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社会 经济状况及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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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论
班禅大师曾总结道：中国统治西藏的三十多年中，西藏人民遭受的损害远远超过发展所带来的利益。
中国政府年复一年的宣称农业获得的发展和工业的进步，以及经济基础的建设使西藏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发展。即使在公历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间和公历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三年间西藏历史上第一次 发生饥荒时期，以及根本就谈不上发展生产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等，中国政府以上的宣传口径依然是一丝不改。最后，他们才被迫承认了由于将不够完善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强加给西藏，给西藏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对于中国所谓的西藏经济与社会得到发展的说法，充分认识到以下两点是极为重要的。一是无法相信中国的宣传言论。因为他们的那些经济发展的统计，完全是按照政治上的需要而做出的，从未公正地进行说明。另一点就是：在西藏，经济得到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西藏人，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以及中国在西藏的移民定居者等。
对于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政策并未能使西藏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这一点，在中国领导人当中，敢于率直承认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 公历一九八零年六月，胡耀邦到西藏视察时，在许多人面前承认中国给予西藏援助，并没有给西藏人带来实际利益。
在拉萨郊区，胡耀邦在视察以所谓的反帝公社为首的一些居民的住房时，看到西藏人民极为恶劣的生活状况后，骇异万分地在所谓“西藏自治区”的高级官员会议上质问道：“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都扔到雅鲁江里去了？”
并且，与中国平时的宣传方式相反，胡耀邦指出了西藏人的生活状况比公历一九五九年时期还要糟糕，以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为主的大量中国人在西藏的留居阻碍着西藏的发展。他还提 出要在三年内，让西藏人的生活状况达到公历一九五九年 时的水平。而且，在西藏的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国人要撤回中国等等。
在《红旗》杂志一九八三年第八期中，当时所谓“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阴法唐指出：“一九八零年五月，胡耀邦同志到西藏进行工作访问时，根据当时西藏的状况，指出了西藏的实际情况中的实际情况是贫穷与落后。”
由于能够很容易地认识到中国所谓“西藏得到发展”的宣传与现实情况的矛盾，由此就要认识到中国对西藏统治的实质是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时代的 一般做法是：殖民者的国家总是就殖民地国家的落后以及殖民者在为殖民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等方面大做宣传文章。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情况却是：在殖民地国家，经济也许会有所发展，但是，更多的殖民地国家的财富源源进入了殖民地国家，这是由于殖民统治的本质，即以殖民者自身的利益为主对殖民地国家进行剥削这一点决定了的。
当前西藏正是处于这种状态下。
中国政府年复一年的宣称农业获得的发展和工业的进步，以及经济基础的建设使西藏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发展。即使在公历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间和公历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三年间西藏历史上第一次 发生饥荒时期，以及根本就谈不上发展生产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等，中国政府以上的宣传口径依然是一丝不改。最后，他们才被迫承认了由于将不够完善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强加给西藏，给西藏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对于中国所谓的西藏经济与社会得到发展的说法，充分认识到以下两点是极为重要的。一是无法相信中国的宣传言论。因为他们的那些经济发展的统计，完全是按照政治上的需要而做出的，从未公正地进行说明。另一点就是：在西藏，经济得到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西藏人，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以及中国在西藏的移民定居者等。
对于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政策并未能使西藏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这一点，在中国领导人当中，敢于率直承认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 公历一九八零年六月，胡耀邦到西藏视察时，在许多人面前承认中国给予西藏援助，并没有给西藏人带来实际利益。
在拉萨郊区，胡耀邦在视察以所谓的反帝公社为首的一些居民的住房时，看到西藏人民极为恶劣的生活状况后，骇异万分地在所谓“西藏自治区”的高级官员会议上质问道：“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都扔到雅鲁江里去了？”
并且，与中国平时的宣传方式相反，胡耀邦指出了西藏人的生活状况比公历一九五九年时期还要糟糕，以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为主的大量中国人在西藏的留居阻碍着西藏的发展。他还提 出要在三年内，让西藏人的生活状况达到公历一九五九年 时的水平。而且，在西藏的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国人要撤回中国等等。
在《红旗》杂志一九八三年第八期中，当时所谓“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阴法唐指出：“一九八零年五月，胡耀邦同志到西藏进行工作访问时，根据当时西藏的状况，指出了西藏的实际情况中的实际情况是贫穷与落后。”
由于能够很容易地认识到中国所谓“西藏得到发展”的宣传与现实情况的矛盾，由此就要认识到中国对西藏统治的实质是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时代的 一般做法是：殖民者的国家总是就殖民地国家的落后以及殖民者在为殖民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等方面大做宣传文章。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情况却是：在殖民地国家，经济也许会有所发展，但是，更多的殖民地国家的财富源源进入了殖民地国家，这是由于殖民统治的本质，即以殖民者自身的利益为主对殖民地国家进行剥削这一点决定了的。
当前西藏正是处于这种状态下。
59年开始的社会经济改革
中国侵占西藏后，对西藏原有的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等方面多次进行改革运动。
在所谓的人民公社还未被宣布解散 以前，农牧民的土地、牲畜等被全部充公后，分配到各公社，分别让“集体”来保管。人民对于自己的土地和牲畜不仅没有自主权，甚至没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年平均每人只能得约两点五公斤的酥油，五公斤肉，四至五克粮食（一克约二十八市斤）。例如：公历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间，以及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三年间，在西藏的许多农牧区发生饥荒，西藏人被迫食用马肉、驴 肉、狗肉、猫肉、皮革、骨类、地里的蠢子等一切能够到手的食物。甚至还有吃人肉的情况。
公历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新领导们开始执行较宽松的政策，取消公社类的制度，使西藏人的状况稍有改善。（公历一九九零年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人均年收入为八十美元，识字率为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七，人均寿命四十岁。为公历一九九一年联合国建设组织有关民族发展测估数据的百分之零点零八七。这在世界一百六十余个国家中，西藏位列第一百五十三名，处于非洲的乍得与吉布提两国之间。）即使如此，总的而言西藏的状况依然无法令人满意。
中国领导们也承认西藏的贫困处境。公历一九九零年三月召开的第七次中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 ，所谓“西藏自治区”的首脑多杰次仁提到：“西藏（自治区）至今仍是一个极为贫穷的地区，人民的年均收入只有二百元人民币。”
在西藏，乞丐数量的增多也表明了西藏人的经济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在拉萨，目前有大量无家可归的贫穷西藏人。公历一九九二年藏历四月（氏宿月）十五日，索县姑娘朱吉的父亲为每个拉萨的乞丐施舍五分人民币（一百分等于一元）。每五百元人民币全部发放完毕，却发现仍有近一半的乞丐没能得到钱。
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反复地叫让：在中国统治下，对西藏人民从生活、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给予了广泛的利益。还有为了（西藏的）发展、中国政府与人民给予了大量的财政补贴等等。
从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公历一九八零年底，中国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补贴为十 亿余元人民币。但是，中国政府除了奢谈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外，对于从西藏掠去的比这更多的财富和利益却只字不提，讳莫如深。
其实，如用现金数额来计算，仅仅从西藏运往中国的木材，其价值便大大超过了中国声称所谓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数。更何况中国在西藏大量地开采的“核子”、金银铜铁、硼砂等各种地下矿产资源，以及将西藏无数的、以各种佛像、宗教器具等无价之宝为主的大量财富运往或正在运往中国等情况均未计算在内。而“补贴发款”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只是做为中国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平常开支费用以及为迁移定居西藏的中国人提供各种补贴而已。
在所谓的“财政补贴”之分配过程中，在城市与乡 村间有着惊人的悬殊，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城市居民的人均补贴数为一百二十八美元，但农牧区的居民人均补贴仅为四点五美元。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绝大部分城镇济满了移民西藏的中国人。其中，中国人占多数的城市有拉萨、日喀则、泽塘、昌都、阿里、江孜、那曲、贡布尔芝等地。总之，财政补贴的绝大多数经常性地被使用于城市中的中国人和他所赖以生存的各个建设行业。
以食物而言，补贴拨款除了使用于主要中国人食用的粮食而外，对西藏人主要食用的粮食是没有的。例如：绝大部分西藏人的主要食物是青稞面。住在城镇里的部分较富裕的西藏居民则除了青稞外，有时食用白面和大米。而中国给予价格补贴的粮食是白面和大米。那是中国人平常的主食。
根据联合国建设与发展部门公历一九八六年的年鉴所述：大约从公历一九八五年开始，青稞的价格按市场调价。一公斤青稞为零点七六元人民币，另一方面，政府将一公斤大米以零点九零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后，以零点四元人民币的价格售给城镇居民。同意，政府以一点一二元至一点二六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小麦面粉，以零点四至零点四八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如此区别对待的补贴政策，使移民“西藏自治区”的中国人原意留居，同时，也使西藏原有的生活传统面临困境而难于适应。
林业与矿产业 属于中国给予特殊的经济援助的范围之内。在这些行业，安置了大量迁移到西藏的中国人。其出产品则运往中国。
西藏人对西藏的自然资源，从无过问的权利。以公路为例，在西藏修建公路唯一目的是运送军队和军事物资，增强对西藏的移民能力，以及将西藏的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后运往中国。
大部分西藏人在三十年代后亦不能从当代中国的运输纤中得益。西藏的大部分乡村虽靠近公路，却没有公共汽车，即使在少数乡村牧区，虽有公共汽车，也只是每星期末来一趟，而且，里面的旅客绝大多数为干部。
西藏人民相互往来或运输的交通工具依然役使马、骡、驴、 牛、羊等。 中国政府运送物资的车辆 ，使西藏人乘便搭车的机会在增多。
中国政府所谓的补贴拨款、除了以控制西藏的经济为目的而外，并不是为了发展西藏。在西藏需要的物品，由中国的工厂生产后再倾销到西藏，并将所得到的利润以“财政补贴”的名义给西藏，以做为一种恩惠。事实上，那些补贴拨款是做为根据中国本国的需求而对西藏的自然资源进行开采所必需的投资使用的。根据这些经历，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政府为了西藏的经济建设而实行的所谓开放，其主要目的不过是为了加快移民西藏的步伐，开采西藏自然资源为本国服务而已。
总之，问题的关键并非谁能新建多少工厂、以及国家总产值是多少等问题。而是中国政府是否拥有统治西藏的主权，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任何外国都没有将自己的势力强加到其它国家之上的权利。
在所谓的人民公社还未被宣布解散 以前，农牧民的土地、牲畜等被全部充公后，分配到各公社，分别让“集体”来保管。人民对于自己的土地和牲畜不仅没有自主权，甚至没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年平均每人只能得约两点五公斤的酥油，五公斤肉，四至五克粮食（一克约二十八市斤）。例如：公历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间，以及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三年间，在西藏的许多农牧区发生饥荒，西藏人被迫食用马肉、驴 肉、狗肉、猫肉、皮革、骨类、地里的蠢子等一切能够到手的食物。甚至还有吃人肉的情况。
公历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新领导们开始执行较宽松的政策，取消公社类的制度，使西藏人的状况稍有改善。（公历一九九零年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人均年收入为八十美元，识字率为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七，人均寿命四十岁。为公历一九九一年联合国建设组织有关民族发展测估数据的百分之零点零八七。这在世界一百六十余个国家中，西藏位列第一百五十三名，处于非洲的乍得与吉布提两国之间。）即使如此，总的而言西藏的状况依然无法令人满意。
中国领导们也承认西藏的贫困处境。公历一九九零年三月召开的第七次中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 ，所谓“西藏自治区”的首脑多杰次仁提到：“西藏（自治区）至今仍是一个极为贫穷的地区，人民的年均收入只有二百元人民币。”
在西藏，乞丐数量的增多也表明了西藏人的经济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在拉萨，目前有大量无家可归的贫穷西藏人。公历一九九二年藏历四月（氏宿月）十五日，索县姑娘朱吉的父亲为每个拉萨的乞丐施舍五分人民币（一百分等于一元）。每五百元人民币全部发放完毕，却发现仍有近一半的乞丐没能得到钱。
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反复地叫让：在中国统治下，对西藏人民从生活、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给予了广泛的利益。还有为了（西藏的）发展、中国政府与人民给予了大量的财政补贴等等。
从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公历一九八零年底，中国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补贴为十 亿余元人民币。但是，中国政府除了奢谈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外，对于从西藏掠去的比这更多的财富和利益却只字不提，讳莫如深。
其实，如用现金数额来计算，仅仅从西藏运往中国的木材，其价值便大大超过了中国声称所谓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数。更何况中国在西藏大量地开采的“核子”、金银铜铁、硼砂等各种地下矿产资源，以及将西藏无数的、以各种佛像、宗教器具等无价之宝为主的大量财富运往或正在运往中国等情况均未计算在内。而“补贴发款”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只是做为中国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平常开支费用以及为迁移定居西藏的中国人提供各种补贴而已。
在所谓的“财政补贴”之分配过程中，在城市与乡 村间有着惊人的悬殊，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城市居民的人均补贴数为一百二十八美元，但农牧区的居民人均补贴仅为四点五美元。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绝大部分城镇济满了移民西藏的中国人。其中，中国人占多数的城市有拉萨、日喀则、泽塘、昌都、阿里、江孜、那曲、贡布尔芝等地。总之，财政补贴的绝大多数经常性地被使用于城市中的中国人和他所赖以生存的各个建设行业。
以食物而言，补贴拨款除了使用于主要中国人食用的粮食而外，对西藏人主要食用的粮食是没有的。例如：绝大部分西藏人的主要食物是青稞面。住在城镇里的部分较富裕的西藏居民则除了青稞外，有时食用白面和大米。而中国给予价格补贴的粮食是白面和大米。那是中国人平常的主食。
根据联合国建设与发展部门公历一九八六年的年鉴所述：大约从公历一九八五年开始，青稞的价格按市场调价。一公斤青稞为零点七六元人民币，另一方面，政府将一公斤大米以零点九零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后，以零点四元人民币的价格售给城镇居民。同意，政府以一点一二元至一点二六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小麦面粉，以零点四至零点四八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如此区别对待的补贴政策，使移民“西藏自治区”的中国人原意留居，同时，也使西藏原有的生活传统面临困境而难于适应。
林业与矿产业 属于中国给予特殊的经济援助的范围之内。在这些行业，安置了大量迁移到西藏的中国人。其出产品则运往中国。
西藏人对西藏的自然资源，从无过问的权利。以公路为例，在西藏修建公路唯一目的是运送军队和军事物资，增强对西藏的移民能力，以及将西藏的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后运往中国。
大部分西藏人在三十年代后亦不能从当代中国的运输纤中得益。西藏的大部分乡村虽靠近公路，却没有公共汽车，即使在少数乡村牧区，虽有公共汽车，也只是每星期末来一趟，而且，里面的旅客绝大多数为干部。
西藏人民相互往来或运输的交通工具依然役使马、骡、驴、 牛、羊等。 中国政府运送物资的车辆 ，使西藏人乘便搭车的机会在增多。
中国政府所谓的补贴拨款、除了以控制西藏的经济为目的而外，并不是为了发展西藏。在西藏需要的物品，由中国的工厂生产后再倾销到西藏，并将所得到的利润以“财政补贴”的名义给西藏，以做为一种恩惠。事实上，那些补贴拨款是做为根据中国本国的需求而对西藏的自然资源进行开采所必需的投资使用的。根据这些经历，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政府为了西藏的经济建设而实行的所谓开放，其主要目的不过是为了加快移民西藏的步伐，开采西藏自然资源为本国服务而已。
总之，问题的关键并非谁能新建多少工厂、以及国家总产值是多少等问题。而是中国政府是否拥有统治西藏的主权，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任何外国都没有将自己的势力强加到其它国家之上的权利。
卫生 事业中的 区别对待
在西藏、卫生事 业主要针对的是城市或经济能力强的人员而非普通的西藏人民。
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卫生事业方面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卫生行业开支的百分之九十是在使用在住着大量中国移民的城镇，藏族聚集的农牧区仅占百分之十左右。绝大多数医院修建在住有大量中国移民的城镇，而且，即使医院的设备或条件较好，也因费用昂贵，从而使绝大部分西藏人无法受益。
假如西藏人要住院，首先必须预付三百至五百元人民币作为押金。这笔款项在年人均收入只有二百元人民币的地区，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需动手术，则另缴手术费用和血钱等则不复赘 言。 总之，从各方面中国人处处优先于西藏人。
中国还声称在“西藏自治区”有医生和医务人员三千七百名，对此我们不妨稍加剖析：
在城市与县级的大医院中，除了初中毕业后在卫生专业学校学过五年者而外，有医疗经验或能够胜任本职的医生只是极少数。大部分是中国各省的以四年为期限的卫生学校毕业生中成绩低劣，在中国国内无法安排工作者，考虑到在西藏易于安插而被派遣上来的，另有一部分是在“西藏自治区”进行为期三年的初级卫生学校毕业后安排工作的，由此，这些人缺乏基本的医疗知识和经验的状况更是不言而喻，除此而外，各县级医院的医务人员是被称为赤脚医生的。为安排中国干部的家属与子女的工作而在各医院学习一年半后充数的人员。
尤其严重的是，中国医生和医务人员无视西藏人民的生命，将 西藏病人作为增强自己 的医疗知识和实践经验的试验体。由中国卫生学校毕业后被遣入西藏以锻炼其医疗知识和经验的那些人，对西藏病人无所顾忌地随意进行各种手术，这些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对病人已知的疾病不去治疗，而是在观察有无别的病情等情况在西藏受到普遍的谴责，特别是不考虑是否必要而随心所欲地进行各种手术。
例如；公历一九七八年八月，在拉萨的芒康人噶松和雍仲夫妻两人，将年仅二十一岁、已怀孕三月的女儿送到职工医院（现“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去检查，在被中国医生进行手术后，他们的女儿在遭受两个多小时据痛的煎熬后死去。
又拉萨电厂的职工美玛的二十五岁的妻子临产送到医院，在进行手术后母子双方死亡，在天葬场从该亡女的腹中发现了医疗器具剪刀。
在各监狱，因类似原因而死亡的西藏人更多。桑耶监狱中，班禅大师的经师俄曲仁波齐和詹东 晋美两人都是因注射而后死亡的。扎什监狱的囚犯索南巴卓身体健壮，也是在先遭剧烈的毒打、随后又被打了一针后死去的。近期的一九八七年以来，拉巴次仁、仓拉、美朵秋则等许许多多的囚犯都在类似的“医治”方法下死于非命。
在西藏，由于卫生事业的落后，人口死亡率极高。根据世界银行公历一九八四年的报告和联合国发展组织公历一九九一年的报告，公历一九八一年“西藏自治区”人口死亡率为千分之七 点四八 ，安多地区死亡率为千分之九点九二， 而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只有千分之六点六。在“西藏自治区”，儿童死亡率在千人中达千分之一百五十，而中国为千分之四十二。另外，在“西藏自治区”内因患肺结核而死亡数在千人中占一百二十点二人。在安多地区千人中占六百四十七人。
对西藏人的寿命，虽然难于举出普遍确定和公认的数字，但世界银行公历一九九零年的报告中指出：一般认为西藏的卫藏与安多地区的人口寿命为六十一岁。中国人的寿命为七十岁。另据联合国发展组织公历一九九一年的报告：公历一九六零年西藏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七岁。自由消息来源证实：中国自己承认西藏人均寿命为四十岁。
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卫生事业方面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卫生行业开支的百分之九十是在使用在住着大量中国移民的城镇，藏族聚集的农牧区仅占百分之十左右。绝大多数医院修建在住有大量中国移民的城镇，而且，即使医院的设备或条件较好，也因费用昂贵，从而使绝大部分西藏人无法受益。
假如西藏人要住院，首先必须预付三百至五百元人民币作为押金。这笔款项在年人均收入只有二百元人民币的地区，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需动手术，则另缴手术费用和血钱等则不复赘 言。 总之，从各方面中国人处处优先于西藏人。
中国还声称在“西藏自治区”有医生和医务人员三千七百名，对此我们不妨稍加剖析：
在城市与县级的大医院中，除了初中毕业后在卫生专业学校学过五年者而外，有医疗经验或能够胜任本职的医生只是极少数。大部分是中国各省的以四年为期限的卫生学校毕业生中成绩低劣，在中国国内无法安排工作者，考虑到在西藏易于安插而被派遣上来的，另有一部分是在“西藏自治区”进行为期三年的初级卫生学校毕业后安排工作的，由此，这些人缺乏基本的医疗知识和经验的状况更是不言而喻，除此而外，各县级医院的医务人员是被称为赤脚医生的。为安排中国干部的家属与子女的工作而在各医院学习一年半后充数的人员。
尤其严重的是，中国医生和医务人员无视西藏人民的生命，将 西藏病人作为增强自己 的医疗知识和实践经验的试验体。由中国卫生学校毕业后被遣入西藏以锻炼其医疗知识和经验的那些人，对西藏病人无所顾忌地随意进行各种手术，这些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对病人已知的疾病不去治疗，而是在观察有无别的病情等情况在西藏受到普遍的谴责，特别是不考虑是否必要而随心所欲地进行各种手术。
例如；公历一九七八年八月，在拉萨的芒康人噶松和雍仲夫妻两人，将年仅二十一岁、已怀孕三月的女儿送到职工医院（现“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去检查，在被中国医生进行手术后，他们的女儿在遭受两个多小时据痛的煎熬后死去。
又拉萨电厂的职工美玛的二十五岁的妻子临产送到医院，在进行手术后母子双方死亡，在天葬场从该亡女的腹中发现了医疗器具剪刀。
在各监狱，因类似原因而死亡的西藏人更多。桑耶监狱中，班禅大师的经师俄曲仁波齐和詹东 晋美两人都是因注射而后死亡的。扎什监狱的囚犯索南巴卓身体健壮，也是在先遭剧烈的毒打、随后又被打了一针后死去的。近期的一九八七年以来，拉巴次仁、仓拉、美朵秋则等许许多多的囚犯都在类似的“医治”方法下死于非命。
在西藏，由于卫生事业的落后，人口死亡率极高。根据世界银行公历一九八四年的报告和联合国发展组织公历一九九一年的报告，公历一九八一年“西藏自治区”人口死亡率为千分之七 点四八 ，安多地区死亡率为千分之九点九二， 而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只有千分之六点六。在“西藏自治区”，儿童死亡率在千人中达千分之一百五十，而中国为千分之四十二。另外，在“西藏自治区”内因患肺结核而死亡数在千人中占一百二十点二人。在安多地区千人中占六百四十七人。
对西藏人的寿命，虽然难于举出普遍确定和公认的数字，但世界银行公历一九九零年的报告中指出：一般认为西藏的卫藏与安多地区的人口寿命为六十一岁。中国人的寿命为七十岁。另据联合国发展组织公历一九九一年的报告：公历一九六零年西藏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七岁。自由消息来源证实：中国自己承认西藏人均寿命为四十岁。
对西藏文化的歧视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来，中国在西藏所推行的文化政策从班禅大师于公历一九八八年在中国的第一次藏学中心理事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可见一斑。
班禅大师说：“在长达一千三百年的时间内，一个靠使用藏语文而行得通、站得住脚的地区，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藏语文在仅仅二十年的时间内便被完全消灭。到公历一九五九年止，不管是错误也罢，落后也罢，我们就是依靠藏语文在世界屋脊生存。宗教也好、科学也罢、逻辑学等等，除了使用藏语文而外，并没有用其它文字来记录。我在中国藏学中心刚开始成立便提到过，在民族文化宫的所谓藏学中，需要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西藏的宗教与文化。对这两个，到目前为止，除了歧视而外，从来就没有重视过”。另外，对西藏各地藏语文的存亡，班禅大师郑重地指出：“完全消灭西藏的文化虽非共产党的意愿，但是，对西藏语言文字的生死存亡我是感到忧虑。”
以往，在西藏拥有独立的地位时，西藏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文化需要而建立了六千余座寺院和许多公私经营的学校。中国当局却以这些是迷信或培养三大领主的场所为名全部关闭，从而使西藏文明即无人学，也无学习的场所。
代替这等一切的便是中国自己一钱不出，却让农牧民负担全部费用而建立的所谓民办学校。这些所谓的民办学校除了为中国人的宣传提供学校的数字而外，对西藏的孩子们并未产生多大的益处。中国声称在“西藏自治区”建有两千五百座学校，其实，这些不过是些名义上的学校而已。
在公历一九八六年《西藏研究》第三期上，三名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员撰文指出：“在西藏仅有的五十八所普通中学中，比较完整的只有十三所。在两千四百五十余所小学中，只有四百五十一所是公办的，其余两千余所民办学校不仅不稳固，而且也没有完整的或具备条件的。”“农牧民的文化水平很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文化知识，所以，也就无法谈及掌握科学技术知识”。
“当前的农牧区，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牧民子女，无缘接受比高校更深的教育”，“出现这些现象，是由于西藏的基础教育的发展极为缓慢所造成的”。“
在小学，已在校学生占学龄儿童 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其中进入高小的只占百分之十点六，也就是说，约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学龄儿童得不到小学教育，而进入学校的孩子中约有百分之八十九点四的人没能够接受高小教育。任何人看到这个统计数字都会感到吃惊。”
“整个 `自治区 `约有不同级别的各类教师九千余人，这不仅根本无法满足教学工作的需要，而且，其中约有百分之五十的教师除了名义上而外， 无法胜任教学工作。在农牧区，部分教师除了小学三年级以下而外，三年级以上的教学工作就无法胜任”，“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被最后消灭以前，教育问题是无法得到圆满解决的。”
从公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间，中国为了永久地侵占西藏而先后发起了许多运动，其中最阴险、最恶毒的是阴谋消灭西藏的文明和西藏的知识分子。为此，在西藏的喇嘛、堪布、格西、学者、知识份子、贵族和通情达理的社会人士中除了被中国人称之为“积极分子”的极少数人而外，其余的全部在罗职了各种罪名而逮捕后投入鉴牢和劳改营。由此，各类学校只能靠少数文化素质差的教师来掌握。
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三批代表团到达西藏时，中国官员声称有两千五百一十一所学校。对此，代表团团长吉尊白玛指出：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对安排我们到学校去参观一事最使中国人为难。常常以“学校放暑假”或“校长不在”以及在早晨十点却说“学生吃午饭去了”……如此等等地寻找各种借口来推委。一天我们前往一个学校教室区参观，结果却发现教室里竟装满了木材。另有一个时期，我们被领到牧区去参观一个帐篷学校，当我们看学生坐垫下铺有的草时，那些草仍然是根新鲜地连颜色都没有变。总之，我们在整个西藏只参观到九十二所学校。
公历一九八八年，英国 REPTON学校的负责人乔布伦中先生前往西藏的许多地区观光，回来后在他写的报告中提到：“特别地在乡村地区，可以见到有许多孩子在种地、割草、放牧、拣牛粪，为商店打杂等进行各种劳动。对此他在查询时得知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学校，老年人在谈到这些时悲伤地说：”以往与寺院一同尚有学校，由于毁灭了寺院，从而学校也就没有了，而且，至今仍未能恢复过来。”“我还遇到住在边远地区的一位识字的老牧人，由此也让人回想起中国人的残暴，因为老牧人说，他的儿侄们现在已是目不识丁的人了。
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声称，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四十年来教育费用的投资达一亿人民币。然而，不管是否支出了这些费用，享受良好的教育条件或其利益的最大受益者是在西藏的中国人子女。例如：西藏教育经费中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是使用到建在中国城市西安的”西藏民族学院“。该校在“西藏自治区管辖的各学校中，不管是学校的面积还是教学条件，一切都是首屈一指的。而其中的中国人教职员工绝大部分是第一批侵入西藏的原十八军所属人员。在此，最大限度地享受教育之利的是在藏的中国人或他们亲戚的子女，尤其是各领导人的子女。
在西藏，最好的学校都建在拉萨、日喀则、山南、泽当、昌都、以及结古、西宁、康定、德钦等地，这主要也是针对着在藏中国工作人员的子女而建。
在所谓的公办学校中，汉族和藏族学生被分成不同层次的班次。好的，称职的老师被分派到汉族学生的班次。将知识程度较低的教师派给西藏的学生。即使在生活上也有不同的待遇，有些甚至还将食堂分为食米灶和糌粑灶。其中吃米灶的各方面条件是极好的 .
各高等院校虽然每年为西藏学生留有专门的名额和专款。但因西藏学生从初级教育开始就缺乏基础知识，再加上考试只是以汉语文为主，对一些即使有一定藏文程度的人也不被承认，所以，中国学生的考取率可置疑地要超过西藏学生。另外，还有许多在中国未能考上大学的学生，通过亲属等在藏中国官员来到西藏，以西藏的录取条件宽松之便进入大学。他们的学费等开支全部由西藏的教育经费中支出。
澳大利亚人权代表第一次到中国的报告中谈到他们的看法，报告中说：“虽然中国政府表面上似乎是在重视或愿意提高西藏的教育水平，但是，仍可看到很多西藏儿童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教育，在拉萨地区的那些儿童则似乎可以以很少的课程得到小学或中学毕业的机会。有部分儿童根本就没有进过学校，另有一部分，由于生活困苦，在未满十周岁以前即被迫退学”等。
公历一九八六 年二月二十日，西藏大学英语教师扎西次仁在给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报告中指出： 公历一九七九年，全西藏（自治区）进入内地高等学府或“自治区”高等学府的学生统计为六百名。而其中只有六十名是藏族。公历一九八四年，西藏“自治区”三所大学的在校生为一千九百八十四名，其中藏生学生只有六百六十六人，同年西藏送往祖国内地的各大学的学生为两百 五十名，其中藏族学生只有六十至七十名。 如此， 使大部分的西藏教育经费为汉族学生所享有。……从而使西藏依旧有着百分之七十的文盲。
……拉萨第一中学的二十八个班级中，有十二个是为西藏孩子而设的，全校 一千四百五十一名学生中，包括混血儿在内的西藏学生有九百三十三人，汉族学生为五百一十八名。不仅这些汉族学生不学习藏语文，而且进入汉族班的三百八十七名（干部子女）藏族学生也不学藏语文，由此，该校真正学藏语文的只有七人，据说还有把程度好的老师分派到汉族班，却让程度低或不称职的教师带藏族班的说法。
……拉萨第一小学三十四个班，其中汉族学生各为十七个班，合计一千九百名学生，其中藏族学生一千名，汉族学生九百名。在藏族学生中，有二百名进入了汉族班，他们是不学藏语的。该校一百三十六名教师，甚至包括十八名藏语文教师。在农牧区，自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有部分民办学校被解散，有部分却是有教师而无学生。发生这类学生 数减少的情况，也许将是新文盲增加的标志。
……以西藏大学现有的汉藏学生数进行分析，在六百七十一名学生中，包括藏语系和藏医系在内的各系中，有四百一十三名藏族学生和二百五十八名汉族学生。无可置疑地，大多数学生是藏族，但是，如再详细观察，则可以看到，除去藏语系的二百五十一名学生和二十七名藏医系学生，那么，在其它各系中，藏族学生只有一百三十五名，而汉族学生有二百五十八名，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点八。人们还称藏语系为“政策系”。这是因为招生依照上面规定的藏族学生百分之六十，汉族学生百分之四十的比例进行，在此比例中，为了招收更多的汉族学生而增加的藏族学生招生数，就安排在藏语系而言的。如果此等现象再持续下去，在十年内，虽然可能会产生几百名藏文转业人才，但数学等其它学科的人才将会是屈指可数的寥寥几个人。
若要防止这种严重的一面倒现象，就应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在相应的增加大学招生数量的同时，在十五年内将整个西藏的教育中心放到基础教育上来。有关英语班而言，自去年秋季开始招生，现有学生十六名，其中只有两名藏族学生。……
从公历一九六六年开始，中国当局将藏族同化成汉族的问题视为首要问题。胡说西藏的文字是宗教语文而禁止学习。对此，从我们有关西藏的消息来源中得知：从公历一九六零年开始，把各学校的僧尼教员和绝大部分西藏知识份子逐出校门，将包括藏文语法《三十颂》在内的教材全称之为迷信书籍而禁止授受。代替这一切的便是学习报纸和毛泽东语录。在各学校，对学生极力灌输的是西藏的佛教内容是迷信、西藏的风俗习惯是旧思想的体现，西藏的语言文字是落后无用的，旧西藏是一个最黑暗、最野蛮、最残暴的社会等等。将对中国人唯命是从的称为革命者或进步人士，对不按中国人的命令行事或为本民族的利益着想的人则被扣上反革命、反动派，阶级敌人等罪名。如此地仅仅以侵略者的利益为基调，向学生进行共产党的政治教育，使西藏的孩子们成为对本民族的文化、历史、生活习惯、独特的民族特性以及宗教等都一无所知的蠢材。
将西藏的地方、名胜、公路等的藏语名称和民众的名字改换成具有共产党色彩的汉语名称。许多西藏人被迫将自己的西藏名字改成中国的名字。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尔卡被称为人民公园以及特意在藏语中渗入大量的汉语词汇。
公历一九八五年，在中方出版的《西藏民族问题论文集》中，中国官员席平（音）在其《党对民族地区的政策》一文中承认：“藏文教师和翻译人才奇缺，在教学工作和文件发行等方面至今仍不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不少藏族干部不仅不能很好地读写藏语文。甚至用藏语文向群众很好地宣传党的政策都做不到。在一段时间内，除了片面追求入学率而外，对教师的培训和提高教学质量不够重视。”同样，在北京出版的《中国藏学》一九九一年第一期中，“青海”民族学院副教授桑杰撰文指出：“将西藏的经济建设没有得到发展的罪 过强加到 藏语文头上，说什么使用藏语文使经济得不到发展，有些还以此为据消灭藏文。而学习和使用汉文被政府所确定已有许多年了，其结果却是即不懂汉文，又不谙藏文，经济仍和以前一样在原地踏步。”
约从公历一九八五年开始，中国才稍微地承担了一点对西藏学生给予学习机会的责任。虽然向中国内地各高等院校和其它学校派遣西藏学生的数 量稍有增加，但那也是除了少数经过刻意挑选的天赋较高且学习成绩优异者而外，对其它学生并不给予这个机会。而西藏人也认为这是一个削弱和矮化西藏文化的政策而表示不满。对此，班禅大师亦指出：“将西藏的孩子送往中国内地，是在拉长与西藏文化的距离。 ”
于一九八五年在拉萨当过英语教师的卡特罗纳 巴斯（音）在其所写的书中指出：“在我写这本书时，约有四千名西藏孩子在中国内地学习，由于西藏的教育条件很差。暂时地，这对掌握或学习知识在短期内是发挥了作用，然而，虽然现在应该做的是减少向中国派遣西藏学生，并改善西藏的教学条件。但是，恰恰相反地，中国政府已公布计划到公历一九九三年派遣一万名学生到中国内地去学习。对此，西藏人认为这是危害西藏文化，让许多轻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习惯的西藏青年返回西藏的一个阴谋政策。”
班禅大师说：“在长达一千三百年的时间内，一个靠使用藏语文而行得通、站得住脚的地区，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藏语文在仅仅二十年的时间内便被完全消灭。到公历一九五九年止，不管是错误也罢，落后也罢，我们就是依靠藏语文在世界屋脊生存。宗教也好、科学也罢、逻辑学等等，除了使用藏语文而外，并没有用其它文字来记录。我在中国藏学中心刚开始成立便提到过，在民族文化宫的所谓藏学中，需要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西藏的宗教与文化。对这两个，到目前为止，除了歧视而外，从来就没有重视过”。另外，对西藏各地藏语文的存亡，班禅大师郑重地指出：“完全消灭西藏的文化虽非共产党的意愿，但是，对西藏语言文字的生死存亡我是感到忧虑。”
以往，在西藏拥有独立的地位时，西藏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文化需要而建立了六千余座寺院和许多公私经营的学校。中国当局却以这些是迷信或培养三大领主的场所为名全部关闭，从而使西藏文明即无人学，也无学习的场所。
代替这等一切的便是中国自己一钱不出，却让农牧民负担全部费用而建立的所谓民办学校。这些所谓的民办学校除了为中国人的宣传提供学校的数字而外，对西藏的孩子们并未产生多大的益处。中国声称在“西藏自治区”建有两千五百座学校，其实，这些不过是些名义上的学校而已。
在公历一九八六年《西藏研究》第三期上，三名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员撰文指出：“在西藏仅有的五十八所普通中学中，比较完整的只有十三所。在两千四百五十余所小学中，只有四百五十一所是公办的，其余两千余所民办学校不仅不稳固，而且也没有完整的或具备条件的。”“农牧民的文化水平很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文化知识，所以，也就无法谈及掌握科学技术知识”。
“当前的农牧区，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牧民子女，无缘接受比高校更深的教育”，“出现这些现象，是由于西藏的基础教育的发展极为缓慢所造成的”。“
在小学，已在校学生占学龄儿童 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其中进入高小的只占百分之十点六，也就是说，约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学龄儿童得不到小学教育，而进入学校的孩子中约有百分之八十九点四的人没能够接受高小教育。任何人看到这个统计数字都会感到吃惊。”
“整个 `自治区 `约有不同级别的各类教师九千余人，这不仅根本无法满足教学工作的需要，而且，其中约有百分之五十的教师除了名义上而外， 无法胜任教学工作。在农牧区，部分教师除了小学三年级以下而外，三年级以上的教学工作就无法胜任”，“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被最后消灭以前，教育问题是无法得到圆满解决的。”
从公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间，中国为了永久地侵占西藏而先后发起了许多运动，其中最阴险、最恶毒的是阴谋消灭西藏的文明和西藏的知识分子。为此，在西藏的喇嘛、堪布、格西、学者、知识份子、贵族和通情达理的社会人士中除了被中国人称之为“积极分子”的极少数人而外，其余的全部在罗职了各种罪名而逮捕后投入鉴牢和劳改营。由此，各类学校只能靠少数文化素质差的教师来掌握。
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三批代表团到达西藏时，中国官员声称有两千五百一十一所学校。对此，代表团团长吉尊白玛指出：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对安排我们到学校去参观一事最使中国人为难。常常以“学校放暑假”或“校长不在”以及在早晨十点却说“学生吃午饭去了”……如此等等地寻找各种借口来推委。一天我们前往一个学校教室区参观，结果却发现教室里竟装满了木材。另有一个时期，我们被领到牧区去参观一个帐篷学校，当我们看学生坐垫下铺有的草时，那些草仍然是根新鲜地连颜色都没有变。总之，我们在整个西藏只参观到九十二所学校。
公历一九八八年，英国 REPTON学校的负责人乔布伦中先生前往西藏的许多地区观光，回来后在他写的报告中提到：“特别地在乡村地区，可以见到有许多孩子在种地、割草、放牧、拣牛粪，为商店打杂等进行各种劳动。对此他在查询时得知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学校，老年人在谈到这些时悲伤地说：”以往与寺院一同尚有学校，由于毁灭了寺院，从而学校也就没有了，而且，至今仍未能恢复过来。”“我还遇到住在边远地区的一位识字的老牧人，由此也让人回想起中国人的残暴，因为老牧人说，他的儿侄们现在已是目不识丁的人了。
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声称，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四十年来教育费用的投资达一亿人民币。然而，不管是否支出了这些费用，享受良好的教育条件或其利益的最大受益者是在西藏的中国人子女。例如：西藏教育经费中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是使用到建在中国城市西安的”西藏民族学院“。该校在“西藏自治区管辖的各学校中，不管是学校的面积还是教学条件，一切都是首屈一指的。而其中的中国人教职员工绝大部分是第一批侵入西藏的原十八军所属人员。在此，最大限度地享受教育之利的是在藏的中国人或他们亲戚的子女，尤其是各领导人的子女。
在西藏，最好的学校都建在拉萨、日喀则、山南、泽当、昌都、以及结古、西宁、康定、德钦等地，这主要也是针对着在藏中国工作人员的子女而建。
在所谓的公办学校中，汉族和藏族学生被分成不同层次的班次。好的，称职的老师被分派到汉族学生的班次。将知识程度较低的教师派给西藏的学生。即使在生活上也有不同的待遇，有些甚至还将食堂分为食米灶和糌粑灶。其中吃米灶的各方面条件是极好的 .
各高等院校虽然每年为西藏学生留有专门的名额和专款。但因西藏学生从初级教育开始就缺乏基础知识，再加上考试只是以汉语文为主，对一些即使有一定藏文程度的人也不被承认，所以，中国学生的考取率可置疑地要超过西藏学生。另外，还有许多在中国未能考上大学的学生，通过亲属等在藏中国官员来到西藏，以西藏的录取条件宽松之便进入大学。他们的学费等开支全部由西藏的教育经费中支出。
澳大利亚人权代表第一次到中国的报告中谈到他们的看法，报告中说：“虽然中国政府表面上似乎是在重视或愿意提高西藏的教育水平，但是，仍可看到很多西藏儿童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教育，在拉萨地区的那些儿童则似乎可以以很少的课程得到小学或中学毕业的机会。有部分儿童根本就没有进过学校，另有一部分，由于生活困苦，在未满十周岁以前即被迫退学”等。
公历一九八六 年二月二十日，西藏大学英语教师扎西次仁在给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报告中指出： 公历一九七九年，全西藏（自治区）进入内地高等学府或“自治区”高等学府的学生统计为六百名。而其中只有六十名是藏族。公历一九八四年，西藏“自治区”三所大学的在校生为一千九百八十四名，其中藏生学生只有六百六十六人，同年西藏送往祖国内地的各大学的学生为两百 五十名，其中藏族学生只有六十至七十名。 如此， 使大部分的西藏教育经费为汉族学生所享有。……从而使西藏依旧有着百分之七十的文盲。
……拉萨第一中学的二十八个班级中，有十二个是为西藏孩子而设的，全校 一千四百五十一名学生中，包括混血儿在内的西藏学生有九百三十三人，汉族学生为五百一十八名。不仅这些汉族学生不学习藏语文，而且进入汉族班的三百八十七名（干部子女）藏族学生也不学藏语文，由此，该校真正学藏语文的只有七人，据说还有把程度好的老师分派到汉族班，却让程度低或不称职的教师带藏族班的说法。
……拉萨第一小学三十四个班，其中汉族学生各为十七个班，合计一千九百名学生，其中藏族学生一千名，汉族学生九百名。在藏族学生中，有二百名进入了汉族班，他们是不学藏语的。该校一百三十六名教师，甚至包括十八名藏语文教师。在农牧区，自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有部分民办学校被解散，有部分却是有教师而无学生。发生这类学生 数减少的情况，也许将是新文盲增加的标志。
……以西藏大学现有的汉藏学生数进行分析，在六百七十一名学生中，包括藏语系和藏医系在内的各系中，有四百一十三名藏族学生和二百五十八名汉族学生。无可置疑地，大多数学生是藏族，但是，如再详细观察，则可以看到，除去藏语系的二百五十一名学生和二十七名藏医系学生，那么，在其它各系中，藏族学生只有一百三十五名，而汉族学生有二百五十八名，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点八。人们还称藏语系为“政策系”。这是因为招生依照上面规定的藏族学生百分之六十，汉族学生百分之四十的比例进行，在此比例中，为了招收更多的汉族学生而增加的藏族学生招生数，就安排在藏语系而言的。如果此等现象再持续下去，在十年内，虽然可能会产生几百名藏文转业人才，但数学等其它学科的人才将会是屈指可数的寥寥几个人。
若要防止这种严重的一面倒现象，就应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在相应的增加大学招生数量的同时，在十五年内将整个西藏的教育中心放到基础教育上来。有关英语班而言，自去年秋季开始招生，现有学生十六名，其中只有两名藏族学生。……
从公历一九六六年开始，中国当局将藏族同化成汉族的问题视为首要问题。胡说西藏的文字是宗教语文而禁止学习。对此，从我们有关西藏的消息来源中得知：从公历一九六零年开始，把各学校的僧尼教员和绝大部分西藏知识份子逐出校门，将包括藏文语法《三十颂》在内的教材全称之为迷信书籍而禁止授受。代替这一切的便是学习报纸和毛泽东语录。在各学校，对学生极力灌输的是西藏的佛教内容是迷信、西藏的风俗习惯是旧思想的体现，西藏的语言文字是落后无用的，旧西藏是一个最黑暗、最野蛮、最残暴的社会等等。将对中国人唯命是从的称为革命者或进步人士，对不按中国人的命令行事或为本民族的利益着想的人则被扣上反革命、反动派，阶级敌人等罪名。如此地仅仅以侵略者的利益为基调，向学生进行共产党的政治教育，使西藏的孩子们成为对本民族的文化、历史、生活习惯、独特的民族特性以及宗教等都一无所知的蠢材。
将西藏的地方、名胜、公路等的藏语名称和民众的名字改换成具有共产党色彩的汉语名称。许多西藏人被迫将自己的西藏名字改成中国的名字。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尔卡被称为人民公园以及特意在藏语中渗入大量的汉语词汇。
公历一九八五年，在中方出版的《西藏民族问题论文集》中，中国官员席平（音）在其《党对民族地区的政策》一文中承认：“藏文教师和翻译人才奇缺，在教学工作和文件发行等方面至今仍不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不少藏族干部不仅不能很好地读写藏语文。甚至用藏语文向群众很好地宣传党的政策都做不到。在一段时间内，除了片面追求入学率而外，对教师的培训和提高教学质量不够重视。”同样，在北京出版的《中国藏学》一九九一年第一期中，“青海”民族学院副教授桑杰撰文指出：“将西藏的经济建设没有得到发展的罪 过强加到 藏语文头上，说什么使用藏语文使经济得不到发展，有些还以此为据消灭藏文。而学习和使用汉文被政府所确定已有许多年了，其结果却是即不懂汉文，又不谙藏文，经济仍和以前一样在原地踏步。”
约从公历一九八五年开始，中国才稍微地承担了一点对西藏学生给予学习机会的责任。虽然向中国内地各高等院校和其它学校派遣西藏学生的数 量稍有增加，但那也是除了少数经过刻意挑选的天赋较高且学习成绩优异者而外，对其它学生并不给予这个机会。而西藏人也认为这是一个削弱和矮化西藏文化的政策而表示不满。对此，班禅大师亦指出：“将西藏的孩子送往中国内地，是在拉长与西藏文化的距离。 ”
于一九八五年在拉萨当过英语教师的卡特罗纳 巴斯（音）在其所写的书中指出：“在我写这本书时，约有四千名西藏孩子在中国内地学习，由于西藏的教育条件很差。暂时地，这对掌握或学习知识在短期内是发挥了作用，然而，虽然现在应该做的是减少向中国派遣西藏学生，并改善西藏的教学条件。但是，恰恰相反地，中国政府已公布计划到公历一九九三年派遣一万名学生到中国内地去学习。对此，西藏人认为这是危害西藏文化，让许多轻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习惯的西藏青年返回西藏的一个阴谋政策。”
流亡西藏人的成果
中国政府经常宣称其对西藏的侵略统治是为了帮助 经济与社会制度落后的西藏得到发展，不谈这样的“改革”是在外国的强加下进行的，如有机会，西藏人是完全能够胜
任地搞好自己的事情，对此，最好的说明是流亡中的西藏社会。
从公元一九五九年开始，西藏流亡政府、印度政府以及国际救援组织为了处于流亡之中的西藏孩子的教育，至今已投入十五亿多的印度卢比，西藏流亡政府对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用做教育经费的，其中还不包括各寺院中佛学院的教育经费支出。
目前，在流亡中新建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西藏寺院中，有学习佛法的僧尼学员一万一千余人，对外，还兴建了以西藏远古文化 苯教为主的许多文化中心和分支机构。
为使丰富多彩的西藏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我们创建了规模较大的各个教育中心。瓦然那斯西藏大学将西藏的传统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同时，积极向西藏人民和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人民进行传授。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员在西藏各学校和其它高等院校以及世界各地的七百多个西藏佛教与文化中心工作，在印度喜马皆邦，西藏远古的宗教 苯教文化中心已得到恢复。
位于达然萨拉的西藏医学历算院，不仅用西藏的传统医学为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而且，该院还设立了医学与历算的高等学府，从该校毕业的学员担负着以居住在印度、尼泊尔等国的西藏人为主的，向世界各地提供医疗服务的责任。
位于达然萨拉的西藏图书馆和位于德里的西藏文化中心，向世界各国的人民中，前来学习西藏的历史、宗教、语文以及文化者提供服务，特别是西藏图书馆，为国际社会所认可。该图书馆从建立到一九九二年间，向来自世界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五千余名学习或研究人员提供了帮助。
达然萨拉歌剧院在继承和发展西藏的戏剧、歌舞以及音乐等文化基础上，到世界各地去表演并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从该歌剧院毕业的许多艺术家在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的各类学校中，从事歌剧等方面的训练与传授工作。以西藏文化印刷出版社为首的西藏各印刷、出版单位，先后印刷出版了以《甘珠尔》、《丹珠尔》为主的经典学术著作、西藏历史、现代知识书籍以及各类新闻报刊、杂志等等。
目前，在印度、 尼泊尔、不丹等国有高等中学和中等学校八十四所，学生两万六千名，其中寄宿学校十七所，简易寄宿学校七所。初级学校五十五所，据西藏流亡政府计划委员会的资料：流亡社会中，六至十七岁的西藏孩子的入学率为百分之九十二。其中百分之八十四就读于西藏流亡政府的各个学校。在这些学校中，有教师一千二百八十名，平均二十个学生便有一个老师。对其中成绩优异者提供最高工程学以及各种专业的学习条件和机会。到公历一九九二年间，从大学毕业的学生有三千余人，从高等中学毕业的学生每年约有四百至五百人，其中的二百至二百五十人将进入印度或其它各国的高等院校继续学习。
到目前为止，在流亡社会中，已涌现了大批合格的知识份子、医生、专家、工程师、教授、记者、社会公务人员、律师等等。现在，在流亡政府工作的国家公务人员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流亡社会中接受教育的新一代西藏人，同样，在西藏人的各个社会组织中工作的 也完全是新一代的西藏人。
结尾
在过去的几年内，几千名西藏青年为了学习宗教和文化知识，不顾边防军人的暴行，克服喜马拉雅山脉重峦叠嶂和严寒与酷署，步行奔波十几个日日夜夜而流亡国外。
澳大利亚人权代表第一次视察中国时的报告中指出：“青年人都说他们有学习的愿望，而前往印度的西藏社会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明确地表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只为在印度按自己的意愿无偿地得到学习机会。
从公历一九七九年开始，约五千名僧尼为了学习宗教知识而流亡印度。目前，新从西藏逃出来 的约有三千余名五至十四岁的学童和超过一千名十五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在印度西藏人的学校里就读。
假如中国政府的所言是事实，那么，这些青年就没有理由抛别亲人和故乡而前来印度。
从公元一九五九年开始，西藏流亡政府、印度政府以及国际救援组织为了处于流亡之中的西藏孩子的教育，至今已投入十五亿多的印度卢比，西藏流亡政府对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用做教育经费的，其中还不包括各寺院中佛学院的教育经费支出。
目前，在流亡中新建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西藏寺院中，有学习佛法的僧尼学员一万一千余人，对外，还兴建了以西藏远古文化 苯教为主的许多文化中心和分支机构。
为使丰富多彩的西藏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我们创建了规模较大的各个教育中心。瓦然那斯西藏大学将西藏的传统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同时，积极向西藏人民和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人民进行传授。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员在西藏各学校和其它高等院校以及世界各地的七百多个西藏佛教与文化中心工作，在印度喜马皆邦，西藏远古的宗教 苯教文化中心已得到恢复。
位于达然萨拉的西藏医学历算院，不仅用西藏的传统医学为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而且，该院还设立了医学与历算的高等学府，从该校毕业的学员担负着以居住在印度、尼泊尔等国的西藏人为主的，向世界各地提供医疗服务的责任。
位于达然萨拉的西藏图书馆和位于德里的西藏文化中心，向世界各国的人民中，前来学习西藏的历史、宗教、语文以及文化者提供服务，特别是西藏图书馆，为国际社会所认可。该图书馆从建立到一九九二年间，向来自世界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五千余名学习或研究人员提供了帮助。
达然萨拉歌剧院在继承和发展西藏的戏剧、歌舞以及音乐等文化基础上，到世界各地去表演并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从该歌剧院毕业的许多艺术家在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的各类学校中，从事歌剧等方面的训练与传授工作。以西藏文化印刷出版社为首的西藏各印刷、出版单位，先后印刷出版了以《甘珠尔》、《丹珠尔》为主的经典学术著作、西藏历史、现代知识书籍以及各类新闻报刊、杂志等等。
目前，在印度、 尼泊尔、不丹等国有高等中学和中等学校八十四所，学生两万六千名，其中寄宿学校十七所，简易寄宿学校七所。初级学校五十五所，据西藏流亡政府计划委员会的资料：流亡社会中，六至十七岁的西藏孩子的入学率为百分之九十二。其中百分之八十四就读于西藏流亡政府的各个学校。在这些学校中，有教师一千二百八十名，平均二十个学生便有一个老师。对其中成绩优异者提供最高工程学以及各种专业的学习条件和机会。到公历一九九二年间，从大学毕业的学生有三千余人，从高等中学毕业的学生每年约有四百至五百人，其中的二百至二百五十人将进入印度或其它各国的高等院校继续学习。
到目前为止，在流亡社会中，已涌现了大批合格的知识份子、医生、专家、工程师、教授、记者、社会公务人员、律师等等。现在，在流亡政府工作的国家公务人员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流亡社会中接受教育的新一代西藏人，同样，在西藏人的各个社会组织中工作的 也完全是新一代的西藏人。
结尾
在过去的几年内，几千名西藏青年为了学习宗教和文化知识，不顾边防军人的暴行，克服喜马拉雅山脉重峦叠嶂和严寒与酷署，步行奔波十几个日日夜夜而流亡国外。
澳大利亚人权代表第一次视察中国时的报告中指出：“青年人都说他们有学习的愿望，而前往印度的西藏社会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明确地表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只为在印度按自己的意愿无偿地得到学习机会。
从公历一九七九年开始，约五千名僧尼为了学习宗教知识而流亡印度。目前，新从西藏逃出来 的约有三千余名五至十四岁的学童和超过一千名十五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在印度西藏人的学校里就读。
假如中国政府的所言是事实，那么，这些青年就没有理由抛别亲人和故乡而前来印度。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