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3日星期日

拈花一周推

又是一小撮反动势力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造成的群体性事件,被催泪弹这一熏,群众的眼睛真是越来越浑浊了。

罪恶无耻的社会!在中国哪个地方不是如此呢?邪恶者啸叫狼嚎,纯朴善良的老百姓,只要到了“警察”等国家机关后,很快都会这样,中国社会就是这种社会!

危险的民变信号!!

两种可能:一。市委书记是骗大家的; 二。市委书记无视法律。 为什么有网友赞市委书记呢?其目的是转移大家的视线。 好比矿难,最后让大家忘了矿难,而记得救援。

就地免职???这位市委书记就不能玩点新鲜的吗??从这几年的多位被”就地免职“的游戏来看,所谓的“就地免职”就是先在家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调往其他单位官复原职而已!

市委书记可以当场将干部免职吗?家长制还是一言堂?干部似乎是他家的账房先生哦,应该有个过程和手续吧?!存疑!!!又一种中国特色!!!

我是安徽人,一大早看到这恶心的新闻,真想CTMD。且不说他是不是贪官,就说一个大人对孩子动手,我操,我们敬爱的警察还动用催泪瓦斯对老百姓,我只想说:我操!

我很敬佩马鞍山的人民,好样的!有血性!顶一个

典型的S13,敢说自己是领导。人民最想打的就是领导

福建漳州芗城公安分局的刑警张某清,涉嫌强奸、强制猥亵妇女一案近日一审判决,张某清被判有期徒刑6年4个月。2009年12月29日凌晨2时许,张某清在芗城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一中队办公楼对涉嫌诈骗的女嫌犯邓某进行审讯时,趁其上卫生间之机,多次对她猥亵。

6月11日18时40分,安徽马鞍山一旅游局局长汪某驾车与中学生胡某发生摩擦后殴打对方引发群体事件。近千人堵住警车要求汪某道歉,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驱散围观民众。随后马鞍山市委书记赶到现场称就地免去汪某职务才逐渐平息事态。

总结: 交通局长,船入错港,小头痛快,大头遭殃。 泡妞需谨慎,上床有风险!! 砍头不要紧,,只要小头痛快!!爽死也高兴!! 狗日出来的贪官!!

那些地方的摄像头多到你无法想象!但是在安装的时候灵道已经留下了死角!以便犯人进行所谓的“正常死亡”!!!

现在的大街上到处安装的摄像头,监狱和看守所怎么就不能多按点呢!替身犯人为什么不能全程录像监控呢!这些简单的东西是不敢按还是不安!

可能还有的死法:咳嗽、喷嚏、鞠躬、鼓掌、吃饭、刷牙、理发、看电影、唱歌。请各位继续有奖竞猜。

自是一颗真心 让妾两腿发软 三从四德全忘 五体投地 六情上面任君七上八下 久久骑着 十分劳累 从白到黑 仍是千欣万喜 怜我万般无奈 纵有千条妙计 摆弄十次之中 九回不硬 八方挑逗由你七吮六含 五五有声 四处求援 只硬三分 最后二下一喷

交通局长,船入错港,小头痛快,大头遭殃。

我操,不管是怎么死的,我知道,李益民有事情做了!监狱真和谐呀,干警难,犯人难,就他妈的领导们不难!

他是先被打{多次打的}不行了,已经站不住了,就倒下了,人们啊,千万别犯法啊,民心是铁,官法如炉啊,{炼钢炉啊}

对于他们死亡这个事情本身并不会太惊讶或愤怒,最主要的是对于公布出来的死亡原因。 如果标题写狱监回答说是犯人私下斗殴至死或其他正常的死亡原因,可能关注率就不会这么高了吧?问题是他们怎么就不说实话呢?

这个黑锅佳,被关押着的人三分之一是良民。往小了的说,福建三网民,赵作海,往大了的说,LXB,胡J,谭ZR。我们甚至不能打出他们的全名。一楼竟然相信此黑锅法律是公正的。莫非是吃恶D的屎长大的?

本期大奖“不小心摔死”,中奖朋友可以及时兑奖,不知道你猜对没有。

每周一死…这次你估中了吗?

6月8日,在张家口监狱服刑的犯人陈海涛因伤在当地解放军251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年仅36岁。而其死后,其家人在其头部发现许多不明原因的伤情,医院的诊断证明显示其头部四处骨折,对于犯人的意外死亡,监狱的有关负责人对家属解释称为“不小心摔倒”所致。评:老婆快来看啊,监狱、看守所又死人

11日,云南罗平县交通局副局长张敢在办公室被一男子砍杀死亡,嫌疑人已被抓获。初步判断作案动机为情感纠纷。

枪械在中国始终受到严格控制。但近日,记者调查发现,网上存在众多 “销售枪支”的信息,许多真假难辨的枪支售买渠道正以几乎半公开的形式存在着。专家表示,近年来,部分单位为图方便,放松对内部人员使用枪支的程序管理,导致枪支管理规章制度成为摆设。评:好消息啊,好消息。

1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 2020年)》,决定取消和下放184项行政审批项目。评:不要紧的,今天减少下放,明天再悄悄加回来收上来。不然我们吃什么啊?用什么保持百万富翁的增加速度啊?

中国馆竟然还要靠几百年前的东西来吸引观众,在世博这样的展会上真的落后了,好汉不言当年勇,现在是比技术的年代了,国内有点技术的都是外籍身份,搞不出新的技术也是必然的,大家要从这次世博吸取教训,为什么耗资巨大的中国馆还不如别人的地区馆,太可悲了

民党“立委”邱毅今天参观上海世博会台湾馆,他在点灯水台祈福许下阖家平安和美梦成真两个心愿,并称赞台湾馆展现台湾的软实力,整体感觉比中国馆好.

在涨薪之后,富士康迅速撤离,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郭台铭先生的初衷,可能是想在撤离深圳之前先把水搅浑,因为富士康加薪,对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相关人士猜测。

近日,俄罗斯一名来自鄂木斯克州的士兵苏斯洛夫的意外死亡引起媒体关注。因为,苏斯洛夫家人怀疑其内脏器官被全部卖到中国。但此消息被俄军方否认。

2010年1月,四川一名女性司法工作者贩毒在云南被捕。6月12 日,她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说的就是我那,湖北省洪湖市曹市镇向农村。要拆我家房子!一个平方 50块!光买砖都不够!救救我啊!大家帮我顶顶吧

6月11日晚安徽省马鞍山大润发卖场附近发生上万民众的群体抗暴事件,事发起因是当地花山区旅游局长汪国庆驾车路过湖北东路大润发卖场附近路口,发生的一起不起眼的交通事故,但局长态度蛮横,殴打对方一名中学生激起民愤,事后不道歉请警方出动保护,最终当局出动防暴警察扔催泪弹才在深夜将事件平息

早就告诉你们了,要去杀市委书记和市长,不要和狗奴才们硬拼,他们不值钱,书记市长才值得一拼,才有影响力,号召大家杀就杀大官和他们的家人。

考官:敢拿人家的东西吗? 考生:这是我的强项,就像拿自己的东西一样。 考官:老头敢打么? 考生:小菜,俺爹就是让俺打残的。 考官:好的,你考试通过了,我们城管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 考官:再问一句 出事了怎么办? 考生:就说是临时工. 考官:靠~ ,现在就上班

城管面试实录 考官:什么学历? 考生:小学没毕业。 考官:打过架吗? 考生:家常便饭。 考官:有案底吗? 考生:刚刚出来。 考官:体能呢? 考生:还可以,一脚可以踢翻小贩的小三轮车。

11日上午,湖北孝感城区,20多个年轻人强拆一栋两层的民宅。拆房人将九旬房主蒋婆婆从屋内架出门外,开始强拆。蒋婆婆两个儿子和民警赶到现场进行制止,强拆者才离开。下午1时许,六七个青年持刀将其两个儿子砍倒在地,一个儿子伤势严重。

我老婆97年在齐鲁医院刨腹产生孩子,妇产科的医生让我准备8个人的盒饭,要求每份有个炸鸡腿,4样菜,2荤2素,12份米饭,花了130多元,说实在的,现在看130元不算多,但我当时才挣400多元钱.

那天,带她去照B超,医生说事先必须要喝5杯她们特制的糖水(白糖+ 水),5块钱一杯,我当时就想扇那SB医生的耳光,但我忍了,怕打她脏了我的手。

从绝对意义上来说,现在所有的医生都是黑心医生,100%都收过回扣开过高价药,我就敢说的这么绝对! 不过比起公JIAN罚来,我敢说医生比他们干净100倍!

厉害!这老哥一怀恨在心就是十三年,然后再出手连杀2人。我服了你伟大的天朝!

济南男子周某10日和11日接连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制造凶杀案,致一死一重伤。13年前,周某的父亲曾在该医院就诊,不久后去世。周某长期怀恨在心,采取极端手段制造此案。

我居住在福建龙岩一个小镇里,去年我同学叔叔的田地被非法征用了,我同学的叔叔在本地(福建省)投诉无门(材料也寄去北京了,没反应),决定到北京上访,结果没进北京城就被捉了!你们知道罪名是什么吗?阻碍交通,非法上访!4年啊!现在还在关呢!

12日凌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公安局一名警察持枪杀死3人,警方一小时后将其抓获。在追捕的过程中,太仆寺旗公安局局长中枪受重伤。警方称将依法严惩凶手

才第四啊!我敢肯定中国贫民是世界第一,那才叫自豪啊

我觉得大陆才是第一吧,我们那个破县都出了好多的百万美元公仆了~

穷人增速世界第一。

据美国波士顿顾问集团的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百万美元富豪数目增加14%,其中中国增加了31%,增速排全球第四位。评:财富迅速向某类特权人物集中,破坏社会公平环境。中国社会转向不稳定状态,弊大于利甚矣。

以前有附近村民偷矿,但在其淫威之下,均不敢再偷矿.这个矿山是按照中石化的最高指示要进行转让的给另外一家企业的.国家资源私自占有.这个私人老板每年赚几千万的,所以怎肯轻易放手?所以才会出现对抗事件 -------------这在当地人都比较清楚了的.

真相是:这个改制股份公司的私人老板是当地较有名的黑白两道均吃得开的有钱人,养有一帮打手,其租赁的采矿证确实于2009年6月到期,在非法开采的一年多时间里,开采过程中要砍伐附近村民的林木,挖掘鱼塘,毁坏农田等, 附近村民多次自发组织阻止其继续开采.但均遭到其手下的穷追猛打

数百JC 偶 大群 纵,大到自己伤了几人,怎么不说被大的死伤多少?这黑 白 颠倒的也上主页,无耻啊!

170个jc维护秩序。100人冲进闹事。导致数名jc受伤?平均 1.7个jc对付一个人竟然会失败?只能说明俩个问题。1是jc太无能了!2是群众受伤的更多!!

是石化公司不屡行合同,导致二千多名员工面临失业,到石化公司大楼上访,还给拒之门外,还用武力驱赶矿业公司的员工导致三十多名员工重伤,请大家分清事非黑白

俺们要吃饭,俺们要养家糊口,你不给我活,我也不让你好过,死了也要作鬼闹你,这是俺们的心态。

6月9日,广东茂名石化公司办公楼遭500多名上访者静坐堵门,170多名警察出动维护秩序,其后100多人冲进办公楼打砸,数名警察受伤。据称,上访者来自石化矿业公司,为办理采矿权一事组织职工上访

我发现:找只恐龙很难! 我发现:找个处女比找个恐龙还要难! 我发现:在北京的马路上找个公厕比找个处女还难! 我发现:中国足球上世界杯比找个公厕更难!!!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6月10日至11日在重庆调研。他观看了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资料汇集,对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赞“打得好、打得准、打得狠”。评:这老王八蛋,死了那么多人,你良心何安?真不是东西。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6月10日至11日在重庆调研。他观看了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资料汇集,对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赞“打得好、打得准、打得狠”。评:那么多看守所,好象是他的管辖范围吧?怎么好象跟他没关系似的?反正没人问责,装傻咯。

住建部等7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 12日对外发布。意见指出,各地要把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予以重点保障,加大对公共租赁住房的投入。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是解决 “夹心层”住房困难的有效途径。评:好象真的有作用似的,廉租房呢?没见过。

工务员永远有稳定收入,而职工到了一定年龄必然下岗。还有最难是农民了,一个家庭几口人,二亩地,年亩产多少?幸好可以输出部份劳动力谋生路,不过好景不长,物价高涨,工厂倒闭迁移。  要解决就业问题,稳定社会,稳定企业和工厂,应从工务员起下降工资,保持物价稳定,同时对低收入的职工适当增长

工务员平均工资约在5000元上,事业单位教职工约在3000元上(本地区),而生产一线的职工约1000元(也有少数较高),同一样工作,差距相当大。 工务员上下班座的是公车,有些是上午10到,一杯茶,一张报纸,下午4点外出办事(回家)。职工上班座的是也是公车(公交

工务员大幅度增加工资,导致物价高,可生产一线的职工工资只有工务员的20%左右,生活怎样保障,要企业(厂)增加工资,或许一些企业难承受(不是每个企业效益都好)。  生产一线职工每月工作一般都在26天以上,而工务员上班一般都是22天,还有重大节假日,年休假日,教师假期更不说。

"那里有物价通涨,你们都误会了!以前5毛钱六根葱,现在5毛钱两根葱,你们屁民算那根葱?"

在亿万人没有工作时还竭力吹嘘7%的GDP增长,就像阳痿的人,为了脸面,郑重地去声名:请看我浓密的胡须,年增长率7%

湖北人民祝全国老百姓的财富进一步缩水。

你几时看到城市人的工资慢慢在调了哦?请不要把公务员,编制人员这些优等人群包括在普通城市居民里吧。农民不敢结婚生子盖房,那是事实。城里人可更不敢。

物价不断上涨,城市里工资也慢慢在调,可苦了我们农村人,不管物价涨多少,收成它不会跟着物价提高,再这样下去,农村的年青人都不敢结婚生孩子,养不活呀,更别提盖新房子了!真的希望物价快点降下去!!!

咸阳的物价没涨。比如食盐,过去一包1.10元(500克装),最近换了包装,一包只卖1元钱(400克装)。怎么能武断地说话

局长的奥迪50W,拉上我们家的人,人均开10W的车

P民谁吊你,人均消费在涨,这根本没错的。P民不敢消费,官员难道就不敢了,奸商难道就不敢了?只算他们自己的人均消费水平怕吓坏了我们这些P民,拉上我们凑个数,就可以低调点了,而且还可以显示在中国是多么的幸福,何乐而不为呢。

我看也别保8%了 改成保80%吧增长 要不什么时候才可以超越美国 各省回去改改数字 注意小数点的用法 80%不就有了 要是还慢 改成800% 明年赶超美利坚

有什么ZF就有什么官员,继续无耻吧

统计局?我是做财务工作的,我刚参加工作遇上经济普查时期,她们打电话求我们报个数字给她们,我们说数据还没做出来,她们甚至让我们报个大概的数字好让她们完成统计工作,那时我才知道我们看到的统计数据就是这么出土的!!

统计局?我是做财务工作的,我刚参加工作遇上经济普查时期,她们打电话求我们报个数字给她们,我们说数据还没做出来,她们甚至让我们报个大概的数字好让她们完成统计工作,那时我才知道我们看到的统计数据就是这么出土的。

它的意思就是:只要有统计局在,经济肯定快速增长,想增多少就多少

统计局是没滞胀,很有可能发生智障。

11日,统计局公布5月份经济数据,其中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增长3.1%。统计局发言人称经济指标表明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不存在发生滞涨的可能性。评:统计局真可怜,明知道是谎话,明知道没人相信,就是不能不说,也不能不这么说。为点口粮,天天被人骂娘

CPI 超高,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广大老百姓利益。代表你戴了手表!!!!!

"这样的物价真的没法活了!!在深圳3000元的工资差点连青菜都吃不起了..更别提买房子了一般的青菜都4到5元一斤呢!!哎......."

中国5月份物价同比涨3.1%超警戒线,我们一直在抑制物价上涨,可是没做到,物价还是在飞涨,我向人民道歉,尤其是低收入人民,我们对不起你们。那也没办法,有能耐活着,没能耐死去吧。

我来自福建泉州,感觉生活成本在澳大利亚比在泉州还低很多....衣食住行各方面,更不用说这里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以至于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

"领导:工作满意吗? 屁民:满意领导:生活满意吗屁民:满意领导:那还想去美国吗? 屁民:想去领导:为啥? 屁民:因为美国允许我们不满意."

老百姓的血汗钱都填到狗官们的口袋里去了!有什么奇怪的

大连房价每平方米1.2万元,民营企业每月工资1200元。民营企业养老金最低的每月600多元,国有企业养老金每月4000元钱。事业养老金每月6000多元;政府退休养老金有8000多元(详见大连晚报)。

在这物价飞涨的时代,只有不涨的工资以不变应万变!!!!!!!!!!!!!!!谁说工资没涨,你没看到你周边的国家工职人员拿多少钱吗?

小牛:“那我也跑了。” 公牛:“你为什么也跑。” 小牛:“他们扯蛋完了还要扯犊子。”

一头母牛正在吃草,公牛飞快的从远处跑来:快跑,统计局的来了! 于是母牛跟着公牛跑了起来:“统计局的来了跑什么啊?” 公牛:“统计局的最喜欢吹牛B” 母牛:“那你为什么也跑?” 公牛:“他们还他妈喜欢扯蛋”

当爱国主义涉入认知领域时,是一个应该被扔出门外的混小子。 ——阿瑟 舒本华那些没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爱国的,他们可以为少数牺牲多数。他们热爱他们坟墓的泥土,但他们对那种可以使他们的肉体生机勃勃的精神却毫无同情心。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 ——亨利 大卫 梭罗

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 ——乔治 肖伯纳

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 ——勃特兰 罗素 爱国主义是超越于原则之上的对于不动产的一种专横的崇拜。 ——-乔治 简 纳森

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 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列宁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塞缪尔 约翰逊(Samuel

在天朝,除了录用流氓,别人不用。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爱因斯坦要让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应该可爱才行。——爱德蒙 柏克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 ——安卜罗斯 皮尔斯

"3.1%?我看31%还差不多。评:统计局常年撒谎,丁点公信力都没有了,而且被传为笑柄。还真不明白,这样一个部门,这样的所为,还有一点点意思吗?不改行为,干脆撤消拉倒罢了。"

11日,统计局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相关经济数据,其中食品价格上涨6.1% 居住价格同比上涨5.0%。

11日,统计局公布5月份经济数据,其中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增长3.1%。

11日,台湾高等法院就陈水扁家族六大弊案二审宣判,陈水扁获刑20 年,陈水扁妻子吴淑珍被判20年,两人一审均被判无期。评:我们什么时候也能这样?

日前,海南昌江畜牧兽医局在人事改革中8人转正吃上“皇粮”,其中7 人是领导亲属和司机。对此涉事官员否认为家属谋福利,当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

广东一企业向国土局申请征地48亩,但国土局却批给了该企业60亩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将国土局告上法庭。2009年11月,法院判决国土局败诉,国土局不服继续上诉,目前此案尚在进行相关程序

地也! 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 !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端午快到了,别忘了给孩子们讲讲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那时候天还是蓝的,水也是绿的,庄稼是长在地里的,猪肉是可以放心吃的,耗子还是怕猫的,法庭是讲理的,结婚是先谈恋爱的,理发店是只管理发的,药是可以治病的,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拍电影是不需要陪导演睡觉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欠钱是要还的

很明显是个窝案!但是需要丢卒保车,你把事扛下来,保你妻儿衣食无忧!你敢乱咬,嘿嘿!躲猫猫~喝开水~洗澡澡~等着你!

6月8日上午,在大理别墅中涉嫌受贿的大理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段力在法院受审。段力称,自己不是别墅项目的责任人,项目是由大理州、市领导决定的。公诉方指出,段力先后27次收受地产商167万贿赂,并帮其处置了对别墅项目不满的农民。此案没有当庭宣判。

河南新乡一看守所副所长,多次与女犯人发生性关系,受贿后私自提前释放。6月9日,新乡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半。

刚去菜市场买菜回来。花菜4块一斤,其中一种散花的6块,青椒5块,蒜苗5块,胡萝卜3块,带豆也就是杠豆5块,三层肉即五花肉10块,大排14块,猪蹄 10块,带鱼20,讨价还价后18块买的,其他鱼基本上比带鱼贵,舍不得买来给孩子吃。这就是目前温州乐清中心菜场的菜价

年年骗、月月骗、天天骗、时时骗、分分骗、秒秒骗,我们在一骗骗中孕育、出生、长大、衰老、故去。这就是一个中国普通百姓的悲惨人生。

山西疫苗事件风波中,有报道称原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携全家至澳大利亚"旅游",近日,栗文元已经回国,知情人介绍,此次栗文元回国,并没受到处分,而且单位还给他配备了价值40余万的高档越野车。

即将在本周五公布的5月份经济数据遭泄密,据传5月份CPI指数同比上涨3.1%,今年内首次突破政府设定的3%目标。这一数据大体符合市场预期,进一步证明中国经济依旧强劲,各方对经济回落的担忧明显减弱。

拈评:见鬼的白痴广电部,论低俗谁能跟当官的比?神经病的广电部官员说不定发完通知就去夜总会了,装什么孙子?我是根本不看,但我拥护大众有低俗的权力。

这些娱乐节目本就是逗您一乐,相信大多数人没把它真当是在相亲,动辄就上升到道德高度,何必呢?喜欢就看,不喜欢去看《新闻联播》,反正都是娱乐嘛。

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 原来这是不健康的啊,但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上之所好,下必甚焉。。。 2010年6月11日 21:53:25

人TM就是低俗的 个个还要假装清高 呸

昨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下发通知整肃相亲类电视节目,通知规定电视台 “严禁伪造嘉宾身份,欺骗电视观众”、“不得选择社会形象不佳或有争议的人物担当主持人”、“不得讨论低俗涉性内容,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婚恋观。” 评:全中国最拜金的是谁?肯定是官员,贼喊抓贼,婊子的贞节牌坊。

贪污的事多的是啊,现在抓他是抓,抓别人也是抓,反正谁给钱就不抓谁。山东省曲阜市陵城镇程庄村因挖煤要搬迁的上亿的款都给贪污了,当管的跟黑社会勾结,去上访的全都给关起来暴打,公交车停运,网络被屏蔽 。。。。。。。现在村子都要塌陷了。。哎!

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命令!再者没收财产还可以充实你的钱包

宇文泰瞪圆了眼问: “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 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

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

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 ’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 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为了消除大家的疑虑,就应该亮出来晒晒,好好的查一下,否则不足以服人。再说了,作为当地的一把手,连自己属下做了那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官官相护的嫌疑?在没有出事情干吗去了?

“要组织一批有力度、有分量、有反腐分量的报道,防止任其(郝鹏俊当庭检举言论)泛滥。” ============================================ 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要哭 ? 当然不是我,是高层。 这篇报道就没采访郝鹏俊本人 ?

2009年为18000元,上涨幅度为40.63%,大幅度下降 4.18%; 2010年为24000元,上涨幅度为33.33%,大幅度下降 7.3%。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房价上涨幅度逐年下降 ,上涨量不大,不影响市民的购买力。

C国大城市房价上涨幅度逐年下降 2004年房价每平方米4000元; 2005年为6000元,才升2000元; 2006年为 8800元,上涨幅度为46.7%,比上一年的50%下降了3.3%;2007年为12800元,上涨幅度为45.45%,比上一年下降1.2%%;

我本来不想骂人,但看标题不得开骂。TMD,真TMD,明明是涨价,还要刻意说成是涨幅首次回落。按照他们的思路,可能是一直上涨到天庭才罢休吧,要不为什么要说涨幅回落呢?所以这些猪者说的话,是欠TMD骂。

喊涨价的,叫“调控”的,其实他们背后手拉手都是一伙的。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形势,他们轮流“出台”,扮演各自的角色,其本质就是为了多快好稳地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心里很清楚:乌龟王八一类货,都是百姓死对头!

有趣的是,在乔建军调查结论出来之际,市委书记谢海还为此做出批示: “要组织一批有力度、有分量、有反腐分量的报道,防止任其(郝鹏俊当庭检举言论)泛滥。”

因为被落马的山西蒲县煤炭局原书记郝鹏俊检举索贿五千万元,山西蒲县县委书记乔建军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头浪尖。乔建军接受采访称,根本没有见过郝鹏俊。评:就是,无凭无据的,打死都不认,奈何我?

国家统计局今日公布今年1-5月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5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2.4%,5月商品房销售面积比4月下降15.8%;销售额比4月下降25.0%

记者接到嵩县部分群众的电话,反映河南洛阳市嵩县审计局违规修建豪华办公楼以及为本单位职工修建超标准住房。实地走访后,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有四栋住宅楼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进了楼洞,清一色的复式,每一套大概都在 200平方米以上。

美国中情局前分析人员约翰森.谢尔克7日向《华盛顿邮报》网站“情报信息”专栏爆料称,中国曾经向沙特提供可以搭载核弹的导弹。中国军事专家8日对《环球时报》表示,这100%是造谣,中国严守核不扩散条约,不会卖任何核武器给其他国家。

姗姗来迟的韩寒主编杂志《独唱团》,日前终于过关被批准上市。8日,《独唱团》执行主编马一木透露,如果一切正常运作,《独唱团》确定将于7月1号左右上市。韩寒最终决定将自己的小说作为首期的主打,首次发表在创刊号上的有1万字左右。

浙江省三门县醉酒驾车撞死四人的司机杨曙忠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8日被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案是浙江首例因醉酒驾车而被检察机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的案件。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死?但我当了几年的科官深有感触,明知对上级要阿夷奉承、投其所好,但自己作不来,因为当官不能讲良心,哎呀那个难呀...反正闹心的事很多。那样的官要命都不能干,所以就辞了职。奉劝那些当官不捞钱的、想为人民办实事的,你不是当官那块料赶快辞职算了,省得给人当替罪羊挨整

没有任何征兆,年轻的北川干部魏宏,从医院4楼坠亡。这是继2008 年农委主任董玉飞、2009年宣传部副部长冯翔之后,北川第三个自杀的年轻干部。评:看着自己受苦的乡亲,自己却做着伤天害理的事情,良心实在过不去了。

高档会所挤占西湖景区遭质疑 被指"还湖于权贵"!!!日前,杭州游客和市民反映西湖景区环湖一带有许多名胜古建“可望而不可进”,一些绝版风景的场所摇身成了高档“会所”。

发改委何来权力管媒体?发改委也就是一政府部门,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原则,谁授权发改委管媒体的?

无能为力的时候,适当找人垫脚,不失为策略。大蒜没有人捏造居然也敢涨,治谁的罪?我们为什么不问问:到底是什么因素是促使大蒜涨价呢?

为人民说话,破坏大好稳定局面,看吧,被黑帮修理了吧

难道那些从楼市大量撤出的资金真的安份了吗? 只有愚民,才能保护富人。 行,继续打压舆论,等到大家吃不起土豆的时候,再去后悔当初没有媒体曝光吧

物价只能涨,但是不能说

通货膨胀马上就要来临,发改委的做法纯粹是为了掩饰自已的无能

当鲜血流过我的喉咙我知道,我是被诅咒的;当匕首刺入我的心脏,我知道死--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

俺家这菜价在涨,谴责发改委造谣,要求公安机关查处。

sb发改委管不住价格,开始管别人的嘴了.

黑社会派出所,这些狗痄种们为所欲为,民众只有上供才可安心做事,什么偷盗抢劫狗砟种们撂一边,对合理有合法未上供的民众使出浑身敲诈勒索之能事。湖南郴州桂阳莲塘派出所实乃楷模!

我是在厦门的湖北人,深知在家里讲句实话不容易,这是这么多年来在网上看到唯一正面报道家乡的消息,不容易啊(流泪)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呀。有言论自由不?

发改委这帮兔崽子们,还是有点权力的。

物价只能涨,但是不能说,这个神奇的地方。哈哈

西方国家有没有信访办,肯定没有。按理来说,有冤屈有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才找信访办,可是信访办又解决不了问题。你说应该找法院,可法院往往又不受理,即使是受理了,又不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这就造成了一种逆向思维,越级上访找包公的中国特有现象。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湖北省严肃查处个别媒体捏造、散布农产品涨价信息事件,要求其撤下不实报道,对涉及的2家媒体提出严肃批评。评:发改委是一个狗屁。

先是警察局,然后是法院,现在是信访办,下一个会是哪?

为什么于贵双要现在换季衣服? 为什么于贵双还穿着上个季节的衣服? 为什么于贵双要到信访办索要衣服? 为什么于贵双不回自己家换衣服,是不能回还是不愿回? 为什么魏广春宁可拿自己的衣服给于,也不让于回家换衣服? 毫无疑问,于贵双是被非法拘禁的广大访民一员

看此消息,大笑三声,哈哈哈,晚上多吃几碗

大胆的刁民,把这么好的干部杀了!!!我们强烈的谴责你,但是你不能死啊!!!你还有好多事没有干,你这么就死了!!!

6月8日上午,黑龙江伊春市信访办干部魏广春在办公室内被一名上访户刺死。伊春市信访办主任报案时称凶手是"长期缠访户",事发时扬言要整死信访办的工作人员。据称凶手事后畏罪服毒自杀。评:又一起访民抗暴事件,为什么要把他们逼上这条路呢?

脑残的检察机关,你把俩无罪的人关了15年大牢,竟然认为没有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亏你有脸说出这话。

一,交通局员工自费还建上了各式篮球场,绿化也极其规范,贫困县人民的精神追求走在中国前列,可喜可贺。 二,这是典型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后面那句是什么? 三,交通局真有钱

有网友近日发帖爆料称,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交通局内建有多排联体别墅。经记者调查发现,此系该县交通局搬迁后的新址。江永县交通局局长欧阳小泉等人称,这些房子都是交通局职工的自建房,从买地到建房都是职工自己花钱,手续都是正规的,与单位无关联。评:永州?怪不得了。

要我说呀,将当年判错案的法官也好,警察也好,统统地关他十五年才能解恨!!!问题是关15年,可能15天不到就就医出来了。如何?

有网友近日发帖爆料称,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交通局内建有多排联体别墅。经记者调查发现,此系该县交通局搬迁后的新址。江永县交通局局长欧阳小泉等人称,这些房子都是交通局职工的自建房,从买地到建房都是职工自己花钱,手续都是正规的,与单位无关联。评:永州?怪不得了。

“据刘俊海回忆,警察冲过来,将他的胳臂通过脖子反交叉到背后,用手铐铐住。他的胳膊发出吱吱的响声,像是要断裂。之后,警察用酒瓶往他背后的手臂缝隙里塞,最终塞进去三个,刘俊海手臂全部麻木,人也昏迷过去。” --------------------------新发明,军统没有这种方法
敢问朝庭在里面还有多少冤魂

检察院认为没有侵犯刘俊海和刘玉堂的公民自由权。

“他们还有脸跟我要钱!”JC还有脸吗?恐怕披上那身皮的一刻起就不知道脸皮为何物了吧?是人只要当上JC,脸皮、良心、做人的基本道德就已经没有了。跟 JC 谈人道、良心、脸皮实在是一件超级搞笑的事情

这十五年,他感觉活了一百五十年,还好意思要无罪人员交伙食费,真气人

临走时,看守所要求两人的家属缴纳他们在看守所15年的生活费共 5000元。刘俊海的母亲东拼西凑弄来了500元。得知这个要求,刘俊海愤怒到了极点,他提出拒绝出狱。“难道我愿意住在这里15年吗?他们还有脸跟我要钱!” 他那一刻彻底崩溃了。5毛们,出来,别缩到军版装熊

1988年,河北邯郸村民刘俊海和其堂叔刘印堂被带入临漳县刑警队。在刑讯逼供下,两人被迫承认是一起特大杀人纵火案的嫌犯。由于证据不足,公检法相互推诿,案件一拖再拖。两人在看守所被关押了15年。2003年,经法院判决,两人无罪释放。评:不经审判可以关人十五年?公民权力何在?

把法官的太太家属都放在被泼之列里,估计才没有漏网的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嗯,这个办法好!把那些畜生泼得生不如死,那个老百姓可高兴了。

不是逼的没有办法,谁愿意拿鸡蛋去砸石头啊!悲哀!!!当道的强盗们,你们小心被泼、被炸被淋上汽油烧啊!积德吧,你们可以贪可以受贿可以把国家都变成你们自己的,奈何放不下几个像蚂蚁一样的小老百姓。请你们记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把法官的太太家属都放在被泼之列里,估计才没有漏网的。

不是逼的没有办法,谁愿意拿鸡蛋去砸石头啊!悲哀!!!当道的强盗们,你们小心被泼、被炸被淋上汽油烧啊!积德吧,你们可以贪可以受贿可以把国家都变成你们自己的,奈何放不下几个像蚂蚁一样的小老百姓。请你们记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我也正在经历着这种不公平,该死的执行庭法官,对我们的受害者推诿、压榨,他收了钱也一样不能公正执法,让作恶的逍遥法外,错误的引导着社会的“公正”。让守法的公民得不到活着的尊严与尊重,这种偏激的行为是被逼出来的,根本不除,会越来越严重的。

“依法治国”早已蜕变成“玩法治民”, 曾经受人敬畏的法官也已堕落成被鄙视的一族。 法官们啊,不要怨天尤人, 其实你们比谁都清楚这是为什么。

对去问问法官!你以为法官还有多少公平吗?我经历过,知道所谓的法官到底是什么东西。也许还有好人,但好人绝不会被泼硫酸。好好看看社会的现状吧。该!!!!

我们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我唱唱

泼黑心法官黑心警官,就是好!大快人心!谐和社会离不开!

是因为现在的法官、警官不做人事才引起公民的憎恨吧?为什么近期这么多袭警事件发生啊?应该是百姓无奈之举吧?

隔一个泼一个就会有很多漏网的,个个都泼会有几个冤枉的.

所有法官排成排,隔一个泼一个,绝对没有一个被冤枉的!

如果不是那些法官收了钱,那对夫妻至于为了点货款纠纷去用硫酸泼你们这群贪官,这是故意伤害罪,是要坐牢。天朝的法律被你们这群贪官亵渎了,所以遭泼真 tmd的活该,怎么不泼死你,把你2个毒眼全部弄瞎。估计以后这招用的人会越来越多,我相信一个秉着公正公平为民办事的好官,觉得没人泼他。

6月8日,广西梧州市长洲区法院在对被执行人陈宏生、廖凤娟夫妇执行买卖货款纠纷等案件时,被执行人从楼上突然向前来执行的法院、公安干警泼下硫酸,致使 6名干警不同程度烧伤。其中长洲区法院院长廖克东、执行局局长吴志斌等两名法官伤势严重。评:最近怎么了?好消息不断啊,呵呵。

这么少可能么?我一个同学他爸也是神木的副县长,他在西安做工程在最繁华的地段买3000多亩的地哪来的钱?

《对于送礼的人,我由开始的拒绝接受到后来的来者不拒。》别吹吧你,从开始就已经有这个打算了,只不过不够技巧而已。如果不收受钱财,当官的真的是白当了。升官发财,亘古不变的信仰。

咱们早已习惯10多年了.只是这死的互联网,隔3差5老抖这点破事, 害得咱做官的个个得了惧网症,影响工作呀!强烈要求封杀互联网!

陕西神木县原副县长高晓明受贿241万元,一审获刑12年。高晓明在万言悔过书中称,对于送礼的人,由开始的拒绝接受到后来的来者不拒。收受钱财多了,慢慢地就习惯了。

基本薪资等于标准薪资吗?? 加薪前:1200元基本薪资+加班费 加薪后:标准薪资2000元 这个“标准”一词很模糊,究竟是基本工资2000元,不包括加班费?还是包含加班费一起共2000元?不要玩文字游戏,说清楚点!!!

6日晚,富士康宣布,自10月1日富士康集团深圳地区各厂区将再度上调标准薪资,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上调为每月2000元。这将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第二次大幅度提高基层员工薪酬水平,加薪幅度达到66%。上一次整体薪资上调是今年6月1日,一线员工加薪30%。

你什么都公布了,领导来吃啥、喝啥、日啥,领导的官帽还是要紧的。

老兄太不懂官场规矩了 你断了贪官的财路了。

不说别的,最起码也要请人吃顿饭吧,而你把帐单一“裸”,全国人民都知道你请人家吃饭了,谁还敢惹你?况且,在如今这个社会,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给资金肯定是有回报的。就是人家给了你资金,而且领导真的一分回报也没有,但众口铄金,全国每人吐一口水,也要把那个领导淹死一百回

当初看到这条新闻,我就感觉到他们可能会遇到麻烦。想想看,什么都 “裸”了,谁还敢惹你,都会避之不及。我也是乡镇干部,我深知现在的乡镇干部之无耐。全 “裸”之后,不仅上面领导不会在你这吃饭,而且还要不到资金,这是极其正常的事。上面的资金给东也是给,给西也是给,给了你资金

家有家法,帮有帮规,都像你们这样个落法,以后怎么从拨款里拿回扣? 那不卡你卡谁?简直太无组织无纪律了,D性都去哪里了,把潜规则都忘啦?你们还想不想在这条道上混啦?!!!太不像话,丢人,丢D的人!

张映上:这就是我最困惑的地方。我们把每笔账都“裸”得清清楚楚,不贪不占一分钱,全部用来解决民生问题。按照我们的预想,应该有很多企业来投资和捐赠,但至今没有人来。 你错就错在“不贪不占”上,当今社会做事如果不能肥自己的腰包,你看谁会来做!!!!!也不会有人支持你,你的位置可能不保!

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贱则无敌……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就是中国的zf的现实。大家都在闷声发大财,都在埋头苦干盘剥纳税人,你带头说不干了,大家还不搞死你。

坏了帮规可要受罚,还想要钱,没门!!!!!!!!1

自3月15日起,政府业务经费开支全部“裸账”的消息经媒体披露后,当地老百姓迫切希望解决水、电、路等问题。但白庙乡政府向有关部门争取项目和资金,却少有回音,1个多月来毫无进展,来白庙乡的上级部门人员与以往相比减少了一半。评:得罪上级了,不敢揩油了,也就不给钱了。

上周末,深圳首次出现第一波降价潮,四个楼盘出现降价迹象,其中一个楼盘每平方米直降4000元/平方米,另外一个楼盘85折推出特价单位。中原地产高层预计多数楼盘降价幅度超一成。专家认为,未来一季度,会有更多的开发商降价。评:真降假降?有人出来托市吗?

洗脸死、洗澡死、喝水死、……后面会不会出现一个撒尿死、喷嚏死…… 呢?贪官虽然该死,但也得死的明明白白哦?

局长:小李啊,事情摆平了吗? 小李:恩,那小子死的神不知鬼不觉。医院和看守所都打过着呼了,到时候就说“洗澡死”。 局长:哎。。。。。 小李:局长前后就收过他20万,而且这小子为人低调。这次就把他做了是不是太狠了点。 局长:这个我知道,可是他也不应该。。。不应该和你嫂子搞上呀

灵道:丢车保帅吧 蒋:。。。。。。 灵道:你要是答应了保你全家富贵 蒋:。。。。。。 灵道:不要不答应全家都丢 蒋:洗洗睡

洗澡死 你猜到了么

官员甲、乙、丙、丁、赵、钱、孙、李 ……先是甲因贪污被查,但因为检举乙贪污受贿有功获轻判;然后,乙检举丙贪污也获轻判;……孙也因为检举李贪污受贿获轻判……结果,都贪污了,都检举了,都轻判了。

300多万,4.2元/克的白银,才14285两!这么多年了!还不如个知府!失败!

6月6日下午,因涉嫌受贿犯罪被刑事拘留的温岭市烟草专卖局副调研员蒋增满在看守所死亡。根据温岭市看守所监控显示,蒋增满在洗澡时,突然晕倒在地。半小时后,被送往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评:被灭口?新词汇:“被死亡”。

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原司长许满刚因受贿300余万元,一审获刑 12年。许满刚系因郭京毅检举而案发。在悔过材料中,许满刚痛陈自己“交友不慎”。

王八很久没看见绿豆了,这天,绿豆眼含泪水归来。绿豆说:“那些所谓的专家忽悠我抬高身价,现在东窗事发,大家都在抱怨我,我恨死那些专家了!” 王八大度的说:“没关系,以前那些个专家也忽悠过我,我就不记仇,我说:你们永远是王八的好朋友。”

山西省蒲县人民法院近期审理的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案,因为违规违纪资金高达3.05亿元,被誉为煤炭大省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郝鹏俊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家财达数亿元。评:他只是一个科级官员而已,比他高的那些呢?

小刚。局长你跟劳资装比是不,你妈的你贪污多少钱老子有你的证据,你以为我是怕你靠,你给劳资牛比我给中纪委说去。 局长,不就500万吗?拿去给你二奶花去。

局长,小刚等下出去把那2000万给我二奶和小蜜。区区2000万这些人就叫了。 小刚,马上给你办此事去,局长可否给我二奶也分500万花下。 局长,小刚你大胆,妈的,小李,小王他们就是跟我讲条件我把送到西天去了,你是不是想去西天见小李,小王他们去。

江西省南昌县岗上镇东坛村委会,06年至08年间,私自出售本地区,柏庄村小组,自然村后面粮田数亩,售得资金由承包人和村委会私下爪分! 造成我失去于依赖田地为生存之本,全家人陷入生活上无来源,无保障,无依靠现状.本人多次奔走县镇国土局有关部门及信访局投诉和反映,事隔一个多月至今无结果

公务员真好。。高温费 各种福利费还有福利分房。。居然小孩子上学也有补贴的啊。。靠,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啊。。。

同可怜的美国每年为了省下40万得美元财政支出相比,4000万人民币可以吓死美国佬

公款吃喝嫖赌可以公开吗?再说,只有20%不公开,已经够廉洁了。

去年广州市财政局列出114个部门预算后引起社会巨大反响。近日,广州市财政局再次率先公布了2010年度本部门的预算。在公布的预算上显示,本年度支出预算17804.18万元,其中有4000多万元的用途没有列明。

狗都不说人话,孙东东除外。

北京大学教授、北大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在解读即将施行的《侵权法》时多次炮轰记者无文化,雷语不断,又对着台下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说“记者是没文化,当然,人民日报的除外”。随后谈到医疗行业风险时,孙东东表示医院死人是正常的,救死扶伤的口号不对。评:这条老狗又跳出来了。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2010-06-05 20:58:13(北京时间),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北纬38.20度,东经112.70度),发生(M)4.6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

各级城建管理部门的官员要拿走45%左右的利润,不然房子能顺利盖起来?盖一栋楼要盖近百个公章,每盖一个章都要向主管官员“进贡”,这些钱不打入房价中有谁埋单?为什么当官的都想把手伸到房地产部门,因为可以索要大量的贿赂。有哪一个管房地产的官不发财?

中国人也有厉害的。 嘴厉害,会吃,会喝,会吹,会讨好 手厉害,会打(如城管)会偷,会抢 第三条腿厉害:生育能力世界最强,时间长,耐持久,善夜战。

房X套 官二代:如行长的亲戚占全行职工的10%,人事处长的七亲八姑遍布省市县工行上上下下,父当分行长后培养儿又接班当分行长,省市县三级工行的行长竟为一家人...工行有权的有钱,他们拥有几处房产.工行富人比比皆是,这些富人在上级行机关,一线职工的收入还不够省行普通职工的烟钱

赚了钱是个人的,赔了钱是国家的

在人民的欢呼和掌声中,让这些拿国家的钱的所谓的“地王”们跳楼自杀吧,他们是人民的罪人!

近期中石油等多家央企挂牌出让地王项目,迄今无一单成交,更有消息称远洋地产因打算退掉高层换届前的一宗土地项目而惊动国资委。楼市调控政策令央企和炒客手中持有的土地日益烫手,而目前的状况下各地产企业也不敢轻易接手。评:还是国有企业大方,亏了就亏了吧,反正不掏我腰包。

当不当 有谁说了算 是个什么标准 如果网吧该关闭 那么 卡厅 迪厅 慢摇吧 夜总会 更应该关闭 那里面 水 更深。评:哥们,那里不表达民意啊。

重庆,一个离朝鲜最近的城市。

建议关闭全国的网吧,天天只准看CCTV

为推动网吧实名制管理,重庆警方共出动警力7200余人次,检查网吧 17018家,177家网吧停业整顿,对出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和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的8名违法行为人予以行政拘留。评:这么害怕网络啊?说明起作用了,好事情。

内牛满面,难得可以公布一次靠谱的统计数据!

怎么可能,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在天朝·· 统鸡局的干什么去了··明天把我记会99%

捅鸡局:广东太不河蟹,我们都是76%,他们怎么弄个7.6%,小李啊,叫我如何有脸见世人啊 小:菊涨,坚强些,干我们这行就是不要脸,既然无脸何惧P民

4日,广东省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截至3月10日为止广东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的签约率为7.61%、专科毕业生的签约率为8.43%、毕业研究生的签约率为4.87%,相比2008年同期下降了50%以上。据悉,广东高校毕业生较去年增14%。评:才不到百分之八?假如还有被就业的,恐怕更低吧?

墓碑(二十七-2)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风”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 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1960年12月20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
据群众揭露,这里的“五风”问题十分严重。干部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口粮、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相”、“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高帽、游街示众。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用上述办法亲手处罚过142人,有12户被逼外逃。
这个公社各级干部有31%的人有贪污行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钱。多吃多占更为普遍。在社员忍饥挨饿的时候,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查的,有粮食36000多斤,猪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们“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凭证供应的短缺商品都被干部占了。
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工作队认为,这里的“五风”问题,除极少数小队属敌我性质矛盾以外,绝大部分生产队和小队属人民内部矛盾。
工作队所说的敌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通常的说法是“打进来”的,没有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被说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坏分子(即“打进来”的)和蜕化变质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权的生产队和小队,一律对这些人残酷斗争,夺回领导权。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并让干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员赔礼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这个报告时加的按语说:“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整顿。”
1961年的“整风整社”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整风整社”是怎样演变成四清运动呢?不用演变。有些地方的“整风整社”和三四年以后的“四清”运动毫无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80年代划归佳木斯市,90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这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自1958年以来,由于“五风”横行,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1960年同1958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21%,劳动力减少了24.7%,大牲畜减少了30.5%,粮食产量减少了71%,商品粮减少了84%,社员收入减少了94.7%。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改变阶级成份、打成“五类分子”就是陷害社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58年以来,全社共有300多个贫下中农被划成“五类分子”,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审讯斗争,有不少人被打成残废。给干部提意见的被赶出屯。两年来,仅马鞍山和六合两个管理区,被赶出屯的贫下中农就有60多户。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经过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了敌我矛盾问题。”经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复查,同意工作组的意见。1961年2月15日,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和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写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 中详细了几个月的“整风整社”的情况。
在公社党委的13名委员当中,有6人被定为“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工作组认为,全公社15个管理区,就有五个被“地富反坏分子”、“日本小特务”、“蜕化变质分子”把持。 “日本小特务”是指在“伪满州国”期间,可能为日本人干过不大的事,但无确实的证据。
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向阳川人民公社的干部大吃大喝,利用权力奸污女社员。马山管理区的干部1960年就吃了12头猪,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多斤酒。粮食管理员胡勤堂拿社里的粮食喂了11条狗,专门杀狗肉吃。
这份报告写道:“整风整社”工作组进入公社后,遇到“三不清”:敌我不清,好人坏人不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不清。他们找当地干部多次谈话,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工作组跳出干部圈子,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找“根子”,终于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作组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开始大鸣大放中,社员怕报复,不敢讲话。工作组向群众表决心,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走。这样,土地改革时的场面又出现了,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群众把这次“整风整社”称为“第二次翻身”,“拨开乌云见青天”,“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兵”。
这个报告还讲述了,在这场斗争中,一些“阶级敌人”如何拉拢四清工作队员、工作队员如何拒腐蚀的故事。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风整社的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一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一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后,饥饿基本解除,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着《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开始削弱。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终于爆发。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讨论“四清”的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在会议期间的12月20日,召开了一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议,一向对毛泽东百依百顺的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却和毛泽东争执起来。王光美、刘源的书中介绍了这场争论:
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要被打倒。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十分在意。几天以后的12月26日,是他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菜。毛泽东和几位劳动模范及科学家在一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在另一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常是谈笑风生的,这次却一脸严肃。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做什么工作。随后他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1965年1月28日,还是在讨论“四清”工作的这次会上,邓小平主持了一次会议,他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般汇报会,会前,邓出于好意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毛泽东误解了邓的好意,他一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党章》,走进了会场。他说 “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说的“(刘少奇)不让他讲话”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晚年向他儿子陈晓农谈了当时的情况:
在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先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刘少奇却自己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说刘少奇不让他发言。
刘少奇的这种做法令人不解,陈伯达也不理解。可见两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刘源的书中写道:“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泽东在1970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1966年5月16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北京市委已被定为“黑市委”,以它的名义派出的“四清”工作组立即撤出。延庆县的“四清”运动中途停顿,我们参加工作队的学生也撤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果然打倒了刘少奇。当然不只是用一个小指头,而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归结为毛的个人性格和品质,是过于肤浅的;但是,毛对刘的猜疑、不满,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领导人的更换有一套正常机制,但在专制制度下,在最高领导人周围总是充满谄媚和阴谋,领导人的更迭总是伴随着残酷和血腥。坐在权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炉上一样(曹操说过让他当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炉上)。熟悉中国专制历史的毛泽东,自然会对周围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五、从批判“修正主义”走向“原教旨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求自己的党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也用这个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国人。但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中,这个理想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现实的冲击。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是坚持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还是根据现实作某些修正?是快一点建成社会主义,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实际是理想对现实的让步。毛泽东在八大三次会议上不经中央讨论推翻了“八大”的决议,接着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加快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速度,从而造成了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的根源在于用极权制度、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快速推行共产主义理想。
大饥荒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面向实际,从共产主义理想退回现实,做现实需要做的事,可以称为“务实派”;另一派还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用不停的政治斗争来推动这一理想的实现,可以称为“理想派”。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划分,阵线也不十分清晰。务实派在务实过程中由于理想的情结,使他们在做违背理想的事时,总有一种理亏感,因而不事张扬;理想派由于理想总是遭到现实的无情碰撞,在维护理想时,总有一种阶级斗争的危机感和敌对情结。在中国这个政治条件和话语条件下,务实派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但是,在理想派把经济搞乱了以后,总得由务实派来收拾局面。在收拾局面的过程中,务实派更加偏离理想,使得理想派认为他们更加危险。在毛泽东手中,对付务实派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修正主义。  
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同时,开展了批判“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当时的代表人物。1893年7月底恩格斯立遗嘱时,把全部手稿和书信遗赠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并把伯恩施坦作为遗嘱执行人之一。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他根据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和议会民主发展新情况,从1896年10月~1898年6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在《新时代》发表6篇文章,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899年3月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3个方面,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自诩为“修正主义分子”,说明当时“修正主义”并没有贬义。持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批评俄国的十月革命,批评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国际”就受到列宁的批判,从列宁开始,“修正主义”就成了贬义词。
批判“修正主义”除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外,与毛泽东企图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也不无关系。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初步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 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毛泽东此时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在会下,毛泽东俨然是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似乎平起平坐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全面揭露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推倒了压在他头上的这尊神,提高了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忧的是批判斯大林也会危及他毛泽东,因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所以,最后定的调子是斯大林“功大于过”。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丢掉“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反对全部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实际上,丢掉了“两把刀子”就会危及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丢掉两把刀子”是修正主义最为根本的罪状。
当毛泽东在做国际共运领袖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奋斗目标:“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8月,毛泽东又说:“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有学者分析,毛泽东搞大跃进,除了国内的原因外,还有国际共运的原因。他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当时他说“以苏联为首”只是一种策略。
然而,苏共领导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持批评态度。自苏共20大以来尽管两党有分歧,但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对苏共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上。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5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账”。
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激烈批评,不可能不引起回应。1960年6月2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批评中国党的方针政策。 从此,中共中央的反修斗争态度更加坚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苏共领导人也说成是修正主义者。“苏修”就成了中国人口头上一个常用语。在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相通的两个概念。毛泽东曾说彭德怀是修正主义者。以后又把这顶帽子扣在刘少奇头上。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毛泽东把“反修防修”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
1963年可以说是“反修年”。为了打好这一仗,中共中央组织了一个“中央反修领导小组”,由总书记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有康生、吴冷西、姚臻、熊复、王力、范若愚、吴江。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写反修文章。他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从1963年9月到1964年3月,共写了9篇指名道姓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简称“九评”)。“九评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激昂的战斗音调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国广播,在中国深入人心。“九评”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推到了极左。现在看来,批判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在1958年就在中国开始实践,大跃进失败,文化大革命又更加疯狂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在中国南方一个小国也大行其道。这就是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这是毛泽东输出革命的一项重大“成果”。
波尔布特所领导的组织成立于1960年,但长期不公布名称,国外称之为“红色高棉”,1977年9月他访问北京时公布党的名称为柬埔寨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宣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完全一样。波尔布特多次秘密访问北京,自称是毛泽东的学生。
波尔布特的作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受到称赞。毛泽东对他这位得意门生的作法非常满意,他称赞波尔布特:你们干得好,我们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你们干成了。
然而,柬埔寨共产党执政几年,全国人口死亡三分之一。毛泽东称赞波尔布特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恶果。
自“大跃进”以来,中国的“理想派”和“务实派”的斗争经过多次反复,裂痕越来越深,斗争逐渐加剧,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张推向了极端,也推向了毁灭。到20世纪末,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这面旗帜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为了挽救危机,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务实派”把中国推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却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多数中国人、甚至中国共产党内相当多的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当理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时,执政者不敢对这个理想提出质疑。因为放弃共产主义旗帜,共产党就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唯一的办法是,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加以搁置。
把强加于全体人民的理想搁置起来,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执政集团不再用某一种理想来塑造国家的未来、规范人民的行为,而是面向实际,做一个有效的社会管理者。这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执政集团,它的管理权限应当是民众授予的有限权力,对它管理效果的评价应当是民众的实际体验,而不是某种先验的标准。因此,管理权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评价,只能通过民众的选票来表达。显然,这样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共产主义理想被搁置以后,把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当成最高目标,也就是把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作为最高目标,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政权把保护执政集团的利益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就不能服众,就没有希望。
从邓小平以后的政治实践和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应当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但是,我们不能太乐观。勒庞说过:“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们执政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 因此,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建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等待,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近百年来,中国人吃激进的夸太多了,教训十分深刻。激进的作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软弱的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所以,反对专制制度过激、过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专制制度的那一群。

墓碑(二十七)

第二十八章 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大事,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没有反右斗争,就没有“三面红旗”;没有“三面红旗”,就不会有大饥荒;没有大饥荒,就没有反右倾运动,就没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极端,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
1962年初,面对几千万人饿死、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国高层的不同意见又一次浮出水面。如果说庐山会议毛泽东的主要对手是彭德怀,那么,现在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则是刘少奇。毛、刘之间的斗争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一、在七千人大会上高层出现分歧
刘少奇在1958年紧跟毛泽东,说了很多比毛泽东还要狂热的话。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认识的?我曾就此问题请教于刘少奇的秘书姚力文。姚回答说,可能是1961年回家乡调查,也可能更早一些。他1959年秋后就看到了生产力的大破坏,那时他对形势应当是清醒的,也许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也许是为了“党的团结”,也许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还是和毛泽东唱一样的调子。
然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唱出了和毛泽不一样的调子。
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没有得到切实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五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克服困难。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事后,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的报告。1961年11月22日,刘少奇看完报告初稿后,找到起草小组提出修改意见。刘说,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够接受教训。(二)这几年出现的问题,中央要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各省都有这样的事实。(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来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
这个报告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经过多次修改后逐渐清晰起来。
1962年1月8日和9日,刘少奇分两次(先送第一、二部分,后送第三部分)将报告的第一稿呈送给毛泽东。9日23时,又把第二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给毛泽东(第三部分还没有改完)。但这时距开会只有一天。毛9日一夜未眠,看完了前两部分。10日上午10时毛作了批示,建议会议推迟3天作报告。在这三天讨论农村基本核算位和别的问题。但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他说第三部分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根据大家意见作修改,然后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成为正式报告。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定为三级(中央、大局、省、地),后来毛泽东建议扩大为五级,即增加县级和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领导人。参加会议的有7118人,所以通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于1月11日正式开幕。以小组会议形式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即上述报告)。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都把国家计划以外的经济活动都当作“分散主义”加以反对。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 七千人大会开始就把反分散主义作为重点。但地方的代表们对分散主义有不同意见。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也有多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
由分散主义讨论到大跃进以来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争论越来越激烈。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的问题时,大多数代表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反右倾以后,多数人都是这么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代表说,“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了粮食、市场紧张?西北地区的代表对“三面红旗”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质疑
代表们对刘少的报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见,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庆施则从左的角度对稿子十分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毛泽东提出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可以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是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 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等。
在讨论这几年的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出现了争论。1月18日,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讲到这里,邓小平插话说:毛主席说过,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 周恩来从维护毛泽东的方面提出了问题,他说: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着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力挽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发言不久,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报告经过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泽东看过后,表示“赞成这个方向”。1月25日,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26日下午,毛泽东决定,这个报告作为书面文件发给大家,27日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刘熬了一个通宵写了提纲,提纲在大会前经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下午2时开会,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报告。报告长达3个小时,其中有些内容是毛泽东最不爱听的。
第一,认为“大跃进”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造成了一个大马鞍形。讲话还对当前经济困难作了较严重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的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以上升……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
第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灾,七分人祸”。一是天灾,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还有一条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对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第三,成绩和错误的比例用“三七开”代替了毛泽东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过去我们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方还可以这样讲(毛插话,这种地方少),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翻箱倒柜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
第四,认为对这几年的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当负起责任。
第五,认为“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能进一步作出结论。
刘少奇在讲话中,毛泽东有不少插话。当刘少奇说到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饿了两年饭,毛泽东插话:“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毛泽东只承认“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不承认饿死人。更不承认大量饿死人。而刘少奇对饿死人看得很重。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显然是不满意的。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尔巴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说:“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有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当时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经看出一些问题。” 毛泽东当时看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可能是从刘少奇的报告中看到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原计划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可是29日下午代表们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有一肚子气。毛泽东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会议接着开下去。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他十分坚决地、充分地、并且以空前的高调肯定了“三面红旗”,还说大饥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说“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他不仅把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中的责任洗刷得一干二净,还对毛泽东极力神化。他说: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就会走得少,今天的困难就会小得多。
我个人几十年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几十年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讲话时正是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听了这些话,一定会有一种“患难逢知己”的感觉。他当时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3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讲话稿以后,立即批给田家英和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讲话没有正面讲大饥荒问题,却大讲民主集中制。这是毛泽东阐述民主集中制最全面的一次讲话,似乎这几年出了问题是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的结果。毛泽东把“民主”和“集中”两个对立的东西结合起来,强调“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破坏呢?因为集中是有制度保证的,而民主却没有制度保证,它只是领导人的恩赐。民主是对当权者的约束。约束总是不舒服的。作为个人,总是对上要求民主,对下要求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集中,它本来就是专制制度的一张遮羞布。在这次讲话中虽然也讲民主,但更强调集中。他说: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从林彪和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可知,毛泽东讲集中,还是要集中到他那里。正如林彪说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来所说的“现在要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
毛泽东这篇讲话虽然没有对刘少奇没有正面回击,但还是用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作了论证。这表明他对刘少奇说的“‘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的话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会对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起了促进作用,会上也对中央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始终守住两道防线:一是对“三面红旗”完全肯定;二是对庐山会议的案不能翻。
七千人大会决议向各省传达以后,基层干部不满意,在学习讨论这些文件时,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意见。甘肃省在讨论中,省委党校的干部说:“硬说成绩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饰太平。我国六亿人有五亿人搞饭吃,还没有粮食,怎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过去觉得甘肃问题严重,现在才知道问题有普遍性。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问题,其损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卫生厅的一个同志说:“几年来不仅没有成绩,反而把事情搞坏了,不仅物质上搞坏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坏了。”省财贸办公室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不仅区域广,而且时间长,因此,不能说中央的指导思想没有问题。”《甘肃日报》印刷厂的同志说:“听了报告后好像中央没有错,主要错误是下边执行中的错误,感到中央对缺点错误检查不够,从根本上找问题少,从下面找问题多。”有人在发言中直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几次会议和一些文件不妥当,对下面影响很大。如,北戴河会议说共产主义看来为时已经不长了。还提出苦战三年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说中央政策完全对,我有怀疑。敦煌县搞成一个人民公社,说这与一大二公无关;大办钢铁要指标翻一番,秋收作物烂在地里,甘肃如此,河北也如此,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省粮食厅解仙清同志说:“毛主席说过粮食多得吃不了。这没有调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样,晚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轻工办公室主任杜西林说:“我听到老百姓骂毛主席,说主席听奸臣的话,不听忠臣的话,还说:毛主席钻到哪个洞里去了,下面发生这么多问题,他知道不知道?”党群系统的干部说:“甘肃饿死人,毛主席不会不知道。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这样的简报各省都有。毛泽东看了这些简报会有什么想法?他感到有一股力量,有一股使他畏惧的力量,如果不强力反击,他的地位就很危险。
七千人大会显现出中共高层的严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是全面肯定,还是持怀疑态度。具体分歧有以下几点:第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主要是人祸。毛泽东有时也说过人祸,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区,即“三分之一”地区。第二,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对几年以来形势的估计。刘少奇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的估计远重于毛,对形势的估计没有毛那么乐观。第三,对大饥荒责任的看法,刘少奇、彭真等,比较看重毛泽东的责任;而林彪、周恩来等,为毛泽东开脱和洗刷。  
危难之中见真情。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谁支持他,谁反对他,他是会深深地记在心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再一次看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四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打倒谁”心里初步有了底。  
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进一步触怒毛泽东
不少文献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实际上,这次会上,明显地加深了中共高层的裂痕。一散会,毛泽东就去武汉了。刘少奇又召开了“西楼会议”,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
“西楼会议”是1962年2月21日召开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陈云2月26日的讲话中把严峻形势归纳为五个方面:其一,农业近几年有很大幅度的减产;其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不相适应;其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其四,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刘少奇说,七千人大会上“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西楼会议以及2月26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和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3月14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计划的部署。
鉴于前三年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怕把困难估计过重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认为“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基础不巩固,在困难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他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慨,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 毛泽东曾要求他们不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刘却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计困难。是不是刘有意和毛作对呢?不是。
在中国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重要物资统收统配。“爱哭的孩子多吃奶”,为了从中央财政治和中央统配物资中多分一块蛋糕,各地经济业务部门总是向中央业务部门叫困难。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在毛泽东面前说形势大好,但向中央业务部门要东西,也是寸步不让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毛泽东面前说粮食够吃,但为了减少四川省的征购任务,曾和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多次讨价还价(见本书“天府饥魂”一章)。所以,主管实际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总觉得困难很大。毛泽东不管这些具体事,听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见,感受到困难的压力比刘少奇、周恩来要小一些。“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征询过一些领导干部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
对形势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点放在恢复上,争取三到五年把国民经济由大跃进的状态调整到协调、持续、稳定的状态;其二,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1961年已经减少了1000万,1962年再减少1000万。其三,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降低生产建设的高指标;其四,恢复农业生产,搞好市场供应;其五,抑制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五月会议”上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 邓子恢主张适当地扩大自留地。对各地的包产到户,实际也是采取默认的态度。
1959年春天,采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庐山会议后全都否定了,这一次“退够”的措施,毛泽东会同意吗?对一贯主张“冒进是马列主义”、“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积极平衡,不要消极平衡”的毛泽东来说,他能容忍刘少奇等人的调整吗?刘少奇心里没底,还是要请示毛主席。
1962年7月,毛泽东从炎热的南方回到凉爽的北京。陈云立即拜见毛泽东,系统地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云感觉毛不反对这些意见,只是在考虑。毛很快通知刘少奇见面。毛正在游泳。刘少奇赶到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泄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平静下来向毛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继续搞下去。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松下来,以为雷霆已过。
2003年9月25日,曾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书作者谈了一件与此有关的事。西楼会义后不久,陈云到了上海。让陈国栋、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务,陈云说:你们到一些省去看看,农村真实情况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里干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发表意见,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粮食产区,看到的情况是,集体的大田几乎荒芜,而自留地里粮食作物长势非常好。农民是靠自留地吃饭的。他们到上海向陈云谈了所看到的情形。陈云说:“看来是农业集体化是搞坏了。但这个问题现在不好说,政治风险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农业集体化了。”陈云告诫他们几人回北京以后什么也不要说。还是陈云亲自向毛谈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七月陈云向毛汇报的那些事。
并没有像刘少奇预计的那样雷霆已过。一旦度过了难关,毛泽东就重新发难。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清算了“1962年的右倾”这笔账。
毛泽东之所以对1962年的调整耿耿于怀,是因为他把与他不同的看法视为阶级斗争,视为要推翻他。这种看法终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来了。
三、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杀手锏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有着不同的看法。毛泽东总是低估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对当时的形势的估计也较为乐观。持毛泽东这种看法的有柯庆施、林彪等后来被称为左派的干部。而以“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为代表的一批干部则对困难的估计比较严重,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当然,这种不同的估计,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会不同。
在解决困难第一线工作的陈云对这种不同的估计深有感受。他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上说:“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计。”“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
如前所述,这种对形势的不同估计,有着工作岗位不同的原因。当然也和各种不同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不管怎样,对形势不同的估计,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过民主讨论或投票方式来决定政策。在专制制度下,处于最高权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见不好贯彻。而对1958年以来困难估计严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红旗”的重要根据。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开放了自由市场,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远。如包产到户大面积推行。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把这些压回去了。由于饥饿,到1961年,又大面积推行起包产到户。1962年年中,全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总数的20%,安徽达80%,甘肃、浙江、四川一带地、县超过70%。
1961年到1962年邓子恢就曾多次主张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五月会议”上及其前后,邓子恢曾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主张包产到户的讲话。如4月11日,他在广西桂林听取地区负责人汇报时说:“单庄独户,离村庄远的就包产到户,或者让他们单干吧。这样有好处,不要有顾虑,怕说单干,怕说右倾,什么都要实事求是。” 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关于安徽省“责任田”的汇报。中共中央华东局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支持和批评的各占一半。邓子恢认为安徽省的“责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错误。邓小平发言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试试看。” 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七届三中全会代表时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也说过“刘伯承同志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陈云7月向毛汇报时,也讲过重新让农民分田的事。如本书前面所说的,正是这些“倒退”才是走出饥荒、减少死亡最为有效的措施。但这和毕竟和共产党的理想相悖,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在当时毛泽东的忧虑中,还有一股“翻案风”,其中主要是彭德怀翻案。“七千人大会”决定给这几年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但有一个界限,对庐山会议上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不能平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1月27日的口头讲话中,特别讲到彭德怀问题。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时,删去了这一段话。这段话大约1100字左右,其主要内容是: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不是因为彭德怀写了那封信。信中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庐山会议其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的颠覆活动有关。他阴谋篡党。等等。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会后他得知刘少奇的这些诬陷之词以后,倍感委曲,不得不奋起为自己申辩。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写作,他于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送上了一个长达8万字的申诉材料(后被称之为“八万言书”)。这个“八万言书”不仅否定了刘少奇上述诬陷,还把庐山会议以及其后对他批判和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怀翻案,这是毛泽东很不愉快的事。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其它方面也一改过去紧张的状况,开始出现松动和宽松。如对冤假错案大规模的甄别平反,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让步,对民主党派有所尊重,等。在这些松动中,出现了一些“过头”情况,使毛不快。如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等讲了一些尊重知识分子的话,陈毅还提出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周、陈的“脱帽加冕”引起了上层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强烈反对“脱帽加冕”的说法。直到1979年,陆定一才在这个问题上认错,说:“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是“左的,所以是错误的。”
大跃进失败以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认为,内忧已经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以《党内通讯》的形式送上去的。这封信有五点内容:1)对外政策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他不同意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有和平共处的世界和平;2)要尽可能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主动做好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的工作;3)我们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要避免朝鲜式战争,不能因为别国提出要求,再派军队去那里参战;4)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要打开目前的僵局,要高举中印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争端;5)支援各国人民革命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开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不干涉别国内政。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了以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大会快结束时,有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和讲话不满意。毛泽东接到反映这个情况的电报后批评说:这样做“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康生乘机到处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并鼓动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到毛泽东那里告王稼祥的状。毛听了刘宁一的汇报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与此同时,有人把国内的一些调整措施归纳为“三自一包”(自由种植,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统称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
“七千人大会”及这以后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毛泽东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却密切注视北京。他感到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央,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都正在偏离他的路线。使毛泽东引以警惕的是,刘少奇讲话中还流露出的一股“秋后算账”的意味。1962年3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刘的这番话使毛联想到赫鲁夫对斯大林的清算。毛泽东对北京所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酝酿着反击复辟。
从统购统销到农业集体化;从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斗争;这一系政策严重侵犯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因此,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始终有一股反对力量。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高压下,这股反对力量只是一股潜流。身居权力最高层的毛泽东,是会感受到这股潜流的压力的。1958年以后,几千万人饿死,这是一桩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红旗”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使党内对“三面红旗”持怀疑或反对意见的力量成了对毛泽东的离心力,而且离心力有日益强大之势。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对毛泽东的离心力和社会上历来存在的的潜流有合流之势。毛泽东感觉到,他身边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在聚集,一股与他敌对的力量在聚集。一贯奉行“斗争哲学”的毛泽东,随时准备挑起新的斗争。
他选择了八届十中全会这个机会。
八届十中全会是在北京召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预备会开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预备会之前还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的调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
7月25日开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问题。8月6日,毛泽东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 。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会议主题就转为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黑暗风”是指“西楼会议”、“五月会议”以及前后与其相似的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在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多次讲话说:“有些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5日)“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两年了。”“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8月9日)“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8月11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8月15日)“讲困难、讲黑暗已经两年多了,讲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 从毛泽东的这些言论来看,他根本没有接受大跃进以来的教训。1958年冬以后他虽然也做了一些纠正错误的工作,但对这几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于怀。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随。刘少奇不得不对“五月会议”进行解释和自我批评。
这次会上对“单干风”的批判是很严厉的。8月5日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8月6日,毛泽东讲话强调:“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8月9日,毛泽东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批示上严厉批评了邓子恢:“动摇了,对形势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 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揭发批判了邓子恢。随后,撤销了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给了他一个“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虚职。
批判“翻案风”的重点是彭德怀。他6月上交“八万言书”以后,8月22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被认为是向党新的进攻。8月5日,毛泽东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9月1日,毛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 9月3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布置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有批判彭德怀的内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也都受到批判,他们都被迫作了检讨。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为主任。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同时围绕小说《刘志丹》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长征才有了落脚点。创建这块根据地并能活到建国以后的有高岗、习仲勋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高岗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积极搞农业集体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准备作为接班人取代刘少奇 。毛私下同高岗谈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话。因此高岗反对刘少奇,并把毛和他谈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当时力量对比下,高岗没有斗过刘少奇,也使毛被动。1954年,毛就把高岗抛了出来作为替罪羊,而且和高岗没有任何关系的饶凁石捆在一起称为“高饶事件”。在这场斗争中,高岗被打成反党分子愤而自杀身死。 《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说第五稿印成样书送审。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他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看到样书后不同意发表,一面打电话让《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停止连载,一面告诉康生。康生看后说这部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9月8日,在西南组会上,阎红彦首先提出《刘志丹》问题,他说:在当前形势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 。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实际上,习仲勋只是审阅过书稿,提出过修意见,而且反对写高岗。但是在批判“翻案风”时,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几位陕北根据地的干部打成了“反党集团”。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并且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以康生为主任。
北戴河会议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他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一系列的讲话,最后通过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表述如下: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种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刘少奇或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或是出于其它考虑,他对毛泽东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立即紧跟和附和,有些言论,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那里知道,这些话,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也正是为刘少奇设下的坟墓。
1962年10月后,各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接着就是“四清运动”。
四、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则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
为了指导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文件:1963年5月的《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1963年9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物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1965年初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三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一个比一个严峻。《二十三条》又将“四清”的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比原来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在城乡同时进行。
《后十条》是在《前十条》的基础上修订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刘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强调整个运动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由工作组对他们进行清理。在全国各地都派出了庞大的“四清”工作队伍。在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军队干部都进入了“四清”工作队。当时我也作为北京市委工作队的一员,赴延庆县大柏老公社团山大队搞了8个月的“四清”。我参加“四清”时,《二十三条》已下达,这个文件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下乡以前先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总想在村里查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设想村支部书记是一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农村搞“四清”本来是出自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在农村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个说法,通常以为是毛泽东1960年12月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来的,实际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郸的一个报告中就出现过。 当时刘少奇对河北省农村问题很关心,“民主革命不彻底”可能是刘少奇先提出来的。在农村搞一场阶级斗争,把“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的地方夺回权力,这是毛刘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刘在“四清”中出现了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决裂。从表面看,他们二人的分歧表现在对“四清”打击目标、斗争性质上和具体操作实施等方面,从深处看,很可能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权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刘少奇对他不够尊重。
研究“四清”运动,不能回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原来定为一类队(即最好的队)。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这个大队“蹲点”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他们进村时,不是采用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而是像进了敌占区搞秘密活动一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通过五个月的“蹲点”,她发现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党支部书记吴臣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 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开的一次会上讲了她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受到一些人的鼓励。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受挫,刘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势,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有时忘乎所以。6月到8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在十多个省市以“桃园经验”为题作巡回报告。8月1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中央党、政、军机的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这次报告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参加会议的李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刘少奇没有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他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写道: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 “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刘少奇在讲话中不仅吹捧王光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王力在他的回忆中有记述:“他说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这个报告整理一下。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掉了。后来突然少右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王光美的报告不发了。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是李雪峰。” “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毛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的。可是刘少奇8月1日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9月1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桃园经验”,转按语中,强调“桃园经验的的“普遍意义”。
10月12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并提出了对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10月24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天津市委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小站“四清”工作组是陈伯达领导的,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纪等高级干部。这个报告说天津南郊小站地区的政权是由“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刘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夺权”经验。
11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即“后十条”),这个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抛开原来的领导班子由“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来实行领导。等等。
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中,以转发《桃园经验》和《小站报告》影响最大,事后证明,这是“四清”工作组制造的冤案。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使“四清、运动向左倾错误发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错案。不仅一村一社,还在贵州省搞“四清”,把“桃园经验”推广到贵州省。
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南、贵州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刘少奇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刘少奇在昆明的报告中,点名批评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所以,贵州省的“四清”运动非同小可。
贵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去昆明开会的领导们带回两大本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在一两个月时间内,,贵州的大批干部有的停职,革职,有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甚至逮捕,关进监牢”。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的“1964的形左实右”的来由。
但是,从王光美35年以后的著文说,这些不全是刘少奇的错,毛泽东也脱不了干系。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五个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边。”王光美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头汇报了“四清”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后即《桃园经验》。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以示推广,并让王光美到处作报告,还让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
王光美在书里只讲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并由毛批转全国,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是刘少奇很欣赏《桃园经验》。1963年8月19日,刘少奇亲自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在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由于是推荐自己夫人的报告,刘少奇这封信先是抬出“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后面又不伦不类地一连用四个“中央”,看来措辞很艰难。毛泽东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刘少奇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是符合毛泽东当时的看法的。1960年12月,毛泽东就认为大规模地饿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即“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没有肃清。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解决的办法就是“民主革命补课”,即进一步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根据这个精神积极行动。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就送上报告。报告说“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报告介绍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做法:“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既是民主革命补课,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组织处理要坚持初步处理和最后处理‘两步走’的做法,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把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密切结合起来。”1960年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 从信阳地委的报告看,信阳等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和后来四清运动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为三类,问题最严重的为三类。三类社有多少?毛泽东有时说有20% ,但更多的时候说“有三分之一”。 毛泽东在1960年就有这种“三分之一”的判断。1960年11月15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的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他要通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把权力从“国民党残余”的手中夺过来。
从1960年到1961年,针对农村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全国各省都召开“六级干部会”,农村大搞“整风整社”。通过这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对1958年以来的“五风”进行清算。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960年5月21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运动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账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等。陶铸的报告获得毛泽东赏识,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说“广东省委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把农村干部分为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在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头脑不清,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对于前三类,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六级干部会和“整风整社”中清算出来的问题是骇人听闻的。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中记述了不少骇人听闻的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回答:为什么农村干部这么肆无忌惮地摧残农民?这本来应当从极权制度中寻找答案,从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从1958年的政治气氛中找答案。在这种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好人也会干坏事,本来素质很差的农村干部更是肆无忌惮了。但是,毛泽东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分析,认为干坏事的都是阶级敌人,而这些阶级敌人又是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分子。为什么残余分子还存在?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整风整社”实际就是“民主革命补课”。这样,就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已经失去大陆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了。
1960年12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12月25日,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写信给省长李大章。这封信先是转述了毛泽东将农村干部分为“六种人”的意见,接着写道:
主席讲,恐怕90%是好人(后三种人)。请大家研究,前三种人10%是否恰当?要求大家具体分析,因为落后社中也有好队好人,而且坏人的性质不完全一样。另外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把工作搞坏了,把生产搞糟了,究竟占多大面,要各省在这次会上研究。
谈到有些坏人绝了群众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众围起来不准走,不准群众扯野菜等情况时,主席讲:这种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汇报到落后地区,不是刮共产风而是刮国民党风时,主席说:国民党还没有死亡,不仅台湾如此,大陆上也是如此。又讲,这些人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
汇报到农村整风时,主席讲,城市也必须整风,并且同意农村先整、城市整风放后的意见。主席讲同意小平的意见,整风要先分是非,后分敌我,这样就能帮助好人过关,就不会乱。当井泉同志汇报到有右倾倒退的问题时,主席讲,不仅有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有资本主义的问题。又讲,必须把坏人搞掉,共产风要纠,把东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级所有制建立起来,让群众放心。
主席还讲,凡有坏人的地方,必须像通海口一样,派大批确实得力的干部去打歼灭战,搞彻底,搞透,不透必须返工,试点务必搞好。烂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来的力量(工作团)去搞。同时也必须靠本身的70%的基本群众。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风”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 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1960年12月20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
  1. 据群众揭露,这里的“五风”问题十分严重。干部可以随便打人、骂

联邦制更加适合中国国情

通常谈论到这个问题,中共一定是大力反驳的。他们用得最多的陈词滥调,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施行“大一统”的制度形式,联邦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他们当然不会说:“这江山是老子或者老子的爹打下来的,就该老子坐”,“这权力给我带来那多的好处,我傻呀我自己放弃?”。无他,恋栈权势而已,也没必要说得那么大义凛然的。

中国是“自古以来”都实行大一统的独裁吗?假如我们审视一下我们的历史,还真不是如此。从上三代说起,那就不是实行中央领导一切的大一统制度的,那时候实行的是分封制。夏商周天子以五等爵位分封天下,各路功臣得到爵位以后,都建立自己的诸侯国。有自己的军队、警察,自己的宗庙社稷,简单说就是高度自治,不过向天子称臣纳贡而已,地方事务都是自己说了算的。所以上三代存活的时间,要远远长于后代施行郡县制的朝代。

秦始皇是第一个自称为皇帝的帝王,也是第一个施行全国性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朝代,而秦朝存在的时间也就二十多年,短命得不值一提。转到两汉,两汉实行的是分封制与诸侯制并存的制度,所以汉代也是实行皇帝制度以后享祚时间最长的朝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除了西晋短短数十年的中央集权时代,几百年间中国完全处在分裂状态。

到隋唐中国复归统一,但晚唐以后实际上也是节度使军阀割据的状况。然后到两宋的数百年,宋朝实际上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西夏、辽、金、蒙古等北方一直割据中国,南宋更加是一个很小很窝囊的小朝廷。元代时间不长,而且统治的是蒙古人。一直到朱元璋复归统一,两百年后,国家被女真人重新统治,直到清灭国家又分裂了,一直到中共重新统一国家。

我们清算一下历史,会发现根本没有一个中国自古以来就实行大一统制度的事实,中国自古以来处在分裂状态的时间远远长过统一状态的时间。至于什么是中国国情,中共也根本不是什么权威解释人。他们自己的事情都做得一塌糊涂,哪里来的资格做解释中国国庆的权威呢?难道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民比较符合中国国情?难道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比较符合中国国情?难道环境高度污染、国民收入悬殊、政府极度滥权自肥更加符合中国国情?

为什么我说联邦制更加适合中国?因为中国的疆域实在太大,国民数量太多,各地情况太过悬殊了,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行政费用太高了,以至于高过我们能够承受的程度了。以目前的中国而言,一切主要行政、司法、立法权力全部集中在北京,北京有权力管制整个中国的一切事务,而制定一切政策的权力也在北京,实际上这是极端不合理的。

中共一向用来欺骗国民的一个洗脑观念就是:中央制定的政策是很好的,只不过地方官吏实行起来走样了,所以一切失误都是地方官吏的。实际上这说法非常愚蠢,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制度是适用于整个中国的。广东的情况与西藏的情况差别大吗?太大了,地理环境 、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完完全全不一样,北京要统治如此庞大极度差别的国家,要做好大部分的事情根本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地方,即便仅仅是北京的中央部门,中共都无法实现有效管制。就说公务员不再实行福利分房吧,最近曝光的新闻是几乎大多数中央部委都在实行变相的福利分房,政策根本就没有得到有效实行。所谓“令不出中南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中共中央连中央政府的机构都无法有效管制,又怎么可能有效管制那么大的中国呢?

所以才天天说反腐,而官员的腐败程度与日俱增,中国的任何一个大一统朝代都不曾实现基本杜绝官员腐败,中共同样不可能做到。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到中晚期都是官员乃至于整个社会极度腐败、堕落,社会矛盾尖锐对立,到最后重归分裂割据,覆灭而新政权建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共能够实现长久执政,而中国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

所以,中国要实现长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必须实行地方高度自制,也就是联邦制。中央不再具体管理地方事务,中央政权只管理国家事务,如外交、军队、中央银行,地方政务交由地方官吏管理。地方政府不接受国家政府的节制,而交由地方议会、地方司法系统监督制约,而地方官员、议员、司法官员由地方国民选举产生。只有这样才是中国走出数千年治乱轮回的唯一道路,否则中共必亡,不亡于国民,而亡于对权力的恋栈,对国家的缺乏忠诚。