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费是在1958年秋天。食堂初开办的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开肚皮，是因为当时有一股认为粮食已经过关的强大舆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生产队里的农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粮食经不起这么大吃大喝，但认为国家的粮食多，吃完了国家会供应。
“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实行“放开肚子吃饱饭”，“开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粮，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紧”了，1959年春天便闹春荒。
江西省丰城县小港公社食堂办起后，在“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下，既不顾生产生活条件，也不管社员觉悟，各村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吃饭不限量，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开桌吃饭。一些社员怕吃亏上当，每餐都是死吃活撑。一些妇女吃饱后，还要再盛上一满碗，边走边吃带回家养猪喂鸡。有的生产队怕吃过了头，实行定量供应，还被大队干部制止。一直到1959年春节前，才发现5个月吃了七八个月的口粮。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十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20次生活，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不高兴的。
河北省怀来县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作家协会下放的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一个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这些都是过节和招待贵宾时才有的伙食，现在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吃，就把中国农村吃垮了。
当时，社员和基层干部都知道，敞开肚皮吃饭不会持续下去，但相信国家有粮食，吃完了可以靠国家。这样吃了两三个月，国家定量限内的口粮指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国家不但不给粮食，还要大搞反瞒产私分。苦果还是农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年年底就出现了饥荒。食堂大面积停伙。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几千万人当中，1958年就占7.72%（见本书“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一章），这些人主要是1958年最后一、两个月饿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绍了大量的不让农民吃饭、让农民在食堂门前活活饿死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但的确是在公共食堂这种制度制造出来的。例如，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6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据四川省金堂县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致残者3人。（详见本书“天府饥魂”章）
刘少奇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一位副书记说：“为了建没社会主义，就必须人人跃进，要跃进就得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实现这种高速度就要全民总动员，老弱病残也不能白吃饭，要尽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贡献大。”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劳不使，使而不尽力的都要扣饭、少吃，或者一餐几餐不让吃。由于口粮少，又实行扣饭、罚饭政策，有的社员饿得吃树皮和草根。罗湖作业组有个杨十三老倌因粮食少了，又要勉强出工，实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没有起来。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有位70多岁的肖星阶老人，民国16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吃一顿”。
公共食堂利用饭勺子来控制社员，通过对肚子专政来实行对人专政。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问题。
一是干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这不是个别现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问题。本书有关各省的章节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中国当时的制度下，在每一个权力等级上，都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任何一级官员，哪怕是生产队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只要取得了他顶头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为“土皇帝”，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饥荒年代，干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二是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吃饭时从家里到食堂远的几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几分钟，热饭打回家成了凉饭。由于打饭时间长，孩子在家里饿得哭。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大锅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粪蛋；大锅炒菜，味道极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社员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断发生。据辽宁、甘肃、贵州和上海等19个省市的统计，1959年一、二月份共发生中毒785起，中毒的有8042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来情况又有发展，仅据山西、河北、浙江、甘肃四地的不完全统计，中毒人数即达3843人，已死亡200人。
三是浪费了劳动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长沙县施家冲食堂，72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喂猪，一共占了7男个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总人口的12.5%的人专门为食堂做事，在家里很多做饭的事顺手就干了。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在临夏调查的结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总用工日的13.16%。 胡乔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调查结果是：“办了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在1957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是0.94元，1961年，农业用工1466个，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应为0.69元，但由于加上食堂用工1812个，工值就降到0.32元。
四是不利于社员家庭养猪和家庭副业。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1957年家家养猪喂鸡，全队共有54头猪，100多只鸡。由于办食堂，1961年全队只有4头猪，11只鸡。
公共食堂劣迹斑斑，社员对它非常反感。
1961年4月，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带领五个干部到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5月9日，他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写道：
群众对食堂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是法厅（炊管人员打人、骂人的地方），是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尅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人之多。1960年，在这个食堂里吃饭的共死了39人。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汪锋，能说出这样的真话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些话是1961年说的，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这时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摧残已成事实。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在大饥荒期间，如果没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饿死的农民可能要减少一半。从全国来看，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各级干部为自保都不敢讲真话。反右倾运动以后，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据说，毛泽东还是从自己家乡的亲戚那里听到了真话。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他们两人于9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谈到，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相信他的亲戚，承认食堂有不少问题，但不认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坏人，没有办好。所以，12月，提出对公共食堂进行整顿，清理食堂里的“坏人”。对于公共食堂，毛泽东还想听取更多的意见。
1960年冬天，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区的书记和有关人员找到专列上，与他研究农村工作问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其中之一。当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参加会议的人当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拥护公共食堂的还是占多数。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过调查，对食堂问题心里有底。但一开始没有说话。毛泽东点名让他发表意见，他面有难色。毛泽东鼓励他说，并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个问题：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粮，我们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头猪，就是3亿头猪。现在猪少了，鸡少了。三，办公共大食堂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树已砍光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弄点干柴树叶，就行了。现在都烧木材，可惜！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他说得对呀！”周恩来点头赞同。
1961年1月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清楚下面的真实情况。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
图17-1 毛泽东派调查组手迹。
资料来源：#####。
毛泽东派出的中共中央调查组3月下旬到韶山，然后分为两个小组，一个组在韶山大队（毛泽东老家），一个组在湘乡县沙田公社大坪大队（毛泽东外婆家）。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食堂没得油水，没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食堂是干部尅扣社员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要多，只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大坪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这里的社员还是敢说真话。有的说：“六十条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有的说，“什么水肿病、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说，“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座谈会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很强烈，但调查组不敢表态。会后，调查组专门开会讨论，认识还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散了食堂，该当何罪？！经过讨论，调查组内统一了认识，认为不管怎样，应该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在大坪的中央调查组成员去韶山向胡乔木作了汇报。
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人多，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调查组。县委接电后，即派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率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4月12日向邵阳地委、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上报《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胡乔木等在两个小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四个材料：《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这几个材料反映了农村一些真实情况：公共食堂带来的危害，农村多数人不愿意办公共食堂等。4月14日，胡乔木让毛华初把这四个材料送到在长沙的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毛华初带回毛泽东的指示。信中还反映了邻近韶山的湘乡县陈赓公社大量饿死人情况和其它农村问题。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这封信一并交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初答：“是的。”毛泽东停了一下又问：“唐家坨情况怎么样？”毛华初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是害人不浅。”“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又说：“你们在韶山先作试点，注意解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最后，叮嘱毛华初：“你回韶山去和胡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4月17日，毛华初从长沙回到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组和公社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陈家湾进行。4月19日晚，调查组在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并宣布具体做法是用3天时间分3步走，先充分酝酿好，然后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现有住房的处理方案。社员听了报告后，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还有的社员说，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酝酿好了，具体问题好解决，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讨论好，明天就可以散伙。当晚社员劲头很足，会议开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拟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锅饭，饭后分配了餐具和粮食、油盐、柴禾、蔬菜，午饭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问题都处理恰当了。陈家湾食堂解散后，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声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队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队群众踊跃前来参观，纷纷要求中央调查组允许他们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 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是含糊的，没有明确讲是否解散公共食堂。连是否向下转发，也没有明确说法。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责人都深入农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朱德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会开砸了，把批评挨砸了，把脸伤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劳动力费砸了，把树砍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把砸了，炊事员把鬼日砸了。 刘少奇在他的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他亲自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 一些省委书记也提交了调查报告，主张解散食堂。汪锋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
1961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从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国消失。
汪锋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说：“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锋的这个报告转述了群众对解散食堂的喜悦：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里了，他们再也卡不住我们脖子了。”“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心也热了。”
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说出了与其他省委书记不一样的话。他对公共食堂还情有独钟。1961年5月11日，他在内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他调查，有25%的食堂多数社员不赞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数社员不赞成解散的。他说，内江县交通公社临江大队第二生产队不愿意解散食堂，社员说：“你们再动员，我们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这份报告中主张，凡是有利生产、便利群众，自愿参加、自己管理，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食堂，多数社员将会继续办下去。对这类食堂应当帮他产办好。他还把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对公共食堂情有独钟的不只是李井泉。30多年以后的90年代，新华社主办的《中国图片报》一版头条发出了来自山东的一条新闻：一号字的标题是“公共食堂又回来了”，认为这是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这条消息是新华社副总编兼《中国图片报》总编辑姚某亲自选定的。发稿前，他们请我为这条消息配一个评论。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评论中我只好写道：“看了这条消息，使人们起了荒唐的1958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来了，势必成为乡村干部搞腐败的场所。”我对来拿稿子的一位编辑说：“这篇评论不要改，如果你们要改，就不要发了。”姚总编看了我写的评论，不但不用，据说还背后骂了我。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费是在1958年秋天。食堂初开办的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开肚皮，是因为当时有一股认为粮食已经过关的强大舆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生产队里的农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粮食经不起这么大吃大喝，但认为国家的粮食多，吃完了国家会供应。
“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实行“放开肚子吃饱饭”，“开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粮，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紧”了，1959年春天便闹春荒。
江西省丰城县小港公社食堂办起后，在“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下，既不顾生产生活条件，也不管社员觉悟，各村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吃饭不限量，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开桌吃饭。一些社员怕吃亏上当，每餐都是死吃活撑。一些妇女吃饱后，还要再盛上一满碗，边走边吃带回家养猪喂鸡。有的生产队怕吃过了头，实行定量供应，还被大队干部制止。一直到1959年春节前，才发现5个月吃了七八个月的口粮。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十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20次生活，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不高兴的。
河北省怀来县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作家协会下放的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一个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这些都是过节和招待贵宾时才有的伙食，现在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吃，就把中国农村吃垮了。
当时，社员和基层干部都知道，敞开肚皮吃饭不会持续下去，但相信国家有粮食，吃完了可以靠国家。这样吃了两三个月，国家定量限内的口粮指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国家不但不给粮食，还要大搞反瞒产私分。苦果还是农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年年底就出现了饥荒。食堂大面积停伙。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几千万人当中，1958年就占7.72%（见本书“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一章），这些人主要是1958年最后一、两个月饿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绍了大量的不让农民吃饭、让农民在食堂门前活活饿死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但的确是在公共食堂这种制度制造出来的。例如，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6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据四川省金堂县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致残者3人。（详见本书“天府饥魂”章）
刘少奇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一位副书记说：“为了建没社会主义，就必须人人跃进，要跃进就得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实现这种高速度就要全民总动员，老弱病残也不能白吃饭，要尽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贡献大。”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劳不使，使而不尽力的都要扣饭、少吃，或者一餐几餐不让吃。由于口粮少，又实行扣饭、罚饭政策，有的社员饿得吃树皮和草根。罗湖作业组有个杨十三老倌因粮食少了，又要勉强出工，实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没有起来。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有位70多岁的肖星阶老人，民国16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吃一顿”。
公共食堂利用饭勺子来控制社员，通过对肚子专政来实行对人专政。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问题。
一是干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这不是个别现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问题。本书有关各省的章节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中国当时的制度下，在每一个权力等级上，都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任何一级官员，哪怕是生产队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只要取得了他顶头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为“土皇帝”，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饥荒年代，干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二是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吃饭时从家里到食堂远的几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几分钟，热饭打回家成了凉饭。由于打饭时间长，孩子在家里饿得哭。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大锅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粪蛋；大锅炒菜，味道极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社员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断发生。据辽宁、甘肃、贵州和上海等19个省市的统计，1959年一、二月份共发生中毒785起，中毒的有8042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来情况又有发展，仅据山西、河北、浙江、甘肃四地的不完全统计，中毒人数即达3843人，已死亡200人。
三是浪费了劳动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长沙县施家冲食堂，72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喂猪，一共占了7男个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总人口的12.5%的人专门为食堂做事，在家里很多做饭的事顺手就干了。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在临夏调查的结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总用工日的13.16%。 胡乔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调查结果是：“办了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在1957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是0.94元，1961年，农业用工1466个，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应为0.69元，但由于加上食堂用工1812个，工值就降到0.32元。
四是不利于社员家庭养猪和家庭副业。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1957年家家养猪喂鸡，全队共有54头猪，100多只鸡。由于办食堂，1961年全队只有4头猪，11只鸡。
公共食堂劣迹斑斑，社员对它非常反感。
1961年4月，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带领五个干部到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5月9日，他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写道：
群众对食堂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是法厅（炊管人员打人、骂人的地方），是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尅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人之多。1960年，在这个食堂里吃饭的共死了39人。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汪锋，能说出这样的真话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些话是1961年说的，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这时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摧残已成事实。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在大饥荒期间，如果没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饿死的农民可能要减少一半。从全国来看，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各级干部为自保都不敢讲真话。反右倾运动以后，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据说，毛泽东还是从自己家乡的亲戚那里听到了真话。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他们两人于9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谈到，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相信他的亲戚，承认食堂有不少问题，但不认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坏人，没有办好。所以，12月，提出对公共食堂进行整顿，清理食堂里的“坏人”。对于公共食堂，毛泽东还想听取更多的意见。
1960年冬天，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区的书记和有关人员找到专列上，与他研究农村工作问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其中之一。当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参加会议的人当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拥护公共食堂的还是占多数。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过调查，对食堂问题心里有底。但一开始没有说话。毛泽东点名让他发表意见，他面有难色。毛泽东鼓励他说，并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个问题：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粮，我们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头猪，就是3亿头猪。现在猪少了，鸡少了。三，办公共大食堂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树已砍光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弄点干柴树叶，就行了。现在都烧木材，可惜！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他说得对呀！”周恩来点头赞同。
1961年1月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清楚下面的真实情况。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
图17-1 毛泽东派调查组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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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派出的中共中央调查组3月下旬到韶山，然后分为两个小组，一个组在韶山大队（毛泽东老家），一个组在湘乡县沙田公社大坪大队（毛泽东外婆家）。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食堂没得油水，没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食堂是干部尅扣社员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要多，只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大坪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这里的社员还是敢说真话。有的说：“六十条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有的说，“什么水肿病、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说，“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座谈会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很强烈，但调查组不敢表态。会后，调查组专门开会讨论，认识还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散了食堂，该当何罪？！经过讨论，调查组内统一了认识，认为不管怎样，应该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在大坪的中央调查组成员去韶山向胡乔木作了汇报。
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人多，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调查组。县委接电后，即派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率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4月12日向邵阳地委、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上报《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胡乔木等在两个小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四个材料：《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这几个材料反映了农村一些真实情况：公共食堂带来的危害，农村多数人不愿意办公共食堂等。4月14日，胡乔木让毛华初把这四个材料送到在长沙的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毛华初带回毛泽东的指示。信中还反映了邻近韶山的湘乡县陈赓公社大量饿死人情况和其它农村问题。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这封信一并交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初答：“是的。”毛泽东停了一下又问：“唐家坨情况怎么样？”毛华初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是害人不浅。”“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又说：“你们在韶山先作试点，注意解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最后，叮嘱毛华初：“你回韶山去和胡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4月17日，毛华初从长沙回到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组和公社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陈家湾进行。4月19日晚，调查组在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并宣布具体做法是用3天时间分3步走，先充分酝酿好，然后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现有住房的处理方案。社员听了报告后，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还有的社员说，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酝酿好了，具体问题好解决，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讨论好，明天就可以散伙。当晚社员劲头很足，会议开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拟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锅饭，饭后分配了餐具和粮食、油盐、柴禾、蔬菜，午饭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问题都处理恰当了。陈家湾食堂解散后，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声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队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队群众踊跃前来参观，纷纷要求中央调查组允许他们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 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是含糊的，没有明确讲是否解散公共食堂。连是否向下转发，也没有明确说法。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责人都深入农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朱德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会开砸了，把批评挨砸了，把脸伤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劳动力费砸了，把树砍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把砸了，炊事员把鬼日砸了。 刘少奇在他的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他亲自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 一些省委书记也提交了调查报告，主张解散食堂。汪锋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
1961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从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国消失。
汪锋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说：“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锋的这个报告转述了群众对解散食堂的喜悦：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里了，他们再也卡不住我们脖子了。”“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心也热了。”
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说出了与其他省委书记不一样的话。他对公共食堂还情有独钟。1961年5月11日，他在内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他调查，有25%的食堂多数社员不赞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数社员不赞成解散的。他说，内江县交通公社临江大队第二生产队不愿意解散食堂，社员说：“你们再动员，我们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这份报告中主张，凡是有利生产、便利群众，自愿参加、自己管理，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食堂，多数社员将会继续办下去。对这类食堂应当帮他产办好。他还把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对公共食堂情有独钟的不只是李井泉。30多年以后的90年代，新华社主办的《中国图片报》一版头条发出了来自山东的一条新闻：一号字的标题是“公共食堂又回来了”，认为这是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这条消息是新华社副总编兼《中国图片报》总编辑姚某亲自选定的。发稿前，他们请我为这条消息配一个评论。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评论中我只好写道：“看了这条消息，使人们起了荒唐的1958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来了，势必成为乡村干部搞腐败的场所。”我对来拿稿子的一位编辑说：“这篇评论不要改，如果你们要改，就不要发了。”姚总编看了我写的评论，不但不用，据说还背后骂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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