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16) 高华2012-03-20 07: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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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对「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长期持否定态度，对会议主要内容
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党史著述中，一般将这次会议列入「毛泽东反对王明右倾投降路
线」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背景部分，其主要论点：一是全盘否定王明在会议上所
作的报告，指斥其为「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第二，绝口不提王明的报告获政治局一
致通过，以及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定。1987 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
史大事年表》，在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上首次发生变化，在继续指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的同时，开始承认王明的报告「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
①官方权威的党史研究部门局部修改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它意图表明抗战之初，中共就怀有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1934 年1 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以来第一次有绝大多数政
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也是1931 年后中共的国内领导机构与派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实现
汇合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是中共中央事先议定的，并非出于
王明的压力。1937 年11 月初，毛泽东就已知王明即将返国的信息，毛估计王明返国后
必定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不可避免，尽管毛内心十分不悦，但
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通知他们返回延安参加会议。1937 年11 月5 日，
毛发电报给周恩来，催促周来延安开会。②11 月15 日，毛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再
次提及周回延安开会事。③远在南昌的项英，如果不是较早接到开会的通知，是来不及
赶到延安准时参加会议的。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的会议，它改变了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开
会一般多邀请重要军事干部参加、常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开会的惯例。出席这次政治
局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共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
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员和政治
局委员，但作为中共元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四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缺席：
朱德、任弼时在山西八路军总部，
邓发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主持八路军办事处。
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疗。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
主角。在12 月9 日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
的报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报告。王明在会议上传达
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中共必须加速转变内战时期的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在论及抗战以来中共政治方针时，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公开点名指责了
刘少奇。
①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128。
②〈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 年11 月5 日），载《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1。
③参见〈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11 月15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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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在报告中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
他认为不恰当地强调「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将抗日与民主、民生问题
并列，都是不对的。王明说，群众运动要取得合法地位，应去国民党政府备案，在抗日
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王明举洛川侩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抗日的
民族团结」放至第十条作为证据，指责洛川会议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份强
调了独立自主。王明还说，洛川会议虽主张发动群众，却没有找到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
即没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王明批评1937 年9 月25 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
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王明认为，国民党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联共是根本转
变。王明强调中共参加政府的条件是看政府是否抗日，只要国民党抗日，中共就可以参
加政府。王明还认为，把复兴社看成是法西斯也是不对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特征是对
外侵略，而复兴社分子仍抗日。
王明在报告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泽东在1937 年11 月12 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
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某些论断。王明认为，所谓卢沟桥事变前党的主
要危险是「左倾」、之后是「右倾」的分析，夸大了右倾的危险，是一种机械论。王明
认为：在报告大纲第十九条中的提法——即「是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
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也是不对的。因为历史
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应提「共同领导」。王明表示不应空喊领导权，
空喊只会吓走同盟者。王明还反对在国民党和其它政治派别中划分左、中、右，认为只
可划分抗日或降日派。王明也不同意中共对章乃器的批评，他指出章氏提出的「少号召、
多建议」口号不无可取之处，中共应与国民党采取商量建议的方式，而不宜在政治上号
召要这样办，那样办。
如果说王明对毛泽东还多少有所顾忌，未敢直接点名，只是就毛撰写的1937 年11
月12 日大纲进行了批评，那么，他对刘少奇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王明点名批评刘少奇
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过高」、「过
多」，而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问题。王明认为，中共目前应与国民党「求
同而非立异」。①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报告基本上是「宣
达圣旨」，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当前任务的观点。1937 年11 月初，
在王明返国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召见了王明、康生、王稼祥、邓发。斯
大林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指望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身陷中国战场的泥沼而无力进
攻苏联。②11 月14 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谈道，中共应遵循
①王明在1937 年12 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至今仍没有完全公开。《六大以来》收有他在12 月9 日会议上所作报告提纲〈如何进行全
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但是王明在会上另有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即〈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 年12 月
9 日），近年来在少数权威性著作中披露了若干内容，详见《周恩来年谱》，页3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
页392；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 一1949）》，页506-507。
②参见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 年5 月），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和研究》（1986 年汇编本），
页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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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不要过份强调独立自主。①斯大林认
为，中共力量薄弱，无法充当统一战线的核心，蒋介石则可充当这个角色，中共不要刺
激、惹恼蒋介石，而要全力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对于毛泽东，斯大林既不熟悉，也不
放心，②且十分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忠实贯彻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因而派其门徒王明返
回中国，监督中共执行这个联合国民党的新方针。对于王明所肩负的使命，共产国际总
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给予清楚的阐释。1937 年8月10 日，季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讨论中国形势的会议上，对中共能否转变政策信心不足。他认为。由于中共过去领导红
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时还是这些人却要执行另一种政策，对于中共这将是十
分困难的。因此「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辩明方向、有朝气的新人去帮助中共中央」。 ③
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眼里，王明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踌躇满志，毛泽东为欢迎他回国
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麻痹了王明，④无形中膨胀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识，使王明陷入了
错误的判断。王明在报告中无视毛的权威，将他个人自1934 年以来与毛修好的努力毁
于一旦。王明以为刘少奇没有实力，以批刘来影射毛，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促使毛泽东
与刘少奇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紧联合。
所幸，这一切对于王明还是未来的事，现在则形势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几乎所有
的政治局委员都一致拥护王明的报告，连毛泽东也被迫予以附和。
王明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在12 月11日的发言中，对毛泽东抗战以来的言
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周恩来说：四个月来未能推动抗日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主要
原因是由于以前「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不应把片面抗战、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硬要
请片面抗战必然失败，以后全面抗战必然胜利，这不符合辩证法。⑤
周恩来认为，以山西情况为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
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
及行动。63 ⑥周提出，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会妨害统一战线，应公开指出并纠正统
一战线中的错误，使友党更加信任和佩服我们。 ⑦
周恩来的发言反映了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观点，形势明显对毛泽东不利。他强
忍心中的不快，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被迫对王明、周恩来作出妥协姿态。毛在会议
的发言中承认存在着王明所批评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的情况。⑧
毛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主张，但是，毛并没有完全
①《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5。
②瓦?崔可夫（1940 年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和蒋介石的苏联总军事顾问）：《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0 年），页34-36。
③〈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7 年8 月10 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3 期。
④据1937 年11 月29 日随王明飞抵延安的王明的警卫员李光灿回忆（陈光灿原为西路军战士，1937 年11 月中旬由八路军驻迪化办事
指派为王明的警卫员，在迪化登机护送王明等抵延安），王明回延安后，毛泽东等在陕北公学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毛在讲话时「很热烈，很
兴奋……好象喝了点酒」。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页287。
⑤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
⑥《周恩来年谱》，页393。
⑦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
⑧《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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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自己的立场，仍坚持认为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看「谁吸引谁」的问题。①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了毛泽东早些日子对党内形势的预测：随
着王明返国，将有一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的周围。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毛泽东
实际上早已有所准备，从12 月上旬就对自己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立场作了局部调整。1937
年12 月6 日，即在王明到达延安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就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
八路军总部，要求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加强部队的统战教育。在这份电文中，毛尤
其强调八路军应与阎锡山及地方行政机构多方沟通，避免发生摩擦，指示八路军停止自
行征粮、征布，所需物品改为「向政府借拨」。②尽管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强硬
态度已有所软化，但仍未能减缓王明等在会议上对自己的进攻。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处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响应，但王明获
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会议宣布改组
中央书记处，决定不设总书记一职，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
明分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公布了有十六人组成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他们分别是：
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项
英、刘少奇、康生、陈云、邓发、凯丰。③
据张国焘回忆，这份名单是得到斯大林批准，由王明在会议上宣布的。由于王明「事
先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名单，毛泽东「似感不安」。但是毛对这份名单并未表示反
对意见，其原因可能是这份新名单与原有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基本一致，王明并没有将新
人塞入这份名单。在新公布的政治局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产
生的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原为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次未进入政治局。彭
德怀、张浩于1936 年1 月进入政治局，但是不久就不再通知张浩参加政治局会议。张
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动员张国焘北上的使命完成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职也就停止
了。在王明拿出这份名单宣布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他要试探一下王明。毛
在会上「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力主将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则竭
力表明，他提这份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④经这番试探，毛泽东已知王明确无取
而代之的意思，也就不再坚持了。
对于毛泽东而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两件令人
快慰之事，这就是会议决定终止党中央「负总责」之人的设置，剥夺了张闻天实际担任
的总书记一职，⑤并把周恩来逐出了中央书记处。①
①中共迄今仍未公布毛在1937 年12 月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全文。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少量片断散见于近年出版的某些官方权
威论着中，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此处资料来源于马齐彬（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抗战初期的王明
投降主义路线错误〉，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 年第1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8。
②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电〉（1937 年12 月6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一1938），第11 册，页400－401。
③参见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年），页296。
④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页424－25。
⑤张闻天于1938 年4 月12 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声明，说明自己从1937 年12 月后即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之职。这个声明
实际上是由王明起草，以张闻天的名义在武汉发表的，此亦说明王明回国后张闻天政治地位已下降。然而在以后清算王明在武汉「闹独立
性」时，却没有就此事特别指责王明，盖因剥夺张闻天「总负责」的名义亦符合毛泽东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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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十年代中期始，中央书记处长期承担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功能，1934 年1 月
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四人组成，是党的最高
权力机构，由博古在书记处负总责。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王稼祥进入
书记处，项英因留在江西，事实上停止了书记的职权，新的书记处有张闻天、毛泽东、
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五位成员，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即实际上的总书记一职。
这种人事安排一直持续到1937 年12 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不设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由总书记变为书记之一，地位明
显下降，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守势时，毛宁愿此位空缺。会议还免去了周恩来长期担任的
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从
苏联返国的王明等三人，在书记处占了五分之三的比重，从表面上看，王明似乎占了上
风。原中央书记博古、王稼祥也被免去了书记的职务。
周恩来离开中央书记处标志着周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已明显减弱。不知是王明的
政治敏感较差，还是他想和过去的路线撇清关系，王明眼看看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这
三位过去路线的代表人物离开书记处竟毫无反应。周恩来地位的下降显然符合毛泽东的
心意，毛反感周恩来向王明靠拢，而无援周之意，毛将乐意看到周恩来与王明的关系出
现裂缝。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张闻天的打击十分沉重。张闻天本来就对王明返国抱有警惕，
担心王明将取代自己成为党的总书记，如今不设总书记一职，使王明、张闻天皆有所失。
目前王明的地位上升，张闻天对王明的不满也急剧加深，毛泽东将坐山观虎斗，看彼等
四分五裂。互相内讧，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达成的毛泽东、王明共治的局面，还体现在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共
七大准备委员会等有关人事安排上。该委员会共有二十五人，除了十六名政治局委员，
还包括了数名党的元老和重要的军政干部，由毛泽东担任委员会主席，王明担任书记。
在准备委员会之下，另成立由书记处五名书记组成的秘书处，周恩来、博古、项英等皆
被排除在外。②
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遭到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挫折，毛泽东的权威受到王
明等的沉重打击，政治局几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张，使王明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急剧
扩大。毛泽东将被迫与王明进行合作，形成了对毛极不情愿的毛、王体制。在这种体制
内，毛泽东暂时不占优势，而王明的地位则相对稳固。
在毛泽东暂时处下风的时刻，毛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任何的悲观。毛牢牢掌握着军
队和与莫斯科的电讯来往。毛清楚知道，王明得势的原因是他的莫斯科代言人角色，以
及周恩来等对王明的支持。毛相信，将王明与周恩来等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政见上的一致
①有关周恩来在1937 年12 月政治局会议上被免除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事，可从政治局在1937 年12 月13 日通过的准备召集党的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证实。该决议宣布，成立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周恩来虽被列名在内，但是在准备委员会
下设立的组织秘书处成员只有中央书记处的五名书记，周被排除在外。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
页406-407。
②参见〈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7 年12 月13 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36——1938），第11 册，页40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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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宗派上的结合，因此，一旦形势转变，周恩来等将会改变看法，转而支持自己的主
张，彭德怀等也会迅速转变过来，周与王明的结合也就会随之结束。此次会议决定王明
将率代表团前往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并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此项决定也有利于毛泽东。
王明远离延安，也就避免了在延安出现「二主并立」、分庭抗礼的尴尬局面。对于张闻
天等人，毛泽东更有充分的信心，毛断定张闻天因利害关系绝不会与王明「重结二度梅」，
毛且作好准备，等看看他们互相火并。至于王明，则有很多理由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
结果而高兴。首先，他的报告被与会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们都对他表示了热诚的
欢迎；其二，政治局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代表团「在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①中共中央
表彰了代表团，也就是对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会议上得到确定，成为
党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自己显示了政治领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国际背景，争得了在政
治上「帮助」毛泽东的资格，跟随自己从莫斯科返国的康生等也都成了书记处成员；其
四，会议决定成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这将使王明成为国内活跃的
领袖人物。
在胜利的喜悦中，王明没有看见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正慢慢聚集，在十二月政治局
会议上，由于王明不能保证争得苏联军援，对他不满的气氛已经悄悄出现。
早在江西时期，中共就迫切希望从苏联获得军援，但苏联一向口惠而实不至，令中
共军政领导人大为失望。1933 年，中共听信了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顾问弗雷德（驻上
海）和李德的许诺，在瑞金花费大量人力修建了机场，准备迎接苏联军用飞机的降落，
结果是望断秋水，空欢喜一场。②1936 年8 月25 日，陕北局势危急，红军财政、粮食
已达最后极限，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急电王明，希望王明向苏方请求给红
军提供飞机、大炮， ③以实现红军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的计划，此项求援也
因各种条件的制约，最后也未能落实。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王明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恪于「中苏互不侵犯
条约」的限制，对中共基本没有提供军火方面的援助。令中共领袖们普遍反感的是，当
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沿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公路，向重庆运去的时
候，苏联军用飞机只给延安送来一些中文版的斯大林、列宁著作和少量的高射机枪、药
品、大型无线电台等。于是领导人抱怨——「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军火给了资产阶级」。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苏联能否给中共实际的援助。
王明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作了解释，表示苏联不大可能给延安军援，王明的答复令所有
人失望。 ④对苏联不满的情绪已经存在，只要稍加鼓动，十分容易将矛头转向王明，作
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既然是被斯大林派回来的，可是在帮助国内的斗争中又作出
①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402。此决议如同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其它决议一样，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隐瞒，直到八十年代后才陆续予以公开。
②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86。
③《周恩来年谱》，页318。
④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页41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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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具体贡献呢？苏联不给中共军火，难道与王明的无能没有关系吗？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的胜利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王明只看到政
治局委员们支持他的一面，而没看到这种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面。王明与多数政治局委员
只存在一般的工作关系，并无历史渊源、个人友谊作这种关系的基础。他忘记了，这种
建立在政见一致基础上的政治上的结合，经常会因形势变化、人际关系等因素而处于波
动中。少年得志的王明只是一个深受俄化教育的共产党新贵，对这种世故哲学似乎理解
得不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十分微妙，尽管王明影响上升，
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稳定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把「宝」押在王明一边，而是
谨言慎行。在毛泽东、王明之间犹疑摇摆。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王明的态度是友好的，但他们对毛泽东也很尊敬，且一切
都是光明正大，和王明没有任何私下交易。
康生和陈云是王明昔日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康生虽然多年来与王明密切合作，但甫
抵延安，却小心翼翼，实际上是在默默估算毛泽东与王明各自的实力阵容，为自己要走
的下一步棋在暗中准备。陈云虽与王明共事较久，但是只限于工作关系，与王明谈不上
志同道合。没有任何证据可显示康生、陈云会在政治上继续支持王明。
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这位中共在江西时期的捷尔仁斯基，早在遵义会议后就已权
势大减。邓发因狂热肃反，在党内、军内积怨甚多，加之邓发与周恩来关系密切，1936
年4 月，就被毛泽东、张闻天打发去了苏联，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摊子也早由毛泽东
的老部下王首道接替。目前邓发担任了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已远离权力核心，邓发
甚至连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也未能参加。邓发对王明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帮助。
博古是王明昔日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与毛泽东对垒，对王明返国自然是由衷的高兴，
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一些话却使博古很不满意。王明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
确和立场公正，对博古主持的1934 年1 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①王
明此举只能使博古对自己徒增不满，从而影响两人的关系。
王明真正的支持者只有项英一人。项英多年来就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存有严重的怀
疑，长征前夕，项英曾预感到毛将利用党的危急形势，夺取最高领导权。 ②1937 年12
月，项英从南方赶赴延安，与分手三年多的战友们重逢，并参加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在项英的眼中，王明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党的领袖，更是抗衡、制约毛泽东的最佳人选，
因而，项英真诚的拥护王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项英任书记中共东南分局，
在党的关系上，直属长江局领导，新四军则受延安和长江局双重领导，项英对这项安排
由衷地满意。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王明在严重冒犯了毛泽
东之后，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党内头号敌人。正当王明自呜
①王明在1937 年12 月10 日下午的会议上作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王明在会议快结束时说：「我们现在估计党中央的
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要估计到较大的错误便是五中全会的决议。」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303。
②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1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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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陶醉在眼前的胜利时，毛泽东则在妥协、退却烟幕的掩护下，为打败王明卧薪尝
胆、积蓄力量。
四 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1937 年12 月18 日，仅距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闭幕四天，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率
领中共代表团就抵达武汉。12 月23 日，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举行会议，决定将两
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
中共长江局是陕北以外中共最大的组织机构，在长江局集中了当时十六名政治局委
员中的五人，他们分别是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以及1938 年4 月调入的凯丰。在
长江局担负领导工作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三位中共元老（林伯渠不久调任中
共驻西安办事处代表），以及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吴克坚、廖焕星（王明在莫斯
科期间的秘书）等。
长江局是1927 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最重要的机构。长江局
担负着领导南中国中共地下组织和新四军的工作，承担与国民党谈判以及联络社会各界
的繁重事务。长江局还公开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①由于长江
局工作范围极其广泛，对中共全局性的路线、方针发挥看重大影响，其领导人在中共党
内声名显赫，所以长江局又有「第二政治局」的称呼。
中共长江局的核心灵魂是王明和周恩来。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得到周恩来
的有力支持，会议之后，王明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明显增强。王明、周恩来抵汉后，
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全面落实、贯彻「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强国共合作、巩固
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从而与毛泽东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王明、周恩来强调中共应尽力维护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与国民党「开诚合作」，
对国民党的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特别在成立地方政权问题上，中共应事先
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促成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1938 年1 月
28 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边区临
时行政委员会不向国民政府备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评，认为此举「对全国统战工作将发
生不良影响」。 ②
在军事问题上，王明、周恩来主张中共领导的武装游击队应取得合法地位，他们并
且认为中共军队应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应抽调八路军主力参加对日作战。1938 年1
月11 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调刘伯承师或林彪师，待
日军进攻郑州紧急时，渡黄河参加陇海路西段的战斗。③
① 1937 年12 月2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汇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经过及人事安排事项，并要求共产国际派曾
在巴黎办中共报纸《救国时报》的吴玉章、萧三、廖焕星回国办《新华日报》。
②《周恩来年谱》，页398、402。几年后此封电报被当作「王明投降主义」的罪证受到严厉批判，建国后在略去周恩来等名字后，反复
受到批判。
③《周恩来年谱》，页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