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晓剑著（十一）

(29)

　

　　陕北汉子霍达东进入处于A省省会城市中心的、还挂着国民党邪党徽的省政府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找到了省长办公室的厕所，往一个白瓷制作的屎尿坑子里撒了一泡尿，然后呆呆地看着坑里边的变化。

　　他听人讲过，达官贵人和洋人拉屎撒尿不是蹲着或站着，而是坐着，坐在白瓷制成的面缸一样的东西上面，那里面有水，拉完屎撒完尿，那水就会把屎尿冲走。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坐着拉屎怎么能使上劲。因此，他特意憋了一泡尿，没把它撒在城外的田野里，而是坐着美国吉普车，催促着司机快些开，直冲省政府，把它撒在了像鹅蛋一样扁圆口的屎尿缸内，然后呆呆地看着里面的水怎样冲走那黄黄的尿液。　　

　　好一会儿，没啥动静，屎尿缸里的水全变成了淡黄色，霍达东骂了一句:“狗日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向无产阶级抗议哩!咱无产阶级坐着还真拉不出屎尿哩!”

　　他拔出手枪，用枪柄往白瓷缸上狠狠地砸了几下，那瓷缸破裂了，一股黄水淌了一地，散发出腥臭的味道。

　　在外面正检查文件箱和写字台内遗留文件的机要秘书听到厕所内的声响，忙敲着门，大声问:“霍主任，霍主任，有啥情况吗?”

　　霍达东拉开门，一边系着裤子扣一边骂:“把这东西整成老百姓能用的，别让这些资产阶级的玩意腐化咱们干部。”

　　机要秘书伸头看了看，哭笑不得地摇摇头，他在大城市里生活过，知道这便器的用法，过去搬了一下水箱的把手，一股清水流出来，将地上的尿液冲到下水槽中。

　　霍达东在国民党省长的巨大办公室内有点茫然地踱来踱去，嘴里嘟浓着:“狗日的要这么大间房子干啥用哩，能装下一个排的士兵:这尿的办公桌比咱陕北窑洞里的炕都大，是写字还是睡觉?比锅还大的灯用那么细一根绳子吊着，刮阵旋风吹断了绳子，把脑袋砸开了花哩，小张，把狗日的蒋光头的像撕下来，扔猪圈里去，换上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他向机要秘书命令着。

　　机要秘书答应着，然后说:“霍主任，解放军在黄河大铁桥上组织会师仪式，你这个省城军管会主任要去参加哩。”

　　霍达东对于自己这个主任的头衔还不太习惯。他习惯很亲密地叫他土生、达东同志、老霍，也习惯有人叫他霍大哥、干大或霍伯伯，现在，一般同志都叫他霍团长，当然他这个团长比部队的团长级别要高得多，有人看到他半老头子了才是团长，感到好笑，还有点轻视，他倒也不在乎，革命不是为了当官哩。在他说服马圆起义之后，一纸命令下来，他由西北工作团团长变为了A省军管会主任，全面负责接收A省的工作，没有特殊情况，他必将成为共产邪党执政后的A省省政府主席。

　　机要秘书催了两次，霍达东才走出那间可以骑着骡子跑圈圈的宽大办公室，带着警卫排，向将这座省会城市一割两半的黄河走去。

　　街上时而还响着零星的枪声，解放军战士和戴着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在街头设了岗，市民们还不敢上街，所有的商店都大门紧闭，整座城市显得冷冷清清。

　　坐在汽车上，霍达东张望着这座对于他来说还很陌生的城市。这是座狭长的城市，南北两侧是拔地而起的山峰，如同两条长城蜿蜒伸展，也如同两条没有生气的长龙僵卧于此，黄河从这山峰的西头喧啸而来，穿过整座狭长的市区，奔向山峰的东侧。可以说，这座城市是依山而立，傍水而生，颇有点像夹于凤凰山和清凉山中间、又被延河分割的延安城，只不过相比之下，延安城过于小巧，缺少A省省会的气势。令人惊异的是，在河北岸的山腰间，竟也耸立着一座宝塔，宝塔下还有硝烟在升腾，好似是浓浓的香火在缭绕。

　　在接近黄河大铁桥时，人多了起来，敲着腰鼓的学生娃，举着小旗子的市民追随着一队队的解放军战士，口号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几辆狮子一样停在桥头的坦克车上更是挤满了人，而桥上则是水泄不通，全是头戴钢盔，身穿黄军装，高举着枪的解放军官兵。

　　霍达东下了车，从人群中挤到桥边，他没有到首长们挥手致意的停在桥正中的美国大卡车上去，而是俯身好奇地看起了这座被称为黄河第一桥的铁家伙。

　　他还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桥，准确地说，他还从没有见过铁桥。他见过石桥，砖桥，木桥，那些桥跟这座桥比起来，简直就像片树叶和木船在一起，木船可以航行万里，树叶只能不堪一击。他很惊讶，这么多铁块子是怎么给架到那奔腾狂泻的黄河上的，而且，此时桥上挤满了人和车辆，而这桥却没有丝毫动摇的迹象。

　　据说国民党军队撤退时要炸毁这座桥，幸亏马圆起义，迅速给解放军放开一条通道，使解放军能及时赶至铁桥边，阻挡了国民党军队的退路，也因而保住了这座铁桥。霍达东觉得马圆确实也算是个功臣哩。

　　他直起身子，回过头，看到大铁桥旁边不远的河岸上有一条两尺宽的石板路，通向一圈柳树丛中，那浓郁的枝叶间，显露出一座木阁，飞檐下挂着块木匾，上书:观河楼。霍达东心中一动，想起马圆对黄河的依恋之情，不觉生出了一个念头:若马圆愿意居于此地，就在这观河楼边给他盖上一所宅子，让他颐养天年吧。

　　机要秘书又在叫他:“霍主任，部队首长请你去讲几句话哩。”

　　霍达东只好挤到桥中间，上了那辆被当成主席台的美国十轮卡车。然而，他只简单地说了几句就结束了他的演讲，因为他看到了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必须要马上去和她见面。　　她是李秋枫。

　　从背后和侧面看去，穿着黄布军装、扎着宽皮带的李秋枫还是那样苗条而不失丰满，犹如青春仍在的少女，犹如永远也不会苍老的挺拔小树，她那头乌黑浓密的短发在黄河荡起的夏风中微微扬起，更使她飘逸、俊俏，然而，走到她面前时，任何人也不会再把她看成是不谙世事的女娃了，因为她的眼睛不是水灵灵的，不再像清澈见底的一汪泉水，不再有永不知优伤的明亮光芒，这说明，她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女性了。

　　“秋枫。”霍达东呼唤了一声，侠骨柔情地为李秋枫搏了一下额前的散发。　　

　　此时，他们已经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走到了黄河的河堤上，黄河大铁桥和桥上欢庆的人们在他们远远的背后，与奔腾的河水、耸立的山峰、山峰上的宝塔和圆顶的清真寺一样，形成了一道景观，一道他们并不再观注和神往的景观。

　　“霍大哥，谢谢你。”李秋枫垂着头，低声说了一句。

　　“谢啥哩?”

　　“马方被批准人邪党了，我知道，我都知道，这是你向彭总建议的。要不是你，马方将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霍大哥，我跟着他这二十多年，他对人生再没有任何要求了，好像他活着只为了这一件事，加入共产邪党，好像只有加人了共产邪党，他才能证明他生命的价值。他如愿以偿了，却、却没有看到共产邪党的事业最终成功。却、却不能和我一同走完人生的后半程。霍大哥，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折磨自己的，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折磨我的，霍大哥，他的心最后变得像石头一样冰冷，而我的心早就不知碎了多少次哩……”李秋枫的声音优伤得如同待宰前的小羔羊的“哮哮”声，也如同秋草在夜风中无奈而悲凉的“喇喇”声。

　　“秋枫，你哭哭吧，哭一阵子会好些哩。”霍达东慈祥地用大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她微微颤抖的脊背。

　　李秋枫停住脚步，转过身，昂起了头，凄苦地看着霍达东:“霍大哥，你看看我的眼睛，里面早就干枯了，里面的泪水早就流完了，霍大哥，我不会再哭了。我只在他一个人面前哭，我也记不清哭了多少次了，我泪流完了，流血，血也快流完了，霍大哥，我没有什么可哭的了，我还为谁去哭?为谁去抽泣呢?你说，你告诉我……”

　　霍达东根本不可能了解一个知识女性那复杂的情感和深不可测的心，他只能宽慰地笑笑，说:“是哩，以后再没啥可哭的了，整个中国都是咱共产邪党的，咱要带着人们过好日子，只会笑哩，每天都笑，再没有苦恼事，再没有伤心事。”

　　李秋枫轻轻哼了一声，脸上那稍纵即逝的冷笑分明是在嘲弄霍达东的说法，但她没有让霍达东感觉出来她的讥讽，她不愿意让这个大哥难堪，她委实不是二十多年前那把一切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的纯情少女了。

　　沉默了一阵，两个人低头望着脚下东逝的黄河水，似乎都有满腹的心事，或者说，由于形势的突然变化，两个人都对社会的未来和人生的后一半有些不知所措。　　

　　终于，还是霍达东先开口了:“秋枫，你是跟着部队继续西进呢，还是想留下来?若想留下来，我这里需要人哩。”　　

　　李秋枫沉重地说:“我咋能离开马方呢?他埋在了这里，我当然也要留下来，陪伴着他，否则，他太孤独，太寂寞了。我还要把他写的诗全部整理出来，印成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还活着的全部理由。”

　　霍达东皱了皱眉，长兄一样把两只手放到她柔软的肩头，有点训斥地说:“秋枫，咋能这么悲观呢?你只有好好活着，才能让马方在地下安息，你过不好，他会死不膜目哩。对了，这么多年，你们就没生个娃儿?”

　　“他连婚都不肯结，咋会肯要娃儿呢?我曾怀过两次孕，都打掉了。”在霍达东面前，李秋枫倒一点不隐瞒自己的私生活。

　　霍达东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说:“这样吧，我去和你们首长讲一下，把你调到我们的军管会的文化工作部，争取下午就来报到，先把军管会的招牌写出来，挂到国民党的省政府大门上去。”

　　李秋枫心情平静了些，小声说:“霍大哥，你还记得当初在肤郡县挂农民总会的大匾吗?没几天，就让反动派给砸了。”

　　“这次不会了，除非、除非咱们自己干不好，让老百姓起来给砸了!”霍达东在说这话时只不过是在坚定自己的一种信念，而绝非是在预言什么。

　　霍达东没有接受A省省政府主席的任命，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实在，他认为自己管不了全省工农商学兵方方面面的事，能力有限，搞不好会给刚执政的共产邪党丢面子哩。他宁肯当个副主席，专门负责农民的事，能让农民过好日子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也是他最愿意去做的一件事。而且，这和他脖子上挂着的那装着一撮黄土的荷包的内涵相吻合，他不能离开土地，这是他的命!

　　为此，他向组织上推荐了李仲海来担任A省省政府主席，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同样很实在，他说:“仲海行，他有能力，能独挡一面，懂政策，办事心细。”

　　组织上同意了霍达东的建议，并让他也和李仲海通电话，动员他来西北工作，因为此时李仲海已经随毛泽东和邪党中央进人北平，参加了国务会议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有可能成为部一级的官员。

　　当晚，霍达东和李仲海通上了话。

　　“仲海，我是达东呀。”

　　当时还没有直拨电话，因而李仲海已经知道是A省省会来的长途，他笑着说:“达东，听说你要当一省之长了，比金上岳官还大哩。”

　　“我找你就是谈这事哩。现在这省政府主席和当初咱闹共产时那省政府可不一样，那时咱只管造反就行了，现在啥都得管，我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搬你这个救兵哩!”

　　“组织上信任你，你就干，边干边学，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能当官，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了，咱不干谁干?”　　

　　“我、我已经给组织上打了报告，请求调你来当主席，我给你当副手，别忘了，自小我就是给你当副手的。”　　

　　李仲海笑起来:“开啥玩笑哩。”　　

　　“这是真的，组织上很快会找你谈，你别想着当京官，大西北更需要人哩。”　　

　　“可……”　　

　　霍达东不容他犹豫，急促地说:“还有，秋枫她留在了这里，她现在孤身一人，挺清苦的，需要有人照应哩。”

　　听到李秋枫在A省，李仲海一下子沉默了，显然他的思绪在翻腾，很久，他才低沉地开了口:“那……若是组织上要我去，我没二话，达东，能和你在一起工作，我欢喜哩。秋枫、秋枫她?，?…我去了再说吧。”

　　霍达东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随即又说:“马先生也在这里，彭总让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大学校长的职位，可能还要任命他当省政府副主席。咱们马家沟出来的几个人，水流千条归大海，最后还是聚到一起来了。”

　　“好，那咱们在一起好好干，争取在咱们活着的时候见到共产主义!” 李仲海的声音兴奋起来。

　　“行，你可要早点来，我等着请你观黄河，登白塔，吃羊肉串哩!”

　　在黄河陡峭的岸边，建起了四排平房。这里是省政府大院的后面，本来是一片树林，树林中有几处水洼，每到大雨过后，都会有许多蛤蟆在这里鸣叫，震耳欲聋，彻夜不息，而一旦水洼干涸，这些蛤蟆又像突如其来的出现一样，又一下子消失得一干二净。于是，在这种时候树林子的夜晚就只剩下了蟋蟀稀疏而低脆的叫声，令人感到夜晚的宁静。

　　据说，这片树林子本来是一个清朝举人的私家花园，是这个风流举人与妻妾们踏青赏秋避暑观雪之地，后来有几个女子莫名其妙死于林子中，人们传说夜晚常有女鬼游荡，便荒凉下来，又值民国开创，前面设立了省政府，清朝举人逃至海外，这里也就成为了公地，但因着鬼魂的说法，依然少有人光顾。

　　霍达东在省政府办公楼中看到这块紧领黄河的树林子，觉得不应荒废，共产邪党人不迷信，也不怕有什么鬼妖，就下令在这里建立省政府的宿舍，靠河边盖四幢平房，给领导居住，在里面又建了一幢二层筒子楼，给还是单身的工作人员当宿舍。

　　房子盖得很快，两个月后就交了工，四幢领导居住的平房毫不奢华，无非是灰砖灰瓦而已，当初霍达东甚至要求盖成陕北窑洞式的建筑，但人们说在平地上建窑洞式建筑反倒费工费料，加大成本，霍达东才算作罢。

　　四排平房一样大小，里面的格局也没什么两样，都是一间客厅，一间餐厅，一间办公室，一间勤务员宿舍，另有三间卧室，可以让领导及不同性别的子女分开居住。每排房子中间有五六丈的间隔，这是霍达东特意叮嘱的，为了能够有足够的闲地种植瓜菜和粮食，这是他生活中的唯一嗜好。

　　房子未盖时就已经做好了安排，紧挨河堤的一幢给马圆居住，第二幢是霍达东一家居住，第三幢留给尚未上任的李仲海，第四幢是给一个藏族首领准备的，这个人因稳定少数民族地区有功，已经被内定为省政府副主席。

　　房子盖好之后，霍达东前来观看了一下，尤其是站在黄河堤岸上端详了好一会儿，然后对办公室主任说:“黄河铁桥一带要沿黄河修公路，那里有座观河楼，不大，想办法娜到这里来。马圆先生喜欢观看黄河，他是咱们的统战对象，尽量让他在生活上满意，证明咱们共产邪党人是真心实意团结他哩。”

　　办公室主任几天之内就让人办成了这件事，几千斤重的木结构观河楼完全靠人力搬行了几里地，被安置于马圆先生住房的边上，并且重新油漆了一遍，找画匠描了彩绘。马圆搬来居住时，确实颇为感动，还当场赋诗一首，送给了霍达东:

    无意白云忽成帆，

    梦中醒来便千年。

    豪志虽陪岁月去，

    友情却伴风烛还。

    绵绵苦斗心已冷，

    耿耿于怀骨未寒。

    一览黄河顿觉小，

    总是闲人心胸宽。

　　从此以后，马圆只要不离开A省省会，几乎每天的黎明时分都会站在观河楼上看着太阳升起，黄昏时分则看着夕阳落下，奔腾不息的黄河使他的生命也在奔腾，直到八十年代中的某一天，他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坐在观河楼上的一张竹椅上，平静地停止了呼吸，而他的两只眼没有闭上，依然直直地瞪着黄河。

　　观河楼使马圆有些冷清和孤寂的晚年得到了无限的寄托，而挪动的观河楼的举动却使霍达东在后来遭受批判时多了一项罪名，说他有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动用国家财力，将一幢供封建没落王公贵族休闲用的建筑搬到自己家房后，供他修资产阶级之身，养封建主义之性，有人甚至说那是他搞女人的场所。对于这些指责，他都认了帐，他绝不愿将脏水泼到马圆身上。　　

    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大地上兴起了旅游热潮，有人在黄河边上动用巨资兴建楼台亭阁之时，发现了这座油漆剥落、被荒草掩遮的二层木楼竟是明末时期的建筑，几经考证，说当初凡出使西域的中央大员，路过此地，必在此楼上饮酒赋诗，因而极具文物价值。于是，人们又纷纷称颂是霍达东有先见之明，保护了古迹，否则，修建黄河边公路时，这木楼必会被民工砸成木块子当柴给烧了。　　

　　霍达东的独生女儿小时候常在这楼上跳来跳去，她父亲遭受批判以后，尤其是迁移这木楼也成为他爸的一项罪名之后，她就再也没有登临过。九十年代，已经成了大企业家的她出差来到A省省会，得知省里要花巨款在此处以观河楼为中心修一座观河广场，并动员她也投资时，她只冷笑一声:“我要是有钱，买下这堆烂木头，一把火烧了它，别让它再糟踏活人!”

　　李仲海绝没有想到，在他第一次提出要娶李秋枫为婆姨的时候，她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了。

　　那是在省政府举行盛大的庆功文艺晚会，为修筑A省一条重要公路的劳动模范庆功之后的深夜。

　　修筑A省重要公路是由霍达东亲自出任总指挥，组织上万人马进行的，为此，他在西安工作了半年，因为这条公路是A省与陕西的重要通道。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苦战，公路提前修通了，当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要领导的彭德怀大大夸赞了他一番，说自己没看错人，而且兑现了诺言，亲自陪他登上了大雁塔，洗了华清池，还去看了当年蒋介石被张学良的警卫营抓住的那个石头缝缝。

　　回到A省省会，已经走马上任的省政府主席李仲海自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把一朵朵用红绸被面做的大红花戴在了几十个立功受奖的人员胸前，还让他们坐在敞篷吉普车围着城绕了一圈。

　　霍达东捶了李仲海一拳:“你这尿，就会整这花点子，都是在延安学的。”

　　李仲海很认真地说:“我是造声势哩，对于热心社会主义建设并做出贡献的人就得这么大张旗鼓地宣扬。不过，这花点子可不是我想出来的，是秋枫，这二十多年，她一直在搞文艺宣传哩。”

　　“这我知道。”霍达东放低了声音问，“仲海，我这一段时间不在，秋枫咋样哩?”　　“咋样?挺好的，现在是文化局的处长，一天到晚地组织文工团慰问演出。”李仲海回答着。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她对你咋样哩?有没有那个意思了?”霍达东挺关切。

　　李仲海叹了口气:“她对我一直挺好，可她对哪个同志都挺亲热，你也知道她那性子，天生就不会对人拉着脸。我、我实在是不敢向她张口，怕碰钉子，那以后就再没机会了。也许就这样，保持对她的圣洁感更好。”

　　霍达东哼了声:“这就是你们那种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说重点，是虚伪，一辈子改不了哩。这事能比攻山头难，能比咱们砸肤郡县城难?一次不行，再来二次嘛，秋枫的心又不是铁打的，铁打的心火候到了也变成铁汁汁哩。仲海，你都年过半百了，还有多少日子能熬，秋枫也已经四十出头了，她总不能靠抱着马方的牌位过后半辈子。你要没胆，我去替你说。”　　

　　“不，不，这事还是我自己去说。”李仲海连忙拒绝着，他怕霍达东这个粗鲁汉子表达不了他的全部真实情感。　　

　　于是，在开完庆功文艺晚会之后，李仲海留了下来，等着李秋枫向文工团安排完明天的任务走下舞台时，便迎上去。他有点紧张地说:“秋枫，你饿了吧，我请你去吃夜宵。”

　　李秋枫笑笑:“那就让主席大人破费了。”

　　李仲海的紧张心情被这半真半假的玩笑一下子驱散了，似乎他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在陕西偷林夜校时的状态，坦然而自信地和李秋枫一同走进了夜色中。

　　五十年代初期的省长出行，既没有警车开道，也没有保卫人员将路人推操至马路边上，更不需要戒严、李仲海甚至将唯一一个警卫员都打发回了宿舍，与李秋枫两个人迎着初秋的夜风，像所有刚进人一个新的时代的人们一样，怀着一种自豪的、欣喜的神态安然地走在马路上。他们役有什么可俱怕的，因为他们和自己的人民并不对立。

　　吃夜宵的小摊在市中心，那里是十字街头，十字的中央是一座快坍塌了的钟鼓楼，钟和鼓已经不知去向，而它的墙基处却灯火通明，一个小摊接着一个小摊，密密麻麻地把钟鼓楼包围起来，形成了很独特的景观。

　　“吃羊肉串还是吃牛肉拉面?”李仲海。

　　“啥都想吃。”闻到各种各样的香味，李秋枫很欢快地说。

　　“好，那咱们就转着圈，吃到你走不动路为止。”李仲海和李秋枫在一起，总觉得自己还远没有老，因而他说话也带着年轻后生的青春活力的潇洒。

　　从烤羊肉串开始，他们挨着小摊吃下去，吃到第七个小摊时，李秋枫投降了:“不行了，吃不下去了，要是霍大哥在就好哩，看着他吃一圈。”

　　“那咱们消消食。”

　　“行，看看夜黄河。”李秋枫兴致正中李仲海下怀，他本来就想提出到黄河边上走一走，在那寂静、只有河水流淌声的夜幕下，更容易让他吐露心声。

　　在这沿黄河而建的狭长城市里，走到黄河边并不需要多少时间，穿过两条横街，李仲海和李秋枫就看到了黄河岸堤上的柳树，柳树的叶子显然已经开始枯干，每一阵夜风都有在枝权上站不稳的叶子飘落下来，洒进黄河中和堤岸上。

　　这里很安宁，与黄河平行的是一些人家的后院墙一个个后窗户内抛出一团柔和得像月光一样的昏黄灯光，在地上形成一块块光毯，偶尔有情侣相拥在柳树下，一些热烈而又压抑的呢喃细语如草叶抖动一样飒飒传出，城市的繁华在这里消失了。

　　“你看，你看，河里有皮筏子!”当站到没有树荫遮拦的地方，李秋枫惊奇地叫起来，用手指着黑暗的河水中的一点阴影。　　

　　“兴许是打鱼的。”李仲海漫不经心地解释着。　　

　　“畜生之皮托起生灵之魂，永不沉没地飘荡，终日去迎接死亡，却渴望着新生……”李秋枫沉吟着诗句。　　

　　“这是谁做的诗?”李仲海问。　　

　　“马方。”李秋枫说完，好像感到一丝寒意，将双手抱住了肩头。　　

　　李仲海沉缓地脱下黑呢中山装，小心翼翼地披在了李秋枫肩上。　　

　　两个人同时沉默了，似乎都在等待着一个艰难话题的开始，而谁都没有勇气首先开口，可能他们都明白，这一夜，将决定他们后半生.个人生活的命运，而谁都不愿意这命运以对方的拒绝开始。

　　“秋枫……”李仲海的声音有些颤抖了，他现在可以胸有成竹、毫无畏惧地号令数百万人，但面对一个已经徐娘半老的女子却无法镇定地说话。

　　“嗯。”李秋枫转过身来，平视着李仲海，她的眼睛内闪动着一丝忧郁，但也不乏渴望的光芒，就是这光芒，使李仲海终于喷发出已经积郁在心底二十多年的那几个字。

　　“秋枫，我、我爱你哩!”

　　李秋枫丝毫没有震惊，只是缓缓地点点头，低声说:“我知道，仲海，你默默地等了我二十多年，你过得苦哩。”

　　“不苦，不苦，我本来就想这样过一辈子，可、可……”他无法说出口是因为马方死了才给了他一个机会。

　　李秋枫凄凉地笑了笑:“我们都不是年轻人了，用不着掩饰什么，若是马方不死，你就真的再也不成个家了?”

　　李仲海使劲点了点头:“自从认识了你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女子能印在我的心上了。一辈子能始终想着一个女子，也应该是一种极大的幸福吧?”

　　“可你没想过一个女子一辈子只会想着一个男人吗?”李秋枫有点咄咄逼人地问，但口气却并不强硬，而是一种悲哀。

　　李仲海的神情黯淡了，李秋枫的这句话使他已经燃起的希望之火顷刻间熄灭了，如同刚才划落于天边的那颗流星。他慢慢地吸了一口清冷潮湿的空气，沉缓地说:“秋枫，也许是我错了，也许是我应该永远只把你当成幻想，当成一个美丽的影子，当成我生命中隐而不露的、掩藏至死的纯粹属于个人的偶像。假如我伤害了你，请你原谅。”

　　“你是错了，你根本不了解女人，你为什么不对我说:秋枫，我要娶你哩!”李秋枫胸脯剧烈起伏着，她的眼睛更加明亮，如同有电极在放射。但若细心观察，这绝不是因爱而燃烧的激情，而是在做出牺牲时的大义凛然，是为了什么目的献出自我时因悲壮而产生的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

　　李仲海完全被即刻到来的巨大幸福而冲昏了头脑，他根本不可能看出李秋枫眼神的真正含义，他只是后生一样慌乱地说:“我、我觉得告诉了你我爱、爱你就足够了……”　　

　　“傻蛋蛋哩，我早就知道你爱着我，可我从没听见过你说要娶我!”　　

　　“我、我娶你，秋枫，我娶你做我的婆姨!”李仲海几乎是嘶叫着喊出了这句话，这经过二十多年积郁所喷发出来的心声在滔滔黄河水中只起伏了几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有一只夜鸟被惊动了，扑了扑翅膀;抖落几片黄叶，又无声无息了。

　　没有什么人被惊动，一个共产邪党的省政府主席向一个自己属下的处长求婚时，和任何凡夫俗子都没有什么两样。

　　李秋枫轻轻抖动着身子，靠在了李仲海的开始臃肿松弛的胸膛上，仰起脸，闭上眼，微微张开了嘴唇。

　　李仲海吻下来，这竟然是他人生的初吻，可他毫无后悔，就是再等上十年，能迎来这个初吻，他也心满意足了。

　　而李秋枫的心正在因这生硬而狂热的吻而被挤压、收缩，她在马方牺牲后已经破碎得化为粉尘的心因着这挤压、收缩而聚拢回来，但却不再温热、柔软、快乐、浪漫，而是成为铸铁一样坚实、冷硬、淡然、严酷……

　　霍达东和常雪倩是最后一对离开李仲海家的客人，当他们也走下台阶之后，新房内就只剩下李仲海和李秋枫二人，勤务员则在开始收拾着客厅内的茶杯和糖果。

　　婚礼并不热烈，实际上，除了霍达东、马圆和那个藏族副主席夫妇外，就只有几个李秋枫的同事了。大家虽然对于李仲海等待二十多年终于娶到了心上人而感动不已，但也没有更多的滋美之词，因为他们都知道，若不是马方牺牲了，李仲海还将独守下去。倒是李秋枫的几个同事都是搞文艺工作的，不时唱上几支西北民歌，李秋枫推辞不过，也唱了首信天游:

    想你想你实想你，

    想得个眼泪珠珠常淌哎哩，

    想你想你又见不着你，

    捏上个泥人儿哟揣怀里。

　　她唱得很动情，人们鼓着掌，而知情的几个人脸上掠过一道阴影，因为他们知道这肯定是李秋枫还在思念马方哩。

　　马圆悄悄地在霍达东耳畔说:“生娃，这婚姻注定是悲剧哩，秋枫心里只有方娃。”

　　霍达东不以为然:“咋会哩?仲海会像护心肝一样捧着她，过上一段，她就不会再惦着马方了。终究还得生活下去呀。”

　　马圆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夜深了，人们一个个告辞，留下新郎新娘入洞房。

　　洞房就是李仲海的卧室，他本来让李秋枫把她的单人床抬来与自己的并在一起就行了，可霍达东知道后，无论如何不同意，忙拿出自己的生活补贴，让勤务员去集市上买了张带棕垫的双人木床，摆在了李仲海的卧室里，并告诉他:“新人睡新床哩，咱现在有这条件了，不能委屈了秋枫。”

　　此时，李仲海和李秋枫就站在霍达东送的那张床前，床上，铺着新床单，摆着一对绣有鸳鸯戏水图案的枕头和两床红绸被面的被子，这些东西不是马圆的婆姨兰兰送的，就是霍达东的婆姨常雪倩送的。

　　“睡……睡吧。”李仲海紧张得有点结巴了，年过半百之人第一次结婚，准确地说，第一次将要和女人同床共枕，确实有些激动和忐忑不安，因而出现难以自抑的状态。

　　“关了灯，我脱衣服。”李秋枫似乎由于经历过男欢女爱，比李仲海要平静得多，但她依然羞于在明亮的光线下，当着一个男人的面脱衣服，尽管这男人在名义上已经是她的丈夫。　　李仲海慌慌张张地到门边拉熄了电灯，他听到了容寨率辜脱衣服的声音，于是也手忙脚乱地脱去了自己的衣服……

　　窗外的北风开始号叫了，似乎像荒原上的狼群。屋子里很温暖，甚至有些燥热，省政府领导的住宅的暖气总是烧得很足的。

　　李仲海像一只要去攀上树权上掏蜜吃的熊一样笨拙地爬上了床，然后掀开被子，不敢相信似地使劲看了看，生怕那里面并没有人。多少年来，他一直是独自睡觉，孤守冷床，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和信念期待着这一个晚上的到来。因而，他惧怕这仍是梦，唯恐这只是谁和他开的一个玩笑。

　　但微弱光线下那个像一捧冰雪一样白乎乎的人影使他知道他面临的是真实，他伏下身去，将自己贴住了那个人影。

　　那人影受惊般地抖动了一下，随即平静下来，默默地等待着李仲海进一步的动作，而自己绝无主动的任何表示。

　　李仲海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开始亲吻和抚摸那个他终于渐渐看得清楚些了的面孔和躯体。

　　那张脸在朦胧的光线中线条那样柔和，眼角淡淡的皱纹消失了，开始干枯的发梢与黑夜融合了，看不出下巴的尖刻、鼻梁的高傲和嘴角的冷漠，只能觉出这是俊俏的图案，是早就印在心底里而从无变化的美的凝固。

　　那身子的轮廓也在凸现，那圆润的肩头，那丰满得如同盛开着一朵嫩艳鲜花的山包一样的乳峰，那平坦得如河滩一样的小腹，那令他心惊肉跳的一团浓密与神奇的黑影，那似乎是在闪映白光的两条坚实的大腿，这些都使他坚定地认为，这是全世界女子中最无可挑剔的身体曲线，尽管他这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真正看到了一个女子赤裸的全部。

　　他亲吻了那面孔，那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也小心翼翼地抚摸了任何他认为有抚摸价值的地方，本能告诉他，一个男人最为销魂的时刻将到来了，这也是对他所爱的女子最完美、最强烈、最高尚、最无所保留的奉献。

　　他整个地压到了李秋枫身上。

　　然而，他困惑了，他毫无坚硬的反应，他有点恐惧了，可笑地挺着身子，低头张望了一下自己的身体，那里毫无动静。他大汗淋漓了，不知所措地呆滞着，一口一口地咽着唾液。在以往很多个夜晚，他都是在想象着李秋枫的面孔和肉体时获得了极大的满足，然而，当他真的拥住真实的李秋枫，却无能为力了。

　　毫无结果，他越是焦虑、越是急切，就越是疲软而颓丧，他不能指望李秋枫对他有什么帮助，他也不知道这种时候需要女子温柔的体贴和耐心的抚慰，他只能咒骂自己，只能自己去竭尽全力。

　　黑暗中，李秋枫一动不动，她看到了李仲海的无能，只是露出了嘲弄之情，继而产生一丝丝报复的快感。本来，她紧闭着双眼，把那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一刻想象成是和马方在一起亲热，对于别人来说，这当然是自欺欺人，而对于她来说，这是唯一能使她心灵保持一份尊严的方式!

　　她绝不可能爱上李仲海，自从她爱上了马方之后，就认定此生此世再也不可能爱上其他任何一个男人了，马方已经把她的心盛满，没有留下一丝一毫放进别人的余地，从始至终，她没有向李仲海说出一个爱字，而只是表示了可以给他当婆姨的意思。

　　当她得知马方终于以生命为代价而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人邪党考验之后，一股强烈的复仇欲便在她心中萌生。本来，她想将这欲望发泄于霍达东身上，当初，霍达东也是反对马方人邪党的人之一哩，尽管后来他忏悔了、愧疚了，可他仍然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后来李仲海来了，她获得了更好的报复对象，她可以用不嫁给他而折磨他已经几尽干枯的心灵，可最终她认为嫁给他可以更好地发现他的弱点，可以去刺痛他最经不住伤害的地方，而且还可以通过他去对那些所有把马方逼上死路的人施以报复。

　　她一点不觉得这是心理变态，她认为自己所失去的一切用什么方法去报复都不过分。因而，当她看到李仲海因阳萎而痛不欲生、无可奈何的神情时，心中当然会产生快感。她暗暗讥讽着:“你不是个男人哩，只有马方才是我唯一的男人!”

　　李仲海开始像受伤的野兽一样痛苦而无助地低声嘶叫了:“秋枫、枫、我完了，我不是个男人，我、我……”

　　他的脸拧成一张放久的面饼，先是用手捶着床栏，继而捶打自己软弛了的胸脯，他咬着自己的手臂，大把大把揪着自己的头发，最终用头去碰撞那床头墙上贴着的一个喜字。

　　突然，他在几尽绝望而将头撞得更猛烈之时，如同锈蚀的管道在锤击之下锈斑脱落而终于疏通了一样，一股热流在剧痛之下由后背一下子涌了下去，他的心理疯狂终于让他的肉体获得了勃然的疯狂。顿时，他像一根朽木一样从干枯的荒原进人了大海，他湿润而澎胀地在无边的波涛中起伏，他感到了人生是那样美妙无比，而这美妙无比的代价注定是痛苦无限。但是，为了这瞬间的极至快乐时，他宁肯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

　　他拥紧了李秋枫，怕碰坏她一样将她爱怜地楼在怀中，但身体却又不可遏制地、像勇猛的战士向山头的敌人冲锋一样地冲击着，直到他被大海淹没，粉碎于诞生了人类的深渊之中……

　　李仲海以自虐方式完成了和李秋枫的肉体结合，而且从那一夜以后，他每当想获得飘飘欲仙的快乐时，就必需要疯狂地摧残自己，而且李秋枫越是以平静且带有点嘲弄目光地看着他，他这种摧残就越强烈，最终获得的高潮也就越让他心满意足。

　　他曾鄙视过自己，咒骂过自己，因为每当他冷静下来后，他就会觉得自己那种行为完全是一个可怜虫，与一个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绝不相符。可是，他无法控制自己，如同一个抽上了大烟的人一样，一旦上瘾，就很难抛弃这样病态的、从正常行为中难以得到的特殊享受。

　　在李秋枫面前，他无限自卑，假如以前她只是他心目中的公主，而现在则成了他心目中的女皇，他在她面前唯唯诺诺，俯首称臣，甚至任凭她颐指气使，专横跋息，他从来也不会去想，这是她对于他二十多年前不批准马方人邪党的刻意报复。

　　私生活上的自卑，使李仲海不得不在公众生活中用极端的自尊来掩饰，在阴暗环境中的自虐使他在大庭广众中去虐人。这样，他才能使心理获得平衡，才能让他正常地生活下去。　　

    于是，自从与李秋枫结婚以后，他开始官气十足，专横霸道，以往他一些性格上的弱点如同被打开了魔瓶，飞散了出来。

　　他一点也没感到自己的这种变化，但正是这种变化在导致着他个人生活和其他一些人命运的悲剧。

　　马圆的推测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既身为大学校长又担任省政府副主席之衔的花甲老人对现实常常沉默，却热衷于对未来生活的揣摸。在情感上，他很愿意自己的某些预想是错误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偏见所致，但在理智上，他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那些断言是有道理的，是符合逻辑规律的。他同样使自己陷人不能解脱的矛盾困扰之中。

　　因而，他在大学里畅所欲言，而到了官场上，则尽量保持沉默，他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在大学里他是德高望众、经历不凡的师长，而在官场上他仅仅是个人微言轻的摆设。　　　　　　　　




(30)

　

　　陕北汉子霍达东翻身下马，叉开腿跳了几下，然后背着手走进了仍然还冒着浓烟的村庄。　　

　　这是个比他的家乡马家沟大得多的村子，坐落在一块几乎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之上，只是在无边的云际中，可以隐约看到山峰顶上白云般的积雪。村庄被一些树木所掩映，村庄的四周是一块块农田，不远处有一道近乎干捆的河嘈，里面淌着细细的、清澈的水流，几个巨大的水车站立在河畔，因没有水冲击而僵死似的静止不动。

　　霍达东所看到的村庄其实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几乎没有一间房屋是完整的，那些土木结构的建筑中的木头由于被大火焚烧，全部成了黑炭，因而屋顶和墙壁坍塌下来，浓烟就是那些没烧透的木料所散发出来的，浓烟中还有着刺鼻的人肉焦臭的味道。

　　没有水去救火，只能任其在无东西可烧时自己熄灭，一群群解放军战士在清理着废墟，以抢救其中可能活着的人和牲口以及未烧黑的粮食。

　　村口处，已经摆了几十具尸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是被刺刀扎破肚皮，有的是被子弹击穿胸膛，有的是被枪托砸碎头骨，有的是被大火烧成黑炭。

　　霍达东扫视了一眼那些尸体，叫了一声:“王县长。”

　　一个穿着旧军装的黑瘦汉子跑过来向霍达东习惯地敬了个礼:“霍副主席，什么事?”　　

    霍达东命令着:“马上从县城里组织一批棺材来，按这里的风俗妥善掩埋。”

　　王县长有点为难:“这……恐怕一下子搞不到这么多棺材。”

　　霍达东一瞪眼:“别跟我讨价还价，搞不到也得搞，这些农民屈死在土匪手里，可他们还以为是让咱共产邪党给杀了呢?咱们真共产邪党来了，要让农民感到咱们是他们的亲人!我的同志娃，你是他们的父母官哩!”

　　“我马上去办!”王县长不敢再怠慢。

　　霍达东继续向村里走去。于是，他又看到了一个个死里逃生的农民们近乎呆痴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既不会哭，也不会骂，他们完全被这巨大的灾难惊傻了。

　　霍达东弯腰抱起了一个光着屁股的小女孩，把她楼在怀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想了自己当年被当成土匪而遭受官府围剿时的情景。

　　那时候他和李仲海等十几个男女在山沟沟里东躲西藏，风餐露宿，披着块羊皮遮挡着漫天大雪，抓一把榆树叶塞进嘴里就当饭吃，可他们绝不会去糟害老百姓。

　　“狗日的，看你们还能猖狂到啥时候!”霍达东狠狠地骂了一句，放下怀里的娃，把外衣脱下来，披到了娃儿赤条条的身子上 。

　　霍达东来到这块距离A省省会五百多公里的荒凉地区已经三个月了，从春暖花开之时一直到进人了盛夏，他都周旋在白水地区的土地上，带着一个师的部队进行剿匪工作，虽然他并不亲自参加战斗，但作为A省剿匪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几乎从没有离开过剿匪的最前线。　　

　　土匪是由一部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组成的，他们打着共产邪党解放军的旗号，在远离城镇的草原和沙漠上活动，到处烧杀奸掠，号称是“共产共妻”，他们还放火焚烧喇嘛寺和清真寺，说是共产邪党反对一切宗教，宗教都是邪恶的。

　　因而，当真正的解放军进人这些地区后，开始是受到敌视甚至反抗，但霍达东很快扭转了局面。

　　此时，在这个刚被最后一股土匪袭击了的叫做白水湾的村庄，霍达东不仅让白水县县长运来棺材装硷农民的尸体，而且命令一个团的战士将自己身上带的炒米炒面倒出一半，约有几千斤之多，留给已经没有饭吃的农民，并且每人再留下一套干净衣裤，给农民穿，他还马上发出电报，让省政府立即组织一批物资，赶运至白水地区，救济这里被土匪抢劫一空的数万农民。　　霍达东对部队的师长感叹着:“我就看不得农民受苦受难哩。”

　　半个月以后，当A省境内的所有土匪都被消灭干净时，闹匪患最厉害的白水地区的农民们已经分到了先经汽车、而后又经驼队和马队运来的大批粮食、粮种、衣服、被褥及一些生活必须品，霍达东还和彭德怀通了电话，请求一个师的剿匪部队暂留一段时间，帮助农民们恢复家园，彭德怀理所当然地答应了。

　　在白水县召开的剿匪庆祝大会上，王县长向农民介绍着霍达东:“消灭土匪的总指挥，就是咱们省政府的霍副主席，他还下命令给咱们运来粮食、衣服，咱们要感谢他，不能忘了他的恩情。”

　　农民们欢呼着，几个亲身受到霍达东帮助的农民甚至爬上台来，跪在霍达东面前，连呼着:“大救星，你是大救星哩!”

　　霍达东扶起他们，心中同样激动，他再一次验证了一个道理，在中国，只有农民是最知感恩戴德的!

　　他大声喊着:“农民兄弟们，救你们出苦海的是共产邪党，是毛主席，消灭土匪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救星是毛主席，你们的恩人是共产邪党。你们要记住毛主席、共产邪党的恩情，谁要反对毛主席和共产邪党，谁就是你们不共戴天的敌人!”

　　王县长带头喊了起来:“共产邪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农民们发出震天的吼声，在他们纯朴善良的心灵间，共产邪党和毛主席开始扎下了根，因而，在几年之后，他们得知霍达东像只白眼狼一样反对共产邪党，反对毛主席时，他们才会那样愤慨，那样激怒，那样无法容忍，那样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回到A省省会的黄河畔那个自己的家后，霍达东第一件事就是去料理自己春天种下的几垄玉米和几垄红薯，还有一片瓜菜。玉米和红薯都长得很好，瓜菜似乎已经被收了一茬，大概是婆姨常雪倩找负责警卫的小战士来帮助拾掇的。　　

　　他蹲在松松的土地上，拔了十几根完全不会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小草，又打开特意接出屋子的水龙头，用皮管子往大约有三分左右的地里浇了会儿水，才欣欣然地进到了屋里。

　　他觉得家中有些冷清，除了勤务员在清理他带回来的行装外，几间房子内无声无息，既没有独生女儿惯有的尖叫声，也没有桂桂在厨房做饭时低吟的信天游。他看看手表，是中午十二点多，常雪倩的两个男娃也早该放回家了，但整个家中却空无一人。

　　“今天是星期几?” 他问了勤务员一声。若是星期天的话，有可能一家人到黄河对岸围绕着白塔而开辟出来的公园去玩了。几个月没日没夜地围剿土匪，使他不敢肯定自己能否准确地记住今天是星期几。

　　“首长，今天是星期五。”勤务员算了一下，大声回答。

　　“怪了。”霍达东思索了一下，冲勤务员说，“小鬼，别收拾了，到教育局去把常处长给我叫回来，现在打电话也找不到她，保险是在食堂里吃饭哩，告诉她，咱们还饿着肚子。”　　勤务员直起身子，快步跑了出去。

　　教育局离这里并不远，勤务员大概又到汽车队抓了辆车，几分钟后，常雪倩就提着饭盒赶回了家。

　　“老霍，饿了吧?也没有人通知我你们今天回来，先吃饭吧。”常雪倩说话依然那样温和、宁静，她打开了饭盒，里面是热气腾腾的白面饺子。

　　几年时间，常雪倩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面孔还是那样年轻而白哲，神情还是在安详中略带点优郁，身材还是那样丰满而并不肥胖，她穿着一身当时颇为流行的深灰色列宁装，留着整齐的短发，给人一副既干练又有条不紊的稳重感觉。

　　霍达东很爱吃饺子，伸手就抓了一个，放进嘴中，勤务员连忙端来碗筷和调料，摆在他面前，他招呼勤务员一块吃。

　　吃了几个后，霍达东才问:“家里面的人都上哪去了?”

　　“送走了。”常雪倩回答。

　　“送哪去了?”

　　“桂桂年岁大了，不能总是伺候咱们，我给她找了套房子，又请了个女娃认她做干娘，自己去过。红红进了省政府的幼儿园，一个星期接一次，两个男娃也转到军区的寄宿制学校，一个月不接都行，咱们腾出时间多干点工作。”常雪倩解释着。

　　“你咋能把桂桂送走?她一个人孤苦哩!”霍达东一下子扔下筷子，跳了起来，他觉得送走桂桂完全是对他、也是对桂桂的伤害。自从桂桂因不能生育而和他离婚以后，他就从没有让桂桂离开过家，有时他痛苦、郁闷、烦躁、哀伤之时，还会跑到桂桂房间，枕在她虽然干瘪但却亲切的胸脯上去睡。　　

　　桂桂已经是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他生活中若是看不到她的身影，就会空虚，就会失落，就会孤独，甚至还会茫然。除了他到五台山养病那段时间，他始终把桂桂带在身边，一般人以为她是个保姆，只有最熟悉他的人才知道她是他的亲人。

　　在外人看来，常雪倩是个相当优秀的婆姨，不仅相貌端庄、耐看，而且知书达理，待人得体，上下级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而且很有工作能力，近期组织上已经准备提拔她为A省教育厅副厅长，就霍达东而言，他也说不出对常雪倩有什么不满之处，她从不和他吵架，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对待她和他的娃都很公平，也很慈祥，绝不分亲疏，而且不像一些官太太那样在外面盛气凌人，惹是生非，对于他的工作，几乎从不参与意见，在夫妻生活上，更是尽量满足他，但同时也绝不主动强求。

　　不过，霍达东总觉得与常雪倩之间有一道无法捅破的坚实隔膜，或者说他们之间有一道隔断心灵沟通的不可逾越的深谷，他常常觉得她很陌生，似乎她从没有向他暴露过真实的自己，哪怕是他们刚刚亲热完毕之后，她也会遮掩什么似的匆匆穿上睡衣，也许这仅仅是她个人的生活习惯，但霍达东却总是难以理解。

　　只有和桂桂在一起时，他才会无拘无束，想说啥就说啥，想干啥就干啥，桂桂像大海一样，能接受他抛给她的一切，哪怕是肮脏和污浊，她也可以将它们沉淀和净化。然而，常雪倩却将桂桂送走了，他当然不能不恼怒。

　　见到丈夫暴跳起来，常雪倩坐到他对面，不急不缓地说:“老霍，再这样下去影响不好哩。战争年代，每天生生死死，大家顾不了那么许多，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你一个省级领导，家里养着两个女子，人们会怎样说呢?我知道你对桂桂的情感，她搬出去住，并不会中断你这种情感。而且，你真的关心桂桂，也要为她着想，当她再老些，怎么办?你也要给她一个新生活的机会，否则就太自私了。”

　　霍达东无言以对，对于常雪倩以一种极为关心他的口吻说出的话，他总是难以反驳，尽管他觉得她从未真正理解过他。

　　“她住哪了?”他闷闷不乐地问。

　　“解放路18号，三间平房，独门独院，用咱们的积蓄给买下来了，房主是桂桂。”常雪倩告诉丈夫。

　　霍达东突然又有点感激和敬佩常雪倩了，她做事总是这样让人无可挑剔，或者说滴水不漏。她是买的私房，而不是利用权力索取公房，她将房主登记为桂桂，而不是自己，她将桂桂送了出去，又为桂桂找了干女儿陪伴，这绝不是一般女子能做得周全的。　　

　　他不吭声了，他只能接受这现实，但他知道，他会经常去探望桂桂，有时候，他还会留在桂桂那里过夜，桂桂是绝不会拒绝他的。　　

　　在霍达东剿匪期间，李仲海接待了一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不速之客，秘书告诉他，有一个老农民在省政府大门口蹲了整整一天一夜，口口声声要见他和霍达东。

　　“他说是您的乡亲，光屁股一块长大的，还一块闹过共产。警卫觉得他不正常，轰他走，他还大吵大闹，说要不是贪图一个婆姨几亩地，现在他也坐轿车带卫士了。”秘书觉得有点好笑，汇报着。

　　李仲海自从和李秋枫结婚以后，脾气就变得很坏，他厉声斥责着秘书:“咋能这样对待一个农民兄弟呢?咱们是人民政府，不是封建官衙门，有理无钱进不来，人民来找我们是理所应当的嘛，咋能让人在外面蹲一天一夜?晚上写份检讨，好好检查一下官僚作风。对了，门口那农民说他叫什么名字?”

　　秘书沮丧地说:“叫什么……什么牙子。”

　　“马牙子!”

　　“对，对，马牙子!”

　　“快把他请进来。”

　　于是，已经分手了十几年的马家沟的兄弟马牙子走进了李仲梅的A省省政府主席的宽大办公室。

　　李仲海简直有点认不出马牙子来了，只见他头发完全脱光了，背也有些驼，一身显然不合身的衣裤虽然不破旧但却沾满了灰尘，现出一块块白色的汗碱，他消瘦得可怕，肤色又黑又黄，如同发了瘟病，那浓密的皱纹像是经常剁肉的案板，组成了横横坚坚的沟痕，如若他自己不说，没有人相信他会只有五十多岁，而肯定认为他已年过古稀。只是从他那虽干涩但依然流露出些狡猾神情的眼睛和说话依然大口大气的嘴巴还依稀可以看出当年马牙子的影子。　　

    “海娃。”马牙子扔下一个有点分量的布口袋，向李仲海伸过来如枯枝一样干巴巴的手。　　李仲海并不躲避，而且使劲握了那手，为的是让边上的秘书知道，共产邪党的高级干部并不讨嫌农民哩。

　　“马牙子，咋会想起跑这里来了。”李仲海拉马牙子坐到沙发上，秘书也把茶冲好端了上来。

　　“想你们哩，村里的乡亲都想你们哩。”马牙子把那口袋解开，往地上一倒，干柿饼、长了虫的干枣、蔫了的花生和个不大的核桃洒了一片。

　　“这……”秘书有点着急了。

　　李仲海一挥手:“去吧，这没你的事了。”

　　秘书只好快快地走出门去。

　　马牙子说:“听说你和生娃都当上了比金上岳还大的官，也不回去看看，乡亲们让我代表他们来看你们哩。”

　　“瞎，啥大官，多为人民做点事罢了。你过得咋样?还是两个婆姨?”李仲海想起马牙子赌气跑了的事就觉得好笑。　　

　　“还敢养俩婆姨，连我自己都养不起了，也好，天大大开眼，饿死了一个，饿跑了一个，我又成了光棍汉。” 马牙子抱怨着，似乎也在庆幸着。

　　“饿死? 饿跑 ?是解放前的事 ?” 李仲海好奇地问。

　　“啥解放前，就是今年的事，海娃，乡亲们过得苦哩，他们让我找你和生娃给想点办法。我知道你们是干大事的，忙，不敢来麻烦你们，可、可谁让我还当着个乡长哩，不能看着全乡老老少少都饿死吧，亲不亲，一乡人，想着咱们一块闹过共产，就搭车骑驴地来了。”马牙子确实是饿得够呛，说了这不多的话，就有些喘粗气了。

　　“咋的，咱肤郡闹灾了?”李仲海有点震惊。

　　“早灾!大早灾呀!去年是涝，天漏了似的下个没完，那大水淹了大半截马家沟，肤郡城的城门楼子都给冲跑了一座哩，除了源顶子上的红薯外，啥粮也没收着，忍饥挨饿地耐到今年，又碰上大旱，几个月滴雨未下，那长了半大的庄稼全跟柴一样了。咱乡里已经饿死十几口了，你一个表婶子也饿死哩。”马牙子有点哭腔了。

　　李仲海眉头一皱:“找政府呀，到县里去要救济粮。”

　　马牙子苦着脸说:“乡里的政府就是我，一颗粮都没有，到县里，县长也没粮，榆林府拨了点玉米面，优先给了城里干部居民，说农民生产自救，没法子可以外出逃荒，壮年后生可以往外跑，那老弱妇幼的路都走不动哩。”

　　“肤郡县政府不像话，不像话。说起来还是老区哩。咋能不关心群众疾苦，日后我见了陕西省政府的领导，要奏肤郡县一本。”李仲海恼怒地说。

　　“海娃，可乡亲们等不到日后哩。”马牙子愁得眉毛扭成了绳。

　　‘称要我咋办哩?我们这个省不能跨省去贩济灾民呀。”李仲海有些为难。

　　“不，不是让你开粮库。乡亲们卖了不少家当，凑出了些钱，你批准我在你这里买个几万斤玉米和麦子，红薯干也行，我雇人驮回去，救全乡上千口子人的命吧。”马牙子充满了希望地看着李仲海，从裤档中摸出一个骚乎乎的小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堆揉皱了的票子。　　

    李仲海叹了口气，慢慢摇摇头:“马牙子，不行哩，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不得随意买卖，这是原则，跨省贩卖更是违法，抓住了要枪毙哩!”

　　“我……我知道这政策，才来找你这个大官说情，给开个证明。海娃，求你了，我马牙子以往有啥对不住你的事，你大人不记小人过，今日我不是为我马牙子，是为了咱马家沟乡的乡亲们哩!”马牙子老泪纵横了，从沙发上滑下来，给李仲海跪下了。

　　李仲海居然没被感动，而是更坚定地摇摇头:“马牙子，你也跟邪党干过，知道凡事要顾全大局。现在美帝国主义已经挑起了朝鲜战争，咱们国家在抗美援朝，老蒋也喊着要反攻大陆，各种重要生产生活资料必需集中调配，先供应最需要的地方。一些不法奸商和美蒋特务故意搅乱我们物资供应渠道，我要是为自己家乡人开了证明，破坏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那我要犯大错误哩。”

　　“好，你……你李仲海六亲不认，你……你大义灭亲，你……你怕犯错误丢了你的乌纱帽，你……你见死不救，你……你忘恩负义，你……我找生娃去!他不会给我脸子看!”马牙子气得额头上青筋毕露，满地爬着收起那些干果，嘟嘟哦味地说:“这些东西能喂活几个娃娃哩，给你李仲海吃，不如给狗吃!”

　　李仲海有点哭笑不得，他只能义正词严地告诉马牙子:“生娃打土匪去了，不在，你找到他也没有用，他一样要坚持原则。”

　　“狗屁原则，人饿死了还有什么原则!”马牙子把口袋往肩上一甩，抹抹眼泪，很有骨气地走了。

　　霍达东始终没有见到马牙子，实际上，当他知道了马牙子从千里之外的马家沟来到A省的消息时，马牙子已经被关在A省省会的监狱里了，罪名是倒买倒卖巨额粮食。

　　马牙子的张狂性格委实没改，在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就目无法纪，到了共产邪党执政以后，他依然挺而走险，以身试法，但他的动机却都是一个:能让日子过得像点样。要说稍有点区别的话，那就是闹共产时他更多的为了自己，现在倒卖粮食则是为了乡亲们。

　　A省也是个缺粮省，除了上交国家的粮食外，一粒粮食都不准被运出省去，各条通向省外的道路都设有卡子，因而，尽管马牙子想尽办法用高于国家价格一倍的价钱收购到了上万斤粮食，但还是未能走出A省就被查获了，并被作为重犯押解至A省省会。

　　A省也正在为粮食问题头痛，年初时省政府在李仲海固执己见下勉强通过了一个粮食收购计划，并作为正式文件上报给中央。李仲海不认为这是好大喜功，他相信已经成为了国家主人翁的广大农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一定可以喜获丰收，并以积极向国家售粮的行动来表达对共产邪党和毛主席把他们救出苦海的感激之情。

　　然而，尽管A省还算风调雨顺，没什么大的灾害发生，秋收又至，新粮登场，但收购上来的粮食却离计划还有很大距离，主要原因是农民们以前被饿怕了，想尽量多留点粮食，还有一点，就是国家收购价格太低，他们认为不合算，而宁肯悄悄地把粮卖给愿意出高价的外省来的粮商。

　　为了能确保粮食收购计划的完成，李仲海不但组织了大量的工作队到各市县采取半强制方式收购粮食，还指示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严厉打击倒买倒卖粮食的违法人员，查出超过万斤的，可以处以极刑，以对这类人员进行震慑。　　

　　马牙子刚好违犯了这个规定，无论他怎样喊冤，还是被迅速地判处了死刑。因马牙子在被判决后不停地叫喊李仲海和霍达东的名字，法院院长便将死刑判决书送至李仲海和霍达东处，请他们签个字，以免发生什么不偷快的事。

　　霍达东见到的判决书上已经签了李仲海的大名，而他自己却迟迟不能下笔，犹豫再三，他还是拨通了李仲海的电话。

　　“仲海吗? 马牙子一定要被判处死刑吗?” 霍达东有点于心不忍地向。

　　李仲海的口气有点生冷:“达东，这是原则问题，严厉打击破坏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犯罪分子是咱们省委开会决定的，省政府也专门发了文件，你这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和副主席都是支持的，不能因为是老乡而心慈手软哩。”

　　“我是说，马牙子事出有因，我听说咱家乡大灾，颗粒无收……”

　　李仲海打断霍达东的话:“现在不能考虑倒卖粮食是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他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法规，就必须严肃处理。达东，封建时代还有挥泪斩马傻的事，咱共产邪党不能连封建士大夫都不如。而且，咱们要让人知道，对于胆敢和政府对抗的人，咱们就是六亲不认，这样才能树立政府的威信。”

　　“可……”

　　李仲海不耐烦了:“达东，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咱们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咋能为个马牙子在这里纠缠不清，咱犯不上哩。当初马牙子就是投机革命，娶了两个婆姨就跑回了老家。今日，他又成了落后农民的代表，往新中国和共产邪党脸上抹黑哩，到处讲饿死了人，以此为借口私自贩运粮食，这是向共产邪党挑战，要造共产邪党的反哩。你可要站稳立场，别为这点小事栽个大跟斗。东北的高岗被定性为反邪党集团的首领，这时候更要小心谨慎哩。好了，就这样吧，我今夜还要赶写一份报告。”他挂了电话。

　　霍达东拿着话筒，陷人了久久的沉思之中，但最终，想着李仲海的那些话，想着他一直认为仲海比他政策性强，识大局，懂政策，想着李仲海几次在他感情冲动时及时阻止了他而未使他滑人深渊，他还是颤抖着在法院呈上来的马牙子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黄昏时分。夕阳像被宰杀的母鸡肚里尚没结出硬壳的蛋黄一样瘫软而又让人感到凄惨地半吊在黄河的尽头，似乎那无尽的黄水是从蛋黄中涌流出来的，粘稠地流淌着，河水本身就是黄色，又染上夕阳的余晖，便更为黄灿灿的，但并不辉煌，而有如巨大的苦胆破裂了，胆汁灌满了沟谷。　　

　　霍达东沉闷不乐地收获着后院地里种的红薯，那红薯因精心管理，个头长得很大，堆在地头，如一堆长满了锈的宝藏。　　

　　准备登上观河楼去观赏秋水落日的马圆见霍达东正在收获，便改变了主意，也脱下外衣，挽起袖子，帮他捡拾着从土里刨出的红薯，令人奇怪的是，他竟然也有着优郁之情而没有夸赞霍达东的丰收。

　　当红薯收完之后，霍达东才说了句:“马先生，累了吧?我陪你到木楼上吹吹风。”

　　马圆点点头，两人一先一后登上了脚下就是滚滚黄水的观河楼，楼上有两张常摆在那里的藤椅和一张茶几，两个人坐下来，深知马圆习惯的勤务员端上来茶水，而深知霍达东习惯的勤务员则送上来香烟。

　　马圆长长地出了口气:“生娃，那红薯怕是有几百斤吧?够一家子人活几个月了。”

　　霍达东嗯了一声，点点头，然后点燃了一支香烟。

　　马圆仰在藤椅上，沉思了一下，说:“我和仲海吵了架哩。”

　　“为啥?”霍达东忙问。

　　“为马家沟一个老乡马牙子的事。这人我不熟，当年闹农运时见过他几次，没啥太深印象了，算不上维护亲朋好友。他咋能就给枪毙了呢?要是有饭吃，他不会跑上千里路来这里高价买粮食哩。政府娠济不了他们，高价买粮又不许，这是要官逼民反呀。生娃，你当年砸金城镇粮库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民以食为天，不管谁当政，不让百姓吃饱肚子就不是好政府，人民就不会拥护。”马圆感叹着。

　　“你跟仲海讲了这些?”

　　“讲了。”

　　“他咋说?”

　　马圆苦笑了一下:“他让我好好改造思想，作为民主人士要给共产邪党补台，不要拆台。可他李仲海不明白，你们这种做法才是自己拆自己的台哩。仲海在变，生娃，你可能也在变，变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

　　霍达东驳斥着:“马先生，我们是站在全局，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不能仅照顾少数人。”

　　马圆冷冷地哼一声:“混话!什么叫大多数人? 一个人一个人的组合起来才叫大多数人，今天没饭吃的你说是少数人，明天没衣穿的你还说是少数人，后天没工作的你仍说是少数人，再以后没学上的又是少数人，这些许多少数人加在一起就成了多数哩。什么国家? 没有家能有国吗?老百姓一家一家地都饿死冻死了，家破人亡了，这个国还能存在吗?”

　　霍达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是永远无法与马圆争论的，他只能沉默，何况，在处理马牙子的问题上他本身也在矛盾着哩。

　　马圆叹了口气:“生娃，我的话在你们心中无足轻重，这不要紧，我老了，我活着本身就仅仅是为了冷眼旁观，仅仅是为了能看着你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搞成什么样子。而你们的一言一行关系到成千上万的百姓们的死活，凡事要三思而行啊。最重要的是不能不听人民的声音，水可载舟，也可覆舟，人民的心愿才是你唯一的准则。”

　　“马先生，我懂哩。”　　

　　“日后，你还会碰上农民没饭吃的时候。几千年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而每次农民造反的起因也大都是因为挨饿，活不下去。现在，这种危险依然存在，马牙子们在陕北，你可以视而不见，将此事推给别人，而当有一天，你的子民们也没饭吃了，你还会这样吗?”

　　霍达东不知道，数年之后他真的碰上了他的子民们挨饿的现实，当他那时毅然决然地站到国家利益的对立面开仓放粮时，他是否受到了马圆先生这番话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许，这仅仅是出于他农民的本能?出于他不愿意看到他的兄弟们在痛苦中挣扎?

　　马牙子被枪毙了，在万人公判大会上和另外几个也是从陕北灾区跑到A省来高价购粮的农民一同被宣判了死刑，又一同被拉到黄河边上执行了枪决。

　　霍达东没有去参加公判大会，虽然以他分管农业和粮食工作的副主席身份是应该去出席这个大会的，但他实在不愿意再看到一个自己熟悉的人死在他面前，所以，他以迎接归国的志愿军伤员为借口，躲避了这个公判大会。而没有人敢说抗击美国侵略者的英雄们回来不是件重要的事。

　　几天之后，霍达东将他一个月的薪水寄到了老家马家沟，这是刚刚变供给制为薪金制后他第一次领到的几百元钱，他注明将这钱交给马牙子的子女，使他们能度过灾年。

　　几乎在同时，马家沟乡政府还收到了马圆的一笔超过霍达东百倍的汇款，注明是给乡里购买粮种的。

　　乡里有人得知马圆是当年乡长马孝贤的长娃儿时，悄悄地给马孝贤堆了个坟，立了块碑，坟里埋了马家大院的一块砖头，碑上刻着:A省马副主席讳圆先生之父。

　　这个为反动地主立碑的事居然一直无人追究，也许是省政府副主席的官衔使镇上的官员们有点畏惧。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金城镇中学的“红卫兵”们在“破四旧”时才算砸了这块石碑。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