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9.7 苏联幕后的谋略与野心
九一八事变的发展，之所以最终会任由关东军支配中日历史冲突发展的方向，另外有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就是苏联的保持低调，放任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进行占领的军事行动（这是我们已经再三强调的重点）。因为当时的中国与日本政府都认为，苏联绝对不会坐视日本危及到苏联在中国“北满”的利益，与在西伯利亚东部的战略安全（一九四年的日俄战争，就是为此原因爆发）。但是斯大林却有更为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他宁可暂时的牺牲苏联在北满的利益给日本，而鼓励日本放手侵略中国，使得中日爆发历史决战，这样必然是造成中日之间的两败俱伤，苏联就可以两面捡便宜，一方面可以大举侵略残破的中国西北与东北，一方面可以乘日本战力疲惫空虚之际给日军一次痛击，好报俄国曾败在日本手下的历史性耻辱。
苏联意外的不干预，造成日军参谋本部的威信大失，关东军成功的以下凌上，使日本政府失去控制军方威信的能耐，也造成中国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惨败。假如当时苏联摆出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已经严重的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为此苏联甚至可能不惜一战（日本参谋本部就是为了担心关东军进攻北满，而引起苏联的军事干预，因此才动用临参命不准关东军进攻黑龙江的）。
事实上，只要苏联摆出干预的姿态，那么关东军就不可能控制中国整个的东北，最多只能拿下南半部的东北，那么关东军在面对中国在东北不断的反抗之下，最后可能只有接受日本政府的出面交涉，由中国政府以东北的某些利益给日本，以交换关东军放弃对中国东北的全面占领，因为当时关东军的兵力不足，日本政府更是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与能力。
第九章、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9.8 九一八事变的内涵与影响
总之，从大历史全程的角度而言，九一八事变是造成日本走向危亡，以及中国进入复兴的一个历史分水岭，关东军的抗命“成功”，使得日本军阀终于开始主导了日本的命运；而中国人民却因此觉醒，导致各种分崩离析力量的开始整合，最后形成一种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从此走上对抗日本强权侵略的道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处于十八世纪形态、全方位落后的弱国，却要对抗日本这个二十世纪的先进强国，但中国却以决不屈服、义无反顾的民族气概，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全人类的自由与民主，并作出了最大与最早的牺牲和奋斗，与最不朽的历史贡献2，而这一切都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举国上下，因为九一八事变所获得的意外大胜，而开始陷入了军国主义新的狂热之中，日本的军部，更是有如鲨鱼闻到血腥一般进入失控状态，这开始影响到日本政府的领导人，跟着少壮派军方的政策前进，不顾日本人民真正的安危福祉，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孤立，把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不惜以战争的代价，开始逐一加以实现。
日本是具有历史性自卑情结的民族，几千年来，它渴望着超越中国而成为世界级的强权。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因为几场战争暂时胜利的刺激，而发展为狂妄自大的集体偏激心态。日本人民一向崇拜强者，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的顺利成功后，就成为日本人民崇拜的对象，最后造成关东军竟有力量支配到日本政府、军部、甚至日皇，去跟随他们大胆地扩张与侵略，最终不能自拔的酿成历史的大祸。
整个历史的悲剧是，中国方面越是委曲求全、百般迁就，国际社会越是采取绥靖主义，日本侵略的凶焰就越发不可收拾。日本就这样贪得无厌的步步进逼，直到迫使中国最终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挺身与日本进行一场强弱悬殊的自卫抗战。中国唯一的力量，是来自民族主义的意志，不畏失败与牺牲，一直坚持抗战到底，最后终于赢得了胜利！
第十章、热河与长城之战
日本的大陆政策，一直是把经营满、蒙，视为一体的。因此关东军在导演设立满洲国之后，就把内蒙古东部、长城以北与东北连接的高原地区（当时为热河省），当成控制东北的战略必争之地。由于当时的苏联已经在一九二一年，先侵略了中国的外蒙古，因此红军可以由蒙古高原南下，威胁到满洲国的左翼战略安全。因此关东军认为，只有同时控制热河高原，才能为满洲国，增加战略腹地的安全空间：日军一方面可以阻断中国经热河地带，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信道，一方面日军在此地区，居高临下的威胁华北的战略、政治与经济重镇北平与天津，以及为日本进一步制造“蒙古国”与“华北国”，建立发展的桥头堡。
第十章、热河与长城之战 10.1 东北义勇军的浴血反抗
因此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由关东军一手导演的满洲国成立之时，日本就已经公开地把热河地区划入满洲国的领土之中，这也等于日本公开的昭告全球，它下一步侵略中国的目标，必然就是热河。
而刚好在当年（一九三二年）的七月，在热河东部又爆发了“石本权四郎事件”，石本是替关东军工作的雇员，带有关东军与热河军阀之间的联络任务，他在七月十八日的旅途中，受到热河东部抗日民团的搜捕。此事件当然立刻激怒了不可一世的关东军，立刻兴师问罪，发动部队攻击热河东部的朝阳，并且使用空军飞机轰炸主要的热河城镇，关东军大有立刻准备进军热河的姿态，整个华北局势也随之告急。
不过当时的日本关东军，要想进一步的侵略热河，还是遭到实际的困难考验，首先日本要先能控制住整个东北的局势。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的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民族主义的反抗，自从马占山率部反击日军后，东北人民不愿做日本统治下的汉奸与奴才，开始自动自发的组织各种各式的义勇军，运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方式，反抗日本。满洲国成立之时起，中国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更是风起云涌般的发展，在整个中国东北，从辽东半岛到黑龙江，都有抗日浴血作战。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正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最为强大的时刻，当时接受指挥与支持的义勇军团体就有四十九个之多，总人数约在三十多万人左右。
虽然这些抗日义勇军，多半互不统属，更无现代化作战的装备与训练，但是他们只是凭借一腔爱国的热血，抱持绝对不愿接受异国统治的决心，就这样自动自发的组织起来，反抗当时世界级的强权；他们不但在乡间发动游击作战，更几度围攻沈阳、长春、通化、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东北主要军政中心，也经常切断南满以及其它的主要铁路干线，当时觉醒与愤怒的中国人民，没有袖手旁观而让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战，他们竭尽所能地慷慨捐输，也同时不断利用机会传播中国民族主义，使得中国的国家意识与民族认同，开始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之中发芽生长。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立场比较亲华的首相犬养毅，竟然被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在首相官邸加以刺杀，造成日本统治阶层的震惊。从此以后的日本政府领袖，无人再敢设法与中国进行正常的外交关系运作，使得日本正式的走上侵略中国的不归路。当时日本的元老重臣感到事态发展严重，因此在协商之后，决定奏请日皇，召日本海军宿将斋藤宾组阁，当时日本元老重臣的构想是，日本已经开始走上侵略中国的军事发展，因此需要由军方将领组阁，以对抗各种内外的压力，而选择海军将领担任首相，也是希望利用海军与陆军之间的矛盾，能够牵制逐渐失控的陆军力量。
虽然关东军自己发动攻占东北的军事行动，令日本军国主义大为振奋，但是由于关东军一再的抗命自重，已经造成日皇裕仁的不满，以及军部与政府的不安，加上本庄繁虽然统领了大量增援的日军，但是却无法迅速、有效的压制东北抗日义勇军之发展，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面临陷入泥沼战的危机。因此在日皇裕仁的指示下，日本新政府与军部协商，决定改组关东军，一方面要控制关东军那种目无军令的强悍作风，以免政策稍有不合关东军构想的地方，就会遭到关东军断然反抗，不是先斩后奏的准兵变行动，就是发动刺杀与政变的自杀式行动；一方面更是要增加与强化关东军的作战能力，以期迅速的平服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反抗，并为可能的日俄军事冲突，进行战略准备。
第十章、热河与长城之战 10.2 关东军改组后武藤信义出任司令官
在日本政府与军方共同协商之后，由日本军部奉日皇之令，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下令改组关东军司令部，加强军部对于关东军行动的直接控制，同时把经略满洲国的所有军事、行政与经济大权，都直接付与关东军司令部掌控，并且撤换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而该派在日军地位崇高，深受日皇信赖的武藤信义大将，出任改组之后的关东军司令官。这时关东军所控制的部队，已经多达五个师团与两个旅团，加上各种特种部队以及空军，占日本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成为日本本土之外的最大军事力量，这是日本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最大的国外驻军行动，自然也消耗日本极大的国力。武藤信义不愧是日军的王牌将领，他接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后，开始全力集中运用优势兵力，以强势的火力与新式的战技，加上残忍绝伦的屠杀手法，在满洲国中，实施先南后北，有秩序与方略的扫荡作战，因而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产生非常沉重的打击，由于义勇军在没有一致的指挥系统，没有补给的后勤网络，更又没有足以攻坚的火力，以及现代化的作战技能（东北的义勇军也不了解全民总体战的运作方式），当然不是改组之后的关东军对手。因此到了一九三二年的年底，大部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武器枪弹用完，人员死伤惨重的状况下，逐一地被日军击败，而有少部分退到苏联所控制的西伯利亚地区，然后辗转的经由新疆等地回国，继续的参与抗日。
然而武藤信义发现，关东军要想完全肃清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就要封锁中国关内经过热河以及山海关支持东北义勇军后勤的路线。所以在一九三二年的年底，武藤就下令关东军，始把作战目标锁定热河。
第十章、热河与长城之战 10.3 中国再度爆发内讧
反观中国方面，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于正在进行统一工作的国民政府而言，不啻是一个超级的政治风暴冲击，当时的国民政府，正苦于内战的分裂，以及财政的耗竭，哪里能够有力量迎战日本这个世界一等强权的侵略？更糟的是，日本的侵略，给予各地割据力量一个反抗中央非常有利的借口，就是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停止”统一的作战，而将力量转用于抗日。
不过以事实而言，这个口号非常的动听，但是根本不切实际，因为假如中国基本的分裂与山头仍然存在，没有一个共同与互信的国家共识，以及统一的军政与军令系统，她是不可能进行全面性作战的，而只是一个混杂拼凑的“乌合之众”而已，经不起现代化作战的严厉考验。因此，要想抗日的前题是加速统一，而非停止统一而接受各山头的拼凑组合。
事实上，当时中国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领导四分五裂的中国，来对抗日本，粤派的国民政府，当家才不到一个半月，又得不到各个派系的支持，差点没把整个国家给搞垮，在一二八事变的危机压力之下，只有紧急把烫手山芋，再度的丢还给蒋介石。蒋介石一面设法勉强与日本达成上海停战协议，一面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仍然有许多派系拒绝参加）以重新组成政府的领导阶层。结果是邀请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由蒋、汪合作，共同设法面对日本的侵略。
由于国际社会无力主持正义与和平，西方强权更是抱持着怯战与畏战的心理，因此根本无法牵制与约束日本对于中国一再的侵略，而连日本政府本身，也都要看东京军部的脸色行事，所以国民政府企图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来维持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根本也行不通。所以当时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是处在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状态，对日本的侵略，只有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式。抵抗无法阻止日本的扩大侵略，交涉也无法达到合理的解决，唯一的作用，只是希望延长中日决战的时间，能够给与中国多一些抗日的准备机会。
第十章、热河与长城之战 10.4 张学良面对着危机四伏的处境
而当时直接面对日本侵略热河压力的，还是东北军的负责人张学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政府真的会被关东军控制，而直接占领东北。因为张学良原先一直认为，只要中国能够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中国在东北的利益上，多做一些让步，日本政府终于能够约束关东军，而把东北的主权还给中国，因此自己所能做的是，设法与日本政府接触，同时尽量地不要刺激关东军，避免给关东军有生事拖延的借口，直到犬养毅首相被刺之后，张学良才清楚地认识到，关东军实际上已经主导日本的大政方针，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是不可能改变的既成事实。
在张学良等待日本局势澄清之时，政治现实的压力，由如排山倒海般的涌到，东北军失去了发展的根据地，立刻就陷入危机四伏的处境，少了东北的资源，张学良就没有足够的粮饷来支持他所统御的部队，这就成为华北军政局势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而东北军正处在晋军与西北军夹击的危局之间，这两支华北在地的部队，不会忘记东北军入关而结束了他们反抗国民政府的“历史大业”，现在轮到他们等机会收拾东北军了。因此张学良需要非常小心的保持华北军政力量的平衡，稍有不慎，整个东北军立刻就会粉身碎骨的葬身在华北。
而同时张学良又不能不增加开支，来照应流亡在华北的东北军、政部属以及青年学生，当时单是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大学青年，就多达数万人（东北大学成为全国最大的一所临时大学），这些经费的主要开支，全靠“少帅”去设法张罗。张学良又幕后主持与支持在北平设立的“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以及“东北抗日义勇军总部”，以支持、照顾在东北旧部的抗日活动（这些工作都必须由张设法拨出经费与人员来维持）。
这时候，与张学良有着新仇与旧恨的汪精卫，开始利用机会对张展开报复。因为汪精卫不会忘记少帅的派兵入关，打破了他一手策划的“扩大会议派”反蒋的大计，汪更不会接纳一个地方军阀的儿子，竟然一夜之间，越过自己等党国大老，而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号领导人。汪精卫于是企图安排自己的人马，插手支持东北抗日救国组织的工作，当然被张学良识破而一口拒绝了，汪又设法要求国民政府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派遣东北军进入热河布防，以对抗日军的可能入侵，而张学良对与汪精卫是早有防范之心，当然认为这是汪精卫的政治陷阱，更不满汪精卫插手华北的军事。
而当时的张学良，的确陷在难以自处的彷徨时刻，假如东北军奋起抗日，即使全部牺牲也是不可能打败日军、收复失地，而只会造成国民政府提早抗日的危机；假如只求自保，又无法面对舆情的压力与历史的责任，因此张学良越发地陷入依赖毒品来逃避现实，也更难打起精神，主动积极面对挑战。当时张学良的体力衰弱，已经到了无法主持一次正规会议的状况，而经常需要中断会议，进行吗啡的注射。此时东北军的缺乏支持与补给，更突显出改组后关东军之精壮，就领导的层面而言，张学良当然更不是武藤信义的对手了。
第十章、热河与长城之战 10.5 汪精卫离职所引发的政治风暴
虽然在一九三二年年中之时，张学良一度设法振作，准备调兵遣将，对抗日军进逼热河的军事压力。但是这些还没有健全国家民族观念的地方部队，假如要想指挥得动他们，最为重要的是，就是能够拿到足够的粮饷，而当时张学良在财政方面，却最是捉襟见肘，他想安抚东北军都有困难（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一律减俸二成，表面上是纪念国耻的警惕，事实上，也是财政的困难），要想调动其它原本与他有仇的部队，更是谈何容易。因此华北部队中各种不安与不稳的现象，就纷纷地出现了。
这时候，长期负责热河军政大权的是老牌军阀汤玉麟，这个军阀是当年与张作霖称兄道弟的“绿林”人物，长于权利手腕的斗争，毫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纵容其家族暴虐横行，进行各种的搜刮聚敛，当地人民多有被“汤老虎”逼上梁山的，因此热河的军政状况，非常的复杂多变。
在军阀的辈分关系上，张学良算是其后生晚辈，虽然张学良明知要保热河，就必须除去汤玉麟，但是汤玉麟早就做好政治上的“保险交易”，他与关东军以及满洲国，明的、暗的都有挂勾。汤的一些部属，也早就有投靠关东军，做好内应准备的。因此国民政府与张学良都曾设法要调动汤玉麟，但是又十分顾忌万一弄不好汤会投日，最后在老前辈的张作相的调解下，张学良接受了暂时拉拢汤玉麟的方法，利用他在热河的力量，来作为日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缓冲。
当时张学良还天真地认为，既然中央一再地表示，非常重视热河的防务，会优先支持东北军在热河抗敌的各种需要。因此张学良就在利用调兵遣将的布防之际，在七月底，向国民政府开了一张防守热河，动员作战所需的后勤帐单，希望政府能够增加军费，因为张学良失去东北的资源，要想维持现有的军力，已经明显地遭到困难，假如要想接下热河防务，更是力不从心。
不料这正惹怒了汪精卫一肚子的怒火。汪原本就觉得他管不了张学良，但又看不起他如此快速地升起（国民党的两广系统，对于东北军系统有着极大的成见与反感，认为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破坏了他们反蒋的计划）。事实上，当时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根本也是一个责任极重的苦差事，外交与财政的问题可以说是最为严重，几乎天天都要“拉警报”。当时汪正为了剿共的经费张罗不出，而与蒋介石发生摩擦，因此汪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借题发挥的先大闹一番而求去。
同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舆论一度盛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赖1”的风潮，许多学者文人，个个都成为军事与政治的专家，每天报纸上都有这些人物的高调之论。当时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防守热河，痛击日军，是国防上的唯一选择。他们一直严词批评国民政府与张学良的懦弱怯战，不能像十九路军一样奋起“打败”日军（国民政府当然不敢明讲十九路军终于是会被日军“打败”的事实）。因此张学良迟迟没有出兵热河，就成为贻误戎机的箭靶，真是到了人人都曰可杀的地步[2]。
因此，汪精卫在八月六日，突然公开发表措辞强烈的电文，痛责张学良不知守土有责，只知借机要钱要粮的聚敛无度，因此要求张学良辞职以谢国人，自己也同时去职，以表示非为权力斗争。这通政治斗争的电报，立刻得到大量舆论的附和，人人都加入痛责张学良的阵营，当然引爆了国民政府内部严重的政潮，汪精卫离职使得国民政府也跟着总辞。张学良虽然试图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是只更为露出他调度的困难，以及不受谅解的窘境，因此张学良也跟着宣布辞职，这样在大敌当前之际，南京与北平，又陷入了严重的政治斗争之中，军事运作当然形同瘫痪。
这时候，只有靠蒋介石出来收拾残局，汪精卫原本就是干不下去了，因此去意甚坚，蒋介石只有请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但张学良的辞职，立刻引起华北各个军人派系的强烈反弹，他们既不满汪精卫的干预华北军事，更担心张学良去职会使华北平衡的力量被打破。因此华北各军的将领，由宋哲元领衔发出支持张学良的通电，蒋介石只有改组华北军政组织，由蒋介石自己出任军委会华北军分会主任，但是蒋介石借口无暇分身就任，仍请张学良代理。经过这番的政治波折，中国军队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热河的布防，但是关东军已经在东北，完成大部分的扫荡义勇军作战任务，而开始把军力南移热河与辽西了。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