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是英明的，全是地方官的罪过

日前，新华社连续发表了6篇聚焦房价的“新华时评”，矛头直指地方政府，痛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根源所在——土地财政以及腐败所酿生的高地价高房价。系列评论可能为推物业税开道。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传统上一直流传着一个非常“流行”的政治欺骗。那就是：“当今皇上是一个明君，朝廷也是一个好朝廷，朝廷的政策是英明的，只不过好政策到了地方，都被地方官员执行歪了。贪污受贿的都是地方官员，朝廷是清廉的。”这个政治欺骗到了今朝，主语宾语有所改变，居然还是有极多国民相信。“胡主席温总理是好官，都是清廉明正的，中央政府是好政府，中央官员都是廉明的，政策都是好政策。只不过好的政策到了地方都变样了，贪污腐败受贿的都是地方官员。”

你相信吗？中国国民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是相信这样的鬼话的，而且至少相信了一千年。我推测国民的心理潜在动机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总要给点希望给我自己吧？哪怕真的是欺骗，这已经是我能够有勇气活下去的动机了。要是不这么相信，要么去自杀，要么上梁山扛大旗去。你总不能让我活得一丁点指望都没有吧？

倒也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环境恶化到极点，空气都是臭的，天是猩红的。从胡锦涛到地方政府科员一级，几乎没有几个是干净的。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物价看着上涨了，以前去一躺超市花一百几乎够了，现在一百五才能出门口。这一头说地震，那边又说大旱了。天灾连连，一起比一起严重，要是封建时代，皇帝早就下罪己诏书向天下忏悔了，也就这个执政党能够心安理得的，脸皮比城墙还要厚。时刻不忘记自己表扬自己，抓紧一切机会标榜一下，即便死了十万人，旱了亿亩地，荒了万顷田。

到底腐败贪污受贿的现象是地方严重还是中央严重？其实真实的逻辑非常简单，省一级别的地方官员面对的是一省官民，那么黑色利益也基本上来自这个省，从市到县基本上也都是如此。那么中央官员呢？他们面对的是全中国，那么给他们送钱换取利益的，也来自全中国。封建时代，经常会有地方的大小官吏向中央报告灾害或者讨取赏赐的时候，都“未出京畿而散其大半”，就是说从中央拿到的好处基 本上都留给京官了。为什么呢？因为打点好的中央官员，地方官员就可以回去刮地皮了。京官打点不好，地方官的位置能坐稳吗？他们手上多的是权力，而利益则隔了地方官一层，所以换取利益是由地方官员进行的。与普通百姓隔了一层，看起来京官不会直接搜刮国民，民众觉得还是中央好。其实大家感觉不到的，是京官要跟地方官分赃的，地方官员刮的地皮，必有相当一部分送到了京城。所以历朝历代，京城是全中国最腐败的地方，中央官员才是真正的大恶。胡锦涛是首恶，温家宝、习近平、吴邦国、贾庆林等次之，然后再次、再再次。

即便地方官员都不是好东西，那么有中央的责任吗？怎么能没有？中央责任更大，因为所有的高级地方官员全部都是中央任命的。而更低级的官员都是中央任命的地方大员任命的，或者是中央任命的地方大员任命的人任命的。怎么可能中央官员能逃脱责任？中国是中央集权制度，地方官员的权力受到中央限制制约的。跟西方自由国家不同的，比如美国，他的州长、市长都是选民选举出来的，他们要效忠的是选民，而不是总统。他们不是总统、议会任命的，所以他们的权力更大，但是受到的地方议会、法院等等的制约也更多。中国呢？中国的任何一级的官员都是层层上级任命的，所以任何一级的官员犯罪、犯国，中共中央都难逃其责。只不过中共中央的权力是无限的，最高的，没有任何人能管理、监督、制约他们，于是他自己爱负责就负责，不爱负责就不负责而已。

所以哪里来的“中央政策是好的，错误都是地方官员犯的“？逻辑何在？道理何在？道义何在？这从来都是最典型的政治欺骗，可惜国人的脑袋都被洗得跟白痴似的，一个愚蠢的政治欺骗用了六十年，居然还有那么多的国人相信，简直就是中国的杯具。五毛同志们绝对不会同意我的意见，他们会说山高皇帝远，管也管不过来的。这又是欺骗了，管不过来你赖在那执政党的座位死不下来？难道你们年年搜刮那么多的民脂民膏，用一句管不过来就把责任都推掉了？管不过来说明中共中央无能、饭桶、白痴、不称职，那就应该滚蛋，让有能者居之。说句粗俗的话，你们占着茅坑不拉失，还不许国人批评，还霸占一切媒体天天自我表扬，你们要脸不要脸？

整个中国的一切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制度全部都是共产党制定的，整个中国的一切政治资源、权力都掌握在中共手上，那么中国的任何弊端都必须由中共负责，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

我推近两天

1.

福建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在医院看望重伤小学生时，遭一名妇女下跪喊冤。该妇女8岁女儿遭人强暴后受到严重伤害，她认为教育部门的赔偿根本不够，两年来一直在上访。在向市委书记下跪喊冤后，该妇女被以“违反信访条例”为由拘留。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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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日，湖南省衡阳县石市第十二中学出台一项新校规，凡是迟到学生，都要向老师交纳 5到10元的罚款，还有老师告诉学生，交纳200元至300元包月，可以天天迟到，此举引发了部分家长的不满，石市教育专家认为，学校的举动有悖教育本质。中国社会、中国教育之荒唐一至于斯！！！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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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前，安徽省安庆市某事业单位科室负责人王成因受贿落马，在其日记与移动硬盘中发现，王成先后与500多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据调查，王成受贿与玩弄女性都制定了年度计划。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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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扬州市国土资源局悄悄收回业主们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上进行重新挂牌出让。经过央视曝光后，扬州政府连夜决定中止出让行为。4月6日，央视再次曝光该事件，透露官方获得20亿元转让金，并评论道：为了GDP不要民心。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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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沙天心区规划局局长张力日前向记者公开财产，称家里现有五套住房、两辆汽车以及数十万股票投入，个人存款3万元。此前，张力曾被冒名在网上公示财产， “隐性工资”和巨额房产引发质疑。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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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黑龙江同江市公安局副局长孙巍3月28日被发现在警车内遭枪杀，嫌犯刘祥军已被拘。警方称因孙巍与刘祥军有个人恩怨被害。据悉，双方家人均不知二人有何恩怨。有传言称，同江公安局前政委陈晶为报复孙巍举报自己赌博，指使刘祥军杀人。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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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苏如皋一家食品添加剂公司在生产面粉增白剂时加入了石灰粉，含量达 30%。这些添加了石灰粉的面粉增白剂经由中间商销往了山东、江西、安徽等地的大中型面粉企业。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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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沙尘暴也是自然界物质循环的一种方式，存在了千万年，完全消除它并不可能。但沙尘暴爆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影响范围越来越大，污染程度越来越高，已经不是大自然的天灾，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结下的苦果。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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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网友4月4日以《丰都一局长嫁女大办宴席》为名爆料，称3月28 日，重庆丰都县盐务分局局长代明胜嫁女，在丰都四星级酒店茂田酒店大摆70余桌喜宴，并分设两个礼金台收礼。重庆市盐务管理局局长陈逸根表示，将对代明胜进行批评。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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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日凌晨1时许，两名小伙在惠安县东园镇杏秀路群青路口被当地边防派出所一姓陈的副所长开的汽车撞死，事发后，该局长找来一名女子代替自己向当地警方自首。目前该副局长已被刑拘。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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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扬州市国土资源局悄悄收回业主们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上进行重新挂牌出让。经过央视曝光后，扬州市委、市政府连夜召开相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决定“中止”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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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月28日凌晨1时许，山西闻喜中鑫矿业青山选矿厂尾矿库导致溢洪明渠堵塞，引发决口，村庄瞬间一片汪洋。2年前，该库被封闭，但随后莫名复产，随后事故爆发。据悉，两年来该村村民不断要求搬离，但均以搬迁成本过高遭拒。 about 2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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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墓碑（十八之2）” http://0z.fr/PzVQL about 18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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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囤地的国家风险与公司风险” http://0z.fr/XjN7Y about 18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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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果最终唱戏的只有政府和国有企业，而没有社会资金的参与，必然会陷入恶性循环，一旦政府停下来了，经济增长也就没有了。同时，这还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形象工程、银行坏账、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等。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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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0年河北省重点项目安排1300项、总投资1.6万亿元，年度投资计划逾 2500亿元。2010年江苏200个省重点项目力争完成投资3200亿元、浙江宁波一个市敲定2010年会战攻坚项目100个，总投资2800亿元。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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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继湖北之后，相继有诸多区域抛出天量投资计划。4月2日的重庆市政府常务会上传出最新消息，重庆市今年将推出1万亿元投资计划，力争完成年度投资2000亿元。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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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记者从监管层得到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 2009年年底，在有统计数字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山西、河南、贵州、宁夏的平台贷款债务率（平台债务合计/本省 GDP）低于60%，有10个省市甚至超过了100%。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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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4月1日18时左右，广西南宁市一小区传出一声巨响，一栋6层整楼随即倾而未倒，呈40度角倾斜。部分业主怀疑楼房质量有问题，所以开发商悄然爆破，只是不小心搞成了“楼歪歪”，而房地产公司解释称房子是有点问题。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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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据现有数据显示，在A股全部的1700多家上市公司中，具有国企性质的共有992 家，占比近六成，国企势力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992家国企的平均税负仅为10%，虽然这个数值不算低，但同期民企的平均税负则更高，达到24%，高出国企14个百分点，表明民企税负远远重于国企。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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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据媒体对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税负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就企业性质而言，民企的税负明显高于国企；就行业来看，化工税负最高，交运设备税负最低；就区域来说，广东省税负最高，青海省最低 1:50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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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哥们，你们能看到钢筋相当不错了，千万不要看到的是竹茎啊！-- 火星的居住条件比杭州好多了，竟然能用上钢筋。杭州都用竹子的 1:48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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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回迁房的质量最差！我同学在沈阳浑南租的回迁房，业主说就一年，那房子墙皮掉的，可惨了，我都看到柱子的钢筋了，这样的质量怎么能过关？验收部门肯定拿建筑公司钱了，不然不能有这样的质量。 ----哥们，你们能看到钢筋相当不错了，千万不要看到的是竹茎啊！ 1:48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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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回迁房的质量最差！我同学在沈阳浑南租的回迁房，业主说就一年，那房子墙皮掉的，可惨了，我都看到柱子的钢筋了，这样的质量怎么能过关？验收部门肯定拿建筑公司钱了，不然不能有这样的质量。 1:48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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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近日透露，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30年。据资料显示，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132年，美国的建筑平均寿命达74年。25-30年？有没有那么长啊？是不是 5-10年啊？ 1:48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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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山西“贴签疫苗”事件情况。发言人称尽管没有发现山西省“贴签疫苗”存在安全问题，但调查组认为，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合作经营期间在疫苗管理上存在一定问题。官官相护本就是中国的传统，指望他们客观公正？缘木求鱼而已。 1:47 AM Apr 6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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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记者日前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转基因水稻不久后将在湖北、山东两地进行商业化试点种植。记者向农业部等相关部门求证，得到的答复均是“以官方说法为准”。百名专家学者反对 1:20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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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三月初，江苏扬州市民家中来了几位陌生人，称要对房屋进行评估，因为小区马上就要拆迁了，而小区居民对此毫无所知。据调查。扬州市国土资源局没有贴公告，也没开听证会，就收回业主们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上进行重新挂牌出让。 1:20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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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日，南京长途汽车站附近，一名背着印有LV字样款背包的女子，跪倒在人行道上，身前的地面用粉笔写着“请求3元打电话或吃饭，如方便帮点路费”。记者上前询问遭到拒绝，并威胁要砸掉其相机 1:18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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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武汉汉口黄浦大道与赵家条交会处看到，2名民工“蜗居”在此处的自来水管里。据悉，他们揽到在该处工地看场的活，住在这自来水管里，是为图方便，也是为省钱。 1:18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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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4月2日凌晨5时许，南通中集顺达集装箱有限公司重型压力容器车间探伤房在建厂房屋顶发生坍塌事故，造成8人被埋7人死亡。4月4日，该事故6名责任人被警方刑拘。 1:18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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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近年来，各地殡葬价格“水涨船高”。4月1日，记者来到北京市福田公墓。价目表显示，公墓价格在7万元左右，最便宜的也要5.5万元，面积0.5平方米。最贵的11万元，面积1平方米。价目表最后几页还附有豪华墓穴的介绍，但价格面议，工作人员称该业务已停办。 1:17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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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月31日，有人发现长春轻轨净月潭公园站点附近一高架桥的桥体出现了四条大裂缝。4月2日中午，20多名维修工人用大量枕木对出现裂缝的桥体进行了加固，轻轨的运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有群众认为刚刚投入使用三年多的轻轨二期工程不应该出现桥体裂缝的问题。 1:17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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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湘D 82824则有205次违章排名36;湘D 82822有198次排名43;湘D 82823只有175次,排名67。帖子最后网友无奈地说“太牛了。” 1:16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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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可了不得了,该车属耒阳市城管队,自2005年至现在累计闯红灯500多次,还不接受交通部门处罚,在衡阳市排名第一,为耒阳人民争得了‘荣誉 ’。”这位网友还说,同属于耒阳市城管队的湘D 82821闯红灯累计377次未接受处罚,排名衡阳市第二; 1:16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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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4月2日,有网友在湖南耒阳的本地论坛耒阳社区发表了一篇名为《耒阳市最牛的霸王车》的帖子。该网友在帖子里说,自己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看到一辆车牌为湘 D82826的车“迎红灯直行”,并且这种情况经常出现,随后他在平安在线查询该车 1:15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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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曝光耒阳市城管大队所属的湘D 82826从2005年起已违章500多次却从未接受处罚。耒阳城管对此表示承认，并回应称违章是“因为工作性质特殊,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工作需要”。 1:15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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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正规的肉联厂，也卖“注水牛肉”。4月2日晚，广东电视台披露了佛山高明肉联厂往菜牛身上大量注水的新闻，镜头里水淋淋的血牛肉，把人们对食牛肉的恐慌推至高点。区食品监管部门向广大消费者致歉。肉联厂主要负责人苏健星被责令停职检查。 1:14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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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重庆永川北山中学高二4班女生谢雨宏失踪案已经过去2个多月，《尸检报告》终于出来了。谢雨宏的父母希望看看《尸检报告》时，办案人员却表示“领导说《尸检报告》不能给家属看。”给你看你不是有理由上访了？至于合法与否，灵道说的就是法律啊。 1:14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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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8时38分报道,在浙江杭州,新楼盘中兴和园被指存在多处质量问题,近500名业主拒绝收房。茗馨苑1幢7楼的业主曹先生,带着一叠写满了问题的验房报告,找到了记者。曹先生说:“次卧的西墙,两面有大面积大量的裂缝。” 1:14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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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近日，网上盛传赵本山涉“黑”，靠煤炭生意积累原始财富，还曾拿15 万元“行贿”打黑英雄王立军。4月4日，王立军公开回应称绝无此事。当然不承认，打死也不承认，你们能奈何我吗？ 1:13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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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8日表示,未来20年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住房需求较大,但同时土地供应有限,因此房价上涨的压力仍然是很大的。大家明白没有？他们想房价上涨二十年，你们想降？门都没有。但是连续上涨二十年他们还能挺住？想什么呢？ 1:12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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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物业税真的能够抑制高房价吗？我想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所涉及的税到底有多少？占房屋价格的比重。中国有句老话叫“羊毛出在养生上”，不要物业费征收了，而房价没有降下来，最终买单的仍然是普通的消费者，而政府则又多了一条发财的道路。其实就是想收钱，调节房价是鬼话。 1:11 AM Apr 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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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日前，新华社连续发表了6篇聚焦房价的“新华时评”，矛头直指地方政府，痛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根源所在——土地财政以及腐败所酿生的高地价高房价。系列评论可能为推物业税开道。反正一切都是为了钱，把大家的血汗都抢劫完最好。听说明年开征放屁税，后年开征睡觉税，大后年开征大小便税，美其名曰调节 10:55 P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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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俄罗斯通讯社周五报道，俄罗斯已经向中国提交了15套S-300防空导弹系统。分析家说，这笔交易价值22.5亿美元。俄罗斯S-300防空导弹制造方负责人说，俄罗斯已经向中国提交了这些导弹。不过他没有透露包括交易价格等细节。按照俄罗斯军队的装备，一套S-300防空导弹防空系统包 8:03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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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05年到2009年间在美国南部各州兴建的住房大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当时为了应付卡特里娜和丽塔飓风造成的建筑材料奇缺的现象，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一大批石膏墙板。仅在美国国内就有三千多个有关中国产石膏墙板质量的投诉。投诉者称，他们所居住新房子上的中国制石膏墙板散发出臭鸡蛋 8:02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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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英国一位在五年前赢得超过1300万美元彩票大奖的男子死于潦倒，终年58岁。这位名叫吉斯.高夫的男子曾经是英格兰西北地区一个小镇上的一位面包师，临死前已经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财产。2005年，他梦见了中奖和即将中奖的6个数字，并让妻子去买彩票，结果中了9百万英镑的大奖。 8:02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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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美国消费者观察机构周五（2日）敦促美国私人房主和商家拆除他们的建筑中的中国造石膏墙板。他们警告这种墙板可能构成一种安全威胁。官员们说，测试发现这些中国产石膏墙板释放出危险的硫化氢，腐蚀电线和煤气管道。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消费品产品安全委员会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说：“一些中 8:02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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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现年54岁的刘晓波已是第二次入围候选《时代》的 “百名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去年刘晓波排名第77位。 《时代》在此次评选中说，刘晓波是旨在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最主要起草人，是中国著名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 7:58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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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美国《时代》杂志周六（4月3日）公布了本年度 “百位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的200名候选人名单，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再次入围。《时代》杂志从2004年起每年评选100位“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分别来自领导人与革命家、创业者与企业家、科学家与思想家、英雄与偶像、艺术家与娱乐界人士等人。 7:57 AM Apr 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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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十八之2）

四、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费是在1958年秋天。食堂初开办的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开肚皮，是因为当时有一股认为粮食已经过关的强大舆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生产队里的农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粮食经不起这么大吃大喝，但认为国家的粮食多，吃完了国家会供应。
“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实行“放开肚子吃饱饭”，“开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粮，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紧”了，1959年春天便闹春荒。
江西省丰城县小港公社食堂办起后，在“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下，既不顾生产生活条件，也不管社员觉悟，各村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吃饭不限量，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开桌吃饭。一些社员怕吃亏上当，每餐都是死吃活撑。一些妇女吃饱后，还要再盛上一满碗，边走边吃带回家养猪喂鸡。有的生产队怕吃过了头，实行定量供应，还被大队干部制止。一直到1959年春节前，才发现5个月吃了七八个月的口粮。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十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20次生活，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不高兴的。
河北省怀来县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作家协会下放的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一个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这些都是过节和招待贵宾时才有的伙食，现在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吃，就把中国农村吃垮了。
当时，社员和基层干部都知道，敞开肚皮吃饭不会持续下去，但相信国家有粮食，吃完了可以靠国家。这样吃了两三个月，国家定量限内的口粮指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国家不但不给粮食，还要大搞反瞒产私分。苦果还是农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年年底就出现了饥荒。食堂大面积停伙。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几千万人当中，1958年就占7.72%（见本书“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一章），这些人主要是1958年最后一、两个月饿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绍了大量的不让农民吃饭、让农民在食堂门前活活饿死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但的确是在公共食堂这种制度制造出来的。例如，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6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据四川省金堂县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致残者3人。（详见本书“天府饥魂”章）
刘少奇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一位副书记说：“为了建没社会主义，就必须人人跃进，要跃进就得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实现这种高速度就要全民总动员，老弱病残也不能白吃饭，要尽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贡献大。”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劳不使，使而不尽力的都要扣饭、少吃，或者一餐几餐不让吃。由于口粮少，又实行扣饭、罚饭政策，有的社员饿得吃树皮和草根。罗湖作业组有个杨十三老倌因粮食少了，又要勉强出工，实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没有起来。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有位70多岁的肖星阶老人，民国16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吃一顿”。
公共食堂利用饭勺子来控制社员，通过对肚子专政来实行对人专政。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问题。
一是干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这不是个别现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问题。本书有关各省的章节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中国当时的制度下，在每一个权力等级上，都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任何一级官员，哪怕是生产队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只要取得了他顶头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为“土皇帝”，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饥荒年代，干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二是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吃饭时从家里到食堂远的几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几分钟，热饭打回家成了凉饭。由于打饭时间长，孩子在家里饿得哭。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大锅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粪蛋；大锅炒菜，味道极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社员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断发生。据辽宁、甘肃、贵州和上海等19个省市的统计，1959年一、二月份共发生中毒785起，中毒的有8042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来情况又有发展，仅据山西、河北、浙江、甘肃四地的不完全统计，中毒人数即达3843人，已死亡200人。
三是浪费了劳动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长沙县施家冲食堂，72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喂猪，一共占了7男个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总人口的12.5%的人专门为食堂做事，在家里很多做饭的事顺手就干了。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在临夏调查的结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总用工日的13.16%。 胡乔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调查结果是：“办了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在1957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是0.94元，1961年，农业用工1466个，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应为0.69元，但由于加上食堂用工1812个，工值就降到0.32元。
四是不利于社员家庭养猪和家庭副业。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1957年家家养猪喂鸡，全队共有54头猪，100多只鸡。由于办食堂，1961年全队只有4头猪，11只鸡。
公共食堂劣迹斑斑，社员对它非常反感。
1961年4月，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带领五个干部到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5月9日，他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写道：
群众对食堂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是法厅（炊管人员打人、骂人的地方），是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尅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人之多。1960年，在这个食堂里吃饭的共死了39人。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汪锋，能说出这样的真话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些话是1961年说的，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这时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摧残已成事实。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在大饥荒期间，如果没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饿死的农民可能要减少一半。从全国来看，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各级干部为自保都不敢讲真话。反右倾运动以后，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据说，毛泽东还是从自己家乡的亲戚那里听到了真话。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他们两人于9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谈到，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相信他的亲戚，承认食堂有不少问题，但不认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坏人，没有办好。所以，12月，提出对公共食堂进行整顿，清理食堂里的“坏人”。对于公共食堂，毛泽东还想听取更多的意见。
1960年冬天，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区的书记和有关人员找到专列上，与他研究农村工作问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其中之一。当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参加会议的人当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拥护公共食堂的还是占多数。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过调查，对食堂问题心里有底。但一开始没有说话。毛泽东点名让他发表意见，他面有难色。毛泽东鼓励他说，并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个问题：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粮，我们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头猪，就是3亿头猪。现在猪少了，鸡少了。三，办公共大食堂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树已砍光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弄点干柴树叶，就行了。现在都烧木材，可惜！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他说得对呀！”周恩来点头赞同。
1961年1月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清楚下面的真实情况。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
图17-1 毛泽东派调查组手迹。







资料来源：#####。
毛泽东派出的中共中央调查组3月下旬到韶山，然后分为两个小组，一个组在韶山大队（毛泽东老家），一个组在湘乡县沙田公社大坪大队（毛泽东外婆家）。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食堂没得油水，没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食堂是干部尅扣社员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要多，只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大坪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这里的社员还是敢说真话。有的说：“六十条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有的说，“什么水肿病、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说，“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座谈会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很强烈，但调查组不敢表态。会后，调查组专门开会讨论，认识还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散了食堂，该当何罪？！经过讨论，调查组内统一了认识，认为不管怎样，应该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在大坪的中央调查组成员去韶山向胡乔木作了汇报。
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人多，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调查组。县委接电后，即派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率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4月12日向邵阳地委、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上报《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胡乔木等在两个小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四个材料：《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这几个材料反映了农村一些真实情况：公共食堂带来的危害，农村多数人不愿意办公共食堂等。4月14日，胡乔木让毛华初把这四个材料送到在长沙的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毛华初带回毛泽东的指示。信中还反映了邻近韶山的湘乡县陈赓公社大量饿死人情况和其它农村问题。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这封信一并交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初答：“是的。”毛泽东停了一下又问：“唐家坨情况怎么样？”毛华初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是害人不浅。”“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又说：“你们在韶山先作试点，注意解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最后，叮嘱毛华初：“你回韶山去和胡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4月17日，毛华初从长沙回到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组和公社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陈家湾进行。4月19日晚，调查组在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并宣布具体做法是用3天时间分3步走，先充分酝酿好，然后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现有住房的处理方案。社员听了报告后，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还有的社员说，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酝酿好了，具体问题好解决，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讨论好，明天就可以散伙。当晚社员劲头很足，会议开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拟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锅饭，饭后分配了餐具和粮食、油盐、柴禾、蔬菜，午饭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问题都处理恰当了。陈家湾食堂解散后，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声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队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队群众踊跃前来参观，纷纷要求中央调查组允许他们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 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是含糊的，没有明确讲是否解散公共食堂。连是否向下转发，也没有明确说法。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责人都深入农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朱德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会开砸了，把批评挨砸了，把脸伤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劳动力费砸了，把树砍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把砸了，炊事员把鬼日砸了。 刘少奇在他的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他亲自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 一些省委书记也提交了调查报告，主张解散食堂。汪锋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
1961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从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国消失。
汪锋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说：“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锋的这个报告转述了群众对解散食堂的喜悦：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里了，他们再也卡不住我们脖子了。”“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心也热了。”
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说出了与其他省委书记不一样的话。他对公共食堂还情有独钟。1961年5月11日，他在内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他调查，有25%的食堂多数社员不赞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数社员不赞成解散的。他说，内江县交通公社临江大队第二生产队不愿意解散食堂，社员说：“你们再动员，我们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这份报告中主张，凡是有利生产、便利群众，自愿参加、自己管理，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食堂，多数社员将会继续办下去。对这类食堂应当帮他产办好。他还把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对公共食堂情有独钟的不只是李井泉。30多年以后的90年代，新华社主办的《中国图片报》一版头条发出了来自山东的一条新闻：一号字的标题是“公共食堂又回来了”，认为这是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这条消息是新华社副总编兼《中国图片报》总编辑姚某亲自选定的。发稿前，他们请我为这条消息配一个评论。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评论中我只好写道：“看了这条消息，使人们起了荒唐的1958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来了，势必成为乡村干部搞腐败的场所。”我对来拿稿子的一位编辑说：“这篇评论不要改，如果你们要改，就不要发了。”姚总编看了我写的评论，不但不用，据说还背后骂了我。

墓碑（十八之1）

第十七章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起于1958年夏秋之间，停于1961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国大地保持了不到两年时间，但它带来的灾难和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两年。公共食堂本来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放在人民公社一章里介绍。但对于大饥荒来说，它具有直接意义，所以单辟一章。
一、消灭家庭
几千年来，家庭，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还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单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义者看来，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的障碍。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主张消灭家庭。毛泽东等一批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年青时就深受这种理想的影响，接受了消灭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就看到了这一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抚养成人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 毛泽东此言一出，他的臣下们，不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当时的报纸说公共食堂是农村干部“自发”办起来的，实际上是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上下互动，“轰”起来的。开始，个别地方办了不大的农忙食堂，上面立即总结，宣传，表扬，把它提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着一轰而起。
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无限欣喜，他们似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途径。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设想。他说：“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用厨师，单独在市场上、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 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他不仅有恩格斯的根据，还有中国古代的根据。12月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供参加会议的人阅读。他对汉末张鲁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赏。，他在批语中写道：“道路上的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张鲁传值得一看。”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他听说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说：“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卖饭，比起这里还不行。”他说，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算彻底解放。他对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组织评价很高，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周恩来参观结束时，工作人员请他题字留念，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19个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刘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论，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
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不知道你们对消灭家庭怎样理解？你们要座谈一下。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他说如果把妻子儿女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
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消费单位。

现在社会上的劳动力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家家补衣服、做鞋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河南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以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现在只要40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200人做饭变成了40人做饭，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
后来，由于西方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消灭家庭，中国的报刊上不再提消灭家庭，是为了“不给反动派留下口实”，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宣传机器，所有的教科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会议，无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考察和任用中，还把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定，当作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关系这么密切，不积极响应的干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发展速度惊人。很多地方不到10天时间内，所有农民都加入了食堂。 到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连青海、宁夏这些西部边远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发展。据1958年11月20日《青海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公共食堂9800多个，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150多万人，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90％左右。《宁夏日报》1958年12月6日报道，全自治区152个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个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23．485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的公共食堂，总数在5000个左右。青海和宁夏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发展更加迅猛。1958年10月公共食堂发展到顶峰。
实际上，消灭家庭以后，更有便于各级官员更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极权社会达到极致。1959年7月，对四川省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调查 称，“人们在食堂一起吃饭，出工时间一致，保证了劳动时间。吃食堂以前，社员一天只能干七八小时的活，现在，平均每人每天劳动10小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食堂，把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合而为一了，过去开会排活浪费时间，现在队长吃早饭时一宣布排工，碗盏一推，组长就带人出工。”“公共食堂成为对社员进行教育的阵地。饭前饭后给社员读报、组织收听广播，加强了对社员的共产主义教育”。这个调查报告，按照当时的主体舆论，列出了办食堂的多种好处，如节约劳动力；社员吃得饱，吃得好；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假话，而这里摘引的加强了对社员的生活、行动和思想控制的内容，却是事实。给干部控制农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实。
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食堂。消灭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单位以后，就降低了家庭抗御饥荒的能力。家里没有锅灶，连烧一壶开水的条件也没有，更不用说弄点代食品充饥了。
二、大办食堂过使农民家徒四壁
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连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再冒烟。有些地方，农村干部手下留情，没有搞得这么彻底，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从食堂打回饭菜以后，再热一下。
在大办公共食堂同时，还大办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办这些公益机构的物资都是从农民家庭里无偿征集的。房子是农民腾出来的。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公社“由于办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乱了，变动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家家户户不安心。” 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点拆除，集中建设“共产主义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来，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开居住。这是真正消灭了家庭。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跟随刘少奇的蹲点工作组写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宁乡县当时有84万人口，有住房70多万间。大跃进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万间，其中又有31000间被国家、集体无偿占用，社员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万间。 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大搞“积肥运动”，主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
当时的报纸宣传说，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实际情况是，在收缴这些财产时，干部、民兵同时出动，挨家搜查，闹得鸡飞狗跳，有些地方还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
正是办了公共食堂，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拆了房子的农民连“四壁”也没有。
四川省简阳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是省委书记李井泉“蹲点”的地方。全大队有383户、1537人，耕地面积1864亩，共辖八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名。
这两个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才两角多钱）。万乐食堂花的钱也是一千多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热水瓶、书刊。客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是国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像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都是由社员出的，每家每户4～5元；房子则是采取强迫与“说服”相结合的办法，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餐厅内的一百多张方桌、四百多根双人条凳，全是从各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就用油漆刷上统一的颜色，掩下了它们的原来面目。食堂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有地方机关的、省级机关的，有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食堂的招待员、炊事员，都穿统一制作的白色工作服，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遇有参观者，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本领”：主食做大米白饭、花卷、包子、馒头，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让参观者尽吃，吃好吃饱。另一方面，广大社员这时连稀汤都喝不饱。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粮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着就收走自留地。农业集体化以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归社员家庭种植。1955年11月9日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在第3章第17条明确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拥有的数量“至多不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数的5%”。 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与初级社规定的基本相同。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 办了公共食堂以后，家里不做饭，种菜就没有必要；没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种饲料。要办好食堂，必须建立蔬菜基地，大办养猪场，这就要占有社员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国推广的贵州省办食堂的经验中，明确提出“要办好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要转交给食堂”。因此，凡是办公共食堂积极的地方，大都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对他这一招十分得意。1960年2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会要进行激烈的斗争。”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体生产以外，家庭副业完全被消灭。在大饥荒面前，农民家庭毫无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毙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11月。11月3日，全国处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才明确规定：“应该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当拨出适当土地分给社员，做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这个规定还是坚持自留地不得超过人均土地的5％。 但此时已到冬天，农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决饥饿问题。
三、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从1958年夏秋到1961年夏秋，公共食堂经历了一轰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过程。
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后，大吃大喝了两个月，没有粮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当多的食堂是开开停停。以甘肃省榆中县金崖公社红柳沟大队为例，1958年8月，前后不到十天，全队54户、308人都加入了食堂。初办时每人每天口粮一斤，实际上还多一些，以后就放开肚皮吃饭，那时还能吃到蒸馍、面条、米饭等，节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于人人可以吃饱，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不显得突出，群众意见不大。1959年4月，粮食定量下降，先是7两半，后是半斤，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显得突出，群众意见很大，办了9个月的食堂散了伙。1959年11月，上级又动员办食堂，大家不愿意，就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十几户就勉强加入了食堂，其余户直到1960年4月份，将队里分给的、自留地的粮食吃完以后，也先后加入了食堂。当时的口粮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时断炊。群众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条”下来后，于1960年12月份又开始回家去吃饭，实际是散了伙。从此食堂再没恢复，这一段也是9个月时间。前后两阶段同共经历了一年半时间。 据本书作者在各地调查了解，全国多数地区的情况和榆中县差不多。
面对公共食堂开开停停的状况，毛泽东还是持乐观的态度。1958年11月底，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
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
我是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次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
1959年春夏之交，饥荒已经很严重，舆论上对食堂的批评也大胆一些。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客观报道说：在陕西省商城县城关公社召开的党员和社员代表大会上，不少基层干部、代表对农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人干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虽然未明显提出解散食堂，而却说出了一大堆缺点。
此时，面对严重的饥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农民作出一些退让。1959年5月26，《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6条中提出，“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使用。” ，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许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上半年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的措施是：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原则；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的原则，调整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各种灵活办法，尽量给社员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这些措施仅属应急性质，并不是解决食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使食堂初办时的混乱现象有所好转。
中央文件说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口粮分配到户”但到基层，农民的“自愿”被各级干部以种种办法剥夺。“口粮分配到户”变成了“口粮指标到户”，粮食还由生产队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为争取1960年粮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的讲话稿时，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写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审稿人改为“以人定量，指标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 ．本书作者在12个省调查，指标到户，粮食由生产队掌，不仅仅浙江如此，也是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为什么各地干部不愿分粮到户呢？因为粮食一旦分到社员家中，他们就不到食堂吃饭了，食堂就要垮台。1960年冬，浙江宁波地区停伙的396个食堂当中，有176个是分粮到户造成的。
在整顿中，有的地区的农村，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年5月上旬，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同意暂时停办食堂。隆昌县解散了98．72％（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顺县解散了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县解散了63％（包括以前垮的），叙永解散了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泸县、古蔺解散了大部分。 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在无为县蹲点，看到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也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
河北省在1958年秋后有30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3500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9％以上。1959年6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49004个，比原来减少了83．6％，加入食堂的户数只有164万户，占总农户数的19．65％，较原来减省了80％。
食堂纷纷垮台的情况，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
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赴庐山开会的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上庐山的船上，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他要求在这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还说，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积极维持；一为湖北号召自愿，拟从少到多，30％－50％，将来80％。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老小不要钱，湖北半供给制。供给制部分要少，三七开，四六开，可以灵活。供给制不能否定。
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上场了，饥饿短暂缓解，毛泽东开始反击了。1959年8月5日，毛泽东对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组的一个报告中批道：
印发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要吹回来的。孙中山先生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总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1959年上半年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谈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周小舟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 这几位说真话的高级干部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这些正确的意见也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强调“食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坚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对解散食堂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悲观主义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顶政治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对安徽省么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愤怒，说他“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宣传机器紧跟毛泽东，密切配合，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对批评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加鞭挞。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驳斥“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我了”的说法。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以《公共食堂前途无量》题发表社论。用论战式的风格、政治高压语言说：“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接着，社论自己设问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地歌颂了公共食堂的好处，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辉前景”。社论最后写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诬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当时党报在批评把国内的不同意见时，总是把这些不同意见和被当作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
各省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都找出了本省的“张恺帆”。四川最为激烈。四川省委在泸山会议之前就即时“纠正”了解散食堂的问题。1959年5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泸州解散食堂的情况以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限期恢复。几天以后，李井泉又亲自打电话批评地委，限7天内将食堂恢复起来，并且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抵制恢复食堂的干部要给以严厉批评。对搞垮食堂又带头抢购食品的坏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各县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复起来，由于没有粮食，还有些食堂无法恢复。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对泸州解散食堂的作法进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几位主工领导人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过大辩论，使不巩固的公共食堂迅速巩固起来，被右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夸的食堂迅速恢复起来，。．．．．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右倾分子，树立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优势，把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由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用强大的政治高压坚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复了起来。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份统计，截至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云南（96.5%），贵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9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广西（81%），广东（77.6%），河北（74.4%），山西（70.6%）；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陕西（60.8%），江苏（56%），宁夏（52.9%）；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肃（47.7%）、山东（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龙江（26.5%）、辽宁（23%）、内蒙（16.7%）。
另据中央办公厅整理资料，1960年2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人数占农村人口数的比例，河南为99％，河北为86．1％，山西为81％，甘肃为63．3％，山东为55．4％，黑龙江为40％，辽宁为33％，吉林为29．4％。
但是，因没有粮食，到了1960年新年刚过，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趋势。这时，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公共食堂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怎样巩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经常采用典型引路的办法，即通过总结介绍一个先进典型的经验，让全国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个案都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制度下，相隔千里的两个生产队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没有多大差别。
贵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个典型。1960年2月24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县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的批语是：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时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89.59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万。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见本书第23章表23－3）。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是怎样“科学总结”的呢？
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报告说， “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报告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他们“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食堂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在落实贵州经验中，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参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 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实际很难落实。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 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况》中说，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个，在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基本办得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食堂只占2.8%。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说使人看了高兴。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
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是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时正值全国批判彭德怀、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各省的汇报当然不敢说公共食堂不好。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说，“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文中说“办得好”有五条标准：种了菜，养了猪；吃得饱，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炊具改革；讲究卫生。还说，“各地结合整社，纯洁和调整了食堂工作人员队伍……培训了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许多食堂进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东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员生活委员会”。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指出，办好食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即社员只能得到指标，见不到粮食，粮食一律由食堂掌握，这比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粮食到户”向左迈进了一步。中共中央在这一条下面批注：“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逐步实行”。第二，随着集体生活的发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缩小，要逐步限制和减少自留地。第三，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第四，除了食堂以外，还要全面安排群众生活，如黑龙江省全省农村搞综合性生活站。第五，关键在于领导，如甘肃通渭县由于领导严重右倾，全县2800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至今还没有恢复（此时，通渭县由于断粮，已是饿殍遍地，全县人口1960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请看本书“甘肃不甘”一章――本书作者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60年春季再次进行整顿：一是调整食堂工作人员，坚决撤换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2万8千多人。 这里的所谓“不纯分子”、“不称职的”，主要是指富裕中农。二是重新没收社员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的原则。粮食分到食堂，使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积恢复。到1960年4月，据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88.6%，其中河南省达到99%。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乐观地认为：“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普遍整顿以来，越办越好”，“我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实际上，食堂维持下去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坚持逆水行舟。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为中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的要求，并且发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号召。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的报告中更加强调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从省到公社抽调14万名脱产干部下乡，对18万个食堂大力进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打击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竭尽全力、动用各种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和专政手段，保护公共食堂，使它不致于解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种理想，给群众造成了巨大有灾难。

我推本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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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渊洁在其微博上说：“中国的纳税人是世界上最傻的纳税人，每年花很多钱养着作协。国家闹旱灾，作协到旱区住总统套房开会，如此作家，哪有良心？”慕容雪村：中国没有文学，只有宣传。那些不是作家，都是干部，他们做做法事，吃吃燕鲍翅，住住总统套房，不算什么奇闻，网民们就不要聒噪了。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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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协会发展到今天也是与时俱进的，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3月30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时这么说。郑渊洁：任何事物存在只需要一个理由。需要一万个理由才能证明其存在合理的事情，离寿终正寝不远了。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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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30日起，在重庆举行的作协会议因为总统套房、奥迪车接送的高级别待遇引发争议。作家阎延文写博怒斥作协：“2000多元一桌的宴席，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 about 23 hours ago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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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钢联已正式向欧盟委员会举报主要铁矿石供应商可能存在的滥用优势地位和反竞争做法。欧钢联认为三大铁矿石生产商几乎控制了全球铁矿石海运市场的3/4，铁矿石的需求以及市场情况并不支持生产商要求的80%~100%的价格上涨。中国钢协呢？为什么不告他垄断？难道有利益在里面？ 12:20 AM Apr 2nd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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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环节是)土地整治，搞人情项目，搞虚报冒领，挪用资金，土地整理方面的问题不少；第四个环节是大额资金的使用，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出现不少问题；第五个环节是储量评审，矿业权加宽评估，地价评估在评估机构的选择上，在价款的评估上都存在着问题。 11:12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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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部长徐绍史：一个环节就是违反权限程序，违反供地政策，违反有偿原则，违反招拍挂的规定审批土地。有的甚至颁发虚假的土地使用权证；矿方主要是越级、越权批矿，违反规定审批矿权，我们系统甚至有人入股开矿充当保护伞；第三个(环节是)土地整治，搞人情项目，搞虚报冒领，挪用资金，土地整理方面 11:12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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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自己家当天一同被抓的人还有她老伴、大儿子和两个媳妇，另外一个2岁半的孙子也跟着媳妇一起进了看守所。雷明德老人67岁的老伴、儿媳，还有一个4个月大的孙子，也被抓了进去，先后20人被抓。 现代版小萝卜头。。。。。。。。。 11:12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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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上午，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珉谷镇塔山村因征地纠纷发生一起警民冲突，20名当地村民遭贞丰县法院抓捕，送进该县看守所内关押，至今仍有14人没有被放出。其中村民的4个月大的孙子，也被抓了进去。 11:11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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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见影而移步疾走，小儿有名而夜哭骤停。狰狞酷似献忠之掠川，暴虐甚于日寇之屠宁！ 10:35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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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者，禽兽也。披狼皮，驾走狗，出则鸡飞犬吠，入则盘盈钵满。流连于花街柳巷，嫖必飞单；窜走于酒肆茶轩，食皆霸王。殴牙牙之稚子，伤六甲之孕妇，踢蹒跚之老者，杀无辜之路人。罄竹南山，书不尽罪恶昭昭；取墨东海，记不完血债累累。 10:35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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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昆明大量群众和城管队员发生冲突。9辆城管车辆、5辆警车被掀翻或砸坏。昆明市政法委书记近日接受采访称，事件中城管并未“粗暴执法”。同时，昆明五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称昆明某报社记者被打是因为这名记者有挑衅的语言。按副局长的逻辑，只要记者有挑衅语言，人民警察就可以施暴？合法地？ 9:37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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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6时许，河南驻马店确山县种粮大户彭公林在县种子管理站自缢身亡。3月30日，河南确山农民因买假种子索赔无果，在种子站自缢身亡。种子站3名责任人被停职。亡者遗书中称：“多次让我请客找小姐、洗脚等。赔偿没有得到又花去了我好几千元……只有一死了却此生。” 9:34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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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里房子被强制拆迁，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春光乡温室村村民王世才不停申诉、上访。当他再一次去北京上访回来后不久，却发现腿脚不方便的儿子王斌，在四个政府派来的“陪护人员”监视之下，竟然上吊“自杀”了。当地公安局副局长拒绝接受记者就此事采访。 9:33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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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商会的人民币压力测试结果中获悉，若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 9:26 P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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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盛传福建省福州市团市委副书记雷连鸣27岁就被公选为副处，或与其家庭背景有关——他是福建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的儿子。组织部称公选符合程序和规定。 1:17 A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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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安保指挥部规定世博会期间“刀具销售单位应当查验购买人员的身份证件，登记购买人身份资讯、购买刀具的品种和数量等情况。销售登记情况每周报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备案。”共产党对人民的恐惧到了如斯地步了，是不是很象神经病？怕再来一个杨佳？那少做点坏事不就好了？ 1:05 AM Apr 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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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其中规定党政干部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突击提拔者将被追责。原来引咎辞职不过是带薪休假？ 9:32 PM Mar 31st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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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称，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并非死于脑溢血，而是被赫鲁晓夫和贝利亚联手谋杀。赫鲁晓夫说：“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不少残酷的暴君，但他们都没好下场……都是被他们所赖以保住权力的斧头砍死的。” 10:58 P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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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中国油脂供应量的75%已经被“ABCD”四大国际公司所控制，外资已完全控制住国内油脂业的产业链。3月31日下午，国家有关部门将召开10多家油脂企业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限制部分油脂品种进口的政策性措施。业内人士称无必要引发贸易争端。 7:57 P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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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流感疫苗产销量更是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去年9月，该公司又成为全国6家获准生产甲型H1N1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的企业之一，至去年11月已从国家工信部获得630万人份订单，排名全国前三。 7:10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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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延申多次被评为常州市“明星企业”，董事长韩刚君也曾被予“优秀企业家”称号。数据显示，2008年江苏延申狂犬病疫苗总批签发量达208.63万人份，占全国总数的11%，排名第4。 7:10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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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延申在疫苗生产过程中搀入一种不易发觉的添加物，可以令出厂疫苗在一般检测时达标，但实际效用却大大降低。这一造假手法与三鹿公司在婴儿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相似，但其危害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7:07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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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人寿公司增加一个险种：派出所杀人险。保证畅销，保证赢利。现在大众提起派出所简直就是心惊胆跳啊，派出所是高危地带。简直令人恐惧，我们地带的刘所长，千万别让我进派出所，我给您八万。 7:01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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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警察都是什么人？厉害，职业杀手，专职就是杀人，合法地杀，不需要负责任的。 6:57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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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三原县女子王会侠2009年底被警方带走，“问话”20小时后非正常死亡。家属目睹遗体有明显伤痕，但尸检结果却是“原发性心肌猝死”。王妇的家属辗转3个月，至今未讨到任何说法。警方称“激动死”，朋友们，你们又多了一个死亡方法，真是伟大的创举啊。 6:55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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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靠得住，母猪都会爬树！！ 6:53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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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州爆出疫苗造假大案。当地著名疫苗生产商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国家药监局查实在疫苗生产过程中长期故意造假，导致大量问题疫苗流向市场，受害者最少超过100万人。目前7名公司高层因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而被批准逮捕。卫生部不是刚说了疫苗总体是安全的吗？ 6:52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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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地的国家风险与公司风险” http://0z.fr/ZQKuk 4:49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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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贴关于陈雪华陈美含母女的来信” http://0z.fr/WLmEW 4:48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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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战俘赴台-照相机下的历史最宝贵、最真实” http://0z.fr/sY4T0 4:46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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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摘录并评论：十大地产公司土地储备之和已达3.05亿平方米” http://0z.fr/nhBkD 4:43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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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就这么走了？” http://0z.fr/Y2p_X 4:40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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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公司的盈利也进入了全球前列。香港媒体统计指出，全球2009年盈利折算能超过1000亿港元的公司也不过10家，其中包括中石油、工行和中移动。如果算上建行，国内的公司盈利“千亿俱乐部”成员已有四家之多。共产党公然掠夺国民财产，成功了。 2:55 AM Mar 30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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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调查戴姆勒行贿涉案人员 　　针对德国戴姆勒行贿事件，中国石油昨日在2009年度业绩路演会上表示，公司已就此事成立专门调查小组，着手在公司内部展开调查。自己查自己？怎么可能查出问题？上级纪委呢？去哪里了？ 10:36 PM Mar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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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惩罚向中石化中石油行贿的美国公司，中国却装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中纪委难道就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吗？否则这么明显的证据都可以视而不见？胡锦涛也装？周永涛呢？都是装孙子的孙子。 7:24 AM Mar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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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各企业增加的 土地储备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从拿地的溢价比例来看，第二季度时只有37%的土地溢价比例超过百分之百，到了第三季度溢价比例超过百分之 百比例达到了57%。 3:54 AM Mar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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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销售速度推算，恒大的土地储备够其销售8.5年；前三季度，碧桂园销售面积为233.53万平方米，按此销售速度推算， 碧桂园的土地储备够其销售13年。榜单发布方、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主任龙胜平表示，三季度房企土地储备增加了很多，仅十强企业在新增土地储备方面的投资就达779亿。 3:54 AM Mar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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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主办方还发布了土地储备的榜单，土地储备前十名的房企，其土地储备 之和已达3.05亿平方米。恒大地产的土地储备面积为5100万平方米，碧桂园土地储备面积为4360万平方米，分列前两名。今年前三个季度，恒大地产销 售面积为453.7万平方米 3:53 AM Mar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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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可以为一个老太太的破农场让高速路绕道七英里，造价多出4亿美金。但美国的大多数并不以为这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却以为美国政府带来了安全感—— 只要有一个人不愿意搬迁，奥巴马也不可以动用FBI、CIA。这才是真正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摘自李承鹏博客 7:33 PM Mar 2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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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绑架了中国经济，囤地行为绑架了房地产业，温家宝已经被地产商绑架了。 7:35 AM Mar 2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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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家又说话了，中国城市化水平不高，所以房价不会崩盘。屁话，又是“刚性需求”的老调重谈，没点新的了？城市化水平不高就一定有足够的需求支持房价吗？这是什么逻辑？没钱哪里来的需求？日常消费都不足了，拿什么买房子？极少数人占有大部分财富，大众没钱，卖血买房子？ 6:18 AM Mar 28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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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10时许，昆明北仓村大量群众和城管队员发生冲突。数百人聚集，现场有4辆写有“综合执法”及“五华城管”等字样的车被掀翻，其中一辆在燃烧。 12:38 AM Mar 27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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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县交通局长一家三口出车祸全部遇难，小保姆从家里发现几十张存折，总存款超2亿元。 11:54 PM Mar 2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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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化军家中看黄片被罚款3000元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四川宜宾市南溪县公安局高度重视，经复查认为，对杨化军的处罚适用法律不当，已于3月24日对杨化军作出了撤销原处罚的决定。执法错误，给无辜受害者带来后果严重，难道就这么算了？ 11:45 PM Mar 2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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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地方接连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孟建柱今日强调. 我还以为他死掉了，原来还说得出话，可惜都是屁话。能说点有用的吗？ 11:42 PM Mar 25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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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虽然不少上市房企去年底资产负债率水平同2008年相比有轻微的下降,但依然偏高。在67家房企中,有32家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占比 47.76%。资产负债率最低为绵世股份(000609),该公司去年借债为2.28亿元,同比增加了625.6万元,负债率也仅为 21.51%。 11:01 PM Mar 2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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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房地产企业2009年都赚得盆满钵满,但上述已披露年报的69家公司,截至去年年底,债务总额达到5100.62亿元,同比增长了 34.34%,多数房企的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 11:00 PM Mar 2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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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这些公司负债总额却超过5100亿元,企业的再融资需求加大,目前已经有1500亿元左右的再融资规模。 10:59 PM Mar 24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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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23日,已公布年报的67家公司在2009年合计实现净利润282.47亿元,较2008年同期增长了7成左右。有14家业绩同比增幅超过 100%,共有40家毛利率超30%,占比高达59.7%。其中栖霞建设毛利率最高,达到惊人的64.36%,龙头企业的万科毛利率为29.39%。

墓碑（十七之2）

5月间，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召开。19日陆定一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他在这个发言的最后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镇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事业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陆定一发言中的这段话，是在发言的头天晚上，陆定一自己大会秘书处已经铅印好的发言稿加上去的。这段话包括同少奇在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但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 陆定一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已经反映了公社的轮廓，勾画出毛泽东对公社的构想和憧憬。
陆定一在火车上接受了刘少奇交给的编书任务，从广州回到北京立即组织中央宣传部的人全力突击，6月间初稿编成。 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菲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概况的几段话。这条语录就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部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即《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民公社问题是议题之一。从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得知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后，立即派《红旗》杂志社编辑李友九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帮助工作。李友九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月，和河南省委的干部合作，写出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陈伯达将《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当即对章程初稿进行了修改，批示：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这个文件于1958年9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题为《嵖岈山人民公社试行草案》，成了全国各地办公社的蓝本。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国正式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红旗》第4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文，公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文章讲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当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河南省在公社化运动中走在前面。8月22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说，截到目前为止，全省已建立人民公社1172个，正在建立的有300个。估计运动的结果，将并成15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7000户左右，平原地区1万户左右。修武县全县13万人口试办一个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与吴芝圃等当地领导人谈话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时，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从毛泽东这次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于领导”，可以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全面管起来。的确如此，后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这个全能组织是实现极权主义最为有效的工具。而在极权制度下，老百姓可以随意被统治者鱼肉。
1958年8月2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强调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指导农民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等以外27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112174651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100%。 11月27日农村工作部报告，到10月底，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部数的99.1%。 由于规模过大带来很大问题，后又由26576个分解为52781个。
“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特点。
“大”是指规模大。按经济学理论，“大”可以实现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毛泽东当时不会知道这个理论，但有直观的感觉。不过，要通过“大”来实现规模经济，必须以有效的管理为前提。农业合作社基本是一村一社，一乡数社；人民公社是一乡一社，数乡一社，还有一县一社。全国平均每社5000户，每一个公社的规模比原来的农业合作社扩大了十倍至几十倍。这么大的规模，又是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军事统一指挥，生产、生活全面管理，管理幅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公社领导机构的管理能力。且不说中国素质低下的农村干部，就是水平再高也难以胜任。所以，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出现了管理混乱和强迫命令的情况。在一些山区，规模大，就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例如，云南省普洱县和平公社，仅其中一个大队（雅路生产大队）的552户人家、2696人，就有7个民族，从东到西80里，从南到北60里。除了不少单家独户以外，有3户以上的大小自然村39个，从大队到最远的生产队60里，生产队之间相距一二十里。一个生产队之内的村寨之间相距最远的有35里。这个大队原来是五个高级社，1958年合并为一个大队以后，实行统一分配，贫富拉平，结果连年减产。这样的社队规模，在普洱县占一半以上。
“公”是指所有制方面。首先，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其次，由于社员原来经营的自留地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人民公社经营和转为人民公社所有，使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彻底消除。再次，由于国家把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全民经济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使公社集体所有制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这种所有制的变革，把经济条件不同的农业社用行政力量拉在一起统一核算，就是让穷社“共”富社的产；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就是让集体“共”个人的产；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业下放给公社，就是公社“共”国家的产。总的来说，只有国家“共”农民的产，没有农民“共”国家的产；只有上级“共”下级的产，没有下级“共”上级的产。“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刮“共产风”使生产力大受破坏，以后不得不将所有制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出现大饥荒以后，对社员的私有财产也不得不作一些让步。这是后话。
“一大二公”，规模那么大，能够维系，公有化程度那么高，却无人反对，就得依靠权力高度集中。人民公社实际是极权制度的具体模式和基层组织。极权制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机关。它不但组织全社的经济活动，又对全社的工农兵学商进行统一管理。从经济组织方面来说，生产计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甚至哪块地种什么，按什么样的标准种，都由公社决定，生产队只是一个具体组织劳动力完成上级指令的生产单位。作为政权机关，人民公社管理了本辖区的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武装等一切事宜。在公社早期，它不仅是劳动组织，而且是军事组织。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是以党政合一为基础的，公社党委是全公社的领导核心。每个大队有党支部，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公社党委任命的。大队党支部贯彻公社党委的决定，党支部书记决定大队的一切事务。由于大队党支部书记通常是连任多届，他的权力资源不断积累，有些人成了凌驾于农民头上的土皇帝。
“政社合一”使得人民公社官员队伍急剧扩大。依照当年人民公社的建制，每个公社有干部30人以上，生产大队大约10人，生产队则5人。这样，在52781个人民公社，69万个生产大队和481万个生产队当中，大小官员共达6000万以上，大体占全部农村人口的7%。这7%的公社官员占有大约10%－30%的农村收入。农民说，“过去几个村养一个保长，现在一个村养一堆保长”。 这些官员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则奉为金科玉律，深入贯彻到每一人农户的家庭生活之中，箝制着每一个农民的生活和思想。贯彻和箝制是不择手段的，手持刀枪棍棒随意闯入民宅是家常便饭。公社干部是极权制度的末梢，是极权制度的直接执行者。广大农民几乎完全被束缚在行政体系之下，行政关系取代了血缘、地缘关系，只有政府，没有社会。
二是企图用“供给制”代替按劳分配，把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引入日常经济生活之中。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根据人民公社不同的经济条件，供给制主要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需要供给制三种形式。实行最为普遍的是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公社实行“七包”、“十包”的供给制。七包是指包吃饭、包穿衣、包生育、包居住、包教育、包看病、包婚丧；十包是除了七包之外，再加上烤火、理发、看电影。由于政府不具备“包”的供给能力，这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供给制，实际上是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人民公社的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为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在粮食供给制的公共食堂里，干部可以随意用不准吃饭的办法惩罚不听话的社员。
三是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中，干部像指挥军队那样统一指挥，统一调度。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
河南省嵖岈山人民公社共建立27个生产兵团和一个钢铁兵团。一个生产队为一个团，一个中队为一个营，营下按村庄和作业组成立连、排、班。制定了五项制度：服从领导，听从调动；积极生产，不迟到早退；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常对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爱护公物，团结互助。每月保证出勤28天以上，有事请假，半天内排长批准，一天以内连长批准，一天以上营长批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睡觉，这些行动听军号指挥。全村的房子按营房统一分配，男人住东头的“营房”，女人住西头的“营房”，老人带着小孩住“留守营房”。个别年轻夫妇偷偷相约到野外重温旧课，被巡逻队抓住了的就开全团辩论会，被辩论的一对，男人低头认错，女人哭成泪人。
第四，对农村进行强权整合，使行政权力的扩张深入到中国版图上的每一个边远的角落，使无产阶级专政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头脑和肠胃。　　
人民公社既管政治，又管经济，既管生产，又管生活，还强化了对农民思想的控制。这使得中央政权的末梢，不仅深入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还深入了每一个家庭。
中共中央在发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的同时，还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对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大扫荡。在政治高压之下，乡村社会表面上显得有序，但这种秩序是强权整合的结果，这种收效使得掌权者更加迷信权力，也更离不开权力的强制。
权力至上和领袖崇拜，暂时减小了剥夺农民的阻力。但这种阻力随着农民贫困的加深和奴役加重而逐渐加大，农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反抗。于是，掌权者一方面依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维持，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消除农民偏离社会运行的轨道。另一方面则采取政治高压，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反对意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打压。
极权制度能够深入到乡村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家庭，除了政社合一之外，还有赖于成千上万的乡村干部。中国乡村干部是从土地改革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农业集体化的主要推动者是土地改革中出现的积极分子。但是，不是每一个土地改革干部都能成为农村干部。江苏一位农村干部说：在建国初期，“乡村干部就像被摊在筛子上，筛子不停地在动，平时小动，运动来时大动，不合格的干部就被筛掉了，一直到高级社时，乡村干部队伍才稳定下来。”当然，这把“筛子”的操作者是各级党的领导，筛选的标准是能不能“听党的话”。所以，能留下来的，大多是“听党的话”的。在皇权时代，虽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皇帝鞭长莫及，在广大乡村，总是“天高皇帝远”。有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又有了这一批“听党的话”的干部，使得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党的声音，每一个村民都受到党的控制。
四、从共产主义退回社会主义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连在一起的。当时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据说这两句话是政治阴谋家康生最先提出来的。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情有独钟，是与他青年时代的“新村主义”情结有关。早在1919年12月，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渐多。
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敬老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区。”
青年毛泽东受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曾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合者计划在岳麓山建设一个实行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独立的“新村”。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得到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
1958年，毛泽东认为条件具备了。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之路。” 现在有了人民公社，他认为这条路算是找到了。
这种共产主义情结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有。这些领导人到处演讲，大力鼓吹共产主义。
有了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的共识，就有了北戴河会议决议上“短则三五年、多则五六年”实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提法。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还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到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说：“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
但是，使人们始料不及的是，两三个月内，人民公社刮起的“共产风”扫荡着全国各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农民开始抱怨，各种反对意见从四面八方送到北京。毛泽东等不得不暂时收回共产主义的幻梦，对人民公社制度也进行调整。他想尽力纠正，但他的纠正，却跳不出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局限：具体的错误可以改正，但“三面红旗”不能动摇，对人民公社只是进行漏洞的修补和在现有基础上的完善。
10月13日，毛泽东再度出京南巡，直到这年12月最后一天才回到中南海。这是他1958年的第四次离京出巡。且不说前几次，就是9月间他就视察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还是意气风发。10月的出巡和他的态度和前几次有所不同，调子有所降低。
1958年11月2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通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紧接着，同月21日至28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8日至12月10日，就地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两次通称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作出了高度评价，同时把人们从狂热的共产主义畅想中拉回，从共产主义退回到社会主义。八届六中全会澄清了几个理论问题：第一，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第二，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第三，商品生产还得大力发展；第四，按劳分配原则还要继续保持。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否定前几个月的作法，例如，认为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还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对吃饭不要钱十分赞赏。毛泽东一方面不得不强调不能超越社会主义阶段，一方面鼓吹吃饭不要钱。这说明他的倒退是不得已而为之。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十四句话，作为建设和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肯定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就把几个月以前的公社所有制倒退了一步。接着，三四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以《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作为纪要公布。其内容主要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确定基本核算单位，即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旧账”的清算和处理；等。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又把上海会议确定的“基本队有制”（即大队所有制）进一步退到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制。
然而，这种倒退是形势所迫，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的庐山会议，不仅使这种倒退刹车，还使得在这次执行倒退政策的干部受到打击。反右倾以后，又急于向公社所有制过渡。
1960年大饥荒更加严重，死人更多。到了下半年，毛泽东对自己的认识开始修正，一是在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说他3月4日对贵州公共食堂报告的批示有毛病，应当改过来。二是11月28日转发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毛表示：“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这种认识的改变在实践上指向两个方向：一是继续执行庐山会议以前的政策，二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打击“五风”干部。前一种作法是以不伤及“三面红旗”为限，后一种作法更强化了中央的权威，强化了非法制的行为。
1962年9月27日，八届十中全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确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改为生产队；社员收益劳分配，以公益金照顾困难户；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各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组织上人民公社还是一个完整的政社合一的组织，生产大队、生产队是公社下级。
经过多次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退回到高级农业社的状况。所有制的退让是以三年大饥荒为代价的，是这种制度酿成了灾难性后果之后。由于政社合一的情况没有改变，农民还是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
五、城市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郑州、哈尔滨等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1958年10月邓小平视察了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四个城市时，听取了在城市试办公社的汇报。邓小平指出：“城市公社必须办。全国农村正在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后边。” 1959年12月10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其中写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试验。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此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比较谨慎，主张“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做酝酿工作”。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与这个指示同时下发的还有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发展情况的报告》和河南省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要求各省派一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处参观学习。3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天津会议）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加快了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速度。
196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委关于里弄工作情况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报告》，上海市委的报告说：“里弄居民工作还是城市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数众多的家庭妇女，和一部分闲散社会劳动力，还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属还有待于继续加强改造；一部分个体经济尚未完全走上集体化道路；一小部分居民委员会组织还不纯；这和当前已经到来的大跃进形势极不适应。在1958年里弄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为了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准备组织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上海的积极态度，但对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家属加入公社作出了一些政策性规定：第一，除对一些小业主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公社外，对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不要急于让他们入社；第二，不要动员他们拿出房屋、家具。即使是自己送来，也应加以劝阻。第三，也不要动员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加入食堂吃饭时，应当说服他们等到食堂办好了再说。第四，不要动员他们对公社工业或其它方面投资。
1960年6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一、关于整顿和纯洁干部队伍，保证党对公社各项工作的绝对领导问题；二、关于政社合一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问题；三、关于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几个问题；四、关于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大搞生产协作、大搞经济综合利用问题；五、关于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既要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又要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既要抓生产建设，又要安排生活（即将有限的粮食配给城市人口）。正如《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说的，是希望达到组织生产和生活、振奋人心的效果。城市人民公社被寄予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期望。1960年春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继续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乐观地认为城市人民公社将把城市人民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解放成千上万的家庭妇女，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造。
1960年4月1日到8日，新华社连续发了系列报道，分别介绍了郑州、哈尔滨、北京、重庆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4月8日，新华社发了综合报道《我国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报道说，全国加入人民公社的城市人口已达2000万人，办起了工业生产单位56000多个。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作了题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联合发言，盛赞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发展，而且能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工具，表示大城市也要逐步实现人民公社化。
在1960年4月至8月这一时期，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加速，到8月底，全国城市人民公社已达到1077个，公社人口5693万人，达到了城市人口的76%。1960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人民公社（不包括县城镇人民公社）1032个，其中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组织的417个，以机关学校为中心组织的97个，以街道居民为主体组织的484个。参加公社人口6065万人，占城市人口（不包括城市人口中近郊区的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人口）的81%。
和农村人民公社相比，城市人民公社有几点不同：其一，农村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一，城市人民公社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城市人民公社是以原有的区街政权为依托办的，也仍然保留原有政权的牌子，相当多的城市人民公社是依托大企业、机关、学校组建的，主要是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单位，而不承担政权机关的职能。其二，农村人民公社以集体所有制为主（虽然一度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但还是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虽然城市人民公社也是集体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这是因为城市人民公社生产的产品，大多是为国营工厂加工的零部件，或是国营工厂下放的部分产品。其三，从分配制度上看，农村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实物供给和少量的工资制，而城市人民公社则基本是实行工资制。
城市人民公社是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带动下建立起来的，其目标是增加城市的共产主义因素，削弱或者消灭“资产阶级”对城市的影响。但是，由于与大饥荒同时发生的国民经济困难，城市人民公社在六十年代就名存实亡，无疾而终。
城市人民公社虽然消失，它留下了三个结果，一是留下了区街工业，一些不能到大工业就业的人，在这里就业；二是“对旧城市进行了改造”，即对旧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扫荡。三是消灭了在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城市个体工商者，他们有的进入了街道工厂，有的在城市人口精简中，被下放到农村。

墓碑（十七之1）

　第十六章　人民公社－－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要了解人民公社是怎样出现的，就得了解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中国官方一直称农业集体化为农业合作化。因此，很多出版物上把农业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混为一谈。其实，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私有制基础上的互惠互利，后者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有人用发达国家至今还有合作制的事实来为中国合作化辩护，实际是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既然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夺，集体化过程势必也是残酷的、强制的。人民公社是集体化制度的发展，是对个人利益的进一步否定，是极权制度的基层组织，当然也是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一、毛泽东掀起农业集体化高潮
合作社最早产生于19世纪初的西欧。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出现了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社会弊病，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激烈地批判这个制度，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利·傅立叶（1772－1837）发表了《论家务农业协作社》和《新世界》等著作，提出了未来社会应建立和谐的社会制度和“法郎吉”（来自希腊语“队伍”一词phalanx 的英文phalange，意思为严整的步兵队伍）的设想。
沙利·傅立叶认为，“法郎吉”是和谐的社会组织，有组织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它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工业，是工农相结合的合作组织。他还设想，每个“法郎吉”占地1平方英里，用招股的办法募集股本组成。 “法郎吉”用股本的形式保存私有制。其收益按劳动、资本、知识进行分配。其分配比例：劳动占5／12；资本占4／12；知识占3／12。不同“法郎吉”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商业由行政垄断，不准私人经营。
继沙利·傅立叶提出合作社思想之后，由法国人毕薛（philippe Buchez,1796－1865）倡导，极力鼓吹劳动者应从资本家的支配中求解放，并应组织劳动者自己的合作社。他还亲自指导了一个木工生产合作社。
英国医生维廉·金（Dr Willian King,1786－1865）认为合作组织是穷人自救的好办法。土地是一切财富之母，劳动是一切财富之父，劳动者必须联合，才能免受剥削。他于1828－1830年间，主办发行了一个名为《合作社》（Ｔhe Cooperator）的刊物，一共出了28期。
英国人罗伯特·欧文（Ｒobert Owen，1771－1858）是合作社的第一个实践者。欧文设想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生产和消费组织。其成员除了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公有财产。全民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业和工业生产相结合，每个合作公社是一个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全体成员都分配与其年龄、特点相适应的工作，各尽所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合作公社设立公共仓库，社内成员都可以从公共仓库里领取民需要的东西，按需分配。
1842年，欧文倾其所有，带领他的4个儿子和英国的信徒们，一同到美国的印第安那州进行“合作公社”试验。他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建立了一个合作示范区，取名为“新和谐公社”（New Harmonig）。在《新和谐公社的组织法》里规定，“我们的原则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别和地位，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财产公有。” “社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公社管理人员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并组成理事会。理事会定期向社员大会报告工作情况。”欧文的搞了4年宣告失败。他为此付出了4万英镑，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财产。
马克思主义者对欧文的试验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们认为不采取革命手段，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欧文失败的根本原因。 所谓没有采取革命的手段，就是没有掌握政权，不能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不能控制和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毛泽东等就不同，他们掌握了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可以强制，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可以动员，利用手中的物质资源，可以逼农民就范。先驱者的理想无可厚非，但是，用强权来推行一种理想，就会造成灾难。为了推行某种理想而建立的强权制度，就会把更多的人置于这个制度的奴役之中。
中国实行土地改革以后，一些能力强的人买了大型农具，有的置了车马，还有的雇工。比较弱的农户开始出卖或出租土地。因此，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1950年，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提出，要使多数农民丰衣足食，必须让农民由个体向集体发展。刘少奇认为，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没有机器工具，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毛泽东很赞赏高岗的意见，对刘少奇的看法不满。这是1954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一个原因。
土地改革以后，农户出现富裕和贫困现象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两极分化呢？不一定。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阶级变化不是向两极分化，而是向中间集中的中农化趋势。据1954年对21省14334户农家的调查，中国农村阶级构成的变化是：土地改革结束时，贫雇农占总户数的57.1%，到1954年末下降为29%，中农由35.8%上升到62.2%，富农由3.6%下降到2.1%。
为了解决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依靠大多数的问题，中共中央及各地又按富裕程度，将中农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从中农中划出的下中农，加上贫农，占农村总人口的60%到70%，这个农村的大多数，就当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依靠力量。而富裕中农，就被看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异己力量了。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为了防止两极分化，曾想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并把这个意思向华北局写了报告。这个报告由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副书记刘澜涛转给刘少奇。刘少奇认为，现在搞集体化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合作社。
7月，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毛泽东还让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他批评了互助组不能发展为合作社的观点，批评了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基础的观点。 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10月17日，毛泽东转发了高岗10月14日的关于东北互助合作的报告，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合作社。1954年春夏，农业合作社发展到9万多个。到1955年底，有7000多万农户入社，组成了18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其中高级社2900多个）
其实，防止两极分化只是合作化的一个理由，甚至只是作为动员群众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要实行计划经济，粮食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当时农村自耕农有1亿1千多户，居住分散。任何一个政府都无力掌握这个分散而庞大的群体，都无法一家一户地征购粮食。没有合作化，统购统销也无法实施。一个政府不能面对千万根头发，把它梳成辫子，就能一把抓住。要建立一个极权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农民的生产、生活、思想全都纳入政府控制之下，集体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是共产党的专长。
在1953年那一段时间的初步集体化过程中，很多地方出现强迫农民入社的情况。河北省大名县五区堤上村的两个合作社，发展社员时，在街上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向群众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就在桌子上签名入社”，“咱村就这两个社，不入这个入那个，反正得入一个”。文集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金南村叶洪善社共127户，最少有半数不是自愿入社的。社员张得荣因入社思想不通，常常夜间掉泪。 河北省委派人三次到大名县，纠正了这一偏向，解散了一些不合格的合作社。后来毛泽东批评河北省委“三下大名府”，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浙江省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 由于强迫入社，农业社很不稳固，当时农村工作部和各省压缩了一些条件很差的农业社。这就是毛泽东说的“1953年解散合作社的错误”。
1955年夏天，浙江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53000个，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强迫命令的问题。有的县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说谁不入社就要像斗争富农一样斗争谁。有的地方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粮食征购任务，不入社多派。”全省征购粮食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因此，全省耕牛减少57000多头，猪减少三分之一，羊减少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卖子女，老弱饿死的情况开始出现。
为了帮助浙江省做好农业社的整顿、巩固工作，3月下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和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的谭震林，邀请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会作了研究，并将研究意见写成《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于3月25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用电报发给浙江省委。《意见》说：你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千分之六发展到百分之三十九），.....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进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据有关人士介绍，这份电报稿写成后，邓子恢曾让陈伯达（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带回去请毛主席审阅。
收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电报以后，浙江省委一致同意，并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作了布置。经过压缩，浙江省的农业合作社由5．3万个退到3．8万个。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的28％退到18．6％。
毛泽东心爱的合作社被砍掉了一万五千多个，他十分恼怒。1955年5月5日，毛在颐年堂找邓子恢谈话，向邓子恢发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区党委书记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邓子恢：
浙江省由于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53000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个包括40万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经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邓子恢见情况不妙，急忙作检查。9月26日，审查邓子恢准备的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自我批评的发言稿时，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为什么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去挫折它。”“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影响了你们，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性，你们却熟视无睹，敢于抹杀，敢于‘与此相反，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农业集体化以后，农业合作社党组织不仅是农村经济的组织者，在乡以下，合作社也是农村的政治组织者。农业合作社对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都进行着管理和控制。合作社实际是中央政权对乡村控制的基层组织。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特别到了高级农业社，集体经济组织已基本上掌握了农村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农民的全面控制已基本形成。
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在《大社的优势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小社为多。但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样的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个乡一个社，当然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在通过的37个文件中，其中有《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人民公社呼之欲出。
二、从仙居事件到社会主义教育
从1955年到1957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集体化高潮。原来计划1960年完成集体化的高级形式，毛泽东建议提前到1959年完成，后来到1957年就基本完成了。官方报纸对农业集体化的报道很多。从已有的报道中给人一个错觉，好像集体化是农民的自愿行动。其实不然。就农民的自身利益而言，特别是就那些生产和经营能力较强的农民的利益而言，合作化是对他们利益的侵害。相当多的人是不愿意集体化的。因此，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退社与反退社的斗争。一直伴随着对农民的强制和迫害。
先说仙居事件。浙江是全国闹退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当时赶往处置闹退社潮的中央农工部二处处长霍泛回忆：“我们到萧山县和上虞县的公路上，就遇到数百人的农民队伍迎面而来。省里同志说，这就是去闹退社的，我们的车躲开点，免生麻烦，可见农村确实不够稳定。到了上虞县委，得知不久前县领导机关受农民队伍冲击……全县农业社的生产多数暂时处于涣散状态。” 仙居是闹退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作了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坚决压缩合作社的作法，合作化迅速发展。1955年12月，浙江省仙居县只有4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55.86%都是初级社。到1956年6月，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8.15%，1957年春天达到91%。同时，社的规模过大。账目混乱，生产上不听群众意见，盲目地将两熟水稻改为三熟，造成减产，全县全年减产22%。由于生产管理上问题很多，全县1956年每个劳动日最高的7角4分，最低的只有9分钱，平均为3角3分钱。与此同时，农村干部作风恶劣，在生产和分配等重大问题上命令行事，不与群众商量，动不动就对社员戴政治“帽子”，扣工分、抄家、脱衣服受冷等办法。合作化以来，在251个乡干部中，有74人吊打过人；23具乡镇1117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的48名，占4.7%。干部不参加劳动，而且多得工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退社的越来越多。此时，县委不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却大批“富裕农民思想”，从而使矛盾激化。
1956年秋收后，这个县个别地区就发生退社问题。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在全县33个镇中有29个乡镇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有116个，部分垮台的有55个。入社农户由91%下降到195，被打干部107人，社员干部家庭被搜查的有430户。
事件发生以后，县政法部门、兵役局（他们有枪）、驻当地部队、地区公安处组成联合办公室，对案件进行侦察。最后共捕了9人，拘留了42人。
对仙居事件，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对杨心培的报告都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的批示中要求各地引以为戒，要及时解决社员的意见和要求，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要理直气壮地批判错误言论，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决给予反击。
无独有偶。1957年1－4月，浙江上虞县发生各种闹事47起。其中，因合作化引起的有23起，因粮食问题引起的有11起。到5月份又发生闹事63起，涉及4具区，25个乡，4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闹事的人数共达1.3万人。7月份，事态进一步发展，百官镇和永徐乡马家村发生了大旗会（求菩萨的组织）闹事，参加人数达2000多人。警察向天鸣枪警告，无济于事，后来向闹事者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人，伤12人，才驱散人群。事后逮捕了闹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干分子14人，拘留了23人。
农民要求退社不仅发生在浙江，在其它地方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1956年冬天以来，河南省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宁陵、柘城、淮阳、睢县、杞县、中牟等12个县的部分地区部分农业社一度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闹社退社涉及到278个高、初级社，700多个生产队。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的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饲料。有的社员殴打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些闹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殴打干部66人，拉走牲畜4946头，私分粮食12.5万斤，种子2.4万余斤，油料390多斤，农具200多件，柴火5.2万余斤。闹的方式先黑夜活动，后白天活动；先秘密酝酿，后公开开会；先妇女、老年闹，后壮年参加；先几个人、几户，后发展到一个生产队、一个社或一个乡。因为闹社、退社，临汝县老连社，元月小麦才种40%，虞县寓贤乡，元月冬耕地只完成18.6%。民权县浑子乡，因闹社停产1个月。中牟县刘庄社郑油磨村，在闹社过程中，牲畜没好喂，7天死了11头。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7年8月，广东省退社农户已达7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个，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2%弱。个别地区曾经发展为群众性退社的风潮。如佛山专区的顺德、南海、中山三县经济作物区，受退社风波影响的就有65个乡，210多个社。仅中山县永平、南兴两个区，10月下旬分别到省人委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16个乡，600多人。他们有的要回原来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锁上，不给社用。有的到社的鱼塘桑基去捞鱼、摘桑叶，有的将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种。有的因闹退社而包围、殴打区乡干部、社主任的事件已发生多起。
辽宁省对昌图、凤城等9个县的不完全统计，闹退社的有1万多户，已退社的有4000多户。退社的社员把入社的马拉回去。
1957年春天以来，江苏省各地农村发生了不少的群众闹事，泰县闹退社事件竟在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有2000多人到县里请愿。闹退社员的社员中，中农占60%－70%。他们绝大多数是因为收入减少，少数是因为耕牛、农具、果木折价不合理，或因为在社内不自由，受干部歧视等。
1956年，农民退社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闹退社的户主要是富裕中农，其次是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和手工业者、小商贩等。”退社原因：一是收入减少。全省一般地都有10%－20%的社员户减少了收入；二是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辽宁农民普遍反映：“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气受不了，”“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一个礼拜天”；三是干部作不民主，社员肚里有气；四是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也入了社；五，农村自由市场放开以后，有些社员，特别是一些富裕农民，认为是单干赚钱的门路了，不愿留在合作社里。
在这些退社事件发生以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作组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实际是一场政治运动。大辩论一到农村就成了大批判，大斗争。这一场政治运动和城市的反右派斗争互相呼应，是这场政治斗争的两个方面，有的地方干脆称为农村反右派斗争教育。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城乡的同一主题。在这场运动中，一些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的人受到了惩治。据河北省保定地委报告，清苑县自开展政治宣传运动以来，有11个乡6个人被打，7人被拉，2人游街，7人被斗争。徐水小东张乡在游行时，游行队伍走到生产不积极的社员门前喊“不生产是右派”，走到瞒产者门前喊“瞒产是右派”，有的单干农民不愿交公粮，游行队伍就喊“不交公粮是右派”，看到妇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的是右派”，一时右派帽子满天飞。
不知道有多少“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仅广东省“全省已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其达16000多人，其中已捕2000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1100多人，管制135人。陕西咸阳县斗争了158人，有79人捆绑吊打。云南宜良县斗争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杀15人，逃跑8人。广东惠来县斗争对象有三分之一被打。山东打死、吓死约10多人。河北省邢台县王快村400多户，摸出65户右派。有的合作社把斗争对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
不仅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一些在土改时分得土地的贫农也有人反对。如河北省清苑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整的230多人当中，有18人是贫农。对待贫农的反对意见，通常是教育。全国树了“刘介梅忘本回头”这个样板，教育翻身农民不要忘本，要紧跟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要过饭，生活在最底层。1950年当了乡农会主席，入了党，当了工作组长。土改时分了田，分了“果实”（没收的地主财产分给贫农）。他想好好种田、经商、发家。但是，统购统销，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种田经商发家梦，他就开始反对。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刘介梅承认错误，作了深刻检讨，认为自己“忘了本”，一定要回头搞社会主义。 当时，报纸上大力宣传刘介梅这个典型人物，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举办“刘介梅忘本回头”展览会。后来这个展览到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在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背后，有着广泛的抵制和强制、反抗与镇压。但是，和当年苏联集体化比起来，中国农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镇压都要缓和得多。当年苏联为了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化，曾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他们也是“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万人。苏联“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4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过程没有苏联那么惨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是一个原因；中国文化传统不同于俄国是深层次的原因。
既然农业集体化过程是反抗和镇压的过程，那么，加入了农业社的农民，退出农业社，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谁要退出，谁就要受到批判和斗争。但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在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尊重，直到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才被剥夺。还说，人民公社使农民失去“退出权”是产生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 显然，这种与历史事实完全相悖的论断。
三、“人民公社好”
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些公开反对集体化的人受到打击，农民顺从了。农村中的青年人，多数是愿意集体化的。一群年轻人热热闹闹地一起劳动，比独自在父亲的严厉的指导下劳动愉快得多。他们太年轻，喜欢新鲜事，对改变现状的事情都拥护。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改变对自己的利害关系。他们在家里虽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可以在社会上造舆论。与此同时，从上到下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改变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东西，这也减少了农民的抵触情绪。多数人入社以后，不愿入社的人就显得很孤立，不得不参加了合作社。
但是，人民公社还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而是按中央的意愿，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它起源于中央领导集团的共产主义情结，也起源于极权制度的需要。不过，它的兴起却借助了全民大办水利的契机。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中央政府的号召和推动下，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都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这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十几公里甚至更长的灌溉渠系。这种较大工程需要大量劳力和资金，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这种事，只能通过调整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甚至调整行政区划来解决问题。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改变农村基层结构的思想。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上的越大、越公，就能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4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编者按的形式将毛泽东关于小社并成大社、小乡并成大乡、几乡并为一社的观点发表。
成都会议传出的信息启发了河南省遂平县的领导人，这个县在水利建设、山地开发、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在山区与平原互相协助、共同发展方面，乡与乡之间发生过一些磨擦。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遂平县委书记娄本耀、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认为，可以根据成都会议的精神，把在实际利益上难以协调的鲍庄、扬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合在一起。他们请示了到这里检查工作的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要他在联合成大社的问题上表态，张树藩说这是大事，要经过地委讨论才能决定。
但他们等不及地委的讨论，说干就干，立即召集4个乡的党委书记、乡长开会。会上各自表态，他们都同意合并。后过经过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同意，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县委委员钟德清任社长。大社内分为八个部：农业部、工业部、水利部、林业部、畜牧部、文化卫生部、交通部。共有5566户，30113人。
县委向省委上报时，受到苏联集体农庄的启发，改名为“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1958年5月5日，专门到省委汇报的娄本耀，受到了当时正在河南的中共中央书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接见。谭震林说：为什么要叫集体农庄呢？你这个农庄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上比苏联的集体农庄的层次要高，我看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还是叫公社好。娄本耀一听，很受鼓舞，连夜给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经反复商量，最后名称定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其实，“公社”这个名字也不是谭震林的发明，而是当时不少中央领导人的集体创作。刘少奇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话中回忆：“公社这个名字，我记得在这里跟芝圃同志谈过。去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是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他们四人去广州的火车上应是1958年4月25日或26日，在谭震林见娄本耀之前。
《陆定一传》中是这样记载他们四人的火车上是怎样“吹”的。1958年4月底，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到广州向毛泽汇报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情况，他们在火车上放开思想海阔天空地议论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半工半读、教育如何普及、公社、乌托邦、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刘少奇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他们还吹了空想社会主义，还吹了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刘少奇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陆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到了郑州，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到车站来看他们。刘少奇对吴芝圃谈了他们议论的东西，要吴芝圃试验一下。吴芝圃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不久，河南农村就出现了托儿所、食堂，工农商学也有了，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了，只是不叫公社。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讲了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问题，后来要北京和天津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

墓碑（十六之2）

五、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雏形
1958年3月9日召开的成都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只请部分省委书记到会。会址是成都金牛坝宾馆。会议3月26日结束。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参加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成都会议是在南宁会议一个月以后，由于南宁会议的贯彻，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订计划，再次提高原来的指标，并纷纷上书毛泽东表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报告说：
毛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
成都会议和南宁会议的基调一样，批评反冒进，鼓劲，为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继续统一思想。看到大跃进的潮头已起，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也不是完全讲一面话，他大讲辩证法，也讲了不要指标太高，要留有余地的话。但他总的精神是鼓劲，他的另一面的话就被人们理解为策略性的。
他说，两种方法比较，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还是采取冒进。他强调“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好？”很明显，冒进是轰轰烈烈，反冒进是冷冷清清。
在成都会上，毛泽东反复讲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他特别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干。他举了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例子，说明“自古以来，创新思想、学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他还号召人们要敢于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大胆地创新。 “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东西开始都是违法的”。 毛泽东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这些话传达到基层以后，一大批无知的年轻人，在大跃进中为所欲为，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务而不顾其它，成了一支巨大的破坏力量。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到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措施。否则，指标很高，实现不了。他说，有的高指标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得那样重。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说。他还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毛泽东要求，要宣传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如何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毛泽东没有料到，他要求宣传“丰收例子”，引发了各地大放“卫星”，都变成了浮夸的典型。对这些浮夸典型，人们又不敢“泼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终于成了危害极大的“浮夸风”。
在“气若长虹，势如破竹”的毛泽东面前，刘少奇唯恐紧跟不及，他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他附合毛泽东的想法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到底应当多快呢？现在还难以预料，从当前来看，右倾保守还是主要的。”
3月25日，周恩来又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查。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了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个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毛泽东的两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见也就完全可以畅通无阻了。在刘、周之下的官员们也都作了检查。3月21日，陈云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陈伯达作了长篇发言，用理论的语言把毛泽东的想法“科学化”，还提出“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陶铸在3月18日的发言中提出解决“搞社会主义的立场问题”，他举例说，合浦专区县以下干部大概有80％的干部搞社会主义是有困难的。毛泽东插话说，这个问题全国也没有解决。陶铸表白说“前两年反冒进，我没有反，我是被反的”。3月19日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会上受命与没有到会的河南、湖南两省联系，显得不同于一般省委书记。他的发言，不仅讲湖北，还讲河南。他说：“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们在平常情况下能估计到的。”“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产确实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麦收要比去年增产50％－70％。”“一个礼拜一个县就车子化了，群众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说：“我们没有反冒进，我们查了报纸、会议文件、记录，从全年看，省委总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会议上，所有反冒进的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全都向毛泽东臣服；没有反冒进的或被反的纷纷表功。与会者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讨好毛泽东，并且把他的想法向更为极端发展。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将它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在3月25日，中共中央将提交给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提交给与会者讨论。《报告草稿》中，毛泽东将一段话修改为“今后我们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成都会议通过的37个文件中，其中之一是《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个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会议把个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次会议上，3月10日，毛泽东讲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先若有所指地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然后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谁的权力最大，谁就代表真理，最高领导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泽东说要崇拜真理，实际就是要别人崇拜他自己。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借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按照他的逻辑，独裁是合理的。
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其它人积极表态效忠。3月18日，陈伯达在发言中把个人崇拜提到理论高度，他：“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没有权威是不行的。”陈伯达引用恩格斯的《论权威》以后说，“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人物。”“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思，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 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其他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对毛泽东大加赞扬。有的说：我们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攻击还没有停止。4月上旬，毛泽东在武汉主持了一个汇报会，田家英后来说，武汉会议是成都会议的补充。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4月5日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反冒进是两个高潮中的低潮。4月8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毛泽东还说，还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在大跃进期间，“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满天飞，都是从这里“批发”出去的。
毛泽东并不是偏执狂，看到大跃进潮头已起，他还是讲了一些冷静的话。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告诫报纸不要动不动就宣传什么“化”，如“绿化”，“水利化”，还讲到“做事要留有余地”。 但是，由于整个制度没有制衡力量，没有负反馈，毛泽东这些冷静的话，被人理解为这是方法问题、策略问题，他的思想实质还是要“化”，还是要把劲鼓“足”，“充分”调动一切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形成过程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党的领袖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全党紧跟，并且通过舆论工具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势。在干部队伍中难免有偏激者或好走极端的人，而这种人常常得到重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专制制度下必然现象。领袖的思想常被下面的人推向了极端。这时，领袖又出来说话，成为纠偏者，他显得比别人更英明，更清醒。但下面的人又“从本质上”理解他的这些“清醒”、“英明”的话，还是沿着原来的倾向走下去。在领导人眼中，走极端的人和不紧跟他的人相比，前者还是可爱一些。“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还说走极端的人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下面的人深知这一点，所以，领袖这些纠偏的话通常是不起作用的。
六、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终于形成
在一个党单独执政的情况下，这个党必须团结一致，必须统一思想。当然，思想只能统一在领袖的思想上去，团结只能团结在领袖周围。凡是与领袖不一致的，只能放弃自己的看法，服从领袖。如果个别领导人和领袖公开对抗，那就是“分裂党”。“分裂党”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刘少奇、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大跃进的势头已定。毛泽东高速度发展战略已被全党所接受。在成都会议上总路线的提法已初步形成，现在需要开一次党代会，把总路线确立起来。这就是八大二次会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半年前开了一个八届三中全会，现在又要开八大二次会议。这两个会有什么不同呢？八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的全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者是中央委员会，后者是全国代表大会。从法律地位上看，后者高于前者。
八大二次会议是在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会上听取并讨论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邓小平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听取了谭震林作的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增选了中央委员。
刘少奇的报告接受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正式否定了八大的决议。报告严厉批评了“反冒进”，指摘反冒进造成了生产建设上的“马鞍形”（即1957年低于1956年和1958年）。全面阐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阐述中，刘少奇特别强调速度，要求“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以以论战的语气尖锐地批评了“有些人说，提高建设速度会使人们过度紧张。”、“有些人怀疑多快好省的方针会造成浪费。”、“有些人担心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会在经济上造成不平衡。”、“有些人怀疑农业生产究竟能不能高速增长。”等对高速度怀疑态度。刘少奇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说：
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说得正对！难道我们能够不好6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吗？难道我们应当好小喜过，绝功弃利，安于落后，无为而治吗？
刘少奇在报告中要求各级领导“真正地能够站在群众的前面，运动的前面”，对群众的热情“应当十分爱护，绝不允许向群众泼冷水。”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讲话四次，在5月8日的第一次讲话中，他广征博引，用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故事，讲解放思想，无所畏惧，讲年轻人胜过老年人，讲学问少的胜过学问多的，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讲这些的目的还是超英赶美。会议期间，他在一份报告的批示 中写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毛泽东当时可能没有想到，他提倡的“破除迷信”最后变成了全民破除科学；他提倡的“敢想敢干”变成了全民的蛮干，胡干；他提倡的“解放思想”最后变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狂想；他说的“高贵者最愚蠢”成了打击专家、学者的根据。
在5月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倡“厚今薄古”。他表扬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毛泽东这时站了起来，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反驳林彪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在5月17日的讲话主要是讲国内外形势。在讲到农村有人叫没有粮、油、布时，毛泽东说：
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1955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30％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哪些成份呢？这些干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市、中央没有人叫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
毛泽东这段话堵住了干部的嘴，谁要说农民没有粮食吃，谁就是站错了立场。如果一个干部犯了立场问题的错误，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1958年冬天以后的三年大饥荒中，明明农村没有粮食，很多干部不仅不为民请命，反而还说农村有粮，原因就在这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不止一次讲过这样的话。
讲到“准备对付灾难”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讲到：
假如党分裂，要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高岗、饶漱石那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是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党代会代表，特别是中央委员更要注意，要顾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会栽跟头。凡不顾大局搞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高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顾大局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当闹分裂，闹分裂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这里警告对总路线持怀疑态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一致就没有好下场。周恩来彻底投降了，没想到一年以后又跳出个彭德怀出来“搞分裂”。这段话为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埋下了伏笔。
对于反冒进的批评，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已经很彻底了，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批评火力不减。周恩来、陈云再一次作检查。陈云在检讨中说“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了当时群众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的紧张情况。”“如果不是得到毛泽东的及时纠正，听任这个错误发展下去，必将使命我们的事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在5月17日的大会发言中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采，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反冒进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件事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接着，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作深刻的检查，还把反冒进的错误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又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把话题转到对毛泽东的歌颂上：
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周恩来说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在其它人的发言中也高度肯定毛泽东，整个会上对泽东的歌颂声不绝于耳。陶铸在发言中不仅歌颂，还要求全党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
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须在全党广泛地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几年来，我们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偏向，过分强调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而忽视了学习主席著作，这是不对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教科书。……毛心席的著作不仅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设胜利的伟大武器。
人们普遍认为，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是林彪。实际上，陶铸比林彪早了好几年！读者可以对照一下，林彪几年以后说的话和陶铸的话何等相似，是不是林彪偷了陶铸的专利权？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在专制制度下，争相向皇帝献媚、争相邀功取宠，本来是正常现象。这是在专制制度下的必然现象。
王任重发言的题目是《如何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从六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颇有新意的是“大辩论，大字报，大检查”：“干什么，辩什么，哪里不通哪里辩，方式灵活，田边地头，床头灶头，会内会外，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婆媳之间，都可以辩。一场辩论之后，是非分明，工作好做了，落后保守容易克服，先进经验好推广了。”王任重这个“发明”很快在全国推广，辩论会实际是批判斗争会。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倡的“插红旗”“拔白旗”风行全国，不知多少说真话的人被摧残在“大辩论”和“拔白旗”之中！
柯庆施的发言内容是文化革命。他描绘了15年以后的美好情景：人人知书识理，大家都能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是惊人的一致。从5月8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117人，书面发言140人，都表示完全拥护这条总路线。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发言不仅完全支持总路线，还把已经很高的指标，再进一步调高。
5月23日，会议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这次会上，大跃进已经开始。思想一旦统一，经济官员们急忙把总路线落实到具体建设指标之中。
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富春的发言题目是《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他把超英赶美的设想一一落实到令人振奋的指标数字上。这些指标得到了大会批准。他说：“1958年的形势完全说明，第二个五年是可以大大地跃进的。”
中央各部门唯恐说自己落后，他们的跃进指标又远远高于国家计委的指标。冶金部长王鹤寿的发言题目是《十五年赶上美国》他说，明年钢产量达到1200万吨，1962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1967年达到7000万吨以上，1972年达到1.2亿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铁道部长滕代远在发言中提出了15年内修建12万公里铁路的安排。农垦部长王震发言提出10年内开荒3亿亩。没有大会发言的部长们也向大会提交了本部门大跃进的报告。交通部党组的报告是：《全党全民办交通，水陆空运大跃进》；纺织部党组的报告是《在五年内纺织工业主要产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林业部的报告提出5年内把15亿亩荒山全部绿化.....。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又把中央部门的指标分解到各自的省。为表示自己紧跟中央，定出了比中央各部委更高的指标。省委书记们竞相向毛泽东表示效忠，你的指标高，我比你还要高；你的速度快，我比你还要快。这些指标，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符合实际，除了毛泽东以外，是没人有敢提出质疑的。
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在专制制度下，下级官员迎合上级的情形。1958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处在一层一层的权力阶梯上的官员们，总是把最高层的意志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除了进一步鼓吹大跃进以外，又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本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肉麻，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这恰恰是残酷的现实！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意犹未尽。他对“跃进”这个词儿不停地玩味和欣赏。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5月25日，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彭真送来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跃进”一词是这篇社论最早使用。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了一段话，称赞最早提这个词儿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词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　　　5月26日上午7时
其实，周恩来使用“跃进”一词比这篇社论早140天。在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两处使用“跃进”这个词。周恩来看了毛泽东表扬《人民日报》社论，好像自己的专利权被别人侵犯了一样，连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并标明“跃进”这个词在第9页和第14页上。同时为自己反冒进的错误辩解，但辩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谦恭的，对自己首先发明“跃进”一词的估价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送上。在第9页和第14页上提到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
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40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从量到质的跃进。我在这次党代会上发言，说那是“开始觉醒”，经过三中全会，杭州、南宁、成都、三次会议的整风，和接触了一些群众的实际活动，才真正认识到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和力量。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为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
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对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的估计并不能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必须在《人民日报》去年11月13日和12月12日两篇社论根据三中全会主席宣告的精神进行号召，才能起动员舆论、促进运动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理，单单选词相同，这是形式问题，主要看立的什么旗，破的什么邪。《人民日报》两篇社论立的是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的大旗，破的是反“冒进”而“促退”的邪气，所以能够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认为，《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有同样的价值和功劳。
周恩来　　1958年5月26日夜
看来，“功不在禹下”应是周恩来，而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为了不埋没周恩来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功劳，毛泽东把周恩来送给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信件发给到会的人。
小平同志：此件即付印，即刻发给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　　　1958年5月27日上午11时
功过已经分明，思想已经统一，总路线已经确定。全国很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总路线的热潮。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总路线的旗帜插遍全国》，其中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全国所有的报纸按同一口径发表文章。文艺界也开足了马力，全国每一个角落，颂扬总路线的歌声如潮：跃进，跃进，再跃进！
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因“反冒进”挨批，陈云那时也不受重用，国务院很多工作就转到书记处。1958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的权力枢纽。在“三面红旗”方面，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大跃进时期许多决策，都出处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不过，“大跃进”的问题暴露以后，邓小平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但他还坚持对“三面红旗”的支持。改革开放以后的出版物对邓小平大跃进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极力回避。
从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上，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都从比较实际向错误的方向转变：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不顾实际条件强调高速度发展。在这个向错误的方向转变中，毛泽东无疑起了主导性作用。但是，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内不仅缺乏一种对主要领导人的纠错机制，还有一种把领导人的认识推向更加错误的机制。当时毛泽东的确有点头脑发热，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发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偏差，并在实际中进行了纠正（反冒进）。但是一旦毛泽东坚持己见，纠偏的人放弃了纠偏，反而附和毛泽东。其他的人不仅不支持纠偏的人，反而站在毛泽东一边，把毛泽东的错误认识更推向极端。为什么没有纠错机制？这是专制制度固有的缺陷。1958年指导思想的错误，不仅仅是领袖和领导集团的错误，而是制度性错误。

墓碑（十六之1）

第十五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这是1958年令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旗帜，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饥荒的祸根。
然而，执政者多年来把这一祸根视为珍宝，从1958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是划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忠与不忠的一个重要标准。
“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称。它的文字表达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报刊宣传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大跃进就是高速度的体现。所以，从思想认识上，总路线和大跃进是一回事。不过，总路线偏重于指导思想，大跃进偏重于行动，大跃进是总路线指导下的行动。
在五十年代，中国有两个“总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1953年提出的，它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写进了1954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总纲，表明它有相对的稳定性。过渡时期总路线简单表述为“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时认为，完成“一化三改”的任务10年到15年。也就是说，过渡时期总路线要管10年到15年。结果，写进宪法后的4年就被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取代，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了。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的，但它是建国以后逐渐形成的，在1958年3月9日到25日的成都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一、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
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有一种思想倾向，总是过早地估计革命胜利的到来。人们称为“急性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认为欧洲的革命危机迫在眉睫。列宁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他曾想直接从当时的俄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受挫以后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他对共产主义的到来也估计过早。他在1920年《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50岁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15岁这一代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 按列宁的估计，20世纪30-40年代，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 1952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急性病，这种急性病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他们其所以有急性病，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纠错机制。即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经济上的市场制度能够对所谓“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不断自动地进行纠正。这正是他们认识上的盲点。这个盲点也造就了他们所设计的社会制度的根本缺陷：对市场的敌视和对民主的轻视。
旧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领导人迫切地希望尽快地改变中国的面貌，总想事情办得快一点：快一点实行城市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快一点实现农业集体化，快一点发展农业、工业、教育事业和其它事业。但是，为了实现这种愿望，领导人往往不顾客观现实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大搞群众运动，什么事情都能办成。由于缺乏民主的决策制度，第一把手毛泽东的意见占绝对支配地位。直接负责经济工作的几位领导人，知道很多主观愿望行不通，有一些切合实际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不仅得不到自由表达，反而被指摘为“右倾思想”。毛泽东一批评右倾，多数人就附和，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人，要坚持自己正确的认识，不仅仅是面对毛泽东的批评，也面对众多人的批评。这样，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正确认识，转而附和毛泽东，从而使毛泽东的认识更偏离实际。他更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认为只要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就能把事情办好办快。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毛泽东一直批判经济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
1955年12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120多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择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据上引资料，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还当场念了一幅对联，表示对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的体会。上联是：客观可能超过了主观认识；下联是：主观努力落后于客观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粮食总产量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按照现代的语言来说，当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想搞“超越式发展”。对当时的中国贫困落后的现状来说，谁都想“超越式发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发展”也可能成功。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又是舆论一律，当权力中心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只有一个方向的力量推动，只有一个方向的舆论作动员，只有“正反馈”，没有“负反馈”。最高领导人只能得到他喜欢的信息。这就很容易把这种思路推向极端。按照刘少奇的上述传达，毛泽东要“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通过集体化剥夺农民，限制农民的自由；在城市通过国有化剥夺民有企业，消灭民间的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从根本上消灭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希望经济发展快一点，更希望消灭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也快一点。这样做，哪里还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毛泽东著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序言中还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的稿子是经毛泽东审定的， “说明”指出，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增加200％，即9000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是量只有4374亿斤，不到毛泽东提出的目标的一半。直到1993年才达到9000亿斤。当时毛泽东讲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也是组织人算过账的。不过，算账时从好的方面想得多，从不利的方面想得少。这个纲要还规定，从1956年算起，5年到7年内，基本扫除城乡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实却是，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年中国文盲人口8507万人，文盲率为6.72％。 要说“冒进”的话，这个序言中的粮食指标“冒进”了近30年，扫盲计划“冒进”了100年。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这篇序言，是“冒进”的罪魁祸首。
在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精神下达后，国务院各部也不顾各自的实际情况，唯恐紧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到1967年）的指标。如粮食计划由6000亿斤提高到9500亿斤（加上大豆为1万亿斤）；棉花由5600万担提高到1亿担；钢由1800万吨提高到2400万吨；煤由28000万吨提高到33000万吨。有的部干脆把上述指标的完成时间由1967年提早到1962年。国家计委，作为全国经济计划的权威部门，本来有审查计划、搞好综合平衡的责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标报到国家计委以后，在政治高压力气氛中，他们怕人说自己“右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职责，不敢提出不同意见。1956年1月14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有了国家计委提交的这个激动人心的计划，毛泽东心里更有底了。在1956年1月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1956年2月14日开始，34个部委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些汇报也是在批评“右倾保守”的政治气氛下进行的，汇报的内容大多是毛泽东爱听的。听汇报时毛泽东很兴奋，不停地插话，不停地鼓劲，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后来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这些插话向下传达后，进一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标的温度。
毛泽东如此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要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斯大林1953年逝世之后，苏联领导层几经反复，1954年赫鲁晓夫终于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但是，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朝鲜战争胜利以后，他的地位显然提高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他虽然口头上一再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在内心想取而代之。而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走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前面。毛泽东说要超英赶美，其实，他最想超的就是苏联。对毛泽东这一动机，李锐、沈志华的著作中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二、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冒进，是指走得太快，不顾条件、不顾后果冒然前进。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是1956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续到1957年初。反冒进的主要人物是国务院的一些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因为速度太高带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必须由他们来解决。他们是实际工作者，他们更多地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他们是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这批人以后发展为中国的“务实派”的主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后的八十年代，他们成为左右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力量，对中国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后话。
在批判右倾思想的形势下，从1955年开始，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势头。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后来基本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项目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原来是121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32％，后来又增加到170亿，180亿。基本建设项目一多，资金，钢材，水泥，设计等方方面面都显得十分紧张。各省市也大大地追加了基本建设项目。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压力很大。从他这个岗位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很多部门正在做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他们商定把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元。压缩以后的这个数字还是比上一年增加了68％。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1956年4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还感到指标太高。但4月下旬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不同意毛的意见，说这样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会带来一系列困难。毛泽东最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找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很生气。不久，毛就离开了北京。从5月起，周恩来从防止冒进转向纠正冒进，5月11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断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1956年5月，中共中央开会研究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预算报告，决定经济发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根据中央这个会议的意见，6月3日，财政部提交给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中，写进了“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的文字。6月10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这个初稿。并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在政治局会议的修改稿中，明显地加重了反冒进的份量。在这期间，又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其中有这样的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意民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这个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经过多次讨论，经过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于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登出。在发表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
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来势汹涌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制住了。但是1956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基本建设、职工人数等方面还是增长过快，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10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一年计划和1957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八大”通过的这个政治报告实际是政治上的反冒进。报告中有两个估计：
一个是对阶级关系的估计：“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灭的结论。
在上述估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论。
在“八大”上通过的、周恩来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强调“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表面上两面都反的说法，在当时就是反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认识有些不一样。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泽东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八大”的决议。否则，他只能辞职下台。但是，中国是一个王权思想影响很深的国家，制度构架已经把毛泽东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极其稳固。毛泽东是不会允许臣下违背他的意愿的。他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不满，对“八大”的决议不满。他不仅要对反冒进进行还击，还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针和路线。在这个制度条件下，他有力量做这件事。他在等待条件和时机。
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批评反冒进的条件终于有了。1957年下半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已经过去，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一五”计划完成，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
毛泽东开始反击了。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高调讲话。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就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则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办法…….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联盟。
毛泽东把“反冒进”的人说成是“促退委员委”，并且和国民党、和右派“章罗联盟”挂上钩，这是具有很大杀伤力的说法。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以后，毛泽东转向了政治。他不动声色地否定了“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他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
一个人轻而易举地推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没有遇到一点阻力，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点民主气息，可见在他身边工作的“战友”们都是他驯服的臣下。既然党代会的重大决议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见都会被他的臣下附和，并奉之为金科玉律。
而就在这次会上，在毛泽东讲话之前，周恩来还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毛泽东话音一落，原来主张反冒进的人噤若寒蝉，再不敢说反冒进了。
毛泽东推翻“八大”决议中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判断，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领导干部中是有基础的，党的干部大多数是阶级斗争的专家，一提起阶级斗争就十分兴奋，就会摩拳擦掌，感到大有作为。毛泽东举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把刀子，为1958年以后压制不同意见，准备了武器。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于11月13日，又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把批评反冒进的问题向全民公开。这篇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受到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启示，提出超英赶美的问题。11月6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以后的15年中，苏联不仅能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主要产品产量。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千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千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设想1973达到4千万吨钢的产量，实际上，中国的钢产量直到1983年才达到4000万吨。毛泽东提的指标“冒进”了10多年。但是，毛泽东的这一重大设想事前和事后都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讨论和分析，没有组织专家论证，1957年12月2日，在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那时认为北京空气沉闷，华东空气活跃，想用地方促中央。他1957年12月8日离京，到华东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通过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文章，把他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于世。这两位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跟得紧，跟得快。紧接着是杭州会议。1958年1月3日和1月4日，毛泽在杭州会议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他用安徽一个冬季就挖了16亿方土，超过7年的土方数量的事例（这是一个假数字，本书“安徽不安一章有介绍），说明原来的计划太低了，太保守了，应该批评右倾保守。他还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1956年工业增长了31％，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他要求各地开展比赛。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与县比，社与社比。比输了活该。他说，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他还说，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气去破坏。
四、南宁会议：毛泽东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
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到了广西的首府南宁。11日到22日召开南宁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在是在一座高大的平房式别墅里召开的。这座别墅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常住的地方。这个会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
为了批评反冒进，会上把周恩来、李先念1956年有关反冒进的讲话，1956年6月20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作为参考材料印发给与会者，作为批评反冒进的“靶子”。在印发到会上的《人民日报》社论前面，毛泽东在文章上划了很多横线、波线、竖线、三角，加了很多批语： “庸俗的辩证法”、“尖锐地针对我”、“既然干部走至了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批了右没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等 。他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的批评。” 他说的序言是毛泽东为《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作为南宁会议批判材料的还有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
1月11日晚，毛泽东先从“红”与“专”讲起。他强调“又红又专”，“红”是指政治好，“专”指业务好。他说，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要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面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
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气就不得了。“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十个指头中有一个指头生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这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条纲要，三是促进委员会。这些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6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的反冒进。
“十全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用的说法。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个说法成了各级领导人掩盖工作中缺点错误的借口，谁揭露工作中的问题，就说谁没有分清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说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讲到这里，他回答“右派”对他的指摘：
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亩产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问题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落后的问题。古董总是落后一点嘛！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对陈铭枢和张奚若等的这种不同看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反驳过多次。对“好大喜功”的回答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有什么不好？”
在1月1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他在1955年12月发表了《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为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 这是说周恩来的。这一天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三批外宾。13日，周恩来一到南宁，就嗅到会议不同寻常的气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准备。
1月13日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16日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大加称赞。这是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党代会上作的报告，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他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看到毛泽东的目光，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话，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坐卧不安。
在南宁会议上，柯庆施、康生、李井泉也附和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王任重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陶铸表示“要赶上柯老”。对反冒进的批评，使会上气氛很紧张。李先念紧张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大家心里纳闷：这到底批评谁？刘少奇说，主席是批评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批评主要是指陈云的（陈云没有参加南宁会议）。1月19日，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不知周恩来是顾全大局还是以退自保，在这次会上主动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带有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1935年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在毛泽东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成了君臣关系。周恩来主动把自己放在宰相的位置，经常放弃自己的看法顺从毛泽东。周恩来的顺从，更使毛泽东的认识沿着错误的思路继续发展。南宁会议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周恩来被毛泽东压得非常痛苦，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结束以后，他决定辞职。到目前为止，研究者还没有看到周恩来写的辞职报告，也没有看到别人记录下他的口头辞职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进行讨论，同时讨论还讨论彭德怀的“不担任国防部长”的辞职要求。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
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报告，主要讲要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为《工作方法六十条》，在这个文件中，要求各级领导对经济指标实行“两本账”制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这样，从中央到省、地、县、乡，上级的期望完成账变成下级的必须完成账，各级计划层层加码便成了正常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标不高，层层加码到了基层，也变得极为沉重而难以实现了，何况中央还不断提出高指标？由此而给基层干部带来的巨大压力，成为“高指标”、“浮夸风”也就难免了。

《网络神兽古鸽迁移记》（转载）

概述

古鸽是一种目前在中国境内濒临灭绝的鸽属鸟类，是一种搜索隐禽。此鸟起源于北美洲，据生物学 家考证其祖先生活在相 当于今天的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县的山景城附近。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它曾经遍布世界各地，但在2010年3月23日以后，该鸟类开始大规模 往中国南部沿海的一个港口迁徙，从此在中国大陆绝迹。这对于生物学家来说是一个难解的谜团。

据环保人士的谨慎假设，怀疑该鸟类的异常行为和最近全球气候极端化，特别是中国近几年来频发 的大面积生态、环境、气候和地质灾害有关。因为根据美洲印第安人的传说，这种鸟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习性，印第安语称之为“don''t be evil”，翻译成中文就是"害怕河蟹"。遇到河蟹泛滥的环境，它没有像 草泥马一样顽强地生存下来，而是举全族迁徙，这被全球各地的一些动物爱好者所“鄙视”，纷纷称其为生物界的耻辱。

由于古鸽温顺的性格，快速的飞行能力和准确的导航能力，敏锐的眼光，强大的寻物能力，它长期 以来被当做常用的寻物禽、信鸽和导航禽，是一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鸟类，它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古鸽被认为是目前所有鸽属鸟类的真正祖先。所以被称为“古鸽”。

外形特征

身披蓝、黄、红、绿四色羽毛，比家鸽体型稍大。鸣叫声和英文单词“googol”类似，美洲 印第安人认为其叫声代表了”难以置信的数量“的意思，数学家经过严谨的考证计算，认为这个数量大概是10的100 次方。

虽然古鸽羽毛有四种颜色，但它主要集中在头部。其身体通体透白，在天上飞翔时，往往和云层融为 一体，显得非常低调。动物学家认为，古鸽的这种体貌特征是进化赋予的，它的彩色头部有利于在族群生活和求偶中获得个性身份和独特吸引力，而其低调的白色有 利于它成为大自然的观察家角色，有效排除各种生物的骚扰，专心收集信息，同时减少消耗和进化成本。所以，古鸽简单的外貌折射了它不简单的能力。这也是“搜 索隐禽”这一名称的含义。

生活环境

古鸽具有超强的环境适应 能力，并且总能在短期内进化出本地化的新品种。例如目前数量较多的有美国古鸽、日本古鸽、英国古鸽等亚种。由于生物考古学的研究证明古鸽起源于美国，一般 我们把美国古鸽简称为古鸽，其它地区的亚种冠以当地国名。

但是古鸽由于具有十分抗拒和害怕河蟹的习性，它没能在中国大陆境内成功进化出本地化亚种。但是这并不能全部解释古鸽为何在中国大陆已经繁殖出规模庞 大的种群数量，却又最终发生大规模迁徙行为。部分动物爱好者表示质疑，如果说古鸽真的害怕河蟹，它当 初为何又明知河蟹在中国的食物链属于顶端生物，却又偏要前来。唯一的解释是，在中国大陆日益增加的雅克蜥对古鸽来说是世界上其它地方难得的美味。

生物学家正在努力研究是否这预示着中国大陆将发生严重的生态灾难。初步的研究表明，古鸽的离去很可能导致另一种长着熊爪，酷似古鸽，却又习性不同的 猛禽类——犤毒鸟，这种古书中传说的本土鸟类数量呈爆炸性增长，最终迫使中国大陆居民不得不使用这种 带有剧毒、性情凶狠、只以中文作为鸣叫声、以钱币为食的上古神兽级猛禽，以代替古鸽的部分功能。古词有云：“纵你驯它千犤毒，那人却在，瞪火烂衫怵”（不 管你怎样想尽办法试图驯服 犤毒鸟，它最终会让试图驯服它的人瞪大眼睛火冒三丈衣衫褴褛惊吓不已）

生活习性

群居，一个国家的古鸽族群有各种不同的擅长功能。其中以美国古鸽功能最多。古鸽以各种印有文字的物体为食，并会自动评估该食物的权重，最终以极复杂 的算法决定下一次进食 的优先选择顺序。已知古鸽的天敌有河蟹、中国蚊祚蟹等蟹类生物。传说：古鸽对原产于中国的雅克蜥具有强烈兴趣，有人以此解释古鸽来中国的原因。

种群现状

据纳斯达克动物研究院统计，全球约有 120,000,000,000只古鸽，但是中国大陆境内目前已经基本绝迹，原中国古鸽大规模往南部香港迁徙。所以，目前全球古鸽的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 不少动物爱好者于2010年3月23日晚前往位于北京鸟关村的古鸽园进行悼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