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狮子的呻吟－汉人罗桑扎西（3）

第六章　尼赫鲁懊悔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我返回拉萨，如同以往，受到数万民众的欢迎。我长期出去在外，藏人非常忧愁，如今我又回来了，这使他们的心为之一松；我的心也一 样。显然，中共在这儿的所做所为要比在东藏收敛多了。返乡的路上，我受到许多百姓、部落酋长代表团的请求，他们请我恳求中共改变对乡村地区的政策。他们看 到中国人直接威胁到西藏生活方式的作法，觉得非常害怕。
在城里，我发现情况相对地正常些，不过现在许许多多的卡车、汽车带来噪音和污染；这是拉萨有史以来第一次。粮荒也纾解了，交织着怨恨的消极抵抗，已 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爆发的愤怒。现在我回来了，社会上甚至再度出现乐观的气氛。从我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我在中共西藏地方当局的地位，必须靠毛公开对我表 示信任才能增强；我也审慎地对未来抱着乐观看法。
我察觉到外面的世界已经背弃我们了。更糟的是，印度——我们最近的邻国、精神上的顾问，已经默认北京对西藏所作的声明。一九五四年四月，尼赫鲁签署 了一项新的中印条约——内容包括了班察希尔备忘录，备忘录中同意中印双方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涉对方的内政。根据这项条约，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共当局与西藏行政当局，历经十年的紧张共存后，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无疑是最好的一段共处时光。但是西藏的夏季太短了，没有多少个星期，中共在西康、 安多的活动就传进我耳里。中共不但没有让藏人过自己的生活，反而开始片面地强制推行各种改革。中共针对马匹、土地和牛群征收新税，破坏之余还外加羞辱，连 庙产也要清算、扣税，许多财产被没收充公，中共地方干部也依据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来重新分配土地。地主被公审，并且以『反人民』的罪名受到惩罚，令我 恐怖的是，有些甚至被处死。中共当局开始把这些肥沃区域游牧耕作的数万农夫集中起来。对我们的新主人来说；『游牧生活』令人厌恶，因为它带有野蛮的意味 （事实上，中国人叫西藏人『蛮子』）。
寺庙的事务横遭中共干涉，中共也开始灌输地方民众反宗教的观念。和尚和尼师都蒙受极大苦恼，他们遭公开羞辱，强制参加消灭昆虫、老鼠、鸟以及所有害 兽、害虫的计划，中共当局明明知道杀生违背佛陀的教义。如果他们拒绝，中共就施以毒打。与此同时，中共在拉萨却依然若无其事。中共不干涉首邑的宗教活动， 显然希望他们在别处为所欲为时，还能留给我一个安全的假象。
一九五五年年底时，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开始筹备，毛泽东打算以军事代表团来统治。但是秋去冬来，从东藏传来更坏的消息。不习惯外来干扰 的康巴人，对中共的方式并未温顺以对：在康巴人的财产中，他们最重视的就是自己的武器。所以地方干部一开始没收武器时，康巴人就激烈地反抗。整个冬季里， 形势迅速恶化。逃避中共压迫的难民开始逃到拉萨，并传出野蛮、堕落的恐怖遭遇。中共以邪恶的方式镇压康巴人抗暴：他们不仅公开毒打、处死抗暴分子，并且往 往强迫受害者的亲生儿女来执行。公开的自我批判也被引进，中共尤其喜欢这个方法。中共用绳索把犯人缚绑得双肩脱臼，当这个人完全无助，并且痛苦地哀号时， 群众——包括女人和小孩，都被中干驱迫痛打那个人。显然中共认为这种方法能改变人民的心，并且有助于政治再教育的过程。
一九五六年年初，在罗萨节期间，我和涅冲神谕有一次非常有趣的会面。涅冲神谕说，摩尼宝光（这是藏人所熟知的达赖喇嘛名号之一）将照耀西方。我以为这句话是指示我将会在那一年赴印度旅游。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预言有更深的含意。
更令人关切的事是许多从西康、安多逃出来的难民最近已经到达拉萨了。整个城市在沸腾。这是首次带有政治意味的新年庆典。全城贴满了指责中国人的告 示，到处在散发传单。民众举行公开聚会、推选领袖。以前西藏从未发生过这种事。自然地，中国人非常生气。他们迅速逮捕了三个人。他们说，这三个人应对煽动 反民主的罪行负责。但这并不能减少藏人公开反抗中共的统治。
在默朗木法会期间，安多和西康的商业领袖开始募款，为下半年举行的色翠千嫫仪式作准备。这项仪式是供养西藏的守护神、恳求他们赐予达赖喇嘛长寿、成 功。募款活动进行得非常成功，他们献给我一个非常大、满布珍贵的黄金宝座。然而，我后来发现，这项活动有别的目的。它也标示『处溪冈竹』联盟的形成。『处 溪冈竹』的意思是四河、六山——这是西康和安多两省的传统简称。这个组织后来协调指挥广大的游击抗暴运动。
在默朗木法会后，西藏自治区准备委员会开幕仪式的筹备工作仍继续进行；我个人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几个月内，中共驱迫藏人建筑了三栋庞大的公众建筑 物：供前来西藏访问的中共官员居住的宾馆、一间澡堂以及市政厅。市政厅是一栋现代化、有波浪状铁屋顶的两层楼建筑，能容纳一千二百人，前面是一个高起的平 台；另外上面有一个廊台可以坐三百人。这栋建筑物正好就盖在布达拉宫前面。
一九五六年四月，当时中共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偕妻及一个代表毛主席的庞大代表团从北京来到拉萨。我记得访问中国时，曾见过陈毅元帅。私底下他 是个非常好的人，但是他扮演说者角色的风评却令人畏惧。他曾经作过一场整整七小时的演说。这群中共官员都打着领带，其中，陈毅神采傲然，虽然他似乎不知道 该怎么打领带。他的衬衫刚好包住他的肚子。但是这些都没有困扰他：他是快活的人，喜欢奢华、满有自信。他的到来象征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开幕了。中国 人豪华的招待陈毅元帅，为了对他表示敬意，中共地方干部举行多场宴会和演讲。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的开幕仪式正式在市政厅举行时，市政厅里到处都是旗子和 毛主席、中共主要人物的照片。中共军乐队演奏，党歌飘荡。真是热闹非常。陈毅元帅作了一场（比较短）演讲，他声称『必要的改革』将引进西藏，以『去除』西 藏的落后情况，他解释此举是为了要把西藏提升为『进步』的中国国民的地位，因此这些改革是必须的。接着是中国人和西藏人上台阿谀奉承，他们一致赞扬社会主 义和共产党，并且欢迎中共来西藏。我甚至也亲自说了一些，还直率的补充说，我确信中国人会信守承诺、依照人民所希望的步调引进改革，并且准许信仰自由。
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的组织包括了经济、教育、农业、电讯、医药、宗教和安全等部门。大部分都由藏人主持。昌都的行政也画归拉萨。如此组成了所谓的 西藏自治区。然而，西康的其他部分以及安多全境却由北京直接控制。委员会本身是由五十一位地方代表组成。只有五位是中国人。同时，噶厦和国会都被保留，虽 然事实很明显，中共想要使其边际化，最后清除一切传统政府的痕迹。虽然在表面上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标示着迈向自治的重大进展，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 当陈毅宣布任命时，这五十一位代表（没有一位是选举产生）证实全部是中共的应声虫：只要不说反对中共的话，他们就可以保有权力和财产。换言之，这是一场丑 剧。
尽管如此，还有一些令人惊奇的事。其中之一是罗桑桑天被指派为新近成立的安全部门的一员。他是个非常仁慈、温和的人，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担任这个职 位。我永远忘不了他和中共同僚开完会后，他脸上的表情，一切进行得还不错，直到有个人朝着罗桑桑天（他会说一点中国话）问道：【『杀他】的西藏话怎么 说？』在这之前，我的哥哥曾认为这件新差事相当令人高兴，并且是份正直的工作，但是这个问题使他惊惶失色。
他心中甚至没有杀一只昆虫的想法，他忘了这些字。当天傍晚他来诺布林卡时，脸上充满了慌乱。『我该怎么办？』他问道。这个故事是中国人与西藏人态度差异的另一个说明。对中国人来说，杀人是生命的事实；而对西藏人而言，这实在无法想像。
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我听说西康的中共地方当局试图说服所有地方的领袖。中共把他们都召来，要他们投票表决引进民主改革，尤其是意指设 立几千个集体农场，这些农场包括噶处、卡色地区的一万个家计单位。在这三百五十位地方领袖中，在我和内阁同意接受时，大约有二百名同意进行改革。四十位说 他们准备立刻接受改革。其他的人则说他们永远不要这些所谓的改革。会议之后，中共就放他们回去了。
一个月之后，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又被中共召集了，这一次是在昌都东北边一个叫爵姆达宗的堡垒开会，他们一进入堡垒，堡垒就被五千名军队团团包围，中 共告诉这群俘虏，除非他们同意接受改革，并且答应协助进行改革，否则就别想走。关了两个星期后，这群康巴人放弃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然而，那天晚上，看 守堡垒的士兵减少了。看到了这个机会，每个康巴人都趁机逃走，上山去也。一下子，中共制造了一个反对的中心，在往后的许多年里，给中共带来很多麻烦。
大约在我接到一份报纸的同时，发生了爵姆达宗事件。这份报纸是由西康卡色的中共当局所发行。我不敢相信我看到的是一列被斩断的人头。照片标题说这些 头是反革命罪犯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共暴行的具体证明。因此，我知道我所听到的每一件关于我们新主人所干的可怕事情，是真实不虚。中国人也发觉这份报纸 对人民产生的反效果，于是就试着收回——甚至还花钱收购。
由于这件新资讯，使我连带了解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不过是『洗眼水』。我开始怀疑未来是否还有什么希望。我先世所作的预言现在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 的。我觉得厌烦。表面上，我照旧过日子，祈祷、静坐，并且在亲教师的指导下，努力研读。我也和以往一样参加所有的庆典、仪式，时常接受开示。有时候，我运 用职权离开拉萨出外旅游、访问各个寺庙。有一次我到瑞廷寺——前任摄政的法座，它在拉萨北方，要走好几天。启程之前，我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位已经流亡 在外的西藏要人所写的。但是拉萨的现况是如此阴沈，我甚至开始起疑，所以我没把信拆封，随身收藏，到了晚上才小心地把它放在枕头下，直到我前往瑞廷寺。
能离开拉萨，远离一边努力和中共当局共事，同时一边冀能限制他们造成伤害的愤怒，真是一种解脱。如同以往，我尽量简单，并且微服出游。这样我才能见 到当地人民，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一个特别的场合里，在距离瑞廷寺不远的地方，我和一位牧人闲聊。『你是谁？』他问道。他长得又高又壮。头发既长且粗，就像 牦牛一般。『我是达赖喇嘛的仆人。』我回答道。我们谈到他在乡间的生活，他对未来的希望、害怕。他过渡忙于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讨生活，以致无法顾及城里以 及城外的现况。
可是因为他非常纯朴，我很高兴发现他的宗教信仰深厚；即使在这偏远的地区，佛法也如此兴盛。他过着普通的农民生活，适应自然和环境；但是对他眼前地 平线以外的世界却不太有兴趣。我询问他和地方政府官员打交道的经验如何。他告诉我，多半都公正，但是有一些官员好管闲事。对这次谈话，我非常高兴；因为这 给我许多有用的见识。尤其我还学到：虽然这个人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知足；虽然他没有最起码的物质舒适，但是他安全、无虑，因为他所过的生活就像以往 无数代祖先所过的一般，无疑地，他的孩子、孙子也会同样生活下去。同时，我了解到这种世界观已经不合适了，不管共产党搞得怎样，西藏人无法再活在刻意选择 的宁静隔绝中。最后我们告别时，成了最好的朋友。
但这故事还没完。第二天，有人请我对下一个村落的人说法、加持，这个村落就在我们的旅途上。他们为我准备了一张暂时代用的法座，有数百人前往与会。 刚开始进行得还不错，但是当我观望四周时，我看到那位朋友就站在人群中，他的脸上带着一种令人怜悯的迷惑。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对他微笑，但是他只是 傻傻地看着我。我觉得相当抱歉，因为我昨天欺骗了他。
等到我确实来到瑞廷寺时，我在该寺最重要的佛像前礼拜，我记得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的心情却非常激动。我强烈地觉得我和这个地方有甚深的因缘，从那时开始，我就常常想到要在瑞廷寺盖一间茅篷，安度余年。
一九五六年夏季，发生一件事，几乎使我沦入此生中郁郁寡欢的一段时光。康巴和安多的自由门士联盟开始赢得了可观的战迹，在五六月时，破坏中国军事公 路的许多路段、炸毁许多桥梁。结果使得人民解放军征调四万大军增援。这就是我所害怕的事情。不管抗暴多么成功，中共最后会以庞大的兵力、优越的火力击败反 抗军。但是我没能预知中共会空炸西康理塘寺。我得知此事后，痛哭了一场，我无法相信人类会如此残忍。
轰炸之后，接着是残酷的拷问、处决妇女和儿童——这些人的父亲和丈夫加入抗暴运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共也谩骂僧尼。在拘禁之后，中共强迫这些单 纯的宗教人士公开地彼此行淫，甚至强迫他们杀人。我不知道该作些什么，但是我作了一些我必须要做的事。我立刻要求会晤张国华将军。我告诉他，我想写信给毛 主席。『如果你们这样倒行逆施，西藏人怎能够信赖中国人？』我询问道。我直率地告诉他，他们这样作是错的。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引起一场争执。他说我的批评是 污蔑祖国——我只是想保护、帮助我的子民啊！如果我的同胞有人不想要改革——改革将会泽及群众，因为改革可杜绝剥削——那么他们就会受惩罚。他的理由真是 非常疯狂。我告诉他，这并不能证明残害无辜的人是合理的，尤其还从空中丢炸弹轰炸他们。这次会晤当然没有什么效果。张将军坚持他的立场。我只有寄望毛主席 能看到他的部下阳奉阴违的行动。
我径自寄了一封信。但是没有回音。所以我又透过官方管道寄了另一封信。同时，我也劝扑错汪结亲自呈送第三封信给毛主席。但是也没有收到回信。一个星 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仍然没有听到北京的回音。我开始首次真的怀疑中共领导人物的意图，这件事使我震惊。在访问中国之后，虽然我曾经有许多负面的印象， 但是在基本上，我对共产党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然而，现在我开始把毛主席的话看成是彩虹——美丽，但没有实质。
扑错汪结在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成立时，抵达拉萨。再次见到他，我非常高兴。他仍然像以前一样信奉共产主义。在四月的庆典之后，他陪同某些中共要员 去视察边远地区。回来之后，他告诉我一个好笑的故事。中共的一位高级官员问一位住在边远农村的农民说：『你对新制度的看法如何？』这个人回答说他相当快 乐，除了一件事——新税。『什么新税？』官员追问道。『拍手税。每一次有中国人来访问，我们都必须出去、拍手。』
我一向以为只要毛主席继续信任扑错汪结，那么西藏就有希望。在他回去北京后，我向张国华将军提出一项要求：请派扑错汪结为党书记。起初是原则上同意，但是有好久都没有下文。
一九五七年年底，一位中共官员通知我：扑错汪结不会回西藏了，因为他是个危险分子。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讶，因为毛主席很器重他。这位官员解释说， 有许多理由，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扑错汪结还在西康，未去拉萨之前，组织了一个不让中国人加入的西藏共产党。因为这项罪名，所以他被降级、不准回西藏。听到 这个消息，我感到难过——第二年，我得知我的老朋友被革职、拘留时，我更是觉得难过。最后，他被关进监牢。被定为『非人』，一直做牢，直到七○年代的晚 期。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个真实、奉献的共产党员，但是仍不免遭此劫难。这件事使我知道中共领导人物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奉献自己，造福大众，使世界更 好。他们事实上只是一群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他们只是扮演成共产主义者的大汉沙文主义者：一群心胸狭窄的狂热分子。
扑错汪结现在仍然健在，但是垂垂老矣。在他死之前，我非常想再见他一面，我仍然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位元老的、有经验的西藏共产党员。现在的中共当局明白这一点，我仍然有希望能再看到他。
一九五六年春天，拉萨来了一位非常受欢迎的贵宾——锡金的摩诃罗阇库玛（Maharaj Kummar，皇太子）。锡金就在藏印边界上，距离错模不远。他是个可爱的人：高大、宁静、温和、镇定，耳朵很大。他带来一则好消息——一封由印度摩诃菩 提学会发出的信，他本人是该学会的会长。这个组织——代表这个次大陆上所有的佛教徒，邀请我去参加佛陀二千五百年诞辰纪念。
我非常高兴，因为对我们西藏人来说，印度是圣地。我一直渴望能去印度朝圣：印度是我最想访问的地方。此外这次远行印度，我也许有机会和班智达尼赫鲁 以及圣雄甘地的其他继承人会谈。我实在很希望能和印度政府联络上；如果我能看到民主是怎么运作就好了！当然中共有可能不让我走，但是我总得试一试。所以我 拿了这封信去找范明将军。
不幸的是。范明是一个非常惹人厌的中共地方官员。他很有礼貌的接待我。但是当我说明赴印度访问的理由时，他就打起太极拳。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印 度有许多反革命分子，它是个危险的地方，此外，现在预备委员会事情很多，他怀疑我是否有空。『不管怎样，』他说：『这只是个宗教性学会的邀请，并不是印度 政府邀请您。所以不要担心，你不必非要接受不可。』毁了！事实摆在眼前，中共当局甚至想妨碍我履行宗教上的义务。
几个月过去了，这段期间没有再提起佛陀诞辰的事。接着在十月中旬的某一天，范明和我联络，询问我要提名谁当代表团团长：印度方面想知道。我回答说： 我想派我的初级亲教师崔简仁波切；我补充说，只要他一批准，这个代表团就可以准备起程。又过了两个星期，我渐渐地把这件事淡忘了；突然，刚从北京回来的张 经武将军前来告诉我，中国政府决定还是让我去好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太高兴了。『但是小心点！』他警告我。『印度有许多反革命分子和间谍。如果 你敢跟他们玩什么花样，我希望你知道，在匈牙利、波澜发生的事，就会在西藏重演。』（他是指苏联血腥镇压这两个国家的抗暴运动。）当他说完这些话时，我知 道我应该隐藏我的狂喜，并且应该装出一副非常忧虑的样子。我表示，我确实很惊讶，并且担心他所提到的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这些话使张将军放心了，他改 用一种安慰的口吻对我说：『不要担心太多。』他说：『如果你有任何困难，我们驻印度大使馆帮助你。』我们的会谈到此结束。张将军站起来，行完礼之后，就离 开了。他一出门，我就忍不住爆笑，好像嘴巴都笑开咧到耳根了，我急忙把这件消息告诉我的侍者。
在我们启程前的一些日子里，我听到一个有关中共当局如何突然改变态度的趣事。据说印度驻拉萨的领事曾询问我的官员，我是不是真的能去印度参加佛陀诞 辰庆祝会？他们回答说『不行』。这位领事就把这件事告诉印度政府——结果尼赫鲁就出面为我说项。但是中共当局仍然不愿意让我去。直到张将军回到拉萨，发现 那个印度领事已经把尼赫鲁说项的事情告诉许多人，为了怕损伤中印关系，中共被迫改变心意。
将近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我终于得以离开拉萨。我充满喜悦，一心盼望能自由行动，不再受到某些中共官员或其他人的严密监视。
我的随员很少，感谢四通八达的军车公路连通中国和西藏，我们现在能一路坐车到锡金。在日喀则，我们停下来接班禅喇嘛，然后继续开往春比塘 （Chumbithang）——这是那突隘口前最近边界的殖民区。我们在那里下车，改骑马前往，我也向一路陪我们来的丁明宜（Tin Ming Yi，译音）将军道别。看到我要走了，他似乎真的感伤。我想他是确信那些外国的帝国主义者、间谍、复仇者以及共党神殿中的其他恶魔会危及我的生命。他和张 将军采取同样的阵线，警告我要小心，他还要我向踫到的反革命分子说明自『解放』以来，西藏的长足进步。如果他们不相信，他说，他们可以回来，自己亲眼看 看。我向他保证会全力以赴。
说完之后，就转身骑上小马，开始我的漫漫云中路。在那座隘口的最高点，矗立一座很大的圆锥形石堆，上面插着彩色的祈祷幡。我们依照习俗，每人都给石堆加一块石头，并且高喊『拉给罗（LhaGyalLo！意即诸神胜利）』。之后，我们才走向山下的锡金王国。
在山的另一边、就在隘口下面，我们在云雾中遇见一列欢迎的行伍，包括一些官员和演奏着西藏和印度国歌的军乐队。其中一位是前印度驻拉萨领事阿 帕．B．潘特先生（Mr Apa Bpant），他现在是驻锡金的政治官员。同来的有苏南．托结．卡日（Sonam Topgyal Kazi）他是锡金人，整个访问过程中，他一直担任我的翻译。当然我的朋友锡金皇太子通笃．南结也来了。
从边境一路上到聪哥湖畔的小聚落，都由他们护送。当晚我们就住在那里。现在天色已暗，气候又冷，地面上积了厚厚的雪。抵达时，我真是非常惊喜——好 几年没见过面的塔泽仁波切和嘉洛通笃都在那儿欢迎我。罗桑桑天和年幼的天津秋吉也随我一起出来旅行，所以这是我们一生中，五位兄弟首度团圆。
第二天，我旅行到锡金首都冈托。刚开始是骑小马，接着改坐吉普车，最后一段路是坐贵宾车。这时我见到锡金的摩诃罗阇——塔希南结爵士，我们就是坐他 的车子。接着，发生一件好笑但轰动的事情。我们进入冈托时，整个卫队被聚集的人群困住了。无数民众，包括许多兴奋的学童，从四面八方拥来，投掷哈达和鲜 花，使我们无法前进。突然不知那里跑来一位不知名的年轻中国人，扯下在车子这一边和锡金国旗相对的西藏旗子，换上中共的旗子。
我们在冈托停留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前往巴格多扎飞机场（Bagdogra）。我记得这不是段令人愉快的旅程。从拉萨出发到现在，我已经很累了。此 外，前天晚上我还参加了国宴。尤其令人丧气的是，早餐吃的是面条；接着车子下行向印度平原，车里面热得我透不过气来。飞机正在等着我们。这架飞机比我访问 中国时所搭乘的那架舒适多了。我们坐飞机到阿拉哈巴得（Allahabat），我们在那里休息，然后再到新德里的帕兰机场（Palam）。当飞机飞在人烟 稠密的印度城乡上空数千英尺高处时、用膳，我在沈思印度与中国如此大不相同。我从没有到过印度，但是我已经察觉到两国的生活方式差距甚大。不知道什么缘 故，印度似乎更开放、自由自在。我们到印度首都后，更增强了这个印象。一大队的仪队在等着我们，那儿还有首相尼赫鲁先生、副总统罗达库里夏那先生。这里的 表演、仪式比我在中国所看到的还要多；同时，他们所说的每个字，不管是首相致欢迎词时说的，还是地位较低的官员所说的，都有一种诚恳的成分。人民都说出他 们真正的感受，而不是说他们认为他们应该说的话。他们不矫饰。
我从飞机场被直接带到总统宫邸（RashtrapatBhavan）去见印度总统拉伽德拉．普拉萨德先生（Dr Rajeendra Prasad）。我发现他相当老，行动迟缓，人非常谦恭。他和身旁穿着亮丽军服的高大副官、神气的贴身侍卫比较起来，显得非常巨大。
第二天，我到雅木纳(Jammuna）河畔的拉雅黑（Rajghat）朝圣。圣雄甘地就是在这里火葬。这是个宁静而又美丽的地方，在那儿我觉得非常 高兴。像我这样遭受异族统治的外宾，在这个曾采用过Abimsa的国家中，也觉得心情愉快。Abimsa就是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当我肃立祈祷时， 我感觉悲欣交集，难过的是我没能亲自见到甘地，高兴的是他的一生是非暴力主义的辉煌例证。对我而言，他是个完美的政治家，他把利他的信仰放在任何个人打算 之上，我也确信他这种对非暴力目标的奉献，是管理政治的唯一方法。
以后几天是佛陀诞辰的庆祝活动。在这段期间，我说到我相信佛陀的训示不仅可以将个人的生命导向和平，它也可以给国与国之间带来和平。我也利用机会和许多甘地的信徒讨论印度是如何以非暴力的方式来完成独立。
此时，我在印度的一个主要发现是：虽然我常常被邀宴，但是这些宴会、接待却比我在中国所参加的要来得粗简多了，会场里弥漫着诚恳的气氛，这意味着真 正的友谊有机会发展。这和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验形成强烈的对比。在中国，可以靠着威势欺凌，使人改变心意。我现在可以比较、并且亲自看到：这是错误的 想法。只有籍着彼此尊重的滋长、以真实的心相对待，友谊才会产生。只有靠这些方法才有可能打动人心，武力是绝不可能的。
这些观察使我想到一句西藏的老谚语：犯人一旦逃掉，就不会再回来，我开始考虑是否留在印度。我决定在和尼赫鲁班智达会面时，仔细查询寻求政治庇护的可能性。稍后我很快的作过试探。
事实上，我在好些场合里见到尼赫鲁首相。他是个高大、漂亮的男人，他头上戴的甘地小帽把他的北欧面孔衬托得更加明显。和毛泽东相比，他是显得没那么 『自信』，但是他不独裁。他看起来是个诚实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会被周恩来给骗了。我们第一次会面时，我就利用机会向他详细说明中共如何入侵我们和 平的领域，我们是如何措手不及地面对敌人，当我知道的外面的世界没有人准备承认我们正当的独立权利时，我是如何忍辱负重去配合中国。
起初他礼貌地聆听、点头。但是我猜想这篇感情丰富的演讲对他来说是太长了。隔了一会，他显得分心，就好像快要打瞌睡了。最后他注视我说，他了解我所 说的。『但是你必须知道，』他有点不耐烦的继续说：『印度不能支持你。』当他以清晰、漂亮的英语说话时，他的长下唇好像同意他说的话似的抖动着。
这是个坏消息，但不完全出乎意料。虽然尼赫鲁现在已经表明了立场，我仍然继续说，我正在考虑流亡印度。他再次反对：『你必须返回你的国家，以十七点 协议为基础，试着和中国共事。』我抗议说我已经试着竭力去作，但每一次我以为我已经和中共当局达成谅解时，他们总是粉碎我对他们的信赖。现在东藏的形势大 坏，我害怕一场强力的、凶暴的报复，会摧毁整个国家。我怎么还可能相信十七点协议能行得通？最后，尼赫鲁说他会亲自跟周恩谈这件事。周恩来当时在德里，隔 天他就要去欧洲了。尼赫鲁也要安排我会见周恩来总理。
尼赫鲁真的说到做到，第二天早上，我随着去帕兰机场；他安排我在当天傍晚会见周恩来。我们再度会晤时，我发现我的老朋友和记忆中一样，充满了魅力、 笑容和欺骗。但是我不理会他唬人的礼貌。相反地，我相当率直的告诉他，我关切中共当局在东藏的暴行。我也指出我注意到在中国政府系统与印度国会之间有明显 的差异：印度人民能自由表达他们真正的感觉；如果认为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批评政府。就像以往一样，周恩来在说顺耳话以前，总是小心地倾听。『你只有在开 第一次大会的时间到过中国，』他说：『第二次大会已经召开，每件事都已经改变得不可能再更好。』我不相信他，但是跟他吵也没有用。接着他说他听到我考虑留 在印度的谣言。这是错误的，他警告我。我的国家需要我。这也许是真的，但是我忘了我们这次谈话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我的两位兄长——塔泽仁波切和嘉洛通笃也会见了周恩来，或许应该是『Chewand Lie』（耍嘴皮和撒谎）——他停留德里期间，印度的一家报纸这么称呼他。我的两位兄长甚至比我还坦率，虽然周恩来恳求他们回去，但是他们告诉周恩来，他 们一点也不想回拉萨。同时，我也终于开始到印度的各个圣地朝圣，在朝圣期间，我试着把政治从我的心中抛开。不幸，我发现我不可能把担忧国家命运的想法抖落 掉。班禅喇嘛陪我到每个地方，他不断在提醒我们的可怕处境。他不再是那个曾经认识的仁慈、诚恳的孩子；中共的长期压力已经对他年少的心造成不可避免的影 响。
在从桑奇（Sanchi）到厄强塔（Ajanta），然后到菩提伽耶和鹿野苑的路上，当我能够把自己完全投入深深的喜悦与崇敬时，我发现有些时候自己已经回到心灵的家园。每一件事物都有些相似。
在比哈尔（Bihar），我访问了那烂陀——它曾经是最大、最有名的佛教大学所在地，但是已经破败数百年了。许多西藏学者曾在这儿研读。而现在当我看到昔日曾是某些最深邃的佛教思想的发源地，而今却是残柱碎石的凄凉景象时，我再次地见到『无常』是多么的真实！
最后我到达菩提伽耶。来到这个佛陀成道的地方，我非常感动，但是我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菩提伽耶时，我收到我的中国卫士所传达的讯息：周恩来回 到德里，他想要见我。然后在鹿野苑，我收到一封由张经武将军拍来的电报，他要我立刻返回拉萨。电报中说，意图颠覆的反革命分子和里通外国的帝国主义者正在 计划一桩暴动。我必须要立刻赶回去。
我坐火车回德里，在火车站见到了中共驻印度大使。他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坐他的车子回大使馆，这项举动使我的管家、贴身侍卫觉得惊恐；我就在大使馆里见 到了周恩来。管家和贴身侍卫都怕我被人绑架，他们到达大使馆时，他们无法确定我是否真的在那里，所以就请一个人拿了件毛衣给我，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同 时，我和周恩来作了一次坦率的讨论。他告诉我西藏的形势已经变坏了，他们指出中共当局准备要使用武力粉碎任何民众的反抗。
此时，我又坦率地告诉周恩来我关切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虽然中共曾明确保证，他们不会这样做，但是仍然强把改革加诸于我们西藏人身上。他极具魅力 的回答我。毛主席曾声明至少在最近六年不会把任何的改革引进西藏。如果六年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准备好，如有必要，他们会延缓五十年。中共来西藏只是想帮助我 们。我仍然不相信周恩来的话。周继续说，他知道我正计划去噶林邦访问。这倒是真的。有人请我对那儿居住的西藏人传法。他以强烈的语气劝我不要这么作，因为 噶林邦充满了间谍和反革命分子。他又说我应该提防那些我所信赖的印度官员，有些是好人，但有些是危险的人。然后他改变话题。他问我要不要准备回那烂陀，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身分参加迎请中国高僧唐玄奘舍利、文物的法会。我得知尼赫鲁班智达会出席这次集会，我接受了。
再度见到尼赫鲁首相时，他随身带了一份十七点协议。尼赫鲁又力劝我返回西藏，以『协议』为基础和中共共事。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说，他必须明白表示印 度不会帮助西藏，他也告诉我，我应该照周恩来所说的去做，并且返回拉萨，不要在噶林邦停留。但是当我坚持要去噶林邦传法时，他突然改变心意。『毕竟印度是 个自由的国家。』他说：『你不会违犯印度的法律。』接着他答应帮助我打理这次访问一切必要的安排。一九五七年二月，我带着少数随员坐火车去加尔各答。我记 得在路上，我的母亲浑然不知任何限制，也不觉得拘束，她带了一个小炉子，煮了一些非常美味的tbugpa（一种传统的西藏面汤）。我们到达西孟加拉首邑之 后，停留了好几天，才坐飞机到北边的巴格多扎——喜马拉雅山的小山丘就是在这里从湿热的广大印度平原急速地向上攀高。我们最后的一段路是坐吉普车。我们到 达噶林邦时，我下榻在一个不丹家族的房子，我的前世流亡印度期间一度住在这里。他们让我住在达赖十三世住过的房间。在相似处境下住在同一件房间，这实在是 一种奇异的经验。这个非常友善的家庭是不丹首相家族的一支，不丹首相稍后遭人暗杀。这个家庭有三个小男孩，最小的男孩对家里的客人极有兴趣。他一直跑进我 的房间，好像要调查我似的。然后咯咯的笑，顺着楼梯又滑下去。
我到噶林邦不久就见到我的首任首相鲁康瓦，他假装朝圣，最近才从拉萨来到噶林邦。我非常高兴能见到他，虽然我很快就发觉他完全反对我回拉萨。我的两 位兄长同样也来到噶林邦，他们同意鲁康瓦的看法，开始劝我留下来。这三个人也请噶厦不要让我回去。在菩提伽耶时，我的兄长们曾和一些同情西藏的印度政治家 接触，其中之一就是贾雅．普拉卡处．那惹颜（Jaya Prakash Narayan），他答应以后在一些恰当的时机里，发出印度支持西藏争取自由的声音。我两位兄长、鲁康瓦和其他一两位人士都确定当支持西藏的声音出现时， 尼赫鲁会被迫支持西藏独立。毕竟，搞得中共陈兵印度北方边界，对印度没有好处。但是我不相信。我问随员之一的嘎波嘎旺吉美（被中共强迫签订十七点协议的西 藏代表团团长）他的看法怎么样？他的忠告是，如果有可能发展出一套明确的计划的话，那么就值得考虑留下来。但是目前没有任何事情是具体的，他觉得除了回去 以外，我别无选择。
我请示神谕。达赖喇嘛可以请教的神谕有三位。其中的两位——涅冲和噶东就在我身边。他们两人都说我应该回去。在我请示神谕的时候，鲁康瓦闯进来了， 神谕对他擅自闯入生气了，神谕告诉他留在外面，好似神谕已经知道鲁康瓦已经下定决心似的。但是鲁康瓦不管他，仍然照样坐下来。之后，他走过来对我说：『当 人遇到危难时，人就问神；当神遇到危难时，他们就说谎。』
我的两位兄长坚持我不应该回西藏。他们就像鲁康瓦一样都是有力量、有说服力的人。但是他们都不了解我的疑虑。他们相信：眼前西藏人就生活在中共的威 胁下，所以要用任何可能的方法来对抗中共。他们认为最好的对抗方法就是我留在印度。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寻求外国的支持，他们确信如此易于得到外国的援助。他 们认定美国会帮助我们。
虽然当时没有谈到以武力对抗中共，但是我的两位兄长却瞒着我和美国中共情报局训练一些西藏人打游击，然后再把他们空降入西藏。当然我的兄长们认为不让我知道这件事会比较好。他们知道我会作什么反应。
当我解释，虽然我可以明白他们所说的理由，但是我不会采纳，嘉洛通笃开始显现激动的样子。他是我的兄长中最激烈的爱国者，现在依然如此。他的个性很 强，而且很固执。但是他的心不错，母亲过世时，他是我们兄长里面最难过的一个。他嚎啕大哭。塔泽仁波切比嘉洛通笃温和一些，但是在宁静、和气的外表下，却 藏着倔强、不屈服的心。在危机中，他表现不错，但是现在他也露出恼火的样子。最后，没有人说服我，我决定依据尼赫鲁的忠告和周恩来的保证，返回西藏，给中 共最后一次机会。
离开噶林邦后，我被迫留在冈托一个月；之后我才能再次横越那簇隘口。但是我一点也不懊悔，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当地民众传法开示。
最后，一九五七年三月。我怀着一颗沈重的心，启程回拉萨，罗桑桑天在最后一分钟决定留在印度，使我更加忧愁，最近他动过盲肠手术，身体状况很差。我 到达边境，向我的印度朋友挥别时，他们都哭了，我心情更是往下沈。在彩色的西藏祈祷幡之中，至少有十二面血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子。当秦毫汉将军 （Chin Rhaworhen，音译）过来见我时，一点也没办法让我好过一些。因为虽然他是个善良、诚恳的人，但是我总是不禁想到他所穿的军服，而不是『解放』。

第七章　出亡

进入藏境，我坐车进错模、江孜、日喀则返回拉萨。沿路经过的地方，我都对大众开示，并邀请西藏与中共官员到场。照例我先作一段简短的开示，也谈世俗之事。 我强调藏人有诚实公正的对待中共官方的责任；我坚持任何人看到错误都有责任纠正，不论犯错的是谁；我也要求我的同胞恪守十七点『协议』。我告诉他们那年二 月第一个星期我跟尼赫鲁及周恩来的谈话内容，毛泽东自己曾公开承认西藏尚未作好改革的准备。最后，我提醒他们，中国人宣称他们来西藏是为了帮助西藏人，如 果他们的官员不合作，无异违反共党政策。我补充道，别人大可以一味歌功颂德，但依照毛主席的训令，我们该自我检讨才对。在场的中国人对此显然感到很不安。

我以这种方式向我的同胞保证，我会尽力帮助他们，而且警告新来的外国主人，从现在开始，我们会毫不犹豫的指出一切缺失。但旅程中，我勉强装出来的乐 观，却一再受到东部战况蔓延消息的打击。终于有一天，政委谭冠三将军来看我，要求我派一名代表令自由门士放下武器。因为这也是我的心愿，所以我欣然同意， 派出一名喇嘛跟他们谈。但他们并未接受。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我到达拉萨时才发现，全西藏的情形不但已不受中共控制，连我也控制不住了。
那年仲夏，从西康直到安多都在作战。自由门士在冈波扎希的号令之下，人数与日俱增，攻势也越发凌厉，中共更是奋力还击，他们不但用飞机轰炸各村镇， 还用炮轰，把整个区域夷为平地。西康与安多居民逃来拉萨，在附近平原搭帐篷居住。他们来的消息有些惨绝人寰，令我觉得难以置信。中共用来吓阻他们的手段， 残酷得出乎我的想像。直到我一九五九年读到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es）出版的报告，我才算相信了我听说的这些事：钉十字架、凌迟处死、开堂破肚及分尸都是稀松平常。砍头、火刑、毒打至死、活埋、把人绑在狂奔的 马后拖死、倒吊、或绑住手脚丢入冰水也层出不穷。为防被害者在绑赴刑场途中，大喊『达赖喇嘛万岁』，还先用挂肉的钩子扯断他们的舌头。
情知大难迫在眉睫，我宣布将在十八个月后，一九五九年的默朗木庆典中接受出家的最后考试，我知道时不我待，我必须尽快结业。同时我迫不及待的盼望已接受我的邀请的尼赫鲁早日来西藏访问（中共大使已欣然批准此事）。我唯愿有他在场，中共官方的野蛮行径会稍见收敛。
这段期间，拉萨的情况与六年前中共初来时相去不远，不过愈来愈霸道。从这时起，将领们来见我时都全副武装。虽然他们把枪藏在衣服里，并不公然佩戴，可是一坐下就原形毕露了。他们还是口口声声向我保证原来的那一套，但说多了违心之论，往往使他们满脸通红。
此外，预备委员会也还是定期开会，讨论一些毫无意义的政策修订。中共为了粉饰他们企图在西藏实施的暴政，实在是大费周章。我觉得很无力。但我确信， 如果我辞职（我真的考虑这么做），或正面反抗中共，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但我也不能不让拉萨和其他牺牲惨重的地区投降。中共已至少有八个师的兵力在东部； 十五万名训练精良的人民解放军，对付牧人和山区居民组成的鸟合之众。我对将来越想越觉得绝望，似乎不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西藏将成为中共附庸的事实。
我长期居住的诺布林卡宫的生活，也是一成不变。数千尊镀金佛像在不计其数的长明灯下闪闪发光，提醒我们现世的无常虚幻。每天的例行公事也都照旧，不过我现在提前到五点以前起床，祈祷后独自做早课，然后我一位亲教师会来跟我讨论经
课的内容，接着我的四名称厦会来加入，其余的时间我用于辩论——我的考试就是这种形式。某些特定的日子，我会在宫中多间佛堂中的一间，主持一场供养。
自从中共入侵以来，拉萨改变很大。中共军官及他们的眷属形成一个新的区。迹象显示，有一天现代化中国都市的发展必将吞噬这古都。他们建了医院、学校 ——可惜西藏人并未因而受惠——和新的军营。由于情势恶化，军方在他们的营区四周挖筑壕沟，堆垒沙袋。他们原来就至少成双结队才敢外出，现在更是非大队人 马才会走出营区。但我跟外界的接触很少，大部分不幸的消息都是由我的洁役或各级官员带来的。
一九五八年，我遵照新任达赖喇嘛都必须在宝园中另筑新居的传统，迁入诺布林卡新宫。我的居所跟前辈们一样，设计得恰容我一个人使用而已，只不过装潢 较现代化，还有几件电器。我用一张时髦的铁床取代了陈旧的木箱床；浴室中设有自来水及热水器，可惜还没有启用，我就必须离开诺布林卡了。上下两层楼都装了 电灯，客厅中陈设着桌椅，而非传统的西藏座垫，方便外籍访客；如果我没记错，还有一架印度政府赠送的大收音机。这个家完美无缺。屋外有座小池塘，一个漂亮 的假山庭园，其中花草都是我亲自监督种植的。拉萨什么都长得好，园中不久就百花缤纷。我在那儿生活很愉快，只可惜为时不久。
西康、安多与西藏中部的战役不但扩大，初夏已有数万人加入这场争自由的战争，战事日复一日接近拉萨，虽然他们都很缺乏枪械弹药。他们的武器有些抢自中共部队，有些来自一次偷袭西藏政府扎什伦布弹药库的斩获，还有一部分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供应。
我流亡期间，虽听说有关飞机空投武器与金钱的传闻，但这类行动为西藏人带来的损害远超出中共之上。美国人不希望留下援助西藏的把柄，刻意不供应美制 的装备。他们空投的都是粗制滥造的火箭炮及老旧的英制步枪，后者在印度及巴基斯坦都极为普遍，万一被敌方据获，也无法追踪来源。它们在空投时往往遭到严重 损坏，以致无法使用。
我当然不曾目睹过任何一场战役，但一九七○年代，有位刚由西藏逃出的喇嘛告诉我，他曾经从安多边远地带高山上的隐居山洞中，目击一场小型冲突。六名 骑士攻击河湾上一人，同时，这些已渡河逃逸的骑士又再次回头，再度从四面八方侧面攻击，然后才逃入山区。我听到这种勇敢的事迹。深受感动。
一九五八年下半，无可避免的危机终于来临，自由门士联盟『处溪冈竹』包围了哲塘一个中共的要塞，距拉萨不过两天的路程。谭冠三将军来找我的次数更为 频繁。他外表像个农夫，满口黄牙，头发理得很短，现在他几乎每周都来，带着一名神气活现的通译，对我劝诱辱骂，无所不用其极。过去他们只一个月来一次。这 使我觉得诺布林卡的新会客室令人无法忍受，房里的气氛被他们的造访破坏无遗，我简直怕进那个房间。
最初，谭将军要求我动员西藏部队对付反抗军。我说这是我的责任，当我指出，这么一来，士兵可能会阵前倒戈，投向自由门士阵营时，他勃然大怒。此后， 他就极力指责西藏人忘恩负义，不会有好下场。最后，他把过错全推到塔泽仁波切、嘉洛通笃等人（当时均已流亡在外）身上，令我取消他们的西藏公民权。我同意 照办，因为这一些人在国外都很安全，第二我不想激怒中共与拉萨发生正面冲突。我几乎愿意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发展，我相信如果拉萨人卷入战争，和平就没有希 望了。
同时，自由门士完全无意妥协。他们甚至希望我认可他们的行动；可惜得是，我年轻的爱国热情虽然使我渴望能这么做，但我做不到。我寄望于尼赫鲁来访，但中共于最后一刻取消了访问。谭冠三将军宣称，他们无法保障印度总理的安全，只得撤回邀请。我觉得犹如大难临头。
一九五八年夏末，我前往哲蚌寺与色拉寺，接受我最后出家测验的第一部分考试。我必须跟这两处学术中心最出色的学者辩论数日之久。在哲蚌寺的第一天，开始时有数千名僧人在大殿中同时诵经，气氛和谐美好。他们赞美佛陀及诸圣菩萨（大多是印度的圣人与宗师），我听得泫然欲泣。
离开哲蚌寺前，我照传统攀登寺后最高峰，俯瞰数百里内风景。此峰极高，连西藏人都有害高山病的危险——但对于在高原上筑巢的美丽鸟儿和一种我们称之为鸟佩的野花却不嫌太高。这种遍地盛开的花，外形像飞燕草，长得很高而多刺，花呈淡蓝色。
但如此的赏心乐事却因为必须在山区部署西藏士兵保护我而失色不少。在哲蚌寺就有一座中共军营，四周围满铁刺网和掩体，不时传出部队与炮兵练习打靶的声音。
考验结束，我回到拉萨才听说我已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一位学问最渊博，名叫佩玛坚参的方丈告诉我，如果我能有一名普通僧侣那么多的时间用于研习，成就一定无人能及，所以我很庆幸，我这个学生总算没有丢自己的脸。
短暂的清静过后，我发现拉萨的情况更加恶化。因中共迫害前来避难的人数以千计的增加，露宿拉萨市郊，全市人口激增为正常的两倍；但人心惶惶中，战事 尚未蔓延到此。秋季我去甘丹寺继续辩论，有的顾问劝我趁此机会去南方『佛法悍卫人士』占领的地区。初步计划是我到时应驳斥十七点『协议』，重申我的政府才 是西藏合法统治者。我郑重考虑他们的建议，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好处。这种表态只会激怒中共，发动全面攻击。
因此，寒冷漫长的冬季，我又回到拉萨潜修。次年年初的默朗木期间，我还有一场考试。专心很困难，因为我几乎每天都听到中共用残酷手段对付反抗分子的 新报导。偶尔消息对西藏有利——但这不能给我安慰。只有想到我对六百万西藏人的责任，我才能坚持下去。每天一早，我在房中祈祷，古老的祭坛上诸佛默默在庇 佑，我努力培养对众生的慈悲之心。我再三提醒自己，佛陀教诲要把敌人当作伟大的导师。虽然不易做到，我从未怀疑其中的真理。
新的一年终于来临，我从诺布林卡宫搬到大昭寺，准备参加默朗木庆典，接着就是最后一场考试。启程之前，张经武将军照例来拜年，他说有个新舞蹈团来拉 萨，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观赏。我说有的。他说虽然舞蹈团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演，但共军营区的舞台设备较好，最好我能去那儿观赏。由于诺布林卡确实没有供表演 用的设施，我表示乐意前往。
到了大昭寺，我发现不出所料，聚集在寺庙里的人比往年都多。除了来自西藏最偏远地区的俗人，人群中还混有两万五千到三万名和尚。
内廓与外廓每天都济满了满心虔敬循环踱步的信徒。有些人手持法轮，诵念可算是我们国咒的『嗡嘛呢呗美吽』真言，其他人默默合掌顶礼，五体投地的膜 拜。庙前的市场上也济满人潮：男女穿着及地长袍，外罩七彩围裙；得意洋洋的康巴人，用红绳扎住长辫，来福枪斜挂肩头；山区来的皱纹满面的游牧者；孩子们兴 高彩烈的到处追逐。我从窗中窥视这前所未见的热闹场面，今年格外有一股期盼的气氛，连我这么避世独处的人也感觉得出来，似乎每个人都知道，即将有大事发 生。
莫朗木的主要仪式（须诵很久的经）一结束，就有两名中共的下级军官突如其来的出现，重申张经武将军请我看舞蹈团的邀约。他们问我什么时候要去，我答应要等庆典结束，因为我考试在即，暂时没有空。
考试前一晚，我热切的祷告，比以前更深切的感到肩上的责任沈重而永无止境。第二天早晨，我要在数千人面前参加一场辩论。上午的主题是因明与认识论， 对手是跟我一样的初级生。下午的论题是中观与般若，还是跟初级生辩论；傍晚的挑战不但包括五大部，而且发难者都是年纪远比我大，经验也更为丰富的研究生。
到晚上七点钟，终于一切都结束了。我人已筋疲力尽，但评审团一致承认我有资格获得学位和佛学研究博士的格西头衔，却令我感到轻松愉快。
三月五日，我从大昭寺回诺布林卡，照例有光鲜的随从护驾。这是我们一千多年来未曾间断的文明最后一次公开展现。我的侍卫穿着色彩鲜艳的礼服，蔟拥在 我的轿子四周。后面骑马跟随的是满身绫罗绸缎的噶厦和拉萨的贵族，马儿都趾高气扬，仿佛祂们也知道口中的马嚼是真金打造。再后面是西藏最有名望的方丈与喇 嘛，有的看来仙风道骨、有的却是油光满面，像豪商富贾，而不像境界超然的精神导师。
两地之间长达四英里的道路两旁，成千上万的人夹道围观，唯一缺席的是中央，这是他们入藏以来的第一次。我的侍卫或军队并未因而稍觉松懈，军方派了人 在附近的山头上站岗；表面上是提防自由门士，事实上，他们心目中的敌人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的侍卫也有类似的忧虑，他们有些人公开拿勃伦式轻机枪对准共军司 令部，表明了立场。
两天后，我跟中共官方才又有间接的接触。他们要确定我去看表演的时间。我选了三月十日。两天后，亦即表演的前一天，若干中共人员去到我的侍卫总管的家，要带他去见军事顾问传准将，听取有关我次日到访应注意的事项。
准将告诉他，中共官方要我们取消一切访问的仪节，他特别坚持不要西藏士兵随行，只准两三名没有武装的侍卫陪伴，并且强调他们要求整件事绝对保密。这 些要求似乎都很奇怪，我的顾问得知后，讨论了很久，但他们还是同意，如果我拒绝前往，一定会引起外交上的重大裂痕及种种不良后果。所以我同意尽量轻装简 从，只带数名随员。
我弟弟天津秋吉也接到邀请。他当时正在哲蚌寺中研究，所以必须独自前去。同时，命令传出，第二天通往共军总部的石桥一带将实施交通管制。
当然，我的行动要保密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中共这方面的企图令我的人民大为紧张，因为他们早已在担心我的安全。消息如野火燎原般散布开去。
结果是场灾难。第二天早晨，我祷告及用餐完毕，趁着晨曦在花园中散布，突然听见远处的吶喊声。我急忙回到室内，令侍者查明噪声来源。他们回来告诉 我，人群涌出拉萨，向我们这边而来，他们要来保护我。一整个上午，人愈来愈多，他们有的守住在宾园各个出入口，有人绕墙巡行。中午时已集结了三千人。上午 就有三位噶厦差点无法通过前门的人群进来，他们对任何他们认为有私通中共嫌疑的人都怀着敌意。一位由侍卫陪同乘车前来的高级官员，就因被指为叛徒，受了重 伤。这真是误会（一九八○年代，他那位曾参加签署十七点『协议』代表团的儿子，来到印度，详细记述了签约的真相）。后来还真的有人送命。
这消息令我震惊，必须以行动化解这情况，否则愤怒的群众甚至有可能攻击中共军营。人群中很快选出几位领袖，要求中共把西藏交还西藏人。我祷告上苍给 我镇静，同时我知道，不论我个人有什么感觉，当天晚上我不可能去共军总部已成定局。我的侍卫总管打电话致歉，并转达了我尽快重建秩序，说服群众散去的意 愿。但诺布林卡宫门口的群众坚持不肯离去。他们认为，达赖喇嘛的生命面临中共的威胁，除非我保证那天晚上不去共军总部，否则他们绝不离开。我只好令手下官 员照他们的意思宣布。但这还不够，他们又要求我永远不可走入共军营区，我再度答应他们后，大部分领袖就回到城内，举行进一步示威，但诺布林卡有很多人留 下。很不幸，他们不了解，留下会比离开构成更大的威胁。
同一天，我派三位地位最高的行政官员去见谭冠三将军。他们抵达时，发现嘎波嘎旺吉美早已在座。中共人员最初很客气。但将军到达时，已掩饰不住心中的 怒气。他和另两名高级军官在西藏人面前，痛骂『帝国主义的叛徒』数小时之久，并指责西藏政府秘密组织反对中共官方的动乱行动，甚至还违抗中共的命令，拒不 解除拉萨『叛徒』的武装。共军将使用激烈手段，粉碎反对势力。
傍晚，我的代表来诺布林卡的会客室向我报告时，我理解到中共已发出最后通谍。大约六点钟左右，约七名下级政府官员、留下的人民领袖及若干我的私人侍 卫，在宾园外聚会，连署一份驳斥十七点『协议』的宣言，并声称西藏不再承认中共的统治。我听说此事，就通知他们，他们的责任是缓和紧张的情势，而非使之更 形恶化。但是他们对我的劝告充耳不闻。
晚间稍后，谭冠三将军送来一封信，以温和得可疑的口吻，劝我为自己的安全起见，迁至他的司令部。他的厚颜无耻令我无法置信。我当然不可能照他的意思行事，但为了争取时间，我写了一份友善的回信给他。
次日，也就是三月十一日，群众领袖向政府宣布，他们要派卫兵在诺布林卡宫外围的内阁办公室门口站岗，以防任何行政官员离开。他们担心一旦若不掌握大权，政府就可能被迫与中共妥协。接着噶厦与这些领袖开会，要求他们取消示威，因为再继续便有与中共正面冲突的危险。
最初这些领袖们还愿意听从，但后来谭将军又写来两封信，一封给我，一封给噶厦。给我的信与前一封信类似，我还是客气答覆，承认群众中有企图破坏中藏关系的危险分子，我或许该去他的司令部避难（但事实并非如此）。
将军在另一封信里，命令官员们要求群众拆除搭在拉萨城外，通往中国内地的公路上的路障。此举却造成反效果。群众领袖认为，中共要求撤除路障，显然有增兵以便攻击达赖喇嘛的企图，他们断然拒绝。
我听说此事后决定该亲自跟这些人谈谈。我向他们解释，如果人群不自动解散，就面临被中共部队以武力驱散的危险。显然我的恳求多少发生了作用，他们宣布退至布达拉宫山脚下的萧村，后来那儿曾举行多次激烈的示威。但诺布林卡宫外大部分人仍然留下来。
大约就在这时，我请示涅冲的神谕。我该留下或脱逃？我该怎么做？神谕清楚的指出，我该留下继续与中共对话。我一时之间分不清这是否真的是最好的出路，我想起鲁康瓦的话，他说神明走投无路时也会撒谎。因此我花了一个早晨进行另一种降灵仪式『谟』，但结果完全相同。
接下来的几天在恐惧中含糊度过，我记得接连获准中共增兵、群众情绪变得几乎歇斯底里的报告。我再次请示神谕，但还是如前不变。到了十六日，我接到谭 冠三将军第三封，也就是最后一封信，并附有嘎波的信。谭将军的信跟前两封信大致类同，嘎波的信却肯定了我和其他人的猜测，中共计划攻击群众，并炮轰诺布林 卡。他要我在地图上画出自己的位置，炮兵就不会轰炸我在的那几栋建筑。真相暴露的这一刻真是太可怕了。不但我的生命有危险，成千上万的同胞似乎即将丧命 ——除非我能说服他们解散回家。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已向中共展示了强烈的情绪。但这还不够。他们对这些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所使用的残暴手段，已憎恨到极点， 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回头。
他们会死守到最好一刻，为保护他们的『最高保护者』牺牲生命。
我勉强给嘎波和谭将军写回信，对拉萨人民中反动分子的可耻行为表示歉意。我向他们保证，我个人认为到共军司令部避难是个好主意，但揆诸当时的情势， 很难这么做；我希望他们也能耐心等动乱平息。反正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毕竟群众不可能一直耗下去。我故意不告诉他们我的住处位置，希望籍此再拖延一阵子。
把信送出后，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第二天，我再度请示神谕。令我大吃一惊，神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处于慌惚状态的灵媒蹒跚地向前，抓 起纸笔，相当清楚而明白的绘出我该循什么样的路线离开诺布林卡宫，直奔印藏边界。他的指示跟一般预期不尽相同。神谕结束后，担任灵媒的名叫罗桑吉美的年轻 和尚颓然倒地，代表金刚扎滇已离开他的身体。就在这时，仿佛要强调神谕的威力似的，两枚炮弹在宾园北们外的沼泽中爆炸开来。
回顾三十一年来的往事，我确信金刚扎滇已知道我必须在十七日离开拉萨，但他怕泄露天机，一直不肯明讲。没有计划就不会走漏消息。
但我并没有立刻准备逃亡。我首先要确定神谕正确无误，因此我又作了一次谟，结果与神谕完全符合，但突破封锁的机会非常小。不但守在门外的群众对所有 进出的人都要先搜身查询一番，嘎波的信也说得很清楚，中共已考虑到我可能企图逃走，他们一定会防范。可是神意却与我自己的推理相同：我相信只有我离开，人 群才会散去；我不在宫内，他们也就没有理由留下。因此我决定服从神的旨意。
情况危急，知道我决定的人数愈少愈好，所以我一开始只通知了我的侍卫总管和去结堪布，由他们负责准备一行人当晚出宫的事宜，但同行究竟有那些人，谁也不知道我们一边讨论逃亡的方法，一边决定逃亡的成员。我只带最亲近的顾问，包括我的两位亲教师，以及当时与我同住的家人。
那天下午，我的亲教师和四位噶厦躲在板车后面的帆布罩下混出宫去；傍晚，我母亲、我弟弟天津秋结和姐姐泽仁多玛经过化妆改扮，以前往奇处河两岸的尼 庵为籍口出宫。接着我召见群众领袖，把我的计划告诉他们，强调我不但需要最充分合作（这一点我早有把握），也需要绝对保密。我确信中共会在群众中派出密 探。这些领袖走后，我写了一封信转达给每一个人。这封信会在次日送达他们手中。
天黑以后，我最后一次来到专门供奉大黑天的佛坛前，他是我的护法。我推开沈重而吱吱作响的门，走进室内，顿了一下，把一切景象印入脑海。许多和尚在 护法的巨大雕像基部诵经祷告。室内没有电灯，数十盏许愿油灯排列在金银盘中，放出光明。壁上绘满壁画，一小份糌粑祭品放在祭坛上的盘子里。一名半张面孔藏 在阴影里的侍者，正从大瓮里舀出牛油，添加到许愿灯上。虽然他们知道我进来，却没有人抬头。我右边有位和尚拿起铜钹，另一名则以号角就唇，吹出一个悠长哀 伤的音符。钹响，两钹合拢震动不已，它的声音令人心静。
我走上前，献一条白丝的哈达。这是西藏传统告辞仪式的一部分，代表赎罪以及回来的意愿。我默祷了一会儿，和尚们一定猜到我要走了，但他们必然会替我保密的。离开佛坛前，我坐下读了几分钟佛经，对一个谈到『建立信心与勇气』之必要性的章节沈吟良久。
我退出时，令人熄灭建筑物中其他各处的灯火方才下楼，看见我的一头狗。我拍拍牠，幸好祂跟我并非特别亲近，分离不太困难。我对于不得不留下我的侍卫 洁役之事，难过得多。随后，我步入室外寒冷的三月空气中，建筑物正门外有片平台，而侧有楼梯下到地面。我在平台上走了一圈，伫立遥想平安抵达印度的情景。 回到门口，我又重思将来重回西藏会是什么情形。
十点差几分，我换妥了不熟悉的长裤和一件黑色的长大衣，右肩扛着一支步枪，第二任达赖喇嘛遗下的唐卡，卷成一长卷，扛在左肩。我把眼镜收进口袋，心 中十分害怕。两名士兵陪着我，他们默默的送我到内院门口，我的侍卫总管在那儿接应。我跟着他们，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出了花园，到达外院门口，去结堪布等在那 儿，我只模糊看见他的人影，佩戴一把剑。他低声要我一直跟在他身旁。走出大门时，他大胆的向聚集在门外的人宣布，他正在作例行的巡视，我们获准通过，没有 人再说话。
我蹒跚走过，觉得四周都是人，但他们没有注意我们，几分钟后，我们就顺利的出了人群，下一步是如何通过共军的关卡。被俘的念头令我很害怕。我有生一 来第一次真正觉得怕——倒不是为我自己，而为数以百万计把信心寄托在我身上的人民。如果我被捕，一切就都完了。我们也有被不知情的自由门士误会为中共士兵 的可能。
我们的第一重障碍是奇处河的支流，我小时常来这儿，直到塔汤仁波切禁止这么做为止。渡河靠踏脚石，不戴眼镜非常不好走，我好几次差点跌倒。渡河后， 我们直奔奇处河岸，抵达之前，遇见一大群人，侍卫总管跟他们的领袖简短的谈了几句，我们才上到河岸。几重难关正等着我们和摆渡的几名船夫。
虽然每一挥浆，我们都担心会引来一阵机关枪扫射，但渡河过程很顺利。当时拉萨驻有数万人民解放军，他们不可能不在四处巡逻。河对岸有一队自由门士， 牵着小马在等着我们。我在这儿跟我母亲、弟弟、姊妹和亲教师会合。我们一块尔等尾随的几名高级官员赶到。等待的当尔，我们低声的批评了几句中共把我们逼上 这条路的恶毒行径。我也戴回眼镜——我不能再忍受什么都看不见的生活——但一戴上我就后悔了，因为这么一来，我就看见距我们数百码外，中共军营中的卫兵所 持的火把。还好有云遮住了月光。
其他人到齐，我们就赶往划分拉萨山谷与昌波山谷的切拉山隘。清晨三点钟左右，我们在一座简陋的农舍休息，以后数周，我们经常在这样的地方寻得庇护。 我们不敢久留，略事休息就继续赶路，八点左右到了隘口。我们赶到前不久天才亮，我们才看出此行是何等仓促。为我们备马的寺院一方面没有心理准备，一方面也 因为天黑，结果最好的马配上最差的鞍辔，骑的人也不相称；反而最老最丑的骡子配着最光鲜的鞍具，背负地位最高的官员。看来十分可笑。
海拔一万六千呎的切拉隘口（CheLa为多沙的隘口），替我牵马的马夫停下脚步，调转马头，告诉我这是一路上最后一次看见拉萨的机会。山脚下的古城 显得平静庄严，一如往昔。我祷告了几分钟才下马，走上多沙的山坡，我们又休息了一会儿才再度向昌波河出发。中午前我们到达河岸，这儿只有一处可以摆渡，我 们唯愿人民解放军没有抢先赶到。他们果然没有。
河对岸，我们在一座小村停留，居民很多人都流着泪来迎接我们。我们现在处于西藏最边远地区的边缘，只有稀稀落落一两处村落，自由门士已占领了这一带。从这里开始，我们周围便有成千上百不现身的游击队战士，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来，而且会一路保护我们。
中共追补我们并非易事，但如果他们得知我们的行踪，或许能预卜我们的路线，派兵拦截我们。因此除了安排三百五十名西藏士兵沿途保护我们，还有五十名左右的游击队，而逃亡队伍本身也扩大到将近一百人。
几乎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甚至我私人的厨子也扛着一具火箭炮，腰间挂满了炮弹。他是个曾受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年轻人，迫不及待的想一试他 那外表吓人的伟大武器。有次他还真的伏在地上，发射数枚炮弹，声称他已发现了敌人阵地。但重装弹药太花时间，我确信他踫到真正的敌人一定会措手不及。整个 而言，这场表演并不出色。
我们队伍中还有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工，他会操作无线电，而且显然一路都跟他的上级保持联络。他到底联络的是谁，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只知道他随身携带一台摩斯发报机。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惹美寺，我在此草草写了一封信给班禅喇嘛，告诉他我已逃走，劝他可能的话来印度跟我们会合。自从仲冬收到他的新年祝贺以来，我一 直没有他的消息。他在另一封秘密信中提到，国内情形整个恶化，我们该筹谋未来的对策。这是他第一次不受中共箝制的表现。遗憾的是我给他的信都未能送到他手 中，他也一直留在西藏。
下一个隘口名叫沙波拉，我们于两三天后走到。山顶上极冷，而且正下着一场暴风雪。我开始为若干同伴担心。我自己年轻力壮，但随行的一部分老年人已难 经旅途劳苦。由于还未脱离被中共拦截的重大危险，我们也不敢放慢脚步，尤其中共在江孜与空波的驻军随时可能包抄，把我们手到擒来。
我起初打算在距印度边界不远的隆次宗暂作停顿，在此驳斥十七点『协议』，宣布恢复我的政府为西藏合法政府。但第五天，一队骑士赶来报告一个可怕的消 息，我们出亡四十八小时后，中共开始炮轰诺布林卡，用机枪扫射尚未离开，手无寸铁的群众。我最坏的预感都已实现。我知道，跟如此残酷不仁的人谈判是没有用 的，我们唯有走得越远越好，而赶到印度还有好几天的旅程，中间还有重重高山阻隔。
一个多星期后，我们终于来到隆次宗，停留了两天，刚好够我驳斥十七点『协议』，并宣布成立政府，是为西藏唯一合法的统治机构。约有一千人参加就职仪 式，我希望能多停留几天，但消息传来，中共部队已逼近，我们只有往印度边界撤退，直线距离只有六十英里，但实际行程则大约两倍远。中间还需要翻越一座高 山，得走上好几天，我们的马匹已相当疲倦，草料不足，祂们必须经常休息，以恢复体力。启程之前，我派一小队体能最佳的人先行，尽快赶到印度，就近让那边的 官员知道我计划请求政治庇护之事。
我们由隆次宗来到名叫爵惹的小村，然后赶往卡波山隘，这是通过边界前最后一座隘口，即将爬到山顶时，我们蒙受一个严重的打击——忽然出现一架飞机， 直接由我们头顶飞过。它过去得太快，以致没有人看清机身上的标志，但机上的人一定看见我们了。这不是好兆头，如果它是中共的飞机，而且非常可能是，他们就 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了。如此，他们就可以从空中攻击我们，我们完全无法保护自己。无论这架飞机来自何处，它都强烈的提醒我，我在西藏任何地方都不安全。我 对自己出亡的一切迟疑与犹豫都因这项认识一扫而空；印度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不久之前，我派往印度的先行队伍回来报告，印度政府已表示愿意收留我。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愿未得允许踏上印度的土地。我在西藏的最 后一夜，住在一个名叫芒茫的小村。一到这个雪国的最后前哨站，就开始下雨。一周来天气都极为恶劣，我们一路在暴雪中挣扎前进，大家都筋疲力尽，实在不需要 雨水，但倾盆大雨一夜不停，更糟的是我的帐篷漏水，不论我怎么挪移，都避不开如注涌入的雨水，我前几天已经在发烧，这么一来更恶化成为严重的痢疾。
第二天早晨，我病得无法行动，全队只好留下。
同伴把我搬到邻近的小屋里，但它所能提供的庇护并不比我的帐篷高明，而且地面上冒出的牛羊臊气令我无法忍受。那天，我听见我们携带的手提收音机报 导，我正在前赴印度途中，但我因跌下马背，受了重伤。这使我略为开心一点，因为我至少躲过了那样的灾难，但我知道我的朋友都会很担心。
第二天，我决定继续上路。跟一路护送我们从拉萨来此的士兵和自由门士道别，又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他们现在得回去面对中共。有一名我的官员决定留下， 他说他知道在印度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不如留下来作战。我实在钦佩他的决心和勇气。跟这些人含泪作别后，有人帮忙我躺在母？？【此字不在电脑中，即左边一个 “牛”字，右边一个“扁”字】（dzomo）背上，因为我还是病得无法骑马。我就以这么尴尬的姿势，离开了祖国。

第八章　风雨飘摇的岁月

印度边境的少数守军肯定是看到一副可怜的景象——八十位西藏难民经过长途跋涉，身体疲惫不堪，内心也因为历经严峻考验而沮丧。但是，我还是高兴，因为有一 位我在二年前访问印度时认识的官员在那里和我们会面。他对我说，他奉命护送我去旁地拉（Bomtila）安顿，旁地拉是个大城镇，距离此地一星期多的路 程。

最后，在逃离拉萨三星期后，我们到达旁地拉，这时间漫长得像过了一劫。当我到达时，我的老连络官和翻译，梅农先生（MrMenon）和苏南．托结．卡日（Sonnam Topgyal Kazi）早就在那儿等后，其中一位呈交我一份印度首相打来的电报：
我的同僚们和我欢迎你，并致侯你安全抵达印度。我们很高兴能提供必要的设备给你、你的家族和随员，以便安住在印度。对你保持极高敬意的印度人民毫无疑问地会依照传统，给予阁下应有的尊重。
愿慈悲关照你
我在旁地拉停留了十天，受到当地地区委员会家族的悉心照顾，离开时，我的痢疾已经完全好了。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以前，我乘坐吉普车前往一处叫脚 山（Foothills）的公路营（road camp），那里早就有一小队仪队排列在替代地毯的帆布地毯两旁，地毯一直铺到公路营监督的房子——我那天早上暂用的基地。我就在房子里面吃了一顿有新鲜 香蕉的早餐，但是我吃得太多了，消化系统出了问题，结果不得不由梅农先生代表我向大家简报印度政府的安排。
当天中午我就被带到德普（Tezpur），从那儿开始了前往莫梭瑞（Mossoorie）的旅途，莫梭瑞是一个距离德里不远的山站，在那儿早就为我准备好了一幢房子。印度政府也为了我们这段一千五百英里的旅程特别准备了一列火车。
我离开脚山的房子，准备坐上一辆大的红色车子之际，我注意到有一大群拿着摄影机的人，有人告诉我，这些人是国际新闻界的采访记者，他们是来采访『世纪故事』。入城时，我会看见更多的采访记者。
我们到达达普时，我被直接带到『巡回宫厅』（Ciruit House）。那里早就有数百件消息、电报、信件等着我。这些来自全世界的问侯和关心。有一段时间，我的心中充满感激，几乎忘掉眼前的各种危机。最最迫切 要作的事，我觉得，就是准备一份坦白、谨慎、措词温和的大纲，这些历史事实，我在前面几章已经说明过了。在办完这件事之后，我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然后准 备搭火车，这班火车在下午一点就应该要开动。
在路上，成百成千的民众紧紧地包围着我的车队，挥手、欢呼。这种情况从我启程直到莫梭瑞，整段旅程都持续不断。有些地方，甚至不得不驱离铁轨上的那 些善男信女。消息在铁路沿线的村落不胫而走，似乎没有人不知道我就坐在火车上。数以千计以上的人们跑出来，并且高喊：Dalai Lama Ki Fai！Dalai Lama Zindabad！（向达赖喇嘛致敬！祝达赖喇嘛万寿无疆！）这种场面令人非常感动。在路过沿线的三个主要城市希利古瑞（Siliguri）、班纳瑞斯 （Benares）和路克诺（Lucknow）时，我不得不离开车厢，答谢那些自发前来、散花欢迎我的广大印度人民。这趟旅程就像一场非常的梦。回想起这 趟旅程，我非常感谢当时印度人民向我表达的殷殷善意。
经过许多天的旅程后，火车最后到达得拉屯（Dehra Dun）站。在那儿又有盛大的欢迎等着我。我从德拉屯坐车前往莫梭瑞，这段路程大约花了一个钟头。我被带到拍拉屋（Birla House），这是印度工业领袖家族的居所。印度政府早已为我准备好了，我可以居停在那儿，直到我作好了长期计划。而事实上，我以此处作为行馆，达一年之 久。
我到达柏拉屋翌日，听到新中国新闻社报导，暗示因为我在达普所作的声明是第三者所写，所以不是真的；它接着又声称我已经被绑架了，并且遭叛徒胁迫， 说我的声明是粗制滥制的文件、意理不通，充满了谎言和漏洞。这份中国版的故事，形容西藏人民的抗暴是由反动的上层派系所组织的；然而，他们又说，由于西藏 爱国僧侣的帮助，中共人民解放军彻底地粉碎了反革命。基本上，这是因为西藏人民是爱国的、支持中央人民政府、热爱人民解放军，并且反对帝国主义和叛徒。因 此我又发表另一篇公报，坚定地指出该声明是由我所授权发布的。
四月二十四日，尼赫鲁班智达亲自来到莫梭瑞。我们透过一位译员会谈了四个钟头。一开始我告诉他回到西藏之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我提醒他，这些作 为大部分是出诸他的坚持。我继续说，我已经照着他所建议的去作了，并且和中共公正、诚实地交涉，批评他们那里需要、努力地去遵守十七点协议。然后，我接着 说明我原本并不是寻求印度人的殷勤款待；相反地，我曾经要在隆次宗（Lhuntse Dzong）建立政府。只有从拉萨传来的消息曾改变我的主意。到了这时候，尼赫鲁变得更生气，『即使你已经成立政府，印度政府也不会承认它。』他说。我开 始认为，尼赫鲁把我当成一个需要常常叱责的年轻人。
在我们会谈的其他时间，尼赫鲁捶打桌子：这怎么会这样？他轻蔑地一次、二次逼问。虽然他愈来愈像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人，但我仍然继续说。最后我非常坚 定地告诉他，我关切的主要有两点：我决定赢得西藏的独立，但是眼前当务之急是停止流血。这时候，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这是不可能！』他以充满情绪的声调 对我说：『你说你要独立，同时你又说不要流血。不可能！』他说话时，下唇愤怒地颤动着。
我开始了解尼赫鲁首相发现他自己正处于一种微妙而又困窘的形势。在印度国会里，随着我逃离拉萨的消息，带来了另一场有关西藏问题的激烈辩论。许多年 来直到现在，已经有许多政界人士批评他对这个情势的处置不当。现在，我似乎看到，他显示了一种良心不安的征兆。他曾在一九五七年时，坚持我要返回西藏。
然而就在同时，显然尼赫鲁想要保住印度和中共的友好关系，并且决定坚守班察希尔备忘录（Panch Sheel Memoranaum）的条款，印度的政治家阿阇梨库立帕拉尼（Acharya Kripalani）这么形容这个备忘录：在明知不可却不得不为的情况下，印度盖章同意中共摧毁一个文化古国。他的态度相当清楚；印度政府仍然无法考虑和 中共政府就西藏人的权利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现在，我应该休息，并且不要对最近的将来作任何打算。在未来其他场合所举行的讨论中我们会有机会再谈谈。听到了 这些话，我开始了解我的未来以及西藏人民的未来比我原先想像的还要更不确定。双方的会谈虽在热忱气氛中结束，但是等到尼赫鲁首相离去，我心中却萦绕着深深 的失望。
情势很快地明朗化了，然而，我们要面对比西藏独立更迫切的问题。我们一到莫梭瑞，就收到报告说大批难民逃抵印度以及不丹。我立刻就派出一些官员把他们安顿在印度政府紧急设置的难民营中。
从这些刚逃出来的难民口中，我知道中共在炮轰诺布林卡宫后，又把炮口对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屠杀、杀伤了上千的民众。这两个地方的建筑都被破坏得很 严重。察克波里医药学院被整个破坏无遗。没有人知道在这场屠杀中有多少人被杀，但是根据西藏自由门士在一九六○年间所掳获的中共人民解放军文件显示：一九 五九年五月到一九六○年九月，这段期间有八万七千人是死于军事镇压（这个数字并不包括那些死于自杀、严刑拷打、饥饿的人们）。
结果，成千上万的西藏人想逃出西藏。许多人死亡，有些人是直接死于中共之手，有些人是死于伤重、营养不良、酷冷、疾病。那些想越过藏印边境逃离的 人，都是在悲惨、为人弃绝的情况下逃出。虽然当他们抵达印度时，有食物及庇护所等着他们，但是残忍的印度骄阳却无情地攫走许多人的生命。当时有两个营区让 这些难民暂住，一个是在莫梭瑞，靠近达普；另一个在哈杜尔（Buxa Duar），该处是大战时英国的战俘营，位于不丹边境的东北方。
这两个地方的海拔高度都比莫梭瑞的六千英尺低，所以酷热并未缓和些。在西藏，夏季虽然更热，但是高海拔的西藏高原空气非常干燥；但在印度平原却是又 湿又热。这种气候不仅是西藏难民不舒服，也常常造成死亡。一些西藏难民所不知道的各种疾病，就在这新环境中滋生。因此，除了在逃离过程中最常遭遇受伤致死 的危险外，西藏难民也面临酷热侵袭致死以及疾病的危险，例如肺结核，这种疾病在印度的环境最易流行。许多人都死了。
像我们这些住在莫梭瑞的西藏人被认为是比大多数的西藏人民要幸运得多。因为在柏拉屋装有电扇，所以我也许是最不受热罪的人，但是吹电扇也有吹电扇的 困扰，我发现如果任其整晚吹拂，会引起消化的毛病。我想起一位在布达拉宫洁役所说的谚语：冬天气候冷，晚上睡觉裹起来；夏天一到天气热，你就忘记了。
我的另一个小发现就是热天气会使人多吃水果，天气冷时就不会有这种欲望。在夏季月份里，热浪侵袭西藏难民时，我必须从莫梭瑞下去到平原地带，因此，我个人感受到这种不舒服滋味的次数有限。
第一次是在六月时，我前往德里拜访尼赫鲁首相，会商有关西藏难民日增的问题。当时已有二万名西藏难民，而且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我恳求印度政府能将这些新来的难民安顿到气候不像达普、布哈杜尔那么湿热的地方。这些难民穿着长袍子、厚重的靴子逃出西藏，完全不知道即将逼近的热 季。虽然第一批逃出西藏解放者魔手的几千名西藏难民大多数是男人，许多是来自拉萨以及临近的地区，稍后开始有整个家族逃出，这些人主要是来自边境地区，当 时中共尚未完全严密控制。
我对尼赫鲁说，我深信如果这些西藏难民留置在那里，大部分都会死亡。起初，他显现一些被激怒的征象。尼赫鲁说我要求得太多了。我必须记住印度还是个 贫穷、发展中的国家。但是很快地他的人性本能又占上风了。噶厦现前曾和印度官员商讨雇用难民在印度东北公路营筑路的计划，现在尼赫鲁说他希望这件计划尽可 能地付诸实行。这样一来使得难民能赚得日常生活所需，同时他们也能到气候较适宜的地方。
接着，他谈到有关西藏未来的教育问题，很快地他就表现得很热心，最后，他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兴趣，显示他好像把这件事当成是他个人的责任。他说，因为 到目前为止，在可预见的将来，他把我们当成是印度的客人，我们的儿童们将会是我们最珍贵的资源。我们应该好好教育这些孩子。为了保存西藏文化，我们应该为 孩子们设立特别的学校。在印度教育部中应该设立独立的西藏教育学会。他补充说，印度政府会负担设立这些学校的所有经费（直到今天，印度政府仍然继续资助大 部分的西藏教育工作计划）。
最后他提醒我，这些孩子应该接受完整的西藏历史和文化的知识，这件事非常重要；另外这些孩子也务必要跟上现代世界的脚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为了 这个缘故，他说，我们应该采用英语来教学，因为『英语是未来的国际通用语言』。我们会谈之后就共进午餐。午餐后，尼赫鲁说他会召见教育部长师利马博士 (Dr Shrimali），使得我们有机会继续会商。在那个中午，尼赫鲁首相告诉我，印度政府会在今天就宣布成立西藏教育学会。我对这个迅速的回应感到非常振 奋。
从许多年来到今天，印度人民和政府已经给予我们西藏难民非常多的帮助，包括经济上的援助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帮助——尽管印度自己在经济上有极大的困 难。我怀疑是否有其他的难民会被其居停国如此地善待。这种情谊我永远铭感心中。当西藏难民不得不要求更多的金钱援助时，成千上万的印度儿童甚至无法接受基 本教育。
虽然实情如此，但是只有印度才有权利来援助我们。因为佛教是从印度传到西藏，此外伴随佛教传入，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文化影响。因此我心中毫无疑问地 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领有西藏主权。中国对西藏只有过些微的影响力。我常常把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比喻成老师和弟子的关系。当弟子有困难时，帮助弟子就 是老师的责任。
另外许多外国的救济组织对西藏难民的慷慨援助也不在印度政府之下。他们所提供的许多援助都是很实际的，尤其在保健以及教育方面。他们所协助设立的手 工艺以及其他工作中心，也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机会。首现是在大吉岭以及达尔荷西（Dalhousie）设立了织造毛毯的工作坊（大吉岭是在印度、尼泊 尔边境上的高山制茶城镇，达尔荷西距离达兰萨拉不远。这两个地方的工作坊都是印度政府在一九五九年底设立的。以这两个中心为模型，许多其他类似的中心也在 海外机构的资助下设立——某些机构至到今天仍继续支持。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每一个从一开始参与我们流亡生涯的救济组织都对西藏难民在他们指导下的进 步，感到非常满意。
西藏难民对这些友人所提供的援助作了积极的回应，就是我们西藏人表达无比感激的最佳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捐赠给这些外国机构的钱常常都是来自 那些金钱原本就不充裕的善心人士。在拜访德里之后我就回到莫梭瑞。我觉得打破沉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六月二十日，我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莫梭瑞仍然有许多新 闻记者在等着我说些话。虽然『故事』发生至今已逾二个月了，一共有一百三十位记者与会，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首先我正式地再一次否认了十七点协议。我解释说，因为中共撕毁了它自己的协议，所以没有任何合法的基础来承认十七点协议。接着我详细说明我的原始简 短声明，并且指证历历的控诉中共如何恶毒、残暴地对待西藏人。我确定人们会了解我所说的话较接近真理，中共所说的是令人无法相信的谎话。虽然我的最新声明 得到广大的回响，但是我低估了中共政府在搞公共关系上所能动员的力量。或者也许我高估了人类面对真理的意愿。我相信这个特质首先在文化大革命时展现了，接 着是中共武力镇压天安门的事实透过电视荧幕传遍世界，全世界都看到中共是如何虚假、残酷。
当然傍晚，印度政府发布一则官方公报：印度政府不承认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一开始我有些惊愕，接着是觉得这份公报伤了我的心。我完全了解印度政府在 政治上并不支持我们，但是像这样子的撇清似乎是不必要的。然而，我受到伤害的感情很快地被无比的感激所取代，因为我看到，真的第一次看到，『民主』的真正 意义。印度政府虽然强烈反对我的看法，但是并没有阻止我表达的看法，更没有不准我坚持己见。
同样地，德里方面也没有干扰我和日益增加的难民过自己的生活。为了顺应大众要求，我开始每星期在柏拉屋的庭园接见民众。这让我有机会见到不同的人， 并且向他们叙说西藏的真实情况。这也帮助我着手取消许多繁琐的礼仪，这些礼仪把我和西藏人民隔绝得这么远。我心中强烈地感觉我们不该再紧紧抱着老旧的习惯 不放，这些已经落伍了。我常常提醒西藏人，我们现在是难民。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坚持所有的礼节都要研商简化，并且厘清，因为我不想再让西藏人对我行那些大礼。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尤其和外国人来往时。如果他 们发现真正的价值，这些外国人更回应它。保持距离就很容易使人远离。所以我决定完全公开，把每一件事都公开，不要躲在礼节后面。我希望以这种方式使人们视 我为凡人。
我规定我接见任何人时，他和她应该坐在和我相同高度的椅子，而不是传统礼节中的我坐在高位，觐见者坐在较低的位子。刚开始我发现这种作法相当困难， 而我也没有多大的自信，但是从那时起慢慢有些进展。虽然某些长老们有些疑惧，但是我相信只有刚从西藏逃出来的人才会对新的规矩不知所措，他们并不知道达赖 喇嘛已经不再以他们所习惯的方式生活了。
在柏拉屋的生活处处非常不利于礼仪。它既不特别堂皇，地方也不大，有时候还颇拥挤。我和母亲以及管家共住，其他随从、官员则住在附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常常见到母亲。能陪伴母亲，我非常高兴。
除了简化礼节，我们的悲剧也给我机会大幅简化我个人的生活。在拉萨时，我拥有许多不太有用的财物，但是我很难把它们丢掉。现在我几乎一无所有，但是只要有助于我的西藏难民同胞，我发现我更能把送给我的东西布施。
在行政方面，我也能作激烈的改革。例如我在这时候增设新的政府部门，这些部门包括情报、教育、重建、安全、宗教事务以及经济事务等办公室。我也特别 鼓励女性参与政府。我提醒人们，重要官位的升迁不该以性别为准，应该要看品德和才能。我前面提过，在西藏社会中，女人一向扮演重要角色；今天，有许多女性 在西藏流亡政府里位居要津。
我在九月间回到德里。当时，我对西藏难民的事，心怀较乐观的看法。难民的人数已经增加到几乎三万人，但是尼赫鲁信守诺言，许多西藏难民也已经被转送 到北印山上的各个公路营区。现在我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在联合国提出西藏独立权的问题。于是我又再度拜访尼赫鲁首相。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讨论将新近抵印度的难民 转送到南印度的新方案。尼赫鲁已经发函询问印度许多州的首长，是否能准备提供土地给西藏难民。
我听到不只一州提供土地时，我表示非常满意；之后，我提出在联合国举行听证会的计划。就在这时，尼赫鲁露出愤怒的样子。因为西藏和中共都不是会员 国，他说看情形我的成功率非常渺茫。而且即使我办到了，效力也不大。我告诉他，我知道这些困难，我这么做只是想让世人记得西藏。不让世人忘掉西藏人的悲惨 遭遇是非常重要的。『使西藏问题继续凸显下去，并不是靠联合国，而是要靠下一代的适当教育。但是这完全要看你自己。你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度里。』他说。
我已经写信给许多国家的政府，现在我会见了一些国家的大使。我发现这是一桩非常难堪的考验。当时我只有廿四岁，我和高级官员交涉的经验十分有限，我 只有访问中国时得到的经验以及和尼赫鲁及其同僚谈过几次话。幸好有一些大使非常同情我们，并且告诉我如何做，所有的大使都答应要转告他们的政府：我们西藏 人请求支援。最后，马来西亚联邦以及爱尔兰共和国支持一项初步提案，这项提案在十月间由联合国大会辩论，并且以四十五票赞成，九票反对、二十六票弃权而通 过。印度是弃权的国家之一。
同样在我访问首都的特别行程期间，我会见了许多同情我们的印度政治家，其中包括贾雅．普拉卡希．拿颜（Jaya Prakash Naryan），他真的信守一九五六年时所作的承诺，设立了西藏后援委员会（Tibet Support Committee）。现在，他觉得有个很好机会说服印度政府，改变对西藏的态度。他的热诚的确富有感染力，并且深深地打动人，但是我直觉地知道尼赫鲁班 智达绝对不会改变心意。另一个受欢迎的进展是有消息说：支持世界正义的独立国际组织——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最近发行了一份关于西藏法律地位的报告，完全为 我们的立场辩护。这个委员会在年初就受理我们的案子，它现在计划要举行一个完整的调查。
在我回到莫梭瑞之后的一个月，我接到一则令人鼓舞的消息，亚非国家会议要在德里召开。这个会议几乎用全部的时间讨论西藏问题。这个会议的会员大部分 都曾经受过帝国主义殖民的压迫。所以他们自然对西藏有好感。他们把现在的我们视为以前尚未获得独立的他们。当我收到亚非国家会议全体一致支持西藏的报告 时，心中非常喜悦、乐观，并且开始相信有些正面的事情必定会从中出现。可是，唉！令人十分失望，眼前的情势明显的告诉我：尼赫鲁首相是正确的。我们西藏人 绝对不要以为不久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
相反地，我们必须专心致力于建立强有力的流亡社区，当时机最后终于来到时，我们才能返乡继续生活，以我们的经验重建家园。
尼赫鲁的土地方案似乎勾绘出上述的希望。在南印度接近米索（Mysore）地区有三千英亩土地，如果我们想要，就立刻可以使用。但是，虽然印度政府 这么慷慨，我一开始有些犹豫要不要接受。我第一次访问印度时的朝圣之旅期间，就曾经访问过这个区域，并且知道该区宁静、人口稀少。但是该地气候比北印要热 一点，我觉得这些天然条件似乎太严酷了。此外，我的行政中心是设在达兰萨拉，我觉得两地距离太远了。
另一方面，综观我眼前的处境，我了解必须考虑在印度半永久地居住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开始进行教育计划、保证西藏文化的延续。最后我得到了结论：我过 分重视地理和心理的问题；我感激地接受这片土地。第一批的六百六十六名拓荒者在新年时前往，并着手努力使该区适宜人居。以一英亩一人为基础，最终的目的是 要建立一个三千人的社区。
一九五九年年底传来有关两个组织的消息：由阿阇梨库立帕拉尼所领导的『中央救济委员会』（Central Relief Committee）以及『美国西藏难民急难委员会』（American Emergency Committee for Tibetan Refugees）为了帮助我们，已经成立了。稍后也有其他国家成立了类似的服务机构，它们提供了难以估计的援助。
同时，我开始接见一些有趣的人。其中的一位是我在错模见过的印度和尚，当时他携带着一颗佛祖的舍利，云游各处。我非常高兴能再度见到他。他非常好 学，并且对社会经济学特别有兴趣。从上次见面到现在，他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要综合马克思思想以及佛法。我对他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认为：从泰国边境一 直到西伯利亚，这广大区域人民的信仰是佛教，现在却可怕也遭到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迫害，所以这项研究很重要。
同时在这段期间，我也接见了一位左倾的锡兰和尚。当他快要离开莫梭瑞时，我的新朋友邀请我去斯里兰卡。斯里兰卡——这个我非常想去的地方，不只是因 为这使我有机会看到佛祖所有舍利中最重要的部分——佛陀的牙齿。然而几个月之后，即将动身出发之际，我收到一则『难民的地位是这么不确定』的强力暗示。斯 里兰卡政府发出一则消息惋惜地说，因为不可预见的发展，所以我的斯里兰卡之行无限期的延后。这些都是北京从中作梗。我再一次被提醒；在高位的兄姊们如果愿 意，他们甚至应停止宗教活动。
当我接见一个遭中共侵略的东土耳其斯坦受害者代表团时，我面临与中共展开『有意义的对话』的紧迫需要。东土耳其斯坦在一九四九年被中共占领。我们彼 此间有许多地方可以交谈，我们还花了许多时间彼此交换经验。众所周知的，东土耳其斯坦的难民比西藏难民多很多，他们的领袖之中，有一位律师。反观我们，在 所有西藏难民中竟然连一个开药治病的医生都没有，更别说是合格的律师了。我们最后讨论如何在我们各自的国家内进行争取自由的抗争。会谈末了，我们同意保持 密切接触，就像我们今天所作的。虽然西藏问题一向比东土耳其斯坦问题更引公众注意。
十二月时，我又花了六小时旅程下德里，这是我新的朝圣之旅的第一段行程。我想多花点时间停留在一九五七年初我曾经访问过的地方。旅程中，我再度拜访 尼赫鲁首相。我有点急着想知道尼赫鲁怎么说联合国决议案。我不希望他因此而烦恼。事实上，他热切地向我道喜。我开始明白，虽然他偶尔表现笨拙，但是基本上 他是个非常宽宏大量的人。再一次我又领教到民主的意义。即使我拒绝了他的意见，但是他却不会因此而改变了对西藏人的态度。结果我比以往更愿意听听他的话。 这和我在中国的经验恰恰相反。尼赫鲁不会满脸堆着笑容。在他回答之前，他会静静地坐着聆听、颤动的下唇微微凸出，他说话一向坦率、诚实。尤其，他给予我思 考的自由。而中国人则是常常面带着笑容说谎。
我也见到了印度总统拉伽德拉．普拉萨德博士。我又再一次成为他宫邸的上宾，作陪的是一位耆那教教徒，他是阿阇梨图西（Acharya Tulsi），我非常尊敬他。一九五六年第一次会面时，我就对总统的谦恭留下深刻印象。他的风范超凡，我真得感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我把他当成是真正的菩 萨。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住所的花园内。早上我很早就起来散步，发现他也在花园里，一位长者弯着身，光采奕奕地坐在一张大的黑色轮椅上。
我从德里出发前往菩提伽耶。在那儿，我接见了一个六十人或者更多的西藏难民代表团，他们也正在朝圣。当他们的领袖趋前，并发誓要以生命继续为西藏自 由而抗争，这真是感人的一刻。之后，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为一百六十二位年轻的西藏沙弥受戒，我觉得非常荣幸，这座寺就在佛陀成道的菩提树旁边。
接着我旅游到鹿野苑，这是佛陀第一次转法轮的地方。随从我的一小群西藏政府官员包括了林仁波切和崔简仁波切，当然也有服饰、礼节和掌膳总管。我一到 达那儿，发现大约有两千名西藏难民聚集，他们都是新近取道尼泊尔来到印度的，他们知道我计划在这里开示。他们的处境都非常不好，但是我可以看到他们是以高 尚的心情来面对艰困。西藏人是勤奋的生意人，他们已经摆好了摊子。有些人正在卖那些随身带出来的值钱东西，有些人则是在卖旧布。有许多人只卖茶。我被他们 这种面对苦难的力量所激励。每一个人都可以告诉你他们曾经历残暴、危难的过去，但是他们正在把缺憾的生命所能给予他们的，善加运用。
这个首次、长达一星期的鹿野苑法会对我来说是件奇妙的事。能够在两千五百年前佛陀初转法轮的地方宣扬佛法，意义非比寻常。这段期间，我专注于磨难的 正面意义。我提醒每一个人，佛陀曾经说过，『苦』是趋向解脱的第一步。西藏有一句古老格言是这么说的：衡量快乐的是痛苦（Pain What you measure Pleasure by）。
我回到莫梭瑞不久，我知道印度政府计划把我迁往永久住所——一个叫达兰萨拉的地方。这是个出人意料而且有些令人惊慌的消息。我在地图上找到达兰萨 拉，发现它是另一个山站，就像莫梭瑞一样，但它比莫梭瑞还要荒僻。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该地不像莫梭瑞，莫梭瑞距离德里只有几个小时，达兰萨拉到德里却 要一整天的路途。我开始怀疑印度政府现在是不是打算把我们藏在一个对外连络不便的地方，好让我们西藏人从外面世界的眼中消失。
因此我请求是否能允许我派一位官员去达兰萨拉实地考察，看看这个地方是否合乎我们的需要。我的请求被采纳了，我派了一位噶厦的成员——昆德林（J．T．Kundeling）前往达兰萨拉考察。一星期后他回来说，达兰萨拉的水比莫梭瑞的牛奶还好。所以我们就立刻准备拔营。
同时，我首次访问北方各省，以后我也多次访问北方各省，西藏难民现在正在那里修筑道路。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儿童、女人和男人都并肩劳 作：他们以前是尼师、农夫、和尚，现在都被仓促地编在一起工作。白天，他们必须忍受在大太阳下作整天的重活；晚上，他们挤小帐篷睡觉。还没有人适应这里的 水土环境，纵然这里比难民营还凉爽一些，但是湿热仍然使得我们支付可怕的代价。这里空气恶臭、蚊子又多。疾病到处肆虐，这些病常常会要人命，因为这些人的 体格早已经陷入衰弱状态。更糟的是，筑路工作本身就非常危险。大部分的道路工程是在险峻的山边进行，筑路时所用的炸药也会引起意外。
即使到了今天，有一些老人还是带着当年那种可怕的劳动所造成的痕迹：残废、跛足。虽然现在他们的劳动成果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但当时有些时候看来， 这整个冒险的筑路工程，是没有意义的。只要一场猛烈的倾盆大雨就能使他们的努力付诸一片红泥。虽然他们的处境危险，西藏难民仍然对我个人表示深深的尊敬， 并且当我说到撑下去是很重要的时候，他们仔细聆听。我真的非常感动。
这趟公路营的首次访问使我知道一项新问题。筑路工人的孩子正蒙受了极度营养不良的危机，死亡率非常高。所以我和印度政府接触，印度政府很快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合乎他们需要的营区。同时，第一批五十五位儿童已经被送往莫梭瑞，我们的第一所学校已经在莫梭瑞设立。
一九六○年二月一日，第一批拓荒者抵达米索州的拜拉库普（Bylakuppe）。我后来听说，他们看到这一片土地时，许多难民都崩溃并且痛哭。横在他们眼前的任务是这么艰巨。他们只有配发帐篷和基本工具，除了这些之外，他们唯一的资源就是他们自己的决心。
就在一个月之后，三月十日，在我和大约八十名组成流亡政府的官员启程前往达兰萨拉之前，我发表西藏人民的抗暴纪念的声明，以后这也成了传统。在这第 一次的声明中，我强调西藏人民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西藏的处境。对我们这些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而言，我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定居下来，延续我们的传统文化。至 于未来，我说出我的信念：以真理、正义和勇气为武器，我们西藏人终将战胜，西藏将重获自由。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