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黑色的贵州
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几年，贵州省是非正常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省。据公开出版物《中国人口·贵州分册》的数据计算，1959年贵州省共有1700万人口，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90万，全省平均非正常死亡率为53‰，此外还少生的120万人。这是按官方数据算的，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人说大饥荒期间贵州省饿死人150万，但无从查证。曹树基用他的方法算出贵州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
2002年12月，我应邀到云南玉溪抚仙湖一个经济论坛作演讲。会后我到云省档案馆查了几天档案。之后，我乘火车到贵阳，计划用几天时间专门查阅贵州档案。新华社贵州分社的朋友很支持我，除了我带的介绍信以外，分社又为我开具了一个用词更为恳切的介绍信。经省委办公厅同意，我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目录。不到一天时间，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录：目录号都是3，案卷号在括弧内：
1957年，各地农村大辩论报告（1521）；
1958年12月，周林同志在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691）；
1958年2月，省委一次会议向中央的报告（1684）；
1958，安顺、黔南关于粮食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报告（1758）；
1958，铜仁、黔南关于灾情工作的意见（1761）；
1958，各地、州委关于大办钢铁铜的意见报告（1786）；
1958，遵义、安顺关于灾情等工作的意见（1762）；
1958，中央、省委关于平息叛乱的报告（1754）；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1856）；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及批几位同志的右倾（1870）；
1959，省委批转吴肃等同志有关农村工作的报告（1964）；
1959，各地、州关于发生疾病及防止、治疗情况的报告（1970）；
1959，各地、州委关于粮食工作、粮食调运工作的请示报告（2034）；
1960，周林同志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2081）；
1960，四级干部会议简报（2082，2083）；
1960，省委书记处遵义会议记录，贵州人口变化统计（2118）；
1960，关于“共产风”的表现和危害（2123）；
1960，中央检查团赵方等人的报告（2125）；
1960，省监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意见（2159）；
1960，遵义地区饥荒情况（2167）；
1960，各地、州农村饥荒情况（2169）；
1960，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的报告（2209）；
1960，公安厅关于几个地区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2215）；
1960，省工会关于劳逸结合、安排群众生活的报告（2251）；
1961，各地关于病情和防治疾病的报告（2423）；
1961，遵义地区粮食包产到户的情况报告（2452）；
1961，安顺、毕节等地食油、粮食问题的批复（2503）；
1961，张才书、杜仲文等人反映“五风”情况（2517）；
1962，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报告（2616）；
1962，1960、1961、1962年上半年人口统计（2617）。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做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查档不成，朋友们安排我游览了黄果树瀑布、天生桥和贵阳市。贵州查档无功而返。我把档案号抄在上面，对以后的研究者也许有用。
看不到档案，我只好利用其它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写了这一段。等档案开放以后，再加以充实。
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在大饥荒期间，贵州这个很不发达的省份，却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大力推崇。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另一个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经验。这两个经验应当归功于省委书记周林。
周林，三年大饥荒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他1912年生于贵州国酒之乡怀仁。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调任贵州省副省长、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他衣锦还乡，却没有给家乡带来好处。周林在贵州主持工作期间，高举“三面红旗”，迎合毛泽东的意愿，对贵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周林受到了批判斗争。1977年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北大期间，于1979年7月为马寅初平反。周林于1997年逝世。这说明一个干部能干坏事，也能干好事，关键在中央的路线正确与否。
1958年，贵州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数字，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到各自所属公社的生产队，以队为计算粮食购销的单位。对农业社的定购数，以1957年农业社（户）的统购粮食数加上1958年增产部份的增购数为准，1958年比1957年增产的粮食，一般增购其22%。定购数核定后，自1958年起，5年基本不变，增产不增购。农业社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品种，在每年春耕生产以前由国家分配一次，并实行“定时、定点、定质、定量、定品种”的“五定”交接合同，使入仓工作制度化。1958年3月和8月，贵州先后召开两次财贸工作会议，确定商业“大跃进”十大纲要，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某些人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农业生产出现高指标，高估产，浮夸风，随之出现的是粮食高征购。1958年，全省夏秋粮食长势很好，一度估计产180亿斤，由于农村抽调大批劳力支援工业，使一些已经成熟的粮食丢在地里无人收，造成了丰产不能丰收。同时，城市和矿区增加非农业人口60万人，粮食需求量增长很大。因此，将粮食征购任务调增到36亿斤原粮（下同），后来粮食产量降到104.98亿斤，比1957年减产2%，而征购完成33.53亿斤，比1957年增加23.8%，人均留粮又比1957年减少35斤。
1959年和1960年，生产急剧下降，局势非常紧张，为了保证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1959年实行“多购少销”原则。采取“四快”（快收、快打、快购、快运），“四边”（边收、
边打、边购、边运）办法，打破历史惯例，在9月底前突击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向“国庆献礼”，在产量减到84.64亿斤的情况下，征购原粮仍达40.17亿斤，占产量的47.5%。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23亿斤，征购则占产量的52.1%，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斤（原粮），
降到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
215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天只有0.4斤。经过层层克扣，农民能吃到嘴里的只有2-3两粮。这还是全省的平均数，一些差的地方更少了。从粮食部的角度看，贵州省的征购数要小一些，1959年征购不是贵州省志上说的40.17亿斤，而是33.50亿斤。1960年的征购数为23.53亿斤。
表12-1 1957－1961年贵州省粮食情况
项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107.1 114.5 84.8 67.77 63.5
贸易粮 93.13 99.57 73.74 58.93 55.22
征购(亿斤) 22.09 27.78 33.5 23.53 15.86
销售(亿斤) 15.14 25.53 27.08 26.33 14.25
净拥有(亿斤) 86.18 97.32 67.32 61.73 53.61
总人口(万) 1680.9 1710 1744 1643 1623.5
人均净拥有(斤) 512.7 569.12 386 375.72 330.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贵州》。
表12-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60－1961年度，人均净拥有为375.72斤，其中口粮大约有263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大约只有低于2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7月，贵州省遵义地区几个县发现农村饿死人的问题很严重。省委在遵义召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遵义死人的事件。当时王民三正在黔西调查，突然接到电话，要他连夜赶到遵义。在经过金沙县时，县长邱继刚向他介绍了一种代食品：用榨过油以后的油菜籽饼，用冷水浸泡三小时，再晾干粉碎，蒸成窝窝头。王民三吃了一个，发现比谷壳、麦糠好吞咽一些。榨过油后的油饼过去做肥料，现在成了好食品。他就带了几十个到遵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他摆在一张桌子上，向省委推荐。省委接受了，就在全省推广。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委还于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篇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1，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健全了制度，克服了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2，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做好入仓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贯彻执行快收、快打、快购、快运的方针；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按时完成。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很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
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
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帽子，从而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王民三在上引回忆中写道：1959年底，贵州正在挨饿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讲话，号召搞代食品，并介绍了北京市用槐树叶作食品的经验，采集树叶在北京形成了运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
1961年，省级机关干部吃粮标准由27斤降到25斤，接着又降到23斤，没有其它营养，浮肿病在干部中迅速蔓延开来。厅局负责人患浮肿病的也相当普遍。根据省委书记周林的意见，在贵阳市省府路贵阳饭店办了临时厅局长浮肿病院。，住院人数达六七十人。省里各团体也办了浮肿病院，省粮食厅大楼三楼会议室就改为病房，挤满了浮肿病患者。
1961年3月，王民三奉副省长徐健生之命去安顺察看，徐副省原来以为安顺问题不大，没听说死人的事，打算从安顺调点粮食。安顺地区地委书记孙汉章告诉他，安顺地区已死了一万多人。孙汉章对王民三说：“请你务必向省委反映，安顺地区现在实在无力向上调粮食了，我们虽然没有遵义、铜仁那样严重，但势头不好。在蔡官公社，公社书记说，已经死了2600多人，还有2000多人浮肿。旧州公社拉岩小队，共有32户，已死去122人，有6户死绝，浮肿人数200多人，全家躺倒的有64户。到村外四处一看，不是十几个棺材，就是七八具没有掩埋的尸体。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
贵州办食堂的经验“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刻，1960年2月16日到18日，贵州省委召开了三天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报告是2月24日发出的，报告说：
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固定的食堂中出现了一些办得很好的，其特点是：1，巩固地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员一律参加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2，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管理；3，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首先是口粮管理制度，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原则；4，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5，炊具改革很有成绩，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饭菜质量。这些办得好的食堂已经成为生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巩固了人民公社，生产也搞得很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有的还提高了集体化程度，形成了较大的居民点，为建设新农村创造了条件。
报告说，群众热情地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 劲头高又高”。报告还煞有介事地说：“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有些办得好的食堂，由于解决了吃菜的问题，社员个人种菜已无多大必要，所以有的已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留地转交给食堂（在这个报告的后部分，明确强调“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2，有些地方由于办好了食堂，有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有了依靠，所以就纷纷集中到食堂周围。若干个小居民点，集中成一个较大的居民点，这就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个报告也谈到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在这些地方个别已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的现象。这个报告认为“少数”食堂搞得不好的原因是“少数人把粮食霸占起来”、“所谓少数人就是富裕中农，这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也处在他们把持之下。看起来，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
中共中央两天后就向各省、市、共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省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当农民期望摆脱公共食堂的桎梏自求生路的时候，贵州省委却送上了这么一份报告，深得毛泽东的欢心。经毛泽东“全国仿行，不要例外”的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
遵义地区和毕节地区由于问题严重，曾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这两个地方曾发生“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由于档案还未公开，无法弄清事件真相。中纪委副主任李坚（大饥荒年代是中监委处长，曾到很多地方调查过大饥荒中的问题）给了我一份材料，即《中纪委大事记》，其中有遵义和毕节的情况。
中央监委王维舟1960年11月上旬在贵州省视察工作时听取了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李景膺、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等人的汇报，发现遵义和毕节地区的严重问题。
1959年冬到1960年春，遵义地区曾发生大量肿病、死人的现象。1960年4月以来，遵义地委组织了5000人的医疗队给群众看病，组织机关干部20多万人帮助群众秋收冬耕，下放22万多人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但是，这个地区的病人还很多，特别是妇女病。约有36%的劳动妇女患了子宫下垂和闭经等病。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如正安县大阡公社，从1960年8月以来，有4000人患病，8、9两月死亡150多人。
当群众断炊、肿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的时候，遵义地委却大搞计划外的非生产性建设。建有四座大戏院、三座招待所、一座8000多平方米的服务大楼。服务大楼有跳舞厅、照相室、电梯等设备。招待所的门窗、地板是楠木和紫木制成。室内陈设着许多古玩字画、象牙雕刻、高级皮沙发、锦坐垫子等。他们为了美化街道，搞所谓“半边街”，把街道靠河边的民房全拆掉，有的居民被迫搬到山沟里去住，有的至今没有得到安置。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县也跟着学，大搞计划外非生产性建设。从1960年1月到6月，共搞计划外基建项目93个，动用国家资金400多万元。
毕节地区一些县、社干部违法乱纪和群众肿病死人情况非常严重。如金沙县，在县委书记赵广玉、书记处书记王国民的指挥下，从1959年冬起，连续搞了8个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反瞒产私分当中，提出“四光政策”和“十大兑现”。“四光政策”是：小队以上党员干部一律撤光，破房拆光，家具搜光，灶头刮光。“十大兑现”是：凡是刮树皮、挖野菜、杀猪羊、偷庄稼、不出工、死人后戴孝埋坟堆等，都要罚款、抄家。据统计，全县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仅管理区一级干部被撤职、调离、开除、法办的就有250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69%。禹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杨某，私设监狱和劳改队，关押、劳改干部和群众1270人，其中被折磨死的124人，致残85人。这个公社人口外逃、肿病死人情况十分严重。
金沙县的浮夸、浪费现象也非常严重。从1958年以来，他们搞了一千多个“跃进组织”，把13－20岁的姑娘集中起来，从各公社抽调好房子、好地、好农具，单独成立核算单位。实际上她们根本不从事生产，成天敲锣打鼓、跳舞唱歌。有几名县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不管生产，经常带她们坐汽车到各处“参观评比”，所到之处无不唱歌跳舞、大吃大喝。仅县委书记王国民等人1960年开支的汽油费就达8000多元。
上述中纪委的材料是李景膺汇报的。李景膺的汇报并没有完全反映饥荒的严重情况。从遵义地区的湄潭县的情况可见一斑。
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贵州省湄潭县一起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的“湄潭事件”（又称“59事件”），是一次以10多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6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万人。合县后除县机关仍保留行政建制外，区、镇以下均改级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全县有18个人民公社，下设136个管理区，776个大队，5901个生产队。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妨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杀人而食者达16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无法统计。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
“湄潭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惩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其它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1958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8．46亿斤，虚报5亿多斤。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1959年11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桔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孚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
有的农民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又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拢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几爷子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抄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至3个，住院病号6300余人，勉强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个，组织不纯的51个，共82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年8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3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篼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作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贵州的湄潭事件比河南的信阳事件早揭露半年，两地相差一两千公里，而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可见大一统的极权制度有何等威力！
1960年6月，在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县（属铜仁地区），农民群起暴动。带头的有几个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但农民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压下去。擅自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杀。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档案开放后核实。
在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林并没有向中央封锁消息，他向上报告了灾情，但还是缩小了严重程度。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
周林在大跃进中的极左行为和造成的恶果，加上纠正左倾中的“右”为他带来了灾难。在“四清”中他成了斗争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