘛派遣了一个西藏流亡组织的代表团将到拉萨访问。显然当局要防止我们去会见代表团，后来我听说代表团的成员要求见洛桑旺秋先生。
我们不愿意中国人欺骗代表团，让他们以为西藏人民在新政权下很快乐，决定再张贴一些新的大字报，鼓励人民起来为自己的自由而进行斗争。我写了几张大字报，呼吁西藏独立，并要把中国人从雪山之国驱逐出境。我拿给先生看，他很欣赏，说他也要写一些。
先生那天单独在房间里制作大字报，但是他被监狱里一名恶名昭彰的马屁精兼密探容巴看见了。容巴立刻向看守室的长官报告，并且说看见我那天早上跟先生在一起。
一个名叫巴桑的守卫把我从纺织室里抓出来。
“今天早上你为什么去看洛桑旺秋？”他问。
“我去还书”，我回答。
巴桑一边骂我一边把我很粗鲁地推向先生的住处。先生正站在屋子中间，他的双手举过头。
有一些还没有写完的大字报散在地上，旁边是揉成一团的纸，上面是他写标语的草稿。有几个士兵正在搜查他的物件。
“你跟这事有没有关系？”其中一个人问我。
“我正在工作，跟这些事无关。”我回答，一边思考是否已经把写完的大字报藏好了。先生要保护我，他说：“班旦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你们今天早上为什么碰面？”巴桑问道。
“他来还书”，先生说，我的心砰然跳动。
十月一日那天，另外一个叫桑丁的犯人把我写的大字报偷偷带出营地，并且把它们张贴在拉萨，他自己后来成功地逃到尼泊尔了。第二天两个警察和吉普车到达我们的营地，我和先生都被召到办公室主楼去。
“你们两个人中间谁去了拉萨？”有一个年轻的藏人问道。
“大队长可以证明我们没有离开过”，先生用他温和的声音回答。他们没办法把我们跟拉萨出现的大字报联系在一起。
虽然先生被抓了个正着，不过当局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先生被从宁塘转移到西藏医学院去，他们让他在那儿搜集整理在文革中遭受大规模破坏的传统藏医的资料。我提出要转移到哲蚌寺的要求，依然以同样的原因被拒绝了：我在这儿是一个重要的手艺工人。
后来我发觉当局把我们两人放在不同的地方，为了便于监视，他们怀疑我们是一个庞大的名叫达楚幼虎队的地下组织成员。当局希望尽可能多捕获该组织的成员，他们派三名犯人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中国人抓紧时间搜集证据，希望来一次大搜捕。
我跟先生有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接触，我只是专心在宁塘工作。过了这段时间之后，监视我的犯人放松了警惕。1981年当局才下手，他们在拉 萨逮捕先生并且再度加刑，把他移到嘎扎监狱。这是个坏消息，因为先生是我的少数几个残留下来的精神泉源。他写信给我，鼓励我继续工作，要我永远不要放弃为 自由和独立的奋斗。几星期之后我到拉萨去，想设法张贴大字报，把先生被捕入狱的消息公诸于世，并且呼吁当局释放他。
我认为不少藏人有一种安全的误觉，很多从1960年就失踪的朋友和亲戚现在返家了，看起来好像没有新的逮捕行动。我想告诉人们逮捕还在继续着，虽然 现在公安局聪明多了，他们误导人们，似乎一切都很光明了。我写了几张大字报，在其中一张上面，我记录了劳改营的内部情况，最后一句话是“监狱依然存在”。 中国官方拒绝承认劳改营就是监狱，正式文件上，不记录犯人被关押在劳改营的情况。比如说洛桑旺秋先生于1970年正式“释放”了，但是后来的十年他还是关 在劳改营里面。
其他犯人警告我，说我的行为可能会让他们重新再过苦日子。他们要我放弃，说现在的情况好得多，约束也放松了许多。他们似乎生活在一种自我放逐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回想以前那些恐怖的日子。“让过去的过去吧”，接受党的这句格言比较容易。
党要我们忘记饥饿是怎么回事，要我们忘记烂菜汤的味道，忘记手镣脚铐和遭受毒打的滋味，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不会再重演了。1980年中国共产党的 新总书记胡耀邦到拉萨来，公开向拉萨人道歉。警卫们把《西藏日报》发给我们，让我们读胡耀邦答应了要给予西藏更多的自由，特别是要重新恢复宗教自由。
可是我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仍然在监狱里，宁塘劳改营里还关着二百多个犯人，虽然大家都老早就服完自己的刑期了。我们依然得每天早上拿着篮子出去捡粪便，依然要参加学习班，要无休无止地学习党要开展新纪元的承诺。
1982年2月，我决定要在拉萨再张贴一些大字报，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早上，我把自己裹在厚厚的藏袍中。我们现在至少被允许重新穿着传统藏人的服装 了。我疾步而行，要在太阳升起之前到达城市。我先走到围绕着大昭寺的八角街，在这个西藏最神圣的寺庙中，我非常惊讶地看到那儿有很多人在做他们的晨间祈 祷。现在整个藏区的人都被允许到拉萨来朝拜。
城中心有大量的朝圣者，嘴里都喃喃地念着经。如果现在张贴大字报会被太多人看见，我不知道他们会有如何的反应。我走到政府行政大楼，那儿还相当安静，没有人在军委办公室前站岗，我决定把大字报贴在这儿的墙上。
我的大字报鼓励西藏人民觉醒，反抗压迫者。我们生存在虎口之中，被吞下去是迟早的事情。我告诉人们，现在的改革和所谓的宽松政策不过是一种装饰和点缀。只要毛的接班人邓小平的政权在全国稳固了，他也会用手中的权力再度压迫西藏人民。
回到宁塘的时候，厨师刚好分发早点。没有人注意到我已经出去过一趟。我看见大堂那边升起了烟，直接走去拿茶水。两年之后中国人才发觉张贴大字报的是我。
1982年胡耀邦再度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胡以宽松政策而著名，我记得在《西藏日报》读到一个消息，达赖喇嘛就他的连任，发去了贺电，这是一 个很有鼓舞性的信号。胡答应把驻扎在西藏的中国军队撤除大部份，劳改营里也立刻感受到这个政策的效果。汉人厂长被调回中国去了，他的藏人助手旺秋成为劳改 营的领导。
冬天的一个早上，当我正走向大厅去拿茶水的时候，看到很多犯人都挤在一大张通告前面。我也好奇地走去，原来这是中共中央的通告，所有的劳改营都被取 消，劳改当局没有权力还继续把我们囚禁在这儿，大家都要求立即释放。大部分的“二劳改”都被释放了，到了年底，营里只留下了十个人。他们还是以同样的原因 不放我们：有技能的工人必须在厂里完成重要的任务，一直到1983年的春天我才被允许离开劳改营。
我不知道应该回到帕南寺或哲蚌寺，我知道回帕南比较容易取得居住权，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心思回到那儿去。去年哥哥的儿子来看我，没想到他那付样 子，赤脚、衣衫褴褛。他告诉我，姐姐们跟继母不说话了。文革期间，姐姐们检举了父亲，看着他被中国士兵活活打死，继母不能够原谅她们。
我也知道杀死哥哥的凶手还是一个自由的人，有些人现在甚至变成地方上的高干。嘎东的寺庙已经完全摧毁，我难道真有内心力量去面对这摊废墟吗？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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