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最不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逛大街”，或说shopping。主要因为我的脚是“扁平足”，广东人称“鸭屎蹄”。只要缓步一个小时以上，我的脚就如针扎一般疼痛。所以如果我要走长路的话，一定是大步流星地。这样一来可以减少步行的时间，另外脚也没有那么疼痛。
但是大概总有不得不勉为其难的时候，就是陪女朋友逛街，还有就是陪老婆逛街。追求女孩子怎么能不陪她逛街呢？除非你不喜欢她，否则死也要死着去的，
不然怎么可能追求她到手呢？假如女朋友已经变成了你的老婆，这种需求就可以逐渐降低的。一是老婆总要比女朋友更加体贴些，二是成家生子了，也就不需要害怕
你会飞了，呵呵。这样说可能会冒犯很多女孩子，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实情。
不过凡事皆有例外的，有两种商店是我百逛不厌的，一是书店，二是电脑店。最好是书城和电脑城，这样可以在减少步行的痛苦的同时，可以看到最多的令我
着迷的东西。广州最大的书城是广州天河书城，整整六层楼里全是书店，完全足够满足我这样的书中老饕。昨天是周日，我就去了那里，大约十二点半到达，在门口
小广场逛了十多分钟后，开始逛书店。
其实现在逛书店的时间和次数比过去已经降低了无数倍了，自打有了网络，大部分的书都可以从网上找到。阅读实体书籍的时间次数都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
了，但并不仿碍我享受逛书店的乐趣。逛了半个一楼，选中了一本《武经七书》。这是一本中国古代兵法书籍的合成版，有孙子、吴子、蔚缭子、太公兵法等等七
种，故名《武经七书》。其中我最喜欢阅读的是《孙子兵法》，记忆中我读过不下五、六遍了，亲手抄都抄了两遍。他不仅仅是兵法，而且还是美文。我最喜欢的几
段是：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这样的文章读起来，简直就令人心旷神怡。
买了书以后，脚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于是走出大门，在小广场找了一个花基坐下，点上一棵烟，美美地抽起来了。广场人很多，来来去去的，还见到七、八
头小犬。门口大路上停着的十多台车，从其肆无忌惮的停车方式来看，无疑是小犬门的车。否则这样停车不是找抽？不是找罚款、拖车？吸完两根烟，脚也不疼了，
于是又进去逛。就这样进进出出地来回逛了六七遍，时间已经在不觉中过去了了三个小时。
站在广场台阶上，我隐隐约约地闻到了花香。也许是我母亲的遗传，我同她一样，都喜欢一些素白的，香气浓郁的花，如栀子花、姜花，还有茉莉花。暖春来了，花已经开了，花气袭人知昼暖。慢慢地，这花香将会传遍整个中国。
2014年3月3日星期一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14)2011-03-19 13:23:23
39
娴来接我，史书翰和计苏华也来了。我在住院前先和娴去看看母亲。
经济紧张後，老家的情况越来越拮据。近几个个月母亲的身体很不好，得了高血压性心脏病。母亲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单是因物资紧张，也是没有胃口。我这两年来东奔西跑，娴也早出晚归。母亲带两个孩子太累，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让她轻松点。
回到家里，母亲对我的病很担心，看我瘦了这麽多，她哭了。我不想让她担心，加重她的病情，回家几分钟後就去北京医院住院。
经过各种检查，确诊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内科主任吴洁是我的前辈；在成都华西坝我念医学院时，他已经在教课了。他主张不要做手术，我也不愿手术治疗。开始饮食及服药结合施治，住院起第叁天起，大便已经没有血了。
住在我隔壁的是位部长的夫人，非常健谈。她知道我在毛处工作，而且刚从庐山回来，就千方百计的套我的话。打听毛和江青的事，闹得我很烦，又无法应付。院长计苏华帮我换了病房。
我住院的第六天下午，娴打电话到医院告诉我，母亲病重，让我立刻回去看看。我要了个车子赶回家中，母亲是心绞痛，已经垂危。我同娴抬她到车上送入同仁医院救。
母亲的心肌梗死范围不大，急救比较及时而得当，很快脱离了病危状态。就在同仁医院病房住下。两个孩子暂时由我的舅母看管。好在同仁医院就在北京医院旁边，我常常去看她。娴则每天傍晚先来看我，然後我们一同去同仁医院看母亲。
北京医院是我的庇护所。此时反右倾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住院可以避过这个政治风头。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布置下，长安大街上，每隔二、叁十米 就横挂着红绸长幅，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我在卫生部工作的同父异母的大哥已被点名受批判，但是不知 道详细情况。我大哥在五零年代初期的叁反运动中被降职处分，但仍任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长。我大哥是个忠贞的共产党员，但从未有一次运动他能幸免於难。娴要 我向保健局或卫生部打听一下。我说不能打听，打听出来也没有办法，弄到谁的头上，也只能逆来顺受。别人帮不上忙。
我全心全意想离开一组的工作。我想离开的原因并不是和毛工作上出了问题，而是我和叶子龙与李银桥之间的勃溪已发展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两在一组 待久了，与我格格不入。我看不惯他们的行为。但他们对我颐指气使，要我负责和保健毫不相干的厨师问题。此外，我还得一天到晚做江青和她护士之间的调停人。 我已经四十岁了，还在做一般的保健工作。我仍想做外科工作。
计苏华说不要做外科了，目前医院的保健办公室没有人管，不如去保健办公室。我没有同意，因为在中南海时做保健，到医院仍然在保健的圈子里，岂不是换汤不换药。我趁住院恢复期间向上海和南京打听工作消息。
到九月下旬，毛回到北京，九月廿八日李根桥和毛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到医院来看我。他们问我什麽时候出院，并且告诉我，今年是建国十周年，要举行大 庆祝会。过去十个月来，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赶工完成毛的十大工程，以迎接十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扩建到今日的规模，广场可容纳五十万群众。广场两侧分别是巍 巍的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届时将有壮观的阅兵和烟火。李和罗都觉得错过了这场盛会很可惜。但我不想去观礼。
我没有同毛上天安门。建国十周年庆来了又去，我仍住在医院里。
到十一月中，母亲病情有了变化。一天早上起来後，她自己到卫生间去洗浴，可能水热了些，她昏倒在浴池内。经急救检查，是广泛的心肌梗死。这次可 不同於上次了。她处於休克状态，一直没有好转，我赶到同仁医院病房的急救室，她的血压已经很低了。内科主任同我说，很难抢救过来了。数小时後，母亲於傍晚 时分撒手人间。她最後一句话是，想看看两个孩子。
我们没有为她举行葬礼。保健局给联系好火葬场。第叁天火葬後，我将骨灰盒放在我的书柜上，不愿将它送往八宝山。也许上海或南京那边的医院会要我去，如果离开北京，可以带上一起走。
母亲去世，琉璃厂的老家怎麽办呢？只留两个孩子在那里是不可能的。我去找罗道让。他仍在主管警卫局的行政事务工作。他不同意我住在老家。他说： “主席并没有说，你可以不必回来工作。你住到老家去，他再叫你回来工作，孩子谁管呢？”我说娴可以管。罗又说：“你好好想想看，如果主席要你回去，一年到 头常出差，这个家不是散了。不如都搬进中南海来，南楼内再给你一间房子。”
我同娴商量半天，也只好这样办。大孩子已上学，可以骑车来往。中南海内有食堂，不必自己做饭。小孩子送入卫生部托儿所日夜全托。後来又转送北海幼儿园，这里离中南海近一些。
将这些安顿好了以後，娴劝我再住院治疗，我又住到北京医院。周末娴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我。她说：“你要准备真有可能回一组。照你现在的体质，去了又会病，还是再治治好。”
琉璃厂的老家空出来，我们家里没有人去住。北京市房屋管理局趁机让我们交出房产所有权。十年前天真热情的回到祖国来服务，十年後我成了名副其实 的无产者，被共产了。我感觉十分惆怅和伤心。我失去了珍贵的祖产。日本侵略中国後，我和母亲逃往苏州，一去十七年，我童年时光是在老家度过的。回中国後， 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根植在老家中。
娴和我总将老家看作我们的快乐小天地，在这小天地里可以无拘束地谈论说笑。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保有自己的这块自由土地。我们永远失去老家了
40
一组在十二月底召我回去工作。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徐运北来病房看我。他已经向吴洁了解了我身体情况。李银桥九月来看我时，便想叫我回一组，但吴洁推说我还需要治疗。现在副部长亲自出马，吴洁只得同意让我出院。
徐问我午麽时候出院。我说打算多住些天。他说现在黄树则的母亲去世了，黄去天津葬母，一组没有人工作。我表示我不想去。
徐立刻说：“现在可正在反右，外面热火朝天，你住在医院里，又没有大不了的病，这不大好吧。”
我一听徐的口气不大对头，里面似乎有威胁的意思。我在医院的四个月内，外头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彭德怀元帅被撤职，他手下的总参谋长黄克诚 也未能幸免。罗瑞卿升职，接替黄的职位。一九四九年便半退隐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取代彭成了国防部长。许多人不懂毛为何指派健康状况不佳的林彪就任此 要职。
林彪甫就任国防部长，立即召开了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发了言，不但批了彭德怀，而且将朱德批了一顿说，朱是什麽总司令，当总司令从来没有指挥过一次战役，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简直是个黑司令。林的发言稿是经过毛事先看过的。看来这些提法，毛是同意的。
看情形我如果再坚持住院不回一组，岂不很容易被扣上右倾的帽子。
我於是说：“等我办好出院手续再去。”
徐说：“我院手续办不办都可以，我告诉他们就可以了。”徐兼任卫生部党组书记，自然有权这样办。
毛此时在杭州。王敬先两天前便打电话给罗道让，要我随时动身前去杭州。十二月廿二日，我与李银桥搭机前往杭州。
起飞不久，遇到暴风雪，飞机颠簸得很厉害，只好在南降落。我们到机场休息室，江苏省公安厅洪厅长正在等我们。洪告诉我们，京沪杭上空有一个强暴风雪带，飞机通过有危险，他让我们到招待所住一夜再走。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一辆小轿车在暴风雪中上路，沿过去的京杭国道驰去，下午叁点钟到了杭州汪庄。这时毛仍没有睡醒。晚上我才见到毛。
我说：“我已经恢复了。主席可能感冒了吧？”
毛说：“不晓得，只是不舒服。”
我说：“我给检查一次吧？”
毛同意了。我给量了体温。稍有微烧。听诊没有异常。心脏、血压和脉搏都正常。我同毛讲，是有些感冒和支气管炎。
毛说：“马上开会了，怎麽办呢？”
我建议他服点抗生素和感冒药，防止继续发展。毛同意了。
次日晚上体温恢复正常，咳嗽也减轻多了。毛很高兴，说：“说嘴郎中还有点好药。”
我趁机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建议，明天是主席生日，想大家会餐庆祝一下。”
毛说：“我历来不主张过生日，不过大家聚聚是可以的。我还没有全好，你们去会餐，我就不去了。”毛仍为大跃进所引起的饥荒心有愧疚。他不愿在一般平民挨饿受苦之际，大吃大喝。
其他干部可没有这种胸襟。我出来後，告诉了叶子龙。叶听了以後，笑逐颜开，抿抿嘴说：“行啊，我们干它一顿，这一次一定把王芳灌醉。大夫你干了件好事啊。”
廿六日毛醒了後，大家一一进去给他祝贺生日。毛已经完全复原，对这次治疗很满意，同意和大家照像。
宴会就在叁号楼餐厅内举行，一共摆了八桌。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由江华、王芳作代表去看了毛。毛告诉他们，不能铺张，不要说做寿，只是大家聚聚。
江、王出来後，大家开始入席。这可真成了宴会，浙江省的名菜都摆出来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燕窝乳鸽和砂锅鱼翅，确是别有风味。席中叶子龙将王芳真的灌得大醉。王敬先悄悄同我说，现在全国这麽困难，饿死人，我们这样大吃大喝，太不像话。
我深有同感。在中南海深宫朱墙外，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正在挨饿。一九五九年的秋收比前一年还糟。到目前为止已有数以百万的人饿死。等这场饥荒结 束时，死亡人数会上千万。在中国哀鸿遍野之际，我和林克、王敬先、叶子龙、李银桥、浙江省的这批领导人，大举庆祝毛未出席的六十六岁大寿，眼前桌上摆满了 山珍海味。公安厅长醉得倒了。我心中感慨万千。
我跟王敬先说：“在这个环境里，不随波逐流，就会受嫉。除非下决心，挨整也离开这里，才能对的住良心。林克常说：‘鲁迅说过，不能赤膊上阵，否 则乾挨枪。’看来，不同他们妥协，在这里无法立足。“唯一对得住良心的方法是离开一组，但我第二次的努力又告失败。一组这个环境可真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特 区，任何纪律、法律、规定，都不能在这里起作用。这是块世外桃源，真是块天不管，地不辖的地方。只有毛能统治我们。还有噬啮着一小撮尚有良知的我们的罪恶 感。
41
越来越多的百姓因严重的饥荒而饿死时，共产党变得更形腐败。刚过完一九六零年新年，毛离开杭州，到了上海。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定於一月七日召 开。专列仍然停在龙华车站，毛依旧住在车上。参加会议的领导们则住在锦江饭店。正如田家英同我说的，已经是过左，现在反而要反右倾，势必越反越左，看来亏 吃得还不够，学费还得多交。政治局通过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左的决议。生产指标节节高拔，钢产量又规定是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的高指标。各县、公社开办企业，大办 水利，大办养猪场等。会议期间一如以往，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为了将晚会搞得热热闹闹，调来了南京军区文工团、江苏省歌舞团伴舞。上海京剧院、上海 舞剧院等演出节目。大肆采购也是活动之一。上海市委为了使会议更加生色，在锦江饭店沿街的一排房子中，陈列了各式各样的商品，以较便宜的价格出售给参加会 议的人和他们的随员。这些脚踏车、皮鞋和上好毛料都是外面市场上没有的短缺货物，何况这时已进入困难时期，市场上早已是货架上空空荡荡的了。这阵子叶子龙 和李银桥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叶子龙逐渐占了下风，李则藉机夺权。李银桥向毛和江青告了叶子龙的许多臭事。毛没有讲什麽。可是江青却经常对别人骂叶子龙， 说叶脑满肠肥，饱暖思淫。毛最後无法坐视不顾。以後，毛交女朋友所用的钱不再放在叶处，改交李银桥管理。这是叶子龙和李银桥交恶争权，李取得胜利。这一段 时间，叶时常同我发牢骚，说：“给他办了这麽多年的臭事，弄得这麽一个下场，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
我说：“主席对你不错啊，他并没有叫你走。”
叶说：“屁，他用各种办法挤我，比明白说叫我走，还难受得多。”
多年来，我一直不愿去正视毛和这些女孩子交往背後的真相。每次毛有客人，我也避得远远的。我不想知道实情。叶跟我说了不少事，使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假装不知道毛拈花惹草的风流事。
一九五九年底，我回到一组工作，发现除了原来一位女机要员外，又有一名女机要员，随同外出。後者并不好看，不过皮肤白析，身材修长。这种外形是 毛最喜爱的。她初次与毛见面时，告诉毛，她念小学和初中时，同学有些人骂共产党，共产共妻，骂毛是土匪头子，她开始与这些人争吵，後来动起手来，被那些人 打得头破血流，但她仍大声说，共产党好，毛泽东好。这一番话，说到毛的心坎上去了。有一段时期，毛只要一睡醒，就要她陪，直至下次入睡。在上海会议期间， 晚会跳舞，她总是坐在毛的身旁。有时跳到半夜一点钟，毛仍无倦意，舞兴还浓，每次都是她睡眼惺忪地拖毛回去。以後毛外出，都带着她。
她有一大特点，虽然是毛的女友，但是见到江青，一直很热情亲切，毫无怕被发现或内疚的表现。江青似乎也很喜欢她。毛常对别的女孩子们说，要学学这位的大方举止。
批斗彭德怀已使我对毛主席的信心动摇。现在知道他私生活的丑相後，我对这曾一度敬仰如泰山的人，只有深沉的憎恶。
李银桥逐渐取代了叶子龙的总管地位以後，与一位女工作人员要好起来。上海会议期间，两人打得火热。常常在毛没有起床时，一起离开火车，乘汽车到锦江饭店买东西。
有一次柯庆施到火车上接毛去城里开会，毛叫李，李不在。等毛下火车时，李刚赶回来。毛当时吼道：“李银桥，你一天到晚弄个女人捣鬼，你是干什麽吃的。”
当时柯庆施大吃一惊，认为叶子龙、李银桥过於渎职，长此下去，为毛的安全担心。柯同北京市长彭真讲了，也告诉了周恩来和刘少奇，於是动议将汪东兴调回来。
上海会议结束後，大家动身去了广州，然後才回到北京。
叶子龙回到北京以後，对毛和江青十分不满意。如前所述，他认为毛用各种方法给他难堪。叶说：“毛不明讲让我走，可是办什麽事不让我办，同一组的 人讲我这不好那不好，使我没有办法待下去了。干了一辈子的丑事，到头来落得这麽个下场。”叶开始活动去北京市工作。已经得到彭真同意。叶到处宣扬毛的桃色 新闻，终於祸从口出。这事让刘少奇知道了。刘说：“这是污蔑我们党，把他拘捕，枪毙。”後来周恩来、彭真等一再关说，才没有执行。
毛自己的私生活如此，他的随从只是上行下效罢了。毛的卫士们个个长得年轻英俊，眉清目秀，舞会里也有很多认识漂亮女孩的机会。毛和其他领导人奉 行的道德标准，和中下级干部奉行的有所不同。毛是无法无天，自然可以随心所欲，但党对一组人员仍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不得不采取行动，叫汪 东兴回来解决问题。
娴来接我，史书翰和计苏华也来了。我在住院前先和娴去看看母亲。
经济紧张後，老家的情况越来越拮据。近几个个月母亲的身体很不好，得了高血压性心脏病。母亲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单是因物资紧张，也是没有胃口。我这两年来东奔西跑，娴也早出晚归。母亲带两个孩子太累，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让她轻松点。
回到家里，母亲对我的病很担心，看我瘦了这麽多，她哭了。我不想让她担心，加重她的病情，回家几分钟後就去北京医院住院。
经过各种检查，确诊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内科主任吴洁是我的前辈；在成都华西坝我念医学院时，他已经在教课了。他主张不要做手术，我也不愿手术治疗。开始饮食及服药结合施治，住院起第叁天起，大便已经没有血了。
住在我隔壁的是位部长的夫人，非常健谈。她知道我在毛处工作，而且刚从庐山回来，就千方百计的套我的话。打听毛和江青的事，闹得我很烦，又无法应付。院长计苏华帮我换了病房。
我住院的第六天下午，娴打电话到医院告诉我，母亲病重，让我立刻回去看看。我要了个车子赶回家中，母亲是心绞痛，已经垂危。我同娴抬她到车上送入同仁医院救。
母亲的心肌梗死范围不大，急救比较及时而得当，很快脱离了病危状态。就在同仁医院病房住下。两个孩子暂时由我的舅母看管。好在同仁医院就在北京医院旁边，我常常去看她。娴则每天傍晚先来看我，然後我们一同去同仁医院看母亲。
北京医院是我的庇护所。此时反右倾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住院可以避过这个政治风头。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布置下，长安大街上，每隔二、叁十米 就横挂着红绸长幅，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我在卫生部工作的同父异母的大哥已被点名受批判，但是不知 道详细情况。我大哥在五零年代初期的叁反运动中被降职处分，但仍任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长。我大哥是个忠贞的共产党员，但从未有一次运动他能幸免於难。娴要 我向保健局或卫生部打听一下。我说不能打听，打听出来也没有办法，弄到谁的头上，也只能逆来顺受。别人帮不上忙。
我全心全意想离开一组的工作。我想离开的原因并不是和毛工作上出了问题，而是我和叶子龙与李银桥之间的勃溪已发展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两在一组 待久了，与我格格不入。我看不惯他们的行为。但他们对我颐指气使，要我负责和保健毫不相干的厨师问题。此外，我还得一天到晚做江青和她护士之间的调停人。 我已经四十岁了，还在做一般的保健工作。我仍想做外科工作。
计苏华说不要做外科了，目前医院的保健办公室没有人管，不如去保健办公室。我没有同意，因为在中南海时做保健，到医院仍然在保健的圈子里，岂不是换汤不换药。我趁住院恢复期间向上海和南京打听工作消息。
到九月下旬，毛回到北京，九月廿八日李根桥和毛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到医院来看我。他们问我什麽时候出院，并且告诉我，今年是建国十周年，要举行大 庆祝会。过去十个月来，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赶工完成毛的十大工程，以迎接十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扩建到今日的规模，广场可容纳五十万群众。广场两侧分别是巍 巍的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届时将有壮观的阅兵和烟火。李和罗都觉得错过了这场盛会很可惜。但我不想去观礼。
我没有同毛上天安门。建国十周年庆来了又去，我仍住在医院里。
到十一月中，母亲病情有了变化。一天早上起来後，她自己到卫生间去洗浴，可能水热了些，她昏倒在浴池内。经急救检查，是广泛的心肌梗死。这次可 不同於上次了。她处於休克状态，一直没有好转，我赶到同仁医院病房的急救室，她的血压已经很低了。内科主任同我说，很难抢救过来了。数小时後，母亲於傍晚 时分撒手人间。她最後一句话是，想看看两个孩子。
我们没有为她举行葬礼。保健局给联系好火葬场。第叁天火葬後，我将骨灰盒放在我的书柜上，不愿将它送往八宝山。也许上海或南京那边的医院会要我去，如果离开北京，可以带上一起走。
母亲去世，琉璃厂的老家怎麽办呢？只留两个孩子在那里是不可能的。我去找罗道让。他仍在主管警卫局的行政事务工作。他不同意我住在老家。他说： “主席并没有说，你可以不必回来工作。你住到老家去，他再叫你回来工作，孩子谁管呢？”我说娴可以管。罗又说：“你好好想想看，如果主席要你回去，一年到 头常出差，这个家不是散了。不如都搬进中南海来，南楼内再给你一间房子。”
我同娴商量半天，也只好这样办。大孩子已上学，可以骑车来往。中南海内有食堂，不必自己做饭。小孩子送入卫生部托儿所日夜全托。後来又转送北海幼儿园，这里离中南海近一些。
将这些安顿好了以後，娴劝我再住院治疗，我又住到北京医院。周末娴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我。她说：“你要准备真有可能回一组。照你现在的体质，去了又会病，还是再治治好。”
琉璃厂的老家空出来，我们家里没有人去住。北京市房屋管理局趁机让我们交出房产所有权。十年前天真热情的回到祖国来服务，十年後我成了名副其实 的无产者，被共产了。我感觉十分惆怅和伤心。我失去了珍贵的祖产。日本侵略中国後，我和母亲逃往苏州，一去十七年，我童年时光是在老家度过的。回中国後， 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根植在老家中。
娴和我总将老家看作我们的快乐小天地，在这小天地里可以无拘束地谈论说笑。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保有自己的这块自由土地。我们永远失去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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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在十二月底召我回去工作。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徐运北来病房看我。他已经向吴洁了解了我身体情况。李银桥九月来看我时，便想叫我回一组，但吴洁推说我还需要治疗。现在副部长亲自出马，吴洁只得同意让我出院。
徐问我午麽时候出院。我说打算多住些天。他说现在黄树则的母亲去世了，黄去天津葬母，一组没有人工作。我表示我不想去。
徐立刻说：“现在可正在反右，外面热火朝天，你住在医院里，又没有大不了的病，这不大好吧。”
我一听徐的口气不大对头，里面似乎有威胁的意思。我在医院的四个月内，外头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彭德怀元帅被撤职，他手下的总参谋长黄克诚 也未能幸免。罗瑞卿升职，接替黄的职位。一九四九年便半退隐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取代彭成了国防部长。许多人不懂毛为何指派健康状况不佳的林彪就任此 要职。
林彪甫就任国防部长，立即召开了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发了言，不但批了彭德怀，而且将朱德批了一顿说，朱是什麽总司令，当总司令从来没有指挥过一次战役，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简直是个黑司令。林的发言稿是经过毛事先看过的。看来这些提法，毛是同意的。
看情形我如果再坚持住院不回一组，岂不很容易被扣上右倾的帽子。
我於是说：“等我办好出院手续再去。”
徐说：“我院手续办不办都可以，我告诉他们就可以了。”徐兼任卫生部党组书记，自然有权这样办。
毛此时在杭州。王敬先两天前便打电话给罗道让，要我随时动身前去杭州。十二月廿二日，我与李银桥搭机前往杭州。
起飞不久，遇到暴风雪，飞机颠簸得很厉害，只好在南降落。我们到机场休息室，江苏省公安厅洪厅长正在等我们。洪告诉我们，京沪杭上空有一个强暴风雪带，飞机通过有危险，他让我们到招待所住一夜再走。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一辆小轿车在暴风雪中上路，沿过去的京杭国道驰去，下午叁点钟到了杭州汪庄。这时毛仍没有睡醒。晚上我才见到毛。
我说：“我已经恢复了。主席可能感冒了吧？”
毛说：“不晓得，只是不舒服。”
我说：“我给检查一次吧？”
毛同意了。我给量了体温。稍有微烧。听诊没有异常。心脏、血压和脉搏都正常。我同毛讲，是有些感冒和支气管炎。
毛说：“马上开会了，怎麽办呢？”
我建议他服点抗生素和感冒药，防止继续发展。毛同意了。
次日晚上体温恢复正常，咳嗽也减轻多了。毛很高兴，说：“说嘴郎中还有点好药。”
我趁机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建议，明天是主席生日，想大家会餐庆祝一下。”
毛说：“我历来不主张过生日，不过大家聚聚是可以的。我还没有全好，你们去会餐，我就不去了。”毛仍为大跃进所引起的饥荒心有愧疚。他不愿在一般平民挨饿受苦之际，大吃大喝。
其他干部可没有这种胸襟。我出来後，告诉了叶子龙。叶听了以後，笑逐颜开，抿抿嘴说：“行啊，我们干它一顿，这一次一定把王芳灌醉。大夫你干了件好事啊。”
廿六日毛醒了後，大家一一进去给他祝贺生日。毛已经完全复原，对这次治疗很满意，同意和大家照像。
宴会就在叁号楼餐厅内举行，一共摆了八桌。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由江华、王芳作代表去看了毛。毛告诉他们，不能铺张，不要说做寿，只是大家聚聚。
江、王出来後，大家开始入席。这可真成了宴会，浙江省的名菜都摆出来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燕窝乳鸽和砂锅鱼翅，确是别有风味。席中叶子龙将王芳真的灌得大醉。王敬先悄悄同我说，现在全国这麽困难，饿死人，我们这样大吃大喝，太不像话。
我深有同感。在中南海深宫朱墙外，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正在挨饿。一九五九年的秋收比前一年还糟。到目前为止已有数以百万的人饿死。等这场饥荒结 束时，死亡人数会上千万。在中国哀鸿遍野之际，我和林克、王敬先、叶子龙、李银桥、浙江省的这批领导人，大举庆祝毛未出席的六十六岁大寿，眼前桌上摆满了 山珍海味。公安厅长醉得倒了。我心中感慨万千。
我跟王敬先说：“在这个环境里，不随波逐流，就会受嫉。除非下决心，挨整也离开这里，才能对的住良心。林克常说：‘鲁迅说过，不能赤膊上阵，否 则乾挨枪。’看来，不同他们妥协，在这里无法立足。“唯一对得住良心的方法是离开一组，但我第二次的努力又告失败。一组这个环境可真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特 区，任何纪律、法律、规定，都不能在这里起作用。这是块世外桃源，真是块天不管，地不辖的地方。只有毛能统治我们。还有噬啮着一小撮尚有良知的我们的罪恶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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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百姓因严重的饥荒而饿死时，共产党变得更形腐败。刚过完一九六零年新年，毛离开杭州，到了上海。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定於一月七日召 开。专列仍然停在龙华车站，毛依旧住在车上。参加会议的领导们则住在锦江饭店。正如田家英同我说的，已经是过左，现在反而要反右倾，势必越反越左，看来亏 吃得还不够，学费还得多交。政治局通过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左的决议。生产指标节节高拔，钢产量又规定是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的高指标。各县、公社开办企业，大办 水利，大办养猪场等。会议期间一如以往，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为了将晚会搞得热热闹闹，调来了南京军区文工团、江苏省歌舞团伴舞。上海京剧院、上海 舞剧院等演出节目。大肆采购也是活动之一。上海市委为了使会议更加生色，在锦江饭店沿街的一排房子中，陈列了各式各样的商品，以较便宜的价格出售给参加会 议的人和他们的随员。这些脚踏车、皮鞋和上好毛料都是外面市场上没有的短缺货物，何况这时已进入困难时期，市场上早已是货架上空空荡荡的了。这阵子叶子龙 和李银桥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叶子龙逐渐占了下风，李则藉机夺权。李银桥向毛和江青告了叶子龙的许多臭事。毛没有讲什麽。可是江青却经常对别人骂叶子龙， 说叶脑满肠肥，饱暖思淫。毛最後无法坐视不顾。以後，毛交女朋友所用的钱不再放在叶处，改交李银桥管理。这是叶子龙和李银桥交恶争权，李取得胜利。这一段 时间，叶时常同我发牢骚，说：“给他办了这麽多年的臭事，弄得这麽一个下场，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
我说：“主席对你不错啊，他并没有叫你走。”
叶说：“屁，他用各种办法挤我，比明白说叫我走，还难受得多。”
多年来，我一直不愿去正视毛和这些女孩子交往背後的真相。每次毛有客人，我也避得远远的。我不想知道实情。叶跟我说了不少事，使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假装不知道毛拈花惹草的风流事。
一九五九年底，我回到一组工作，发现除了原来一位女机要员外，又有一名女机要员，随同外出。後者并不好看，不过皮肤白析，身材修长。这种外形是 毛最喜爱的。她初次与毛见面时，告诉毛，她念小学和初中时，同学有些人骂共产党，共产共妻，骂毛是土匪头子，她开始与这些人争吵，後来动起手来，被那些人 打得头破血流，但她仍大声说，共产党好，毛泽东好。这一番话，说到毛的心坎上去了。有一段时期，毛只要一睡醒，就要她陪，直至下次入睡。在上海会议期间， 晚会跳舞，她总是坐在毛的身旁。有时跳到半夜一点钟，毛仍无倦意，舞兴还浓，每次都是她睡眼惺忪地拖毛回去。以後毛外出，都带着她。
她有一大特点，虽然是毛的女友，但是见到江青，一直很热情亲切，毫无怕被发现或内疚的表现。江青似乎也很喜欢她。毛常对别的女孩子们说，要学学这位的大方举止。
批斗彭德怀已使我对毛主席的信心动摇。现在知道他私生活的丑相後，我对这曾一度敬仰如泰山的人，只有深沉的憎恶。
李银桥逐渐取代了叶子龙的总管地位以後，与一位女工作人员要好起来。上海会议期间，两人打得火热。常常在毛没有起床时，一起离开火车，乘汽车到锦江饭店买东西。
有一次柯庆施到火车上接毛去城里开会，毛叫李，李不在。等毛下火车时，李刚赶回来。毛当时吼道：“李银桥，你一天到晚弄个女人捣鬼，你是干什麽吃的。”
当时柯庆施大吃一惊，认为叶子龙、李银桥过於渎职，长此下去，为毛的安全担心。柯同北京市长彭真讲了，也告诉了周恩来和刘少奇，於是动议将汪东兴调回来。
上海会议结束後，大家动身去了广州，然後才回到北京。
叶子龙回到北京以後，对毛和江青十分不满意。如前所述，他认为毛用各种方法给他难堪。叶说：“毛不明讲让我走，可是办什麽事不让我办，同一组的 人讲我这不好那不好，使我没有办法待下去了。干了一辈子的丑事，到头来落得这麽个下场。”叶开始活动去北京市工作。已经得到彭真同意。叶到处宣扬毛的桃色 新闻，终於祸从口出。这事让刘少奇知道了。刘说：“这是污蔑我们党，把他拘捕，枪毙。”後来周恩来、彭真等一再关说，才没有执行。
毛自己的私生活如此，他的随从只是上行下效罢了。毛的卫士们个个长得年轻英俊，眉清目秀，舞会里也有很多认识漂亮女孩的机会。毛和其他领导人奉 行的道德标准，和中下级干部奉行的有所不同。毛是无法无天，自然可以随心所欲，但党对一组人员仍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不得不采取行动，叫汪 东兴回来解决问题。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13)2011-03-16 11:18:36
35
沿途景观大变，不再有火焰冲天的後院土高炉，也没有穿红着绿的农村妇女。
农田一片荒芜。眼下不见任何农作物和农民的迹象。王任重所辖的武汉非常吃紧。我们仍住在东湖客舍。消夜食品用的油炸花生米和酱牛肉不见了，早餐 时的生煎包子也没有了。招待所里，不但没有香烟卖，而且也没有火柴。偶尔有鱼可吃，蔬菜罕见。可见库底都被挖空了。 才几个月前，王任重还炫耀湖北农田 亩产量为一万、二万斤的稻谷，现在却闹了饥荒。王任重说是天灾导致饥荒。但湖北天气一九五八年至五九年真可说是风调雨顺。，真正原因是年轻力壮的男人都派 去炼钢和修水利，田里的稻子没有人收割，放着烂掉。而收割的一小部分稻谷全缴给了北京。
到了长沙，住到省委的蓉园招待所。我们的住房内仍然摆上了中华牌香烟和碧螺春茶叶。不过烟和茶都有些霉味。看来库存很久了。现在都挖了出来。这时湖南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是比湖北好，我们一如以往，仍旧可以吃上湖南腊肉，安东鸡。
周小舟可注意到了湖南和湖北的差异。一九五七年毛曾严厉批评这位湖南第一书记不学别人种二季稻。这次王任重也随同毛至长沙。有天罗瑞卿、王任 重、周小舟一起闲谈时，我也在场。周小舟说：“去年湖北不是一直受表扬吗？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好，说湖南就是不行，没有热火朝天的干劲。现在看吧，湖北到底 怎麽样？恐怕有霉味的烟、茶都没有。他们去年就把库底挖空了。我们湖南再差，还存了点库底。”
周小舟说这些话时，很气愤。我和罗瑞卿闷不作声。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也在场，讪讪地走开了。两省的街道也有明显不同。湖南仍有小食在卖。
毛决定回他的出生地韶山。他从一九二七年，也就是卅二年前，就没有再踏进韶山一步。
毛的韶山之行是他追寻真理的途径。他当时已不相信领导干部。纯朴的韶山不会搭起戏台来等他。毛对韶山太熟悉了，熟悉到他一眼可望穿任何欺骗的伎俩。韶山纯真的老乡会和毛讲真话。毛属於韶山。他信任他的乡人。
36
六月廿五日由长沙乘汽车出发，不过两个多小时到了湘潭。这一路都是砂土小石子铺的路。第一辆车子还吃不到土，第二辆车以后，就都在在灰砂滚滚中穿行。天气又热，车子中没有冷气装置，只能打开窗子，吹得全身都是灰土，到了湘潭几乎都成了泥人了。
湘潭地委书华国锋来迎接，这是毛和我第一次见到十六年后会成为毛的接班人的华。毛擦了擦脸，稍微休息一下，就对华说：“你乾你的事，不要陪我。韶山是我的老家，你是父母官，陪了去反而受约束。”
由湘潭到韶山，只不过四十几分钟。毛住到一个原属於基督教会，在一个小山丘上的房子内，我们住到山下的一所学校内。天气热而潮，蚊子很多，夜里睡觉时，只好罩上蚊帐，很难入睡。
第二天凌晨大约五点多钟，李银桥打来电话，叫我们立即到山丘上毛的住处，原来毛一夜未眠，这时正等我们，要出去散步。
我们赶到后，毛立即走出这个小的招待所，向后山踱过去。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和一群警卫也不知道他要到什麽地方去，只好随后跟行。毛走到一处 矮矮的松树环绕的土垄前，站定了，深深地鞠了叁个躬。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毛的父母的埋葬处了。警卫局派来随同外出的警卫科长沈同，十分灵活，他迅疾 采来一把松柏枝，交给了毛。毛将这把松柏枝放在土垄上，又深深地鞠了叁个躬。我们立在毛的身后，也跟着叁鞠躬。
毛转过身来说：“这里原来有一个小石碑，大约年深日泯，泯没了。”罗瑞卿：“应该好好整修一下。”毛摇头说：“不必了，知道这块地方就可以了。”
从这里下山，顺路前行，走到“毛氏宗祠”前不远的地方，毛前瞻后顾，似乎在找什麽，可是没有找到。我正走在他的身旁。我问他在找什麽。他说： “这里原来有一个土地庙，我小的时候生病了，我母亲带我到这里跪拜，求过签，讨过香灰吃。”公社主任跟上来说道：“这个土地庙去年成立人民公社时给拆了。 砖拿去砌了土高炉炼钢，木头当煤用，炼钢时烧掉了。” 毛摇摇头说：“可惜了。这个庙应该留下来。农民没有钱，生了病看不起医生，到庙里求求菩萨，讨点 香灰吃，在精神上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人的精神没有寄托是不行的。”
毛转过头来，对我说：“你不要小看这香灰。我常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香灰能鼓舞精神，使人有战胜疾病的勇气。“他看到我在笑，正色说：“你不相信吧。你们当医生的，应该懂得精神作用的道理。”
我的微笑并非表示不赞成。身为医生，我相信精神状态对身体健康有巨大的影响。
下午毛去看了他的老屋。当时对毛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到后来那种发疯的程度，因此这几间房子基本上仍保持典型泥墙草顶，农民房屋的原貌。院内廊下， 排放着很完整的各种农耕用具。大门上悬挂一长方木匾，上书“毛泽东主席故居”。是一个小院落，共有八间房的住所。依这规模看来，毛的父亲是个富农。
毛的父亲曾耕种过的农田，农忙时，还要雇人来帮助干农活才够，已成为人民公社的一部分。门外树荫下是一方池塘，毛指着这池塘对我们说：“这就是 我洗澡和饮牛的地方。毛回忆他的童年往事，他说：“我父亲可厉害啦，动不动就打人。有一次要打我，我跑出来，他追我，我围着池塘跑。他骂我不孝，我说”父 于慈，子不孝‘。我母亲非常慈祥，很愿意帮邻舍。她常常同我弟弟一起搞“统一战线’对付我父亲。我父亲早死了，要是活到现在，至少要被搞成富农，受镇 压。”
在韶山的时间安排很紧凑。毛看望了两处他的本族远房的居房。两处都只有儿童和妇女，男人们都炼钢铁、修水利去了。这两家一如一九五八年所见到的农户相同。做饭的锅没有了。甚至连灶也拆掉，据说灶土是极好的肥田土。
毛下午在韶山新建的青年水库游泳，问当地的居民这水库起不起作用。一位老人说，这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大搞水利建设时，公社党委书记下命令，叫 大家挖出来的。结果匆忙建成，漏水，而且下大雨时，又存不住水，下面要受淹公社临时派人将男人们叫回来。晚间，毛在招待所的阳台上，摆了五桌饭，请他本族 的人和一些老党员。饭中，交谈时，一些老人说，吃食堂大锅饭，吃不饱。因为饭一拿出来，年轻人一拥而上，等到年纪大的人挤上去，饭已被被装没有了。毛又问 年轻人，食堂这办法怎麽样。这些年轻人也说不好，因为饭少人多，虽然能挤上一碗半碗，但吃不饱。尤其大家抢着装饭，好多饭都落到地上，踩来踩去，都糟蹋 了。
毛转过话题问大炼钢铁的土高炉怎麽样。公社书记叫大上山找铁矿，大家找不到。又叫大家找煤矿，只找到几个煤质量很差的鸡窝矿，弄不到多少煤。公 社书记说，周围都在炼，我们不能不炼，让大家将烧水做饭的铁锅、铁铲都献出来炼，门板也卸了，当煤烧。炼出来的都是些铁疙瘩，仍在那里。我们要烧开水，都 没有锅用。公社的锅，煮饭都来不及，更不用说煮水了。
毛听着，默然不语。全场一片死寂。看样子大跃在湖南施行的效果并不佳。毛沉思了一会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修水利，不要处处搞水库，搞不好，成了害。炼钢炼不成，就不要要炼了。”
在全国，韶山人民公社可能是第一个解散了食堂，停止了挖水库和炼钢铁的所在。
此时我和毛才开始明了全国经济情况的衰退。毛的重返韶山之行将他自梦中唤醒。清醒地面对灾难降临的现实。回武汉时，毛已不像前一段那样意气风 发，兴高采烈。但毛仍坚信大跃进的基本总路线是正确的，只需要做适当调整即可。毛不愿使群众的冲天干劲受到打击。他决定在武汉开一次会，提醒领导干部面对 事实，而又不能使全国人民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照他的说法，“主要是宣传上的问题。要泼泼冷水，降降温。”
我们在六月廿八日抵达武汉。王任重建议，七月武汉太热，没有冷气设备，恐怕受不了。王又说，最好到青岛，海边凉快些。但是毛对青岛的印象不好，因为一九五七年夏天，他在青岛连续感冒有一个多月。
最后柯庆施建议，不如到武汉的下游庐山去开会。因为这时已经有些中央和省市的领导人到了武汉。就近去庐山，省时，省事。毛同意了。
党将举行庐山会议。
37
毛老家韶山的情况比中国其余各地要好得多。饥荒已笼笼罩中国。已不是个别地方有人饿死。安徽、河南，连遍远人稀的甘肃都有。一九五八年毛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开会，仍在大力推行十五年超过英国的空想之际，四川也是饿殍遍野。
我身处倍受保护的一组之中，从未亲见目睹饥荒的真实惨况。在随毛以及数位首长乘船而下的航途中，我听到了饥荒蔓延的惨事。是时去河南和四川调查六个月的田家英已经回来，也在船上。田家英、我、林克、周小舟和王敬先聚在甲板上，议论纷纷。
田家英描述了四川的饥荒情况，并说在北京，工业交通系统的意见最多，钢的生产指标太高，虽然年产量从两千万吨，逐渐下降一千叁百万吨，但是全民炼钢，六千多万人上山找矿这些一窝蜂的作法，并没有停止，尤其一九五九年仍在大跃进中，人力物力实在过於紧张。
田家英一语道破的又说：“我们党一向是提倡说真话，现在是假话满天飞，越说越离奇，可是越弄虚做假，越受表扬。说真话的，倒不断受批评。”毛是 个杰出的哲学家，战士和政治家，但在经济上，毛完全一窍不通。这样就自然讲到毛的好大喜功，甚至脱离了毛自己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
由此又讲到毛的私生活的放荡，一九五七年开始，继汪东兴之后管警卫工作的王敬先也凑上去讲了一些。
我听了真是无法置信。我知道大跃进后物资紧张，但不知饥荒正横扫全国，吃不饱的人数以千百万计。听到对毛的批评也大为惊骇。田家英行事向来谨 慎，当时他说话的对象即使是跟我们，也已坦白到危险的地步。我更是对王敬先说的那些放荡丑事毫不佑情。王的责任是保护毛主席，在朋友闲谈间，实在不该泄露 毛的私生活细节。林克仍对毛在“黑旗事件”保他一事心存感激，因此没有吭声。我则一直保持沉默。
就在这些人闲扯的时候，柯庆施、王任重、以及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走了过来。柯笑着问，这麽热闹，谈些什麽。田家英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 了人。”李井泉立刻说：“中国这麽大，哪朝哪代没有饿死人？”王任重接着又说：“人们这麽热火朝天地干，这倒是历代没有的。”柯庆施说：“现在有人就是看 小不看大，抓住点缺点，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真是主席说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此在到庐山之前，就在长江的航船上，已经可以看出针锋相对的两 种意见。一方面，凡是大跃进以来积极按照毛的意思，往下压任务，往上报成绩的人，都不容许任何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叁面红旗有批评意见。属於 这类人的，大抵都是省市委第一书记，比如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之流，因为他们在大跃进中，跟毛跟得最紧，干得最欢。另外一种是像罗瑞卿这种并不负责生产 建设的中共官员，自大跃进以来罗一直跟毛巡视，对毛的意旨了解得清楚，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后，受了不少毛的指评，甚至差一点下放，所以对叁面红旗特别拥 护。杨尚昆则刚在中央办公厅政秘室的黑旗事件犯了错误，自然不敢贸然说话了。另一方面，通常批评毛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以两位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工业交通 系统的薄一波和主管经济发展皂李富春为代表。他们是中央负责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人，经济生产计划指标太高，压在身上，自是苦不堪言。薄一波在大跃进初期，原 本不赞成不符合现实的生产指标。但他后来一看苗头不对，只能顺着毛的意思讲。原来他让下面给他准备了一大堆意见，预备上庐山后发言。后来他召开了一次全国 工交系统电话会议，讲了一大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类的话，才上了山。薄其实对毛在经济上的冒进深感不安，早知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不能向毛挑战，也不能 说真话。薄和李从未公开批评大跃进。第二种是到了下面，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大跃进的灾害感受最深的人。这些人既不是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也不负责执行毛 的伟大计划。他们是亲眼目睹农村混乱凋零的见证人。毛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属於这第二种人。他们的责任是向毛报告真相。批评的人只敢在自 已人里议论纷纷。我们在长江船上就是这个情况。但要和持有另一种意见、只会说大话的那批人说通，几乎是难如登天。看准了问题所在，挺身敢於披逆鳞的人，毕 竟是寥若晨星。大部分的人不过是见风使舵罢了。知道实情的田家英和深知民害的周小舟也只敢在私下嘟嘟囔囔地批评毛及其大跃进，不敢直接向毛谏言。在船上 时，只有田家英讲话直切。但是柯庆施、李井泉一开口，田也不就不再多说话了。七月一日凌晨船到九江。那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仍在接受改造中。汪东兴来 接船。毛看到汪东兴就说：“省里如何？”汪说：“这两年我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多接触了群众，确实受教育。”毛讲：“人不能总是浮在上面，以后要立个规则， 大家输流要下去蹲点。”
上庐山的公路修得很好，途中下车休息两次，到山上只不过一个多小时。江西省组织了一个接待班子，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委员 长方志纯和副省长汪东兴负责。汪指派了一位姓胡的警卫处长，做毛的随身警卫。汪向胡交代了一些警卫工作方法和规定。胡找到王敬先，向王说明汪的布置和安 排。
王敬先听了以后说：“汪东兴同志离开主席已经叁年多了，他那套是老黄历了。不能听他的。”胡此后真的不听汪的指挥，只按王敬先的布置去安排警卫 工作，并且又将王敬先的话传给了江西省公安厅和江西省委办公厅。这两地又把王的话告诉了汪东兴，由此汪东兴对王、胡二人非常不满。
毛的住处，据说原是蒋介石的别墅。是二层的小楼。我们住到邻近的另一小楼。山上确很凉快，在山下原来一身大汗，到山上甚至感到一丝凉意。空气很潮湿。在楼上打开两向相对的窗子，就可以看到片片白云，从这边窗口飘进来，在室内打个转，又从对面窗子飘出去。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的意见，於七月二日开始。毛的意思是，到了庐山，当当神仙，不给出题目，大家漫谈，故称神仙会。毛列了十九个问 题，让大家随便谈谈。毛参加了大会的开幕，讲了话。毛的讲话主要是，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人民群众的无穷尽的创造力不容忽视；过去一年中成绩很大，问 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可以议一议。
从毛的简短开幕词可以看出，毛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总路线取得的成绩，对之不能有丝毫怀疑，也必须坚持不懈。对於缺点和问题，可以谈谈，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干，要向前看。
最后毛还说了几句笑话。他说：“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午麽粮食又紧张起？为什麽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麽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继毛的开幕词后，领导人分成小组讨论。为了便於人人发言，参加会的人按地区分组，一般分成：东北组，包括东北各省；华北组，包括华北各省，西北组、西南组、中南组、华东组均如是。
毛当天晚上告诉我，打算开个十天两个星期的会。因此我想毛当时的心情，很是轻松。毛去了含鄱口、仙人洞游玩，还讲了朱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的故事。
为会议准备的医疗室由江西医院院长王寿松主持。王是廿年代末、卅年代初的日本留学生。另有四名护士，是庐山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王院长十分老实， 这四名护士却十分灵活热情。每晚舞会她们都必到伴舞。除她们以外，又将江西歌舞团及农垦文工团调来伴舞。不过叁、四天光景，四名护士中一位护士，和文工团 中一位演员，都同毛混得很熟了，也都分别在夜间被叫到毛的住室谈话。
会议十分顺利。毛玩得兴高采烈。他打电话到北戴河叫江青不用来了。毛准备会后去北戴河。
上山的第五天起，卫士长李银桥在工作人员开会安排工作时，提出林克和我这两位知识分子不好伺候。原因是我和林克住皂楼，没有装电话，毛有事叫我 或林克时，卫士只好由毛住的楼跑到我们住处来通知我们，卫士嫌麻烦，提出我们最好就在毛住的楼下值班，等毛睡了以后再离开。
林克与我商量，这办法不妥。楼下房间少，我们难找到安静的房间，而且毛要会客，我们在楼下很不方便。而且我们如果到毛的楼下值班，又没有听到毛 的吩咐，毛会发生误解，以为我们在探听他的隐私。因此我们断然拒绝，理由就是毛没有讲，我们只能听毛的吩咐。这就引起我、林克叁人与卫士组发生了争辩。
工作会议只好继续下去。结果越谈，扯得越远，这几年积累下来的隔阂意见都谈出来了。以至於天天要开会争论了。
一组内的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原本就存在着极大的歧见。工农干部以李银桥和卫士为代表，知识分子则为我和林克。
毛前一段对李锡吾厨师做的菜已经很少说不好吃，这几天来庐山后，却几乎每顿饭都发脾气，说做的不好。因此一组的工作会内容就更多了。李银桥是旧话重提，在会上一再说，饭菜不好吃，是大夫和护士的责任，没有改进伙房和厨师的工作质量。
我们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一天田家英来到我们住处闲谈。他了解到我们的近况以后说：“现在是大庐山会议，越开越紧。你们这小庐山会议也紧张起来。”
我原来认为，一路上虽然听了些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意见，但毛在会议开始时已经讲清了他的打算，不会有什麽周折了。我并没将会议放在心上。我听 过田家英讲的情况以后，才回想起这一个多星期以来，毛每晚虽然仍然去舞会，但是平时却不大说话，看得出在不断地思索。胃口也不大好。
虽然会议没有说讨论什麽主题，随便讲讲，可是分组会中，不约而同在发牢骚，而且越讲越多，特别对压下面讲假话，有意见，人民公社饿死人也普遍出现了。每天各组有简报，由秘书处呈主席看，可是开会已经廿一天了，主席没有再讲话，也没有批示。
其实毛正在一旁默默观察领导人对大跃进的立场。批评毛的人估计错误。他们忘了毛在开幕词中的基调讲话：毛认为对大跃进的总路线不能有丝毫怀疑， 缺点可以改正。他们将毛此时的沉默误视成默许。事实上毛的怒气正越来越高涨。毛常说他不搞阴谋，他搞阳谋。他认为他在基调讲话中就已经把讨论方向明明白白 设定好了。这神仙会越开越不对劲了。毛的沉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38
七月十日又在山上的小礼堂内召开了全体会。毛讲了话。他强调了党内要团结，思想要一致。问题可以讨论清楚。总路线完全正确，一年来取得的成绩非常大，缺点是有，可是与成绩相比，“人不是有两只手吗？一共十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毛并指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入共产主义。毛说：“人民公社叫公社，按照现在公社的性质来说，可以是大合作社，或者仍然属於高级合作社范畴，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的问题是将人民公社看得太高，要降下来。”另外毛又强调，在进行一场全新的革命活动，要取得经验不付点学费是不成的。全国大炼钢， 国家赔了廿多亿，可是全党全民学会了炼钢铁，这就是交学费练本领。
毛讲过话以後，也没等大家发言便离开会场。我随毛退场。但田家英後来告诉我，毛讲过话以後，大家就不再多说话了。毛这番话显然是个警告，要大家别再批评。
虽然如此，彭德怀仍争辩到底。七月十四日彭德怀交给毛一封长信，即所谓万言书。我起先虽不知信中内容，但知道毛心里不舒坦，那天毛彻夜未眠。
彭德怀的长信内容大致如下：第一部分是肯定一九五八大跃进年的成绩。他列举了工农业增长的统计数字，认为农村公社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经过一 九五八年十一月间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的一次普查，培养了不 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得到锻链和提高。是有失有得。
第二部分强调总结大跃进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浮夸风气普遍增长。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最後信中提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於团结，不利於事业的。
彭的信相当切实中肯。可惜彭德怀过於天真了。彭是个军人，根本不懂得政治的肮脏。而且自井岗山时期起，到建国後这几十年间，毛与彭之间有不少次的意见冲突。毛一直认为彭有“反骨”。这封信正好激发了新仇旧恨。
七月十六日，毛穿着他件白绸长袍睡衣，光脚穿一双拖鞋，在住的楼内，召开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穿戴整齐来参加这个会。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虽不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也列席了会议。
邓小平此时仍在北京医院住院疗养，不能参加会议。在五一节後一天傍晚，邓在中南海北门的高干俱乐部打弹子，可能是地板太滑，跌倒，右股骨折。我送他到北京医院後，做了手术，打上钉子，上了石膏。
林彪当时尚未上山。他这阵子神经衰弱仍未痊愈，时常生病。我後来才知道林彪一年到头不洗澡；解大便不上厕所，在床上坐一个盆子，用棉被从头顶向下，将全身包盖起来。他怕风、怕水、怕冷，还怕庐山的白云。庐山气候的风吹雨打，对他会是种折磨。
毛重复讲到党外右派否定的一切。而在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
现在彭的这封信，集中代表了这方面的意见，印发下去，大家来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还讲，如果党搞分裂，那他就走。组织人民，另外立党。如果军队另搞一套，他可以另组红军。
於是会议转入讨论这封信。参加会议的人明白事态严重起来，发言都很谨慎。
只有少数人胆敢为彭仗义执言。七月十九日，总参谋长黄克诚和深知民苦的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信的内容总的讲是好的，表示同意，有些提法和用语可以斟酌。李锐也发表了意见，认为彭德怀提的问题尖锐，打破了沉重的压力局面。这叁个人发言都很简短。
到七月廿一日，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系统说明他对大跃进以来各种成绩和缺点的看法。张曾留学苏联，一九叁零年初期自苏返国後， 曾是王明路线下所谓廿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但後来转而支持毛。他总是赞同毛的意见，为此曾受到别人的讥讽。他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他曾 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後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张并且不点出名字说：“有的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说：“毛主席常讲，要敢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 下马，不要怕杀头。，这些话都很对，可是，谁不怕杀头，谁能不怕挨剐……这无异於指出，毛压制民主，那套话是说给别人听，毛不会照自己说的办。张闻天的发 言还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的信中内容，不同意柯庆施等人对这封信的非难，又强调了：“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 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於提意见，‘意见书’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
张闻天是在华东组中发的言，发言中不断受到柯庆施、曾希圣、舒同等人的打断和反驳。甚至指责、申斥。但要说张反毛是不对的，因为张事後说：“要做比干刚强谏死，不做箕子佯狂自全。”这很明显表现出张的忠君爱国思想。
七月廿叁日召开全体会。会上毛作了发言，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麽一批人。要劝劝党内这部份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 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的同志在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他们自 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卅公里，相当危险。”
毛又逐一批驳了彭信中指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的论点。
毛讲话以後，气氛立刻十分紧张起来。对这封信，真是群起而攻之，集中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彭坐在会场的最後一排椅子上，沉默不语。在会议 之前，彭德怀曾私下去和毛谈过一次话，并当面顶了起来。後来毛告诉我：“彭德怀见到我就说‘这封信是给你一个人的，你为什麽印发给会议。’我说：‘你也没 有告诉我，不要印发给全会啊。’两个人没有办法谈下去。“散会时，彭立刻走了出去，毛走出礼堂向山坡下行走，这时彭又向山坡上走过来。毛立住脚说：“彭老 总，我们再谈谈。”
彭红着脸，右臂在头上一甩，大声说：“现在还有什麽好谈的，不谈了。”
毛又说：“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可以交换意见嘛。”
彭匆匆走过，说：“现在没有什麽好谈的了。”
毛决定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全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任何批整彭德怀的正式行动，都须经由它核准。
江青本来在北戴河等毛。她给毛打了长途电话以後，坐飞机赶到庐山。廿四日上午叶子龙、王敬先和我约了汪东兴乘车到了九江机场，将江接到山上。江 神色冷峻，见到我只问了一句：“主席身体好吗？”我将最近吃饭不大好的情况告诉了她。又说，经过汪东兴从南昌调来了厨师，做了清蒸圆鱼，这几天好多了。
江青这次前来庐山身负重大政治任务。过去江抵达一个地方，因神经衰弱，总是要睡个半天再起来。这次一反常态，庐山剑拔弩张的紧张情势，使她精神大振，百病全消。
江青到时，毛正酣睡未醒。江青先去看了林彪。林彪这时已到庐山，但怕冷没有住在山上，江与林谈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
江立刻又乘车去看周恩来、邓颖超，然後又去看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及其夫人蔡畅。最後又到柯庆施住处去谈话。
江青从来没有正式插手过问政治。她和毛在延安结婚时，政治局曾决定，江青不能过问政治。江青的任何行动都需经毛的批准。这次毛竟然在庐山派出江青打头阵，表示毛的确陷入困境。江青到庐山的目的便是为毛披甲上阵。等到江回至住地已是旁晚了，毛已睡醒。
第二天上午江起床後，我去看她。江说：“我很不放心主席，急着赶来。现在看，主席的身体和精神都不错。你们可是要注意保护他。昨天晚上，李银桥告诉我，前些天吃饭很不好。饮食营养可是医生的责任，不要漫不经心，应该抓紧伙房工作的改进。”
这很明显，江青一到，李银桥就抢先告了我一状。我是医生，不是营养师，找新厨师不在我的职责之内。我没有反驳，只是说：“昨天在九江已经告诉你 了。现在吃饭还不错。”江点点头，又说：“大夫，你同李银桥他们不一样。你是个聪明人，又有知识，在政治上可要敏感，不能做糊涂人。在山上不要同外人来 往，自己要注意。”
江是好意提醒我不要乱说话。她说的外人自然指的是与毛的意见相左的人，比如我的朋友田家英。
八月二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毛讲了话。他说：“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闲谈一顿，没有什麽着重点，没有紧张局势。後头才了 解，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不得要领。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出现显着的 迹象。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意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 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毛的这次讲话，实际上为全会定了调子，要全会批判彭的信，彭和其他几个人在会中的发言，并且要求他们几个人说清楚，他们在庐山会议前後暗地来往串通的情形。
彭一封切实中肯的信，透过毛的口，被夸大扭曲了。我逐渐了解毛一贯在讲述历史时的态度，他口中的历史总是偏离真相。
这就牵出我们从武汉东下，在船上的一些议论，特别是田家英所说的诸如饿死人，说假话等等言论，王敬先诬蔑毛的私生活问题等等。又因田家英到四川 进行调查，李井泉攻田最猛。陈伯达到福建进行了调查，受到福建省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指责。胡乔木是在安徽调查过的。曾希圣批判胡乔木最凶。此外，柯庆施、 王任重、陶铸、罗瑞卿都是发言最多，攻击最猛的人。罗在会上指着田家英说：“你小小年纪，懂得多少马列主义？也在胡说乱道。你有什麽资格在中央委员会全会 上发言？”罗在一九五八年和毛一起走遍全国後，对毛更是忠心耿耿。
李锐在会上想再申明一下自己的看法，被周恩来制止。周说：“现在开的是中央委员会全会，你一不是中央委员，二不是候补中央委员，你没有资格在会上发言。”
连续几天的会，眼看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已经要被网罗到反党集团内了。
最後的法官是毛。八月十一日，毛又在会上讲话。他说：“彭德怀这几个人对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
毛接着又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是党里的秀才，我们还要用他们。至於李锐，他不是秀才，不在此列之内。”毛的这几句话救了陈、胡、田。但是李锐却因之被打入反党集团。
一组的人员也受到波及。八月十二日罗瑞卿召集我们开会。会上狠狠的骂了我们一顿，说：“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在主席身边工作，是党信任你们。你 们不知自爱，听说你们之间很不团结，不是互助团结，而是互相推卸责任。再有，你王敬先，口无遮拦，胡言乱语，让反党分子利用。这些等回到北京再开会说清 楚。”
此外，罗又定了一条规定：有关一组的事，有关毛的事，一律不许对外讲；不管对方有多高地位，不许同他们谈任何有关主席的情况，不许在一组之间议论。
我预感到当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会有更的撤职和批斗。
八月十六日，毛又在一件发布中央全会内流传的文件上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将彭等划到资产阶级范围内。
四天後中央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於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庐山会议就此闭幕，随之就在全国开展起反右倾运动。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了批判和处分。
八中全会的最後决议使我困惑而且忧心忡忡。彭德怀被扣上阶级异已、反党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帽子，这几乎将彭打成蒋帮分子。但我知道彭为人诚恳耿直，是党的赤诚分子。
我的政治处境非常安全。虽然田家英受到批判，船上那番议论时我也在场，但我始终保持沉默。我从未批评毛。因此深得毛的信任。我在政治上的谨慎和无知救了我一命。
庐山的气候潮而凉。上山以後，为了毛的饮食问题闹得心情很不愉快。我原来有十二指肠溃疡病，从八月初起，经常吐酸水、胃痛，而且大便变成黑色。 我到医务室去查大便，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了。我自己治疗，但吃了药仍毫无起色。庐山医务室王寿松院长要我到南昌去住院治疗。但这个时候庐山会议正开得紧 张。我想不能离开，一是别人会误以为我出了什麽政治性问题，借口生病溜走了，二是在这紧张时刻，毛正在观察每一个人的态度和表现，他不会相信我有病，为看 病下山，而会怀疑我怕别人揭发我对他有不忠的问题，支持彭德怀，乘机走掉。所以我要食堂给我做了软饭和一些半流质饮食，开始治疗。但溃疡出血越形严重。黑 色大便已经成了柏油样。等八中全会结束时，我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全身疲乏不堪。
八月廿日胡乔木来找我。他有点感冒，要我给他一些治感冒的药。他一看到我，立刻吃惊的说：“李大夫，你怎麽突然瘦了这麽多？脸色也难看得很？”
我将我八月初以来十二指肠溃疡病发作，告诉了他。他也有这个病，在五十年代中，因为大出血，到北京医院做了十二指肠和大部分胃切除手术。所以他对这个病很清楚。他问我为什麽不快点去医院。我将我的顾虑告诉了他，并且说，如今还没有告诉毛。
胡立刻说：“这样可不行，不立刻好好治，会耽误的。我同主席去讲。”
过了半个多小时，胡来了。告诉我，毛已经同意我去治病，并且吩咐，要治就要好好治。回北京住院吧。胡还告诉我，他已经打电话给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要黄同北京联系好。叶子龙则替我安排好了每天从九江到北京对开的飞机。
我走到毛住的小楼，去和江青告别。我走进江的起居室，她正在看一些她自己的摄照片。
江注意端详了我一会，然後说：“大夫，你是瘦多了，脸上也难看。这一阵主席太忙，我也跟着紧张，没有注意到你有病。还是乔木同志注意到了。”
我说：“主席太忙。我不能再麻烦你们。你自己身体也不好。”
江稍微停顿一会，又说：“我刚才同主席商量了，很快就要下山了。我们还是一同走的好些。”江青此举其实是出於好意，表示毛仍信任我，他们愿意保护我。但我的病实在不能再拖。
我说：“我有病，同大家一起走，会给大家增加麻烦，不如立刻回北京好些。”
江说：“这也说的是。你走了，主席这里的事谁管呢？”
我说：“我将主席的事交给黄树则同志以後，明天就走。”
江说：“这麽快？也好，早走可以早点治疗。”
我说：“那麽我就不去看主席了，是不是请你替我向主席告辞一下。”
江立刻说：“不，你还是去看主席一下，看看主席还有什麽吩咐。”
我从江的房内出走上二楼到了毛的卧室。毛躺在床上，正在看明史。
我走到毛的床边，说：“主席。”
毛放下书，看到是我，说：“大夫，你来了。这一阵我太忙，找你们胡吹的少了。听乔木说你病了。”
我说：“十二指肠溃疡发作了，出血。”
毛问：“有多久了？”我又说了一遍发病的情况。
毛说：“还是回北京去治好一些，我也住不了几天了，你先走一步。要治就好好彻底治。”
毛又问我：“我这里谁来管呢？”我告诉他，可以由黄树则暂代。毛表示同意，然後说：“回到北京，好好治病，早点治好。记住，庐山的事不要去随便讲。一切要听组织上的安排。”
然後我去医务室找黄树则。我告诉他，毛已同意暂时由他代替我。黄表示很为难，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将这一时期毛的身体情况告诉了黄，又将有关毛的健康记录也交给了他。黄说，他打电话给史书翰和北京医院院计苏华。明天他们会去机场接我。
我回到住处後，打电话给罗瑞卿，向他报告了毛说的一些话。罗说：“我告诉汪东兴明天送你，你回北京後，要注意保密。生了病要好好治。在政治问题上可大意不得，千万谨慎小心。”在电话上，我向他告辞。
我又到杨尚昆的住地。杨见到我後说：“听说一组的小庐山会议也开得紧张，你累病了吧？”
杨又说：“一组啊，就是个大染缸，谁去了也都要染上点什麽。庐山的事你都知道了，到了北京，你去看看小平同志，他已经出院住在家里了。”我心想 罗瑞卿吩咐得很清楚，我是任何人都不能去看，就连邓小平也不行。反右倾运动正要开始，不能自找麻烦，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被牵扯到。住进北京医院，哪里 也不去，是最安全的了。
北京医院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由德国人兴建。院内有全国最优秀的医生和设备。当时的北京医院不是平民医院，它是专供高级干部以及郭沫若这类民 主人士医疗的特权医院。领导人常在北京医院疗他们的创伤，北京医院也成了躲避政治风暴的避风港。我正想藉此机会待在医院，并离开一组。我想找别的工作。
第二天一清早，江西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方志纯和汪东兴来了。给我一大筐水果放到车上。又交给我十斤有名的庐山特产云雾茶和十瓶四特酒。我说我的十二指肠溃疡病不能喝酒喝茶。方志纯说，可以带去送人，这都是江西特产。
车子一路婉转盘旋而下。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总算脱离开这一天到晚紧张得要死的地方了。我对中国和共产党的梦想随此会议破灭。毛在我心中的完 美形象正在解体。我现在只想救我自己。心境放松後，胃痛减轻了不少。我在庐山时常辗转难眠，但飞机一起飞，我便安然坠入沉沉梦乡。等我睡醒时，飞机已降落 到郊机场。我是这班飞机上唯一的乘客。
沿途景观大变，不再有火焰冲天的後院土高炉，也没有穿红着绿的农村妇女。
农田一片荒芜。眼下不见任何农作物和农民的迹象。王任重所辖的武汉非常吃紧。我们仍住在东湖客舍。消夜食品用的油炸花生米和酱牛肉不见了，早餐 时的生煎包子也没有了。招待所里，不但没有香烟卖，而且也没有火柴。偶尔有鱼可吃，蔬菜罕见。可见库底都被挖空了。 才几个月前，王任重还炫耀湖北农田 亩产量为一万、二万斤的稻谷，现在却闹了饥荒。王任重说是天灾导致饥荒。但湖北天气一九五八年至五九年真可说是风调雨顺。，真正原因是年轻力壮的男人都派 去炼钢和修水利，田里的稻子没有人收割，放着烂掉。而收割的一小部分稻谷全缴给了北京。
到了长沙，住到省委的蓉园招待所。我们的住房内仍然摆上了中华牌香烟和碧螺春茶叶。不过烟和茶都有些霉味。看来库存很久了。现在都挖了出来。这时湖南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是比湖北好，我们一如以往，仍旧可以吃上湖南腊肉，安东鸡。
周小舟可注意到了湖南和湖北的差异。一九五七年毛曾严厉批评这位湖南第一书记不学别人种二季稻。这次王任重也随同毛至长沙。有天罗瑞卿、王任 重、周小舟一起闲谈时，我也在场。周小舟说：“去年湖北不是一直受表扬吗？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好，说湖南就是不行，没有热火朝天的干劲。现在看吧，湖北到底 怎麽样？恐怕有霉味的烟、茶都没有。他们去年就把库底挖空了。我们湖南再差，还存了点库底。”
周小舟说这些话时，很气愤。我和罗瑞卿闷不作声。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也在场，讪讪地走开了。两省的街道也有明显不同。湖南仍有小食在卖。
毛决定回他的出生地韶山。他从一九二七年，也就是卅二年前，就没有再踏进韶山一步。
毛的韶山之行是他追寻真理的途径。他当时已不相信领导干部。纯朴的韶山不会搭起戏台来等他。毛对韶山太熟悉了，熟悉到他一眼可望穿任何欺骗的伎俩。韶山纯真的老乡会和毛讲真话。毛属於韶山。他信任他的乡人。
36
六月廿五日由长沙乘汽车出发，不过两个多小时到了湘潭。这一路都是砂土小石子铺的路。第一辆车子还吃不到土，第二辆车以后，就都在在灰砂滚滚中穿行。天气又热，车子中没有冷气装置，只能打开窗子，吹得全身都是灰土，到了湘潭几乎都成了泥人了。
湘潭地委书华国锋来迎接，这是毛和我第一次见到十六年后会成为毛的接班人的华。毛擦了擦脸，稍微休息一下，就对华说：“你乾你的事，不要陪我。韶山是我的老家，你是父母官，陪了去反而受约束。”
由湘潭到韶山，只不过四十几分钟。毛住到一个原属於基督教会，在一个小山丘上的房子内，我们住到山下的一所学校内。天气热而潮，蚊子很多，夜里睡觉时，只好罩上蚊帐，很难入睡。
第二天凌晨大约五点多钟，李银桥打来电话，叫我们立即到山丘上毛的住处，原来毛一夜未眠，这时正等我们，要出去散步。
我们赶到后，毛立即走出这个小的招待所，向后山踱过去。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和一群警卫也不知道他要到什麽地方去，只好随后跟行。毛走到一处 矮矮的松树环绕的土垄前，站定了，深深地鞠了叁个躬。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毛的父母的埋葬处了。警卫局派来随同外出的警卫科长沈同，十分灵活，他迅疾 采来一把松柏枝，交给了毛。毛将这把松柏枝放在土垄上，又深深地鞠了叁个躬。我们立在毛的身后，也跟着叁鞠躬。
毛转过身来说：“这里原来有一个小石碑，大约年深日泯，泯没了。”罗瑞卿：“应该好好整修一下。”毛摇头说：“不必了，知道这块地方就可以了。”
从这里下山，顺路前行，走到“毛氏宗祠”前不远的地方，毛前瞻后顾，似乎在找什麽，可是没有找到。我正走在他的身旁。我问他在找什麽。他说： “这里原来有一个土地庙，我小的时候生病了，我母亲带我到这里跪拜，求过签，讨过香灰吃。”公社主任跟上来说道：“这个土地庙去年成立人民公社时给拆了。 砖拿去砌了土高炉炼钢，木头当煤用，炼钢时烧掉了。” 毛摇摇头说：“可惜了。这个庙应该留下来。农民没有钱，生了病看不起医生，到庙里求求菩萨，讨点 香灰吃，在精神上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人的精神没有寄托是不行的。”
毛转过头来，对我说：“你不要小看这香灰。我常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香灰能鼓舞精神，使人有战胜疾病的勇气。“他看到我在笑，正色说：“你不相信吧。你们当医生的，应该懂得精神作用的道理。”
我的微笑并非表示不赞成。身为医生，我相信精神状态对身体健康有巨大的影响。
下午毛去看了他的老屋。当时对毛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到后来那种发疯的程度，因此这几间房子基本上仍保持典型泥墙草顶，农民房屋的原貌。院内廊下， 排放着很完整的各种农耕用具。大门上悬挂一长方木匾，上书“毛泽东主席故居”。是一个小院落，共有八间房的住所。依这规模看来，毛的父亲是个富农。
毛的父亲曾耕种过的农田，农忙时，还要雇人来帮助干农活才够，已成为人民公社的一部分。门外树荫下是一方池塘，毛指着这池塘对我们说：“这就是 我洗澡和饮牛的地方。毛回忆他的童年往事，他说：“我父亲可厉害啦，动不动就打人。有一次要打我，我跑出来，他追我，我围着池塘跑。他骂我不孝，我说”父 于慈，子不孝‘。我母亲非常慈祥，很愿意帮邻舍。她常常同我弟弟一起搞“统一战线’对付我父亲。我父亲早死了，要是活到现在，至少要被搞成富农，受镇 压。”
在韶山的时间安排很紧凑。毛看望了两处他的本族远房的居房。两处都只有儿童和妇女，男人们都炼钢铁、修水利去了。这两家一如一九五八年所见到的农户相同。做饭的锅没有了。甚至连灶也拆掉，据说灶土是极好的肥田土。
毛下午在韶山新建的青年水库游泳，问当地的居民这水库起不起作用。一位老人说，这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大搞水利建设时，公社党委书记下命令，叫 大家挖出来的。结果匆忙建成，漏水，而且下大雨时，又存不住水，下面要受淹公社临时派人将男人们叫回来。晚间，毛在招待所的阳台上，摆了五桌饭，请他本族 的人和一些老党员。饭中，交谈时，一些老人说，吃食堂大锅饭，吃不饱。因为饭一拿出来，年轻人一拥而上，等到年纪大的人挤上去，饭已被被装没有了。毛又问 年轻人，食堂这办法怎麽样。这些年轻人也说不好，因为饭少人多，虽然能挤上一碗半碗，但吃不饱。尤其大家抢着装饭，好多饭都落到地上，踩来踩去，都糟蹋 了。
毛转过话题问大炼钢铁的土高炉怎麽样。公社书记叫大上山找铁矿，大家找不到。又叫大家找煤矿，只找到几个煤质量很差的鸡窝矿，弄不到多少煤。公 社书记说，周围都在炼，我们不能不炼，让大家将烧水做饭的铁锅、铁铲都献出来炼，门板也卸了，当煤烧。炼出来的都是些铁疙瘩，仍在那里。我们要烧开水，都 没有锅用。公社的锅，煮饭都来不及，更不用说煮水了。
毛听着，默然不语。全场一片死寂。看样子大跃在湖南施行的效果并不佳。毛沉思了一会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修水利，不要处处搞水库，搞不好，成了害。炼钢炼不成，就不要要炼了。”
在全国，韶山人民公社可能是第一个解散了食堂，停止了挖水库和炼钢铁的所在。
此时我和毛才开始明了全国经济情况的衰退。毛的重返韶山之行将他自梦中唤醒。清醒地面对灾难降临的现实。回武汉时，毛已不像前一段那样意气风 发，兴高采烈。但毛仍坚信大跃进的基本总路线是正确的，只需要做适当调整即可。毛不愿使群众的冲天干劲受到打击。他决定在武汉开一次会，提醒领导干部面对 事实，而又不能使全国人民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照他的说法，“主要是宣传上的问题。要泼泼冷水，降降温。”
我们在六月廿八日抵达武汉。王任重建议，七月武汉太热，没有冷气设备，恐怕受不了。王又说，最好到青岛，海边凉快些。但是毛对青岛的印象不好，因为一九五七年夏天，他在青岛连续感冒有一个多月。
最后柯庆施建议，不如到武汉的下游庐山去开会。因为这时已经有些中央和省市的领导人到了武汉。就近去庐山，省时，省事。毛同意了。
党将举行庐山会议。
37
毛老家韶山的情况比中国其余各地要好得多。饥荒已笼笼罩中国。已不是个别地方有人饿死。安徽、河南，连遍远人稀的甘肃都有。一九五八年毛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开会，仍在大力推行十五年超过英国的空想之际，四川也是饿殍遍野。
我身处倍受保护的一组之中，从未亲见目睹饥荒的真实惨况。在随毛以及数位首长乘船而下的航途中，我听到了饥荒蔓延的惨事。是时去河南和四川调查六个月的田家英已经回来，也在船上。田家英、我、林克、周小舟和王敬先聚在甲板上，议论纷纷。
田家英描述了四川的饥荒情况，并说在北京，工业交通系统的意见最多，钢的生产指标太高，虽然年产量从两千万吨，逐渐下降一千叁百万吨，但是全民炼钢，六千多万人上山找矿这些一窝蜂的作法，并没有停止，尤其一九五九年仍在大跃进中，人力物力实在过於紧张。
田家英一语道破的又说：“我们党一向是提倡说真话，现在是假话满天飞，越说越离奇，可是越弄虚做假，越受表扬。说真话的，倒不断受批评。”毛是 个杰出的哲学家，战士和政治家，但在经济上，毛完全一窍不通。这样就自然讲到毛的好大喜功，甚至脱离了毛自己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
由此又讲到毛的私生活的放荡，一九五七年开始，继汪东兴之后管警卫工作的王敬先也凑上去讲了一些。
我听了真是无法置信。我知道大跃进后物资紧张，但不知饥荒正横扫全国，吃不饱的人数以千百万计。听到对毛的批评也大为惊骇。田家英行事向来谨 慎，当时他说话的对象即使是跟我们，也已坦白到危险的地步。我更是对王敬先说的那些放荡丑事毫不佑情。王的责任是保护毛主席，在朋友闲谈间，实在不该泄露 毛的私生活细节。林克仍对毛在“黑旗事件”保他一事心存感激，因此没有吭声。我则一直保持沉默。
就在这些人闲扯的时候，柯庆施、王任重、以及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走了过来。柯笑着问，这麽热闹，谈些什麽。田家英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 了人。”李井泉立刻说：“中国这麽大，哪朝哪代没有饿死人？”王任重接着又说：“人们这麽热火朝天地干，这倒是历代没有的。”柯庆施说：“现在有人就是看 小不看大，抓住点缺点，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真是主席说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此在到庐山之前，就在长江的航船上，已经可以看出针锋相对的两 种意见。一方面，凡是大跃进以来积极按照毛的意思，往下压任务，往上报成绩的人，都不容许任何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叁面红旗有批评意见。属於 这类人的，大抵都是省市委第一书记，比如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之流，因为他们在大跃进中，跟毛跟得最紧，干得最欢。另外一种是像罗瑞卿这种并不负责生产 建设的中共官员，自大跃进以来罗一直跟毛巡视，对毛的意旨了解得清楚，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后，受了不少毛的指评，甚至差一点下放，所以对叁面红旗特别拥 护。杨尚昆则刚在中央办公厅政秘室的黑旗事件犯了错误，自然不敢贸然说话了。另一方面，通常批评毛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以两位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工业交通 系统的薄一波和主管经济发展皂李富春为代表。他们是中央负责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人，经济生产计划指标太高，压在身上，自是苦不堪言。薄一波在大跃进初期，原 本不赞成不符合现实的生产指标。但他后来一看苗头不对，只能顺着毛的意思讲。原来他让下面给他准备了一大堆意见，预备上庐山后发言。后来他召开了一次全国 工交系统电话会议，讲了一大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类的话，才上了山。薄其实对毛在经济上的冒进深感不安，早知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不能向毛挑战，也不能 说真话。薄和李从未公开批评大跃进。第二种是到了下面，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大跃进的灾害感受最深的人。这些人既不是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也不负责执行毛 的伟大计划。他们是亲眼目睹农村混乱凋零的见证人。毛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属於这第二种人。他们的责任是向毛报告真相。批评的人只敢在自 已人里议论纷纷。我们在长江船上就是这个情况。但要和持有另一种意见、只会说大话的那批人说通，几乎是难如登天。看准了问题所在，挺身敢於披逆鳞的人，毕 竟是寥若晨星。大部分的人不过是见风使舵罢了。知道实情的田家英和深知民害的周小舟也只敢在私下嘟嘟囔囔地批评毛及其大跃进，不敢直接向毛谏言。在船上 时，只有田家英讲话直切。但是柯庆施、李井泉一开口，田也不就不再多说话了。七月一日凌晨船到九江。那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仍在接受改造中。汪东兴来 接船。毛看到汪东兴就说：“省里如何？”汪说：“这两年我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多接触了群众，确实受教育。”毛讲：“人不能总是浮在上面，以后要立个规则， 大家输流要下去蹲点。”
上庐山的公路修得很好，途中下车休息两次，到山上只不过一个多小时。江西省组织了一个接待班子，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委员 长方志纯和副省长汪东兴负责。汪指派了一位姓胡的警卫处长，做毛的随身警卫。汪向胡交代了一些警卫工作方法和规定。胡找到王敬先，向王说明汪的布置和安 排。
王敬先听了以后说：“汪东兴同志离开主席已经叁年多了，他那套是老黄历了。不能听他的。”胡此后真的不听汪的指挥，只按王敬先的布置去安排警卫 工作，并且又将王敬先的话传给了江西省公安厅和江西省委办公厅。这两地又把王的话告诉了汪东兴，由此汪东兴对王、胡二人非常不满。
毛的住处，据说原是蒋介石的别墅。是二层的小楼。我们住到邻近的另一小楼。山上确很凉快，在山下原来一身大汗，到山上甚至感到一丝凉意。空气很潮湿。在楼上打开两向相对的窗子，就可以看到片片白云，从这边窗口飘进来，在室内打个转，又从对面窗子飘出去。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的意见，於七月二日开始。毛的意思是，到了庐山，当当神仙，不给出题目，大家漫谈，故称神仙会。毛列了十九个问 题，让大家随便谈谈。毛参加了大会的开幕，讲了话。毛的讲话主要是，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人民群众的无穷尽的创造力不容忽视；过去一年中成绩很大，问 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可以议一议。
从毛的简短开幕词可以看出，毛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总路线取得的成绩，对之不能有丝毫怀疑，也必须坚持不懈。对於缺点和问题，可以谈谈，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干，要向前看。
最后毛还说了几句笑话。他说：“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午麽粮食又紧张起？为什麽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麽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继毛的开幕词后，领导人分成小组讨论。为了便於人人发言，参加会的人按地区分组，一般分成：东北组，包括东北各省；华北组，包括华北各省，西北组、西南组、中南组、华东组均如是。
毛当天晚上告诉我，打算开个十天两个星期的会。因此我想毛当时的心情，很是轻松。毛去了含鄱口、仙人洞游玩，还讲了朱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的故事。
为会议准备的医疗室由江西医院院长王寿松主持。王是廿年代末、卅年代初的日本留学生。另有四名护士，是庐山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王院长十分老实， 这四名护士却十分灵活热情。每晚舞会她们都必到伴舞。除她们以外，又将江西歌舞团及农垦文工团调来伴舞。不过叁、四天光景，四名护士中一位护士，和文工团 中一位演员，都同毛混得很熟了，也都分别在夜间被叫到毛的住室谈话。
会议十分顺利。毛玩得兴高采烈。他打电话到北戴河叫江青不用来了。毛准备会后去北戴河。
上山的第五天起，卫士长李银桥在工作人员开会安排工作时，提出林克和我这两位知识分子不好伺候。原因是我和林克住皂楼，没有装电话，毛有事叫我 或林克时，卫士只好由毛住的楼跑到我们住处来通知我们，卫士嫌麻烦，提出我们最好就在毛住的楼下值班，等毛睡了以后再离开。
林克与我商量，这办法不妥。楼下房间少，我们难找到安静的房间，而且毛要会客，我们在楼下很不方便。而且我们如果到毛的楼下值班，又没有听到毛 的吩咐，毛会发生误解，以为我们在探听他的隐私。因此我们断然拒绝，理由就是毛没有讲，我们只能听毛的吩咐。这就引起我、林克叁人与卫士组发生了争辩。
工作会议只好继续下去。结果越谈，扯得越远，这几年积累下来的隔阂意见都谈出来了。以至於天天要开会争论了。
一组内的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原本就存在着极大的歧见。工农干部以李银桥和卫士为代表，知识分子则为我和林克。
毛前一段对李锡吾厨师做的菜已经很少说不好吃，这几天来庐山后，却几乎每顿饭都发脾气，说做的不好。因此一组的工作会内容就更多了。李银桥是旧话重提，在会上一再说，饭菜不好吃，是大夫和护士的责任，没有改进伙房和厨师的工作质量。
我们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一天田家英来到我们住处闲谈。他了解到我们的近况以后说：“现在是大庐山会议，越开越紧。你们这小庐山会议也紧张起来。”
我原来认为，一路上虽然听了些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意见，但毛在会议开始时已经讲清了他的打算，不会有什麽周折了。我并没将会议放在心上。我听 过田家英讲的情况以后，才回想起这一个多星期以来，毛每晚虽然仍然去舞会，但是平时却不大说话，看得出在不断地思索。胃口也不大好。
虽然会议没有说讨论什麽主题，随便讲讲，可是分组会中，不约而同在发牢骚，而且越讲越多，特别对压下面讲假话，有意见，人民公社饿死人也普遍出现了。每天各组有简报，由秘书处呈主席看，可是开会已经廿一天了，主席没有再讲话，也没有批示。
其实毛正在一旁默默观察领导人对大跃进的立场。批评毛的人估计错误。他们忘了毛在开幕词中的基调讲话：毛认为对大跃进的总路线不能有丝毫怀疑， 缺点可以改正。他们将毛此时的沉默误视成默许。事实上毛的怒气正越来越高涨。毛常说他不搞阴谋，他搞阳谋。他认为他在基调讲话中就已经把讨论方向明明白白 设定好了。这神仙会越开越不对劲了。毛的沉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38
七月十日又在山上的小礼堂内召开了全体会。毛讲了话。他强调了党内要团结，思想要一致。问题可以讨论清楚。总路线完全正确，一年来取得的成绩非常大，缺点是有，可是与成绩相比，“人不是有两只手吗？一共十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毛并指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入共产主义。毛说：“人民公社叫公社，按照现在公社的性质来说，可以是大合作社，或者仍然属於高级合作社范畴，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的问题是将人民公社看得太高，要降下来。”另外毛又强调，在进行一场全新的革命活动，要取得经验不付点学费是不成的。全国大炼钢， 国家赔了廿多亿，可是全党全民学会了炼钢铁，这就是交学费练本领。
毛讲过话以後，也没等大家发言便离开会场。我随毛退场。但田家英後来告诉我，毛讲过话以後，大家就不再多说话了。毛这番话显然是个警告，要大家别再批评。
虽然如此，彭德怀仍争辩到底。七月十四日彭德怀交给毛一封长信，即所谓万言书。我起先虽不知信中内容，但知道毛心里不舒坦，那天毛彻夜未眠。
彭德怀的长信内容大致如下：第一部分是肯定一九五八大跃进年的成绩。他列举了工农业增长的统计数字，认为农村公社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经过一 九五八年十一月间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的一次普查，培养了不 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得到锻链和提高。是有失有得。
第二部分强调总结大跃进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浮夸风气普遍增长。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最後信中提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於团结，不利於事业的。
彭的信相当切实中肯。可惜彭德怀过於天真了。彭是个军人，根本不懂得政治的肮脏。而且自井岗山时期起，到建国後这几十年间，毛与彭之间有不少次的意见冲突。毛一直认为彭有“反骨”。这封信正好激发了新仇旧恨。
七月十六日，毛穿着他件白绸长袍睡衣，光脚穿一双拖鞋，在住的楼内，召开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穿戴整齐来参加这个会。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虽不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也列席了会议。
邓小平此时仍在北京医院住院疗养，不能参加会议。在五一节後一天傍晚，邓在中南海北门的高干俱乐部打弹子，可能是地板太滑，跌倒，右股骨折。我送他到北京医院後，做了手术，打上钉子，上了石膏。
林彪当时尚未上山。他这阵子神经衰弱仍未痊愈，时常生病。我後来才知道林彪一年到头不洗澡；解大便不上厕所，在床上坐一个盆子，用棉被从头顶向下，将全身包盖起来。他怕风、怕水、怕冷，还怕庐山的白云。庐山气候的风吹雨打，对他会是种折磨。
毛重复讲到党外右派否定的一切。而在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
现在彭的这封信，集中代表了这方面的意见，印发下去，大家来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还讲，如果党搞分裂，那他就走。组织人民，另外立党。如果军队另搞一套，他可以另组红军。
於是会议转入讨论这封信。参加会议的人明白事态严重起来，发言都很谨慎。
只有少数人胆敢为彭仗义执言。七月十九日，总参谋长黄克诚和深知民苦的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信的内容总的讲是好的，表示同意，有些提法和用语可以斟酌。李锐也发表了意见，认为彭德怀提的问题尖锐，打破了沉重的压力局面。这叁个人发言都很简短。
到七月廿一日，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系统说明他对大跃进以来各种成绩和缺点的看法。张曾留学苏联，一九叁零年初期自苏返国後， 曾是王明路线下所谓廿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但後来转而支持毛。他总是赞同毛的意见，为此曾受到别人的讥讽。他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他曾 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後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张并且不点出名字说：“有的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说：“毛主席常讲，要敢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 下马，不要怕杀头。，这些话都很对，可是，谁不怕杀头，谁能不怕挨剐……这无异於指出，毛压制民主，那套话是说给别人听，毛不会照自己说的办。张闻天的发 言还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的信中内容，不同意柯庆施等人对这封信的非难，又强调了：“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 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於提意见，‘意见书’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
张闻天是在华东组中发的言，发言中不断受到柯庆施、曾希圣、舒同等人的打断和反驳。甚至指责、申斥。但要说张反毛是不对的，因为张事後说：“要做比干刚强谏死，不做箕子佯狂自全。”这很明显表现出张的忠君爱国思想。
七月廿叁日召开全体会。会上毛作了发言，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麽一批人。要劝劝党内这部份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 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的同志在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他们自 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卅公里，相当危险。”
毛又逐一批驳了彭信中指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的论点。
毛讲话以後，气氛立刻十分紧张起来。对这封信，真是群起而攻之，集中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彭坐在会场的最後一排椅子上，沉默不语。在会议 之前，彭德怀曾私下去和毛谈过一次话，并当面顶了起来。後来毛告诉我：“彭德怀见到我就说‘这封信是给你一个人的，你为什麽印发给会议。’我说：‘你也没 有告诉我，不要印发给全会啊。’两个人没有办法谈下去。“散会时，彭立刻走了出去，毛走出礼堂向山坡下行走，这时彭又向山坡上走过来。毛立住脚说：“彭老 总，我们再谈谈。”
彭红着脸，右臂在头上一甩，大声说：“现在还有什麽好谈的，不谈了。”
毛又说：“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可以交换意见嘛。”
彭匆匆走过，说：“现在没有什麽好谈的了。”
毛决定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全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任何批整彭德怀的正式行动，都须经由它核准。
江青本来在北戴河等毛。她给毛打了长途电话以後，坐飞机赶到庐山。廿四日上午叶子龙、王敬先和我约了汪东兴乘车到了九江机场，将江接到山上。江 神色冷峻，见到我只问了一句：“主席身体好吗？”我将最近吃饭不大好的情况告诉了她。又说，经过汪东兴从南昌调来了厨师，做了清蒸圆鱼，这几天好多了。
江青这次前来庐山身负重大政治任务。过去江抵达一个地方，因神经衰弱，总是要睡个半天再起来。这次一反常态，庐山剑拔弩张的紧张情势，使她精神大振，百病全消。
江青到时，毛正酣睡未醒。江青先去看了林彪。林彪这时已到庐山，但怕冷没有住在山上，江与林谈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
江立刻又乘车去看周恩来、邓颖超，然後又去看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及其夫人蔡畅。最後又到柯庆施住处去谈话。
江青从来没有正式插手过问政治。她和毛在延安结婚时，政治局曾决定，江青不能过问政治。江青的任何行动都需经毛的批准。这次毛竟然在庐山派出江青打头阵，表示毛的确陷入困境。江青到庐山的目的便是为毛披甲上阵。等到江回至住地已是旁晚了，毛已睡醒。
第二天上午江起床後，我去看她。江说：“我很不放心主席，急着赶来。现在看，主席的身体和精神都不错。你们可是要注意保护他。昨天晚上，李银桥告诉我，前些天吃饭很不好。饮食营养可是医生的责任，不要漫不经心，应该抓紧伙房工作的改进。”
这很明显，江青一到，李银桥就抢先告了我一状。我是医生，不是营养师，找新厨师不在我的职责之内。我没有反驳，只是说：“昨天在九江已经告诉你 了。现在吃饭还不错。”江点点头，又说：“大夫，你同李银桥他们不一样。你是个聪明人，又有知识，在政治上可要敏感，不能做糊涂人。在山上不要同外人来 往，自己要注意。”
江是好意提醒我不要乱说话。她说的外人自然指的是与毛的意见相左的人，比如我的朋友田家英。
八月二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毛讲了话。他说：“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闲谈一顿，没有什麽着重点，没有紧张局势。後头才了 解，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不得要领。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出现显着的 迹象。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意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 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毛的这次讲话，实际上为全会定了调子，要全会批判彭的信，彭和其他几个人在会中的发言，并且要求他们几个人说清楚，他们在庐山会议前後暗地来往串通的情形。
彭一封切实中肯的信，透过毛的口，被夸大扭曲了。我逐渐了解毛一贯在讲述历史时的态度，他口中的历史总是偏离真相。
这就牵出我们从武汉东下，在船上的一些议论，特别是田家英所说的诸如饿死人，说假话等等言论，王敬先诬蔑毛的私生活问题等等。又因田家英到四川 进行调查，李井泉攻田最猛。陈伯达到福建进行了调查，受到福建省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指责。胡乔木是在安徽调查过的。曾希圣批判胡乔木最凶。此外，柯庆施、 王任重、陶铸、罗瑞卿都是发言最多，攻击最猛的人。罗在会上指着田家英说：“你小小年纪，懂得多少马列主义？也在胡说乱道。你有什麽资格在中央委员会全会 上发言？”罗在一九五八年和毛一起走遍全国後，对毛更是忠心耿耿。
李锐在会上想再申明一下自己的看法，被周恩来制止。周说：“现在开的是中央委员会全会，你一不是中央委员，二不是候补中央委员，你没有资格在会上发言。”
连续几天的会，眼看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已经要被网罗到反党集团内了。
最後的法官是毛。八月十一日，毛又在会上讲话。他说：“彭德怀这几个人对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
毛接着又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是党里的秀才，我们还要用他们。至於李锐，他不是秀才，不在此列之内。”毛的这几句话救了陈、胡、田。但是李锐却因之被打入反党集团。
一组的人员也受到波及。八月十二日罗瑞卿召集我们开会。会上狠狠的骂了我们一顿，说：“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在主席身边工作，是党信任你们。你 们不知自爱，听说你们之间很不团结，不是互助团结，而是互相推卸责任。再有，你王敬先，口无遮拦，胡言乱语，让反党分子利用。这些等回到北京再开会说清 楚。”
此外，罗又定了一条规定：有关一组的事，有关毛的事，一律不许对外讲；不管对方有多高地位，不许同他们谈任何有关主席的情况，不许在一组之间议论。
我预感到当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会有更的撤职和批斗。
八月十六日，毛又在一件发布中央全会内流传的文件上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将彭等划到资产阶级范围内。
四天後中央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於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庐山会议就此闭幕，随之就在全国开展起反右倾运动。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了批判和处分。
八中全会的最後决议使我困惑而且忧心忡忡。彭德怀被扣上阶级异已、反党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帽子，这几乎将彭打成蒋帮分子。但我知道彭为人诚恳耿直，是党的赤诚分子。
我的政治处境非常安全。虽然田家英受到批判，船上那番议论时我也在场，但我始终保持沉默。我从未批评毛。因此深得毛的信任。我在政治上的谨慎和无知救了我一命。
庐山的气候潮而凉。上山以後，为了毛的饮食问题闹得心情很不愉快。我原来有十二指肠溃疡病，从八月初起，经常吐酸水、胃痛，而且大便变成黑色。 我到医务室去查大便，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了。我自己治疗，但吃了药仍毫无起色。庐山医务室王寿松院长要我到南昌去住院治疗。但这个时候庐山会议正开得紧 张。我想不能离开，一是别人会误以为我出了什麽政治性问题，借口生病溜走了，二是在这紧张时刻，毛正在观察每一个人的态度和表现，他不会相信我有病，为看 病下山，而会怀疑我怕别人揭发我对他有不忠的问题，支持彭德怀，乘机走掉。所以我要食堂给我做了软饭和一些半流质饮食，开始治疗。但溃疡出血越形严重。黑 色大便已经成了柏油样。等八中全会结束时，我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全身疲乏不堪。
八月廿日胡乔木来找我。他有点感冒，要我给他一些治感冒的药。他一看到我，立刻吃惊的说：“李大夫，你怎麽突然瘦了这麽多？脸色也难看得很？”
我将我八月初以来十二指肠溃疡病发作，告诉了他。他也有这个病，在五十年代中，因为大出血，到北京医院做了十二指肠和大部分胃切除手术。所以他对这个病很清楚。他问我为什麽不快点去医院。我将我的顾虑告诉了他，并且说，如今还没有告诉毛。
胡立刻说：“这样可不行，不立刻好好治，会耽误的。我同主席去讲。”
过了半个多小时，胡来了。告诉我，毛已经同意我去治病，并且吩咐，要治就要好好治。回北京住院吧。胡还告诉我，他已经打电话给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要黄同北京联系好。叶子龙则替我安排好了每天从九江到北京对开的飞机。
我走到毛住的小楼，去和江青告别。我走进江的起居室，她正在看一些她自己的摄照片。
江注意端详了我一会，然後说：“大夫，你是瘦多了，脸上也难看。这一阵主席太忙，我也跟着紧张，没有注意到你有病。还是乔木同志注意到了。”
我说：“主席太忙。我不能再麻烦你们。你自己身体也不好。”
江稍微停顿一会，又说：“我刚才同主席商量了，很快就要下山了。我们还是一同走的好些。”江青此举其实是出於好意，表示毛仍信任我，他们愿意保护我。但我的病实在不能再拖。
我说：“我有病，同大家一起走，会给大家增加麻烦，不如立刻回北京好些。”
江说：“这也说的是。你走了，主席这里的事谁管呢？”
我说：“我将主席的事交给黄树则同志以後，明天就走。”
江说：“这麽快？也好，早走可以早点治疗。”
我说：“那麽我就不去看主席了，是不是请你替我向主席告辞一下。”
江立刻说：“不，你还是去看主席一下，看看主席还有什麽吩咐。”
我从江的房内出走上二楼到了毛的卧室。毛躺在床上，正在看明史。
我走到毛的床边，说：“主席。”
毛放下书，看到是我，说：“大夫，你来了。这一阵我太忙，找你们胡吹的少了。听乔木说你病了。”
我说：“十二指肠溃疡发作了，出血。”
毛问：“有多久了？”我又说了一遍发病的情况。
毛说：“还是回北京去治好一些，我也住不了几天了，你先走一步。要治就好好彻底治。”
毛又问我：“我这里谁来管呢？”我告诉他，可以由黄树则暂代。毛表示同意，然後说：“回到北京，好好治病，早点治好。记住，庐山的事不要去随便讲。一切要听组织上的安排。”
然後我去医务室找黄树则。我告诉他，毛已同意暂时由他代替我。黄表示很为难，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将这一时期毛的身体情况告诉了黄，又将有关毛的健康记录也交给了他。黄说，他打电话给史书翰和北京医院院计苏华。明天他们会去机场接我。
我回到住处後，打电话给罗瑞卿，向他报告了毛说的一些话。罗说：“我告诉汪东兴明天送你，你回北京後，要注意保密。生了病要好好治。在政治问题上可大意不得，千万谨慎小心。”在电话上，我向他告辞。
我又到杨尚昆的住地。杨见到我後说：“听说一组的小庐山会议也开得紧张，你累病了吧？”
杨又说：“一组啊，就是个大染缸，谁去了也都要染上点什麽。庐山的事你都知道了，到了北京，你去看看小平同志，他已经出院住在家里了。”我心想 罗瑞卿吩咐得很清楚，我是任何人都不能去看，就连邓小平也不行。反右倾运动正要开始，不能自找麻烦，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被牵扯到。住进北京医院，哪里 也不去，是最安全的了。
北京医院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由德国人兴建。院内有全国最优秀的医生和设备。当时的北京医院不是平民医院，它是专供高级干部以及郭沫若这类民 主人士医疗的特权医院。领导人常在北京医院疗他们的创伤，北京医院也成了躲避政治风暴的避风港。我正想藉此机会待在医院，并离开一组。我想找别的工作。
第二天一清早，江西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方志纯和汪东兴来了。给我一大筐水果放到车上。又交给我十斤有名的庐山特产云雾茶和十瓶四特酒。我说我的十二指肠溃疡病不能喝酒喝茶。方志纯说，可以带去送人，这都是江西特产。
车子一路婉转盘旋而下。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总算脱离开这一天到晚紧张得要死的地方了。我对中国和共产党的梦想随此会议破灭。毛在我心中的完 美形象正在解体。我现在只想救我自己。心境放松後，胃痛减轻了不少。我在庐山时常辗转难眠，但飞机一起飞，我便安然坠入沉沉梦乡。等我睡醒时，飞机已降落 到郊机场。我是这班飞机上唯一的乘客。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12)2011-03-13 09:13:16
32
一些隐隐约约影射毛的批评慢慢浮出表面。
毛仍对湖南省第一省委书记周小舟未能种两季稻而余怒未消。周却是第一个挺身批评毛的地方首长。我们在十二月中旬离开武汉，只在长沙稍做停留。周 趁此时请毛观赏了湘剧《生死牌》。周告诉毛，国防部长彭德怀十一月在长沙看了这出海瑞的戏，非常喜欢。周请毛看这个戏，我想是别有用意。周将自已比做一心 为民的忠臣海瑞，毛则是那个深居宫内的嘉靖皇帝。
就算毛看出了戏中对他暗涉的批评，他当时也毫无表示。毛表示极喜欢生死牌，并欣赏海瑞这个角色。那晚在长沙，他叫林克给他找来有关海瑞事迹的部分明史。几个月后，毛提倡党领导们学习海瑞精神。
到了广州，江青已在。毛仍神采飞扬的谈着粮食生产高指标。毛因此想读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着的政治经济学。他想将苏联的经济组织和中国实行的新经济结构加以比较，便将陈伯达、田家英、邓力群召来广州，同他一起读这本书。
田家英将四川的调查情况一五一十的如实上报。我没有和田谈过，只听说四川人民在闹饥荒。这一向，毛晚间也时常找我闲谈。但是也看得出，他总有些不放心。
大跃进正闹得欢腾。他也怀疑粮食生产的产量，有没有那麽高。他常说：“我就不相信，粮食亩产能到万斤。”对於土高炉炼钢，他更是疑虑重重。他说：“这种高炉炼出来的钢，能用吗？”
由此可见，这时的毛，开始怀疑大跃进的真实性，但是他自以为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毛也经常说：“对人民的热情行动，不能泼冷水。对他们只能引导，不能强迫。”
十二月廿六日，毛六十五岁生日，陶铸请毛与大家一起吃一次饭。毛同我们说：“年纪轻的时候，愿意过生日。过一次生日，表示大一岁，又成熟些了。到年纪大了，不愿意过生日。过一次生日，表示少了一年，更接近死了。”於是说：“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我们乘车到城里省委迎宾馆。筵席很丰盛，又精致。大家都是酒足饭饱了。回来以后，我因为头晕，立刻睡了。
到半夜李银桥突然将我叫醒，说：“主席立刻要回北京。”
原来当夜江青半夜睡醒，叫护士拿水和安眠药来。江叫了半天，又到值班室去找，仍未见到护士。江青疑心大起，闯进毛的卧室，当场抓到，因此大吵了起来。
李银桥还跟我说了下面这件事。这事也引起江青很大的不快。追查很久，也是造成这次在广州与毛吵架的原因之一。
毛与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结婚后，曾用过一位保母。后来杨被捕处死。毛上了井冈山，保母回到乡下，结婚后生一女。
一九五七年保母女儿初中毕业后，想进入中南音桨专科学校。毛寄给她叁百元。让她自己投考。这事让湖南省省委知道了，安排那位年轻女孩进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
一九五八年初那位年轻女孩又写信给毛。毛要她在寒假时来北京。二月她到北京。二月叁日及十一日两次，毛将她接到中南海住所相见。同年十二月九 日，毛又在武昌洪山宾馆，见了那位女孩。这次给江青发现了。江既怀疑毛与保母关系，又怀疑毛与保母女儿之间的关系。当晚争吵时，江青也把这件事拿出来闹。 那晚我起来后，立即整顿物品，因为事先毫无准备，一时手忙脚乱。直到天蒙蒙发亮，才将所有的药品用具，装箱完毕，这时通知立刻上火车。
毛立刻离开武汉回到北京。江青未同行。
江青很快便为那晚的争吵后悔。毛回到北京后不久，她写来了一封道歉信，上面引述一句西游记里的话。追寻真理的三藏在盛怒中将悟空休回水濂洞，悟 空备感凄惨，对三藏说：“身在水濂洞，心逐取经僧。”毛为江青引用了这话大为高兴。毛是现代三藏，身负实现共产主义真理的艰难任务。与追求共产主义的崎岖 道路相较，毛与护士和女友之间的区区小事，实在不足挂齿。
33
一九九五年初北京人心惶惶。街道上宣传，要成立人民公社，大家都吃食堂，要大家把锅交出去炼钢。这可闹得大家都慌了神，怕把自己的东西交给人民公社，於是将家具、衣物都拿出去卖，免得白白充公。一时间，街上成了旧货市场。
自大跃进开始，我老家的经济情况便每下愈况。我很少在家，也帮不上忙。一九五八年就在东奔西跑中过去了。回北京时，我非常高兴。
母亲最不放心的是，街道上正在办人民公社。母亲有高血压病，又照看两个孙子，她很累，得不到休息。经常头晕，吃不下饭。她问我她入社以後，谁管孩子的生活呢？毛说可以把孩子们送去国家经营的托儿所。
罗道让提出，在中南海内，再给我两间房，将母亲和孩子搬进来，这样便於照看。我很犹豫，我不希望我的家人卷入宫闱倾轧中。何况北京老家仍是我的 避风港，真要都搬进来，就完全没有周转的余地了，我也不可能一辈子在中南海工作，一旦离开，就连退路都没有了。一再踌躇之後，我们想，我们不可能久住中南 海内，因此决定仍照原样不动。
毛听到了北京的情况，立刻决定只在农村开展人民公社运动，城市里面不搞。
但我家的房子还是被充了公。我们的老屋有叁个院子，有叁十多间房间。母亲带着孩子住在中院北房五间，前院及後院的房子已被强令低价出租。一九五 八、五九年冬交之际，居民委员会和房屋管理局及公安局派出所，都来向母亲讲，除庄母亲所住的中院北房五间以外，全部公私合营，也就是将产权交给公家，每月 由公家给极少数补偿费。公家将房出租，娴讲，母亲很不愿意这麽办。
很急，让我想想办法。
我同娴讲，这个事情毫无办法，现在不搞供给制，己算万幸，否则连她们的生活问题，也解决不了。留下五间房，就凑合着住吧，如果一间不留，我们也 没有法子。何况警卫局早已经提出，在中南海再给我两间房，将母亲孩子搬进来住。如果去讲，又会提出这个办法，说来说去只能接受居民委员会的安排。
我回到家里，安慰了母亲。告诉她，有五间房住，已经很不错了。不是有的人一间住房都没有吗？母亲希望我多回家看看，我说我还不行，娴可以多回来看看。
一九五八到五九年，全国严重缺粮，我母亲的处境更为困难。那时娴和我都在中南海公共食堂吃饭。没有肉，配粮减少，但还可勉强凑合。中南海会是全中国最後一块被饥荒波及的土地。
我母亲那时已年近七十，如想买到米和油，就得经跑粮、跑油店，要去排队。
我母亲带着小孩，很累，身体越来越差，血压经常很高。我们只好跟邻居商量，请他们帮我母亲排队买粮。
田家英说我对全国情况不清楚，现在全国都发生粮食紧张。这还只是开始，也不知何时才能解除危机。我原来以为在这种日渐吃紧的情况下，毛会在北京住一阵子。没料到我又想错了。
在一月下旬一天，我早起後，骑车到北京医院，参加一项会诊。病人是胡乔木，他有十二指肠溃疡，因大出血做了胃大部和十二指肠切除术，定期复查。
我走到病房，主治医生开始报告情况。这时医务办公室的一位主任，跑来找我，说一组来电话要我立刻回去。
我匆忙离开病房，骑车刚到医院大门，正好与李银桥迎头碰上。他坐一辆车停在医院门口。他说：“主席立刻动身到东北去。找你有一个多小时了。只等你一个人了。赶快回去。”说完他先坐车走了。
我骑车赶回中南海，已是一身大汗。这时毛已乘车到机场去了。所有的备用药箱和医疗用具箱，都由护士长收拾好，先运走了。只有一位卫士等我。他看 见我後，立刻拉我上车。他说：“我们快走吧，主席走了怕有十分钟了。”我说：“我只穿一身夹衣，到东北怎麽成？我回去换厚衣服。”卫士说：“怕来不及了， 主席走时说，叫你快去。”
我同卫士乘车赶到西郊机场。这时毛乘坐的一架飞机已经起飞有十几分钟了。
第二架机在停机坪上，早已发动。我上了飞机，舱内只有我同卫士两人。
数小时後，我在辽宁渖阳下机。在冬季东北的酷寒中，我只穿了夹衣，连毛衣都没有带。当夜住渖阳交际处，据说这里在伪满时，是满洲银行。毛住在二 楼西半边，我们住东半边。室内暖气的温度很高。但我一出交际处大门，就冻得手足发麻。毛看到我的畏缩冷栗的样子，不禁笑着说：“你是不是在大跃进中，把衣 服都卖掉了，还是入了公社？”好在毛只在东北待了五天。
毛这次出巡煤、钢铁产量最大的东北，是为了了解钢铁的制造方法，以及看看土法炼钢究竟可不可行。毛原本希望用分散全国钢铁产量的策略来激发农民的创造干劲和削减中层经济官僚日益膨胀的权势。毛仍未解决如果土法炼钢可行，为何先进国家要盖大钢铁厂的疑问。
再来高炉的燃料问题也盘旋在他脑中。在中国乡村，农民早为炼钢把树林砍伐殆尽，现在连门和家具都劈下当柴火。东北有现代化的大炼钢厂，煤的产量和质量都很好。因此毛想同时看看炼钢厂和煤矿的情况。我们参观了鞍山钢铁厂和抚顺露天煤矿。
毛的东北之行使他看清了真相。只有用优质煤做燃料的大炼钢厂才能生产出高品质的钢铁。但毛并未下令停止後院炼钢。炼钢中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土高炉炼出的成堆无用的钢，都不是他关心的重点。毛仍不想压制广大人民的狂热。
我们自东北回北京做短暂停留，随即转往天津、济南，南下南京、上海、再抵杭州。这次外出，毛带了罗瑞卿与杨尚昆随行。目的也是要他们受教育。两 人真是喜出过望。自从一九五六年在游泳问题及警卫工作上对罗严厉批评，甚至要将罗调离公安部以後，罗学乖了。再也不多管中南海警卫局的事，更不敢对毛的警 卫工作多加过问。这两年多以来，罗默默勤练游泳，心情沉重，唯恐毛再算老帐。
对杨尚昆，则因政秘室的所谓黑旗事件以後，撤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即中直党委。杨被免去中直常委书记，无异於给予了党内处分，此 後杨给人的印象是，说说笑笑，对於大事一贯不发表个人见解。这些年来，杨虽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可从来没有机会单独见到毛，谈谈话。这次毛带他一起出巡， 自然是否极泰来，受宠若惊了。
一路行来，沿途参观学校、工厂、公社。每到一处，当地党、政、军的领导人也对毛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此时全国经济紧张，但毛的个人崇拜之风反而日渐高张。老百姓认为粮食紧张是地方首长未尽到责任，不是毛政策上的错误。
只要毛主席来视察，马上就会情况大好。天子被奸臣蒙蔽的观念，早已在中国传统中，形成根深柢固、牢不可破的定理。
一路南行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而抵杭州，处处都是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之声，不绝於耳。
此外，毛带罗和杨出来，也是要他俩看看毛受到群众狂热欢迎的程度。
一次在行车中，杨尚昆、罗瑞卿及我们，在一起闲谈。杨又提起毛在各地参观和谈话中，即席讲了不少有关工业和农业生产，特别是人民公社的问题。例 如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及不能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等等这麽多的讲话，都同政府的现行政策有关系。书记处不知道这些话，无法按毛的意思 形成文字指示下达。
这时，毛路经各省市的党委，纷纷根据毛的谈话要点，拟出一些改进建议，向中央请示。刘少奇、邓小平不知道毛讲了些什麽，没有办法作出决定。杨因此想找个法子，将谈话记录下来。这样中央可以根据毛的谈话，按照毛的意图下达指示。
叶子龙跟我说，杨让他去向毛请示，以後外出能不能带个速记员，毛不同意说：“这是推卸责任，拿我作挡箭牌。”毛通常用讲话方式表达他的意思，他 清楚他的话所具备的力量。毛说“人民公社好”。全中国农村便纷纷建立人民公社。但他并不想将他的话拟成政策，如此一来，他得担负的责任太大。
这下就得背着毛安装窃听装置了。困难的是，既然得背着毛安装，一般的收音喇叭太大，装上去，毛会发现。於是决定由公安部的专门管理各种先进侦察 技术设备的十二局负责技术设备在专列上安装窃听装备。整个安装实在巧妙，小喇叭放在灯罩、花盆等的里面，一点都不会暴露出来。还在毛专列的餐车、会客室及 卧车内装收音小喇叭。连接的录音机也很轻巧，放在隔壁车厢内，丝毫不露马脚。又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调一个姓刘的人，守门负责秘密录音。自此以後，毛每次外 出，都有刘作为工作人员之一随行。刘奉命不得在毛的面前露面，免得被毛看到来了一个生人，查问出来，露了馅。这就要求刘做一个“黑人”，随时躲开毛的眼 睛。後来叶子龙告诉我，毛常去的一些招待所住地也给装上了窃听装置。
叶子龙向我们一组的人交代，这是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许向毛透露。叶同我们说：“这可是中央决定，谁要是向主席讲了有刘这人和录音这事，中央查问起来，谁讲的谁负担责任，不要怪我没有打招呼。”我们只有如金人叁缄其口。
谁也不愿意引火烧身，将自己牵连进去。何况这是党的命令，我们只得服从。
我们哪知後来竟牵连出那麽大一场灾难呢？文化大革命中，安装窃听器成了一件滔天罪行，也成了江青多次公开声明公安部门专政，专到我们头上来了的罪行之一。
34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到四月五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仍是整顿人民公社，决定各级无偿调拨的劳动力、粮食等等，都要算清帐目，给予赔偿。 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其中经济指标大幅压低。一九五八年的浮夸指标，在一九五九年降订得较为切合实际。毛最大的恐惧不是粮食短缺、高指标， 或是土法炼钢浪费人力物力。毛深恐大跃进所激发的群众创造力会因此消沉下来。即使毛知道中国正面临大饥荒，他也从未透露一二。我完全被蒙在鼓里，虽然先前 有田家英的警告，我仍以为粮食吃紧只是暂时现象，是低层干部报告错误所造成的结果。我在毛的内宫中浑然不觉百姓疾苦。
上海会议期间，毛的专列停在龙华，毛住在车上没有住进招待所。原因是，一方面在上海市内，柯庆施给准备的住处“哈同花园”，毛不喜欢，另外一方 面，根本的原因在於，毛与专车上的铁道部专列局的随车护士仍打得火热，所以开会下车，晚舞会後回到火车上。晚会设在茂名路锦江饭店对面的锦江俱乐部。毛那 时对自己的私生活已无所顾忌，这位护士公开和他在锦江俱乐部出双入对。柯庆施替毛引见了许多上海有名的女演员和歌唱家。但这些女人年龄太大，见识广阔。毛 喜欢的是年轻单纯、容易控制的年轻女孩。後来柯庆施从叶子龙那了解毛这项癖好，便每晚都安排了文工团女孩子的表演。
在锦江饭店内，南楼和北楼之间的新建小礼堂放映电影，和演地方戏曲。一九五八年毛外出巡视，路经长沙时，便看过有关海瑞的湘剧。这次柯庆施则将湖南湘剧团调至上海再次演出。
当天夜里，毛对我说：“海瑞被人称为南包公，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海瑞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他还把这句话，写到给嘉靖皇帝的上疏 里。嘉靖看了十分生气，将海瑞关进班房。想杀海瑞，可是把海瑞的奏文看了一遍，放下。又看一遍，放下。连看叁遍，然後说‘海瑞还是赤心为国的’。没有杀海 瑞。有一天，管班房的牢头给海瑞端来酒和菜，海瑞吃了，以为大约是要杀头了。一问牢头，牢头说，恭喜你啦，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大哭一顿，将吃下的东西，全 吐出来了。可见海瑞对嘉靖是忠心耿耿。”
毛在会议中，提倡要有海瑞精神。特别叫中央办公厅将海瑞传印出，发给参加会议的人，并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的这种精神，毛还说，要找几个史学家研 究一下海瑞。此後由人民日报开始，许多报刊杂志都不断登载了有关海瑞的文章，又在上海和北京出现了宣传海瑞的戏剧。海瑞一下子变成全国的英雄。
如前所言，在一九五九年，因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系列过左的措施，伴随而来的困难己经出现。同时我也察觉到，广泛存在着说假话、说大话、搞浮夸的现象。毛同我谈到海瑞时说过：“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海瑞这个人物，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斗彭德怀的引燃点。我往後常就这两件事思考海瑞对毛的意义。毛是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
毛身为皇帝，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至於政策和决策上的错误，是下面的人说假话，上面的人被蒙骗欺瞒的结果。
我看毛之推崇海瑞精神，自有毛自己的策略。毛说海瑞这个人，‘刚直不阿，直言敢谏’。海瑞甚至为了国家大义，身首异处也在所不惜，可见护主之心甚切。海瑞近乎‘死谏’的行为，益发和嘉靖身边的奸臣形成对比。
毛一再号召讲真话。即使在今日，我对共产党的梦想早已全然幻灭之时，我仍认为如果毛在大跃进初期便完全了解真相，他可能会及时阻止那场大灾难。
但问题在於毛认为现代海瑞应该讲真话。批评式的谏言或是意欲夺权、心怀不轨的那些高级领导所说的话，无法让毛接纳。只有一心为民、毫无野心的人才会讲真话。但这种人很少能在政坛上爬至高位。
毛熟读中国历史，深晓宫廷政争中的夺权倾轧。毛认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更是玩弄权术的高手。所以即使有的人向毛禀奏了客观的事实也是 忠言逆耳，因为他不相信在朝为官的人能扮演刚直不阿、无私无欲的海瑞。因此毛这次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和先前一九五七年他用所谓引蛇出洞法，鼓励知识分子批 评党、替共产党整风一样，都是他惯用的策略。只有英明的毛皇帝能决定谁是真正的海瑞，谁只是藉机夺权的造反分子。
但毛的逻辑也有不通之处。毛崇拜一般中国人民厌恶的秦始皇、殷纣王和隋炀帝。大部分读海瑞传的人视嘉靖皇帝是密处深宫，二叁十年不见朝臣的昏庸 皇帝。许多毛的亲密战友自认为比得上海瑞对嘉靖的忠心。可是毛认为那些身居高位的中央和地方领导是嘉靖，下面的人应该向这些人提意见。他自己是与下面深深 相连的英明领袖。
我在这里所需指出的是，毛所说，上面压下面，下面不得不说假话，毛口中所谓的上面，是其他领导干部。但其实真正的最大的上面，是毛自己。从一九 五六年以後，由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毛的一系列过左、过急的批评和讲话，都不难看到这点。毛所提倡的海瑞精神也好，直言敢谏也好，是用 来对付中央和地方的其他人，并非提倡别人用来对付自己。彭德怀和周小舟这种现代海瑞便是误读了海瑞故事。现代的海瑞们下场凄惨，毛对他们毫不留情。
四月十八日到廿八日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前毛赶回北京。会上由朱德建议选举了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一九五九年後刘少奇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在毛退居二线刘出任国家主席前，大家都叫他少奇同志。现在他突然被称为刘主席。主席这职位本身就代表极大 权力。刘对此头衔也十分在意，逐渐扩展势力控制中央日常事务，有时没有先请示毛便执行工作。因此可以说，毛要确立自己为中国唯一的主席的斗争就在此时展 开，直到刘被批斗，取消“国家主席”才告结束。
我们在北京只待了一个月，五月下旬又乘专列南下。
一些隐隐约约影射毛的批评慢慢浮出表面。
毛仍对湖南省第一省委书记周小舟未能种两季稻而余怒未消。周却是第一个挺身批评毛的地方首长。我们在十二月中旬离开武汉，只在长沙稍做停留。周 趁此时请毛观赏了湘剧《生死牌》。周告诉毛，国防部长彭德怀十一月在长沙看了这出海瑞的戏，非常喜欢。周请毛看这个戏，我想是别有用意。周将自已比做一心 为民的忠臣海瑞，毛则是那个深居宫内的嘉靖皇帝。
就算毛看出了戏中对他暗涉的批评，他当时也毫无表示。毛表示极喜欢生死牌，并欣赏海瑞这个角色。那晚在长沙，他叫林克给他找来有关海瑞事迹的部分明史。几个月后，毛提倡党领导们学习海瑞精神。
到了广州，江青已在。毛仍神采飞扬的谈着粮食生产高指标。毛因此想读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着的政治经济学。他想将苏联的经济组织和中国实行的新经济结构加以比较，便将陈伯达、田家英、邓力群召来广州，同他一起读这本书。
田家英将四川的调查情况一五一十的如实上报。我没有和田谈过，只听说四川人民在闹饥荒。这一向，毛晚间也时常找我闲谈。但是也看得出，他总有些不放心。
大跃进正闹得欢腾。他也怀疑粮食生产的产量，有没有那麽高。他常说：“我就不相信，粮食亩产能到万斤。”对於土高炉炼钢，他更是疑虑重重。他说：“这种高炉炼出来的钢，能用吗？”
由此可见，这时的毛，开始怀疑大跃进的真实性，但是他自以为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毛也经常说：“对人民的热情行动，不能泼冷水。对他们只能引导，不能强迫。”
十二月廿六日，毛六十五岁生日，陶铸请毛与大家一起吃一次饭。毛同我们说：“年纪轻的时候，愿意过生日。过一次生日，表示大一岁，又成熟些了。到年纪大了，不愿意过生日。过一次生日，表示少了一年，更接近死了。”於是说：“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我们乘车到城里省委迎宾馆。筵席很丰盛，又精致。大家都是酒足饭饱了。回来以后，我因为头晕，立刻睡了。
到半夜李银桥突然将我叫醒，说：“主席立刻要回北京。”
原来当夜江青半夜睡醒，叫护士拿水和安眠药来。江叫了半天，又到值班室去找，仍未见到护士。江青疑心大起，闯进毛的卧室，当场抓到，因此大吵了起来。
李银桥还跟我说了下面这件事。这事也引起江青很大的不快。追查很久，也是造成这次在广州与毛吵架的原因之一。
毛与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结婚后，曾用过一位保母。后来杨被捕处死。毛上了井冈山，保母回到乡下，结婚后生一女。
一九五七年保母女儿初中毕业后，想进入中南音桨专科学校。毛寄给她叁百元。让她自己投考。这事让湖南省省委知道了，安排那位年轻女孩进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
一九五八年初那位年轻女孩又写信给毛。毛要她在寒假时来北京。二月她到北京。二月叁日及十一日两次，毛将她接到中南海住所相见。同年十二月九 日，毛又在武昌洪山宾馆，见了那位女孩。这次给江青发现了。江既怀疑毛与保母关系，又怀疑毛与保母女儿之间的关系。当晚争吵时，江青也把这件事拿出来闹。 那晚我起来后，立即整顿物品，因为事先毫无准备，一时手忙脚乱。直到天蒙蒙发亮，才将所有的药品用具，装箱完毕，这时通知立刻上火车。
毛立刻离开武汉回到北京。江青未同行。
江青很快便为那晚的争吵后悔。毛回到北京后不久，她写来了一封道歉信，上面引述一句西游记里的话。追寻真理的三藏在盛怒中将悟空休回水濂洞，悟 空备感凄惨，对三藏说：“身在水濂洞，心逐取经僧。”毛为江青引用了这话大为高兴。毛是现代三藏，身负实现共产主义真理的艰难任务。与追求共产主义的崎岖 道路相较，毛与护士和女友之间的区区小事，实在不足挂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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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初北京人心惶惶。街道上宣传，要成立人民公社，大家都吃食堂，要大家把锅交出去炼钢。这可闹得大家都慌了神，怕把自己的东西交给人民公社，於是将家具、衣物都拿出去卖，免得白白充公。一时间，街上成了旧货市场。
自大跃进开始，我老家的经济情况便每下愈况。我很少在家，也帮不上忙。一九五八年就在东奔西跑中过去了。回北京时，我非常高兴。
母亲最不放心的是，街道上正在办人民公社。母亲有高血压病，又照看两个孙子，她很累，得不到休息。经常头晕，吃不下饭。她问我她入社以後，谁管孩子的生活呢？毛说可以把孩子们送去国家经营的托儿所。
罗道让提出，在中南海内，再给我两间房，将母亲和孩子搬进来，这样便於照看。我很犹豫，我不希望我的家人卷入宫闱倾轧中。何况北京老家仍是我的 避风港，真要都搬进来，就完全没有周转的余地了，我也不可能一辈子在中南海工作，一旦离开，就连退路都没有了。一再踌躇之後，我们想，我们不可能久住中南 海内，因此决定仍照原样不动。
毛听到了北京的情况，立刻决定只在农村开展人民公社运动，城市里面不搞。
但我家的房子还是被充了公。我们的老屋有叁个院子，有叁十多间房间。母亲带着孩子住在中院北房五间，前院及後院的房子已被强令低价出租。一九五 八、五九年冬交之际，居民委员会和房屋管理局及公安局派出所，都来向母亲讲，除庄母亲所住的中院北房五间以外，全部公私合营，也就是将产权交给公家，每月 由公家给极少数补偿费。公家将房出租，娴讲，母亲很不愿意这麽办。
很急，让我想想办法。
我同娴讲，这个事情毫无办法，现在不搞供给制，己算万幸，否则连她们的生活问题，也解决不了。留下五间房，就凑合着住吧，如果一间不留，我们也 没有法子。何况警卫局早已经提出，在中南海再给我两间房，将母亲孩子搬进来住。如果去讲，又会提出这个办法，说来说去只能接受居民委员会的安排。
我回到家里，安慰了母亲。告诉她，有五间房住，已经很不错了。不是有的人一间住房都没有吗？母亲希望我多回家看看，我说我还不行，娴可以多回来看看。
一九五八到五九年，全国严重缺粮，我母亲的处境更为困难。那时娴和我都在中南海公共食堂吃饭。没有肉，配粮减少，但还可勉强凑合。中南海会是全中国最後一块被饥荒波及的土地。
我母亲那时已年近七十，如想买到米和油，就得经跑粮、跑油店，要去排队。
我母亲带着小孩，很累，身体越来越差，血压经常很高。我们只好跟邻居商量，请他们帮我母亲排队买粮。
田家英说我对全国情况不清楚，现在全国都发生粮食紧张。这还只是开始，也不知何时才能解除危机。我原来以为在这种日渐吃紧的情况下，毛会在北京住一阵子。没料到我又想错了。
在一月下旬一天，我早起後，骑车到北京医院，参加一项会诊。病人是胡乔木，他有十二指肠溃疡，因大出血做了胃大部和十二指肠切除术，定期复查。
我走到病房，主治医生开始报告情况。这时医务办公室的一位主任，跑来找我，说一组来电话要我立刻回去。
我匆忙离开病房，骑车刚到医院大门，正好与李银桥迎头碰上。他坐一辆车停在医院门口。他说：“主席立刻动身到东北去。找你有一个多小时了。只等你一个人了。赶快回去。”说完他先坐车走了。
我骑车赶回中南海，已是一身大汗。这时毛已乘车到机场去了。所有的备用药箱和医疗用具箱，都由护士长收拾好，先运走了。只有一位卫士等我。他看 见我後，立刻拉我上车。他说：“我们快走吧，主席走了怕有十分钟了。”我说：“我只穿一身夹衣，到东北怎麽成？我回去换厚衣服。”卫士说：“怕来不及了， 主席走时说，叫你快去。”
我同卫士乘车赶到西郊机场。这时毛乘坐的一架飞机已经起飞有十几分钟了。
第二架机在停机坪上，早已发动。我上了飞机，舱内只有我同卫士两人。
数小时後，我在辽宁渖阳下机。在冬季东北的酷寒中，我只穿了夹衣，连毛衣都没有带。当夜住渖阳交际处，据说这里在伪满时，是满洲银行。毛住在二 楼西半边，我们住东半边。室内暖气的温度很高。但我一出交际处大门，就冻得手足发麻。毛看到我的畏缩冷栗的样子，不禁笑着说：“你是不是在大跃进中，把衣 服都卖掉了，还是入了公社？”好在毛只在东北待了五天。
毛这次出巡煤、钢铁产量最大的东北，是为了了解钢铁的制造方法，以及看看土法炼钢究竟可不可行。毛原本希望用分散全国钢铁产量的策略来激发农民的创造干劲和削减中层经济官僚日益膨胀的权势。毛仍未解决如果土法炼钢可行，为何先进国家要盖大钢铁厂的疑问。
再来高炉的燃料问题也盘旋在他脑中。在中国乡村，农民早为炼钢把树林砍伐殆尽，现在连门和家具都劈下当柴火。东北有现代化的大炼钢厂，煤的产量和质量都很好。因此毛想同时看看炼钢厂和煤矿的情况。我们参观了鞍山钢铁厂和抚顺露天煤矿。
毛的东北之行使他看清了真相。只有用优质煤做燃料的大炼钢厂才能生产出高品质的钢铁。但毛并未下令停止後院炼钢。炼钢中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土高炉炼出的成堆无用的钢，都不是他关心的重点。毛仍不想压制广大人民的狂热。
我们自东北回北京做短暂停留，随即转往天津、济南，南下南京、上海、再抵杭州。这次外出，毛带了罗瑞卿与杨尚昆随行。目的也是要他们受教育。两 人真是喜出过望。自从一九五六年在游泳问题及警卫工作上对罗严厉批评，甚至要将罗调离公安部以後，罗学乖了。再也不多管中南海警卫局的事，更不敢对毛的警 卫工作多加过问。这两年多以来，罗默默勤练游泳，心情沉重，唯恐毛再算老帐。
对杨尚昆，则因政秘室的所谓黑旗事件以後，撤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即中直党委。杨被免去中直常委书记，无异於给予了党内处分，此 後杨给人的印象是，说说笑笑，对於大事一贯不发表个人见解。这些年来，杨虽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可从来没有机会单独见到毛，谈谈话。这次毛带他一起出巡， 自然是否极泰来，受宠若惊了。
一路行来，沿途参观学校、工厂、公社。每到一处，当地党、政、军的领导人也对毛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此时全国经济紧张，但毛的个人崇拜之风反而日渐高张。老百姓认为粮食紧张是地方首长未尽到责任，不是毛政策上的错误。
只要毛主席来视察，马上就会情况大好。天子被奸臣蒙蔽的观念，早已在中国传统中，形成根深柢固、牢不可破的定理。
一路南行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而抵杭州，处处都是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之声，不绝於耳。
此外，毛带罗和杨出来，也是要他俩看看毛受到群众狂热欢迎的程度。
一次在行车中，杨尚昆、罗瑞卿及我们，在一起闲谈。杨又提起毛在各地参观和谈话中，即席讲了不少有关工业和农业生产，特别是人民公社的问题。例 如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及不能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等等这麽多的讲话，都同政府的现行政策有关系。书记处不知道这些话，无法按毛的意思 形成文字指示下达。
这时，毛路经各省市的党委，纷纷根据毛的谈话要点，拟出一些改进建议，向中央请示。刘少奇、邓小平不知道毛讲了些什麽，没有办法作出决定。杨因此想找个法子，将谈话记录下来。这样中央可以根据毛的谈话，按照毛的意图下达指示。
叶子龙跟我说，杨让他去向毛请示，以後外出能不能带个速记员，毛不同意说：“这是推卸责任，拿我作挡箭牌。”毛通常用讲话方式表达他的意思，他 清楚他的话所具备的力量。毛说“人民公社好”。全中国农村便纷纷建立人民公社。但他并不想将他的话拟成政策，如此一来，他得担负的责任太大。
这下就得背着毛安装窃听装置了。困难的是，既然得背着毛安装，一般的收音喇叭太大，装上去，毛会发现。於是决定由公安部的专门管理各种先进侦察 技术设备的十二局负责技术设备在专列上安装窃听装备。整个安装实在巧妙，小喇叭放在灯罩、花盆等的里面，一点都不会暴露出来。还在毛专列的餐车、会客室及 卧车内装收音小喇叭。连接的录音机也很轻巧，放在隔壁车厢内，丝毫不露马脚。又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调一个姓刘的人，守门负责秘密录音。自此以後，毛每次外 出，都有刘作为工作人员之一随行。刘奉命不得在毛的面前露面，免得被毛看到来了一个生人，查问出来，露了馅。这就要求刘做一个“黑人”，随时躲开毛的眼 睛。後来叶子龙告诉我，毛常去的一些招待所住地也给装上了窃听装置。
叶子龙向我们一组的人交代，这是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许向毛透露。叶同我们说：“这可是中央决定，谁要是向主席讲了有刘这人和录音这事，中央查问起来，谁讲的谁负担责任，不要怪我没有打招呼。”我们只有如金人叁缄其口。
谁也不愿意引火烧身，将自己牵连进去。何况这是党的命令，我们只得服从。
我们哪知後来竟牵连出那麽大一场灾难呢？文化大革命中，安装窃听器成了一件滔天罪行，也成了江青多次公开声明公安部门专政，专到我们头上来了的罪行之一。
34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到四月五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仍是整顿人民公社，决定各级无偿调拨的劳动力、粮食等等，都要算清帐目，给予赔偿。 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其中经济指标大幅压低。一九五八年的浮夸指标，在一九五九年降订得较为切合实际。毛最大的恐惧不是粮食短缺、高指标， 或是土法炼钢浪费人力物力。毛深恐大跃进所激发的群众创造力会因此消沉下来。即使毛知道中国正面临大饥荒，他也从未透露一二。我完全被蒙在鼓里，虽然先前 有田家英的警告，我仍以为粮食吃紧只是暂时现象，是低层干部报告错误所造成的结果。我在毛的内宫中浑然不觉百姓疾苦。
上海会议期间，毛的专列停在龙华，毛住在车上没有住进招待所。原因是，一方面在上海市内，柯庆施给准备的住处“哈同花园”，毛不喜欢，另外一方 面，根本的原因在於，毛与专车上的铁道部专列局的随车护士仍打得火热，所以开会下车，晚舞会後回到火车上。晚会设在茂名路锦江饭店对面的锦江俱乐部。毛那 时对自己的私生活已无所顾忌，这位护士公开和他在锦江俱乐部出双入对。柯庆施替毛引见了许多上海有名的女演员和歌唱家。但这些女人年龄太大，见识广阔。毛 喜欢的是年轻单纯、容易控制的年轻女孩。後来柯庆施从叶子龙那了解毛这项癖好，便每晚都安排了文工团女孩子的表演。
在锦江饭店内，南楼和北楼之间的新建小礼堂放映电影，和演地方戏曲。一九五八年毛外出巡视，路经长沙时，便看过有关海瑞的湘剧。这次柯庆施则将湖南湘剧团调至上海再次演出。
当天夜里，毛对我说：“海瑞被人称为南包公，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海瑞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他还把这句话，写到给嘉靖皇帝的上疏 里。嘉靖看了十分生气，将海瑞关进班房。想杀海瑞，可是把海瑞的奏文看了一遍，放下。又看一遍，放下。连看叁遍，然後说‘海瑞还是赤心为国的’。没有杀海 瑞。有一天，管班房的牢头给海瑞端来酒和菜，海瑞吃了，以为大约是要杀头了。一问牢头，牢头说，恭喜你啦，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大哭一顿，将吃下的东西，全 吐出来了。可见海瑞对嘉靖是忠心耿耿。”
毛在会议中，提倡要有海瑞精神。特别叫中央办公厅将海瑞传印出，发给参加会议的人，并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的这种精神，毛还说，要找几个史学家研 究一下海瑞。此後由人民日报开始，许多报刊杂志都不断登载了有关海瑞的文章，又在上海和北京出现了宣传海瑞的戏剧。海瑞一下子变成全国的英雄。
如前所言，在一九五九年，因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系列过左的措施，伴随而来的困难己经出现。同时我也察觉到，广泛存在着说假话、说大话、搞浮夸的现象。毛同我谈到海瑞时说过：“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海瑞这个人物，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斗彭德怀的引燃点。我往後常就这两件事思考海瑞对毛的意义。毛是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
毛身为皇帝，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至於政策和决策上的错误，是下面的人说假话，上面的人被蒙骗欺瞒的结果。
我看毛之推崇海瑞精神，自有毛自己的策略。毛说海瑞这个人，‘刚直不阿，直言敢谏’。海瑞甚至为了国家大义，身首异处也在所不惜，可见护主之心甚切。海瑞近乎‘死谏’的行为，益发和嘉靖身边的奸臣形成对比。
毛一再号召讲真话。即使在今日，我对共产党的梦想早已全然幻灭之时，我仍认为如果毛在大跃进初期便完全了解真相，他可能会及时阻止那场大灾难。
但问题在於毛认为现代海瑞应该讲真话。批评式的谏言或是意欲夺权、心怀不轨的那些高级领导所说的话，无法让毛接纳。只有一心为民、毫无野心的人才会讲真话。但这种人很少能在政坛上爬至高位。
毛熟读中国历史，深晓宫廷政争中的夺权倾轧。毛认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更是玩弄权术的高手。所以即使有的人向毛禀奏了客观的事实也是 忠言逆耳，因为他不相信在朝为官的人能扮演刚直不阿、无私无欲的海瑞。因此毛这次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和先前一九五七年他用所谓引蛇出洞法，鼓励知识分子批 评党、替共产党整风一样，都是他惯用的策略。只有英明的毛皇帝能决定谁是真正的海瑞，谁只是藉机夺权的造反分子。
但毛的逻辑也有不通之处。毛崇拜一般中国人民厌恶的秦始皇、殷纣王和隋炀帝。大部分读海瑞传的人视嘉靖皇帝是密处深宫，二叁十年不见朝臣的昏庸 皇帝。许多毛的亲密战友自认为比得上海瑞对嘉靖的忠心。可是毛认为那些身居高位的中央和地方领导是嘉靖，下面的人应该向这些人提意见。他自己是与下面深深 相连的英明领袖。
我在这里所需指出的是，毛所说，上面压下面，下面不得不说假话，毛口中所谓的上面，是其他领导干部。但其实真正的最大的上面，是毛自己。从一九 五六年以後，由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毛的一系列过左、过急的批评和讲话，都不难看到这点。毛所提倡的海瑞精神也好，直言敢谏也好，是用 来对付中央和地方的其他人，并非提倡别人用来对付自己。彭德怀和周小舟这种现代海瑞便是误读了海瑞故事。现代的海瑞们下场凄惨，毛对他们毫不留情。
四月十八日到廿八日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前毛赶回北京。会上由朱德建议选举了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一九五九年後刘少奇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在毛退居二线刘出任国家主席前，大家都叫他少奇同志。现在他突然被称为刘主席。主席这职位本身就代表极大 权力。刘对此头衔也十分在意，逐渐扩展势力控制中央日常事务，有时没有先请示毛便执行工作。因此可以说，毛要确立自己为中国唯一的主席的斗争就在此时展 开，直到刘被批斗，取消“国家主席”才告结束。
我们在北京只待了一个月，五月下旬又乘专列南下。
拈花十五日囚2011-03-12 08:42:05
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1年2月25日，违法人员张广红被我局民警传唤回梅花村派出所，经查，张广红多次使用网名“拈花时评”在互联网多个网站发布言论煽动、策划非 法集会、游行、示威。同年2月22日我局民警曾对张广红进行教育劝阻，但张广红不听劝阻，仍继续在互联网站发布言论煽动、策划非法机会、游行、示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现决定对张广红的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行为处以拘留十五日。
履行方式：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送越秀区拘留所执行拘留，期限自2011年2月25日起至2011年3月12日止。
这是一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囚室，十到十二人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铁门一关闭，与外界完全隔绝。早餐是一碗白粥，中午晚上是至少十年陈的黄色米饭，老大菜帮子纯水煮，不见半点油星。有时候是一块令人作呕的肥肉，有时候是两个黑忽忽的肉丸子，标准基本等同猪食。
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四十五分“管教”查仓、吃饭，开“风门”。所谓风门是通往一间约五平米的头顶是铁丝网的，能看到天空的房间。我的同房有吸毒者、 小偷、赌徒、醉驾、签证过期居留的外国人。吃过早饭后要朗诵“仓规”，十点钟关风门。十一点吃午饭，十一点半睡午觉，两点起床、开风门，四点关风门。四点 半吃晚饭，到六点四十五分查仓，七点开电视机。每天看的都是ccav，新闻联播加电视剧，十点关电视睡觉，日日如此。
最难熬的不是囚禁、猪食，而是无聊。没有书籍，没有报纸，没有任何供打发时间的东西。除了看电视，唯一的娱乐就是大家穷侃，如果侃兄到了这里，简直 就是如鱼得水了。囚禁的日子是乏味的，但不妨碍我们寻找自己的欢乐，每天大侃特侃，侃到点就吃饭睡觉。跟南非人侃生意经，跟小偷侃偷盗，跟吸毒者侃戒赌。
事先最担心的，是遇上牢头狱霸，被虐待，结果发现这里完全没有。原因之一是停留的时间短，除了签证过期的外国人，其他的都是拘留五天到十五天，没待 熟就走了。另外两只摄像头照着，确实没人敢动粗。牢友大多数都非常友好，因为大家都知道相互间都不过是过客，偶尔有摩擦也都被劝阻了。
我的happy hour是每天下午两点，可以洗个冷水澡，我们几个广州人都是天天洗澡。洗完后清凉，平静，日子变得不那么难过了。
十五天过去了，我又回来了，又一次让小支失望了，抱歉得很。有些事情该做的还是要做的，不让说，那就不说吧。
2011年2月25日，违法人员张广红被我局民警传唤回梅花村派出所，经查，张广红多次使用网名“拈花时评”在互联网多个网站发布言论煽动、策划非 法集会、游行、示威。同年2月22日我局民警曾对张广红进行教育劝阻，但张广红不听劝阻，仍继续在互联网站发布言论煽动、策划非法机会、游行、示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现决定对张广红的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行为处以拘留十五日。
履行方式：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送越秀区拘留所执行拘留，期限自2011年2月25日起至2011年3月12日止。
这是一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囚室，十到十二人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铁门一关闭，与外界完全隔绝。早餐是一碗白粥，中午晚上是至少十年陈的黄色米饭，老大菜帮子纯水煮，不见半点油星。有时候是一块令人作呕的肥肉，有时候是两个黑忽忽的肉丸子，标准基本等同猪食。
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四十五分“管教”查仓、吃饭，开“风门”。所谓风门是通往一间约五平米的头顶是铁丝网的，能看到天空的房间。我的同房有吸毒者、 小偷、赌徒、醉驾、签证过期居留的外国人。吃过早饭后要朗诵“仓规”，十点钟关风门。十一点吃午饭，十一点半睡午觉，两点起床、开风门，四点关风门。四点 半吃晚饭，到六点四十五分查仓，七点开电视机。每天看的都是ccav，新闻联播加电视剧，十点关电视睡觉，日日如此。
最难熬的不是囚禁、猪食，而是无聊。没有书籍，没有报纸，没有任何供打发时间的东西。除了看电视，唯一的娱乐就是大家穷侃，如果侃兄到了这里，简直 就是如鱼得水了。囚禁的日子是乏味的，但不妨碍我们寻找自己的欢乐，每天大侃特侃，侃到点就吃饭睡觉。跟南非人侃生意经，跟小偷侃偷盗，跟吸毒者侃戒赌。
事先最担心的，是遇上牢头狱霸，被虐待，结果发现这里完全没有。原因之一是停留的时间短，除了签证过期的外国人，其他的都是拘留五天到十五天，没待 熟就走了。另外两只摄像头照着，确实没人敢动粗。牢友大多数都非常友好，因为大家都知道相互间都不过是过客，偶尔有摩擦也都被劝阻了。
我的happy hour是每天下午两点，可以洗个冷水澡，我们几个广州人都是天天洗澡。洗完后清凉，平静，日子变得不那么难过了。
十五天过去了，我又回来了，又一次让小支失望了，抱歉得很。有些事情该做的还是要做的，不让说，那就不说吧。
告知我的读者朋友2011-02-24 01:56:07
本人在2月22日被广州警察传唤，他们不肯明确表明其身份，但在我问他们是不是国保时他们笑而不答。我认为这就是一种默认。
他们出具了“检查证”，并对我的家实行了“检查”，同时扣押了我的电脑。于是我现在只能在网吧上网。当他们试图劝阻我参加“中国茉莉花革命”的行动 和在我的博客发布相关讯息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我可以不发布消息，不作号召，但是我只要还有一天自由，我每个周日肯定会到广州人民公园参加“散步”。我承 诺不发布信息是因为在围墙外的网站有大量报道，所以发布与否都影响不大，但是活动是肯定要参加，无论是刀山火海我都去定了。假如警察要阻止我，可以拒捕 我，否则我一定会去。
同时国保扣押我的电脑的名义是要搞清楚我的情况，我事后告知他们，要搞清楚情况非常简单，一天就足够了。我给他们两天的时间，假如今天他们都不同意 把电脑还给我，则他们破坏了他们的承诺，于是我的承诺也自动作废。我会每天发文章号召大家参加茉莉花行动，我们的宗旨是和平请愿，简称“散步”。
假如他们每周日都传唤我，令我无法参与茉莉花行动，则我的承诺也自动作废。我承担在我博客发表的所有文章所带来的一切责任，我可以坐牢，可以失去自由，但只要我还有一天自由，我一定会去人民公园。
假如我超过两天以上不更新我的博客，就是我失去了自由。假如我的博客突然消失了，则肯定不是我的所为。我宁愿失去自由，也绝不会删除我的任何一个博客，一篇文章。
假如我的博客消失了，只要我还有一天自由，我都会重新建立新的。假如朋友找不到，可以google“拈花时评”或者“lianhuaxiaofo”就能找到我。
另外我希望请教做律师的朋友，警察有随时传唤我的权力吗？我是否必须随传随到？“检查证”是一个什么东东？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东西，而且上面只有公 安局的印章，没有检察院的章，这是合法的吗？他们是否有权力扣押我的电脑？扣押是否有时间限制？请律师朋友帮忙解答，可以匿名解答，谢谢朋友。
他们出具了“检查证”，并对我的家实行了“检查”，同时扣押了我的电脑。于是我现在只能在网吧上网。当他们试图劝阻我参加“中国茉莉花革命”的行动 和在我的博客发布相关讯息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我可以不发布消息，不作号召，但是我只要还有一天自由，我每个周日肯定会到广州人民公园参加“散步”。我承 诺不发布信息是因为在围墙外的网站有大量报道，所以发布与否都影响不大，但是活动是肯定要参加，无论是刀山火海我都去定了。假如警察要阻止我，可以拒捕 我，否则我一定会去。
同时国保扣押我的电脑的名义是要搞清楚我的情况，我事后告知他们，要搞清楚情况非常简单，一天就足够了。我给他们两天的时间，假如今天他们都不同意 把电脑还给我，则他们破坏了他们的承诺，于是我的承诺也自动作废。我会每天发文章号召大家参加茉莉花行动，我们的宗旨是和平请愿，简称“散步”。
假如他们每周日都传唤我，令我无法参与茉莉花行动，则我的承诺也自动作废。我承担在我博客发表的所有文章所带来的一切责任，我可以坐牢，可以失去自由，但只要我还有一天自由，我一定会去人民公园。
假如我超过两天以上不更新我的博客，就是我失去了自由。假如我的博客突然消失了，则肯定不是我的所为。我宁愿失去自由，也绝不会删除我的任何一个博客，一篇文章。
假如我的博客消失了，只要我还有一天自由，我都会重新建立新的。假如朋友找不到，可以google“拈花时评”或者“lianhuaxiaofo”就能找到我。
另外我希望请教做律师的朋友，警察有随时传唤我的权力吗？我是否必须随传随到？“检查证”是一个什么东东？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东西，而且上面只有公 安局的印章，没有检察院的章，这是合法的吗？他们是否有权力扣押我的电脑？扣押是否有时间限制？请律师朋友帮忙解答，可以匿名解答，谢谢朋友。
今天在广州，茉莉花没能开放2011-02-20 06:27:11
一点钟，我换好了衣服，准备去广州市中心的人民公园星巴克广场，参加有可能发生的中国的第一次茉莉花革命。如我上文所说，我不知道是谁发出的呼吁，但这是一次践行我一向的民主自由主张，一向的和平革命的主张的机会，我无论如何是不可以错过的。无论前途是刀山火海还是深池峭壁，那都是一定要去的。穿上了自己比较好的衣服，因为假如这是第一次将要失去自己的自由，我希望以一种比较有尊严的方式进行。
一开头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插曲，当我走出家门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发现漏带了东西，就回家取。我回头走了几步，居然发现八个穿制服的警察跟在我后面。看见我回头，他们马上转头分散开了，作有其他事情状。于是我一个个地看着他们，试图建立眼神交流。但是他们都回避了我的眼神试探，分散开一个个方向走了。我笑了，何必呢？假如你们是为我而来，何不直接行事呢？假如不是为我而来，又何必回避？要知道一回身突然看到黑压压的八个警察还是蛮有趣的，然后突然作犬兽散的模样更加有趣，呵呵，真好玩。我在想，我是不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个事先公开宣称要参加茉莉花行动的？这本身就很有趣。
准时两点，我到了人民公园星巴克广场。第一个视觉冲击就是，怎么又是黑压压的一大堆警察！千把平方米的小广场，居然站着一百多个警察，比行人都多了。而且广场中间就站着几十个，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然后四周到处都是制服警察，这还都是穿制服的，想必穿便衣的应该更多。想想这不是很正常吗？呼吁是在网络上公开的，警察当然第一时间收到消息，第一时间准备，第一时间布置。说不定这些家伙昨天晚上就布置好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到时候再算吧，管他呢，反正都作好心理准备了。
于是我一路走入广场，一路上我不断打量着所有的人，试图寻找同道。这是一次集会，当然首先找到同道，然后伺机行事。广场上有不少人，有来去的游人，也有站立着的目的不明的人。于是我一个一个地看，还是在试图建立眼神交流。还是同样，每个人都在回避我的眼神，看了有十分钟看得眼睛都累了，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地瞪着眼睛看人过。没办法，我干脆朝警察走过去，走到警察堆里看他们，他们也不看我。有一个瞄了我一下，眼神还算是友善的，但马上就把眼睛转开了。
这下我可真没办法了，就开始四周转溜。找人啊，不找到同道，我跟谁集会呢？倒也不是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是有目的而来的，但是基本上都低着头看手机或书籍之类的，要不就也四周望，没一个愿意建立交流基础的。是啊，这么多警察，一般人到了这样的情形下要说一点都不忌惮是不可能的。于是我走进星巴克，走下 -1层、 -2层，仍然无法找到任何一个看上去是同道的人。
我想是不是大家需要一个集结的人一个集结的呼唤呢？于是我再回头走到广场中央，四周望来望去就是找不到任何一个看起来是准备响应的人。难道我一个人在广场上大叫有没有人来集会？或者叫口号？太难为情了，我叫不出口。没办法，就走到一边买了一份报纸，然后作读报状四下打量人。看到不断地有人拿出手机对着星巴克的招牌照张相，然后扭头就走了。身边也有好几个人拿着手机、书籍作阅读状的，但依旧是在回避着任何眼神交流。
两点半、两点四十、两点五十，人流渐渐减少，广场上站着的类似我一样的人都走光了。我知道没戏了，今天大概就这样了，干脆在公园转转吧。终于又看出些玄机，原来公园四处全都是警察，我只是转了小半个公园，至少又看到几百个，十几台警车。我以前工作的公司就在旁边的大厦，记得有一次早上上班，我走进大厦大堂的时候，看见一大群警察。于是好奇地问同事为什么有那么多警察。同事小声地告诉我有人搞静坐集会，我才恍然大悟性-市政府就在隔壁，这些警察实际上是布置作预备队的，躲进大厦就没那么扎眼了。照这个经验推论，四下的大厦估计布置了至少过千警察，甚至更多，狡猾狡猾地。
再回到广场的时候，除了游人以外，连小猫两三只都没有了。无奈，回家吧。一路坐地铁回家的路上，我在思考茉莉花今天没能开放的原因。方浜兴绝对是首恶，就是他的GFW把集会的信息隔绝到了国门之外。发布消息的主站博讯已经有好几天都打不开了，连我这个老网虫老翻墙人都是昨天半夜才在大纪元上看到的通知，更别说其他人了。大概整个广州知道消息的除了官方就没多少，能有几个人来呢？人多了才胆壮，人少了大家都不愿意做出头鸟了。方浜兴这个混蛋真的是罪大恶极，到了天亮的那一天，我们绝对需要公审这个老贼，让他在监狱度过余生。
至于有人说中国人懦弱、胆小，这绝对是说词。打开二十四史，从头到尾都是造反的，中国史简直就是造反史，我们有五千年的造反史了。从商汤开始，刘邦、项羽，到朱元璋、孙文、蒋中正、毛泽东全都是造反的践行者，不怕死的中国人太多了。关键是能不能把他们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我们要的不是砸烂一切的暴力革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平革命才是我们的诉求。
今天，茉莉花没在广州开起来。不要紧，我下周日两点还会来，还有下下周。随着信息的传播，相信会有更多的同道中人到来，我们的人会越来越多。
广州人，人民公园星巴克广场，下周见。
拈花：因为这篇文章，我被广州警察拘留了十五天！
《中国“茉莉花革命”各大城市集会地点》2011-02-20 06:24:20
《中国“茉莉花革命”各大城市集会地点》
不管你是结石宝宝的家长、拆迁户、群租户、复退转军人、民办老师、银行买断工龄人员、下岗人员，还是上访者；不管你是或是对“钱云会案”结论不满、不喜欢有人说“爸爸是李刚”、不喜欢被人要求“理性对待社会公正”，还是不喜欢看温影帝表演；法轮功的练习者，还是共产党员、民主党派人士；甚至你只是一个围观者；在这一刻，你我都是中国人，你我都是对未来还有梦的中国人，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为我们子孙的未来负责。
我们只需要走到指定的地点，远远的围观，默默地跟随，顺势而为，勇敢地喊出你的口号，或许，历史就从这一刻开始改变。
走到一起来的，都是兄弟姐妹，请守望相助。如发生参与集会人员受到不良对待请以最大的容忍处理，旁人也请及时支持。集会结束时，不要留下垃圾，中国人，是高素质的，是有条件追求民主自由的。
如本次召集未能成功举办集会的城市，可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两点继续前住，坚持就是胜利！
统一口号：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住房
我们要公平
我们要公义
保障私有产权
维护司法独立
启动政治改革
结束一党专政
开放报禁
新闻自由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时间：2011年2月20日下午2时
地点：
北京 王府井麦当劳门前
上海 人民广场和平影都门前
天津 鼓楼下
南京 鼓楼广场秀水街百货门口
西安 北大街家乐福门口
成都 天府广场毛主席像下
长沙 五一广场新大新大厦门口
杭州 武林广场杭州百货大楼门口
广州 人民公园星巴克门口
沈阳 南京北街肯德基门口
长春 文化广场西民主大街快乐购超市门口
哈尔滨 哈尔滨电影院门口
武汉 解放大道世贸广场麦当劳门口
未在此列出集会地点的城市，请自行到城市中心广场集中。
拈花时评：
明天下午两点，广州的地点是人民公园星巴克门口。
我不知道这是谁发出的呼吁，不过这没有关系，我一定会去。这是一次饯行民主、饯行自由、饯行和平民主运动的机会，我怎么可以错过？假如中共要抓人，让我做第一批被抓捕的人好了。假如我们的失去自由的代价是启发后来的朋友，那么这种失去就有足够的价值。如果大家看到我的博客明天没有更新，那就是我被抓了。但是我总会出来的，到时候重新登陆再来，相信我的帐户还会被网站所保留。
假如我没有被抓，我平安地回来了，回来后第一时间当然是更新我的博客。向大家报告经过，然后下周日再去。只要我没有被抓，只要我还有自由，我就会去。也许不会有结果，不会有马上的成就，但是我们终于开始了。
也许这是最重要的。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11)
29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赫鲁晓夫秘密访问北京。毛却刻意羞辱了这位曾在苏联盛大款待他的贵宾。
毛是穿着游泳裤，在中南海游泳池见的赫鲁晓夫。他让赫下池泡水。赫接受时，我们都大吃一惊。赫换上在游泳池旁换衣间内存放的游泳裤，跳进水里。赫不会游泳，套了一个救生圈。我、几个卫士和翻译，都在游泳池旁。
表面上，毛和赫仍客气的。但他俩的谈话并不顺利。赫的回忆录中，对毛为这种无礼的接待方法，表示了极端的厌恶（１）。赫原本预定停留一个礼拜，但来三天后就回苏联了。他和毛唯一的一次谈话就是在游泳池里的那次。毛此举，就像古代帝王般将赫鲁晓夫视做前来称臣纳贡的蛮吏。在我们回北戴河的专列上，毛对我说，那叫使赫“如坐针毡”。
在北京到北戴河的回程火车上，他对我说：“苏联就是想控制中国，想捆住我们的手脚，真是痴人说梦。要和我们建立联合舰队及长波电台，这简直是妄想。赫鲁晓夫为了同美国拉关系，把我们当成他的筹码，让我们答应不用武力进攻台湾。还说我们搞公社，太快了。我说，搞长波电台，可以，你把材料及技术交给我们，搞联合舰队，可以，你把船交来，我们有司令员，有舰长。你让我们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难道我们自己家里的事，你也要管吗？至于公社，我们试一试，也不可以吗？我最后同他说，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就照我说的办法搞。台湾问题，最近就可以有眉目。公社我们试定了。他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这时全世界都不知道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在北戴河期间，毛仍气愤异常，他又跟我说过：“赫鲁晓夫自不量力。你不是要同美国拉关系吗？好，我们放炮庆祝。这些炮弹留久了，就没有用处了，不放炮庆祝一下，做什么用？美国最好插手进来，在福建什么地方放一颗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看你赫鲁晓夫怎么说。”
接下来他又讲：“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糊涂，不明白为这个道理，还准备渡过台湾。我是不赞成打过去，放在那里，是一个压力，内部就会团结。这个压力一没有了，内部就会闹起来。”
毛的谈话使我大惑不解。我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一无所知，对台湾更是所知甚少。我甚至期望在毛提出台湾问题之后，海峡可以和谈。我没听说要建立“人民公社”的事。中国才刚过渡到高级农村生产合作社。几周后，我才明了毛谈到台湾问题的用意。没几天后，我便去参观了刚成立不久的“人民公社”。
在八月初某天凌晨三点多钟，我正在睡得很熟，毛的卫士把我叫醒。毛睡不着，叫我一同读英文，这时读的是恩格斯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英译本。
读三个多小时以后，毛已经是疲倦了。毛从末认真学习英文是为了放松和找机会闲谈。他说：“我们吃饭吧，我晚饭还没有吃哪。”
他问我看没有看最近的一期《内部参考》－－这是由新华社内部参考编辑部，将国内不公布的新闻编辑成不定期的册子，供高级干部参阅。《内部参考》常提出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消息，以供中央领导参考。一九五七年“大呜大放”时期，《内部参考》也对党提出严厉批评。有时一般报纸不准刊出的社会性案件，全登在《内部参考》上。
但一九五七年夏季“反右运动”开始以来，《内部参考》上的基调已大为调整。
一些忠实报导中国社会黑暗面的记者被打成右派、撤职，有些人甚至下放边远地区。
一九五八年初，在整风和毛“鼓足干劲”口号的强大压力下，《内部参考》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赞扬起农村的快速进步。
我说没有看到。
他顺手将一本《内部参考》拿给我，说：“你等下带去看一看。其中有一篇报导，河南省查牙山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人民公社这名字好，把合作社组织起来，成立人民公社。这可以成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桥梁。可是不知道这公社内部是怎么组织法，怎么样进行工作，怎么进行核算，核算放在哪一级呢？又怎么样进行分配，怎么样体现劳武结合。”
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际，由于全民办水利运动造成农村强劳动力短缺，因此有些省份开始将农村合作并成更大的组织。起初这些新组织没有一定的名称。毛仍末亲自巡查这种农村组织，政治局也末行核准，但毛赞成大型农村组织的设立，并觉得“人民公社”这名字响亮。
毛接着说：“我想让你去看看，到那里去住上一个月。把情况了解清楚，回来向我讲一讲。你现在手头上还有什么事吗？”
原本长夏无事，我找了一本英文《老年与老年学》看，开始摘译其中一些章节。
每完成一章，送给毛看。开始他读得很有兴味，可是看过“细胞的衰老变化”一节后，他认为写的不好。我仍继续翻译工作，一来闲着也是闲着，二来这工作不会使我和医学界过于脱节。
我说：“我现在摘译的那本老年学还没有弄完。不过先放下，等以后再说。”
毛说：“那本书没有多大的意思，以后弄也可以。人民公社是件大事，关于到我们国家的体制。这会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了。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人间哪得几回闻’，可以改成‘自古盘古开天地，人间不得一回闻’。你去看看，你一个人去不行，组织几个人一起去。叫叶子龙、黄树则也去。这时他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了。几年以来，他已经习惯在饭前服安眠药，这样可以使入睡快些。这次也一样，吃这安眠药后，休息了一会儿，开始吃饭了。饭中，他已经有些蒙胧，说话口齿讷讷不清。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要我去，还是随便说说，所以我立即问他：“我现在就去同他们商量一下，准备两三天就走。”
毛说：“有什么好商量的，拍屁股就走嘛。你同他们说，今天做准备，明天就走。”说着说，他已经沉沉入睡了。
这时已经早上八点多钟了，这事如不立刻安排好，毛醒后无法向他回话。我先去找了叶子龙，告诉他毛的意见。
叶听了后，满脸不高兴说：“主席真是没有事找事。我们去看了顶个屁用。”
我一听，叶不想去。我说：“主席说的可是很认真，不能不去。” 叶皱着眉说：“你先告诉黄树则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个办法，怎么去。明天走是不行的，最少也要过几天再走。”
我急了，又说：“这可不行，他让我们走，而且说到那里住一个月，要改变可不好了。”
叶无可奈何说：“他也不想想，人家手上有些事，不交代清楚，怎么能走。”
我想多说无益，于是向他说：“今天他起床以后，你最好风见他，同他当面再谈定。”
然后我去找了黄树则，将毛的意见又同黄说了一遍。
黄欣然道：“主席要我们去，我们就去。我给崔义田副部长打个电话，让史书翰局长接上我的工作。”
弄完已经近午饭的时候了，我赶回来，匆匆去见江青。
我走进江青的卧室。她半身躺在床上，倚着靠垫。面前是一个小食架，正吃着烤面包、黄油和杏仁酪。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我将主席要我们去查牙山，看看人民公社的事情，告诉她。又说：“主席是吃过安眠药以后，吃饭中间说的，当时他已经是睡意甚浓的了。我没有同他多谈。我不知道他是随便说说，还是决定下来叫我们去。”
她说：“这可不是随便说的。等主席起床以后，我去同他谈谈。”
我回到十号楼里，洗漱了一遍。这时田家英来了，他问我：“何事匆匆？”我将毛的话说了一遍。田是毛的政治秘书之一，在各省都有熟识的省委书记提供他“人民公社”的内幕消息。他很怀疑“人民公社”的用处。
田说：“一九五六年搞高级社时，农民就已经怨声载道，说搞初级社的好处还没有发挥出来，现在又急着搞高级社。今年又说要过渡到人民公社。这可真是急功近利。南宁会议及成都会议以后，各省都在抢风头，都在想方设法闹新花招，一劲猛干。今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后，更加热闹了，都想当促进派，怕当观潮派，更怕当秋后算帐派。你去了后，可以亲身体验一下。”
我吃过午饭后，整理了衣物，已经疲乏不堪。我预备睡一下以后，再商量明天出发到查牙山。想不到躺下去就昏昏沉沉，一睡就睡到了下午七点多钟。还是值班卫士来将我叫醒。他说：“主席六点钟就叫你，我说大夫正在睡觉。主席说再让他睡一个小时。”
我连忙起来，赶到毛的卧室。
毛说：“叶子龙、江青都同我谈过。我现在想我自己去看看。不看看怎么行。新生事物嘛。我们过两天就走。你再去准备一下要带的东西。我们这次要多走一些地方。你一个人如果来不及，可以带个助手。”
我问毛，要不要黄树则一去。毛沉吟一下，说：“你去够了。黄树则不要去了。你去告诉他，他解放了。”
当时毛仍在服用壮阳用的人参药，需要一位会传统煎药方法的护士。我便建议随同毛去莫斯科的吴旭君也一起走。
我正要走，毛又叫住我，说：“这次外出，你不要去讲，免得张扬。”（２）他还同我说：“搞医务工作的，只知道看病治病，这可不行。不能脱离社会，特别当社会在大变革时，应该去观察这种变革带给人们的影响。你们学医的，大约很重视个体的人，不大重视群体的人。”
过了一刻他又说：“这就是哲学上的个性与共性的问题。这次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样子。看看我们这个个体，怎么样生活在这个共体里面。”
两天后我们便乘毛的专列由北戴河出发。这就是往后一再宣传，一再吹嘘的“毛主席走遍全国”的开始。
专列往南疾驶。我感觉到这次出巡与往不同。“大跃进”已如火如荼地展开。
注释
（１）赫鲁晓夫对一九五八年这次来访的描述可见前引书KhrushchevRemembers，pp。258-261。
（２）无疑地，毛指的是JackBelden于一九四九年初版的ChinaShakestheWorld（一九七０年再版，London：MinthlyReviewPress）。
（３）毛虽嘱咐李医生这次是秘密出巡，但因为无数的记者和官员尾随，此次出行迅速被炒成媒体大事。
30
一九五八年的夏天，真是风调雨顺，几乎每天夜里一阵大雨，次日白天却是万里无云的晴天。今年秋收可望是中国历史上最丰饶的一次秋收。全中国都笼罩在一片欢腾、极其乐观的高昂情绪中。
首站是河北省。农村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联合起来，形成以村或乡为政治与经济合一的整体，有的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社，有的称为黎明社，又有叫曙光农业生产社，还有的叫红旗集体农庄，名称上真是五花八门。
第二站转往河南。由河南省书记吴芝圃陪同。吴个头不高、微胖，人很坦诚。
我们一行人开了十辆车（包括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武装警卫、河南书记室的工作干部、新华社特派记者团，以及河南党报记者），浩浩荡荡驶过黄沙泥土路。八月天气灼热，虽然戴上大草帽，仍然晒得挥汗成雨。一路上每停一个地方，都准备了加香水的凉水毛巾，给我们擦汗。河南省委、省公安厅带了两卡车的冰西瓜随行。毛吃得不多。我们一路上又晒又热，口渴难熬，免不得大吃一顿了。
毛兴高采烈，与农民处得非常自在。去兰考县途中，毛下车看棉田，不想踩了一脚大粪。卫士要给他换鞋，他不换。要用纸擦干净，他又不让擦，说：“大粪是肥料，是好东西，擦它做什么！”这鞋一直穿到夜里，卫士等他休息以后，才给洗刷干净。
农田里农作物长得极好，到处都是在劳动的农民。黄河以北的农村妇女，一般不在农田劳动，但是现在农田里遍地都是穿红着绿的妇女和女孩子们和男人一起劳动着。
沿途下车看了各地的人民公社，到兰考去看了黄河故道。在这里，毛打算游黄河。他派警卫局警卫科孙勇，先去探路下水。孙回来后向毛报告，河水太浅，都是黄泥汤，最深的地方不过只有半人多高，膝盖以下陷在黄泥里，游不成。毛这才打消了游黄河的念头。
八月六日到了河南省新乡县。仍由河南省书记吴芝圃陪同，乘车到了七里屯。
棉花田里棉花挂起“七里屯人民公社”的大字。毛笑着说：“这个名字好。巴黎公社是法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是我们农民建立政经合一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好。”
三天后，毛在山东又重复了“人民公社好”这几个字，站在毛身边的新华社记者记录下来，这五个字马上便出现在全国报纸的头版上。于是“人民公社好”成了 “圣旨纶音”。从此以后，人民公社的名就定了下来，而且不胫而走。全国农村都正式以人民公社的名字，人民公社便成了高级生产合作社以后，农村基层政权和经济组织形式。
从一个人民公社走到另一个人民公社，景象都是一片欢欣鼓舞。历史正在被创造者。中国农村起了史无前列的大变化。中国终于找到从贫穷迈向富裕的道路。中国农民就要站起来了。我当年也支持人民公社的成立。我深信毛主席不会错，“人民公社好”。
回北戴河后，毛十分兴奋。毛相信中国粮食生产问题已得到解决，人民现在有吃不完的粮食。
正在北戴河会议中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了“金门炮战”。从一开始，毛就将“炮打金门”当作成一个筹码，以便于左右“中苏”、“中美”、“苏美”之间的关系。
毛以为蒋介石会要求美国在福建投下原子弹。如果美国真投了原子弹，毛也不会在乎。他炮打金门只为观察美国的反应。这是一场赌博，一场游戏。所以“金门炮战”就象开玩笑一样，突然开始，连续四十四天以后，在十月六日又突然宣布停火一周。十二日再宣布停火二周，但没有到一个星期，因杜勒斯访台，恢复炮击。
十月二十五日以后改成“单日炮击，双日停火”，最后完全停止。
毛不但并不想进攻台湾，即使金门和马祖也并不想以武力占取。他对我说：“金门和马祖是我们和台湾联合起来的两个点，没有这两个点，台湾可就同我们没有联系了。一个人不都是有双只手吗？金门、马祖就是我们的两只手，用来拉住台湾，不让它跑掉。这两个小岛，又是个指挥棒，你看怪不怪，可以用它指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明白他们无法束缚中国，国共和谈遥遥无期。这场可怕的游戏幸好未曾引发全球原子弹大战，或是赔上数亿中国百姓的无辜生灵。
31
毛的攻势仍未结束。一九五八年秋天，毛坐飞机、专列、游艇等来回巡查各地农村的大变革。每到一处，群众的欢迎程度就更加热烈。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上午，毛乘飞机去武汉。前国民党将军、高级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在武汉和毛会合。毛邀张治中一同巡查，张极其高兴。张治中很会说话，谈到当时的“大好”形势，张捧毛说：“这可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哪。”
曾希圣也善于投毛所好。原籍安徽的张治中，便和曾一起鼓动毛到安徽去看看。于是由武汉乘船至合肥。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往后轰动一时的“后院炼刚”——原来是在省委机关院子里，搭起砖头和泥叠起四五米高的“土高炉”“土法炼钢”。土高炉里的炉火通红。炼钢的原料是些铁锅、铁铲之类的家庭用的铁器，甚至还有门上的铁荷叶、铁门把。
毛问炼出钢没有。曾希圣拿了一块钢锭给毛看，说这不是炼钢来了。这简直是使人不容怀疑的了。
毛号召全国用多快好省的炼钢方法在十五年后超过英国的钢年产量。何必化费巨资兴建钢铁厂呢？于是“土法炼钢”的空想诞生了。
这个景象很使我迷惘。炼钢的原料原本就是家用品，炼出钢锭后，再做成家用品。炼钢做钢，炼刀做刀，岂不荒谬？全安徽省的土高炉里所看到的，都是一坏坏粗糙不堪的钢锭。
在离开前，曾希圣向毛提出请毛乘坐敞篷车，让群众夹道欢送。理由是可以让更多的安徽人亲眼见到毛。一九四九年夏天，北京市民夹道欢迎毛进城解放后，毛乘过敞篷车。一九五六年九月印尼总统苏卡诺来访时，毛又乘过敞篷车一次。但往后就少再公开露面。毛每次至各省出巡视工时，工人都经过政治过滤和控制。毛一向只接见党高级领导人及“民主人士”。就连他每年两次在天安门上露脸，广场上的群众也经过挑选。毛不原在群众前公开露面，不只是为了安全上的顾虑，也怕被别人说在搞个人崇拜。
毛相信领导本身的形象，就是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意志的无限力量。而毛也需要一种“群众自觉”的行动方式，公开为他歌功颂德。极会察言观色的张治中替毛解决了这道难题。张说：“我这次有幸跟随您出来，一路上觉得您有着一种戒心。”毛问张什么戒心。
张说：“您好像随时随地怕造成个人崇拜，在这上面有戒心。”毛注意听着。
张说：“您是中国的列宁，不是中国的史达林。您和列宁一样，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可是列宁在革命胜利后八年就去世了。您身体这么健康，全国人民都认为您可以继续领导三、四十年，直到进入共产主义大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幸运，这又和列宁不同。”
“您不是中国的史达林，史达林继列宁之后，开始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到极点，越到晚年越厉害，以致犯了严重错误。而您一直坚持民主领导的作风，强调‘群众路线’，没有丝毫独断专行，怎么会有个人崇拜呢？”
“今天中国建设成就这么伟大，人民生活改善这么快，人民自然流露真城热烈的爱心情，这是人民热爱自已的伟大领袖，快不是个人崇拜。” 张这番说词大获毛心，毛同意公开让合肥市民夹道欢迎。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合肥总共有三十几万市民夹道欢送毛主席，个个竞相亲眼争睹这位伟大人物。毛由招待所到火车站乘敞篷车所到之处。我怀疑这些“自觉”的群众也是经过筛选的。他们穿着彩衣，颈上挂着花圈。敞篷车所到之处，一片花海，载歌载舞，群众欢叫着“毛主席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的口号。曾希圣事前做了万全的准备，安徽省公安厅负责挑选群众。这些群众是真心爱戴毛主席，一见到毛，欣喜若狂。
毛开始思考供给制的可行性。毛说：“粮食太多了，吃不完怎麽办？实行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从红军时代到一九五四年，中共内部实行供给制。一九五四年以後，改成干部资金制。毛决定重新实施干部供给制，叫中央办公厅先实行，而由一组的工作人员开始。
这时上海市市委的《理论月刊》发表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一篇歌颂供给制的文章。毛对这篇投合心意的文章，大加赞赏。要张春桥立即赶来，与我们同车去北京。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春桥，後来他的权势在文革时迅速提升，文革後被打成“四人帮”。张这人对人冷漠，不易接近。我从第一次见张就不喜欢他。他大力提倡重新实施干部供给制会使我的生计陷入窘境。我有很大的疑虑。我与娴从澳大利亚转香港到北京後，在两年的供给制中，早将从国外带回来的储蓄用光了。这时再改回供给制，我们便没有钱可以垫成家用。
我们必须赡养我的母亲、婶母、舅母、表妹、我们的两个孩子和娴的父母。我改成供给制後，只靠娴一个人的薪金，怎麽养得活她们呢？她们都是老的老了，小的还小，没有自己谋生的能力，这怎麽办呢？
一组里也没有人愿意实施供给制。同行的叶子龙忐忑不安，叶的薪金极高，自然不愿改制。叶子龙说：“大夫，你有困难可以告诉毛主席。”
我想，叶的心里明明也不同意，他无非想让我说出不同意的话。如果毛决定不改了，他可以依然拿薪金。如果毛决定要改，我在众人心目中自然就是落後分子了。
我明白，毛意图用供给制代替薪金制，是认真想这麽办，并不是随便说说就了。毛之让大家讨论，是想先听听我们这些人的意见，认为这些人会讲真心话，这样可以有助於他做出决定。
我走进毛的车厢内，毛正躺在床上看书。他看见我进来，说：“大夫，有什麽新闻？”
我说：“我们讨论了改供给制问题。”
毛说：“怎麽样，有什麽高见？”
我说：“改成供给制，我有点困难不好办。”我接着说明了我家里的情况，并且说，如果改了的话，这些人不好办。
毛说：“如果城市里，按街道都成立了公社，大家在公社中参加一定的劳动，不就解决了吗？孩子放在托儿所，公家给钱。”
我说：“还有难处。我舅母年纪轻一些，她可以这麽办。可是我母亲和婶母年纪都老了，有病，身体很不好，没有劳动力，公社怎麽会让她们白吃饭？孩子都要国家养，公家出的钱，恐怕比发工资还要多。”
毛点头道：“这倒是要算一笔细帐。要算一算公社集体劳动，能挣多少钱，能不能养活公社里的这麽多的人。老人和小孩太多，恐怕就困难了。我己经向中央打了招呼。也让一些秀才，就是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讨论这些问题。如果目前实行不成，那麽等以後再说。”
我走出来，一名卫士正在门外听着。他看到我，伸出了右手大拇指，悄悄说：“大夫，还行啊，有希望不改了。”
这事显示毛此时仍很理智，“大跃进”的欢腾景象使他振奋激动，但他对土高炉炼钢仍是有怀疑的。他曾一再估量，能不能在十五年以内，钢产量超过英国。他纳闷说：“如果小高炉可柬钢的话，为什麽还要那麽大的高炉呢？难道外国人都是笨蛋？”
田家英对这一点保有谨慎的理智。
田说：“张春桥的这篇文章，造成的影响坏透了。这完全是一篇哗众取宠的文章。当权的党不能随心所欲，乱提口号，不看我们国家生产落後，不看有几亿人要吃饭要穿衣。好像餐风饮露，赤身裸体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真是信口开河。我们党一贯实事求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说假话，瞎吹牛，还不以为耻的事。这完全违背了党的好传统。现在有的省己经吹到粮食亩产上万斤，简真是沽名钓誉，无耻之尤。不过也难说，‘楚王好细腰，宫人皆饿恐。’上有好焉者，下必甚焉。”
田家英这一席话，显然指出毛的好大喜功，只能听阿谀奉承的话。在这种压力下，一级压一级，不久又出了亩产两万、叁万斤的报告。
大众心理行为学专家曾对中国一九五八年夏末的狂热做出解释。他们认为，中国陷入一场由毛所领导的群众歇斯底里热潮，到最後毛也成了这神话的牺牲者。到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毛自己也把那些口号当成真理，一心盲进。回到中南海以後，机要室西楼的後面，警卫局在万圣殿，都建起了小高炉。入夜後，片片火光，照得中海红光闪闪。
少数清醒的人只能闷声不响。每个人都争相跳上这班开往乌托邦的列车，全力向黑暗疾驶而去。原本“反冒进”的人也跟着毛指挥棒起舞。没有人知道他们心里真正在想什麽。每个人都困在这场集体歇斯底里症的乌托邦。
过了十月一日以後，又乘火车南下。沿铁路两旁的景象，与一个月以前又不相同了。沿线两边的农田里，挤满了忙着农活的男男女女。仔细看的时候，男女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或是须发斑白的老年人。女人则是穿戴得花花绿绿，像是过节过年一样。原来农村中壮年男子都派去炼钢铁，或上山搬运砂石，以堆砌土高炉，或去兴水坝、水库去了。
田野的景观也大变。过去毛睡眠时，停车的地方，都在飞机场，或叉路僻静处。现在不行了，这些地方，都有不少人，运料运炭，熙熙攘攘，在大炼钢铁。
入夜，处处小高炉燃起红红的火花，照亮了半边天。
在沿途又看了不少人民公社，这时的粮食产量，据各公社负责人的汇报，已经高得使人咋舌。到人民公社的食堂去看，都挂上彩旗，设立报喜台，公社内的生产队，生产小队，有了新的更高的产量时，敲锣打鼓来报喜。
此时毛原先的怀疑和理智已经全部消失无踪。他欢欣鼓舞，真的相信那些不可置信的高粮食产量。他的兴奋也感染了我。我虽然很纳闷中国的农村怎能在一夕之间有这麽大的转变？但事实摆在眼前，不由得我不信。只有在某些时刻，我脑海中会闪过一丝理性的怀疑。
晚间我同王敬先及林克坐在餐车上，一面看着远远近近燃至天际的熊熊火光，一面在闲聊。我说，我很奇怪，为什麽会一下子有这麽多人，这麽多的土高炉，农田产量这麽高。
林克说：“我听田家英讲在铁路沿线这麽搞，是做给主席看的。省委让铁路沿线各县将周围几十里的人，聚在铁路两边，连夜赶造土高炉。让妇女穿红着绿下到田里。在湖北省王任重让主席看的那亩稻田，是将别处十几亩的稻子连根挤插在这一亩里。所以王任重说，可以站上去几个人，都倒不了。一根挤一根，挤得紧紧的怎麽倒得了。王还吹农民会想办法，为了让稻子通风，在田梗上装了电扇，吹风。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舞台，主席还真相信这一套。一亩水田，何能产出五万甚至十万、廿万斤稻谷？土高炉无非将家家户户有用的铁器，炼成一堆堆废铁而已。曾希圣在安徽给我们看的那块铁锭是炼铁厂里拿来的。”
我狐疑地说：“报纸上可不是这麽说的。”
林说：“自从反右运动，人民日报受了主席的批评，改组以後，他们哪里还敢登真能反映情况的消息？上面怎麽讲，他们怎麽登。”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名为党中央报纸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并不是真实的情况。
王敬先站起来说：“不要聊了，快去睡觉去吧。”然後他悄悄对我说“说话留神哪，让人抓住辫子就不好了。”
我当时并不相信林克。我也被大跃进的美好幻象所迷惑。我仍然相信党、毛主席和人民日报。但这些谈话令我很不平静。如果林克说的是真话，为什麽没有人跟毛主席反映呢？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于敬先、林克，甚至周恩来呢？如果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事实，为什麽没有人敢於明言？难道毛心里就没有底吗？
但我从和毛的话话中，我觉得，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之际，毛泽东最担心的并不是农钢产量的浮夸高指标问题，而是某些领导人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建立後，粮产量激增，有些人以为这下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指日可待。毛对中国农民显示的冲天干劲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认为这现象是好的，但不能急於进入共产主义。
毛对我说：“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是不能否定的。当然，现在的人民公社是新产生出来的，需要充实和整顿，让它健全起来。有的领导人心是好的，太急了，想立刻进入共产主义。这些问题应该解决。可是现在有人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抱着怀疑态度，甚至个别人还暗中反对，我看这些人真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在南郑州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也就是所谓第一次郑州会议。郑州会议期间，仍然充满了乐观欢乐的情绪。会上毛强调，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不能急於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并指出，农民太辛苦了，各级干部要注意群众的生活。
几个月前，毛才大力鞭策各级干部起来行动，现在他又指示他们放慢脚步。此时毛虽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想暗暗改正错误，他对粮产量的浮夸高指标和後院炼钢未置一词。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於郑州期间，毛私生活周围的帘幕慢慢在我眼前卷起。大跃进时期，毛的私生活变得肆无忌惮。我在旁逐渐看得明白。毛一向住在火车上，开会时下车去，会後在宾馆吃饭，休息一下，参加舞会。专列上有个年轻护士成了毛的女朋友，公然和毛在舞会中出双入对，晚上也在毛的车厢内。
这时在朝鲜的最後一批志愿军回国。二十军的文工团来到郑州。她们每晚参加舞会伴舞。这些姑娘来自朝鲜前线，一旦见到毛，真是如醉如痴，将毛围在中间，都争着要毛同她们跳舞。文工团员中，有一位与毛跳得非常合拍。毛同她跳时，步步前进後退、前倾後仰、左旋右转，跳得大家目瞪口呆。毛是笑逐颜开，越跳越带劲，常常从晚上九点钟，跳到凌晨二时。
郑州会议後，乘专列到武汉，二十军文工团和那位护士也都去了。毛情绪高昂。王任重仍在火车沿途布置了挤插的稻米、熊熊的土高炉和戴绿的妇女。每个人都像快乐地唱着歌似的。
江南水田多。有些田内，水深及腰，妇女们都在田内屈身劳动。水稻深耕也是大跃进的新生事物之一。自大跃进後，因长期浸泡在深水田中，妇女普遍患了妇科感染病。
毛接着在武汉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毛仍住东湖客舍的甲所。湖北首屈一指的杨厨师每顿饭都表演一道名菜。我们的房间内都摆上水果、烟和茶叶。每夜必备丰盛消夜。并且摆上茅台酒，尽醉方休。大家都开玩笑说，共产主义也不过如此吧。
在武满期间，毛说大家离家时日不少了，每人放假一星期回北京城去看看家里。那是前後服侍毛廿二年间，我唯一的假期。因此有段会议期间我不在武汉。
武汉会议会期为十一月廿八日到十二月十日，这时大跃进引起的混乱後果已逐渐明显。毛因而在会中批评各级干部的急於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中国仍未准备好过度到共产主义，资金制维持不变。人民的冲天干劲是好事，但该实事求是。毛明确指出，经济指标过高，并压低来年指标。毛正式辞退国家主席，退居二线。六中全会决议同意毛提出的关於他不做下届国家主席的建议。
但毛辞去国家主席後仍是最高领袖。武汉会中的批评使毛成为及时制止错误的先知先觉者。虽然如此，武汉仍洋溢着一片过於乐观、干劲十足的气氛。毛对人民公社的热忱仍然未有稍减。
毛批评苏联说：“苏联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是：农业机械化以後，再搞集体化，成立集体农庄，我们为什麽不可以先公社化以後，再机械化呢？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好，一大二公，一大是不搞小田块，打破埂垄，连成大片农田。二公是农田是公社大家的，产出的粮食，给公家纳公粮以外，其余可以由公社留下公积部分，然後公平分配。这不是非常好的事吗？这就解决了有的富起来，有的穷下去的问题。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要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当时在干部中议论最多的，是左好哪，还是右好？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还是左一点的好。因为左的好处在於可以不断受到毛的表扬。如果因为左而把事办坏，也不过是好心办了坏事，不会丢官，受处分。右的结果可就大不相同了，一落到右字上，轻的罢官，重的家破人亡。
我在武汉会议结束前由北京赶回武汉。武汉会议结束的那一天，湖北省省委为了表示庆贺，在东湖客舍宴请毛、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以及各中共中央局的书记。大家兴致极高，真是高谈阔论，议古说今。
王任重第一个拍马屁。王任重说：“这份《关於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可以说是当今的共产宣言。只有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才能在东方出现这一轮红日。”
周恩来接着说：“伯达同志讲，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可以提高到‘一天等於廿年’的速度。我们今天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柯庆施说：“所以不能够这样说，超不过马克思。我们现在无论是理论上，或是实践上，不是早已超过了马克思？”
大家哄然说：“苏联搞了这麽几十年，还没有找到向更高层社会发展的门径，我们短短十年不到，就由主席指明前进的道路。”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在席间，但他们在批评苏联一事中，未发表意见。，毛平时不喝酒，有客人时，也只是稍喝一点。这天他的兴致高，喝了两杯，满脸通红，然後说：“总理的酒量好，请总理喝。”
我第一个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乾杯。”周大声说：“是应该庆祝一下。”大家依序到他面前敬酒。周的酒量极大，脸也从不发红。当天晚上，周喝得大醉，半夜鼻子出血。
第二天清早，罗瑞卿将我叫去。他一见到我，就说：“你们这是怎麽搞的，怎麽能向总理这样子敬酒。就是大家高兴，也应该有节制。你是医生，也不注意。以後不许这麽干。”我心里暗自嘀咕我没有做错，我只是听从毛的指挥。
一九五八年的秋收，创下中国史上最高纪录。随即在十二月中全国严重缺粮。
就在中国领导们纷纷向毛主席的伟大领导致敬这当口，酝酿了数月之久的灾难终於露出狰狞的面孔。
在王任重的隆重款待下，身在武汉的我们对粮食吃紧程度毫无所觉。在武汉会议当中放假的那几天里，我诧异地发现中南海里没有肉和油，米和蔬菜也很少见，情况很不对劲。
灾难正在蔓延。大部分的稻谷搁置田间无人收割。农村中年轻力壮的男人被调去土法炼钢及兴修水力。老人、女人和小孩无法负担收割这项体力繁重的工作。这年确是大丰收，可是未收割的谷子慢慢在田里腐烂。
我那时不知道，中国正蹒跚行在崩溃边缘。党领导和各省第一书记只想得到毛的表扬，亿万农民的福祉被置之脑後。上级领导相信了各省所报的浮夸生产指标。但一亩地怎麽可能生产一、两万吨的稻米呢？等到纳税交粮的时候，按上报的产量交粮，产量本来没有这麽多，为了上交粮凑足上报数，只好减少农民自留口粮，甚至颗粒不留，农民大量饿死。吹得越高的省，死人越多。
更讽刺的是，上交粮里有许多是进口米。当时中国对苏联外债高筑，许多米都运去苏联还债了。
人民公社为了减少损失和保留口粮，编出天灾连连做藉口，原本的高粮产数被压低。这些人民公社得以按下了一些上交粮，否则国家也会发给它们一些赈济粮。
後炼钢也吹得越来越神。农民的做钣锅、农具都交出去炼钢了。到後来，真是夜不闭户，因为门上的铁锁、铁荷叶全都拆走。没有了锅，铲，饭也无法煮。
炼钢的煤不够，农民的木桌、木椅、木床都交出来。炼出来的钢全都是一些没有用的铁锭。毛说中国还未准备好进入共产主义。但一些荒谬的共产天堂已经实现了。私有制完全废除，农民所有的财产完全喂进了土高炉饥饿的火口中。
毛仍处於兴奋状态中。我想，即使到此时，他仍对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一无所知。我有不详的预感。但我不敢直言。毛听进那些漫天大谎使我忧心忡忡。没有人告诉真话。田家英是毛的内宫中对大跃进的内幕知道得最详尽的秀才。我想应该由他来向毛戳破这些假象。
但田家英此时在四川调查趼究。胡乔木在安徽，陈伯达在福建。毛信任他们。
他会相信他们回来时所做的真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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