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19) 高华2012-03-23 07: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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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号。①
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前，在同样的党的高级干部面前，亲口说过拥护蒋委员长一类
话，现在却改口抨击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六中全会
闭幕式上完全成功，与会的党的高级干部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至此，毛终于看清自
己在中共党内的主宰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势」既形成，其「威」立时显现，即使党内
仍有不同意见，在毛的权势下，也只得噤口。
毛泽东在11 月5 日至6 日的闭幕式上还拉上刘少奇，毛称赞刘少奇道，还是少奇
讲得对，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经过阎锡山」、「一切经过国民党」。
毛指责道，这是忘记了党的独立自主方针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提出对国民党应采取「先
斩后奏」、「先奏后斩」、「不斩不奏」、「只斩不奏」的灵活策略，最终目标是争取
壮大中共武装，为未来的胜利奠定基础——毛泽东终于讲出了被压抑很久的心里话！
毛泽东利用王明等缺席，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公开表达出来，这是毛泽东取得的对王
明的重大胜利。但是，王明的观点毕竟没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正式批判，〈中共中
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仍然包含了王明大量的观点。
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由王明起草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该决议案
批准了「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口号。同时宣布，
国共合作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共愿向国民党当局交出
中共党员名单。决议案再次重申，「不在国民党中及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
织」。决议案没有充分反映毛泽东在闭幕式讲话中有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内容，
而是根据〈请新阶段〉报告的精神，并且吸取了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会上报告的精
神，提出各级党组织应防止统一战线中的「左」、「右」两种倾向，保证党在政治上和
组织上的独立性，强调不要给党内同志乱加「左」、「右」的帽子。②决议案还正式宣
布，完全同意政治局自五中全会至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③毛泽东对于
这个结论虽然很不情愿，但在当时也只能违心接受。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显
示，毛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牵制，毛泽东还需找到能够在政治上制敌于死命的武器。
毛终于找到了这个武器，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四 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经长期酝酿，为彻底打倒王明和党内的留苏势力，
铲除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最终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导师」地位，
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口号。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
①《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4。
②〈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 年11 月6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755、
753-54、758。
③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称「遵义会议纠正了在五次『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但又
指出「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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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口号，为自己所有「异端」观点寻找到解释的依据，它集中体现了毛本人对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构成了渐趋成型的毛主义的理论核心。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台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的概念，毛指出：
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
许多珍贵品。……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
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
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看中国的特性，即
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持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
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喝，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
毛泽东的上述言论，逻辑严密，言简意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完全契合
中共干部党员的心态，极具正当性和鼓动性。对于参加六中全会的许多中共领导干部来
说，他们似乎并不完全了解毛的这番讲话实际上已标志中共战略思想正发生重大改变。
他们也没有觉察到毛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讲话掩藏着不久后将向党内留苏
派势力开刀的预兆。时下，他们都乐意听到毛这种令人耳目一新，充满民族自尊感的话
语。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新概念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他积蓄
已久看法的总结与升华。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即在于他
吸取、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
的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
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
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
式理论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注人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
释，也给毛创造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的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
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
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负有解救中国人民、再造中国的历史使命，他也从未怀疑过自
己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智能和能力。这种强烈的「舍我其谁」的自信力与坚强的个人意
志力一旦结合。确实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能强迫历史朝他的理想迈进」的力量。 ② 1935
年后，毛逐渐控制了中共的实权，进而迫切需要创造一个在理论上能为自己自圆其说的
解释系统。同时，熟知中国传统的毛泽东也深知，欲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仅手握兵符还
不够，还需要成为能为广大追随者提供精神资源的「导师」。换言之，有「君」之实，
而未有「师」之名，是令毛泽东深感缺憾的。于是，怎样创建「师」之理论体系，如何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 年10 月12-14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658-59。
②参见白修德着，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年），页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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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达到「君师合一」，就成为长期困扰毛思绪的一大难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不仅表明毛泽东的解释系统已初建成功，而且标志着毛为确定自己的「导师」（教
主）地位而进行的努力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出自他长期的思考，
但是若干资料显示，毛之所以能提出这个命题，也和他受到梁漱溟的启发有关。梁漱溟
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两人均未出国留洋，也未受过国内正规大学的训练，
都是自修型知识分子出身。1938 年1 月，这两位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
的老友，在延安的窑洞却有过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谈。①
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揉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一生汲汲于融汇民主、科学与中
国固有文明，以济世的情怀，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毛泽东则并非是一单纯的「中
国文化至上论」者，此时的毛已接受了大量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
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毛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锺，但是他的这种态度却完
全服从于现实功利的需要。
梁氏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表明，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存在怀疑。他认为，
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从外来引发的，而非内部自发。由于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
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而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才造成中共过去十年
劳而无功，仅靠中共军队维持党的生命。梁氏认为，抗战后，因中共放弃对内斗争，倡
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中共才「声光出于各党之上」。梁氏希望今后中共要「认
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②
毛泽东对梁氏所言，「笑言相谢」，称赞道，「很可感」。梁氏所论虽从根本上否
认了中共存在的必要性，但梁氏看法的某些方面却与毛不谋而合。毛在内心中早就对中
共党内的全盘俄化持有异议，且认为正是靠着军队，才挽救了共产党。至于梁氏关于中
国社会特殊性的看法，毛也未贸然否认，而是予以「相当承认」，只是不同意梁氏太重
中国特殊性而忽略中国之与世界各国所共有之一般性，即各社会均存在的阶级、阶级压
迫和阶级斗争。③毛并表示赞成梁氏《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不搞上层表面文章的「宪
政运动」，而从改造社会的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的主张。 ④
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可能对梁漱溟的观点全然赞成。但是两人说话投机，
在思想和观念上有许多共呜却是不争的事实。毛和梁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意识，
在精神和气质上都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但是，毛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型人物。1938
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见到的毛泽东，待人接物谦恭有礼，至于毛所具有的金刚怒目的
另一面，梁漱溟则要在十五年后才能真正须教，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1938 年，真正能够一眼看穿毛之动机的
人，在中共党内唯有王明。1938 年10 月20 日，王明应部分与会代表的要求，在前一
①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 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45；138、147-48；154。
②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 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45；138、147-48；154。
③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 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45；138、147-48；154。
④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3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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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作过〈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后，再一次在六中全会上做〈目
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王明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毛
的意见，但是他又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行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忧心忡忡。王明
提出，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一、首先应学习
马列主义；二、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三、不能以孔子的折衷论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
辨证法；四、不能以中国旧文化旧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五、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
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应用。①王明的上述看法显然出自其亲莫斯科的立场，
表达了中共党内留苏势力对毛泽东有可能利用这个口号背离正统马列的警戒和担心。
然而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确可发现，这个口号
对中共的作用是双重的。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
但是在另一方面，伴随这个口号，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被注人到中共体内，给
党自身带来了长期的困扰。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论的准备，党内一直存在着轻
视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1927 年后，中共长期战斗在落后的农村边远地区，其阶级
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的比重在党内占了压倒优势，早已养成农村军事性格。「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
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1949 年后中国的历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证实。
但是在1938 年秋冬的延安，毛泽东抓住「中国化」这面旗帜，已使自己处于完全
主动的地位。莫斯科的「承认」大大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毛泽东「奉天承运」，一手
牢牢掌握中共军队，一手挥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大旗，名正言顺，师出有名。
相形之下，王明等已陷入无以自拔的窘境。
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一 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从1935—1938 年，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泽东毕
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1938 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
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
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
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
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
①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 年10 月20 日）；载《王明言论选辑》，页6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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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纯取决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
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已形成一种特有的
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
明、张闻天等不仅凭籍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沾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护法大师
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
对此除了愤慨而毫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眼中，毛泽东的那一套岂
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于」。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泽东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呜必求一言九鼎之效，
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还在191O 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
蛙」诗而明其心志：
独坐池塘如虎距，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①
而在毛泽东已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
统。紧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
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
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
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在毛看来，留苏派攻
「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籍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党
的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能先
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1938年10月，当毛泽东已先读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
爱森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②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
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
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
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
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然而这一切对于经历过无数风浪的毛泽东，又实在算不了什么。1938 年末，来自
莫斯科任弼时的一份报告给了毛重要启示，帮助毛摆脱了这种困窘。任弼时向延安通报，
莫斯科刚刚出版了斯大林编着的《联共党史》，建议中共中央立即翻译。 ③几个月后，
当毛读了这本《联共党史》后，如获至宝，迅速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号召：学习《联
①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年），页325。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该书收录经毛泽东批注的哲学读本共十一种，
其中抗战初期阅读的达九种。
③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 卷，页48；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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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史》，做斯大林的学生！
毛泽东对《联共党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据当时担任毛军事秘书的郭化若回忆，
毛在一个干部会上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
①
从1939 年至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不下十数次号召全党学习《联共党史》。1941 年
5 月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提议应「以
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研究马列主义，「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毛称赞道：
《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
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②
1942 年，毛泽东更将该书称之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把其列入《整风文献》，
以后又将其列入《干部必读》一类的学习丛书。1949 一1956 年，《联共党史》甚至成
为中国所有高等院校学生必修的政治课目，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荣的地位才被《毛
泽东选集》所取代。
毛泽东如此推崇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究竟是出于策略手段，抑或是发乎真心？
毛泽东对斯大林有着很深的不满，眼下正在加紧赶制反对王明的炮弹，为何却对王明的
精神导师——斯大林的大作这般推崇备至？乍看似乎令人费解，毛泽东和王明这两个政
治上的对手，在歌颂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方面竟完全一致。1939 年5 月20 日，王明
当着毛泽东的面，在延安召开的中央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的主报告就是「学习
联共党史的重要意义」， ③王明偏爱《联共党史》尚在情理之中，那么毛泽东呢？
毛泽东高度评价《联共党史》一定有他意欲迎合斯大林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
《联共党史》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开展党内斗争有用的经验与策略，完全可以用
来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为毛夺取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输送弹药。
《联共党史》全称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
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这部书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审核，于大镇压
达到顶点的1938 年正式出版。由于斯大林直接参与，精心组织了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
斯大林同意将这部书归于他的名下。 ④
对于这本堪称斯大林主义标本的《联共党史》，毛泽东立时发现了它的巨大价值。
毛泽东高度欣赏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态度。和斯大林善于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
在《联共党史》中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一样，毛只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
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堪称一流大
师。斯大林擅长于将马克思主义化的为几个概念，毛泽东则精于对马克思主义作简化处
①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 年），页157。
②毛泽东1941 年5 月19 日的演讲在1942 年3 月27 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时，已作了修改和补充。1953 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时又再次作少量修改。1953 年版本将毛发表演讲的时间模糊为1941 年5 月，把《联共党史》改为《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
并删去毛原文中「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一段话。参见《整风文献》（订正本）（上海：新华书店，1950 年），页56。
③延安《新中华报》，1939 年5 月26 日。
④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里?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里戈诺夫在其所着《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利用苏
共中央档案，详细披露了斯大林主持撰写《联共党史》的背景及其经过。参见《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 卷（北京：世界知
识出版社，1990 年），页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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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尤其善于把中国民间俗语、俚语引入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发明「干部决定一切」
的口号，毛泽东则有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反有理」！从《联共党史》简
明、程序化的叙述中，毛泽东获益非浅。不久，他就依据《联共党史》的结束语部分，
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起〈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了。
《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这也适应了毛泽东
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联共党史》把苏联共产党历史描绘成
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个人作用。全书提到斯大林、
列宁的名字共有六百五十馀次，介绍斯大林、列宁著作以及引用他们语录的篇幅占了全
书的四分之一；共有一百页左右。这一切都吸引着自认为是党的正确路线化身的毛泽东
的强烈兴趣，给了他丰富的启示。在毛的亲自主持下，1943 至1945 年，任弼时、胡乔
木等以《联共党史》为蓝本。以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编写出《联共党史》的
中国版：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历史总结文件——〈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在这个决议中，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在1945 年8 月修改稿中，
将刘少奇也增添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其它党的领导人，非「左」即右，至于广大党员
则成了党的领袖的陪衬物。
《联共党史》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党的
其它领导人，这又和毛泽东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联共党史》把所有与斯大林意
见相左的党的元老，一概斥之为「机会主义」、「人民公敌」、「叛徒」、「卖国贼」、
「特务」、「暗害者」，为斯大林大规模屠杀老布尔什维克，实行社会恐怖，制造了理
论依据。抗战阶段的毛泽东尚处于「打天下」的创业时期，革命成功还要依赖于全党齐
心协力，因而只能有选择的学习斯大林的党内镇压经验。但是，毛泽东还是从《联共党
史》学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不久他就用「机会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
指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毛的高压下，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出于对党内团结的考虑，都
自觉或违心地接受了这些指控，从此，他们的「小辫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随
时根据需要任意处置他们，自己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从《联共党史》中寻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战略与策
略，以这个中心为基轴，加强党的思想和建设的具体途径，展开党内斗争的方针与方法
等。从这本书中，毛彻底了解了做一个斯大林式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特殊素质，这就是：
以铁腕统治全党，用意识形态为这种统治服务。对于这类问题，毛本来就不生疏，现在
又有《联共党史》作依据，毛更加充满自信。
如果说《联共党史》从政治功利性的角度丰富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思想，那
么斯大林的哲学狙击手米丁、尤金，则为毛主义的哲学化助了一臂之力。
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是较少受马列教义束缚，思维最自由、最活跃的一位。毛
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尤其重视陆王心学，正由于毛与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保
持一条沟通的渠道，他的有异于莫斯科正统的新思想、新概念才不时涌现。但是在三十
年代前期，毛的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和主张却遭到党内留苏派的贬损。心高气傲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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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决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实践家」，他也要进入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殿堂。既为共产党
员，就不能另辟新径，于是毛不得不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使自己的观点系统化和
理论化。
1937—1939 年，毛泽东在延安如饥似渴地钻研由博古、沉志远等从俄文翻译的唯
物辩证法一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①然而，毛所读的几乎都是当时苏联官方哲学家
——米丁、尤金、西洛可夫等为斯大林著作作注解的教义问答式的「解释学」。
这样就不可避免造成互为矛盾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毛泽东主动的迎合，他的活泼
的思维被无形地压入进米丁、尤金等教条的框框，斯大林的直线性和独断性的思维方式
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分为二」、「无限可分」等毛氏箴言，简直成了放之四海
而皆准、应对世界万物的准则；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研读米丁、尤金、西洛可夫乃是
迫于外在压力，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喜好；加之，毛的自由意志毕竟难以被斯大林式的「神
学大全」所完全限制，因此，毛的思想经常「越轨」，不时跳出斯大林的紧箍咒而呈汪
洋恣肆状，正是在这个时期，毛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论着〈实践论〉和〈矛盾论〉。
总之，在抱定「为我所用」的宗旨下，毛或者能够从「本本」的片言只话中，获取灵感，
将其引申开来，借洋调翻出中国曲；或者公然藐视「本本」而自谱新调。于是，创新开
掘与僵硬保守并存，两者互为补充，互相融合，就成了毛思想的显着特征。在这个过程
中，毛思想开始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外观形式，而米丁、尤金、西洛可夫则在毛主义
哲学化的早期工程中起到了脚手架的作用。
毛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颇为复杂，将两者完全等同，或将两者完全割裂，皆有
悖事实。然而就1939—1941 年毛在延安推行的学习运动而言，毛之思想与斯大林主义
有看千丝万缕的联系，乃是证据确凿。在斯大林的堂奥中，毛不仅发现了打击王明等的
武器，而且也为自己理论的系统化找到了凝固剂。在毛精心的操作下，他竟可以一边用
斯大林打击王明，另一边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旦斯大林也能为毛所用，
那么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毛也就食之如甘饴了。确实，毛的移花接木术已达到炉火纯青、
造化无穷的境地。由此看来，毛之所为斯大林的学生，果真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二「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
经过政治上、理论上的艰苦努力，1940 年毛泽东通过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易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共党内已嬴得首席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的地位。现在毛要实施他酝酿已久的计划，这就是逐步削弱王明等对中共理论
宣传部门的控制。
如果对王明等在中共党内发迹的历史稍作回顾，不难发现，这一批人主要是依靠意
识形态起家的。他们首先因为熟读马列和斯大林本本，而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从留苏
①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 年），页576。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18) 高华2012-03-22 07: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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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影响的侵入」。 ①
任弼时的「大纲」送交共产国际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任弼时当机立断，迅速调整策略，在送给共产国际的菜肴中，再添加一把王明的佐料。
1938 年5 月17 日，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关于4 月14 日报告大纲
的「补充说明」。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提高了对王明的热度，进一步陈述了
王明的观点。「补充说明」突出强调了王明返国后，在对中共中央完善统一战线策略方
面所作出的贡献。任弼时明确指出，在王明返国前，之所以造成国共摩擦，除了国民党
方面的因素外，中共「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民主与民生的要求」，也是「重要原因」。
任弼时表示。令后中共的迫切任务就是将广大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
去。 ②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虽然对王明及其思想观点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但
这只是策略手段，任弼时的目的是要尽量消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力争共产国际
尽早批准4月14日提交的报告大纲。正是由于任弼时1938年春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
报告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所以几十年来一直未予公开。
任弼时的策略迅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结果，中和了王明与毛泽东观点的4 月14 日
报告大纲和5 月17 日的「补充说明」，终于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肯定。1938 年6 月11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对于毛泽东，这
个决议案中最有价值的一段话就是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③
毛泽东当然清楚，这段话中的「政治路线」实指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以来的中
共路线，但毛却可以对之「移花接木」，因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的中共首席地位
并没有改变，对中共政治路线的褒扬，完全可以解释成是对毛的路线的肯定。
事实上，毛泽东非常了解共产国际在他与王明的争执中，是明显偏袒王明一方的。
共产国际在6 月11 日的决议案中，要求中共「诚实」、「诚恳」、「积极」、「用一
切办法」帮助国民党，甚至提出了中共应协助国民党，「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军」，
「发展国防工业」等一系列与中共毫不相干的建议。然而，毛泽东仍然可以接受这个建
议，因为对于不合口味的莫斯科的指令，毛早就练就了一套灵活应付的本须，或将其搁
置一边，或避重就轻，总之毛不会让莫斯科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在获得初步的成功后，任弼时在莫斯科展开了第二步行动，现在任弼时已毫无必要
再向共产国际大捧王明了，任转身一变，开始为改变王明对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四
处奔走。他满怀热情地充当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柳克斯（LUX）大厦（共产国际办公所在
地及驻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地）的游说客。据当时担任任弼时俄文翻译的师哲
①任弼时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因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 年，才被收入
由童小鹏等编辑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褊》。参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年），页104－105、110－111、113；122。
②任弼时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因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 年，才被收入
由童小鹏等编辑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褊》。参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年），页104－105、110－111、113；122。
③〈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 年6 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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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任弼时不仅亲自到各国共产党驻苏代表团去宣讲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还把
在莫斯科的一批中共党员干部分别派到各国代表团去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理论」。 ①
师哲回忆道，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汇报大纲后，曾写过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
报告，专门介绍毛泽东的贡献。其中「断定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师哲的回忆没有引证任何文献资料，恐是师哲根据任弼时当时的政治态度，把任弼时5
月17 日提交的「补充说明」误以为是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举荐毛泽东。因为迄今为止，
只见到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的4月14日「报告大纲」和5 月17日「补充说明」，而
未见师哲所言的任弼时这份举荐毛泽东的补充报告。如果确实有这份报告，毛泽东在延
安整风中一定会将其在党的领导层中公开。
任弼时在莫斯科的活动在促使共产国际加深对毛泽东的印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但是共产国际显然未能如毛泽东、任弼时之愿，明确承认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
领袖。相反，莫斯科却对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有可能造成对中共的损害，表现出强烈的
忧虑。在6 月11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有关中共代表团的决议案中，莫斯科敦促中
共领导层特别要警惕：「日本侦探及国民党的反共分子用一切可能的阴谋诡计」，「在
中共领导同志中」，「造成分歧和纷乱的企图，来破坏中共领导的集体工作」。 ② 因
此，任弼时仍有必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为毛泽东继续作改善形象的公关工作。不久，任
弼时未竟成功的使命，竟意外地由同时在莫斯科的另一人圆满完成，他就是原属王明集
团、后跳槽至毛泽东营垒的王稼祥。
二 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毛泽东在为争取中共最高领袖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凭着他个
人的政见主张，娴熟运用各种谋略，吸引、争取了许多昔日属于对立营垒的党内高层人
物，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王稼祥就是较早被毛泽东争取过来的原王明集团的重要
成员。1938 年8 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
「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
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③王稼祥传达的莫斯科这一重要口信，在
1938 年充满强烈亲苏气氛的中共党内所发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
就是一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从此尘埃落定，毛泽东虽未立即成为
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
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馀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终被毛泽东一脚踢进「历史的
垃圾堆」。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获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是与王稼祥在莫斯科开展的积极活动分
不开的。王稼祥是为医治内战期间所受的枪伤，于1937 年6 月下旬在上海秘密搭乘苏
①1978 年11 月，师哲的回忆，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页46。
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 年6 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
③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 年9 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 年汇编本），页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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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轮船前往苏联的。 ①王稼祥在治病之外，是否另有特殊使命于事隔五十年后才真相大
白。1985 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纪念王稼祥的文章中称，王稼祥赴苏系
受「中央派遣」，「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
的看法」。②三十年代曾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师哲也说，王稼祥是「身负重任」来到莫斯
科的。 ③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王稼祥赴苏向共产国际陈述他「个人」对中国党
领导的意见，究竟是谁授权的？在王稼祥启程赴苏的1936年12月初，在中共中央所在
地保安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和博古。张国焘甫抵保安，
因「另立中央」享受到批评，已心灰意冷， ④周恩来、博古等正忙于和西北军、东北军
交涉。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中，张闻天授意王稼祥去莫斯科陈述王个人对中国党领导
的看法，可能性极小。答案只能是一个，是毛泽东授意王稼祥去共产国际开展要求改变
中共领导的活动，也唯有毛泽东才会这样做。
王稼祥这次在苏联居留有一年时间。王稼祥抵苏后，王明已准备返国，从1937 年
11 月起，王稼祥就接替了原由王明担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直至1938
年3 月任弼时抵莫斯科，才转由任弼时接任该职。据王稼祥自述，1938 年7 月，在王
稼祥返回延安的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与他及任弼时进行了一次重要谈
话。这次谈话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因此无从考证季氏与王稼祥、任弼时会谈的具体时
间和地点。据王稼祥说，季米特洛夫谈了以下一段话：
「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
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⑤
关于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请的这段话，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对它的真实性予
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
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
计」。季托夫说：
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
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
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
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
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⑥
在没有进一步史料证实季托夫的「伪造说」以前，笔者倾向于接受「季米特洛夫曾
向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这一说法。虽然「口信」一事确实存有不少疑点，
①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已故向青教授提出的王稼祥是由新疆赴苏，于1937 年春抵达的说法是错误的。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
命关系论文集》，页389；另参见郑育之：〈王稼祥在上海养伤的日子里〉，载《回忆王稼祥》，页78-81。郑育之系作家周文之妻，夫妇均为
中共地下党员，1937 年3 至6 月，王稼祥在沪等候苏联轮船的三个月里，一直秘密住在周家。
②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2。
③师哲：〈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83。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页329。
⑤王稼祥（遗作）：〈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79 年12 月27 日。
⑥ 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 年第3 期，转引自《共产国
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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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共产国际6 月11 日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中并没有涉及对
中共领导人个别评价的内容，为什么到了7月，季米特洛夫竟会在如此敏感的重大问题
上，向王稼祥个人作出明确的表态？为什么共产国际竟会没有这次会见的正式文字记
录？种种迹象表明，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讲述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看法，
而季氏的意见似乎得到斯大林的默认。因为，如果不经斯大林，季氏似无胆量在如此重
大问题上自作主张。1938 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王明的后台与恩师米夫
已被加之以「人民公敌」的罪名遭到处决。季氏利用这一机会，或为显示其「革命的原
则性」，有意对王明表示轻慢；或受「阶级斗争」之习惯思维之影响，对王明表示某种
政治上的不信任，都是十分可能的。季氏虽与王明私交其笃，王明唯一女儿在其返延安
前即托付给季氏抚养，但在1938 年大恐怖的血雨腥风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
斯大林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功业，亦在情理之中。斯大林在
1938 年属意毛泽东也不奇怪。斯大林知道毛是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一年前派王明
回中国只是为了「帮助」毛，而无赶毛下台的意思。斯大林因米夫而对王明表示冷淡，
但他却无惩治王明的念头，因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
变。
王稼祥带回延安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但是，北京大学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
革命关系的向青教授，在未提供任何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却断言，王稼祥回国带来了「共
产国际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 ①向青教授的上述叙述是完
全错误的。王稼祥本人及其遗孀朱仲丽也只是说，王从莫斯科带回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
信」或「意见」。如果共产国际果真有这份「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
要文件」，毛泽东在其最需要莫斯科支持的1938 年，难道会将其束之高阁？事实是，
当王稼祥于1938 年8 月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就立即决定召开中央会议，让王稼祥向政
治局委员郑重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季氏为共产国际总书记，即是共产国际的化身）。毛
泽东如此急不可待，如果确有共产国际的书面意见，毛一定会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式公布，
绝不会秘而不宣。至今，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文件集中，都没有这份「文件」。可见，1938
年7 月，共产国际没有颁布过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正式文件。1938 年8 月，王稼
祥返回延安时确实带回了一份共产国际文件，这份文件不是向青教授所说的那个子虚乌
有的东西，而是1938年6月11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
的决议案〉。
王稼祥返回延安所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对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
东终于得到莫斯科的承认。现在他的地位已得到加强，下一步就是要对王明等发起全面
反击，来巩固自己的中共领袖地位。
三 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①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3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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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1945年6月10 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关于选举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时，把遵义会议与六届六中全会相提
并请，称之为党的历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并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
命运的」。① 六中全会的召开与王稼祥回国有密切的关系。1938年7月上旬，王稼祥
乘苏联军用飞机经新疆迪化飞抵兰州，经陆路于8月下旬返回延安。王稼祥一回延安，
立即向毛泽东转达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现在毛泽东认为到召开党的重要会议的时候
了。
然而，召开什么样的会议，却令毛泽东颇伤脑筋。本来1937年12 月政治局会议和
1938 年3 月政治局会议都已通过决议，在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王
稼祥已带回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季米特洛夫口信，眼前正是国共合作比较顺利的时
期，参加七大的代表前来延安并不特别困难，召开七大的时机已经成熟。
但是，毛泽东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共七大，因为此时召开七大，还不足以一举
消除王明及其势力。毛泽东十分清楚，莫斯科并没有把王明搞下台的意思，他只能在莫
斯科划定的范围内活动。王稼祥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虽然提及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
为首解决问题，但同时又强调中共领导层应加强团结，「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
年内战中的问题」，对于总结十年经验，「要特别慎重」。共产国际尤其告诫中共领导
层，要谨防日寇挑拨中共主要负责人之间关系的阴谋。 ②这就是说，利用共产国际的招
牌，孤立、打击王明的时机尚未到来。在王明影响仍然十分强大的1938 年秋，如果冒
然召开中共七大，很难保证毛泽东能获得全党的一致拥戴，从而一劳永逸地掌握中共最
高权力。正是鉴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定不开党的七大，而是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为了「开好」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做了精心的准备。在8 至9 月间，毛抓紧起草
在中央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这是毛参加中共十七年后，第一次在党中央全会上做政治
报告。毛还向长江局发电，通知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等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指示
的传达。毛深知控制信息的重要，在王明等回返延安以前，向他们严密封锁季米特洛夫
「口信」的内容。③
1938年9月10日，毛泽东笑容满面，站在延安各界欢迎王明、周恩来、博古、徐
特立队伍的最前列。就在不久前，也还是毛泽东，却在少数人面前，用十分尖刻的语言，
不指名地讽刺、挖苦王明是「涂胭脂抹了粉」，「送上门人家也不要的女人」（指王明
等曲意讨好国民党）。④但是在欢迎王明等的队伍里，毛泽东却显得热情诚恳，俨然在
迎接久别重逢的亲密战友。
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
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9 月26 日，政治局再次开会，确定六届六中全会
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大会上的讲话（1945 年6 月10 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 年汇编本），页20－21。
②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 年9 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 年汇编本），页70-71。
③参见朱仲丽（王稼祥遗孀）：《黎明与晚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年），页287－88。
④朱仲丽：《黎明与晚霞》，页286；另参见萧劲光：〈服从真理，坚持真理——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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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运用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对中共组织机构进行了
重大调整。会议决定撤消长江局，另成立南方局以代之，由周恩来任书记，王明的长江
局书记一职被无形中止；将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东南局直属延安领
导；继续保留北方局，并新设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一身兼任这两个中央局的书记。①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正式开幕，这次会议具有比较
隆重的外观形式，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二人，三名政治局委员缺席：任弼时在莫
斯科，邓发在迪化，凯丰在武汉留守中共代表团。原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已脱离中共，投
奔国民党。大会主席团由十二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秘书长由李富春担任。全会前后共开
了四十天，是至那时为止中共中央所召开的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作报告、发言
的代表的十七人，几乎占了与会者的三分之一。
六届六中全会的灵魂人物是毛泽东。会议之初，由王稼祥作了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
报告。10 月12 日至14 日，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向会议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
告。这个报告以后未全文收入毛泽东主编的《六大以来》，也未被全文收入《毛泽东选
集》。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意将〈论新阶段〉全文收入《毛选》？②毛为什么意欲人们忘掉
这个如此重要的文件？一言以蔽之，〈论新阶段〉中包含了大量与王明相一致的观点，
而依照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解释，毛泽东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
投降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言论和行为，集中展现了他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
尔反尔的政治性格。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
接过其政敌的所有政治主张；他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说出前后判若两人、完全相反
的另一套语言。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使用了与王明几乎类同的语言，毛指出「抗
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可想象的」，他称赞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
生前后两个伟大领袖」。③并高度评价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
一领导之下」，中国已「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毛强调在抗战和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他似乎忘记了他本人自洛川会议
以来一贯宣传的「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而谈起国民党的「光明前途」。毛批评「至
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看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
的」，毛郑重号召全党必须「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④
毛泽东为了充分显示中共和他本人对改善国共关系的诚意，向国民党提议，共产党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19。
②收入《毛选》第2 卷的部分内容易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且这一部分也作了大量删改，有关「统一战线中独立性
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等有关内容已被尽行删去。
③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 年10 月12—14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595；560、
595-96、606；629。
④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 年10 月12—14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595；560、
595-96、60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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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保留中共党籍的条件下，公开参加国民党。毛并表示，中共将主动向当局提交加入
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毛向国民党保证，中共不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党支部，也不
在国民党党员中征收共产党员。①
毛泽东的最惊人之笔是他在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1938年9月29日，写给蒋介
石的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示对蒋介石「钦佩无既」，声称对「先生盛德」，
「凡在国人，无不崇仰」。②毛的这封信由周恩来于10月4日在武汉当面交给了蒋介石，
但从未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0
年3月出版《周恩来年谱（1898—1949）》时，才提及此事，但仍没有全文公布该信的
内容。 ③
毛泽东自抗战前夕就强调中共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高度的独立自主，七七
事变后，毛更是坚决维护自已的这一政治主张。1937年12 月政治局会议后，毛在这个
问题上的态度虽有稍许软化，但其初衷始终未变，为什么到了六届六中全会，毛竟会来
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毛难道真正转变了思想？答案是否定的。毛泽东所有这类言论都
是违心之言，这是他在当时复杂、微妙的形势下，为应付斯大林和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
为麻痹蒋介石而精心设计的谋略手段。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是送给斯大林的一份礼物。毛清楚知道斯大林高度重视中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6月11 日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对此问题又
再一次予以重申。在莫斯科事实上已承认毛为中共领袖的形势下，完全有必要向斯大林
作出服从的姿态。毛甚至还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以显示自己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提出中
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正好堵住斯大林的嘴，看谁还再能批评毛泽东对国民党缺乏合作
诚意！对毛泽东而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毫不困难，只要能牢牢控制中共最
高领导权，对国民党说什么好话都无所谓。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也是说给蒋介石听的，其目的是为了麻痹蒋介石，但是毛这
次却碰上了真正的对手。和毛绝不信任国民党一样，蒋介石也丝毫不相信共产党。蒋介
石一眼就看穿了毛泽东的意图。蒋介石在接到了周恩来转交的毛亲笔信的当天，在日记
中写道：
「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两党长期合作』，闭口是『中华民族统一团
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口吻，反使我产生疑虑」。「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
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惨痛经验，是不能再上当了」。
④
1938 年12 月6 日，蒋介石的见周恩来，对10 月4 日周转交的毛泽东亲笔信中的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 年10 月12—14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595；560、
595-96、606；629。
②毛泽东1938 年9 月29 日致蒋介石亲笔函，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1985 年）
页694－95。
③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披露，周恩来于1938 年10 月4 日见蒋介石时，除了转交毛泽东信件外，还送交了王明给蒋介
石的信件。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0。
④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页71；另见《蒋总统秘录》，第12 册，页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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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建议作出答复。毛在信中提议：一、停止两党的斗争。二、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
或令其一部分先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
分子一律加入三青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党籍。蒋介石提出，跨党不赞
成，共产党既行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为一个组织。如果办不到，可否以一部分
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蒋介石的建议被周恩来拒绝，周表示中共除了跨党外，不可能加
入国民党。 ①
毛泽东以虚虚实实、半真半假的态度试探蒋介石，蒋介石则以不硬不软的态度回应
毛泽东，其实两人心中都有谱，国共两党不可能再回到1924—1927年党内合作的年代。
毛泽东本来就没有对此当真，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原本就是作给人看的。姜太公
钓鱼，愿者上钩，蒋介石不愿上钩，毛泽东也就顺手将其搁置一边了。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数十天内，毛泽东四面八方。席不暇暖，为应付内外形势，
费尽了心机。一方面，毛要虚应故事，敷衍莫斯科和国民党；另一方面，他更急于利用
来之不易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加速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毛深知来自莫斯科的
「支持」很不牢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难道不都是莫斯科立在先，最后还不是
都被莫斯科所废吗？眼下，共产国际虽然承认了毛的领袖地位。但是，说不定转眼间莫
斯科就会改变主意。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赶快造势，形成毛是中共唯一领袖的既成事实，
并使之不可动摇，即使莫斯科日后反悔，也将对毛无可奈何！
毛泽东必须首先亮出自己的观点，以集合同志，把王明孤立起来。然而，在1938
年毛泽东要做到这一点，却非易事。不久前毛泽东刚做的报告〈论新阶段〉还在与会者
的耳畔回响，由于毛泽东自己的语言已被淹没在王明理论的汪洋大海中，大多数与会者
尚不能分辨毛与王明的差别。加之，王明、博古等都在延安，如果当着他们的面，亮出
自己的观点，又与〈论新阶段〉自相矛盾，一时似乎又拉不下脸面。毛泽东终于想出一
条妙计。9 月30 日，毛以转交致蒋介石亲笔信为由，先将周恩来支去武汉。10 月初，
周恩来、凯丰自武汉来电，提议王明等速来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②毛
顺水推舟，又让王明、博古于10 月下旬去重庆（国民党中枢机构此时已从武汉迁至重
庆）。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不在延安使毛泽东大畅所欲，这样，毛已不再需要遮
遮掩掩，他要直抒胸臆，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在党中央全会上和盘托出。
1938年11月5日至6日，在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缺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六届
六中全会的闭幕式发表了不指名抨击王明、周恩来的重要演说。六中全会会议期间，因
季米特洛夫「口信」，毛泽东的威望迅速上升，许多烦导人，包括王明都发表了支持毛
为中共领袖，赞颂毛的言论。毛泽东利用会议期间这种有利于自己的气氛，将批评矛头
骤然转向王明等人。他似乎已完全忘掉自己曾在同一场合，刚刚在〈论新阶段〉报告中
谈过加强统一战线的意见，现在他却直言不讳地宣称，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7、420。
②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7、420。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17) 高华2012-03-21 05:32:10

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参加政府问题上的态度也和毛泽东存在差别。抗战爆发后，毛
泽东、张闻天对中共参加政府事一直持谨慎、保守的态度。1937 年9 月25 日，中共中
央作出〈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在国民党未改变其一党专
政实质前，中共参加政府只会模糊其阶级性质。毛泽东、张闻天的这种立场对王明也产
生了影响。1938 年2 月2 日，王明在武汉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
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再次重申中共不参加政府的立场，但是王明并不反对个别
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分参加政府。1938 年1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蒋介石邀
请周恩来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因知道中共中央有关禁令，一再推辞，但蒋
介石仍坚持原有意见。1 月11 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
央书记处，告知以上情况，并请延安考虑具体意见，实际上是要求延安收回不许共产党
员参加政府的成命。毛泽东等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来电，拒不答复，显示毛坚持原有立
场的态度。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在未得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于1 月21 日再电中央
书记处，陈述周恩来担任此职，将有利于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如果屡推不就，会使蒋介
石、陈诚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对这份说理透彻，言辞恳切的电报，毛泽东照样不覆电。
在延安拒不表态的情况下，长江局决定，周恩来代表中共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
副部长，1938 年2 月6 日，军委会政治部成立，周恩来出任副部长。而中共中央直到
1938 年2 月末至3 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正式批准周恩来担任此职。 ①
王明、周恩来等在长江局的联合行动，构成了对毛泽东权威的严重挑战，长江局不
仅对中共全局性的方针起看重要影响，对中共组织问题也曾一度拥有决定权。王明、周
恩来联手，打破了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一手独揽政治局的局面，迫使毛泽东在一些重大
问题上不得不按长江局的意见办。1938 年2 月末，在王明、周恩来等压力下，毛泽东
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是一突出事例。
1938 年2 月7 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延安中央书记
处，提议2 月20 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国共关系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严重问
题」。②
王明、周恩来等在这封电报中提到的国共关系中的「新的严重问题」，是指1938
年1 月后，在国民党内出现的反共舆论。1 月23 日。代表国民党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
员会的康泽，刘健群当着王明、周恩来的面，指责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随后，
在武汉的国民党报纸出现攻击中共的言论。1 月17 日《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被
一批身分不明的人捣毁。上述情况引起王明、周恩来的警惕，迅速向延安紧急通报武汉
的最新动向，提议召集政治局会议，商讨有关对策。
然而，对长江局的这份电报毛泽东仍是不予回答。毛泽东在无力正面反击不同意见
时，惯于用这种「留中不发」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迟迟未接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2 月15 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又一次致电中
①《周恩来年谱》，页399、401、406
②《周恩来年谱》，页4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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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书记处并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两个议
题：抗战形势和中共七大准备工作问题。①
王明、周恩来、博古似乎估计到毛泽东仍将会对彼等建议采取消极态度，索性将电
报发给书记处和书记处以外的政治局委员，试图用政治局集体的力量，迫使毛泽东同意
长江局的建议。
1938 年2 月23 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再次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举行政治局会
议的日期为两天，「由王明、恩来将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向政治局建议，会完后立即
返汉」。②面对王明、周恩来的持续压力，毛泽东被迫退却，最后，不得不接受了召开
政治局会议的建议。
王明、周恩来等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上的态度，引致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认为，
这是王明、周恩来造成既成事实，逼其就范。几年后，毛回忆1938 春发生的这次事件
时说，「三月会议，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要人回长江局工作，
这种态度我很不满意」。 ③只是这些都是后话，当时毛泽东虽然极不情愿，也只能忍受。
在王明、周恩来的一再要求下，1938 年2 月27 至3 月1 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
行了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对王
明、周恩来等让步。
三月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王明、周恩来提出的加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在
参加会议的八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对王明的报告提了一些保留意
见，王明、周恩来、凯丰、张国焘的意见则基本一致，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周恩来在
支持王明意见的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周提出应向蒋介石建议，确立「以运动战为主，
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组织新的军队」的意见。④
三月政治局会议在王明、周恩来等的努力下，把加紧筹备中共七大列入党在近期工
作的主要任务。「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项重要
决定，王明、周恩来对落实这一决定十分重视。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布为召集党的
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地方党组织发布进行七大工作准备的指示；成立
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七大报告的政治提纲和专题论文。
在毛泽东暂处守势的形势下，召开七大无疑会进一步削弱毛的影响力。令毛稍许宽慰的
是，三月政治局会议没有明确中共七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和报告人。
三月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的又一打击是，会议否决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
意见，同意王明返回武汉继续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在3 月1 日的会议上，毛提出，「在
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⑤毛泽东公开的理由是，应考虑王明的安全和
①《周恩来年谱》，页404。
②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
③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
④长江局时期，王明、周恩来等对运动战、阵地战的强调乃是作为一种建议向国民党提出的。并非像中共党史编纂学有意曲解的那样，
是企图把此方针强加给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毛泽东也提出过类似意见。1938 年1 月13 日，毛曾说，「为什幺说游击战为辅呢？因为游
击战不能最后消灭敌人。所以，现在要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5；另参见龚希光：〈朱德与
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6 期。
⑤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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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需要。但是实际上，经过近三个月时间的观察，毛已完全领教了
王明、周恩来结合的厉害。把王明调回延安是一箭双雕，不仅可以切断王明与周恩来的
联系，还可以使王明在延安无所作为，无事可做。对于毛的这项提议的真实用意，王明
似有警觉，他在3 月1 日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希望继续在武汉工作。①会议最后对
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表决，以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作出最后决定，调政治局候补委员凯
丰去长江局工作，王明在汉一月后返延。②面对多数人的意见，毛只得暂时搁置自己的
计划。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加强了王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尤其在中共政策制定方
面的影响。会议一致同意，由王明代为起草会议的总结，③会议还决定，由王明代表中
共中央起草致预定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
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中央书记处并最终批准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副部长。
对于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毛泽东无时不刻想予以限制。3 月21
日长江局将王明起草的中共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电告延安，但几天都未
得到毛等的答复，于是王明等在3 月24 日将建议书送交国民党方面。一天后，延安中
央书记处来电，批评此信有错误，要求另送一份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贺信。王明、周恩
来等长江局全体领导成员共同署名，于4 月1日给延安覆电，指出来电太迟，且大会已
于4 月1 日结束，要求延安不要公布这份文件，「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
政治影响。」④1938 年6 至7 月，延安与长江局的冲突又起，中央书记处来电，表示不
同意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底意见〉。长
江局覆电延安，坚持原议，双方互不相让，电报往来不绝，几成「电报战」。⑤在延安
发往长江局的电报中，毛泽东故意隐身在后，多以书记处或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联合署
名的形式发电，在署名排列顺序上，特意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尽管毛是这一切
的指使者，但是在长江局的压力下，毛被迫淡化自己的党内首席角色的色彩。⑥
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来的成功，使得长江局的影响开始
超出华南、华中的范围，向八路军和华北地区扩散。1938 年春，彭德怀在八路军传达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彭德怀检查过去党「对国民党的基本转变认识不够」，认为「机
械地划分某一时期以左倾或右倾为主的阶段论是不正确的」。⑦几年后，毛泽东抓住彭
（1987 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年），页285。
①1941 年10 月8 日，王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谈到他当时的心情是「不愿留在延安工作」，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
页340。
②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
（1987 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年），页285。
③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
（1987 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年），页285。
④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
⑤《周恩来年谱》，页414、416。
⑥ 1938 年上半年，凡发往北方局和八路军的电报，毛泽东的名字都放在第一位，而在发往长江局的电报排名顺序上，毛的名字一般放
在最后一位。
⑦参见彭德怀：〈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中央政治局12 月会议总结与精神〉（1938 年春），载《六大以来——党内秘
密文件》，上，页916、9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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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这些话，要彭德怀承认在抗战初期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把彭德怀
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作为党内反面材料，收入《六大以来》一书。其实，
彭德怀只是根据张闻天交给他的一份经由中央书记处草拟的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
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在八路军五四三旅团级干部大会上，照本宣读了一遍。①
依照毛泽东的逻辑，在这个阶段，彭德怀跟王明跑了。但是事实上，军队和地方的
领导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央精神之外，还另有一个「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8 年1
月7 至8 日，毛泽民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②1938 年4 月，
中共北方局冀察晋边区分局书记彭真在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
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针〉的报告，强调「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
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1938 年5 月，邓小平也批评了晋中地区的向地主借粮运动，
指出这是「破坏农村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在1938 年7 月之前，彭德怀、杨尚
昆、彭真、邓小平在华北部分地区，还展开了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
在毛泽东和长江局对抗的日子里，张闻天仍然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毛还发现了另
外几个新盟友，一位是毛在江西时期的老熟人任弼时，另两位是与王明一道刚从苏联返
国的康生和陈云。至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盟友则非刘少奇莫属。刘少奇虽然没出席三月
政治局会议，但其观点与毛几乎完全一致。三月政治局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将刘少奇
紧急召回延安，以加强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力量。毛泽东为了让刘少奇放心，1938 年3
月24 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新决定，明确规定胡服（刘少奇）在
延期间，仍然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所有情况须直接向胡服报告。③1938 年7 月10
日，刘少奇写信给彭真，提醒彭真立即修正政策。刘少奇在信中告诫道：「国民党与阎
锡山至今不承认统一战线，因此在文件和宣传上以少说或者不说统一战线为好」。④对
于政治局同事们的表现，毛泽东不动声色，一一看在眼里，在清冷的延安窑洞里，毛在
紧张地作着各项准备，等待着反击日子的到来。
注释：
第四章 毛泽东对王明的重大胜利
一 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自1937 年11 月底王明返国到1938 年春夏之间，王明和周恩来等在统一战线问题
上形成的共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转了中共核心层原由毛泽东主控的气氛，迫使毛泽
东不得不作出拥护中央新方针的姿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被迫降低以往突出
强调「独立自主」的调门，转而发表若干支持统一战线的言论。1937 年12 月24 日，
①《彭德怀自述》，页226。
②《谢觉哉日记》，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204。
③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一1938），第11 册，页477。
④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 册，页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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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致电边区各军政首长，要求在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
的口号下」，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避免讥笑与讽刺」友党、友军。毛甚至提出，中
共应「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没收汉奸财产及处理汉奸，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
最好是交给他们处理」。 ① 1938 年1 至3 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
度和在延安大会上几次发表演讲，都没有再宣传自己过去所坚持的主张。毛泽东在1938
年初春的这类言论，以后都没收入《毛泽东选集》。
如果将毛泽东上述言论视为他已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转而接受了王明等人的主张，
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实际上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在与己不利的形势
下，被迫在公开场合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在私下里，毛泽东却在精心地准备向其对手发
起反击。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加紧酝酿反击王明等的「炮弹」，毛泽东的「炮
弹」就是他在5 月写成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5 月26 日至6 月3 日在延
安作的〈论持久战〉的演讲。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完整的论文结构。毛泽东针对抗战以来中共党内以
王明、周恩来为代表的强调运动战的观点，详细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重大战略作
用和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义，完善了他在洛川会议上及以后在游击战问题上的
主张。 ②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一篇演讲大纲，在这篇演讲中，毛不指名地批评周恩来等
人在抗战初期「怀疑」、「轻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周恩来过去曾批评过孤立强调游
击战的看法是「机械论」的观点，现在也被毛单独拎出来，被指责为是「不赞成八路军
的战略方针」。毛在演讲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党内的不同意见一概视之为旁门左
道。
毛泽东发表上述两篇论文正逢其时。1938 年春，日军已开始进攻武汉外围，长江
局在王明、周恩来的领导下，正配合国民党展开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活动。但
是，毛泽东根本不相信「东方马德里」能守住。他认为，国民党丢失武汉是迟早要发生
的事情，此将有力证明毛泽东有关「国民党片面抗战必然失败」的论断，也是对鼓吹「保
卫东方马德里」的王明，周恩来的沉重打击。正因为毛的文章暗藏玄机，王明、博古、
项英、凯丰一致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③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有关只有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才能壮大中共的意见，已
日益被事实证明是有远见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虽处于少数，但他对
派遣八路军东进毫不放松。1938年3月24 日，毛泽东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
朱瑞等，责成他们「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为八路军主力转移
①〈毛泽东、肃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电〉（1937 年12 月24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
11 册，页408-409。
②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原是为延安解放社编印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所写的第七章。最早刊载于1938
年5 月30 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4 期。1952 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 卷时，毛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③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年），页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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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华北各地区事先作好准备。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又致电中共北方局代表朱
瑞，令其「以最快速度」，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创
造冀晋豫边区」。①毛泽东还采取措施，严防王明等对八路军的干预，在发给军方将领
的电报中，毛泽东总是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显示他对巩固自己在军中个人影响的
极度重视。尽管王明在1938 年春正处于他政治上的鼎盛阶段，但在毛的隔离下，王明
在军队中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在毛泽东的全力催促下，1938 年初，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
荣臻等率八路军陆续深入华北各地，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
就从1937年9月的不足三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二十五万人。 ②中共武装发展壮大
的事实，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须导人信服了毛泽东，因而放弃了过去的观点，转而
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八路军高级军事将领回到「正确路线」，使毛泽东大大舒缓了一口气，但还有一个
更大的障碍横亘在毛的前面，这就是如何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
在毛泽东为夺取中共最高领袖而展开的斗争中，如何处理与莫斯科的关系一直是最
为棘手的问题。随着王明的返国，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明显加强，王明「拉大旗，做
虎皮」，处处以莫斯科代言人自居，对毛的活动造成严重的掣肘。毛泽东深知如果得不
到莫斯科的支持——至少是表面的支持，要想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此，毛暂且压住对斯大林的不满，竭力显出顺从的姿态，同时又施展种种手段，以图
嬴得莫斯科的好感与支持。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赴苏联，客观上为毛「借洋
师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议派任弼时赴苏汇报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
1931 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上，两人同时进入政治局，王明返国后，任也和政治局其它同
事一样，对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表示拥护，于是王明就认为任是自已可以联合的盟
友。殊不知，上层风云可以瞬息万变，到了1938 年春，已有迹象显出任已明显偏向毛
泽东一边，而王明竟浑然不知。于是王明无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称快的事，毛实在
有太多的理由为王明的这项提议感到高兴。任弼时是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中共元老之
一，1921至1923年旅苏三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东方大学）学习期间，
曾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在1931 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任弼时与毛泽东也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他早年曾参加由毛组织的湖南「俄罗斯
研究会」，并由毛推荐，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中共发起组织的掩护机构）学习俄
语，旋被派往苏俄留学。1931 年春，任弼时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苏
区，一度全力支持毛，打击了毛的对手项英，与毛的关系又亲近了一层。1937 年夏至
1938 年春，任弼时在一度摇摆后，较早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明确支持毛的
①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475-80。
②《彭德怀自述》，页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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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主张，并在1938 年3 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王明前往武汉
工作。由于任弼时既为莫斯科信任，又与毛泽东接近，遂被毛视为是派往莫斯科充当高
级说客的最佳人选。
几乎在任弼时前往苏联的同时，1938 年4 月下旬，毛泽东也向即将被派往苏联伏
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亚楼交待了任务。毛为了考察刘亚楼及提高刘的「觉悟」，已让
刘在自己的身边帮助整理文件三个月。毛向刘亚楼布置道，有一件事情让你去做：把我
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
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并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刘亚楼当时只是一名年轻干部，毛且
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论对任弼时了。 ①
1938 年3 月5 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在西安搭乘苏联运输卡车，于兰州搭乘苏
联飞机经迪化抵达莫斯科后，于1938年4月14 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交
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任弼时的这份大纲巧
妙地揉和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观点，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时机，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
打下了楔子，「挂上号」。
任弼时在「大纲」中高度评价了王明返国后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有关发展中国统一战
线的指示。他声称，中共党内原先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存在「某些不足够的地方」，对国
民党有「深刻成见」，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有「某些摩擦」，「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
后乃渐减少」。任弼时说：中共已「认定」王明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
抗日」、「民主、民生、皆在其次」的主张，在发布了中共中央十二月宣言以后，「国
共两党关系，在基本上有了进步」。②
「大纲」对王明、周恩来等提出的「保卫武汉、河南与陕西」的口号，也给予了积
极的评价。任弼时强调，这是目前中共「最重要任务中」的「最中心的一环」。他还表
示，中共中央将「纠正『左』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
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然而，任弼时此次赴苏的目的，绝不是为王明等做「宣传员」，他之所以在给共产
国际的汇报大纲中反映王明等的观点，乃是王明的主张已被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
月政治局会议所接受，已成为现阶段中共的主导性方针。尽管如此，任弼时仍不失时机
地要将毛泽东的看法反映出来。「大纲」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不愿国
共两党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图在合作中削弱共产党」，因此，中共将「以最大努力，
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阻止外界
①刘亚楼赴苏后，曾参加了1939 年共产国际讨论李德问题的委员会，「并认真稳妥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参见杨万青、齐春元：
《刘亚褛将军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页175-76。
②1937 年12 月25 日，由王明起草，经中共长江局集体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武汉发出〈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毛泽东当
时并未加以反对，以后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加以肯定。但以后，此宣言被指责是王明等背看中央发出，集中体
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受到长期批判。参见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
页34。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16) 高华2012-03-20 07: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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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对「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长期持否定态度，对会议主要内容
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党史著述中，一般将这次会议列入「毛泽东反对王明右倾投降路
线」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背景部分，其主要论点：一是全盘否定王明在会议上所
作的报告，指斥其为「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第二，绝口不提王明的报告获政治局一
致通过，以及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定。1987 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
史大事年表》，在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上首次发生变化，在继续指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的同时，开始承认王明的报告「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
①官方权威的党史研究部门局部修改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它意图表明抗战之初，中共就怀有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1934 年1 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以来第一次有绝大多数政
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也是1931 年后中共的国内领导机构与派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实现
汇合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是中共中央事先议定的，并非出于
王明的压力。1937 年11 月初，毛泽东就已知王明即将返国的信息，毛估计王明返国后
必定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不可避免，尽管毛内心十分不悦，但
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通知他们返回延安参加会议。1937 年11 月5 日，
毛发电报给周恩来，催促周来延安开会。②11 月15 日，毛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再
次提及周回延安开会事。③远在南昌的项英，如果不是较早接到开会的通知，是来不及
赶到延安准时参加会议的。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的会议，它改变了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开
会一般多邀请重要军事干部参加、常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开会的惯例。出席这次政治
局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共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
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员和政治
局委员，但作为中共元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四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缺席：
朱德、任弼时在山西八路军总部，
邓发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主持八路军办事处。
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疗。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
主角。在12 月9 日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
的报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报告。王明在会议上传达
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中共必须加速转变内战时期的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在论及抗战以来中共政治方针时，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公开点名指责了
刘少奇。
①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128。
②〈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 年11 月5 日），载《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1。
③参见〈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11 月15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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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在报告中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
他认为不恰当地强调「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将抗日与民主、民生问题
并列，都是不对的。王明说，群众运动要取得合法地位，应去国民党政府备案，在抗日
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王明举洛川侩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抗日的
民族团结」放至第十条作为证据，指责洛川会议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份强
调了独立自主。王明还说，洛川会议虽主张发动群众，却没有找到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
即没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王明批评1937 年9 月25 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
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王明认为，国民党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联共是根本转
变。王明强调中共参加政府的条件是看政府是否抗日，只要国民党抗日，中共就可以参
加政府。王明还认为，把复兴社看成是法西斯也是不对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特征是对
外侵略，而复兴社分子仍抗日。
王明在报告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泽东在1937 年11 月12 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
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某些论断。王明认为，所谓卢沟桥事变前党的主
要危险是「左倾」、之后是「右倾」的分析，夸大了右倾的危险，是一种机械论。王明
认为：在报告大纲第十九条中的提法——即「是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
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也是不对的。因为历史
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应提「共同领导」。王明表示不应空喊领导权，
空喊只会吓走同盟者。王明还反对在国民党和其它政治派别中划分左、中、右，认为只
可划分抗日或降日派。王明也不同意中共对章乃器的批评，他指出章氏提出的「少号召、
多建议」口号不无可取之处，中共应与国民党采取商量建议的方式，而不宜在政治上号
召要这样办，那样办。
如果说王明对毛泽东还多少有所顾忌，未敢直接点名，只是就毛撰写的1937 年11
月12 日大纲进行了批评，那么，他对刘少奇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王明点名批评刘少奇
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过高」、「过
多」，而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问题。王明认为，中共目前应与国民党「求
同而非立异」。①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报告基本上是「宣
达圣旨」，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当前任务的观点。1937 年11 月初，
在王明返国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召见了王明、康生、王稼祥、邓发。斯
大林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指望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身陷中国战场的泥沼而无力进
攻苏联。②11 月14 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谈道，中共应遵循
①王明在1937 年12 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至今仍没有完全公开。《六大以来》收有他在12 月9 日会议上所作报告提纲〈如何进行全
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但是王明在会上另有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即〈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 年12 月
9 日），近年来在少数权威性著作中披露了若干内容，详见《周恩来年谱》，页3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
页392；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 一1949）》，页506-507。
②参见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 年5 月），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和研究》（1986 年汇编本），
页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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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不要过份强调独立自主。①斯大林认
为，中共力量薄弱，无法充当统一战线的核心，蒋介石则可充当这个角色，中共不要刺
激、惹恼蒋介石，而要全力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对于毛泽东，斯大林既不熟悉，也不
放心，②且十分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忠实贯彻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因而派其门徒王明返
回中国，监督中共执行这个联合国民党的新方针。对于王明所肩负的使命，共产国际总
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给予清楚的阐释。1937 年8月10 日，季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讨论中国形势的会议上，对中共能否转变政策信心不足。他认为。由于中共过去领导红
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时还是这些人却要执行另一种政策，对于中共这将是十
分困难的。因此「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辩明方向、有朝气的新人去帮助中共中央」。 ③
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眼里，王明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踌躇满志，毛泽东为欢迎他回国
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麻痹了王明，④无形中膨胀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识，使王明陷入了
错误的判断。王明在报告中无视毛的权威，将他个人自1934 年以来与毛修好的努力毁
于一旦。王明以为刘少奇没有实力，以批刘来影射毛，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促使毛泽东
与刘少奇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紧联合。
所幸，这一切对于王明还是未来的事，现在则形势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几乎所有
的政治局委员都一致拥护王明的报告，连毛泽东也被迫予以附和。
王明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在12 月11日的发言中，对毛泽东抗战以来的言
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周恩来说：四个月来未能推动抗日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主要
原因是由于以前「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不应把片面抗战、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硬要
请片面抗战必然失败，以后全面抗战必然胜利，这不符合辩证法。⑤
周恩来认为，以山西情况为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
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
及行动。63 ⑥周提出，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会妨害统一战线，应公开指出并纠正统
一战线中的错误，使友党更加信任和佩服我们。 ⑦
周恩来的发言反映了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观点，形势明显对毛泽东不利。他强
忍心中的不快，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被迫对王明、周恩来作出妥协姿态。毛在会议
的发言中承认存在着王明所批评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的情况。⑧
毛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主张，但是，毛并没有完全
①《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5。
②瓦?崔可夫（1940 年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和蒋介石的苏联总军事顾问）：《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0 年），页34-36。
③〈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7 年8 月10 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3 期。
④据1937 年11 月29 日随王明飞抵延安的王明的警卫员李光灿回忆（陈光灿原为西路军战士，1937 年11 月中旬由八路军驻迪化办事
指派为王明的警卫员，在迪化登机护送王明等抵延安），王明回延安后，毛泽东等在陕北公学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毛在讲话时「很热烈，很
兴奋……好象喝了点酒」。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页287。
⑤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
⑥《周恩来年谱》，页393。
⑦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
⑧《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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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自己的立场，仍坚持认为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看「谁吸引谁」的问题。①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了毛泽东早些日子对党内形势的预测：随
着王明返国，将有一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的周围。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毛泽东
实际上早已有所准备，从12 月上旬就对自己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立场作了局部调整。1937
年12 月6 日，即在王明到达延安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就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
八路军总部，要求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加强部队的统战教育。在这份电文中，毛尤
其强调八路军应与阎锡山及地方行政机构多方沟通，避免发生摩擦，指示八路军停止自
行征粮、征布，所需物品改为「向政府借拨」。②尽管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强硬
态度已有所软化，但仍未能减缓王明等在会议上对自己的进攻。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处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响应，但王明获
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会议宣布改组
中央书记处，决定不设总书记一职，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
明分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公布了有十六人组成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他们分别是：
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项
英、刘少奇、康生、陈云、邓发、凯丰。③
据张国焘回忆，这份名单是得到斯大林批准，由王明在会议上宣布的。由于王明「事
先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名单，毛泽东「似感不安」。但是毛对这份名单并未表示反
对意见，其原因可能是这份新名单与原有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基本一致，王明并没有将新
人塞入这份名单。在新公布的政治局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产
生的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原为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次未进入政治局。彭
德怀、张浩于1936 年1 月进入政治局，但是不久就不再通知张浩参加政治局会议。张
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动员张国焘北上的使命完成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职也就停止
了。在王明拿出这份名单宣布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他要试探一下王明。毛
在会上「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力主将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则竭
力表明，他提这份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④经这番试探，毛泽东已知王明确无取
而代之的意思，也就不再坚持了。
对于毛泽东而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两件令人
快慰之事，这就是会议决定终止党中央「负总责」之人的设置，剥夺了张闻天实际担任
的总书记一职，⑤并把周恩来逐出了中央书记处。①
①中共迄今仍未公布毛在1937 年12 月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全文。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少量片断散见于近年出版的某些官方权
威论着中，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此处资料来源于马齐彬（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抗战初期的王明
投降主义路线错误〉，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 年第1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8。
②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电〉（1937 年12 月6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一1938），第11 册，页400－401。
③参见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年），页296。
④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页424－25。
⑤张闻天于1938 年4 月12 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声明，说明自己从1937 年12 月后即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之职。这个声明
实际上是由王明起草，以张闻天的名义在武汉发表的，此亦说明王明回国后张闻天政治地位已下降。然而在以后清算王明在武汉「闹独立
性」时，却没有就此事特别指责王明，盖因剥夺张闻天「总负责」的名义亦符合毛泽东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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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十年代中期始，中央书记处长期承担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功能，1934 年1 月
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四人组成，是党的最高
权力机构，由博古在书记处负总责。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王稼祥进入
书记处，项英因留在江西，事实上停止了书记的职权，新的书记处有张闻天、毛泽东、
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五位成员，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即实际上的总书记一职。
这种人事安排一直持续到1937 年12 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不设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由总书记变为书记之一，地位明
显下降，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守势时，毛宁愿此位空缺。会议还免去了周恩来长期担任的
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从
苏联返国的王明等三人，在书记处占了五分之三的比重，从表面上看，王明似乎占了上
风。原中央书记博古、王稼祥也被免去了书记的职务。
周恩来离开中央书记处标志着周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已明显减弱。不知是王明的
政治敏感较差，还是他想和过去的路线撇清关系，王明眼看看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这
三位过去路线的代表人物离开书记处竟毫无反应。周恩来地位的下降显然符合毛泽东的
心意，毛反感周恩来向王明靠拢，而无援周之意，毛将乐意看到周恩来与王明的关系出
现裂缝。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张闻天的打击十分沉重。张闻天本来就对王明返国抱有警惕，
担心王明将取代自己成为党的总书记，如今不设总书记一职，使王明、张闻天皆有所失。
目前王明的地位上升，张闻天对王明的不满也急剧加深，毛泽东将坐山观虎斗，看彼等
四分五裂。互相内讧，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达成的毛泽东、王明共治的局面，还体现在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共
七大准备委员会等有关人事安排上。该委员会共有二十五人，除了十六名政治局委员，
还包括了数名党的元老和重要的军政干部，由毛泽东担任委员会主席，王明担任书记。
在准备委员会之下，另成立由书记处五名书记组成的秘书处，周恩来、博古、项英等皆
被排除在外。②
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遭到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挫折，毛泽东的权威受到王
明等的沉重打击，政治局几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张，使王明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急剧
扩大。毛泽东将被迫与王明进行合作，形成了对毛极不情愿的毛、王体制。在这种体制
内，毛泽东暂时不占优势，而王明的地位则相对稳固。
在毛泽东暂时处下风的时刻，毛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任何的悲观。毛牢牢掌握着军
队和与莫斯科的电讯来往。毛清楚知道，王明得势的原因是他的莫斯科代言人角色，以
及周恩来等对王明的支持。毛相信，将王明与周恩来等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政见上的一致
①有关周恩来在1937 年12 月政治局会议上被免除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事，可从政治局在1937 年12 月13 日通过的准备召集党的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证实。该决议宣布，成立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周恩来虽被列名在内，但是在准备委员会
下设立的组织秘书处成员只有中央书记处的五名书记，周被排除在外。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
页406-407。
②参见〈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7 年12 月13 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36——1938），第11 册，页40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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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宗派上的结合，因此，一旦形势转变，周恩来等将会改变看法，转而支持自己的主
张，彭德怀等也会迅速转变过来，周与王明的结合也就会随之结束。此次会议决定王明
将率代表团前往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并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此项决定也有利于毛泽东。
王明远离延安，也就避免了在延安出现「二主并立」、分庭抗礼的尴尬局面。对于张闻
天等人，毛泽东更有充分的信心，毛断定张闻天因利害关系绝不会与王明「重结二度梅」，
毛且作好准备，等看看他们互相火并。至于王明，则有很多理由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
结果而高兴。首先，他的报告被与会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们都对他表示了热诚的
欢迎；其二，政治局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代表团「在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①中共中央
表彰了代表团，也就是对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会议上得到确定，成为
党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自己显示了政治领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国际背景，争得了在政
治上「帮助」毛泽东的资格，跟随自己从莫斯科返国的康生等也都成了书记处成员；其
四，会议决定成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这将使王明成为国内活跃的
领袖人物。
在胜利的喜悦中，王明没有看见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正慢慢聚集，在十二月政治局
会议上，由于王明不能保证争得苏联军援，对他不满的气氛已经悄悄出现。
早在江西时期，中共就迫切希望从苏联获得军援，但苏联一向口惠而实不至，令中
共军政领导人大为失望。1933 年，中共听信了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顾问弗雷德（驻上
海）和李德的许诺，在瑞金花费大量人力修建了机场，准备迎接苏联军用飞机的降落，
结果是望断秋水，空欢喜一场。②1936 年8 月25 日，陕北局势危急，红军财政、粮食
已达最后极限，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急电王明，希望王明向苏方请求给红
军提供飞机、大炮， ③以实现红军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的计划，此项求援也
因各种条件的制约，最后也未能落实。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王明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恪于「中苏互不侵犯
条约」的限制，对中共基本没有提供军火方面的援助。令中共领袖们普遍反感的是，当
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沿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公路，向重庆运去的时
候，苏联军用飞机只给延安送来一些中文版的斯大林、列宁著作和少量的高射机枪、药
品、大型无线电台等。于是领导人抱怨——「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军火给了资产阶级」。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苏联能否给中共实际的援助。
王明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作了解释，表示苏联不大可能给延安军援，王明的答复令所有
人失望。 ④对苏联不满的情绪已经存在，只要稍加鼓动，十分容易将矛头转向王明，作
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既然是被斯大林派回来的，可是在帮助国内的斗争中又作出
①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402。此决议如同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其它决议一样，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隐瞒，直到八十年代后才陆续予以公开。
②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86。
③《周恩来年谱》，页318。
④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页41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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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具体贡献呢？苏联不给中共军火，难道与王明的无能没有关系吗？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的胜利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王明只看到政
治局委员们支持他的一面，而没看到这种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面。王明与多数政治局委员
只存在一般的工作关系，并无历史渊源、个人友谊作这种关系的基础。他忘记了，这种
建立在政见一致基础上的政治上的结合，经常会因形势变化、人际关系等因素而处于波
动中。少年得志的王明只是一个深受俄化教育的共产党新贵，对这种世故哲学似乎理解
得不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十分微妙，尽管王明影响上升，
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稳定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把「宝」押在王明一边，而是
谨言慎行。在毛泽东、王明之间犹疑摇摆。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王明的态度是友好的，但他们对毛泽东也很尊敬，且一切
都是光明正大，和王明没有任何私下交易。
康生和陈云是王明昔日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康生虽然多年来与王明密切合作，但甫
抵延安，却小心翼翼，实际上是在默默估算毛泽东与王明各自的实力阵容，为自己要走
的下一步棋在暗中准备。陈云虽与王明共事较久，但是只限于工作关系，与王明谈不上
志同道合。没有任何证据可显示康生、陈云会在政治上继续支持王明。
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这位中共在江西时期的捷尔仁斯基，早在遵义会议后就已权
势大减。邓发因狂热肃反，在党内、军内积怨甚多，加之邓发与周恩来关系密切，1936
年4 月，就被毛泽东、张闻天打发去了苏联，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摊子也早由毛泽东
的老部下王首道接替。目前邓发担任了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已远离权力核心，邓发
甚至连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也未能参加。邓发对王明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帮助。
博古是王明昔日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与毛泽东对垒，对王明返国自然是由衷的高兴，
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一些话却使博古很不满意。王明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
确和立场公正，对博古主持的1934 年1 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①王
明此举只能使博古对自己徒增不满，从而影响两人的关系。
王明真正的支持者只有项英一人。项英多年来就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存有严重的怀
疑，长征前夕，项英曾预感到毛将利用党的危急形势，夺取最高领导权。 ②1937 年12
月，项英从南方赶赴延安，与分手三年多的战友们重逢，并参加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在项英的眼中，王明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党的领袖，更是抗衡、制约毛泽东的最佳人选，
因而，项英真诚的拥护王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项英任书记中共东南分局，
在党的关系上，直属长江局领导，新四军则受延安和长江局双重领导，项英对这项安排
由衷地满意。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王明在严重冒犯了毛泽
东之后，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党内头号敌人。正当王明自呜
①王明在1937 年12 月10 日下午的会议上作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王明在会议快结束时说：「我们现在估计党中央的
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要估计到较大的错误便是五中全会的决议。」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303。
②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1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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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陶醉在眼前的胜利时，毛泽东则在妥协、退却烟幕的掩护下，为打败王明卧薪尝
胆、积蓄力量。
四 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1937 年12 月18 日，仅距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闭幕四天，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率
领中共代表团就抵达武汉。12 月23 日，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举行会议，决定将两
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
中共长江局是陕北以外中共最大的组织机构，在长江局集中了当时十六名政治局委
员中的五人，他们分别是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以及1938 年4 月调入的凯丰。在
长江局担负领导工作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三位中共元老（林伯渠不久调任中
共驻西安办事处代表），以及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吴克坚、廖焕星（王明在莫斯
科期间的秘书）等。
长江局是1927 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最重要的机构。长江局
担负着领导南中国中共地下组织和新四军的工作，承担与国民党谈判以及联络社会各界
的繁重事务。长江局还公开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①由于长江
局工作范围极其广泛，对中共全局性的路线、方针发挥看重大影响，其领导人在中共党
内声名显赫，所以长江局又有「第二政治局」的称呼。
中共长江局的核心灵魂是王明和周恩来。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得到周恩来
的有力支持，会议之后，王明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明显增强。王明、周恩来抵汉后，
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全面落实、贯彻「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强国共合作、巩固
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从而与毛泽东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王明、周恩来强调中共应尽力维护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与国民党「开诚合作」，
对国民党的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特别在成立地方政权问题上，中共应事先
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促成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1938 年1 月
28 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边区临
时行政委员会不向国民政府备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评，认为此举「对全国统战工作将发
生不良影响」。 ②
在军事问题上，王明、周恩来主张中共领导的武装游击队应取得合法地位，他们并
且认为中共军队应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应抽调八路军主力参加对日作战。1938 年1
月11 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调刘伯承师或林彪师，待
日军进攻郑州紧急时，渡黄河参加陇海路西段的战斗。③
① 1937 年12 月2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汇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经过及人事安排事项，并要求共产国际派曾
在巴黎办中共报纸《救国时报》的吴玉章、萧三、廖焕星回国办《新华日报》。
②《周恩来年谱》，页398、402。几年后此封电报被当作「王明投降主义」的罪证受到严厉批判，建国后在略去周恩来等名字后，反复
受到批判。
③《周恩来年谱》，页399。

拈花一周微2012-03-19 09: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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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原:《联合早报》发表于泽荣采访原中经委副书记刘锡荣的文章，刘说现行体制是“四不分”即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政介（市场中介）不分，让官员 “想不腐败也难”！我们体制弊端是蕴育腐败的温床，民主集中制事实上往往被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个人意志、个人好恶替代，这样不腐败横行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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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大渡口：八旬老父、老母抗强拆，儿子、儿媳被拘留，11年上半年，重庆大渡口区八桥镇八桥村9组的村民一家，两代人努力挣来的4千元/平方的房子换 来300元/平方米的赔偿。家人不服，结果年近五十的父母双双抓进了拘留所，爷爷婆婆也都八十多岁了，守在没电没水的房子里，只有寒冷的十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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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去职，皇旗幡极其恐慌，其亲属也非常恐惧。其弟为其开脱，称皇是一个经济专家，多次向他诉苦：播根本不懂经济，而且娼洪代价极其巨大，搞乱了虫情经济。 虫情证腐发布的数据，都是经播造假，实际上虫情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播唱红而增长，相反由于娼洪代价巨大，市民生活水平还下降了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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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旗幡揭发的内容之一便是有关虫情“娼洪达黑”后的经济成绩，都是在播指示下弄虚作假。据皇旗幡称，自播入主重庆后，虫情经济情况远不如前任。但他所呈交给播的文件，均被播驳斥为右倾，让他弄虚作假，欺骗肿殃和虫情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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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播被免职后，皇旗幡迅速倒戈，其在虫情灵道感补会议上称，煎厥用户肿殃，支持新上任的虫情枢机章的姜的工作。媒体报导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播丢官后，皇旗幡为求自保，迅速向肿殃揭发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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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播成为整治据猥猿，有望更上层楼进军权力顶峯后，又担心前妻重爆丑闻，令他仕途受阻。李望知好友唐柏桥透露，传闻播授意望里均，让手下以涉经济犯罪为名，将李望知关押在锦州，以胁迫前妻在十八大前收声。海外舆论譁然：「虎毒不食子，播连亲生子都下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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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宇领着儿子走出播家，又将儿子改随自己姓李。李望知很争气，北大毕业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前几年回国当律师。记者将危平透露，李望知自小被父亲抛弃，饱尝人生冷暖，回国后曾上门找播，播也似有疚愧，对儿子加以照顾，介绍他到辽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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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播父文革后复出，官居复肿礼，播子凭父贵，入读北大，又入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后到辽宁大连金县挂职做官。李丹宇在京抚养儿子。播来地位变后，即对 相貌平庸的妻子心生厌倦，竟与妻子的阿嫂的胞妹古凯赖搞到一起。古比播小11岁，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才气了得，且美貌动人，两人在金县搞出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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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者指，76年在北京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当工人的播年近30未娶，家人担心，后他结识在解放军总医院任军医的李丹宇。李父李雪峰曾任北京市委书记，与播薄 父是战友；播、李结婚，婚事也算门当户对，但李毕竟是医生，两人地位不平衡。但李不嫌差距嫁给播。次年，李丹宇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播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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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笔为剑: 【不可告人的秘密：两会开支！】有美国记者提问”中国两会开支多少？“官方发言人赵启正闪烁其词！非常尴尬！赵称“可用电子邮件、短信私下告知！” 公务员、军、警是纳税人养活！政府是纳税人养活！用老百姓的钱开你们的会！还把费用当作国家机密，全世界仅此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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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者近日放料，为播的前妻李丹宇鸣不平，指早年李不计较播落魄嫁给他，岂料播父文革后复出，播喜新厌旧，搭上台子裆美女古凯赖；即使被前妻斥为「当代陈世美」，播不为所动，终抛妻弃子。更惨的是，播为阻前妻在石坝大阻其仕途，竟指令将自己与前妻所生的儿子送入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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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勇天律师：有位叫吴鹏高的市长，他在任上实行“三光政策”：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他说到做到。前后把86亿元转移到海外， 与75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是170万元。后来东窗事发，纪委拿他没办法，因为他叔叔是吴大人。有天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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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西西弗斯:davidnice：最新消息，据悉司马南与他的老婆今天突然签订了离婚协议，其中一个条款是夫妻在美国和在中国的共同财产归其老婆所有。司马南净身出户，划清界限，看来有什么动作了。 左派人士司马南在薄下台后是否感到了脖颈子后有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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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垮台，连党员们都没有捍卫一下，更不说老百姓了。这样丧失人心的政权，从长远来看，所谓“稳定”必然是短暂的。尽管他曾经是世界第二强国，曾经是两个 超级大国之一，曾经是唯一可以与西方世界抗衡的国家。拥有90多年党史、70多年国史、2.8亿人口的大国政体，既无外敌也无起义却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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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江勇天：前几天我得到消息司马南已转卖房产准备前往美国，当时，有人说我造谣。现再报：忽悠大叔和央视方姓女主持人这俩人也已被限制出境和接受调查。喉咙太大，喝了人民的血，看！天都不容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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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往事 【赵本山卷入勃起来案 获利数亿】大陆恶俗小品演员赵本山和薄、王关系密切，在矿业获取利益。赵本山在矿业捞取的资金，使之可以购买价值2亿的私人客机。沈阳中心7个亿的地被他 用8千万买了，骗东北人养蚂蚁又赚了2个亿，开刘老根大舞台炮房2人转连锁店又赚了几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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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少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王秀红语出惊人】领导过问案件，这很正常，没有不合适。还是要相信法院、相信法官，绝大多数法官还是会依法裁 判的….，地方领导过问案件，跟依法裁判并不矛盾。——有这样的法官，你就不要指望他们“依法”了！拈花：老虔婆，快去死吧，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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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距离“5·12”特大地震快5年了，但记者今天在四川某地采访时发现，地震后外界捐助的救灾物资至今尚未开包，被积压在一个仓库中。拈花：狗官，扣押那么多救灾物资，想转卖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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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逸不易：毛时代对外无偿援助折合白银50多亿两 ，是清末赔款额7倍多（辛丑加甲午共6.8亿两），清朝赔款是被逼的，我们捐助是毛愿的。 拈花：这条老狗，除了人事不干，什么都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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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heshiabc: RT @ptoq: 凤凰卫视的胡玲（http://weibo.com/u/1420489305）、邓纯(http://weibo.com/dunchun)传出消息，某高层被双规了，前天中午下的文，疑似为薄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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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灵魂归来 ： 宣称要对贺卫方、张鸣、袁伟时、江平、丛日云、秦晖、茅于轼、于建嵘、刘军宁、萧翰、张千帆等“西奴”…进行肉身消灭的极左网站【西奴揭密】的主办单位 竟然 为河南省政府办公厅？ 那【乌有之乡】的主办单位是哪个政府部门在经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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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臻：“克斯关爱之行”活动发起者，支付宝捐款帐号：weiquan007@sina.cn. 她盲眼的父亲尚在不屈的追逐光明,我们没有理由让克斯脸上见不到笑容!每月一元钱,关爱陈克斯! 拈花：要有光，要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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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律师马光远：我支持判吴英死刑，她死的好处太多了：她死，一帮官员才可不死，才能有个祥和的春节；她死，官办金融才可继续巩固垄断地位；她死，民间借贷才 能继续老老实实做地下工作者；她死，中小企业才能真正摆正自己的可怜位置，不敢和国企争贷款。那就快让她死，最好选择除夕晚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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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吴英的父亲吴永正通过微博表示：“对最终结果我并不是很乐观，因为浙江司法黑得一塌糊涂，黑官勾结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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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17日凌晨，名为项茂奇的用户在《新浪网》发出一条微博，原文是，求证刚刚得到的消息：最高法院已经否决浙江高级法院对吴英的死刑判决。新浪微博认证发帖人项茂奇为宁波经济杂志社副总编辑。吴英辩护律师杨照东随后通过微博称：目前尚未获官方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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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17日凌晨，网传消息：最高法院已经否决浙江高级法院对吴英的死刑判决。 “吴英案”一直广受关注，吴英辩护律师杨照东通过微博称：目前尚未获官方消息。评论人士表示：民众反对判吴英死刑，反映了对整腐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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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也跪求# 河南新乡千余名警察在雨中打起横幅维权，让人大跌眼镜！身为国家执法人员的警察，竟然也要通过非正常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由此可见我们的权力社会乱到了何等程度！官员不按章办事、违法办事，已经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改！如何改？你们是该认真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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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也跪求# 何姓警察表示，停工有三年了，房屋盖了一个框架在那，钢筋长时间暴露已生锈，感觉像是报废的工程。这楼什么时候才能继续完工，到目前为止遥遥无期。有警察 家属无奈表示：“警察有难该找谁呢？”有民众调侃道，看来维权的不单是普通民众，连警察都要上街抗议，看来只有派武警去镇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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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也跪求# 当天新乡公安副局长王茂营到场劝警察回去，由于没有实质性地承诺，维权警察和家属都不愿离开。下午3点下大雨才陆续散去。07年，新乡市公安局与河南福成 公司合作开发了“新盾嘉苑”， 有1200多名警察购买了房屋。合约规定09年1月份交房，现开发商称没钱继续建设，成了烂尾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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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也跪求# 15日，设在新乡市平原商场附近的3•15活动主会场，这些警察及家属在马路上横挂着两条抗议横幅请愿，希望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早日解决他们的房子问 题。何姓警察：市政府和公安局也不管，外界认为警察很强势，但也变成弱势群体。3.15那天，到街上去抗议示威，在街上把马路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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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也跪求# 河南新乡1200名警察集体购买的团购房，5年后成了烂尾楼，交房遥遥无期。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这天，这些警察及家属在雨中打横幅讨要团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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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播关系密切的日、台富商获知播被撤职消息后，非常恐慌，有人企图离境时被海关拦截。被调查的包括打脸完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网见淋和死得集团总裁许敏，他 们不仅在打脸通过行贿播夫妇得到生意上的好处，播任上野补涨时，也对网生意扩张给与照顾，他们过去一个月以来曾努力游说各方，试图保住播的乌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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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称，宗公调查团为防止播自杀或外逃，将播夫妇软禁。播不但仕途暗淡，有消息指他可能会如成娘鱼、成锡铜一般沦为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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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播正在在都城接受调查，播被软禁，播妻古楷癞开来也被软禁，与播夫妻关系密切的多位中国商人亦受监视和调查、还有一些过去在打脸受惠于播的台湾、日本富商密友现在很都很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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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径溪声满: #民国轶事#【虽有战功 却难留名】谁解放的南京占领总统府？很多人都不知道，也没人或部队宣传过。其实很简单，打下总统府的是华野第35军，军长吴化文。他先是追随冯玉祥，后投奔蒋介石，再投靠汪精卫，又反投蒋介石，最后加盟 解放军，一生事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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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离君是监听狂，掌握播大量录音。都城对枉离君事件极为重视，由呼金套亲自督办，有关枉离君的消息不能随便发布。文价报在针对枉离君事件的讲话，是呼授意 在作为压轴戏推出，腥滑射在刊登文讲话的时候，故意将枉离君事件的回答问题放在当日所有问题的第一条，显示都城对事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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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项文寅的妻子杜青艳接到北京和义派出所的电话，说项文寅殴打民警；杜青艳反问：“有事实证据吗？他怎么能打民警？”警察说：“这个不该你问 的。”即挂断电话。至今未收到拘留通知书，她说，世博会期间，他们全家3口被关黑监狱81天，这些丧心病狂的东西，就连她18个月的小儿子也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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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江勇天：维基解密：中国高层共拥有6890瑞士银行的私人账户，每个账户都有5亿到3百亿的美元。在全国拥有一亿元以上富翁中，已有97％移民外 国，成了外国人。最无耻的是这群假洋鬼子竟然还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搞什么：“失踪合法化，公民道德认证，网络实名制”对于这群恶魔，只有说：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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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渝：翁振杰戴着国资的帽子贪污国资，在重庆私捞上百亿的股份及资产。身份：重庆国际信托公司实际控制人，西南证券董事长。打黑后接收陈坤志团伙全部 资产、彭治民庆隆集团（希尔顿）90亿资产。有受害者在他办公楼下自焚，并在前两年全国两会期间告状。@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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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真相】黎莲，女中学生。1970年，年仅18岁的她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处以死刑，秘密拖到另一城市行刑。途遇一辆救护车时，几个白大褂爬上囚 车，用手术刀划开她的右腰，活生生取出来一个肾。用药棉纱布填塞，却不缝合。而医院里某一个干部，正在等着这鲜活的肾。《文革死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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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气：【官员嫖宿处女 16岁护校美少女被逼跳楼】 官人要处女，处女就跳楼！？湖南娄底衞校（护士学校） 16岁女生宿舍堕楼亡，家人到校门口挂横额追究责任，但消息被封，女生死因被传与官员嫖宿处女、校方性黑幕有关。有该校女生向本报坦认常被淫媒招手，甚至 利诱她扮处女包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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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上海民众项文寅到两会秘书处递交上海公民共同提案书被捕，据称由于警察不断辱骂、挑衅，双方起争执，警察动手打人，项予以还击，被警方以妨害公务罪拘留，上海民众认为项的行为纯属正当防卫，准备至北京声援、营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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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士透露，著名的戏剧演员照奔山和播、枉离君关系密切，在矿业获取利益。找奔山在矿业捞取的资金，使之可以购买价值2亿的私人客机。如此看来，找奔山没上春晚，很可能是因为宗鸡猥对枉离君开展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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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整鞋猥猿、达连完达集团董事长网健林、达连死德集团总裁许明通过给一些官员送现金，帮助播的升迁。网健林、许明则在播任职达脸枢机和尚物补涨期间获取商业利益。网健林在达脸建造了多个完达广场，许明则获得了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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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冷娃投黄河】比狼牙山五壮士悲壮百倍！很少人知道。日军进攻中条山国军31军以阵亡27000人代价，把十万日军阻隔在西北之外，改变整个战局。八 百衣衫褴褛十六七岁的军人，被日军逼到悬崖边，弹尽粮绝。八百名“秦军”，面朝陕西，跪天，再跪爹娘，唱着秦腔宁死不降，跳进滚滚黄河。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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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渝：【翁振杰勾结王立军，报复举报者】去年重庆市人代会上，我实名举报翁振杰，至今都没有任何部门的正式答复。这期间我被王立军派人押送到专案组， 并遭到他本人的当面威胁。翁振杰宣称张明渝死定了。王、翁勾结的痕迹有重庆警察基金（全国规模最大，总额1.5亿元）及翁在北京输送给王家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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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臻：“克斯关爱之行”活动发起者，支付宝捐款帐号：weiquan007@sina.cn. 她盲眼的父亲尚在不屈的追逐光明,我们没有理由让克斯脸上见不到笑容!每月一元钱,关爱陈克斯!拈花：是陈光诚的女儿，我们有责任关爱她，因为她父亲是光明追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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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ginlian: 欢迎与我一起推动公民不合作运动，实现民主和自由的中国。我住广州沙太路麒麟岗南路一号。电话18929551319。QQ237861183。欢迎你大力转发或发微博。可以找我索取资料，了解如何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和能力来推动公民不合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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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按补的核心组成员说：播不会不知道他犯的是死罪，宗殃本来还很犹豫……，他这么一公开叫板，谁还保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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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因发型像毛泽东而被当场剃发的省长】李范五，1912年生于黑龙江省。1932年入党。中共吉东特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林业部第一副部长、 党组书记，黑龙江省省长、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省军区第二政委。因李范五的发型被指像毛泽东，被红卫兵连同妻子黎侠一起批斗，为他们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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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期间“被失踪”的虫情任打呆婊张明渝星期三被虫情方面解除控制。这位声称因实名举报与枉离君相关的虫情贪腐问题被秘密羁押的商人重获自由的同时，虫情这个西南重镇也正在经历着戏剧性的权力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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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长黄奇帆揭发薄熙来，允诺黄奇帆当中国总理！据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表示，在薄熙来被中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之后，重庆市长黄奇帆为求自保，“愤怒”而迅速地向中央揭发薄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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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播不许回虫情，要在都城交代，可能用成娘宇模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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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人士还透露：文假包在这一事件中並沒有起关键作用。只是替户禁套讲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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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消息来源都证实，造成播突然被撤职，导火线是播3月9日的记者会。他逼迫户禁套去虫情，让户禁套感觉到有点像当年照子羊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因此不顾一批泰自当和播的支持者的反对，強命撤换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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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给我发信告别了，不禁有点不好受！你们都是这个国家光明的力量，在微博外，你们一样能为这个国家的光明出力的，让我们一起共勉吧！朋友，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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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所有的朋友：要实名制了，我不知道会如何变化。能够实名验证的我都验证了，但有些网站没能验证的，不知道会如何！如我被禁言，那也许这就是我发的最后 一条帖子了。中国人的声音是封不死的，我还有推特、脸谱、古歌加，我所有的用户名都是“拈花时评”，想找我的朋友。搜我吧。佛祖菩萨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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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人士透露：播和古凯赖被双龟，皇旗幡被调查。这一消息尚未得到棺方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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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信访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在访民所投诉、检举的问题中所涉及到的人大代表就有2446人，占全部人大代表的82.26%。可是访民的这些检举揭发基本无 用。他表示：根据宗猥的一份文件，实际上人大代表30%以上是确定无疑的罪犯，只是宗工膏曾就是要保护这些人，不允许进行调查处理，绳之以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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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纪委内部的秘密数据，在2011年，被查实确属犯罪却因高层下令不得查处的政协代表207人、人大代表136人，因此仅仅根据这些数据就可以证明，人大代表的犯罪率已是普通民众的28.493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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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媒体关于人大代表犯罪率的统计是非常不准确的。最近有媒体根据公开的资料统计，统计出本届全国人大代表2977人，有26人因违法违纪犯罪而被罢免， 得出两会代表的犯罪率为0.087%，为同期居民犯罪率的5.4375倍。消息人士透露，其实媒体所获得的信息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实际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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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消息人士继续爆料： 中纪委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政协及人大代表的犯罪率至少高于民众28.4931倍！政协与人大代表其实非但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还是一个高犯罪率的特殊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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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已宣佈播下台。消息人士較早前告訴记者，播和皇旗幡將接受总工宗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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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他的表演我觉得仍然有一定的效果，有一定的迷惑力。我所看到的对他的一些评论中，仍然有些人对他有比较好的评价，相信他。他在整个中国政权扮演了一 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好像当年毛泽东时代的周恩来一样，毛无论残暴到什么地步，很多人还抱有期望就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还有一个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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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星期一篇报道讲述他们做的一项民意调查，15.7%的中国民众希望中国一党专制的制度立即或尽快结束；49%以上的受访者“实际上 或多或少地期待一场新的 ‘革命’”。这一“颠覆性的”民调结果只用英文发表，显然这是《环球时报》记者冒着被中国宣传机构严厉惩罚的风险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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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笔为剑: 1月12日，中国境内1公里处，一名手无寸铁的中国公民被缅军枪杀。死者中了四枪，脸部还有用枪托击打的伤痕。死者身份已被确认，勒排早乱。杀人者是缅军 321营前哨部队士兵。处理的结果就是缅军321营营长被撤离。zf害怕事情闹大，立刻火化了死者，毁尸灭迹，全国所有的媒体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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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竞选总统连任演说：任何政党都不具有先进性，都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不受制约，他们一定会成为犯罪率最高的人群，会成为人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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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林嫂丈夫: 他一向简朴，着布衣布裤。而那天他穿上了呢子将军服，擦干净佩刀配枪。部下知道他准备好了，却无法阻拦。没人能懂他究竟背负着怎样的耻辱，他只想死在战场 上！他带着1500名兄弟与日军拼杀至最后，壮烈牺牲。对他顶礼膜拜的日军为他立了墓碑“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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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调查报告“政协代表76.77%、人大代表57.47%有外国护照”曝光后，3月12日当局将此泄密事件列为“311要案”，抽调大批人力，对该调 查报告的参与者及阅览过这一调查报告的工作人员，全部进行审查，要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昨日下午，已有三名嫌疑人因此被捕，其中一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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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年的年会结束之际，总理温家宝星期三举行记者会。温家宝在记者会上的言谈被美联社形容为“swan song”，即西方传说中天鹅临死时发出的美妙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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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哥-辣评:【新加坡公务员反贪手册】1.终身财产申报：包括所有家庭成员所有财产，甚至家电家具；2.“没钱”也申报，未担保债务超3个月工资，得报；3.陷入财务困难会丢公职：“经受诱惑的能力弱”；4.说谎犯罪：下场是被开除公职永不录用，取消公积金和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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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民阿龟：快12点了，清理了一下，失去原文的有三百多，删了。粉丝有一半转世党员尸体！唉悲催的转世党！就要和你们说再见了，谢谢你们的知识普及、你 们的勤奋勇敢、你们的正直善良！以后再见或在推、或在+、或在街头。兄弟姐妹们！我在新浪守着，等着你们归来，你们归来时，必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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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绍林的微博：薄熙来目前在北京以配合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调查。 导致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两会”期间薄、黄未通知中央就意图引导舆论导向，以及在重庆团开放日上发表“胡锦涛一定会去重庆”这样的逼宫言论，引起高层震 怒。常委们前天做的决定，昨天薄已被告知，所以下午温总才敢放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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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勇天律师 ： 可靠消息：@司马南 已转卖房产和清理财物，准备前往美国和老婆儿子团聚（可能再也不回中国了）另，北大己发出对孔大侠停课的通知。不管怎样，一个无法的国家是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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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主：【你不会不转！】去年9、1下午，贵州盘县妇女李石芬因对政府野蛮征地、推毁她的养猪场抗议，被押解到县公安局殴打后，竟然扒光她衣服赤身裸体拉到大街上示众达二个多小时然后送疯人院。前来讨公道9位亲友被关进“戒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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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杰律师 来源于新浪微博@不是党员 网友报料四川德阳二中学生罢课，高呼民主，，，，求辟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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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邱永峥：我非常理解叙利亚反对派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血腥的武装对抗道路：当你满怀希望与执政者对话时，他不理你；当你呼吁开始时，他拖着你；当他 开枪杀人时，他不理整个世界。同样，当你发现枪和子弹更能让对方明白事理时，没有理由不选择枪与子弹，哪怕再多的流血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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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璞：老子是教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披露通许病死猪肉流向郑州后，有人有人通过他的直接上司施压，要求其删掉。史璞发微博称：“瞎眼了！财大书 记校长是披着教授外衣的政客，老子不是！老子是教授，不卖身投靠、不卖人格！”——现在，史在郑州紫荆山毛主席像下绝食，抗议政府监管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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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伟 传薄熙来之妻谷开来被捕。台湾 @旺報 引述沪上台商高层传闻，薄熙来妻子谷开来已经遭到逮捕。谷开来是薄熙来第二任妻子、职业律师、太子党身份，自1997年就持有新加坡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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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元叫板# 据某些内部人士称，洗锦屏与柳元是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因此不会在柳元这样大的动作之前毫不知情。而在会后，洗锦屏果然做出支持的姿态，说菌中反符拜已 经刻不容缓了！有了乎、洗的支持，菌猥会议后，柳元立即对古菌山下手。正月初五，古菌山因违纪被免职，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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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元叫板# 柳元所说的建“酱菌符”的正是宗侯副补涨长、宗酱古菌山。古菌俊山在菌用土地的征用、置换过程中，获利巨大。柳元的“智囊”章目生揭露古菌山外出都坐专 机，还把给退休干部盖的四百栋高级住房以个人名义送给私人。他敢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有菌猥做侯台。柳元掌握三巨头的滩符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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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元叫板# 连台自当成知建都被要求出钱埋棺，自己这些平民背景者则更是出头无路。菌中邵装派蠢蠢欲动，酝酿一场推倒蒋系老菌头的“正边”。而柳元、柳雅舟、章海洋等 “台自当”应运而起，成为代表，柳元向蒋系三巨头开炮时，大家注意到，混乱中乎进套、洗锦屏竟一言不发，稳稳坐定，似乎早已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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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元叫板# 当年他年龄未到，一直没办退休手续。去年六十五岁的成知建正式办理手续，想退休时能够挂上宗酱菌闲。然而宗酱菌闲不成问题，只要钱能够到位。因腐败和分赃 不均，菌放分划成蒋家菌和少壮派。成更之子竟然也要出钱埋棺才能升迁，这不但惹恼了菌宗“泰自当”，更惹恼了绝大多数的少壮派菌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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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元叫板# 柳元还提到成知建被索贿一事作为佐证。成知建就是达酱成更之子。他所属的十四菌就是成更的补队。成知建的职位是虫情精被区副死灵，菌闲是邵酱。03年精被 区班子换届，本来成知建顺理成章地升为死灵，但由于不肯出大价钱“埋棺”，于是死灵一职挂到了别人头上，成知建则一怒之下提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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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元叫板# 被柳元叫板的菌猥三巨头都是靠蒋则敏系的人，蒋对忠于自己的马仔一律给大好处，不仅侵吞工宽、私用工宽、乱吃慧寇这样的事情早已司空见惯。在一些大菌区 中，菌闲明码标价，未棺、笑棺乃至酱棺都是有价格的，想升到哪级菌闲，就要付哪级的价钱。钱到位自然就可授闲，钱不到位，说啥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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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元叫板# 就在会场大乱的过程中，有两个人面无表情、不动声色，那就是乎进套和洗锦屏。果、许、娘菌猥三巨头看到乎进套、洗锦屏没有反应的反应，只能对柳元的发言暂时隐忍不发。最后，许柴后不得不以主持人的身分要求大家安静，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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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元叫板# 柳元话锋一转，说这样的案例在菌中不止一例，这样的贪腐规模更不算是最大的。他从贪污菌残、倒卖菌或、卖棺鬻爵等方面一一道来。接下来他把矛头直接对准坐 在猪媳台上的果博熊、许菜后和娘广裂。他说，你们三位菌猥富则人，在灵道岗位上多年，对于菌中的严重服拜，更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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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元叫板# 他说，开会之前准备了一份讲稿，但是决定不用这份讲稿、说些不同的话！接着，他提到了在互联网上被广传的一张名为“酱菌府”的照片，照的是一名菌棺在寸土寸金的都城繁华地段为自己建造的棺邸，据说耗资上亿元，占地二十余亩，内有三座别墅群，极度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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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元叫板# 2011年12月25日至28日，宗工在都城举行君猥扩大会议，内容之一就是死吧大的君对代表的人选问题。与会者达近百人，包括君猥全体成员，以及各宗 补、各病种、各菌种、各大菌区和各生菌区的主要负责人。宗侯秦补正猥、商酱柳元开始发言。他的第一句话就吸引了与会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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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都城20路公交车途经田案闷，突然一大把川单飞撒出来，100名左右的精叉或报安迅速出动，封锁两头的路口，拦住行驶的车辆，捡拾地上的川单。公 车一个瘦高男子浑身是火冲下车，翻越护栏冲到果期杆下仰面倒地，身后散落着衣服碎片。精叉立即用灭火器将火扑灭。没等120救护车，直接精车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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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最新完成的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称，按去年的的贫困标准，中国有1.28亿的贫困人口。伴随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供需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 盾也已显现，转轨就业、青年就业、农村转移就业等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中国老龄人口比重迅速上升，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总量超过1亿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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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73条的通过，中国迈向警察国家。CNN：中国全民96％反对的情况下73条被操纵通过。共同社：73条通过是绑架失踪合法化。明报：73条是 一群外国人在表决通过，这是世界上最荒唐的事。人民日报：73条通过，是中国法制的巨大进步。新华社：中国98％民众赞成73条表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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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勇天律师 ： 腾迅微薄：太原富士康员工大罢工抗议！当局出动防暴警察进行镇压…400多人被抓捕，多人重伤！罢工现扬全部被封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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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的產銷在外行看來頗有些神秘，內行人知道一些內幕，但也不算全知道。江湖傳言，茅台酒的生產車間與窖藏的庫房都有編號，哪些編號對應哪些機構都是有詳 細規定的，比如說供應省部級、軍隊以及更高級的用酒，都出自不同編號的車間與酒窖，其中的奧秘在酒瓶上的那條紅飄帶的標號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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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视台邱实：女儿放学回来，大声唱到：我在马路边，捡到手榴弹，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一拉线，马上炸上天。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谁教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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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200多名中国维权人士和各地网友不顾个人安危，或成群结伴或单独行动，前往被维稳人员严密把守的东师古村探望、声援，外地探访者在那里都遭到拦 劫、殴打、审问或关押。CNN、BBC和一家荷兰电视台的记者以及好莱坞影星克里斯汀.贝尔等都曾冒险到达村口，也无一例外地遭到恐吓和强制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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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名珍珠的南京女网友何培蓉和另一名网友小心地避开警方监视，周末在临沂市区的人民广场和长途汽车站等热闹地方向民众散发了约1000张呼吁关注并营救陈 光诚的小卡片，目前已经安全返回南京家中。她这次和网友古山民散发卡片的目的是让临沂市民了解陈光诚和家人被长期监禁的真相，呼吁人们共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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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多次前往陈光诚家乡表示关注的山东维权人士王雪臻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她星期六晚上跟试图探望陈光诚的唐韬(网名参前06)和张鹏(网名滑溜先生 2011)两位网友通电话时得知，警察正在他们那里查房。她说，由于两人的手机在东师古村外被抢走，她稍后再打电话到宾馆时被告知，两位网友已不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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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试图探望被非法软禁的中国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中国网民星期六在进入临沂东师古村之后被不明身份者殴打和抢劫，当天深夜在沂南县一家宾馆又被公安 人员带走。据信他们目前被关在临沂市公安局。这是2会召开时期首次有人因为陈光诚案被捕。此前互联网上曾出现推特短文称，民间两会在临沂东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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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荣同时建议，将审计署从国务院划给人大直管，对人大负责，审计署和中纪委合署办公，“再搞小金库、老鼠仓，要追究刑事责任”，不采取严厉措施，贪污、 挪用财政资金还是像“左手拿到右手”这样方便，纪委人再多也查不过来。他以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为例，说明合署办公效率比原来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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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荣谈到财政预算时这样说，“现在财政收入没有全部纳入预算，去年全国3万多亿土地出让收入就没有纳入，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等也没有纳入，全国各地各部 门设驻京办‘跑部前进’，造成腐败。财政纪律不严肃，超收财政先斩后奏，年底突击花钱，事后补个报告就行。‘《国民收入分配法》早就该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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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现在中国的官太多，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尽 的空间，他举例说明，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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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调控油价】有一年因国际油价上涨，台“行政院长”俞国华拟将油价上调两元新台币，蒋经国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他仅能微调一元。双方发生争执，俞以 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就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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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建议公款吃喝纳入刑法范围】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李卫华建议，借鉴意大利刑法把公款吃喝玩乐定为贪污罪，把公款吃喝纳入刑法，像治理贪污受贿 治理吃喝腐败；主张实行公款吃请公示制，让公务接待费用和费用报销环节透明。九三学社中央今年提案表示，目前全国1年公款吃喝开销达30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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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菜刀护家园的烈女子！】8名壮汉围攻家门口大声辱骂砸门。面对来势汹汹的拆迁人员，王马玲挺身而出提了一把菜刀，挤开防盗门向门外砍去，最终1死6 伤。一审判八年，二审改判五年。她在保卫自己的房产、孩子和母亲，她觉得应该打开门冲出去，所以她无所畏惧。杀人者内心充盈正义，社会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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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官場腐敗已不是甚麼新聞，每年兩會都有委員和代表提出關注和呼籲，但頂多只能短暫吸引公眾眼球，說過就算。原因眾所周知，人大和政協不過是橡皮圖 章、政治花瓶，指望這些「酬庸」或「欽點」的代表委員們無畏無懼，為民請命，看緊國庫，真正負起監督政府之責，可謂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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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大手大腳，對民脂民膏毫不珍惜，與官倉老鼠無異。可怕的是，這些碩鼠不僅大如斗，繁殖速度更是驚人。四年前全國吃皇糧的公務員有六百萬人，現已增至一千萬人，每年增加上百萬人，內地的財政因此又叫做「吃飯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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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再有政協委員大聲疾呼，要根治社會奢靡之風，政府必須以身作則，嚴控「三公」消費和政府預算，遏制奢靡浪費蔓延。他舉例說，幾年前對十 個省級單位的審計發現，辦公用房配置超標的單位多達六個，人均擁有面積最高的竟超過二百平方米，空間之大足夠容納三、四個普通家庭，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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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两会期间，国内一切突发事件不采访不报道。不炒作王立军事件。不质疑医改、保障房建设、食品安全等问题。稳妥把握：安徽少女毁容案、河南干警剖腹案、河北保定案件、浙江吴英案，不报道上访个案，加大雷锋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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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不炒作政协委员建议保障言论自由，推动新闻立法的言论和意见；不炒作枉离君事件，对所谓“两会是娱乐场所”，“两会美食”和两会代表委员服装配饰的话题不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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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1、有关突发事件、上访个案、热点案件一般不报道； 2、香港特首选举大陆一般不报道、不炒作、不评论，如需报道送港澳办审； 3、不炒作医改、保障房、食品安全问题，包括315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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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鹏在上海： 3月8日早上，重庆警察把@张明渝 从北京寓所的床上拎起,塞车里连开23小时,于9日到达重庆.两会期间,十几警察看着他,没有解释,没有书面文件.一个多小时前,他回到重庆家中,警方要求他一不得离开重庆,二不得接受外媒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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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国 ：【 温家宝传递的五大信息 】 1、政治改革已经无望，经济改革遭遇重大阻力，文革有卷土重来危险。2、以唱红打黑为标志的“重庆模式”彻底破产。3、房价调控仍将继续，货币政策没有放 松可能。4、政府决策有重大失误，请求人民谅解和宽恕。5、吴英案已进入高层视野，吴英肯定不会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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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名作家梁晓声：民众对腐败的忍受力正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已到了临界点。我唯一能想出的办法是，加速政体改革的步伐，与腐败决一死战。这是关乎 中国命运的战役。而且，中国官员的队伍也太庞大了，精简机构、人员势在必行。当前，社会弊端的海水，似乎已没过了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的吃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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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1月1日零时正统计的全国总人口为130628万人，即13亿多人。假设按照2005年到2009年期间的人口数量不增加也不 减少来计算：13亿总人口÷3918万干部人数＝33.18人，也就是说每33个百姓就要养一个国家公务员。。。。。。。。 [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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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江畔寻梦人: 吉伍里体今晚会睡个安稳觉了，他终于没有债务了，最搞笑的，他的债务是替国家欠国家的。他以个人名义向国家贷款给国家修学校，然后自己用每月195元的工 资来偿还本金和利息，而国家不仅要收他利息，还要有罚金！这样的国家世界上有吗？图为吉伍里体和他贷款修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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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原因# 10） 播完全不按裆内规则及法律甚至道德底线出牌的做法如不下狠手处理，会引起其他膏层及棺猿员效仿。引起裆的内讧， 最后导致裆的分裂及证券的倒台。 所以， 尽管播在虫情的政策在民生及社会治安安定上有较大建树，经济发展较快，但基于以上十点，这些都改变不了播硬着陆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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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原因# 8） 播使用手段搜集多个灵道干补黑材料， 用于正至斗争搏奕及威胁对方所用， 手段太恶劣。 9） 裆对”裸棺” 及灵道干布财产审报有严格规定。播当众撒谎但实际已严重违反裆章与法律。路人皆知，无法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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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原因# 6） 用刑讯逼供甚至人身消失的方式对付大批大黑对象与政敌， 积仇太多！ 如不处理他，会引起上访潮及持续媒体及公关危机， 对裆的桶治不利。 7） 播与枉离君事件在裆内负面影响太坏。如处理不当，使广大裆猿会对裆与未来失去信心并对裆猿们无法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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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原因# 4） 不服裆集体决策选定的意志， 动用一切手段， 有计划有步骤地争抢老大，私心与野心太大。 会大大增添果加动乱危险， 葬送和谐局面。 5） 擅自动用武装力量包围梅零食棺，乃变相冰便。置宗梅关系，洗金瓶访梅等大局于不顾，史无前例，有演化为君石正边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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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鹏在上海： 3月8日早上，重庆警察把@张明渝 从北京寓所的床上拎起,塞车里连开23小时,于9日到达重庆.两会期间,十几警察看着他,没有解释,没有书面文件.一个多小时前,他回到重庆家中,警方要求他一不得离开重庆,二不得接受外媒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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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我们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难道无产阶级就不要自由吗？不是的，无产阶级也要自由。所不同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人人平等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 是特权者的自由，普通人没有自由。反资产阶级最厉害的时候，农民连进城打工都不允许，变成了奴隶。以后再也不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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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1.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 2.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3.如果不相信有神，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4.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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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并不差，华人早已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找到了全民致富、惩治腐败的好方法。澳门和新加坡人均GDP四万多美金，早已超越日本。香港人均 GDP三万多美金，台湾人均GDP两万多美金，双双超越韩国。这四个华人为主的地区，百姓安居乐业，政府廉洁敬业。和中国大陆唯一的区别是没有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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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落伞自杀】51年三反、五反时，上海跳楼的多，投黄埔江的少。有人透露了原委：“跳江被水冲走了，政府不见死尸就说该人已负罪逃亡，家属便要遭殃，所 以择跳楼而死。”自杀者的遗书还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给家里麻烦，痛骂自己，歌颂人民政府的德政。当时人们给起了个诨名“降落伞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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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原因# 2） “独立王国” 及藐视与挑战宗殃权威的做法， 如不有效制止， 将引起各地各部门效仿，使宗殃之政能力崩溃，后果不堪设想。 3） 违背裆内争议及斗争内部解决的规则，一贯动用舆论绑架民意，攻击政敌， 绑架及要挟宗殃决策，开了恶劣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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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原因# 据都城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分析， 宗殃为何决定会严肃处置播使他不会平安着陆的十个原因如下：1） 大量贪污腐败的事实已经被广大公众， 甚至梅国征服也掌握。如不严肃处理，总工的信誉与反腐的真实决心将受到举世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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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大虾：【外国公民为何成了中国人大代表？】本届“两会”第五次会议在京开幕前，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赵本山.邓亚萍已入外国 籍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不应沉默，应出面予以澄清，以正视听。像邓、赵一样混进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外国人还有多少？不难调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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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惊人的调查报告还显示：全国各地访民人数不断猛增！仅仅自2011年1月至2011年6月30日，全国各地有记录的访民人数达到7078万人！估计全年人数会突破1.5亿。其中94.6%访民的诉求是基本合理的！这说明，中国的民怨已经到了总爆发的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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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召开虫情工按系统高层会议，枉离君批评行侦总队的队长，说以行真技术大楼名义建的楼房进度太慢，总队队长说没有钱。枉离君说你多抓几个老板不就有钱了 吗？只要人弄进来了，还怕他不拿钱来吗？批评过几个部下之后，枉离君语气一转又说你们都要感谢工惨裆，要是在封建社会，我可以把你们拉出去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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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枉离君主持召开虫情干精会议，讲话时话筒出了故障，办公室主任立即换上了一个新的。故障排除了，但枉离君很不满意，他说你连话筒的正常使用都不能保 障，怎么还有资格当办公室主任？他立即召秘书过来，让他安排人起草文件，免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并保证在散会时把免去办公室主任的文件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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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 ： 财产公开的法律嚷嚷几十年了，就是不见成为法律草案；这秘密拘捕还不及时通知家属，浑然不知就成了法律。考虑到这条法律出台的背景，王立军的行为完全可以秘密拘捕，而且不通知家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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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江錞 ： 【西方大师论中国】孟德斯鸠：在专制政体下的中国，“品德是绝不需要的，而荣誉则是危险的东西”，它所需要的只是恐怖。它所进行的教育都是奴性教育，人民 都是驯服的奴隶。”“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教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评：官匪一家、为富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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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每年公款吃喝、公費旅遊、公車消費的三公消費已逾一萬億元，遠遠超過今年六千多億元的軍費預算。如果公僕嘴巴能緊一緊，中國可多造多少航母戰艦，又可發展多少高科技武器，何至於在周邊海疆被惡鄰侵襲時束手無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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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說過，鋪張浪費在某種程度上比貪污腐敗更嚴重，當前大手大腳、敞開手腳花錢的作風沒有得到根本遏制。「政府部門能緊一緊，省一省，作 風方面稍微改進一下，一年省幾千億元不成問題。」如果真的能把每年相當於一個西湖的公款用酒省下來，那節省的何止是幾千億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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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僕們在辦公室裏正襟危坐，言必馬列主義，但在酒桌上個個推杯把盞，稱兄道弟。酒成為官場最好的潤滑劑，因此公款消費扶搖直上。據市場人士估計，每年只有約二成的茅台酒進入大眾消費市場，其餘八成主要用於單位招待、送禮等人情消費。公款用酒的規模，由此可管中窺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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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葉青在「兩會」披露，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公款飲酒量總和是每年喝一個「西湖」。西湖的水量是一千四百萬噸，也就是說全國公僕每年要喝掉一千四百萬噸的酒。其實，與其說是喝掉一西湖的酒，不如說喝掉一西湖的民脂民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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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来自内部数据的报告还显示：在2010年，被立案调查的外逃贪官转移到海外的资金总额为2378.2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难以追回。如果将那些未被立案调查的贪官污吏所贪污转移的资金，数量更为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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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的这份秘密调查报告还显示了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数据，这就是：“按照目前的数据来推算，84.35%的局级以上干部，拥有外国护照”！这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其实都拥有西方国家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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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消息人士还透露：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些人从事人大代表与政协代表的资格买卖。目前在中国只要化费1500万人民币就保证可以“当选”成为全国政协代表； 花费2500万就更保证可以“当选”人大代表！现在两会的不少代表就是这样买来的！这是造成中国两会代表“外国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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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律师倪玉兰02年因拍摄强拆被警察殴打致伤，落下残疾，双腿无法行走。此后倪在上访过程中多次被殴打、监禁时被虐待。北京西城区公安局新街口派出所所长谢立国、卞卫东、程光远、张研文（音）、杨林（音）、石建星（音）、刘俊杰、闫修建、萧威、李楠等人被指参与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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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年7月1日香港50万人不顾非典威胁，举行大油行，抗议基本法23条(要求香港立国安法，特区政府公布了《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拟设立叛锅、分裂锅 家、垫付等罪行，草案无秘密逮捕等内容），港人愤怒了！在强大的民众压力下，董建华9月5号宣布撤回草案，并由此失去了港人对他的信任，提前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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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刘洋：谈一谈失踪的现在进行时：前天夜晚，张明渝在京的朋友紧急约见我，证明重庆方面带走张的事实有如网传。昨日，张的亲属自重庆来京，找北京警方报 案不果，被告知，可能在重庆饭店。后证明不在此地。现在，他的家属茶饭不进，夜不成寐。不知如何是好。失踪真是折磨人，还是知道一些前景的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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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网：刘文辉，民国第24军军长，二级陆军上将,四川省主席，西南王,大地主刘文彩之弟。下图就是“西康省政府”大门口的照片，作为省级大衙门， 看上去还是很普通、很朴素的，还是旧房子，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就在这里办公，他遵循了自己所说的“政府的房子若比学校好，县太爷就地正法”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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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下班没回家，失踪了。没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知道你在哪里，毫无线索。报警仅被礼节性登记。另一天，某人突然给我家送来一包骨灰，说我因”危害国家 安全”被拘，期间突发心源性疾病死亡，天热，不便保留尸体，烧了！——这是咱国家即将表决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血染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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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律师许思龙： 刑诉法修正案提请表决稿第73条，规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犯罪的，拘留后可以不通知家属。该规定一旦通过，网上发帖一定要小心了，要不然，你的家属会 不知道你去了哪里的。但风险更大的是官员。该修正案明天表决。通过的可能性很大。为了不被失踪，发出你反对的声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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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薄在记者会上说“我们敢于打黑，也就是像古人讲的：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有网友遍查古诗不见此句，最后发现是文革一本红卫兵小册 子的书名《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记同刘少奇叛徒集团英勇斗争的韩培义同志》，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写于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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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 厚此薄彼】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呼喊了二十多年，还是条件不成熟，环境不具备。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特定犯罪嫌疑人拘留长时间不通知家人、公权力侦查手段的扩 张等却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上会，很可能畅通无阻地通过。两相比较，我们有理由质问：我们这个国还算得上是人民共和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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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双轨制不尽快解决，必然引起全国性动荡！在职时公务员的工资就比企业职工工资高，企业职工还要按月缴纳养老保险，而公务员一分钱养老金不交，退休工资 却比企业职工高得多，还有天理吗？难道就因为“公务员阶层”是政策的制定者吗？简直是欺人太甚！你们以为，工人都是傻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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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江平# 首先是不應輕易以「偽造證據」為名判刑律師，其次是案中暴露李黑老大龔剛模很可能受到刑訊逼供，如果確實證明重慶「打黑」有用到刑訊逼供，問題將非常嚴 重。「現在的公安最妙的一點就是採取了刑訊逼供或者變相的刑訊逼供之後不留下證據。法院真正能夠站在維護被告人權立場上就好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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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江平# 江平擔心，如果以政法委協調公檢法辦案，那麼公安決定的事情，法院就必須遵守，「我們過去很大的問題就出在這裏。應當樹立法院權威，法院應該是更高的。」 江平還提及目前的打黑，認為重慶「打黑」有「運動式」的傾向，容易造成冤假錯案，其中「李莊案」就是很明顯的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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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江平# 江平還提到，在「穩定壓倒一切」之下，主要的維穩力量——警察就可處於主導地位，十分危險。現時多地的公安部門領導都是黨委常委，甚至兼任政法委書記，而法院院長和檢察長很少能夠成為黨委常委，故公安的地位明顯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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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江平# 最高院報告中提到要考慮民意，與維護社會穩定有直接關係，但他不同意「穩定高於一切」，而應該是「法治高於一切」。穩定與否實際上由地方黨政領導決定，容 易導致破壞法治、造成人治的復辟，法院的判決，由於有人藉口影響了穩定，所以連法院已經生效的判決都難以執行，這種情况不是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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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江平# 我們的立法總的來說是前進的，但我們的司法改革卻在倒退。江平稱讚《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條文中納入「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一大進步，但批評最高院報告中只 談「司法公正」不談「司法獨立」是很大的倒退。因為司法獨立是憲法明確規定的，現在法院都不敢標榜憲法規定的根本原則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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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江平# 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著名法學教授江平昨日接受本報專訪說，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前天的報告中，隻字不提「司法獨立」，只提「司法公正」，是很大的倒 退。他認為，法院報告中提到要關切民意，是出於「穩定壓倒一切」的思想，但這會導致「人治」復辟，令公安權力過大，十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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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前邀請枉离君擔任客座教授，狂讚對方「鐵血警魂」、「學術專家」的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如今聞「軍」色變。他昨日參加兩會被本報問及會否解聘「离君教授」時，臉露不悅，一直遮住代表證，指記者「認錯人」，拔腿就跑。拈花：这厮简直就是个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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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效祥:【梁光烈指刑诉法修订开倒车】 香港南华早报论坛消息：昨天下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梁光烈防长听取了军委法制局相关立法汇报，梁光烈看了相关报道和网友评论后，认为社会主义中国也要保障人权，不赞成搞秘密拘捕和随意监视。不能对戈陪似的秘密拘捕进行投票支持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15) 高华2012-03-17 08: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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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则是肯定的。 ①张闻天的这种折衷性的表述，被与会者一致
接受。
洛川上会议对于军事战略方针虽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也形成了某种折衷性
的意见，这就是，八路军先在山西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一定程度的并肩作战，当前线不守
时，八路军再分散到整个华北地区，依毛泽东的意见开展活动。 ②
在洛川会议上，毛与周的分歧以双方的互相让步而得到暂时的解决。周恩来在洛川
会议上，虽然对毛在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有所保留，但是毛的大部分意见与周
恩来并无冲突，周也同意在两党关系上要进一步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要坚持中共对红军
的领导。③然而，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的言论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不安，毛十分担心周
的主张将会对红军将领产生影响，但是会议期间的一些重要组织措施，又减缓了毛泽东
的忧虑。1937 年8 月23 日，新改组的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正式担任了书记一职（实
际上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副主席」），毛已名正言顺地成为党对
军队的最高领导。洛川会议并决定由周恩来担任负责与国民党谈判、领导国统区中共组
织的长江沿岸委员会书记，周将主要在国统区工作。这项安排也有利于毛，从而为毛泽
东加紧在八路军贯彻自己的主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洛川会议一结束，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O 师、第一二九
师迅速开进山西。事态的发展完全不出毛泽东之所料，由朱、彭、任弼时组成的前方中
央军委军分会（亦称「华北军分会」）果然受到周恩来的影响，提出了「运动游击战」
的口号（「运动游击战」又称「游击运动战」）
洛川会议后，周恩来于8 月29 日抵达西安，原准备和博古、彭德怀去南京，与国
民党继续谈判，并筹组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8 月30 日、31 日，毛泽东两次急电周，
要周勿去南京转赴太原，与阎锡山会谈有关红军入晋事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周恩来因不满意洛川会议，故意在山西停留而不去南京，因而遭到毛的多次埋怨，此说
有误，盖因张国焘当时并不完全了解毛、周之间的秘密联络。 ④在百废待举的非常时刻，
毛似乎只图发挥周的外交与组织才干，而疏忽了周恩来留晋可能将对八路军军事战略方
针产生的复杂影响。
1937 年9 月7 日，周恩来与阎锡山在代县会谈，随后又转赴大同会见傅作义，就
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与阎、傅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八路军将
以游击运动战作为作战原则。周并主动提出将派八路军一一五师配合阎军，布防平型关
一带，在侧翼待机歼敌。彭德怀在与阎锡山会见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9 月13 日，
周恩来将和阎锡山谈判情况电告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迅速集中徕源、
①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 一1939）》，页290；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90。
②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没有提及八路军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
自己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反映了在洛川会议上围绕军事战略问题而发生的争论尚未最后解决。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一1938），第11 册，页325－26。
③ （原书无注）
④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页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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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丘、阜平地区，依靠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①
此时周恩来提出的「游击运动战」已从原先的「运动游击战」后进一步，显示了周
对毛的让步。尽管周恩来的立场已有明显软化，但是，周恩来所表现出的与国民党合作
的热情仍使毛泽东极为忧虑，毛泽东没有回复周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援晋的电报。 ②自
9 月中旬至下旬，毛接连电示周、彭等，反复强调中共应保存力量，「坚持依傍山地与
不打硬仗的原则」， ③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在军事上。保持高度行动自由，「用
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 ④尽速向敌后挺进，创建共产党根据地。
1937 年9 月17 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再次强调：
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
山西）支持进击战争的决定作用。⑤
9 月21 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任弼
时、邓小平等与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及彭真等人开会讨论八路军行动方针问题。就在
同一天，毛泽东再电彭德怀，以极为强烈的语气，分析了华北抗战的形势，指出不管阎
锡山与日军「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批评党内有个别同志
被暂时的情况所迷惑，没有深刻认识「这种客观必然趋势」而把红军主力全部用于支持
友军的正规抗战。毛警告道，如果照此办理，「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
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⑥毛责成彭「对个别同志不妥的观点给予深
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并敦促彭要「从远处大处着想」。毛泽东在这封电
报中反复告诫道：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
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作用，这就是具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
是运动战）。
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产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⑦
远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对于前方的周恩来和红军诸将领能否执行自己的指示毫无
把握，于是只能依靠电报不断陈述自己的一贯主张。9 月25 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和
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重申「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
向」。 ⑧同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任弼时、周恩来，提醒他们匆将红军实力暴露出来，
以免遭受不测：
①《周恩来年谱》，页381。
②根据对《周恩来年谱》的分析，在1937 年9 月中下旬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电报采取两种方法处理，凡周要求加派八路军增援国民党军
的电报，毛一般不予回复；周建议组织游击战争，向山地转移的电报，毛均立即覆电表示同意。
③〈1937 年9 月12 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337。
④〈1937 年9 月16 日毛泽东致林彪等〉，载中央档案馆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338。
⑤〈1937 年9 月17 日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等〉，载《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年），页83。
⑥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一1938），第11 册，页339。
⑦〈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 年9 月21 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一1938），
第11 册，页339－40。
⑧〈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楷示〉（193 年9 月25 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载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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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
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
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①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所提的「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实际上即是要求朱、彭
勿派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尽管毛泽东飞檄传书，三番五次急电周恩来、彭德怀等，劝说他们务必克服求战心
理，爱护、保存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股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兵力，
②但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仍然坚持要配合国民党抗战。在周恩来的积极策划下，1937
年9 月23 日，进驻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命令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右翼配合阎军作战，一
二O 师从左翼驰援驻守雁门关的阎军。同日，华北军分会常委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将
有关军力部署电告毛泽东。③
1937 年9 月25 日，一一五师在林彪指挥下，在晋东北的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板垣
师团第21 旅团。歼敌千馀人，取得八路军出征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显然，一一五师
首战平型关是贯彻了周恩来等关于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及「运动游击战」军事战略方针，
而和毛有关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大相迳庭。但是由
于平型关战斗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赢得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
也表示了高兴。尽管华北军分会9 月23 日给毛的电报和周恩来于9 月24 日向毛泽东、
张闻天发出的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都未得到毛泽东的覆电。 ④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平型关战斗长期被描述为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而获胜利的一
个成功范例。1945 年春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被指控在抗战初期违
背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而遭受严厉指责，朱德、任弼时等也被迫对此作了「自我批评」
⑤林彪却丝毫未受牵连。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爆发，官方才把林彪与彭德怀
并列，指责彭德怀、林彪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走卒」。即使如此，七十年代的
中共党史编纂学仍未公开批评平型关战斗，因为在批判了彭德怀领导的1940 年「百团
大战」后，再否定平型关战斗，将有损毛泽东和中共抗战的形象。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及其广泛的政治影响，突出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坚持「运动
①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一1938），第11 册，页351。
②长久以来，国共双方都激烈指责对方消极抗战，强调自己独力支撑抗战，取得打败日帝的胜利。国民党方面宣称，1937 年9 月26 日
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发出下列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参见古
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 分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 年），页117。前苏联方面的论着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高级官员罗满宁以奥?鲍里索夫的笔名出版的《苏中关系（1945 一1980）》披露，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
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参见《苏中关系（1945 一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
页100。对台湾和苏联方面的这类言论，大陆方面既不承认，也未正式否认。1976 年4 月，「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组为了影射周恩来，化
名「史锋」出版了《反封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的小册于，在删去了毛泽东最鲜明的几段话后，首次不加引号地公布了毛泽东在1937
年9 月21 日电报的精神。参见史锋：《反封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页24。由于史锋的小册子第一次披
露了毛的电报，很快引起苏联方面的重视，他们认为毛的电报证明了苏联方面六十年代以来对毛消极抗战的批评。参见A?季托夫：〈抗日
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 一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 年第3 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
学者论文选译》，页351。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07-408。
④毛泽东在1937 年9 月24 日没有就周恩来报告的有关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作出答复，但是在同一天毛给周恩来、
朱德的电报中却强调山西地方党目前应将工作重点放在五台山脉，立即组织地方支队和群众组织，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
的出发点。显然，当时毛与周恩来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8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3。
⑤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6 期；另参见《任弼时传》，第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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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的成效，一度也使毛泽东对原坚持的观点产生了稍许动摇，毛在固守原有的游
击战主张的同时，对运动战不再绝对排斥。平型关战斗后的第四天，1937 年9 月29 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阎（锡山）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
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 ①
自平型关战斗获胜后直至10 月中旬，毛泽东对周恩来有关建议八路军配合国民党
作战的电报转而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10 月4日，毛致电朱、彭、任弼时等，指示「对
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
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②次日，毛覆电同意周在10 月4 日提出的有关调王震旅归还贺
龙师建制，以加强阎军抵御日军进攻忻口的建议。10 月14 日，毛覆电批准周在10 月
12 日有关调张宗逊旅主力及刘伯承师先头团截击日军后方，配合晋军中路作战的建议。
③直至10 月25 日，毛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
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④
毛泽东对运动战态度的松动，大大鼓舞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1937 年10 月8
日，华北军分会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八路军以「运动游击战」作为作战的战略方针。
⑤这份文件还含蓄地批评了那种认为抗战必然导致失败的观点是「宿命论」，主张八路
军在保卫太原的战斗中应配合、支持友军作战。⑥10 月下旬，在周恩来的积极组织和毛
泽东的默认下，八路军三个师全部出动，配合国民党发起忻口会战，重创日军，取得重
大战果。
毛泽东对八路军采取「运动战」作战方式的默许和宽容，随着山西抗战形势的变化
而很快结束。1937 年10 月中旬后，山西形势日趋恶化，毛泽东又迅速退回到原来的立
场，重谈游击战，毛甚至更进一步，开始批判起「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1937 年10
月13 日，毛泽东、张闻天把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潘汉年的电报同时转抄周恩来。
毛、张在这封电报中，敲山震虎，激烈指责「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知同国民党统
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作斗争」的「投降主义倾向」。10 月
17 日，毛与张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10 月8 日
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⑦同日，毛、张又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指示，
首次提出「投降主义的危险，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的论断。 ⑧毛泽东、张闻天虽
未挑明所指何人，但10 月13 日的电文和中央书记处10 月17 日指示所内含的对周恩来
警告之涵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对来自毛泽东、张闻天方面的讯息迅速作出反应，周在接到中共中央「坚持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页413。本文所引用的毛泽东这份电文在《毛
泽东年谱》中卷被略去。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5-26。
②《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7。
③周恩来年谱》，页385－86。
④《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4。
⑤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173；另参见《彭德怀自述》，页222－23。
⑥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6 期。
⑦《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1。
⑧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36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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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阎锡山合作，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来电后，于10 月21 日给延安覆电，声称
自己「十多天均本此方针，在党内军内既反右倾，又反『左倾』」。①
周恩来的辩解在山西抗战日趋恶化的形势下显得十分软弱，11 月18 日，日军侵占
太原，国民党军纷纷撤退，八路军配会国民党军作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客观形势迫使
八路军开始分散兵力，逐步从运动游击战转到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使毛泽东更加确信
自己原先对国民党抗战的分析和所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是完全正确
的。12 月12 日，毛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旧事重提，他针对10 月8 日华北军分会训
令中对抗战「宿命论」的批评，指出，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 ②尽管华北
军分会所讲的「宿命论」主要是针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但由于毛在9 月21 日电
报中实际上也是持这种观点，因而毛将这种批评看成是针对自己的。使毛难以容忍的是，
八路军在1937 年11 月至1938 年2 月，仍然进行了几次集中作战。1938 年2 月，彭德
怀指挥的八路军为配合阎锡山「反攻太原」和在晋东南为粉碎日军九路进攻，继续采用
了集中作战的运动战形式。周恩来则走得更远，1938 年6 月15 日，周恩来从汉口给毛
发电。提议八路军集结较大兵力于一些较大城市附近，以调动日军和打击日军增援部队。
毛虽然并不完全反对在有利条件下八路军也可以打运动战。但他的主旨与周恩来等并不
一致。因此毛对这份电报的反应是，避开周的具体要求，告诫周在具体作战方面「需全
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③周恩来等对配合国民党作战
所持的积极态度，加深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的不满，成为数年后周、彭在整风运
动中挨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37 年8、9、10 三个月，毛与周等围绕共产党军队是否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及中
共应采取何种军事战略方针而产生的分歧，对毛、周关系，尤其对毛、彭关系，投下了
沉重的阴影。在中共核心层，除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站在一边，只有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支
持毛。
二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1937年11月对于毛泽东是一个忧多于喜的时刻。在毛泽东一再敦促和反复劝说下，
周恩来等虽然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部分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在如何处理与国民
党的关系等问题上仍固守与国民党积极合作的方针。毛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尚未最后解
决，又有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困扰看毛，这就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即将返回延安，毛已预
感到在党的核心层中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为了防止周恩来与即将返国的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结成同盟，同时也是为了争取
党内更多高级干部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向反对派发起进攻。
①《周恩来年谱》，页387。
②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6 期。
③《毛泽东年谱》，中卷，页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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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11 月12 日，距王明飞抵迪化（乌鲁木齐）的前两天，毛泽东在延安党的
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报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
务〉。在这个报告中，毛继续发展他在洛川会议上对国民党抗战方针的批判，毛认为，
上海太原失陷已证实了他关于国民党很快会失败的预言。毛声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
虽然也带有「革命性」，但却是「一定失败的」。目前抗战已进入一个「青黄不接的时
期」，其依据就是日军进攻不断获胜。
毛泽东这个报告最引起党的干部惊骇的是他对党内「阶级投降主义」的指责。毛不
惜使用最激烈的词语，将党的核心层内与自己相左的主张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甚
至耸人听闻地把它称之为「阶级投降主义」，并将其说成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
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客观同谋者。毛正式宣布，右倾投降主义已成为中共党内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还少有的对中共军队进行了批评。作为党在军队方面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难以抑制他对彭德怀等的强烈不满，毛开始谴责起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的倾向」，
声称其表现为八路军中有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随后毛话锋一转，又表扬八路
军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尽管毛明知八路军进行的是「运动游
击战」，他本人曾三番五次、苦口婆心敦促彭德怀等改弦易辙。毛采取打一下、再拉一
把的策略，在对彭德怀等猛击一掌后，仍竭尽全力争取彭德怀等接受自己的主张。
正当毛泽东孤军作战时，刘少奇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
刘少奇未参加洛川会议。1937 年7 月28 日，刘少奇以北方局书记的身分抵达太原，
主持刚迁到此地的北方局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刘少奇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群众抗战
和支持薄一波联络阎锡山、建立山西新军的方面，而与朱德、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较少
发生直接联系。
刘少奇虽没有卷入到洛川会议上的争论，但是他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却与毛泽
东十分接近。
刘少奇支持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并进一步主张对国民党进行左、中、右三
派的划分。1937 年9 月20 日，刘少奇在与周恩来联名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电报中（此
份电报基本反映的是刘少奇的观点，在《周恩来年谱》中未提及此电报），提出中共在
山西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应是「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区分左、中、右派
的标准则在于他们是否「能听取我们的意见」。①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具有
震撼性的，涉及到党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最重要方面，以至于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来电上批
示，「如此类电报须绝对保守秘密」。②抗战之初，中共领导人一般都认为，评价国民
党的标准只是看其对抗战的态度，虽然张闻天在洛川会议的补充报告中提过国民党内存
在「左、中、右」三派分野的问题，但张划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标准仍是对
抗战的态度，张并将蒋介石封为「中派」。③然而刘少奇的看法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启
①《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9。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 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页192、193。
③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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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他稍后详细论证这个问题。在对国民党及其领导抗战的评价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
一样，是属于「悲观派」，而和周恩来等「乐观派」有明显的区别。
刘少奇对毛泽东有关开展游击战的主张也同样给予了坚决支持。抗战爆发后，刘少
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进行游击战的少数人之一。1937 年8 月3 日，刘少奇致电张闻
天，汇报他已下达在平、津发动游击战的指示。①9 月28 日，在接到毛泽东关于「整个
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电报的三天后，刘少奇致电张闻天，通报他已下
令平、津党组织「动员大批干部同志与抗日游击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②太原失
守前的1O 月16 日，刘少奇又发表了日后引起党内高层争议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
本政策问题〉一文。
对于发展中共武装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都极度重视。1937 年9 月21 日，在
太原举行的八路军负责人与北方局领导人联席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扩大八路军到拥
有数十万人枪」的意见。③据杨尚昆和当时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在1945 年3 月延安
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八路军是否要配合阎锡山军队打仗的问题上，华北局（即
是北方局——笔者注）负责人主张八路军应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因为太原反正是保
不住的。④11 月17 日，刘少奇和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扩
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须计划在三月内扩大
到十万，半年内扩大到二十万」。⑤而在这之前的11 月1 日，刘少奇向延安报告，四个
月内北方局已在山西、河北建立起十几支中共领导的较大的游击队，人数达六、七千人，
⑥随后华北地区中共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几乎遍布华北所有地区，人数达到数万。
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地位、周恩来的看法在党内占上风的时刻，刘少奇的态度对
毛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然而在对形势的估计及党的任务等问题上，刘少奇的意见仍与毛
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刘少奇在1937 年8 月3 日给张闻天的电报中虽提出开展游击战
的建议，但对游击战的认识与毛并不完全一致。刘少奇认为进行游击战的目的是「响应
抗日军的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暴动，收复平津」。 ⑦刘少奇在动员平津党员下乡打
游击的同时，还指示「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⑧刘少奇提出此问题
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刘的这个建议毕竟太显眼，极易引起误解，造成
刘少奇缺乏原则性、思想太「右」的印象。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
一文中虽然强调「游击战争是令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在11 月17 日给
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又提出「争取华北游击战争胜利，重复转变为正规战」， ⑨而
①刘少奇：〈为发给各地指示信给中央的报告〉（1937 年8 月3 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 年汇编本），页191；另参见《刘少奇年谱》，
上卷，页183。
②43〈刘少奇致洛甫电〉（1937 年9 月25 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 年汇编本），页1942 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③《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④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6 期。
⑤〈刘少奇、杨尚昆致毛泽东、洛甫电〉（1937 年11 月17 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 年汇编本），页198；另参见《刘少奇年谱》，
上卷，页199。
⑥参见马齐彬等：〈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 年汇编本），页291；但是在《刘少奇年谱》中，这个
数字被笼统为「数千人」，页196。
⑦《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⑧《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⑨载《文献和研究》（1986 年汇编本），页191、197。在《刘少奇年谱》中，对刘这句话予以删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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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的主张不尽一致。尽管刘与毛的认识存在若干差异，然而在毛泽东急需党内高层积
极支持的时刻，这些差异丝毫不影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重视。
尽管毛泽东已获得刘少奇的重要支持，但是党内上层的态势并没有朝着有利于毛的
方向发展，随看王明抵达延安日期的日益临近，毛的忧虑愈益强烈。毛凭着自己对党内
斗争历史的深切了解和对眼前党内争论的判断，确信中共上层内部的关系将随着王明返
国而发生新的组合，一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将会聚集在王明的周围。
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获得党内高位。毛也嫉恨王
明垄断了与斯大林的联系，「挟天子以令诸侯」。毛更难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论家
自居，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虽还不知王明返国将携带莫斯科什么新指
示，但从一年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预就可判断，莫斯科和王明主要将关注中共对国民
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而这些都是和自己的主张不尽相同的。
在这微妙的时刻，毛泽东最不放心的是周恩来、朱德以及博古等人。
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在1931 至1935 年基本上是国际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在
这三人中。毛可以得到张闻天的全力支持。对于在军中毫无基础、其声望和权威都因刘
少奇的挑战而遭到削弱的张闻天而言，要维护现有地位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继续与毛合
作。对于毛泽东而言，博古的危害也相对较弱，博古自遵义会议被赶下台后，声望已大
大下降，即使博古再与王明合流，若无周恩来的支持，也掀不起风浪。周恩来是核心层
中最重要角色，周在党内军内拥有雄厚的基础，周和朱德、刘伯承等一贯在国际派和毛
之间摇摆，虽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周恩来等对毛多作妥协和让步，但抗战以来，周的看
法与毛存有不小的分歧，极有可能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偏向王明。
1937 年11 月，是毛泽东最为艰难的日子。他只能抓紧时间，主动出击，在王明将
回国而未回国之际，把自己的理论石块先甩出去，同时严密控制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
严禁任何人插手，以求对莫斯科指示灵活处理，「为我所用」。一切该做的毛泽东都做
了，下一步就是迎接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①
三 让步与等待：1937 年12 月政治局会议
1937 年11 月29 日，王明、康生、陈云等在苏联顾问的陪同下乘苏联大型军用飞
机抵达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等领导人和千馀名延安干部
战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将王明等称作是「马克思
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②「天兵天将」既已下凡，当然要传达「天王」的「圣旨」。
12 月9 至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会议，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进而
检讨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此次会议王明的主张在党的核心层中占据了上风，史称「十二
月政治局会议」。
①何松：〈当王明回到延安时〉，载鲁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华社，1938 年），页57。
②刘家栋（陈云在延安时期的秘书）：《陈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页1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14) 高华2012-03-16 07: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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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秋，王明与即将返国的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谈话。王明
说，中共应在战略上实行转变，逼迫蒋介石抗日。王明又说，国民党虽是我们的敌人，
但已不是最主要的敌人，由于日本已损害了国民党的利益，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英美
派利益，国民党中下层，甚至高级军官都可能赞成统一战线。王明进而分析道，中共工
作之所以不能打开局面，就是因为党的政纲与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不一致，而得不到群众
的掩护和支持。①
王明的这番谈话给黄药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此时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
的观点与王明并不一致。当黄药眠向米夫辞行时，米夫要他转告国内「还是照旧的方针
领导」。②黄药眠返回上海后，迅速把王明的意见转告给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人黄
文杰，上海局又通过地下电台将此意见向江西苏区作了传达，③但是王明的建议如同石
沉大海，没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响应。
由此可见，从1933 年初开始，随看共产国际酝酿策略转变，王明的思想发生了重
大的变化，他联系中国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形势，为中共设计了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这
条路线有别于旧时以国共两党斗争为主题的路线，其核心是，共产党在国内阶级关系发
生新变化的形势下，应加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应改变过去的关门主义
和一系列过左政策，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去，并在这场运动中发展壮大自己。王明的
新思想，一方面来自于共产国际，另一方面，也有他个人的思考，因而走得比共产国际
远一些，这也是国内的博古等拒不接受王明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王明在莫斯科频频谈论统一战线问题时，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正处于没有发
言权的地位，故而未见毛泽东有任何谈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述。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
面对红军严重被削弱及国内的新形势，毛泽东正急谋中共的出路，恰在此时，张浩（林
毓英）化装潜入陕北，带来共产国际七大和王明的新精神，毛的思考与王明的思路一拍
即合，故而有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然而，毛、王虽一
致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人的侧重点却大相迳庭，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
考极具现实主义色彩，而王明则对之过于理想化。
毛泽东迅速接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利用
统一战线，首先缓解陕北的剿共危机，解决红军和共产党的生存问题，继而谋求共产党
和红军的更大发展。在瓦窑堡会议后，毛决定立即成立旨在瓦解进攻陕北苏区的东北军、
西北军的白军工作委员会，以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成效。
王明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则远比毛泽东「高蹈」，他的眼光并不在陕北，而是在
南京。王明把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争取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头号争取对象就
是蒋介石。1935 年8月20 日，陈云抵达莫斯科后，王明才真正了解到红军的实力已大
①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页219-20、243；221。
②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页219-20、243；221。
③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244。黄文杰自1933 年春中共上海中央局成立至1934 年4 月担任组织部长，1934 年10
月至1935 年2 月19 日，黄文杰接替叛变国民党的原中央局书记盛忠亮担任中央局书记兼组织部长，1935 年2 月19 日黄文杰被捕，1937
年「七七事变」后获释，参加中共长江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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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受挫，紧接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8 月25 至27 日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把反蒋
抗日统一战线，改为联蒋抗日统一战线。1935 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不断
刊文，呼吁国共合作抗日。1936 年1 月4 日至9 日《救国时报》连载王明的文章〈第
三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正式提出「逼蒋抗日」的主张。只是当传来蒋介石在1935
年12 月镇压北京学生抗日游行的消息后，王明才被迫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
毛泽东和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差异自1936 年后逐渐显现出来。毛泽东力主利
用一切反蒋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则强调支持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领袖，坚决反
对各地方派的反蒋活动。1936 年下半年，围绕「两广事变」，毛泽东和季米特洛夫、王
明的矛盾终于爆发。
1936 年6 月1 日，陈济棠、李宗仁以「反蒋抗日」为由，发动「两广事变」，中共
闻之消息，立即表示支持，称其具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① 6 月I3 日中共中央发
出〈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提出以中共为中心，与西南建立抗日联军的主张，并
且强调「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② 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推
动与包围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的谈判，6 月，中共方面已与张学良、杨虎城部签订了
停战秘密协定。然而，中共联络西南的活动并不顺利，西南方面拒绝了中共的建议。7
月，两广方面与蒋介石妥协，事变得到平息。尽管如此，中共方面仍取得重大收获，毛
泽东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陕北的生存危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帮助毛泽东做
成了这笔「无本生意」。
但是，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却遭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责。两广事变爆
发后，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社论，谴责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起中国内战，
以便利于掩盖对华北新的进攻」的一场阴谋。③7 月23 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
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发表批评中共的讲话，他说，「不能说，在政治方面，在
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这种复杂的情势下，他们完全成熟了（指中共领导人——引者注）
和做好了准备」。季氏强调将抗日与反蒋并举是「错误的」，中共和西南方面联合反蒋也
是「错误的」。他要求中共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并给国民党发出公开信，表示自
己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立场。季氏重申，中国现阶段一切均应服从反日斗争，他并建
议中共以「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④
①《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 年5 月18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一
1938），第10 册，页25。
②中共中央于1936 年6 月13 日发出的党内文件〈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中文原件迄今仍未公布。此处引文转引自苏联科学院远东研
究所K?库库什金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
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332。此段引文的真实性可以从1936 年6 月12 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
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中得到确定，该宣言激烈抨击蒋介石「处处替日本
帝国主义为虎作伥」，表示中共愿「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只是这份对外发表的公告没有像党内文件那样，直接表明抗日应以中共为
「中心」。参见中央档案馆编：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0 册，页30、31。
③ A?康托洛维奇：《是烟雾还是挑衅》，载苏联《消息报》，1936 年6 月10 日，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191。
④参见A?季托夫：〈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K?库库其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策略》，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70-72、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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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特洛夫对中共的指责得到了王明的支持。王明在莫斯科撰文，婉转含蓄地批
评国内同志恪守过时的反蒋抗日的政策，王明问道：「为什么中共不可以与蒋介石建立
统一战线？」 ①
这场围绕两广事变而引发的「反蒋抗日」问题的争论，以毛泽东完全接受季米特
洛夫、王明的意见而告结束。1936 年8 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的公开信，倡
议建立国共统一战线。9 月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决定采用「逼蒋抗日」的方
针。9 月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民主共和国」代替「苏维埃共和国」的口
号。
这是毛泽东主政中共后第一次与莫斯科打交道，它给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
毛泽东有了自己对付莫斯科的一整套方法，这就是对「远方」的指示，适合口味的就办，
不适合口味的就拖延不办；如果「远方」的压力太大，则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对其做
过加工后再执行。总之，务求莫斯科的指示与中共的发展不致有太大的冲突，更不能与
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相冲突。毛泽东最后接受「逼蒋抗日」的方针及和平处理西
安事变， ②就是依据了这种策略。结果，莫斯科虽对毛泽东阳奉阴违不满，但都因毛泽
东最后还是贯彻了「远方」的意图而原谅了毛。
毛泽东因有求于莫斯科而对季米特洛夫无可奈何，但是，对王明则是另一回事了。
1936 年之前，毛泽东对王明虽无好感，但两人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与毛交恶的是博
古、张闻天等人。现在王明跟着季米特洛夫的后面鹦鹉学舌，指责国内同志，这就与毛
泽东发生了对抗。只是1936 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还未完全确立，王明在国际国内均享
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还无力与王明正面冲突，但是，王明的举措已引起毛泽东的高度
警惕。为了防范王明影响的扩大，从而危及自己的地位，毛开始在核心层散布对王明的
不满，③公开向党内的同志表明自己的心迹，毛已预感到他在党内的真正对手是王明。
第三章 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一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1937 年5 至6 月，毛泽东利用刘少奇向张闻天发起试探性的攻击遭到挫折，这表
明在通往中共领袖的道路上，毛泽东还有待克服重重障碍。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
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形势发生剧变，毛泽东迅速搁置对十年内战期间党的历史经验的
①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又题为〈新中国论〉），见《共产
国际》（中文版），第7 卷，第4、5 期合刊，1936 年8 月。
② 1936 年8 月15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共「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但明确表示反对中共关于吸收张
学良入党的打算。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 年8 月15 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西安事
变发生后，共产国际于1936 年12 月16 日致电中共中央，命令中共必须「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并提出「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
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7 年1 月19 日，共产国际再次致
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以前对蒋介石采取的错误方针，敦促中共必须「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并且认为中共直至1937 年1 月还在「执
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3 期。
③Edgar Snow:Rcd Star Over China（London：RandomHouse；1979），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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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全力应付眼前的局面。
抗战之初，中共获得了合法地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有
两个：这就是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使中共的实力，尤其是中共军队的实力借抗战得到发
展；以及如何统一在新形势下党内高层的认识，进一步强化自己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地位。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总是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从1937 年8 月下旬开始，围绕国
共合作方针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产生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在洛
川会议上首次表现出来，继而又表现为毛泽东与周恩来及与以朱德、彭德怀为首的八路
军总部的分歧。
1937 年8 月22 至25 日，中共为确定在抗战期间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在陕北
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和军队领导人共二十三人。数十年来，在
中共党史编纂学中，这次会议都被解释为「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历史
事实是，毛的意见在洛川会议上并没有得到党内高层的一致拥护，周恩来等的主张却获
得与会者的普遍共呜。
洛川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评价国民党的抗战及确定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原则；中
共究竟应以「山地游击战」、抑或是「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
分歧的一方为毛泽东、张闻天，另一方为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反动本质并未因抗战而改变，因此国民党的抗战必然失败。毛
认为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半心半意、单方面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无疑会归于失败，
国民党迟早要投降日本。或者，如果国民党军队一部分继续作战，就会遭到日本毁灭性
的打击，这样中共就要在全国起领导作用。因此中共不能再迎合国民党而必须保持自己
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和自主，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 ①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除了得到张闻天一人的明确支持外，周恩来等多数与会者均表
示异议。
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只能是相对的，中共不应公开对抗南京
的命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共应积极抗战，信守向国民党许下的精诚合作、共同
争取全胜的诺言。
周恩来对毛泽东有关国民党必定会投降日本的论断也持异议。周恩来认为，「蒋介
石既已开始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鉴于蒋介石秉性倔强以及国内外形势，没有什
么可不放心的。 ②
①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至今尚未全文披露，现在可见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是收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为动员一切力
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此文是毛在1937 年8 月为中央宣传部写的宣传鼓动提纲。该提纲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据《毛泽东年谱》和《张闻天传》称，1937 年8 月9 日，毛泽东对原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中提出的「八大
纲领」加上了补充意见，扩充为十条。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6。但是李德却说〈十大纲领〉系王
明在莫斯科起草、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批准而颁布的。本处引用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出自李德：《中国纪事》，页288-89。李
德声称，有关洛川会议上的争论情况，是参加会议的博古告诉他的。毛泽东起草的宣传大纲除了包含〈十大纲领〉的内容外，还加上了由
他撰写的「甲、乙、丁」部分，这一部分构成了毛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导言和结语。毛在导言和结语中融人了他
对〈十大纲领〉的补充，这就是对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的批评。另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一1938），
第11 册，第330 页的注释；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页387。
②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页389；另参见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载
苏联《远东问题》，1981 年第3 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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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川会议上，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共在抗战阶段究竟应制定何种军事战略
方针。早在8 月1 日，毛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中共军队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
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①8 月4 日，
毛与张闻天又致电正在山西云阳镇的周恩来、朱德等，再次提出中共军队「应执行侧面
的游击战」，毛并强调，「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②8 月5 日，毛、张再致电周、
朱、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到「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
部，消灭敌人的一部」，但是，毛紧接着又强调，红军只宜作侧面战，而不是「独当一
面」。 ③8 月9 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
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8 月10 日，毛在致彭雪枫
的电文中更是具体指导道，在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隐瞒
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
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
指挥去束缚」。 ④毛泽东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深谋远虑，极为担心中共军队将在对日
作战中吃大亏。他知道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已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可是毛又不能把话
说得太直接，于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向他的同事和部属反复解释，百般劝说。
毛泽东在8 月22 日的发言中强调，中共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
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
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⑤
周恩来不同意毛有关八路军避开日军进攻只进行游击战的主张，他提议应以「运动
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周恩来说，「还是运动游击战好」。⑥周恩来认为，如果
避开日军，那会给党的声誉带来损害，似乎中共没有全力抗日。周表示「即使八路军在
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
努力抗战」。 ⑦
朱德、彭德怀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朱德认为在保持中共军事独立性的同时，在一些
重大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委会，这样做对于中共有切实的好处，八路军可以从南京
得到军饷和装备。朱、彭还提出，中共军队应与国民党军队真诚合作，八路军应避免阵
地战，但是应进行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即「运动游击战」。 ⑧
毛泽东处于少数地位，不得不暂时退却。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用妥协的办
法，尽量弥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在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问题上，张闻天声称，
国民党所进行的战争虽然隐藏着失败的极大危险，但在另一方面，若能唤起千百万群众
①《毛泽东年谱》，中卷，页8。
②《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③《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④转引自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6 期；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
⑤《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5；另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页387。
⑥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78；另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 年8 月22 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 一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 年），页371。
⑦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页390；另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
联《远东问题》，1981 年第3 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⑧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290。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13) 高华2012-03-15 08: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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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的争论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
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张闻天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争论
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
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张闻天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6 月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
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
计议。毛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
其次，毛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十年「左」的传统和根源
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
这给毛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毛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
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
盖子已被揭开，张闻天受到了强烈震动，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
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张闻天。为了防止张闻天和将要回国
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张闻天的合作，
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
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7 月28 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
太原的中共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离开中枢，但毛张联盟从此走向解体，而毛、刘长达三十年政治结会
的基础却因此争论而告奠定。毛、刘与毛、张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
间却有显着区别。
第一，毛张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 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
毛泽东和张闻天有意忘却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
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
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 年，毛刘之间就围绕此问题彼此交换过意见，
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张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①
第二，毛泽东与张闻天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
早在1922 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张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 年，刘少奇在党
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和张闻天。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
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
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看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领导人两年多的合作
已接近尾声。
①据1931 年秋至1932 年底与刘少奇同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一度与刘少奇夫妇同住的张琼的回忆，刘少奇曾在1932 年底就白区工作
的策略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批评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不久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来一封很长的回信」，表示赞成刘少奇提出的稳健主张。
参见张琼：〈刘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 年第2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页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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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就在毛泽东一路凯歌行进的1937 年，也有坏消息传
来，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即将携共产国际新方针返国，正待毛
泽东加紧对中共重大方针、政策进行调整之际，半路上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毛泽东面
临着1935 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三 1931—1935 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逐步控制了中共军队，并大大加强了他对中央机关的影
响力，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尚未能将他的势力延伸到中共领导机构的
另一组成部分——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
际代表团，因享有法理上和精神上的巨大优势，在中共党内获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将
不得不与从未谋面的王明合作共事。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共中央派出
的，代表团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1931 年11 月7 日抵达莫斯科的王明，1933
年春抵达的康生（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和1935 年8 月抵达的陈云（六届五中全
会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的陈郁虽是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命的政治局委员，但陈郁因在
1930 年未一度参与罗章龙派的活动而在政治上不被信任，被罚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劳动，并不参加代表团的实际工作。除了这四名政治局委员，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吴玉章、
李立三、林毓英、饶漱石、赵毅敏，和1933—1935 年赴苏的中国苏区代表团成员高自
立、滕代远、白区代表孔原。中共代表团成员同时还兼任中国各赤色组织驻莫斯科的代
表，黄药眠、饶漱石先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林毓英任中国赤色工
会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中了中共在苏区以外最庞大的领导阵
容。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在苏联期间，正是国内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向江西苏区转移、共产国际蕴酿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方针的时期，保持与国内
联系信道的畅通成为代表团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中共代表团通过两个渠道与国内的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开通大功率无线电秘密电台、中共代表团通过共产国际的电台和在上海的中
共中央地下电台，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地下电台保持经常的秘密联系。因距离遥远和
技术手段限制的原因，莫斯科与江西瑞金没有直接的电讯联系，而必须通过在上海的秘
密电台中转。远东局和上海中央（包括中共中央迁江西后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分别
有自己的秘密电台，远东局给瑞金的电报须由中共中央上海地下电台翻译转送。代表团
与国内的电讯联系在红军长征后中断。1935 年末林毓英携密码本自苏联秘密返回陕北，
国内与莫斯科的电讯初步恢复，而当1936 年刘长胜再携密码本回到陕北后，在陕北的
中共中央与代表团的电讯联系就得到完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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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派遣秘密信使。中共代表团通过回国的中共党员向国内的领导机构传递重要
的信息，1933 年公开赴苏访问的著名新闻记者、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就曾为中共中央
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传递情报。共产国际并借助在中国国内的中共组织的协助，招募
中共党员为其搜集情报，这些直属莫斯科指挥的中共党员，间或也为莫斯科与上海的中
共中央传递消息。①
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代表团的主
要职责是代表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向中共传达莫斯科的指示，在莫斯科与中共之间起
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代表团的另一项工作职责是领导在苏联学习、工作的中共党员。
从1931 年11 月王明赴苏至1937 年末王明返回延安，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活动主要
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在共产国际内展开对中共及中国工农红军的大规模宣传。王明自抵苏联后，
以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分经常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文章，宣传中共主张，介绍苏区各方面情况。1932
年王明指派萧三以诗人身分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大会，与高尔
基、巴比塞等着名左翼作家联络，以扩大中共的影响。1935 年，王明又指派吴玉章、
饶漱石等前往巴黎，创办中共报纸《救国报》（后易名为《救国时报》）。王明并以其在
共产国际分工主管拉美共产党事务的便利，指导美国共产党内的中共支部，在美国创办
华文报刊。
二、领导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三十年代在苏联仍有不少中共党员，分散在莫斯科
的列宁学校和莫斯科的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等单位。在远东地区也有一批中共党员在
苏联各单位工作。由于在苏联的许多中共党员同时又是苏共党员，中共代表团所能领导
的只是在莫斯科的部分中共党员，莫斯科以外的党员基本上归苏共领导。
三、配合苏共清党，在莫斯科中共党员中厉行肃反。早在1927 至1929 年王明在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曾密切配合校长米夫和苏联秘密警察「格伯乌」，将持不
同意见的中国学生投人监狱，或送至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劳改。②三十年代初，斯大林
开始大规模镇压在苏华人，莫斯科华侨商人被大批逮捕、流放、处死，「新经济政策」
后一度兴起的华人商业繁荣的局面顿时消失殆尽，中国人在苏联的处境日益艰难。③远
东地区的镇压则更为残酷，许多进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员被当作「日本间谍」
投放到劳改营。④1934 年后，苏联因基洛夫被刺，再掀清党运动，王明、康生紧紧跟上，
①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上海秘密成立，一度由苏联著名间谍佐尔格主持，1932——1933 年佐尔格曾去北京、南京活动，
佐尔格去日本后，远东情报局由华尔敦主持。远东情报局于1935 年春被国民党破获。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85 年），页279；另见于生：〈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载《革命史资料》，第3 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年），
页156——64。
②参见庄东晓：〈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载《广东文史资料》，第33 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年）；陈修良：〈莫斯科中山
大学里的斗争〉，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载《革命史资料》，
第17 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有关反映中国留苏学生在苏联流放、劳改的资料有马员生的《旅苏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7 年）；唐有章的《革命与流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姚艮：《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
③莫斯科广播电台，1993 年1 月3 日23：2O 华语广播。
④参见姚艮：《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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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内也展开类似运动，代表团成员杨之华（瞿秋白之妻）、曾涌泉、
孔原等均曾遭受打击。①
四、援救西路军。1937 年初，中共代表团争取到共产国际的大量军火援助，以接
济准备进人新疆的西路军。计有五万支步枪，上百挺轻重机枪和几十门大炮。陈云、滕
代远、冯铉、段子俊、李春田押送这批武器，存至阿拉木图，等待西路军的讯息，后因
西路军失败，此事告吹。②
中共代表团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工作以外，还有一项特别的工作，这就是指导中
共满洲省委。1932 年后，因日本侵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已无法与上海中央局正常
联络，转而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王明等曾多次发出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
并派人潜入东北。满洲省委和抗联也多次派人去苏联向代表团汇报工作。
中共代表团领导满洲省委是特殊形势下的一个例外——满洲省委与莫斯科的联络
远比与上海的联络更便捷。按照中共组织原则，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无权干预中共国内
的事务，但是在事实上，以王明为团长的代表团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对国内领导层的影
响力。王明之所以具有对国内的影响主要源之于他的共产国际背景和当时他在国内项导
层中所拥有的政治优势。
王明是深受斯大林信任、由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共领导人。1931 年1 月，
在共产国际代表、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强力安排下，王明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指定为政治局委员，紧接着王明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便被任命
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东方部副部长、部长，因而被公认是「国
际路线」的代表。一方面王明是中共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共产国际的化身，王明所拥有
的这种双重身分使他可以随时向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中共，表述其个人的意见。
王明在国内有一批盟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王稼祥等皆以「反立三路线」
的英雄，与王明一道进人中共领导层，稍后返国的张闻天在政治上也属于王明、博古集
团。在王明赴苏后，博古等人都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与王明的关系是一种「声
气相求」、「共存共荣」的政治盟友关系。由莫斯科一手操办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得到莫
斯科的高度评价，将其称之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开始」，成为王明、博古等领导中
共的全部法理依据。王明作为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一批人的精神领袖，对在国内的博古
等人无可置疑地具有影响力。
王明在莫斯科是否对国内的中共中央实行遥控？从现在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王
明和代表团一般不对国内的具体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但是在某些时候，王明也曾就重大
政策问题向江西表达自己的意见。在1931 至1935 年，王明与国内的中共中央既有一致
的方面，也有分歧的方面。导致王明与国内产生分歧的原因乃是王明捕捉到共产国际即
①参见孔原：〈怀念敬爱的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98；另见蹇先任：〈38 年留苏纪事〉，载《革
命史资料》，第15 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年），页139。
②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页1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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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开始新的策略方针从而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张，但是，国内的博古等人仍坚持旧有路线，
拒不同意调整方针。
王明在莫斯科对他在国内的盟友一直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对毛泽东则在一个相当
长的时期内多有贬低和冷淡。
王明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高度称赞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总路
线百分之百的忠实」。1932 年3 月31 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发言，
他宣称：
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这个全会上，完全有权利高兴地向一切兄弟党
说：我们党在其布尔塞维克中央领导之下，现在达到了其十三年存在的历史当中
空前未有过的统—，团结和一致。①
与王明对中共中央全力支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毛泽东的排斥态度。据王明在
中山大学的同学陈修良等人回忆，早在1928 年，王明等就在中大散布过「山沟沟里出
不来马列主义」。②
1932 年10 月，苏区中央局主持召开「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军权
被剥夺，毛的军事主张也被指责为「右倾」和「保守主义」。会议后，在上海的博古、
张闻天迅速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王明很快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对博古等作出呼应。
他用几乎与博古、张闻天完全一样的语言，指责「党内一部分分子，对于国民党军事围
剿和日渐逼近的帝国主义对苏维埃革命的公开武装干涉表示悲观、失望和消极的情绪和
观点」，表示坚决支持「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对「目前阶段的主要危险——右倾倾向」
进行斗争。③
王明与博古的完全一致在1932 年逐渐发生变化，王明开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和
国内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分歧。王明在征得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同意下，以共产国
际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调整中共的土地政策、对富农的政策和工商业、劳动政策，
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绝。
1932 年3 月，王明发表文章，第一次公开批评中共的土地政策，指责国内苏区「时
常不断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经由基本农民群众分配过的土地」是一
种「表面好象『左』的。实际上非常有害的倾向」。王明还指出「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
是中央「最重要的」「弱点和错误」。④
1933 年1 月，王明进一步批评国内苏区对富农采取的全面没收的政策。王明指出，
采取这种「左」的立场是混淆了革命的阶段，「认为在苏区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转
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了」。王明还尖锐批评中央苏区禁止自由贸易，严重损害了苏区的经
①参见王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12。
②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页56。
③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 年12 月），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61、364。
④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 年12 月），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6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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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明确要求纠正上述政策方面「左」的观点，制定灵活的、能够反映各地区差别的经
济政策。①
博古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上述意见完全置之不理，与一般人所想象的情况绝然
不同，博古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对王明亦步亦趋。此时的博古正青春年少，位居中央苏
区第一号人物的地位，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博古更加坚持原有的僵硬政策。本来博古
的立场在苏区内部就已受到张闻天的质疑，②现在连王明也提出批评，但是，博古对所
有这类批评都采取了坚决「挡回去」的态度。博古的僵硬立场引致王明的强烈不满，正
是在这个时刻，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从冷淡转向热烈。
王明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大致以1934 年为界。在这前几年，王明完全支持博古
等对毛泽东的「批评」、「帮助」。王明自认为在党内的基础巩固，对毛泽东的重要性尚
缺乏全面认识，也还没有将毛视为是自己政治上的对手。在这个阶段，王明对毛泽东轻
视、忽略有之，但认为王明出于防范毛泽东的个人动机，在莫斯科处心积虑贬损毛，则
未免言过其实，也缺乏事实依据。1934 年后，随着王明对博古不满的加深，王明对毛
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王明开始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宣传毛对中共的贡献。1933 年
下半年至1934 年春，王明曾多次试图返回国内进入中央苏区，但最终因知晓王明返国
计划的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党逮捕，王明返国计划被迫取消。③为了修补因长期脱
离国内艰苦斗争而对自己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害，在毛泽东已受到党内批评、权力被削弱
的情况下，王明向毛泽东援之以手，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党内核心层中的影响，
更可使自己在党内矛盾中处在仲裁者的有利地位。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从1934 年4 月
起，王明在莫斯科陆续做出一些姿态，试图建立起和毛泽东较为亲善的关系。
1934 年4 月20 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共中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
诸如在苏区发动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所存在的「不可忽视的严重弱点」，
信中指出：
（中央政治局）A、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时常将个别的错
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没有一个白区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领
导之下的群众团体的党团，不被指出过（甚至不只一次的）犯了严重的或不可容
许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两面派的错误，……决没有领导机关的路线正确，
而一切被领导的机关的路线都不正确的道理，此种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既不合适
实际，结果自不免发生不好的影响，……B、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比
如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有个别同志在文章中，客观上将各种的错误，都
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
①王明：〈中国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政策〉，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年），页222—23。
②程中原：《张闻天传》，页168－70。
③据1934 至19SS 年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岳（盛忠亮）回忆，1933年下半年至1934 年春，共产国际多次来电，要求为王明进
入中央苏区加紧准备香港——汕头——闽西秘密信道，上海中央局为此曾两次派人前往香港进行布置，但最终因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
党逮捕，王明返国计划被迫取消。参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北京：现代史料编刊杜，1980 年），页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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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
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①
王明、康生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但是这封信还是使已进行
一年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停了下来。
1934 年8 月3 日，王明、康生又就当年1 月18 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
决读案》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王明、康生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对第
五次反围剿政治意义的评估、扩大百万红军、以及有关对「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解释
等三个重要问题上，都存有「问题」，「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对博古的这类批评，不仅未被承认，反而将其定为是王明的主
张，王明当年对政治局的批评意见，几乎被毛泽东全盘接受下来，只是已被当作批判王
明自己的武器。
1934 年9 月16 日，王明、康生再一次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这封信可能是中共中央
大转移前来自远方的最后一次信息。王明在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准备召开七大以及对西
北问题的指示后，专门谈及共产国际出版毛泽东文集的事宜：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指毛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引者注），中文的已
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
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
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有极大的作用。③
随后，在中共代表团的协助下，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一书，收有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等文件，并译成俄、英、德、日等文字，在
苏联和世界各国发行。这样，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人能够有资格在苏联出版文集
的，除了王明，只有毛泽东。
在王明、康生9 月16 日来信后不久，1934 年10 月10 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
及八万六千名红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对于这一决定，王明事先是知道的。1934 年5
月，中央苏区军事战略重镇广昌被国民党军攻占后，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
将主力撤离江西，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④在共产国际覆电
批准转移计划后，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以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战
略转移的全部准备工作。从1934 年10 月上旬红军长征开始，瑞金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
就已中断。直到1934 年11 月中旬，王明在莫斯科通过上海日文新闻联合通讯社11 月
14 日发布的消息，才知道红军开始长征。
王明在这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国内中共中央的批评。1934 年11 月上旬，
王明向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六次战争与红军战略）的报告，
①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 年4 月20 日），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226-17。
②〈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 年8 月3 目），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255-57。
③〈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 年9 月16 日），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页184。
④《周恩来年谱》，页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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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14 日，又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因为红军已开始长征，未能传送至中共
中央）。王明的报告及信件都提出中共中央犯了忽略国内形势「新特点」的错误，尤其
在军事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误和弱点」。王明还批评了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方针，
宣称由于没能援助十九路军，最终导致闽变的失败，从而加剧了红军冲破蒋介石围剿的
严重困难。在中央红军撤出江西苏区的背景下，王明对中共中央的这些批评，与已经形
成的严重危机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他与博古等在一系列问题上分歧的合乎逻辑的发
展。
1935 年1 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一段时间内，王明并不知晓（王明是
在1935 年8 月20 日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才获知有关遵义会议的详情的），王明尽
了很大努力，试图恢复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1935 年初春，王明派李立
三、段子俊和一个熟悉无线电通讯的波兰人前往中亚的阿拉木图，李立三专门派了两批
人，携带无线电密码本经新疆回国寻找红军，但都未获成功。①此时的王明并不知道博
古已经下台、毛泽东重新出山的消息，他仍然继续在一些重大场合中向毛泽东表示敬意。
1935 年8 月7 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的
报告，他在报告中例举了十三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将他们称之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
材」。在这份名单中，毛泽东位居第一，而博古仅排在第十二位。②
纵观王明在1931—1935 年对毛泽东的认识及态度变化的过程，可以发现，王明对
毛泽东看法的转变是与他和博古分歧的逐渐扩大互相联紧的。1932 年后，王明受到共
产国际调整政策的影响，其原有的极左思想发生明显变化，而在国内的博古因消息闭塞，
兼之头脑僵化，却继续恪守共产国际旧时的政策。王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党内
高层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改善并加强与国内毛泽东的关系，就成了
1934 年后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动之一。王明相信自己在党内所处的地位是不可替代
的，他已作好准备，和毛泽东等其它领导人携手合作。
四 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1935 年3 月，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奉命离开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于5 月辗转
到达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后，陈云与已在上海的陈潭秋、杨之华、何实山等会合，作
为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经由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密安排，在沪搭乘苏联货轮，
前往海参崴，于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日的8 月20 日到达莫斯科。在这之前，上海中央
局派驻北方的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重要干部，前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化名陈刚也抵
达莫斯科。从陈云那里，王明第一次了解到有关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全部详情。从此，在
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①参见唐纯良：《李立三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115。
②参见王明：《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1935 年8 月7 日，载《王明言论选辑》，页449。1937 年王明返国后，对原文作了修改，在被列
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的中共领导人中，删去了张国焘的名字，增补了董必武、徐特立两人，博古由原排行第十二位上升至第五位。
参见《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汉口：中国出版社，193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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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围绕统一战线问题产生的意见分歧，始终占据突出的位置，
成为日后毛、王公开冲突的导火索。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奉行共产国际的关门主义政策，号召建
立下层统一战线，「武装拥护苏联」王明对此政策的推行负有完全的责任。从1931 年
11 月王明抵苏至1932 年底，王明全力支持这项政策，但是从1933 年初开始，随着共
产国际政策的调整，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而成为中共领
导层中倡议转变政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第一人。
1932 年8—9 月，王明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这次会议鉴于欧、亚
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严重形势，开始修正过去的一些僵硬的观点，认为存在着争取社会民
主党下层群众、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王明受到这次会议的启发，逐步酝酿在中
国也调整政策。
1933 年1 月I7 日，王明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起草了著名的〈中华苏维埃临时
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
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明确宣布，中共愿与国民党外的一切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
党派进行合作，共同抗日。
1933 年1 月26 日，王明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共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
党员的信，史称「一二六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主张。同年春，王明还参与指导国内的中共组织与冯玉祥的联络活动。
1933 年10 月27 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应关注「民族革命战争的策
略问题」，并随信附上他们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这份呼吁「立即停
止一切内战」的文件，经宋庆龄等l779 人签名，于1934 年4 月20 日发表后，在国内
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1934 年春共产国际预备召开七大期间，王明思想转变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该
年春，共产国际加紧酝酿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这一新动向，对王明产生
了重要影响。1934 年4 月20 日、9 月16 日、11 月24 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
信中都提出打破关门主义、改变打击中间阶层的过左政策的主张。而到了1934 年11 月，
王明在他的〈新条件与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
年8 月，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年10 月，王明在与中共
驻莫斯科代表团广泛协商讨论后，起草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在巴黎的中共报纸《救国时报》发表，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除蒋介石以外的国内一
切党派，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而到了该年底，王明在《救国时报》撰文，宣传「联
蒋抗日」，将蒋介石也纳人到统一战线的范围。
然而，根据现有的资料看，1935 年前的中共中央对于王明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意见，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由于国内反应冷淡，王明还托从莫斯科返国的同
志向国内领导机关传达口头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