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最终卷）

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为纪念第十届九一记者节而作

今天是第十届记者节。回溯这个节日诞生的历史，这个节日适合全国人民余舆论界争取抗日自由、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分离不开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继之以“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激起了汹涌澎湃的全国救亡怒潮；当时各地新闻记者亦都争先恐后，卷入这一怒潮，并纷纷向国民当局要求开放言论自由、停止压制舆论、保障记者抗日权利。至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国民党当局乃发布了《保护新闻工作人员及维护舆论机关》的命令。在群情迫切要求之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有此表示（虽然在这一命令发布后，国民党当局仍继续压迫和摧残抗日的记者和舆论机关，如史量才的被暗杀、杜重远的被判处徒刑、大中生活等十四个抗日刊物的横遭封闭等），这乃是全国抗日人民和舆论界艰苦斗争的初步结果。嗣后“九一”这个日子，便由全国新闻界定为记者节。每年此日，全国新闻记者都要检阅一下自己为抗战服务的战斗力量，以及和全国人民一起，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发扬抗战的和民主的舆论的途径。因此“九一”不仅是记者的节日，而且也是全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节日。在抗战初期，政治比较进步，国民党当局对于舆论界的压制曾一时减轻；各地新闻事业，特别是在武汉，曾呈现了一番蓬勃的气象，对于发扬民意、动员民众，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曾几何时，在武汉失守以后，反共倒退的逆流即随之而来。几年来国民党内反动派钳制舆论、摧残民意的行为，日甚一日。到了现在，大后方舆论界已经奄奄一息，形成了正气消沉、邪气高涨的可痛现象。在今年纪念九一节的时候，我国的新闻事业正经历着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统制政策，口口声声强调“战士统制”之必要，又把这种统制描写成为“三民主义的新闻政策”。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在“战时”，是在抗战的进程中，而抗战正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照国民党的说法，它的新闻统制，似乎应当符合于抗战的利益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然而事实上怎样呢？孙庞等逆率部投敌，吴逆开先奉日寇之命回渝进行诱降活动，逆迹昭彰，铁证如山，国民党宣传机关却不特隐匿其卖国罪行，反而曲加辩护，称之为“刚强坚贞”、“矢忠矢勇”。第五纵队托匪张涤非等九个人开会十分钟，假借名义，狂吠反共，挑拨内战，破坏抗战，为全国正义人士所不齿，国民党官方通讯社竟将张逆通电广为传播，勒令各报照样登载。八路军新四军转战敌后，抗击在华日军百分之五十八，抗击伪军百分之九十以上，它们的战报是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所引领乐闻的，然而国民党当局竟千方百计加以封锁，严禁各报登载。显而易见的，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种新闻统制的方针，倒很象是为了准备投降日寇哩！在后方，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政治主张横遭压抑，不许在报上发表，甚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 “解放”“国共合作”“各阶层的人民”“少数民族”“三民主以为今日中国所必需”等，都被认为“谬误名词”，都在禁用之列；而颂扬法西斯独裁的谬论反而受到纵容和包庇，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据民国廿六年政府统计，当时全国报馆又一千零三十一家，而到了卅年十一月，据国民党中宣部统计，大后方报纸获得核准者仅二百七十三家，而去年一年大后方报章杂志被封闭者竟达五百种之多。尤可痛者，新闻记者的人权人格毫无保障，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派遣大批特务混入新闻界胡作妄为，另方面对现有记者的威胁利诱，无所不至，一起使他们俯首帖耳，供其驱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大后方的新闻事业已到了空前衰落的地步，而这种现象，又正是实行独裁、摧残民主的标志。这样的新闻政策，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权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者到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的法西斯新闻政策呢。就民生问题而言，让我们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河南灾荒，来再次说明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是怎样执行的。河南灾况的严重为近百年来所未有；凡有人心，闻之莫不同情。衡以常情，当局正应督促各报据实披露，向海内外大声呼吁，庶几可以筹集巨款，救济三千万灾黎的生命，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些元气。奈国民当反动派，为了粉饰太平和掩盖其救灾不力的责任，竟令国民党报之拒绝登载舆在的消息，同时却大吹大擂，发表宋美龄宋子文等在美国和英伦不负责任的言论，说“中国没有灾荒”，一直欲盖弥彰，腾笑中外。而国内报纸竟有因发表为豫省难胞呼吁的文字而遭处罚者（今年二月二日大公报发表这样的社论而被处罚停刊三天）。这样的蔑视难胞痛苦，　丧民族元气的行为，诚不知国民党反动派用心何在？此外，如囤积居奇的头子不准揭发，贪赃枉法的大官不准批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生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倒很像唯恐我民族还有抗战力量，所以亟亟于恶化民生、摧残民力呢！综上以后，今天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戴上三民主义的帽子，但实际上和革命的三民主义并无任何相同之点，这种反动的新闻统制政策，是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对敌准备妥协、对内厉行独裁的整个政治方针分离不开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推行这整个反动的政治方针，就必须统制舆论，垄断舆论，是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希特勒说：“利用报纸，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希魔这种愚民的办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的蓝本。和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完全相反的，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新闻政策。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各界人民都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而汉奸和法西斯第五纵队则不但没有发言权，而且遭受严厉的镇压。各种报章杂志及其他宣传品，只登载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主、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消息言论，而破坏抗战、破坏民主、拥护法西斯的文字则绝对不准发表。报纸和人民大众维持着密切的联系；除了职业的新闻记者深入民间采访以外，还有大批的工农兵通讯员经常向报纸投稿；记者们在前线一面工作，一面战斗（如何云同志即为其中英勇牺牲者之一），在后方则于业务之暇，积极参加生产。这样的新闻政策，才是抗日的和民主的新闻政策。在大后方，亦应当实行这样的新闻政策，但是这有什么希望呢？今天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其手段之毒，为害之烈，有过于袁世凯、张作霖等北洋军阀。袁张等屠杀少数异己记者,已经闹得全国骚动，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更进一步，企图窒死整个舆论界，拔去全国人民的喉舌，使整个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失去灵魂，成为独裁政治的驯服工具。此种政策，若让其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则不特全国新闻事业有毁灭之危险，而且民族正气将被　丧无余，抗战大业亦将遭受不堪设想的损失。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无怪大后方舆论界，对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提出纷纷抗议！在今年纪念九一记者节的时候，全国热心抗日、爱好民主、仇恨法西斯的记者们和同胞们，应当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并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开放言论出版自由，停止对任何抗日报纸的无理压迫，取消强迫登载中央社造谣电讯的办法，根绝破坏抗战和宣传法西斯的言论，严格取缔混入新闻界的特务棍徒，保障记者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权！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临了！墨索里尼已经倒台，希特勒岌岌可危，日本法西斯的失败亦在不远。我国以希、墨为师的人们，如仍一意孤行，必难逃避身败名裂的悲惨命运。让我们加倍努力，为抗战和民主而奋斗吧！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9月1日



为中国经济的民主而斗争

为了迎接政治协商会议，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发表“对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书，全国工业协会亦于日前举行座谈，提出很多极其宝贝的主张，经济界人士之积极预闻国事，实在是一件使人十分兴奋之事！今天经济界人士之积极预闻国事，并不是偶然的。抗战打了八年，后方的生产事业是在沉重的管制政策的束缚之下，半死不活地在挣扎着。胜利到来了，一些硕果仅存的工厂，不但未曾复醒，反而在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中，遇到更严重的灾难。中小工业不要说，就连中国兴业公司、渝鑫钢铁厂等十余家规模较大的工厂，亦在这个时候，颓然倒下了。政府对于这个局面的做法是：把收购生产的贷款，变为收购机器和设备的贷款。这种办法意味着当局所着重的，不是怎样为工业界打开一条出路，而是乐于为他们送终！在他们心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垮了不要进，有强大的外国资本可以来中国投资；中国的民间工业垮了不要进，有居高临下与外国独占资本结不解之缘的官僚资本可以在各重要生产部门勃兴起来。在当局的这种打算之下，中国民族产业的生存自然发生问题，也就使他们不能不起来抗争了。“苦干不问外事的作风走不通了（李烛尘先生语）。”今天的中国经济的确使人担心的。官僚资本和外国的独占资本贪婪地进行无情的袭击。薄弱的中国民族资本原来是以轻工业为依据的，但现在收复区中的棉毛丝麻等，几乎全部国营了。在官僚政治下的所谓国营，其实就是官僚资本的“官营”。因此，不少人担心中国的工业将来会变成日本那个样子，全国的经济命脉由几个大财阀所独占。这种看法自有其中肯之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战前的日本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的天皇和十六个大财阀并未成为另一个国家的独占资本的附庸。中国的情形，恰恰与此相反，如果离开外国独占资本之支持，则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不容易发展到支配与操纵地位的。所以假如继续在买办和官僚政治之下，中国经济就可能变成日本和印度的混合体。中国将要走什么路？在政治上是真民主对不民主或假民主的斗争，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自由的国民经济对官僚资本和外国独占资本所垄断的半殖民地经济的斗争。中国的人民大众（连民族企业家在内）争取前一条路，而少数反民主的买办官僚，则想把中国拉回去走后一条路。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一意和中国的人民站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与合作经营三者组成的”。二个月前，周恩来同志在星五聚餐会上亦指出：在这三种资本中仍然是私人资本占多数，今后中国必然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我们要反对的是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与侵略资本。（反对侵略资本并不就是反对利用外资，我们是在不妨害中国主权之下，欢迎外资的）我们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态度，是和全国经济界（特别是民族工业家）一致的。或许有人把我们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的主张，当作在野党的宣传吧，过去数十年的教训，特别是当局这种“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教训是这样的，诚然使人民对任何人不敢轻信。我们的的确确认定中国必须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我们的政策处处着眼这一点。在陕甘宁边区与华北华中广大的解放区中，新的富农经济是在农村中发展起来了；一些地主的资金转移向工业投资了，中小型工业大量地在每一个角落长大起来了。我们在民主的解放区中已经这样做，我们决心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其他各地去。如果没有国民党当局的内战与封锁的话，我们是欢迎后方与收复区的经济界人士，去参观，去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做的。正如政治一样，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转扭的关头。我们欢迎产业界的代表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为经济民主而斗争；我们欢迎全国经济界的人士在会外在各地为这个问题而努力。在这里我们和你们的见解差不多是完全一致的！一个政治民主的中国不能不是一个经济民主的中国。我们将同心协力为中国政治经济的民主而斗争！

　　　　　――＜新华日报＞社论1945年12月31日

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

　　　 ――祝第二届联合国日

自美国总统罗斯福去年宣布以六月十四日为联合国日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年。去年有二十八个国家庆祝这一个节日。纽约曾有五十万人的空前大游行。今年联合国胜利在望，全世界对于这个节日的庆祝，必定更加热烈，更加盛大。人类的命运，现在处在决定的时机。决定人类的命运的，乃是此次大战的结果，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此次全世界人类反对法西斯野蛮侵略者的神圣战争中，我们中国进行了对日抗战六年之久，尤其是以劣势武器在敌后坚持至今的游击战争，乃是我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伟大奇迹。我国六年的抗战，诚如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老早就指出的那样，一改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由于卖国贼汪精卫之流把持国柄，勾结轴心，对外屈辱，对内反共，我中华民族曾被人看做卑怯无能的劣等民族，但是经过了六年的团结抗战，我国却已经被列入世界四大强国之林了。这种铁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起就主张的对日抗战乃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当时主张屈辱投降的卖国贼汪精卫之流是何等可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我们庆祝联合国的胜利，庆祝人类正义之胜利，也庆祝中华民族的强盛，庆祝抗战的胜利。反对法西斯，不仅为了人类的现在，而且也是为着人类的将来。现在所进行着的世界战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在民主的旗帜之下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者赞成最广大的民主，这是无庸多说的了。而此次世界战争爆发后美总统与英首相同拟的大西洋宪章，也规定了人类的四大自由，和免除一切穷困与恐怖。联合国日发起人罗斯福总统在去年今日的演说中，再一次强调了维护人类四大自由的必要，他说：“信仰人类共有之四大自由，乃吾人与敌人之主要分野。”又说：“人类共有之四大自由，乃人类所需要之要素，正如空气、日光、面包与食盐之不可须臾或离，剥夺人类所有此等自由，则彼等必将无法生存，剥夺其一部分自由，则其另一部分必将枯萎。”我们庆祝联合国日，就要维护民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乃是为了拥护民主，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原则，它对外则主张“亚利安种族至上”或“八　一宇”的并吞，对内则主张“盲从领袖”、“全民政治”、“全民经济”的独裁，反对共产党，压迫人民大众，一切民主自由被它摧毁无遗。不剿灭法西斯主义，不确立民主主义于全世界上，即使这次战争胜利，还不能奠定人类永久和平。现在与将来不能分离，抗战与民主亦不能分离，原因就在于此。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样，完全赞成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党员所参加的地方政权中，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并把民主政治的原则具体化，这就是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并坚决主张：民主的政治原则应在全国实现，这不仅对于现在的抗战有很大好处，而且对于全人类也有很大好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民族，因为我国有很高的国际地位，我国的一切设施会对全人类发生极大的影响，对于将来的世界和平发生极大的影响。可是，正在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时候，正在全世界高唱民主自由的时候，正在法西斯侵略者快要倒台的时候，在我抗战阵营之内居然有人提倡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怪论，这岂不是奇怪之极么？这些人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以“中国文化至上”来代替希特勒的“亚利安种族至上”。对中国以外的民族，重唱汪逆精卫的“以中国文化融化外族”的胡说。对中国国内，重唱希特勒的“全民政治”“全民经济”“全民战争”和“盲从领袖”的滥调。这个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完完全全像希特勒主义一样，公开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它也同希特勒主义采用同样的排外手法，自称“继承民族传统，排斥一切外来思想。”在实际上，它对于中国的传统，只继承了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等奸贼之特务政策的传统，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反对太平天国媚事反动清朝的反革命之传统，继承了一切唯心论的反动学术传统，它所抛弃的，却是民主精神的传统，却是岳武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传统，以及中国五千年来学术史上唯物论的优良传统。对于“外来文化”，它所真正要排斥的乃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等进步的思想。而它在“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面具之下，偷运进来的，乃是大量最丑恶的法西斯主义的私货，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私货。中国法西斯主义者之所谓“继承民族传统，排斥外来思想”，实际上就是继承中外文化中一切丑恶方面的大成，排斥中外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分。这就是现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们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之内容。这种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居然自称为“三民主义”，实在可笑之至，实在是诬蔑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学说的民主精神，实在是诬蔑了中华民族。我们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对民主自由的憧憬，对人类光明前途的希望，我们心中也充满了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要在全世界扫清这个毒素，当然也决不容许它在中国猖獗起来，以致将来再陷我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地步。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政治代表们企图提倡法西斯主义以毒害我民族的时候，为了使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我国文化界就有一个极其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加紧进行反法西斯的教育。这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如果那样设想，以为当前民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着反封建，就会走上另一极端，犯另一种错误。当前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乃是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如果有一时一刻忽视或忘却了这个现实，就是不对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民主教育，乃是具体的、适合中国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今后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需要的那种民主教育，不能把它抽象了解为一般的民主教育，一般的反封建教育。应知这种民主教育，不应成为一般的反封建的教育，而只应为了抗日的目的成为一般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特殊地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否则，我们的教育就脱离现实，脱离当前的战斗任务。其次，应该把这种教育，安放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现实的基础上，而不应把这种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词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爱、文化与科学的发展等）的基础上。在这里，我们也应紧紧地记着：民主与抗战是不可分离的，将来与现在是不可分离的。正确的进行抗战与民主的教育，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这就会大大的增强力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这就会促进人类正义的胜利，促进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就会帮助奠定将来的世界和平，和独立的新中国之建成，这才会更加提高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而对全人类的和平幸福作更大的贡献。

　　　　　　　――＜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3月14日

蒋夫人论民主精神

根据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宪政将在抗战胜利一年以后再实施。也就是说，至少今后数年中，还是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可是，就是在这个时期，人民还是时时刻刻关切和需要民主的。蒋夫人前晚在蒋主席招待国民参政员的宴会上，曾把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和美国的民主精神，带给了国民参政员，并且也提到中国需要的民主精神。报纸上登载的虽然很简单，但是，已经很值得注意了。的确“今日世界有两种政治思想，一种是民主思想，一种是轴心思想，”也就是法西斯思想。这两种制度和思想是对立的，尖锐地在斗争着，而且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二者之间是没有中间的道路的。不民主，就是法西斯，或者，就会逐渐走上完全法西斯化的道路。“法西斯共和”，是墨索里尼的把戏，是对法西斯的掩饰，是对民主共和的讽刺，那还是法西斯，同盟国也是一样反对它的。我们中国既然列入民主国家的阵线，就要认真走完全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我们反对轴心，就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关于民主精神，要说和可说的话很多。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的讲几点意思。蒋夫人在报告中说到“民主国家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以后，即可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同时，她还提到对政府事务要常加批评，这种批评，要负责任，也就是说，“必须于批评之后附以改正的具体意见”，“使政府接受意见而有所遵循”。这是非常正确，非常重要的。要这样，就须关联到几个问题：首先，人民要有意见。这是不必多加讨论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政府事务的各个方面，因此总是有意见的。好的，它们也会称赞和鼓励，坏的，它们也会批评和指责，而且，也会提出意见来。其次，要使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这点就比较复杂。一方面，要人民能够说出他们的意思来，如果有一肚子意思，没有地方说，或者没有办法说，那就谁要想“知道人民的意思”都无从知道起。另一方面，人民有意四，不管他说得出说不出，还要政府中人愿意知道才行，否则虽然人民的意思到处都是，应知道的人却还是不会知道。所以，一定要人民敢于说话，政府鼓励人民说话，热诚的去“知道人民的意思”才行。最后，人民敢说，政府愿听之后，还要政府积极的“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才能使人民的意思不落空。要实现蒋夫人提出的很好的意见，这些问题，是应予注意和解决的。总括以上各点，我们再着重的提出以前曾经提过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和政府，都要有自尊容人从善如流，过勿惮改的精神。自己看重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对政府事务的批评和具体建议，同时，也要愿意不掺杂些毫成见的容许别人发表他们的意见，不应该固执错误的措置。应该勇于改过，不能一误再误。而正确与否，又必以“人民的意思”为最高的裁判者和最后的依据。蒋夫人提倡负责的批评和负责的接受批评，确是切中时弊的意见。我们愿和全国舆论界一道，欢迎和支持这个意见，并尽力协助政府采取具体步骤，使之实现，培养起民主的冯起来。

　　　　　　――《新华日报》社论1943年9月22日

国父诞辰纪念

今天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七七诞辰。国父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他奋斗一生，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他手床的三民主义，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的人民能够过自由、平等、幸福的日子。国父是最能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政治家。所以，他能够根据实际的情形，不断的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而这种充实和发展，都有一条明显的线索可寻，那就是一切为了人民，并决定于人民。国父为了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坚决的反对过陈廉伯的法西斯党和一切叛逆，反对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反对过一切军阀专横,也反对过段祺瑞做了执政后召开的善后会议，因为这个会议不是他所主张的国民代表会议的预备会议，代表是由段祺瑞指派的，而不是由各军队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民主的选举出来的。国父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英明果断的采取了很好的政策，从对内到对外，从国民党的改组和与人民特别是劳动大众的结合，以及与革命政党的联合，到确立对外政策，着重中、苏亲密邦交。国父为了他的这些主张曾经以他的伟大辩才折服那些怀疑的人，也以他的伟大的人格，感召那些认识不清的人，也以他的伟大的斗争精神，责斥了一部分反对的人。国父的主张终于是胜利了！事实也证明了国父是完全正确的。国父是中国民主主义的旗帜，是中国认真走上民主政治的大道的明灯。现在，我们应再对国父的遗教，作进一步的研究。国父对人民在中华民国的地位，曾经不惮烦的说了又说，解释了又解释。他问：“中华民国之建设，以何为基础乎？”他的回答是：“以人民为基础。”“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副其实，必要这个国家是以人民为主。”这就是说，不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不谈建设则已，要谈建设，就一定要“以人民为基础”。尤其是在政治上，国父曾经这样尖锐的提出人民为主的问题：“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见国父演讲＜释自由＞）。“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这样的民主思想，是贯澈在国父的每次演讲和手拟的每个文件中的。解释什么是政治时是如此，阐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欧美的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民主不同，而为一切平民所公有时，也是如此。所以，国父对民主政治总说是全民政治或平民政治，而且，总千叮万嘱的说：“夫主权在民之规定，决非空文而已”，一定要名副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铭记和求其实现的。国父对民主政治有这样明确的定义，所以他对人民参加中华民国的建设具有莫大的热烈的希望。国父不怕人民，不疏远人民，相反的，他接近人民，代表人民，鼓舞和动员人民。而国父在对政党问题上，也有其民主的独到的见解。国父说：“政党之作用在提携国民，求进步也。甲党执政，则甲党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野时，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焉。”国父主张多党并存，并确定了在野党的监督地位和纠正的义务，协助的责任。同时，更对什么是“良政治”“良政党”有这样的指示：“能使国家进步国民安乐者乃为良政治。能使国家进步、国民安乐之政党乃为良政党”。而国父对政党间的竞争，是非常重视的。当然，这里说的竞争又是以谋国家之进步国民之幸福为唯一中心。国父说：“谋以国家进步国民幸福而生之主张，是谓党见。” 其他则为私见，“因此而生之竞争，是谓党争。”其他则为私争。“党争可有，而私争不可有。党见可坚持，而私见不可坚持。”（以上均见国父所撰＜国民月刊出世辞＞）国父在这里，用极简单的话，把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运用，阐述得很具体而深刻了。在这个原则之下，国父还曾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这样具体的问题，提出了指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体系之不同时很明白的。然而两者对今天中国的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的认识，又是一致的。国父看到了这点，才肯定的说，共产主义对三民主义是“一个好朋友”。这些问题，在今天来重新恭读国父遗教，是更有实际意义了。我们的抗战，正处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局势中，同时却也还有一段极艰苦的路要走。只有团结，才能渡过这段路程，在纪念国父七七诞辰的日子，全国一致来重读国父关于民主团结的遗教，并努力实行，实为加强团结，克服困难，走上胜利的顶好的办法。

　　　　　　　　――＜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2日



民主原则·张申府·

差不多很象桃乐娣·汤普孙女史新近所说“有一种绝对的逻辑在历史上”，几年之前我曾深深第感到：天下有一定的道理，不为尧存，不为舜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当然在这些道理是什么，有多少。一切学问，自哲学以致科学，所从事的，至少一部分就在把这些道理发掘出来，而且弄个清楚，说个明白。同样，也象尤里安·赫胥黎博士新近所说的“达尔文拿他不多的几条原理把人与所有别的生物都联络在一个必然与变化的共同之纲中”一样，世界随时都有个大势所趋，为任谁所不能逃。现在整个世界的大势所趋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二字……这些年来，对于民主虽然有种种看法，种种论调，但现在联合国方面却公认为这次之战争是争自由与民主之战。所谓法西斯，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是与自由于民主整整敌对的，都是与自由与民主势不两立的。而且凡是压迫自由妨害民主不讲理性的东西，不管有多少样的方式，都可归入法西斯的畴类。法西斯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也同时是极端封建的、落后的、倒退的。这也是今日所有进步的懂得民主的人士所能公认。但是现在还是要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平安么？这也不是的。现在所求的实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进步，实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发展。现在许多人都晓得了：要想安全，必须进步；要想稳定，必须向前发展。盯衡全局，观察世论，很可以看出，有好几点是现在世界许多人都同意了的，或认为无可如何的了：第一．现在是正过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而且是一个人民的革命的时代。或者甚至说，这种革命是人民的，而非一个阶级的。第二．民主必须扩张，必须由仅仅政治民主扩张到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如经济上社会上不民主，所谓政治民主也就是假的。假民主一定站不住。也可以说，非整个民主即无民主。民主决不等于代议制或放任主义的经济。第三．“经济人”要代以“社会人”，经济人的时代要继以社会人的时代。社会必须是有机的；必须不是各自为富，而是共同谋福的。因此有人还说，今日的民主必须是“有机的民主”。如果孔子曾以仁为人类关系的最高理想，而仁字可以最活最能感能生为界说，那么，道路不管还要怎样曲折辽远崎岖，人类社会究已在向之而趋。这一层是与前层有似相反相成的一种情形。第四．社会各方面，特别象经济方面，科学方面，设计或计划化Pranuing必大流行，必不得不大流行。这也可说是与自由民主相反相成的。设计或计划化其实并不违反自由民主，宁可说是自由民主更进一步的具体表现；或更好说，设计或计划化可以使得自由更圆满地具体实现。当然，要圆满作到民主的设计或计划化，也有它少不了的条件。第五．战后必要有一种国际组织。有的且说，最好即以今日的联合国为基础。关于战后永久和平的计划，近年真是甚嚣尘上。连带地，为从一种根本克服过分民族偏性而作各民族各文化传统间的精神连锁的国际大学，也正为世人所注意。只是关于那种国际组织的如何构成，如何产生，尚是众说纷纭，难衷一是。与我最同心而非开玩笑的罗素先生今春在一篇美妙逻辑切实周到的大文＜战后世界的若干问题＞里曾郑重地说：“开始的国际权力机关应由合众国，大英共和国，苏联，与中国而成。它们四国应结成一个随时可以邀请别的国家加入的联盟。” 读来最足令人兴奋。总之，仍沿旧日的此疆彼界，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不行的了。不能各自为战。各自为治也明白是不行的了。民主必须兼是国际的。凡此种种都是今日全世界大势所趋的一种意义的根本方面。本来，纵然今日全世界真觉悟的人还不太多，就是许多觉悟的人觉悟到的程度也很有限。但大多数人都已觉悟到了几千年前已经揭穿的一种情实。那就是：人与人差不多。“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只是有的人身量长的高一些，看得远一点，早一点。有的看得早一点，也就说得早一点，因此常会招出横祸来。有的则有知也有养，虽看到了也不说。现在许多人都觉悟到了：将相本无种，舜时任，予也是人。在这种情形下你还得限定某些人只得被治，只许“由”不许“知”么？而且人与人虽有差而不多，不但是中国的古调，尤其具有现代科学的事实根据。在这种情形下谁竟还要我智自雄、唯我独尊？致落得枉费心机，徒劳无补。法西斯的种族论固久已被世界的人类学者与生物学者驳得体无完肤了。举一个绝重大的东西，当然是众擎易举。对着一个明非个力所能胜任的东西，也一定不会有人偏偏要独力支撑，而不虞举鼎折膑……众力成城，众口铄金；耕常问“奴”，织当问“婢”，本也是流传至今犹可记取的中国古训。说到中国，民主几乎成了今日的万应方。在这个由世界的大势以致国内的大势所趋之下，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中国今日不但在政治方面，就是抗战反攻上，经济财政上，以及教育文化上，乃至社会别的许多方面，实在无一不需要民主，无一样没有民主能够解决其困难。国家有困难，当然应有全体国民来担当。但如使其与闻一且有关情形，使其对一切有关事情都有置喙之机遇，都有尽力之机会，纵令担当困难，忍受痛苦，也当可以心甘情愿。人总是对于自己有权过问的事才最起劲。而况是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事。民主决不会就妨碍集中领导。反过来说，也一样。在大多数人的内心中，所以眼前今日就应实施民主者，最主要的缘由，本是为的民族，本是为的解救民族空前的危难。本是为的实现最圆满的民族统一。而具体言之，实在尤在为的动员，尤在为的发动一切人力以及物力。抗战反攻上，经济财政上，所以都需要民主作对症药，也就是主要因为这个。实际上，今日国内有些地方试行民主，传说收了不少的效果。抗战上、经济上、以及教育文化上、社会关系、人民生活上，据传都有不少的成绩，至少大部分也当是由于这个。一言以蔽之，必都是动员了民力；弄机会使大多数人民都自觉了的缘故。去年十一月英伦名流、学算习律出身的经济学家、牛津大学院长贝维里治·威廉爵士提出轰动全世界的社会安全计划，所谓关于社会保险的报告。他本认为应该怯除或攻击的巨恶共有五项：穷、病、愚、脏、闲。这五恶在中国岂不更要用大力来扫除。以贝维里治博士特认为根本的末项，闲，而论，试问在中国今日这样需要人力的时候，有多少人力不是都不得其用，或用的不得当，以致许多时间精神，都白费了！汰太（或汰汰）与废费（或说废废），实在同属人类最最重要的问题。不要闲置人力，或把人力用的不经济！但这决不是一般所谓做官或出仕的问题，且也不仅仅使“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问题。实在更在使一切人力都发展到、施展到可能的最高峰。使一切人潜藏的才干可能都得到最圆满的发展实现――这就是今日所谓民主的根本精义之所在。用另一个说法，民主本就是使人人都平等自由（注意人人两字）。假使，根本上，没有言论自由出版集会结社以及思想信仰研究讲习的自由，是必说不上民主的。但所谓自由并不只是让人人随便，解脱一切要不得的情事，就像贝维里治的五巨恶，以及忧愁，危险，或如罗斯福所说的匮乏与恐惧，等等。而且更要给人人以机会，使得人人都能尽量地发展发挥发皇其才其力其业。――推到极处，两层本也并无二致。也可以说，民主的出发点就是集体，就是与人为善，也就是认人人都可以为善，也使人人事事物物都得其所。因此，假使有一人不得教养，一夫不得其用，一分力不出于身，一货委弃于地，一贤一能不见选，一事不信不睦，一物不为公，那就都算不得充分的民主。那么，在今日中国，谁，什么党派，怎样作法，在原则上，最有使中国民主的可能呢？那它至少也要具备三个根本的条件。第一．必须是中国的。――这些年来，许多方面都有“中国化”的呼声。似乎直到今日为止，在这方面并没有很走上轨道。但是如果在中国，对中国事，而不由中国人以中国为第一位；所采取的办法不扎根在中国的本土，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必不免多少隔阂。如此，要想把中国整好？究竟是事实上难以置信的事。文明犹如酿得好的酒，文化则如多年的陈酿。一种文明几千年蕴集下来的气息，本不可能也不能完全抹杀。不过，中国的优良处究竟是些什么？虽还不无有待于理董，有待于表扬，但关根本总目，倘有虽流行而实不伦不类、不合中国真正传统与时代的，也不容不即行不努力矫而正之。消纳世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利用世界一切利用的利器，自也同属绝对的必要而分当。第二．必须是独立的。要想国家（民族）独

团结与民主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这是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合并了七个关于巩固团结集中人材增强抗战力量的提案，加以审查后，曾经过相当剧烈的争辩，可见全国忧时之士对这个问题的注意与关切。谁都应该看清楚全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伟大团结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强盗的有力保证，历史曾证实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敌人也对它有深刻的认识。然而团结是和民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民主，人民的权利没有保障，群众团体没有发展的基础，全国的优秀人才不能发挥他们的力量，那么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够震撼敌人营垒的全民的团结。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团结在民主精神的周围，在法律上得着应有的切实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的同等的待遇，才能够巩固全民的团结，才能够产生真正伟大的力量。这条治标办法的重大意义，也就在这里。无论什么条文，它的价值要看它的实行程度怎样，否则它的作用将等于废纸。全体参政员是怀着无限的忠忱与热诚，全国人民是那样焦急地渴望着这一个足以转移我们祖国命运的办法能够快些实现，过去一切足以妨碍团结与民主的设施应早日绝迹。我们的政府不应漠视广大人民的要求与希望，也只有依靠着精诚的团结与广泛的民主，政府本身才能够强大进步，完成解放全民族的伟大任务。为了实行“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就应该在严重的民族压迫横加在我们身上的今天，消灭内部妨碍团结的现象，因为一个对内不能团结的民族，就不能在对外战争中获得胜利。波兰亡国的惨痛教训，就是摆在眼前的明显的事实，虽然它军事惨败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但我们应该认清在民族自卫的革命战争中，脱离了广大的抗日人民，是十分危险的。而且是对抗战不利的。仅是在消极方面停止对抗日的人民、团体、党派的各种限制、取缔是不够的，虽然切实做到这一步已经需要很大的决心与努力，政府要更进一步的造成全国人民能够在法律上获得政治地位上平等的一切条件，才能真正保证全国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什么是“全国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的具体内容呢？这就是说，全国抗日的人民要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出版抗日刊物的自由，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的自由，召集动员民众来抗日的各种会议的自由，研究各种学术思想的自由，信仰某种政治理想并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的自由。全国抗日人民要有参加抗战工作的权利，保持自己职业独立的权利，督促政府帮助政府的权利。抗日人民的自由不能受限制，他们的权利不能被剥夺。除了有真实证据证实了是犯了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罪的人以外，以任何借口来限制抗日的人民的自由权利，是违反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意志，也是法律所不容许的。这就是说，一切的抗日党派应有合法存在活动的权利，共同发展互相帮助的权利。抗日的各党派可以发表他们关于抗战建国的言论，公布他们的政纲，出版他们的报纸杂志，招收他们的党员。一切抗日党派及它的党员同样可以参加抗战工作和政府工作，可以彼此虚心研究别人所信仰的东西，选举自己的代表到各级的民意机关中去。因此如果组织对于任何抗日党派的阴谋破坏、暗杀、囚禁、逮捕抗日党派的人员，暗中限制取缔抗日党派的活动，不仅在政治上是决不应有的行为，而且应受到全国人民严厉的制裁。这就是说，一切的抗日军队和地方政府都是我们整个抗日力量的一部分，它们应该一样的被珍视爱护，受着同样的待遇。不能够因为某些历史的原因，而对一些抗日的军队与地方政府加以歧视，或给予许多困难和牵制。这种情形今后是不应该存在的。这些只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依靠了民主政治才能够团结一切的抗日力量，准备着在适当时机来到时对敌反攻，争取最后的胜利。团结与民主，这是我们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战胜强大敌人最可靠的武器。

　　　　　　　　――＜新华日报＞1939年10月5日

民主国家的武器――民主（节选）

目前，太平洋战争正处在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而希特勒又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春季攻势。在此形势下，民主国家用什么力量去抵抗敌人的进攻呢？地大，物博，人多以及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民主国家伟大的物质力量，是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充分发挥和尽量利用这些力量呢？“政治重于军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指导战争的是政治，发动战争力量的是政治。目前的世界战争是侵略的法西斯主义与反侵略的民主主义两大阵线间的斗争。前者的力量是建立在黑暗的法西斯政治之上的，后者的力量是建立在进步的民主政治之上的。民主政治是发动战争力量的推进机，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民主国家的武器就是民主――或者说民主政治。根据在哪里呢？首先，从战争的性质上说，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与民主政治不可分离的。因为民族解放战争是全民族的事业，如果不动员全民族就不能抗战，更不用说胜利；而要动员全民族就非给民众以民主权利不可，所谓“民主动员”就是这个意思。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全民族的命运，决定于全民族各个人的意志和力量，所谓“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又必须以启发和坚定每个人的战斗意志与发动和组织每个人的战斗力量为前提的。而要做到这些，却是以民主权利为起点，以民主政治为推动机，而最后则以民主政治为归宿。其次，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从世界政治发展史而言，正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与进步的民主主义的斗争，所以今天世界法西斯阵线与民主争先早已壁垒分明，尖锐对立。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就看到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潮流，是不可遏止的，所以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曾明白指示：“现在是什么世界呢？就是民权世界。”“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就种种方面来观察世界一天进步一天，我们便知道现在的潮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将来无论是怎么样挫折，怎么样失败，民权在世界上，总是可以维持长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们革命同志便下了这个决心，主张要中国强盛，实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权不可。”“所以我们在中国革命，决定采用民权制度，一则为顺应世界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的战争。”（见＜民权主义＞第一第二讲）民主政治、民主主义是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被略一段）。第三．民族战争之进行及其胜利，必须以民族团结为最基本的条件，而民族团结又必须在民主政治之下才能顺利进行与完成。以我国抗战，而言团结与民主的关系，正如林伯渠先生所云：“谁都应该看清楚全国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团结，是中国民族战胜日本侵略强盗的有力保证，历史曾证实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敌人也对它有深刻的认识。然而团结是和民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民主，人民的权利没有保障，群众团体没有发展的基础，全国的优秀人才不能发挥他的力量，那末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够震撼敌人营垒的全民的团结。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团结在民主精神的周围，在法律上都得着应有的切实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到同等的待遇，才能够巩固全民的团结，才能够产生真正伟大的力量。”就国际的反权利的团结而言，也以民主政治为它的基础和前提。今日反权利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不管其民主的内容和程度如何――就是很显明的。然而最复杂和最困难的还是宗主国与属领地间的团结问题。无疑的，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下，宗主国与属领地间可以而且应当团结。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宗主国与属领地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矛盾，因而要建立和发展双方的团结，就必须以减轻和适当调整这些矛盾为前提。而要作到这点，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宗主国必须改善其旧的殖民地政策，采取开明的新政策，就是说给殖民地以民主自由，这样才能团结他们，动员他们。罗丘宣言之第二第三条是有关民族自决问题的，而民族自决正是民主政治要求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要实现真正的民族自决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第四．民族战争也就是“全民的”和“全面的”战争，然而要作到真正的全民的和全面的战争，只有经过民主的动员才有可能。所以民主与动员，民主与加强战争力量是分不开的。去年我国国民参政会通过之重要决议案“促进民治加强抗战力量”，就清楚地说明了民主政治与动员和加强抗战力量的有机联系。大家知道，我国抗战的基本方针是“自力更生”，然而什么是“自力更生”呢？它的真实意义和内容是什么呢？“中国抗战，主要的是自力更生。如果一般的要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廿九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先生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谈话）“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 ……有人以为国家在对外抗战之际就要缩小民主(被略)，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这不仅从理论上言，正如中国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指出“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民力之发展，与民权之增进相为因果，故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为发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为增进民权之必要条件。”而且在事实上，我们还可找到许多实例来加以证明的。首先，从历史事实来说，远者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它之所以获得胜利与成功，推翻了路易十六的专制政治，建立了民主的法兰西共和国，这正是因为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的最急进的民主派，给予了民众以民主自由，因而发动了广大民众参加革命斗争，所以获得了胜利与成功。近者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它之所以获得胜利与成功，推翻了沙皇的统治，打退了列强的武装干涉，这也是因为俄国的革命领导者与革命政府真正赋予人民以民主权利，因而动员和组织了广大民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与战争，所以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与成功。其次，以最近的事实来说，当太平洋战局形势严重，英美遭受了初期的军事失利，于是在英国国会中和舆论方面引起了英国政府关于远东战时措置的种种疑虑和责难，特别对于英政府某部分阁员及远东负责者表示了极大不满。英下院一场舌战，因而展开。在一部分人看来，英下院这种民主的对于战争问题的公开辩论是不适当的，或将因而引起英国内政上的轩然大波，涣散了内部“举国一致”的团结，减轻了战时内阁的威信。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丘吉尔首相以英国传统的民主精神，坦白地发表了辩论演说，并要求下院作信任投票。由于丘吉尔公开地指出了过去的错误――如云“此等恶劣消息之中，实包含无数预测及行动错误与懈怠之故事，吾人俱不相信此项灾祸非错误与懈怠情事有以致之”；坦白地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如云“苟余对处理吾人之人力物力上有何失略之处，则负咎最大者为余个人。苟吾人未遣派大军至缅甸或远东其他地点，亦应由余负责”；积极地要求国会公开辩论并作信任投票――如云“下院倘不坚持其辩论之自由，并举行明确忠实之投票，则下院即系怠忽职务”等等。正由于丘吉尔首相这种尊重民主的精神与光明磊落的大政治家的负责态度，于是获得了下院的一致的同情，在投信任票中可说是的到了全体的拥护。（投不信任票者只一票）这一生动的现实，充分说明了民主政治的伟大意义与作用。

　　　　　　　――＜新华日报＞　1943年3月6日

论延安学校中支部对群众团体的关系

在群众性学校中，党的支部与群众团体，是并行的。假如说支部是从党的系统来保证教育计划的完成，则群众团体是以群众组织的力量来进行学生自治，各种课外活动及文化娱乐等辅助教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更生动。（如果我们不把教育仅限于书本上的知识的话）因此在完成教育作业的意义上，支部与群众团体是没有任何分歧的理由的。因此支部应该鼓励党员积极参加群众团体的活动，同时对这些团体必须采取团结、帮助和提携的方针，只要这些团体是符合于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并向学校履行一定的手续而且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的。群众性学校的学生，是来自各阶层各地域的知识分子，一般的说，除抗日救亡的目标是比较一致外，其观点其立场必然有所分歧。就是加入群众团体，也在某种程度内各怀有不同的动机。唯其如此，他们对民主作风格外重视，支部工作者应该掌握住这一特点，不仅宣布而且实际上尊重其思想的自由，（包括信仰）学术研究的自由，和作风上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延安是共产党员占优势的地方，学校里也如此。所以支部工作者更须具有恢宏的胸襟和宽容的器度，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得住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党中央曾有正确的对群众团体的政策，但如果在下面执行不善、手法拘谨，也会影响到这种民主作风的实质的。所以党员在群众团体中也只有以互相商量的互相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去求得各种不同意见之渐趋于一致，性急也是没用的。党内同志一方面尊重别人批评的权利，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接受别人正确的批评，另一方面也要阐明自己的信仰与理想，批评别人错误的意见，二者不可缺一。在党外同志来说，批评别人，被别人批评，这不等思想上压迫。在党内同志来说，如果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则不是民主而是尾巴，就永远不会把错误的意见领导到正确方向上去。只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在纷纭庞杂的意见上，以曲折的道路，使其一致，使其走向正确，这才看出领导的必要与党的意义。但是上面所说的领导，自然不是支部对群众团体直接的命令、指示，或在组织上的把持，而是要通过党员提出积极的意见，使党的主张贯澈到这些团体中去。领导的中心环节，就在于主张正确与别人相信这些主张的正确。而不是倚恃人多势大。这里的区别，就是“以德服人”与“以力假人”的区别。过去学校中由于个别党内同志存在狭隘的观点和拘谨的手法，致死党员与党外同志之间，涂上一层不和谐的气氛，而某些党外同志也固执于自己是“群众”因此对某些党员有过高的要求。后来党内同志和党外同志一齐积极参加与自己兴趣所近的群众组织，建立直接的正面的交往关系，这不惟冲淡彼此间存在着的隔阂，而且在团结上起了组织的作用。“共产党员有义务与党外同志合作，无权利排斥党外人士。”这就是党员对党外同志所采取的原则。学校中支部对群众的问题，就是现实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问题。因为来延安的青年有各阶层各政党的前进分子，有不同的社会关系，有不同的政治认识，有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在群众团体的选举上，必须广泛的容纳这些人。就是说这些团体的组成分子中，党员与非党员的比率，与这团体的领导部门中党员与非党员的比率应成正比例。这就是说，假如组成分子中党员占百分之三十，则领导部门中党员也只能占三分之一。后者岁前者的变动而变动。这可使保持各种观点的人，都有其真正的代表到领导机构中去。这对这些团体是有好处的……假如党员被选到领导机构中，则民主作风，宽宏气量，就有更高的要求了。一个工作上问题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协商、倾听党外同志的意见，取决于多数，明知解决问题失策，亦须以解释说服的办法纠正。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等不良习惯，都应该反对。万一有原则上的分歧，解释无效，则申明保留自己的意见，迨将来事实证明看。假如党外同志被选到领导机关，则党员须自觉的忠实于自己的工作，以减少领导者的困难。并进而设法协助领导者解决其发生的疑难问题，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全校性的人数较多的团体中的党员加以适当的组织，由支部领导使其多少具有党团的形式，这在延安的学校中还是必要。因为党员重视其所参加的群众团体，远不如重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这组织的任务应该着重在督促这些团体中的党员执行决议、遵守纪律、积极工作以保证这些团体的巩固和发展。显然这与一般的党团是有区别的。为要加强支部与群众团体间之联系，支部有关会议欢迎这些团体的代表参加互相交换意见，使得彼此依靠得更紧密。教育计划的完成，在学校范围说来是很大的组织工作。假如支部不把学生中半数的党外同志团结起来，步调一致，这对教育工作将是很大的损失！从此目的出发，则团结群众团体，团结党外同志，应当作为支部“保证学校教育计划完成”的主要工作之一。

　　　　　　　　――＜解放日报＞　1942年8月2日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广播

现在如果再问民主国家同盟和法西斯主义集团的不同处在哪里？简直是一个笑话。可是，原则容易谈，道理容易说，一定要言行一致的去做，方能表现出民主国家是在为民族自由民主政治而战，是在为消灭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而战。最近报纸上登载的两条新闻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条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西西里居民的广播。他说：“……但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以肃清占领区内的法西斯制度”，“任何方式的法西斯宣传将被禁止”。“盟方并将采取适当步骤，以中止西西里岛一切歧视种族与信仰的法律。宗教自由，则将维持，在无碍于军事行动范围内，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也将恢复，盟国又将采取步骤，以迅速释放政治犯。”另一条是法国议会议员庞德氏对记者的谈话。他说：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被略）“压制了法西斯化的‘法国人民党’和法西斯的公司和商号，这显著的在人民之中树立了威信和信心（被略）”。而北非民众更要求成立法庭，立即肃清和法西斯合作的分子。为什么盟国要采取上述各项办法？艾森豪威尔将军回答说：“这些都是重建盟方所不惜一战以保持的原则的明证。这些原则都是德国支配下的轴心领袖所反对的。”很显然的，法西斯主义集团是反对自由，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国家同盟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制度和思想）的，是坚持自由主义者和（被略）一切反法西斯主义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既然这样，就要在行动上以此为准绳。凡是民主国家，都要以最坚决彻底的抗战，来消灭侵略，消灭沦陷区内的法西斯制度和宣传，并从根本上消灭法西斯主义，都要团结国内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彻底消灭敌人的第五纵队，肃清一切和任何微小的法西斯思想和宣传。蒋委员长常说我国要精诚团结，他又曾在纽约先锋论坛报所主持的广播中，说到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正是发挥了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的不同。（被略）我们应时刻记住“德国支配下的轴心领袖所反对的”原则，时刻为“盟方所不惜一战以保持的原则”的认真实现而斗争！

　　　　　　　――＜新华日报＞　1943年7月26日



建立宪政规模

这一次国民参政会的伟大收获，除了更坚决的确定抗战到底的国策，粉碎敌人汪派汉奸的鬼蜮阴谋之外，对于抗战建国最具有意义的，莫过于实行宪政之决议。这一问题，在本届大会中，受到大部分参政员的关心注意。我们可以看出全国民众的提高民权加强国本的要求，是如何热烈地在第四次参政会中反映出来了。因此，详加讨论之结果，便有“（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有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的决议，而在大会的闭幕词中，更正确地址出：“敌阀正百计进攻，我自不丝毫自满。一切力量，皆须发扬；一切缺陷，皆须填补；本会同人详加审议之结果，以为提高民权，加强国本，应为最要之务。用是决议，请政府依照中国国民党过去之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建立宪政规模。”二年来的抗战，处处证明要打退敌人，只有集中一切人材，只有使每一个国民，“有一分心，一分力，都要为国家来贡献。”更具体地说，只有容纳个党各派人材，提高战时行政机构的效能；只有严令禁止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战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只有走上这条实行战时民主的道路，中国的广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动员起来。中国共产党一向就为着这种主张而努力，在这一届参政会闭幕前夕，毛陈等七参政员，就在他们的意见书中，历历提出这几端了。诚如论者所说，宪政之性质，不在乎条文，而是在乎事实。但是，我们要晓得：有利于抗战建国之措施，如果不明白地在根本大法上规定起来，则奸黠之徒，得以利用种种名义，进行破坏。张一　　参政员在其对议长的答词中所提出的“默察各地党政军各级人员，对于民众运动，往往有所歧视。道路传闻，尚有假借取缔与指导名义，摧残合法组织，钳制正当言论，拘捕热血青年”的事实，是使人不得不懔然的。制定宪法的目的就是要使这种现象能够根本消灭。但是为着召集国民大会来制定宪法，必须在现在就给各党派合法保证，以便在国民大会前各种党派参加国民大会的选举。有一些人，以为战时军事高于一切，不应有民主；以为战时全国上下之ç

新闻摘录并评论：毒奶粉无人去监督企业销毁

“毒奶粉”未销毁竟是技术原因

　　没人监督企业走完销毁和处理最后一步

　　含有三聚氰胺的问题奶粉，到底是如何在“潜伏”一年多后重新出现在市场上的？新华社前日报道说，销毁三聚氰胺奶粉很难，焚烧、生产水泥、填埋都遇到了问题，一些本该销毁的问题奶粉竟在技术层面被搁浅，“没有人监督企业走完销毁和处理的最后一步。”

　　2008年的问题奶粉为何有那么多没销毁？2月3日，陕西警方公布渭南一起乳制品三聚氰胺超标案件，早在2008年被要求销毁的10吨问题奶粉再次流入市场，真美公司即购买了其中的3吨。新华社记者发现，对问题奶粉的处理并没有那么简单。从2008年9月底开始，石家庄市就组织市内发电、热电和水泥生产企业进行环保销毁实验。但据知情人透露，对问题奶粉的处理尝试最后大多以失败告终：用作燃料对锅炉损伤太大，最后清理锅炉的费用还不如烧煤，作为水泥配料又发现生产的水泥不合标准，大批量填埋担心被别有用心的人挖出来……总之，一些本该销毁的问题奶粉竟在技术层面被搁浅。

　　　为什么三聚氰胺超标的乳制品还能卷土重来？行业监管存在哪些漏洞和缺陷？新华社报道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监管人员告诉记者，当时三鹿奶粉事件有牵头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处置，但在问题奶粉的处理这一环节并没有明确责任。当时各部门都在忙，农业管奶站、质检管生产、工商管流通，除了特殊时期的监管任务，还要建章立制，地方政府也是焦头烂额。一方面是暂时没有好的办法来处理，另一方面也是分了轻重缓急，但事情一拖就这样拖下来了。

　　　到底还有多少当年的问题奶粉没有被妥善处理？新华社报道说，根据公开的资料，仅当年三鹿集团尚未出库的婴幼儿奶粉就达到了2000余吨，而当时对这批奶粉的处理也只是四个字：全部封存。有关人士估算说，还有10万吨问题奶粉在市场上流通。并强调，该数字仅是“保守估计”。目前，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办公室已派出8个督查组，分赴16个省市区彻查这一事件。

博主评论：毒奶粉无人监督销毁，居然是技术问题，真亏得小共门想得出如此“销魂”的借口。我自己就亲手销毁过问题奶粉，数年前，我所在的公司经销的某国际著名奶粉有一个批次的质量出了问题，解决方法毫无争议-销毁。因为产品在我所主管的物流中心，所以是我协同物主一起负责监管。数量很不小的，有上千箱价值数十万的。

技术问题？可笑。销毁奶粉需要什么最新技术？首先将奶粉全部从容器中倒出大垃圾袋里，然后销毁包装物（避免品牌损失）。然后联系垃圾填埋场，交费，把垃圾袋运到填埋场，用挖掘机挖个大坑，将奶粉全部撒进去，然后用垃圾填满。工作就完成了，有技术问题吗？销毁奶粉需要特别的技术吗？要是害怕被人挖起来，那更简单，奶粉最怕的是水，用水均匀地浇一遍，神仙都挖不出来。

这是我亲手管理的，从头到尾都是，根本不存在任何难度。那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执政党和政府官员门居然还能扯出什么技术问题，实在是令人齿冷啊。环保问题？什么时候开始中共政权开始重视环境问题了？在大城市附近建剧毒化工厂的时候？垃圾焚烧厂的时候？还是把长江黄河都污染透的时候？还有上千人化验出血铅严重超标的时候？

也难怪，连政府总理都能公开推卸责任，何况下属？当影帝先生高举一只手指声称“企业家身上应当流着道德的血液”的时候，不正正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企业身上了吗？只有无能的饭桶才最喜欢推卸责任，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施行政策，当然只好推卸责任以自保。这个政党，这个政府，难道不就是这样一只硕大的饭桶吗？

毒奶粉事件究竟是企业的责任大还是政府的责任更大？绝对是政府。政府的唯一职责就是为国民服务，而且接受国民的供养，凭什么加税的时候就有千军万马积极工作，到承担责任的时候就都跑了？拒绝结石宝宝家长的诉讼，打压国民的政党诉求，逮捕赵连海的时候，共产党就适时出现了，积极作为了。销毁有毒奶粉的时候就没人管了？难道共产党政权的唯一职责就是圈钱？第二是保命？假如没有那个本事管理好这个国家，那就该早点滚下台，让位给能者。

老毛子焚烧中国国民价值数百亿的资产的时候，外交部的人难道死光了？不开记者会、不抗议，不交涉，这样的政府是什么政府？是狼心沟肺的政府，是丧权辱国的政府。发现数百吨有毒奶粉居然不监督销毁，容忍商人赚黑心钱的是什么政府？是饭桶政府、无能的白痴政府。明知有过，却隐瞒事实，推卸责任，甚至打压揭露真相的国民，这是什么样的政府？是变态的政府，是无耻的政府。

胡温两位先生，还有姓吴的姓李的姓习的家伙，难道你们身上流的是不道德的血液吗？

zt-黄光裕背后的犯罪网络

黄光裕萝卜上的泥

天罗地网，在黄光裕落马之前，早已布下。

重拳打击的目标，并非黄光裕，而是已经威胁到国家根本的“贪腐联盟”——政要、商人与掮客环环相扣，金融、工程、公检法系统路路畅通，尤以公安、司法两界为重灾区。相对这个令人发指的“贪腐联盟”，黄光裕或许只是萝卜上的泥。

但这个“中国首富”，以其“织网-扩张，扩张-织网”的生存逻辑，和黑金攻势，最终成为整个贪腐联盟中，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之人。推倒了这张多米诺骨牌，十几名部局级高官随之悉数落马，更多的官员人人自危。

而令众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场追捕行动的第一个突破口，竟然来自一段感情纠纷：痴情女通缉负心汉。(张 静)

黄光裕背后的“贪腐黑社会”

拿“中国首富”开刀，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记者/张 静

小说《驻京办》里有一句话：“一个问题富豪的背后站着一群问题官员。”谁都不知道黄光裕背后悄然隐现的关系网安全边际在哪里，绳结上还扣着哪些如雷贯耳的权贵。

64岁的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被免职，检察系统的朋友第一时间揣测：莫不是与黄光裕窝案有牵连？

逻辑推理如下：“涉黄”落马的原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是临沂人，曾任山东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队长，2007年方调任公安部经侦局，上任即主办了“中行骗贷案”，助黄氏兄弟逃过一劫。而孙淑义在山东政坛一手遮天，据传与40亿非法集资案以及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炸死情妇案皆有染。

这似乎有些捕风捉影，只能怪首富案持续发酵。前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案发，中纪委尚未证实之前，坊间便盛传此事与黄光裕有关，理由很简单：他们是潮汕同乡。圣诞节前夕，原分管经侦的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朱影被刑拘，也有传闻称，他的擢升主要仰仗于“北京的关系”——郑少东。

既然黄光裕案已经顺藤摸到了“潮汕帮”之外的问题官员，那拔出这些萝卜的同时，是不是也会带出他们各自地盘上的一砣泥？

泥潭到底有多深？恐怕只是有多少能浮出水面，而不是水有多深的问题。就在大家普遍认为接近“大结局”的时候，黄光裕案在2009年的圣诞节并未开庭，更成为衡量该案水深的一大风向标。

这个女人不简单

“很多人都猜测2009年12月17日是黄光裕案审查起诉的最后期限，甚至有传言会在圣诞节那天开庭。但事实上像黄光裕这么大的案子不会按照一般的刑事案件来计算开庭时间，调查几年很正常。”年前曾有位了解内情的人士如此向记者断言。事后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此案第三次退回补充侦查。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案件水落石出，以贪污、受贿510余万元判处其无期徒刑，并未涉及传说中的“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趣”、与黄光裕案有牵连以及中诚广场执行案。上述人士认为，对“首富”的量刑，也很可能止于内幕交易罪和非法经营罪。

黄光裕被捕的消息最初通过手机短信，病毒一样地迅速扩散。媒体普遍“轻敌”，纷纷将疑似目标对准“涉嫌操纵曾经连续拉出42个涨停的*ST金泰的股价”。

随着这场新闻大战进入白热化，中关村和三联商社两支动作诡异的股票被拎入公众视野。胡舒立的 “财经系”则迫不及待地抛出存了两年的“骗贷说”：虽然黄氏兄弟读的书少，他们自有一套生存逻辑，屡屡靠行贿套取银行巨额违规贷款。2006年，已退休的原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行长牛忠光因他案意外触发被捕，供出了与黄光裕勾结骗贷13亿元的往事。黄氏兄弟的命运一时陷入危机，最终靠上下打点躲过一劫。如今不过是有关部门“放完长线”，该钓大鱼了。

赌王讨债的版本则更为离奇，言之凿凿地指出导火索是黄光裕在澳门与何鸿燊豪赌，输掉巨款后赖账不还，何鸿燊一怒之下向大陆报警。

由于官方始终没有给一个比较正式的、全面的说法，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为揭开黄光裕被捕之谜，媒体从各个角度搜寻蛛丝马迹，各种“解密”、“揭秘”也成了书肆热销的“主旋律”。而外界公认最接近事件核心的，便是《证券市场周刊》主任李德林与尹峰合著的《黄光裕真相：欲望驱逐下的首富困境》。

“那本书只有第一章是我写的。” 这位因《德隆内幕》一书而闻名的资深财经记者是个性情中人，一照面就吐露实情。实际上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就是那独家的第一章，因为李德林第一次将黄光裕与一名“神秘女人”结合到一起。就像晃妈在章子怡泼墨门中跳出来建议去找“幕后交际花”一样，及时指明了八卦的方向。

李德林通过朋友的关系接近了一个小圈子。他获知，将中国首富直接推向深渊的女子便在其中。

在外界，甚至是老李的这本书中，神秘女人都被塑造成了一个悲情的弱女子。

此前大家认为黄光裕在资本市场的“财技”，来源于他的潮汕老乡、香港“壳王”詹培忠的指点。但李德林认为，詹培忠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掮客，实际上帮助黄光裕将国美在香港成功上市的幕后高手，乃是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

区区一名律师，怎有如此能耐？最多不超过10人的律师事务所，为什么每年的营业额高达几千万元？原来张玉栋和他的老同学——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有一个利益联盟。

外资能否进入中国市场，商务部条法司的意见非常重要。郭京毅表面上百般刁难，但只要张玉栋出面给外资企业担任法律顾问，程序就会走得非常顺利。“一个项目成功之后，张玉栋就会约郭京毅在东三环的一栋单位宿舍打麻将。一夜麻将搓下来，这钱也就顺理成章地‘输’给郭京毅了。”

神秘女人离异之后在亚洲交友网上认识了张玉栋。在李德全看来，虽然张大律师长得丑，但不见得玉树临风才是“杀手”。此人深谙寂寞女性心理学，对女人特别真诚。张玉栋曾带她回家见过父母，女人以为这表达了诚意，殊不知男人大献殷勤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另一番“合理解释”——忌惮，因而需要稳住她。

当李德林在咖啡馆初见这名“穿着白色貂领毛衫的美貌少妇”时，非常不职业地脱口而出：“你不会吧？”对方嫣然一笑：“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此女身世不凡，不仅有国家安全机关的背景，还是某公司的老总。据说这位昔日“银广夏”的炒家正酝酿着一项新计划，其玩法恐怕会令投资界一震。李德林跟她多次预约，方才得以一见。人家并非担心曝光身份有所顾虑，而是跟着新男友出了一趟差分身乏术。记者在圈内打听，她的身份并不是个秘密。

就是这样一名女子，在偶然的机会发现号称离异的张玉栋实际上并没有签署离婚协议书。更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在和她同居的两年间，张玉栋不仅在网上换着“马甲”与多达七八个不同女人互通邮件，交流“互相的性爱状况和结婚要求”。甚至在她怀孕期间，张玉栋还在欺骗别的女孩并与她们同居。而郭京毅夫妇更担心这名能量极大的女子会撺掇张玉栋甩掉他们独吞利益。

记者在网上检索，至今还能看到2007年2月13日她在网络上发出的“通缉令”：《通缉情感骗子张玉栋》，被多家网站转载。因为受到质疑，这一情绪激动的女子甚至留下了自己在富力城的住址、手机号码和姓名：张雅慧。

一名与张玉栋相识的人透露，张玉栋因妻子和他人有染而离异。他感情上受了创伤，便经常会在网上找些“固定的性伴侣”。

据说张雅慧曾到事务所要求张玉栋给她一个解释，但被郭京毅派去“监视”张玉栋的刘阳给逐出了办公室。此后二人曾短暂和好，但在张雅慧的生日宴上，张玉栋居然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宣布他和张雅慧不可能结婚。此举激怒了张雅慧。

她请了京城最好的私家侦探，详细记录了张玉栋的一举一动。将郭、张之间的秘密勾当写了一封举报信，并附上了从电脑中调出来的大量的“财务往来”。

“张雅慧为张玉栋流过两次产，这个记忆是不可磨灭的。她检举张玉栋并不单纯是出于报复，而是觉得这样的人渣应该清理掉。”李德林说。

张玉栋想不到，欺骗女人的后果很严重。张雅慧也是做梦都想不到，她“冲冠一怒”的结果，不但让“负心汉”身陷囹圄，还灭了一个“中国首富”，甚至掀起了整个政界的地震，导致十几名部局级高官落马，上千名官员人人自危。生活，原是比小说更戏剧！

织网

李德林的“神秘女人说”一出，因为再无更多内幕可挖，整个财经界在黄光裕案上的喧嚣一度沉寂。

然而老李却对记者透露：实际上神秘女人不过是黄光裕谜团中的一个线头而已。“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黄光裕的辩护律师与检察机关签署了保密协议，这意味着本案很有可能涉及到高层次的机密。”

据书中所言，此女在检举信中主要阐述了郭京毅联盟对国家商业安全的危害。但这封理应出现在安全部门案头的信，最终却经过了一番周折，送到了中纪委。当她和张玉栋一起被控制后，来人开口便问的是“黄光裕还跟什么人有接触？”这让她非常意外。

曾有人士对记者透露：此窝案性质之恶劣，如果听之任之，会上升到耸人听闻的高度，早已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而如此大网如何收线？这让人想起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黄光裕便是那个支点。但撬动黄光裕的又是什么？据说有关部门盯上黄光裕已经很久了，就差一个明确的导火索。李德林也认为：“神秘女人的检举信所透露出来的一系列涉案细节，恰好是推倒一套多米诺股牌中不可缺少的几张。”

这印证了记者在黄光裕被捕之初的判断：拿“中国首富”开刀，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黄光裕一案牵连的官员级别之高、地域之广，可以说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贪腐案推向了一个可怕的高度。将这些官员细细捋一遍，不难发现，赫然呈现两条线索：一条代表着金融腐败，助其在资本市场纵横捭阖，如郭京毅、商务部原副司长邓湛、国家外汇管理局检查司司长许满钢等等；另一条集中于公检法系统，帮他消灾解难，如郑少东、相怀珠、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浙江纪委书记王华元等等。

事实上，正是郑少东和相怀珠同时被“双规”，才令案情超出了“在商言商”而陡然升级。

很多人以为是黄光裕案意外触发了郑少东案。更多人扼腕而叹：黄光裕利用黑金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络，把上千名国家精英和栋梁拉下了水。实际上，仅仅一个黄光裕，哪能有如此能量？这样一个金融官员、公检法系统、商人与掮客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在黄进入之初便已存在。他只不过是为了寻求保护伞，千方百计挤进了这张网，并利用手中的金钱和关系，更勤于织网而已。

潮汕人在外总能展现出强烈的乡土认同感和抱团意识。一个人织网，总是会先利用离自己最近的资源。潮汕人在京的组织便是黄光裕的根据地，他常常利用各种活动密切往来，其中横跨娱乐、餐饮两界的许钟民，便是黄光裕借以笼络人脉的跳板。

许钟民是国内唱片业大佬，又掌管着京城潮好味海鲜酒楼。被他旗下的美女、美食攻下的“保护伞”，就包括同为潮汕人的黄松有。

黄松有在广东省高院任职时便涉嫌收受巨额贿赂、玩弄未成年少女，以至于司法界同行给他起了个绰号“性贪”。然而他不仅没有被检举、揭发，反而官运亨通，从广东省高院一路高升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被视作中国司法界的明日之星。

媒体披露得最多的是黄松有涉嫌操控“中国第一烂尾楼”中诚广场的拍卖案，其指示主导了整个收购进程，从中至少受贿300万元。

在2008年中央高层掀起的反腐风暴中，黄松有落马。面对中纪委专案组，富有战斗经验的他避重就轻地交待起中诚广场案，但对方要攻破的显然是他背后的那张黑金网。

虽然在黄松有案件的审理中，检方和律师均未涉及黄光裕。但在调查的过程中，李德林得到了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黄光裕在外号称从不喝酒，但在这张照片上，黄光裕和黄松有、中关村董事长许钟民这三个潮汕老乡，2008年10月在一家酒店开怀畅饮，个个喝得满脸红霞飞。

如果说在黄光裕与权贵的交往中，张玉栋和许钟民是两位“公关总监”，一手牵着“山东帮”，一手拉着“潮汕帮”，那么连超则是他的“财务总监”。

连超拥有香港最具规模的五星级豪华邮轮王“海王星号”公海赌船。这是黄光裕借以洗黑钱和行贿的重要场所。每次他把官员邀请上船后，便和庄家约定一个数额，输到某种程度就不玩了。

黄光裕事发后，连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四处活动试图把他捞出来，甚至秘密帮助黄光裕之妻杜鹃出逃，而向他们“走漏风声”的，便是警界“内鬼”郑少东。可惜他们蠢蠢欲动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监控之中。2008年末连超被内地 警方刑拘，随后郑少东也被“收获”。

众所周知，在黄光裕被捕后，郑少东曾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各级公安经侦部门不能因为执法不当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更不能从地方和部门利益出发，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雪上加霜，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当时圈内人细品之后，认定他这番宏论，乃是奔着黄光裕去的。

郑少东本是年轻有为的“警界少帅”。“东星轮”千万港元大劫案、张子强特大暴力犯罪团伙案、“长胜轮”特大海上抢劫杀人案，都在他直接指挥下侦破，屡立奇功。但就是这样一个汉子，也被“腐化”了。

据说郑少东不怎么爱穿警服。他钟意高级西服，喜抽500元钱一支的雪茄烟，且每天都要抽掉若干支。如此张扬，皆因背靠大树有恃无恐。

远华走私案中曾上演过“警商勾结”。赖昌星东窗事发，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就是原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长许甘露，这二人本是同乡。而郑少东与黄光裕也是同乡。

介绍黄光裕给郑少东认识的，一说是合生创展主席朱孟依。二人关系好到郑少东去香港，行程多由他安排。2009年3月初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朱孟依未能参会，引起了浮想联翩。

另有一说便是连超。据证实连超原名连卓钊，也是潮汕人。他早年曾提供线索帮助郑少东屡破大案。郑少东投桃报李向陈绍基引见，最后竟得以当选为广东省第十届政协委员。

“中行骗贷案”曝出后，黄光裕四处活动，郑少东便授意刚刚调任公安部经侦局的相怀珠为其“消灾解难”。来而不往非礼也。2007年，黄光裕接受了一笔高达3万元的委托理财，并布局中关村股票准备炒高实现“变相行贿”时，相怀珠也分享了这一内幕消息。他以14元每股的价格，投入了100多万元全仓吃进。

有了郑少东的关系，黄光裕和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接上了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中周旋的，自然少不了连超。

陈绍基在广东警界业绩彪炳，曾任职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乃是郑少东的老上级。黄光裕为了寻求更大的保护伞，力邀陈绍基上赌船一试手气。在船上，连超故技重施，让陈绍基一赢再赢。而陈也以这样一种“赏光”的方式，向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这船有人罩着。

重拳出击

中国著名的反腐败研究专家邵道生说：“如今的大腐败大都是以窝案、串案为特点，其主要特征是形成了以腐败利益均占为主要纽带的‘腐败利益集团’，‘构筑关系网’、寻找‘保护伞’便是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

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相怀珠、朱影等人织成的这张贪腐网，以权敛财、互相包庇。

记者在广东省企业黄页上找到了金迪生物科技的下属公司创思生物技术工程(东莞)有限公司，其联系人依然登记的是港人荣克敏。荣克敏是金迪的主席，该公司曾于2004年在新加坡上市，他本人也曾登上过2004年胡润的百富榜，可谓春风得意。然而好景不长。2006年，荣克敏发现有人冒充他的签名变更了创思的法人代表。虽然经过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司法鉴定，认定签名属伪造。然而他的报案始终无人理睬。 据称这个想要侵吞荣克敏财产的李鬼敢如此明抢，背后自然少不了郑少东的撑腰。

公检法系统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正是因为这样一张横跨金融、工程、公检法系统的贪腐网存在，中央历次反腐行动，不仅没有增强人民对党政干部的信心，反而让人们感到“越反越腐”。这已对中国执政体制构成极大的威胁。

正如一句打油诗所言：“社会有些腐败，司法岂肯例外”。2009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司法系统的贿赂犯罪已经占到了全国贿赂犯罪的1/5。武汉中院、阜阳中院、深圳中院、吉林高院，重庆市高院等法院相继爆出“窝案”。

建国以来犯罪的最高司法官员黄松有更是刺在司法系统心头的一滴血。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著名民法学家梁彗星看来：“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

2008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中纪委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体现出我党反腐惩腐的坚决态度。“如果我们在贪官惩戒的定罪量刑上，像毛泽东时代对待张子善、刘青山这两个大贪官所采取的‘斩立决’的狠度……还会有人敢以身试法吗？除了态度坚决，更要力度强狠，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

2009年6月5日，据说也是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从家中被带走之日，贺国强在会议中强调要“认真治理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等五个领域的突出问题”。

在被牵扯曝光的党政官员中，广东省的政法系统、司法系统不啻为“重灾区”，其中同一天被宣布免职的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以及原浙江纪委书记王华元，都曾为广东省政法委书记。而相怀珠、朱影的落马，显然让外界看到，这场惩治行动，已经不仅仅局限在 “岭南一隅”，表现出中央政府重拳出击的决心。

2009年1月12日，相怀珠自知大势已去，在押解的路上便主动“竹筒倒豆子”。而在这个 “贪腐黑社会”的网络中，往往最底端的最缺乏清醒。据李德林所言，在黄光裕被带走协助后，黄氏集团“一天之内策动9万条网民帖子攻击公安及政府，收买电视台新闻评论、主要财经报纸及网络评论大肆为黄光裕‘鸣冤’，甚至还发动海外媒体以‘共产党有系统打击富豪’等统一口径作呼应。目前调查部门已掌握了部分媒体受贿发稿的相关证据。”

2009年3月16日，公安部长孟建柱提出了《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五个严禁》：严禁公安干部违规插手工程招标、政府采购、人事安排和案件查办，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严禁近亲属在分管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严禁出差、开展公务活动由企事业单位、个人接待，或者接受下级公安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安排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等。

最高人民法院也在2009年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法院系统“反腐风暴”，同样公布了“五个严禁”：“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私舞弊；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

黄光裕的“三个关键词”

黄光裕被捕，人们惯性思维不是追究“他干了什么？”而是“他得罪谁了？”

记者/张 静

一部宝莱坞的歌舞片，总有被淋湿的纱丽、草坪上的笑谈和桥上的歌舞，中国富豪的落马也都有些固定的桥段在轮回。

“得罪谁”

黄光裕被捕，人们惯性思维不是追究“他干了什么？”而是“他得罪谁了？”

至于敢把中国首富置于死地的幕后黑手，有人怀疑是让黄光裕恨得牙痒痒，在狱中尚不断发出指令、“隔空对掌”的张继升，其二便是国美最大的竞争对手苏宁。

2006年8月黄光裕被带走协助调查时，有一条神秘短信在扩散：“黄氏兄弟正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银行资产往来被追查。”当时国美管理层怒不可遏地斥责此乃竞争对手散布的谣言。而黄光裕二次案发，第一时间同样有一条神秘的短信在媒体和供应商之间不胫而走。很快积怨已久的两个老对手“不请自掐”。一方表示：“对于苏宁的这种做法我很鄙视。”另一方显得很委屈：“为什么黄光裕一出事就认为是苏宁干的呢？”虽然后者瞪着无辜的大眼睛，不忘把黄光裕出事的新闻报道复印了很多，摆在促销的柜台上。

其三似乎是窝里斗。根据国美电器新任董事局主席陈晓宣布的一份国美核心高管8人名单，黄光裕家族成员没有一个人出现在其中。面对这样一家曾经带有强烈家族企业色彩的企业“去黄氏化”，外界不免感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辛苦一辈子，到头来还是给别人作嫁衣裳！ ”

而相对于前面那些小角色，“因收购中关村一役得罪两名高干子弟” ，甚至“政治斗争牺牲品”的说法，更满足了大众的“刻板印象”和想象空间。一位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人士透露：“在中国活动的外国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早已深谙中国的‘潜规则’，他们都懂得积极以高薪吸收高干子弟”。

也许“黄光裕得罪了谁”这一命题能够提出，正是民意发出的预警信号。

“被自杀”

作为反腐风暴中最关键的一环，随着大批高官政要不断被供出，黄光裕和郑少东先后传出了自杀风波。据说黄光裕一直被关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基于不堪受查压力，以利器割脉自杀 。幸被人员及时发现，目前已康复。而郑少东在案情曝光后，也曾暗藏安眠药准备自杀未果。

盘点2009年官场，自杀事件频发。因为有“用纸币开铐自杀”在前，民众在关注此类事件的同时，更对官场生态以及自杀背后是否有黑幕心存质疑：究竟是他们自知罪孽深重，因而萌生轻生的念头？还是有人想杀人灭口，以掩盖更大的黑幕？

“原罪”

黄光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7岁背井离乡，从一无所有到中国首富，白手起家的个人奋斗史，成为中国穷人家孩子的榜样。以至于很多人在他事发后，纷纷抱有一丝莫名的同情。而原罪之说，更为其蒙上了一层悲情的色彩。

这是每一名富豪落马后，都会触及的话题。

一位前外资投行的董事总经理激动地对记者表示：“内地很多富豪都有所谓的原罪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转型期内，不能回避的社会现实。如果我们过分追究，把做过这些事情的人都变成罪犯，不是逼着富人移民、资金外逃？”

但仔细分析黄光裕的发家史，如果说行贿尚是因为官场潜规则，那么骗取银行巨额贷款便是主动为之了。

虽然在网上遭到了不少“黄粉”的攻击，李德林依然坚持说：“我不明白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好同情的。黄光裕在最初通过灰色路径起家后，他非但没有积极反省，实现转型，反而这种成功强化了他的这种生存逻辑。在成为家电连锁行业老大后，更加迷信、依赖这些违规、违法的手段，洗钱、贿赂、勾结黑势力，在资本市场上违规操作，最终上升到了危害国家根本的程度。他的坟墓，是自己给自己挖下的。”

曾有人猜测：“黄光裕倒台了，下一个会是谁呢？小企鹅帝国的马化腾？”黄光裕和马化腾同为潮汕人、同龄人，都是所处行业的一方巨头。但后者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他与政府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有意不与特定的官员过分亲近。当然，这也源于IT行业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性。”

“杀猪榜”无国界？

在被誉为“杀猪榜”的中国富豪榜上，黄光裕不是落马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记者/金 姬

在被誉为“杀猪榜”的中国富豪榜上，黄光裕不是落马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根据福布斯和胡润榜的历年数据，中国富豪似乎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富豪更容易“犯事”。

落马在中国

富豪榜本是舶来品。自从1982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首张富豪榜以来，全球老百姓就养成了每年看富人们被动“晒资产”的习惯，中国也逐渐与国际接轨，但总感觉实在看别人热闹。直到1999年11月，英国小伙胡润制作了第一张“中国50富豪榜”，尽管他们的财富和世界首富们不在一个数量级，身处在崛起中大国的富豪们还是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2000年，最早接触胡润的财经媒体人，时任《中国企业家》主编的牛文文除了担心“资料获取不准”外，还指出：“中国人不喜欢露富也不喜欢富人，做企业的人本来就艰难，富豪排行榜对他们不是什么好事，对中国社会进步恐怕也没什么好处。”他的话没说多久，富豪榜排名16位的南德集团前主席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罪而获刑，并且此后每年都有中国富豪落马。因此，富豪榜从2002年开始就被取了“杀猪榜” 的诨名。

根据2009年《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自1999年以来，共有1330位中国企业家上榜，其中发生变故的有49人——被判刑17人，尚未宣判的2人，10人正在接受调查，7人曾被调查，7人下落不明，6人去世。由于这些数据仅限于 2009年8月26日之前的公开资料，所以应该还有一些发生中国问题富豪未被写入报告。

胡润百富榜认为，除去自然死亡、英年早逝以及破产的富豪，最符合“落马”概念的是那群被正式定罪的一部分人，如顾雏军、杨斌、周正毅等企业家(17人)，还有一些带问号的富豪，如被相关部门调查的黄光裕等(10人)。这部分群体虽比人们想象的少得多(约占所有上榜企业家的2%)，但要对他们进行“落马”原因的分类却极其困难。李经纬、仰融的经历携带着早期国企和民企“产权不分”的烙印；张荣坤和刘根山则让人不断追问“国有垄断领域在逐步向民资开放的过程中，如何防止形成新的利益联盟和权力寻租？”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指出了中国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四点原因：中国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国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国的司法程序不透明、不独立、容易被更有权势的力量操纵；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也还是前赴后继。

自从胡润和福布斯分道扬镳以来，后者也从2003年推出中国富豪榜。值得注意的是，2004 年之前上榜福布斯的“问题富豪”七成以上出身农民，只有初中文化，他们的发家史可以用“无知者无畏”来概括。这批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敢于冒险，迅速打通财富之门。唐万新从小小彩印店起步做出了“股票大王”；周正毅从卖馄饨起家做成上海首富……这些“问题富豪”出道时都是一贫如洗，却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国外资本家需要几十年打拼才可能完成的原始积累。

《福布斯》全球版副主编、福布斯全球上海分社社长范鲁贤(Russell Flannery)认为中国的“问题富豪”有某种共性，从最早的经济诈骗、权钱交易，到前段时期的非法圈地，再到当前资本市场的不正当运作，都是抓住一些所谓特殊机遇而发家的。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现阶段财富积累的显著特征是依靠市场价值，房市和股市是两大推力。只要一个概念、一次重组，也许就可以融资上亿元、上十亿元，这种疯狂的赚钱速度让许多外国人都觉得很惊讶。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可以说已经成为富豪财富的一个放大器，亿万富豪可以一夜诞生。这种以“资本运作”发迹的“资本型富豪”，他们中一些人的部分财富是经不起追问的。

国外“落马率”

已经评选28次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始终没有设立类似“问题富豪”的子榜单，也许是“落马率”太低的缘故。福布斯全球富豪所谓的“问题”更多是资产缩水。“富豪榜在昔日是光荣的象征，如今则更像是税务官员、平均主义者和考虑离婚的女人们的猎杀名单。”英国《金融时报》曾如此描述经历金融危机洗礼后的福布斯富豪榜，10亿美元以上的上榜富豪人数从2008年的1125人减少到2009年的793 人，上榜净资产总额也从4.4万亿美元锐减至2.4万亿美元，损失将近一半。

而福布斯富豪大多寿终正寝，2009年1月7日自杀的德国第五大富豪阿道夫·默克尔纯属个案。2009年福布斯设有“缩水富豪榜”和“讣告”两大子榜单也就不足为奇了。

福布斯落马富豪中，发展中国家相对较多。例如俄罗斯，在普京打击金融寡头期间，落马富豪也相对较多，霍多尔科夫斯基从首富变成阶下囚已经成为俄所有寡头的前车之鉴。俄罗斯这几年相对风平浪静，因为不少金融寡头已经移居海外，留在国内的富豪顶多出些丑闻罢了。在2009年福布斯榜单上，莫斯科是全球亿万富翁最多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纽约和伦敦)，而44岁的哈伊尔·普罗科洛夫(Mikhail Prokhorov)是目前俄罗斯首富，95亿美元的资产排名全球第40位。这位花花公子2007年1月在法国滑雪胜地库尔舍维尔因涉嫌一起嫖娼案而被捕，但后来被宣告无罪释放。

而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问题富豪往往是小富人。

去年2月，位列2008年福布斯美国富豪第205位的美国得州亿万富翁艾伦·斯坦福 (Allen Stanford)因欺诈受到美国证监会(SEC)指控。据悉，斯坦福及其旗下企业一名高管在过去10多年间，利用“大型庞氏骗局”挪用投资人大量资金。自从麦道夫骗局被揭发以来，美国政府就着手调查一些收益异常的投资公司，斯坦福就是在这一波严打中被扳倒的第一位福布斯富豪。无独有偶，去年10月，在 2009福布斯美国富豪榜上排名236位的斯里兰卡裔美国人拉杰·拉贾拉特南(Raj Rajaratnam)，因涉嫌从事内幕交易获取2000万美元暴利被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起诉。这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一起对冲基金内幕交易案。

除了经济犯罪，美国富豪也可能因为私生活而身陷囹圄。2007年7月，全美排名第195位的 Broadcom创始人亨利·尼古拉三世(Henry T.Nicholas III)被控在自家府邸设立窝点私藏毒品和进行性交易。这让他名列2008年欧洲IT网站Vnunet评选的史上全球十大最差高科技公司CEO。和中国落马的富豪相对排名靠前不同，美国落马的富豪相对靠后，而排名靠前的富豪相对口碑都不错。因此，3个美国排名几乎200以外的富豪落马故事，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此外，美国欢迎那些洗心革面的落马富豪东山再起。“家政女王”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就是例证。这位美国玛莎家居综合传媒公司的领导人因为2003年在抛售Imclone股票一事上说谎，在以妨碍司法调查名义被起诉后的几个小时辞去了公司主席和CEO职务。纽约联邦法院裁定其罪名成立，判玛莎入狱5个月，外加5个月的家中禁闭。在出狱后的第6天，玛莎的身价升到10亿美元，首次挤进福布斯2005全球富豪排行榜。

不知那些落马的中国富豪们，是否可以像美国家政女王那样东山再起。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十二)

人权和观瞻

中国人的人权，直到今天，还没有一点保障。抗战以前，成千累万的爱国志士，都被政府明令通缉；现在政府也感到这样明目张胆地干，会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抗，同时也有碍“国际观瞻。”就把一般公正的学生、教师、工人……各种爱国分子的名字都写上了特务机关的黑名单，让他们“自行失踪”，暗暗被杀死，永远没有人晓得。但是公开的逮捕，还是一样毫无顾忌。重庆市不到一月之内，就有几乎上万的人被抓去，送到师管区，没有拘票，不根据任何法律，高兴抓到就抓了关起，稍不顺从，就开枪打；还制造了一个只有政府当局自己才明白的理由：也是为了“国际观瞻。”暗逮明捕，既然都是为了观瞻；那未在黑名单没有取消、非法抓人的事情没有停止、非法拘捕的人没有释放之前，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政府宣布的“保障人权”，不是为了“观瞻”而做的假幌子。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论无耻主义·舒芜·

抢劫、放火、捣毁、暗杀，肆无忌惮地做着这一切，然后又掩饰、推诿，尽量地把种种美名归于自己，把种种恶名归于别人，这是一年以来我们见惯了的现象。也许有人想，这究竟还算知耻。不，不是，这正是充分的无耻，是无耻主义的基本原则。无耻而成为一种主义，成为一种体系，就不是简单的东西。在那个体系里，贯串了一个无耻的方向，一切都统一于这个方向之下，一切都是无耻的。他们取美名而避恶名，这并不是尊重美恶的标准，承认美恶的分别。在他们，这乃是对于客观真理的侮蔑、对于人类良心的玩弄；正是利用客观真理，骗取人类良心，以保证他们的无耻的存在与进行。当然，“墨写的谎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他们也未尝不知道。人类良心之终于不会被骗去，他们自己比别人更清楚。然而，他们的谎话还是要说下去、谣言还是要造下去。所以，连骗人的效果，他们甚至也并不企图；他们干脆觉得骗人都不必要，胡说一遍，仅仅是对于人类良心、对于这世界上的一切道德力量与精神价值的最卑污的嘲弄。做了那些事之后，如果还真有一点知耻，该是听到那些美名都不好意思起来、更不敢从自己的口中说出的吧!然而，迎新送旧的妓女说着坚贞、出卖人肉的贩子说着义气，当这种时候，这“坚贞”与“义气”，又究竟被变成什么东西了呢?无耻主义者如果也有哲学，那就是彻底的人类憎恶、人文的灭绝。在这一点上，恰与正宗的法西斯主义息息相通。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一切美好高贵的东西，都是他们所憎恶的。惟其憎恶。所以不仅在行动上要摧毁它，而且在口头上还要玩弄它。自从希特勒的国会放火案以来，这衣钵传承不辍，由西而东，变本加厉。骗，是没有一个人被骗到的。一幕一幕，只足以证明他们愈变愈成为非人类，愈来愈没有任何精神上道德上的支持。换句话说，也就是证明了他们的存在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究竟在不在这个人类的世界。那么，也不必嘲笑他们的宣传技术的拙劣了。在他们，是只能这样、也只要这样的。

——《新华日报》1946年8月22日

风气·秩序·容忍

读了七月十七日中央日报的《风气与秩序》的社论后，使我立刻想到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风气与秩序来。这大半年以来，从一二一昆明的“国军”用机关枪、手榴弹，杀死要求和平民主的学生与教师起，一直到最近暗杀李公仆闻一多两位先生止，由南到北，由西到东，又由东到南，数不清的打与杀，以及每天都有的贪污作恶，在中央日报的社论作者看来，算是什么风气与秩序呢?由于老百姓对那种风气与秩序不能“容忍”，向政府要求过和平、民主、自由的生活，统治者就认为是“恣肆”；中共不能容忍，要求政治民主化，就认为是必须“戡”的“乱”；民盟不能容忍，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而被称做“中共的尾巴”，并且暗杀其领袖；社会贤达不能容忍，赞助了中共与民盟的主张，而被诬为“受利用”，列入黑名单；国民党内的开明者不能容忍，赞成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即被视为“不稳分子”。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都蒙上了不能容忍的罪，而反动派则可以下一道密令，叫那些御用的“民意”机关，发出“请求政府戡乱”的通电。于是凡是不容忍反动派那种坏风气，坏秩序的老百姓、共产党、民盟、社会贤达，乃至国民党内的开明者，都在被杀、被捕、被戡、被排除之列了。曾经有人向中国人民提出“容忍”的忠告，这就是叫中国人民永远作反动派的奴隶的意思。这是多么如意的算盘啊!

——《新华日报》1946年8月20日

“黑 名单”·纪 懿·

最近有人偶尔看见了一份后方各大学的 “黑名单”，印得很精致，硬壳，封面是全黑色，里面的字，当然也是黑的了。被列入的“黑名人物”，据说很少，每个名字下面注有“共”或“民”的字样，推其意，大概是“共产党”、“民主同盟”之谓。可见这份“黑名单”不但印得精致，在他们做“调检工作”的时候，也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可惜的是，它虽精致却不精确，据说依看见的人所知来断，被列入的大都是无党派的纯洁青年。只是他们平时也关心时事，希望和平民主。于是红帽子一顶就给硬带在他们头上了。民主同盟原是国共两党之外的党派人士及民主人士的同盟组织，因为主张民主，也就被人加上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荣冠”。共产党是“赤”，那么，民主同盟即使不 “赤”，至少也是“红”的了。于是，凡是要求民主、要求停止内战、要求改组政府的，就一律归划“左倾份子”，非“赤”即“红”，非“共产党”即“民主同盟”了。黑名单上的“共”、“民”小注，想来他们也找不出真凭实据来。只不过把不顺眼的、不跟着自己摇尾狂吠的人古脑儿写上去，再照“不顺眼”的程度分了一下。最不顺眼的当然是“共”，其次就是“民”了。它们这样做，未始不知是胡扯，然而为了表示自己“效主”有功，并非干拿津贴，于是就煞有介事似的来了一个分别。黑名单“史”的考证，无法做到；因非“个中”人，不明“个中”事。可是记得离打国仗前还很久，就听到这个在小孩子听来十分神秘可怖的名辞了。抗战前列入黑名单的是为了他们要求“抗日”、要求“救国”。抗战中列入的是为了要求“民主”、要求“坚持抗战”，胜利后列入的是为了要求“停止内战”、要求 “民主”。这样看来，战前不肯抗日救国、抗战中实施一手独裁打算跟敌人妥协，胜利后要继续独裁下去打内战的，不言而喻，就是那些制名单、要一手杀尽“黑名人物”的人们了。十八年来。被压死在这只黑魔手下的青年，真是不可计数，黑名单也不知烧毁多少次又新制多少次。无数优秀青年的性命，就在这“烧毁”与“新制”之间被儿戏般地断送了。可怪的是，“黑名人物”被枪杀、被毒害、被活埋却象死了又复活一样，永远杀不尽埋不完，一批又一批，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黑色象征死亡，可是它也是“铁”的表象。“黑名人物”正是锤炼中的黑铁，这些铁块，将要在千锤百炼中成为坚韧的纯钢，屹立在世界上。黑名单的制造者，终归要被层垒高堆的黑名单压死。不见俄国的沙皇?又不见希特勒正在忙着印黑名单的时候，自己首先垮了下来?

——《新华日报》1946年7月2日

希特勒的“民意”

希特勒是个法西斯大独裁者，但是，他还是安排了一个国会。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独裁，有的时候，他开次把国会。议长是戈林，议员都是纳粹党员。开会也很简单。希特勒去咆哮一阵，戈林去重复一阵，不待讨论，也用不着讨论。纳粹党魁的话，纳粹党员组成的国会，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议员的责任，是在他们两位唱过双簧后喝一声彩，“哪”的一叫之后，什么都通过了，国会的责任尽了。希特勒还是希特勒。但是，有一点很不同。走进国会后再走出来，已经得到了“民意”的拥护。这戏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却常常要玩玩的。大独裁者是总要玩这套把戏的。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 “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短评

“守法精神不够”论·磊落·

十四日本市《新民晚报》载：“市政府鉴于各阶层人士守法精神不够，拟于最近召集各有关机关商讨，研究‘守法运动’具体办法……。”打风在重庆流行，实在是守法精神太不够了，但这些违法犯法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检查一下：一连串杀人行凶的事件，那一件不是有枪杆子的特殊人物，或是身负维持治安责任的人干出来的?干了之后，个个都逍遥法外，而且很多人升官!那末，守法精神不够的不是别人!正是这批踏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的家伙!要谁守法呢?请老爷们说明白点!

——《新华日报》1946年5月26日

奴 才 见解·田家英·

读史记《秦始皇本纪》，觉得奴才的见解常有其独特的地方。秦并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天下是咱家的了，于是忙煞了一批帮闲、帮凶、走狗之类，浩浩荡荡。除了三呼“陛下神灵圣明，”扬着鞭子，监督奴隶刻石歌颂功德，这些唯唯诺诺或者嘁嘁喳喳的奴才，便忙着“使天下无异议”，策划“安宁之术”，改官制，严刑罚，强化特务基层活动，运用喽罗监察网。这里，最有名的自然是“焚书”与“坑儒”。焚书，这在中国“书缺有简”算是最早了吧，非秦书，皆烧之，诗书百家语钦定不准读，准读的是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这是要把天下士子都造成“博士”，“方士”。等因奉此，大家都读核准的书，又是要大家都做奴才。不过，虽然用意如此，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又岂非显出奴才身份并不高贵了么?所以站在奴才立场最好的不是奴化诸生思想，倒是直接了当掘一个大坑，推他下去。于是便有异议了，秦时当有言论，可惜不及详考，好在目前就有近似主张，那宏文是：……始皇何曾坑儒……所坑诸生不是所谓“真儒”，而是当时干犯禁令的人，所谓禁令现在虽无当时什么《出版法》或《检察条例》可资考证，但“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必然是“乱党和反动分子”，乱党和反动分子不坑，那还有国家纲纪吗?进一步来讲，所谓“儒”……应该是明大势，识大体——了解始皇从分割中求统一之心，最少是洁身自爱，奉公守法，不造谣言攻势“宣传反动思想”……(《民意》一六八期)这篇话，给我们活画出横眉怒目，一张吃人血口，这些“乱党和反动分子”为什么不“明大势，识大体”呢?我们看到一种基本的精神，那就是他们仰视光明，要挣扎，不安于眼看沦为奴隶。这种奴才在秦始皇当时是很多的。单看秦的刑名就有榜掠，鬼薪，镝，弃市，戮车裂，抽胁，磔等等二十余种，应有尽有，污蔑人类的刑罚，兽性与淫虐，不是完全打失人类天性了吗?其实这是不足怪的，古今中外均同一例，鸣鞭自傲的奴才，他会觉得残酷就是道德，谄媚就是学问，屠杀是他的本能，没有人供他们杀戮，他们会失业的。这些人就是伏在主子胯下，舐着他人血迹，使自己发肥的总管。然而站在主子立场又不尽是这样。杀一人而安天下，统治者自然要为，但是屠戮净尽谁又来作奴隶呢?所以主要的办法还需别来一套，这样，另一种奴才就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李斯就是一个。“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中侈君而张吾之宠、是以尽舍其师荀卿之学，而为商鞅之学，”这是一种只知助虐固宠、毫无原则的人，他的办法不同的，“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吕、金人十二”，对于诸生不是以“坑”，而是以“制”，用现代话说是“整饬学风”，方法是：统制教授“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特务横行，暗探林立，有言诗书百家语者“随时报请撤惩”，“士学习法令辟禁”，是要做到“永除学生干涉行政之风”。总之一切设施不过为着使诸生与真理相远，与现实相离，将来，理想社会自然是不准想，就是“不师今而学古”，恋着过去也为法令不容，“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非愚儒所知”，如果诸生为要多少“知”一点去想呢?当然不准。同时还准备着一套万一要想，也得依着自己的逻辑，避免想出毛病来。自然也有一味瞎想，这就用着第一种奴才作为补充，开除，思想测验，失踪，偶语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始皇用着这两种奴才，是成功了的，诸生在欺骗、压制之下，触不到新的现实，听不到新的声音’“由聋而哑”，缄口结舌，最多也不过偷偷在石上刻一句“始皇帝死而地分”，天下文人士子的心是被皇帝丞相之类征服下来了。但是李斯之流却没有看到另外还有力量。这决不是国治天下不平了。事实的功德圆满却是与原意相反，统制是为了“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可是还来不及“把‘诸生’改为新的名词”，偏偏二世即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焚书，坑儒是做得有魄力的，偏偏起事的却并不是儒——亭长，走卒，翁牖绳枢之子，田亡隶之徒，根本不读诗书的人。没有武器，他们会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若问秦并海内，兼诸候，南面称帝，武功之盛是空前的，为什么被一批乌合之众，一群死囚，几根木竿，乱者四应，秦的政权摧枯拉朽，统治立摧?贾谊说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仁义不施”：防制异己，压迫文化，束缚思想，箝制舆论，以刑杀为威，以收括为务，践踏，奴役，纳贿，贪婪……天下大乱，更加甚的常常是这些谋筹划策，唯唯诺诺，或者叽叽喳喳的奴才。

——《解放日报》 1941年12月8日

今 与 昔·田家英·

“能忏悔的人”，据说“精神是极其崇高的”。最透底的忏悔是从新的做人，斩犯绑赴刑场，为了表示不甘屈服，总得大叫几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汉子!” 快刀从头颈飞过，而新的生命仍在一年年成长，二十年后依旧是钢筋铁骨，依旧是一条好汉。这方法在中国，流传是颇广的，而且越来越高明。不甘落后的人加以研究，觉得二十年毕竟太长，麻烦得很，于是另有新法：赶紧“贷款”，赶紧入党，赶紧做好汉。然而，精神崇高的好汉们，也自有其内心的苦闷在。“反动”已经变为“革命”，旧英雄已经装成新英雄，“名缰利锁之中”，“鼓舞喧闹之境”，耍猴儿戏的最怕人揭开面具，望着他毛茸茸的脸皮，问起如何前后不符，直弄到腾挪不得，触及隐处，只好扭扭捏捏地表白一句“那是昔日的我，莫当今天的看”。这就是今与昔的差异。自然，消极地表白终究不算善法，一来为了体面尊严，一来为了证明自己从“不知道‘转变’”，聪明人往往就会把过去说得含混模糊，或者把旧帐陈迹扮饰得雪白莹净，甚而抹上一大片出奇的色彩。这类作法，例子是很多的，单看每临纪念，报纸期刊上总常有许多自我表白的文章。比如前年“五四”，就有过领饷作事的编辑，诉说他一直就为新文化战斗，但弯子一绕，又在另起炉灶，从新做人。今年“五四”，也有几位教授文人在作“光荣的回忆”。甚至连郑学稼、梁实秋之流也大吹自己曾“游行示威，宣传讲演，制旗帜，贴标语”，使用过“唤醒沉醉的大众的手段”!结论如何?不过从“五四”证明“学风”的亟待整顿，学生不应过问政治。(引文均见《中央周刊》四卷，三十八期)原形也正在这里躲闪不开。战士闯将与吃肉吸血的帮闲之间隔一条多宽的鸿沟，但事情却偏会作弄，在同一个人身上，就使人分明地看到：今与昔有着如此的差异。 “觉今是而昨非”，因而“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这精神是不错的。但却必须是大体上能明是非，辩黑白，至少也本着良心奔赴去路，倘若仅随势力旋转，为了津贴领足，好官到手，不妨自打两下嘴巴，淌几滴眼泪，用歪曲来证明内心的忠诚，用一套出奇的幻想，险恶的构陷，把世事涂饰得漆黑一团，以之骗人，兼骗自己，这就比之简单抹煞历史，更卑劣得多。不过，这卑劣中却仍然存有点“古道”在，因为究竟还承认有过那篇帐目。照情形看，“做人”的方法愈来愈为精进，恐将不久，好汉们连“改帐”也嫌麻烦，干脆算盘一响，帐簿一翻，就把两眉一横：“那是我?——我一直就在这边。”在好汉们身上，今与昔是难于弄清的：昨天是正人，是君子；今天是教授，是文人；明天也不妨作狗，作鹰，作虫类。

——《解放日报》1942年7月10日

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适用于中国

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尔斯先生上日在《自由世界》上发表了一篇题名《新闻自由——人权的柱石》的文章(原文载本月十四、十五日《大公报》)，对战后世界的言论，特别是新闻自由的问题，抒发了更深一层的探讨，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案。虽然他认为“宣传造成了希特勒”一点，还有值得讨论之余地，但是他说当时国际间缺少一种干涉乃至制裁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新闻服从于统制”的事实，是值得注意深省的。拿德国的例子来说：“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获得政权，自此以后，仅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德国的报纸广播，如果要继续经营，不但不得发表纳粹领袖不愿意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而且还需要发表希特勒乐于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掩盖真相，捏造新闻，于是德国人民就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余部分时局发展的真实消息。这是希特勒驱使德国人民走上黩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这种武器在战前和战争中的今天，也还广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亲法西斯的国家里面。威尔斯先生真知灼见地指出：这种“新闻统制”和毒品贸易人口贩卖同样的是一种有关全体人类幸福的不可忍受的制度，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企图行使这种法西斯制度的时候，正象我们不能听任一个国家用鸦片毒品来荼毒其余各国人民幸福一样，除了用国际道德舆论遣责之外，还该有一种集体的国际机构的力量，来制止和消灭这种罪恶的滋长。他强调地指出：只有这种国际机构的具体的明文规定和实力制裁，才能保证全世界人民真真享有言论自由，才能真真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再度生长，而这种国际规定，绝不是那些“懦怯的反对派”所叫嚣的所谓内政干涉。正如国际机构切实调查和制止一个国家的贩卖吸食鸦片毒药不能算是内政干涉一样，战后国际机构经常不断地调查和阻止“新闻统制”正是保障国际永久和平的最基本最必要的事情。威乐斯氏具体地建议：“规定一个国家必须能以其宪法或基本大法表现其已予其国民的信仰的自由，以其新闻的自由，而使此种自由成为人民不可动摇的权利。”当然，单单宪法文字上的规定是不够的，国际机构要求每个政府都能以实践这种规定作为参加国际机构的条件，“如果有人因某一政府剥夺了人民的各种自由而提出控诉，这样的问题应当由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庭注意而加以裁定。假如，任何一个政府触犯了它加入国际机构当时所作的诺言，破坏了它应当履行的义务，那它就显然再没有资格被认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分子，并应当受到国际机构宪章可能规定的制裁与惩处。”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 “不可动摇的权利。”德黑兰会议庄严地宣言，我们要创造一种“必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的和平，这是没有“暴政和奴役，压迫和苦难” 的“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的崇高的理想。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好感，而企图剥夺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自由的分子将会没有资格跨进“民主大家庭”的大门，因为在这大家庭的门上已经挂出了一条家法：“剥削言论自由的法西斯分子不得入内。”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社论原题《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国际民主与国内民主不要分割

罗斯福总统在其致美国第七十八届国会咨文中，提到了美国国内右派反动分子的问题。他说：“真的，如果这种反动发展了，如果要重演，而我们又回到一九二○年后的所谓‘正常’时代，那么，我们敢断定，我们纵然在国外战场上克服敌人，但在国内也必屈服于法西斯主义之下”。罗斯福总统在这里不但为美国国内提出了右派反动的问题，而且为其他许多国家国内提出了右派反动的问题。我们敢说：许多重要国家国内的右派反动问题，决不止于是一个国内问题，这必然成为一个国际问题。由于一个国家在国内屈服于法西斯主义之下，因而它在国际间也必然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支柱，而不能为民主主义的支柱。以故目前讲求国际民主的人，首先就要讲求国内的民主。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因为今天世界上所最恐惧的东西就是法西斯主义。罗期福总统主张免除恐惧的自由，应当首先解释为把法西斯的威胁和恐怖加以彻底免除的自由。如果任何国家国内关于法西斯的恐惧，没有彻底免除，那就等于整个国际间关于法西斯的恐惧，没有解除。无论国内的民主也好，国际的民主也好，都要从本质上表现，形式是次要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民主就是人权。人权不外乎行使人民的权力以及享受人民的权利。人民无法行使权力，也就无法享受权利。目前测量民主的程度，不仅是拿享受权利来做标准，而且是拿行使权力来做标准。我们不要以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仅仅是一个权利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权力问题。只有实际行使这种权力；才能叫做享受权利。在这次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在英美两大民主国家中，绝大多数人民都感觉到他们国内的民主非常不够。罗斯福在其咨文中提出要承认一个《第二人权宣言》。在保障人权方面，我们中国更应当与我们的伟大盟邦 ——美国——竞赛。再者，民主与和平是密切联系的。这就是说，国内的民主与国内的和平是密切联系着。同时，任何国家内的民主与和平又与国际的民主与和平密切联系着。我们中国今天与英美两大盟邦比肩作战。……因此，也就是为了国际的民主与和平而斗争。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社论

言论思想自由和国际文化交流

近来，各地方谈论言论自由的很多，这现象该值得兴奋和鼓励的吧?!这无论如何也可以表示人民都有这样的需要，都认识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访英团回国之后，王云五先生谈到过英国的言论自由等问题，我们已经评论过了。那天在国民参政会上，访英团也作了报告。其中说到：“英国原为言论自由国家，各地报纸向来很发达。”这句话在我们读了之后，真是感慨颇多。原来报纸发达，是以言论自由为前提；言论自由有促进报纸的发达，又由访英团加以证明了。舆论没法蓬蓬勃勃的发展，这对舆论界是件苦事，对政治却是个损失。这些话本来都是老生常谈了，可是谈到言论自由就总会联系到。问题还不只此。访英团还提到英国文化界希望加强中英文化联系，特别注意交换教授学生及图书等事。这是很重要的。正象访英团所说：“双方应即积极推动。”英国既“原为言论自由国家”，学术研究自然也是自由的了。那么，交换而来的教授和学生，正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出来的。他们的思想是没有受过任何限制的，言论在战时所受的拘束是也与平时差不多的，这也就是说他们只看得惯过得惯这样的自由环境。中国欢迎他们来，是欢迎他们到一个民主国家来，在他们想象中是和他们本国一样的自由环境；中国怎样才能让他们证实这种想象呢?怎样才能使他们有“和在家里一样”的感觉呢?反过来说，英国既认中国是民主国家，一定希望中国的交换教授和学生，也有充分的自由精神，也能表现出中国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才行。这些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一定是民主的文化。也必须有民主自由，这各文化交流才能互相推进，才有意义。写到这里，可以举一件小事情，说明没有民主自由，是阻碍国际文化合作的。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团体，向政府提出要求，在中国留学生监督控制学生思想的办法废除以前，停止接受留学生到美国大学和学院读书。这显然是因为思想言论自由是美国的民主传统，特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民主国家亲密团结的时候，不能不对违反民主的措施，表示抗议。虽然这项要求，政府是否接受，还不得而知，以著名的大学提出这样的要求来，各国就该严重注意了。这实际上是要求把国际文化交流提到更高的原则，就是说，这种交流一定要以民主主义为共同的出发点和基础，民主国家只能帮助民主国家，也只能向民主国家获得帮助。从国内人民要求、国际潮流所趋看来，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已不能不赶快从原则的讨论，走上切实的现实了。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0日社论

美国国庆

七月四日是美国国庆日――独立纪念日。一百七十年前的今天，美国人民发表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独立宣言》，从此展开了反对英国殖民地统治者的独立战争。为《独立宣言》中“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幸福”等崇高理想所鼓舞的美国人民，历尽困难挫折，奋战八年，终于赢得了民族革命战争，如列宁所说的，是“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独立宣言并昭示我们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不可分离的真理。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独立宣言》、消灭大地竹筏安、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哲佛逊，黑奴解放者、穷木工的儿子林肯，领导美国反法西斯战争、倡导四大自由的罗斯福，就是代表这一独立宣言历史传统的美国人民的领袖。中国人民歆羡美国人民的光荣历史传统。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不折不挠地为自己的独立民主自由英勇奋斗，并经历了自己的“独立战争” ――抗日战争。由于今天中国的环境与一百七十年前美国的环境不同，在中国人前面，不仅有封建势力，而且还有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因此中国人民在百年艰苦斗争和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没有能够向美国人民在八年独立战争之后，迅速实现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国。今天大半个中国的人民正在呻吟与国民党独裁政府的虐政之下。这个政府，正如美时代杂志记者所称呼的，是一个“恶政府”。引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它“一贯地追求同一目标的一连串的虐政和篡窃，证明有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之下的阴谋。”《独立宣言》中说：“推翻这样的恶政府，并为人民的日后安全设立新的保障，就成为人民的权利和天职。”可是我们中国人民向来是最宽大的。今天中国人民对于这样一个“恶政府”，并不运用美国独立宣言所说的“推翻”它的“人民的权利和天职”，而只是要求它放弃“绝对专制”，经过和平的政治协商方式，把现政府改组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仁至义尽的最低限度的要求，采取了什么政策呢？它的政策，就是发动大规模内战，就是加强特务恐怖，就是血腥镇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运动，就是不惜牺牲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利益来维持它的“绝对专制”。对于中国这样也“恶政府”，美国当局方面采取了什么政策呢？谁都知道，美国当局今天的政策，是无条件地以强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使它有恃无恐地坚持独裁内战，陷中国于内战、恐怖和贫困的惨境。美国当局，除了已经进行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如以大量物资供给、装备、训练、运输蒋军，替蒋军护路、筑路、保护港口、长期在华驻军等方式助蒋内战）以外，还向美国国会提出军事援蒋法案。这个法案，不仅将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民主事业，而且将使蒋军完全成为外国的附庸，将使中国变为菲律宾第二。这就是说，美国帝国主义分子，通过中国的独裁者蒋介石，企图使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胜利之后，还要尝受殖民地奴隶的滋味。这是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美国人民是不难了解中国人民这一正义的立场的。他们一定会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美国人民在八年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还要受另外一个外国的统治，继续殖民地的生活，那么美国人民能不能忍受呢？显而易见的，美国人民是绝对不会忍受的。林肯有言：“我几不愿做奴隶，也不愿当做奴隶主。”但是在今天美国，却有少数帝国主义分子正在妄图做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奴隶主”。无疑的，曾经饱尝过殖民地压迫并从这个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美国人民，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民的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的斗争，是一向具有热烈的同情的。如果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仍然被法西斯的“恶政府”所统治，那么中国不会有和平，世界也不会有和平，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是对美国人民的灾难。因此，美国人民对于少数帝国主义分子想做“奴隶主”的企图是痛恨的。美国人民和各界民主人士反对当局干涉中国内政的运动正在增长；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宣言、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纽约分会的反对使美国陆军训练中国军队的决议和德拉西议员在众议院的发言仅仅是几个例子而已。际兹美国国庆，我们除向美国人民致热烈的庆贺外，并号召他们发扬独立宣言的光荣传统，一致起来制止当局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一切援助，收回所有租借军火，要求当局立即撤回在中国领土上的海路空军，要求政府和国会撤销军事援华法案，迅速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这样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与独立自由的努力不受到外力的干涉，使中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能够不断增进，中国两国的经济文化关系能够在平等互惠原则下日益发展。我们中国人民坚信：我们争取和平民主与独立自由的斗争，必然获得美国人民及其他各国人民的有力的声援，正如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中获得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援助，在解放黑奴战争中获得欧洲大陆各国人民特别是英国人民的声援而阻止了英国当局的干涉一样。中国人民一定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新国家，不大目的誓不中止。在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世界各国人民运动的声援下，不管还有许多巨大的困难和阻碍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能加以克服，取得我们的正义事业的最后胜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7月4日

抓手机黄段子正显示了中共的无能与作秀

最近似乎掀起了一个惩处发手机黄段子的热潮，多个城市都表明，只要用户往外发了黄色的“段子”，就有可能被停止该手机的短信功能，甚至整个手机的使用。一时间，网络上质问的声音不断，但是很快就全部被和谐了。

难道中共的官员们道德水平一下子提高了那么多吗？全中国养小三的群体，最大的难道不是中共的官员吗？难道真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干活的人似乎很卖力，中共的宣传也很卖力。可是，这正正表明了，当今中共的执政已经到了何等无能的境地。

抓黄段子是为了扫黄吗？假定是的，那实在是太无聊了。这么多年，我也走过中国的很多大小城市了，谁能告诉我，其中哪一个城市是没有一条挤满了流莺的色情一条街的？尤其是大城市的夜总会集中的地方，当夜总会打佯的时候，楼下都几乎站满了小姐，有的地方人数绝对超过一千人的。

无论在中国的哪一个城市，一个象样子的酒店，任何单身的男人一进房门，马上就会接到小姐的电话。“先生要小姐吗？”“先生要特殊服务吗？”这样的电话，我接过的至少上千个。十年前的广州，在一条叫做“登峰路”的一条街，到了晚上六七点钟，两旁会站上几百个流莺，只要谈好了价钱，一转身就是她们租的房间，马上可以“办事”了。

在某些城市，朋友都会带我去见识见识奇景。一个五层楼的酒店，到了晚上所有的门都是打开的，一个个“美女”坐在里面看中了就可以谈价格，然后就可以“交易”了。以前，几乎年年都有一段时间是专门扫黄的。每年的这个时候，立显百业萧条，晚上几乎看不到几个人。

哪一个大小城市里面，没有几百上千家不会做头发的发廊？北京政府的官员难道会不知道这些事情吗？如果真的不知道，这领导就是一个饭桶，一点社会现实都不了解，能当什么好官？假如他们知道？哪何必要做抓“手机黄段子”这么无聊的事情？其实未必是所有的中共官员都没有兴趣真地扫黄的，可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首先这些“小姐”们对GDP是有贡献的，中国黄业的高度发达，绝对有拉动内需的作用。据我估计，地方GDP至少有百分之五到十是跟黄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是男性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有夜总会、卡拉OK、物厅，要喝酒、吃饭、水果等等的消费就提振了。提振了GDP，不就是地方官吏的业绩吗？他们才不愿意真心扫黄呢。还有这些小姐都是要交保护费的，没有这些美女，那些派出所的小警察凭什么开十几二十万的好车子？

北京政府对这些社会现实知道得非常清楚，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无能。中国太大了，北京政府能够控制的范围其实很小，地方官吏不想做的事情，北京根本就没有办法逼他们，这就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抓什么手机黄段子，其根本目的根本就不是反黄，而是另有原因。

一是可能有背景的人士要借此敛财。比如说把软件制作、维护的活揽下来了，总要用一用，做做样子。要监控、扫描这么大量的信息，当然需要软、硬件的配备，这就是一笔大钱。全中国有几亿部手机，这个项目的费用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有人要发大财了。反正真正买单的是纳税人，全国人民每人贡献几块钱就够了。二是可能中共要警告大家，“你们给我都老实点，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当心我抓你一个颠覆或者煽动颠覆或者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三是可能要让国民感受到高压，给如我这样的人保持一种压力，不要乱讲乱写乱动。

或是无能，或是作秀，反正绝对不是真心扫黄，这是绝对肯定的。要是真心扫黄，拿什么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