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狮子的呻吟－汉人罗桑扎西（7）

第二章 出家
没过多久，祖母就开始为我的前途担忧了。父亲还是把我当作孩子，没有考虑我以后的出路。但祖母老缠着他，说要“为俄珠的未来铺路”。
在西藏即使出生在富裕家庭的乡下男孩子，也都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他可以经营家中的产业，或者到庙里出家。长子往往继承农庄和负担起家里一切的责 任，我哥哥十四岁时，就已经挑起了庄园里大部分的责任了。他长得漂亮又有自信，到处巡视，分派工作，雇佣劳工，排解佃户的抱怨，把一切事情处理得十分妥 帖。我有时候陪着他出去，发觉村人对这个模范长子尊敬而佩服。
祖母非常虔诚，她希望我成为一个僧人。藏历每月的初八、十五和三十，她都要到寺里去朝拜一整天。她总是早早起床，穿上整洁的衣服，并带上一大块牦牛 油和一罐印度产的向日葵油，这可是最上等而珍贵的东西。我开始跟着她跑寺庙了，虽然她已经七十多岁，身体却很强壮，能一口气爬上陡峭的山上，然后她就慢慢 地从一个房间的神龛渡到另一个房间的神龛，并为油灯添上一些牦牛油或葵花油。她也会伫立在每个神像的前面，双手合什，喃喃地念一些祷词，然后往前用额头抵 触神像的座子。
中午时分她去看望她的两个儿子，我的伯伯们会准备好糌粑午饭，或烤香的大麦及肉干。祖母午睡的时候，我就跟小和尚们玩耍，我很羡慕他们能学习阅读和 写字。午睡过后，祖母到正中的大殿去作最后的朝拜，她走到主神坛前，然后把她皱巴巴、像小鸟爪子一般的手伸到面孔前，缓慢地、一板一眼地口中念念有词。我 问她祈求什么？她说她祈愿菩萨保佑众生，人人都没病痛。她常说，身体健康是钱也买不到的宝贝，穷人富人都一样难逃疾病的灾难。
现在回想祖母的祈愿很能反映西藏的实际情况，虽然有些地方有藏医，但是帕南是缺医的，要走一两天的路程到日喀则或江孜，才看得上大夫。家里有人病了，大家都束手无策，我们都靠神灵来治病，有时候人们也奇迹般地不药而愈。
村子和寺庙之间有一大片田野，田野的尽头衔接着陡峭的山，庙就盘踞在山上，威严地俯览着整个山谷，望过去可以看到娘曲河蜿蜒地流向日喀则。晴朗的时 候，从我家的屋子可以看到寺庙灰白的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座寺庙已经有九百年的历史，它是十一世纪时印度高僧卡切释迦希利到西藏传佛音时所建造的。
这座庙的名字一直有争议。一般人都相信嘎东是我们村子座落在它脚下的那座山的名字。这座山叫“嘎”，是“马鞍”的意思，“东”是前面的意思，嘎东寺 也就是“马鞍山前”。也有学者说这座寺名叫“无忧树”，有那么个说法：寺庙建造好了不久，佛教在西藏开始衰落，本土的“苯教”复兴。很长时间内，许多寺院 都无法承传佛教的教义，只有帕南这座寺庙内的和尚们继续严守佛教的规章，后来他们甚至周游西藏，传授复兴了佛教的教义，因此这所寺庙被称作“无忧树”。
这座庙里曾经一度拥有两百名僧人，就记忆能及，我们家族里总有人到嘎东寺当和尚。附近村庄的每户人家中都有一个男人在寺里。嘎东寺把各个村庄都凝聚到一块儿，它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寺庙。
爸爸把我叫到他顶楼上的小房间去，他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里面阅读经文。泥炉上烧着一壶茶，和尚伯伯也在，祖母随即也进来了。爸爸举杯，吹开浮在 表面的茶叶，啜了一口，转身向我说：“孩子，你伯伯和我认为你应该进庙去。”他看着祖母，好像希望她能代他接下话头，其实我一听他的话，就已经点头答应 了。
我老早就想出家，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我不愿主动向爸爸提出这个要求，怕他会觉得我在家中不快乐。祖母又开始重复我诞生时的故事，好像大家都还没 听过似的，可是这次她提出了重要的一点：我应当到扎类吾其寺去，因为那儿的住持说，如果我有一天真要出家，他要我去那儿，祖母仍然相信我是扎类吾其喇嘛的 转世。我若去拉萨会感到失落，因为我们在那儿没什么关系。不过爸爸否决了祖母的建议，坚持我应该去嘎东寺。他看着伯伯说，我们家几百年来都跟嘎东寺有联 系，现在不应中断这个传统，伯伯点头，爸爸不再对此事继续讨论。
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去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它是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这里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班禅喇嘛之庙，我们这一带的人对班禅特别崇敬。我曾经 跟随姑妈到过扎什伦布寺，我们有很多亲戚在那里，它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并不是我不喜欢嘎东寺，这是个宏伟的寺庙，对我好像自己家一样亲切，但我认为这不 是学习的最佳地方。嘎东古老而负盛名，但在1943年它仅是一个能满足乡下人们精神需求的简单寺庙。不过，对这一切，我反正没有自主权。
就这么决定了，我将到“我们的寺庙”去，家族跟寺院几百年的联系可不能中断。伯伯很急于我到嘎东，因为他已经很老了，只有很少的徒弟，他承袭了一间 很大的僧舍，这是我家几代人所传下来的。这个伯伯比日喀则的那个伯伯要严肃得多，他把我当大人一样，跟我讲述家里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师生关系了。
我祖母为我准备了几套和尚的衣物，一套夏衣，一套冬衣，第三套是仪式上穿的礼服。裁缝每过几天就送一些东西到家里来，这些新衣裳都整齐地放在神龛那 间屋里。祖母有时候把我叫过去，拿着衣服在我身上比。在我将离家正式入寺前的两天，姑妈来看我了。她骑着马来，到了我家，一看到我就迳直伸开双臂拥抱我。 我把眼泪压下去，暗暗希望她是来接我走的。看到她我就想起旺姆和我在加措夏尔的日子，我相信她也是这样。她久久地拥抱我，然后掺着我的手走进屋去。
姑妈为我拉拉身上的衣服并且开始检查我的一应用品，祖母很高兴她能接手此事。所有的东西都被装进两个木制的大盒子里，上面覆盖着牦牛皮。两匹壮实的 马载负着木盒子，把他们运到伯伯的僧舍去。姑妈的出现，使我感到离家搬入寺庙有些不自在，她在我们家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唤起了无数的回忆。她的举动有些异 常，她也不再拿我当长不大的孩子看待了。
其实我并不明白出家是怎么回事，我很熟悉寺庙并且认识里面每一个僧侣。我们家很有声望，许多僧人把我父亲当成施主，因为他对那个寺庙非常慷慨。我这次进庙当和尚，父亲就送了大批的粮食和牛油，算是很厚的礼物。
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一大早姑妈把我叫醒，给我端来一杯奶茶，祖母随着递给我一碗红薯饭。她们帮我穿上那件讲究的羊毛藏袍，继母忙着给每个人冲茶。伯伯也来了，父亲已经跟他打了招呼，要他关照我。
按照规矩，我将住进寺庙里伯伯的僧舍小院，他将成为我的监护人，带领我跨进出家人的生活。他的名字是洛桑旺波，不过每个人都叫他旺波先生。他那时五 十多岁，却自以为很老了，他跟爸爸长得很像，举止也一模一样，但伯伯的光头和袈裟让人很容易分别他兄弟俩。他对孩子严厉是出了名的，不过对我他总是宽厚仁 慈，从不责骂我。
1943 那年是公水马年，我开始住进庙里。邻居们都来送哈达，父亲和继母把它们都挂在我的脖子上。继母哭了，她把一些烤过了的麦子塞到我的口袋里，她说口袋空空离开家是坏兆头。
我被放上马背，向寺院走去。渐渐地屋子周围的嘈杂都远离了，我没有回头，耳朵里只有马蹄踏在柔软的土地上的声音，伯伯一马当先，不时回头望望跟随的人马。
在旺波先生的僧舍有很多亲戚在等候。我同父异母的弟弟比我小两岁，去年也在此出家，他跟随另一个伯伯。旺波先生给我介绍寺院里的情况，走了一遭。到 了他的僧舍，我们像检查员一样，每个旮旯角落都察看了。有四间房间和一个厨房，橱柜里放满了瓷器、木碗和佛事用品。从两个房间望出去，可以俯览帕南河谷和 娘曲的蜿蜒曲线，我甚至能看到父亲在帕南村的屋子，人们走进走出，继母在院子里忙来忙去的小小身影都能依稀看见。从他们走路的样子，我就能分辨出那是家人 还是邻居。
我伯伯成了我的师傅，我叫他先生，他现在负责我的生活起居。那天下午，一个和尚来给我剃了光头，只在头顶上留了一小束发卷。次日，我正式地变成了一个小比丘。
伯伯每天很早把我叫醒，他教我怎样穿着羊毛袈裟，这家伙这么重，我简直走都走不动。伯伯教我穿袈裟的规矩，衣裳的下半部不可以有折叠，因为那是虚荣浮夸的表现，上半部的围披不该盖住头脸，否则就是傲慢的态度。穿着袈裟是很有学问的，我注意到今天许多和尚都不遵守这些规矩。
我们进入诵经堂的主殿，我尾随在伯伯身后穿过侧道，所有僧侣们的眼光都焦距在我身上。住持坐在一个高的位子上，他叫更桑多顶，不过大家都叫他堪仁波切 或上师。大约四十岁的上师总是笑嘻嘻地，他曾在拉萨最大的色拉寺进修，在那儿他受到很高的尊重。
在仪式的过程中，上师缓慢地伸出他的手，以不同的姿势从面前的坛台上拿起一个铃铛或象征雷霆的法器。他的声音深沉悠扬，超越了其他僧侣的和声，他的身躯随着吟唱轻轻地摇晃，好似一片麦田在微风中摇曳。
诵经的声音停止后，我已站在堪仁波切的面前，他伸手摸摸我的面颊。一个小比丘递给他一把放在盘中的剪刀，他用一只手抓住我头顶残留的那束头发，举起剪刀，咔嚓一下把最后那缕青丝也剪了下来。
“你喜欢学佛法吗？” 他问。
“我喜欢”，我回答。
我得到一个法名 — 班旦加措，这个名字我一直使用到今天。这次受戒的仪式标志着我跟世俗世界的一切都了断了，虽然还没有进行任何的宗教宣誓，但从此以后我的言行举止都得像个出家人，心中万般皆空只有佛。
一年之后我才正式皈依佛门。四条基本的教规是：不杀生，不偷窃，不说谎，守独身。教规分列在十条规则之中，这样便于理解。我们周遭的万物众生多元而 复杂，要做到绝不杀生，比如，不踏死脚下的虫蚁，是不可能的。由于踩死蚂蚁也算杀生，因而佛家对杀生有不同程度的区分。一个出家人或皈依佛门的僧人在杀死 一个人或故意杀害一个动物的生命时，才算破戒。出家人应该回避金银宝物，不可以饮酒跳舞，不可以观看惊险刺激的表演，这些事务都属于世俗社会，会让青年人 心生杂念不好好学习。
有段时间，他们允许我在寺院里到处游荡，观察各种不同的活动。很多小和尚比我小，按习俗，一个过了七岁的男孩就可以当比丘，据说一个孩子只要大到能追赶一只乌鸦时，他就可以当和尚了。
在寺院的第一年就像是上学一样，学习阅读和写字，老师写在一块硬木板上的文字我得辨认，这叫作“干写”，用一支竹笔模拟着老师的笔画和花体，但是不 能把笔沾上墨水。依样画葫芦一周之后，我升级到“湿写”，虽然我还是模仿老师的字体，但是已经可以把他们画在一块撒上薄薄碳灰的木板上了。这个阶段持续了 好几个月，一年之后我终于被允许在纸上写字了，这种经验哪怕是对年长的僧人也是很难得的，因为制造纸张是很繁复又昂贵的程序，纸张是不能随便浪费的。
学习阅读也是一场艰苦的奋斗，每一座寺庙都有本寺的一套仪礼佛经，所有的僧侣必须于每天清晨念诵一遍。另外一个伯伯曲顶先生教我经文，每天得背诵头 一天学习过的段落，如果背错了，就得把左手高高举起，让老师的藤条抽下来。曲顶先生有好几条皮鞭，都挂在柱子上。他常说：“只要用功学习，鞭子就无用武之 地了。”不过他更常使用藤条打人，他警告我：“在背诵的时候，时时要想到藤条。”
出家人的日子是艰苦的，好在年轻僧侣之间的友爱和伯伯兼老师的旺波先生对我尽心照料，使我的日子稍微好过些。不久我就全神灌注地学习，有时候也作一些简单的杂务，如擦灯或挑水之类。
清晨四点钟，大家都起床了，到太阳升起的时分，自习的早课都必须结束。我每天早上花两到三小时来背诵经文，伯伯告诉我早上是最好的学习时光，因为脑 子最清明。太阳升起时，海螺号吹响了，把院内的僧侣都集中起来作早课。有几位年纪大资深的和尚，包括我伯伯，不必参加早课，这是他们享有的特权。
所有的僧侣们排着队站在大殿门口，低音长号吹响了，大家鱼贯进入殿内，长老们先就坐。年轻的僧人开始背诵一段赞诵噶鲁巴教派开山祖宗喀巴的经文，嘎 东寺是属于这个教派的。之后可以坐下来，我们祝愿达赖喇嘛长寿，祈祷世界免于饥饿和瘟疫、人类能和平地生活。在早课期间，供应两杯茶，每个僧侣的一项义务 是服侍众人茶水，他必须从百米以外的厨房中，将茶水盛在一只巨大的黄铜壶中提过来，这只壶有时比他人还大。
我从来不必为众人侍茶，出身于富有家庭，家中又作了丰厚的奉献的僧侣可以免除一些重活儿。不过我还是得从事扫地、擦窗、点燃那成百的油灯这类活儿。在节庆时，我们要点几千个灯，之后还得打点擦亮它们。而我伯伯总给我派任务，使我团团转。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一个僧侣在寺院里有三种学习的选择，有天赋的人可以专攻佛教研究。第二类的注重学习宗教仪礼，在不同的节日祭典中，他 们专司礼仪侍奉，并且学习在沙上建构佛的极乐世界图案，图案上显示出不同的神祗。第三类人不喜欢走研究的方向，又觉得仪礼事务繁琐，就可以选择料理寺院的 财经工作。他们变成寺院的经纪人，主管向佃户收租或追讨债务，其中有些人打理寺院的一些商务活动。
我十二三岁时，有一天回到伯伯僧舍吃午饭，他把我叫进屋去，我立刻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事。进去后，伯伯叫我坐下，拿茶给我喝。他指着一堆茶叶、奶油、 糌粑和衣服说，是姑妈家送来的。然后他压低了嗓子告诉我，姑妈逝世了，我一听，全身颤抖，一切往事都到眼前。她总是替我拉平衣裳，她是我世上最爱的一个 人，跟她在一起时，我多么惬意自在。现在我大了，什么事都要自己挑起来，甚至当其他僧侣做事打杂时，我还得监督照管他们。
我全心投入学习，把寺院以外的世界都忘记了。我发觉到那些不识字和懒惰的僧侣都只能担当低下的职务，内心就激发出力量，驱动我努力向上，不断地背诵 更多经文。虽然对有些人背经是很轻松的，于我而言却很艰难。每当一名学生背下一篇经文时，他的师傅就向上师报告，准许那名学生在全体僧侣前背诵一遍。这是 蛮可怕的经验，当日课完毕之后，这名年轻的僧人就站在大殿中央，面对众僧，开始背诵经文。我也有过好几次的经验，还记得当时大殿的肃穆寂静，仅有人们轻啜 茶水的声音。要想通过考试，就得背诵下全部的跟礼仪有关的经文。如果一个学生在众人面前一时忘了而停顿，不仅丢失他个人的面子，也羞辱了他的师傅。我非常 幸运地过了一道道关口。
由于日日的背诵，僧侣们终其一生都不回忘记。但是我的经验不同，长期被关在监狱中，使我把许多在嘎东寺学过的经文都忘掉了。
一名和尚学会了全部基本的祈祷经文之后，可以进一步深造，继续跟着自己的经文师傅单独学或跟三四名学生一道都行，不然也可以拜另外一位有学识的学 者，专门授业。嘎东是个小的乡村寺庙，在经文研究方面没有什么声誉。上师开办了一个因明学研究班，从拉萨请来一位喇嘛，到嘎东来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指导班里 的学生。
格西仁曾 是拉萨附近哲蚌寺内有名的高僧，曾经教过我们的上师，我开始上他的课。他的外表和举止刻划出朴素和苦修的痕迹，他的声音很轻柔，有时几乎听不见，他说的是 拉萨方言，不过还是能让人觉察到有一丝外国口音。格西出生于印度喜玛伽邦的克那吾尔，十六岁上到哲蚌寺来修炼，我们称呼他为先生。整整四个月，他每天给我 们讲解复杂的佛教因明学哲理，他说，如果真要好好学习，应该到拉萨最大的三个寺庙之一去进修。他将嘎东比喻为一口井，里面有水，但是谁想游泳，就应该到大 海里去。
直到十八岁我还不知道村庄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对中国曾发生的内战印象模糊，我不记得曾经跟别人谈过任何外界的事。对我们乡间的人而言，外边 的世界彩色缤纷，充满了新鲜神奇的机器，连拉萨都似乎极为遥远，我们对西藏的政治情况毫不知情。后来在监狱里，中国人给我们看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影片。在帕南只有四季的变化让人们知道时间的流逝，对其他的事全都闻所未闻。
宁静的生活到1950年的10月就被打破了，我们听到消息，中国将进攻西藏，而达赖嘛已经从拉萨逃亡到印度了。有一天早晨，有几个僧侣说他们有一个 感觉，不久将要发生地震。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果然听说在康区和山南地区确实发生了地震，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坏的兆头，达赖喇嘛逃离了不久就发生地震，我 们的担忧证实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举行了一系列的宗教仪式，向保护神祈祷，请求祂们保护达赖喇嘛和我们雪山之国的安全。过了几个月，听说中国人已经渡过 了金沙江，这是西藏和中国边界的一条河，中文也叫长江。冬天来的时候我们村里有几个人从昌都返回来，从他们那里听到势力薄弱的藏军在康区跟中国作战的第一 手资料。
有两个人来看我伯伯，其中一个人把头伸进僧舍的门，并把舌头伸出来向我们打招呼，问这是不是旺波先生的住所。我请他们进来，同时马上认出来这两个人是我爸爸的佃户，一个叫玉杰，另一个人叫多布杰。
“我们刚刚从昌都来”，他们说。
我把伯伯找来，不久僧舍就被院内其他的僧侣们挤满了，大家都想听玉杰和多布杰捎来的消息。他们告诉我们关于香戈多拉的消息，他是我爸爸的一个佃户， 是个大胆、力强的人，身上总是带着一个护身符，据说是可以防弹的。香戈带领大家抵抗中国军队的入侵。可是势力单薄的藏军跟中国军队的实力悬殊，香戈唯一的 武器是一把长剑，他很快就投入近距离的肉搏战。玉杰和多布杰两个人轮流说着，有时候停下来喝一口茶，玉杰一停，多布杰就紧接着讲下去，他的双手在空中比 划，把香戈怎么样使剑示范给我们看，大家都静静屏息听着。香戈杀了很多的中国士兵，最后他精疲力尽坐在一座桥下休息，从桥上滴下来的血沾染了他的护身符， 使得护身符失去魔力，一颗炸弹落到桥边爆开，把香戈炸死了。
这个故事听来好似是一首史诗，不像真实的事，大家并不感到恐慌也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已经被侵占，而且很快将被中国人征服，我不记得自己那时有怎样的焦虑感。几天以后，香戈的家人到寺庙里来见上师，作了一场法事。除此之外，我们的生活还是照旧，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过了几个月，听说达赖喇嘛平安返回拉萨了。1951年7月他将到江孜举行一场佛法，江孜离帕南只有几天的路程，是一个对印度的贸易中心。爸爸到寺庙里来，说这是一辈子也难得的机会，大家都应该去见达赖喇嘛，这将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去看由佛主转世的人。
我们早早地启程了，达赖喇嘛将要抵达的消息转播得非常快，我们在路上遇到几十个由村民和僧侣组成的一个个小团体，大家都朝江孜的方向奔去。我简直不 能相信有这么多人聚集到这儿，每一块空间都搭满了帐篷，一堆堆的人临时升起了炉火，用三块石头架成三角形，上面放一个锅。夜里面大家挤在一起取暖，睡在露 天里。他们为僧侣们打扫了一块地，这块比较高的平台就成为我们的聚点。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放眼望去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围着帐篷和炉火，青烟袅袅升入天空。妇女们穿戴着她们最贵重的珠宝和髪饰，上面嵌镶了玛瑙和绿松 石。小商贩们到处摆上摊子，贩卖各式各样从印度运过来的饮料。我四处走动，看着那些翘着腿的商贩们向客人推销商品：中国的茶砖、镜子、烹饪器具、香料、纺 织品和靴子及玩具。
突然人群中起了一阵骚动，商贩们急忙把的货物捆扎打包，我听到军乐的声音，并看到藏军列队走过来。军乐队的指挥身上穿着虎皮，士兵们身后跟着一批身 上穿着黄色丝绸衣服的西藏贵族，他们双手向左右摇摆。贵族后面又有一群僧侣，手里拿着香炉和香烛。僧侣后面有几个皮肤黝黑的人撑着一把装点华丽的黄色大 伞，伞下面就是年轻的达赖喇嘛，他向群众点头挥手示意。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达赖喇嘛，从大伞下面可以看到他容光焕发的脸，我永远不会忘记。所有的西藏人都把他当成菩萨救世主，我们相信达赖喇嘛是慈悲的佛主转世的，在雪山之国他是所有西藏人的精神和政治寄托，他不但守护佛教真谛，也保佑人民的福祉。
没到江孜之前，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一个商业性的边界城市会如此生机勃勃，在这里你可以遇到来自西藏最偏远角落的人，以前我以为我们的村庄是世界的中 心，现在我意识到西藏是一个国家。在当时熙熙攘攘、前来朝圣的商旅和僧侣中，大约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到，我们当时正大难当头，下一次大家又聚在一起的时 候，会是在监狱里、在劳改营、和在中国警卫的眼底之下。
有一些谣言说，拉萨最富裕的贵族们将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印度的噶伦堡去，这些人很世故，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那时候，江孜有着节庆的气氛，人们接肩摩踵地在做买卖或是在祈祷，大部分的人都在祈祷。我还记得人们脸上的表情，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自己曾经见到过达赖喇嘛。
我们在江孜停留了几天，我在临时搭起来的集市之间悠荡。拥挤的人群正在观看一个队伍，并且低声说：“中国人，中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他 们骑着壮实的藏马，马身上点缀着装饰物，士兵身着蓝色的、看起来很不协调的服装，后来的才知道那叫毛装。群众分开站在两边，让队伍从中走过去：五个中国骑 兵，后面跟着一些西藏官员，他们穿着非常讲究的丝绸衣裳，戴着头饰。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人里面的一位叫作张经武，是中国驻西藏的代表，这整个行列看起来不 太像一个壮观的征服者的队伍，张身后没有大军跟随，也没有人背着枪。
很久之后，当我在监狱的时候，中国方面公布了一张照片，这是张经武到达江孜的时候夹在拥挤的人群中。图片的说明是：“西藏群众欢迎中央政府的代 表。”这是谎话！人们聚在一起是要看我们的领袖达赖喇嘛，没有一个人西藏人会跑到江孜来欢迎张经武。以后我们就慢慢地明白，中国当局在制造各种“事实” 时，是多么具有创造性。
我们回到帕南，就好像小孩子出去冒险以后回家一样。父亲说，这是他一生最珍贵的经验，即使明天就死去，他也感到很满足了。西藏人相信只要能听到达赖 喇嘛的教诲，就会为下辈子带来运气。回到帕南之后，我们举行了一个庆祝仪式，一方面是大家高兴能幸运地见到达赖喇嘛，另一方面也庆幸达赖喇嘛现在成为西藏 的精神和政治领袖。达赖喇嘛还未成年时，西藏由一位摄政统治，但是现在中国人来了，未来的前途似乎困难重重，西藏的贵族们决定让年轻的达赖喇嘛接管权力， 他还没有满十八岁。
一年以后，我们听说西藏的第二号人物——班禅活佛，返回到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这中间有二十三年的空档。他的前任——第九世班禅活佛，在跟拉萨政府 发生冲突时，逃离了日喀则，最后死在中国，他的转世灵童在安多被发现了。听说班禅喇嘛在通往日喀则的路途中间，会在嘎东停留一夜，我们拼命地打扫寺庙，把 一切尽可能收拾得漂漂亮亮。一组和尚把墙壁粉刷一新，另外一些人去清理走道，帐篷搭起来了，我被指定将走在班禅喇嘛身后面替他撑法伞。可惜到了那一天，班 禅喇嘛和他的随从只在寺庙附近稍做停留，根本就没有到嘎东寺来。大家都感到很失望，可是僧侣们还是非常地兴奋，因为他们都看到了班禅活佛。父亲说这几年大 家真幸福，能够亲眼看到两个最伟大的喇嘛。
西藏人认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太阳和月亮。现在太阳和月亮都照耀在雪山之国，似乎好运将跟随我们。
注释：
5 Ken Rinpoche，堪是博的意思，也是一种佛教的学位。仁波切是活佛，上师之意。
6 Geshe Rigzin 格西仁曾，geshe是佛学的学位，等于教授。
第三章 暴动
江孜之旅使我更下定了决心，要继续我的学业并且将我的一生奉献给宗教。我是一个年轻的僧人，现在面临抉择，或是当一个寻常的僧侣或是深造成为一个正式的喇 嘛。我已经快满二十岁，可是还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乡村和尚，在嘎东寺接受教育是自发的行为，学习是否勤奋都是个人的决定，有些僧侣仍然是文盲，在寺院里只担 任一些体力活动。老师鼓励我背诵所有的基本经文，我学会了如何主持复杂的仪式，以及怎样使用仪式上所需要的器物。我相当努力并且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在嘎东 寺已经没有什么我可以学习的了，我需要做出选择：去拉萨继续进修或者在嘎东寺留下来担任一些行政方面的职务。
伯伯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比丘戒的宣誓，寺院里所有的僧侣都进行过这个宣誓。老师们鼓励我这么做，他们说如果不宣誓，我就必须中断学业，并且只能在寺院里担任低等工作。我很担忧是不是能够遵守比丘戒的二百五十三条教规。
1952年我和其他二十个僧侣都在上师面前进行宣誓，变成正式的喇嘛。今天我是那二十个喇嘛中唯一的幸存者，他们中间有的人在监狱里死去，有的人在文革期间被打死。
进入西藏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这类谣言慢慢流传到我们的寺庙来。听说在拉萨有抵抗中国军队的行动，村里富裕的人家开始藏匿他们的珍贵物品，我们家也开 始把一些珠宝藏起来。寺庙里也指定了一些年长的僧侣专门负责藏匿寺庙的一些价值连城的物品。我们每天都听到解放军进入其它村落的消息，中国人很急切要展现 它们的实力，在各个地方搭起舞台，放映电影。我无法想象这些乡下人怎么能够抗拒这些神奇的现代技术。
1952年藏历的八月，第一批中国军队抵达嘎东。我当时正在房间里读经，一个和尚匆匆冲进来告诉我中国人来了。院子里三名穿毛装的中国军官正在拴他们的座骑，僧侣都从窗户里面往外张望。
中国代表团来拜访我们的上师，其中一名军官捧着一个盒子，里面装了几卷丝绸。他后面的几个军官捧着另一个盒子，里面放满了上好的中国茶叶。一个藏人 翻译陪伴他们而来，从口音听得出他是康区人，他已经把传统的西藏服装换下来，改着深蓝色的毛装了。我没有亲自参加那次会见，可是后来我看到他们离开，上师 和其它庙里的长老跟在后面。上师和长老们在他们袈裟左上胸都别着一个毛泽东的像章。中国人看上去很高兴，因为上师同意别上这个像章。
的司库对中国人特别毕恭毕敬，用一种很谦卑的声调说：“我们很珍惜长官们（Pon-po la）的礼物”我听到他用这个字眼吓了一跳，这个词的意思是领导或长官。大部分西藏人都不能够区分高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所以把中国人都称作为“领导”。这 个词就象病毒一样扩散到我们的藏文里来成为一个新的词汇。西藏人已经开始恐惧了，只要见到中国人，他们的态度都是卑躬屈膝的，即使到今天，我们还继续称呼 中国军官为“领导”。
中国人一离开，上师和其他的长老们就把像章取下来。纪律长老把像章取下来，一脸不屑地望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把它一弹弹到寺庙墙外去。后来我在监狱里，很担心有人会把这件事情报告上去，中国人把这一类的举动都称为“不给面子”，这是 “反对社会主义”的标记。
中国人开始向我们寺院提出一些上师难以拒绝的要求。同一个代表团在翻译的陪伴之下又转回来，他们要求借粮。中国人向上师保证，如果路修好了之后，他们会连本带利地加倍偿还，上师同意借他们一些粮食。
中国人在帕南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开始组织会议。一个晴朗的夏日，一队中国人开始敲锣打鼓，后面跟了一大群村里的小孩。有些人跳着舞，手里巨大的红旗 在空中飘舞着。他们从一家走到一家，宣布当天晚上有一场表演，他们也来到寺院门口，并邀请僧侣们去观赏。我们无法辨认这些人是男是女，因为他们穿同样的制 服，而且头发都藏在帽子底下。
那天晚上全村的人倾巢而出去观赏表演，我也非常好奇，虽然僧侣一般说来不允许观看这类表演。到了那里，我发觉寺院里所有的僧侣都已经等在那儿准备看戏，中国人在戏台旁边专门为僧侣设定了席位。
舞蹈人员在临时搭起来的帐篷里上彩化妆，单单这一招就已经是精彩的戏了。一个翻译叫大家走开，说如果人们这样盯着，女性演员就不能够换衣服了。这个 时候锣鼓声和铙拔声越来越响，穿着解放军制服的演员在舞台上举着木制的枪跳来跳去。他们在空中跳得很高，开始时这种生龙活虎的动作非常震慑观众，但是看久 了就嫌重复。故事的大意很简单，主题总是千篇一律：解放军帮助贫农进行秋收，解放军把一个年轻姑娘从恶霸地主的欺压之下解救出来。这种戏以后反反复复看过 很多次，每次他们都强迫大家要看完才可以离开。
解放军的文宣队跑到最边远的乡村去放映电影。就象歌舞团一样，这些电影吸引了大批的群众，大家在露天戏台前挤作一堆，兴奋地等待神奇的演出开始。有 些藏人被电影的光和影弄迷糊了，他们会跑到两根柱子之间张开的白色银幕后面去查看，看看是不是能够在布的后面找到演员。大部分的电影都是类似的内容，解放 军跟国民党和日本人作战。最后的结果也老是一样，胜利属于共产党。我记得有人问过我，为什么日本人从来没有赢过。
中国人是有目的而来的，歌舞表演和电影都显示了共产党的至高权力，此外他们也要传达社会主义的信息。中国官员常常去拜访贫苦的农民家庭，表示对他们 的生活非常关切。他们向贫苦农民发放无息贷款，同时也并不疏忽富裕的群体。1952年中国人开始在帕南地区设置办事处，邀请当地有影响力的藏人参加各种不 同的委员会。
他们也非常慷慨。藏人如果替他们工作，可以得到纯银的大圆为报酬。连我们的寺院也得到很多数量的大圆。这些银圆后来都被熔掉作成灯和碗，专门供祭祀神灵时盛水用。
演戏的节目逐渐变成了政治集会，中国军官站上一个木箱子，面对观众，开始作冗长的演讲，说军队是毛主席派来解救西藏人民的，完成任务之后，就会返回中国。他们从来不提共产主义，这些演讲的主题都只是关于如何发展西藏，如何改进我们生活的品质。
不久之后，中国人在西藏就无所不在了，帕南位于西藏主要的三个城市之间，我们亲见了每天不断地有中国士兵来到这里。他们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随身 带着非常少的粮食，从举止上可以看出，这些士兵都是十八、十九岁的男孩子，但是他们看起来已经象老人了，脸孔被风刮得非常粗糙，嘴唇都十分干裂。
有一些藏人妇女把一块块的牛油送给中国士兵，但他们不知道怎么用这些东西。有一个妇女就把牛油涂在自己的双手上，然后作擦脸的样子。这些年轻的士兵就点点头也学着这位老妇人的作法，把牛油涂在脸上和手上，旁边围观的藏族妇女都大声笑了。
寺院里的生活逐渐地趋于平静，恢复了日常的作息。中国人似乎非常谨慎，对我们的宗教生活不加干预。现在我已经在学习在一盘沙地上建构极乐世界的图 案，上面展现宇宙和众神。图案是由非常细的沙和彩色的榖粒堆砌而成，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很巧的手工。那年冬天，拉萨哲蚌寺的一位高僧仁曾登巴大师来到嘎东， 他建议上师把本寺的几位年长僧侣送到拉萨去进修“格舍”学位（藏文Geshe，等同教授），这是一个僧侣所能得到的最高学术资历。
上师接受大师的建议。能够在那“三大”：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大学学习，被认为是极大的殊荣。这是西藏最大的佛教大学，都在拉萨城外几里以外的地方。嘎东寺内只有很少几名僧侣曾经在那几个中心学习过。从拉萨返回来的僧人享有每天早课时坐在每排首位的特权。
我相信每一个出家人都梦想有一天能够到这三大寺院里去学习，我也不例外。当上师宣布派赴拉萨学习的名单时，我不在内。记得当时我极为失望，出家人也 有自尊心，后来才知道，当时伯伯请求他们把我留在本地，他认为我的前途在嘎东寺，我应该取得一个较高的位置，变成司库或者是主管礼仪的喇嘛。不错，这些地 位确实代表一定的特权，但是我还年轻，多么渴望能够到拉萨邻近的著名寺庙中去学习，逃跑似乎成了我唯一可以选择的路。
几天之后，三个中选的僧侣准备动身赴拉萨。我向他们道别，把哈达挂在他们的脖颈上并祝福他们，但是我秘密地已经做好准备要跟他们一同出发。我把所有 随身的东西都打成一个简单的背包，三位僧人动身之后几个小时，我就挑上背包尾随在后。我从后门溜出来，没有人看见。我顺着山路往前走，到达高原上，我拼命 跑，要赶上那三个僧人。当我最后停下来的时候，很放心地发觉并没有人跟随在我后面。
当那三位僧侣看到我的时候，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图，知道我逃跑了。在接下来的几小时之内，他们试图说服我回心转意返回庙里，但是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非常坚定而固执。
我心里充满了对哲蚌寺的憧憬，在行路的时候，一个同伴一再提醒我，我是没有得到上师的许可，擅自离开寺庙的，他说：“喂，班旦，你不觉得你应该返回 嘎东吗？”我摇摇头埋头走路。我知道如果现在返回嘎东会引起多大的麻烦，如果我坚持到哲蚌寺去，也许我的老师和新的上师会看出我的心意很诚，当然，这之前 我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逃跑者。
走了十三天才到哲蚌寺。早已经听说过哲蚌寺的华丽，当我们接近它时，步伐更加快速了。我们走到山脊的尽头，远远就眺望到那座壮丽的寺庙。我们静静站 在那儿，惊异地望着在闪闪阳光下变了形的寺庙，距离还太远，只能看到很多像米粒一般的白色斑点。哲蚌的意思是“米堆”，在我们眼前那一座座组成寺庙的屋顶 就象一颗颗的米粒。阳光射在如此耀眼的金色屋顶上，我不得不用手护住眼睛。在背后灰色山脉的陪衬下，白色的建筑矗立在那儿，底部是一片片深色的树林，这个 地方将是我们未来十年的家。我们穿过一座公园，看到有一些僧侣坐在阴凉的柳树下读经或打坐。
寺庙象一座城市一样铺洒开来，有一半延伸到山上，它的背后有三座高耸的山峰插向天空。从远距离还真看不出来，寺庙白色的墙内竟有这么些多象谜宫一般的狭窄街道和数不清的回廊。
我们放下背包，面对寺庙排成一线站立，双手合十高举过头，之后把手缓慢地放在脸孔前面，接着举在胸前，然后匍匐在地三次，为佛主、佛教义理和所有的僧侣祈祷。
“我们终于到达了！”一个同伴这样说。
我们背起包袱朝寺庙走去。
找到其它从嘎东来的僧侣并不困难，因为到哲蚌寺来学习的僧侣是按照地区，分配到不同学院里去的。一共有四大学院，每个下面又分成很多不同的系。嘎东 来的僧侣一般都进入洛色林学院，这个学院拥有三十二个系。我们将会被分派到藏巴系，这里面的僧侣都来自藏区。1995年我到牛津大学访问的时候，不由得就 回想到当年哲蚌寺的学院和学生以及它的结构。
哲蚌寺创建于1416年，它可能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宗教机构。五十年代有来自佛教世界的一万多位僧侣在这儿生活和学习，有的人是从苏联伏尔加河 畔的卡尔木加来的；也有僧侣来自于印度拉达克和缅甸边境的加尔唐市；还有是从日本和中国来的。头几天我们住在一个嘎东来的老僧人的居所，那里很阴暗而且简 陋。我很担心找不到一名导师和合适的科系接受我作为学生，其他的人都有原寺庙的介绍信，入学没有问题，可是我这个逃跑者，手上什么文件也没有。
我们中间有几个人到离哲蚌寺以东一里的拉萨去，那个城市是西藏人精神世界的中心，每个人都希望一生当中能有一次机会到拉萨去朝圣。
当我们走上那条沙砾小道时，我看到布达拉宫闪亮的屋顶从拉萨的河谷拔地而起。多么亮丽的颜色啊！金色的屋顶，红色的瓦墙标志着达赖喇嘛的居所，宫殿的下半部全是白色的城墙，这里是西藏的守护神的家。
快靠近城市的时候，我看见一只大象，这是我头一次看见这种动物，远远望过去，看起来就象一块巨大的石头，慢慢向我们移动，它的脚下卷起一层层云雾一 样的沙层。我旁边的人都把帽子摘下来，并且伸出舌头对大象表示敬意。大象停在我们的面前，赶象人喝令道：“敬礼”，大象把它的鼻子卷起来伸到天空中去，围 观的人纷纷丢给它面包和钱，大象用鼻子把钱捡起来交给赶象人。
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去购买必需品和礼拜几处圣坛。我站在西藏最神圣的寺庙 —— 大昭寺前面排着的长长队伍的后面。释迦牟尼的脸上镀了华丽的金色，全身镶嵌了几百颗宝石，有玛瑙、绿松石和玉。两个掌门人站在佛像前面，接受信徒们的奉献 并且引导大家往前移动。油灯里跳跃的火焰把佛像上的珠宝照得闪闪发亮。
神龛都在很小的房间，里面有几百个油灯在燃烧着，发出的熏烟使得空气闷热异常，我立刻就晕过去了，被其他人抬到院子里，拉萨冰冷的空气拂过我的脸，同伴们拍打我的肩膀。然后我们就走向八角街，这条街是围绕着大昭寺的。
拉萨城里挤满了人群。八角街两边全是店铺和小摊贩。顾客们跟商贩讨价还价，尼泊尔的商贩和克什米尔的买卖人在这里接肩摩踵，我发觉那里有一个清真 寺，能在西藏看到回教徒颇为有趣，我们称这些藏回“克什”，其实这是克什米尔的读音，因为他们的祖先大部分是从那儿过来的。也有很多中国人在这里，中国的 士兵在八角街游逛，身后跟了一大群嘈杂的藏族小孩，他们叽叽喳喳地跟汉人学舌。有一些吉普车和大卡车从藏东地区开过崎岖的小路到达这里。在拉萨城外，中国 人忙碌地在修建道路。
我在哲蚌寺还有一些手续要办理，从嘎东来的僧侣们一般都进入藏巴系，可是他们不允许我进入同一系，好在只要自己能找到一个“指导老师”，入学规矩并 不十分严格。一个名叫西拉侗密的年长僧人把我带去见他的老师永曾先生，他是一个年轻的名叫赤拉布活佛的转世喇嘛的私人老师。我向永曾先生五体投地朝拜，并 且向他敬奉哈达。永曾先生仔细地观察我，好像是在检查一件货物。他说只能把我介绍到他的系里，也就是山南系，我正式被接受了，名字正式注册，成为这个寺庙 的一名正规成员。
我得找一个住的地方，西拉要我住进他的屋子。他房子里已经住了好几个其他的僧侣。我的房间非常狭小，徒然四壁，角落有一个小泥炉和一堆牛粪和木柴。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铺着一条粗制的地毯，小小的窗户面对白色的庙墙，屋内有两张狭窄的床垫和两张木制桌子。
现在我是学院的学员了，也有地方可住，我可以参加哲蚌寺的不同的课程了。我去听寺院里最有名的一位喇嘛的课，他被称为白玛坚赞大师。我们到他僧舍 去，被让进一间很大的房间，他坐在结实的椅子上，指给我们一排排的座位，上面放着很细致的藏式地毯，叫我们坐下来。他告诉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他说：“你们 来自远方，只有厚土和浮云是你们的指路者。”
这里的生活跟嘎东没有太大区别，每天五点钟起床。天朦朦亮的时候，就会听见一名年轻的僧侣吟诵着早经，接着是一长串的海螺号声，召集所有的僧侣来喝 早茶。每个僧人带着他自己的糌粑，一共上四次茶。第四杯茶是奶色的，有点酸味道。据说过去哲蚌寺的茶都加了雪狮的奶，雪狮传说是一种在西藏山间游荡的神奇 动物。
早上是个人学习的时间，我先祝祷达赖喇嘛和其他上师们长寿健康，祈祷以祈求运用我所学到的德性和行为来造福一切生命收尾。然后我开始复习头一天老师教授给我的哲理经文。
中午的时候，大家都聚集在法场，这是寺庙隔出来的一块露天空旷地方，有柳树遮荫。每个系都有它自己的法场，僧侣们聚集在这里，听上师或其他高僧讲道。听完课后大家就分成小组来讨论选择的议题，这是他们刚刚听讲的题目或是其它的哲学性经文。我们新生被分配在一起学习辩论术。
生活很快进入常轨，但是拉萨越来越严峻的政治情势使我们无法不分心。我们听到很多抗议活动的消息，也听说许多反抗中国的标语出现在街头。中国军官到寺院里来跟上师和高僧举行会谈。随后，有很多年长的喇嘛被指定要参加拉萨的政治会议。
1953年的冬天，有大批的僧侣从康区和安多过来，从他们口中听到很多关于西藏其它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晓了中国人把喇嘛和寺庙的土地都没收了。
我尝试专心集中在学习上，但是寺庙墙外的事越来越冲击我们的生活。1954年年初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都到中国去了，大家感到非常焦虑，谁知道中国人会不会把他们扣留在北京呢？从康区和安多来的僧侣说，中国人邀请一些喇嘛和村里的长老去开会，然后把他们逮捕。
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已翻阅得很破烂的小书，这是1933年去世的十三世喇嘛的遗嘱。我被他的一项预言震慑住了：他警告“红色意识形态”将要崛起，它 将摧毁西藏的政教系统，他还说这在蒙古已经发生了。（几星期以后，一个年长的僧侣从蒙古来，告诉我中国人在蒙古摧毁了很多的寺庙，并且把僧侣们都投入监 狱。）达赖喇嘛预言中国将染上“红色意识形态”，有一天它会摧毁西藏的宗教。
达赖喇嘛和其他的高级喇嘛都到中国去了。每天都有关于战事的消息传来，藏东地区不断有僧侣逃难到哲蚌寺来。在拉萨反华示威的领袖们都被逮捕了，年长的上师和喇嘛都被指令去参加会议，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学习班”。
帕南有信来，通知我父亲病重，我于是踏上了漫长的返乡路程。我走进家门，在继母身旁坐下来，她看起来毫不忧虑。我问她爸爸怎么样时，她只默默地替我 倒茶。我打起精神，准备接受最坏的消息。突然父亲走进房间来，他看起来非常健康，令我十分困惑。原来父亲和伯伯用假的消息把我召唤回来，因为伯伯已经年纪 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他。伯伯和父亲极力说服我留在嘎东。从宗教和家庭的角度来看，我有责任，无法拒绝，我别无选择地在嘎东留下来了。
不能返回哲蚌寺令我非常失望，因为我的学业进展得那么顺利，而且享有特权，能够坐在当代最伟大的几位喇嘛身边，聆听他们的教诲。我可以继续在嘎东学习，但是没有人能够指导我。我每天在寺庙里处理杂务，也到外面去访问农户并且主持仪式。
1954年发大水了，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夏日，所有的僧侣都聚集在大殿里。突然一个比丘匆匆跑进来对坐在门口的纪律住持耳语，住持站起来打断了仪式，说河已经决堤，整个村子都被水淹没了。我们跑到外面一看，整个帕南都淹没在水里，水已经上升到我住所的腰部了。
离这里以西50里的江孜的河决堤了。当水冲到帕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是醒着的，能够及时逃往高地，但是河谷上游的几百个村落都被水淹没了。后来我 们看到很多的尸体被冲到河滩上来。水淹了整个河谷，泥砖砌的房子一吸了水以后，都垮了。下午，水慢慢退了，我们就进到屋子里面去抢救一些还能够抢救的东 西。
那一年没有收成，所有的农作物都被摧毁了，我们需要仰赖储备的粮食。水灾驱使很多贫穷的农民替中国人去修路。在重新修建自己的房屋的时候，很多村民 跟他们的亲戚搬到寺庙里来暂时居住。我的僧舍变成人们的新家，但是妇女不许在寺庙里过夜，黄昏的时候，她们都三三两两地结伴走到其它建筑物里去过夜。
我后来在监狱里时，中国人说他们在水灾时进行了抢救，但是他们没到帕南来。在西藏到处都有中国人，但是他们更急于设立自己的办事处和按规矩建立稳固的机构。就象蜘蛛，中国人围绕着西藏织着自己的网，我们完全束手无策。
1955年中国人宣布要组成一个筹备委员会来建立西藏自治区。中国干部到我们村子里来，宣布了这项消息。我哥哥被指定为地方委员会的书记，他是一个 很好的行政人才，帕南人都尊敬他。中国人还给他发薪水，每个月八十元。爸爸说中国人就象捕鱼人：他们现在先对西藏人放下鱼饵，有一天我们全都会上钩。他要 跟中国人对抗，把他们赶走。他说有一天路修好了后，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中国人赶走了。
有几个中国军官到寺庙里来，发给每个僧侣一个搪瓷杯子，上面用藏文和中文写着“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这种杯子变成中国人统治的象征。我 们常说没有人愿意用藏人的木碗去换取一个中国的铝杯子。这些搪瓷杯子完全没有用，因为一倒入茶之后，它们传热这么快，喝茶的时候会烫伤嘴唇。
中国人在宣传方面越来越大胆，为了要煽动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各种表演和电影都刻意描绘恶霸地主。他们放映了《白毛女》的电影，这是关于一个漂亮的小 姑娘受到残酷地主的欺凌，然后逃到山里去，最后她当然被共产党解救了。中国人非常聪明，他们从来不直接说西藏需要进行土地改革，他们也不轻慢那些被称作恶 地主的人，在设立新的办事处时，这些业主也都被他们拉进委员会里去。
在寺院的大墙之内，我们还是设法维持跟以前一样的生活。仁曾丹巴大师常常来我们的寺庙，他给大家上佛教哲理的课，整个冬季他都辅导我们进行经辩，嘎东的僧侣们再度能够接受很好的教育了。大师是很有名望的师父，他也常常被别的寺庙请去，但是他已经把嘎东当成了他的家。
1955年的秋天，我的伯伯兼老师旺波先生病了。一天早上他对我说，他的脚趾已经不能动了，麻痹慢慢地往上爬到腿部，一直蔓延到全身，最后他完全不 能动弹，瘫痪在床。我觉得照顾他是我的责任，他说“诞生在这个世界的万物有一天也要面对死亡。”几天之后，他叫我用他的黄色礼袍盖住他，又叫我把佛经里面 重要的一套经文 ? 涅盘经放在他的身边。他开始背诵经文，我坐在地上听他背诵，慢慢地声音低沉下去，最后变成一种呻吟。我举头望着他，看见他的双手合十，好像在祷告，我知道 他已经断气了。
听说次年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将要到印度去参加佛主二千五百年诞辰的庆典，似乎达赖喇嘛会在他前往印度或者是返回来的途中经过嘎东，所以我暂时不能返回哲蚌寺。
这次的访问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快。1957年2月，藏历新年过后几天，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就到达了。我们小小的寺院挤满了外来者，年轻人背负着父母或 祖父母从周围的村庄赶过来，要参见达赖喇嘛。我们必须把僧舍清理出来，以接待远到的贵宾。庭院里挤满了大约有一千人。我站在达赖喇嘛的佛座旁边，记得当他 问我，去过拉萨没有时，我吓得发抖，说不出话来，旁边一个官员推推我，我才轻轻地吐出一个“去过”。达赖喇嘛问我导师的名字，我说是白玛坚赞大师，他说我 应该回去继续学业。
一个星期之后，我就动身前往拉萨。家人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他们不能不同意达赖喇嘛的指示。1957年，中国人已经在日喀则和拉萨之间修建了一条公 路，我在这条路上生平第一次搭上了一辆中国的军用卡车。这趟旅行只用了两天，如果走路的话就得十四天。这辆卡车装满了物资，旅客们挤得象沙丁鱼一样堆在货 物的上面。黄昏时分，我整个身体酸痛不堪，跳下车的时候，天眩地转。第二天风尘仆仆地到达了拉萨。
我还是在山南系注册，但是要重新入学就必须先当侍茶勤务，应该给系里每个学员奉茶。因为年纪比较大，我还必须在学院里承担其它的一些义务，我担心没 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因此决定转到其它学院作为新生入学，在那儿我不需要担负额外的义务。我进入扎学院，这是一个很大的学校，这里的学员多半是从康区来 的。从西藏中部来的僧侣不允许在这里开设办事处，对我这正中下怀。
要定下心来学习并不是那么容易。在扎学院我们听到理塘和德格两个寺庙已遭到摧毁。从东区来的难民带来了消息，中国人把越来越多的寺庙关闭了，我们也听说很多僧侣被驱赶下田去劳动。
风声日紧，到了1958年，这些矛盾已经从康区扩展到西藏中部，成千的康巴人都涌往拉萨。上午的辩经课常常被来自首都地区的消息打断，每天都可以听到关于康巴人和中国人作战的消息。
在西藏中部，一般都认为康巴人非常率直而且冲动，现在人们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和力量。越来越多的康巴难民涌向寺庙，他们都长得十分高大，一付充满自 信的样子。男人随身携带着武器，妇女们有着红红的面颊，头上身上戴满了珠宝。在藏东地区，康巴人已经准备好要打游击战了。他们背上挂着武器骑着马来到哲蚌 寺，寻求高僧的祝福，喇嘛们将护身符赠送给他们。
今年应该有好兆头，因为达赖喇嘛将完成他最后一项考试。新年一过，接着就是祈祷法会。去年的这一天成了抗议中国人的节日，但是学院的纪律长老告诉僧 侣们今年要留意自己的行为，庆祝活动一过，就必须回到寺院。西藏各地的僧侣都赶来参加祈祷法会，他们要观看佛学博士颁奖，这是一个僧侣所能得到的最高荣 誉。历代达赖喇嘛之中，只有第十三世和第十四世两位得到了这项荣誉。
祈祷法会在二月底，也就是藏历新年的第三天举行。我夹在群众中间，坐在那儿默祷，旁边是僧侣也有寻常百姓，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中国人跟大家保持一定的距离。谈话都围绕着达赖喇嘛考试成绩优异这个话题，然而大难即将降临。
3月10日那天，我被派到拉萨去处理寺院里的一些事务。我们一共十个人清晨出发。当接近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的时候，只见一个人骑着一辆自行车飞 快地向我们冲来。他喘着气，口里冒出白烟，在几尺以外跳下车来，从他的衣着上可以认出他是一个年轻的政府官员。他说是被派遣来召集僧侣们到罗布林卡去的， 拉萨的民众都围在罗布林卡外面，要保护达赖喇嘛，因为中国人邀请达赖喇嘛到一个军营里去，而他“接受”了邀请。这个年轻人以发抖的声音说，中国人会把达赖 喇嘛送到中国去。
我们匆忙地赶到罗布林卡，已经有一大群人围在大门口。事后回想起来，这就是所谓的西藏抗暴的开始。群众失控了，每个人都在大声叫喊，一辆吉普车冲进 示威的人群之中。一位名叫桑波的西藏内阁成员在侍卫的陪同之下，开着车进入宫殿。有的人从后面扔了一块石头，石头落在吉普车顶上，接着又有人扔了一块石 头，它击中了桑波的头部，他随即被送到医院里去了。群众把他们的愤怒转移到一名叫昌都克琼 的西藏官员身上。大家推他、捶他，喊叫他的名字。一个年长的僧侣试着阻挠群众伤害昌都，可是大家都不理会他，继续狠狠地捶打这名官员。
群众开始骚动，昌都克琼不见了，好像他被人群吞蚀了。我们离开群众，朝拉萨走去。看到示威人群中间有一个瞎子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一个盲眼的人也会卷入这样的事件中，大概他也听到关于达赖喇嘛的处境，而要奉献他的力量，来保护藏人的精神领袖不受中国人的侵犯。
拉萨的示威游行更为浩荡，群众聚在一起，高声地喊“中国人滚出西藏，中国人滚出西藏。”骚动的群众现在离开罗布林卡而朝市中心进行，他们拖着昌多根琼的尸体。
我们默默地步行回到哲蚌寺，简直不敢相信亲眼目睹的事情。回到寺内，发觉那里已经人去庙空，庭院和法场上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从雷神庙里传过来缓慢的击鼓声。我的僧舍内还有几个人在那儿，我们都睡不着，就爬上屋顶，远眺拉萨。
第二天早上，值日的住持说他需要几个义工，我马上就自愿加入。寺庙里把僧侣组成百人一组，大家轮流值岗。我的那一组负责守卫寺院的后门，有些僧侣手上拿着英式的来福枪。中国人派遣士兵包围了哲蚌寺，他们在寺庙外面没有坡度的平地上搭起了军营。
一天早上洛色林学院的上师派我和其他几个僧侣到罗布林卡走一趟，我们得到的唯一指示是，到北边的大门去。在靠近宫殿的地方，每三到五米就有一个藏军守卫站岗。宫殿里面的僧侣已经把袈裟换成平民的装束，身上还带了来福枪。
在宫内等了几个小时，然后我们五个人被叫进雪尔印刷厂，这是西藏最古老的一个印经室。在楼梯间，有一个约五十岁肥胖的男人对我们说，保卫佛教不让它 受到无法无天的共产党的侵犯，是我们的责任。这个胖子拿出一大捆壁报来，又交给我们几桶浆糊，我们抱着这些东西走到拉萨城中心，然后开始张贴。当壁报贴到 墙上时，我才首次读到它的内容，上面写着“中国人撤离西藏、西藏独立”的口号。
整个城市陷入混乱之中，人们开始洗劫商店。当我们赶回哲蚌寺时，听到更多的呼喊声：“中国人滚出西藏！”“达赖喇嘛万岁！”后来我才知道，那天西藏的妇女也单独进行了抗议活动，这是由可敬的贡噶林?贡桑女士所带领的。后来我在监狱里亲眼目睹了她被枪杀。
哲蚌寺现在有很多新来的人：穿着寻常百姓衣服的僧侣，只能从光头上被认出身份。有的人在腰上别了一把剑。夜里听得到枪声和迫击炮爆炸的声音，我们爬到屋顶上，俯瞰整个拉萨，枪炮开火，把天空照亮，象放烟火一般。
黄昏时分，可以在微风中嗅出火药的味道，枪声和炸弹声无情地持续着。我们退回寺院，保持安静，避免任何会惊动驻扎在寺庙外面那些中国军人的行为。我们无法知道拉萨那边的局势，不知道人民是否占领了城市，还是中国人已经把动乱镇压下去了。
一天下午，有一个人沿着小路走到我们的寺院里来。他带来了消息说，拉萨的藏人已经接管了中国的军营，僧侣们目下都应该留在寺院内。我们不久就发现传递消息的人是中国人派来的奸细。后来我在监狱里，才知道很多其他的寺院当时也曾经得到同样的假消息。
中国人会来攻打寺庙，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离哲蚌寺一里外的地方，一队队的卡车开过来，中国军营增强了兵力。有些僧侣开始遗弃寺庙，往山上逃走。 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夜里不断持续的枪声让我无法入睡。次日早晨整个寺院陷入恐怖的宁静之中，宁静偶尔被拉萨传过来的枪声所打破。我走到各处察看，发觉很 多僧侣已经或者正在准备逃亡。大部分人是在夜间逃走的，只有两个从嘎东来的僧侣还在寺院里。
我们三个人匆忙赶到仁曾丹巴大师的僧舍。我依然把他视为师长，从嘎东来的僧人对他拥有特别高的崇敬之情。平常冬季他都在嘎东过冬，但是今年他被邀请到拉萨来，参加达赖喇嘛的毕业仪式。他已经七十二岁，身体非常孱弱。
“你们还在这儿？”大师脸上还带着笑容问。我们告诉他，大部分僧人已经逃离寺院了。他点点头说：“坏日子就要来了。”我们请他跟我们一道到嘎东去， 他说他太老了，只会增加我们的负担，但是我们劝他至少应该躲到哲蚌寺后面的山上去。我带上一些我屋子里的糌粑，大师让我打理一些书籍。身上仅带着这些东 西，我们离开寺院走向通往山上的小路，耳边还响着拉萨的枪声。一路上都是僧侣和乡民，大家都慌忙逃难。
中国士兵在通往寺庙的通道上站哨，哲蚌寺跟拉萨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山下的村民赶着牲畜住进寺院。通往山上的小路上，满是推推搡搡逃难的僧侣、农 民、小孩子和牲畜。上师的呼吸非常困难，心跳也很不稳定，每走几分钟就需要停下来休息。到达通道的尽头时，太阳已经下山了，那一夜我们就在一个山洞里过 夜。
第二天我们被巨大的爆炸声吵醒了，中国人开始炮轰寺院。我们站在高处，望着炮弹落在寺庙的顶上炸开，我回头看上师，他正在哭泣。每当一颗炸弹落在学院的庭院和庙宇顶上时，就有一股股的烟和尘土涌出。此处不能停留，上师已经没有办法行走了，我们三个人轮流背着他继续往前走。
几天之后到达庆恰寺，这是一个照拂逃离哲蚌寺的僧侣的接待中心。寺里的住持是仁曾丹巴的学生，他很亲切地招待我们。听说中国人已经攻入哲蚌寺，逮捕 了剩余下来的僧侣，他们双手被缚在身后，全部集中在大殿里。我知道现在必须加速投奔嘎东，通过山路上的路标我们可以辨认出方向。
三月的西藏还是一个很冷的季节，行程艰苦劳顿。高原上落满了新下的雪，黎明时分气温非常低。中午，太阳当头罩来，身躯很快就精疲力竭了。走了二十天 才到达帕南，那些山峰的形状对我来说象个熟悉的老朋友一样。上师的精神稍微放松一些，其它人也比先前多话了，但是还不知道摆在前头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中国 人是不是已经到这里来了呢？我们在村外稍为停留了一段时间，看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景象。这时已是近黄昏的时分，大部分的村民都在屋子里面。
我们缓慢走向通往寺庙的小道，穿过大门，看见一个僧侣站在庭院中，正在打一只狗。他对我们的出现一脸茫然，接着很多僧侣从四面八方跑过来欢迎我们。 发现这位身体虚弱的逃难老人竟是仁曾丹巴大师时，大家都非常高兴。以前每次大师到来，都有号角声和夹道迎接并接受他祝福的僧侣，现在只有这临时的、非正式 的欢迎形式。但是院内上师还是非常注重仪式的庄严，他从石阶上走下来，全身匍匐在地向大师礼拜，然后向他呈献一条白丝巾的哈达。
嘎东寺对于拉萨所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这里的僧侣们一向尽量杜绝从外面传进来的有关城里的谣言。曾有一邻村的村民跑来向大家宣布拉萨失陷，达赖喇嘛 已经逃亡的消息，结果他被大家赶出院子，藏人相信这是非常坏的预兆。但是我们把亲眼目睹的一切告诉寺院的僧侣，大家都为达赖喇嘛的安全祈祷。上师向我和同 伴们表示嘉慰，寺院的住持在我们疲乏的脖子上挂上了白色的哈达。
注解：克琼（ Khenchung）是宁玛派红教的佛学学位， 介于凡世的硕、博士之间。
第四章 逮捕
在嘎东我感到很安全，帕南的乡民还是过着照常的生活，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他们以为不管拉萨那边发生了什么样的暴乱，只要自己低头继续耕种土地，这里的生活就会象几个世纪以来一样，继续下去。
从寺庙的顶端，可以俯瞰河谷和整个村庄，老年人坐在阳光底下，妇女们在田里除杂草，年轻男人在地里灌溉。从我第一天进入嘎东寺以来，眼前就一迳是这样的景观，从日常的景象中，完全看不出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
大师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他又开始传授讲课。邻近的几个寺庙都来邀请他去教授本寺的僧侣。那一年的五月，我跟随他到因贡去，这是嘎东以北一个偏远的地 方。那里的僧侣们对于拉萨平暴事件似乎完全无动于衷。大师在因贡讲授一个月的课。我回到嘎东，到家中去看望了一下后，就退隐到寺庙去，相信不久之后，我将 会跟仁曾丹巴大师一道回拉萨。
1959年6月，三个中国军官在一个翻译人员的陪同之下，来到村里。他们宣布，大家得把手里的藏币换成中国的纸币。他们设立了一个临时的办事处，那儿放着两只巨大的金属箱子，装满了中国的新货币。村民排着队，把藏币交出来，换取新货币。
听说中国人已经接手江孜的寺院，并且逮捕了所有僧侣。但我在嘎东仍然感到安全，这个寺院没有参加动乱，而我在拉萨的参与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能用怎 样的罪名来加罪于我呢？7月间，我到因贡去接仁曾丹巴大师，返回嘎东，他再次受到非常隆重的欢迎。想想真奇怪，几个月之前我们逃回寺院时，简直就象乞丐。
一天早上，我正在房内诵经，听到雷神殿那边传来一阵缓慢的击鼓声。我停止诵经，接着有人敲门。一位比丘非常激动走上来告诉我，全寺的僧侣都得集中到 庭院中去。僧侣们站在庭院中望着列队站在寺院外墙的中国士兵，他们的步枪都上好了剌刀。几名僧侣把一张桌子抬到院子中间，年长的住持吩咐在桌上摆上花，一 个小比丘被遣去拿花瓶。中国军官一言不发，只是冷眼旁观。我们按惯例向他们奉茶，可是遭到回绝。
所有的僧侣都坐在庭院中的泥地上，我坐在仁曾大师的旁边。中国军官坐在藏式的桌子后面，跟我们遥遥相望。这些人我们都不认识，他们不是原来那些对我 们寺庙的情况了如指掌、驻扎在帕南村里的中国士兵。他们站在屋顶上，和外墙的中国士兵们自上往下监视着我们。阳光把他们投影在白墙上面，枪上的剌刀影子拉 得长长地，更多的士兵把守在大门口。
一个中国军官站起来宣布：反动匪徒破坏了祖国的统一，并绑架了达赖喇嘛。他说得很快，双手在空中乱舞。他说嘎东寺应该表明它的忠诚是向着谁。接着一 个名叫桑木林的藏人从军官身边站起来说，嘎东寺跟反动分子有勾结。他大声说这个寺庙也“背叛了祖国的统一。”桑木林说话带着拉萨口音，他说僧人应该洁静自 己的心灵，并且辨认谁是人民真正的敌人。他对我们大声辱骂，好像教师责备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他一边指责我们，一边来来回回地迈着步子。
开始我还不明白桑木林所说的话，他常常停顿，好像在等待反应。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拿给中国军官看，并且开始点寺院里有职位的僧侣的名 字：司库丹巴曲培、副司库曲扎、仪礼长老程列和纪律住持。当桑木林喊出这些名字时，点中的人就站出队，士兵们逼近来，举着枪瞄准每一个僧人的面孔，另外一 个士兵就把他们的双手掰到身后，戴上金属的手铐。
事情的发展直转急下。藏文里有种说法：“心跳到嘴巴里”，这是我当时的感觉，恐惧征服了我们。我望着仁曾大师，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被铐上手铐的长老们却没有显出畏惧的态度，只是脸上带着问号：“你们为什么这么样对待我们？”这是无辜的人脸上常有的表情。
中国军官往前跨了一步，桑木林替他翻译。他指着僧侣的鼻子，控诉他们跟叛匪有关连。僧侣们默默地垂头而立，军官在他们面前迈着方步，厉声咒骂：
“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必须认罪，必须服从群众的意志。”他说我们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他很快会把罪犯全部揭发出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在剌刀下，僧侣被带走，锁在寺院的一个房间里。
我们都必须参加“学习班”。 更多的中国军官在年轻士兵的簇拥下抵达了。他们都穿着蓝色的毛装，右边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支笔，看上去像胸章一样。有些人的胸前口袋插着好几支笔，这似乎 标职位的高下，职位愈高笔插得愈多。共产党要每个人都穿同样的制服，以示平等，但是却用其他的方式来显示职位的尊卑。职位高的军官，衣服上的口袋就比别人 多。中国人比那些被他们赶走的藏族官员似乎更注重区分职位的高下。
“学习班”由一个叫朱西的军官主持，他是地方委员会的主席，黝黑的皮肤显示出他已经在西藏居住过很长时间，这种干裂而粗糙的皮肤是喜马拉雅山上的风所留下来的痕迹。朱西讲课，要大家认清“三大剥削阶级”。
“西藏人民生活在三座大山之下，今天我们推翻了这三座大山，揭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编章。被剥削的群众推翻了几世纪以来就在吸食民脂民膏的奴隶主，现在我们改天换地了！”
我感到很迷惑，我们是单纯的乡村僧侣，这个人的官腔对我们毫无意义。被剥削的群众？三座大山？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开始解释：“你们仔细听着，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西藏的封建政府、贵族和寺庙的僧侣，这三个阶级剥削压迫了西藏人民长达几世纪。”
我们还是不明白什么叫做“剥削”。
“你们承认自己是剥削者吗？”他问。
我们摇摇头。这名长官停下来，寻思一个比喻。他接着说：“剥削群众，就象一个木匠，用刨子来刨一块木头，群众就是木头，剥削者就是木匠。”
大家脸上一片茫然，这位军官无法保持镇静了，他认为我们的不理解是一种顽强的抗拒。结束时，他丢下一句话，叫大家“放弃旧思想”。中国人还创造了另外一个新的名词，说我们有“绿色的脑子”，以后这个词就变成骂人的话。
接连几天僧侣都被召集在一起，表演一再重复地进行。学习本来是一个很高尚的词汇，但在中国人口里，它代表不同的意义。所谓“学习班”，其实是把一组 人隔离起来，然后进行各式各样的控诉和威胁，士兵们围在四周监视。我们在寺院整整被关了一个月，每天强迫参加“学习班”。从我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村民 们被赶到地里，强迫学习，他们象牛群一样拥挤地蹲在一起。
7月底八月初，是农忙的季节，村民本来应该准备进行收割了，但是现在谁都不许去田间工作，中国人宣布，有比收成更重要的事情。我很担心家中的情况，因为即使是老弱病残，甚至小孩都必须参加学习班。
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他们向我们解释压迫和剥削的区别，桑木林替中国军官充当翻译，讲述“三座大山”，他拿出一些笔记高声念给大家听。他抬高声音： “受压迫的群众就象套上牛轭的牛一样，被轭控制着，不能随便逃走。西藏人民是在封建制度牛轭的压迫下生活的。现在在共产党的协助之下，他们摆脱了这个压 迫。”
让我们明白压迫和剥削之间的区别似乎非常重要。僧侣们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中国人对于我们给的答案似乎很不满意，这些人都受过训练，非常善于辩论，他们学习过中国各地乡村的变革，所以手段上驾轻就熟。
中午，僧侣被分成十人小组，讨论早晨学习的课程。我牵着仁曾大师的手，把他带到一个小组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开讨论会，就都干坐在那儿，彼此互相望 着。后来一个中国军官带着年轻的翻译，加入了小组。我们坐在地上，中国人坐在小木头椅凳上。这位军官先说旧的封建制度有多么残酷，然后他解释阶级和阶级斗 争的意义。
他说，一共有四种不同的阶级：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他问每个人属于哪一个阶级，我回答说我是一个僧侣，他不满意这种回答。他说即便在一个修道院 里也有阶级的区别，指出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对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区分概念还没有弄清楚。后来我们被分成富裕僧侣、中等僧侣和贫穷僧侣。由于家庭背景，我被 定为富僧，就是说在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中我是没有前途的。每个人的身份证上都盖上阶级成分的印，从此以后，阶级成分决定一切，包括受教育的资格和工作的分 配。
这种小组会逐渐变成危险的集会，没有人能躲开中国军官的审问，我们必须自己说是被压迫了还是被剥削了，更要紧的是，要交待，自己是压迫者还是剥削者。几天下来，大家一直试图避免回答这些问题，最后只得承认实在弄不懂这些讨论的要点。
一天，有个年轻的军官加入我们的讨论会。“僧侣不是受压迫者”他说，“你们怎么可能是被压迫者？当清晨号角吹响的时候，你们只需拿着空碗到大厅里 去，等着别人来侍候。”他特别强调“空”这个词。他又问道：“你们的茶是从哪里来的？”他停了一会儿，假装是在等待回答，可是大家都已经学乖了，知道保持 沉默是最好的方法。最后军官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寺院里每一件东西都是从西藏人民身上剥削来的”。
会议和学习班天天都有。我们的沉默让中国人十分窘迫，认为大家是在负隅顽抗。他们要求僧侣彼此检举，以便加速理解阶级斗争的意义。他们使出新招，让 出身贫苦家庭的僧侣统一到另外一个会上，他们被告知，由于出身贫苦阶级，所以跟受到压迫的西藏人民属于同一阶级。但是僧侣们说，我们的寺院对所有普通老百 姓都很仁慈。一个中国军官宣布，村民指责寺院是人民群众的主要剥削者、压迫者，我们无法对证这种说法是否真实，因为僧侣不允许跟在村里的家人接触。后来我 们才知道，中国人同时也告诉村民说，僧侣已经坦白交待，承认欺骗了当地的人民。
由于没办法引诱僧侣检举他人和坦白交待，中国人就开始惩罚单独的个人。第一名受害者是个跟我一样，来自于富裕家庭的年长僧侣。中国人把他所有的衣物 都收来，堆在庭院里，在他东西的旁边，堆着另一摊一个出身贫寒僧侣的杂物。这两个人沉默地站在两堆自己日用生活品旁边，中国军官手指那两堆衣物大声申斥， 他从年长僧侣的那堆衣物里挑起一件厚厚的毛料袈裟，通过翻译厉声问：“这是从哪里来的”，“羊毛”僧侣回答。
简单的答复把对方楞住了，他以为翻译漏翻了什么，就盯着他看。翻译重复了问话。“这是从哪里来的？”“绵羊”，接着他哭了起来。
我们都认为他回答得很好，既正确又聪明，可是回答显然不正确，他没有算计农奴所付出的劳工代价。按照唯物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应该回答，袈裟的来源是被剥削的农奴的劳动成果。
很长一段时间，僧侣们每天都面对类似的问答。有次问题是：“谁养育了你们？”我们的回答当然是：“母亲”，这自然又错了，应该说是无产阶级的劳动成 果哺育了我们。对我们的迟钝，中国人解释为：我们具有“绿色的脑子”，可是大家真没办法在短短的时间内，把这些每天在学习班里炮轰到头上的新名词消化掉。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学会怎么样用唯物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语言来掩饰真正的答案。
僧侣跟村民被隔离开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终于中国人认为二者当面对质的时候到了。八月的一个早晨，我听到有人在喊“消灭三类剥削者”、“打倒反动分 子”。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村民四人一组，正朝寺院走来，他们手里拿着巨大的横幅，上面有藏文和中文写的标语。两个村里的小孩走在队伍的前面，手里撑着 大幅的红旗。当这支队伍走在通向寺院的羊肠小道时，整齐的队伍开始骚动混乱，村民们使劲在泥土路上跺脚，引得尘土飞扬。他们大声吼叫，拳头在空中挥动。平 时民众接近寺院时总是非常谦卑，低着头跨进门来。我看得出来，有些村民由于他们如今这样吼叫喧哗地来到寺院，感到非常尴尬。
中国人把寺庙改成一个展览馆。村民穿过嘎东的河谷，来看司库长老丹巴曲培个人用品的展出。他僧舍中所有东西都被陈列出来：细羊毛的坐垫、嵌了珠宝的 银制台灯、中国式的织锦缎挂联、讲究的法器、一套镶着银边的木制碗。跟司库长老的展出物形成对比的是旁边一个贫穷僧侣的日用品：一个破茶壶、几支旧而粗糙 的木制碗、打满补丁的毛毯、一双很旧的靴子。
“你们看看这些展览品！”一个年轻藏人用很激动的声音对展出物进行评论：“剥削者的生活多么奢华，他们身穿丝缎，用银杯喝水，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他又指着穷僧侣的衣物说：“你们看，这就是穷和尚的日子，他只靠一张薄薄的毯子渡过漫长冬夜。”
现在村民们对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很熟悉了，看到这些展出品，他们显出非常惊讶的神情，听讲解时，总在恰当的时候摇摇头，或表示吃惊。僧侣们也排着队去观看院子里的展出，评论员用很严厉的声音来批判寺院里的不平等情况。
司库长老本人不在场，不能为自己进行辩护。他和其他的僧侣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阶下囚。中国人在寺院下方临时设置了一些劳改营，他们都在那里劳动。司库 长老的竹扁担的左右两端，挂了两个铝作的铃铛，这种挑东西的方式对于西藏人来说，非常新奇。每天下午司库长老用他的竹扁担和两只桶，往来于河和营地之间， 他为营地中国士兵负责挑水的任务。
我们把这一段期叫作“中国人暴露真面目的时期。”大家心里都向往着有一天达赖喇嘛会回来，一切的事情都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们跟自己说，有一天太阳又会从乌云后面露脸。
1959年的夏天，会议铺天盖地而来，检举大会、坦白交待会、批斗反动分子大会、反对帝国主义会、还有一个“忆苦思甜”会，会上大家坐在那里听一个“农奴”叙述他在地主压迫下过的悲惨生活，会上大家都应该痛哭流涕。
中国人开始在帕南重新分配土地，我父亲的家产全部被没收了。我家被定为富农阶级，这表示我们失去了一切机会。作为一个富农的儿子，我自然而然被定性为剥削阶级的一份子。
当贫农们突然爆发一种革命热忱的时候，也会把人吓一跳。我记得有一个名叫贡却的穷人家青年，住在非常破烂的屋子里，每天从一个村子走到另外一个村子 去打零工，他常常替农民把榖类背到磨坊去。当中国人分配土地给贡却时，他并不快乐，因为他一点都不喜欢农事。我还记得他编了一首歌，歌词好像是这样：
共产党真慷慨，可是我并不把土地爱！
请让我走来走去，还我个自由自在！
1959年11月的时候，这些会议算是收尾了。我想对于中国军官来说天气已经太冷了。有一天大家排着队，领取一张纸，纸上面是中文字，没有一个人能 读懂。中国人叫我们随身携带这张纸，随时拿给检查的长官看。几个月之后，有一个从江孜来的西藏青年把这张纸上的中文翻译给我听：“姓名：班旦加措，年 龄：27，阶级成分:富农子弟，政治背景:尚未调查。”
最后一栏显示每个人的政治划分。有些藏人被称为藏玛，表示“干净”的意思，如果属于干净类，那可能出身于贫农家庭，并且未参与过任何反华行动。另外一类被称为“藏玛麦巴”，是“不清白”的意思。我还没有被归类，当局尚未对我的政治参与进行调查。
到帕南和嘎东来指导学习班的中国军官们，开始打点行李，要前往江孜，他们把村子交给村民自己管理。他们来去都是匿名，我们只称呼他们为“中国人”，他们也从来没有介绍过自己，彼此之间互相称呼的时候总是用“主席、副主席或书记”。
希望生活恢复正常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中国高层认为这儿的反动分子和党以及祖国的敌人还没有清除干净。所以1960年年初，中国人又发动了一场“新 的清查运动”，更多的大会和更多的学习班被组织起来了。象我这样政治背景还属于“尚未调查的人”，很快就成为新一轮运动的靶子。
记得有次一位中国军官大摇大摆走进寺院的庭院，指责僧侣们还继续顽固地依附在旧的封建制度上。他说，僧侣必须对自己进行改造，因为封建的农奴制度和 旧西藏已经被击溃，无论是美帝国主义还是我们过去的神明都不能挽回颓势。他的宣布仅仅拉开了序幕。中国军官们问我们是否参加了拉萨的暴动，没有一个人开 口，这显然让他们很生气，就宣布整个寺院都参与了支持“反动匪军”，都有罪。一场搜查武器的行动展开了，从一个僧舍搜查到另一个僧舍，他们一无所获。
我接收了伯伯的僧舍。仁曾丹巴大师住进最好的一间房间，上师让我料理他的生活。我每天给他做早饭，尽可能地服侍他，使他觉得安适。大师是一位非常谦 和的客人，他的口味十分简单，我们日常生活在一起很是亲近。他是印度籍的公民，可以要求中国方面遣返回国。很多从拉达克和司比提来的僧侣都住在札什伦布和 拉萨，他们已经返回印度了，但是仁曾大师选择了继续留在嘎东。
从拉萨来了新的调查小组。有谣传说，前一个调查小组的官员们已经被撤职了，他们自己被送进“学习班”。新来的一批人更为威风，衣着也更为光鲜。当搜 查我们僧舍的时候，大师和我就站在庭院中等待。大师的东西使中国人骚动起来，一名年轻的士兵把一张照片交到长官手里，他们走到屋子里面去，二十分钟以后出 来，向我们走来。那个军官一身讲究的蓝色毛装和倨傲的态度，明白显示他们认为有人拒不认罪，并且隐瞒自己的反党和反人民行为。非常清楚，我和大师是他们要 的人。
大师告诉翻译，他是印度公民，年轻时就到拉萨学习。他还说是我帮助他从拉萨来到嘎东的，随后他很礼貌地要求被送返印度。在翻译还没有把他的话翻完之前，这位军官举着一张黑白的团体照，要求大师作出解释。
照片上是一些西藏人跟印度独立领袖们的合影。1946年3月，西藏政府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到印度和中国，祝贺联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仁曾丹 巴大师被推举为代表团的成员，他们到了印度之后，受到瓦威尔爵士 的接待。当时印度正要独立，西藏代表团因此会见了印度国大党的领袖。中国人没收的这张照片上，就有尼赫鲁和甘地。
他们允许我陪着大师走进屋子,我替他整理了一些书籍和日用品放在一个小的背包里。看着他走出寺庙，被带上一辆吉普车，我跑出去跟他道别，他只说了一 句：“我会留在锡金一段时间。”两个中国士兵用枪指着他喊：“走！走！”他上了吉普车，这是一次永别，我永远没有再见到仁曾丹巴大师。
一名士兵把我带到一个小屋子里去，这原是另外一位僧侣的住处，现在改成审讯室。里面有三张木凳和一个当桌子用的大木头箱子。木箱子的一边脚下垫了 纸，使得它不至于因地面不平而摇晃。门口站着两个警卫，一位军官姓廖，他的脸和嘴唇都干燥脱皮，这又是喜马拉雅山上的风所留下的痕迹。他牙齿之间的缝很 大，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着烟。藏语翻译加增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听候指示。
廖的态度严厉暴燥，凶狠狠地说：“你有很多机会坦白自己的罪状，却长期隐瞒身份，党的工作人员很宽大，你偏选择了隐瞒自己这条路，这是非常严重的。我知道你反对祖国，参加了拉萨的示威游行。”
他停下来猛吸了一口烟，“只要你承认错误，共产党会对你宽大，党会原谅你的错误判断。”
廖又掏出另外一根香烟，指着桌上那张照片：“这件事我们不能忽视”，他说。
他要知道关于大师的每一件事，我跟大师之间关系的每个细节。我告诉他一切所知道的大师的背景，这是哲蚌寺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廖完全无动于衷。
“我们知道你的老师是印度政府的间谍”，他生气地说。
我抗议，说大师对政治毫无兴趣，但是中国人自己已经作了决定——仁曾丹巴大师是一名间谍。
“你必须承认你老师是一个间谍，”廖坚持道。
我也坚持着，拒绝在要求我作伪证的事情上合作。几个小时过去了，廖似乎对我的顽固大惑不解，然后他说了一句以后我在监狱里经常听到的话，他的声音突然变得非常温和，翻译也用同样秘密耳语的声调重复了他所说的话。
“你知道我们党的政策吗？”他问。
“不知道”，我回答。
廖强调党的政策是宽大的：坦白从宽，但是如果我还继续顽抗，党将对我进行“反击”。我再一次重复说仁曾丹巴大师不是一个间谍。廖的声音尖锐起来，坚持仁曾丹巴大师是个间谍。
我说：“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廖的巴掌已经扇了我一耳光，把我打倒在地上，门口站着的两个警卫走上来，抓住我的双臂，翻译加增往后退，看起来十分惊恐。守卫们开始踢我。
“你坦不坦白”，廖厉声道，“你说。”
“随你们怎么对付我！”我叫道，愤怒得失去理智。两个士兵把我的手用绳子捆在身后，然后再把绳子绑在一个木桩上。他们收紧绳索把我的双臂从背后往上 吊起来，越收越紧，两只手臂被拉得几乎脱臼。我痛得尖叫，小便失禁了，除了自己的尖叫以外，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守卫的拳头雷雨般落在我的身体上。
过了一会儿，守卫把绳子解开，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廖又开始审问。他问我现在坦不坦白，我说没有什么话可说。廖向守卫打手势。他们给我双手戴上手铐，脚也戴上脚镣。“仔细考虑吧”，廖直瞪着我的眼睛，丢下一句话：“坦白”。
我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单独关在里面。那天下午，一个藏人给我送来食物。“你为什么不坦白”，他悄悄说，“不坦白，他们会杀了你。”
审讯又持续了几天。我一再重复解释自己跟仁曾丹巴大师的师生关系。中国人对于我参与拉萨起义的事件并不十分感兴趣，他们要的是从我嘴里套出对仁曾大 师的指控，说他是间谍。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在西藏的佛教里，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真诚和信任上。我把大师当成良师，出卖他我良心怎么能安？如 果中国人还没有把他遣返印度，只把他放在某一个地区的监狱里，而我又指控他是间谍，那会有怎样的后果？我决不能作伪证。
有一天清晨我醒得很早，守卫把我拖进另外一间房间。一个高个子的中国人走进来，他身上穿着一件长的棉军大衣，显示他的身份较高。这人后来成为恶名昭 著的西藏扎奇第一监狱的主管，大家都叫他殷主席，他的大鼻子总让我能立刻认出他来。一个年轻女孩陪着殷走进屋子，从这个女孩的两颗金牙和她的比较柔软的拉 萨口音来判断，她似乎是拉萨富有商人家的女儿。她没有穿传统的藏服，而是穿着一身中国干部的制服。后来我才知道这年轻姑娘曾在拉萨监狱工作，名叫多卡。
中国军官腰间别着一支手枪。多卡向我提问题，从名字开始，她拿出一个笔记本，把我说的话都记下来，并跟我核对，记录是正确时，我就点头。
“你的事我都知道”，她说。多卡注视着我，观察我脸上的瘀血和青紫，她问我怎么回事，我没有回答。多卡轻声用中文跟殷说话，命令守卫把我的手铐和脚镣解开。
多卡似乎比其它藏语翻译有自信得多，看来她似乎对殷有某种影响力。大部分时间是她在讲话，她让我从八岁以来的经历讲起，我背后坐着一名军官不停地在 作记录。只有当她替殷及其他的军官作翻译的时候，多卡才打断我的叙述，全部的记录都是用中文写的。多卡一直审问我了好几天，有些细节必须不断地重复。坐在 屋子里的那位军官，把我说的每一句话，跟纪录核对，看看有无矛盾的地方。每当有任何细微的、合不上的地方，我都必须作出解释，军官把每处修改的地方交给 我，让我在上面签字。
当局把我的交待材料跟其他僧侣和村民作的交待拿来对照比证，中国人一向如此处理事情。他们把你的证词和你兄弟姐妹和其他任何跟你有一点关系的人的证 词来作对照，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资料袋。他们要让你明白，他们对你知道得多么事无钜细。“可是你哥哥是这样说的”，审问者会说，“你怎么不记得 啦？”因此，你就会开始思考：他们真的什么都知道吗？我哥哥真的告诉了他们那件事吗？我还应该坦白到什么程度？
这十天之内，多卡和殷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多卡特别礼貌，她说起话来就象一个非常有教养的拉萨姑娘一样。有一天他们又让我在记事本上签字，多卡随便挑了一段念给我听，以便确证这些记录是正确的。我在上面签了字，并且用拇指在最后一页画了押，他们把本子拿走。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殷主席说，“那就是你跟印度间谍仁曾之间的关连。”
房间里的气氛起了变化，多卡开始称呼我“反革命”，殷指责我在拉萨起义中扮演的角色。
“我已经跟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们了！”我说。
殷重击我的脸，两个守卫上前按住我，让我跪在地上，并把我的头往下按。殷把他的脸凑到我眼前，反复地要我“坦白”。他把手枪拔出来，顶住我的太阳穴。
“这是你唯一的一条路”， 殷说。
这时，我感觉宁愿死，也不愿再受这种折磨了。我喊道：“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殷退后一步，多卡开始踢我，守卫咒骂我，并且用绳子把我的手绑起来。他们把绳子绕过梁，然后把我吊起来，我当即昏过去了。再度有知觉的时候，发觉自己躺在地上，手和脚已经上了镣铐，殷站在房子中央。
“你的案子非常严重”，他说。“我们跟你还没有完”。
“你是个顽固的反动份子”，多卡接着说，“我会毫不犹豫地枪毙你”。
到了1960年的夏天，审讯终于结束了。殷和多卡不再继续问我仁曾丹巴大师，我被带回到寺院的天井中去。首先让我十分地吃惊的是，所有的僧侣们看起 来都憔悴衰竭，好像心中的火焰已经熄灭了，大家一脸茫然，默默无语。我几乎认不出那些老朋友们了，他们能够认出我吗？现在大家都穿上平民的藏服了。
我们一共七个人被领出寺院，走在寺后面的小道上。手被绑在身后，七个人绑在一起，一条长的绳子把我们像登山者那样，串连在一块儿。我们往帕南走去，我听到很多人的喊叫声，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的继母、父亲、兄弟和姐妹，我低着头往前走。
我们被带到一个叫罗布昆泽的小寺庙去，这个寺庙离帕南只有几小时的路程。我在新社会的牢狱生涯开始了。
注：Lord Wavell 是当时英国驻印度的总督，也是1945年希姆拉（Simla)会议的召集人。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