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花时评8:
@张倩烨 ： 陸丰市政府哄騙村民在官方聲明上簽字，村民作證。（摄于2011年11月26日)
吴祚来:独裁者或独裁政权集团都一样，先扮演神仙，承诺能给予你们一切，当这应该给予人民的一切都被统治集团挥霍占有时，他们给不了人民任何东西，甚至基
本人权都不能保障。这时，他们开始扮演魔鬼，威胁你，恫吓你，暗算你，他们过去靠歌颂获得快乐，后来只能靠制造恐怖获得安全感。最后呢他们自己埋葬自己。
拈花时评8:
@郝劲松:
村民向记者报料，42岁村民薛锦波被抓捕三天后遭到严刑酷打，经抢救无效死亡，一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再次进村抓捕。村民闻讯敲响铜锣，五千多村民拿起棍
棒，与警察对峙 警方用喇叭喊话：“阻止我们的公务是非法行为，必须放下武器，欢迎我们进村。”村民们嘲笑：“谁还听信你们的鬼话！”
拈花时评8:
胡佳：2008年12月10日，中国政治警察一个月内第七次到监狱试图说服我，他们重申代表外交部、公安部和北京市委的意思，让我公开发表声明，拒绝萨哈
罗夫人权奖的授予，拒绝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作为“回报”，我可以在两个月之内以保外就医的形式获得“自由”，同时将得到所获奖金额两倍的金钱“补偿”。
拈花时评8:
@觊觎子:
今天乌坎道路挖沟设卡全面封锁完全成为死村，武警特警一车车进驻，电视台24小时播放通告，隔壁镇许多偏远农村临时加装广播器广播，陆丰全城戒备！最新消
息：昨天（12月10日）被捉去的所谓犯罪嫌疑人 薛锦波 ，今天在拘留所死去，官方在电视台解释曰心源性谇死。世上已经没有公道
拈花时评8:
@Akim-鸡精 ： 被抓五位代表目前情况是一死四残 被打代表 嘴巴被打烂牙齿都没了 用钉子钉手指 什么酷行都用上了！惨不忍睹！
拈花时评8:
@Akim-鸡精 ： 得知曾昭亮也在抢救 被抓去的时候都是好好的 为什么现在就要抢救？原因就是被政府殴打的！
拈花时评8:
@我陈湘慧 ： 在大酒店上班，亲眼目睹了很多官员带着女明星来经常来酒店过夜，你们知道每天晚上他们消费了多少钱吗？最少50万人民币！
拈花时评8:
@郑无邪：当局秋后算账，广东陆丰乌坎村遭军警围村，断水断电。村民称形势十分危急，呼吁外界关注。
拈花时评8:
@HDDisk四代 ： RT @wenyunchao: Akim-鸡精：今日下午全体村民带白丝带 学生穿校服 哀悼薛锦波 再次上访政府！
拈花时评8:
12月9日云南省腾冲县政府暴力征地,出动数百政府人和公安强制征收该县城郊洞坪村农地及住房，许多农户的房子被摧毁田地被铲平。年过五旬的农妇许含芬要
去阻拦时被二三十名政府人员强行囚禁在一屋内十多小时，并强行威逼他在征地单上签字，致使其在饥寒交迫中不省人事,目前该村民正在腾冲县人民医院抢救
拈花时评8:
据海关统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来，我国进出口总值由2001年的5096.51亿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2.9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21.6%，成为
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海关税收由2001年的2492.3亿元增长至2010年的12518.3亿元，是入世之初的5倍。评：仍然有很多孩子
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当局在犯罪！！！
拈花时评8:
2010年，中国发生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较10年前增加3倍以上。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支撑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也推高了通胀，令债务增加，引发社会动荡。这个数字是由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公布
拈花时评8:
孙教授说星期一，即12月12日就是选民投票日，记者也衷心祝愿他获得成功！不过，这些日子他家的楼下是24小时的监控汽车，他去任何地方均有车辆和人员的跟踪。
拈花时评8:
孙教授今天清晨3时就起床开始了他世界人权日的居民区人大代表的竞选工作，这位70多岁的老教授为了实现自己认准了的民主与人权的普世理念，可以说是呕心
沥血、忍辱负重了一生。早年被投入大牢，受到批判，前年为了纪念赵x紫阳在当地的英雄山上被相信是当局派的一群人暴打断了四根肋条住院多日，
拈花时评8:
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的家昨天被警察抄家三个小时。孙教授今天对记者说：“他们抢走了我的所有电脑和打印机等不少东西。”孙教授四年前开始参加独立人民代表
的竞选工作，每次竞选他均受到很多类似黑社会人员的骚扰。孙教授说：“贴出去的竞选海报，不到5分钟就给撕掉了，边贴边撕。还有便衣人来恐吓。”
拈花时评8:
@Vant–吴广霖：《讣闻》我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临时代表副会长薛锦波先生，忠义壮烈，不畏强暴，取大义而不顾私惠。为家乡集体利益呕心沥血、舍
生忘死而奋斗。 日前被警方劫持，折磨不幸致死。英年四十有三。我乌坎惨失忠良，无限沉痛。 乌坎全体村民泣告。2011年12月11日。
拈花时评8:
网上发出〝特急通告〞，〝全部陆丰的人民百姓们，请速回陆丰，我们不怕，誓言和鬼子抗战到底，保护家乡。〞
拈花时评8:
乌坎村民刘先生说：“他们村民通过民主组建的组织，只是为了维护土地，就被定性而推向对立面，进行威吓和打压，为生存权抗争到底的陆丰人民，绝不轻易被强权政府收买和说服，希望得到广大人民的声援和支持，求得国际社会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
拈花时评8:
“如果说十几位村民骨干‘煽动’了全体村民，那么我们全体村民将团结一心，用不屈不挠的行动‘煽动’全国人民起来维权抗争！”乌坎村民们气愤地说。
拈花时评8:
25日，某网站再爆出“洗金瓶的姐姐姐夫在港购豪宅”的内幕新闻。作者罗列出洗金瓶的姐姐和姐夫在中国大陆10家房地产公司名称，并讥讽称“看他姐姐的生
意有多红火”。28日，“洗金瓶的神秘姐夫吴龙”的文章再被该网站首先登出，文中详尽列出其姐夫吴龙所在的新邮通信所得到的超过千亿的招标项目。
拈花时评8:
东方红歌pmz: 【倪玉兰】：一名了不起的维权律师，因为帮助拆迁户维权，警察打瘫了她的双腿，摧毁她的房子，脱掉她的裤子，对着她的脸撒尿，然后她被诬陷袭警，被判2年监禁。在监狱，狱警不让她使用双拐，每天逼着她从5楼爬到1楼干活…
拈花时评8:
化笔为剑:
这是网友提供的另外一张航拍照片，大家看看，这就是新华社所说的只有2.5万人。我对新华社很是不解，俄罗斯其余70个城市的示威你不提也就算了，为什么
睁眼说瞎话，说莫斯科的示威只有2。5万人？你们究竟想要向国内民众传达什么信息？作为一个国家通讯社，如此失实的报道，是失误还是故意？
拈花时评8:
据可靠消息，今天陆丰甲子、甲东、甲西和东海等镇的四五百名教师去了陆丰市政府和教育局游行上访。他认为，这对乌坎村的正义维权是一种声援和鼓舞，致少警方暂时顾及不到乌坎村。如果从陆丰致广东乃至全国的失地农民都行动起来，就不敢这样无法无天欺压人民了。
脉管炎医生王大辉:吉林省扶余县王大明在81408部队服役4年，被村霸带领20多人，打成植物人后死亡！上访了16年，警察包庇，把逃犯的身份户口信息都给弄没了，检查院不给立案，官官相互，http://url.cn/4c2Pwd 寻求媒体律师帮助！！！
记者闵云霄:【震惊：贵州一小学生冬天赤脚上课】来自贵州省安龙县德卧教育集团初 甘河小学校长：龙通泽 15985496853@丁锐
拈花时评8:
松下磨刀:
最高检官院说,国家投资的工程中,“六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工程款都拿去行贿了，这些工程的建设质量可想而知。”为了争取到一个工程项目，建筑承包商们常
常不惜抛出巨资作为“敲门砖”,有官员竟从一百万元的工程项目中索贿38万元.这就是豆腐渣工程遍天朝的根本原因!
拈花时评8:
闪闪的北极星：预告，古巴之春开始了！某些同学，请不要激动；某些同学，请准备棺材。
拈花时评8:
@花样男子v：广东汕尾陆丰乌坎村反官商勾结示威抗议浪潮再起，陆丰市日前宣布当局通报拘捕5名滋事村民，同时取缔两个村民组织，还称村民受〝境外势力煽
动〞，性质已经改变，10日继续发动大规模示威在村内罢市集会，逾8千人手举横额堵塞路口，声援被拘的村代表，促政府立即放人，否则无限期抗争。
拈花时评8:
@xiaohan_1969：派出所所长进京上访收短信:“狗日的,你也有今天”。对于为什么不去法院起诉而选择上访，陈卓所长说：“我想，上法院也是不会给立案，那地方官官相护。我干了这么多年公安我知道。”
拈花时评8:
@花样男子v：广东汕尾陆丰乌坎村反官商勾结示威抗议浪潮再起，陆丰市日前宣布当局通报拘捕5名滋事村民，同时取缔两个村民组织，还称村民受〝境外势力煽
动〞，性质已经改变，10日继续发动大规模示威在村内罢市集会，逾8千人手举横额堵塞路口，声援被拘的村代表，促政府立即放人，否则无限期抗争。
拈花时评8:
S大哥佬 (黄建平) ： 因为发这些照片被注销了，@作家天佑 继续，直到注销。本图：喜德，姐弟。社会主义的花朵被破衣烂衫保护着。
拈花时评8:
7709568:
广东陆丰乌坎村于今天（12月11日）凌晨四点左右，一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准备再次进村抓捕。村民闻讯敲响铜锣，五千多村民拿起棍棒、农具把守村口，与
警察对峙。期间警察发射五十多枚催泪弹和其它弹药，上午7点左右村民被迫撤离村口，之后警察全部撒离。同一时间，其他镇出乱子发生了游行示威
拈花时评8:
这位在政法一线工作几十年的官员说：“现在，基本上任何一个贪腐案，哪怕是从一个乡长的贪污案开始，衹要让他开口，一供十，十供百，一个案子可以引爆出无
数个案子，一路抓上去，抓到bj都不夸张。这就是盘根错节、讲究人身依附，出事前官官勾结，出事后为求减刑而疯狂狗咬狗的中国官场现状。”
拈花时评8:
一位政法口的官员说：“你想想，一个官员落马，衹要让他开口，一定会咬出更多没有暴露出的贪腐案件，一定能咬出更多上下级官员，这么咬下去没完没了，那还了得?所以，衹能划个圈，各方搞妥协、搞平衡，抓到一定範围，意思意思就必须要结案了，还能怎样?”
拈花时评8:
日前，山东淄博市张店区水务局长鲍振华的情妇，因为要求〝转正〞被拒，愤而在媒体披露两人的恋情。 去年，辽宁省铁岭县国土局副局长陈立岩与情妇开房的视频，也被PO上网，陈还在床上大谈收贿的情节。
拈花时评8:
示威工人：〝游行示威了嘛，他们（警察）就打人了嘛，四、五个吧，头被打破了，抓了一、二个吧。〞 被打伤的员工：〝我们都是站在那里都不动啊，他们是很凶拿着棒子打人啦，我当时，就被打得打得倒在地上，痛现在还是有点痛的。〞
拈花时评8:
素有〝中国竹乡〞之称的浙江湖州著名企业金贸竹木家俱公司，7号突然宣告破产，加上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上千名员工8号上午冒着阴雨天气上街游行，前往县政府讨薪。工人走到安吉车站附近，遭到大批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围堵，并粗暴打人，不让进城到县政府。
拈花时评8:
因为三个月领不到薪水，公司又突然宣布破产，浙江安吉县金贸竹木家俱公司上千员工，12月8号上午上街游行讨薪水，当局出动数百防暴警察封锁道路拦截；警察暴力打人，多名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还有2人被捕。
拈花时评8:
当他告诉几位编辑“美国总统有权力，但没钱，总统的预算必须得靠国会批准，国会不批准，总统就没钱”时，同样遭到了怀疑。
有中国民众称：“在中国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中国领导既有权力又有钱，国库的门对于领导来说永远开着。”“靠欺骗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注定不长久
的。”
拈花时评8:
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唐占晞回忆，当中国改革开放后，他曾问大陆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一年长的编辑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
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唐占晞笑称：“我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
拈花时评8:
1968年3月23日晚的一次大会上，周恩来领头大喊“江青万岁”
拈花时评8:
红楼醒梦 ： 想着自由 ：
@傅崇杰_Nicholas：红十字基金真是牛啊，今天同事的女儿交学费，竟然强制要求给红十字基金(简称”红基”)会捐款80元，硬指标，必须捐！尼玛
阿,每个学生上学都得给郭美美买个高级避孕套吗? 哦 对哦 必须的,万一不小心怀了,可能要捐更多..
拈花时评8:
余怀谦:刚刚在凤凰卫视里看到陈致中和邱毅的竞选对骂，好不热闹，不禁想起几年前区人大代表投票，我说候选人我一个也不认得，怎么选？现场工作人员说：
“宣传栏里有个人介绍。”另一个还要干脆：“要相信党。”最后，我在选票上写上了“余怀谦”，并在后面打了个勾。如此同时履行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拈花时评8:
@梅雪飘香-1107：昨跟一个医疗系统的朋友吃饭，听他说现在街边红十字献血车根本采不到血，医院病人需要输血的要病人家属先去红十字献血才给输血。而
献血没有钱，病人输血还是要照收不误一分不少的。家属直接在医院输给病人是违法的，必须去红十字献血，原来血浆是被红十字垄断的。太黑了！
拈花时评8:
@于建嵘：在河南，一领导干部对我收集底层生存材料不解。我讲了信阳事件。他不信。让他看中共信阳地委的相关报告，他看后惊呆了。文件称：遂平县楂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
拈花时评8:
【季良辣评：这个后生把爹“出卖”了】江苏徐州夜新闻报道，一名年轻人酒后驾车撞在一辆面包车上造成三人受伤。他面对警察，毫无畏惧，不但始终骂骂咧咧，
而且动手不断，牛气冲天，对交警说：“我爸是局长（徐州电业局），我们家在绿地有五套房，随便卖掉一套六十万，我弄死你！”
拈花时评8:
@少遺國民：49年國共政權動盪，兩黨都急於籠絡各界人才，胡適當然也是中共爭取的目標，於是派周恩來去做說客.胡跟隨國民政府的立場很明確,周在胡適面
前說了一大通勸他留下的話后，胡博士對周說：“民主這個東西，在蔣先生那裡是多跟少的問題，在毛先生那裡是有跟無的問題，這就是我要走的原因！”
拈花时评8:
湖北第二师范被挖肾抛尸的学生刘心家长200多人游行,被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生会阻拦并禁止照相。据悉:此前不久学校有两学生运动场意外死亡,后刘心疑似
外出找工作失踪,在校边的湖里被捞起,而一捞竟捞出了三具女尸!事发没几日又发生一女学生先奸后被杀并分尸!（终日凝眸一段愁）
拈花时评:
他叫王飞黄,黄埔17期,100军63师187团,中校营长；参加缅甸远征军,带领3个尖刀连,亲眼见证戴安澜师长遇日军伏击受伤；参加河口战役、贵柳会
战、雪峰山会战、湘西会战等；老伴去世,独居；儿子王小黄因脑瘤手术,欠下9万多元债务；两个孙子没有工作,均以摆地摊为生；他靠捡废品维生！
拈花时评:
真诚修得: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马丁.路德.金
拈花时评:
@真诚修得: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 — [给力]马丁.路德.金
拈花时评:
@老榕:据卫报，在分二批逮捕了数百人后，俄罗斯抗议选举舞弊的活动有增无减，蔓延到80个城市。据说一些群众和社团将在周六组织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此外今天比较重磅的消息是，戈尔巴乔夫公开要求普京宣布本次选举作废，重来。
拈花时评:
严少雄：一青年看了《建党伟业》，热血沸腾，发微博说，一时间有了建党的冲动。任志强跟帖：小子，看清楚了，无论当年还是今天，建党都是违法的。青年回帖：你丫只懂房地产，不违法哪有新中国？
拈花时评:
小巷深处2010
【求真相】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太丰村村民张杰，家里鱼塘要被征收，尚未协商好施工方就开始动工！其父去理论，于11号晚上被打，张杰闻讯于今日上午回家看
望，又与施工方发生争执。怀有三个月身孕的张杰被当场打死，即被拖至工地做假现场，说是倒车不注意压死的，图片为死者姐姐声讨！
拈花时评:
贪官的几种嘴脸：1.张扬跋扈型，贪官骄横自大落水快；2.半推半就型，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3.之乎者也型，贪官专家学者居多；4.寒酸哭穷型，表面
清贫，背后腰缠万贯；5.吃喝嫖赌型，五毒俱全类干部；6.忽悠作秀型，表面爱民如子，实则贪淫无度；7.卖国求荣型，老婆孩定居国外；8.上述综合型
拈花时评:
柏杉林一世 (柏杉林) ：
【起来！】一名莫斯科警察，逮捕了一名抗议青年后向他说了这番话：如果你们有１００人，我们将用棍子打趴你们。如果你们有１０００人，我们就用催泪弹。如
果１万人上街游行，我们将站在那里注视。但如果有１０万人出现，我们将加入你们的行列。
拈花时评:
李健GG ：【红色经典看太多，后果很严重】@陈2曦-雕塑工作者：事发江苏邳州。政府强制征学校的地。然后中学生们到政府门口聚集，然后撬掉了政府门口的“为人民服务”。
拈花时评:
@S大哥佬 (黄建平) ： 演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的殷秀梅女士和蒋大为先生，都是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美国国籍，他们两个还是现役中国大陆军人。我只能说，这他奶奶的太搞笑了。
拈花时评:
@玉米兔宝宝 ： 中国是全球唯一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但国家计生委的五成经费竟然都用在了出国考察方面。想问一下高人们，他们去那些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考察什么呢？着实费解！
拈花时评:
新浪应向余女士赔偿因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2520元，系余女士在诉讼中支付的公证费和谘询费。事情源于今年4月，余女士在新浪微博的账户先后两次被封锁。
新浪方面称其微博中存在攻击他人的内容，干扰了其他用户使用微博。余女士否认，并将新浪网技术有限公司、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
拈花时评:
最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理“个人微博两度被封”案，判决新浪公司构成违约，判令新浪败诉且承担2520元相关费用。该案被称为“微博被封第一案”。12
月2日，余女士拿到了北京海淀法院的判决书，其中显示，余女士微博内容未侵害他人相关权益，新浪两度封锁微博用户行为不妥。
拈花时评:
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7日在官微上晒出了自己的座驾（如图）。8日，他透露，晒座驾是因为有粉丝询问，并说：“加拿大人坚持这样的透明性。”8月份，中国
外交部称三公经费涉及国家机密不公开。我认为，在三公中，公车特别是驻外使馆公车应该不涉密，能否公开？如公务繁忙，“驻外脖友”能否帮忙晒一下？
拈花时评:
巴山菊花:
西安拉土车从业者曝黑幕：不多方打点别想挣钱。西安目前很多拉土车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办理要求的建筑垃圾清运许可证。办建筑垃圾清运证要花很多钱打点。很
多拉土车超速闯红灯属于被逼无奈，因为抓住就会罚款，只好心怀侥幸开的更快；同时行业内部一些执法人员存在竞相罚款、收保护费的情况
拈花时评:
李新月:
【又一部励志大片：井冈山市副市长杨春霞】今年7月被提拔为井冈山市委常委的美女副市长杨春霞于16岁投身工作。井冈山市政府公布的简
历：1993.7-95.3安福县江南乡中心小学任教；95.3-7月安福中学任教；95.9-96.9安福县枫田镇政府；96.9-99.12共青团安
福县委…
拈花时评:
何培荣说，地方政府官员对应该如何对待陈光诚产生分歧。一些人认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做得过分了”。何培荣已四次前往山东探望陈光诚，并表示每次都遭遇打手。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表示，今年7月份，地方官员连续4个小时对陈光诚和他的妻子进行殴打。
聂圣哲:【我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谜吗？】有人说，聂圣哲被请去喝茶了。茶是天天喝，喜欢铁观音，不过自己掏钱；也有人说，老聂被拘了，在里面像孙子一
样。我没听说我被拘，只知道一群孙子想象着、企盼着我被拘；还有人说我“韬光养晦”，46岁的老汉，早就被掏光了，还养什么秽……向大家问好！
拈花时评:
@群氓毕至：日本告诉我们政权经常轮换，不影响国的强大。台湾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是崛起的原因。不丹告诉我们:制度比明君更可靠，是幸福的保障。
韩朝告诉我们:一线之隔，何种制度就有怎样的国。柏林墙告诉我们没有不倒的墙，向往自由的心没谁能阻挡。美国告诉我们权力进笼子，是国家最大的进步
拈花时评:
12月3日，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槐店回族镇发生一起特大命案，5名儿童被一青年男子骗至地下室，残忍杀害。据称，凶犯曾是警察，遭开除后“报复社会”。因被害人均为儿童，且年龄最大者12岁，该案引起民众惊骇，官方严密封杀消息。
拈花时评:
山东济南民主人士、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今年参选人大代表以来遇到重重阻碍，每天24小时受到监视，外出有人跟踪，近日每天中午被国保和山大公安处工作人员阻挡在校园门外不准他和学生见面。
拈花时评:
过去八年广东省梅毒病发个案，正以每年上升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速度增长，今年头十个月已有四万三千多人感染梅毒，患者每四年便会倍升。除了性工作者和同性
恋人士高危外，省内近年激增的流动人口亦加剧梅毒传播，当地统计更发现约两成病者为六十岁以上人士，有妇女染上梅毒而不自知，将梅毒传予腹中胎儿
拈花时评:
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近4000亿人民币，人均卷走约1亿元赃款。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云南省委原书记高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等，可谓其中的翘楚。
拈花时评:
“我们是不赔偿就不复工。”一位员工表示，有一二千工人罢工，员工要求公司公布收购进展及给出合理的赔偿方案，还要求把以前的工龄先结清，然后给予补偿，
大家才跟新的公司签合同。“公司没有任何方案给工人，根本就不谈这个事情，假如在新公司，我们做的不开心想离开的话，那十几年的工龄就没有了。”
拈花时评:
海量存储设备公司是日立环球存储、长城计算机及深开发三家合资经营的公司。今年3月7日，西部数据和日立联合达成协议，西部数据将以约43亿美元的现金和
股票，收购日立环球存储产品公司。这次工人罢工事件是因日立环球存储把海量存储设备公司卖给西部数据，工人不满没有合理赔偿而起。
拈花时评:
深圳日立子公司南山科技园海量存储设备公司的一千多名员工于12月4日晚上11时40分发起大罢工，抗议公司被收购后工人权益无保障，要求公司以员工的工龄先进行补偿。为防止工人上街游行，当局派出大批警力戒备。工人表示，不赔偿就不复工。
拈花时评:
村民：〝前天（4日）的时候市政府有人下来调查，然后市民（村民）要去诉说意见而已。〞 记者：〝今天（6日）去了多少人静坐呀？〞
另一村民：〝好多人，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去了，数都数不清，7、80%的人都去了。〞
乌坎村民：〝我们整个村1万多（人）罗，去了（静坐）起码去一半罗。〞
拈花时评:
怪不得我的评论和转贴突然间少了很多，原来我的粉丝看不到我发的微博了！腾讯何必如此挖空心思地对付我呢？看来我要多建几个空间了，呵呵，无奈！
拈花时评:
S大哥佬(黄建平)：哈市宾县4岁女孩孙悦住在四处漏风的房子里,零下17度还穿着破裤拖鞋！点火、烧饭、洗衣、像小大人一样照顾瘫痪的父母。她手很小,连盆粥都端不稳；她力气也很小,却仍艰难地拎煤！父母难过,要把她送人,她说：把我送人，谁养活你俩？
金针菇:“我救了53名年轻的生命，身中六块弹片，至今体内还残留四块，留下终身残疾。时至今日，我拖着残疾的身体为自己讨不到公道，我舍命救53人性
命，得不到肯定，还要像罪犯一样被监视，被毒打。到现在连家人也受到了牵连。试问苍天，我的冤案何时才能昭雪……”。 宋存虎如是说。 红星在前网
拈花时评:
红楼达人：复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今年税收超过10万亿，政府是怎么花的？美国政府看上去好像负债累累，问题很大，但美国政府3万多亿的财政支出里
面，1.9万亿是用在医保和社保上，占财政支出的60％—70％。我们征这么多税，用在医保上的钱却只有2000多亿！烧那么多的钱，却不用在老百姓身
上！
拈花时评:
新闻不在央视在播哥：哈尔滨呼兰区的这位老人的家离马路比较近，所以他的小商品会经常因为摆在门口招致城管的抢劫，这次这位老实人斗胆和城管理论，被城管
毒打昏迷。城管竟然不顾老人的老伴苦苦哀求，根本也不愿意送老人去医院，开车带着战利品扬长而去，致使老人不治而死。
拈花时评:
那些倔強歲月
不反对你去援建非洲。为什么连自己的学校都拆了？不反对你去送他国的校车。为什么让自己的学生去爬山涉水？不反对你说自己伟大。为什么连教室都没有几间像
样的？不反对你说自己正确，为什么不同年级的学生要挤在一堆？不反对你说自己光荣，为什么让自己的孩子如此艰难，你却假装看不见？
拈花时评:
化笔为剑: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东系山村65岁的老共产党员曲庆祥只因说“我作为党员应该替老百姓说话”。竟被判刑坐牢一年半。官员竟狂言“曲庆祥作为老党员认不清形
势，竟替老百姓说话，共产党现在是为百姓说话的吗？地方政府已不姓共了，抓” 。曲庆祥已被开除党籍，他的电话15154561102.
拈花时评:
东风彩: 中国的人口密度只有138人/ Km2，以338人/
Km2的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2位的日本，不但没有采取限制生育的措施，还在积极鼓励生育。日本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许多奇迹的国家，在如此高的人口密
度之下，日本不但不把人口当作发展的负担，而当作一种不够用的资源，这是值得各人口大国深思的现象
拈花时评:
@我卖糕的1：学生退伍来看我，特地和他了解军队的思想动向。不出我预料，军队一片黑暗。基层军士非常了解他们的体制的状况。并且痛恨之，而师级以上的群
体则告诉下面，腐败是局部的，未来是美好的。学生说，如果真的打仗，会输得很难看。因为腐败。因时间因素，未再深入细聊。看来，那一天不远了。
拈花时评:
专家还警告，天天吸毒气的城市居民，所受危害比前苏联切尔诺贝尔核电厂事故的核辐射还要严重，将引发大量肺癌、不育、神经受损病例。而悬浮粒子导致肺癌的潜伏期，平均约为8年左右。 一份报告也显示，中国每年约36万城市居民因空气污染死亡，60万人住院。
拈花时评:
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等地近日发生严重的灰霾天气，4日400航班被延误或取消，有些高速公路被关闭，PM2.5是罪魁祸首。PM为“颗粒物质”的缩
写。世卫组织日前对全球1,081个城市采集的空气颗粒物浓度进行排名，中国有18个城市排在1,000名以外，其中北京排第1,035位。
拈花时评:
环境科学院研究报告指，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58%的城市空气中所含悬浮粒子浓度超过世卫标准5倍（100微克以上），各地市民成了“吸尘机”和“过滤器”，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的城市，全年有一半时间为灰霾天气。
拈花时评:
尊敬的吴贱民同志，请你教育一下这个孩子什么是强国心态！！！
拈花时评:
吴贱民同志，麻烦你向这个孩子讲解一下什么是强国心态好吗？
拈花时评:
2011年12月5日，上海访民徐伟,郑建民，谢忠安，韦开珍，付丽珍，魏监蓉，刘文龙，汪嘉荣，朱万钦，巢伟成等十人去北京草场地艺术村买画时被北京警方带走。访民们曾发短信求援。
拈花时评:
潘敏珠pmz:
台湾的历史课本与地理课本，仍维持1949年之前中华民国的名称与界定，中国面积仍维持1141万8174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国。台湾官方坚持外蒙并
未独立于中国之外，因此不但在学校教育上有所着墨，甚至国外进口的地图及地球仪，中国的疆界必须修正为“含外蒙古”后才准予进口。(杨素)
拈花时评:
吴贱民同志，你个孙子的儿子孙子在哪里读书？在哪里生活？你敢公开吗？美国？澳洲？加拿大？你裸了几成啊？你有没有十套房产？有没有九个情妇？我告诉你，
你的心态不是强国心态，是表字心态。你宁愿国内的孩子都撞死了也要求洋大爷的欢心吧？因为你丫的狗崽子都送到国外去了，你在替他们买安全呢？
拈花时评:
吴贱民同志，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强国心态”。我只看到了大山里的孩子连午饭都吃不起，只看到穷孩子衣衫褴褛。你丫你强国？你捐过钱给那些苦哈哈的孩子吗？
他们一年都见不到两次肉。你丫你看到18个孩子被撞死你伤心过吗？没有？那你就畜生不如，畜生不如的强国要来做什么？我宁愿做弱国的人！
拈花时评:
laonebo:
【政府是保护人民的吗？】日前，深圳三十多名追薪农民工被身份不明人士追打，躲进观澜区政府的信访办，原本以为可获官方庇护，未料凶徒持械闯入连砍数名工
人，其中一人被砍成重伤，缝了四十多针。事发时，在信访办值班的官员和联防队员，竟然作壁上观。民工们感叹：没想到躲进政府还是不安全
拈花时评:
@文革纪念馆：【《掩埋》——唐山大地震被掩埋的真相】震前有一系列异常的预警数据，但上头没有重视。地震发生后，毛第一时间给灾区送去10万红宝书，当
作精神食粮。同时拒绝一切外来援助，沿途派解放军武装把守，不准灾民逃离。无数人没有殒命于天灾，却硬死于人祸。此片在国外获奖，国内却是禁片！
拈花时评:
赵松百读不厌:南海被抢我不是不想打，我有雄兵千万，仿制战机无数，政客千员，和绅万余，岂能俱美，可我儿子在美留学，我二奶喜欢去韩国整容，三奶在加拿
大疗养，四奶在英国进修我很为难呀！你们要理解,另外我海外资金随时都会被人冻结,那我不是白贪一场,这更需要人民充分理解,谢谢人民对我们的拥护
拈花时评:
洗头洗头 ：
提到李公朴闻一多，中国人都知道，他们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处副处长朱杰勤吐露真言，坦言他曾经参与了部署暗杀李、闻二教授的机
密工作。朱杰勤称：“只有暗杀受大学生爱戴崇拜的民主学者，方可营造恐怖气氛，掀起群众的冲动情绪，激发全国青年的反抗思想。 “
拈花时评:
@叶克飞：忻元华，新疆铁路系统人员。63年上书毛泽东批评个人崇拜，劳改三年。文革再度上书毛泽东，历数其错误，指大跃进“主要是领导问题”，文革是
“错误路线下的奇灾大祸”，再次被捕，1970年枪决，仅37岁。临刑前不准申诉不准见家属，枪决前判决他与妻子离婚。文革后平反，单位补发其入狱期间工
资
拈花时评:
Lady花蕊:覃辉原来是天上人间老板，现在是星美集团老板。和官方和军方关系过密，某银行行长是其座上宾。有个传说，北京某分局长到天上人间泡小姐没给
钱，被保安打了，局长横惯了，自以为了不起，气愤不过，调动几十位干警要抄人家，后来几车荷枪实弹的部队官兵，把他们包围了。那位局长被撤职查办了
拈花时评:
@5月生人：12月4日，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武装部发生一件令人无法想象的怪事，就是接兵部队向新兵索要住宿费。一位新兵家属说，没有想到部队当天晚上还
向每位新兵收取了100元的住宿费，这不仅使新兵感到寒心，尤其对新兵家属来说心理更是无法接受，对孩子的未来颇为担忧，孩子服役后，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
拈花时评:
@洪晃ilook:：把屁民都毒死，谁交税啊？领导。
微镜头:武汉最近发生的银行爆炸案，死者之一叫黄跃辉，24岁，刚工作一年。父亲因身体不好内退在家，母亲无工作。爆炸案发生几天后才得到消息，家人很伤
心，更伤心的是，到现在政府部门从未到家中探望或是说明情况。希望有关部门能给予这个家庭最起码的尊重，关心，慰藉！15527724856。望微友帮助
转发。谢谢！
拈花时评:
英国的《华商报》12月2日报道了一则来自英国内政部的消息，自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的18个月间，有1518名中国留学生被英国移民局驱逐出
境，遣送回中国。本台记者就此采访了英国大学访问学者许北方和英国诺丁汉大学讲师刘涛，了解了中国留学生的相关情况。
拈花时评:
今日中国，乃十马之国：上级指鹿为马，下级溜须拍马，好人单枪匹马，坏人招兵买马，抛弃青梅竹马，结交非驴非马，上班心猿意马，下班声色犬马，政府盲人瞎马，百姓当牛做马。
拈花时评:
lightingsun:
大饥荒记事：姓徐的家庭，因饥饿中母亲没有奶水，最小的婴儿被饿死后，饥饿导致母亲把自己死去的婴儿煮吃了，被丈夫和大儿子发现后，此母亲被活活打死，此
大儿子依然健在，现年68岁，笔者不敢跟他提起那件寒心的往事，不过他还是说：“那都是饿的，没有办法，哪个娘愿意吃自己的孩子啊！
拈花时评:
2008年，28岁的张辉升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副厅级)，成为山东最年轻的“厅官”，曾引起网络热议；今年11月末，这位“80后”厅官被平调任命
为济宁市委常委、市中区委书记，开始主政一方。记者统计发现，张辉也是当前中国最年轻的地级市市委常委、县(市、区)委书记。
拈花时评:
上海访民表示，当局如此惧怕访民进京，是怕访民要求司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维权活动。访民也向当局要求有法律保障权、话语权、选举权、生存权等基本
人权。辽宁的贾风芹、江苏的郝秀霞还表示，全国访民都在12.4赶赴北京，就是让高层看看各地政府到年终做假汇报、所谓“零上访”的政绩。
拈花时评:
上海的“烈士”遗孤、70多岁的胡琴珍说，她和其他上海访民3日下午2时左右到达北京南站，刚下火车就被守在站台上的上海驻京办截访人员抓住，关押在北京
的黑监狱。上海的乔天军对记者说，他以前上访时脑袋被打坏，反应迟钝行动慢，一下车就被抓住了，关在黑监狱，这里人很多，上厕所都要等2个小时。
拈花时评:
姚亚琴表示，她都62岁了，为93岁老人上访，在北京要去中央政府上访，法院不让她填表，填表就给撕毁，法院的人在最高法院门口打她们、骂她们，北京警察
把她们卖给地方警察，一个老太太卖一千块钱。被截访时，十多个男人把她往车上硬拉，还打她们。哈尔滨道里法院各个厅长全都打过她，打得她到处都是伤。
拈花时评:
为93岁老人上访的黑龙江62岁访民姚亚琴，也同刘杰一起被关在久敬庄，她对记者表示，她的案例在国际上都很少见，她上访多年，不论到哪里都挨打。她担心这次回去还不知地方政府会怎么整她们，回家后死活都难说，她们刚刚在久敬庄里大哭一场了。
拈花时评:
刘杰：“久敬庄是当局设的黑监狱，外面没有任何牌子，里面有很多摄像头和保安，全国各地到北京的访民被抓后都往这里送，堵截访民的车不断往里开，现在车还
在进。”“今天北京大搜捕，公交车都有很多警察上去搜查，去电视台的、北京南站的很多访民都被抓了，然后等各地政府来人把他们押送回去。”
拈花时评:
每年的12月4日是《宪法》实施日，也是所谓“法制宣传日”，全国各地数万访民因此纷纷赶往北京，追讨公平正义、要人权。获爱尔兰《前线》人权卫士奖的黑
龙江女工访民领袖刘杰等人乘火车到达北京，住在访民村。12月4日，她在访民村还没出门，就被警察抓上车，送往北京专门关押访民被称为黑监狱的久敬庄。
拈花时评:
@于建嵘：难道要让访民冻死在首都的街头？今是北京第一场雪，天刚亮就有十多位访民来家哭诉。与他们来到北京南站的上访村，看到了大量露宿在街头或桥洞的
访民，我难过万分。我请求民政部门红会及其它慈善机构，帮帮饥寒交迫的访民吧。这无关他们上访的对错，也无关你们的政治理念，仅仅以人道的名义！
拈花时评:
【美国欲侵略中国是巨大的谎言】林彪当年称病拒绝入朝，因为他判断：美国无意侵略中国，否则三年内战中早已介入。朝鲜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倾举国之力以死伤两
百万人的惨痛代价保住了金家的邪恶政权，卫护了苏俄，孤立了自己。给北朝鲜人留下苦难的六十年，对不起纯朴的北朝鲜人民，遗祸人类。（风笑巨石T
拈花时评:
3辆车停于兰州双城门什么正宁路口,去鱼府吃饭。车牌兰A20206蓝色大众途观停在了夜市摊位前，摊贩告知车主，请您稍等，我把我的三轮车挪一下，您稍
往后停一点，车上的人下来说：看见了吗
？我这是哪里的车，然后就给了摊贩一拳，打了摊贩。进了餐厅，又叫了一起的6人，打了摊贩第二顿。by@简方达”◇”"”
拈花时评:
@Vinimiko：【王朔】我们已过了十八岁，我们不是脑残，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所以我们不需要谁来告诉我们，哪种文化是先进文化，哪种影像是淫秽色
情，哪种代表是三俗代表！别整天装逼教训我们这个制度适合我们，那个模式是洪水猛兽，什么主义是真正的主义，什么荣耻是真正的荣耻，我们心里透亮透亮
的！！
拈花时评:
CCAV民生关注：心痛至极！这些照片竟然来自中国！江苏省常熟市氟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负责收集处理各化工厂的污水，但他们并没有处理污水，通过管道从长江底延伸1500米处排放污水…..
拈花时评:
sa1o:
吉林省长春市一个十八岁的省实验高三男生和朋友出去打篮球和人发生口角，对方家长找来40多人砍掉这个男生双手，今天上午十点抢救无效已经身亡！砍人家长
更绝，要拿钱平事。大家转发一下，绝不能让这件事就此被媒体藏匿了！死亡学生吴天昊，打人学生二实验高中郝志鹏，带人的是郝志鹏的妈妈杜夏娟
拈花时评:
@叶匡政：看了哈尔滨双城市水泉乡敬老院的图片，实在让人心酸。这就是中国某些敬老院的场景。他们的生活处境，与街边流浪汉无异。一个如此虐待老人和儿童的社会，伤害的不仅是人们的良心，也在毁掉人们对这个社会的最后一点信心。。。
拈花时评:
@平安武汉：武汉警方已锁定洪山区雄楚大街”12.1”建行网点爆炸案重大犯罪嫌疑人。目前，警方正根据掌握的线索，全力组织抓捕。嫌疑人，男，身高
1.65至1.70米，体态中等（见图）。警方吁请广大网民，积极向警方提供线索。报警电话：110,85395140,15202733323。拈花：
他会成为又一个万人景仰的人吗？
拈花时评:
@Vinimiko：淞沪战役打掉的是老蒋的嫡系部队，这时大家才发现老蒋真的抗日。随即云南的滇军出滇抗日，后来川军也出川作战，全中国都行动起来了。
日本人大吃一惊：中国不是一盘散沙吗？原以为把蒋介石打完就胜利了，此刻却令他们大吃一惊！延安却制定了一个惊天的方针：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
拈花时评:
吴祚来：俄罗斯总统不允许警察加入政党，为什么？警察由人民供养，对每一个公民负责，如果警察对党派负责，那么就麻烦大了，议会吵架时，他去冲上去打架。
甚至会造成不可测后果。军警忠于国家是人类常识，执政党是会犯错误的，因为党不是神，如毛时代，从大跃进反右到文革，忠于执政党也就等于跟着犯罪
拈花时评:
@旁观者马勇：亲历苏联解体的新华社原驻莫斯科分社社长万成才在《文史参考》撰文说，91年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刻，没人感到诧
异，也没人为此哀伤，大家很平静。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是那么正常。真实情况是一个国家消失了，而人民却若无其事
拈花时评:
资中筠有讲过高干仆素坐飞机到上海找专门的裁缝打补丁，那些补丁衣服就是装b用的，毛在文革期间剥夺了全国文化人的稿酬，理由是文化人稿酬属资产阶级因素
应该取缔。全国只有毛领袖一人拥有享受稿酬的特权，毛在全国人均存款不足2.5元人民币的情况人，个人拥有近亿元巨额存款，毛的个人存款主要是稿费收
拈花时评: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就在人们还在为2天前殒命渣土车的10岁女孩琪琪扼腕叹息的时候，今天（4日）中午11点30分左右，在西安科技二路和高
新二路十字处，又有一位老人被拉土车撞倒在斑马线上，当场死亡。据统计，西安市渣土车今年创造的死亡记录已经达到50人。
拈花时评:
中国公民反腐热线:@染香的男朋友 ： 孩子攀悬崖，爬天梯去上学。悬崖上的学校的存在是一个时代耻辱。
拈花时评:
胡锋
：【苛税猛于虎】2011年，中国全年财政估计收入12万亿，这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交税约9000元，或者相当于4.5亿中国人全年的收入。你每天不出
门，25元钱的税先交上！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只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赵晓
2014年3月26日星期三
晚年周恩来(十二)（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2-08 00:45:10
收拾文革烂摊子
周恩来知道这个差事不好干，却不想推辞，而是竭尽所能地担当起来。他在主持其事时始终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底线，绝不触动文革本身，只是在一 些局部的问题上纠偏补漏，避免惹怒毛泽东。虽然整个过程一拖再拖，但没有出现根本的逆转，总算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就这样，以文革派的两员大将王力、关锋 沦为阶下囚为标志，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在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大卜大乱之后，终于开始收场了。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也随之改善，不仅摆脱了曾经一度岌 岌可危的处境，重新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而且令对手损兵折将，元气大伤，着实让中央文革一干人领教了他的手段，在对待他的态度上大大收敛。
更让周恩来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再出面安抚笼络。在得知周心脏病发作病倒以后，毛特意从上海传话 过来表示关心，要他注意休息，不要劳累过度。随后，毛又在接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要批评”极左派”，指出外事口有”黑手”和”阴谋集团”；并 在审阅姚文元奉命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特别加了一段话，点了前一段在社会上反周最力的造反派组织”五一六”的名。不仅如此，稍后，毛还打破缄默，对” 伍豪启事”一事作了明确的表态：”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对于毛泽东这一连串安抚的举动，周恩来不免感到受宠若惊，不过也明白毛的用意所在，无非是要依靠他去收拾文革的烂摊子，在政治上营造一个毛 所设想的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好对党内外有所交代。对此，周本人虽知这个差事不好干，却并不想推辞，而是竭尽所能地担当起来。实际上， 从文革发动之初，他心里就在默默地等待着这一天，结束乱局，重新恢复国家社会的正常秩序。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可以施展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身手了。
当然，周恩来也深知收拾文革乱局决非易事，而是困难重重，大乱之后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百端待举。不仅各地的造反派已成脱缰野马，难于 控制，而且还将多方受制，投鼠忌器，只能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做些补救工作。与此同时，强邻环伺，中苏两国之间处于战争的边缘。尽管如此，周还是决意要把这 件事情做下去，毕竟这样总要比天下大乱好得多，况且经过文革风暴以后，党内已经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合适的人选来做这件事情了。对此，周氏内心深处是有着一种 义不容辞的使命感的。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尽心竭力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收拾文革乱局，为召开中共九大创造条件。他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 作，解决当地的老大难问题，并以中央的名义发布多项布告、命令，严令禁止武斗扣需断交通运输，敦促两派拆除工事，封存武器，恢复生产，共同维护交通运输的 通畅。对于一些武斗严重的地区，调集力量实行军管。与此同时，他要求各群众组织开展整风学习，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在此基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成 立各级革委会，重新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引导全国各地相继转入了毛所设想的”斗、批、改”阶段。
正是放纵容易收束难。上述收拾文革乱局的过程步履艰难，其问几经周折，历时近两年，其中包括发生了一九六八年三月的”杨，余、傅事件”和其 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大的反复。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周恩来在主持其事时又始终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庭线，绝不去触动文革本 身，最多只是在一些局部的问题上纠偏补漏，避免触怒毛，所以虽然整个过程一波三折，一拖再拖，但没有出现根本的逆转，最后总算是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到一 九六八年九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革委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政治与良知之间的选择
在为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的问题上，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看出这是欲加之罪，不大愿意昧着良心去做亏心之事，无奈毛泽东执意要把他拉下水。在 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后，周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念头占了上风，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著头皮喝下去，扮演了毛帮凶的角色。
在毛泽东结束文革运动的全盘考虑中，如何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占据很重的分量，远远超过他对诸如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一类问题的关注程 度、毛十分清楚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空前的动乱和内战之中，如果拿不出开展这场运动的”丰硕成果”，他在政治上就无法交代。正是 出于这种需要，毛泽东决意继续拿刘少奇开刀，在他的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只有设法证明刘少奇的问题极其严重，才能显示出发动文革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 的”和”非常及时的”。
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刚从外地返回北京后，就亲自召集会议，把给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来，要求把它作为召开党的九 大各项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紧。随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始着手进行九大的筹备工作时，毛又就专门对”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作了部署， 要求一定要抓紧刘案的审查工作，无论如何也要在九大前把刘少奇的历史问题”落实”下来。
这件事最初落到了周恩来的头上。他明知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差事，却不好推辞。因为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本人一直兼任着中央专案审查委 员会主任的职务(文革之初由邓小平兼任)，因此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正是他份内的职责。况且此事又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在政治上有很重的分量，事关 结束文革的大局。在这种情况下，一向信守”顾全大局”的周只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应承下来，担任中央审查刘少奇专案的牵头人。
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对抓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卖劲，这和他收拾文革乱局时的态度很不一样，他在主管这件事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听喝”的状 态，拨一拨动一动。他在接见专案组的谈话中，总是不断地说两面的话，譬如”既要大胆地去设想，去调查，又要极其谨慎”，一方面强调说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 查工作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认真核实调查材料，没有把握的不要作为证据往上拿。周的这种态度，自然影响了办案的指导思想，使得对刘案的 定案工作进展迟缓一直无法取得重大突破。
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周恩来是老病复发，想脚踩两只船，在政治上为自己留后路，有必要找机会敲打他一下。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把刘少 奇历史上的”罪行”定下来。眼看预定召开九大的日期日益迫近，而刘的历史问题却无法坐实。这令毛心急如火，于是决定中途换马，把周撤换下来，由江青接管对 刘案的审查工作，并指定主管党内肃反工作多年的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从旁协助，尽快把刘的历史问题定下案来。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当时具体掌管刘少奇专案的谢富治立即对下作了传达布置，提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 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江青见毛泽东如此重用自己，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她去”攻坚”，自然十分卖力。她曾多次不无 得意地表示：我现在忙得很，担负着中国第一大专案，不过，江青也确实不负重托，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日夜奋战，查阅大量敌伪档案，从中寻找：真／以做文章的蛛 丝马迹，突击审讯，采取各种手段，诱骗逼供，勒取伪证，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危重病人也不放过。最后总算是如愿以偿，靠屈打成招的伪证和断章取义的编造， 整理出二奉所谓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中旬正式报送中央。
下仅如此，急于向毛泽东报功的江青还把在中央领导核心中传阅刘少奇的有关”罪证材料”，变成一次对毛个人的效忠表态。她带头在上面批道：”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 最歹毒的阶级敌人。”"要是没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革命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书此以明我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员的忠 心和气节，我将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革命的人民，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小学生”。
显然是对周恩来主管刘少奇专案时的消极态度不满，江青在批转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审阅时，有意将了周一军，并把文革派摇羽毛扇的军师康生 作为暗绑，点名说：”请你们把各自知道材料(重要的)批注一下，特别是恩来同志和康老，你们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为你们工作经历决定这点。”对此，康生心 有灵犀，在第二天便表态，跟着批了一篇话，表态完全赞成江青”充满无产阶级愤怒的批语”，
江青的将军和康生的表态让周恩来在政治上陷入窘境，面临无法回避的事态。本来，以周氏为人的精细和饱经党内肃反斗争的阅历，不难看出这份拼 凑而成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的疑点和破绽，然而，大陆官方的《周恩来传》却极力为周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 实情况”而最终相信了专案组的报告。这种解释未免太低估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判断力了，再说周为人的精细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下面蒙骗的。况且周自己也刚刚因” 伍豪启事”的风波而在政治上经受了一场不小的虚惊，从而使他更容易看出事情的真相–不过是毛泽东欲加之罪，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拿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开刀罢 了。
实际上，周恩来本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看出刘少奇一案中存有不少疑点，许多材料靠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周一开始不愿意完全昧着良心去做亏心 之事，所以在审议刘案时一直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想急于下结论，为此和江青、康生一度顶牛，双方争得很厉害。江、康曾几次对周拍桌子，批他是”怀疑 派”，并告到毛泽东那里，传下话来敲打他，弄得周压力很大，最后只好退让，表示：要改你们改。周大概认为，这样做似乎就可以逃避良心的审判了，求得心之所 安。后来当毛决定由江青替换周来主管刘案时，他乐得就此撒手。正好躲开这个难题。
但是，这一次周恩来却无处逃遁，不得不在政治与良知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现在无法确切知道当年周氏在作出决定时的心路历程，不过必然经历过一 番内心的挣扎和灵魂的拷问则是无疑的。邓颖超生前曾对给她写传的作者谈过，周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心里很痛苦，连续几天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踱步，彻夜未眠，办公 室的灯一直是亮着的。
当然，周恩来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明知给刘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实，存有不少疑点，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念头占了上风，在政治上”顾全大 局”，和刘少奇一刀两断，再加上周已经意识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已经引起毛泽东的不快，这回江青将他的军，和康生联手一唱一和，很明显就是在奉旨 敲打他。如果再不赶紧表示一个斩钉截铁的态度，毛是决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至于这样做带来良知上的谴责和审判，周只好以”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一类的说 法来为自己开脱，求得心之所安了。
对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在九年之后，为她丈夫当年在刘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为，对英籍作家韩素音曾经作过这样的开脱：
”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十大之后，周恩来终于打破缄默，对刘少奇一案正式表态。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执笔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上送的 报告，把刘少奇所谓历史上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 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不仅如此，周氏知道在刘的问题上，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一次考验，江青不过是毛的传声筒，他只有按照江青的口径表态，才能过关。为此，他在刘少奇被捕叛变”罪证材料”的传阅件上也批了一大篇话，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回应江青。他写道：
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 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 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 们要交给后来人!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民中去。没有几 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 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尽管周恩来在批语中狠狠地踹了刘少奇一脚，所用的语言和江青如出一辙，并且用相当肉麻的言词向毛泽东表态效忠，对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吹捧 林彪和江青两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却没有打消毛内心对他的疑虑，因而不想轻易放过他。为此，毛有意指定由周恩来在随即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 关于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这一手十分老辣，既然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想独善其身，那就索性把他彻底拉下水，让他为刘少奇一案承担历史责任，以后 即使翻案变天，周也是有口难辩。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节，周恩来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著头皮喝下去，为毛泽东火中取栗，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 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这件事成为周氏在文革中一大历史污点。知夫莫若妻，前面邓颖超所提到 的就是指的这件事。她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 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翅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应该说，邓颖超在这一点上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知道有些事情在历史上 是回避不了的，也无法为自己的丈夫辩白，只能听任历史来评判。
在本章结束之前，围绕着涉及周恩来历史责任的专案审查问题，再选几个引起海内外关注的案子作点说明。目前坊问流传一种说法，说周恩来在处理 王光美的问题上，主张处以极刑，而被毛泽东保了下来。这种说法在海外学术界很有市场，被广泛引用。更有人移花接木，指周比毛更恶，主张杀掉刘少奇，言之凿 凿。以作者曾在大陆多年从事文革史研究的经历，翻阅了大量当年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许多被列为绝密的档案，并没有看到过”此人该杀”一类的原始批件。这只 是一种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同时也太不了解毛、周各自的为人。
应该说，在整刘少奇的问题上，毛泽东是主谋，周恩来是跟着干的，更确切地说是被毛拖下水的。毛虽执意要在政治上置刘少奇于死地，却不愿意背 上公然杀他的罪名，这是他对待政敌的一贯作法，无论是在建国前对张国焘、王明，还是建国后对彭德怀都是如此。在毛泽东看来，根本用不着干这种脱了裤子放屁 的蠢事，只要在政治上宣判这些人的死刑，然后给他们吃饭、拉屎、睡觉”三大任务”，一直关到死完事。这样既在政治上达到了目的，又不必在历史上承担骂名， 还可以显示毛本人的”宽宏大量”。当刘少奇在监禁之中患了急性肺炎，高烧不退，毛就曾批示：政治上划清界限，生活标准不降低。”应该说，毛所惯用的这一 手，比斯大林为了除掉自己的政敌而在肃反扩大化中大开杀戒更为阴毒老辣。
既然毛泽东不想杀刘少奇，一向善于观风而又很会做人的周恩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再来充当恶人，这并不符合他一贯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一点，从他 对处理刘少奇与邓小斗专案大相径庭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这并不是他有意厚邓薄刘，而是他在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在一面批邓的同时， 一面又在私下谈话中多次表示对刘、邓要有所区别，要把两人”拆开来”。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岂有看不出毛的用心之理?所以在处理邓小平专案的问题上，周自然 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不大理会林彪、江青的态度。
比如，邓小平专案组当时曾要求周恩来对邓本人历史上的几个”疑点”提供线索，进行”帮助指导”。他先是把这份报告压了下来，不予理睬，后又 在邓入团、转党的问题上，亲自出来作证明。在邓下放江西的问题上，周氏也作了格外关照，坚持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在庐山会议毛、林交恶 以后，周更是干脆趁机把邓小平专案组撤销掉了。
至于目前海内外流传周恩来主张杀王光美的说法，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刘少奇平反后，他的子女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林彪、江青一伙 要给王光美判死刑，毛泽东批了”刀下留人”。不过，根据作者所接触过的档案材料和访问有关知情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当时主张杀王光美的，是江青而不 是周恩来。不过江青并没有在正式会议上提出，而是个别同毛讲的。
后来在一九七0年六月间，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正式报送了《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鉴于王光美是一个长期隐藏在我 们党内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罪行严重，建议永远开除她的党籍，并依法惩办。”在这里，专案组并没有言明其中所谓”依法惩办”，是处死还是判刑。
对此，当时在中央主管这一专案的江青首先作了批示：”拟同意。”然后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谢富治、汪东兴审批。林彪批了”同意”，周 恩来则批示：”应予判刑”。最后，毛在上面批了一段话：”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部分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到出路，以 便保留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其中”保留活证据”便是所谓”刀下留人”的由来。就这样，王光美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直到毛死后两年多才 被放了出来。
历史总是在不断捉弄人的。毛泽东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翦除掉心腹大患刘少奇后，到头来却发现扶植起林彪这样一个更加难于驾驭的对 手，这完全打乱了毛原本想通过召开中共九大来巩固文化大革命既成格局的部署。实际上，九大召开之日，就是毛、林两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之时。在刻意营造的” 团结、胜利”的表面气氛之下，新的一轮党内权力斗争已经悄然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早已被文革乱局弄得心力交瘁的周恩来还没有来得及稍稍喘一口气，就被卷入到另一场你死我活的角斗之中。
周恩来知道这个差事不好干，却不想推辞，而是竭尽所能地担当起来。他在主持其事时始终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底线，绝不触动文革本身，只是在一 些局部的问题上纠偏补漏，避免惹怒毛泽东。虽然整个过程一拖再拖，但没有出现根本的逆转，总算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就这样，以文革派的两员大将王力、关锋 沦为阶下囚为标志，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在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大卜大乱之后，终于开始收场了。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也随之改善，不仅摆脱了曾经一度岌 岌可危的处境，重新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而且令对手损兵折将，元气大伤，着实让中央文革一干人领教了他的手段，在对待他的态度上大大收敛。
更让周恩来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再出面安抚笼络。在得知周心脏病发作病倒以后，毛特意从上海传话 过来表示关心，要他注意休息，不要劳累过度。随后，毛又在接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要批评”极左派”，指出外事口有”黑手”和”阴谋集团”；并 在审阅姚文元奉命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特别加了一段话，点了前一段在社会上反周最力的造反派组织”五一六”的名。不仅如此，稍后，毛还打破缄默，对” 伍豪启事”一事作了明确的表态：”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对于毛泽东这一连串安抚的举动，周恩来不免感到受宠若惊，不过也明白毛的用意所在，无非是要依靠他去收拾文革的烂摊子，在政治上营造一个毛 所设想的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好对党内外有所交代。对此，周本人虽知这个差事不好干，却并不想推辞，而是竭尽所能地担当起来。实际上， 从文革发动之初，他心里就在默默地等待着这一天，结束乱局，重新恢复国家社会的正常秩序。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可以施展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身手了。
当然，周恩来也深知收拾文革乱局决非易事，而是困难重重，大乱之后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百端待举。不仅各地的造反派已成脱缰野马，难于 控制，而且还将多方受制，投鼠忌器，只能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做些补救工作。与此同时，强邻环伺，中苏两国之间处于战争的边缘。尽管如此，周还是决意要把这 件事情做下去，毕竟这样总要比天下大乱好得多，况且经过文革风暴以后，党内已经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合适的人选来做这件事情了。对此，周氏内心深处是有着一种 义不容辞的使命感的。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尽心竭力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收拾文革乱局，为召开中共九大创造条件。他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 作，解决当地的老大难问题，并以中央的名义发布多项布告、命令，严令禁止武斗扣需断交通运输，敦促两派拆除工事，封存武器，恢复生产，共同维护交通运输的 通畅。对于一些武斗严重的地区，调集力量实行军管。与此同时，他要求各群众组织开展整风学习，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在此基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成 立各级革委会，重新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引导全国各地相继转入了毛所设想的”斗、批、改”阶段。
正是放纵容易收束难。上述收拾文革乱局的过程步履艰难，其问几经周折，历时近两年，其中包括发生了一九六八年三月的”杨，余、傅事件”和其 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大的反复。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周恩来在主持其事时又始终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庭线，绝不去触动文革本 身，最多只是在一些局部的问题上纠偏补漏，避免触怒毛，所以虽然整个过程一波三折，一拖再拖，但没有出现根本的逆转，最后总算是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到一 九六八年九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革委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政治与良知之间的选择
在为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的问题上，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看出这是欲加之罪，不大愿意昧着良心去做亏心之事，无奈毛泽东执意要把他拉下水。在 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后，周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念头占了上风，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著头皮喝下去，扮演了毛帮凶的角色。
在毛泽东结束文革运动的全盘考虑中，如何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占据很重的分量，远远超过他对诸如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一类问题的关注程 度、毛十分清楚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空前的动乱和内战之中，如果拿不出开展这场运动的”丰硕成果”，他在政治上就无法交代。正是 出于这种需要，毛泽东决意继续拿刘少奇开刀，在他的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只有设法证明刘少奇的问题极其严重，才能显示出发动文革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 的”和”非常及时的”。
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刚从外地返回北京后，就亲自召集会议，把给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来，要求把它作为召开党的九 大各项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紧。随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始着手进行九大的筹备工作时，毛又就专门对”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作了部署， 要求一定要抓紧刘案的审查工作，无论如何也要在九大前把刘少奇的历史问题”落实”下来。
这件事最初落到了周恩来的头上。他明知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差事，却不好推辞。因为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本人一直兼任着中央专案审查委 员会主任的职务(文革之初由邓小平兼任)，因此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正是他份内的职责。况且此事又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在政治上有很重的分量，事关 结束文革的大局。在这种情况下，一向信守”顾全大局”的周只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应承下来，担任中央审查刘少奇专案的牵头人。
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对抓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卖劲，这和他收拾文革乱局时的态度很不一样，他在主管这件事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听喝”的状 态，拨一拨动一动。他在接见专案组的谈话中，总是不断地说两面的话，譬如”既要大胆地去设想，去调查，又要极其谨慎”，一方面强调说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 查工作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认真核实调查材料，没有把握的不要作为证据往上拿。周的这种态度，自然影响了办案的指导思想，使得对刘案的 定案工作进展迟缓一直无法取得重大突破。
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周恩来是老病复发，想脚踩两只船，在政治上为自己留后路，有必要找机会敲打他一下。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把刘少 奇历史上的”罪行”定下来。眼看预定召开九大的日期日益迫近，而刘的历史问题却无法坐实。这令毛心急如火，于是决定中途换马，把周撤换下来，由江青接管对 刘案的审查工作，并指定主管党内肃反工作多年的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从旁协助，尽快把刘的历史问题定下案来。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当时具体掌管刘少奇专案的谢富治立即对下作了传达布置，提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 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江青见毛泽东如此重用自己，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她去”攻坚”，自然十分卖力。她曾多次不无 得意地表示：我现在忙得很，担负着中国第一大专案，不过，江青也确实不负重托，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日夜奋战，查阅大量敌伪档案，从中寻找：真／以做文章的蛛 丝马迹，突击审讯，采取各种手段，诱骗逼供，勒取伪证，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危重病人也不放过。最后总算是如愿以偿，靠屈打成招的伪证和断章取义的编造， 整理出二奉所谓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中旬正式报送中央。
下仅如此，急于向毛泽东报功的江青还把在中央领导核心中传阅刘少奇的有关”罪证材料”，变成一次对毛个人的效忠表态。她带头在上面批道：”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 最歹毒的阶级敌人。”"要是没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革命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书此以明我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员的忠 心和气节，我将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革命的人民，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小学生”。
显然是对周恩来主管刘少奇专案时的消极态度不满，江青在批转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审阅时，有意将了周一军，并把文革派摇羽毛扇的军师康生 作为暗绑，点名说：”请你们把各自知道材料(重要的)批注一下，特别是恩来同志和康老，你们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为你们工作经历决定这点。”对此，康生心 有灵犀，在第二天便表态，跟着批了一篇话，表态完全赞成江青”充满无产阶级愤怒的批语”，
江青的将军和康生的表态让周恩来在政治上陷入窘境，面临无法回避的事态。本来，以周氏为人的精细和饱经党内肃反斗争的阅历，不难看出这份拼 凑而成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的疑点和破绽，然而，大陆官方的《周恩来传》却极力为周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 实情况”而最终相信了专案组的报告。这种解释未免太低估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判断力了，再说周为人的精细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下面蒙骗的。况且周自己也刚刚因” 伍豪启事”的风波而在政治上经受了一场不小的虚惊，从而使他更容易看出事情的真相–不过是毛泽东欲加之罪，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拿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开刀罢 了。
实际上，周恩来本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看出刘少奇一案中存有不少疑点，许多材料靠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周一开始不愿意完全昧着良心去做亏心 之事，所以在审议刘案时一直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想急于下结论，为此和江青、康生一度顶牛，双方争得很厉害。江、康曾几次对周拍桌子，批他是”怀疑 派”，并告到毛泽东那里，传下话来敲打他，弄得周压力很大，最后只好退让，表示：要改你们改。周大概认为，这样做似乎就可以逃避良心的审判了，求得心之所 安。后来当毛决定由江青替换周来主管刘案时，他乐得就此撒手。正好躲开这个难题。
但是，这一次周恩来却无处逃遁，不得不在政治与良知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现在无法确切知道当年周氏在作出决定时的心路历程，不过必然经历过一 番内心的挣扎和灵魂的拷问则是无疑的。邓颖超生前曾对给她写传的作者谈过，周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心里很痛苦，连续几天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踱步，彻夜未眠，办公 室的灯一直是亮着的。
当然，周恩来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明知给刘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实，存有不少疑点，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念头占了上风，在政治上”顾全大 局”，和刘少奇一刀两断，再加上周已经意识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已经引起毛泽东的不快，这回江青将他的军，和康生联手一唱一和，很明显就是在奉旨 敲打他。如果再不赶紧表示一个斩钉截铁的态度，毛是决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至于这样做带来良知上的谴责和审判，周只好以”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一类的说 法来为自己开脱，求得心之所安了。
对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在九年之后，为她丈夫当年在刘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为，对英籍作家韩素音曾经作过这样的开脱：
”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十大之后，周恩来终于打破缄默，对刘少奇一案正式表态。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执笔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上送的 报告，把刘少奇所谓历史上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 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不仅如此，周氏知道在刘的问题上，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一次考验，江青不过是毛的传声筒，他只有按照江青的口径表态，才能过关。为此，他在刘少奇被捕叛变”罪证材料”的传阅件上也批了一大篇话，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回应江青。他写道：
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 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 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 们要交给后来人!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民中去。没有几 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 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尽管周恩来在批语中狠狠地踹了刘少奇一脚，所用的语言和江青如出一辙，并且用相当肉麻的言词向毛泽东表态效忠，对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吹捧 林彪和江青两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却没有打消毛内心对他的疑虑，因而不想轻易放过他。为此，毛有意指定由周恩来在随即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 关于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这一手十分老辣，既然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想独善其身，那就索性把他彻底拉下水，让他为刘少奇一案承担历史责任，以后 即使翻案变天，周也是有口难辩。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节，周恩来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著头皮喝下去，为毛泽东火中取栗，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 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这件事成为周氏在文革中一大历史污点。知夫莫若妻，前面邓颖超所提到 的就是指的这件事。她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 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翅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应该说，邓颖超在这一点上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知道有些事情在历史上 是回避不了的，也无法为自己的丈夫辩白，只能听任历史来评判。
在本章结束之前，围绕着涉及周恩来历史责任的专案审查问题，再选几个引起海内外关注的案子作点说明。目前坊问流传一种说法，说周恩来在处理 王光美的问题上，主张处以极刑，而被毛泽东保了下来。这种说法在海外学术界很有市场，被广泛引用。更有人移花接木，指周比毛更恶，主张杀掉刘少奇，言之凿 凿。以作者曾在大陆多年从事文革史研究的经历，翻阅了大量当年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许多被列为绝密的档案，并没有看到过”此人该杀”一类的原始批件。这只 是一种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同时也太不了解毛、周各自的为人。
应该说，在整刘少奇的问题上，毛泽东是主谋，周恩来是跟着干的，更确切地说是被毛拖下水的。毛虽执意要在政治上置刘少奇于死地，却不愿意背 上公然杀他的罪名，这是他对待政敌的一贯作法，无论是在建国前对张国焘、王明，还是建国后对彭德怀都是如此。在毛泽东看来，根本用不着干这种脱了裤子放屁 的蠢事，只要在政治上宣判这些人的死刑，然后给他们吃饭、拉屎、睡觉”三大任务”，一直关到死完事。这样既在政治上达到了目的，又不必在历史上承担骂名， 还可以显示毛本人的”宽宏大量”。当刘少奇在监禁之中患了急性肺炎，高烧不退，毛就曾批示：政治上划清界限，生活标准不降低。”应该说，毛所惯用的这一 手，比斯大林为了除掉自己的政敌而在肃反扩大化中大开杀戒更为阴毒老辣。
既然毛泽东不想杀刘少奇，一向善于观风而又很会做人的周恩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再来充当恶人，这并不符合他一贯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一点，从他 对处理刘少奇与邓小斗专案大相径庭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这并不是他有意厚邓薄刘，而是他在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在一面批邓的同时， 一面又在私下谈话中多次表示对刘、邓要有所区别，要把两人”拆开来”。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岂有看不出毛的用心之理?所以在处理邓小平专案的问题上，周自然 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不大理会林彪、江青的态度。
比如，邓小平专案组当时曾要求周恩来对邓本人历史上的几个”疑点”提供线索，进行”帮助指导”。他先是把这份报告压了下来，不予理睬，后又 在邓入团、转党的问题上，亲自出来作证明。在邓下放江西的问题上，周氏也作了格外关照，坚持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在庐山会议毛、林交恶 以后，周更是干脆趁机把邓小平专案组撤销掉了。
至于目前海内外流传周恩来主张杀王光美的说法，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刘少奇平反后，他的子女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林彪、江青一伙 要给王光美判死刑，毛泽东批了”刀下留人”。不过，根据作者所接触过的档案材料和访问有关知情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当时主张杀王光美的，是江青而不 是周恩来。不过江青并没有在正式会议上提出，而是个别同毛讲的。
后来在一九七0年六月间，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正式报送了《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鉴于王光美是一个长期隐藏在我 们党内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罪行严重，建议永远开除她的党籍，并依法惩办。”在这里，专案组并没有言明其中所谓”依法惩办”，是处死还是判刑。
对此，当时在中央主管这一专案的江青首先作了批示：”拟同意。”然后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谢富治、汪东兴审批。林彪批了”同意”，周 恩来则批示：”应予判刑”。最后，毛在上面批了一段话：”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部分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到出路，以 便保留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其中”保留活证据”便是所谓”刀下留人”的由来。就这样，王光美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直到毛死后两年多才 被放了出来。
历史总是在不断捉弄人的。毛泽东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翦除掉心腹大患刘少奇后，到头来却发现扶植起林彪这样一个更加难于驾驭的对 手，这完全打乱了毛原本想通过召开中共九大来巩固文化大革命既成格局的部署。实际上，九大召开之日，就是毛、林两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之时。在刻意营造的” 团结、胜利”的表面气氛之下，新的一轮党内权力斗争已经悄然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早已被文革乱局弄得心力交瘁的周恩来还没有来得及稍稍喘一口气，就被卷入到另一场你死我活的角斗之中。
晚年周恩来(十一)（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2-07 06:19:32
伍豪启事”的风波
”抓叛徒”本来是针对刘少奇做的文章，周恩来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深谙统御之术的毛泽东有意不明确表态，把有关材料批给文革小组阅存，借 机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令他俯首帖耳。”伍豪启事”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定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
为了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进行到底，毛泽东在坐镇指挥反击”二月逆流”的同时，继续在刘少奇的身上做文章。本来，刘早已败下阵来，成为网中之鱼，但毛对他仍不放心，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的态度，甚至亲自出马进行”火力侦察”。
在一九六七年初全面夺权展开之际，毛泽东找刘少奇谈了一次话。可惜，刘本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毛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自己很快就要大难临 头，相反还天真地向毛提出辞职的要求，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 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 少受损失。”
对此，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正面表态，而是顾左右而言它，继续给刘少奇灌迷魂汤，说什么党历届领导人犯错误的下少，但是改正错误的没有一个典 范，希望刘能在改正路线错误上起到一个模范作用。毛还建议刘”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据知情人说，江青事后向毛泽东点出：刘少奇还是不服，文革要深入 发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干部是党的干部，是毛主席的干部，该打倒就打倒，该解放就解放，他用他乡嘴!
应该说，江青的这番话正好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实际上，毛之所以孤注一掷，采取全面夺权的非常之举，正是为了彻底锦除刘少奇日后东山再起的 权力基础。在毛看来，刘提出引责辞官的要求，骨子里是包藏祸心的，是以退为进，在收揽人心的同时，把党内对文革的怨恨统统集中到他本人身上来，准备有朝一 日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对他秋后算账。在这种情况下，如若不把刘少奇彻底斗倒批臭的话，毛是无论如何也睡不好觉的。
为此，毛泽东决定在政治上发动一场批刘的新战役，当时，毛的党外朋友章士钊已经看出毛决意翦除掉刘的意向，曾经斗胆上书劝告毛不要这样做。 但毛婉拒了章氏的诤言，称： “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宦缓行。”并专门派人把中央准备抛出的有关刘的罪行材料送给他阅读。但是，章氏并没有被说 服，相反在看过之后，接连数日情绪低沉，对其养女章含之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致他于死地。”
这年三，四月间，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场旨在从政治上置刘少奇于死地的新战役，内容包括”抓叛徒”活动和”革 命大批判运动”，两者互相呼应，齐头并进。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问题的调查材料，其中刻意点 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三月二十一日，毛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刘少奇的”历史 问题”，正式批准了康生提出的对刘进行专案审查的报告。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称赞”写得很好”，并指定作为批刘的重头文章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文给刘少奇罗织了许多罪名，称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假革命、反革命”和”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举国上下由此掀起了对刘少奇口诛笔伐的声讨浪潮。
在这场本来是针对刘少奇而来的狂澜中，正在忙于应付乱局的周恩来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处境一度岌岌可危。不过，在幕后策动这场风波的倒不 是毛泽东，而是江青。如上所述，自”大闹怀仁堂”事件后，江青一直对周耿耿于怀，接连寻衅发难。还在二月下旬，她抓住周为了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而提 议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时，事先只请示了毛而疏于向林彪报告一事大做文章，指责周”目无林副主席”，”架空主席的接班人”，并和康生一起向毛告了他的状，提 出”此例不开”。为此，周恩来不得不向林彪写了书面检讨，表示：”这是一大错误。现行专此认错，业保证永不再犯。请予批评。”
接着，江青在组织反击”二月逆流”的活动中，有意把火引向周恩来，授意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充当倒周的急先锋，在社会上掀起了倒周的浪潮。 三月中下旬，北京街头连续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大标语，扬言要”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与此同时，中央文革控制的宣传机器不时地批所谓”折衷王义” 和”调和主义”，为社会上的倒周浪潮推波助澜。
其间，在全国大举”抓叛徒”的浪潮中，南开大学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得知”伍豪”是周恩来当年 在党内的化名后，觉得事关重大，马上通过江青向毛泽东报告。一直苦于抓下到周多少把柄的江青得知这件事后，如获至宝，立即转报了毛。五月十七日，她写信给 林彪、周恩来、康生，把这个问题正式端了出来，称”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谈”，并附上这一启事的抄件，逼周作出交 待。
事实上，这则反共启事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意在对中共组织内部挑拨离间，制造混乱，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一九三一年春夏，中共特科 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接连被捕叛变，中共在上海的人员和组织面临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当时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 钱壮飞及时通风报信，在周恩来的坐镇指挥下，抢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动手之前，将人员和组织及时转移，挫败了国民党一举破获中共首脑机关的企图。随后，又临机 处置了顾氏的一家老小，成为当时上海轰动一时的凶杀案。
为此，国民党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先是”悬赏通缉”他，未果之后，又让中统的张街、黄凯伪造了这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 事》，刊登在一九三二年二月间的上海各报上。而在此之前两个月，周氏早已秘密离开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总书记。
为了反击国民党伪造的启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采取了当时所能采取的各种措施，间接或公开地进行辟谣。甚至远离上海的中央苏区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作为参与核心决策的局内人，周恩来对这场”抓叛徒”风的矛头所指自然有所了解，因而对事情竟然搞到自己的头上来，一时有些措手不及。特别是 江青杀气腾腾的架势，更是让他感到来者不善，精神上压力很大。周很清楚，弄清这件事情并不困难，人证物证俱在，况且他本人早已在延安整风期间原原本本地谈 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事情的本身，而在于毛泽东的态度。倘若毛决意要整自己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论再怎样为自己辩白，也是在劫难逃。
不过，周恩来相信这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因为扪心自问，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对文革的态度上站稳立场，在政治上努力跟毛走，并无二心，毛实在没有理由这样做。鉴于这个问题事关他的政治生命，周不敢拖延，决定直接向毛申述此事，为自己讨回清白。
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对”伍豪启事”一事作了断然的否认，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 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氏放下了自己手头上所有 的工作，亲自查阅了由工作人员从北京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中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不仅如此，他还留了个心眼，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有关的报纸 一一拍照下来，印制了多份，以防原件被人销毁。
随后，周恩来又连夜写信给毛泽东，附送了登载有关”伍豪启事”的报纸合订本和他本人所编写的《大事记》，在信中详述了所查证的情况，为自己 作了辩白，说：”伪造启事和(中共临时中央–作者注)通过申报馆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并表示：”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 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毛泽东此时并无意整周恩来，但也不想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控制他的机会。对周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虽说不高兴， 但因为需要依靠他应付乱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种容忍的态度。深谙统御之术的毛知道”伍豪启事”是一个可以随时在政治上做文章的题目，借此足以把周牢牢地掌握 在自己的手里，令他俯首帖耳。为此，毛对”伍豪启事”问题故意不明确表态，只是在信封上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 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令周恩来十分失望。本来，他寄希望于毛能够凭借其一言九鼎的地位说句公道话，迅速了结此案。但结果却相反，非但没有在政 治上还他一个清白，而且还被留此存照，作为一桩悬案挂了起来。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更令他感到心寒的是，毛竟指定由中央文革掌管这部分材料，这不啻是给了 江青一把尚方宝剑，在很人程度上掌握了他本人的政治命运，随时可以借此事兴风作浪。
事实上，江青早就握有周恩来的把柄，手里存有一些周本人写的检讨条子，动不动就以此来要挟周。她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洋洋得意地对杨成 武、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总理的材料。这回，在得到毛泽东对”伍豪启事”的批示后，江青更加有恃无恐，自认为掌握了周的一大把 柄，因而更不把周放在眼里，处处为难他，态度益发放肆无礼，出言不逊，摆出文革老板娘的架势对周呼来喝去，胁迫他为自己跑腿办事。
在这种情况下，惧怕晚节不保的周恩来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地与江青周旋，看她的脸色行事，对江青的骄横霸道和胡作非为则忍气吞声，屈从附和，在政治上作出种种迁就、退让乃至逢迎吹捧的举动，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
”伍豪启事”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余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
毛泽东对”伍豪启事”不置可否的态度，江青心领神会，更加明目张胆地反周。她利用毛决定在《五一六通知》一周年之际公开发表该文的机会，暗 中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倒周活动。中央文革通过各种渠道向造反派组织吹风打招呼，进行”路线交底”，暗示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即 将从中央揪出的大人物会”吓人一跳”。从五月中下旬开始，许多造反派组织四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大造声势，在社会上掀起了炮打周恩来的浪潮。他们宣 称：”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仅要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且要揪出中国的何西金”，”周恩来是老保，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其中外事 口闹得最凶，提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已由学校转移到外事口”，”要打倒陈毅，就必须动一动周恩来”，大有不扳倒周恩来誓不罢休的势头。
在这种情形下，后来在中国政坛上扮演特殊角色、人称”两位小姐”的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社会上倒周的情况。这弄得毛有些哭 笑不得。因为他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本意，是想给翦除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提供思想武器，结果却阴差阳错地整到了周恩来的头上。这种干扰和转移斗争 大方向的搞法，是毛所不愿意看到的。为此，毛泽东明确表态不同意这种搞法。五月二十九日，他对王、唐二人的来信作了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 同志向他们作说服工作。”江青虽然不情愿，但既然毛表了态，也不得个敷衍搪塞一下，于是由中央文革出面接见了外事口的造反派，不着边际地放了一通空炮之 后，便草草收场，这样，总算是多少刹了一下社会上倒周的风潮。
在大乱中苦撑待变
一九六七年夏天，文革进入最为动乱的阶段。周恩来为应付内外乱局而忙得焦头烂额，同时又不得不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与江青一干人缠斗，苦撑待变。他抓住”火烧英国代办处”闯下大祸一事，转守为攻，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并趁势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
自从全国各地展开夺权斗争以后，除了前述最初的几个完成夺权的省、市以外，大多数地区进展迟缓，无一例外地陷入激烈的派斗之中，为争权打得 你死我活。毛泽东所期待的那种可以看出胜负眉目的局面遥遥无期。为此，毛不得不转而号召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并企图以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 但是，这对热衷于独家掌权的两派对立组织来说，却是对牛弹琴，收效甚微。这令毛大为头痛。
不过，这时更令毛泽东担忧的还是奉命支左的军队普遍与当地造反派存在的紧张关系。二、三月间，青海、四川、湖北等地的驻军在支左的过程中， 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宣布解散了一批搞打砸抢，冲击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其中的一些头目。毛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在压制革命左派，担心这样会影响 决战胜负的力量对比，从而断送整个文化大革命。为此，毛泽东一再出面纠”偏”，强调：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四月间发出的所谓强调”正确对 待群众”的《军委十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但是这样一来，更加剧了局势的混乱。各地造反派倍受鼓舞，变本加厉地冲击当地的军事机关，逼迫军队检讨 承认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而对立面的组织则坚决站在军队一边，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由此导致各地两大派之间的武斗一再升级，由开始的棍 棒、长矛发展为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真刀真枪地对着干，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进入六月份后，毛泽东似乎对眼前这种久拖不决的局面感到厌倦了，对各地两派之间无休止地打内战更是急于找出一条解决之道。他开始在认真考虑 结束文革运动的时间表，随后提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毛认为，文革运动中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转入就地解 决问题，实现各派之间的大联合。
为此，六月下旬，毛泽东指派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到西南去，就地解决云南、四川等省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为成立革委会创造条件。到了七月中旬，毛又决定亲自出马，前往当时两派武斗严重的武汉地区，直接指导解决那里的问题，为全国树立一个样板。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周恩来当时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毛亲赴武汉，坐镇解决当地的问题，然后再就近解决江西，湖南问题，势必对时 局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把国家从混乱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目前正是天下大乱，毛的武汉之行要冒很大风险，生怕出现不测。因此在讨论此事的会议 上，周起初同其他人一样从安全方面考虑，试图劝阻毛打消这个念头。但在毛的执意坚持下，他又带头表态支持毛的这一决定，并为此做了紧急布置，召开专门会议 进行落实。
为了确保毛泽东此行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并由毛亲自点将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全权负责。作了安排布置后，周还 不放心，又打长途电话给正在奉命解决西南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要他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随后，周本人又连夜乘专机先期飞抵武汉， 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甚至连毛下榻房间的沙发和睡床都一一试过，生怕出现一点纰漏。
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武汉之行如此尽心竭力，除了时局正处于非常时期和这是他以君臣之道侍奉毛的一贯作法以外，还有两个不便为外人道的用 心。其一，由于”伍豪启事”悬而未决，周氏当时在政治上还背著黑锅，精神负担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够对他高抬贵手，因而有意以实际行动来处处表现自己对毛的 尽忠尽职。其二，他当时已经看出武汉问题的背后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蓄意插手的结果，因而有意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遏阻林彪、江青联手整垮武汉军区、打倒陈 再道的企图。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是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为人粗豪耿直，过去一直不大买林彪的账而被记恨在心。文革中，他又仗义执言，在会议上公开保刘少奇，于是又上了中央文革的黑名单。三月间，武汉军区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取缔了当地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
(又称”钢工总”)，并抓了其中的几个头目。这就成为林、江二人对陈再道及武汉军区大动干戈的题目。于是，”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火烧武老谭”(即武汉地区的谭震林–作者注)一类标语贴满武汉三镇的街头。
不过，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想法与林彪、江青两人有所不同。一方面，毛不满意武汉军区在支左中压制造反派的做法，一定要让陈再道承认错误： 另一方面，毛也下同意打倒陈再道，准备保他过关，认为陈是个大老粗，在政治上并不是刘少奇的人，只要转而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他的。在这个问题上， 周恩来当然更赞成毛的意见，认为解决武汉问题，还是要依靠武汉军区，陈再道等军区领导是可以控制武汉局势的。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根据毛的决定，先期赶到的周恩来暂留武汉，根据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做审冢的 思想转弯下作：周随即召开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的会议，连续听取支左情况的汇报，苦口婆心地劝说陈再道、锺汉华等军区领导主动承认错误，把抓的人放了。为了 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他还对陈、锺交了底，说：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并转告他们：临行前，主席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是真。
随后，周恩来按照中央确定的口径，作了总结讲话，在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成绩的同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并为此承担了责任，说军区解散”工人总部”，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要求军区在支左中要支持造反派，尽快实现两派的大联合，稳定武汉的局势。周知道这样 一来，将会给武汉军区造成很大的被动，需要一个思想转弯的过程，特别强调要维护军区的威信，并表示”工人总部”翻身以后，可能对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 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在好不容易说服陈再道等人同意作出检讨后，周恩来准备返京，临行前他已经预感到武汉军区思想转弯工作的难度很大，再加 上在政治上唯江青马首是瞻的谢富治和同来的王力对整垮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也不会善罢甘休，弄不好会惹出乱子，所以他又再三叮嘱谢、王二人，要坚决按照毛泽东 的指示，妥善做好军区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促进两派的大联合，注意维护军区的威信，在部队没有转过弯子之前，不要轻易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出 去，以免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激化矛盾。
但是，谢富治、王力根本不听周恩来的劝告。七月十八日晚，他们前脚送走了周氏，后脚就去了当时尚未平反的”工人总合”所在地，佩戴他们的袖 标，视察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致伤人员，并发表演讲，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盘托出，宣称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人总部”等组织是革命左派， 而”百万雄师”则是保守派。谢、王这天晚上的活动，对于原本已经剑拔弩张的武汉局势来说，无异是火上浇油，挑起了两大派组织的激烈对抗，成为爆发”七·二 0事件”的导火索。
第二天，被封为革命左派的”工人总部”等造反派组织兴高彩烈，敲锣打鼓，在武汉三镇到处用高音喇叭广播谢富治、王力二人的讲话录音。而被打 成保守组织的”百万雄师”则群情激愤，把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不满集中发泄在王力身上。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街头，并要求与王力当面 辩论，讨回公道。但王力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百万雄师”一派组织被彻底激怒了。
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这一派采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动，愤怒的人群冲入武汉东湖宾馆中离毛泽东住地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把王力揪到军区大 院，痛打了一顿。随后，”百万雄师”一派群众和驻武汉部分官兵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高呼”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等口号，史称”七·二0事件”。
武汉军民这种企图迫使中央改变态度的大规模抗争，结果却适得其反，正好给了林彪、江青联手进一步大做文章的口实。事件发生的当天，林彪便在 北京以接班人身份亲自召集紧急会议，一口咬定这是陈再道搞的”反革命兵变”，企图”谋害主席”，声称情况危急，必须对武汉采取断然措施。周恩来则和江青一 样，更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问题。鉴于局势已经失控，周提议要毛立即离开武汉，转移到上海去，并且自告奋勇重返武汉救驾，平息事态，做好事变的善后工作。
”七·二0事件”对毛泽东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完全打乱了他原来准备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的设想，而且期待已久的重游长江的计划也随之泡汤。 尽管毛不大相信林彪听说的这是陈再道预谋发动的一场”兵变”，但是愤怒的人群来势汹汹，竟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揪走王力作为人质，强迫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 的方针。这种公然对抗中央的行动，还是令毛受到不小的震动，产生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已经开始有心结束文革运动的毛泽东思想上又出现了一个反复，对当时的局势作了异常严重的估计，认为自己进了”贼窝子”， 右派正在进行反扑，现在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在这种判断的驱使下，从来不坐飞机的毛接受了众人的劝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趁夜色匆匆忙忙地 飞离武汉，前往上海避难。
毛泽东这种对时局的严重估计，对本来已经大乱的局势更是火上浇油，给了林彪、江青对武汉军区大兴问罪之师的尚方宝剑，后来喧嚣一时的”揪军 内一小摄”的浪潮便由此而来。在处理武汉”七·二0事件”的问题上，林、江二人一唱一和，彼此有着共同的利益：林彪想通过整垮武汉军区来慑服军中原四方面 军的众多将领，为他自己以后全面执掌军权立威；而江青则想借此杀一儆百，迫使军队在支左中听命于中央文革，协助各地的造反派掌权。
为此，林彪亲自出马，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把”七·二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的群众集会和在全国各地举 行三军武装游行，声讨”七·二0事件”。林彪并决定亲临大会，称这样做”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提出”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 大到全国去。”
中央文革则积极配合，从七月下旬开始，分别向各地造反派组织吹风打招呼，称当前文革运动的重心已经从地方转向军队，”揪军内一小撮”是两个 司令部展开最后决战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连篇累牍地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闻报道和社论文章，指称”这是斗争的大方 向”。各地的造反派则闻风而动，到处冲击军事机关，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及其”黑后台”。这样一来，局势愈发不可收拾。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大陆官方把造成上述乱局的责任完全算在林彪、江青的头上并不公道，实际上祸首仍是毛泽东。毛在还没有从”七·二0事件” 的冲击中冷静下来的时候，不仅曾经同意了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而且对整个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和驻军都是支持 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八月四日，避居上海的毛以”毛润之”的署名单独写信给江青，表示同意林彪对时局 的看法，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两个问题，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
毛泽东的这两条意见作为”最高指示”向下传达执行后，后果极为严重，不仅各地私设公堂成风，随意揪人关押拷打，而且各种群众组织明目张胆地 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从一般的轻型武器发展到抢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导致各地两派之间的武斗规模大幅升级。八月上旬，南京、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 地接连发生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至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最为动乱的阶段，出现了全面内战的局面。
在天下大乱的日子里，周恩来的处境也很不好过。这年夏天，在”伍豪事件”余波荡漾的同时，社会上掀起了打倒外交部长陈毅的浪潮。在这背后，倒周的势头暗潮汹涌，呼之欲出。为此，他不得不在支撑危局的同时，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挣扎苦战。
周恩来很清楚，由外事口发起的这股倒陈浪潮足冲著他来的，完全是中央文革一干人在幕后挑动的结果，而他本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 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抛出来，落得和刘少奇、陶铸等人一样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周的精神压力很大，整日提心吊胆，已经做好了最坏的精神准备。邓颖超甚至 把装有洗漱用具的挎包挂在门厅的衣帽架上，以便一旦出事时，可以随身带走。
不过，让周恩来稍稍感到宽心的是，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抛出他的意向，在应付乱局方面还得依靠他。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打消周心里的忧惧。周氏如 果一任江青等人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大搞下去的话，很快就会祸及他本人，最终逼迫毛在既成事实面前作出选择。到那时，毛泽东的态度就难说了。陶铸被打倒的情 况就是前车之鉴。
周恩来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生存欲望极强，善于摆脱困境，化险为夷的老手。这次，他更是使出浑身解数，设法渡过眼前的这场劫难。他深信只要他本 人站稳立场，在政治上坚决跟着毛泽东走，毛就不会允许别人动他。这样，就可以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困境。关于这一点，周本人曾几次对外事口的造反派这样说 过：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交，走向反面。又说，我要是不紧跟毛主席，你们不打我也得倒：我紧跟毛主席，你们打也打不倒。
两个月后，当这场风波终于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周恩来有意当着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对造反派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 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倒要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入党四十六年来，我犯过不少错误，但是，我最终是跟着毛主席走的!要做到老，学到 老，改到死，跟到死，一直跟到最后一刻。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策动这场风波的幕后主使江青刻意低首下心，隐忍退让，避其锋芒，以政治上的太极软功来化解她咄咄逼人的攻势。这是周氏自 文革发动以来最为难熬的一段日子。一方面，天下已经大乱，他每天都为应付乱局而忙得焦头烂额，就是回到家中仍然无法休息，因为当时中南海已经被各大这反派 组织组成的”揪刘火线”团团围住，墙外的高音喇叭昼夜喧嚣不停。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不得下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战，处境狼狈，饱受煎熬。当时，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组成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周十分孤 立，经常遭到江青组织的集体围攻。江青更是摆出女掌柜的架式，对他随意训斥、辱骂、奚落，有些场面连在场参加围攻的人都看不下去。但是无论江青怎样撒泼， 对他当众羞辱，周氏都始终咬紧牙关，默默忍受下来，绝不逞一时之忿去刺激江青，让她找到对他下手的机会。据当时担任空军司令员，军委看守小组组长，并开始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这一段是总理最苦闷的时期，他那时情绪不高，很沉默。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 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我当 时既佩服总理真有涵养，又为这样一个老革命落到这步田地感到心寒。其实，吴法宪并不大了解周恩来这样退避忍让的心机，倒是毛泽东明白这一点，同时也觉得江 青闹得太不像话，于是传话关照周说：你不要怕江青，她不对的，你要挺起胸膛跟她斗。对江青，对的我支持，不对的我反对。你总理无非是有几个条子存在她手 里，你就怕这个?”
这里，毛泽东一语道破了周恩来的心病，并将了他一军。不过，毛似乎忘记了他本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正是由于毛的放纵和对”伍豪启 事”的态度，江青才敢骑在周的头上大发雌威。对此，周心里有难言之苦，不便明说，因为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以及毛、江两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如果真的 按照毛所说的话去做，挺起胸膛跟江青斗，到头来很可能落得和陶铸一样的结局。
不过，在保陈毅的问题上，周恩来却竭尽全力，毫不退让。这和他在保贺龙时的态度形成明显对照。与其说这是周更偏护冻毅，不如说是他深知唇亡 齿寒的道理。多年来，周氏一直主管外交工作，陈毅是他的得力助手和搭档。他很清楚，一旦陈毅被打倒，造反派就势必顺藤摸瓜，殃及他本人。连毛泽东也看出了 其中的名堂，他在事后就向周直截了当地挑明了这一点，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因此，周决不能置身事外，撒手不管。此外，陈毅在党内的人缘不错，既 无山头，也未树敌，与林彪、江青两人势力没有历史上的积怨和现实利益冲突。他只是生性率直，好发议论，在文革中屡屡放炮，抨击时政，在党内外群众中很有影 响。这令毛泽东十分恼火，所以有意把陈毅交给造反派，采取”打而不倒”，”烧而不焦”的办法，奵好教训他一下。毛的这种态度，让周恩来在保陈毅时有了底数 和可以凭借之处。
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周恩来就尽力保陈毅过关，曾多次接见外事口和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劝说他们不要揪住 陈毅不放，说：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一肚好心肠，就是有时说话”走火”。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强调把批判矛头指向 陈毅是”搞错了方向”。在一月夺权以后，他更是煞费苦心，再三修改了陈毅的检查稿，并亲自坐镇主持国务院召开的万人大会，保陈毅检讨过关，成为国务院系统 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然而，陈毅并没有凶此”安分守己”。他本性难移，对文革运动中种种乖谬的搞法，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而不断惹祸。陈毅在检讨过关后，却又 在接见造反派时翻悔，说他作检讨是江青逼的。然后又在”大闹怀仁堂”中充当主角，翻出历史旧账，把文革运动中的整人与延安整风相提并论，触到毛泽东的痛 处。毛一气之下，责令陈毅请假检讨，清理思想。
陈毅这种不断惹祸的作法，让周恩来在政治上十分被动，不得不降低保陈的调子，转而同意对陈毅”一批二保”，同时有意和他保持距离，以免惹火 烧身。像前述在五一节之后”警告”陈毅等人的那封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不过，周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始终不松口。无论造反派如何软磨硬缠，他都 死守住这一条：陈毅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但决不同意打倒。他多次强调说：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你们的。一 直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但是，造反派自恃背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根本不理睬周恩来的劝说。他们借”反击二月逆流”的形势，对陈毅大张挞伐，批陈的调 门越来越高，直至提出”誓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七月中下旬，外事口的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静坐示威，声言： 不把陈毅交给他们批斗，决下收兵。这种搞法严重妨碍了文革期间仅有的一点外交活动，一时间成为西方各大新闻计争相报道的题目，有损国家的形象。为此，周曾 几次出面劝阻，责令他们撤出，但都无济于事。
与此相反，中央文革一干人却蓄意推涛作浪，轮番前往慰问”揪陈火线”上的造反派，称赞这是”革命行动”，公开与周恩来唱对台戏。更有甚者， 刚刚因武汉”七·二0事件”而在政治上出足风头的王力，在八月七日专门召见了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对外交部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发表了意见，极力为造反派撑腰打 气，而且露骨地批驳了周恩来对外交部运动所一再坚持的观点，说：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揪陈的大方向当然对。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 派总是支持的!并公开挑动造反派去夺属于中央的外交大权，说：部党委的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王力在 接见之后，还幸灾乐祸地对手下的人说：总理可能要紧张，紧张一点也好。”
周恩来在看到王力的这篇讲话后，感到问题严重，因为不仅会对眼下的乱局火上浇油，而且还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看来 一场政治上的较量已经不可避免。不过，他还是试图先礼而后兵，尽量化解来自中央文革方面的寻衅，避免与其正面冲突。为此，周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查问此事，并 将一份印有王力讲话的传单，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在一起”谈一谈”。
然而，周恩来的这一举动却被中央文革一干人视为软弱可欺，根本不予理睬。本来，王力在讲话之后，知道自己闯了祸，曾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汇 报。但江、陈却为王力撑腰，夸他讲得好。康生也表态支持王力，认为他的讲话”同主席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样一来，王力有恃无恐，根本不把周的提议放在眼 里，任其”八七讲话”大量散发，传播全国。王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王八七”的雅号。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被迫应战了。经过多年政治斗争的磨练，他深谙政治上的攻守之道，因此并不急于反击，而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在固 守自己防线的同时，不动声色地等待出手的时机。为此，周以身作盾，倾全力保护陈毅。迫于形势，他不得不同意外事口召开已经拖延多时的批陈会议，但与外交部 的造反派”约法三章”，坚持不能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强加给中央，要几派联合起来开，不许搞侮辱人格的变相武斗，并一定要亲自出席批判会，到场坐镇保驾。
比如，在外交合召开小范围的批判会时，已经来到会场门口的周恩来得知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时，当即拒绝入场，抱臂站 在炎夏的烈日之下，坚持要求撤除这条标话，整整僵持了一个小时，直到造反派撤掉后才入场。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陈大会的过程中，造反派又采取突 然袭击的方式，从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氏见状，随即带领陈毅退场，以示抗议。
八月二十七日凌晨，周恩来在已经十八个小时连轴转而不得喘息的情况下，又强打精神接见外事口的造反派，谈批陈问题。造反派不听劝阻，执意坚 持要按照他们所开的条件批斗陈毅，否则就要拦截陈毅的汽车，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实在忍无可忍，愤然表示：”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 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这天，由于连日劳累和过于激愤，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终于病倒下来。
就在周恩来为保护陈毅和他本人苦战之际，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王力的”八七讲话”使得原本已经开始失控的外交乱局益发不可收拾。自” 一月夺权”以来，外交领域受到严重的冲击，国家的正常外交活动几近瘫痪，自陈毅以下的外交部各级领导，包括副部长、司长，大使难逃被批斗的厄运，而且中国 本来已经相当左的外交政策也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三和一少”。
这样一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左，把国内搞的一套搬到国外去，宣传文革，散发毛语录，鼓动当地人起来革命，带有强烈的”输出革命”的色 彩，四面出击，到处树敌，造成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紧张。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同缅甸，印度、印尼等十几个亚、非、欧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有的甚至被迫 中断两国的外交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王力的”八七讲话”成为一道动员令，促使狂热的造反派采取更加过激的行动。八月十六日，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封 闭了部党委，夺取了外交大权：他们把主管业务的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关入地下室，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行使部长职权，签发 来往电报，强令各驻外使馆统一按照”打倒刘、邓、陈”的口径贯彻执行。此后，整个外交工作失主了控制，完全被极左狂潮所左右。几天之后，便发生了”火烧英 国代办处”这样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外交事件。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知道这下闯出大乱子，在外交上输了理，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毁于一旦。而且外交不同于内政，对方势必报复，与英国的激烈对抗在所难免，而且弄不好还会引发国际上的连锁反应，形成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对抗，后果难以逆料。
鉴于事态严重，周恩来立即出面制止，指派北京卫戍区部队前去维持秩序，保护被揪斗的英方代办处人员，进行善后补救工作。周知道自己在造反派 心目中的权威下够，于是设法拉住江青、陈伯达、康生，紧急起草了一份由他和上述三人共同签名的广播讲话稿，在现场反复播出，劝阻疏导狂热的人群离去，随 后，周恩来又和陈伯达一起连夜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一反以往苦口婆心规劝的态度，极其严厉地批评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作法，宣布外交部夺权”完全是 非法的”，表示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我们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中央文革一干人也知道这下闯了大祸，事情不好收拾了，一旦毛泽东追究起来，无法交待，于 是陈伯达不得不出来宣布：从现在开始，所有外交的事情，由总理全权处理。
然而，隐忍多时的周恩来这回可不想就此罢休。他在盱情度势之后，决定在政治上转守为攻，抓住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同时伺机敦促毛 泽东结束文革乱局。不过，他做得十分老到，只拿闯下大祸的王力开刀，而避免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正面冲突。就在前述他严厉批评外事口造反派时，有人抬出王 力的”八七讲话”为自己辩解，周当即表示：你们不要从王力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同时声明：中央文革跟我之间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如果在这里面挑 拨的话，那就要犯更严重的错误。
当然，周恩来十分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任何结束文革乱局的重大决定，只能由毛泽东本人作出。不过，一直在苦撑待变的周氏确信目前火候已到， 该是他本人出面敦促毛下最后决心的时候了。八月二十四日午夜，他单独约见了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说目前局势十分严重，已 经失去控制。王力有一个”八七讲话”，一讲就乱了，夺了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表示：”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 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带上王力的”八七讲话”等材料立即返回上海向毛报告。
周恩来本来就一向行事慎密，这回更是深知这件事在政治上极为敏感，事关重大，生怕弄不好适得其反，引起毛泽东的疑心。因此在杨成武临行前， 周又再三叮嘱说：”对王力讲话，只谈情况，一定不要加任何评论，叫主席自己作决断。”随后，他又直接打电话给随毛在上海的汪东兴，报告了同样的问题。
这时，毛泽东本人也从”七二0事件”后最初的冲动中冷静下来，意识到在宣传中连篇累牍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发展下去，势必搞乱 军队，使他失去手中控制局势的最后一张王牌。为此，他随后便提出”还我长城”，下令停止”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的宣传。不过，由于文革运动早已势成骑 虎，欲罢不能，毛此时还在”治”、”乱”之间举棋不定。
周恩来的报告正好适得其时，而且分寸上也恰到好处，在不动声色之中摆明了形势，说中了毛泽东心头的隐忧，促使他下决心采取重大步骤，结束” 天下大乱”的局面，实现由乱到治的转变。毛很清楚周所言并非危言耸听，不是到了最严重的关头，他也不会挺身进言的。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对造反派继续放纵下 去的话，局势将会彻底失去控制，内乱之中再添外患，那就更加难于收场，到那时大概就要真的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了。
经过数天考虑之后，毛泽东决心抛出中央文革的两员干将王力和关锋(稍后又抛出戚本禹)，作为文革乱局的替罪羊，并且下令约束曾经为他冲锋陷 阵的各地造反派，以便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八月二十六日，毛对杨成武说：王力、关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要把他们抓起来，不要留在中央文 革。你只单独向总理一人报告，由总理负责处理。毛并对王力的”八七讲话”批了”大、大、大毒草”五个字。随后，毛泽东又通过中央文革向北京造反派学生的五 大领袖传达了一条”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
当然，毛泽东抛出文革派两员大将，实乃迫下得已之举，是在挥泪斩马谖。这里有一个插曲：王力被抓起来后，外交部保周反王这一派的王海容利用 自己与毛的特殊关系，前去打探消息，摸毛对王力态度的底。刚从外地返京的毛随口念了两句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随即下了逐客令。这两 句诗是出自唐人罗隐凭吊诸葛亮的一首诗中，慨叹他虽有雄才大略，然而时运不济，壮志难酬的命数。
以笔者之见，毛泽东在这里用这两句诗来回答王海容，实际上流露出对抛出王力的复杂心情：前一句表面上说的是王力在”七二0事件”后在政治上 大出风头，成为万人迎接的”英雄”的景象，后一句则是说他时运已尽，现已沦为阶下囚。与此同时，隐隐地流露出毛为形势所迫，某种不得已的心境–主宰王力命 运的毛本人也是”不自由”的，之所以把他抛出来，是受制于时局的无奈之举。
”抓叛徒”本来是针对刘少奇做的文章，周恩来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深谙统御之术的毛泽东有意不明确表态，把有关材料批给文革小组阅存，借 机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令他俯首帖耳。”伍豪启事”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定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
为了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进行到底，毛泽东在坐镇指挥反击”二月逆流”的同时，继续在刘少奇的身上做文章。本来，刘早已败下阵来，成为网中之鱼，但毛对他仍不放心，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的态度，甚至亲自出马进行”火力侦察”。
在一九六七年初全面夺权展开之际，毛泽东找刘少奇谈了一次话。可惜，刘本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毛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自己很快就要大难临 头，相反还天真地向毛提出辞职的要求，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 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 少受损失。”
对此，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正面表态，而是顾左右而言它，继续给刘少奇灌迷魂汤，说什么党历届领导人犯错误的下少，但是改正错误的没有一个典 范，希望刘能在改正路线错误上起到一个模范作用。毛还建议刘”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据知情人说，江青事后向毛泽东点出：刘少奇还是不服，文革要深入 发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干部是党的干部，是毛主席的干部，该打倒就打倒，该解放就解放，他用他乡嘴!
应该说，江青的这番话正好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实际上，毛之所以孤注一掷，采取全面夺权的非常之举，正是为了彻底锦除刘少奇日后东山再起的 权力基础。在毛看来，刘提出引责辞官的要求，骨子里是包藏祸心的，是以退为进，在收揽人心的同时，把党内对文革的怨恨统统集中到他本人身上来，准备有朝一 日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对他秋后算账。在这种情况下，如若不把刘少奇彻底斗倒批臭的话，毛是无论如何也睡不好觉的。
为此，毛泽东决定在政治上发动一场批刘的新战役，当时，毛的党外朋友章士钊已经看出毛决意翦除掉刘的意向，曾经斗胆上书劝告毛不要这样做。 但毛婉拒了章氏的诤言，称： “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宦缓行。”并专门派人把中央准备抛出的有关刘的罪行材料送给他阅读。但是，章氏并没有被说 服，相反在看过之后，接连数日情绪低沉，对其养女章含之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致他于死地。”
这年三，四月间，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场旨在从政治上置刘少奇于死地的新战役，内容包括”抓叛徒”活动和”革 命大批判运动”，两者互相呼应，齐头并进。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问题的调查材料，其中刻意点 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三月二十一日，毛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刘少奇的”历史 问题”，正式批准了康生提出的对刘进行专案审查的报告。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称赞”写得很好”，并指定作为批刘的重头文章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文给刘少奇罗织了许多罪名，称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假革命、反革命”和”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举国上下由此掀起了对刘少奇口诛笔伐的声讨浪潮。
在这场本来是针对刘少奇而来的狂澜中，正在忙于应付乱局的周恩来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处境一度岌岌可危。不过，在幕后策动这场风波的倒不 是毛泽东，而是江青。如上所述，自”大闹怀仁堂”事件后，江青一直对周耿耿于怀，接连寻衅发难。还在二月下旬，她抓住周为了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而提 议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时，事先只请示了毛而疏于向林彪报告一事大做文章，指责周”目无林副主席”，”架空主席的接班人”，并和康生一起向毛告了他的状，提 出”此例不开”。为此，周恩来不得不向林彪写了书面检讨，表示：”这是一大错误。现行专此认错，业保证永不再犯。请予批评。”
接着，江青在组织反击”二月逆流”的活动中，有意把火引向周恩来，授意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充当倒周的急先锋，在社会上掀起了倒周的浪潮。 三月中下旬，北京街头连续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大标语，扬言要”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与此同时，中央文革控制的宣传机器不时地批所谓”折衷王义” 和”调和主义”，为社会上的倒周浪潮推波助澜。
其间，在全国大举”抓叛徒”的浪潮中，南开大学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得知”伍豪”是周恩来当年 在党内的化名后，觉得事关重大，马上通过江青向毛泽东报告。一直苦于抓下到周多少把柄的江青得知这件事后，如获至宝，立即转报了毛。五月十七日，她写信给 林彪、周恩来、康生，把这个问题正式端了出来，称”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谈”，并附上这一启事的抄件，逼周作出交 待。
事实上，这则反共启事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意在对中共组织内部挑拨离间，制造混乱，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一九三一年春夏，中共特科 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接连被捕叛变，中共在上海的人员和组织面临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当时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 钱壮飞及时通风报信，在周恩来的坐镇指挥下，抢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动手之前，将人员和组织及时转移，挫败了国民党一举破获中共首脑机关的企图。随后，又临机 处置了顾氏的一家老小，成为当时上海轰动一时的凶杀案。
为此，国民党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先是”悬赏通缉”他，未果之后，又让中统的张街、黄凯伪造了这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 事》，刊登在一九三二年二月间的上海各报上。而在此之前两个月，周氏早已秘密离开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总书记。
为了反击国民党伪造的启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采取了当时所能采取的各种措施，间接或公开地进行辟谣。甚至远离上海的中央苏区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作为参与核心决策的局内人，周恩来对这场”抓叛徒”风的矛头所指自然有所了解，因而对事情竟然搞到自己的头上来，一时有些措手不及。特别是 江青杀气腾腾的架势，更是让他感到来者不善，精神上压力很大。周很清楚，弄清这件事情并不困难，人证物证俱在，况且他本人早已在延安整风期间原原本本地谈 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事情的本身，而在于毛泽东的态度。倘若毛决意要整自己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论再怎样为自己辩白，也是在劫难逃。
不过，周恩来相信这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因为扪心自问，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对文革的态度上站稳立场，在政治上努力跟毛走，并无二心，毛实在没有理由这样做。鉴于这个问题事关他的政治生命，周不敢拖延，决定直接向毛申述此事，为自己讨回清白。
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对”伍豪启事”一事作了断然的否认，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 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氏放下了自己手头上所有 的工作，亲自查阅了由工作人员从北京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中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不仅如此，他还留了个心眼，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有关的报纸 一一拍照下来，印制了多份，以防原件被人销毁。
随后，周恩来又连夜写信给毛泽东，附送了登载有关”伍豪启事”的报纸合订本和他本人所编写的《大事记》，在信中详述了所查证的情况，为自己 作了辩白，说：”伪造启事和(中共临时中央–作者注)通过申报馆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并表示：”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 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毛泽东此时并无意整周恩来，但也不想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控制他的机会。对周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虽说不高兴， 但因为需要依靠他应付乱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种容忍的态度。深谙统御之术的毛知道”伍豪启事”是一个可以随时在政治上做文章的题目，借此足以把周牢牢地掌握 在自己的手里，令他俯首帖耳。为此，毛对”伍豪启事”问题故意不明确表态，只是在信封上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 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令周恩来十分失望。本来，他寄希望于毛能够凭借其一言九鼎的地位说句公道话，迅速了结此案。但结果却相反，非但没有在政 治上还他一个清白，而且还被留此存照，作为一桩悬案挂了起来。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更令他感到心寒的是，毛竟指定由中央文革掌管这部分材料，这不啻是给了 江青一把尚方宝剑，在很人程度上掌握了他本人的政治命运，随时可以借此事兴风作浪。
事实上，江青早就握有周恩来的把柄，手里存有一些周本人写的检讨条子，动不动就以此来要挟周。她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洋洋得意地对杨成 武、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总理的材料。这回，在得到毛泽东对”伍豪启事”的批示后，江青更加有恃无恐，自认为掌握了周的一大把 柄，因而更不把周放在眼里，处处为难他，态度益发放肆无礼，出言不逊，摆出文革老板娘的架势对周呼来喝去，胁迫他为自己跑腿办事。
在这种情况下，惧怕晚节不保的周恩来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地与江青周旋，看她的脸色行事，对江青的骄横霸道和胡作非为则忍气吞声，屈从附和，在政治上作出种种迁就、退让乃至逢迎吹捧的举动，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
”伍豪启事”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余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
毛泽东对”伍豪启事”不置可否的态度，江青心领神会，更加明目张胆地反周。她利用毛决定在《五一六通知》一周年之际公开发表该文的机会，暗 中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倒周活动。中央文革通过各种渠道向造反派组织吹风打招呼，进行”路线交底”，暗示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即 将从中央揪出的大人物会”吓人一跳”。从五月中下旬开始，许多造反派组织四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大造声势，在社会上掀起了炮打周恩来的浪潮。他们宣 称：”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仅要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且要揪出中国的何西金”，”周恩来是老保，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其中外事 口闹得最凶，提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已由学校转移到外事口”，”要打倒陈毅，就必须动一动周恩来”，大有不扳倒周恩来誓不罢休的势头。
在这种情形下，后来在中国政坛上扮演特殊角色、人称”两位小姐”的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社会上倒周的情况。这弄得毛有些哭 笑不得。因为他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本意，是想给翦除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提供思想武器，结果却阴差阳错地整到了周恩来的头上。这种干扰和转移斗争 大方向的搞法，是毛所不愿意看到的。为此，毛泽东明确表态不同意这种搞法。五月二十九日，他对王、唐二人的来信作了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 同志向他们作说服工作。”江青虽然不情愿，但既然毛表了态，也不得个敷衍搪塞一下，于是由中央文革出面接见了外事口的造反派，不着边际地放了一通空炮之 后，便草草收场，这样，总算是多少刹了一下社会上倒周的风潮。
在大乱中苦撑待变
一九六七年夏天，文革进入最为动乱的阶段。周恩来为应付内外乱局而忙得焦头烂额，同时又不得不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与江青一干人缠斗，苦撑待变。他抓住”火烧英国代办处”闯下大祸一事，转守为攻，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并趁势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
自从全国各地展开夺权斗争以后，除了前述最初的几个完成夺权的省、市以外，大多数地区进展迟缓，无一例外地陷入激烈的派斗之中，为争权打得 你死我活。毛泽东所期待的那种可以看出胜负眉目的局面遥遥无期。为此，毛不得不转而号召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并企图以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 但是，这对热衷于独家掌权的两派对立组织来说，却是对牛弹琴，收效甚微。这令毛大为头痛。
不过，这时更令毛泽东担忧的还是奉命支左的军队普遍与当地造反派存在的紧张关系。二、三月间，青海、四川、湖北等地的驻军在支左的过程中， 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宣布解散了一批搞打砸抢，冲击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其中的一些头目。毛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在压制革命左派，担心这样会影响 决战胜负的力量对比，从而断送整个文化大革命。为此，毛泽东一再出面纠”偏”，强调：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四月间发出的所谓强调”正确对 待群众”的《军委十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但是这样一来，更加剧了局势的混乱。各地造反派倍受鼓舞，变本加厉地冲击当地的军事机关，逼迫军队检讨 承认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而对立面的组织则坚决站在军队一边，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由此导致各地两大派之间的武斗一再升级，由开始的棍 棒、长矛发展为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真刀真枪地对着干，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进入六月份后，毛泽东似乎对眼前这种久拖不决的局面感到厌倦了，对各地两派之间无休止地打内战更是急于找出一条解决之道。他开始在认真考虑 结束文革运动的时间表，随后提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毛认为，文革运动中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转入就地解 决问题，实现各派之间的大联合。
为此，六月下旬，毛泽东指派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到西南去，就地解决云南、四川等省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为成立革委会创造条件。到了七月中旬，毛又决定亲自出马，前往当时两派武斗严重的武汉地区，直接指导解决那里的问题，为全国树立一个样板。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周恩来当时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毛亲赴武汉，坐镇解决当地的问题，然后再就近解决江西，湖南问题，势必对时 局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把国家从混乱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目前正是天下大乱，毛的武汉之行要冒很大风险，生怕出现不测。因此在讨论此事的会议 上，周起初同其他人一样从安全方面考虑，试图劝阻毛打消这个念头。但在毛的执意坚持下，他又带头表态支持毛的这一决定，并为此做了紧急布置，召开专门会议 进行落实。
为了确保毛泽东此行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并由毛亲自点将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全权负责。作了安排布置后，周还 不放心，又打长途电话给正在奉命解决西南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要他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随后，周本人又连夜乘专机先期飞抵武汉， 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甚至连毛下榻房间的沙发和睡床都一一试过，生怕出现一点纰漏。
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武汉之行如此尽心竭力，除了时局正处于非常时期和这是他以君臣之道侍奉毛的一贯作法以外，还有两个不便为外人道的用 心。其一，由于”伍豪启事”悬而未决，周氏当时在政治上还背著黑锅，精神负担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够对他高抬贵手，因而有意以实际行动来处处表现自己对毛的 尽忠尽职。其二，他当时已经看出武汉问题的背后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蓄意插手的结果，因而有意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遏阻林彪、江青联手整垮武汉军区、打倒陈 再道的企图。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是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为人粗豪耿直，过去一直不大买林彪的账而被记恨在心。文革中，他又仗义执言，在会议上公开保刘少奇，于是又上了中央文革的黑名单。三月间，武汉军区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取缔了当地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
(又称”钢工总”)，并抓了其中的几个头目。这就成为林、江二人对陈再道及武汉军区大动干戈的题目。于是，”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火烧武老谭”(即武汉地区的谭震林–作者注)一类标语贴满武汉三镇的街头。
不过，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想法与林彪、江青两人有所不同。一方面，毛不满意武汉军区在支左中压制造反派的做法，一定要让陈再道承认错误： 另一方面，毛也下同意打倒陈再道，准备保他过关，认为陈是个大老粗，在政治上并不是刘少奇的人，只要转而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他的。在这个问题上， 周恩来当然更赞成毛的意见，认为解决武汉问题，还是要依靠武汉军区，陈再道等军区领导是可以控制武汉局势的。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根据毛的决定，先期赶到的周恩来暂留武汉，根据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做审冢的 思想转弯下作：周随即召开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的会议，连续听取支左情况的汇报，苦口婆心地劝说陈再道、锺汉华等军区领导主动承认错误，把抓的人放了。为了 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他还对陈、锺交了底，说：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并转告他们：临行前，主席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是真。
随后，周恩来按照中央确定的口径，作了总结讲话，在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成绩的同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并为此承担了责任，说军区解散”工人总部”，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要求军区在支左中要支持造反派，尽快实现两派的大联合，稳定武汉的局势。周知道这样 一来，将会给武汉军区造成很大的被动，需要一个思想转弯的过程，特别强调要维护军区的威信，并表示”工人总部”翻身以后，可能对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 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在好不容易说服陈再道等人同意作出检讨后，周恩来准备返京，临行前他已经预感到武汉军区思想转弯工作的难度很大，再加 上在政治上唯江青马首是瞻的谢富治和同来的王力对整垮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也不会善罢甘休，弄不好会惹出乱子，所以他又再三叮嘱谢、王二人，要坚决按照毛泽东 的指示，妥善做好军区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促进两派的大联合，注意维护军区的威信，在部队没有转过弯子之前，不要轻易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出 去，以免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激化矛盾。
但是，谢富治、王力根本不听周恩来的劝告。七月十八日晚，他们前脚送走了周氏，后脚就去了当时尚未平反的”工人总合”所在地，佩戴他们的袖 标，视察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致伤人员，并发表演讲，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盘托出，宣称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人总部”等组织是革命左派， 而”百万雄师”则是保守派。谢、王这天晚上的活动，对于原本已经剑拔弩张的武汉局势来说，无异是火上浇油，挑起了两大派组织的激烈对抗，成为爆发”七·二 0事件”的导火索。
第二天，被封为革命左派的”工人总部”等造反派组织兴高彩烈，敲锣打鼓，在武汉三镇到处用高音喇叭广播谢富治、王力二人的讲话录音。而被打 成保守组织的”百万雄师”则群情激愤，把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不满集中发泄在王力身上。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街头，并要求与王力当面 辩论，讨回公道。但王力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百万雄师”一派组织被彻底激怒了。
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这一派采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动，愤怒的人群冲入武汉东湖宾馆中离毛泽东住地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把王力揪到军区大 院，痛打了一顿。随后，”百万雄师”一派群众和驻武汉部分官兵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高呼”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等口号，史称”七·二0事件”。
武汉军民这种企图迫使中央改变态度的大规模抗争，结果却适得其反，正好给了林彪、江青联手进一步大做文章的口实。事件发生的当天，林彪便在 北京以接班人身份亲自召集紧急会议，一口咬定这是陈再道搞的”反革命兵变”，企图”谋害主席”，声称情况危急，必须对武汉采取断然措施。周恩来则和江青一 样，更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问题。鉴于局势已经失控，周提议要毛立即离开武汉，转移到上海去，并且自告奋勇重返武汉救驾，平息事态，做好事变的善后工作。
”七·二0事件”对毛泽东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完全打乱了他原来准备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的设想，而且期待已久的重游长江的计划也随之泡汤。 尽管毛不大相信林彪听说的这是陈再道预谋发动的一场”兵变”，但是愤怒的人群来势汹汹，竟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揪走王力作为人质，强迫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 的方针。这种公然对抗中央的行动，还是令毛受到不小的震动，产生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已经开始有心结束文革运动的毛泽东思想上又出现了一个反复，对当时的局势作了异常严重的估计，认为自己进了”贼窝子”， 右派正在进行反扑，现在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在这种判断的驱使下，从来不坐飞机的毛接受了众人的劝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趁夜色匆匆忙忙地 飞离武汉，前往上海避难。
毛泽东这种对时局的严重估计，对本来已经大乱的局势更是火上浇油，给了林彪、江青对武汉军区大兴问罪之师的尚方宝剑，后来喧嚣一时的”揪军 内一小摄”的浪潮便由此而来。在处理武汉”七·二0事件”的问题上，林、江二人一唱一和，彼此有着共同的利益：林彪想通过整垮武汉军区来慑服军中原四方面 军的众多将领，为他自己以后全面执掌军权立威；而江青则想借此杀一儆百，迫使军队在支左中听命于中央文革，协助各地的造反派掌权。
为此，林彪亲自出马，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把”七·二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的群众集会和在全国各地举 行三军武装游行，声讨”七·二0事件”。林彪并决定亲临大会，称这样做”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提出”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 大到全国去。”
中央文革则积极配合，从七月下旬开始，分别向各地造反派组织吹风打招呼，称当前文革运动的重心已经从地方转向军队，”揪军内一小撮”是两个 司令部展开最后决战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连篇累牍地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闻报道和社论文章，指称”这是斗争的大方 向”。各地的造反派则闻风而动，到处冲击军事机关，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及其”黑后台”。这样一来，局势愈发不可收拾。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大陆官方把造成上述乱局的责任完全算在林彪、江青的头上并不公道，实际上祸首仍是毛泽东。毛在还没有从”七·二0事件” 的冲击中冷静下来的时候，不仅曾经同意了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而且对整个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和驻军都是支持 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八月四日，避居上海的毛以”毛润之”的署名单独写信给江青，表示同意林彪对时局 的看法，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两个问题，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
毛泽东的这两条意见作为”最高指示”向下传达执行后，后果极为严重，不仅各地私设公堂成风，随意揪人关押拷打，而且各种群众组织明目张胆地 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从一般的轻型武器发展到抢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导致各地两派之间的武斗规模大幅升级。八月上旬，南京、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 地接连发生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至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最为动乱的阶段，出现了全面内战的局面。
在天下大乱的日子里，周恩来的处境也很不好过。这年夏天，在”伍豪事件”余波荡漾的同时，社会上掀起了打倒外交部长陈毅的浪潮。在这背后，倒周的势头暗潮汹涌，呼之欲出。为此，他不得不在支撑危局的同时，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挣扎苦战。
周恩来很清楚，由外事口发起的这股倒陈浪潮足冲著他来的，完全是中央文革一干人在幕后挑动的结果，而他本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 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抛出来，落得和刘少奇、陶铸等人一样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周的精神压力很大，整日提心吊胆，已经做好了最坏的精神准备。邓颖超甚至 把装有洗漱用具的挎包挂在门厅的衣帽架上，以便一旦出事时，可以随身带走。
不过，让周恩来稍稍感到宽心的是，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抛出他的意向，在应付乱局方面还得依靠他。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打消周心里的忧惧。周氏如 果一任江青等人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大搞下去的话，很快就会祸及他本人，最终逼迫毛在既成事实面前作出选择。到那时，毛泽东的态度就难说了。陶铸被打倒的情 况就是前车之鉴。
周恩来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生存欲望极强，善于摆脱困境，化险为夷的老手。这次，他更是使出浑身解数，设法渡过眼前的这场劫难。他深信只要他本 人站稳立场，在政治上坚决跟着毛泽东走，毛就不会允许别人动他。这样，就可以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困境。关于这一点，周本人曾几次对外事口的造反派这样说 过：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交，走向反面。又说，我要是不紧跟毛主席，你们不打我也得倒：我紧跟毛主席，你们打也打不倒。
两个月后，当这场风波终于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周恩来有意当着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对造反派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 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倒要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入党四十六年来，我犯过不少错误，但是，我最终是跟着毛主席走的!要做到老，学到 老，改到死，跟到死，一直跟到最后一刻。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策动这场风波的幕后主使江青刻意低首下心，隐忍退让，避其锋芒，以政治上的太极软功来化解她咄咄逼人的攻势。这是周氏自 文革发动以来最为难熬的一段日子。一方面，天下已经大乱，他每天都为应付乱局而忙得焦头烂额，就是回到家中仍然无法休息，因为当时中南海已经被各大这反派 组织组成的”揪刘火线”团团围住，墙外的高音喇叭昼夜喧嚣不停。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不得下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战，处境狼狈，饱受煎熬。当时，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组成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周十分孤 立，经常遭到江青组织的集体围攻。江青更是摆出女掌柜的架式，对他随意训斥、辱骂、奚落，有些场面连在场参加围攻的人都看不下去。但是无论江青怎样撒泼， 对他当众羞辱，周氏都始终咬紧牙关，默默忍受下来，绝不逞一时之忿去刺激江青，让她找到对他下手的机会。据当时担任空军司令员，军委看守小组组长，并开始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这一段是总理最苦闷的时期，他那时情绪不高，很沉默。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 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我当 时既佩服总理真有涵养，又为这样一个老革命落到这步田地感到心寒。其实，吴法宪并不大了解周恩来这样退避忍让的心机，倒是毛泽东明白这一点，同时也觉得江 青闹得太不像话，于是传话关照周说：你不要怕江青，她不对的，你要挺起胸膛跟她斗。对江青，对的我支持，不对的我反对。你总理无非是有几个条子存在她手 里，你就怕这个?”
这里，毛泽东一语道破了周恩来的心病，并将了他一军。不过，毛似乎忘记了他本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正是由于毛的放纵和对”伍豪启 事”的态度，江青才敢骑在周的头上大发雌威。对此，周心里有难言之苦，不便明说，因为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以及毛、江两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如果真的 按照毛所说的话去做，挺起胸膛跟江青斗，到头来很可能落得和陶铸一样的结局。
不过，在保陈毅的问题上，周恩来却竭尽全力，毫不退让。这和他在保贺龙时的态度形成明显对照。与其说这是周更偏护冻毅，不如说是他深知唇亡 齿寒的道理。多年来，周氏一直主管外交工作，陈毅是他的得力助手和搭档。他很清楚，一旦陈毅被打倒，造反派就势必顺藤摸瓜，殃及他本人。连毛泽东也看出了 其中的名堂，他在事后就向周直截了当地挑明了这一点，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因此，周决不能置身事外，撒手不管。此外，陈毅在党内的人缘不错，既 无山头，也未树敌，与林彪、江青两人势力没有历史上的积怨和现实利益冲突。他只是生性率直，好发议论，在文革中屡屡放炮，抨击时政，在党内外群众中很有影 响。这令毛泽东十分恼火，所以有意把陈毅交给造反派，采取”打而不倒”，”烧而不焦”的办法，奵好教训他一下。毛的这种态度，让周恩来在保陈毅时有了底数 和可以凭借之处。
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周恩来就尽力保陈毅过关，曾多次接见外事口和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劝说他们不要揪住 陈毅不放，说：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一肚好心肠，就是有时说话”走火”。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强调把批判矛头指向 陈毅是”搞错了方向”。在一月夺权以后，他更是煞费苦心，再三修改了陈毅的检查稿，并亲自坐镇主持国务院召开的万人大会，保陈毅检讨过关，成为国务院系统 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然而，陈毅并没有凶此”安分守己”。他本性难移，对文革运动中种种乖谬的搞法，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而不断惹祸。陈毅在检讨过关后，却又 在接见造反派时翻悔，说他作检讨是江青逼的。然后又在”大闹怀仁堂”中充当主角，翻出历史旧账，把文革运动中的整人与延安整风相提并论，触到毛泽东的痛 处。毛一气之下，责令陈毅请假检讨，清理思想。
陈毅这种不断惹祸的作法，让周恩来在政治上十分被动，不得不降低保陈的调子，转而同意对陈毅”一批二保”，同时有意和他保持距离，以免惹火 烧身。像前述在五一节之后”警告”陈毅等人的那封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不过，周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始终不松口。无论造反派如何软磨硬缠，他都 死守住这一条：陈毅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但决不同意打倒。他多次强调说：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你们的。一 直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但是，造反派自恃背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根本不理睬周恩来的劝说。他们借”反击二月逆流”的形势，对陈毅大张挞伐，批陈的调 门越来越高，直至提出”誓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七月中下旬，外事口的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静坐示威，声言： 不把陈毅交给他们批斗，决下收兵。这种搞法严重妨碍了文革期间仅有的一点外交活动，一时间成为西方各大新闻计争相报道的题目，有损国家的形象。为此，周曾 几次出面劝阻，责令他们撤出，但都无济于事。
与此相反，中央文革一干人却蓄意推涛作浪，轮番前往慰问”揪陈火线”上的造反派，称赞这是”革命行动”，公开与周恩来唱对台戏。更有甚者， 刚刚因武汉”七·二0事件”而在政治上出足风头的王力，在八月七日专门召见了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对外交部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发表了意见，极力为造反派撑腰打 气，而且露骨地批驳了周恩来对外交部运动所一再坚持的观点，说：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揪陈的大方向当然对。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 派总是支持的!并公开挑动造反派去夺属于中央的外交大权，说：部党委的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王力在 接见之后，还幸灾乐祸地对手下的人说：总理可能要紧张，紧张一点也好。”
周恩来在看到王力的这篇讲话后，感到问题严重，因为不仅会对眼下的乱局火上浇油，而且还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看来 一场政治上的较量已经不可避免。不过，他还是试图先礼而后兵，尽量化解来自中央文革方面的寻衅，避免与其正面冲突。为此，周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查问此事，并 将一份印有王力讲话的传单，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在一起”谈一谈”。
然而，周恩来的这一举动却被中央文革一干人视为软弱可欺，根本不予理睬。本来，王力在讲话之后，知道自己闯了祸，曾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汇 报。但江、陈却为王力撑腰，夸他讲得好。康生也表态支持王力，认为他的讲话”同主席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样一来，王力有恃无恐，根本不把周的提议放在眼 里，任其”八七讲话”大量散发，传播全国。王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王八七”的雅号。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被迫应战了。经过多年政治斗争的磨练，他深谙政治上的攻守之道，因此并不急于反击，而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在固 守自己防线的同时，不动声色地等待出手的时机。为此，周以身作盾，倾全力保护陈毅。迫于形势，他不得不同意外事口召开已经拖延多时的批陈会议，但与外交部 的造反派”约法三章”，坚持不能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强加给中央，要几派联合起来开，不许搞侮辱人格的变相武斗，并一定要亲自出席批判会，到场坐镇保驾。
比如，在外交合召开小范围的批判会时，已经来到会场门口的周恩来得知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时，当即拒绝入场，抱臂站 在炎夏的烈日之下，坚持要求撤除这条标话，整整僵持了一个小时，直到造反派撤掉后才入场。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陈大会的过程中，造反派又采取突 然袭击的方式，从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氏见状，随即带领陈毅退场，以示抗议。
八月二十七日凌晨，周恩来在已经十八个小时连轴转而不得喘息的情况下，又强打精神接见外事口的造反派，谈批陈问题。造反派不听劝阻，执意坚 持要按照他们所开的条件批斗陈毅，否则就要拦截陈毅的汽车，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实在忍无可忍，愤然表示：”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 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这天，由于连日劳累和过于激愤，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终于病倒下来。
就在周恩来为保护陈毅和他本人苦战之际，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王力的”八七讲话”使得原本已经开始失控的外交乱局益发不可收拾。自” 一月夺权”以来，外交领域受到严重的冲击，国家的正常外交活动几近瘫痪，自陈毅以下的外交部各级领导，包括副部长、司长，大使难逃被批斗的厄运，而且中国 本来已经相当左的外交政策也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三和一少”。
这样一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左，把国内搞的一套搬到国外去，宣传文革，散发毛语录，鼓动当地人起来革命，带有强烈的”输出革命”的色 彩，四面出击，到处树敌，造成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紧张。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同缅甸，印度、印尼等十几个亚、非、欧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有的甚至被迫 中断两国的外交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王力的”八七讲话”成为一道动员令，促使狂热的造反派采取更加过激的行动。八月十六日，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封 闭了部党委，夺取了外交大权：他们把主管业务的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关入地下室，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行使部长职权，签发 来往电报，强令各驻外使馆统一按照”打倒刘、邓、陈”的口径贯彻执行。此后，整个外交工作失主了控制，完全被极左狂潮所左右。几天之后，便发生了”火烧英 国代办处”这样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外交事件。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知道这下闯出大乱子，在外交上输了理，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毁于一旦。而且外交不同于内政，对方势必报复，与英国的激烈对抗在所难免，而且弄不好还会引发国际上的连锁反应，形成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对抗，后果难以逆料。
鉴于事态严重，周恩来立即出面制止，指派北京卫戍区部队前去维持秩序，保护被揪斗的英方代办处人员，进行善后补救工作。周知道自己在造反派 心目中的权威下够，于是设法拉住江青、陈伯达、康生，紧急起草了一份由他和上述三人共同签名的广播讲话稿，在现场反复播出，劝阻疏导狂热的人群离去，随 后，周恩来又和陈伯达一起连夜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一反以往苦口婆心规劝的态度，极其严厉地批评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作法，宣布外交部夺权”完全是 非法的”，表示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我们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中央文革一干人也知道这下闯了大祸，事情不好收拾了，一旦毛泽东追究起来，无法交待，于 是陈伯达不得不出来宣布：从现在开始，所有外交的事情，由总理全权处理。
然而，隐忍多时的周恩来这回可不想就此罢休。他在盱情度势之后，决定在政治上转守为攻，抓住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同时伺机敦促毛 泽东结束文革乱局。不过，他做得十分老到，只拿闯下大祸的王力开刀，而避免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正面冲突。就在前述他严厉批评外事口造反派时，有人抬出王 力的”八七讲话”为自己辩解，周当即表示：你们不要从王力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同时声明：中央文革跟我之间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如果在这里面挑 拨的话，那就要犯更严重的错误。
当然，周恩来十分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任何结束文革乱局的重大决定，只能由毛泽东本人作出。不过，一直在苦撑待变的周氏确信目前火候已到， 该是他本人出面敦促毛下最后决心的时候了。八月二十四日午夜，他单独约见了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说目前局势十分严重，已 经失去控制。王力有一个”八七讲话”，一讲就乱了，夺了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表示：”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 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带上王力的”八七讲话”等材料立即返回上海向毛报告。
周恩来本来就一向行事慎密，这回更是深知这件事在政治上极为敏感，事关重大，生怕弄不好适得其反，引起毛泽东的疑心。因此在杨成武临行前， 周又再三叮嘱说：”对王力讲话，只谈情况，一定不要加任何评论，叫主席自己作决断。”随后，他又直接打电话给随毛在上海的汪东兴，报告了同样的问题。
这时，毛泽东本人也从”七二0事件”后最初的冲动中冷静下来，意识到在宣传中连篇累牍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发展下去，势必搞乱 军队，使他失去手中控制局势的最后一张王牌。为此，他随后便提出”还我长城”，下令停止”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的宣传。不过，由于文革运动早已势成骑 虎，欲罢不能，毛此时还在”治”、”乱”之间举棋不定。
周恩来的报告正好适得其时，而且分寸上也恰到好处，在不动声色之中摆明了形势，说中了毛泽东心头的隐忧，促使他下决心采取重大步骤，结束” 天下大乱”的局面，实现由乱到治的转变。毛很清楚周所言并非危言耸听，不是到了最严重的关头，他也不会挺身进言的。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对造反派继续放纵下 去的话，局势将会彻底失去控制，内乱之中再添外患，那就更加难于收场，到那时大概就要真的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了。
经过数天考虑之后，毛泽东决心抛出中央文革的两员干将王力和关锋(稍后又抛出戚本禹)，作为文革乱局的替罪羊，并且下令约束曾经为他冲锋陷 阵的各地造反派，以便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八月二十六日，毛对杨成武说：王力、关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要把他们抓起来，不要留在中央文 革。你只单独向总理一人报告，由总理负责处理。毛并对王力的”八七讲话”批了”大、大、大毒草”五个字。随后，毛泽东又通过中央文革向北京造反派学生的五 大领袖传达了一条”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
当然，毛泽东抛出文革派两员大将，实乃迫下得已之举，是在挥泪斩马谖。这里有一个插曲：王力被抓起来后，外交部保周反王这一派的王海容利用 自己与毛的特殊关系，前去打探消息，摸毛对王力态度的底。刚从外地返京的毛随口念了两句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随即下了逐客令。这两 句诗是出自唐人罗隐凭吊诸葛亮的一首诗中，慨叹他虽有雄才大略，然而时运不济，壮志难酬的命数。
以笔者之见，毛泽东在这里用这两句诗来回答王海容，实际上流露出对抛出王力的复杂心情：前一句表面上说的是王力在”七二0事件”后在政治上 大出风头，成为万人迎接的”英雄”的景象，后一句则是说他时运已尽，现已沦为阶下囚。与此同时，隐隐地流露出毛为形势所迫，某种不得已的心境–主宰王力命 运的毛本人也是”不自由”的，之所以把他抛出来，是受制于时局的无奈之举。
晚年周恩来(十)（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2-06 00:40:10
在”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确实保护了党内外的一批人，不过做得非常小心谨慎，更多的时候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在所谓”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他也干了不光彩的事情，签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对文革中不少大的冤假错案都逃脱不了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
随着全国各地、各部门夺权斗争的展开，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迫害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一般的批斗，发展到了搞人格污辱，变相体罚，诸如剃”阴 阳头”，戴铁帽，画鬼脸，游街等，甚至私设公堂，关押拷打，严刑逼供。一月底二月初，就在周恩来的眼皮子底下，连续发生了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 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事件，特别是张死得不明不白，尸体上还留着累累鞭痕，却被安上”自杀”的罪名。
这两件事给周恩来的震动很大，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应该说，这并非是在逢场作戏，而是确实感到自己的失职。作为国务院总理，没有尽到保护好部 属的责任，无法向中央交待。对张霖之之死，周虽然明知其中大有问题，但却无法认真追究，甚至连向死者致哀都做不到。因为张背著”自杀叛党”的罪名，而且又 是被毛泽东点过名的人，所以连追悼会也无法举行。他当时所能做的，只是让公安部报告张的尸体解剖结果，查明死因。
但是，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很难查清，加之中央文革小组从中作梗，袒护造反派，使得调查最后不了了之。不过，周恩来，一直记着这件事情，等到 大乱过后，他亲自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张霖之同志死亡处理意见》，决定将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子女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这已经是后话了。
有鉴于此，周恩来随后和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几位副总理共同研究后，决定把国务院各部部长轮流接到中南海里小住，派专人进行照 顾，使他们能够在外面频繁的批斗中可以稍稍喘口气，躲避一下。像余秋里、王震、谷牧、廖承志，姚依林等三四十人都曾到中南海里住过。与此同时，周又与上述 几位副总理商量后提出名单，以”养病”的名义，把李井泉，宋任穷、叶飞、江华等二三十位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加以保护，安排在京西宾馆等地，指定专 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这些人经过文革劫后余生，对周恩来心存感激，写了很多缅怀文章，称他为”大树参天护英华”。曾经被保护过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说过 这样一句代表了这批老干部心情的话：上帝保佑，总理可别倒，总理倒了，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
不过，周恩来在保护干部的问题上做得非常小心谨慎，更多的时候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平心而论，他并下想通过文革运动整什么人，但也绝下会 出来对什么人都保。在保什么人的问题上，周煞费苦心，权衡掂量政治上的各种利害关系，除了要力争毛的支持外，还必须同时兼顾林彪和江青两方面的态度，尽可 能地在毛、林、江三者往往各不相同的态度中，找出一个不得罪任何一方的立脚点来做这件事。像前述保护党内高级干部的两份名单中，周恩来为了争取毛泽东的首 肯，就很少包括党内属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北方局系统的人，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像姚依林就是北方局的人。因此，这批人在后来东山再起后，对周的怨气很 大，始终不能给予原谅，也是事出有因的。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利用手中拥有的职权，有选择地保护了一批党内老干部，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同时，也签字批准抓了不 少人，在所谓”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也干了不光彩的事情。对此，大陆官方一直讳莫如深，极力封杀，唯恐捅出来有损周氏的形象。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掩盖 不了的，总是要大白于天下的。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而且作为中共最资深的领导人之一，熟知党内各方的 历史情况，因此对文革中搞的不少大的冤假错案都逃脱不了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举其荦荦大者，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 接地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
顺便说一下，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周 恩来的手。在专案审查的问题上，周除了抓总以外，还挂名分管了其中的一些专案，如彭德怀专案、贺龙专案等。作者曾接触过其中的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 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
毫无疑问，这些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周恩来本人历史上的污点，白纸黑字，是抹不掉的。因为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到众多的人和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这里就不专门展开叙述了，而是从中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案子放到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去叙述。
至于被毛泽东，林彪、江青钦点而落难的，像刘少奇，彭德怀和贺龙等人，周恩来虽然内心不无同情，想做点好事，却十分注意把握政治上的分寸， 绝不越雷池一步，最多只是在枝节上做点文章，或者始保终弃。前者如刘，彭，后者如贺龙。即便如此，也可以从中看出周非常会做人，手腕圆通，善于左右逢源。 他为了自保，不会挺身而出为他们仗义执言，却会在职权范围内做出某种有人情味的表示和举动，让革难者感激下已。
比如，清华大学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挑唆下，为了揪斗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设下圈套，谎称刘的女儿在车祸中轧断了腿，将王骗到医院，当场扣 押，演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周恩来闻讯后连夜派秘书前去交涉，把王要了回来。在随后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又亲自给王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 得起考验。”十四年后，当刘少奇的冤案卒反昭雪后，他的儿女们撰文回顾这一往事时写道：”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信任和同情呀！一句话激起妈妈心中的千言万 语，然而，几句言语又如何能表达呢?妈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北京地质学院和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学生奉中央文革之命把彭德怀从四川成都劫往北京批斗。周恩来获知后，下达了三条电话 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污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 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彭德怀的警卫员后来在《在彭总身边》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趁没人的时候，我向彭总传达了周总理的三条指示。彭总沉思了一 会儿，问：’真的?’我说：’真的?’他又问：’还称我同志?’我说：’对!对!两次，清清楚楚。’彭总抱着头，转向墙壁。我看到他双肩在激动地抽搐。好 一阵，他才转过身来……”
在贺龙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一开始是采取保的态度。应该说，毛、周两人对贺龙是很了解的，特别是周与贺龙的交往更是长达四十年，是对贺龙投身革命乃王整个人生产牛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尽管贺龙并不在毛发动文革的打倒之列，却是林彪必欲剪除的对象。
林彪之所以视贺龙为眼中钉，有着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贺龙的战功虽然远比不上林彪，但军中资历却比林彪老得多。当年南昌暴动时，贺龙是 起义军的总指挥，而林彪才只是一个连长。加之贺龙为人豪爽，重义气，关心部下，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还有他自己二方面军的山头，是军中唯一有实力 和林彪抗衡的人物，被老帅们称为”龙头大哥”。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称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子”。更让林彪窝了一肚子火的是，文革前，贺龙 在代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与罗瑞卿打得火热，一唱一和，在全队中搞大比武，获得了毛泽东以及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好评，大出风头，而把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 席抛在一旁。
文革一开始，林彪在扳倒罗瑞卿之后，为了让自己手下的人马在军中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很快便开始对贺龙下手，指使他的亲信纷纷向毛泽东写告 状信，指贺龙插手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稀的运动，企图篡军夺权。并且通过康生散布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的谣言，弄得满城风雨。稍后，林彪亲自出 马，以接班人的身份，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向各方打招呼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担心主席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在倒贺的问题上，林彪和江青两人联手，不断掀 风鼓浪，社会上打倒贺龙”之风愈演愈烈。
毛泽东本来对贺龙一直怀有好感。虽说在打下红色江山的过程中，贺龙并没有立下多少战功，但毛对他的评价却很高，称赞他对党忠诚，团结同志， 在军队中有威信。原因在于行伍出身的贺龙曾在历史上帮过毛的大忙，一件事是当毛执意要和江青结婚而遭到党内众人反对时，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贺龙力 排众议，乃至耍起粗来，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另一件是毛泽东在与王明争夺党内领导权的斗争中，贺龙虽只是 一介武夫，却坚决站在毛这一边，说：毛主席的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王明懂什么?他要骑在主席头上，我就一枪撂倒他。贺龙的这番话当时轰动了整个延安。文 革中，毛泽东一开始的态度是保贺龙的，试图调解林彪与贺龙之间的矛盾，撮合两人在一起谈谈，但没有成功，不得已退而考虑在林、贺二人之间的取舍。这里有一 个插曲，可以说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踌躇心态。在一次毛主持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在倒贺的问题上，与林彪联手的江青突然出来将毛的军，离开会议原定的议题， 提出”为什么下把贺龙揪出来?”毛沉吟了一下，表示：”此事现在不议，”谁知江青不依不饶，说：”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弄得毛当众出丑， 尴尬已极，只得宣布散会，匆匆离去。
周恩来本来也是力主保贺龙的，而且可以说是文革初期在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中花精力最多的一个，曾多次出面为贺龙讲话，化解社会上的倒贺风波， 鲜为人知的是，为了表明贺龙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给处境困难的贺龙一点支持，周还利用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的机会，有意把贺龙安排在毛所乘坐的第一 辆检阅车上，而把林彪放在第二辆车上。为此，周恩来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围攻，说这张新闻照片不能发，因为不能反映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双方斗了一个晚上，最后 还是周本人想出来个补救的办法，提出在林彪的那张新闻照片中，另外加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文字说明。这样，林彪在政治上的分量超过了贺龙，这场风波才 算过去。这也是林彪在文革中被称为毛的”亲密战友”的由来。
但是，后来”打倒贺龙”的势头越来越猛。周恩来看出来者不善，背后是林彪在指使时，态度开始有了变化，对保贺龙的顾虑日深–他不愿意为此而 得罪身为副统帅的林彪。不过，好在毛泽东的态度还没有大变，因此还可以利用毛作为挡箭牌，来抵挡来自林彪、江青两方面的压力。一九六六年底，随着整个形势 的恶化，贺龙的处境也愈加困难，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日夜纠缠，逼得贺龙东躲西藏，无处安身。在这种情况下，周代表组织出面建议 贺龙暂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关于周恩来把贺龙接到自己家中加以保护一事，早已成为表现他在文革动乱中”大树参 天护英华”的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其实，真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应该说，并不是周主动去”接”的，而是贺龙”谏宫”的结果。根据大陆官方出版的《贺龙传》 说，贺龙搬至新六所后，造反派立即追踪而来，扬言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为此，贺龙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告急，但都没有得到答复。在下得已之下，贺龙决心返 回东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过中南海时，贺龙觉得应该向周报告一下，就临时决定去了西花厅。当时周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 暂时住了下来。
贺龙夫妇的不请自来，对周恩来来说不啻是一个”烫土豆”。但在当时情况下，无论于公于私都不能把落难的贺龙推出门外。据知情者说，贺龙与周 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在贺龙看来，四十年前，大革命失败后，正是中共最困难的时候，周代表党组织请求他率部参 加南昌起义，如今自己有难，周理应搭救。周本人当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而且眼下贺龙确实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硬着头皮，顶住外界的压力，把贺龙 暂时收留在自己的家中。
在此期问，周恩来大妇对贺龙大妇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不过却敬而远之，竭力避免谈论贺龙本人的问题。因为向深知这件事在政治上的利 害，知道贺龙有一肚子的委屈，急于找他倾吐，而他却不愿为此得罪林彪。周的这种回避态度，让贺龙感到相当失望和伤心。当时他每大站在窗前，盼着周恩来回 来，渴望能够有一个机会向了解自己的老领导说说心里话，申辩一下林彪横加在自己头上种种罪名，希望为他说句公道话，而周却始终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后来真正导致贺龙大难临头的，是毛泽东的态度有了变化。毛出于发动”全面夺权”的考虑，在政治上需要林彪的支持，因而在贺龙的问题上开始改 变态度，听任林彪搞下去，就像一年前对待罗瑞卿那样。有了毛的默认，林彪立即升高了批贺的调子。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个土匪， 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各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就 非常为难了。既然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他也就失去了保护贺龙的挡箭牌，本来，他还想再拖一下，但林彪追得很紧，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向他摊牌。在这种情况下， 周权衡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即使此时对贸龙心存同情，也只好对不起他了，屈从林彪的压力，把贺龙从家中交出来。不仅如此，周本人还奉命扮演了一个十分尴尬的 角色，代表中央找贺龙正式谈话，实际上是宣布在组织上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
关于这一幕，大陆官方的《贺龙传》这样写道：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 “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 插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遗育，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 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 还勉励贺龙说： “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贺龙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在他被周恩来送到西[U象鼻子沟军委前指所在地，名为”保护”实则失去人身自由以后，当年派遣熊贡卿充当说客前 往对贺龙进行劝降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之子晏章炎写信给中央文革，把这件事翻腾出来，诬指贺龙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这正蕾好 给了林彪人做文章的由头，立即批转周、江等人，并指派空军组织人”调查”。
本来弄清这件事情并不难，贺龙当即处决了熊贡卿一事，领导层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当年湘鄂西中央局为此事写给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中央档案馆 里。可以说，身为中共资深领导人的周恩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不过当调查组按照林彪的旨意给贺龙加上”叛变投敌未遂”的罪名上报以后，他却没有出面 为贺龙辩诬，相反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附和了叶群的提议，正式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正当贺龙在囚禁之地天天望着通向山下的小路，眼巴巴地盼着周恩来兑现许愿而接他出去的时候，中央在九月十三日正式批准了 对贺龙立案审查。而向中央报送的审查报告正是经过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诰，无论人们可以找出多少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开 脱，诸则贺龙平日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背后捅了一刀，让中央一时真假难辨，但周在贺龙后来被迫书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 辞其咎的。”
事实上，周恩来本人心里是非常清楚自己是欠了贺龙的账的，为此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在他病重的时候，强撑着一定要去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 仪式。当人们再三劝阻时，周表示：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不来啊!并在贺龙的遗像前先后连连鞠了七个躬，以多少减轻一下他内心的负疚。这已经是后话 了。
第四章 乱局中的隐忍顺守之道
自从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入”全面夺权”的阶段以后，各地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尽管中央文革掌握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竭力宣扬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伟大的创举”和”最盛大的节日”，然而，墨写的谎言决然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整个国家陷入了巨大的分裂和内战之中。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中共党内高层中积聚已久的不满文革的愤懑情绪，在周恩来所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出来。与会的党内军中元老们拍案而 起，慷慨陈词，痛斥中央文革的种种恶行，酿成政坛上的一场轩然大波。最后在毛泽东的雷霆震怒之下，这场抗争被强力压了下去，党内元老派几近全军覆没。而周 本人则安然度过这场劫波，充分表现了其政治上的隐忍之道和顺守哲学，同时也把他表里不一的双重人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大闹怀仁堂
中共党内元老派的集体谏诤被毛泽东强力压下去，溃不成军。善于在政治风浪中游泳的周恩来虽然度过劫波，却失去了与文革派相抗衡的阵地，势单力孤，沦为中央文革的小伙计，不得不对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这场史称”二月逆流”的抗争，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自从去年十月间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提议，发出《紧急指示》后，军队院校的造反 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样蜂拥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踢开党委闹奉命，四处串连，在查找”黑材料”的名义下，冲击上级军事领导机关，进而围攻国防部大 楼，军队由此日益卷入文革的狂澜之中。
本来，林彪此举是想配合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略部署，并趁机在军中排除异己，结果却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包括国 防部等最高统帅甙在内的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不断遭到冲击，军队的各级领导人也遭到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一样的厄运，被揪斗、游街，罚跪、撕掉领章和帽徽，甚至 性命不保。像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就惨死在造反派的手里，就连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未能幸免造反派的揪斗，不是被迫东躲西藏，就是被关在 地下室里，闷得半死。一时间，各军区纷纷来电告急求救，叫苦不迭。
对这种自毁长城的搞法，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中老帅忧心忡忡，认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因此力主保持军队的稳定，提出”地方越乱，军队 越要稳”。这样，在军队是否也像地方一样开展”四大” (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帅等人始终按兵不动，与急于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中央文革形成顶牛，双方发生过多次面对 面的交锋。林彪则首鼠两端，既不想改变紧跟毛泽东的姿态，同中央文革闹翻，又不愿意军队大乱，祸及自身，一直躲在幕后避免明确表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几位老帅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 对，互不相让。陈、江转而迁怒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指责军队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责任在总政，宣称”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 的边缘”，并给萧华戴上了”资产阶级政客”的帽子，责令萧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对此，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提前退 出会场，以示抗议，并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此事。
周恩来看出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萧华一倒，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将难保，军队势必大乱。于是，他立即回话：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 能去大会作检查。并和叶一同赶到毛泽东那里请示汇报，制止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但是，还没等毛保萧的指示传达下来，军内造反派已经闻”风”而动，连夜抄家揪 人。萧华从后门逃脱，跑到西山叶剑英家躲了起来。
第二天，军委当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知道了毛泽东不同意揪斗萧华的态度后，纷纷向中央文革开炮，批驳他们 企图搞乱军队的作法，有的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江青。像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就在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 毛主席的话。”江青也不甘示弱，继续在会上纠缠萧华的问题，追问他昨晚躲到哪里去了?刚刚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被夹在当中，既责问了中央 文革搞乱军队的作法，也跟着批评了萧华，并拍了桌子。
在这种情况下，看出江青是在杀鸡儆猴，冲着自己而来的叶剑英也拍案而起，为昨夜收留萧华一事承担责任，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 他严辞抨击中央文革企图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作法，警告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说话间，按捺不住一肚子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
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一时会场大乱。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 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来龙去脉。
这件事情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深知军方将领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不同，得罪不得，弄不好会逼反。再加上毛这时正在为各地开展夺权斗争后，不 少地方的左派组织(即造反派)势单力孤，而领导权落入保守派手中而伤脑筋。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笼络军队支持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政治需要，毛不得不出面安抚群 情激愤的军方高级将领。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一方面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捺着性子听取了军方将帅们 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形，表态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闹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一旁窥测形势的林彪，这回也站在军方将帅与中央文革斗争的行列里，对中央文革责难军队的作法表了态，说：叫他们也来打 倒我好了。随后，他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对她大发了一顿脾气，说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现在走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怎么解释?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交 待?是修正主义，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不就完了吗?!盛怒之下，林彪把跟前的茶几都给掀翻了，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并要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辞职不干了。 叶群吓得大哭，拼命拉住林彪，劝说他千万不能和江青闹翻，无论如何也不能得罪江青。
在叶群的死活劝说下，林彪的气慢慢消了下来，打消了要到毛那里告状的念头。挨了一顿斥骂的江青自知理亏，见林彪正在火头上，只好老老实实听着，勉强作了自我批评。不过，江青这次着实领教了林彪的厉害，两人之间从此结下心结，成为日后庐山会议双方闹翻的远因。
林彪的态度转趋明朗，给军中老帅们很大鼓舞。他们又趁热打铁，由徐向前登门当面向他反映情况，敦促他参与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中央军委《八 条命令》，并报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此表示很赞赏，积极拉住中央文革进行讨论，虽然最后作了一些让步，但总算获得通过。在毛表示同意照发后，林彪也如释 重负，高兴地对毛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以毛亲自批准军委《八条命令》的下发执行为标志，军方老帅打赢了二月抗争的第一个回 台。
毛泽东在安抚军方将领的同时，作出了派军队”支左”的决定(后来演变为”三支两军” ，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是因为自全国开展夺权斗争后，局势益发混乱，各地区、各部门的两大派组织为争夺领导权打得不可开交，情形远比原来 所设想的要复杂严重得多。在党政系统已经完全瘫痪的情况下，毛手中只剩下军队这一张牌可以利用了。
为此，毛泽东决定让军队介入运动，以期控制局面，帮助拥护响应文革的造反派完成夺权。”大闹京西宾馆”的风波，让毛意识到军队与中央文革的 关系紧张。为了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善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故作姿态，拿军队意见最大的陈伯达、江青两人”开刀”，题目选的是擅自点名打倒陶铸一事。
二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专门在他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批评江青”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提出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江二人，不过只限于文革小组内部范围。
其实，批陶的决定正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陶铸在政治上被抛出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江青不过是拉上陈伯达将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罢了，就像早先 在文革运动中屡屡干过的一样。毛对此虽然不大高兴，但事后已经表态默认了这一点，因此并不真想算江、陈二人的账，还陶铸一个公道，以免损及中央文革的声 名。
实际上，毛泽东在发动全面夺权的同时，正刻意抬高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让其企实际上取代中央书记处。比如，前述中央对上海夺权的贺电，就是 毛亲自提议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署名的。这样一来，中央文革成了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之一。二月初，毛更在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 常委扩大会议上，以谈论”既成事实”的方式，造舆论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
可惜，当时中共党内高层的多数人并没有看透毛泽东极力扶植中央文革的真实用心，相反却为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一时间，毛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消 息在党内高层中不胫而走，大快人心；再加上副统帅林彪也狠批了江青一顿，表态支持稳定军队的措施。这种形势使党内军中的元老们士气大振。他们早就对文革运 动的这种搞法憋了一肚子气，对中央文革的种种胡作非为更是深恶痛绝，于是借毛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起来进行反击。
应该说，周恩来是当时中共党内高层中真正看出毛泽东用心的少数人之一。他并没有因表面上有利的形势而过于乐观，知道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毛批 中央文革不过是故作姿态，所以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和党内军中元老的抗争保持某种距离，冷眼旁观。其实，他的心情和老帅们是相通的，对于他们展开的反击也乐 观其成，希望借此遏止一下中央文革的嚣张势头，同时规劝毛适可而止。不过，经过几十年政治斗争的磨练，周深知政治上的攻守往往转于一瞬之间，所以十分担心 老总们开炮走火，过犹不及，导致整个形势逆转，把他自己也给牵连进去。
因此，在随之而来的”大闹怀仁堂”这一幕中，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刻意降低姿态，保持中立，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双方的斗争之中， 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与此同时，他又利用会议主持人的身份，以默许的态度听任老总们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干人开火，只是偶尔出来纠正一下发言中过火的地 方，以防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会上，军方老帅首先站出来批驳 中央文革。叶剑英指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下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 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啦?要蒯大富(当时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作者 注)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中央文革一干人因为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收敛了许多，在会，正处于守势，只是偶尔出来强词辩解，周恩来则一直静听双方的争论，同时批阅处 理压在手上的文件，始终没有表态，听任双方交锋，直到最后才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宣布散会，说：今天的议程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 说。
二月十二日继续开会时，双方斗得更加激烈。这次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国务院的两位副总理谭震林和陈毅。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早就对张春 桥借口”群众不答应”而扣住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不让来北京一事火气很大，在会前指斥中央文革一干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 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激愤，最后表 示：”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着夹起皮包，拂袖而去。
接下来，陈毅讲得更厉害，已经超出对中央文革的批驳，直接针对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了。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 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激愤冲动之下，陈毅又提到了延安整风，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 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 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在上述”大闹怀仁堂”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出于保持晚节和隐忍顺守的双重心态，一直严守中立，很少说话，对双方的争论基本上没有参与，也没 行出来制止。只是在一旁听着。这与”三老四帅”拍案而起、慷慨陈词的态度大相径庭，形成鲜明对照。他只是在李先念提到”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 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时，责问了康生一句：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有意和会上”出格”的言行划清界限。比如，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以示抗议时，他对谭是拍了桌子的，叫他回来。目前大陆 官方出版物在涉及”大闹怀仁堂”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都有意回避了周对谭拍桌子的这件事，而这恰恰是后来周本人在修改怀仁堂会议记录时亲笔加进去的。
又如，当陈毅提到周恩来当年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一事时，他立即表示：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再如，当陈毅讲了前述明显针对林彪，并且对毛泽东有所影射的话后，周又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然而，周恩来在会下却又换了另一番面孔。显然，老总们大闹怀仁堂，对中央文革一干人痛快淋漓的批驳，乃至延安整风中的种种往事，深深地触动 了他，道出了他郁结心中多时的块垒，令他忍不住也要一吐为快。”大闹怀仁堂”后的第二天，周在连续接见财贸部和国防工业部的造反派代表和干部和讲话中，对 文革运动中要不要党的领导、该不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问题，态度十分鲜明，措辞严厉，与”三老四帅”在会上的讲法并无不同。
比如，周恩来在申斥造反派夺权后让党委靠边站的作法时，说：你们简直没有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 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并宣布：中央各部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数，国务院各部党组要恢复，责任还是部长、厅局长负。
在谈到揪斗干部的问题时，周恩来更是痛心疾首，激愤之情难以自抑，反复强调老干部是党的财富，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用对待敌人的 办法来对待他们。他甚至把现在对干部的批斗同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相提并论，还联系到延安整风审干时的经验教训，说：这次对干部的批判是残酷斗争，无情打 击，时间不到一年，发展速度却超过十七年。想到这，我就难过。”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 厂。”
在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时，周恩来知道事情闹得有些”出格”，特别是陈毅的发言和谭震林的拂袖而去，肯定会让中央文革一干人抓住。他本 人作为会议的主持者脱不了干系。所以他采取主动，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为此毛派汪东兴前来听会，不过等汪赶来时，高潮已经过去。会后，周 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想把事情闹大，因此没有再向毛作进一步的汇报，希望通过冷处理来平息这件事。
然而，中央文革那边却不想放过在政治上转守为攻的机会。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马上向江青作了汇报。为了逃避批评而在家称”病”不出 的江青知道已经抓住对手的把柄，马上精神大振，对此定调说：这是一次大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 误路线，周恩来、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作者注)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并立即安排张、王、姚二人连夜向毛泽 东当面汇报。
毛泽东早已分别从不同的渠道获知了”大闹怀仁堂”的一些情况。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当叶剑英向他报告说”今天和伯达打了一 仗”时，甚至还表态支持叶的看法。不过，毛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据作者当年采访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时，他回忆说，毛在听取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三 人汇报时，开始还面带笑容，像是在听笑话，但在听到陈毅发言中讲到延安整风那一段后，随即变色，不过当场雊没有发作，只是在张春桥汇报周恩来对《红旗》第 十三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时，毛说了一句：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上的社论要送常委审查。在听完汇报后，毛沉吟了一会儿，表示：第一要抓军队，第 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要抓铁路和煤炭。
显然，这次党内高层集体”大闹怀仁堂”事件，让毛泽东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他非常清楚其中的矛头所指，名为批中央文革，实则是冲着他发动的 文革运动而来的。中央文革不过是替罪羊。这么多人竟然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对他发动的文革群起而攻之，情绪如此激愤，批评得如此尖锐，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特别 是陈毅关于延安整风的那段话，更是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这不啻是揭了毛在党内一贯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一派拉一派的老底。在当年的延安整风 中，毛正是依靠了刘少奇这一派人为他打天下，斗垮了所谓党内教条和经验两个宗派，才确立了他自己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如今刘少奇一干人又被他一脚踢 开，沦为文革的斗争目标，罪名比当年的王明还大。
被人当众揭了老底，对习惯了被承旨逢迎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其内心的恼怒可想而知。他很清楚，如果下马上采取断然手段，把这 次党内高层的反对声浪压下去的话，不仅文革运动会半途而废，而且他本人也将威信扫地，刘少奇一干人也将乘机杀回马枪，在政治上清算自己，这样一来，他的一 世英名就会毁于一旦。这是毛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
不过，毛泽东在着手反击前，是做过精心的盘算和准备的。这也是他没有急于发作的原因。在毛看来，在党内高层中，有两个人是必须争取的：首先 是林彪，其次是周恩来。林彪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只要掌握军权的林彪和他一条心，大局就乱不了，就不，旧这些老家伙闹翻天。而争取林彪支持最好的办法，就是 把陈毅在”大闹怀仁堂”中影射林彪的那段话端出来，告诉他的接班人地位不稳，在党内军中有很多人不服。
为此，毛泽东在反击前，特意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做了工作，说：现在老帅们不听我的，我准备带着林彪到南方去闹革命，打游击，重建一支解放 军。为了笼络林彪，毛并特许叶群今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随后，毛又专门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江青虽然刚刚挨了林彪一顿臭骂，不过她知道拉住林 彪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军队和文革小组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关系不能搞僵，一定要搞好团结，共同保护文革大局。为此，她暂时把心里的不快放在一边，执行毛的 意图，登门拜访，做通了林彪的工作。
至于周恩来，毛泽东很清楚他在”大闹怀仁堂”中的暧昧态度和实际所扮演的角色。对此，毛当然不悦，不过还是准备放他一马。这并不是对周有意 迁就，而是着眼于大局的缘故，在目前乱局的情况下实在离不开他，需要依靠他来维持支应局面。所以毛在着手反击时有意保护了周一下，制止了中央文革准备印发 涉及周的材料。毛相信周是聪明人，只要自己表明态度，他就会紧跟上来。对此，毛是心中有数的，
二月十八日午夜，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其中包括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以及代表林彪出席的叶群。会 上，毛发了雷霆震怒，指责”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和林彪的，是为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等等。其实，这还是 后来在传达时经过阁恩来修改得比较委婉的说法。毛的原话远比这个厉害得多，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 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接下来，惯于逢场作戏的毛泽东又故意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然后又危言耸听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 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 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在场的人无不被毛泽东这一番盛怒之下说出的充满要挟的语言所震慑住，一个个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吭声。用后来康生的话说是：我跟主席这么多 年，从来没有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主席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其实，毛发这样大的火，有相当成分是在做戏，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压住党内强大的反对声浪，文 革运动也将半途而废。同时，毛做得十分老到，有意不点周恩来的名字，把他与党内元老派分割开来。这样对周既是一种拉拢，也是一种警告，让他好自为之。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试图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周恩来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或是跟着毛泽东走而与直言谏诤的老总们划清界限，或是站在老总们一边而与 毛决裂，两者必择其一。周在认明形势后，既为”保持晚节”的心态所困，也深知硬顶无异于以卵投石。为了缓和当时会上的紧张气氛，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为几个 老总缓颊转圆，主动检讨承担了责任，说在怀仁堂会议上，他们几个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讲了过头话，这主要责任在于他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恳请主 席息怒。
毛泽东则趁势下台阶，要求政治局立即开会认真讨论这件事，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并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就这样，这场文革期间在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淫威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个形 势随之逆转。
周恩来这种在政治上对毛泽东的隐忍屈从和帮衬迎合一直是最为人诟病之处，同时也是目前海内外评周分歧的焦点。褒者认为这是周氏实出无奈，不 得已而为之，是一种”以柔克刚”的斗争方式。批评者则认为恰恰是由于周的屈从和退让，逢君之恶，毛才更加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因此周恩来实乃毛泽东祸国殃 民的帮凶。
其实，这种不同看法并非始自今日。中共党内高层中对周恩来的这种做法早就存有非议。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对周恩来明知国民经济面临的 困难形势，却不敢在会上讲出来，担心”误会成泄气”，”像诉苦会”的作法，非常有意见，曾当面指他”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这次”大闹怀仁堂”的风 波后，气犹未平的谭震林写信给当年在井冈山共过事的林彪，斥责江青”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真比武则天还凶”，同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我 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 候。
等更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下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邓小平后来在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曾说过两句值得玩味的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 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尽管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邓小平对周的这段评价却切中要害，点出了周氏在文革期间所扮演的双重历史角色–既 减轻了历史灾难，又延长了历史灾难，周恩来所扮演的这种近乎悖论的矛盾角色，正是目前人们在评周时见仁见智，各执一端，结论判若天渊的原因所在。在可以预 见的将来，这种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动机对周恩来其人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本书的写作只是为此提供基本的历史事实，以供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毛泽东在以自己”无产阶级的震怒”压服了党内高层”大闹怀仁堂”的反抗后，并不想轻易放过这件事，他还要做更大的文章，那就是索性趁势肃清 文革的反对势力，把他们从中央领导层中清除出去。根据毛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 林、陈毅、徐向前等人。
周恩来本来就和这些直言谏诤的党内元老派在思想上有着不少共鸣，历史上也有着很深的关系，被认为是他们的”总后台”。因而批斗他们，对周本 人来说，无异于是陪绑。更令他难受的是，毛泽东偏偏又不放过他去，指定由他来主持这一批斗会，让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虽说周本心并不愿意这样干，但在中央 文革一班人马全部出动，大张挞伐的情况下，又岂能独善其身?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晚节，周恩来再次屈从毛的意志，硬著头皮充当了会议主持者这一尴尬的角色。
不过应该说，周恩来不愧是个善于在政治旋涡中游泳的老手，能够在各种情况下恪守中庸之道，左右兼顾，最大限度地保持自身的政治平衡。为了打 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党内元老派的过激言行是有过斗争的，他特意让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在紧要之处作了 若干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会上批判之用。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时，记录稿中原只注明”总理要谭回来”，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 个字。又如，当陈毅提及周恩来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时，周除了加上了自己当时的对答：”应该检讨，整得对嘛”，还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在政治局生活批评会中刻意保持低调，同赤膊上阵，大张挞伐的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拉开距离，宁可被指为在路线斗争中” 动摇”、”和稀泥”，也不愿对党内军中的老总们无限上纲。他利用自己担任会议主持者的身份，在多数时间里保持缄默，只是在最后作会议总结时，对谭震林、陈 毅等进行了批评帮助，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对他们所犯的”错误”在政治上从严进行批判，同时又为他们作了某种开脱，认为他们所担错误的性质还是属于”思 想认识”问题，是一时冲动而讲了错话。
与此同时，周恩来检讨了他作为会议的主持者没有掌握好会议，应对”大闹怀仁堂”事件负责，同时也为自己作了某种辩护，委婉地反驳了江青一干 人对他在路线斗争中”动摇”、 “和稀泥”的指责，只是承认他自己在路线斗争上”有些迟钝”，”不那么敏锐”，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问题，是不那么尖锐的，但牵涉到原则性问题，第一， 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第二，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我也是从不含糊的，党员总要遵守纪律。并举例说明对谭震林、陈 毅等人的出格言行，他自己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支持。
在”大闹怀仁堂”这一回合中，中共党内元老派的集体谏诤大败亏输，不仅未能扭转时局，反而遭受灭顶之灾，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原先由 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一在党内高层中曾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元老派阵营，从此不复存在。参加碰头会的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不是被责令 请假检讨，就是陷入听命于中央文革的造反派”炮轰”、”火烧”的纠缠之中，即使一时”打而未倒”，也无法再正常工作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原有处理党政军日 常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迫中断，在无形中散摊，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
这种局面，正是毛泽东所期待和有意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全盘谋划中，在中央完成全面夺权部署的组成部分。对此，大陆学术界和官方出版 物避免论及这一点，不敢触及毛本人在这场近乎宫廷政变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只是笼统地把它说成是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实际上，毛泽东本人才是这场”逼宫”戏中的幕后主角，中央文革不过是在前台奉旨行事罢了。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先是张春桥，后是江青轮番找周恩来谈话，打着贯彻毛泽东关于”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指示的旗号，提醒周要把中央文 革当作中央书记处来看待，今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逼他把各省、市、自治区筹备建立革委会的权交给文革小组。很显然，在这样重大的 问题上，如果没有毛的首肯，江、张等人是不会如此明日张胆地进行要挟，逼周恩来交权的。
如前所述，周恩来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与江青暗中周旋多时，几次挫败了其觊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图谋，但这一次却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让党内文 革派的逼宫如愿以偿。无独有偶，周氏这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退让，恰好和当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情形如出一辙。这就是周为人弱点的故态复萌，同时也是 当年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的重演，是周个人政治生涯中的宿命。当年正是在周恩来心目中享有绝对权威的共产国际极力扶植王明为首的党内教条宗派上台，而如今则是 他矢志效忠的毛泽东有意让中央文革全面接管权力中枢。在看出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图后，一心想保持”革命晚节”的周恩来明知这是违背党章规定和组织原则的， 却不敢有任何异议，对毛的这一决定俯首听命，把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权力拱手交给中央文革。
此后，中央文革取代厂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行使党内最高权力的执行机构。党内文革派由此完全掌挫了大局，文革女掌柜江青更是权势 大增，骄横跋扈。而周恩来则失去了原有的权力基础，沦为中央文革的小伙计，在文革碰头会中势单力孤，事事受制于人，不得不对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逆来顺 受，乃至说出这样的话来：”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随著文革运动的全面展开，特别是”大闹怀仁堂”事件夭折以后，周恩来已经愈来愈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实质，不过是在冠冕堂皇 的旗号下所进行的一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政治大清洗。在这种情况下，既为保持晚节的心态所困，同时又善于在政治上求生存的周氏对文革采取的态度有了一个 明显的变化，更加谨言慎行，对毛亦步亦趋，而把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深深地隐匿起来。
如果说，周恩来以前对文革运动还有几分真诚投入的话，那么此后则更多的是采行顺守之道了，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已经很难再找到原先那种对文革运动屡屡流露出来的内心忧疑和困惑，改为一概高唱赞歌，充满颂扬吹捧之辞。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处境也变得更加尴尬。由于党内元老派在”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几乎全军覆没，他已经失去了原先抗衡文革派的屏障和 助力而成为”光杆司令”，不得不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组成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中觅得栖身之地。后来，毛泽东出于大局的考虑，看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纯粹是个 书生，办事能力很差，根本应付不了眼前的乱局，才转而指定由周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
但是，中央文革的女老板江青却并不买账，相反还感到愤惯不平。在江青看来，没有追究周恩来在”大闹怀仁堂”事件中实际护湏的角色已经是手下 留情了，现在他竟然来染指它的领地，而且罩喧宾夺主，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这是江青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她虽然对毛的这一决定无可奈何，却 更加迁怒于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动辄训斥辱骂，找碴刁难，极尽拆台排声之能事，令周恩来的日子十分不好过。
不过，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隐忍功夫堪称超一流，远非一般常人所能相比。无论江青怎样胡搅蛮缠，他始终不动声色，表现得极为克制，甚至到了唾面 自干的地步。他之所以对江青如此忍让，说到底还是因为已经看出毛泽东有意让江青在政治上扮演越来越重声的角色，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毛、江两人合开的夫 妻店而已，就连”副统帅”林彪也还要让江青三分。在这种情况下，得罪了江青，也就冒犯了毛。陶铸的垮台就是前车之鉴，落得晚节不保的下场。这是让周恩来内 心深为忧惧的地方。
当然，周恩来这样做也有另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决不轻易退出政治舞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相忍为党”。这是周氏对他自己在中共六届四中全 会前后心境的剖白，而他此时的处境正好和当年相仿。作为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思想传统影响的政治家，周本人除了有相当浓厚的忠君思想外，儒家思想中匡济时艰的 传统，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非常清楚，一旦离开了权力圈，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反之，则总可以有所作为，对政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在目前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更 是需要有人出来支撑危局。在这一点上，周十分清楚自己所起的作用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也是江青一干文革派所无法取代的。只要他本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 站稳脚根，就让江青无理取闹，而他则可以利用继续留在权力核心的地位，对时局发挥自己的影响。
在以后的岁月中，周恩来一直是这样做的，
这年三月，正值春耕大忙季节，但是许多省、市，自治区由于激烈的夺权斗争，处于无政府状态，农业生产无人过问，工矿企业生产大幅下降，纷纷 吃紧告急，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在支持左派夺权之外，赋予军队更大的责任，表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 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随后，他又作出派军队对局势混乱的地方实施军事管制的决定，说：”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热，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 则先实行军管”。
早就为这种局面而焦虑的周恩来立即见机而作，在毛泽东作出这一决策的当天，就起草了中央复广州军区的指示电，要其立即对地处中国南大门的广 东省实行军事管制，提出：”军管会之下，可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可名为革命委员会或支左委员会，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加强和促进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 大联合，推动和实现革命’三结合’(即军队、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方面的结合–作者注)的夺权斗争。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 业、工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
随后，周恩来又把实行军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国务院所属部委，首先从隶属国防工业部的各个机械工业部入手，然后扩及其他。骂此，他专门向毛 泽东写了报告，说：”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在征得毛的同意后，他迅速对铁 道、交通、邮电等部门实施了军管，其余的部委则是派出军代表。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借毛泽东上述批示的东风，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和大力做好支工工作。并亲自起草电文，向全国推 广北京市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将电文转送毛批阅，说：”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接近于’三结合’的筹备小组，但以 抓生产为重点，或者就是军管会下抓生产的班子。如能组成，不论何属，都是好事。”
当然，周恩来在做这些事情时，十分注意站稳自己的政治立场，总是不忘强调”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一类的话，尽量左右兼顾，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周这种心态在对待那几个在”大闹怀仁堂”中陷进去的副总理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成功地平息了党内对文革运动的反对声浪之后，有意松动一下与党内元老派的关系，亲自出面找他们谈话，表示”团结”的愿 望，说：碰头会上的发言，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是阳谋，不是阴谋。毛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个君子协 定，不许骂娘。这次谈话后，周恩来马上见机而作，拟定了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名单，将”大闹怀仁堂”的几位主角一一列上，报请毛批准，希望通过这种在天安 门城楼上的”亮相”，多少改善一下他们的政治处境。
但是，周恩来在做完这件事之后，又担心这几位”炮筒子”因此而”翘匡巴”，再度惹事闯祸，随即又给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预先对他们进行敲打。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并告富春同志：
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欣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 内信用将要失尽。对党、对革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革命小将们将是深刻的一课。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 告，勿谓言之。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
周恩来在信中的用语虽然较重，但陈毅，谭震林几位在经历了”大闹怀仁堂”的风后，领教了毛泽东的翻脸动怒，看到了形势逆转后党内文革派的嚣张，都能体会到周在信中的一片苦心，知道祸从口出，处处谨慎多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随便乱放炮了。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确实保护了党内外的一批人，不过做得非常小心谨慎，更多的时候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在所谓”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他也干了不光彩的事情，签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对文革中不少大的冤假错案都逃脱不了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
随着全国各地、各部门夺权斗争的展开，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迫害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一般的批斗，发展到了搞人格污辱，变相体罚，诸如剃”阴 阳头”，戴铁帽，画鬼脸，游街等，甚至私设公堂，关押拷打，严刑逼供。一月底二月初，就在周恩来的眼皮子底下，连续发生了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 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事件，特别是张死得不明不白，尸体上还留着累累鞭痕，却被安上”自杀”的罪名。
这两件事给周恩来的震动很大，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应该说，这并非是在逢场作戏，而是确实感到自己的失职。作为国务院总理，没有尽到保护好部 属的责任，无法向中央交待。对张霖之之死，周虽然明知其中大有问题，但却无法认真追究，甚至连向死者致哀都做不到。因为张背著”自杀叛党”的罪名，而且又 是被毛泽东点过名的人，所以连追悼会也无法举行。他当时所能做的，只是让公安部报告张的尸体解剖结果，查明死因。
但是，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很难查清，加之中央文革小组从中作梗，袒护造反派，使得调查最后不了了之。不过，周恩来，一直记着这件事情，等到 大乱过后，他亲自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张霖之同志死亡处理意见》，决定将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子女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这已经是后话了。
有鉴于此，周恩来随后和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几位副总理共同研究后，决定把国务院各部部长轮流接到中南海里小住，派专人进行照 顾，使他们能够在外面频繁的批斗中可以稍稍喘口气，躲避一下。像余秋里、王震、谷牧、廖承志，姚依林等三四十人都曾到中南海里住过。与此同时，周又与上述 几位副总理商量后提出名单，以”养病”的名义，把李井泉，宋任穷、叶飞、江华等二三十位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加以保护，安排在京西宾馆等地，指定专 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这些人经过文革劫后余生，对周恩来心存感激，写了很多缅怀文章，称他为”大树参天护英华”。曾经被保护过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说过 这样一句代表了这批老干部心情的话：上帝保佑，总理可别倒，总理倒了，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
不过，周恩来在保护干部的问题上做得非常小心谨慎，更多的时候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平心而论，他并下想通过文革运动整什么人，但也绝下会 出来对什么人都保。在保什么人的问题上，周煞费苦心，权衡掂量政治上的各种利害关系，除了要力争毛的支持外，还必须同时兼顾林彪和江青两方面的态度，尽可 能地在毛、林、江三者往往各不相同的态度中，找出一个不得罪任何一方的立脚点来做这件事。像前述保护党内高级干部的两份名单中，周恩来为了争取毛泽东的首 肯，就很少包括党内属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北方局系统的人，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像姚依林就是北方局的人。因此，这批人在后来东山再起后，对周的怨气很 大，始终不能给予原谅，也是事出有因的。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利用手中拥有的职权，有选择地保护了一批党内老干部，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同时，也签字批准抓了不 少人，在所谓”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也干了不光彩的事情。对此，大陆官方一直讳莫如深，极力封杀，唯恐捅出来有损周氏的形象。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掩盖 不了的，总是要大白于天下的。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而且作为中共最资深的领导人之一，熟知党内各方的 历史情况，因此对文革中搞的不少大的冤假错案都逃脱不了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举其荦荦大者，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 接地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
顺便说一下，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周 恩来的手。在专案审查的问题上，周除了抓总以外，还挂名分管了其中的一些专案，如彭德怀专案、贺龙专案等。作者曾接触过其中的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 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
毫无疑问，这些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周恩来本人历史上的污点，白纸黑字，是抹不掉的。因为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到众多的人和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这里就不专门展开叙述了，而是从中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案子放到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去叙述。
至于被毛泽东，林彪、江青钦点而落难的，像刘少奇，彭德怀和贺龙等人，周恩来虽然内心不无同情，想做点好事，却十分注意把握政治上的分寸， 绝不越雷池一步，最多只是在枝节上做点文章，或者始保终弃。前者如刘，彭，后者如贺龙。即便如此，也可以从中看出周非常会做人，手腕圆通，善于左右逢源。 他为了自保，不会挺身而出为他们仗义执言，却会在职权范围内做出某种有人情味的表示和举动，让革难者感激下已。
比如，清华大学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挑唆下，为了揪斗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设下圈套，谎称刘的女儿在车祸中轧断了腿，将王骗到医院，当场扣 押，演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周恩来闻讯后连夜派秘书前去交涉，把王要了回来。在随后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又亲自给王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 得起考验。”十四年后，当刘少奇的冤案卒反昭雪后，他的儿女们撰文回顾这一往事时写道：”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信任和同情呀！一句话激起妈妈心中的千言万 语，然而，几句言语又如何能表达呢?妈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北京地质学院和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学生奉中央文革之命把彭德怀从四川成都劫往北京批斗。周恩来获知后，下达了三条电话 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污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 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彭德怀的警卫员后来在《在彭总身边》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趁没人的时候，我向彭总传达了周总理的三条指示。彭总沉思了一 会儿，问：’真的?’我说：’真的?’他又问：’还称我同志?’我说：’对!对!两次，清清楚楚。’彭总抱着头，转向墙壁。我看到他双肩在激动地抽搐。好 一阵，他才转过身来……”
在贺龙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一开始是采取保的态度。应该说，毛、周两人对贺龙是很了解的，特别是周与贺龙的交往更是长达四十年，是对贺龙投身革命乃王整个人生产牛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尽管贺龙并不在毛发动文革的打倒之列，却是林彪必欲剪除的对象。
林彪之所以视贺龙为眼中钉，有着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贺龙的战功虽然远比不上林彪，但军中资历却比林彪老得多。当年南昌暴动时，贺龙是 起义军的总指挥，而林彪才只是一个连长。加之贺龙为人豪爽，重义气，关心部下，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还有他自己二方面军的山头，是军中唯一有实力 和林彪抗衡的人物，被老帅们称为”龙头大哥”。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称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子”。更让林彪窝了一肚子火的是，文革前，贺龙 在代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与罗瑞卿打得火热，一唱一和，在全队中搞大比武，获得了毛泽东以及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好评，大出风头，而把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 席抛在一旁。
文革一开始，林彪在扳倒罗瑞卿之后，为了让自己手下的人马在军中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很快便开始对贺龙下手，指使他的亲信纷纷向毛泽东写告 状信，指贺龙插手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稀的运动，企图篡军夺权。并且通过康生散布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的谣言，弄得满城风雨。稍后，林彪亲自出 马，以接班人的身份，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向各方打招呼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担心主席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在倒贺的问题上，林彪和江青两人联手，不断掀 风鼓浪，社会上打倒贺龙”之风愈演愈烈。
毛泽东本来对贺龙一直怀有好感。虽说在打下红色江山的过程中，贺龙并没有立下多少战功，但毛对他的评价却很高，称赞他对党忠诚，团结同志， 在军队中有威信。原因在于行伍出身的贺龙曾在历史上帮过毛的大忙，一件事是当毛执意要和江青结婚而遭到党内众人反对时，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贺龙力 排众议，乃至耍起粗来，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另一件是毛泽东在与王明争夺党内领导权的斗争中，贺龙虽只是 一介武夫，却坚决站在毛这一边，说：毛主席的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王明懂什么?他要骑在主席头上，我就一枪撂倒他。贺龙的这番话当时轰动了整个延安。文 革中，毛泽东一开始的态度是保贺龙的，试图调解林彪与贺龙之间的矛盾，撮合两人在一起谈谈，但没有成功，不得已退而考虑在林、贺二人之间的取舍。这里有一 个插曲，可以说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踌躇心态。在一次毛主持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在倒贺的问题上，与林彪联手的江青突然出来将毛的军，离开会议原定的议题， 提出”为什么下把贺龙揪出来?”毛沉吟了一下，表示：”此事现在不议，”谁知江青不依不饶，说：”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弄得毛当众出丑， 尴尬已极，只得宣布散会，匆匆离去。
周恩来本来也是力主保贺龙的，而且可以说是文革初期在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中花精力最多的一个，曾多次出面为贺龙讲话，化解社会上的倒贺风波， 鲜为人知的是，为了表明贺龙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给处境困难的贺龙一点支持，周还利用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的机会，有意把贺龙安排在毛所乘坐的第一 辆检阅车上，而把林彪放在第二辆车上。为此，周恩来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围攻，说这张新闻照片不能发，因为不能反映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双方斗了一个晚上，最后 还是周本人想出来个补救的办法，提出在林彪的那张新闻照片中，另外加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文字说明。这样，林彪在政治上的分量超过了贺龙，这场风波才 算过去。这也是林彪在文革中被称为毛的”亲密战友”的由来。
但是，后来”打倒贺龙”的势头越来越猛。周恩来看出来者不善，背后是林彪在指使时，态度开始有了变化，对保贺龙的顾虑日深–他不愿意为此而 得罪身为副统帅的林彪。不过，好在毛泽东的态度还没有大变，因此还可以利用毛作为挡箭牌，来抵挡来自林彪、江青两方面的压力。一九六六年底，随着整个形势 的恶化，贺龙的处境也愈加困难，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日夜纠缠，逼得贺龙东躲西藏，无处安身。在这种情况下，周代表组织出面建议 贺龙暂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关于周恩来把贺龙接到自己家中加以保护一事，早已成为表现他在文革动乱中”大树参 天护英华”的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其实，真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应该说，并不是周主动去”接”的，而是贺龙”谏宫”的结果。根据大陆官方出版的《贺龙传》 说，贺龙搬至新六所后，造反派立即追踪而来，扬言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为此，贺龙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告急，但都没有得到答复。在下得已之下，贺龙决心返 回东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过中南海时，贺龙觉得应该向周报告一下，就临时决定去了西花厅。当时周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 暂时住了下来。
贺龙夫妇的不请自来，对周恩来来说不啻是一个”烫土豆”。但在当时情况下，无论于公于私都不能把落难的贺龙推出门外。据知情者说，贺龙与周 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在贺龙看来，四十年前，大革命失败后，正是中共最困难的时候，周代表党组织请求他率部参 加南昌起义，如今自己有难，周理应搭救。周本人当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而且眼下贺龙确实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硬着头皮，顶住外界的压力，把贺龙 暂时收留在自己的家中。
在此期问，周恩来大妇对贺龙大妇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不过却敬而远之，竭力避免谈论贺龙本人的问题。因为向深知这件事在政治上的利 害，知道贺龙有一肚子的委屈，急于找他倾吐，而他却不愿为此得罪林彪。周的这种回避态度，让贺龙感到相当失望和伤心。当时他每大站在窗前，盼着周恩来回 来，渴望能够有一个机会向了解自己的老领导说说心里话，申辩一下林彪横加在自己头上种种罪名，希望为他说句公道话，而周却始终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后来真正导致贺龙大难临头的，是毛泽东的态度有了变化。毛出于发动”全面夺权”的考虑，在政治上需要林彪的支持，因而在贺龙的问题上开始改 变态度，听任林彪搞下去，就像一年前对待罗瑞卿那样。有了毛的默认，林彪立即升高了批贺的调子。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个土匪， 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各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就 非常为难了。既然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他也就失去了保护贺龙的挡箭牌，本来，他还想再拖一下，但林彪追得很紧，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向他摊牌。在这种情况下， 周权衡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即使此时对贸龙心存同情，也只好对不起他了，屈从林彪的压力，把贺龙从家中交出来。不仅如此，周本人还奉命扮演了一个十分尴尬的 角色，代表中央找贺龙正式谈话，实际上是宣布在组织上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
关于这一幕，大陆官方的《贺龙传》这样写道：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 “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 插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遗育，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 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 还勉励贺龙说： “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贺龙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在他被周恩来送到西[U象鼻子沟军委前指所在地，名为”保护”实则失去人身自由以后，当年派遣熊贡卿充当说客前 往对贺龙进行劝降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之子晏章炎写信给中央文革，把这件事翻腾出来，诬指贺龙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这正蕾好 给了林彪人做文章的由头，立即批转周、江等人，并指派空军组织人”调查”。
本来弄清这件事情并不难，贺龙当即处决了熊贡卿一事，领导层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当年湘鄂西中央局为此事写给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中央档案馆 里。可以说，身为中共资深领导人的周恩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不过当调查组按照林彪的旨意给贺龙加上”叛变投敌未遂”的罪名上报以后，他却没有出面 为贺龙辩诬，相反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附和了叶群的提议，正式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正当贺龙在囚禁之地天天望着通向山下的小路，眼巴巴地盼着周恩来兑现许愿而接他出去的时候，中央在九月十三日正式批准了 对贺龙立案审查。而向中央报送的审查报告正是经过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诰，无论人们可以找出多少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开 脱，诸则贺龙平日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背后捅了一刀，让中央一时真假难辨，但周在贺龙后来被迫书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 辞其咎的。”
事实上，周恩来本人心里是非常清楚自己是欠了贺龙的账的，为此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在他病重的时候，强撑着一定要去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 仪式。当人们再三劝阻时，周表示：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不来啊!并在贺龙的遗像前先后连连鞠了七个躬，以多少减轻一下他内心的负疚。这已经是后话 了。
第四章 乱局中的隐忍顺守之道
自从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入”全面夺权”的阶段以后，各地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尽管中央文革掌握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竭力宣扬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伟大的创举”和”最盛大的节日”，然而，墨写的谎言决然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整个国家陷入了巨大的分裂和内战之中。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中共党内高层中积聚已久的不满文革的愤懑情绪，在周恩来所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出来。与会的党内军中元老们拍案而 起，慷慨陈词，痛斥中央文革的种种恶行，酿成政坛上的一场轩然大波。最后在毛泽东的雷霆震怒之下，这场抗争被强力压了下去，党内元老派几近全军覆没。而周 本人则安然度过这场劫波，充分表现了其政治上的隐忍之道和顺守哲学，同时也把他表里不一的双重人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大闹怀仁堂
中共党内元老派的集体谏诤被毛泽东强力压下去，溃不成军。善于在政治风浪中游泳的周恩来虽然度过劫波，却失去了与文革派相抗衡的阵地，势单力孤，沦为中央文革的小伙计，不得不对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这场史称”二月逆流”的抗争，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自从去年十月间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提议，发出《紧急指示》后，军队院校的造反 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样蜂拥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踢开党委闹奉命，四处串连，在查找”黑材料”的名义下，冲击上级军事领导机关，进而围攻国防部大 楼，军队由此日益卷入文革的狂澜之中。
本来，林彪此举是想配合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略部署，并趁机在军中排除异己，结果却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包括国 防部等最高统帅甙在内的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不断遭到冲击，军队的各级领导人也遭到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一样的厄运，被揪斗、游街，罚跪、撕掉领章和帽徽，甚至 性命不保。像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就惨死在造反派的手里，就连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未能幸免造反派的揪斗，不是被迫东躲西藏，就是被关在 地下室里，闷得半死。一时间，各军区纷纷来电告急求救，叫苦不迭。
对这种自毁长城的搞法，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中老帅忧心忡忡，认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因此力主保持军队的稳定，提出”地方越乱，军队 越要稳”。这样，在军队是否也像地方一样开展”四大” (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帅等人始终按兵不动，与急于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中央文革形成顶牛，双方发生过多次面对 面的交锋。林彪则首鼠两端，既不想改变紧跟毛泽东的姿态，同中央文革闹翻，又不愿意军队大乱，祸及自身，一直躲在幕后避免明确表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几位老帅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 对，互不相让。陈、江转而迁怒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指责军队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责任在总政，宣称”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 的边缘”，并给萧华戴上了”资产阶级政客”的帽子，责令萧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对此，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提前退 出会场，以示抗议，并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此事。
周恩来看出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萧华一倒，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将难保，军队势必大乱。于是，他立即回话：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 能去大会作检查。并和叶一同赶到毛泽东那里请示汇报，制止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但是，还没等毛保萧的指示传达下来，军内造反派已经闻”风”而动，连夜抄家揪 人。萧华从后门逃脱，跑到西山叶剑英家躲了起来。
第二天，军委当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知道了毛泽东不同意揪斗萧华的态度后，纷纷向中央文革开炮，批驳他们 企图搞乱军队的作法，有的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江青。像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就在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 毛主席的话。”江青也不甘示弱，继续在会上纠缠萧华的问题，追问他昨晚躲到哪里去了?刚刚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被夹在当中，既责问了中央 文革搞乱军队的作法，也跟着批评了萧华，并拍了桌子。
在这种情况下，看出江青是在杀鸡儆猴，冲着自己而来的叶剑英也拍案而起，为昨夜收留萧华一事承担责任，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 他严辞抨击中央文革企图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作法，警告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说话间，按捺不住一肚子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
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一时会场大乱。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 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来龙去脉。
这件事情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深知军方将领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不同，得罪不得，弄不好会逼反。再加上毛这时正在为各地开展夺权斗争后，不 少地方的左派组织(即造反派)势单力孤，而领导权落入保守派手中而伤脑筋。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笼络军队支持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政治需要，毛不得不出面安抚群 情激愤的军方高级将领。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一方面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捺着性子听取了军方将帅们 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形，表态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闹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一旁窥测形势的林彪，这回也站在军方将帅与中央文革斗争的行列里，对中央文革责难军队的作法表了态，说：叫他们也来打 倒我好了。随后，他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对她大发了一顿脾气，说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现在走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怎么解释?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交 待?是修正主义，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不就完了吗?!盛怒之下，林彪把跟前的茶几都给掀翻了，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并要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辞职不干了。 叶群吓得大哭，拼命拉住林彪，劝说他千万不能和江青闹翻，无论如何也不能得罪江青。
在叶群的死活劝说下，林彪的气慢慢消了下来，打消了要到毛那里告状的念头。挨了一顿斥骂的江青自知理亏，见林彪正在火头上，只好老老实实听着，勉强作了自我批评。不过，江青这次着实领教了林彪的厉害，两人之间从此结下心结，成为日后庐山会议双方闹翻的远因。
林彪的态度转趋明朗，给军中老帅们很大鼓舞。他们又趁热打铁，由徐向前登门当面向他反映情况，敦促他参与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中央军委《八 条命令》，并报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此表示很赞赏，积极拉住中央文革进行讨论，虽然最后作了一些让步，但总算获得通过。在毛表示同意照发后，林彪也如释 重负，高兴地对毛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以毛亲自批准军委《八条命令》的下发执行为标志，军方老帅打赢了二月抗争的第一个回 台。
毛泽东在安抚军方将领的同时，作出了派军队”支左”的决定(后来演变为”三支两军” ，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是因为自全国开展夺权斗争后，局势益发混乱，各地区、各部门的两大派组织为争夺领导权打得不可开交，情形远比原来 所设想的要复杂严重得多。在党政系统已经完全瘫痪的情况下，毛手中只剩下军队这一张牌可以利用了。
为此，毛泽东决定让军队介入运动，以期控制局面，帮助拥护响应文革的造反派完成夺权。”大闹京西宾馆”的风波，让毛意识到军队与中央文革的 关系紧张。为了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善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故作姿态，拿军队意见最大的陈伯达、江青两人”开刀”，题目选的是擅自点名打倒陶铸一事。
二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专门在他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批评江青”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提出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江二人，不过只限于文革小组内部范围。
其实，批陶的决定正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陶铸在政治上被抛出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江青不过是拉上陈伯达将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罢了，就像早先 在文革运动中屡屡干过的一样。毛对此虽然不大高兴，但事后已经表态默认了这一点，因此并不真想算江、陈二人的账，还陶铸一个公道，以免损及中央文革的声 名。
实际上，毛泽东在发动全面夺权的同时，正刻意抬高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让其企实际上取代中央书记处。比如，前述中央对上海夺权的贺电，就是 毛亲自提议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署名的。这样一来，中央文革成了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之一。二月初，毛更在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 常委扩大会议上，以谈论”既成事实”的方式，造舆论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
可惜，当时中共党内高层的多数人并没有看透毛泽东极力扶植中央文革的真实用心，相反却为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一时间，毛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消 息在党内高层中不胫而走，大快人心；再加上副统帅林彪也狠批了江青一顿，表态支持稳定军队的措施。这种形势使党内军中的元老们士气大振。他们早就对文革运 动的这种搞法憋了一肚子气，对中央文革的种种胡作非为更是深恶痛绝，于是借毛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起来进行反击。
应该说，周恩来是当时中共党内高层中真正看出毛泽东用心的少数人之一。他并没有因表面上有利的形势而过于乐观，知道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毛批 中央文革不过是故作姿态，所以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和党内军中元老的抗争保持某种距离，冷眼旁观。其实，他的心情和老帅们是相通的，对于他们展开的反击也乐 观其成，希望借此遏止一下中央文革的嚣张势头，同时规劝毛适可而止。不过，经过几十年政治斗争的磨练，周深知政治上的攻守往往转于一瞬之间，所以十分担心 老总们开炮走火，过犹不及，导致整个形势逆转，把他自己也给牵连进去。
因此，在随之而来的”大闹怀仁堂”这一幕中，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刻意降低姿态，保持中立，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双方的斗争之中， 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与此同时，他又利用会议主持人的身份，以默许的态度听任老总们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干人开火，只是偶尔出来纠正一下发言中过火的地 方，以防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会上，军方老帅首先站出来批驳 中央文革。叶剑英指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下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 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啦?要蒯大富(当时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作者 注)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中央文革一干人因为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收敛了许多，在会，正处于守势，只是偶尔出来强词辩解，周恩来则一直静听双方的争论，同时批阅处 理压在手上的文件，始终没有表态，听任双方交锋，直到最后才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宣布散会，说：今天的议程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 说。
二月十二日继续开会时，双方斗得更加激烈。这次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国务院的两位副总理谭震林和陈毅。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早就对张春 桥借口”群众不答应”而扣住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不让来北京一事火气很大，在会前指斥中央文革一干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 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激愤，最后表 示：”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着夹起皮包，拂袖而去。
接下来，陈毅讲得更厉害，已经超出对中央文革的批驳，直接针对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了。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 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激愤冲动之下，陈毅又提到了延安整风，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 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 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在上述”大闹怀仁堂”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出于保持晚节和隐忍顺守的双重心态，一直严守中立，很少说话，对双方的争论基本上没有参与，也没 行出来制止。只是在一旁听着。这与”三老四帅”拍案而起、慷慨陈词的态度大相径庭，形成鲜明对照。他只是在李先念提到”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 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时，责问了康生一句：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有意和会上”出格”的言行划清界限。比如，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以示抗议时，他对谭是拍了桌子的，叫他回来。目前大陆 官方出版物在涉及”大闹怀仁堂”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都有意回避了周对谭拍桌子的这件事，而这恰恰是后来周本人在修改怀仁堂会议记录时亲笔加进去的。
又如，当陈毅提到周恩来当年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一事时，他立即表示：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再如，当陈毅讲了前述明显针对林彪，并且对毛泽东有所影射的话后，周又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然而，周恩来在会下却又换了另一番面孔。显然，老总们大闹怀仁堂，对中央文革一干人痛快淋漓的批驳，乃至延安整风中的种种往事，深深地触动 了他，道出了他郁结心中多时的块垒，令他忍不住也要一吐为快。”大闹怀仁堂”后的第二天，周在连续接见财贸部和国防工业部的造反派代表和干部和讲话中，对 文革运动中要不要党的领导、该不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问题，态度十分鲜明，措辞严厉，与”三老四帅”在会上的讲法并无不同。
比如，周恩来在申斥造反派夺权后让党委靠边站的作法时，说：你们简直没有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 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并宣布：中央各部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数，国务院各部党组要恢复，责任还是部长、厅局长负。
在谈到揪斗干部的问题时，周恩来更是痛心疾首，激愤之情难以自抑，反复强调老干部是党的财富，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用对待敌人的 办法来对待他们。他甚至把现在对干部的批斗同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相提并论，还联系到延安整风审干时的经验教训，说：这次对干部的批判是残酷斗争，无情打 击，时间不到一年，发展速度却超过十七年。想到这，我就难过。”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 厂。”
在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时，周恩来知道事情闹得有些”出格”，特别是陈毅的发言和谭震林的拂袖而去，肯定会让中央文革一干人抓住。他本 人作为会议的主持者脱不了干系。所以他采取主动，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为此毛派汪东兴前来听会，不过等汪赶来时，高潮已经过去。会后，周 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想把事情闹大，因此没有再向毛作进一步的汇报，希望通过冷处理来平息这件事。
然而，中央文革那边却不想放过在政治上转守为攻的机会。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马上向江青作了汇报。为了逃避批评而在家称”病”不出 的江青知道已经抓住对手的把柄，马上精神大振，对此定调说：这是一次大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 误路线，周恩来、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作者注)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并立即安排张、王、姚二人连夜向毛泽 东当面汇报。
毛泽东早已分别从不同的渠道获知了”大闹怀仁堂”的一些情况。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当叶剑英向他报告说”今天和伯达打了一 仗”时，甚至还表态支持叶的看法。不过，毛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据作者当年采访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时，他回忆说，毛在听取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三 人汇报时，开始还面带笑容，像是在听笑话，但在听到陈毅发言中讲到延安整风那一段后，随即变色，不过当场雊没有发作，只是在张春桥汇报周恩来对《红旗》第 十三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时，毛说了一句：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上的社论要送常委审查。在听完汇报后，毛沉吟了一会儿，表示：第一要抓军队，第 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要抓铁路和煤炭。
显然，这次党内高层集体”大闹怀仁堂”事件，让毛泽东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他非常清楚其中的矛头所指，名为批中央文革，实则是冲着他发动的 文革运动而来的。中央文革不过是替罪羊。这么多人竟然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对他发动的文革群起而攻之，情绪如此激愤，批评得如此尖锐，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特别 是陈毅关于延安整风的那段话，更是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这不啻是揭了毛在党内一贯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一派拉一派的老底。在当年的延安整风 中，毛正是依靠了刘少奇这一派人为他打天下，斗垮了所谓党内教条和经验两个宗派，才确立了他自己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如今刘少奇一干人又被他一脚踢 开，沦为文革的斗争目标，罪名比当年的王明还大。
被人当众揭了老底，对习惯了被承旨逢迎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其内心的恼怒可想而知。他很清楚，如果下马上采取断然手段，把这 次党内高层的反对声浪压下去的话，不仅文革运动会半途而废，而且他本人也将威信扫地，刘少奇一干人也将乘机杀回马枪，在政治上清算自己，这样一来，他的一 世英名就会毁于一旦。这是毛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
不过，毛泽东在着手反击前，是做过精心的盘算和准备的。这也是他没有急于发作的原因。在毛看来，在党内高层中，有两个人是必须争取的：首先 是林彪，其次是周恩来。林彪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只要掌握军权的林彪和他一条心，大局就乱不了，就不，旧这些老家伙闹翻天。而争取林彪支持最好的办法，就是 把陈毅在”大闹怀仁堂”中影射林彪的那段话端出来，告诉他的接班人地位不稳，在党内军中有很多人不服。
为此，毛泽东在反击前，特意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做了工作，说：现在老帅们不听我的，我准备带着林彪到南方去闹革命，打游击，重建一支解放 军。为了笼络林彪，毛并特许叶群今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随后，毛又专门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江青虽然刚刚挨了林彪一顿臭骂，不过她知道拉住林 彪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军队和文革小组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关系不能搞僵，一定要搞好团结，共同保护文革大局。为此，她暂时把心里的不快放在一边，执行毛的 意图，登门拜访，做通了林彪的工作。
至于周恩来，毛泽东很清楚他在”大闹怀仁堂”中的暧昧态度和实际所扮演的角色。对此，毛当然不悦，不过还是准备放他一马。这并不是对周有意 迁就，而是着眼于大局的缘故，在目前乱局的情况下实在离不开他，需要依靠他来维持支应局面。所以毛在着手反击时有意保护了周一下，制止了中央文革准备印发 涉及周的材料。毛相信周是聪明人，只要自己表明态度，他就会紧跟上来。对此，毛是心中有数的，
二月十八日午夜，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其中包括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以及代表林彪出席的叶群。会 上，毛发了雷霆震怒，指责”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和林彪的，是为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等等。其实，这还是 后来在传达时经过阁恩来修改得比较委婉的说法。毛的原话远比这个厉害得多，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 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接下来，惯于逢场作戏的毛泽东又故意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然后又危言耸听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 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 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在场的人无不被毛泽东这一番盛怒之下说出的充满要挟的语言所震慑住，一个个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吭声。用后来康生的话说是：我跟主席这么多 年，从来没有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主席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其实，毛发这样大的火，有相当成分是在做戏，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压住党内强大的反对声浪，文 革运动也将半途而废。同时，毛做得十分老到，有意不点周恩来的名字，把他与党内元老派分割开来。这样对周既是一种拉拢，也是一种警告，让他好自为之。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试图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周恩来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或是跟着毛泽东走而与直言谏诤的老总们划清界限，或是站在老总们一边而与 毛决裂，两者必择其一。周在认明形势后，既为”保持晚节”的心态所困，也深知硬顶无异于以卵投石。为了缓和当时会上的紧张气氛，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为几个 老总缓颊转圆，主动检讨承担了责任，说在怀仁堂会议上，他们几个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讲了过头话，这主要责任在于他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恳请主 席息怒。
毛泽东则趁势下台阶，要求政治局立即开会认真讨论这件事，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并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就这样，这场文革期间在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淫威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个形 势随之逆转。
周恩来这种在政治上对毛泽东的隐忍屈从和帮衬迎合一直是最为人诟病之处，同时也是目前海内外评周分歧的焦点。褒者认为这是周氏实出无奈，不 得已而为之，是一种”以柔克刚”的斗争方式。批评者则认为恰恰是由于周的屈从和退让，逢君之恶，毛才更加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因此周恩来实乃毛泽东祸国殃 民的帮凶。
其实，这种不同看法并非始自今日。中共党内高层中对周恩来的这种做法早就存有非议。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对周恩来明知国民经济面临的 困难形势，却不敢在会上讲出来，担心”误会成泄气”，”像诉苦会”的作法，非常有意见，曾当面指他”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这次”大闹怀仁堂”的风 波后，气犹未平的谭震林写信给当年在井冈山共过事的林彪，斥责江青”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真比武则天还凶”，同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我 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 候。
等更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下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邓小平后来在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曾说过两句值得玩味的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 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尽管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邓小平对周的这段评价却切中要害，点出了周氏在文革期间所扮演的双重历史角色–既 减轻了历史灾难，又延长了历史灾难，周恩来所扮演的这种近乎悖论的矛盾角色，正是目前人们在评周时见仁见智，各执一端，结论判若天渊的原因所在。在可以预 见的将来，这种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动机对周恩来其人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本书的写作只是为此提供基本的历史事实，以供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毛泽东在以自己”无产阶级的震怒”压服了党内高层”大闹怀仁堂”的反抗后，并不想轻易放过这件事，他还要做更大的文章，那就是索性趁势肃清 文革的反对势力，把他们从中央领导层中清除出去。根据毛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 林、陈毅、徐向前等人。
周恩来本来就和这些直言谏诤的党内元老派在思想上有着不少共鸣，历史上也有着很深的关系，被认为是他们的”总后台”。因而批斗他们，对周本 人来说，无异于是陪绑。更令他难受的是，毛泽东偏偏又不放过他去，指定由他来主持这一批斗会，让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虽说周本心并不愿意这样干，但在中央 文革一班人马全部出动，大张挞伐的情况下，又岂能独善其身?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晚节，周恩来再次屈从毛的意志，硬著头皮充当了会议主持者这一尴尬的角色。
不过应该说，周恩来不愧是个善于在政治旋涡中游泳的老手，能够在各种情况下恪守中庸之道，左右兼顾，最大限度地保持自身的政治平衡。为了打 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党内元老派的过激言行是有过斗争的，他特意让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在紧要之处作了 若干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会上批判之用。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时，记录稿中原只注明”总理要谭回来”，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 个字。又如，当陈毅提及周恩来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时，周除了加上了自己当时的对答：”应该检讨，整得对嘛”，还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在政治局生活批评会中刻意保持低调，同赤膊上阵，大张挞伐的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拉开距离，宁可被指为在路线斗争中” 动摇”、”和稀泥”，也不愿对党内军中的老总们无限上纲。他利用自己担任会议主持者的身份，在多数时间里保持缄默，只是在最后作会议总结时，对谭震林、陈 毅等进行了批评帮助，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对他们所犯的”错误”在政治上从严进行批判，同时又为他们作了某种开脱，认为他们所担错误的性质还是属于”思 想认识”问题，是一时冲动而讲了错话。
与此同时，周恩来检讨了他作为会议的主持者没有掌握好会议，应对”大闹怀仁堂”事件负责，同时也为自己作了某种辩护，委婉地反驳了江青一干 人对他在路线斗争中”动摇”、 “和稀泥”的指责，只是承认他自己在路线斗争上”有些迟钝”，”不那么敏锐”，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问题，是不那么尖锐的，但牵涉到原则性问题，第一， 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第二，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我也是从不含糊的，党员总要遵守纪律。并举例说明对谭震林、陈 毅等人的出格言行，他自己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支持。
在”大闹怀仁堂”这一回合中，中共党内元老派的集体谏诤大败亏输，不仅未能扭转时局，反而遭受灭顶之灾，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原先由 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一在党内高层中曾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元老派阵营，从此不复存在。参加碰头会的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不是被责令 请假检讨，就是陷入听命于中央文革的造反派”炮轰”、”火烧”的纠缠之中，即使一时”打而未倒”，也无法再正常工作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原有处理党政军日 常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迫中断，在无形中散摊，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
这种局面，正是毛泽东所期待和有意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全盘谋划中，在中央完成全面夺权部署的组成部分。对此，大陆学术界和官方出版 物避免论及这一点，不敢触及毛本人在这场近乎宫廷政变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只是笼统地把它说成是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实际上，毛泽东本人才是这场”逼宫”戏中的幕后主角，中央文革不过是在前台奉旨行事罢了。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先是张春桥，后是江青轮番找周恩来谈话，打着贯彻毛泽东关于”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指示的旗号，提醒周要把中央文 革当作中央书记处来看待，今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逼他把各省、市、自治区筹备建立革委会的权交给文革小组。很显然，在这样重大的 问题上，如果没有毛的首肯，江、张等人是不会如此明日张胆地进行要挟，逼周恩来交权的。
如前所述，周恩来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与江青暗中周旋多时，几次挫败了其觊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图谋，但这一次却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让党内文 革派的逼宫如愿以偿。无独有偶，周氏这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退让，恰好和当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情形如出一辙。这就是周为人弱点的故态复萌，同时也是 当年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的重演，是周个人政治生涯中的宿命。当年正是在周恩来心目中享有绝对权威的共产国际极力扶植王明为首的党内教条宗派上台，而如今则是 他矢志效忠的毛泽东有意让中央文革全面接管权力中枢。在看出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图后，一心想保持”革命晚节”的周恩来明知这是违背党章规定和组织原则的， 却不敢有任何异议，对毛的这一决定俯首听命，把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权力拱手交给中央文革。
此后，中央文革取代厂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行使党内最高权力的执行机构。党内文革派由此完全掌挫了大局，文革女掌柜江青更是权势 大增，骄横跋扈。而周恩来则失去了原有的权力基础，沦为中央文革的小伙计，在文革碰头会中势单力孤，事事受制于人，不得不对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逆来顺 受，乃至说出这样的话来：”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随著文革运动的全面展开，特别是”大闹怀仁堂”事件夭折以后，周恩来已经愈来愈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实质，不过是在冠冕堂皇 的旗号下所进行的一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政治大清洗。在这种情况下，既为保持晚节的心态所困，同时又善于在政治上求生存的周氏对文革采取的态度有了一个 明显的变化，更加谨言慎行，对毛亦步亦趋，而把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深深地隐匿起来。
如果说，周恩来以前对文革运动还有几分真诚投入的话，那么此后则更多的是采行顺守之道了，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已经很难再找到原先那种对文革运动屡屡流露出来的内心忧疑和困惑，改为一概高唱赞歌，充满颂扬吹捧之辞。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处境也变得更加尴尬。由于党内元老派在”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几乎全军覆没，他已经失去了原先抗衡文革派的屏障和 助力而成为”光杆司令”，不得不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组成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中觅得栖身之地。后来，毛泽东出于大局的考虑，看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纯粹是个 书生，办事能力很差，根本应付不了眼前的乱局，才转而指定由周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
但是，中央文革的女老板江青却并不买账，相反还感到愤惯不平。在江青看来，没有追究周恩来在”大闹怀仁堂”事件中实际护湏的角色已经是手下 留情了，现在他竟然来染指它的领地，而且罩喧宾夺主，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这是江青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她虽然对毛的这一决定无可奈何，却 更加迁怒于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动辄训斥辱骂，找碴刁难，极尽拆台排声之能事，令周恩来的日子十分不好过。
不过，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隐忍功夫堪称超一流，远非一般常人所能相比。无论江青怎样胡搅蛮缠，他始终不动声色，表现得极为克制，甚至到了唾面 自干的地步。他之所以对江青如此忍让，说到底还是因为已经看出毛泽东有意让江青在政治上扮演越来越重声的角色，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毛、江两人合开的夫 妻店而已，就连”副统帅”林彪也还要让江青三分。在这种情况下，得罪了江青，也就冒犯了毛。陶铸的垮台就是前车之鉴，落得晚节不保的下场。这是让周恩来内 心深为忧惧的地方。
当然，周恩来这样做也有另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决不轻易退出政治舞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相忍为党”。这是周氏对他自己在中共六届四中全 会前后心境的剖白，而他此时的处境正好和当年相仿。作为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思想传统影响的政治家，周本人除了有相当浓厚的忠君思想外，儒家思想中匡济时艰的 传统，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非常清楚，一旦离开了权力圈，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反之，则总可以有所作为，对政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在目前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更 是需要有人出来支撑危局。在这一点上，周十分清楚自己所起的作用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也是江青一干文革派所无法取代的。只要他本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 站稳脚根，就让江青无理取闹，而他则可以利用继续留在权力核心的地位，对时局发挥自己的影响。
在以后的岁月中，周恩来一直是这样做的，
这年三月，正值春耕大忙季节，但是许多省、市，自治区由于激烈的夺权斗争，处于无政府状态，农业生产无人过问，工矿企业生产大幅下降，纷纷 吃紧告急，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在支持左派夺权之外，赋予军队更大的责任，表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 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随后，他又作出派军队对局势混乱的地方实施军事管制的决定，说：”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热，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 则先实行军管”。
早就为这种局面而焦虑的周恩来立即见机而作，在毛泽东作出这一决策的当天，就起草了中央复广州军区的指示电，要其立即对地处中国南大门的广 东省实行军事管制，提出：”军管会之下，可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可名为革命委员会或支左委员会，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加强和促进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 大联合，推动和实现革命’三结合’(即军队、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方面的结合–作者注)的夺权斗争。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 业、工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
随后，周恩来又把实行军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国务院所属部委，首先从隶属国防工业部的各个机械工业部入手，然后扩及其他。骂此，他专门向毛 泽东写了报告，说：”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在征得毛的同意后，他迅速对铁 道、交通、邮电等部门实施了军管，其余的部委则是派出军代表。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借毛泽东上述批示的东风，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和大力做好支工工作。并亲自起草电文，向全国推 广北京市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将电文转送毛批阅，说：”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接近于’三结合’的筹备小组，但以 抓生产为重点，或者就是军管会下抓生产的班子。如能组成，不论何属，都是好事。”
当然，周恩来在做这些事情时，十分注意站稳自己的政治立场，总是不忘强调”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一类的话，尽量左右兼顾，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周这种心态在对待那几个在”大闹怀仁堂”中陷进去的副总理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成功地平息了党内对文革运动的反对声浪之后，有意松动一下与党内元老派的关系，亲自出面找他们谈话，表示”团结”的愿 望，说：碰头会上的发言，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是阳谋，不是阴谋。毛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个君子协 定，不许骂娘。这次谈话后，周恩来马上见机而作，拟定了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名单，将”大闹怀仁堂”的几位主角一一列上，报请毛批准，希望通过这种在天安 门城楼上的”亮相”，多少改善一下他们的政治处境。
但是，周恩来在做完这件事之后，又担心这几位”炮筒子”因此而”翘匡巴”，再度惹事闯祸，随即又给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预先对他们进行敲打。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并告富春同志：
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欣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 内信用将要失尽。对党、对革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革命小将们将是深刻的一课。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 告，勿谓言之。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
周恩来在信中的用语虽然较重，但陈毅，谭震林几位在经历了”大闹怀仁堂”的风后，领教了毛泽东的翻脸动怒，看到了形势逆转后党内文革派的嚣张，都能体会到周在信中的一片苦心，知道祸从口出，处处谨慎多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随便乱放炮了。
拈花一周微2011-12-05 01: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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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朔报道：11月28日，上海访民张君伟的妻子朱佩玉不幸在家病逝，因强拆变得一无所有的张君伟无钱火化妻子的遗体，停尸家中五天后，鉴于当地居委会无法
解决火化费，张君伟只好在十几位访民的陪同下，用轮椅推着妻子的遗体去上海市政府找韩正、俞正声讨说法，半路上被20多名警察截回。
@贫道马钰 ： 中国护照被视为全世界最垃圾的护照之一，全球可以免签进入的国家仅仅只有18个，有14个在非洲，连去港澳也要签证。全球183个国家排倒数第三，仅列于 朝鲜，巴基斯坦之前。免签的国家有些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香港免签国家135个，台湾免签国家114个。大国地位，可见一般。
陈光诚处境的改善还包括允许获得药物帮助，陈的哥哥能够看望母亲，在监视的情况下送一些食品。知情者同时也强调，陈光诚的处境只是略为改善，允许母亲送食 物和药品，但是离获得自由还差得很远。他们夫妇俩的直系亲属仍然受到严厉的监控。国内和国际人士还需要继续努力，将“自由陈光诚”的运动进行下去
近日从中国山东获得消息：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的盲人维权英雄陈光诚仍然活着。在强大的国际和国内压力下，他和妻子袁伟静的处境稍有改善。据消息人士透露，陈 光诚夫妇获准能够在院子里活动。他目前的健康有所改善。此外，她的母亲允许出去买食品，身边仍然有三位人员监视陪同。
李向阳介绍，12月3日来自bj高层的车队就与cgc有关：“里面有hjt的秘书，他们是来慰问沂南县当局的，由于沂南县当局因为陈光诚事件，国际国内的 压力下，越来越感到心虚了。”临沂市官员曾无意间透露，当地看守cgc的维稳费用高达五千万元。软禁cgc成为养活一群打手的行业，当局甚至扬言要把他再 送回监狱
山东临沂维权律师李向阳透露，12月3日，有来自bj高层的车队前往沂南县，目地是慰问负责围困cgc的沂南县政府官员。李向阳律师从消息人士处获悉： “有一个高层的车队要到沂南县城，所以县城和周边地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很恐怖的，警察为了不让车开进沂南县城，路上的车堵了长长的一串，有十几公里”。
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 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
毛去世后，留下二十多件睡衣，其中一件补丁甚多，连同一条也打了很多补丁的毛巾被，被放在展览馆展出。不知道的是睡衣的补丁是送到总后被服厂打的，而毛巾 被的补丁是送到上海的毛巾厂织补的，打补丁的成本远远超过新买。如果节俭，为什么要买二十多件睡衣呢？世界上许多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
毛在开国大典上穿的衣服，面料是黄色美国将校呢，一口气做了四件。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穿的军装，面料有好几种，一口气做了八套。为参加56年9月召开 的中共八大，专门做了几套衣服，面料主要是啥味呢和哔叽呢。毛的所有衣服都是国内顶级大师的作品。在确定衣服尺寸时，大师站只能在距离毛5米远处目测
大名鼎鼎的孟锦云也来自空政，初到中南海时14岁，后来成了毛的护士，毛外出视察时，地方官员也投其所好举办舞会。在一次舞会上，一位地方官员甚至对一位小演员说：〝xx很喜欢你，你就在xx跳了几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发上休息会儿。〞
刘植荣:【直播叙利亚：叙利亚安全部队官兵不忍心向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开枪，临阵倒戈。连日来，倒戈部队越来越多，步兵，装甲部队，武装警察部队，空军等军事力量纷纷倒戈加入叙利亚自由军。】图为叙利亚倒戈部队在操练。
中南海文工团撤销后，毛的舞伴主要来自空政文工团，她们个个端庄秀丽，年龄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生或高中生，每次舞会由中南海派专车接送，舞会结束后可以享用 在外面吃不到的晚餐。舞厅旁边有毛专用休息室，在这里舞伴可以单独聆听领袖教诲。一位名叫陈惠敏女士，是空政文工团演员，初到中南海时14岁。
跳舞是毛的一大嗜好。在延安时，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教会了革命家们跳交际舞，毛很快着迷，于是每周都组织舞会。53年专门成立了中南海文工团，团员从各大 军区文艺团体选调，女团员的选调标准包括〝面貌清秀、体态端正〞。58年撤销了中南海文工团，但每周周末的舞会照常举办，60年改为每周两次
毛出巡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当时是最先进的移动宫殿——德国进口专列，自带发电机，有空调和全套办公设施和医务室。他出巡时，办公、吃住通常是在专列上，除了 开会，很少住地方的宾馆。专列共12节车厢，能容纳大批随从。他的一位厨师曾展示过他与随从们合影的照片，竟达60人之多。
韶山〝滴水洞〞别墅，是在大饥荒饿死很多人的时候花数亿元修建的，当时几亿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濒于饿死的边缘，却需要喊〝毛大救星万岁万万岁〞！然而，毛只在这里住过一次，而有的别墅从未去过。
毛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五所。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 来，专供毛享用。他有一个别墅新建在一个山凹里，面向大海，背后是郁郁葱葱的山，里面被工兵掏空，修建成万无一失的防空洞和隧道。
毛住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菊香书屋是一个四合院，四面各有五间房，内有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餐厅、门厅，另外还有书房、藏书室等。家人住菊香书屋旁 的另一个四合院。毛拥有一个室内私人游泳池，游泳池旁边也有书房、会客室和卧室。游泳池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保持合适温度，随时等他驾临。
美国硅谷一家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Carrier IQ近日让不少知名手机制造商和无线运营商颇为头疼，其研发的一种软件被指在上千万部手机上截获短信等私人信息。美国消费者2日向该公司和三星、宏达两家手机制造商提出集体诉讼，指控其违反《美国联邦窃听法》
今天是上海访民市政府聚集日，100多上海访民冒雨聚集在200号市政府门前鸣冤、高喊口喊。刚从北京回来由张贵兰、陈载忠现场介绍他们在卫生部门口碰见 胡佳情况。在场的谈兰英等众多访民都很高兴，她们倡导把孙军他们在北京打出的“感谢胡佳先生对上海访民支持！”的横幅重新打起来，以示有同心、同感。
举报人冒死举报南丹县2000年特大溃坝事件，死亡一千多人的世界特大惨案，被广西腐败团伙隐瞒十多年，举报人现惨遭广西腐败团伙雇凶追杀。2011年10月28日，举报人在国家信访局永定河边，惨遭广西政府雇凶残暴，路人报警抢救及时捡回一条性命。
@经典微博爆料 ： 【浙江嘉兴餐馆发生爆炸2死3伤】继西安银行被炸后， 于12月4日8时45分左右，嘉兴市区同乐路上的一家餐馆发生爆炸事故。据消防人员说：饭店内所有液化气罐都没有爆炸，爆炸系人为的！炸弹很可能为自制， 威力很大！点评：中国惹谁了？干吗炸我们啊？
12月4日，法制宣传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按照往年的惯例前往中央电视台，从早晨七点开始，大批警察已经严阵以待，距离中央电视台二百米外开始管制，所 有行人均会受到盘查。另有许多各地政府截访人员在附近徘徊，为免于本省被通报，希图在北京警察清剿之前找到所属地的上访人。
@薛蛮子：北京市的父老乡亲们，空气指数已达极限数值500了！pm2.5居然高达522（正常35到65）！千万别出门，关上所有窗户。开动所有空气净化器，在家宅着吧！领导们啊，你们闻到空气中的恶劣气味了吗？
@赵未ABC ： 我和海涛在一起，我们已安全。今天下午2；30在临沂人民广场做宣传，十三亿跑散了，刁民被抓，请大家关注刁民。
@噬魂真相 ： 替罪羊：1946年，国民党还是合法政府，阎锡山是山西省合法主席，石佩怀也是西周村的合法村长。村长向阎锡山派粮食，这是政策，某组织却说村长是反动分 子，于是蛊惑一个少女，参与谋杀了村长。阎锡山怒极要追查，某组织以“保存实力”为由溜之大吉，把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留下充“临时工”。她叫刘胡兰。
妙觉慈智：当胖子开门的时候，警察横过来拦住我们去路，让胖子关门，不让我们进去。（胖子的脸映在了门上面，这是一张经典照片。）
数名镇政府官员酒后暴打服务员 录像记录全程： 原来我们的公仆都是从基层打出来的，怪不得都是贪腐的勇士。
严少雄 ：【为了下一代，请大家一起把这贴转到无穷大！】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有19522个镇，如每个镇配两辆40万级别校车，只需要156亿。所以，配校车，不差钱，不用捐款，只需正府从3000亿公车消费中拿156亿出来就足够了。转
东方红歌pmz: 【刘亚洲】：一个制度如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就必然灭亡。中国不缺乏真理，中国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美国成功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
陈升祉: 一年之内居然有49位儿童被渣土车压死！西安市委书记是干什么吃的？应该严格问责！.过去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潜规则：无论出了什么事故，总是市长出面处理！市委书记只是隔岸观火！大概是虚拟领导！这非常不正常！
啥是昵称: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苦李井小学的孩子，每天步行两三个小时来上学，没到中午就饿了，他们的午饭主要是土豆和玉米粉（而且都是凉的），很少有米饭，由于吃土豆没什么味道，他们就撒点辣椒粉当配料。（网络图片）
MZ历心图志:【与蒋介石打架的教授】照片上的人叫刘文典，1928年他因所任的安徽大学闹学潮，被蒋介石叫去谈话，当面顶撞蒋介石，叫他“新军阀”。蒋 介石煽了他两耳光，他飞喘蒋介石的下身（注意部位）。刘文典的下场是以《治安条例》打架斗殴论处，关7天。出来后，去清华大学当国文系主任。
@王克勤：【让火箭飞！！美少女御驾江陵县衙】湖北江陵，大学毕业3年5个月的26岁女孩范洁似乎是坐了火箭飞上来的，由股级到为副县，连升五级，且身兼 县里四大要职：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滩桥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比范洁只大5岁的，美少女万玲玲，31岁已官居该县县长。从其简历看，也是一路火箭式升 官。
@可儿老爸01 ： 【每周一贴】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11年12月3日，星期六，农历十一月初九，距离【钱云会】被轧死已过去49个礼拜！！！[火炬][火炬][火炬][火炬][火炬][火炬]
中国新闻周刊:【上访村长之死】监控录像显示，52岁的村主任游济安被6名保安从湖南新化县委大楼里抬至一辆越野车的后备箱中。4天后他的尸体被发现。警方的答案是“溺水窒息死亡”，但家属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事件引发的网络质疑仍待平息
鲁国平: 不止一个日本人认为刘志军2000亿贪污案似乎不是事实，最有想象力的日本人甚至猜想那是不是一个政治集团为某目的而积累的政治资金，因这已超出一般人对 “贪污”理解，太多太多了！其实，这的确不应该叫贪污，叫洗劫才是，日本人、美国人，全世界的人谁都没见过今日中国这世纪末公开大洗劫！转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公布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将近90%的中国大陆人认同民主，认同“民主是个好东西”。『环球时报』是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主办的国际性报纸，在明年中共高层换届之际提出这份关乎民主的
要求匿名的一家北京新闻网站总编辑说：「在骆家辉被党报批评后，我们接获zhongxuanbu的命令，那是口头命令，他们说，不要对骆家辉的每件事都报导，不要过度报导他。」
南方都市报：【给挨冻的孩子加一件衣】《新疆阿勒泰孩子缺衣被冻哭》微博发出后，众多热心网友寻问捐助方法。@新疆都市消费晨报 已建立了捐助渠道，各位网友可将衣物寄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光明路387号晨报大厦30楼花季周刊，邮编830002，电话 0991-8801111。
高铁又有列车因故障而所谓〝趴窝〞停运。 11月29号下午，G16次高铁济南停运将近3小时，据说是因为供电网故障，停电期间共影响上行列车13趟。 网友〝黎静M〞在微博上说：〝车门关了，电也停了，下不了车。请大家微博转下，告诉后面的动车G130,G134 ……别撞上啊。〞
@爱国必须质疑政府II ： 这个一定要转：【世界震惊！中国的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外逃贪官席卷资金6倍于清廷历年赔款总和。综观历史，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向“洗劫”国库的盗国行为，而且目前这种“洗劫”行为还在继续! 下面只是一些官方的硬性数据，实际情况更糟……】[围观]//@紫晶又可馨: 转发微博：【@盛世恐龙
随着这54列动车组回归，京沪高铁将于12月12号起调整列车运行图，同时启用全新列车时刻表。这次调图，京沪高铁安排了92对列车高峰期满图运行。温州 动车事故发生前是每天88对。 詹先生质疑，这相当于每十五分钟就开行一趟列车，这样的密度，是否为再次发生追尾事故埋下隐患？
铁路工程师詹先生：〝在这个追尾这么严重一个高铁事故当中，可以说，不管从当局还是铁道部来讲，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没有真正分析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什 么，没有把这些简单的安全隐患解决掉，那么现在还是走回老路上去，那么实际上说，这些隐患仍然存在。随时对老百姓的出行安全是存在着危险的。〞
温州动车事故后，因为质量问题，被中国北车集团在8月份召回的54列京沪高铁动车组，最近将全部恢复上线运行。京沪高铁也将调整列车运行图，增加班次。在 民众对温州事仍然心有余悸，事故报告还未出炉的情况下，恢复密集运行的高铁是否将再履薄冰？教授王成立认为，新年返乡潮即将到来，铁道部急于赚钱。
记者闵云霄:被删，再发：【方舟子向青岛市委书记开炮】继炮轰唐骏、李开复之后，方舟子对准青岛市委书记李群，指出李2000年《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一 书内容作假。纽黑文市政府发言人上周称，DeStefano市长对李毫无印象，李也许在市政府别的部门实习过，但不在市长办公室，人事部门没有他的工作记 录。
自由不再言论:【拆迁户喝农药后剪下强拆者人头自首 110505 今日一线】拆迁户喝农药后剪下强拆者人头自首
怒讯先生：继09年贵州习水县5名公职人员强奸幼女被定性“嫖宿幼女罪”后，近期，陕西村镇干部涉轮奸12岁少女大出血，依旧被定性为嫖宿幼女。一两条恶 狗糟蹋民女，还当成普通刑事犯罪，但体制也对此种恶行纵容的时候，就远不是普通刑事犯罪那么简单了。兲朝的狗官糟蹋咱民女的程度，已经超过日本鬼子！
严少雄：【兰州军车街头暴打小贩】12月2日晚，甘肃兰州，永昌路，兰A 20206军牌蓝色途观随意停车，挡住一名小贩摊位，不愿挪车反而暴打小贩，数千人围观。警备纠察与公安警车相继将打人者全部接走，愤怒的群众将途观军车掀翻并砸毁。
岭南夜语： 官员酒后轮奸12岁女生：10月26日晚，陕西略阳县郭镇西沟村支书、两名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和一名修建高速路的老板共四人，在略阳县一酒店，将一名不12 岁的未成年少女轮流施暴，致其大出血。【这个国度的官员和所谓的人民公仆的道德堕落，已经到了非人类的地步。】
秀才江湖：父母硬要我买养老保险，我认为不划算、不安全，因为养老保险金直到60岁才可以拿。第一，我不敢保证我能不能活到60岁，如果59岁死了，钱就 白花了，白养活政府那帮吃白食的了；第二，我更加不敢保证政府能活到我60岁那天，万一突然改朝换代，下个朝代的官府把前朝的银行冻结怎么办？
刘馨雨2009: 嫖宿幼女：1.贵州习水多名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2.泉州职业中学校长嫖宿幼女案；3.云南富源县一法官嫖宿幼女。涉案人员中有政府官员、司法干部、教师 以及县人大代表等人员。对于多数受害幼女来说 从此被贴上了“卖淫”的标签。应废止嫖宿幼女罪，统一到强奸罪之下，难道现今法律不如明朝？
新华网报导，现场部份群众情绪激动，对事故处理提出质疑。一些人还掀翻了四辆汽车包括警车两辆。在愤怒的群众面前，交警显得束手无策和无奈，被迫撤离现 场。还有民众送来9个花圈，高峰时说有上千人围观。当局调来三辆大巴的防爆特警赶赴现场支援，分成好几个方阵，气氛很紧张。交通被管制。
12月2日是交通安全日，在西安闹市上拉土车再夺10岁女孩的性命，激怒了市民，他们用行动表达了对死去女孩的哀悼和对有关部门的愤怒。越来越多的围观市 民把西站路和环城西路的丁字路口堵住，造成环城西路瘫痪。2辆警车鸣笛来到，立即遭围攻，被人群左右摇动。其中增援的陕A7233警被掀翻，遭到人群打 砸。
昨天下午5点40分左右，车牌为陕AD9580的拉土车，从环城西路向西站路右拐时挂倒了当时正坐在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孩琪琪，被拖行了几米才停下。女 孩当场身亡。西安交警支队宣传处长车强说，由于拉土车的“疯狂”，西安今年前10个月已有46人遇难。光10月份交通违法行为超过5次以上就有104辆。
什么叫道德滑坡：各行各业都有潜规则。女性想被提拔重用，许多要陪领导睡觉，女性演员想出名，许多要陪导演睡觉，有些男性想被提拔重用，就把自己漂亮的老婆奉献给领导陪睡，这样事情非常多，不胜枚举，见怪不怪。
《扬子晚报》，足球前国脚魏新向大陆媒体曝光了国内青训中丑恶现象即行业的潜规则。基层的足球学校中，许多家长遭到教练的“剥削”是家常便饭，家长需要花 重金去贿赂教练，以便让自己孩子打主力，还披露说，有一个贫穷家庭的母亲不得不以给教练“陪睡”方式，去换取自己孩子能够得到公平的上场机会。
潘敏珠pmz: 火吴祚来:我不反对党有自己的媒体与宣传员，但这笔费用，由党费支出，不能用别人的经费来宣传党，这样对党的形象也不利，拿人民的税钱，不用来发展教育买 校车，却用来宣传党，所以那些鼓吹宣传党的官员，既是讨好党，也是让党与人民离心离德，党应该教育好这部分马屁精官员。
芙小小：中情局高官： 拉拢中国官员的方法简单得千篇一律—— 在美国中情局工作多年的高官罗西兹克在《秘密活动》一书中说：拉拢中国官员的方法简单得千篇一律，只需帮助他们把儿子送进美国大学，他们就会随时为你提供 情报。。【微评：中国的官员可以说是宇宙第一贱种！奴才是最靠不住的】
@陈沪华：这是广东省湛江市委召开的一次会议安排的午餐。有首民谣唱到：自从当上小科长，就把肚皮交给党。倘若派我去台湾，保证吃跨国民党！
毛的厨师班子也是阵容强大，规模曾经达到4人，至少有14人先后在这里工作过，他们个个都是顶级名家。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还一度喜欢吃西餐。在大饥荒最为 严峻时，营养专家与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订了西菜，西菜汤菜谱。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之所以称为〝一三二〞，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200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
毛泽东抽的特供烟，有〝中华〞、〝熊猫〞等牌子，以及四川什邡卷烟厂特供烟生产小组制造的雪茄。每月派专人取烟不方便，就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 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举家迁至北京，在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对门的北京南长街80号设立特制烟小组，专门为毛泽东精制〝一三二〞雪茄。
毛泽东享受的其他特供食品还包括从香港购买澳大利亚麦片，玉泉山农场生产的大米，〝巨山〞农场则供应毛喜欢的蔬菜、肉类和牛奶。冬天的蔬菜则是由广东提 供。此外，茶和烟自然也不能少。毛泽东喝的龙井茶，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在每年最适宜的季节，采下来送进北京。
毛泽东喜欢吃的食品，则从全国各地运到他的厨房。如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空运东方红渔场的活鱼。而想吃武昌鱼的时候，就从武汉空运活 武昌鱼。在大饥荒期间，毛泽东曾宣布他要〝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上，他在一个短时间内是没吃猪肉，却是吃鱼。
一、他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别人写的；二、他的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各单位用公款买来发给职工的；三、稿费源源不断滚滚而来，全国只有他一人，太刺眼，有特 权之嫌。事实上，他在世时，稿费就是私房钱，由他随意支配，党和人民从未分享过一分钱。在五十年代高达100万元的稿费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
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中透露了这一点：该书说，除工资收入外，毛泽东每年还要从稿费中开支近万元，用于补贴生活。可见，这个家庭用于生活的开支，每年不低于15000元。那时李银桥的年收入约600元，吴连登则更少。
东安县引水工程施工一事，当地农民与东安县政府发生过多次冲突。当地政府在紫溪镇紫水上游的高岩水库将水引到县城作为居民的生活用水。但高岩水库下游的塘 复乡有一万多亩良田，每到农忙季节下游的农田灌溉用水就很紧张。而这条河是整个塘复乡村民的主要灌溉水源，因此，当地村民极力反对这项引水工程.
11月29日凌晨，东安县警察半夜砸门抓走多位维权村民。29日早上，村民准备到县政府上访要人，当局派出逾百名武警及政府工作人员在花桥街上阻拦，他们 手拿电棍见人就打，十几人围攻一人，只要谁上前劝说，电棍就挥过去，沿街店铺也被砸毁，店老板也被殴打。政府来了二三百人，打人非常凶残，跟土匪一样.
11月29日凌晨，东安县警察半夜砸门抓走多位维权村民。29日早上，村民准备到县政府上访要人，当局派出逾百名武警及政府工作人员在花桥街上阻拦，他们手拿电棍见人就打，十几人围攻一人，只要谁上前劝说，电棍就挥过去，沿街店铺也被砸毁，店老板也被殴打。
近日，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高岩水库引水工程再次强行动工，引发当地民众强烈抗议。当局派出逾百武警暴力镇压抗议民众，有村民被打至头破血流，数十人受轻重 伤，十多人被抓捕。传闻有2村民被打死，但人被官方拉走，也不许家属探望。有村民形容，当时花桥街上满地鲜血，民众哭天喊地。
化笔为剑: 武汉关山中学附近建行爆炸，多图！ ！ 心理素质不好的童鞋谨慎点击！！
张先贵:武汉关山中学 建行门口发生爆炸
dxz1969: 我在一个充满虚伪和欺骗的社会生活了很久，一开始我以为虚伪和欺骗是为了解放勤劳的人民大众，即为了取得与剥削阶级斗争的胜利而必须采用的手段。但是后来 我意识到，虚伪与欺骗已经与独裁者的利己主义结合起来了！——黄长烨（原朝鲜劳动党书记，最高人民会议议长，1997年逃亡韩国
sa1o: 【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 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 （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
@5月生人 ： 【辽宁又爆炸了！】辽阳网友爆料：辽阳市三院东面的高层建筑早上7点40分左右，发生猛烈大爆炸！死伤未知！原因不明！昨天下午武汉建设银行大爆炸！死伤 惨重！今天辽宁又传爆炸声！前段时间新疆、贵州、太原、西安、北京、佛山、广西、江西、湖南、郑州、大连、东莞连续爆炸！出门小心谨防爆炸！
松下磨刀: 因中国政府支持叙利亚阿萨得政权,埃及民众愤怒焚烧中国国旗.
東北王(proteus)： 【中國援交印尼鐵橋垮塌】中國援建印尼東部城市薩瑪琳逹市鐵橋突然垮塌，到今天為止已造成10人死亡，另有33人被河水沖走。這座橋鐡吊長710米，模仿 美國金門大橋，是中國02年援建，垮塌原因目前認為是吊索斷裂。建造十年不到就垮塌，印尼總統表示鴨梨很大。
何某度人:【轮奸12岁少女的干部只给党内处分】【不断挑战底线，MS现在的血性比汉献帝时期都不如】昨晚8时30分，略阳县委召开常委会，决定对郭镇党 委书记、镇长、纪委书记等3名领导干部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略阳县人劳社保局对涉嫌犯罪的郭镇干部赵某、蒋某作出停职决定。
李方平律师:【戳你生殖器，谁叫你跟政府作对】报警解救北京黑监狱的颜廷忠被阜宁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从北京带回的路上，四个刑警用牙签戳颜的生殖器。颜廷忠 问为何这样虐待他？带队的刑警队长说：“是领导安排的，谁叫你跟政府作对”。（图为第一次酷刑吊打八天八夜的手机偷拍照）
//@福建fzcl三世登云庄主: 试问中国哪一位上将军愿意挺身出做大中华之吴登盛？京郊玉泉山登云庄皇家禁卫军左营誓死追随！拥戴上将军做再造共和首任大总统、终身荣誉总统！赐黄金万 斤、授公爵传十代、永享尊荣！大清光绪皇帝！大清皇家禁卫军左统领一等伯爵三品带刀侍卫：良弼！
@喁喁之鱼 ： 何清涟:北京正在迅速成为国际孤儿。缅甸曾是中国最坚定的盟邦，但关系正在起变化。新总统吴登盛三月上台后大搞改革，放弃长达50年的高压政策，释放大批 政治犯，取消网络管制，举行多党选举，被软禁多年的昂山素季重返政坛。美国务卿希拉里访缅时，敦促其断绝与朝鲜的任何“不正当”关系.
芙小小 ： 【维稳俨然是个富产业了！】北京退休保安以帮助地方政府维稳为名，与五个省市的政府签订协议，专门帮助地方政府拦截上访人员获利，并将上访人员安置在位于 昌平七里渠的一个地方进行非法羁押。在堂堂首都竟然到处是这种黑监狱，租个院子就可关押民众，太可怕了，这难道就是合谐之都！转
请问法官有没有法律常识？请问法院有没有法律常识？中国有权力立法的机构是哪个？是人大！刑法上没有的“嫖宿幼女罪”，法官凭什么就“创造”出来了？与幼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强奸，一切勿论。最高法院居然还把这个当成成功案例，你们把法律都强奸了！！
【轮奸案变成了嫖宿案】陕西略阳12岁女生被村支书等4人轮奸案，警察回答记者的话很诡异。问：犯罪嫌疑人对受害人未满14岁是否知晓？答：轮奸说法不准 确，暂时定性为嫖宿幼女罪；问：轮奸的解释？答：4人是先后跟女孩发生关系，不符合刑法中轮奸的定义；问：轮奸导致大出血如何解释？答：我们推测是例假
欲鱼ABC: 【又一个坑爹的】#湖北惊现“赵美美”，书记之女在美国高调炫富#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党委副书记张林伟之女在美国博客上高调炫耀：开奔驰跑车、住豪宅、垮LV包，上赌场。黄石市医院新盖过亿资产的大楼，张林伟有问题没
微笑是银:裆啊裆啊我亲爱的裆啊!你用地沟油毒奶粉把我喂养大，你教我要撒谎，你教我要流氓，这样将来才能做公产裆!裆啊!我正直善良为何就没好下场?冬天来了你怎叫我忍气吞声不骂你娘?
陈吉水表示，卖地款被村官及各级官员瓜分贪污，仅被判死缓的东营市副市长一人就从该村拿走八百万元。村民为此上访，村官威胁要挖上访村民的祖坟，并恐吓村民说：“我让你们告，你们只能告得自己及祖宗八代和子孙不安宁。” 陈吉水因上访，祖坟真的被挖。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辛镇村村民陈吉水因举报村官贪污卖地款，09年5月被人挖了祖坟，逝去亲人的遗骨被当垃圾不知弃于何处。陈吉水上访至今未果。辛镇村是 东营市的城中村，原拥有5万多亩黄河淤地，被村官卖的只剩1万7千亩，村民没有得到分文卖地款。只有一次村官卖了村里520亩地，被村民得知。
那些不明身份的人是政府一天300元人民币雇来的，现在当地官员还暗中吩咐医院，不要给住院的村民用药。当地政府还不断抓捕带头维权村民，许多村民不敢回 家。去年当地政府以每亩5.6万元低价强征七里村北院线以东2,000亩左右、北院线以西500亩左右的土地，而地方政府却以每亩425万卖给杭州绿城房 地产公司
潘姓村民表示，征服来了一、二千人，过来就打人，只要村民多说两句就被打，有的被打的头破血流。老百姓说征服比黑社会还黑，让农民无法活了。潘根顺被打成 重伤送进医院，靠氧气维持生命，现已转院。李利、彭荣清、解荷莲、徐启春、徐祥国、李元春、童冬菊、王金梅、邱雪云、潘朋建等有不同程度的伤残。
现场的村民看到这场面也吓呆了。徐姓村民说：“场面很残忍，有村民吓得晕过去，有的吓哭，有一位中年妇女被打，可能体力吃不消，当场大小便失禁。至少有 四、五个老人被打，喉咙一掐，提起来扔到路边，把他们吓走。有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被打得住院，最少有十个人住院，有七、八个重伤，轻伤的也很多。”
徐姓村民：“政府来了一千五百人以上，带着头盔、皮棍，将近(24日)上午11点多，第一批冲过来的城管和黑社会，将近六七百人，两地夹击，拳打脚踢，有 五、六人打一个，有逃到田里的村民，有二十多个人追着打。后面冲上来的是公职人员，谁跨进警戒线谁就被打，打了好几人趴在地上，有一个伤势很严重。”
11月24日上午，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新前街道七里村发生严重征地冲突。当局派出逾千人和护地农民发生激烈冲突，现场一片混乱，对村民进行暴力殴打，导致 20多位村民受轻重伤。当天当地政府官员带着城管、公安、政府各部门的人及不明身份的人近2,000人，准备拆除村民9月底搭建的护地帐篷及强行进行施 工。
09年中国民政部发了第二十六号文件，规定受爱滋病影响的儿童，每个儿童每个月得到六百块钱的生活保障，但这在河南一直没有得到落实，稍微好一些拿到二、 三百元，甚至一些儿童根本没有任何补贴。最近几天从河南来了一百多位爱滋病感染者到北京上访反映的就是这些问题。
“河南污血案，黎常寸要负主要责任的，90年至98年他执政河南时推行血浆经济，导致上百万人去卖血，至少一、二十万人感染病毒，几万人死亡
陈秉中老先生告诉记者，一年一度的世界爱滋病日又到了，我心情很沉重。河南的血浆经济导致了一、二十万纯朴的农民因卖血而感染了爱滋病毒，其中有几万人因为感染了爱滋病毒而死亡了。这场因河南血浆经济造成的污血案，到现在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解决。
“中国民间防爱第一人”高x耀x洁则揭露，中国爱滋病人数已逾千万，传播途径主要是在卖血和输血中感染。连番数次向中x南x海高层进言揭露河南血污导致爱滋病泛滥的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教授，直接向“未来总理”黎科强喊话，要求其向河南血污受害者道歉。
问及走路去上学，冷不冷？阿娜尔说，“现在才-20℃，还不算冷。要是-40℃，就太冷了，好几次，我都被冻哭了。”该校校长塔里哈提介绍，“我们这里到 了冬天特别冷，-40℃的天气至少要持续个把月，去年青河县-40℃的天气长达40天。下雪是常事，前年的雪足有两米深，有的地方雪比房子还高。”
新疆青河县又下雪了，对阿勒泰地区的两名小学生阿娜尔和玛依努尔来说，冬天是可怕的。因为家境贫寒，她俩没有足以御寒的冬衣，她们向社会求助。阿娜尔和玛 依努尔写道：“上学的路十分艰难，但对知识的渴望促使我们每天按时到校，我很珍惜学习机会，我们很需要一些冬衣来帮我们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秀才江湖:【河南商报记者在南阳市信访局采访，被工作人员拳打脚踢。警方调取监控录像，遭阻挠拒绝；警方将监控器主机带回派出所，工作人员不让带走，警方 最终也没能将主机带走】信访局不让警察调取监控录像、不让带走主机，警察就这么听话？就没有办法？打狗看主人！如果他们都是一个主人，装装样子
在中行说眼中，卫青是个汉奸。在石敬瑭眼中，张义潮是个汉奸。在秦桧眼中，岳飞是个汉奸。在留梦炎眼中，文天祥是个汉奸。在洪承畴眼中，戚继光是个汉奸。 在吴三桂眼中，史可法是个汉奸。在柏贵眼中，左宗棠是个汉奸。在汪精卫眼中，蒋介石是个汉奸。在某些人眼中，南方报系是个汉奸。by@覃彪喜
l940083520：2010年1月12日下午，贵州省安顺市关岭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在处置民事纠纷时对一方当事人郭永华掏出手枪说，“跪倒，否则我毙了 你！”。对方回了一句：“我没有犯法，你不敢开枪。”于是张磊的扳机朝郭永华头部抠响。10年9月16日经遵义市中级法院公审，至今未果。不下判原因是什 么？
在讨论制度好坏，文化优劣的时候。有人不跟你讲道理，而采用“存在就是合理”的混蛋逻辑。你说中国文明不好，那为什么存在5000年？你说制度不好，那为 什么没被推翻？按此逻辑，蚊子苍蝇、蟑螂耗子是最优秀的，因为人类灭不了它们。存在并非都合理，这是常识。混淆存在与合理，目的是掩盖不合理！茅于轼
李健GG：【周恩来，喝茅台】@大赦天下：1960年，国内大饥荒，青壮年每天定量3两米，不足，人相食。茅台酒厂无米酿酒，周恩来闻讯特批2200吨粮 食给茅台酒厂！此期间中国大陆数千万人饿死，但茅台酒厂1959年到61年的产量并没有减少，且更有收藏价值！1958年土陶瓶茅台酒145.6万元创国 内最高价。（转）
秀才江湖: 10年6月12号，苏州新区枫桥街道戈觉平去书记徐建良家，讨要他利用黑社会在07年7月25日深夜把房屋毁掉和全部财产压在废墟里的说法，却被他本人及 帮凶毒打，被送当地乡医院救治。伤势太重，家属要求转市医院救治，在医生开出转院单把病人抬到救护车后，却被这些警力拦住。看看这就是警察的威力
终日凝眸一段愁: 奥巴马说韩战：“这不是平手，而是胜利。这在当时是胜利，在今天同样是胜利。朝鲜半岛向世界展示两个社会最鲜明对比：一个是开放、一个是封闭社会；一个是 充满活力蓬勃发展国家，一个是宁愿让本国人民挨饿也不改变的政权。对比如此鲜明，太空都能看到——南韩一片光明，北韩充满黑暗
一心禅易馆 ：【8美女拎内裤联名告倒县委书记】甘肃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判决，王先民以1500万元的犯罪额被判死缓。不可思议的 是，王先民的落马，据说是由八个女人拿着内裤联名越级举报，女人内裤成了压倒县委书记的最后一根稻草！崩溃
中国的能源消耗世界第一环境污染程度是发达国家的三十倍。大陆江河水系七成受污染，四成严重污染，三亿多人喝不到干净的水。一万多家企业在长江流域，四亿 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其中三分之一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一半以上的城市空气未达标，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二十个城市，大陆占了十六个
郁金香: 为什么，不管管中国的孩子，中国政府是为你们自己着想还是为中国的子民着想？拈花：你搞错了，我们不是子民，我们是父民，母民。龟儿子不孝顺啊，白眼狼啊！
任连涛: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国家过的正常一些？减小一下贫富差距？举手之劳！拈花：就是成心让你们过不好啊，都过好了，哪里还有廉价劳动力？还有谁接着被他们剥削压榨？
谦泽言:山东副省长黄胜《爱我中华》】四十六个情妇 四十六只花，四十六套豪华房产是一家，九十亿个美元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 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官儿奋起的步伐；爱我中华，腐败我们的国家；爱我中 华，贪官雄姿英发。爱我中华，赛罗赛罗赛罗赛罗赛罗赛罗，爱我中华…
河南省政府在90年代中期鼓励卖血，并将卖血做为一项发展经济的产业 ，许多非法抽血站纷纷成立，导致艾滋病蔓延。河南〝血浆经济〞案件导致至少有数万甚至10万以上的纯朴农民感染艾滋病毒，至少有1万多感染者因艾滋病命丧黄泉。
致马其顿总统的短信：中国人家中失窃，被盗贼偷走校车23辆并慷慨送给你的国家，请贵国本着人道主义原则以及慈悲心态，念我中国幼童因无校车，最近惨死一堆孩子的凄惨景象，还给中国人吧！另：请再勿和代表中国人民的贼寇打交道，他们不是我们选出来的。
山东一名5岁男童，10月31日在父母经营的店外玩耍时，被邻铺拆下屋梁压伤，由于救护车未至，母亲抱着伤者在路边磕头，希望有好心司机载往医院，但无一援手，男童伤重不治。
继〝小悦悦〞事件后，大陆再发路人惨遭意外后无人施援的悲剧。前晚（28日），深圳火车站二楼发生一起凶杀案，一名香港籍男子因争女问题，被情敌挥刀割 喉。该名男子倒在血汩中逾两小时，其间至少有数百人行经，但却无一人理会救援，后一名外国人见状才通知报警。不过，该男子最终身亡。
jls梦随云散lhb: 西昌火普的贫困孩子在卡车下等待发放捐赠来的旧衣服，他们失学，已经冬天，却穿着单薄破旧的衣衫，看着他们那渴望的眼神，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骂捐赠马其顿校车了。党府的心都长在肋巴扇上了。
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共各级政府在最后一个月花掉了近12 000亿元，超过全年财政支出金额的1/4。2008年12月，中共政府的财政支出金额为超过15 000亿，2009年为20 000亿。
dxz1969: 【中国援柬埔寨5000万建豪华办公楼】新华社报道，中国政府向柬埔寨提供巨额援助项目，签字仪式29日在金边举行。根据协议，中国将援柬参议院建设 4846万元人民币的办公楼，哈尔滨双城市水泉乡敬老院，一个老人手里拿着一个鸡蛋，据说很长时间没有吃过鸡蛋了，一天三顿都是酸菜。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提交《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校车议案提交后，他收到了教育部的回复。教育部在回复中表示，如果在全国范围 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的预算，且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最后的结论认为，4500亿的政府买单费用太大。
据《中国经济周刊》不完全统计，2010年10月到2011年9月，一年内全国各地共发生校车事故22起，死亡人数达到47人，平均每月有4名儿童惨死在上下学的路上。
日本《产经新闻》27日以《既然有钱发射宇宙飞船，就该买校车！中国网民羡慕日本儿童》为题报导，指出中国政府可以投入庞大的预算作各种事情，却不把儿童的安全当作重要的事情，“无视儿童安全的民族没有未来”。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认为，“这23辆车本身就不该送！国际义务是法律概念，中国有这种国际义务吗？是条约义务还是其他什么义务？不妨说清楚！我国还很 穷，数以亿计的人还在贫困线下挣扎。况且，即使不穷，也没必要搞金钱外交、面包外交，更不应继承毛时代的沽名钓誉传统”。
@群氓毕至：【易中天总结五毛党：乌贼、疯狗与脑残】“现在最爱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我称之为“乌贼”； 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
据马其顿政府网站透露，今次中方向马国捐赠校巴共23辆，为35座豪华配置，符合欧美安全标准，有自动车门、灭火器，每个座位都配安全带等。该车由郑州宇通汽车公司制造，此次中方向马国赠校巴，总价值应超过1,000万元。
@天佑中华A：我希望大家都能转转这张照片，11月28日，冬天的西昌城郊，这个孩子居然连一件长袖的衣服都没有！冻得瑟瑟发抖。西昌那些领导整天都在干什么？难道就对眼皮子底下的事情视而不见？
近日，黑龙江鹤煤集团鹤岗矿务局南山矿一区长被下属一支部书记害死，据了解，杀人者携带汽油及刀具，“连捅带烧”致对方死亡，本人也被烧伤。当地民众表示，该命案在当地传言颇多；民众还表示，中国东北地区很乱，社会极不“河蟹”。
飘过蓝天的浮云：一些人说：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但事实是，历史上美国救了中国三次：第一次是美国阻止了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的想法，并用赔偿金帮助中国建立了 北大和清华；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仅仅三年就向中国空运了超过70万吨物资；第三次是毛与苏联闹翻，美国阻止了苏联用原子弹对付中国的疯狂想法
老刘仁波切： 教科书提到《永乐大典》时非常含糊地地说“毁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事实上《永乐大典》被焚明确记载是在6月23人，而八国联军进北京是8月14日，全面 占领是8月16日。当时《永乐大典》的存放地翰林院，是英国使馆的北面屏障，是义和团好汉们在火攻英使馆的时候使其成了爱国主义的祭品。
江胡恩怨： 只差校车不差钱：中国去年公车采购800亿 青睐豪华进口车
蒸红的河蟹 ： 中国每年有100多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近2万儿童非正常死亡，40-50万儿童受到车祸、中毒等意外受伤，3成左右的中小学生存在心理异常，另外还有 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因贫困失学、辍学。中国儿童的自杀率世界第一。克拉玛依大火、毒奶粉、甘肃校车…。一个连儿童都无法生存的国家，没有未来！
雲隨羽客：《与时俱进的洗头工作者》路过一个洗头房，门口的对联十分感人。上联是：口技手技中出全套坚持三个代表；下联是：爆乳爆菊鲍鱼两片服务各级领导；横批是：德艺双馨。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小姐有文化啊！
不明真真相: 29日,上海浦东金桥开发区金藏路的新加坡企业赫比家用电器厂近千工人罢工,大批工人聚集在工厂大门,警车把云桥路和金藏路封锁起来,不让车辆通行.30 日早上,工人继续堵住工厂大门,后来来了很多警察强行驱散工人,警察一点都不怜香惜玉,拽着女工头发就往外拖,挥拳就打,打伤多名员工,抓了十几人
浪漫的诗人123: 在国外媒体是用来监督政府的。在我国是用来掩盖真相的。在外国“慈善”是用来行善的在我国它是用来行骗的；在外国“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在我国它是用来发财 的在外国“教育”是用来开启民智的在我国它是用来洗脑的。在外国，官员是给公民打工的。在我国它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
鲁国平: 云南红河宣传部长回应4亿盖楼 称总共才花4亿多：针对有网友晒出见过“最气派”的红河州政府大楼，云南省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伍皓前天在微博上说，州委、人大、政府等五栋建筑，再加 上一个千亩市民公园，“含绿化总共才花4亿多”。评：犬养的宣传部长还嫌花得不够！
【中国国情“白皮书”】1、清廉指数：全球第79位（那还是09年）；2、卫生医疗公平：全球倒数第四；3、房价收入比：世界第一。4、城乡收入差距：世 界第一；5、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6、矿难死人数：世界第一（占全球80％）；7、行政成本：世界第一。8、收费公路：世界第一。 @时尚潮语录
潘敏珠pmz: 火世界卫生组织称，中国 官 方估计目前有600万娼妓，大陆已成世界上最多妓女的国家。大陆妓女遍布台湾日本欧美国家，在香港最多。大陆外国妓女俄罗斯最多，估计6千人。从历史上 看，当一个国度政治衰退，道德滑坡，贫富极端化，就业出路枯竭时，卖淫现象就较多。
王太行:29日16时，河南濮阳一校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校车上7名学生正在抢救。这个月全国不下百名学生受难。人命关天！解放军宗旨为人民服务。先征调 军车接孩子上下学，随后公交系统负起全责。人大监督新上任的一把手，如果不能冻结政府3.5万亿准备突击花的钱，马上撤职。3.5万亿足够支付公交车费 了。
@外貌协会猛料曝光周刊：【继名烟、名表之后，名牌皮鞋也能反腐了】：这位酷爱名牌皮鞋的官员，就是四川双流县现任常委及副县长廖维忠，他尤其喜爱意大利 顶级鞋王-Salvatore Ferragamo的鞋子，常常脚穿价值5、6千元的Ferragamo菲拉格慕经典款男鞋，在辖地各种场合、工地视察工作。
点此收听_经典语录联播: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前30年你们拼命毁文化，后30年你们拼命毁物质：夜以继日的挖取地下资源贱卖掉，强拆地面的民房，污染河流空气，用高税负和低工资榨 干百姓，我们的子孙没有了生存资源，你们的子女却移民走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国家，毁之为恐不及！
candtrae：一根天价内存条算什么？天价酒，天价烟，天价灯，天价餐，天价车，天价楼，他们买的用的哪个不是天价？中止采购又能怎样，等过段时间风平浪静了他们又会启动新的天价采购项目了，只是一到了民生问题上，他们就会摆摆手说：“非常抱歉，资金不足。”
网友爆料，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所购买的打印机容量128M的内存条为6274元，而同型号的原装内存条售价只有600多元。该研究所解释称，网上描 述的只是采购工作的中间过程，已经注意到合同存在问题，因此并未付款，目前合同已经终止。评：就这么完了？采购没有吃水嫌疑？谁信啊。
11月28日，长春2名市民在饮用可口可乐美汁源果粒奶优饮料(清新草莓口味)后中毒，目前1人死亡1人昏迷。经检测，剩余饮料中含有剧毒杀虫剂。30日，长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过电视台发出提示：近期勿饮用相关饮料。长春部分超市也将可口可乐产品下架。
网易新闻：【发改委上售电价和上网电价】11月30日，发改委宣布上调销售电价和上网电价，其中销售电价全国平均每千瓦时上调3分钱，上网电价全国平均上 调2分5。发改委称，此次上调暂不涉及居民用电价格。拈花：ctmd，财政收入年年超常规增长，都拿去喂狗了？税收增加为什么不减价反而加价？王八蛋！
杜春艳:爆料：全国劳动模范、爱心人士原唐山建设物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青春贪污行贿近千万被罢免开除，18人实名向检察院举报。刘青春雇几十名黑社会人员 恐吓威胁并4次打伤举报人，其中一次花6万元雇8名黑社会残暴凶狠殴打其中2名举报人，雇凶主犯至今仍逍遥法外，因其女儿是唐山公安局网安副支队长刘英
@拈花时评5 ： 微革命 ： 今天下午3：00（美国东部时间），美国国会将举行听证会，欲推动立法，禁止向大陆中国侵害人权的政府官员及其子女发放签证
历史-袁老师:食品的历史发展趋势 最初叫食品，然后叫食品质量，然后叫食品卫生，然后叫食品安全。现在正在考虑叫食品犯罪，预计很快就要改叫食品杀人，最后将发展成：食品武器。到了那时，食品的归口单位既不属农业，也不属商业、质检、公安，而应是中央军委…
1936年7月，延安，窑洞内，煤油灯下，一个面容瘦削、颧骨突出的中年人，与对面坐着的一年轻白人侃侃而谈。聊天渐入佳境，年轻人问：当年为何放弃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中年人猛吸一口烟，沉思良久，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临时工的名声太差了。
台长：“限娱令来了，你的节目怎么办？”非非：“我打算把《非》改造成新闻联播，第一环节播报女嘉宾先进事迹，第二环节播报男嘉宾致富之路，第三环节播报 男女嘉宾对口扶贫，第四环节内交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严厉谴责娱乐节目误国误民，第五环节领导慰问女嘉宾，亲切握手并合影。”台长：“好！很好！
同案的陈瑞武也长期受刑，不给吃喝，口渴难受时偷偷喝自己的尿，被发现后继续被打。陈瑞武受刑不过，咬舌自尽未果，被缝七针。他妻子也无故被关48天，被使用摇电话等种种酷刑，被打得浑身是血。
霸州gongan局办案人员：“你是骨头和肉做的，是铁也让你开口！”摇电话（耳朵、生殖器、手脚缠电线）、用尖筷子戳脚心、关铁笼、全身电击、脚后跟被 钉铁钉、强迫吃辣椒和芥末油、夫妻双方互视受刑，等等等。 办案人员说：“我不相信你丈夫受不了的刑你能受得了，我会电飞你。”
原伟东、李杰夫妻被河北省霸州jc非人折磨，他们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夫妻互视受刑。原伟东的妻子在铁笼子，每天受电刑。她近日在北京一个法律研讨会上说：“都说电棍厉害，但一部电话顶十个电棍。”被电胸部、阴部、手脚，用电棍往嘴里捅。
自1985年我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以来，我国艾滋病感染人数逐年上升。记者29日从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获悉，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和病人43．4万，其中死亡8．8万。根据联合专家组评估，截至2011年底，估计我国存活艾滋病病人15．4万；当年新感染4．8万，死亡2．8 万。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联合专家组评估，截至2011年底，估计我国存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78万。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感染者和病人存活34．6万。也就是说，目前还有大约56％的感染者尚不知情。
红楼达人 ： 有这样一个女人，上下班骑自行车，天天去菜市场买菜，买西红柿、马铃薯，这两道菜是她的最爱。她不只是买菜，她还是个翻译家、刺绣家、服装设计师等。她很 穷，常靠稿费补贴公务开支…..这个女人，就是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评：女王很穷，万恶的资本主义。
@慕毅飞：看新出的凤凰周刊，朝鲜从1996年，疯狂进行毒品生产，金二胖誉之为白桔梗产业，每个农场必须有126亩用来种植毒品，主要销往中国的东北三省，一年获利在一亿美元以上。中国打击时一律称之为边境某国，加以袒护。朝鲜就是邪恶国家，灭它，天经地义!
秋风扬沙: 吴稼祥：很好啊，警车成校车了。 ◆◆@法律资讯-文史典故：【请大家迅速扩散】南方电视台记者 @二肥麦 : 多家媒体今天来采访深圳边警警方公车私用，用警用大巴接送小孩上学，目前媒体记者被请到警方办公室喝茶！
@京华散人：我愤怒了！地震经费仅千分之一用于预报！！！最近，国家地震局公布了一年经费细则：地震预报预测 270万元；震情跟踪 1700万元；地震信息传输及管理 5012万元；住房公积金7166万元；购房补贴 8678万元；行政运行 1.8亿元；机构运行2.1亿元……拈花：钱都被用来养这帮白痴了！
手艺农村：28日晚西安市东大街西口，陕K牌照的黑色奔驰,冲到了路沿上，先后撞上两辆出租车，致出租车上的一的哥和一乘客当场死亡，三人受伤。车速非常 快，肇事后奔驰车上三女一男弃车逃跑，市民称车辆明显味道一股酒味。肇事司机为富二代男子姓杨，随后的酒精测量中检测出，杨某的酒精含量为216.02毫 克
//@我黑到底: 清算 //@李思华选举打假:新余伪选，铁证如山。假了就假了，奈它何也！你依法举报打假，它就仗势抓人打人！你讲法律，它就耍流氓 。他们操纵选举，还暴殴代理我们选举打假的律师/@梦里惊闻:非法拘禁独立参选人，操纵选举，明目张胆地破坏选举。新余市人大常委会至今对李思华的举报
@李思华选举打假 ： 【被非法拘禁回顾（之一】：1）2011年5月12日，因助选@刘萍196412 @仁爱1963-魏忠平，被新余市袁河公安分局口头传唤，之后被北湖路派出所监守居住；2）5月14-20日被城北办维稳人员幽禁于仙女湖；3）6月 28-29日，因参选人民代表被送往铜鼓县；4）9月1-4日因可能被外媒采访，被城北办维稳人员送往井冈山
11月26日下午，长田乡政府组织人员到该乡双庆村一带的非法小煤窑进行炸封。据死者的亲戚表示，长田乡政府人员不管洞内是否有人就实施了封堵洞口，然后 进行炸封，爆炸过后有人还听见洞内发出声音，但无人进行抢救。等到死者的亲属得知消息后为时已晚，父子二人双双毙命在政府官员的手里。
陶姓村民表示，当晚村民有几千人，警察有几百人至上千人，现场人山人海，造成国道交通堵塞。村民很气愤，把警车推翻了，把政府大门、门窗玻璃都砸碎。政府 派武警打人抓人，打伤了二十人左右。 这场冲突一直持续到27日凌晨4点多才平息，两死亡村民的尸体已被当地政府拉到殡仪馆，由数辆公安车看守。
11月26日，贵州省惠水县长田乡政府在双庆村炸封小煤窑时致两农民遭活埋死亡。死者家属及数千村民抬尸到乡政府讨说法，官员避不见面。当晚十点，愤怒的 村民将乡政府大楼玻璃全砸碎，至少有五辆警车被掀翻。随后当局派出数百武警镇压，用散弹枪驱散村民，导致很多村民被打伤，有数十人被捕。
11月28日网友爆料，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所购买的打印机容量128M的内存条为6274元，高于市场价逾9倍。研究所工作人员称采购程序合法，至 于为何价格高得离谱，该工作人员认为，这可能涉及他们的特殊专业要求。评：忽悠谁呢？要是打印效果有特殊要求还靠谱，内存条是通用的。
@鲁国平先生：sa1o: 官员喝茅台，只要不用公款埋单，公众自然没啥意见。可现实情况呢？有业内人士称，茅台年产量的40%供给了中央部委、国家企事业机关，只有60%在市场流 通。而且，从“喝的不买，买的不喝”这一“潜规则”来看，即便这60%，恐怕大部分也属于公款消费。
@无家可归啦 ： 谁让我无家可归】王玉玲：2010年10月19日到11月3日，山东菏泽巨野县拆迁指挥部某些领导在无合法拆迁协议情形下，无视我全家强烈反抗，先后两次 将我合法新建房野蛮拆除，致我住房财产毁灭，身心遭到难以愈合的严重创伤！求正义！求公平！求转发！
@没到过橘子洲头 ： 【河南濮阳一幼儿园校车发生撞车 载有7名幼童】29日16时,濮阳一校车因小雪路滑与一辆大货车相撞,救援人员正紧急赶往现场。濮阳消防部门负责宣传的人员称,事故地点位于106国道濮 阳县八公桥镇北进寨村附近。为一幼儿园金杯面包车,车上坐着7名孩子，金杯面包车已被撞毁。
日前，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就甘肃省庆阳市校车事故发出通知，称事故暴露出一些地区存在车辆违法严重超载、非法擅自改装车辆以及有关部门在校车安全管理方面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监管有漏洞等突出问题。评：仅仅是管理问题？教育补贴呢？
//@夜狼自话: 工信部日前发布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明确要求，申报公务车目录的轿车发动机排气量不超过1.8升，价格不超过18万。这一新规有望 把一些豪车挡在公车门外，节约财政开支。但业内专家指出，要防止一些地方钻新规空子，降低公车标准的同时，还要大幅减少现有公车的数量。
@蓬蒿人微评 ： 湖南纪委官员陆群揭露公车配置四种钻空子手法：一、帕萨特外表，辉腾内饰；二、新购豪华越野名为“下乡或抢险专用车”，实为一把手第二部专车；三、名为购 置“上级重要领导或外宾接待车”，实为主要领导专用；四、让不受购车限制的下属企业购豪车，长期借调到上级机关供主要领导使用。微评：花样百出！
11月28日，埃及开始议会选举，这是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当天选举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选民投票热情较高。这次选举标志着埃及民主进程迈出重要一步，而在所有参加竞选的政党中，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表现出很强的实力。评：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呢？
李健GG:【中国大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大贪官？】香港一个官员受贿200元就坐牢8个月，美国一个州长贪污2万美元就成为其史上最大贪官。铁道部总工程师 张曙光海外存款28亿美元，山东副省长黄胜贪污90亿美元，随便一市长落马就可能几个亿…大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大贪官？是规则坏？还是人坏？还是都坏？
微革命 ： 今天下午3：00（美国东部时间），美国国会将举行听证会，欲推动立法，禁止向大陆中国侵害人权的政府官员及其子女发放签证
证券市场周刊:【温故知新】这段视频是双色球愚弄全国人民的铁证！第四个球（24号）在大屏幕中很显然弹回去了很远，在小屏幕中却紧紧地挨着9号球。我想 任何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郭美美让大家看清了红十字会的真实面目，我期待着早日出现另一个郭美美，让大家看清彩票的反动本质。
一些年里，卖血甚至成了河南一些乡村农民的生存方式。这是导致当地爱滋病疫情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因为采血站违规操作，导致了爱滋病毒严重的高感染率。就是几年光景，有一二十万农民因为卖血感染爱滋病毒，之后至少造成数万卖血者因此死亡。
1990至1998年，〝血浆经济〞在河南省快速发展，短短几年间，加入卖血致富的农民迅速增多，1995至1996年达到高峰。据河南省卫生系统内部知情人士估测，这段时间河南全省约有140多万人卖过血。
截至到2002年末统计，在感染爱滋病致大量死亡的河南省上蔡县程老村就有126人病死，柘城双庙村和新蔡县东湖村，也死亡120人左右；近4000人的 上蔡县后杨村，至少有250名村民死于爱滋病，爱滋病毒呈阳性的村民近700人，全村失去双亲的〝爱滋病孤儿〞达26名，有400个儿童双亲中一人因爱滋 病死亡。
新闻哥-非官方精选:【宝库】查处贵阳原市长助理樊中黔的专案组讲:一搜:光点钞票就用一天,搜出人民币600余万,欧元13万,美元10.3万,港币 46万,18万购物卡.再搜:半屋子陈年茅台,一扎旧报纸包好的20万,45根金条.三搜:三处房产内有5个保险柜,现金1297万,价值300万房产 13套。摘自@作家熊聪颖.
他解释，中国两大石油企业的业务分为开采板块和炼油板块，两个板块分别独立核算，中间以国际油价结算。这样的中间定价不会使公司整体利润产生影响，但对于两个不同板块而言，这样的中间定价意味着中石油的炼油板块购油成本很高。
更为奇怪的是，年年盈利的两大油企总是为炼油业务喊亏。两大油企公布数据显示，2007年，中石油炼油与销售板块亏损206.8亿元、中石化炼油亏损 104.52亿元；2008年，两者分别亏损829.7亿元、615亿元。 黑龙江经济学者廖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大油企炼油业务亏损的数据是自己“做出来的”帐。
发改委日前披露数据称，炼油行业受全年原油价格整体高位运行影响，前9个月净亏损11.7亿元。这一数据与中石油与中石化声称的共亏损645.9亿元的巨 额数据相差甚远。此前，中石油与中石化的财报称，前三季度炼油业务亏损分别达到了415亿元和230.9亿元，总计645.9亿元。
2006年，勃瓜瓜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费每年月26000英镑。他目前就读的肯尼迪学院的费用是每年70000美元。
勃瓜瓜从小由专职司机接送他上下学。2000年，他父亲勃起来送他去一个名为Papplewick的英国预科学校留学。据该学校网站显示的信息，该校目前 每年的学费为22425英镑。一年后，他成为了英国最著名私立学校——Harrow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据该学校网站显示的信息，该校目前每年的 学费为30930英镑。
《华尔街日报》报导，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傍晚，身穿燕尾服，开着红色豪华法拉利跑车的薄瓜瓜，去赴宴会的情景。报导指出，让人惊奇的是他的父亲是勃起 来。勃起来正在发起一个有争议的活动—〝唱红歌〞以期重振毛思想。中国去年人均年收入大概是3300美元。他儿子在美国，却驾驶着价值数十万美元跑车。
边走边拍:【福彩又被揭穿】红会、宋基会等丑闻后，轮到福彩了！490亿福彩仅6亿用于福利事业。双色球作假九大漏洞，如现场直播开奖变录像补摇；法国进 口红外线数字摇控机提前输入号码；在各省聘请彩托，大奖开后总部或分部分成；不定时在边远贫困地区中出一等奖麻痹民众。中国公益，画皮揭开全是狼！
@闭目塞听 县长儿子杀人无罪!马山县长李兵的大公子李鹏驾着400万豪华进口小车在大街闲逛,被平民小伙胡东华的摩托车括了车身一道伤痕,李鹏出口便是20万,胡东 华拿不出钱,李鹏二话不说,直接上车猛踩油门冲向胡和围观民众,胡和两名围观群众当场身亡,另有6人重伤!请大一起转!让恶人得到惩罚
北京市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纪平涉嫌贪污1047万元和受贿435万元，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11月28日，王纪平案将在一中院开庭审 理。其律师称，检方指控的1047万元贪污款，王纪平本人并没有见到，因此针对贪污指控，将做无罪辩护。评：正厅级才贪一千万？超级清官啊！
夜隐一世:台儿庄会战中，国军第122师苦守滕县，日军以重炮飞机猛攻，中将师长王铭章中弹倒地，警卫扶他，王铭章大叫:“杀鬼子，不要管我，老子死在这 里痛快！”日军冲上来后，王铭章将军挣扎着高呼:“杀敌，抗战到底！”以佩枪对准自己脑门……伤痕累累的数百名官兵高呼:“小日本必亡！”拉响了手榴弹
小平唯一的孙子、现在美国纽约律师楼工作的David Zhuo（中文原名邓小弟），有海外媒体报道，2011年9月因性骚扰女同事，被警方拘捕，随后他向女方付20万美元私了。 但此消息未经中国官方证实。
小十一狼 (雷死你) ： 【三个女人——史上最牛钉子户！】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王利平说：“……重庆身处孤岛与拆迁队抗争的吴苹；上海手持燃烧瓶抵抗拆迁队的潘蓉；成都用打火机点 燃汽油自焚的唐福珍。——女人本身是弱者，但她们在捍卫私有财产权时，变成了最坚强的人。”
4月2日，广东阳江市副科级干部周腾越与妻子因一笔12万元存款的去向及女儿的教育问题激烈争吵。周腾越用铁锤将妻子打死，为掩盖犯罪事实，他将尸体分成 63块并运到50多公里外的乡间竹林挖坑掩埋。目前，周腾越一审被判处死缓。评：公务员都这么变态吗？死缓？连法官都变态了。
nibaoming： 我建议我国人民停喝一年国产奶，不是我们不爱国，我们更爱命，我现在理解有钱人为什么移民。因为在中国连吃饭喝奶都是在赌命。 卫生部出面解释，标准制订过程中，多次召开研讨会，广泛听取各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意见，就是不要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因为喝死的是消费者，纳税的是企 业。
据参与乳品标准制订的专家表示，乳品新国标初稿由蒙牛、伊利及光明集团等起草。送审稿中菌落总数、蛋白质含量这两项关键性标准在国标出台前被“莫名”推翻，新标准被指“倒退”。专家呼吁卫生部公开会议纪要，让公众了解订标过程。评：看来大家只好断奶了。
晚年周恩来(九)（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2-02 05:32:26
工交座谈会上的转向
工交座谈会本来是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召开的，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以扭转工业生产节节下降的局面。但是，当触犯了急于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工矿企业的毛泽东后，周马上随风转舵，为了自保，并没有出来承担责任，听任为他背黑锅的陶铸中箭落马。
中央工作会议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迅速烧向工矿企业和农村。这种局面正是毛泽东暗中期待的。更确切地说，是他有意造成的，是 他在党内遭遇重重阻力，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希望借此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来。当然，天机下可泄漏，毛并没有把这张底牌公开亮出来，只是在暗中向中央文革 的少数人打了招呼，要他们为此作准备。与此同时，善于玩弄权谋的毛却在表面上敷衍渴望运动早日结束的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开出同意运动大体在明年春节前后结 束的空头支票。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起初也不大清楚毛泽东的底牌，一直寄希望文革运动会很快结束，不过，他已经预感到局势的严峻，毛在政治上可能还会有更 大的动作。他在中央工作会让上的讲话中就不无忧虑地表示：会后还会出现新高潮，遇到新冲击。在这一点上，他和党内许多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曾对协助他在国务 院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两人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 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不过应该说，周恩来比一般人更识”时 务” 。他已经看出文革的势头锐不可当，因此并不想硬顶，而是采取顺守之道，伺机因势利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方兴末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 势利导”。为此，他利用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曾经过问各地”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就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 产》，强调经济建设不能中断的重要性，防止把文革的祸水引向生产领域。他并利用接见群众组织的机会，反复重申两条：第一，工矿企业和农村不能停产闹革命； 第二，工矿企业不许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可是，随后发生的上海”安亭事件”，把周恩来所坚守的这两条也给冲掉了。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由中央文革派出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 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经过研究，认为这样做违反中央有关工人要坚守岗位，不许成立跨行业组织等规定精神，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 的方针。工总司因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并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赴京告状。后来这列火车奉命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车站。于是，王 洪文等率众闹事，卧轨拦车，造成南北交通动脉沪宁线中断三十小时。周恩来得到上海市委关于”安亭事件”的报告后，深知兹事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马上和陶 铸一道赶到中央文革驻地，进行紧急磋商，决定以陈伯达名义致电中共华东局，要他们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 同时做说服工作，劝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随后，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然而，张春桥这时已经通过江青摸到了毛泽东期待：工人起来造 反，以冲破党内阻力的意图，因而根本不理睬周恩来、陶铸和陈伯达一起商量出来的意见。在此之前，他在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代表时就已经闪烁其辞地透露 了毛的这一意图，说：”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随后，张以中央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处理”安亭事件”中贯彻毛的意图，签字同意了 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和赴京上告是革命行动等五项要求。
张春桥之所以敢这样做，并非是自作主张，或是像后来所宣传的那样”先斩后奏”，而是在事先绕过中央包括自己的顶头上司、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 伯达，直接请示了毛泽东本人。这一点，他自己在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签字前同工人的座谈中转弯抹角地露了出来，说：”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 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很显然，在文革那种人人自危的年代中，如果没有事先得到毛的首肯的话，张春桥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擅作主 张的。
张春桥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从中央到上海地方各级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同常委碰头会上，当时被蒙在鼓里的 周和陶铸严厉批评了上海”工总司”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全线中断的做法，指出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要坚持中央的既定方针，采取补救措施。性情刚烈 的陶铸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说：”就是要把它压下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究竟有没有权不同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算数?”弄得同样不知情的陈伯达有苦难言。
这时，一直在幕后充当导演的毛泽东出面讲话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说：可以先 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毛并拿宪法中”结社自由”的条文，批评陶铸和陈丕显对上海工人所持的态度。”就这样，毛一言九鼎，压住了各方强烈的反对 意见，就连一向敢于放炮的陶铸也不再吭声。整个形势随之逆转。自周恩来以下的中央、地方各级领导人下得不吞下这一苦果。
与此相反，毛泽东却从”安亭事件”中受到很大的鼓舞，认为”革命工人起来了”，这正是冲破目前运动阻力的好途径，由此形成了在文化大革命运 动中”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新设想：先从学校和机关搞起，再到工厂、农村去，把工人和农民像红卫兵那样组织起来，为此，毛泽东认为九月间中央下发的关于工 矿企业和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文件已经过时，需要重新作出规定，要陈伯达一班文革秀才们尽快搞出来。”
在此之前，由于第四季度全国经济形势明显恶化，已经出现了生产节节下降，建设濒临停滞的局面，为此周恩来把佘秋里和谷牧找去，布置他们抓紧 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并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正好就在这时，陈伯达已 经奉命搞出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革运动新规定的文件初稿。为了防止中央文革起草的这个文件过于放任群众起来造反，从而失去对运动的约束力，周建议将这一文件 提到正在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去讨论。不料，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央文革的稿子在工交座谈会上遭到激烈反对。参加会议的部长们哄堂而起，大加批驳，认为 工厂搞大民主，势必影响生产，在工人中成立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不是打架就是停产，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并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下能 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还有的故意说反话，表示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那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等等，把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批得 体无完肤，会议又另外搞出了一个修改稿，强调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等。 本来，这些意见正是周恩来自 文革发动以后所一直坚持的主张。不过，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已经从”安亭事件”的处理上看出了毛泽东的态度，因而开始有所退却，谨言慎行，凡事不轻易表 态。可是，他的感情和看法毕竟和他的部属们是相通的，因此当看到他们站出来慷慨陈词时，不能不受到某种感染。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十一月十九日到工交座谈会 讲话时，当场并没有制止会上的过激言论，相反还鼓励大家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 怨。
但是，三天之后，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后，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关于这次汇报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原始的档 案材料，多是引述辗转传达的内容，而且说法不一，前后抵牾。不过，座谈会上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提出的主张正好与毛想把文革这把火引向工矿企业的意图背道而 驰，令毛大为恼火，则是可以肯定的。再加上这时中央文革的王力在私下已经向周打了招呼，告以毛对陶铸的种种不满，批评陶铸提出的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 依靠各级党组织和老工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很显然，工交座谈会触怒了毛，陶铸也在政治上凶多吉少，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在这种情况下，善于在政治浪涛中弄潮的周恩来立即随风转舵，采行顺守之道，有意和工交座谈会一上的论调保持距离，同时尽力说服掩护他的部属 退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再一次到工交座谈会上讲话时，不再提”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一类话了，而是强调说：”浪潮来了， 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叫形势搞下去，才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并语重心长地表示：”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 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周氏的这一番话可谓五味俱全，意在言外，把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和在政治上隐 忍退避的顺守哲学表现得淋滩尽致。
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名为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实则展开围攻 批判。林彪亲自出马，坐镇会议，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早已靠边站的人都被叫来与会。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轮番上阵，集中向陶铸、谷牧等人开火，指责他们以 生产压革命，”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会议接连开了三天，最后由林彪作结论，说这次工交会议是完全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 转弯，如果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大概是奉毛之命，林彪还专门敲打了周恩来一下，针对他不久前说过的运动形势是” 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指出现在不应该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主动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领 域。
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被称之为”万吨水压机”。在政治高压下，与会者纷纷作了检讨。首当其冲的陶铸在发言中有意识地出面承担了”堵”、” 压”工厂、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责任”，表示：这次会议把我这个盖子揭开，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实际上，陶铸是在代周 恩来受过，顶下了本来应该由周出来承担的责任。关于周本人在会中的表现，当事人谷牧这样回忆道：
令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 过程，说他们(指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 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总理的这些话是在为我们开脱责任。
既然自己主管的事情闯了这么大的”祸”，周恩来就不能不对毛泽东行所交代。会后，他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看，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 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他在给毛的书面报告中，以超身事外的口吻写道：”这是谷牧同志在十 二月四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 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 于领导。要看个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不关痛痒的表态并不感兴趣，也不想追究他的责仟，他这时所感兴趣的是尽快将陈伯达起草的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 新规定发下去。不过，完全清楚周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毛泽东也下想轻易放过他去，随后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陶铸。
陶铸原来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上调中央，接替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破格拔擢，进入中央 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当初，毛泽东看重陶铸是因为他在历史：他与刘少奇有过节，再加上为人耿直，敢于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他于 中对付刘少奇的一门大炮。但是，陶铸到中央后的表现，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处处跟着周恩来走，有意识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更让毛不满意的是， 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还总是和他本人的意图顶牛，在运动中屡屡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断告状，说他为人霸 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陶铸日益反感，认为他已经成为运动的绊脚石，遂决定批陶，为下一步运动扫清障 碍。
顺便一提的是，阔铸当时对文革的女掌柜江青确实不大买账，甚至敢于当面顶撞她，当然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在文革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层中是很少有的。陶铸曾对他的妻子谈起过这一点：
”你下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合的口吻，真足让人受不了!”
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让他主持批陶会议的目的，不光是杀鸡给猴看，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对他的考察。同时，他心里也很清楚陶铸是在代己受过。的 确，陶铸到中央来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师长和领导，处处尊重，遇事请教，成为周的得力助手。在许多问题上，两人观点一致，配合默契，运动中 的不少事情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后，由陶铸出面办的。而且陶铸一直处在运动的第一线，为周挡住了不少棘手的事情，分担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从内心说，周恩来 是很感激陶铸对他的支持的，也愿意身边有这样一个人能为自己分忧解难。所以当社会上出现炮轰陶铸的浪潮后，他一直明确采取保的态度，舌焦唇燥地劝说造反派 不要这样搞。
比如，当北京医学院红卫兵因陶铸曾出面保过卫生部党委而包围中南海，要求揪出”暴发户”陶铸时，周恩来曾几次出面做工作，说：陶铸同志是很 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毛主 席扪林彪同志也不会同意。
但是，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 以周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援之以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听 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在这件事情上，充分显露了周在政治上明行保身的为人，是欠了陶铸账的，而他本人也很快便尝到了孤军作战的苦头。
在这次批陶的会议上，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马出动，按照预先的布置，轮番上阵，向陶铸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 横扫，最后主将出场，江青、陈伯达、康生进行重点批判，为陶铸所犯错误的性质定调，给他戴上了两顶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和”刘、邓路线的代理人”。 一个星期后，陶铸即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打倒。
“全面夺权”
毛泽东知道文革之举已经彻底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釜底抽薪，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比而来。毛在自己七十三岁生日那天，请文革小组成员到家中吃寿面。席间，毛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自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感到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与他离心离德，知道他所发动的文革之举己经彻底得罪了他们，再企图说服他们接受自 己的主张无异于与虎谋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按照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几个月后就鸣金收兵的话，那么这一大批仍然在党内占据要津的各级领导干部日后势必 成为刘少奇卷土重来的党内基础。因此，必须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在政治上动大的手术才行。毛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此而 来。这才是他内心深处不便对外人道的真实动机。至于洤来把它形容成是毛”对马克思列宁丰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等一类冠冕堂皇 的说法，不过是中央文革一班秀才们奉旨进行的理论包装而已。
不过，毛泽东很清楚在政治上搞这样一个破釜沉舟，几近改朝换代的大动作需要师出有名，仅仅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制 定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无论再怎样渲染，充其量也只有五十天：况且路线问题说到底也还是党内问题，无法做太大的文章。因此必须在批刘的问题上 另辟蹊径。
实际上，自文革发动以来，毛泽东在批刘问题上一直采取的是相机而动的作法，是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而不断”水涨船高”的。究竟对刘少奇整到什 么程度，毛并没有一定之见，而是完全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只有把刘的问题说得越严重，才越能表明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必要性。本来，毛还是准备 把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的，即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还是如此。他对刘、邓二人的检讨分别做了批语，给以某种肯定和鼓励，并在会上表示：刘、 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准许他们革命。甚至还说过：
”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
但在会议结束后，当毛泽东发现需要借助批刘来排除党内对运动的阻力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采纳中央文革的意见，把他本人肯定刘少奇，邓小平 二人检讨的批示扣下不发，而把他们的检讨单独发下去，作为全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这次，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准备再一次拿刘少奇开刀， 不过改从他的历史问题上入手，以便突破”五十天”和”党内问题”的界限，为即将展开的”全面夺权”制造口实。
善于揣摸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发难者的角色。还在文革发动之初，康生就暗中授意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 徒集团案”和刘少奇本人的历史问题。九月间，他写信给毛，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 个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康生这一手十分老辣，既把安、薄这些属于刘少奇山头而又 占据党内要津位置的人的历史问题端了出来，又把刘本人给牵连进去，可谓一箭双雕。
毛泽东接获康生的这一报告后，只是批了”已阅”两个字，并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听任康生继续搞下去，同时他在盘算使用 这块”石头”的时机。后来，这件事越搞越大。深知此案干系重大，牵连甚广的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为红卫兵追查”六十一人案”中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出狱问 题请示毛，表示：”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上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 而多年考验，其中也有好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了表里文章，一方面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暂时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另一方面又没有把门关死，让周覆电西北局，称”中央 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然而，当毛泽东决心发动”全面夺权”之际，便动手抛出这块可以在政治上 致刘少奇于死地的”石头”来。十二月十一日，毛亲自主持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了刘的”历史问题”，决定对此立案审查，成立了五人领导小 组，最初的成员是：谢富治、江青、萧华，叶群、陈伯达(顾问)。不过，由于刘仍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老于权谋的毛决定以”王光美专案组”的 名义来审查刘的历史问题，并把江青换成汪东兴。
差不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通过中央文革广为收集刘少奇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言论，并对其中一份揭发刘一九五0年一月十三日在东北提出”现在是剥 削救人，要欢迎剥削”的材料上批示：”资产阶级路线由来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文革秀才陈伯达对此心领神会，立即利用宣传机器造势，将批刘的重点由批判 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为对十七年来刘少奇所推行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全面批判和清算。
在实施全国”全面夺权”的部署上，毛泽东选择了上海作为突破口。毛之所以看重上海，不单是因为上海曾是文革运动发动的大本营，更重要的还是 看重自”安亭事件”后，上海已经形成了一支势力强大，足以左右政局的工人造反派队伍。十二月间，工人农民开始起来响应造反后，毛曾多次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吹风，谈他本人已考虑多时的对党政机关进行”接管”的思想，进行”路线交底”，说：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 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工义。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七十三岁生日。按照中国老的说法，七十三岁被认为是”命坎”，有所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 去”的说法。毛本人就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耐人寻味的是，一向不在自己生日主动请客的毛，却在七十三岁生日这一天，请了中央文革的大部分成员到他家中吃寿 面。正是在这次生日晚宴上，毛最后定下”全面夺权”的大计，决心采取破釜沉舟之举，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搞到底。席间，毛的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围绕着全 面开展阶级斗争的问题讲了很多话，并站起来祝酒，一语惊人，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大都写入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社论中。不过，社论中并没有直接使用”全面夺权”的字眼，而是用的”展开总攻 击”的提法，而毛祝酒词中的”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也被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换了个说法，改成”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了。
根据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的布置，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返回上海，紧急策划夺权。一月六日，以 上海市”工总司”为首的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揪斗了自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下几百名厅局级干部。随后，在张、姚的操纵下，建 立了全市性的临时政权组织，宣布以”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上海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接管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对于这出本来是由毛泽东在幕后一手导演的上海夺权，随后他又自导自演，出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 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接着，毛又让中央文革小组代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 致上海各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开展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
接着，中央文革开足宣传机器，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张声势，使上海”一月夺权”的风暴迅猛席卷全国，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首先起来 响应，其它各省也不甘落后，纷纷展开夺权斗争，各地党政机构完全瘫痪，领导干部被普遍批斗，正常工作无人过问。同派别之间的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打得不可开 交，演成恶性的武斗事件，全国陷入了更大的动乱之中。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之际，一直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也变得更加尴尬。尽管他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采取明哲 保身的态度，以退让求生存，但文革女老板江青仍然不依不饶，挑唆造反派继续散布诸如”文革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等流言，年初在北京街头甚至连续出现 了”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
更让周恩来感到被动和尴尬的是，在上海夺权这样大的问题上，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并没有被通知参加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的生日聚会和表态支持上海夺权的谈话。局势的突变令他措手不及，完全打乱了他原先解决上海问题的设想和安排。
本来，从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对上海市委一直采取保的态度，针对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的作法，曾几次表态宣布：上海市委不是异 帮，是革命的。在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上，迫于毛泽东的干预，他不得不退而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但仍主张依靠上海市委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就在几天之 前，鉴于上海的局势日益混乱，他还代表中央给陈丕显打电话，要他出来主持上海工作，叮嘱上海一定不能乱，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上海的夺权行 动，让周本人的政治信用破产。
问题还不仅于此。自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周恩来在政治上努力紧跟毛泽东的同时，内心一直希望运动能够早日结束。在他看来，既然接班人的问 题已经解决，群众也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刘少奇也靠边站了，总之该解决的问题大体都已解决了，运动就没有必要再这样旷日持久地拖下去了。
为此，周恩来曾几次设想过结束运动的时间表，并积极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可以说，周之所以在前一段全力支持毛放手发动群众，检阅多达一千一百 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与此不无关系。因为中共历来搞运动的作法，都是一旦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运动也就将由高潮转入收尾阶段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劝导与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打消思想顾虑，不要再犹犹豫豫，要敢字当 头，回去以后赶快放手发动群众，说：”如果群众运动不开展起来，我们春节就结束不了”，并为文革运动一再冲破原有的设想，何时结束仍然遥遥无期而着急。
这次，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之举，不仅使周恩来原先希望早日结束运动的想法完全落空，而且还使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很显然，文革的这种搞法 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势必会把整个党和国家拖入一场巨大的分裂和内战之中。然而，这场泼天大乱又是他本人矢言忠于的毛泽东行意造成的。在这 种情况下，周的内心深处必然在两者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上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当然，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心态占据了上风，强迫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要跟着 毛走。用他本人的话说是，只有”做个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才能想通”。
周恩来的这种内心困惑和挣扎，明明想不通却又要作大彻大悟状，强迫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心态，在这一时期各种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不时地流露出 来，有时甚至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像”我们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学、紧跟、紧改、紧赶、还赶不上”。这样一类内心独白，差不多已经成了这期间周在接见 讲话中的一个特色。这对一向城府很深，行事总是深藏不露的周氏来说，实在是很少见的。这种反常的情况，正好映照了他上述的内心困惑和挣扎，为了在政治上保 持晚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不过，周恩来是一个深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髓的人物，为人处事总是恪守中庸之道，执两用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天性富于调和” ，善于在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他在努力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把他自己摆在一种”跟不上”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 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贯彻毛的意图，充当文革执行者的同时，又尽力支撑危局，扮演了文革补救者的角色，对毛的极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种缓冲制衡的作 用。
其实，周恩来本人对自己所扮演的这种双重角色非常清楚。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句 话在周死后广为流传，不少人把它解释为周氏”高尚人格的表现”。其实，这不过是他备受上述双重角色内在矛盾的煎熬–明知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在铤而走险，把整 个国家拖入一场空前的动乱和灾难之中，但在”保持晚节”的心态下，又不得不跟着走。与此同时，他又良知未泯，不甘自我沉沦，为求心之所安，只好尽力补救– 这一复杂心态的隐晦抖露罢了。
最能体现周恩来这种双重人格的，莫过于他在文革期间所精心选择并且始终佩带的那枚毛泽东的像章。像章的一端是毛的头像，表明了他决心在政治 上跟着毛走的信念。像章的另一端刻有毛手书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则是他政治信念中的另一方面，藉以求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周氏之所以选择佩带这枚像章 绝非偶然，而是他在文革中扮演双重角色时内心冲突的外在表现，并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象征。
周恩来把这枚像章看得很重，犹如文革期间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一直佩带到死。其间当别人几次想更换这枚像章时，他都拒绝了。据知情人说，曾 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到外面参加会议，造反派专门送给他一枚非常精致的像章。为了不让他们扫兴，他当场并未拒绝佩带，不过回来后仍然换上了自己中意的这 枚”为人民服务”的像章。
让我们还是回到”一月夺权”以后的叙述中来吧。
尽管周恩来被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剖外，但事情出来后，他还是积极参加了进去。一月十一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修改了前面提到的 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央对上海夺权的贺电，并和陈伯达、江青一起联名送毛审定。与此同时，周又设法应付由席卷全国的夺权浪潮而造成的乱局，有所为有而所 下为。他有意避开了毛直接关注和掌握的各省市的夺权，而想办法限制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夺权范围。
为此，周恩来借毛泽东在肯定左派夺权时说过”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的话，大大发挥了其中的意思，在各种场台强调说：夺权是指夺文 革运动的领导权，对业务只能行使监督权。并一再申明：外交，国防、财政、宣传、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随后，周又不断扩大属于不能夺权的范围， 提醒造反派对”业务监督要有分寸”，并针对两派为了夺权而打派仗的问题，说：夺权里头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夺自己思想中的”私” 字权，去掉私心杂念。
在费尽口舌劝说造反派不要胡来的同时，周恩来对于在劝说无效后发生的一些出格越轨的事情，也毫不手软地采取了制止措施。不过，他只拿参与其 中的党内领导干部开刀而放过一般群众，以免落下”镇压群众”的把柄，触怒毛泽东。比如，二月十七日，周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时，当场下令逮捕了拒不执行命 令，在背后操纵造反派抢夺财政合业务权的一名财政部副部长，以儆效尤。他并在讲话中强硬地表示：这样的夺权走到邪路上去了。要夺中央的财政大权，我们非起 来保卫不可，不然我们要犯罪。不起来保卫主席直接掌握的大权，怎么能算常委!”这件事当时引起的震动很大。中央文革一干人认为周恩来做得”太过份了”，很 想报复一下，但终因抓不到什么把柄而作罢。
又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赵紫阳这位后来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大概是已经看透了这场由毛泽东一手导演的”自下而 上的夺权”的把戏，因而在省委机关只有二三个人起来造反的情况下，就主动让权，把省委、省政府所有的公章统统装在一个麻袋里交给了造反派。周恩来闻知后， 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情，指出各省的大权是中央授子的，决不能轻易送出去，要同中央打招呼，并说：小孩子做游戏总还要打一场嘛，怎么连儿戏都不如， 随便就把权交出去?!不过，周对赵的工作能力还是很欣赏的，在九大后安排各省市领导班子时，点名让他出来工作。
工交座谈会本来是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召开的，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以扭转工业生产节节下降的局面。但是，当触犯了急于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工矿企业的毛泽东后，周马上随风转舵，为了自保，并没有出来承担责任，听任为他背黑锅的陶铸中箭落马。
中央工作会议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迅速烧向工矿企业和农村。这种局面正是毛泽东暗中期待的。更确切地说，是他有意造成的，是 他在党内遭遇重重阻力，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希望借此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来。当然，天机下可泄漏，毛并没有把这张底牌公开亮出来，只是在暗中向中央文革 的少数人打了招呼，要他们为此作准备。与此同时，善于玩弄权谋的毛却在表面上敷衍渴望运动早日结束的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开出同意运动大体在明年春节前后结 束的空头支票。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起初也不大清楚毛泽东的底牌，一直寄希望文革运动会很快结束，不过，他已经预感到局势的严峻，毛在政治上可能还会有更 大的动作。他在中央工作会让上的讲话中就不无忧虑地表示：会后还会出现新高潮，遇到新冲击。在这一点上，他和党内许多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曾对协助他在国务 院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两人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 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不过应该说，周恩来比一般人更识”时 务” 。他已经看出文革的势头锐不可当，因此并不想硬顶，而是采取顺守之道，伺机因势利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方兴末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 势利导”。为此，他利用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曾经过问各地”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就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 产》，强调经济建设不能中断的重要性，防止把文革的祸水引向生产领域。他并利用接见群众组织的机会，反复重申两条：第一，工矿企业和农村不能停产闹革命； 第二，工矿企业不许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可是，随后发生的上海”安亭事件”，把周恩来所坚守的这两条也给冲掉了。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由中央文革派出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 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经过研究，认为这样做违反中央有关工人要坚守岗位，不许成立跨行业组织等规定精神，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 的方针。工总司因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并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赴京告状。后来这列火车奉命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车站。于是，王 洪文等率众闹事，卧轨拦车，造成南北交通动脉沪宁线中断三十小时。周恩来得到上海市委关于”安亭事件”的报告后，深知兹事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马上和陶 铸一道赶到中央文革驻地，进行紧急磋商，决定以陈伯达名义致电中共华东局，要他们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 同时做说服工作，劝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随后，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然而，张春桥这时已经通过江青摸到了毛泽东期待：工人起来造 反，以冲破党内阻力的意图，因而根本不理睬周恩来、陶铸和陈伯达一起商量出来的意见。在此之前，他在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代表时就已经闪烁其辞地透露 了毛的这一意图，说：”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随后，张以中央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处理”安亭事件”中贯彻毛的意图，签字同意了 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和赴京上告是革命行动等五项要求。
张春桥之所以敢这样做，并非是自作主张，或是像后来所宣传的那样”先斩后奏”，而是在事先绕过中央包括自己的顶头上司、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 伯达，直接请示了毛泽东本人。这一点，他自己在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签字前同工人的座谈中转弯抹角地露了出来，说：”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 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很显然，在文革那种人人自危的年代中，如果没有事先得到毛的首肯的话，张春桥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擅作主 张的。
张春桥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从中央到上海地方各级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同常委碰头会上，当时被蒙在鼓里的 周和陶铸严厉批评了上海”工总司”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全线中断的做法，指出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要坚持中央的既定方针，采取补救措施。性情刚烈 的陶铸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说：”就是要把它压下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究竟有没有权不同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算数?”弄得同样不知情的陈伯达有苦难言。
这时，一直在幕后充当导演的毛泽东出面讲话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说：可以先 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毛并拿宪法中”结社自由”的条文，批评陶铸和陈丕显对上海工人所持的态度。”就这样，毛一言九鼎，压住了各方强烈的反对 意见，就连一向敢于放炮的陶铸也不再吭声。整个形势随之逆转。自周恩来以下的中央、地方各级领导人下得不吞下这一苦果。
与此相反，毛泽东却从”安亭事件”中受到很大的鼓舞，认为”革命工人起来了”，这正是冲破目前运动阻力的好途径，由此形成了在文化大革命运 动中”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新设想：先从学校和机关搞起，再到工厂、农村去，把工人和农民像红卫兵那样组织起来，为此，毛泽东认为九月间中央下发的关于工 矿企业和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文件已经过时，需要重新作出规定，要陈伯达一班文革秀才们尽快搞出来。”
在此之前，由于第四季度全国经济形势明显恶化，已经出现了生产节节下降，建设濒临停滞的局面，为此周恩来把佘秋里和谷牧找去，布置他们抓紧 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并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正好就在这时，陈伯达已 经奉命搞出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革运动新规定的文件初稿。为了防止中央文革起草的这个文件过于放任群众起来造反，从而失去对运动的约束力，周建议将这一文件 提到正在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去讨论。不料，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央文革的稿子在工交座谈会上遭到激烈反对。参加会议的部长们哄堂而起，大加批驳，认为 工厂搞大民主，势必影响生产，在工人中成立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不是打架就是停产，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并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下能 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还有的故意说反话，表示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那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等等，把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批得 体无完肤，会议又另外搞出了一个修改稿，强调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等。 本来，这些意见正是周恩来自 文革发动以后所一直坚持的主张。不过，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已经从”安亭事件”的处理上看出了毛泽东的态度，因而开始有所退却，谨言慎行，凡事不轻易表 态。可是，他的感情和看法毕竟和他的部属们是相通的，因此当看到他们站出来慷慨陈词时，不能不受到某种感染。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十一月十九日到工交座谈会 讲话时，当场并没有制止会上的过激言论，相反还鼓励大家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 怨。
但是，三天之后，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后，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关于这次汇报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原始的档 案材料，多是引述辗转传达的内容，而且说法不一，前后抵牾。不过，座谈会上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提出的主张正好与毛想把文革这把火引向工矿企业的意图背道而 驰，令毛大为恼火，则是可以肯定的。再加上这时中央文革的王力在私下已经向周打了招呼，告以毛对陶铸的种种不满，批评陶铸提出的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 依靠各级党组织和老工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很显然，工交座谈会触怒了毛，陶铸也在政治上凶多吉少，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在这种情况下，善于在政治浪涛中弄潮的周恩来立即随风转舵，采行顺守之道，有意和工交座谈会一上的论调保持距离，同时尽力说服掩护他的部属 退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再一次到工交座谈会上讲话时，不再提”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一类话了，而是强调说：”浪潮来了， 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叫形势搞下去，才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并语重心长地表示：”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 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周氏的这一番话可谓五味俱全，意在言外，把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和在政治上隐 忍退避的顺守哲学表现得淋滩尽致。
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名为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实则展开围攻 批判。林彪亲自出马，坐镇会议，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早已靠边站的人都被叫来与会。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轮番上阵，集中向陶铸、谷牧等人开火，指责他们以 生产压革命，”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会议接连开了三天，最后由林彪作结论，说这次工交会议是完全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 转弯，如果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大概是奉毛之命，林彪还专门敲打了周恩来一下，针对他不久前说过的运动形势是” 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指出现在不应该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主动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领 域。
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被称之为”万吨水压机”。在政治高压下，与会者纷纷作了检讨。首当其冲的陶铸在发言中有意识地出面承担了”堵”、” 压”工厂、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责任”，表示：这次会议把我这个盖子揭开，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实际上，陶铸是在代周 恩来受过，顶下了本来应该由周出来承担的责任。关于周本人在会中的表现，当事人谷牧这样回忆道：
令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 过程，说他们(指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 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总理的这些话是在为我们开脱责任。
既然自己主管的事情闯了这么大的”祸”，周恩来就不能不对毛泽东行所交代。会后，他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看，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 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他在给毛的书面报告中，以超身事外的口吻写道：”这是谷牧同志在十 二月四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 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 于领导。要看个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不关痛痒的表态并不感兴趣，也不想追究他的责仟，他这时所感兴趣的是尽快将陈伯达起草的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 新规定发下去。不过，完全清楚周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毛泽东也下想轻易放过他去，随后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陶铸。
陶铸原来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上调中央，接替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破格拔擢，进入中央 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当初，毛泽东看重陶铸是因为他在历史：他与刘少奇有过节，再加上为人耿直，敢于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他于 中对付刘少奇的一门大炮。但是，陶铸到中央后的表现，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处处跟着周恩来走，有意识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更让毛不满意的是， 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还总是和他本人的意图顶牛，在运动中屡屡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断告状，说他为人霸 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陶铸日益反感，认为他已经成为运动的绊脚石，遂决定批陶，为下一步运动扫清障 碍。
顺便一提的是，阔铸当时对文革的女掌柜江青确实不大买账，甚至敢于当面顶撞她，当然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在文革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层中是很少有的。陶铸曾对他的妻子谈起过这一点：
”你下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合的口吻，真足让人受不了!”
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让他主持批陶会议的目的，不光是杀鸡给猴看，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对他的考察。同时，他心里也很清楚陶铸是在代己受过。的 确，陶铸到中央来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师长和领导，处处尊重，遇事请教，成为周的得力助手。在许多问题上，两人观点一致，配合默契，运动中 的不少事情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后，由陶铸出面办的。而且陶铸一直处在运动的第一线，为周挡住了不少棘手的事情，分担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从内心说，周恩来 是很感激陶铸对他的支持的，也愿意身边有这样一个人能为自己分忧解难。所以当社会上出现炮轰陶铸的浪潮后，他一直明确采取保的态度，舌焦唇燥地劝说造反派 不要这样搞。
比如，当北京医学院红卫兵因陶铸曾出面保过卫生部党委而包围中南海，要求揪出”暴发户”陶铸时，周恩来曾几次出面做工作，说：陶铸同志是很 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毛主 席扪林彪同志也不会同意。
但是，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 以周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援之以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听 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在这件事情上，充分显露了周在政治上明行保身的为人，是欠了陶铸账的，而他本人也很快便尝到了孤军作战的苦头。
在这次批陶的会议上，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马出动，按照预先的布置，轮番上阵，向陶铸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 横扫，最后主将出场，江青、陈伯达、康生进行重点批判，为陶铸所犯错误的性质定调，给他戴上了两顶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和”刘、邓路线的代理人”。 一个星期后，陶铸即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打倒。
“全面夺权”
毛泽东知道文革之举已经彻底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釜底抽薪，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比而来。毛在自己七十三岁生日那天，请文革小组成员到家中吃寿面。席间，毛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自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感到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与他离心离德，知道他所发动的文革之举己经彻底得罪了他们，再企图说服他们接受自 己的主张无异于与虎谋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按照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几个月后就鸣金收兵的话，那么这一大批仍然在党内占据要津的各级领导干部日后势必 成为刘少奇卷土重来的党内基础。因此，必须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在政治上动大的手术才行。毛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此而 来。这才是他内心深处不便对外人道的真实动机。至于洤来把它形容成是毛”对马克思列宁丰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等一类冠冕堂皇 的说法，不过是中央文革一班秀才们奉旨进行的理论包装而已。
不过，毛泽东很清楚在政治上搞这样一个破釜沉舟，几近改朝换代的大动作需要师出有名，仅仅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制 定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无论再怎样渲染，充其量也只有五十天：况且路线问题说到底也还是党内问题，无法做太大的文章。因此必须在批刘的问题上 另辟蹊径。
实际上，自文革发动以来，毛泽东在批刘问题上一直采取的是相机而动的作法，是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而不断”水涨船高”的。究竟对刘少奇整到什 么程度，毛并没有一定之见，而是完全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只有把刘的问题说得越严重，才越能表明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必要性。本来，毛还是准备 把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的，即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还是如此。他对刘、邓二人的检讨分别做了批语，给以某种肯定和鼓励，并在会上表示：刘、 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准许他们革命。甚至还说过：
”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
但在会议结束后，当毛泽东发现需要借助批刘来排除党内对运动的阻力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采纳中央文革的意见，把他本人肯定刘少奇，邓小平 二人检讨的批示扣下不发，而把他们的检讨单独发下去，作为全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这次，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准备再一次拿刘少奇开刀， 不过改从他的历史问题上入手，以便突破”五十天”和”党内问题”的界限，为即将展开的”全面夺权”制造口实。
善于揣摸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发难者的角色。还在文革发动之初，康生就暗中授意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 徒集团案”和刘少奇本人的历史问题。九月间，他写信给毛，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 个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康生这一手十分老辣，既把安、薄这些属于刘少奇山头而又 占据党内要津位置的人的历史问题端了出来，又把刘本人给牵连进去，可谓一箭双雕。
毛泽东接获康生的这一报告后，只是批了”已阅”两个字，并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听任康生继续搞下去，同时他在盘算使用 这块”石头”的时机。后来，这件事越搞越大。深知此案干系重大，牵连甚广的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为红卫兵追查”六十一人案”中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出狱问 题请示毛，表示：”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上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 而多年考验，其中也有好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了表里文章，一方面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暂时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另一方面又没有把门关死，让周覆电西北局，称”中央 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然而，当毛泽东决心发动”全面夺权”之际，便动手抛出这块可以在政治上 致刘少奇于死地的”石头”来。十二月十一日，毛亲自主持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了刘的”历史问题”，决定对此立案审查，成立了五人领导小 组，最初的成员是：谢富治、江青、萧华，叶群、陈伯达(顾问)。不过，由于刘仍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老于权谋的毛决定以”王光美专案组”的 名义来审查刘的历史问题，并把江青换成汪东兴。
差不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通过中央文革广为收集刘少奇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言论，并对其中一份揭发刘一九五0年一月十三日在东北提出”现在是剥 削救人，要欢迎剥削”的材料上批示：”资产阶级路线由来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文革秀才陈伯达对此心领神会，立即利用宣传机器造势，将批刘的重点由批判 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为对十七年来刘少奇所推行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全面批判和清算。
在实施全国”全面夺权”的部署上，毛泽东选择了上海作为突破口。毛之所以看重上海，不单是因为上海曾是文革运动发动的大本营，更重要的还是 看重自”安亭事件”后，上海已经形成了一支势力强大，足以左右政局的工人造反派队伍。十二月间，工人农民开始起来响应造反后，毛曾多次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吹风，谈他本人已考虑多时的对党政机关进行”接管”的思想，进行”路线交底”，说：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 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工义。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七十三岁生日。按照中国老的说法，七十三岁被认为是”命坎”，有所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 去”的说法。毛本人就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耐人寻味的是，一向不在自己生日主动请客的毛，却在七十三岁生日这一天，请了中央文革的大部分成员到他家中吃寿 面。正是在这次生日晚宴上，毛最后定下”全面夺权”的大计，决心采取破釜沉舟之举，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搞到底。席间，毛的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围绕着全 面开展阶级斗争的问题讲了很多话，并站起来祝酒，一语惊人，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大都写入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社论中。不过，社论中并没有直接使用”全面夺权”的字眼，而是用的”展开总攻 击”的提法，而毛祝酒词中的”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也被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换了个说法，改成”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了。
根据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的布置，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返回上海，紧急策划夺权。一月六日，以 上海市”工总司”为首的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揪斗了自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下几百名厅局级干部。随后，在张、姚的操纵下，建 立了全市性的临时政权组织，宣布以”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上海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接管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对于这出本来是由毛泽东在幕后一手导演的上海夺权，随后他又自导自演，出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 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接着，毛又让中央文革小组代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 致上海各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开展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
接着，中央文革开足宣传机器，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张声势，使上海”一月夺权”的风暴迅猛席卷全国，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首先起来 响应，其它各省也不甘落后，纷纷展开夺权斗争，各地党政机构完全瘫痪，领导干部被普遍批斗，正常工作无人过问。同派别之间的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打得不可开 交，演成恶性的武斗事件，全国陷入了更大的动乱之中。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之际，一直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也变得更加尴尬。尽管他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采取明哲 保身的态度，以退让求生存，但文革女老板江青仍然不依不饶，挑唆造反派继续散布诸如”文革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等流言，年初在北京街头甚至连续出现 了”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
更让周恩来感到被动和尴尬的是，在上海夺权这样大的问题上，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并没有被通知参加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的生日聚会和表态支持上海夺权的谈话。局势的突变令他措手不及，完全打乱了他原先解决上海问题的设想和安排。
本来，从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对上海市委一直采取保的态度，针对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的作法，曾几次表态宣布：上海市委不是异 帮，是革命的。在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上，迫于毛泽东的干预，他不得不退而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但仍主张依靠上海市委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就在几天之 前，鉴于上海的局势日益混乱，他还代表中央给陈丕显打电话，要他出来主持上海工作，叮嘱上海一定不能乱，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上海的夺权行 动，让周本人的政治信用破产。
问题还不仅于此。自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周恩来在政治上努力紧跟毛泽东的同时，内心一直希望运动能够早日结束。在他看来，既然接班人的问 题已经解决，群众也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刘少奇也靠边站了，总之该解决的问题大体都已解决了，运动就没有必要再这样旷日持久地拖下去了。
为此，周恩来曾几次设想过结束运动的时间表，并积极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可以说，周之所以在前一段全力支持毛放手发动群众，检阅多达一千一百 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与此不无关系。因为中共历来搞运动的作法，都是一旦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运动也就将由高潮转入收尾阶段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劝导与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打消思想顾虑，不要再犹犹豫豫，要敢字当 头，回去以后赶快放手发动群众，说：”如果群众运动不开展起来，我们春节就结束不了”，并为文革运动一再冲破原有的设想，何时结束仍然遥遥无期而着急。
这次，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之举，不仅使周恩来原先希望早日结束运动的想法完全落空，而且还使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很显然，文革的这种搞法 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势必会把整个党和国家拖入一场巨大的分裂和内战之中。然而，这场泼天大乱又是他本人矢言忠于的毛泽东行意造成的。在这 种情况下，周的内心深处必然在两者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上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当然，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心态占据了上风，强迫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要跟着 毛走。用他本人的话说是，只有”做个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才能想通”。
周恩来的这种内心困惑和挣扎，明明想不通却又要作大彻大悟状，强迫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心态，在这一时期各种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不时地流露出 来，有时甚至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像”我们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学、紧跟、紧改、紧赶、还赶不上”。这样一类内心独白，差不多已经成了这期间周在接见 讲话中的一个特色。这对一向城府很深，行事总是深藏不露的周氏来说，实在是很少见的。这种反常的情况，正好映照了他上述的内心困惑和挣扎，为了在政治上保 持晚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不过，周恩来是一个深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髓的人物，为人处事总是恪守中庸之道，执两用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天性富于调和” ，善于在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他在努力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把他自己摆在一种”跟不上”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 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贯彻毛的意图，充当文革执行者的同时，又尽力支撑危局，扮演了文革补救者的角色，对毛的极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种缓冲制衡的作 用。
其实，周恩来本人对自己所扮演的这种双重角色非常清楚。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句 话在周死后广为流传，不少人把它解释为周氏”高尚人格的表现”。其实，这不过是他备受上述双重角色内在矛盾的煎熬–明知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在铤而走险，把整 个国家拖入一场空前的动乱和灾难之中，但在”保持晚节”的心态下，又不得不跟着走。与此同时，他又良知未泯，不甘自我沉沦，为求心之所安，只好尽力补救– 这一复杂心态的隐晦抖露罢了。
最能体现周恩来这种双重人格的，莫过于他在文革期间所精心选择并且始终佩带的那枚毛泽东的像章。像章的一端是毛的头像，表明了他决心在政治 上跟着毛走的信念。像章的另一端刻有毛手书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则是他政治信念中的另一方面，藉以求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周氏之所以选择佩带这枚像章 绝非偶然，而是他在文革中扮演双重角色时内心冲突的外在表现，并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象征。
周恩来把这枚像章看得很重，犹如文革期间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一直佩带到死。其间当别人几次想更换这枚像章时，他都拒绝了。据知情人说，曾 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到外面参加会议，造反派专门送给他一枚非常精致的像章。为了不让他们扫兴，他当场并未拒绝佩带，不过回来后仍然换上了自己中意的这 枚”为人民服务”的像章。
让我们还是回到”一月夺权”以后的叙述中来吧。
尽管周恩来被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剖外，但事情出来后，他还是积极参加了进去。一月十一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修改了前面提到的 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央对上海夺权的贺电，并和陈伯达、江青一起联名送毛审定。与此同时，周又设法应付由席卷全国的夺权浪潮而造成的乱局，有所为有而所 下为。他有意避开了毛直接关注和掌握的各省市的夺权，而想办法限制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夺权范围。
为此，周恩来借毛泽东在肯定左派夺权时说过”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的话，大大发挥了其中的意思，在各种场台强调说：夺权是指夺文 革运动的领导权，对业务只能行使监督权。并一再申明：外交，国防、财政、宣传、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随后，周又不断扩大属于不能夺权的范围， 提醒造反派对”业务监督要有分寸”，并针对两派为了夺权而打派仗的问题，说：夺权里头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夺自己思想中的”私” 字权，去掉私心杂念。
在费尽口舌劝说造反派不要胡来的同时，周恩来对于在劝说无效后发生的一些出格越轨的事情，也毫不手软地采取了制止措施。不过，他只拿参与其 中的党内领导干部开刀而放过一般群众，以免落下”镇压群众”的把柄，触怒毛泽东。比如，二月十七日，周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时，当场下令逮捕了拒不执行命 令，在背后操纵造反派抢夺财政合业务权的一名财政部副部长，以儆效尤。他并在讲话中强硬地表示：这样的夺权走到邪路上去了。要夺中央的财政大权，我们非起 来保卫不可，不然我们要犯罪。不起来保卫主席直接掌握的大权，怎么能算常委!”这件事当时引起的震动很大。中央文革一干人认为周恩来做得”太过份了”，很 想报复一下，但终因抓不到什么把柄而作罢。
又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赵紫阳这位后来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大概是已经看透了这场由毛泽东一手导演的”自下而 上的夺权”的把戏，因而在省委机关只有二三个人起来造反的情况下，就主动让权，把省委、省政府所有的公章统统装在一个麻袋里交给了造反派。周恩来闻知后， 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情，指出各省的大权是中央授子的，决不能轻易送出去，要同中央打招呼，并说：小孩子做游戏总还要打一场嘛，怎么连儿戏都不如， 随便就把权交出去?!不过，周对赵的工作能力还是很欣赏的，在九大后安排各省市领导班子时，点名让他出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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