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何罪》呼唤被践踏多年的公民权利
1979年8月4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江苏杂文家乐秀良的一篇新作《日记何罪!》全文如下：
日记何罪!
乐秀良
日记，是生活的镜子，是战斗的武器。日记，最真实地记录着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也记录着个人生活中一些最秘密、最深沉、最亲切的感情。经常翻阅这些日记，会帮助你拉开回忆的帷幕，看到自己前进的脚印，让青少年时期的理想，革命战争年代的烽烟，亲友、同乡的音容笑貌，让成功的、失败的、悲哀的、欢乐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激励着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忘怀过去，不迷失方向。
我们党的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戎马倥偬、紧张战斗的岁月里，坚持用日记来记录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这些日记是党的宝贵史料，是揭露党内野心家、阴谋家罪证的武器，因此，也就成为那帮奸贼千方百计必欲得之的东西。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法制荡然，许多日记和日记的主人，遭到了惊人的浩劫。成千上万本日记，在抄家时被劫走了。而且被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歪曲捏造，罗织着一个又一个的文字狱。只要你在日记里对领袖的个别言论稍有异议，即使是正确的，也会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组织批斗，判处徒刑，直至以“恶毒攻击”的“莫须有”罪名处以极刑。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正直之士就是这样惨遭迫害的。 那年头，马路上贴着揭发所谓“反革命日记”的大字报，宿舍里飘出了一阵又一阵的火焦味，大量的日记本化为灰烬。人们不仅烧掉了心爱的日记，而且愤然掷笔，让更多的不平和怀疑埋在心底。
历史的长河在曲折中前进，政治的风尘埋没不了生活的脚印。慢慢地有些人又开始记日记了。因为，人们需要用它来记录斗争，记录工作，记录生活，立此存照。但是，四害横行，国无宁日；法制不立，民主不保；抄家的阴影不散，写日记的余悸难消。有些人为了保险，把日记变成了“记事册”，而且大段地抄着“语录”，抄录着“东风浩荡”；为了留下一点思想的痕迹，人们也只有用暗语、用代号，用……，来记录自己想说而不能说、不能记的事件和思想。甚至用“开天窗”的方法，留待来日补记。
朋友们，同志们，你们不觉得可笑吗?这便是几年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现象之一，这正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一种祸害，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一个后果。这种情况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才逐步有所改变。但是，仍有一些因记日记而遭迫害的冤案还未得到平反，“反动思想”的“尾巴”未除，人们的余悸犹存。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日记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是保护日记的关键。什么是反革命罪?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的第一部刑法，有明确的规定，这就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第一是有目的，第二是有行为。人们在日记里记录着自己的思想观点，既无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更无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既没有扩散，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后果，何罪之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伟大而艰巨，许多理论观点往往要经过反复实践，才能证实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此，这就更需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允许人们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保留不同意见。即使错了，也是认识问题，只能通过说服教育来改正，怎能随意给人加上“恶毒攻击”的罪名!
日记无罪！因日记被抄家、批斗、判刑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昭雪。国家的法律必须真正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真正保障记日记无罪；保证日记不致成为抄家的目标，文字狱的罪证，保证日记的作者不会成为思想犯。当然，我们知道，革命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要把法律的条文变成保护人民的武器，需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如果你是真正热爱日记的，那末，让我们共同学习谢觉哉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为革命记日记，用垂危病体保护日记的顽强毅力；学习党的好儿女张志新烈士为真理而献身的革命精神，作一个“强者”，无所畏惧地使日记成为探索真理和捍卫真理的武器吧!
作者乐秀良是我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结识的老友，解放后一直在南京工作，主编江苏省委的理论刊物。动乱十年，不通音讯，忽然接到来信，才知他已来到北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劫后重逢，我高兴之至，连忙去信请他为副刊写杂文。当时，正是四凶刚刚翦灭，余毒很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拨乱反正成为全党急需解决的头等重要任务，自然也成为报纸包括副刊在内的重要选题。我就请秀良兄共同参与这项斗争。果然，不久他就寄来这篇杂文，看来他对这个问题久已郁闷在胸，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了。全国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个人日记、私人通信、亲友闲谈(即便是夫妻间的枕边对话)，都可以成为证据，罗织罪名，肆意上纲。由于日记中的片言只语而戴上这样那样帽子的，无从统计，却也决不在少数。这种做法，不仅无理，而且违法。作者质问得很对：“人们在日记里记录着自己的思想观点，既无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更无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既没有扩散，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后果，何罪之有？！”是啊，何罪之有？何罪之有啊！这个质问义正辞严，掷地有声，当然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也牵动那些曾经因日记遭罪者的痛苦的回忆和愤慨。
“一石激起千层浪”是人们常用的形容语，形象而有点艺术夸张：一块即使上千吨的石，哪能激起千层波浪呢？但是，一篇《日记何罪！》确确实实激起不止千层的浪花。文章发表后没有几天，就收到读者来信的反应，有的热烈赞同作者的观点，更多的是倾诉个人过去某次运动中由于日记遭到批评、斥责以至错误处理的种种遭遇。我们读到这些来信，心情实在不能平静，本是安份守己、善良正直的公民，勤恳工作、奉公守法的基层干部，仅仅为一篇日记、几句言词就遭罪多年，锒铛入狱，妻离子散，甚至含冤而死。这样的信，尤其令人同情以至义愤填膺。有关《日记何罪！》的来信，有时一星期就能有十多封，有具体单位和地址的，我们都转到有关部门，请他们认真处理，其余都转给作者。三个月后，乐秀良同志又写了一篇《再谈日记何罪》，发表在1979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副刊上。他说：从来信看，日记“出问题”，主要是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和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段时间。面对当时严峻的现实，人们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在日记里“议论朝政”，对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提出质疑，对革命导师的有些理论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这本是共产党员和公民无可争辩的民主权利，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敢于思考的精神，也应该得到鼓励。即使有些意见错了，也只是认识问题，“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何况，日记的内容是不公开的。它一无宣扬，二无流毒，三无影响，四无不良后果。即使内容偏激、错误，也谈不上危害社会秩序，影响别人，更构不成犯罪和刑事责任。十年大动乱中，法纪荡然无存，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卑鄙野心，任意侵犯和践踏公民民主权利，非法抄掠日记，诬陷好人，罗织冤狱，株连无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灾难，那倒是真正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
据作者说，这两篇“日记何罪”发表以后，他前后收到六百多封读者来信，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和回到南京以后，每天都要用相当一部分时间回复和处理那些四面八方的来信，其中申诉冤案，要求平反的信，都需要转给有关部门。他个人无法处理，只好委托外地来党校学习的同班同学或者请江苏省委统战部、宣传部转给当地相关部门，请他们帮助解决，却并不都那么顺利。他感慨地说：平反冤案也要走后门、找关系，可见经过长时期缺乏民主法制的不正常的政治生活，要恢复被践踏的公民权利是何等艰难!
一篇杂文，引起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影响，成为那一时期许多媒体、许多正直人士议论的议题之一，《新观察》1983年第12期和16期连续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杂文〈日记何罪！〉引起的反响》和《续闻》（并由上海《报刊文摘》转载），在我个人多年副刊工作的经历中还不曾遇到过，几乎是绝无仅有。
时光匆匆过了十年。1988年6月，正值《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文艺部广泛约稿，请一些同报纸比较熟悉的作者撰文，对副刊提出批评和建议。秀良兄应邀从石头城下寄来题为《编辑的良知》的信，对编辑多所鼓励。信上说：《日记何罪！》发表以来，共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推动了“日记罪”的平反改正。他认为“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不嫌其烦的把一批批来信转来，把一部分申诉刊载在供领导部门参阅的《来信摘编》，或转给有关地区和单位，使一些蒙冤者得到昭雪”。“当时，‘遍于域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刚刚开头，认识不一，阻力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的副刊编辑，敢于公开披露这两篇在某些人看来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杂文，确实是需要有一股政治勇气的。报刊编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联系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问题，随时作出独立的判断。对的，就坚持，提倡；错的，就反对，批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这样，才是急党之所急，急人民之所急，为党和人民分忧解难。我以为，这才是列宁教导我们的报刊的主动精神和党性原则。从这一意义上，我想再说一遍：谢谢编辑！”
作者说“谢谢编辑”，使我们不胜惶恐和感愧。两篇“日记何罪”，增加了读者对报纸的信任，紧密了读者和报纸的联系，应该由我们对作者和读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对副刊编辑来说，还有什么比读者和作者的支持和信任更大的安慰和奖励呢？
日记何罪!
乐秀良
日记，是生活的镜子，是战斗的武器。日记，最真实地记录着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也记录着个人生活中一些最秘密、最深沉、最亲切的感情。经常翻阅这些日记，会帮助你拉开回忆的帷幕，看到自己前进的脚印，让青少年时期的理想，革命战争年代的烽烟，亲友、同乡的音容笑貌，让成功的、失败的、悲哀的、欢乐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激励着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忘怀过去，不迷失方向。
我们党的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戎马倥偬、紧张战斗的岁月里，坚持用日记来记录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这些日记是党的宝贵史料，是揭露党内野心家、阴谋家罪证的武器，因此，也就成为那帮奸贼千方百计必欲得之的东西。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法制荡然，许多日记和日记的主人，遭到了惊人的浩劫。成千上万本日记，在抄家时被劫走了。而且被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歪曲捏造，罗织着一个又一个的文字狱。只要你在日记里对领袖的个别言论稍有异议，即使是正确的，也会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组织批斗，判处徒刑，直至以“恶毒攻击”的“莫须有”罪名处以极刑。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正直之士就是这样惨遭迫害的。 那年头，马路上贴着揭发所谓“反革命日记”的大字报，宿舍里飘出了一阵又一阵的火焦味，大量的日记本化为灰烬。人们不仅烧掉了心爱的日记，而且愤然掷笔，让更多的不平和怀疑埋在心底。
历史的长河在曲折中前进，政治的风尘埋没不了生活的脚印。慢慢地有些人又开始记日记了。因为，人们需要用它来记录斗争，记录工作，记录生活，立此存照。但是，四害横行，国无宁日；法制不立，民主不保；抄家的阴影不散，写日记的余悸难消。有些人为了保险，把日记变成了“记事册”，而且大段地抄着“语录”，抄录着“东风浩荡”；为了留下一点思想的痕迹，人们也只有用暗语、用代号，用……，来记录自己想说而不能说、不能记的事件和思想。甚至用“开天窗”的方法，留待来日补记。
朋友们，同志们，你们不觉得可笑吗?这便是几年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现象之一，这正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一种祸害，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一个后果。这种情况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才逐步有所改变。但是，仍有一些因记日记而遭迫害的冤案还未得到平反，“反动思想”的“尾巴”未除，人们的余悸犹存。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日记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是保护日记的关键。什么是反革命罪?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的第一部刑法，有明确的规定，这就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第一是有目的，第二是有行为。人们在日记里记录着自己的思想观点，既无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更无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既没有扩散，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后果，何罪之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伟大而艰巨，许多理论观点往往要经过反复实践，才能证实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此，这就更需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允许人们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保留不同意见。即使错了，也是认识问题，只能通过说服教育来改正，怎能随意给人加上“恶毒攻击”的罪名!
日记无罪！因日记被抄家、批斗、判刑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昭雪。国家的法律必须真正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真正保障记日记无罪；保证日记不致成为抄家的目标，文字狱的罪证，保证日记的作者不会成为思想犯。当然，我们知道，革命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要把法律的条文变成保护人民的武器，需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如果你是真正热爱日记的，那末，让我们共同学习谢觉哉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为革命记日记，用垂危病体保护日记的顽强毅力；学习党的好儿女张志新烈士为真理而献身的革命精神，作一个“强者”，无所畏惧地使日记成为探索真理和捍卫真理的武器吧!
作者乐秀良是我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结识的老友，解放后一直在南京工作，主编江苏省委的理论刊物。动乱十年，不通音讯，忽然接到来信，才知他已来到北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劫后重逢，我高兴之至，连忙去信请他为副刊写杂文。当时，正是四凶刚刚翦灭，余毒很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拨乱反正成为全党急需解决的头等重要任务，自然也成为报纸包括副刊在内的重要选题。我就请秀良兄共同参与这项斗争。果然，不久他就寄来这篇杂文，看来他对这个问题久已郁闷在胸，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了。全国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个人日记、私人通信、亲友闲谈(即便是夫妻间的枕边对话)，都可以成为证据，罗织罪名，肆意上纲。由于日记中的片言只语而戴上这样那样帽子的，无从统计，却也决不在少数。这种做法，不仅无理，而且违法。作者质问得很对：“人们在日记里记录着自己的思想观点，既无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更无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既没有扩散，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后果，何罪之有？！”是啊，何罪之有？何罪之有啊！这个质问义正辞严，掷地有声，当然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也牵动那些曾经因日记遭罪者的痛苦的回忆和愤慨。
“一石激起千层浪”是人们常用的形容语，形象而有点艺术夸张：一块即使上千吨的石，哪能激起千层波浪呢？但是，一篇《日记何罪！》确确实实激起不止千层的浪花。文章发表后没有几天，就收到读者来信的反应，有的热烈赞同作者的观点，更多的是倾诉个人过去某次运动中由于日记遭到批评、斥责以至错误处理的种种遭遇。我们读到这些来信，心情实在不能平静，本是安份守己、善良正直的公民，勤恳工作、奉公守法的基层干部，仅仅为一篇日记、几句言词就遭罪多年，锒铛入狱，妻离子散，甚至含冤而死。这样的信，尤其令人同情以至义愤填膺。有关《日记何罪！》的来信，有时一星期就能有十多封，有具体单位和地址的，我们都转到有关部门，请他们认真处理，其余都转给作者。三个月后，乐秀良同志又写了一篇《再谈日记何罪》，发表在1979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副刊上。他说：从来信看，日记“出问题”，主要是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和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段时间。面对当时严峻的现实，人们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在日记里“议论朝政”，对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提出质疑，对革命导师的有些理论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这本是共产党员和公民无可争辩的民主权利，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敢于思考的精神，也应该得到鼓励。即使有些意见错了，也只是认识问题，“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何况，日记的内容是不公开的。它一无宣扬，二无流毒，三无影响，四无不良后果。即使内容偏激、错误，也谈不上危害社会秩序，影响别人，更构不成犯罪和刑事责任。十年大动乱中，法纪荡然无存，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卑鄙野心，任意侵犯和践踏公民民主权利，非法抄掠日记，诬陷好人，罗织冤狱，株连无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灾难，那倒是真正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
据作者说，这两篇“日记何罪”发表以后，他前后收到六百多封读者来信，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和回到南京以后，每天都要用相当一部分时间回复和处理那些四面八方的来信，其中申诉冤案，要求平反的信，都需要转给有关部门。他个人无法处理，只好委托外地来党校学习的同班同学或者请江苏省委统战部、宣传部转给当地相关部门，请他们帮助解决，却并不都那么顺利。他感慨地说：平反冤案也要走后门、找关系，可见经过长时期缺乏民主法制的不正常的政治生活，要恢复被践踏的公民权利是何等艰难!
一篇杂文，引起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影响，成为那一时期许多媒体、许多正直人士议论的议题之一，《新观察》1983年第12期和16期连续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杂文〈日记何罪！〉引起的反响》和《续闻》（并由上海《报刊文摘》转载），在我个人多年副刊工作的经历中还不曾遇到过，几乎是绝无仅有。
时光匆匆过了十年。1988年6月，正值《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文艺部广泛约稿，请一些同报纸比较熟悉的作者撰文，对副刊提出批评和建议。秀良兄应邀从石头城下寄来题为《编辑的良知》的信，对编辑多所鼓励。信上说：《日记何罪！》发表以来，共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推动了“日记罪”的平反改正。他认为“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不嫌其烦的把一批批来信转来，把一部分申诉刊载在供领导部门参阅的《来信摘编》，或转给有关地区和单位，使一些蒙冤者得到昭雪”。“当时，‘遍于域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刚刚开头，认识不一，阻力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的副刊编辑，敢于公开披露这两篇在某些人看来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杂文，确实是需要有一股政治勇气的。报刊编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联系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问题，随时作出独立的判断。对的，就坚持，提倡；错的，就反对，批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这样，才是急党之所急，急人民之所急，为党和人民分忧解难。我以为，这才是列宁教导我们的报刊的主动精神和党性原则。从这一意义上，我想再说一遍：谢谢编辑！”
作者说“谢谢编辑”，使我们不胜惶恐和感愧。两篇“日记何罪”，增加了读者对报纸的信任，紧密了读者和报纸的联系，应该由我们对作者和读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对副刊编辑来说，还有什么比读者和作者的支持和信任更大的安慰和奖励呢？
“赵丹遗言”的前前后后
近日从电视荧屏的纪念电影百年回顾的节目中，看到一个“赵丹专题”，连续两天，简要地介绍了赵丹从影历程和他主演过的重要影片，重新见到他从三十年代的《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以来创作的许多光彩照人的形象。尤其建国以后武训、林则徐、聂耳这三个时代不同、经历迥异的人物，给亿万观众至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禁不住又一次为他本不该在六十五岁的年龄就离开了人世而哀伤，更为他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被称作“赵丹遗言”文章所遭致某些人的非议和责难而感慨万千。时光如水，竟已二十五年了。
话要从1980年9月中《人民日报》文艺版上发起的一次讨论说起。
1980年9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四年，文艺界从为害十多年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沉重枷锁中解放出来，心情舒畅，意气风发，陆续出现一大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和话剧、电影、歌曲、漫画、曲艺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喜爱。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热情评价几年来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指出：“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他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些话，都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尤其是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当前更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多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强调：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衙门作风必须抛弃。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多种条条框框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07-214页。）
凡是参加过第四次文代会的人，一定都会记得邓小平同志讲到这句话时，人民大会堂顿时响起的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经历过多年风吹雨打雪压霜欺的文艺工作者，感到一阵和煦的春风，自然都爆发出内心的拥护。“不要横加干涉”这一句，立即不胫而走，从此常常被广大文艺工作者口头上传诵、文章中引用，而且还举着它当作盾牌，抵御某些继续对他们施行横加干涉的领导。这些领导人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搞一言堂，他们也有一句故意歪曲而针对性很强的话：“不能横加干涉，竖加干涉总可以吧？”他们也习惯于凭个人意志、兴趣，一两句话就草率地否定一部艺术作品。正如两栖于文艺、电影的作家李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几年来文坛活跃，影坛沉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审查电影、戏剧的人要比小说多得多！一篇小说写成，两个编辑人员看了就可以发表，一部电影要经过三道、五道甚至于十道关卡。结果是小说繁荣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电影却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观众怨声载道”。李呼吁：“我想，是到了应该认真研究，大胆改革的时候了。”
1980年9月17日，我们在报纸第五版上发表了北京两位文艺干部题为《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来信。来信在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事业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提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进一步活起来了，政治生活也进一步活起来了，精神生活特别是文学艺术生活，存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活起来的问题呢？文艺界的现状有很多方面还是死得很。放任自流、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是存在的；不按文艺规律办事、搞一言堂、瞎指挥、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关系不正常的情况更为普遍。领导人权力过于集中、限制过死的问题相当突出。近一个时期以来，横加干涉的现象有所抬头。对某些领导自认为有问题的作品，哪怕影片已拍摄完成，也不准上映；刊物印刷好了，也强令销毁或停止发行；对某些虽有缺点和不足，但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好作品，有的领导人还是坚持要把它打成“毒草”，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政治诬陷；某些领导部门的不适当干涉，已经不仅干涉到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甚至连作品的细节、作者的署名、刊物的命名都要过问。这封读者来信认为：我们的文艺领导体制，已到了不改革就不能前进的地步。
发表这封读者来信时我们加了“编者按”，欢迎有关的领导同志、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联系当前工作的实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积极参加这次讨论。报社领导人支持我们文艺部在报纸上开展讨论，要我们积极约请文艺界人士参加，还特别关照注意不要搞“舆论一律”，要发表不同意见，把讨论搞得热烈些、活泼些。
为此我们在9月23日邀请几位艺术界人士座谈，又请他们根据座谈会发言整理成文章，在10月1日版面上发表了七篇文章：黄宗江的《文艺领域不能容忍官僚主义》开了第一炮，接着是石羽的《领导要从多方面关心文艺工作者》、蓝光的《文艺体制一定要改革》、林杉的《认真总结经验，改善领导方法》、石联星的《把每个文艺工作者装在心中》、鲁军的《文艺要立法》，美术家古元郑重地提出：《只强调经济规律来领导文艺行吗？》。报纸的呼吁，几位有影响的艺术家发言，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纷纷向编辑部表示支持，希望将这个讨论进行下去。
那个时候，赵丹正住北京医院治病，而且病情很重。
近两年他的心情越来越坏，四年前刚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时的欢欣鼓舞、豪情满怀，由于接连遇到许多不如意事，渐渐变为抑郁、苦闷以至愤懑。在他看来，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文联全国委员”的荣誉，落实住房、补发工资以及安排出国访问之类，都无关紧要，不过像球赛中的“安慰杯”。作为一名前半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人民、又被桎梏十多年的艺术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重返银幕。六十年代初，他演了《聂耳》、《林则徐》之后，满腔热情地参加《鲁迅》摄制组，扮演那位他最崇敬的文化巨人，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影片未能摄制，使许多人为之扼腕三叹。“文革”结束以后，他曾经被邀请在一部以黄河沧桑为题材的新片中饰演周恩来总理，为此他作了许多准备，有一年我去上海，就在他住处看到过他化装演周总理的照片，结果由于某位高级领导人一句话而被否定，使他一片真情成了虚愿。最后，当又一次机会来临，中日两国电影家合作拍摄《一局没有下完的棋》请他担任中方主角时，他已卧病在床，只好改请孙道临。但是虽然远离影坛，拿起画笔，他却一直未能忘情文艺界的事。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建议要提，有一肚子的心愿要倾诉啊！
话要从1980年9月中《人民日报》文艺版上发起的一次讨论说起。
1980年9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四年，文艺界从为害十多年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沉重枷锁中解放出来，心情舒畅，意气风发，陆续出现一大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和话剧、电影、歌曲、漫画、曲艺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喜爱。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热情评价几年来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指出：“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他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些话，都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尤其是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当前更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多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强调：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衙门作风必须抛弃。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多种条条框框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07-214页。）
凡是参加过第四次文代会的人，一定都会记得邓小平同志讲到这句话时，人民大会堂顿时响起的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经历过多年风吹雨打雪压霜欺的文艺工作者，感到一阵和煦的春风，自然都爆发出内心的拥护。“不要横加干涉”这一句，立即不胫而走，从此常常被广大文艺工作者口头上传诵、文章中引用，而且还举着它当作盾牌，抵御某些继续对他们施行横加干涉的领导。这些领导人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搞一言堂，他们也有一句故意歪曲而针对性很强的话：“不能横加干涉，竖加干涉总可以吧？”他们也习惯于凭个人意志、兴趣，一两句话就草率地否定一部艺术作品。正如两栖于文艺、电影的作家李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几年来文坛活跃，影坛沉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审查电影、戏剧的人要比小说多得多！一篇小说写成，两个编辑人员看了就可以发表，一部电影要经过三道、五道甚至于十道关卡。结果是小说繁荣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电影却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观众怨声载道”。李呼吁：“我想，是到了应该认真研究，大胆改革的时候了。”
1980年9月17日，我们在报纸第五版上发表了北京两位文艺干部题为《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来信。来信在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事业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提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进一步活起来了，政治生活也进一步活起来了，精神生活特别是文学艺术生活，存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活起来的问题呢？文艺界的现状有很多方面还是死得很。放任自流、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是存在的；不按文艺规律办事、搞一言堂、瞎指挥、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关系不正常的情况更为普遍。领导人权力过于集中、限制过死的问题相当突出。近一个时期以来，横加干涉的现象有所抬头。对某些领导自认为有问题的作品，哪怕影片已拍摄完成，也不准上映；刊物印刷好了，也强令销毁或停止发行；对某些虽有缺点和不足，但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好作品，有的领导人还是坚持要把它打成“毒草”，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政治诬陷；某些领导部门的不适当干涉，已经不仅干涉到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甚至连作品的细节、作者的署名、刊物的命名都要过问。这封读者来信认为：我们的文艺领导体制，已到了不改革就不能前进的地步。
发表这封读者来信时我们加了“编者按”，欢迎有关的领导同志、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联系当前工作的实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积极参加这次讨论。报社领导人支持我们文艺部在报纸上开展讨论，要我们积极约请文艺界人士参加，还特别关照注意不要搞“舆论一律”，要发表不同意见，把讨论搞得热烈些、活泼些。
为此我们在9月23日邀请几位艺术界人士座谈，又请他们根据座谈会发言整理成文章，在10月1日版面上发表了七篇文章：黄宗江的《文艺领域不能容忍官僚主义》开了第一炮，接着是石羽的《领导要从多方面关心文艺工作者》、蓝光的《文艺体制一定要改革》、林杉的《认真总结经验，改善领导方法》、石联星的《把每个文艺工作者装在心中》、鲁军的《文艺要立法》，美术家古元郑重地提出：《只强调经济规律来领导文艺行吗？》。报纸的呼吁，几位有影响的艺术家发言，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纷纷向编辑部表示支持，希望将这个讨论进行下去。
那个时候，赵丹正住北京医院治病，而且病情很重。
近两年他的心情越来越坏，四年前刚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时的欢欣鼓舞、豪情满怀，由于接连遇到许多不如意事，渐渐变为抑郁、苦闷以至愤懑。在他看来，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文联全国委员”的荣誉，落实住房、补发工资以及安排出国访问之类，都无关紧要，不过像球赛中的“安慰杯”。作为一名前半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人民、又被桎梏十多年的艺术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重返银幕。六十年代初，他演了《聂耳》、《林则徐》之后，满腔热情地参加《鲁迅》摄制组，扮演那位他最崇敬的文化巨人，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影片未能摄制，使许多人为之扼腕三叹。“文革”结束以后，他曾经被邀请在一部以黄河沧桑为题材的新片中饰演周恩来总理，为此他作了许多准备，有一年我去上海，就在他住处看到过他化装演周总理的照片，结果由于某位高级领导人一句话而被否定，使他一片真情成了虚愿。最后，当又一次机会来临，中日两国电影家合作拍摄《一局没有下完的棋》请他担任中方主角时，他已卧病在床，只好改请孙道临。但是虽然远离影坛，拿起画笔，他却一直未能忘情文艺界的事。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建议要提，有一肚子的心愿要倾诉啊！
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否则，建国30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60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时，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象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象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象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什么作用?……
〔80年9月于病床上〕
文章见报当天下午，我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已处于弥留状态，正在抢救中。宗英忍泪告诉我，她上午告诉阿丹文章发表了，阿丹眼珠动了一下，也不知他是不是听清了。我们都没有料到，第三天即10月10日，他就带着一腔遗憾，带着“一局没有下完的棋”撒手西行了。
人们几乎是同时读到赵丹的文章和听到他逝世噩耗的。一方面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艺术家而痛心，一方面更为他临终前还那样关心垂注文艺事业的前途而感动。他的意见提得坦诚、直率、中肯，也是许多人都亲历过的切身体会，酸甜苦辣都尝过，因而都有同感，尽管其中有的话可能说得偏激，不无片面之处，但句句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文艺界人士多数衷心赞赏，阿丹替他们说出了心中积压多年而未能或不敢说出口的话。也有少数人士则摇头表示不同意，认为有些关于党对作家艺术家如何领导的话说得有点出格，有的意见有悖于多年来已经形成传统的主流意识，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时间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同行相遇，都会提到“赵丹遗言”。我还听到一位前辈文艺家颇有预见性地说：“赵丹那些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人民的利益总是要放在第一位。只是他说早了。”
不久，文艺界便盛传据说来自高层领导人的一句批评：“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屁。”另一个版本更厉害，说赵丹“放了一个反党的屁”。不管是哪个版本，反正是极其严厉而且粗鄙的口吻。这句分量很重的话有如当时的深秋气候，让人顿觉西风瑟瑟，寒意袭来。某些惯于挥鞭打棍子的人，不免故态复萌，仿佛又可以抓到一条大鱼。但是，毕竟不是过去一二十年那样一两句话就能呼风唤雨的年代，人们的头脑清醒多了，文艺界虽然感到有些震动，倒也没有惊慌失措，听听也就过去。报社领导人自然受到点压力，就要我们文艺部设法缓和一下气氛。正好我去看望夏衍同志，向老人请教。夏公也听到了这句批评，这类事他经历得多了，只微微一笑，劝我不必紧张，然后说：“找人写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停了一会，他想到一个合适人选：金山。我说，我同金山没有打过交道，不知他是不是愿意。夏公轻轻摆摆手：“我跟他说一下。”这种“转弯”的文章不大好写，但金山很快写成，寄来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的文章。
文章开头便说：10月8日，赵丹同志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很关心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他认为，对于文艺创作，对于那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文艺家们，不要“管得太具体”，像他所比喻的那样，管“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等等。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列宁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列宁的这个论点，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文章在此处转了一下：“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在评论了赵丹文中谈到创造鲁迅的艺术形象一事后，文章归结到“从这里我深深感到，对待这些忠于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进行艺术创造的艺术家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应当象母亲对待孩子、园丁对待鲜花一样，要非常敏感、爱护、精心培育，保护其成长，使其长大成才，开花结果。……赵丹是中国共产党员。他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他从三十年代一踏上文艺工作岗位，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艺术活动的。长期以来，他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艺术实践和实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正确的宇宙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正是这种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艺术观离不开宇宙观，这是不以艺术家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赵丹同志的艺术成就的重要原因。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文艺家，他的宇宙观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可以有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应当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金山这篇“转个弯”的文章与作家李的《领导要改善，体制要改革》一文在10月29日同天见报，李最后说：“我们国家的各条战线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作为文化艺术，她应该是这个时代潮流的潮头。如何把文艺工作搞‘活’，我想只有认真的改革”。这几句，实际上成了这次讨论的简要结论。
“赵丹遗言”沸沸扬扬了一阵，终于渐渐沉寂，留给人们的是一种复杂的心情：既有哀痛，又有感伤；既有沉思，又有无奈。我曾写过一篇《送赵丹远行》，其中提到“遗言”时，有这么几句：“他用最后的心血，向党向人民陈述自己的意见，呼喊出多么真挚的心声！他的意见可能有不确切、不周到，甚至有偏颇处，人们尽可以这样那样地提出严格的要求。但要知道，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就像宗英说的：阿丹用生命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亲爱的党，伟大的人民，是会听一听一个忠诚的儿子最后的呼声的。”二十五年后我重新审视这几句话，仍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重读赵丹遗言，重睹他生命最后的一星火苗，仍会感到那从未熄灭的熠熠光芒。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否则，建国30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60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时，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象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象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象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什么作用?……
〔80年9月于病床上〕
文章见报当天下午，我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已处于弥留状态，正在抢救中。宗英忍泪告诉我，她上午告诉阿丹文章发表了，阿丹眼珠动了一下，也不知他是不是听清了。我们都没有料到，第三天即10月10日，他就带着一腔遗憾，带着“一局没有下完的棋”撒手西行了。
人们几乎是同时读到赵丹的文章和听到他逝世噩耗的。一方面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艺术家而痛心，一方面更为他临终前还那样关心垂注文艺事业的前途而感动。他的意见提得坦诚、直率、中肯，也是许多人都亲历过的切身体会，酸甜苦辣都尝过，因而都有同感，尽管其中有的话可能说得偏激，不无片面之处，但句句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文艺界人士多数衷心赞赏，阿丹替他们说出了心中积压多年而未能或不敢说出口的话。也有少数人士则摇头表示不同意，认为有些关于党对作家艺术家如何领导的话说得有点出格，有的意见有悖于多年来已经形成传统的主流意识，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时间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同行相遇，都会提到“赵丹遗言”。我还听到一位前辈文艺家颇有预见性地说：“赵丹那些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人民的利益总是要放在第一位。只是他说早了。”
不久，文艺界便盛传据说来自高层领导人的一句批评：“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屁。”另一个版本更厉害，说赵丹“放了一个反党的屁”。不管是哪个版本，反正是极其严厉而且粗鄙的口吻。这句分量很重的话有如当时的深秋气候，让人顿觉西风瑟瑟，寒意袭来。某些惯于挥鞭打棍子的人，不免故态复萌，仿佛又可以抓到一条大鱼。但是，毕竟不是过去一二十年那样一两句话就能呼风唤雨的年代，人们的头脑清醒多了，文艺界虽然感到有些震动，倒也没有惊慌失措，听听也就过去。报社领导人自然受到点压力，就要我们文艺部设法缓和一下气氛。正好我去看望夏衍同志，向老人请教。夏公也听到了这句批评，这类事他经历得多了，只微微一笑，劝我不必紧张，然后说：“找人写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停了一会，他想到一个合适人选：金山。我说，我同金山没有打过交道，不知他是不是愿意。夏公轻轻摆摆手：“我跟他说一下。”这种“转弯”的文章不大好写，但金山很快写成，寄来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的文章。
文章开头便说：10月8日，赵丹同志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很关心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他认为，对于文艺创作，对于那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文艺家们，不要“管得太具体”，像他所比喻的那样，管“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等等。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列宁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列宁的这个论点，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文章在此处转了一下：“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在评论了赵丹文中谈到创造鲁迅的艺术形象一事后，文章归结到“从这里我深深感到，对待这些忠于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进行艺术创造的艺术家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应当象母亲对待孩子、园丁对待鲜花一样，要非常敏感、爱护、精心培育，保护其成长，使其长大成才，开花结果。……赵丹是中国共产党员。他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他从三十年代一踏上文艺工作岗位，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艺术活动的。长期以来，他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艺术实践和实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正确的宇宙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正是这种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艺术观离不开宇宙观，这是不以艺术家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赵丹同志的艺术成就的重要原因。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文艺家，他的宇宙观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可以有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应当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金山这篇“转个弯”的文章与作家李的《领导要改善，体制要改革》一文在10月29日同天见报，李最后说：“我们国家的各条战线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作为文化艺术，她应该是这个时代潮流的潮头。如何把文艺工作搞‘活’，我想只有认真的改革”。这几句，实际上成了这次讨论的简要结论。
“赵丹遗言”沸沸扬扬了一阵，终于渐渐沉寂，留给人们的是一种复杂的心情：既有哀痛，又有感伤；既有沉思，又有无奈。我曾写过一篇《送赵丹远行》，其中提到“遗言”时，有这么几句：“他用最后的心血，向党向人民陈述自己的意见，呼喊出多么真挚的心声！他的意见可能有不确切、不周到，甚至有偏颇处，人们尽可以这样那样地提出严格的要求。但要知道，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就像宗英说的：阿丹用生命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亲爱的党，伟大的人民，是会听一听一个忠诚的儿子最后的呼声的。”二十五年后我重新审视这几句话，仍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重读赵丹遗言，重睹他生命最后的一星火苗，仍会感到那从未熄灭的熠熠光芒。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